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英：殖民地统治与大量虐杀

——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新视野
该文转自“南蒙古时事评论”网站。作者杨海英，1964年生于内蒙古，1989年赴日本留学，专攻文化人类学。现任日本国立静冈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虐杀的记录》上、下（岩波书店，2008，见图）等。译者吉普呼兰，南蒙古人，现居日本。转帖中的黑色字体的颜色为博主所强调。

日本学者清水昭俊在分析作为一种思想的人类学在殖民地状况中所经历的变迁时指出：“收集‘正在消亡’的‘原住民’以及‘原住民文化’的、残留至今的零散资料。后世的人类学者称这种研究状态和方法为”抢救（salvage）人类学“，因为他们只专心致志地对于残留很少的幸存物进行抢救。……抢救人类学家们希望，为了有利于包括自己在内的‘文明’，设法从‘文明’正在被消灭的人们那里，接收他们曾经保持到最后的文化遗产并使之成为己有。从使自己得以成立的认知准备而言，抢救人类学完全是文化的殖民性掠夺”1。

清水昭俊通过论述“被忘却的远方的马林诺夫斯基”，梳理了人类学与殖民地统治的关联2。他所指的殖民者，并不是仅仅包括欧美和日本，中国也是其主要对象。对于近代以前的“中华”及其周边世界的阶层构成，清水指出：历史学家仅仅使用具有价值意义的术语“华夷秩序”来表现，而对于使用“帝国主义”或“殖民地统治”进行表述则很谨慎。然而，其后，只是以作为主权国家而独立的各个国家为单位去分析“中华”世界的话，这样的历史阐述是不妥当的。因为，对于那些在近代以前被强行纳入“中华”世界的地域，历史学家们只是追究帝国主义所实施的殖民地化以及其后的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而没有更多的关注介入于其中的、民族间的压迫关系3。

清水指出，中国的“华夷秩序”与西欧近代的帝国主义是连续性的。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课题，即中国在宣布“从西欧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了人民”之后，对于各民族强制实施了殖民地统治的实际状况。历史学家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华夷秩序”并非停留于文质彬彬的礼仪，其实质是压迫和剥削。因此，我在清水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在被近现代中国殖民化的内蒙古的历史和文化进行调查研究，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的殖民地性质。进而，我主张，这一问题同时也是回顾日本推行殖民历史的间接材料。

一、作为同谋的抢救人类学

战前的日本曾经拥有满铁调查部和西北研究所等很多高等研究机构。撤离大陆后的日本，从1945年开始进入了“在中国的田野调查的丧失期”、盛行“没有中国田野的中国学”4。被时局所动员的人类学家们在反省之后，便回归到脱离政治的、作为纯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然而，对于自己在过去的殖民地运营中扮演的同谋角色的批判和反省，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彻底。

东西冷战结束后的1980年代开始，中国门户有所开放，众多学者再次进入中国大陆展开细密的实地调查。在全面上演“日中友好”的时期，日本的人类学者所看到的是，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推行的“破旧立新”政策所破坏的、没有“传统文化”的“新中国”。如果借用清水昭俊的表述，当时的状态让人类学家们深刻的认识到，那正是一种“正在灭亡的人民”勉强维持“传统文化”、而人类学家们的“调查来得过迟”的状态5。从此，再次开始了现代日本的“中国研究的抢救人类学”。

