发表于《蒙古学研究年鉴2012年》，2013年12月。
回顾2012年，蒙古族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理论建构、经典作家作品重释、地域文学研究以及文本阐释方面取得了持续进展，呈现出强劲态势。
一、理论建构：民族文学研究的宏大目标
学理思考、现象概括、本质探讨、理论创新乃是民族文学研究的宏大目标，所有文学研究活动和实践均服务于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有了理论体系或理论化的学说才能恒定存在，成为永恒的文化传统。
乌日斯嘠拉教授一直推崇蒙古族现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和统计学研究，试图用数据探讨文学发展、演变规律，为蒙古文学研究提供另一种解读路径。在其《2009 年蒙古族文学研究热点与主要进展》（《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1期）一文，运用统计学方法，对2009年来自58家机构的233位作者在45 家期刊上发表的346篇论文进行了分类和分析。笔者认为，高校教师是蒙古族文学研究队伍中的主力军，有37所高校的教师撰写了299篇论文，占总量的86%。在发表蒙古族文学研究成果的45家期刊中，高校学报22家，占49%; 综合期刊19家，占42%；专业期刊仅4家，占9%。而期刊中尤以《中国蒙古学》、《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版) 和《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等10种期刊为蒙古族文学研究活跃的期刊，总计发表论文258篇，占全年总量的75%。在研究主体所处地域中，内蒙古为蒙古族文学研究的核心地区，总计发表论文234篇，占总量的67%。在研究蒙古族文学的人员中，从事现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者占了近八成，而蒙古族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却相对冷清，其研究成果仅占16%，研究主题也相对分散。在现当代作家作品、英雄史诗、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蒙古民歌、异域因素成为当年蒙古族文学的研究热点。回顾总结、文学思潮、报刊文学、作家研究、诗歌小说、地域文学、叙事民歌、民间艺人研究等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在史料挖掘、理论探索、汉语创作以及学术批评等研究领域亟须深化和扩展。
宝音涛克陶教授是地域文化、文学研究专家，长期从事科尔沁文化和文学研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他的《蒙古族乡土文化与乡土文学》（《中国蒙古学》，2012年第4期）一文，基于蒙古族地理位置、部落分布、地域经济社会以及蒙古文化的发展状况等综合因素，把中国蒙古族地域文学分为西部带文学、中部带文学、东部带文学等三个文化区域。西部带文学，包括卫拉特——新疆文学、和硕特——青海文学、肃北——甘肃文学、阿拉善——额济纳文学；中部带文学，包括鄂尔多斯——伊克昭文学、乌拉特——乌兰察布（巴音淖尔）文学、察哈尔——锡林郭勒文学、巴林——昭乌达文学、巴尔虎布里亚特——呼伦贝尔文学；东部带文学，包括科尔沁——哲理木（兴安）文学、土默特蒙古贞（喀喇沁）——卓索图文学、郭尔罗斯——吉林文学、杜尔伯特——黑龙江文学等。这种地域文学的分类虽然有待商榷之处，但是蒙古族地域文学研究领域抛出了重磅炸弹。
满全（道日那腾格里）的《有关内蒙古现代文学的几个问题》（《中国蒙古学》，2012年第5期）一文，基于蒙古人的自身发展特点、蒙古社会的转型、游牧文化的变迁、文学发展演变规律，将蒙古文学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提出了三段发展论的新观点。一是古代蒙古文学——从未知时期至公元13世纪初。所谓古代，指的就是文字产生之前的阶段。也可以把它称之为神的时代，或者原始崇拜主宰的时代。原始崇拜是古代蒙古文学的核心精神。该时期的文学是原始崇拜活动的一种附属品，即原始崇拜——仪式、祭祀活动的一种形式而存在来着。文学、仪式、祭祀融为一体，构成了原始崇拜形式。此时的文学创作不是为了满足古人的审美需求而进行，而是为了现实需求——完成古老仪式、祭祀而进行。古代，又是口传时代。所有的知识、经验、文学均以口耳相传。因此，古代蒙古文学便是口传文学，《江格尔》是其代表作。二是近代蒙古文学——从公元13世纪至20世纪初（1911年）。所谓近代，指的就是文字产生之后的阶段。有证据表明，蒙古族至少公元13世纪初就有了文字，文字给蒙古族带来了文明的曙光。近代，也可以称之为半神半人的时代，或者启蒙的时代。启蒙思想是近代蒙古文学的核心精神。