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7日星期二

專訪內蒙古語言學者:蒙古國使用的西里爾蒙文,對我們來說就是外語


本篇訪談了來自內蒙古的學者白春花,她分享了內蒙古蒙語教育的情形:「像我爸爸媽媽,各自的蒙漢教育背景都隨時代有所不同,這是因為中國對於少數民族的政策隨時代有所不同,這變化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過去有時會禁止接受蒙語教育,有時候又較鬆綁,所以會隨時間而不同。」

蒙古國政府決定從2025年起,將全面恢復使用傳統蒙文。

蒙古語的使用者主要集中在蒙古國及中國的內蒙古自治區、俄羅斯靠近蒙古國區域,以及吉爾吉斯部分區域,其中蒙古國使用的是跟西里爾字母,在俄語使用的西里爾字母上加了蒙古語特有字母進行轉寫。

另一方面,中國的內蒙古自治區則保留了傳統的回鶻文蒙古字書寫。不過因為內蒙古的語言環境中蒙語漸漸式微,傳統蒙文也遇到很大的挑戰,這次蒙古國恢復傳統蒙文,內蒙古出身的學者又是怎麼看的呢?

今天麻瓜訪問了來自內蒙古的學姐。因為訪談內容比較多,麻瓜把它整理拆成兩篇發表。

第一篇主要想了解蒙古語在內蒙古的現況,以及對於保存弱勢語言的意見與分享。當中穿雜了很多內蒙與外蒙的比較,內容不純然是語言學,也一併分享給大家。

受訪者:白春花(現任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特任講師)

麻瓜:想請教內蒙古的蒙古語教育現況,當地的人們是怎麼接觸蒙語、什麼時候開始學蒙語的呢?

其實這個也是有一個歷史(變化)的過程,像我自己就和現在的孩子不一樣,我自己是上小學三年級以後才在學校裡學習漢語,到了中學環境裡才開始碰到使用漢語的孩子,小學的時候一般都只是在學校裡學習漢語,但環境裡基本上都是蒙語,除了漢語課外整個環境都是蒙語。

就連數學課和其他課程我到了大學都還是用蒙語學習的。不過像我剛剛說的,初中的時候有些同學家裡本身就是漢語環境,所以必須得跟他們說漢語。

但是現在的孩子,就是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學漢語,接受所謂「漢語教育」的孩子也挺多的,所有科目都是漢語,這些人家裡可能會用蒙語,在社會中的一些小圈圈也是用蒙語,但一走到大街上,可能就開始用漢語。

我小時候大家都是用蒙語的,但現在漢語很多,所以我才說有個歷史性的變化,這幾年特別能感覺到。現在也有「蒙語教育」,所謂的蒙語教育基本就是和我過去所受的教育一樣,不過差別是他們在小學一年級就會有所謂的雙語教育。這個雙語教育就是除了漢語課——也就是國語課之外,他們也有用漢語去學習別的知識的課,只是以蒙語為主,也就是說接受蒙語教育的人肯定會學習漢語,也會有用漢語學習其他學科的機會;但如果是選擇接受漢語教育的小朋友,就不會有蒙語的課程。漢語在語言上比較強勢,跟我小時候蒙語比較強勢的狀況不一樣。

不過這僅限於我的狀況,像我爸爸媽媽,各自的蒙漢教育背景都隨時代有所不同,這是因為中國對於少數民族的政策隨時代有所不同,這變化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過去有時會禁止接受蒙語教育,有時候又較鬆綁,所以會隨時間而不同。

我是在呼和浩特,現在講蒙語的還算多。我丈夫是在牧區成長的,不過牧區的人有時候還是會把孩子送到漢語教育的地方,不太一定,蒙古族的有一個權利是可以自己選擇教育,是爸媽決定的。牧區的話我想很多都還是選擇蒙語,但城市的話就不是,以呼和浩特的十多間小學來說,大概也就一兩間是蒙語教育,蒙語教育比較少。

麻瓜:在內蒙古,什麼場合會使用普通話、什麼場合使用蒙語呢?

我在家裡主要是使用蒙語,上街去如果對方會說蒙語,那我通常也會用蒙語。不過如果對方不會,我就會說漢語。如果是完全不認識的人,就要看場合。比如百貨店,基本漢族人比較多,所以我可能會說漢語;但是像書店的話,通常會有蒙語區和漢語區,就會根據去的是哪一區決定使用哪個語言。市場就要看,像買菜的菜市場,可能就會用漢語比較多,現在的話去市場基本完全是漢語。

在公共場合使用蒙語的地方,以呼和浩特來說是越來越少了,但你要是去我丈夫的故鄉那邊,他們牧區那邊基本上都還是用蒙語。在牧區或者農村,公共場合都還是用蒙語。

麻瓜:目前在內蒙古,蒙語的使用狀況有什麼變化嗎?年輕族群會說蒙語的機率高嗎?

這要看具體區域,像呼和浩特因為有很多蒙古族大學,呼和浩特有七所比較有名的大學,這七所當中有的是漢語教育有的是蒙語教育,感覺上甚至蒙語課程多一些。加上因為整個內蒙的大學生幾乎都會集中來到呼和浩特求學,蒙古族大學生相對多,所以年輕人雖然整體說漢語的很多,但蒙古族的、說蒙語的人也不少。

不過內蒙古還是會有像其他少數民族一樣的狀況,就是雖然是蒙古族但不會講蒙語。我自己家裡就有親戚,基本上能聽懂蒙語,但不會講,主要是因為他們接受的是漢語教育。這幾年感覺漢語教育比較強勢一點。

麻瓜:我們知道很多語言都面臨到方言式微的問題,目前在教育現場上所使用的蒙語是標準語嗎?

蒙語主要有八種方言,根據地區有時會有聽不懂對方的情況,內蒙大致分為東西,東西兩邊的人要是沒上過大學,兩邊基本上聽不懂對方的方言,相當於兩種不同語言的狀況。但是如果有上大學,到了大學以後他們因為都得住宿舍,交流多了,通常過了兩三個星期就能逐漸聽懂對方說話,漸漸可以交流。

內蒙古的標準語並不是呼和浩特的方言,而是牧區那邊,一個叫錫林浩特地方的方言。內蒙古各地學蒙語都是用同一套教材,教學的老師們各自都有方言,所以教學都是用自己的方言。內蒙東北出來的孩子就講(蒙語)東北話,不會說西方方言;相反地,西部出身的孩子只會說西部的語言。書面語是一樣的,教材也是一樣的,實際的讀法則會各地不一樣,都帶有自己的方言。所以實際教學的時候,都是各地各上各的,但是到了大學大家也不會特別去分你的語言是哪個方言,大學老師也來自內蒙各地,可能有些老師來自東部,但他們教學時也不會改變自己的語言,學生得自己去適應.鍛練自己。

我上大學的時候,有堂邏輯學,老師是西部出身的,我剛開始真的聽不懂他在講什麼。後來因為邏輯課本身就比較有意思,後來慢慢地就聽懂了,就像這樣,學生都是自己鍛練自己,提高自己(笑)。我記得從不懂到聽懂,也就兩三週吧。

麻瓜:內蒙和外蒙(蒙古國)的人會有很多交流嗎?

有的,還是有很多交流。像我們那帶的可能比較少,不過要是去別的地方——特別是西部地區,也就是我們那「標準」的蒙語,本身跟外蒙烏蘭巴托的蒙語,就是比較相像的,所以交流起來也都沒問題。

我現在有時候也會接待從外蒙來的老師們,他們可能來東大訪問什麼的,我帶著他們,基本上交流沒有問題。語言溝通上是沒問題的,文字就比較難。

麻瓜:我們現在知道蒙語在內蒙還是有不少使用者。接著想請教書寫方面,實際在內蒙古生活時,什麼時候會使用到傳統蒙文呢?

文字很多地方都會看到,例如你到呼和浩特的每個地方,都能看得見漢語和蒙文寫成的標識。哪怕只是一個小商店,賣個水果,他也會在招牌寫上蒙語和漢語,雙語標識。當然看不懂蒙語的年輕人就會看漢語,不過很多情況下,招牌上的漢語都是特別大的,然後蒙語就小一些。這可能跟蒙語是豎著寫的有關,要是放大蒙語的話看板就會變得很大,因為我們那邊招牌還是橫向的為主,加上蒙語會有一些記號,整個小小的,所以整體的感覺還是會覺得漢語比較大。

麻瓜:一般內蒙古的人能讀懂蒙古國所使用的西里爾蒙文嗎?

要看人,像我媽的話可能是連聽都聽不懂,讀也讀不懂。因為外蒙的語言跟內蒙西部的比較相像,特別是顎爾多斯那邊,和外部(外蒙)的蒙語就很接近。所以像那邊的人,就算沒上過大學應該也聽得懂蒙古國的蒙語。

讀的部分,要不是特意去學習,基本上不會讀。在內蒙出版的書中,蒙語書還是挺多的,都是用傳統蒙文寫。比較特別的是,內蒙古也會出版一些蒙語書,是以外蒙的文字寫成的,整體來說很少,而且除非接受過外蒙文的教育,否則一般是讀不懂的。要說讀得懂的人,可以說特少。

對於這兩種不同的蒙文,倒是沒啥主觀的感情好惡。不過外蒙的那個文字,對我來說就是個外語(笑)。

麻瓜:我們知道現在許多軟體都是以橫寫文字基準,如LINE、微信等等,對話框都是橫的,豎寫的蒙文怎麼打字呢?跟家人朋友聊天時會打傳統蒙文嗎?