热心于“抢救人类学”的并不仅仅是日本的人类学者。几乎在同一时期，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众多留学生，从“人民中国”来到“资本主义的日本”寻求真理。我们也曾经没有丝毫的勇气去研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消灭封建传统文化”的暴力行为，而只是醉心于1949年以前的“传统文化的重新构建”。其实只要对于“全人类都应该追求的、幸福的社会主义中国”与“人民由于受到剥削和压迫而终日气喘嘘嘘的资本主义日本”进行比较，即可一目了然看清楚“中国的问题群”，我们却一直拖延未予以正视。我们这些出身于当地的人类学徒，长期以来一直有意回避中国独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群”，即“消灭了人民和文化”的共产革命暴力的问题，事实上与日本的中国学者构建着同谋关系。对此，现在至少我自身在进行反省。应该将“正在消失的文化”与“消灭文化的暴力行为即共产革命”同时作为研究课题。只是，如果允许以今天的视野进行一点点的辩白的话，正如清水昭俊所指出的，他们（人类学者）“采取与抢救人类学同样的手法认识其文化的‘传统’，并将其作为他们文化再生运动的象征”6。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事人（即被殖民者）所进行的传统指向研究有其独特的意义。换言之，因为“在现代，先住民经常采取与抢救人类学同样的手法认识其文化的传统‘，并将其作为他们文化再生运动的象征”。可以说，在我们当事人所进行的传统指向研究行为中，也包含着“文化再生运动”的目的。

如果再进一步具体地指出“同谋性”，那便是对于民族文化拥有最为丰富知识的民族学者，却一直忽视中国的民族问题。我认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必须从正面认识、努力解决民族问题。而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时，则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即到1976年为止，殖民地统治和大量虐杀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基本特征，今天的最大特点和目的，则是文化上的种族灭绝。学者们应该以这样的视角和态度面对民族问题。下面，我以内蒙古（南蒙古）为例进行具体阐述。

二、殖民地统治

殖民地统治的特征是让征服者定居落户并压榨和剥削原住民，并冠之以“文明的使命”的大义名分。我的故乡内蒙古，从近代以后沦为中国和日本的双重殖民地。

1.沦为中国和日本的双重殖民地的内蒙古

对于中国人（汉人）的大规模侵略感到深刻危机的蒙古高原的原住民，于1911年“实现了亚洲最初的近代民族革命”7。北部的蒙古高原获得了独立，而南部的同胞们则遭受中国军阀的压制，作为生活基盘的草原被开垦，各地长期出现了大量的虐杀。在中华民国，内蒙古被画为政治地位不明确的“边疆”，但是他们从未失去对于独立的向往。无论是贵族阶级的王公还是普通民众，曾经多次向库伦（今乌兰巴托）的神圣大汗（博克多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呈送尽忠书简，请求抢救。博克多汗的蒙古政府也为了解放同胞，而尝试过军事上的统一作战。

另一方面，中华民国的军队也几度对蒙古人行使武力，从而在枪口下，使他们上演了对中国人政权的忠诚。因此，在蒙古人看来，中国的最初的近代“革命”，是更加巩固地占领了由中国人农民的殖民入侵而获得的殖民地。

而其后不久，打着“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旗号的武士们出现在草原上，驱逐俄国势力，割取内蒙古的东半部分成立了满洲国。基于蒙古人生活的草原占据了满洲国国土一半的事实，诞生了对于日本而言的“满蒙”。但是，日本人创建的满洲国并没有招来蒙古人的太大的嫌恶。因为，满洲国大力发展教育，在推进蒙古人的近代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8。而且，坚持“五族协和”的满洲国，禁止殖民入侵的中国农民与原住民游牧蒙古人的混居，禁止开垦草原。满洲国由于注意保护生态环境，采取优待原住民蒙古人的政策，不仅对于内蒙古、而且对于新诞生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而言也是很有诱惑力的国家9。相反，同时期的中华民国在内蒙古仅仅设立了一所学校。甚感“幸运”的是，该校是我的母校——国立伊克昭盟中学。以内蒙古作为据点的傅作义等中国军阀将蒙古人视为协助日本的力量，枪杀蒙古人，企图制造“没有蒙古人的内蒙古”，为山西、河北等地的中国殖民入侵者在内蒙古定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或许就是两个殖民地宗主国在政策和运营上的根本区别。

