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英：维吾尔人的文革

—— 从既往研究与批判材料中分析维吾尔人的存在
杨海英（文）刘老伯（译）
前言
1980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完成了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起诉意见书》、案卷材料、证据和讯问被告工作，一致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起诉书上列举了其四大罪状和48宗罪行，其中第28条：“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陷害、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34.6万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4万余人被迫害致死。”

第29条：“1967年康生等制造”新疆叛徒集团案“，诬陷1942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共干部131人’投敌叛变’，’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92名干部受到迫害，其中26人被迫害致死”。

这份起诉书是中共对文革首谋犯的公开的清算书，从起诉书可见中共内部政治斗争的惨烈，虽然也提及新疆文革情况，但笔致上似乎遭受迫害的都是汉人干部，维吾尔人与文革无关。这说明在清算文革负的遗产时，对维吾尔受害漠然视之的事实。而维吾尔人与外来入殖者的汉人之间深刻的民族问题自20世纪以来就长期存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也一直没有好转，相反地在文革中却以“苏修”“苏帝”与境内互动的形式进一步恶化了。起诉书为了隐蔽这些事实、却将责任推卸到“伟大领袖”的夫人江青和他“亲密的战友、接班人”林彪的头上而一笔勾销了。

本文结论，文革中新疆的民族问题不只是存在，而且进一步激化。如果说汉人间的文革主要是以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武斗展开的话，而维吾尔人则趁造反之潮流发泄对政府压制的不满，更有胆识者铤而走险，走上武装抗争之路。同时代中华民国台湾研究者早就指出这一基本事实，中国方面则在进入21世纪后也承认了文革中存在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然而其立场是将今日维吾尔人的“民族分裂活动”、“恐怖活动”的根基归纳于文革。这些认识上的变化表明，民族问题的激化源于文革时期的政策，同时也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共的政策和手法与文革期间几乎毫无变化的事实。

笔者首先整理中共公开的历史中关于新疆文革的论述。在先行研究基础上介绍一份批判关于对维吾尔民族分裂主义者的定罪书。尽管先行研究受到种种制约，这份批判材料也难以再现全貌，但仍然可以剖析有意无意被隐藏被忽视的维吾尔人在文革中的政治姿态。原件收录于笔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和国际社会》（静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亚洲研究别册4>2016年）中。

1，中共公式见解众的新疆文革

据基于马列毛以及邓小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编撰的《当代新疆简史》记载，新疆的文革是遵照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和上海等大都市的影响下由小到大如火如荼开展起来的。

八月从北京到新疆来大串联的学生“点燃革命火种”，9月成立了“乌鲁木齐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准备委员会”；10月成立了“新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接着11月“新疆红卫兵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相继成立。这些红卫兵组织都是各自成立的呢还是改编后重新组合的呢，这本《简史》并未提及。9月2日，尽管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发表了欢迎红卫兵的讲话，但受到首都红卫兵和本地学生们的反对，他们采取的一个重要举动就是要求王恩茂接见他们，就文革问题表态。他们打着各自的队旗来到自治区党委大院，高呼口号，高唱“造反有理”等毛语录，甚至绝食等候接见。《简史》称它为“九三事件”。造反派红卫兵认为“九三事件”是“王恩茂为首的保守派发动的镇压造反派行为的白色恐怖事件”。

1967年1月，上海夺权风暴的消息传到了乌鲁木齐市，新疆日报社造反派宣布夺权，推出造字号的《新疆日报》。1月26日石河子市发生流血事件。新疆生产建设兵闭第八师（简称“农八师”）所属的造反派组织“石造联总”群众在石河子发生开枪杀人事件。（毛纺厂血案；八师“反夺权”血案）造成27人死亡、70余人负伤。5月，“林彪和江青的走狗”的造反派头目杨立业和吴巨轮指挥几千名工人、学生强行查封并占领军管下新疆日报，人民解放军的权威受挫。次日，另一派群众组织进行反封查，遂引发乌鲁木齐地区首次大规模武斗。武斗之风很快扩展到全疆。文革中新疆发生武斗共计125件、死亡700余人、伤者达到5000余人。

1968年夏，毛以及中央派遣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龙书金任新疆军区司令官兼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党委呈交《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获得中央文革批准，作为全国最后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也同时成立“。与此同时，地方、军队开展集中揭发批判王恩茂的大批判运动。少数民族地区对”叛国外逃集团“以及”反革命集团“检举揭发。1969年4月，”九大“召开，新疆展开”斗、批、改“运动。从1970年起，遵照中央部署，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清阶“运动中国，还推翻了五十年代初在新疆牧区实行的”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政策，对新疆牧区47县、130个公社和719个牧场重新进行划分阶级成分。