有的,我上面給你發的就是蒙語的樣子,跟家人會用,我大學同學很多彼此也會用蒙語。但是蒙語現況是你要在電子設備上用,得特意去下載安裝。蒙語鍵盤得要特意去下載才有。朋友家人之間打字還是會用蒙語的,就是說要特別下載才能用。而且它其實是豎寫的,因為是豎寫,讀的時候常要把頭這麼側過來(歪頭示範)。當然一看還是能分辨出來、讀得懂,但有時候還是要歪著頭看,比較麻煩。

內蒙有開發直書的文件,像我現在寫我自己的實驗材料就用蒙語寫,或者有些老師寫一些東西在網上公佈,就都是直書、豎寫的,網頁一開就全部都是豎的。電腦系統的話,則有蒙語的也有漢語的,不過漢語可能還是更多一些。我最近才知道蘋果的MAC也可以把語言設定成蒙語的,有Unicode。但是它還是有些不方便,原因在於蒙語裡面會有一些記號,還有蒙語當中有母音和諧的現象,比如說母語在蒙語中有七種,看最前面是哪個母音,後面能連接的母語也會不一樣,如果是母音a,那下面只能連接a類的母音。這種母音和諧有時候在Unicode寫有時會沒有體現出來,所以寫的時候就不太好寫,寫出來就會覺得「嗯,這個不對,是錯別字」,還挺多的。所以像我的話,最近就比較少用蒙語的軟體。

麻瓜收到了一些迴響。有時候因為忙來不及一一回覆臉書和這裡的留言,先謝謝讀者願意花時間讀這些東西。另外,也很謝謝世界各地的大家所補充的資訊。

在小訪談的後段,麻瓜詢問了有關於蒙古族的認同、內蒙外蒙的一些差異,以及身為弱勢語言的使用者,對於孩子的教育有什麼想法、以及對大環境的期望。

麻瓜:我們知道內蒙和外蒙現在是不同的政治體,不過我好奇兩邊會因為語言或文化有親近感或共同的認同感嗎?

這個也分人,有些人覺得現狀完全沒問題,因為這個(分離)是歷史的變化。像我在外蒙也有很多朋友,我和我的朋友都不介意這樣的政治狀態。

我上次去(外)蒙古旅遊的時候,外蒙的朋友帶我去的,他們就特別叮囑我:「欸,妳在這裡不要說話喔!」,因為我一說話當地人就聽得出來我的方言是內蒙的,然後如果知道我是內蒙的,那個地方就要多收我五千圖格裡克(蒙古國貨幣),而本地人或者其他外國人是不用錢的,所以我的朋友才叫我不要說話,因為外表看不出我是內蒙人。後來我沒說話,還真的通過了。這個收費不是對所有外蒙以外的人,而是針對內蒙的蒙古人。如果是一個法國人去,可能也不會被收錢,當地有些地方還是會對內蒙古的蒙古族有歧視。

一方面內蒙古的人對外蒙有些時候也有人會歧視。所以現在有個詞,我們那邊是不太好的詞,就叫「南蒙」和「北蒙」,拿地區來分蒙古族。

在蒙古國二三月是蒙古新年,今年記得沒錯的話好像是五號還六號那附近,我有點忘了。那時聽到是外蒙的過年,我就問我當地朋友:「咦,你們這會兒過年,為什麼啊?以什麼為基準的?」他們就開玩笑地說:「這個我們聊起來,可能咱們就得吵架了。」我再三說不會吵架,他們才說這是因為歷史上的宗教問題,蒙古宗教有分黃教和紅教,還有一些其他的教派,根源其實是一個,但內蒙和外蒙是不同宗教。

外蒙是按照紅教的曆法去過年的,這個紅教黃教就是個歷史問題,最早好像是13世紀的時候從印度還西藏引進來的佛教,隨著歷史的變遷分化出一些教派,主要比較大的就是黃教和紅教,這也讓內蒙和外蒙有著不同宗教。內蒙的人們還是滿虔誠的,以佛教為主。

(麻瓜註:學姐說提及的蒙古國過年時間,據我後來所查的資料,2020應是在二月下旬。蒙古國許多地方的新年是以藏曆為主。這與內蒙古主要使用中國農曆的習慣不同。)

而所謂的歧視,就是來自於政治的。現在內蒙和外蒙的政治體不一樣,在內蒙官方語言是蒙語,但官方是漢人掌權,所以外蒙可能就會有種我們是被侵略、低一等的感覺。但是我自己是沒有這種被侵略的感覺,當然這還是看人,外蒙有一些人比較敏感,另一些人就無所謂。

內蒙比較少這樣想法的人,到目前為止我可能就遇到一次吧!我們說比較極端思想的人,而且那人還是內蒙的,那時我是在Facebook上面加入了一個蒙古族的社團,然後我有次好像說了類似希望大家和平共處的話題還是什麼,那人就發訊息攻擊我,說我憑什麼這麼說話。我當時很不解,覺得怎麼這樣,後來才知那人的立場類似蒙古的民族主義,所以可能有著像我剛剛說的那種蒙古族是被侵略的想法,這樣的人對外蒙可能就會有親切感。所以在發言上如果比較維護中國,就會被他認為是背叛者或是什麼。只是我覺得現在這樣的狀況,我覺得沒必要。

麻瓜:方言可以聽出外蒙和內蒙的區別嗎?如果可以,具體是從哪個部分來判斷的呢?

可以,從方言不僅能聽出是內蒙還是外蒙,還可以聽出你是內蒙的哪個地區呢!就算是靠近外蒙的內蒙地區,語言相似,但很多時候也能分得清。語調不一樣,語速不一樣,有些時候用詞也不一樣。西部感覺講話比較快,不過這也不一定,因為西部的人說東部講話比較快(笑),主要還是因為不了解對方方言。

內蒙西部受漢語影響比較少,而東部被漢語的同化或影響比較多。西部也保留了比較多傳統蒙古族的生活方式,我們講「西部」是指赤峰以西的地區為主,而赤峰以東通常被漢族同化的程度較高。

在內蒙漢族的比例算很高,這個似乎是有個歷史過程,1978年以後,可能他們就想「開拓」整個內蒙古,因為內蒙古的資源比較多,他們就開始派人進來,漢人就逐漸多起來了。我記得來自山東的人好像多一些。山東其實不遠,隔個河北就到內蒙了,很多漢人祖籍是山東的。

內蒙和外蒙的語法也不一樣,特別是最近。我自己也還在學外蒙的西里爾文字,他們好像母音和諧的寫法和其他語法都不太一樣,不過這個是聽說的。但可以確定的是一聽就知道是內蒙還是外蒙。

麻瓜:對外蒙這次決定恢復傳統蒙文有什麼看法?

我真的是非常開心,因為據說蒙文是世界唯一、只能豎寫的文字,其實世界上文字很多,可能也不是全部文字都調查過,但我是這麼聽說。前陣子傳統蒙古文被列入了瀕危文字,可能會很快滅絕,內蒙的蒙語好像也是很危機的。但如果蒙古國能恢復傳統蒙文,那蒙文的危機就可能可以解除了,而且這樣對我來說再方便不過了。

你也知道,民族必須有自己的文化,而文化很大部分是靠文字語言去支撐的。當自己的文字沒有了,文化可能也會慢慢消失,最後你這個民族的存在可能也就沒什麼意義了。而我是非常想要保存這個蒙古族文化的。

麻瓜:您覺得內蒙目前的語言現狀,對蒙古語的保存、蒙語未來的發展,有沒有什麼優缺點、好處或問題?

這個問題很有趣,也很難一時想出一個解方。但我覺得內部的經濟可能要先發展起來,如果沒有經濟的支撐,最後保存文化的權力就會落到其他人,讓其他人幫忙保存你的文化,但如果其他人不幫你維護文化呢?如果經濟可以好點,那麼語言可能就會有個立足之地。

再來這個蒙文的Unicode必須得有,現在畢竟是網絡的世界,如果傳統蒙文的Unicode更加發展普及,那麼大家使用蒙語的機會可能就更高一些。我現在也是儘量用傳統蒙文去寫一些東西。

我所擔心的可能是教育,畢竟像就業找工作什麼都是。如果用漢語的話,信息量通常是最新的,所以比起接受蒙語教育或用蒙語研究的,用漢語能接受到比較多新資訊。我所指的訊息量是指——比如我在大學時主修教育心理學,你也知道只要跟心理學沾上邊的,最新研究基本上都來自西方,因此就要翻譯很多資料,通常是先從英語翻譯到漢語。假使你是用蒙語做研究,你要等蒙語界從漢語翻譯到蒙語,可能要再多等個幾年,產生了很多時間差。假使西方出現一個新的概念,翻成漢語我們估五年,漢語再到蒙語再花五年,等到蒙語界看到了都是十年前的概念了。因此在中國的環境裡,用漢語才能確保最新的信息。可能很多人因為這樣把孩子送到漢語學校。

外蒙的學術素質也算滿高的,所以也有滿多內蒙的老師們會派自己的學生去外蒙接受教育,外蒙對講蒙語的人來說就不會有太多學術上的時間差,因為他們會直接把外語翻成蒙語。但是要去留學,現狀下首先也得學外蒙的西里爾文字,要是以後外蒙開始普及傳統蒙文,那對內蒙也會方便很多。

最近二十年,越來越多孩子接受漢語教育了。你知道,我在高考前我唯一的「外語」是漢語,到了大學突然開始學ABC、學英語。同樣的漢族學生,從很小就開始學英語,水平整個高很多。像我們當時的教育學班,就分成「蒙班」和「漢班」,兩個班教的內容基本上差不多,但到了大學二年級,我們有個專業科目是用英語授課,這時候蒙班就弱勢了,因為裡面的蒙族學生都是進大學才學ABC的,讀英文授課的東西都像天書,而且大學外語必修只有兩年,所以對蒙族的外語要求特別低,如果蒙族的孩子自我要求不高,外語學習就到那裡就結束了。

漢班的學生整體英語水平好很多,蒙班就是學了頭兩年,其他都是自學。但是等到一畢業,所有企業都要求你的英語,要求英語四六級考試(麻瓜註:這是中國教育部統一舉行的標準化英語能力測驗),或者托福成績。但學了兩年英語,你覺得能考好托福嗎?所以蒙班到知名企業的越來越少,久而久之可能大家就把孩子往漢語教育送。

麻瓜:台灣的環境裡有很多不同語言,也有很多家長希望能讓孩子維持母語能力,這個母語可能是在社會中相對弱勢的語言,跟您在日本的處境有一些類似點。能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們家裡的語言環境以及你教育上的做法嗎?

我們家基本是全蒙語家庭,特別是去年冬天之前,孩子都只說蒙語。後來因為我們搬家了,離孩子的保育園比較遠,沒有保育園可以上,怕他以後當地課程跟不上,所以我在家開始會跟孩子說點日語。不過對於孩子也還是會擔心的。

孩子現在跟我講日語,跟奶奶講蒙語,跟爸爸則都說(笑)。其實也會擔心孩子以後被這個環境帶走,不會說自己的語言。但我還是希望能讓他保持蒙語能力,所以有時會參加一些蒙語活動,或者讓他和一些朋友的孩子見面,都是蒙語家庭,讓他們一塊玩。

當然還是要堅持在家裡有蒙語環境,另外我也在跟朋友商討定期辦蒙語聚會,教他們一些蒙語歌曲,讓孩子也學一些蒙古文字等等的。現在東京也有一些蒙族的家長組成社團,讓他們孩子一起學習蒙語歌曲和文字等等。

麻瓜:台灣前陣子候選人間政策交流時出現一個語言相關的討論,有些人認為為了保存本土語言必須在學校教授,另一派認為那些時間應該拿來學習外語,所謂的「母語」在家學就好了。對於這兩種想法,您有什麼想法呢?