作为宗主国的中国，通过排除另一个宗主国日本的殖民活动，将他人的领土即蒙古人的国土纳入了自己的范围内。也就是说，通过“抗日”，中国人获取了主张将内蒙古纳入自国领土的依据。也许有些稍微偏离正题，但台湾的近代史变迁也是中国人的这种主张的旁证。台湾原本是台湾先住民的故乡，然而在抗战胜利后，台湾成为在国共内战中失败的蒋介石的避难所，演变成为中华民国。

在1945年夏季到秋季之间，内蒙古的蒙古人经历了殖民地解放的瞬间的感动。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联合军进军到万里长城，为实现乔巴山元帅“为我们血肉相连的内蒙古同胞的解放”而勇敢奋战10。内蒙古的蒙古人也成立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以及“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等，以期实现全民族的统一。然而，大国之间独断达成的雅尔塔协定的女神，并没有向蒙古人绽露微笑。

对蒙古人而言，这一协定驱逐了“从‘那仁乌鲁斯（蒙古语：太阳之国）’而来的、善良的近代殖民者”，但是以“文明人”自称的、不识字的粗野汉人农民，却永远地留在了蒙古人的领土上。我们内蒙古的蒙古人，被剥夺了与同胞一起建设国民国家的机会，取而代之的却是将中国人作为“兄长”，并不得不作为“中国人民”而生活。我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之所以不断发生众多的民族问题，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处理埋下的火种。

2.永恒不变的民族革命的性质与殖民地统治

近代蒙古人的民族革命，无论内外（南北），究其根源，均为反对中国人的侵略和草原开垦而爆发的。换言之，近代的蒙古人的民族革命勾画了“反开垦史=民族自决史”的构图。独立蒙古国的第一代元首、博克多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反复多次向蒙古各地发布命令，鼓舞民族革命，号召人们“歼灭所有侵入草原将大地变成黄色沙漠的汉人”。领导武装起义的内蒙古东部的陶格套胡、嘎达梅林以及西部的鄂尔多斯地区的丹丕尔、乌力吉杰尔嘎拉（希尼喇嘛），都曾尝试将强烈的反汉、反对草原开垦的精神与共产主义思想的温和的一面结合。1925年秋，在位于长城脚下的张家口成立的蒙古人政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也怀抱着同样的目标，而其崭新的特点是由共产国际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直接领导。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殖民政府满洲国保护了蒙古人的草原，采取限制中国人的殖民入侵的政策，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党员们在共产国际的启发下，欣然变为了满洲国的优秀官吏和军人。

满洲国消亡后，不得不相信汉人共产主义者而别无选择的内蒙古的蒙古人，从1946年起，被迫划入中国领内。在社会主义大本营莫斯科接受训练的“红色之子”乌兰夫 （1906-1988），保存了曾经身为满洲国的官吏和军人的“挎洋刀的蒙古人”，并于1947年5月1日建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这一历史性壮举，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了两年半。乌兰夫最晚到1947年3月17日，一直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承认蒙古人的“自决权”和建设“民主联邦国”，这一事实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证据11。乌兰夫希望在中国实现苏联型的民族自决。不言而喻，正如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自身也以在当时非常具有魅力的“民族自决”为幌子，压制“边境的野蛮人”们的“离心力”12。但是，乌兰夫和他的同志们完全遭到欺骗，给予少数民族的是有名无实的“区域自治”。

3.社会主义殖民地的强化

内蒙古的革命家们在与同胞蒙古人民共和国统一的道路被切断后，不得已选择了中国。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承认内蒙古成为了中国的殖民地13。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向周边地区进行大量的殖民入侵，少数民族天真烂漫地相信，社会主义制度会成为殖民行为的防波堤。然而，中国共产主义者们非但丝毫无意解决从前的民族问题（即草原开垦和中国人的殖民入侵问题），相反，将殖民入侵行为以“开发边疆”和“加强国防”的名义进一步正当化。