1971年9月13日，林彪座机坠落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共中央于9月18日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有意封锁消息”，又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造成10月1日《新疆日报》和地、州报刊登林彪大幅照片，以及一连数十日在报纸上引用林彪“语录”，留下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官方《简史》将文革的全部责任都推卸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那么，群众组织武斗围绕什么对立的呢？原任的王恩茂和从湖南派来的龙书金属于哪个派别的人物呢？哪些少数民族地区又是如何产生“叛逃集团”呢？这些问题都语焉不详，无法知道细节真相。书中只有“遵照党中央指示推进文革”，但中共政策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在当地执行的，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要解答这些问题，只有分析当时的第一手资料，并参考同时代的台湾的中共观察文献。

笔者手头有《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 红二司）编发的小报《新疆红卫兵》。在《新疆红卫兵》第13期（1967年8月9日）和《新疆红卫兵。风雷》（新疆红二司、新疆军区兵团革命造反派、1967年8月24日）的小报上就有《新疆两派的规模和组织状况》：

造反派：
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二司）
新疆军区兵团农学院革命造反司令部
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喀喇昆仑革命造反团、军区步校造委会、军区评剧团戈壁烽火
新疆革命职工造反总司令部、新疆工交战线造反总司令部（职工总司、工交总司）
新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新疆新闻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保守派：
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一司令部（红一司）
新疆红卫兵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红三司）
红疆乌鲁木齐地区大中院校红代会促进委员会（红促会）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八一野战军>（八野）
工农联合革命委员会（工农委员会）

2：台湾观察的新疆文革

台湾的研究者们是怎样来理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革的呢？

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编辑的《匪情月报》从1950年代就关注“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少数民族问题。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在1958年公开的《新疆民族之分离运动》中已经注意到1957年12月16日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干部扩大会议上，正式在将反右运动中转风于“反地方民族主义”为中心，“由于新疆民族历史上曾要求民族自决”，因而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也就分析到民族自决领导人会成为大清洗的对象。

《匪情月报》整理的“地方民族主义者”有：

赛甫拉也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产党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伊敏诺夫；利任新疆行署主任等职，自治区党委常务委员
艾斯海提；历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秘书长等职，自治区党委常务委员
孜牙·赛买提：自治区文化厅长
依不拉音吐尔的：自治区民政厅长
阿不都烈依木·艾沙：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副州长
阿·赛徳；乌鲁木齐市市长
阿不列孜·卡里；自治区商业厅副厅长

以上这些代表性的“地方民族主义者”历史上曾追求“民族自决”，要求将新疆自治区更名为“维吾尔斯坦”或“东土耳其斯坦”，因而“排斥汉族，破坏民族团结”成为其罪名。文章分析维吾尔人长年的积怨，对共产党不满实质上是对“汉族的政党”不满，剖析新疆的民族间对立的原因。与一味否定民族问题的存在，特别是不去认真调査了解少数民族方面的不满的原因，缺乏诚挚的态度解决问题的中共相比，可以说中华民国在这个问题上似乎高出一招。中共后来虽然为“右派分子”平反，但《简史》的结论是“自治区展开的反地方主义的斗争，加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因而是必要的。不过反右运动扩大化了，致使运动中被错划的右派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达到1612人”。

这种“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因而反右运动必要的，只不过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的官方见解，是完全轻视无视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领导人的典型文本。这种诡异旳论调，笔者也曾在内蒙古自治区见识过。

“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与群众被诬陷为反党叛国集团的民族主义分裂政党-内人党成员，其中两万七千九百人被迫害致死，由刑讯逼供，骇人听闻的野蛮拷打身体致残者达十二万”之众的中共之所谓的文革“内人党”大清洗的人为保守数字就是一例。中共同样的结论也是“肃清运动是必要的，只不过执行过程中的扩大化”。中共的确部分否定了反右运动和文革，但是认为在两个运动中对少数民族实施镇压和虐杀政策是必要的这一立场仍然没变。文革爆发的第二年春，杨沧浩分析了陷于动乱中的新疆其根源在于“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民族问题，二是生产建设兵团问题。

新疆居住着12个少数民族，中共建政前的总人口为480万人，建政后汉人大规模移民，1966年就达到了700万人以上。汉人移民的增加造成了人口结构的逆转，使各少数民族对中共政策抱有强烈的危机感。由于各民族历史上在苏联的支持下曾推进民族自决运动，因此他们在中共建政内同样要求生倶来权利的权力，但中共对之视而不见，大事化小。在中苏关系恶化的1962年，就发生了伊犁地区的少数民族向苏联加盟共和国大规模集体逃亡的事件，这说明中共对民族问题束手无策。

还有一个是生产建设兵团问题。众所周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中国最大的兼具戍边屯垦、实行“军、政、企合一”的特殊社会组织。

兵团是隶属新疆军区的一支准军事部队，主要由新疆“和平解放”是原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以从内地来的曾在延安根据地屯田垦殖过的王震部队为骨干，1954年起兵团先后从山东、河南、河北，甘肃、江苏、上海等地招收大批知识青年、支边青壮年参加“边疆建设”。为使屯田兵们能安居乐业，还从上海等地招收包括妓女在内的4万多名女性进疆。六十年代初，新疆成为“反修前哨”。拥有历史上民族自决运动的少数民族对汉人大规模入殖强烈不满，增加了文革民族动乱因素。