该时期的文学是历史叙述的一种附属品，即文学是以叙述传说、记录历史的一种形式而存在来着。文学、传说和历史融为一体，构成了历史叙述形式。此时的文学创作不是为了满足近代人的审美需求而进行，而是为了现实需求——叙述历史而进行。近代，又是口传传统逐渐减少，书面传统逐渐增多的时代。《蒙古秘史》是其代表作。三是现代蒙古文学——从二十世纪初（1911年）至今。所谓现代，指的就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阶段。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人的时代，或者科学主宰的时代。现代化，或现代性是现代蒙古文学的核心精神。该时期的文学是共同体权力的一种附属品，即文学服务于共同体想象的利益和权力而存在来着。期间形成文学与政治联盟，随着时政的变迁，时而紧张时而宽松，但是现代文学从未摆脱权力的控制。因此，出现了作家是党的喉舌，民族的代言人之类提法，从中不难看出，现代人把文学活动理解为与国家——民族利益有关的事业。现代，又是现代媒介主宰的时代。
他的另一篇论文《蒙古诗学：创新与建构——以基本概念、知识谱系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12年第4期），从基本概念的清理着手，对新时期蒙古诗学知识资源、逻辑法则、研究模块、主要成就进行了考察和阐释。笔者认为，目前在蒙古族文学研究中诗学有三种概念，即诗歌理论、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根据诗学研究对象的不同，便分为四种：理论诗学、文本诗学、历史诗学和比较诗学等。蒙古诗学概念理应内涵与外延之分，蒙古诗学内涵，即蒙古族文人对民族诗歌（或文学，或文化）相关的研究活动，其中研究主体为蒙古族文人，研究客体为蒙古族诗歌实践。蒙古诗学外延，即蒙古族文人对其它民族诗歌（或文学，或文化）相关的研究活动，其中研究主体为蒙古族文人，研究客体为非蒙古族诗歌实践，或者非蒙古族文人对蒙古族诗歌（或文学，或文化）相关的研究活动，其中研究主体为非蒙古族文人，研究客体为蒙古族诗歌实践。笔者还指出，本土资源和外来知识构成了蒙古诗学知识谱系，宇人合一、文人合一、二元对立为蒙古诗学知识体系背后的逻辑法则。自改革开放以来，蒙古族诗歌及诗论研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创作论、本体论、文本论、思潮论、批评论、发生发展论等六种模块。在这些研究领域中，已相继出版许多富有特色的研究专著，其主要成就体现于蒙古诗歌美学体系、结构体系的勾勒和描述以及蒙古诗歌本质特点的概括、史诗程式体系的发现等。
海日寒的《现代转型与蒙古族文学》（《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12年第3期）一文，从澄清现代化、现代性、现代转型等基本概念着手，对蒙古族文学的现代转型进行了考察和分析。笔者认为，蒙古族文学的现代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萌芽期（1902-1946年），调整期（1947-1978年）和繁荣期（1979-至今），期间产生了启蒙主义文学、国家文学、民族化大众化文学、文学启蒙、多元化、网络化等文学现象。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型、诗学规则的现代转型、美学理念的现代转型、文化经验的现代转型、文学存在方式的现代转型为蒙古族文学现代转型中出现的五大新特点。
孟和乌力吉著《蒙古文文论理论建构》（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年）一书，着眼于宏观的文化视角，审视、梳理了二十世纪前半叶蒙古族文学理论遗产，对其文化语境、理论思考以及文学创作、思想改良等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地阐释和评述，从而基本勾勒出其历史发展概貌。该书有以下特点：一是选题具有学术价值并富有挑战性。二十世纪前半叶是蒙古社会光明与黑暗、危机与拼搏共存的特殊年代。对其文学理论遗产的搜集、整理，乃至研究，难度大、困难多。具体表现为不但资料匮乏，有限资料的存在方式既复杂又多样，因此研究手段和内容亦涉及多学科诸领域。二是本书解决了蒙古族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几项重大问题。（一）对其历史概貌与发展规律的描述、概括：笔者通过敏锐观察、细致思考、严谨推理，准确地描述了二十世纪前半叶蒙古族文学理论的历史概貌并科学地概括了“文学创作—综合研究—作品研究—理论探究”的发展轨迹。（二）对经典观点的挖掘与阐释：二十世纪前半叶是蒙古社会的转折期，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统治地位的宗教思想和信仰逐步走向没落，新兴的科学思想和观念迅猛传播的历史转型期。