1949年的内蒙古自治区，有大约100万蒙古人，而中国人为500万。以贫困农民代表自居的共产党，无视蒙古人游牧民“天赐之物草原”乃共同所有的古老理念，将拥有牧地的先住民蒙古人挨家挨户地认定为“地主”或“牧主”，并“和平地”（发动惨无人道的“土改运动”、用武力）剥夺了其土地。所谓“牧主”、“地主”原本在蒙古这样的游牧民社会是不存在的，完全是中国共产党所制造的概念。游牧民社会的阶层分化并不发达，不存在汉人社会那样的“地主剥削贫农”的阶级压迫。中国共产党为了分裂蒙古人社会，将蒙古人的土地分割给殖民入侵的中国人，而杜撰了基于阶级理念的这一概念。按照共产党的理念和政策，在内蒙古所谓的压迫剥削阶级，从肉体上亦被消灭，攫取了土地后“站起来了的中国人”，在蒙古人的故乡定居并长久落戸。连续大量增加的中国殖民入侵者未曾受到蒙古人的丝毫抵抗，欢天喜地的向蒙古人的大地开进了铁犁和锄头。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同谋的乌兰夫，在1964年悲叹地指出：“从1958年起开垦了1000万亩土地，而其中60%以上变成了沙漠”14。请允许我在这里重复指出，蒙古族革命家乌兰夫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内蒙古是“中国的殖民地”，他率领“被压迫民族的蒙古人”，为摆脱被殖民的状况而奋斗。但是，根据殖民入侵的中国人人口的增加和草原开垦面积的扩大等事实，他认识到，谈何殖民地被解放，其实殖民状况早已进一步恶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因如此，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年后的1959年，乌兰夫仍然主张“内蒙古在历史上曾经是独立的国家”，强调“蒙古民族必须寻求自治、自决，实现独立和统一”。乌兰夫于1966年春被整肃下台，此时，理应早已被他“解放”了的殖民地内蒙古的人口比例却变为7:1。即七个中国殖民入侵者在“帮助”一个蒙古人。

这样的事实并不仅限于中国。由贫困的俄罗斯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宣称“解放”了中亚的各民族。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打算禁止俄罗斯人的殖民入侵，也未能阻止俄罗斯人对当地人的歧视。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人殖民入侵并定居的塔塔尔斯坦为首的中亚以及高加索的穆斯林民族地区绝不是‘海外领土’，而是俄罗斯领土的延伸”15。中国人也同样，毫无任何根据地认为内蒙古是“我国固有领土”，强制推行殖民入侵和定居。

反殖民和反开垦是蒙古民族革命的性质。然而，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并没有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相反，却使问题愈发严重。大汉族主义绝不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特许专卖，自我标榜“解放全人类”的中国共产党，远比其对手更加露骨地歧视“落后的少数民族”。蒙古人对此感到惊愕无比。作为近代产物的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未能得到解决。这一事实表明，在1960年代殖民地已经终结的说法是错误的。可以断言，在以欧洲为宗主国的殖民地崩溃的同时，“社会主义殖民地”反而被强化，并由共产主义意识型态不断得以正当化。

2011年5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近郊的蒙古牧民被中国人开矿者杀害。由于在蒙古人的居住地附近发现了露天煤矿，中国人的数百台矿车和大型卡车夜以继日地蜂拥而至。这些成群结队的大型车辆在草原上毫无秩序的随意驰骋，脆弱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沙漠化，辗杀家畜却拒绝赔偿。甚至猖狂叫嚣：“即使杀死蒙古人，只要赔钱就行”，袭击蒙古人。同年11月，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这些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类似的淒惨事件非常多。共产党政府每次都出动人民解放军，镇压反抗的蒙古人，主张开发和资源掠夺是正当的。这些事实表明，奋力保护草原的蒙古人与强行开垦开发（实质上是掠夺和破坏）的中国人的对立，即使在进入21世纪后，依然没有任何变化。只有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和军阀才是万恶，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的开垦则为善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否认“帮助少数民族的、善良的中国人共产主义者”的行为是侵略和殖民，这种强词夺理符合萨依德·艾德瓦德所指出的殖民地统治中的“重新设定、重新设置”16。在这里，非常明显的存在着凌驾于民族革命、民族问题的性质的、甚至超越了生活特性之间差异的、不同文明间的冲突。