与中共官方的《简史》不同，台湾特别关注生产建设兵团与人民解放军的派系出身和构造，注重对照分析隐匿的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及其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1965年9月，贺龙率中央代表团赴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召集旧部座谈成为毛派直接攻击贺龙的罪证。1966年3月，刘少奇在夫人王光美的陪伴下历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访问前到新疆视察，都被毛派作为其“反党”证据。自治区的党委书记王恩茂被也被效忠于毛泽东“新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红二司）”当成抓辫子，说贬低“伟大领袖”。1967年1月26日石河子又发生了暴力流血事件中支持王恩茂、反毛兵团的“八野”与其对立面的“石造总联”发生血案，死亡者达到百余人以上。台湾研究展示了武斗伤亡详实的数据。

笔者手头的“红二司的”机关报《新疆红卫兵》（第13期 1967年8月9日），也指出石河子血案是王恩荗和丁盛之流遵照其主子叶剑英和徐向前的指令而进行镇压文革造反派的运动。

丁望在《新疆军区人事状况》中介绍王恩茂、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徐国贤、副政治委员左齐与张仲瀚等党和军队的实力人物大多来自贺龙领导的原红军二方面军和八路军一二O师。毛、林对此他们在新疆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独立王国”心存戒意

杨沧浩指出，1966年自治区的人囗约700万人，而根据1968年的新闻报道推算出此时自治区的人口巳经惊人地达到了1200万至1500万人。其中原住民维吾尔人约366万人，哈萨克人51万人，柯尔克孜人（中国在汉语中是这样译的，实际上是吉尔吉斯人）7万人，其他民族的人数在1000人至6万人之间。这样的人口构成表明、中国人即汉人入殖民者飞速增加，破坏了当地民族人口平衡结构，成为少数民族不满爆发的最大原因。在少数民族郁积了大量不满的同时，乌鲁木齐市及其周边汉人发生武斗流血事件。

新疆武斗主要是自治区党委武光和吕剑人、以及新疆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左齐等人率领的“红二司”与“兵农造”、“新工总”等群众组织以及同王恩茂、张希钦等人以及“红一司”和“红三司”、红促会、四野（农四师）、七野（农七师）、八野（农八师）、工促会、农促会、联促会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后者得到自治区党委和军区的支持，为“保王”一派。表面上是不同派别的群众斗争，实际上是匪党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革命造反派同匪党新疆党委员会与军区之间的斗争。

自治区党委员与军区的实力人物同匪党中央对立的事是因为王恩茂书记兼司令官原本属于彭德怀和贺龙系统的人。彭徳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整肃之后，在西北地区保持了影响力的实力人物王恩茂残留了下来。王恩茂被造反派的力量打倒后被扣留北京，毛泽东和林彪将亲信作为新疆军区副司令官派遣来掌握实权。

操青指出自治区最大的“反毛集团”是生产建设兵团，如果该兵团陷于不稳定的状况，与苏联有相互缠绕历史与地理因素的维吾尔人的存在有可能成为潜在不稳因素。“支援新疆民族独立总部”设置在哈萨克共和国的首都阿拉木图，训练流亡维吾尔人，这些都表明自治区的动乱可能持续存在。

台湾利用新华社发布消息和各地群众组织刊印的各种红卫兵小报分析研究。朱文琳注意到暂时扣留在北京的王恩茂在1968年9月5日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又被当选为副主任，她分析此时彭德怀和贺龙系统的军人大都被整肃，潜在的威胁因素被扫除，考虑王恩茂的治疆功劳。

王恩茂曾率领30万人屯田兵和200万人以上的移民巩固了新疆边境。更重要的是王匪恩茂消灭了1958年新疆的分离运动，防止了苏联和印度的入侵。（中略）。王匪并没有打出同毛匪诀别分离的叛乱旗帜，毛匪宽容王匪之事也是考虑到王匪政治上的影响力。不过，王匪出于责任感，对苏联侵略新疆的野心和少数民族方面分离独立的倾向还是心存警戒的。如果新疆陷入动乱，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就会乘机膨胀，苏联帝国主义也会侵入，新疆就会从中国的版图上被分裂出去，王匪与毛匪，苏联与少数民族之间种种微妙关系中新疆维系着平衡。

朱文琳在批判“毛匪”的政策的同时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中国版图上的分离出去抱有危机感。国民党虽然与“匪党”持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台湾建立了偏安小王朝，但双方都做着大一统、大中华的梦。

朱文琳还记述了“匪党”对维吾尔人政治家包尔汉和伊敏诺夫的批判等事实。包尔汉（又译作鲍尔汉） （1894——1989）生于俄罗斯帝政时代的喀山。也可能是塔塔尔人，1912年回到新疆，后来于1944年参加了“三区革命”，中共建政后一直自称为维吾尔人。1964年被当做作“老派苏联特务、国际间谍”而遭整肃。