台灣的情況我只是略知一二,但也就是很膚淺的認識,所以我先不評論台灣的情況。但從我們蒙族的情況來說,學校必須有蒙語教育才可以,因為這樣你才可以營造歸屬感,孩子在這個環境可以培養identity(身分認同)。要是沒有這個認同,孩子長大了他也不會對自己身份有認同,他也不會覺得自己是個蒙古族人。

我會想讓孩子有個「歸屬感」,讓他有一點身為自己民族的自信。如果外部環境中沒有文字、文化在裡邊,就單單一個家庭環境,很難讓孩子真的有個歸屬感。一個孩子這樣,兩個孩子這樣,久而久之這個群體大家都不會有歸屬感了。語言和文化久了就消失了。

蒙古現在一是缺人才,二是經濟上比起其他中國區域還不夠發展。蒙古的整個教育我希望能繼續發展,不管是翻譯資料還是教育上,都需要改變,但是這些改變都需要人材,而人材卻持續外流,主要外流到國外或者中國其他沿海城市。我自己未來有機會也是會想回內蒙的,希望也能做點什麼幫助自己的家鄉。

後記

從與學姐的訪談中,或許大家不難看出她對於自身語言未來處境的擔憂。事實上這樣的擔憂,在這個國際化的世界裡是不分國界的。而學姐提及的「經濟問題」(我個人解釋為經濟格差),以我看來也是非常兩難的問題。在我們的社會裡,實際就是存在著那些語言和經濟必須擇一的處境。

遙遠的內蒙古是,台灣也是,很多地方都是。即使我們知道也認同要努力存續一個語言,但是在資源分配不均、非主流族群與社會奮鬥的背景下,我們的環境是不是能讓這個語言的使用者,能夠在不放棄自我語言的狀況下,追逐他所想要的個人發展呢?

2026年3月16日星期一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内蒙古”

 


我們想讓你知道:呼和浩特既是一座媲美台北的首府,都會區該有的娛樂場所、購物中心、精品百貨等應有盡有。一路走來,也多半是操中文的居民或遊客,除了店家中文招牌上必備的蒙古文與觀光景區「蒙元文化街」部分建築外,傳統蒙古的痕跡不深。

此處除有中國人權的爭議性問題外,同時帶出中國獨特的民族政策「民族區域自治」。由於中國仍屬社會主義國家,與台灣學習的歐美西方民主政體有別,加上台灣連原住民自治區都未能設立,其實很難理解該項政策。

中共的民族區域自治

按照中國共產黨的論述,簡單來說,民族區域自治是奠基於中國憲法所創設的獨特制度,肇因於中國複雜的民族成分與少數民族「小聚居、大雜居」的特點,意思是從全中國範圍來看,各民族混合居住,但自各省區縣市著眼,會有部分少數民族相對比例高,聚居在一地域的特色。

因此為讓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相結合,並配合政治經濟條件,特別設立民族自治地方(即民族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自治旗),但在推動民族區域自治的同時,須強化國家統一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直白地講,統一是自治的前提,任何的民族區域自治都要為統一服務。不過關於民族區域自治的運行成敗實在是大哉問,本文僅就走訪的內蒙古自治區分享所見所聞。

內蒙古自治區屬中國五大民族自治區之一,與省、直轄市、特別行政區同級,為一級行政區。因蒙古族控制地域歸附清朝有先後之別,並粗略以戈壁即大漠為界,形成先來的「漠南蒙古」與後到的「漠北蒙古」。漠南蒙古最終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行政區劃幾經調整,便成為如今的「內蒙古自治區」。

而漠北蒙古大部分成功獨立為「蒙古國」,台灣俗稱「外蒙古」。台灣人一般會認為成吉思汗發跡於漠北蒙古,且建立一國,故蒙古國當為蒙古族正統,但若細究歷史來看,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即黃金家族的末代大汗林丹汗之根據地察哈爾部還在今內蒙古境內,以正統論斷內蒙古其實也不盡公平。

沒有「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內蒙古呼和浩特

言歸正傳,當年我先走兩岸航線飛往石家莊過夜後,高鐵北上到北京轉巴士,舟車勞頓下,才輾轉抵達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得以一睹內蒙風采。

而呼和浩特原名「歸綏」,亦為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綏遠省省會,現今台北市尚有「歸綏街」,台中市則有「綏遠路」,紀念這段被人淡忘的歷史。呼和浩特另有個「青城」稱號,原來呼和浩特為蒙古語音譯,「呼和」為青色,「浩特」為城市。如今的呼和浩特基本上就是座繁榮都市,市區雖有點綴的蒙古包,但絕無台灣人對蒙古琅琅上口的「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之印象。

呼和浩特既是一座媲美台北的首府,都會區該有的娛樂場所、購物中心、精品百貨等應有盡有。一路走來,也多半是操中文的居民或遊客,除了店家中文招牌上必備的蒙古文與觀光景區「蒙元文化街」部分建築外,傳統蒙古的痕跡不深。

其實整個內蒙古自治區漢族數量早已遠超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熱鬧好討生活的青城自不例外。此外尚有許多回族居住於青城,亦有清真寺等回族聚居區,與以伊斯蘭建築取勝的伊斯蘭風情街,其街口的廣場上除有雪白阿拉伯宮,還有個大型阿拉丁神燈供人拍照,極富異國風味(對台灣人來說)。

飲食上呼和浩特除相應的清真料理,大江南北及異國菜色都有,但仍屬蒙古族飲食大塊吃肉,大口喝酒最具特色,販售馬奶酒的超市也相當多。蒙古羊肉更是一絕,主餐我點過羊肉麵,絲毫沒有台灣人詬病的羊騷味,那個麵湯實在是生平喝過之最,整個給我喝個碗底朝天,好鮮甜!知名的蒙古奶茶口感則是極為紮實,與台灣鮮奶茶走濃醇香路線不同,專攻濃,化不開的濃郁,且極為暖身,入口馬上通體熱了起來。

由於呼和浩特人口稠密,大眾運輸自是王道,市區還提供免費公車提振觀光,就在類似台北忠孝東路的主幹道上來回運行,車班密集,幾個重要景點如內蒙古博物院、綏遠城將軍衙署等都設站,購物中心等商城也在同條大路上。其中內蒙古博物院是寓教於樂的優質景點,分為6大展廳,自內蒙古的地貌、歷史、資源、民族、航太等方方面面介紹,院內服務人員皆身著亮白緞面民族服飾親切講解。

內蒙古所見所聞

不過我在內蒙古數日,其實待在城市院校跟許多青年師生或社會人士交流的時間最多。內蒙古幾年前仰賴原物料的開採,的確有段風光時光,但經濟快速成長同時產生泡沫。鄂爾多斯市因炒作房地產,大肆蓋樓房,最後周轉不靈,形成所謂的「爛尾樓」,且空屋率極高,成為著名的「鬼城」,竟然是現在的新興景點,值得台灣警惕與戒慎恐懼。

內蒙古力求現代化的同時,內蒙古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的兩難更成為當地人熱衷討論的議題,漠化形成的沙塵暴已是當地政府全力整治的目標,惡化的沙塵暴甚至能遠渡重洋直達台灣。而環境問題背後也反應出另個深刻議題,即漢人追逐經濟利益至上的價值觀,造成過度開墾與放牧的衝擊,已使蒙古族傳統生活與文化發生質變。

於酒酣耳熱之際,蒙古族青年學子仍能來段搖曳生姿,抖動肩膀的傳統蒙古舞蹈,但更有許多身分證明載蒙古族的學生自承說不來幾句蒙古話,甚至表示考量就業,僅願意花時間學好英語等外語。蒙古文化內涵流失或者是說「觀光化」的速度極快,成為我最深刻的印象。

台灣能做的事

最後,中國邊疆其實是探討中國政治與經貿議題的重要一環,台灣有許多關注「北上廣」與一、二線城市經濟發展的學者或媒體,但在民族政策此一面向鮮少探討。對中國既缺乏全面性的瞭解,便無法準確預判與規劃政策,個人認為相當可惜,也希望台灣有識之士能不偏廢放棄,多多認識這塊繽紛多彩的神祕領域。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6015

習近平加強火力的「中華民族化」熔爐

中共政府發布「反分裂鬥爭」長篇內容,反著重在「民族宗教工作扎實推進」一章中強調: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也是西藏工作的策略性任務。」

這顯示著,中共已經從身體上完全控制了人的思想和意識形態。這亦是中共首次在官方文書中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可以看出中共在推廣民族文化與宗教信仰的相關工作以「中華民族」認同去同化其他民族,其目的就是摧毀民族地区傳統語言文化及民族認同,從而讓民族地区完全服從中共當局。

中共創造的「中華民族」和中國的民族主義

19世紀末「民族」一詞從日本傳入中國後,產生了「中華民族」這一民族學詞彙。梁啟超於1901年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首次提出「中國民族」的概念。

1905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使用了「中華民族」7次(簡稱「華族」),「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其為「我中國主族,即所謂炎黃遺族」。但梁啟超在具體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時卻比較混亂,有時指漢族,有時又指中國的「所有民族」。

「中華」即是中原華夏;「中華民族」亦是中原華夏民族。那麼飽受中原文化歧視的四方「蠻夷」之一的西藏人,怎麼就變成了「中華民族」?不管古代的「以漢化夷」和「用夏變夷」,或現今的「中華民族」都是強權一方對弱勢者的壓迫。

對如今的「中國」與「中華」基本都是音譯或意譯,而其本來內容早就有各自的稱謂,至於「中國」與「中華」,主要也指的是漢民族。

民國時期,中國的理論家們將其繼承「滿清帝國疆域」合法化,先後提出「中華民族」與「中華國族」、「種族」、「支族」、「部落」及「宗族」等等,來試圖淡化「少數民族」在語言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異於中原漢人的存在。但此時,西藏人真正的立場是斷絕與滿清或中國的一切政治關係,尋求獨立。