进入到21世纪后的今天，内蒙古从过去的7:1的比例有了更大飞跃，“十个中国人爱着一个蒙古人”。如果还否认现在的内蒙古是殖民地，那么，更名为取消了“自治”的“汉土”，则更接近真相。

三、大量虐杀

社会主义者们曾有过以“民族的消亡”为理想并为之斗争的历史。“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以他们所擅长的暴力企图实现“民族的消亡”。正是由于内蒙古自治区被划为中国领土，在此，发生了以蒙古人为对象的大屠杀。

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始于1966年并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约有34万人被捕，2万7千9百人遭到杀害，12万人致残。当时的蒙古人人口约140万，平均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人被囚禁，每50人中有一人被杀害。对于女性的强奸等性侵犯在各地横行。强行移居，禁止使用母语。这完全是中国政府和汉民族主导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满洲国时代的“协助日本的罪过”以及寻求与自己同胞国家的统一、民族自决的历史，成为杀戮和强奸的藉口17。

前面提到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为了蒙古民族的自决和独立，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参与下，于1925年成立的政党。经历了日本统治的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寻求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统一，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阻止而未能成功。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断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历史是分裂伟大祖国的行为”，发动了根除蒙古人精英的杀戮。这种国家暴力，就是学者们所说的“国民国家型种族灭绝大屠杀”。国民国家的建设和寻求民族自决，是近代的普遍原理之一。然而，中国则发动种族灭绝大屠杀、否定民族自决，因而可以认定具有反近代的性质。针对阿尔及利亚人争取独立的斗争，“人权国家”法国却对其施行拷问和私刑。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法国是相同的。中国为了建立汉人统治的国家，而对于反对中国统治、力争建立自己的国民国家的蒙古人进行大肆虐杀。详细分析蒙古人成为其杀戮对象的过程，非常明显，“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才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强权和暴力的本质。即使在今天，中国政府依然大肆宣扬，合并台湾是善行的“祖国统一”，而维吾尔人和蒙古人与同胞统一的愿望则是万恶的“民族分裂”。这表明，在中国，完全存在随时再次发动“为了正义的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危险。

遭受大肆种族屠杀的并不仅仅是蒙古人。“重新征服这一地区是令人欣慰的、伟大的事情。文明在和野蛮的抗争中不断推进。开明的国民向蒙昧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这是过去法国在征伐阿尔及利亚时的宣言18。与法国人并肩前进的中国人也于1958年开始侵入青海省和西藏。由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文明的汉人”，“和平地”歼灭了“推行比中世纪的欧洲更加黑暗的农奴制度的、野蛮的西藏反动派”。中国人的暴力由于“优秀的中华文明”和共产主义思想这两个武器而被正当化。这与欧洲的殖民者们挥舞的利器是完全相同的。这两把利剑还挥向了维吾尔人和回族。原本以为，中国独特的暴力将以1975年的“沙甸事件”（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发生的屠杀穆斯林的政治运动。人民解放军历时七天炮击穆斯林的村落，杀害了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约三千人19而“善始善终”。但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于西藏问题的处理以及对2011年5月内蒙古抗议行动的镇压，完全证明了中国的暴力本质没有任何改变。

清水在努力“使被忘却的远方的马林诺夫斯基复活”、即在论述英国的人类学家与殖民地统治的同谋关系时指出：“当今世界的所谓少数民族政策，假使是优质的，仍然与战争期间马林诺夫斯基所理解的间接统治没有什么区别”20。依此分析中国，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外国人依然在受到各种严厉的限制。被作为“日中友好使者”的日本人类学家们，如若仅仅是讴歌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谈何学术的进展？如果说赞美过去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赞美的对象绝不是“优质的东西”这一现实。而在意识到这一事实后，依然继续赞扬中国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便早已不仅仅是“同谋”了。