伊敏诺夫（1915-1970）是“伊犁叛乱的头目”（即“三区革命”，早在1957年因主张新疆独立而遭处分整肃。文革时期包尔汉和伊敏诺夫两人的“旧罪”又被重新“挖揪”出来，是因为自治区为“反修前哨”，对外有苏联的干涉，对内有维吾尔人的分离独立倾向，中共抱有危机意识，先下手为强。

而由于红卫兵的“破四旧”狂潮中对伊斯兰教设施的大肆破坏，宗教活动被迫停止，信奉伊斯兰各民族对此心怀不满，积郁在心。

朱文琳在论及伊敏诺夫问题时对此有详细的叙述。

大约依据同类资料，马克米兰的结论与朱大致相同。“新疆文革源于王恩茂长期的地方统治与毛、林北京派阀之间的汉人权力斗争，少数民族社会究竟如何却不见只言片语，只因为北京担心苏联利用自治区内部混乱与派系斗争，在非汉族社会搅动不稳因素从而引起分裂而保留王恩茂”。

从以上文革同时代的研究中可见自治区的文革中维吾尔人是没有登场的，文革完全是汉人为主体的生产建设兵团与其周边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这说明自治区的所有权力完全被外来入殖者所掌握，原住民维吾尔人还真的是自治区的主人公吗？维吾尔人在自已的土地，自己的故乡失去的与生俱来的权利的过程。可参考台湾研究者呉启讷的研究。

维吾尔人曾于1940年代末就要求按照苏联式高度自治的模式实行“维吾尔斯坦”建制，但中共不仅没有给与其高度自治，还相反地给与其他民族如哈萨克、柯尔克孜（即 吉尔吉斯）、蒙古和回民等族以区域自治权，来削弱最大民族维吾尔的力量。在各民族均一视同仁的宣传口号下架空了维吾尔人的自治权力，达到了让各民族力量相互牵制，相互削弱的目的。

然而，即便维吾尔人全部权利被剥夺，并非意味着他们就是文革的局外人……文革中如何对待维吾尔人呢？如果不考虑维吾尔人的具体实例，就难以究明自治区文革之全貌。

3.批判资料中维吾尔人的文革——伊敏诺夫的事例

笔者于在2016年公开了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伊敏诺夫三反罪行言论摘编》。

本资料是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工代促进会、区人委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乌鲁木齐市印刷厂”红星“野战兵团”于1967年12月10日编印的。根据第一期上的写于1967年12月某日《编者按》，该刊之后持续发行，暂不得知。“工促会”和“印刷厂红星野战兵团”是工人的组织、“人委机关”则是在自治区党委干部组织。

从上面介绍的《新疆红卫兵》来看“红促会”应该属于保守派。从对王恩茂称为“同志”，伊敏诺夫“恶毒攻击王恩茂同志”来看，无疑，这3个组织都属于是保守派。该批判材料赞扬王恩茂阻止了维吾尔人的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行动，“为祖国立下汗马功劳”。在自治区存仍然在深刻的民族问题时，打压王恩茂是不恰当的。

从以下批判资料上所列举的伊敏诺夫的“罪行”来作分析究竟他的哪些言行“犯规”了呢？。

编者按：北京卫戍区和新疆军区奉命分别逮捕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大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黑贼武光和顽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苏修大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伊敏诺。这是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决定性的伟大胜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解放十八年来，自治区在民族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这个斗争是十分尖锐和复杂的，也是很激烈的。以伊敏诺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长期潜伏在自治区党、政部门里的一条又粗又长的大黑线。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顽固地方民族主义者、里通外国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去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伊敏诺夫就是这条大黒线的总根子、总代表，是自治区党内最大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总头目，是苏修伸向新疆地区的大黒手、大特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

用毛“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来攻击少数民族领导人的手法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发生的大屠杀同出一？。中共首先从内蒙古自治区“揪出乌兰夫黒线人物、清除其流毒”着手，开展大清洗“内人党”运动。“”又粗又长的黑线“这种特定的文革政治语言都是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

伊敏诺夫被指控“七宗罪状”：

一、分裂祖国统一、妄图把新疆变为苏修的殖民地。在三区革命时期，他经常叫嚣说“新疆将来会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他积极支持“五十一人会议”，并主张“在新疆应该成立共和国，并改名为’维吾尔斯坦’.”国家通过的宪法为什么不提少数民族成立共和国“，并对当今宪法未赋予少数民族建设共和国的权利这一点心怀不满。

二、疯狂地反汉、排汉，恶毒攻击生产建设兵团，破坏民族团结。“汉族人越来越多，他们得到的利益多，影响了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建设兵团都是汉族人，党是为汉族人民服务的。南疆人民生活苦，党委不关心，但对生产建设兵团照顾得很好，新疆变成了中国的殖民地”。 各民族的收入是不平等的，一个大致的比例是1：3：6，即一个汉族人的收入等于三个哈萨克人的收入，等于留个维族人的收入“。

三、反对党的领导，阴谋篡党篡政，妄图实现其个人野心

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时，他煽动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说“国内形势对我们有利，不要怕，应当大讲特讲民族问题，让汉族人睁睁眼睛”。