「中華民族」 這個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帶有濃郁的民族主義色彩。1943年,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強調只有漢族為主題的中華民族,否認其他所謂「少數民族」的存在。但民國政府最後於1947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中選擇了「各民族」這一看似較「平等」的詞彙。

中共初期,其主要社會主義詞彙亦為「中國人民」和「各民族」,但是自毛澤東於1976死後,重新使用「中華民族」一詞逐漸取代了「中國人民」和「各民族」的說法。

毛澤東用階級鬥爭治國,將人分成三六九等,蠱惑底層人們互相去鬥爭,用仇恨治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當局又拾起了「中華民族」這早在中華民國時期破產的民族主義概念,宣示中共選擇用極端民族主義治國。習近平上台後其民族主義更加強烈,在西藏為首的所謂「少數民族」地區同化手段更強硬,導致約160名藏人焚身明志,抗議中共政府消除藏人的民族認同與傳統文化。

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政策,從宗教和語文開始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上任以來多次正式宣布:「中國夢的最大公約數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習近平是大漢民族主義者,更準確的說習近平利用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來維持中共政權的穩定與合法性。

習近平要復興「中華民族」,鼓吹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那麼原本就對中共政府不滿,且具有獨特文化和語言、宗教、本民族認同的少数民族,首當其衝被視為「絆腳石」。因此習近平以「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藏傳佛教中國化」和「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名,動用所有國家機關在學校與寺院,以及每個村落推廣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要求擁護中國共產黨,需要同所謂的「分裂主義」、即對本體民族的認同切割,在政治上完全服從中共。

習近平加強火力的「中華民族化」熔爐

中共強制推行幾世紀前澳洲和加拿大等地殖民者將原住民孩子送入白人家庭的同化政策和手段,試圖消滅少数民族文化。中共的目的是將淡化原生家庭對兒童的宗教與文化,母語等的影響,達到從根源加速同化的目的。

深化中華民族視覺形象塑造、建成中華文化主題樂園,讓中華文化始終成為各民族人心凝聚、團結奮進的強大精神紐帶」。不難看出中華民族認同是中共當前工作的主調,那麼中華民國政府時期失敗的偽民族概念「中華民族」,現今的中共政府能成功實踐嗎?

《左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也是中共官員根深蒂固的觀念,所以當局透過不斷觸碰底線的方式要求人们表忠心,強制要求家家戶戶懸掛「中共領袖像」、「中國國旗」等方式,表達對中共政權的忠心,而且這忠心一表就是70多年載,還在繼續著。

在習近平高科技極權主義籠罩下,境內無持有身分證寸土難行。「網格化管理」隨處可見的「便民警務站」及監視器、「網路舉報機制」、「徵信機制」和「雙聯戶」等政策,採集人的血液和DNA、掃描眼睛虹膜,整個歐威爾式的高壓環境,監控維穩做到零死角,使得每個人的衣食住行受到嚴密管控,猶如無形的監獄。同時中共打破藏人社會誠信制度,打破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破壞底層的紐帶。中共獨裁政府就是靠人的恐懼,來控制人。

在中共治下以「尋挑釁滋事」和「危害國家安全」等口袋罪,中共對其家屬實施連坐制,家庭中有公職人員便一律開除,孩童上學困難、不被大學錄取,之後更不能考取公職。如有家人涉及「敏感」問題,中共就會切斷該戶家庭的農作物肥料,導致無法進行正常耕作,有時也會殃及到整個苏木村落。

現今中共已經從身體上完全控制了少数民族地区,人人自危的壓抑環境下,人们不肯吭聲、不敢表達觀點,但這不代表人们認同中共的做法。此類強制消滅語文和傳統宗教文化及民族認同的做法,「物極必反」,早晚会遭到反噬,將會增加人们對中共政府的不滿;這種反感情緒達到頂點,等時機成熟定會引來少数族聚居区人的大規模的抗議,屆時中共就会土崩瓦解,彻底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一場內蒙古的政治滅絕:《長城外的造反派》映照中共治理血色預言

 


根據官方統計與眾多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共造成1.6萬到30萬不等的蒙古族死亡,當時蒙古族的人口約莫有120萬,也就是說每千位蒙古族,就有13到250人死於文革,這比例明顯高於官方提出的全中國平均數字每千人有10人死亡。中共官方至今不僅沒有表達任何明確的歉意,也始終將這場「革命」定性為「階級鬥爭」,而漠視蒙古族爭取政治自決與文化自決的可能。

本書認為,文革時期內蒙古發生的針對蒙古族的大規模迫害與屠殺,雖然帶有明顯民族性質,但不宜簡單歸類為「種族滅絕」。本書提出「政治滅絕」一詞,強調這場暴力的真正目的是摧毀蒙古族的政治自主性與組織力量。

60年前的「政治滅絕」影響至今

我們希望以對內蒙古文革經驗之於社會正義與民主化的反思,作為本書的結語。這些目標,正是許多造反派當年奮鬥的理想。起點是這樣一個觀察:自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陸續出現民主運動,至1989年六四事件達到高潮,卻遭嚴厲鎮壓。其後,大批參與者被迫流亡海外,主要流向美國,亦遍及歐洲與亞洲多地。在這些流亡者中,不乏文革期間的造反派與1989年民運的積極分子,他們日後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持者。其影響力也延伸至台灣、香港的後續民主運動,乃至全球華人僑民社群。

文革時期的造反派程鐵軍,後來於1980至1990年代成為美國的民主人權活動人士。有趣的是,一些美國的民主運動參與者將中國民主運動的源頭,追溯至1966年8月8日《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的「十六條」,而該文件後來催生了《七五憲法》中所載的「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中國及海外的民主倡導者譴責,這些被稱為「大民主」的憲法權利,在鄧小平1979年鎮壓「民主牆」運動之後,透過1980年修正《七八憲法》,被正式取消。

這些民主理念突破了對投票權的狹隘理解,強調每個人都有權直接挑戰權威、賦權於弱者。然而,這也留下了一個隱患:動員式民主政治可能以「大多數」的名義,剝奪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這種悲劇性後果於文革期間已在內蒙古清晰展現;而今,即便不再依賴自下而上的群眾動員,這一邏輯依然在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持續重演。

因此,內蒙古的文革經驗,對中國治理的核心原則(包括漢族與少數民族關係的基本結構,以及憲法所保障的政治權利)提出了獨特而深刻的挑戰。1967年初,內蒙古的造反派在與保守派和軍方的對峙中,處於壓倒性的劣勢。軍方掌握著武力,以及國家機構、經濟與政治資源。但當毛澤東發出將矛頭對準「走資派」的號召,而內蒙古又爆發軍官槍殺學生造反派的事件後,中央文革小組(由周恩來主持),乃至毛本人,開始支持造反派,並促成該地區黨政軍的全面改組。造反派的地位急劇上升,迅速接近自治區的權力核心。當時尚未大學畢業、甚至被禁止入團的程鐵軍,與其他學生一同被任命為《內蒙古日報》記者,成為中共在區內的宣傳喉舌。他在師院的兩位造反派同伴(一位教師與一位學生)更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常委,進入自治區領導層。儘管如此,實權依然牢牢掌握在軍隊與黨的「核心小組」手中。

正如本書所指出,1966年,造反派與忠於黨的保守派一同批判烏蘭夫及其「黑幫」,指責他們搞民族主義、分裂主義等嚴重罪行,並競相表演,力圖在聲勢與立場上超越對手,以顯示徹底與「敵人」切割。與此同時,在軍方主導的挖肅運動中,蒙古族造反派自身也成為被清算的對象,而掌握權力的漢族造反派,在極少數例外之外,大多積極支持這場屠殺。由此可見,中國動員型政治中,那種以製造「受害者」為手段的政治文化,在針對蒙古人的政治清洗中表現得尤為深刻。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20年間,蒙古人在烏蘭夫主政的內蒙古政權中一直扮演著積極角色。但在這場大屠殺之後,他們幾乎失去了任何有效的政治能動性。代罪羔羊政治並不限於某一派別,它本身就構成了對建立能夠調解社會深層分歧的民主制度的挑戰。有人主張,流亡海外的前造反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的「民主派」,但他們所謂的「民主」並非來自於對投票制度的訴求,而是致力於擴大那些能夠在政治結果中發揮作用的社會階層。

然而,內蒙古大屠殺也提醒人們,即便是「民主派」在面對「他者」時──無論是少數民族、共產黨人、地主、知識分子,還是宗教信仰者,仍同樣可能施加壓迫。歷史也揭示這樣的悖論:中國共產黨在1930至1940年代曾嚴厲批評國民黨壓迫少數民族,率先提出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保障少數民族權益,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卻是他們親自發起了對蒙古人的大清洗;進入21世紀,又在西藏、新疆等地實施大規模的民族鎮壓。

少數民族的權利,究竟該如何保障?

在一個多民族國家中,憲法是否應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有的話)對「多數」加以限制,尤其當這個「多數」本身就是在某一區域或全國占壓倒性人口和權力優勢的民族、種族或宗教群體?又或者說,如何在尊重民主原則中「多數決定」的同時,確保「少數」的權利和生存不被犧牲?這一張力,不僅貫穿中國的政治現實,也同樣存在於當代美國、歐洲,以及歐美現在或過去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中。只需看看當下的美國便可明瞭:白人至上主義根深蒂固,警察暴力頻頻針對非裔、美洲原住民、亞裔及其他有色人種;在歐洲,極右翼民粹主義則將移民視作攻擊目標。在全球北方,教育體系也正經歷一場劇烈的撕裂:支持去殖民化的學者與批判種族理論的反對者之間,爭執不斷。這場衝突本身,正是種族主義持續影響社會結構的明證。

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應當用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所使用的分類方式,來理解中國內部的民族與文化多樣性。威廉.基姆利卡(William Kymlicka)提出,應當將「少數民族」與「族裔群體」做出明確區分。這兩類群體有著不同的歷史淵源,其形成與國家建構的過程密切相關。他所說的「少數民族」,是指那些原本擁有自治權、地域上相對集中、具有自身文化傳統的群體,這些群體後來被納入一個由異質文化或族群主導的更大國家之中。而「族裔群體」則通常由透過遷移而定居在新國家或地區的個人及家庭構成,是一種較為鬆散的社會聯合體。由於形成路徑不同,這兩類群體對於國家的期待也不盡相同。少數民族往往希望保持自身的獨特社會形態,能夠與主流文化並行共存,並爭取各種形式的自治,以保障自身作為一個獨立群體的延續。而族裔群體則多半希望融入主流社會,並被視為其正式的一員,獲得平等對待。

兩者的區別,經常被進步派政治人物、學者以及人權運動者忽略,尤其是在美國與其他一些西方國家。他們往往忽視,甚至拒絕「少數民族」這一分類,將其視為共產主義話語的產物,而堅持使用「族裔群體」這一稱呼。然而,釐清這兩者的差異至關重要。舉例來說,當我們比較蒙古人、維吾爾人和藏人(這些居住在本民族歷史地區的少數民族)與遷入這些地區的漢人時,這種分類的意義尤為明顯。若不做區分,或不自覺地套用與多元族裔國家相關的政治倫理,將可能誤解少數民族的訴求,甚至在幫助他們的過程中,造成進一步的不公。例如,外界對中國政府或漢人歧視少數民族的批評,常常立基於民族團結與族群平等的理想之上,而這些理想忽視甚至否認了少數民族希望在其歷史家園中實現文化與政治自治的願望。結果便是,這種批評立場可能無意中與中國打壓所謂「民族分裂主義」及推行同化政策的行動站在了同一陣線上。

定居者殖民主義下,誰被認為是「第五縱隊」?