诸多文献资料表明，二十世纪蒙古族文学理论在发展历程中受到强烈而巨大的功利主义干扰，造成了文学理论遗产的存在方式既复杂又多样。笔者通过挖掘、清理，对代表性观点予以阐释。其阐释依据来自于文化学、文艺学、政治学、论理学、心理学、生态学、生理学、宗教学、医学、人类学、经济学、逻辑学、社会学、传播学等诸多学科。这符合于现代文学理论遗产的存在方式和现代知识结构的混合性。（三）对理论术语和话语的还原与解释：术语是一种命名，命名代表对事物的认知度。命名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研究结果。所谓文学理论体系就是成千上万术语联合体，从这种意义上讲，术语代表着一种思想、一种倾向、一种策略。该专著采用探源、考证、描述手段，对诸多理论术语和话语的发生、发展、演变进行还原、描述和解释。术语或话语均隐含着文化历史内涵，其发展过程中文化内涵亦发生变化。所以，还原其原义，阐释其派生义，描述其发展轨迹也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四）对文化语境和文化精神的描述与总结：文化语境是已消失的现实或被破坏了的现实。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是蒙古族新文化或现代文化的发生期，科学、民主、启蒙、开放、革新成为时代主题。论文基于大量可靠资料，准确地勾勒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化语境，认为“承接、探索、选择”是贯穿于蒙古族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思想。三是研究立场、方法得当。该专著着重选择人文主义研究立场，对文学理论遗产进行了人文化的评述和阐释。对二十世纪前五十年蒙古族文学理论而言，人文主义研究立场最为贴切。因为，当时的很多文人不是为了文学而研究文学，是为了文学以外的东西，即为新文化建设，偶尔谈及了文学相关的问题。与之相反，以往的蒙古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以突出外来影响居多，其结论此乎外来文化塑造了蒙古族文学理论历史概貌。本文克服这种研究立场，重视传统文化，用蒙古文化思想与话语评述了本民族的文学理论遗产。另外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交错运用了阐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诸多方法。
包英华的《蒙古族现代小说社会性别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以社会性别视角，结合现代认同问题，研究了内蒙古地区蒙古族现代小说叙事中的性别意蕴。笔者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了现代小说叙事中的性别问题。一、论述了启蒙话语中，提倡女性教育的精英分子（男性知识分子），在小说叙事中以“外来者”的主体身份形象，引领传统女性步入现代社会（1903—1949）过程。二、阐释了现代国家主义（1949—1980）政治话语中，“外来者”以共产党或革命人士身份出现，女性用情爱方式步入革命行列；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党成为“象征性父亲”，引领人民步入强盛时代。因此，小说叙事中塑造了数量可观的“铁姑娘”形象。政治引领一切的时代，传统性别秩序受到冲击，象征着性别的模糊甚至性别被否定。三、探讨了随着“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小说叙事中“外来者”身份又转换为男性知识分子。民族认同意识的复苏催生了男性知识分子主体身份的回归，女性的自然功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女性身体（1980年以来）成为欲望的对象。四、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后，男性叙事中为了塑造男性形象，唤醒民族精神，女性形象自然而然参与进来，并显现出回归传统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女性叙事中未否定传统女性形象，并结合于传统与现代精神，塑造了新时代的“知识型铁姑娘”形象。这意味着蒙古族女性叙事中“女性意识”尚未凸显出来。笔者通过大量具体文本分析，提出了社会性别的解构是表面，强化是本质的见解。本专著是蒙古族文学研究中首次引入性别视角的论著。
