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8日星期四

吴亦桐:评《没有墓碑的草原》


2017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美国人权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发行了英文版《蒙古大草原种族灭绝》第一卷,作者是日本静冈大学蒙古族教授杨海英。该书译自杨海英2009年于日本出版的《没有墓碑的草原》,记录了文革期间中共当局对蒙古族的种族屠戮历史。

在中国的主流宏大叙事中,杨海英笔下的蒙古文革屠杀史并不被当局见容、甚至也是很多汉人主动集体失忆的历史。但杨海英不会失忆,就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塞尔的《夜》,记录纳粹屠杀犹太人历史一样,少年的眼睛看到了残忍的极限,当他们长大时,为了阻止死去的人再度死去而作证。

1968年到1969年间,只有5岁的杨海英,在故乡鄂尔多斯乌审旗的家门前,目睹络绎不绝的蒙古人将被杀害的亲人遗体带回家乡,当时年幼的他也难逃自己的家庭成为“政治贱民”的命运。他的母亲说,我们蒙古人的命如草芥、命如蝼蚁。

多年以后的1991年,杨海英循着母亲哀惋的“蒙古人命如蝼蚁”话语,数年间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逾百个访谈,寻找这场屠杀的制度性根源,及藉制度张扬的人性之恶。他先是以史料铺陈了近代历史中命运多舛的蒙古族,沦为日本和中国的双重殖民地,以及期间的民族自决史背景。满州国治下的蒙古接受了日本近代的文化教育,涌现出大批知识精英,这时候的蒙古尚未丢弃民族核心和精神。中共对蒙古民族自决和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有着深切的忌惮,这为中共建政后对迫害精英及文革期间的民族屠杀埋下了伏笔。

顺着这个背景和逻辑线进入本书的轴心,14位蒙古人的述说将个体历史与民族历史交叠起来,他们中有红色政权官员、医生、学者、贵族后代、作家、学者、普通牧民各个阶层的人,还包括杨海英的母亲。被杨海英打捞出这些文革见证,还原了一个大屠杀的血色草原:蒙古男性被清算、牧民被强制内迁,家园被汉人移民占领,母语被禁言……。吊打、舌头扎针、光脚在火上跳舞、铁钳拔牙等残酷的刑罚、强奸和施暴女性的细节常常让人有窒息感,读者愿自己永不在场。

据书中统计,当时140万人口的蒙古族,有逾34万人被捕,2万7千9百人遭到杀害,12万人致残。意味着每一个家庭都有人被囚,每50个蒙古人就有一个被杀害。

作者铺陈的背景和故事,等待你归结罪恶原因,如果你的眼睛只盯住政治风暴或制度之恶,这远远不够。曾是造反派的讲述者林色认为,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从内蒙开始的,内蒙数万的知识精英并未让毛泽东放心。当握有最高权力的农耕文化代表毛泽东、以政治之名释放狭隘逼仄的反智人性时,内蒙注定变成人间炼狱。

在书中,曾直接指挥屠杀的原锡林郭勒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哲里木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说:看见蒙古人就恶心,这些家伙死几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死一个少一个;就连被很多中国人热爱的周恩来,也对中共藉整肃内人党来实施屠杀之实的文件表示承认。毛泽东、周恩来到军队司令,再到将木棍捅入女性子宫的汉人流氓,共同完成了这场罪恶。他们真的想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蒙古人死去,然后理所当然的占领草原并变成庄稼地,他们骨子里认为“会种庄稼的才是文明的、先进的人类,对蒙古族的民族清洗,只是在淘汰劣等民族”。2011年捍守家园的蒙古牧民莫日根被开矿的大卡车恶意辗死,卡车司机也许正是抱持这样的优越感。

杨海英教授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蒙古草原渐成荒漠;维吾尔人时刻身处监视中、很多藏人在千疮百孔的家园上绝望自焚的今天,在习近平的文革回潮时代,重新探讨本书中的文化性民族屠戮问题,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杨海英说:国际社会都提出就是中国又重归文化大革命,当中国重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作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或者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就觉得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可能重新整肃蒙古人,再次镇压藏人、维吾尔人,目前维吾尔人正处于严峻被镇压的状况之下。中国任何时候都可以对每个少数民族,定上你是一个“民族分裂分子”,重新拿你开刀。

我再次想到威塞尔的《夜》,相似的种族屠杀,纳粹忏悔认罪,被审判定罪。为何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屠杀,依然没有国家或个人承认责任?杨海英认为,整个国家还在屏蔽真相时,当人们的道德勇气缺乏时,无真相亦无真正的民族和解。

杨海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它把负面的东西或历史的过程掩盖起来,做了七十年的洗脑工作,中国这种传统的独裁社会无法向人权、向人道主义、向民主转型,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不是习大大或一、两个政治家的问题,这是全中国人的问题,因为中国人被夺去了掌握真相的权利,所以做不到真相、和解这一步。

中国知名作家王力雄为本书所作的序言写道:这是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民族问题如一个试金石,可以试出汉人中公知、民主派人士的普世价值含金量,他们习惯将文革期间蒙古族种族屠杀归结为专制迫害,但汉人虐杀蒙古人时的残酷手法,不可能获得政权的一一指点和具体设计。问题还在于今天汉人对蒙古人的压迫仍然继续。

80岁高龄的刘英伯在人生最后的几年光阴,与他的女儿、日本作家刘燕子一起将本书译成中文,2014年在台湾出版。刘英伯在文革中九死一生,他说:汉人欠蒙古人的,我们要偿还。他们替很多人完成某种救赎。

刘燕子曾在公开发言中引述刘晓波的话:如果统一只能意味着强制和奴役,那就宁可不要这样的统一。这句话彷佛令我捡拾到一枚解决民族问题最匹配的钥匙。

杨海英,蒙古名字为“俄尼斯·朝格图”,蒙译日文名为“大野旭”。1964年生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日语系。1989年赴日留学,现为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曾著有《草原和马与蒙古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肃清资料》,其中《没有墓碑的草原》获得日本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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