文革時期,一些漢族造反派以「大民主」和「平等」為名,猛烈抨擊所謂「蒙古民族分裂主義」,他們的激烈言行在事後看來,與隨之而來的大屠殺之間有著令人不寒而慄的聯繫。這提醒我們,內蒙古(這個歷史上屬於蒙古民族的故鄉)已經轉變為一個漢族的定居殖民地,這一現實構成了蒙古人行使與漢族相對獨立的自治權利,或在名義上維持其作為「主體民族」的地位的結構性障礙。在這片土地上,相較於占絕對多數的漢族人口,蒙古人早已成為絕對少數。

截至2022年,內蒙古的人口結構中,蒙古族占18%,漢族占79%,其餘為其他少數民族。漢人在內蒙古的定居殖民,早在晚清和民國時期便已開始。1966年烏蘭夫及其蒙古族盟友被罷黜之後,接下來的50年間,多次大規模移民潮不斷推進,使得政治控制權徹底落入漢人之手。回看20世紀上半葉,漢族移民在邊疆對當地民族的壓制方式,不禁讓人聯想到美國西進運動期間,牧場主和農民如何驅逐乃至屠殺美洲原住民──只是中國的情形缺少了美國那套「牢固民主傳統」的制約機制。1930年代和1940年代,在日本入侵之後,許多西北和西南邊境的漢人本身就是難民。儘管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初期,仍以「反帝」和「反分裂」為名,對邊疆的土著群體採取嚴厲甚至殘酷的手段。這種程度的暴力,最終也引起了中共高層的憂慮。1950年,時任總理的周恩來,罕見地向少數民族發表了公開道歉:

「我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矛盾很大。在漢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上,是漢族對不起少數民族。今後我們漢族同志要代為受過,並向他們賠不是。要多做解釋工作,說明今天的中國和過去不同,不會再去壓迫少數民族了。說一次不行就再說一次,不怕多說幾次。人家終究會知道你的話是對的。」

中共在建國初期,刻意將自己與傳統的漢族政權區分開來,尤其是與國民黨和軍閥勢力劃清界線,並向少數民族表達歉意,借此為民族和解鋪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少數民族在共和國成立之初,選擇了與中共偕同。1947至1966年,烏蘭夫主政內蒙古期間,蒙古人在治理體系中占主導地位,在經濟上也取得了發展;與此同時,漢族移民的權益亦受到保護。然而,中共的道歉並未伴隨政策性撤離漢人移民。相反地,這是一項有意為之的政治策略,其目的在於透過持續推動漢人定居來加強邊疆控制,同時緩解少數民族的抵抗情緒。文革期間,尤其是在挖肅運動全面展開之後,早期的悔意徹底消失。黨國政權借「蒙古民族分裂主義」之名,展開了大規模政治清洗。大量蒙古人遭到殺害或致殘,倖存者普遍經歷嚴重的心理創傷,而原有的政治自治制度也被徹底清除。最終,毛澤東下令停止清洗,只留下一句輕描淡寫的批示: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內蒙古已經擴大化了。」

問題的核心在於:少數民族權利這一政治議題,雖然在世界各國均以不同形式存在,當代中國是否能夠給予有效保障,仍是個根本性的問題。文革期間內蒙古的政治歷史,以及新疆、西藏和內蒙古當下的發展現實,以不同方式凸顯了保障少數民族權利所面對的阻礙。文革期間實施的政治滅絕留下了一種持久的後果:少數民族在多數人和國家權力機關眼中,往往不再被視為遭受中國剝削或壓迫的受害者,而是可能叛國的「第五縱隊」;與此同時,漢人則被看作是在中共領導下捍衛中華民族的堅定力量。從這個角度來看,內蒙古文革的經驗,無疑為我們審視近年來新疆的種種提供了一個視角。

從內蒙到新疆,中國多民族邊疆未來的走向預示

自2017年以來,中國政府在新疆實施了嚴厲的政策,監禁了數十萬或更多的維吾爾人及其他穆斯林公民,聲稱要對他們再教育,讓他們成為「更好的」中國公民。與維吾爾人生活、語言、宗教、飲食相關的文化規範、音樂及藝術成為破壞的目標,許多代表性文化人物失蹤、被捕、噤聲。現行政策的出台,固然跟某些漢族知識分子的攻擊有關:他們批評國家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例如在高考中,為少數民族加分,或免除「一胎化」政策。但更重要的是,一些著名中國學者批評民族政策,特別是自治制度,助長了維吾爾分離主義。這些批評與文革期間的譴責密切相關,也是中國政府唯一一次公開支持對其民族政策的攻擊。與文革時期的內蒙古情形相仿,如今幾乎所有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邊疆地區的漢族定居者,普遍對當地少數民族「自認為家園主人的態度」感到不滿。中國政府則藉此不滿情緒為憑,以打擊民族分裂主義與少數民族暴力之名,壓制其所謂的民族主義訴求。

1967至1969年,在挖肅與新內人黨運動中,蒙古人的遭遇與2017年以來新疆的鎮壓,相似之中又存在顯著差異。最重要的不同在於,新疆的穆斯林是多數群體,其語言與文化的同化程度遠低於蒙古人。相比之下,自1960年代以來,蒙古人在內蒙古的人口比例始終低於18%,在城市人口中的占比更低。這或許解釋了中國政府為何大規模監禁維吾爾族,被一些國際批評者稱作「緩慢的種族滅絕」──透過絕育與墮胎壓低生育率,同時加速漢族移民新疆,意在讓漢族成為當地多數。兩個邊疆地區的共同之處在於:漢族定居者的廣泛動員。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自己正參與一場生存戰爭,自行執法,採取暴力行動。在這兩種情形中,都是國家制定議程、指揮進攻,而非調解對立的社群。我們稱內蒙古的大屠殺為「政治滅絕」,意指中國共產黨主導並實施,旨在徹底摧毀蒙古人自我組織的政治能力。歷史學家米華健(James Millward)也將近年來針對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暴行,定性為「制度化的族群滅絕」(institutionalized ethnocide),其中包括持續的監控、大規模關押、壓制生育和強迫勞動。

2020年,少數民族權利問題在全國各地重新浮現,包括內蒙古這片民族自治所剩無幾、語言、文化與社會高度同化的土地。絕大多數蒙古人講漢語,多數以漢語為第一語言。只有極少數蒙古人,特別是鄉村地區的家庭,仍將孩子送入蒙古語授課的學校,這是中國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以「母語」接受教育,或可被視為少數民族所剩不多的自治權之一,亦即管理其「內部事務」的權利。然而,2020年8月下旬,中國政府削弱了這一憲法權利,推行普通話教學改革,擬在3年內分3階段,逐步取消蒙古語教學。這意味著已長期式微的蒙古語正被進一步驅離公共領域。在習近平宣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新公共領域中,國家正試圖建構一個以「國家通用語言」(普通話)為基礎的語言共同體,所有成員須使用普通話進行交流。簡而言之,不僅蒙古語,所有少數民族語言的地位都被壓縮。少數民族不再是享有領土、政治、文化、語言等憲法賦權的「民族」,而是變為須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族群」。

因此,當我們思考如何在內蒙古、新疆、西藏這些多民族邊疆地區實現民主和平等的成果時,一個核心問題也隨之浮現。內蒙古的文革,最終發展成一場毀滅性的政治滅絕;此後,新疆維吾爾人遭到嚴厲鎮壓;而近年來,內蒙古自治區及其他民族自治區的少數民族語言教育,也面臨廣泛削弱。這些事態的發展,或許正預示著中國多民族邊疆未來的走向。

今天的中國,正如文革時期一樣,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邊疆政策被推向國家事務和對外戰略的中心位置,民族政策也由此成為國家未來藍圖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與此同時,我們也正處在一個全新的世界格局中。作為當今全球最具實力的兩個國家,中美之間的關係,已從過去的廣泛合作轉向激烈對抗。兩國互相批評對方的人權紀錄:美國及其盟友嚴厲指責中國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做法是「種族滅絕」,而中國則反擊,提醒世界美國自身在歷史上對美洲原住民的屠殺,以及奴隸制度和針對非裔、拉美裔、亞裔等移民群體的系統性歧視。我們所能做的,也許只是希望,這段被記錄下來的政治滅絕歷史,以及我們嘗試提出的分析視角,能為人們更好應對中國、美國,乃至其他多民族國家正在逼近的不確定未來,提供一些準備和反思的空間。

蒙古人物 Marshal Khorloogiin Choibalsan 乔巴山

掌權的人民革命黨:喬巴山時期1924-1952

蒙古大清洗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也就是後來成為蒙古紀念史達林鎮壓紀念日的這一天,對黨和政府進行的大清洗開始了。

在這場運動中,大多數的蒙古知識分子被開除了政府和黨的職務。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這次清洗運動結束後,喬巴山被宣布為總理。在大多數沿用蘇聯黨政模式的國家裡,掌握最大權力的人是黨的總書記,但是在這一時期,黨的領導層軟弱無力,四分五裂,喬巴山的獨裁統治是建立在他對政府的領導,而不是對黨的領導之上的。