南丁的《新时期以来蒙古族作家的“边界写作”特征》（《作家》，2012年第18期）一文，以新时期蒙古族汉语小说家作为研究对象，从民族意识、创作语言和文化身份方面对其进行考察，把他们的写作状态描述为“边界写作。”笔者认为，处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人们在文化心理上的不确定性状态日益增多，各种文化景观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在多元的文化交流以及“大——小”文化的碰撞中，“漂泊”“中间状态”已不再是单纯的外在习俗和语言的“杂糅”了，而是更能体现出深层的心理结构与民族意识。这种漂泊的状态既是政治统一体的文化格局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也是作家自身要求符合文化格局的主动行为心理。此种临界创作文本也成了作家本身追求创作突破的窗口。这种主流文化氛围让少数民族作家与其民族身份之间有了一定的疏离效果，形成一种批判审视的距离。让他们具有了观察事物的另一种视角，即从古老的民族传统观察今天的现代社会；从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身民族的现状及未来。
二、经典作家作品重释：描绘民族精神地形
经典作家作品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地形。重读、重释、重构经典作家作品是文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重读、重释、重构活动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魅力予以激发和传播，使她永远伴随于民族共同体，这就是经典化过程。
巴•格日勒图的《20世纪科尔沁籍三位文学家》（《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12年第1期）一文指出，在内蒙古现当代文学创作领域中有不少科尔沁籍文人，其中不乏影响于整个民族母语文学发展走向的大作家。根据他们的社会影响，文化地位，作品质量和影响力，艺术成就以及对民族文学做出的贡献，克兴额、葛尔乐朝克图、杜嘠尔苏伦为其中的代表。克兴额是创作与翻译兼备的启蒙家，他为蒙古族文学做出如下贡献。一是撰写精短、尖锐的评论、论文，或者序跋之类的文章，探讨了时政、文学、教育等诸多问题。二是撰写了反映汉族古近代政治、哲学、伦理以及学问方面的散文。三是创作了不少精美短诗。葛尔乐朝克图是蒙古语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军旅作家，善于写作、评论、翻译、编辑的多面手优秀作家，并对民族文学事业培养出诸多新人的文化巨匠。他的小说语言精练、构思巧妙、意蕴深刻而著称。杜嘠尔苏伦是创造独特艺术世界的老诗人，其诗歌具有精短、有力、悠扬、深意等特点。为蒙古语诗歌质量的提升他做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额尔敦哈达的《情至意尽——文学恒久的追求》（《金钥匙》，2012年第1期）一文，对老一辈诗人杜嘠尔苏伦的诗歌创作进行梳理和评述。笔者认为，杜嘠尔苏伦的诗构思巧妙，题材广泛，富有古典诗歌的韵味，在蒙古族当代文学中占居重要地位。他的另一篇论文《巴•格日勒图的文学创作之路》（《金钥匙》，2012年第6期），以传记学和文本细读方法，对作家、学者巴•格日勒图的文学创作道路予以梳理和评述。笔者从生活道路、学校教育、读书阅历、时代语境中寻求巴•格日勒图步入文学创作行列的原因，并指出1957-1966年为其文学创作初步阶段，1966-1979年为其文学创作发展阶段，1979-至今为其文学创作深化阶段。
满全（道日那腾格里）的《文化领导权与诗人角色》（《草原•文艺论坛》，2012年第1期）一文，以社会主义蒙古族诗歌的巅峰之作——《生命的礼花》为经典重释对象，在其文本意义结构——新秩序与新文化、文本审美特点——抒情模式与抒情风格予以重新解读。笔者认为，毫无疑问，当时的内蒙古文坛进行着浩浩荡荡的一体化、规范化工程。在这过程中知识分子作家们来到人民中间，与他们一起唱起了欢庆的赞歌。当时诗人虽然面对人民大众的喧嚣、狂欢而作诗，但他的诗作明显流露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清新、典雅、凝练、理性气质，有别于人民大众那种欣喜激昂、欢呼喧腾的歌声。该长诗彰显着清新、灵巧、细腻的风韵。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抒情长诗《生命的礼花》代表了社会主义蒙古族诗歌的顶峰，时代塑造了诗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既定了诗人角色。
杨晓华的《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版本考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一文，从版本学的角度对《在茫茫的草原上》和《茫茫的草原》的版本及其副文本（包括封面、扉页、版权页等）的流变进行考证，力图分析其流变的意义。笔者选择其初版（1957年版）和修改版（1963年版）予以核对、比较，认为修改达230余处（统计方法是：重复修改未单独计算，如洪涛被苏荣代替处很多，只计其一；大面积修改或重写的与某一词、句子的修改一样皆计为一处），主要集中于删除洪涛、淡化情爱、模糊部分史实、加大阶级意识和民族团结等四个方面，其背后捉弄的是当时的政治风云。