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少数民族中开展整风运动，进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他竟明目张胆地反对说“当前大汉族主义是主要的，应该反对大汉族主义。没有大汉族主义，也就没有地方民族主义。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首先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是可以的，但也要反一反大汉族主义”。“党是汉族人的党，不能代表少数民族的利益”，“汉族人把党委。人委的工作都管了”。

四：大肆鼓吹干部“民族化”，极力推行叛国投修的干部路伊敏诺夫说什么“只有各机关干部做到以民族干部为主要成员，不要汉族干部才算民族化”。“自治区既然是以维吾尔族为主，那么主要的干部就应是本地民族干部，特别应是维吾尔族干部”。“我们是革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应是维吾尔族比较好，主要领导部门中的主要负责干部应配备维吾尔族；中央在决定配备新疆的负责干部时，应该把汉族配备为副职，即放在第二职位上，维吾尔族应为第一位”。

第一次党代会选举时，伊敏诺夫说“本来我们的人应该当第一书记，我们自治区县级以上的党委书记丢失汉人，为什么不叫维族人担任呢”。

五：反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竭力破坏社会主义的建设

他攻击党的镇反政策，竭力抹煞镇反成绩，夸大缺点。说“在新疆少数民族镇反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接着他又对实施合作化等公有制政策进行抨击，说“合作化搞快了，搬用了口内的经验，因而使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副业也搞得不景气”；“在合作化以后，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善，是因为耕作的方法受到了限制”，“很多牧民没有毡房住，没有毡子铺，国家收购的羊毛太多了”；“领导上对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特别是对南疆维吾尔族的经济，重视不够，民族化作的不够，没有解决本地民族中的失业问题”。

六：煽动边民外逃，背后策划伊宁“五·二九”反革命暴乱

“伊塔地区有不少先辈是三十年代从苏联跑出来的”，“我们本来生活在一起，赶车到清水河、永分离”。“历史上中苏之间的这种人口来往账是无法清算的”

当暴乱分子向伊犁党委冲击，我战士对空鸣枪警告时，伊声嘶力竭地叫喊“是谁让开枪的？”并别有用心地说：“哎！在这个时候要有两个营民族军该多好啊！”“社员生活很苦，老户收入被外来户吃光了，他们没有馍吃就跑了”，“伊宁市失业的人太多了，人民生活安排得不好，有些地方每人每月仅有八斤口粮，这怎么够吃呢？”

伊敏诺夫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公开地为伊宁“五，二九”反革命暴乱翻案，为苏修开脱罪责。“内因是废物王恩茂对苏修采取了投降主义路线|”“在边境公社大量安置汉族自流人员”，“破坏了 边境地区民族团结”。

疯狂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大造舆论。

七：恶毒污蔑王恩荗同志“继承了新疆历史上的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吴忠信、张治中等人控制新疆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他们还别有用心地煽动说：“王恩茂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少数民族”。还污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践踏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破坏了历史文物和文化遗产”。他们甚至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地全盘否定一九五八年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所取得伟大胜利，疯狂地为地方民族主义翻案。与此同时，伊敏诺夫还明目张胆地为苏修开脱罪责，叫嚣一九六二年边民外逃事件“是由于王恩茂投降主义造成的”。

从以上大批判材料中，可以了解伊敏诺夫的政见。

如果伊敏诺夫真的谈到“新疆自治共和国”的话，那么他与创建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夫的政治诉求非常相似。乌兰夫强调“民族自决”，要求在中华民主联邦内进行自治。

伊敏诺夫在1957年强调反大汉族主义，遭到处分与批判。乌兰夫也从1965年年底毛大搞特搞社教时，“大反特反大汉族主义”，招致中央的不信任，同样被整肃。

乌兰夫和伊敏诺夫的命运说明，毛泽东高调的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所谓“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其实不过是假装谦恭而己，真正反对的是后者。

在伊敏诺夫要求党和政府机关民族化这一点上与乌兰夫也非常相似。乌兰夫也从1957年开始强调“自治机关民族化问题，基本上是民族发展的问题，创造文字，自治机关民族化都是为了民族发展，否则就没有意义了”，虽然后来在有限范围内部分实现了他的这一主张，但后来这些都成为他的“反党叛国的罪证”。

少数民族的自治共和国和联邦制度完全被否决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出路就是“自治机关的民族化”。

内（南）蒙古知识阶层和领导人批评中国政府从内蒙古掠夺资源运往内地，而对蒙古人地区的发展漠不关心。维吾尔人伊敏诺夫对北京当局的经济政策也同样是不满的。

新疆1962年5月“伊犁。塔城事件”。内蒙古自治区于翌年1963年2月6日也发生了“二〇六”事件“，自治区铺开大规模的清查网，百人以上的东蒙古出身的高级干部被捕。文革中根据中央指示，进一步成为”挖肃“为口实的大屠杀的依据。