雖然喬巴山從一九三九年到他在一九五二年死亡之前一直是蒙古的統治者,但是他只能在得到史達林和位於莫斯科的蘇共政治局(Politbur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首肯之後才能行使他的權威。

喬巴山和史達林(死於一九五三年)是時間非常接近的同年代人,他常常被拿來和這位蘇聯領導人相提並論,尤其是在圍繞著他發展出來的個人崇拜語彙上。在蒙古,對喬巴山的頌揚相較於對史達林的可謂是小巫見大巫,而且他也絕對沒有史達林擁有的那種政治權勢。

喬巴山被認為要對一九三○年代的鎮壓和清洗負有個人責任,發生在清洗中的行徑還包括對寺院的破壞和對成千上萬名僧人的殺害。在令人震驚的一九三○年代,雖然他毫無疑問地處於政治結構之中,但是在最嚴重的暴行發生時,他還絕不是蒙古的最高級官員。

他對動亂和暴行負有責任,但是這一亂局在一九三○年代初就已經開始了,他當時還不是重要的政治角色,動亂和暴行的責任要由他和蒙古其他的政治人物共同承擔,尤其是應由史達林和史達林共產國際的代理者來負責承擔,因為正是他們進行了混亂和混淆的干預,並且對暴力浪潮袖手旁觀。

最初的清洗中,需要從權力結構中優先清理出去的一百一十五人名單並不是由蒙古人制定的,它是由NKVD副手米哈伊爾・弗里諾夫斯基(Mikhail Frinovski)策劃的,此人也是臭名昭彰的尼古拉・葉佐夫(Nikolai Yezhov,於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間執掌NKVD)的副手。

弗里諾夫斯基說喬巴山是為了讓蒙古擺脫反革命分子而「獨自一人進行鬥爭」。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日,清洗目標的指令以喬巴山的名義發出,他隨後向葉佐夫報告了第一次搜捕的成功情況。最早被捕的六十五人是知識分子、中央委員會和小呼拉爾成員、部長和高級軍官。

隨後,這場清洗運動轉而針對佛教的建制機構: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有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一名喇嘛被迫害,其中大部分遭到了集體槍決。一九九二年,在木倫(Mörön)附近的墓地發掘發現了一千多具喇嘛的遺體。特別引人注意的還有那些為了躲避史達林的攻擊而逃離蘇聯的布里亞特蒙古人和哈薩克人,他們被蒙古人和NKVD視為實際或潛在的叛徒。

喬巴山沒有發起清洗,或者甚至沒有控制清洗的實施方式。他甚至不是蒙古政府的首腦;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的總理是阿瑪爾。喬巴山在清洗進行得最激烈的時候被傳喚到莫斯科,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日離開了烏蘭巴托。他此行的表面原因是治病,因為他的健康狀況受到過度勞累的影響,而實際上,他去索契(Sochi)待了一個月時間,這裡是蘇聯菁英階層在黑海之濱的度假地點,這個地區在十九世紀時曾經被俄國和高加索人爭奪。

這次在蘇聯的逗留期間,他兩次見到了史達林,並被告知他將會接替阿瑪爾出任蒙古的總理。

喬巴山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回到了烏蘭巴托,在三月六日舉行的小呼拉爾擴大會議上,他宣布了指責阿瑪爾反革命活動的起訴書。雖然喬巴山在起訴書上簽了字,但是對阿瑪爾的譴責和告發,仍然照例是由莫斯科駐蒙古使團的首腦和NKVD的蘇聯工作人員管理的。阿瑪爾被送去了西伯利亞,然後又被轉送到莫斯科,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被指控為日本從事間諜活動並受到審判。

關於他命運的傳言有很多,但是後來人們得知他是被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判處死刑並在七月二十七日執行。在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發表了祕密談話後,對阿瑪爾判決的複審認定他的案件從來沒有任何的實際證據,因而在死後得到了平反。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公開了正義不彰的細節和另外三十一位以這種方式被清洗的蒙古國領導人的案情。

喬巴山並沒有下令實施這樣的清洗和處決,但是他配合了蘇聯當局。他是個軟弱的人,是一個心甘情願的工具,並從此獲得了政治上和個人的利益。然而,他並非一個自由活動的代理人,而是莫斯科和NKVD所作所為的「象徵性掩護」。

蒙古的菁英階層屈服在偏執氣氛中,喬巴山也有同感。對日本反革命和間諜活動的擔憂比比皆是;雖然大多數都毫無根據,但它們為指控和清洗提供了有用的藉口。

阿瑪爾被解職以後,在史達林的命令下,喬巴山同時擔任總理和內政部長。這給了他正式的政治權威和對安全機構的有效控制。這時候,另一個來自莫斯科的代表團帶著新的指示抵達:是時候結束恐怖統治了。莫斯科下結論認定這裡有「過度激進」,但毫無疑問的是,大清洗所引起的反蘇情緒是這一戲劇性轉折的主要因素。

由於喬巴山在清洗的高峰期時在俄國待了很長時間,因此,他對許多無辜者的被迫害和死亡可以甩開個人的直接責任;四月二十日,他為自己缺席期間的所作所為表示了歉意。他解僱了他的副手,解散了管理大清洗運動的特別委員會,並且對那些被判定是「過度激進」的人再進行了新的清洗;很多人被送到了莫斯科受審。

總的來說,十八個月的恐怖行為造成三・六萬至四・五萬人死亡。與此同時,蒙古全境的八百座寺院和廟宇幾乎無一倖免地被摧毀,包括珍貴宗教文物在內的寺院資產遭到沒收,宗教書籍被焚毀。大清洗的受害者人數眾說紛紜,要得出一個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數字是不可能的。莫瑞斯・羅薩比(Morris Rossabi)使用了一個低得多的數字:

對鎮壓期間死亡人數的估計差別很大,最可靠的數字在兩萬五千人左右。這一數字範圍內遭殺害的佛教僧侶人數也有爭議,但是專家們一致認為,在二十世紀初有十萬人左右的僧侶,到中葉時,繼續在寺院裡的僧侶已經不足千人。大多數人被還俗,也有一些人被殺,絕大多數寺院不是被摧毀就是遭到了嚴重破壞。

一九三九年末,喬巴山回莫斯科匯報政治形勢並請求蘇聯援助蒙古的經濟發展,援助請求中還包括蒙古和蘇聯鐵路系統的串連。在這次出訪任務中,陪同他的是他的助手澤登巴爾,他們在十一月八日離開烏蘭巴托,但是直到一九四○年一月才見到史達林。喬巴山提出請求能允許他卸下一些職責,但是史達林沒有同意。喬巴山是唯一他願意相信的蒙古人,但是現在澤登巴爾也加入了這個非常短的名單。

他們回國以後,喬巴山建立了一個新的統治團隊,他自己是總理和軍隊總司令,澤登巴爾則是人民革命黨的總書記。對於喬巴山的「個人崇拜」是以蘇聯的史達林崇拜為樣本推行的,圍繞著喬巴山把國家從日本人手中拯救出來的說法來建構,但是對史達林的崇拜在蒙古更加盛行。一九四○年,史達林給喬巴山授予了列寧勳章。

在和史達林結盟這件事情上,喬巴山曾有其他選擇嗎?他所在的蒙古人民革命黨起初是一個獨立的民族主義組織,它非常依賴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支持,幾乎就是莫斯科的附屬品;幾乎所有的領導人都是在蘇聯接受訓練的。查爾斯・鮑登認為:

在三○年代,蒙古真正的國家獨立從來就不是一個實際命題。從理論上來說,蒙古要在與蘇共結盟(在一九二一和一九二九年都是完全投向蘇聯)和被日本滲透之間作出抉擇,因為日本的帝國主義野心現在已經開始把蒙古包圍起來了。

唯一的一個其他選項是和中國和解,但這是無法想像的:蒙古在一九二一年之所以發起最初的革命就是要逃脫中國的枷鎖,而且在一九三○年代時,中國仍然宣稱蒙古是它的,甚至比之前更加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而且在當時無論怎麼看,中國都正在日本的面前節節敗退。

一九五二年喬巴山死後,澤登巴爾成了繼任者,他從一九五二年擔任政府首腦直到一九七四年,一九五八至一九八四年亦擔任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總書記。當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六一年決定「清算喬巴山個人崇拜的有害後果」時,與史達林統治的類比就再接近不過了。雖然喬巴山能夠有此地位要歸功於史達林、蘇聯和共產國際,以及來自蒙古內部的政治支持,但是喬巴山和史達林在背景、前景和政策上都是不相同的。

歐文・拉鐵摩爾認為,「如果把喬巴山說成是史達林在蒙古的影子,那是對歷史的誤讀。」在和一位前政治犯的談話中,他告訴拉鐵摩爾:

當我在一九四四年見到喬巴山的時候,在我看來他一點也不像是那種搞陰謀算計的人。事實上,我覺得他身上有很多老派蒙古人的優點——你知道的,直率、直來直往的。難道他不能阻止這些事情嗎?或者說,他不能至少對他認識的人的案子給予干預嗎?〔受訪者回答〕「喬巴山沒什麼問題,他是個好人。但是他頂著巨大壓力,而且他的權威是受限的。」

喬巴山最喜歡的事情莫過於參加蒙古人的傳統遊戲,或者是在某個牧民的蒙古包裡停下來,大口地豪飲發酵馬奶,然後滔滔不絕地講話。然而,他還是滿足於用史達林的影子來上位,並且無情地利用這一點,或者是允許這件事被利用。

相關書摘 ▶《蒙古國》:藏傳佛教不僅是一種宗教,更是蒙古人幾百年來維持身分認同的關鍵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蒙古國: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百年獨立史》,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譯者:苑默文


蒙古國——夾在俄羅斯熊和中國龍之間的小國,在龐大野心威脅下,從自我覺醒到認清現實,

一路顛簸但也逐步走出對自己最有利的獨立之路。

在僅僅一百年多一點的時間裡,蒙古國經歷了1911和1921年的革命;還經歷了作為蘇聯附屬國的70年;以及作為一個完全獨立國家的將近30年時間。這段百年史因其夾在中俄之間特殊的地緣政治而足以成為許多邊緣小國該關注的借鏡。

作為最重要的蒙古國研究的專家之一,邁克・迪倫帶來這個迷人國度的現代歷史

邁克・迪倫在本書中講述這個迷人國度的現代歷史。他審視了這個國家曾經發生的鎮壓歷史、對該國佛教徒的屠殺、在蘇聯統治和獨裁統治下的痛苦經歷和腐敗的歷史。但如今,它的未來是充滿希望的,它現在有一個運作良好的議會民主制度,廣泛地代表了蒙古國各民族的混合。這種情況能持續多久雖是另一個問題,但當這個國家開始對世界事務產生自己的影響,這本短小精悍、尖銳而權威的《蒙古國》將會成為關於該地區歷史的一本經典之作。

蒙古國的經驗很重要,它作為夾在俄羅斯熊和中國龍之間的小國,在和兩個強大鄰國的交手過程中,為了國家和獨立所作出的奮鬥凸顯出了許多地緣政治帶來的壓力和妥協,非常值得許多國家借鏡。

1938年,苏联以残忍的方式处决了2万余名蒙古高官显贵,其中包括蒙古王后吉尼皮尔。蒙古彻底脱离了白俄,成为了苏联的傀儡。三十年代末,苏联在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处决了三名元帅、上百名将军和60余万人。

1938年,一片广袤的草原上,恐怖无声蔓延,这一年,苏联用最残酷的手段,将两万多名外蒙古的社会精英和高层送上绝路,其中甚至包括蒙古的末代王后吉尼皮尔。

就这样,一个号称“独立”的民族,在挣脱旧日宗主国的枷锁之后,等来的并非自由,而是沦为另一个强权的掌中玩物。

而蒙古的故事,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北边那个庞大的邻居.....