田丽的《葛尔乐朝克图启蒙思想论》（《金钥匙》，2012年第4期）一文，以葛日勒朝克图启蒙思想的形成及表现形式为探讨对象，对已故作家葛日勒朝克图社会思想予以考察和梳理。笔者认为，葛日勒朝克图的启蒙思想表现于对民族处境的正确判断，勿忘本思想以及民族平等观，民族昌盛观方面。
查娜的《郭雪波小说中的生态意识》（《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12年第3期）一文，以文本细读、社会批评方法，对蒙古族汉语作家郭雪波小说进行了探讨。笔者指出，郭雪波在其小说中描写了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并试图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人类如何克服生态危机，走向保护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一努力反映了生态小说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
三、地域文学研究：试图完善民族文学的地理版图
有的学者指出，文学史书写，或者研究有三个纬度，即时间纬度、空间纬度和语言纬度。很显然，地域文学研究属于空间纬度，彰显地理环境、地域元素。如果将要完整描绘民族文学的完整版图，必须事前细致研究地域文学。2012年不少学者关注了地域文学的发展现状。
斯琴夫的《德都蒙古当代文学发展综述》（《柴达木开发研究》，2012年第6期）一文，从文学期刊，作家队伍，母语、汉语、藏语创作情况等方面，综合分析了青海蒙古族文学现存状况。值得关注的是本文触及到当代蒙古族作家的藏语创作情况。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河南县出现了十多位比较有名的作家，他们大部分人仍然主要用藏语进行创作，也有一部分人同时用蒙、英、汉等语种进行创作。其代表性作家为龙智博、次仁顿珠、江瀑（原名道尔基次仁）、德吉卓玛、达赞布（原名才让扎西）、乐•孟克（原名尕布曾）等，他们为青海民族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勒•乌苏荣贵的《评历史长篇小说<神奇的青海湖>》（《金钥匙》，2012年第3期）一文，从人物、社会环境的塑造，民族传统习俗的展示，方言的使用，民间文学的吸收，宗教文化历史的挖掘，民族团结主题的弘扬等方面，对青海省首部蒙古语长篇小说进行分析和解读。笔者认为，长篇小说《神奇的青海湖》引起众多读者的关注，社会反响强烈，其主要原因为该小说反映了青海蒙古人的艰辛而独特的一段历史，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共鸣。
格•金肯的《崛起的阿拉善诗群》（《金钥匙》，2012年第3期）一文,集中讨论了阿拉善九位诗人的九部诗集。笔者认为，九位诗人的诗作不仅有个性，又有共性。如有积极向上的主题思想，正在逐步形成各自的艺术风格，诗歌内容没有空洞的歌颂，内敛而饱满等等。
阿拉坦巴根的《新疆卫拉特蒙古族小说批评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12年第3期）一文认为，三十多年的新疆卫拉特蒙古族小说批评不仅在小说主题、小说人物形象研究方面得到深入和突破，并对批评模式、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地域文化心理、小说语言修辞的研究方面有所进展。
艾美华的《传播与发展：新疆蒙古族文学的当代传承与演进》（《文学界》，2012年第3期）一文，以传播学和统计学视角，对新疆蒙古族作家队伍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笔者认为，将新疆蒙古族当代文学大致可分为“‘文革’前的19 年文学”、“‘文革’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等三个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共有116 位作家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过文学作品。其中，上世纪五十年代有21位，六七十年代有25 位，八十年代增至43 位，到九十年代则达到110 位。进入新世纪后，又有一些新生代作家崭露头角。新疆蒙古族当代文学表现出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民族特色、游牧文化特色等，称为人们关注的文学奇葩。
四、文本阐释：挖掘文字背后的精神内涵