这两宗事件说明中共对少数民族杯弓蛇影，疑心暗鬼，换而言之，少数民族一直处于“忠诚心”不被信任的压力之下。这些都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因素。没有自已独立军队的少数民族，只能是任人屠宰的命运。乌兰夫在1947年自治政府成立前曾经要求“在国防军中单独创建一支少数民族军队”的诉求一直未能实现。

最后从批判资料中伊敏诺夫对王恩茂的批评上可看出问题。资料来源于保王派，也就是掌握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有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汉人群众组织，“保王”也就是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造反派“新疆红卫兵。风雷”则批判“王恩茂是新疆最大的里通外国的恶霸”、追究“王恩茂与伊敏诺夫的亲密关系”。当局对造反派当时要打倒将汉人移民利益摆在第一优先位置王恩茂抱有危机感。如果群众组织内斗升级并且真的打倒了王恩茂的话，那么，中共在在新疆几十年苦心经营的汉人殖民利益就可能付之于流水，因此将使斗争的矛头就转向到维吾尔人。对中共而言，真正的敌人并不是王恩茂，而是维吾尔领导人。未能揪出维吾尔领导人的文革“现行反革命罪行”，于是就揪出“历史反革命罪行”。“深挖下去”，从1944年创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伊敏诺夫种种“民族分裂罪”就被挖掘出来了，这正是中共所强调的。这种手法与内蒙古自治区完全相同。发动对蒙古人实施种族灭绝时，也将1945年蒙古人所创建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和1946年存在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定为“民族分裂主义活动”。

4：事后解释所反映的民族问题的实态

至今为止的文革研究和中共公开的记录中关于文革期间维吾尔人的情况几乎是空白。这种有意抹杀的政治空白表面上似乎意味看维吾尔人在文革中处于“冬眠状态”，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心甘情愿接受汉人的统治。

尽管公布的信息非常匮乏，但进入21世纪后，新疆的民族问题日益突出，分析这些现实问题不可避免要追溯文革中发生的种种事件。从历史与现实的错综复杂的相互缠绕开来分析，可以得知“东突”被并入中国领土框架后，维吾尔人的地下抵抗运动从未停止过。

维吾尔人的抵抗运动与“祖国的利益”

马大正自称是蒙古学者。他牢记江泽民总书记的“信赖是最大的尊重和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书记王乐泉同志的支持”下，从1990年代起就承担了“新疆社会稳定战略”的国家安全项目。其专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中，详细地叙述了文革中维吾尔人的“分裂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大正的著作大肆吹嘘中国当局“社会主义制度下繁荣的发展的新疆各民族的友好融和”，而他的“新疆反分裂斗争进入更加严峻的时期”就戳穿了自己自相矛盾的谎言。

全书他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因而字里行间处处充斥着对维吾尔人的恶意描述。

维吾尔人称呼中国人为“黑大爷”，因为维吾尔语言对汉人的发音也是“黑达爷”。这个词来源于蒙古语对汉人的叫法“hyatad”（契丹人），“黑大爷”这个词语与日语中“yakuza”（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徒）有异曲同工之妙，倒是表现了维吾尔人的爽直性格。

马大正从1956年5月“南疆平叛”的资料中看到“黑大爷”这个称呼便断言包含新疆“解放”时“一直潜伏着反对共产党、颠覆人民政府、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分裂祖国的统一的反革命集团”。引人注目的是马大正使用的正是文革的政治语言。

进入21世纪后，中共虽然部分否定了文革，不过归根到底、那也只是中国人内部的事，这种政治语言表明文革在少数民族地区从未结束过。

马大正认为“分裂活动”的的背后是苏联颠覆活动，他从不反思中共与汉人之过与责任。一有风吹草动，就开动宣传机器大批判“境外一小撮反华势力的煽动并策化境内的极少数分裂主义者的有组、有预谋的暴力犯罪”。

“六十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悪化，昔日的同志变成了敌人、反帝的大后方变成了反修前哨。新疆地区的形势也大大地改变了面貎、世界最早的社会主义囯家苏联的存在反而成了推进新疆地区分裂主义者进行分裂活动的囯际背景势力。进行分裂活动的人包括来原国民党起义（其中也包含党的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持有分裂主义思想的宗教界人士。”

马大正列举了六十年代三起较大的分裂主义活动，“1962年的”529事件“和1968——1970年的”东突人民革命党反革命集团事“以及1969年的”喀什地区麦盖提发生的以阿洪诺夫为首的武装暴动“。

文革后文本叙述的文革期的“分裂活动”

关于伊犁的“5.29事件”，马大正又提供了更详细的信息。1962年5月29日，冲击伊犁州政府的“暴徒”人数达到2000人以上，在镇压这起反革命暴乱中死亡四人。“暴徒”高呼“打倒汉人”口号，共有5万6千人外逃，并带走30多万头家畜，使得40万亩农田未能播种。“逃亡苏联的新疆分裂主义份子在苏联的持续支持下，仍然对我国继续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如果马大正如所标榜的那样是站在客观立场研究的话，为什么不问北京当局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否正确恰当呢？为什么不思考激进的公有化政策在新疆的经济后果极其影响呢？