时间拨回1911年,当时的清帝国因武昌起义而摇摇欲坠,沙皇俄国便在背后推了一把,促使外蒙古在当年12月自行宣布独立,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随即登基称汗,建立大蒙古国,这算是外蒙古脱离满清后,第一次尝试自己当家做主。

可是,沙俄的角色很快由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接替,后者对蒙古事务的干预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1年,苏联红军直接进入外蒙古境内,助力其完成所谓的“革命”,外蒙古也随之名义上建立起共和国。

但从那一刻起,外蒙古的每一步棋,都得看莫斯科的眼色。

苏联急切地想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复制到草原上,然而,这片土地上的声音并不统一。

从1921年到三十年代初,关于国家未来方向的争论从未停止,泛蒙古主义和民族情绪交织,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的牧民起义,局势一度失控,但面对动荡,苏联和共产国际越是强力插手,局面反而越是混乱。

到了1932年前后,斯大林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他很清楚,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边境冲突不断,外蒙古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必须尽快扩充军力。

在他看来,遍地的喇嘛和寺庙就是最大的绊脚石,必须铲除,为此,斯大林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蒙古委员会,交由伏罗希洛夫负责,目标简单粗暴:快刀斩乱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时任外蒙古总理的根登于1934年与斯大林有过几次当面对话,两人围绕喇嘛和军队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斯大林把话挑明了:“喇嘛就是反革命,必须公开镇压。”但根登却认为,处理喇嘛问题应该通过立法渐进式管理,而军队建设的重点应该是提升技术装备,而不是盲目扩充数量。他还特地写信给莫斯科重申立场,但斯大林根本不理会。

到1935年底,两国谈判军事同盟时,斯大林又揪住老问题不放,根登的坚持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这下彻底激怒了斯大林,于是,他开始物色新人,准备换掉根登。

1936年春天,一个叫乔巴山的人物,在苏联的暗中支持下,于外蒙古的一次会议上向根登猛烈开火,很快就让根登丢了总理的位子,紧接着,军事部长杰米德也跟着倒台。

1937年初,根登与杰米德被冠以“破坏与苏联友好关系”之罪名,皆被枪决。

而乔巴山被斯大林提拔为内务部长后,他迅速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主导了从1937年到1939年长达两年的大清洗。

这场清洗的血腥程度超乎想象:近两万六千人被审,超过两万人被扣上叛国的帽子执行枪决,就连只是说了一句“蒙古不该凡事都听苏联的”王后吉尼皮尔,也难逃一死。

而这场浩劫不仅血洗了政坛,更摧毁了蒙古的文化根基,近十万神职人员遭到清算,七百多座寺庙被夷为平地。

之后斯大林和乔巴山联手,把外蒙古的领导层从上到下换了个遍,中央委员被干掉了六成七,主席团成员更是清洗了八成。

到了1940年,整个主席团,只剩下乔巴山一个光杆司令,苏联的目的很明确:打造一个绝对听话的傀儡班子,把外蒙古牢牢绑在自己身上。

而另一边,国际局势的变化也让中国的国民政府自顾不暇,当时的日本不断在东北挑起事端,二战全面爆发,蒋介石虽想拉拢苏联以获取援助,但在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上,外蒙古的命运还是被摆上了交易台。

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来,中国还是与蒙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乔巴山本人,晚年也曾尝试向苏联争取一些自主权,结果却招来莫斯科的严厉批评,直到去世,他再也不敢提这件事。

直到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外蒙古才算真正走上自己的路,切断了与昔日宗主国的依附关系,转而向西方世界靠拢。

习近平是所谓“民族团结”+民族同化的罪魁祸首

习近平没事找事加速同化 “少数民族”,没等到9-3,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王莉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共纪委监委调查。內蒙古多名高官接連落馬,接替王莉霞、孫紹騁主政內蒙古的王偉中,則面臨著不小的政治考驗。內蒙古作為戰略地位重要的少數民族自治區,面臨多重治理挑戰,加之當地官場經歷過劇烈的震盪與塌方——前任書記孫紹騁與主席王莉霞均已落馬——王偉中能否在任內迅速穩住局面,將成為他更進一步的決定性因素。

如果内蒙古的蒙古族干部真是由蒙古族人民亲自选举、确实代表蒙古族利益,热爱民族并能切实行使自治权,那还轮得到乌兰、王莉霞这种由北京一手提拔、明显亲中国、倾向汉化的人来当权。她们即便有贪腐问题,也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共专制体制与中央操控的土壤所致——北京在提拔并利用她们的同时,对其贪腐纵容与鼓励,难辞其咎。

真正有能力并愿意为民族权益抗争的蒙古族干部,不会愚蠢到以贪腐自毁前途、给民族利益带来伤害。夸张地说,内蒙古的资源理应属于蒙古族人民;若他们得不到公正分配,任其被浪费也比被外来掌控、剥夺还要来得不那么可耻。

习近平是所谓“民族团结”+民族同化的罪魁祸首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主席的声明说,中共当局过去在西藏和新疆也进行了类似的课程改革,“这种系统、有时强制地致力于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在习近平上台后得到了全面强化。”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知道他(习近平)到底想要什么”,肖恩说。“总加速师的名字给得很恰当。他本来在高速路上以50英里的速度在同化,人们最近因为一切向钱看以后对民族这个东西不是很重视了,大家都想多挣钱,搞好自己的生活,对民族的东西也有些疏忽了,大环境就是这样,反正蒙语学了汉语也学了,在这个社会上大家也习惯了,现在你一下把速度加到100英里,大家不晕车吗?就觉得不安全了嘛。”

肖恩说,“如果你的文化这么优秀的话就让它自然同化嘛。干嘛一定要用武力来同化一个民族呢?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中共强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赋予中共跨境打击境外 “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活动的权力

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近日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该法要求少数民族儿童从学前教育起学习普通话,并赋予政府跨境打击境外 “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 个人或组织的权力。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Volker Türk)发布声明,对中共的新法表示关切,指出此举将使中共今后能够以法律形式来继续加大推动同化主义政策,限制“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并压缩“少数民族”自由践行宗教与文化的空间。

图尔克强调,国际人权法明确要求各国切实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少数群体及宗教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而中共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表达自由、信仰自由与集会自由则造成更大限制,并使那些和平行使自身权利的人身陷遭受法律惩处的危险。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除强制推行普通话教育外,还鼓励汉族与非汉族通婚,要求家长“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热爱中国共产党”。

这部法律的本质——它不过是对现行政策的法律包装,其中包括中共在民族地区强制推行的殖民寄宿学校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彻底抹杀民族地区人民的民族身份认同。中共试图透过推出新法来合法化其同化政策,严重加剧了人们身份认同与生活方式所面临的威胁。

此次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还赋予中国政府跨境打击境外 “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活动的权力 ,同时赋予了中国更多“法律依据”来打击那些向儿童“灌输有损民族和谐观念”的个人或组织。这为中共迫害那些积极践行本民族语言、宗教与习俗的个人提供了法律依据。告称,诉。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实施的同化政策正威胁着少数民族作为独特民族的持续存在。联合国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报告员尼古拉斯·莱夫拉特在那份报告中,指出中共打压一个民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等同于消灭这个民族。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背后的法定同化与对差异恐惧的极权逻辑

3月5日,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正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交大会审议。依照中共贯例,审议只是形式,通过已成必然。

从表面上看,这部法律高举“团结”与“进步”的旗帜,似乎旨在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共处。然而,若剥开其宏大叙事的外衣,深入剖析其核心法理与政策导向,便不难发现,这部草案实质上是中共近年来推行“强制同化”政策的法律化与制度化。它不仅标志着中国民族政策从名义上的“多元自治”向实质性的“一元同化”发生彻底转向,更深刻地暴露出中共政权对社会多样性的极度恐惧,以及其试图通过国家机器彻底消除异质性、实现全社会绝对同质化的狂热冲动。

该部《草案》深刻反映着中共对少数民族从“自治”到“同化”在法制外衣下的政策逆转。

要理解这部草案的本质,必须将其置于中共民族政策演变的历史脉络中。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官方在民族问题上的基调是“多元一体”,并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框架下,至少在纸面上承认并保障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及一定程度的自治权。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共高层对“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执念日益加深,官方认为原有的所谓“尊重差异”政策纵容了民族意识的觉醒,甚至将其视为导致边疆地区不稳定的根源。

《草案》正是这一政策逆转的最高法律体现。草案的核心灵魂被设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明确提出要“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增进共同性”并非是在平等基础上自然交融的结果,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工程。它是以汉族文化和中共意识形态为绝对主体,要求其他少数民族削足适履,主动或被动地剥离自身独特的民族属性,最终融入一个由官方统一定义的“中华民族”标准模板中。