文本阐释是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一种解读形式。2012年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文本阐释文章，研究者们运用不同视角和方法，考察、解读、梳理、判断、挖掘文字背后的精神内涵、艺术特征和审美追求，试图寻找规律性的东西。
巴•苏和、特日乐的《论蒙古族文学的大自然及生态主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一文，以主题学视角，对蒙古族文学作品中的大自然及生态主题进行分析和梳理，认为从萨满教祭词、神歌到蒙古族长调民歌，再到蒙古族现当代文学创作中，始终贯彻着一种主题，即敬畏大自然、爱护大自然，追求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主题。
敖敦教授是为数不多的散文研究专家之一，其文精锐、前卫、扎实为著称。她的《从文化危机到文化战略》（《金钥匙》，2012年第1期）一文，运用统计学、文本阐释、社会历史批评等方法和视角，基于2010年各文学期刊上刊载的348篇散文作品，对近几年的蒙古语散文创作现象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考察和解读。该文指出，2010年的散文创作，以明快的叙述、朴实的笔调，反映了现实困境、文化转型，心灵创伤，为继承、保护、发展日愈萎缩的本土文化敲起了警钟。从作者成分看，诗人、小说家以外，工人、学者、牧民、农民、大学生以及中学生都参与散文写作，让人感觉到大众化时代全民写作的浩瀚氛围。某些期刊开辟新专栏，提供了对社会热点、历史盲区、文化现象发表自由言说的平台。
娜弥雅的《论蒙古族生态小说的特色——以新时期以来代表性的小说作品为例》（《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12年第6期）一文，以生态学、叙事学、社会学视角和方法，对蒙古族蒙古语生态主题小说兴起的深层原因，生态主题小说中出现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思维定式，生态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满全（道日那腾格里）的《蒙古语诗歌：2011年》（《文艺报》，2012年3月2日；《花的原野》，2012年第4期）一文，以2011年《花的原野》所刊载的诗歌为中心，着眼于三个中心、三股潮流、三个主题词，梳理、阐释和总结了2011年度的蒙古语诗歌创作基本状况和总体趋势。笔者认为，根据统计数字来看，当下蒙古语诗歌创作势力集中分布在呼和浩特、赤峰和锡林郭勒地区，这就是当下蒙古语诗歌创作的三个中心。呼和浩特是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富有文人气派和理想色彩的城市，这里居住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艺青年。赤峰是养育文学巨匠的故乡，有厚重的文学底蕴。锡林郭勒是游牧文化的北花园，其诗歌以天人合一、中和之美、幽美语言为著称，保存着蒙古语诗歌的原汁原味。作者通过考察、分析、归纳大量文本资料和创作信息后指出，在2011年蒙古语诗坛上有蠢蠢欲动的三股潮流，那就是嘎查、苏木诗人的创作热情、文学研究班学员的创作冲动和异军突起的网络文学书写等。作者还认为，文化认同、现代经验、叙述主义是2011年蒙古语诗歌的三个主题词。纵览2011年蒙古语诗坛，诗人们以不同视角、不同风格的文本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的关注和思考。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土著文化自然成为了2011年诗人们备受关注的诗歌话语和诗歌主题。在2011年蒙古语诗歌创作中，书写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困惑、内心世界的作品占居相当比重。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现实困境，逐渐冲击着现代人的精神堡垒、价值体系、道德规范和审美追求，一切仿佛在被重新设计、从头再来的过程中。求变，成为了时代的一种标签。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蒙古语诗歌着力表现复杂、不安、骚动的现代人的社会心理，记录着时代变迁。在抒情诗中如何处理现代经验，如何运用新的叙述手法，是当下蒙古语诗歌创作的两条探索路径。蒙古语诗歌中叙述主义的盛行，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和现代经验的书写有关。叙述主义，虽然为诗歌内容的扩展、张力以及处理现代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损毁了诗歌的崇高性、音乐性和情感色彩。
