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英：中国和文革并非批判日本的“素材”

—— 《边疆与国际社会的文革——至今仍魔咒般束缚着中国与世界旳半世纪前史·代后记》

作者：杨海英 译者： 刘老伯

日本如何研究中国与文革的呢？换而言之，日本与文革，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笔者想谈一些个人的体验。

笔者于1989年3月底赴日本留学。离开北京前参加了民主运动的前夜，即1988年秋的关于自由与人权的讨论。1987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职下台，邓小平此举招来了知识界的反感。青年作家苏晓康的电视纪录片《河殤》的解说词，中国的知识分子饱受政治权力的操弄，未能形成具有独立思考的共同体，中国以河流、大地为根基的内向式“黄河文明”导致保守、愚昧和落后，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蓝色文明”学习等解说词引发校园“河殇热“，给青年们的思想以很大的冲击。

当时我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任助教，授课时就有学生提问关于”人权“、“自由”、“民主”这些热门话题，结果课堂逐渐也被热烈的时政讨论而代替。当时这类分享交流、自发性论坛在各大学的青年师生们中间每晚随处可见。

无疑，北京的知识分子讨论和期待的是汉民族社会内的民主化。民主化拂晓的光芒从首都辐射到全国各地。那时没有人去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化。就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也异口同声“内蒙古、新疆、西藏自古以来都是我国的领土、“先进的汉族应该帮助落后的少数民族”。而对少数民族实际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历史并不长，少数民族为实现民族自决的理想而孜孜努力的历史与现实既不理解，也不试图沟通。

我跟在中央民族学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师生交流，大家都谈到从“区域自治”到“高度的自治”的话题。这个背景是因为胡耀邦1980年代初期访问西藏自治区时比较开明的态度以及中央（邓小平）的“独立以外、什么话题都可以谈”，似乎暗示“高度自治”的可能性，让人觉得连联邦制这一愿景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同汉族师生一边继续困难重重的对话与沟通，一边梦想民主化的实现。

来日本后不久，4月15日胡耀邦的猝死而引发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 直接引起大规模民众怀念与抗议运动，最终导致民主运动爆发，1989年6月3日晚间到6月4日凌晨被中共武力镇压。

关于这场流血事件，众多的出版物中值得瞩目的是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吴仁华的著作。他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与六四事件现场的见证者，他的《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记载：“我们所有参加这场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市民一样，仍然赤手空拳，没有任何防卫的武器，因为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宗旨始终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实际上，包括我们这些特别纠察队员在内，直到六月四日清晨被解放军戒严部队以武力血腥驱赶出天安门广场为止，依然是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何况，擅长于宣传蛊惑的中共当局在解放军戒严部队以武力占领天安门广场之后，也并未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底座一带的学生手中缴获这类所谓武器，可见所谓的武器纯属于子虚乌有”，部分市民和学生拿起石块、汽水瓶子、木棍等根本算不上武器的‘武器’，以暴易暴，自卫反击，根本不是在六月三日下午五时许，而是在六月三日晚上十时许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屠杀学生和市民之后”。

吴仁华的另外一本著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香港真相出版社、2009年)。这本关于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书包括有哪些部队参加这场屠杀，调集那么多部队进入北京城的原因？哪些部队实际开枪杀人？士兵何时何地开枪，擅自开枪还是奉命开枪？谁下的开枪命令？哪些部队杀人最多？哪些官兵表现消极，哪些表现积极，这些人后来的结局如何？作者花费很大的精力查出戒严部队番号和官兵姓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学位于北京市东郊外的朝阳区定福庄。它的邻居隣近北京广播学院大学(今为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学培养的目标是外交官，北京广播学院大学则致力于培养传媒人员，其新闻学、广告学等优势学科中播音与主持艺术等在内的艺术专业有名，尤其是广播电视领域的人才。由于两大学的特殊性质，当时招生简章上的条件是“女子容貎端荘秀丽、身高1.6米以上”等高标准条件、是知名的美男美女大学。我认识的一位同学，谁都认为她前途美好，将来一定是中国的一位优秀播音员的的四年级女学生，竟然在大学校园中散步时遭流弹而散命

六四天安门事件和文化大革命是决定我人生价值观的两大事件。

关于天安门事件，最近日本一位卓越的中国学者却表述为“对部分武装化抵抗的学生和市民开枪镇压”的事件(坂元ひろ子，《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史》 岩波书店2016年)。

作者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脈络中将天安门事件作为表述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的典型事件，指明了共产党的本质，这一点值得评价。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主义者理所当然用暴力来维护其一党独裁，这是中共的本质。表明作者尚有清醒的观察，但是得出武力镇压是由于学生与市民武装之后而采取行动，这一结论与中共不谋而合。

“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武装暴乱”，不得已采取的镇压手段”正是共产党的宣传口实。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宣传部编辑的《关于平定反革命暴乱的学习资料》(平叛学习资料汇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中有详细的论述。该教授的论调“因武装抵抗，后有开枪镇压”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这种论调与中共武力镇压正当化的理论同出一轨，教授虽然生活在民主自由的日本，却站在维护镇压追求民主的学生的国家专政立场。退一百步讲，屠杀武装的“恐怖分子”就是正当行为吗？那么梦想成为播音员的这位女大学生，午饭后提着热水瓶回宿舍的路上，她如何“武装起来抵抗”的呢？

坂元教授参加了2016年6月18日至19日于香港举行的“超越国族的历史学与战爭责任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Studies and War Crime； Seeking for Transnaional Mutual Understanding )。我的朋友，电影导演翰光带着他的关于原慰安妇的纪录片参加了讨论会。翰光也是《亡命—遥远的天安门》(岩波书店、2011年)的作者。据他说坂元教授从人权和女权主义观点非常关注所谓的慰安妇问题，也就是说，显示出关注人权，保卫人权，并从人权角度试图解决日本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战争责任”。那么，为什么同时为中共以武力镇压追求民主的学生辩护其正当化呢，为什么要求解决慰安妇问题的作者与对被中共杀戮的学生和市民釆取冷酷态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吗？笔者苦于难能理解。

对包括坂元教授在内的自称当代中国研究者们而言，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慰安妇问题是批判近现代日本的恰好素材，教授也就积极参与，扮演人权派和正义派的角色。相反，天安门事件是中共的污点，与战后走上民主化之路的日本为两极存在，因此只能视若不见、沉默不语，甚至说学生和市民已经武装起来，因此镇压“反革命暴徒”是正当行为，为开枪镇压民众提供依据。如果教授认为慰安妇受到了非人道的虐待，那么被戒严部队射杀的花季少女，她的生命，她的未来又是什么呢？

日本的文革研究以怎样的脉络展开的呢？老实说日本文革研究已经落后于世界。其原因之一是，客观透视文革的实证研究不多，大部分是通过六十年代的中国反观与批评日本自身的近现代史的评论较多而导致学问上的空白。中国成了批判日本的对照性材料，肯定文革，礼赞文革的学者不过当了中国公式化宣传的传声筒，而对实证研究是忌惮避嫌的。中国以及文革不应成为批判日本的“素材”，而应成为客观研究的对象。

本书的作者之一、福冈爱子在论文中提出：“应当更多地关注幸存的当事人的记忆以及大陆之外寻找出版机会的各种的回忆录、文革论。比起否定式地怀疑作为证言的可靠性以及（政治）偏向问题，其实更应该发展成为探求其中的原因并将之逻辑化继而相对化的方法论。

不能无原则地为中国政府的各种暴力辩护，科学研究在于拨开事物的表象，探索真理，本书以此为共识，并惟愿成为一本开拓中国研究新天地之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