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亦桐：评《没有墓碑的草原》

2017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美国人权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发行了英文版《蒙古大草原种族灭绝》第一卷，作者是日本静冈大学蒙古族教授杨海英。该书译自杨海英2009年于日本出版的《没有墓碑的草原》，记录了文革期间中共当局对蒙古族的种族屠戮历史。

在中国的主流宏大叙事中，杨海英笔下的蒙古文革屠杀史并不被当局见容、甚至也是很多汉人主动集体失忆的历史。但杨海英不会失忆，就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塞尔的《夜》，记录纳粹屠杀犹太人历史一样，少年的眼睛看到了残忍的极限，当他们长大时，为了阻止死去的人再度死去而作证。

1968年到1969年间，只有5岁的杨海英，在故乡鄂尔多斯乌审旗的家门前，目睹络绎不绝的蒙古人将被杀害的亲人遗体带回家乡，当时年幼的他也难逃自己的家庭成为“政治贱民”的命运。他的母亲说，我们蒙古人的命如草芥、命如蝼蚁。

多年以后的1991年，杨海英循着母亲哀惋的“蒙古人命如蝼蚁”话语，数年间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逾百个访谈，寻找这场屠杀的制度性根源，及藉制度张扬的人性之恶。他先是以史料铺陈了近代历史中命运多舛的蒙古族，沦为日本和中国的双重殖民地，以及期间的民族自决史背景。满州国治下的蒙古接受了日本近代的文化教育，涌现出大批知识精英，这时候的蒙古尚未丢弃民族核心和精神。中共对蒙古民族自决和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有着深切的忌惮，这为中共建政后对迫害精英及文革期间的民族屠杀埋下了伏笔。

顺着这个背景和逻辑线进入本书的轴心，14位蒙古人的述说将个体历史与民族历史交叠起来，他们中有红色政权官员、医生、学者、贵族后代、作家、学者、普通牧民各个阶层的人，还包括杨海英的母亲。被杨海英打捞出这些文革见证，还原了一个大屠杀的血色草原：蒙古男性被清算、牧民被强制内迁，家园被汉人移民占领，母语被禁言……。吊打、舌头扎针、光脚在火上跳舞、铁钳拔牙等残酷的刑罚、强奸和施暴女性的细节常常让人有窒息感，读者愿自己永不在场。

据书中统计，当时140万人口的蒙古族，有逾34万人被捕，2万7千9百人遭到杀害，12万人致残。意味着每一个家庭都有人被囚，每50个蒙古人就有一个被杀害。

作者铺陈的背景和故事，等待你归结罪恶原因，如果你的眼睛只盯住政治风暴或制度之恶，这远远不够。曾是造反派的讲述者林色认为，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从内蒙开始的，内蒙数万的知识精英并未让毛泽东放心。当握有最高权力的农耕文化代表毛泽东、以政治之名释放狭隘逼仄的反智人性时，内蒙注定变成人间炼狱。

在书中，曾直接指挥屠杀的原锡林郭勒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哲里木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说：看见蒙古人就恶心，这些家伙死几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死一个少一个；就连被很多中国人热爱的周恩来，也对中共藉整肃内人党来实施屠杀之实的文件表示承认。毛泽东、周恩来到军队司令，再到将木棍捅入女性子宫的汉人流氓，共同完成了这场罪恶。他们真的想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蒙古人死去，然后理所当然的占领草原并变成庄稼地，他们骨子里认为“会种庄稼的才是文明的、先进的人类，对蒙古族的民族清洗，只是在淘汰劣等民族”。2011年捍守家园的蒙古牧民莫日根被开矿的大卡车恶意辗死，卡车司机也许正是抱持这样的优越感。

杨海英教授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蒙古草原渐成荒漠；维吾尔人时刻身处监视中、很多藏人在千疮百孔的家园上绝望自焚的今天，在习近平的文革回潮时代，重新探讨本书中的文化性民族屠戮问题，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杨海英说：国际社会都提出就是中国又重归文化大革命，当中国重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作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或者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就觉得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可能重新整肃蒙古人，再次镇压藏人、维吾尔人，目前维吾尔人正处于严峻被镇压的状况之下。中国任何时候都可以对每个少数民族，定上你是一个“民族分裂分子”，重新拿你开刀。

我再次想到威塞尔的《夜》，相似的种族屠杀，纳粹忏悔认罪，被审判定罪。为何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屠杀，依然没有国家或个人承认责任？杨海英认为，整个国家还在屏蔽真相时，当人们的道德勇气缺乏时，无真相亦无真正的民族和解。

杨海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它把负面的东西或历史的过程掩盖起来，做了七十年的洗脑工作，中国这种传统的独裁社会无法向人权、向人道主义、向民主转型，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不是习大大或一、两个政治家的问题，这是全中国人的问题，因为中国人被夺去了掌握真相的权利，所以做不到真相、和解这一步。

中国知名作家王力雄为本书所作的序言写道：这是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民族问题如一个试金石，可以试出汉人中公知、民主派人士的普世价值含金量，他们习惯将文革期间蒙古族种族屠杀归结为专制迫害，但汉人虐杀蒙古人时的残酷手法，不可能获得政权的一一指点和具体设计。问题还在于今天汉人对蒙古人的压迫仍然继续。

80岁高龄的刘英伯在人生最后的几年光阴，与他的女儿、日本作家刘燕子一起将本书译成中文，2014年在台湾出版。刘英伯在文革中九死一生，他说：汉人欠蒙古人的，我们要偿还。他们替很多人完成某种救赎。

刘燕子曾在公开发言中引述刘晓波的话：如果统一只能意味着强制和奴役，那就宁可不要这样的统一。这句话彷佛令我捡拾到一枚解决民族问题最匹配的钥匙。

杨海英，蒙古名字为“俄尼斯·朝格图”，蒙译日文名为“大野旭”。1964年生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日语系。1989年赴日留学，现为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曾著有《草原和马与蒙古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肃清资料》，其中《没有墓碑的草原》获得日本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