马大正认为中苏关系破裂，新疆成为“反修前哨”，于是苏联又开始利用“民族解放运动”的的理论来支持新疆旧有的分裂势力进行颠覆活动。1968——1970年的“东土耳其斯坦人民革命党反革命集团事件”与1969年的“喀什地区麦盖提发生的以阿洪诺夫为首的武装暴动”。1966年文革开始后，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里通外国”分子操纵下。最初在乌鲁木齐、喀什两地组建“维吾尔斯坦人民革命党”，1968年改组为全疆范围内分裂组织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到1970年3月“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全案侦破”。到1973年的调查结果是，苏联早从1956年起就派遣特务吐尔逊热合莫夫来新疆与“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副主席扎合诺夫联络，策动建立“维吾尔共和国”独立活动。

文革爆发时眼见独立机会来了的伊敏诺夫与扎哈诺夫、巴特哈（当时都是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们同暗藏的托呼提库尔班分裂主义分子、原自治区出版社维吾尔文办公室主任）与尼牙孜　乌买提（温泉県商业局副局长）、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苏联的老牌特务、自治区对外贸局绒毛厂副厂长）等人密谋行动。在1968年2月正式成立了“反动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他们伙同一起开过四次会，酝酿成立全疆组织。

“反革命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十二次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派遣26人次跟当地特务机关联系。到1969年底，该党发展到1500多人。所属78个基层组织，涉及到新疆自治区的12个地、州、市和22个自治区级单位。“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该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独立国家，近代以后变成了汉人的殖民地。”打破汉人对殖民地的统治、实现东突厥斯坦民族的独立，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就是本党的最终目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厉声研究，该党还把制造分裂舆论，向各族进行分裂思想渗透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先后编印了《火炬报》、《觉醒报》、《独立报》等宣传刊物，并编印了大量宣传其分裂主张的传单或小册子四处散发。

该党主席托呼提库尔班在1968年2月被新疆大学的群众组织监禁之后才“阴谋败露”。从马大正的记述中可知，该党成立后的两年中中共尚未察觉。新疆大学群众组织的“发现”显得尤为重要。尚不清楚是群众组织中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对在民族问题上，两派超越派系斗争，团结一致。正如王力雄所言，“新疆汉人在其他问题上对当局有各种不满，一涉及民族问题便与当局成为同盟。即使有批评，也是对镇压不够强硬的抱怨。新疆建设兵团那些从内地农村招的临时农工，平时受尽大小官吏的欺压，一旦有镇压当地民族的行动，却会兴奋有加，摩拳擦掌地请战”。

“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喀什南疆分局总书记”的阿洪诺夫（原喀什拖拉机站站长）决定在喀什市和麦盖提县举行武装暴动。阿洪诺夫成立了“暴动领导小组”，确定行动计划，并明确提出暴动后即向中苏边境进发，“宣布东突厥斯坦成立”，迎接境外武装暴动。1968年8月20日。麦提盖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装库，当地公安及武警平息叛乱。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与新疆军区确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到压1970年3月破获全案，据统计，共计有5869人被逮捕、其中32人被判处死刑。

马大正并无是颖的立论。只不过“中苏关系恶化和苏联方面的煽动。策划在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回炉翻版而已。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种种研究，当然不可能站在维吾尔人立场说话，因而对马大正的研究也不必抱有任何期待。但从他的叙述中仍然可以了解文革中维吾尔人的抵抗运动这一点来说，他的书也不是毫无意义。

5：激发文革民族问题的主要原因

不管中国是如何狡辩不存在“民族问题”，声言“新疆总体稳定，同时受到国际反恐形势以及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等不确定因素影响”，但新疆“处于暴恐活动活跃期”。“稳定压倒一切”，“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不遗余力打击恐怖分子”成为首要任务。由此可见，新疆的民族问题，或者说官方定性的“分裂活动”，不只是在文革中发生和激化，而且必须回溯到文革前1962年的“伊犁、塔城事件”、1957年的“反民族右派斗争”建。中共建政后的“镇反”。每次政治运动后的中共只承认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或者说具体执行中共的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而不从根本上反思，没有彻底切断负的连锁。文革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民族问题的性质，除了上面指出的以及分析之外，台湾研究者们的论研考证也很引人注目。中华民国方面对其敌手有着长期的持续的连绵不断的观察。

有中国学者指出“民族问题恶化是由于中共民族政策的变化的结果”。

中共建党初期紧跟苏共贯彻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1922年的“二大”时期就提出“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建立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与国民党政府不同、鲜明地强调了民族自治权，“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并在这个联邦基础上组织联邦的中央政府”。 中共在建党后的一个时期，强调以自治自决自决和联邦制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在国家建构形式上并未放弃联邦制的构想。但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为“防范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离间统一大业”为由，最终单方面摒弃承诺，取消了联邦制的主张，采用区域自治。