四、文化的种族灭绝

“殖民主义在最为强盛时，表现为彻底的掠夺的过程。被殖民化的国民，没有独自的历史，在爱尔兰及其他一些地区，甚至丧失了自己的语言”21。蒙古人的以反对中国人、反对草原开垦为代表的反殖民斗争的民族自决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以后，也被篡改为“与中国人民一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史”或“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所有的教科书都将各民族的历史，限定在属于“中国的某某民族史”的框架内，由此完全抹杀各民族原有的独立的历史。如此，我们内蒙古的蒙古人独自的历史沦落为“中国人的历史的一部分”，遭到贬低。

按照清水的理论，这“完全是宗主国将（其消灭的）殖民地当地人的文化据为宗主国己有的行为”22。当“解放”的旗号开始褪色时，聪明的中国人便发明了“开发”和“发展”的新口号，变本加厉地强化殖民行为，即所谓的“西部大开发”。中国从1950年代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先进的兄长援助落后的弟弟”的殖民行为，而西部大开发是其继续和强化。中国人总是在上演自己是“先进的”、而少数民族是需要“援助”的霸权行为。少数民族的“古老陈旧”的行政组织名称“盟”和“旗”，被“进步的象征”的市所取代。而且，新采用的市名被冠以殖民而来的中国人的汉语名称。在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改为通辽市，昭乌达盟改为赤峰市。先住民蒙古人的传统地名被接连不断地埋葬，取而代之的是汉语的地名。原本在草原牧民身边的民族学校被大量撤废，减缩后集中在城市。无法去远方的民族学校就读的蒙古人儿童，只能在就近的“便利的中国人学校”学习，被推向了忘却母语的潮流。文化人类学家忧心地指出，文化的种族灭绝正在席卷所有的少数民族。

经济基础决定文化的兴亡。在名为“生态移民”的强制移居政策下，蒙古人被迫放弃畜牧，被驱逐出草原后，不得不住在中国人的肮脏街道。开垦草原，导致沙漠化的是中国人，但是破坏环境的罪责却被转嫁到蒙古人和他们的家畜上。游牧民几千年的生活并未导致任何沙丘的出现，而中国人入侵后仅三、四十年，却使黄沙漫天飞舞飞遍全世界，对这样的事实，政府绝不予以承认。如今，中国人侵略者剥夺了少数民族地区从“为人民服务”的最高职位──党和政府的首脑──到清扫厕所的“光荣岗位”的所有就业的机会。这在维吾尔人的绿洲和西藏人的高原，也完全相同。迫使先住民忘却母语，并使他们沦落为重新构建的社会阶层的最底层，这是中国式的殖民地的目的，也是现在进行时的真相。

在天安门广场装点着孔子的肖像、企图在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的“文明人”，或许对于毫无掩饰的大屠杀已有所节制。但是他们意识到，文化的种族灭绝是更为有效的手段。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典型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中华民族”论重新流行起来。曾经几度变节的、“人格高尚的”民族学者费孝通先生，于1951年在象征“新中国建设”的杂志《新建设》上发表文章，强烈批判“蒋介石的狭隘的中华民族思想”23。而后，高明地给自己的这一历史贴上封条，并于1989年，在早已生鏽的锅里的、早已腐烂不堪的大杂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上，加入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佐料，重新端出。这无非就是使殖民地体制正当化而已，委实毫无价值，不值一提。

五、依然继续的社会主义殖民地体制

中国人自认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忠实的继承人”，并一度自居为“中国人民杰出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中国人后来发现，那些元祖们所提倡的民族自决理论是危险的。回族的马戎飞快地努力向新主人表示作为“色目人”的忠诚。他抹杀了赋予少数民族的 nationality，而从“美帝国主义”那里进口了ethnicity理论。马戎将企图剥夺少数民族附带的民族自决权利的行为称为“去政治化”24。列宁和斯大林曾经将拥有分离独立权的民族自决作为理想，而中国人共产主义者从未将其赋予过周边民族，反而通过“去政治化”，剥夺了各个民族生来具有的、建设自己的国民国家的权利。从Mongol Nation沦落为 Ethnic Mongol.与住在国境北侧的Mongol Nation 拥有同一祖先和相同价值观、却作为“中国人的养子”的内蒙古的蒙古人，日复一日地在“祖国是中国”的理论中被洗脑。