哈申高娃著《蒙古文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与蒙古人的历史意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采用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和阐释学方法，对从1984-2008年间公开发表、出版的43篇蒙古文历史题材长篇小说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概括出其承载的历史意识。笔者根据长篇小说叙述内容，将其分为四大类予以考察。其一是蒙古帝王丰功伟绩的叙述，这些长篇小说承载着崇拜黄金家族、可汗、帝王的历史意识；其二是萨满、喇嘛宗教活动的叙述，这些长篇小说在价值判断上基本否定宗教活动的态度，表露出消解宗教迷信的历史意识；其三是王公贵族历史命运的叙述，这些长篇小说一方面批判、痛斥残暴、贪婪王公贵族的同时，另一方面流露出拥戴、期盼英明、清廉王公贵族的历史意识；其四是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的叙述，这些长篇小说反映了崇尚英雄主义、崇拜勇士的历史意识。
黄金著《蒙古族现代诗歌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年）一书，采用诗学、文艺学、美学、社会学、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以蒙古族现代诗歌文本为研究对象，追寻蒙古族现代诗歌的发展轨迹，探讨了蒙古族现代诗歌之文化多元意识、审美追求、形式创新、外来影响以及发展变化的总体特征。笔者认为，蒙古族现代诗歌通过发生（1921-1930）、形成（1931-1945）、发展（1946-1949）等三个阶段构筑了自身的独特的体系。现代蒙古文报刊是现代诗歌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载体。现代蒙古文报刊不仅为蒙古族现代诗歌的生成、传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且对它的艺术审美、艺术风格的形成和诗人队伍的壮大产生了重要影响。蒙古族现代诗歌文化意识在现代社会历史背景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丰富内涵。在艺术审美方面，现代诗歌中出现了具有深层次意义的象征诗，对抒发内心情感的表现方式有了新探索，使得现代诗歌的审美追求提升到了新的层面。启蒙意识以自己特有的倾向性和鼓动性，影响了蒙古族现代诗歌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现代蒙古族诗人的启蒙思想对现代诗歌启蒙主题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涵。本文作者还指出，蒙古族现代诗歌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蒙古族民间诗歌曲调形式和传统训喻诗的哲理意蕴，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汉藏古代诗、日本、苏联及蒙古国诗歌的滋养，逐步形成了自己艺术风格。蒙古族现代人群在继承本民族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新的艺术形式，为蒙古族诗歌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该专著是蒙古族现代诗歌整体研究的首部著作，作者发现、运用大量新史料，准确地概括蒙古族现代诗歌发生、发张轨迹，并回答了蒙古族诗歌从古代形态走向现代形态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扩充了蒙古族现代诗歌史料与理论维度。
蒙古族文学研究中戏剧、影视文学研究历来处于薄弱状态。达•毕力格图是为数不多的戏剧研究专家之一，他的《有志者事竟成》（《金钥匙》，2012年第3期）一文，以全区首届蒙古短剧有奖比赛参赛作品为研究对象，从主题思想、艺术追求、审美特点等方面进行梳理和探讨。本次比赛中参赛作品共84部，其中现实题材的作品有56篇，历史题材的作品有28篇。其特点：一是弘扬时代主旋律，反映草原文化核心价值观，与人民大众、时代、现实生活密切贴近的作品；二是构思新鲜，形式新颖，有所创新意识，提高和发展了民族传统文艺的作品；三是突出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丰富了蒙古剧的表现手法的作品。