首先，从理论上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稳固工人阶级自已的地位和权利、，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而少数民族传统并不划分“阶级”，当然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低于汉族。其次，区域自治的核心是就是分割统治。根据“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蓄意人为地分散少数民族的居住格局。比如，传统的藏地被分割为西藏自治区和周围邻省的四川、甘肃、云南、青海。蒙古人的土地也在内蒙古自治区外分割给东北三省和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内，更设立了哈萨克自治州和回族、蒙古族自治州，实施分散削弱维吾尔人力量的政策。

蒙古学者郝致远曾在三十年前指出，进入八十年代后，中共关于少数民族政策能动性变化在于具有“长远目光和开拓性的视野”的其国家战略中如何利用少数民族。具体政策之一就是大规模的移民。这种淹没式的移民改变并逆转汉人与少数民族的人口结构比例。大量汉人移民鸠占鹊巣，反客为主，少数民族在自己的故乡沦为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中共称之为“建设战略大后方的国家计划”。其次移民政策不仅起到抵御苏修的桥头堡作用，还能够有效地控制少数民族的分离独立运动。第三，将少数民族地区当作踏脚板，对外进行干涉。例如利用云南的少数民族，支援缅甸的反政府武装势力，进行颠覆活动此外，由于中共的无神论性质，大规模的移民的结果使得民族问题更复杂。

更有蔡国裕直截了指出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是分割统治，党领导下的区域自治法实质上党治国家，代表汉人利益的党。乌兰夫被整肃后，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党书记的位置上坐都是汉人。日本学者加加美光行也在《中国的民族问题-危机的本质》中关于新疆文革的问题时指出：“所有的民族政策都是维护汉族为主体的国家利益而服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人民“究其本质指的是汉人服务的汉人国家。拓殖边疆的对外膨胀为目的，在少数民族祖祖辈辈的土地上自上而下推行的民族政策也都是以”中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来制定和实施的。

结语

以上基于先行研究和有限的红卫兵报刊及批判材料为基础，笔者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体民族维吾尔人在文革中的政治诉求与理想做了分析。不只是维吾尔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蒙古人也在从1964年开始的社教运动和后来的文革，因试图创建“蒙古自治共和国”也遭至镇压。据从1985年担任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的蒙古人巴岱记载：和静县県巴音布鲁克草原上10596名游牧蒙古民中就有300人遭至肃清，70多人被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蒙古人也被指责为与苏联与“外蒙”背后勾结。中共经常把维吾尔人和蒙古人的背后存在“苏修”和“蒙修”的“干涉”与“煽动”作为肃清的口实并以此来解决民族问题。由于中共以及汉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维根本至今未变，因此边境地区的民族问题也就不单单是民族间的问题，而具有与国际社会相联系的特征。

今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抹杀原住民维吾尔人在文革中的历史，而伴随“反恐”问题的深化，文革中新疆的抵抗运动也逐渐漏出水面。 那么中共御用学者们是怎样理解少数民族的“暴怖”的呢？

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的吴启讷对有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的成立过程作过精辟的分析。不仅如此，在内蒙古自治区有组织地积极推行移民放垦和屯垦政策，大举殖民，彻底改变了原住民与外来人口比例。在南方进行“民族识别”时有意划分出土着化的汉人为出壮族，以此牵制传统的地方主义。在新疆设置很多自治州和自治县也是为了架空维吾尔人的自治权。但新疆大学的潘志平对此提出反驳，其反驳背后不难看出有北京意图。潘志平指出，1944的伊犁暴动（“三区革命”）不是任何积极意义的革命，本质上，由民族主义的暴动引发中国边疆危机的“事变”，这场暴动属于旨在“分裂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范畴”。维吾尔人没有民族革命思想，“东突厥斯坦”思想源自于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吴启讷则认为不仅具有这个背景，也应该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自决论思想来研究维吾尔人的民族革命。但是潘志平认为吴启讷的理论不成立。潘志平完全不提中共以往的民族自决权政策，“苏联的说教民族自决权”中说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时，’民族自决权’成为苏联关于’东突’问题的说教“。汉人研究者往往在承认分离独立运动背后有苏联的”暗地支持“，但又对中共学习苏联的的民族自决思想加以否定，这实在是令人费解的双重标准。

中共抛弃曾经心仪的民族自决思想，但各族人民仍然以此为崇高理想，这是谁也抹杀不了事实。

中国有两个民族（国家）主义。对外是敌视日本，要将美国从亚洲排赶出去的国家主义。对内是剥夺各民族与生俱来的民族自决权，同化少数民族、吸入“中华人民”的大汉族主义。这两种民族（国家）主义在文革时期被缠上阶级斗争论的外套，实际上这样的阶级斗争就是汉民族压制和搾取少数民族问题。本文为确证之一例。今天这种模式愈演愈烈，而且将少数民族正当的权利要求主张全部归结“分裂活动”，上纲上线至，以至于被列入“反恐”一环而残酷镇压。今后中国如果利用国际社会的“反恐”潮流而缺乏真诚的对话沟通，那么解决民族问题的希望就更遥遥无期。这就是认识与国际社会互动的文革历史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