聪明的中国人早在1949年就已否定了民族自决的理论，但将没有任何实权的区域自治的招牌勉强维持至今。而时至今日，中国人殖民者对于从最初就徒有虚名的区域自治，也早已无法忍受不耐其烦，便厌弃了“自治”的虚名，奋起要实施“共治”25。事实上，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早已连“共治”都不是，全然“汉治”。但中国人仍决意大义灭亲，给少数民族以最后的致命一击，努力将其全部归纳为“中华”。

“从一场革命诞生了一个共和国，反对压制和特权，为了自由和平等，向世界传播了启蒙的理想。……但是，这一共和国建立了殖民地帝国，听任特权、不平等和专制的蔓延。……关于共和国的神话，就是，共和国是绝对不会有错误的，‘本质上是善良宽大的’，而仅仅是由于个人的行为，在各处造成对共和国的‘背叛’，时而被情势所左右”26。

这是对于“殖民地共和国”法国的华丽辞藻的批评。而这也完全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的中国共产党，现在不仅是压在少数民族而且也是压在汉族人民的头顶上的压迫者。在民族问题上，万恶的是“帝国主义的煽动和国内外的民族分裂分子”，而绝对不会承认中国人和“人民共和国”的错误。坚决主张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大肆杀虐的只是“四人帮”，而首都北京中南海的领导们则是“善良而宽大”的“人民的好总理”、“伟大的领袖”。

殖民地体制远没有在19纪60年代终结。社会主义殖民地或者说是中国式的殖民地，恰恰是在1960年代以后确立了其顽固的体制。少数民族地区不仅仅是中国的“内部的殖民地”。少数民族的同胞中有不少人拥有自己的国民国家。而中国早已显露出了对于关系到自国利益的所有地区进行殖民化的倾向。最为显著的实例是“上海五国”，即由中国主导的五国国际协作组织（SCO）向周边地区的接触方式。很明显，其意图是借助同胞的拳头，粉碎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恐怖分子、极端的宗教主义者和极端民族分裂分子”。而且，以宏大的“公共事业”为名，向作为其“非洲同胞”的独裁者们出卖武器参与种族大屠杀，同时，疯狂掠夺当地资源。“吞噬非洲的”中国的这种“活跃”行径，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中国的企图。对这些事实不能轻视。

从1966年到1967年之间，有很多“挎过洋刀的蒙古人”以“协助日本”的罪名遭到杀害。我将这一种族大屠杀称为“间接的对日历史清算”。“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和“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以宽大的胸怀表示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而“殖民地统治的走狗蒙古人”却未能幸免于难，付出了血的代价。那么，处于日本和旧殖民地内蒙古之间的狭缝的日本的人类学家，应该如何干预民族问题呢？我想以此问题来结束本文。

清水昭俊指出，一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导致了“华夷秩序”的变化。从前的“华夷秩序”内的一部分实现了独立，其他部分被中国殖民入侵者变为“我国的固有领土”。然而，与在意识型态方面强调“文明的优越性”的近代西欧同样，中国主张“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并对于没有能够取得独立的“蛮夷”继续实施其强权统治和经济压榨。历史学家们却忽略了这一真相27。以中国为对象的日本“东洋史研究”，长期以来引领着国际学术界，然而必须认识到，还没有摆脱意识型态咒语的束缚。