玉兰的《性别视阈下的英雄救美人母题》（《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12年第5期）一文，以性别视角、性别理论，对当代蒙古语小说男性叙事中出现的英雄救美人母题进行了广泛考察和深度阐释。笔者认为，英雄救美人母题受制于男性性别群体潜意识，或者深层心理结构，并以救赎困境中的女人、惩罚“出轨”女人和消灭外来血统的隐患等过程来完成着叙事。
韩晗的《论当代蒙古族小说的审美特色》（《兰州学刊》，2012年第2期）一文，结合对一系列蒙古族当代小说名篇的分析与总结，从审美主体、审美对象和审美追求三点出发，总结出蒙古族当代小说的审美特色。笔者认为，蒙古族当代小说的审美主体有着豪迈、朴实与辽阔的特质，审美对象则是以草原风景、战争与民族现代性这三重民族性元素为主，而“民谣风格与史诗叙事的结合”与“历史思考与现实批判的交错”则构成了当下蒙古族小说的审美追求。藉此，笔者进一步推断: 蒙古族当代小说在审美特色上呈现出长于抒情，自然清丽，正义果敢的特点。
莎日娜的《探求史实真谛的孤独智臾——月光》（《金钥匙》，2012年第6期）一文，从纯爱之光芒，心底流淌出来的哭泪，文化之旅的美文等三个方面，对青年作家、学者叶尔达的长篇散文《宇宙尽头的月光》进行了解读。笔者认为，宇宙尽头既是永恒之真，又是永恒之无。永恒之无归宿于永恒之真或真实，因为，永恒之真或真实永远存在于无限时空中。
策•朝鲁门的《游牧人的情怀、知识分子的忧患》（《金钥匙》，2012年第3期）一文，以从心灵深处涌溢出来的挚爱之情，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中流露出来的知识分子忧患，对故土的思恋中涌现出来的游牧人情怀，从传统思维中凝练出来的语言技巧等四个点上，对已故青年诗人、节目主持人嘠•青巴特尔的文学作品予以分析和阐释。笔者认为，其作品有柔美而内敛、悠扬而深刻、朴素而深沉特点。
《金钥匙》2012年第5期以专辑形式，刊载了青年诗人宝龙作品研讨会的一组文章。其中海日寒的《理想之光照亮生命之旅》（《金钥匙》，2012年第5期）一文，以生命日志，人与诗的合一，对自我的想象，从抒情陈述道理性沉思等四个点上，其诗歌创作予以梳理和解读。仁钦道尔吉的《科尔沁诗歌中的地理景观》（《金钥匙》，2012年第5期）一文，以乡土文学理论、方法和视角，对宝龙诗歌创作进行了评述。笔者认为，宝龙的诗歌具有浓郁的科尔沁乡土特色，是科尔沁诗歌文本的一种典型。其诗歌在关注现实的疾苦、表现内心的忧伤、寻觅精神家园、交错运用叙述与抒情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色•敖特根巴雅尔的《孤独悲伤的存在，或者自由言说》（《金钥匙》，2012年第5期）一文认为，孤独悲伤是抒情主体的存在方式，诗性王国中的自由言说是克制、超越孤独悲伤现实的路径，从而诗人在理想化境界中得到了超脱和满足。雅•查干牧人的《逆向思维及颠倒的世界》（《金钥匙》，2012年第5期）一文，从创作心理视角，对宝龙诗歌创作历程进行了分析和解读。笔者认为，诗人宝龙的艺术思维是逆向思维，其诗作产生于逆向思维，因此，其诗歌世界是颠倒的世界。逆向思维是宝龙诗歌创作的内核元素，又是其诗歌与众不同的原因，进而探讨了逆向思维的形成、逆向思维的表现形式以及逆向思维的局限性。
内蒙古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的《草原•文艺论坛》，于2012年秋季创刊，对于内蒙古文学艺术界来说，这是一则喜事、大事、盛事，从此，包括蒙古族文学研究在内的内蒙古文学艺术研究又有了新平台。
铁木日真的《震撼心灵的生命诗章——评瓦•赛音朝克图的诗歌》（《草原•文艺论坛》，2012年第1期）一文，从作为文化寓言的诗歌、作为个体反抗的诗歌和作为灵魂剖白的诗歌两个方面，对青年诗人、学者瓦•赛音朝克图的诗歌进行了整体考察和分析。笔者认为，瓦•赛音朝克图的诗歌既是个体反抗的文化寓言，更是表现灵魂的苦痛，挖掘丰富复杂的人性的富有内省精神的本我镜像。其中渗透着诗人的独特生命哲学和深邃的存在主义关怀。
查娜的《抒情选择与心灵镜像——满全诗歌中的精神建构》（《草原•文艺论坛》，2012年第1期）一文，从诗、史与思的交融，灵性的呼唤与理性的回归，理想、现实与坚持等三个方面，对青年诗人、学者满全（道日那腾格里）的诗歌进行了整体评估和阐释。笔者认为，满全的诗歌兼具浪漫情怀和尚智追求。他对事物本质的智性把握，使诗思在历史文化、社会现实和生命价值的沉思中自由穿梭，在纵横捭阖几千年的同时，打开了作品的广阔空间和深厚意蕴。
纵览2012年的蒙古族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理论建构、经典作家作品重释、地域文学研究以及文本阐释方面取得进展和收获，但是总体上有所乏力，低水平重复研究文章占居不少期刊版面，有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新理论的论文为数不多。(作者：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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