与优雅的“东洋史研究”相比，在殖民地统治的问题上，人类学具有两种含义。人类学家强调人类学知识对于殖民地政府的意义、要求政府振兴人类学，同时，他们也批评殖民地政策。以“抢救式”的特点拘泥于“不断消失的传统文化”、对于“消灭文化的暴力”视而不见，这种行为袒护、助长了殖民地统治。或许日本的细腻的人类学者们在担忧，如果触及“殖民地”会牵连到自己的过去。抑或是由于日本国民非常天真烂漫，从而为了真正实现“日中友好”，相信“善良宽大的中国”，而对于革命的暴力性质视而不见倘若如此，那是双重的袒护，是对于过去与现在的殖民地状况的双重袒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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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原稿是2011年12月18日在早稻田大学举行的“中国穆斯林研究会10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的论文，在此，对于给予评论和建议的各位同仁表示感谢。日文刊登于日本严波书店出版《思想》杂志2012年8月版。

1 见清水昭俊，〈序 殖民地状况与人类学〉，青木保等编，《岩波讲座 文化人类学》卷12 《被思想化的周边世界》（东京：岩波书店，1996），页1-29。

2 见清水昭俊，〈被忘却的远方的马林诺夫斯基：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接触研究〉，《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卷23，第3号 （1999），页543-634。

3 见清水昭俊，〈序章 周边民族与世界的构造〉，清水昭俊编，《周边民族的现在》（京都：世界思想社，1998），页15-63。

4 见马场公彦，〈从出版界分析日本的中国学变迁：以岩波书店的刊行物为中心〉，丸尾常喜编，《给中国学的建议：从外界看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日本中国学会大会讲演会演讲录，第五八回 （日本中国学会，2007），页75-106。

5 见清水1996年文。
6 见清水 （1999），页580。
7 见Urgunge Onon and Derrick Pritchatt， Asia‘s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Mongolia proclaims its independence in 1911（New York： Brill， 1989）。

8 见Walther Hessig， Der mongolische Kulturwandel in den Hsingan- Provinzen Mandschukuos （Wien-Peking： Siebenberg， Waiter Exner， 1944）。 Narangoa， Li， “Educating Mongols and Making ‘Citizens’ of Manchukuo，” Inner Asia， Vol. 3， No. 2（2001）， pp. 101-126。

9 见田中克彦，《诺门汗战争——蒙古与满洲国》（东京：岩波书店，2009）。
10 见呼斯勒，〈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中国的援助：对其评价的历史〉，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报告》第24四号（2004），页1-27。
11 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2 见毛里和子，《从周边看中国——民族问题与国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
13 见批斗乌兰夫联络站，《乌兰夫的一个黑讲话》（呼和浩特：内大“井冈山”印刷，1967）。
14 见乌兰夫，〈1947年7月23日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呼和浩特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批斗乌兰夫联络站，《毒草集》第一集（1967），页25-29。
15 见山内昌之，《Sultan Galiyev的梦想——伊斯兰世界与俄罗斯革命》（东京：岩波书店，2009）。
16 见萨依德·艾德瓦德着，今泽纪子译，《东洋学》上，《平凡社文库》（东京：平凡社，1993）。
17 杨海英，《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虐杀的记录》（上、下）（东京：岩波书店，2009）。
18 见班塞尔等着，平野千果子、菊池惠介译，《殖民地共和国法国》（东京：岩波书店，2011）。
19 见沙甸回族史编写组，《沙甸回族史料》（云南：开远市印刷厂，1989）。
20 见清水 （1999），页567。
21 见歇马斯·迪恩〈序论〉，特里·伊古鲁特恩等着，增渊正史、安藤胜夫、大友义胜译， 《民族主义、殖民地主义与文学》 （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96），页1-23。
22 见清水（1999），页581。
23 见费孝通，〈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新建设》卷4，第3期（1951），页43-47。
24 见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卷41，第6期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页122-133。
25 见朱伦，〈论民族共治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理〉，《民族研究》第2期 （2002），页1-19.朱伦，〈自治与共治：民族政治理论新思考〉，《民族研究》第2期 （2003），1-18页。
26 见班塞尔等（2011），页8、22。
27 见清水（1998），页28-29。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2013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