这种同化不再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文化渗透,而是带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草案将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汉语普通话)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这在实践中意味着少数民族语言在教育、司法、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生存空间将被彻底压缩甚至连根拔起。当母语传承的权利被剥夺,少数民族的文化根基便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此外,草案强调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上为“宗教中国化”、改造民族风俗、篡改或重构民族历史等行为提供背书。少数民族的文化多样性正在被降格为仅供旅游展示的橱窗文化和歌舞表演,其内在的、活生生的社会属性和精神纽带正在被无情地连根拔起。

该部《草案》视差异为威胁,揭示着中共极权统治对社会多样性的深度恐惧。

中共之所以急于出台这样一部旨在消除民族多样性的法律,其根本驱动力源于一种深植于极权体制内部的政治恐慌——对多样性的恐惧。

在健康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被视为社会的财富与活力的源泉。差异性不仅不会削弱国家认同,反而能通过包容与对话建立起更具韧性的社会共识。然而,对于一个建立在高度集权和单一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列宁主义政党而言,任何形式的“多样性”——无论是民族的、宗教的、还是思想的——都被视为对绝对权力的潜在挑战。

少数民族所拥有的独特语言、独立信仰体系、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如部落长老、宗教领袖)以及基于共同历史记忆的社群认同,构成了中共极权统治之外的“自发秩序”。在中共看来,这些独立于党国体制之外的社会纽带,天然具有抗拒思想统一和权力渗透的免疫力。因此,维吾尔族的伊斯兰信仰、藏族的藏传佛教传统、蒙族的草原游牧文化及其语言,不再被视为中华大地上多元文化的瑰宝,而是被异化为可能滋生“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温床,是威胁政权安全的隐患。

《草案》的出台,正是这种“安全焦虑”的极端化体现。中共的逻辑是:只要社会中还存在未经党国完全驯化的差异化群体,政权的统治基础就是不稳固的。因此,必须将国家安全的防线前移至每个人的大脑和舌尖。通过立法手段,将保持民族差异性的自然诉求,甚至是对母语的捍卫,隐蔽地与“破坏民族团结”乃至更严重的政治罪名挂钩。这种将“差异”等同于威胁、将“多样”等同于“动乱”的政治逻辑,恰恰暴露出一个看似强大的政权其内在的极度脆弱与不自信。真正的文化自信能够包容万象,而只有极度虚弱的统治者,才会惧怕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不同声音和不同色彩。

《草案》还揭示着中共统治上社会工程的极致——消除多样性的政治狂热。

《草案》不仅是一部民族工作领域的专门法,它更是中共近年来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消除多样性”狂热运动的一个缩影。这种狂热,体现为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力试图按照单一图纸重塑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妄想。

在民族地区,这种狂热表现为系统性的社会工程:从强行拆改清真寺的阿拉伯式穹顶、消除建筑上的民族特色,到在学校里全面取消双语教学;从通过“结对认亲”将监控探头延伸至少数民族家庭的餐桌和床头,到以“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为名进行的严厉的思想改造。中共正动用前所未有的国家资源和现代科技监控手段,试图在短短几年或十几年内,抹平经过千百年历史沉淀而形成的文化褶皱。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消除多样性的狂热并未局限于民族领域,它同样横行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思想界,独立知识分子的声音被全面噤声,高校成为“七不讲”和意识形态灌输的兵营;在公民社会领域,非政府组织、劳工权益团体、女权运动遭到毁灭性打压;在文化娱乐领域,甚至连脱口秀演员的段子、普通人的穿衣打扮(如所谓的“伤害民族感情”服饰)都要受到严苛的审查与规训。

中共的终极目标,是打造一个如齿轮般高度咬合、没有丝毫缝隙和杂音的原子化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被剥夺了基于地缘、血缘、信仰或文化自发结社的权利,所有人只能以孤立的个体面对无所不能的利维坦(Leviathan)。《草案》中的“团结”,绝非是不同群体基于互相尊重和理解的自愿联合,而是一种被权力用铁桶箍紧的“捆绑”,是一种在强权威慑下被迫表现出的千人一面的“齐声颂唱”。这种对单一化、同质化的病态追求,不仅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也展现了极权主义试图扮演上帝、强行改造人性的反智与狂妄。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曾指出其试图将一切神圣的东西亵渎、将一切坚固的东西化为乌有。吊诡的是,标榜马克思主义的中共,正在用比早期资本主义更加粗暴的行政与法律暴力,摧毁着中华大地上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态。

《草案》的出台,无疑是中国民族政策史上一个危险的里程碑。它以法律之名,行同化之实;以团结为幌子,行消除异己之目的。它赤裸裸地展现了中共对多样性的深深恐惧,以及为了维护绝对统治而试图抹平一切社会差异的政治狂热。

然而,历史和现实早已反复证明,依靠强制同化和文化灭绝换来的所谓“团结”,不过是高压锅内的死寂,不仅无法带来真正的长治久安,反而会在被压迫群体的内心深处埋下更深的仇恨与疏离的种子。人类文明的美好在于“和而不同”,语言、信仰与风俗的差异是人类精神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共试图用一部同化法案来消灭少数民族的多样性,注定是一场违背人道主义与历史潮流的徒劳之举。这种建立在文化废墟上的共同体,终将因为失去了真实的情感纽带和文化根基,而在历史的审判面前暴露出其虚伪与脆弱的本质。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6年3月5日

https://www.chinaaid.net/2026/03/blog-post_5.html

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共民族政策大转向? - 王志安最后想说的是:支持中共推行此法

美众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中国“民族团结”法是奥威尔式“中国化”的幌子 - VOA

 华盛顿 —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五(3月13日)说,中国新出台的“民族团结”法是其日益加剧的奥威尔式“中国化”运动的幌子。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内的人士也担心,中国将长期以来推行的同化和镇压政策写入国家法律,为现有的对少数民族压制政策提供合法性。

中国被视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在接近闭幕时通过了一项全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新法律。新法多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要求所有学前儿童必须学会普通话、完成义务教育的青少年必须能够基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普通话。

众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奥威尔式“中国化”运动的幌子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全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帖说,“中共新出台的‘民族团结’法是其日益加剧的奥威尔式“中国化”运动的幌子。它暴露了中共统战战略的真正目的:对党国绝对服从和奴役。”

“奥威尔式”指的是控制自由言论,钳制思想自由。该词源自英国著名小说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他曾出版两本反极权的经典民著《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爱达荷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吉姆·里施(Jim Risch)星期五也在X平台发帖说:“这项关于‘民族团结’的新法律将导致对学校、个人以及任何敢于反对中国政府的人进行进一步打压。行使上帝赋予你的宗教自由权利不应成为死刑判决。”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有以法律形式加固同化政策的风险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帖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蒂尔克(Volker Turk)对中国人大通过所谓“民族团结”法表示担忧,因为这部法律有“以法律形式加固同化政策的风险,限制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并限制宗教和文化自由。其条款可能过度限制言论、信仰和集会自由,并普遍惩罚少数民族和平行使权利的行为”。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继续写道:“国际人权法要求各国保护民族、语言和宗教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

人权组织:为现有压制政策提供合法性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也认为中国是在借这部法律强制推动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人权观察在其X账户上援引其亚洲区副主任王松莲(Maya Wang)的话说,“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国政府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法律框架,‘以便为现有的压制行为提供合法性,并在国内外强制推动对少数民族的同化’。”

世维会:将长期以来推行的同化和镇压政策写入国家法律

致力于通过非暴力和民主手段促进民主、人权与维吾尔民族自由的维吾尔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对中共人大通过《促进民族团结与进步法》“严重关切”。声明说,“该法实际上将长期以来推行的同化和镇压政策写入国家法律,为早已严重限制维吾尔族、藏族和南蒙古族权利的做法提供了正式的法律依据。该法将‘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和反分裂政策挂钩,赋予当局广泛的权力来惩罚被指控破坏民族团结的个人。”

达赖喇嘛呼吁青年维护藏语

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没有就中国政府的民族团结发表直接评论,但是3月11日,他呼吁藏人青年维护藏语文,传承藏文化。他说,藏文是目前世界上保存佛陀教义以及那烂陀传承最为完整、准确的语言,同时藏文也承载着西藏的文化与精神。

台湾陆委会:用词模糊,比较警觉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暨发言人梁文杰在台湾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也被问到如何看待这部法律。他说,这部法律实际上是所谓的“习近平思想”的法律表述,目的是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台湾对此“比较警觉”。他对这部法第63条针对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的规定特别警惕。

他说:“因为这部法律它本身用词非常模糊,所以它含射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对于它怎么诠释,它爱怎么诠释、怎么扣罪名都可以。它不只是在中国境内有效,它还有一个条文说,在中国境外的个人与组织,凡是不符合这项法律规定的,它都要依法制裁。换言之,可以制裁到美国的历史学界、日本的历史学界、或者是台湾的历史学界、宗教界、文化界。”

https://www.voachinese.com/amp/china-ethnic-unity-law-sparks-fears-of-legalized-assimilation-20260313/8125779.html

中国“两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批评和“长臂管辖权”警惕 - RFI

 中国第14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周四(2026年3月12号)下午闭幕,为一年一度的政治大戏“两会”画上了句号。闭幕会上据报通过了“民族团结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草案和决定草案。其中“民族团结促进法”引发高度聚焦关注。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法律将进一步威胁“少数民族”的权利与生活方式,削弱中国非汉族多数群体的身份认同。台湾相关部门也对该法相当警觉,警告其可能被用来针对台湾人,称为“处理两岸问题的法律依据”,甚至针对中国境外的个人与组织。

中国共有56个官方认可的民族,其中以占全国14亿人口的91%以上的汉族为主,其余均称为“少数民族”。这些所谓的“少数民族”,包括藏族、蒙古族、回族、满族和维吾尔族集中的一些地区,加起来大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一半,其中大部分地区自然资源丰富。

中国政府辩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以团结促进现代化至关重要,旨在推进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通过教育、住房、移民、社区生活、文化、旅游和发展政策促进各族群之间的融合。

“努力融入汉族多数群体,最重要的是要忠于北京”

但对批评者而言,这项法律降低其他语言的地位,以普通话为优先,规定普通话是学校教学的基本语言,也是政府和官方事务的基本语言。草案指出,在公共场合,当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一起使用时,普通话必须在“位置、顺序和类似方面”给予“突出地位”。尽管声明也补充指出:“国家尊重并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学习和使用,”。该法并透过禁止任何限制跨族通婚的做法,鼓励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婚;要求家长教育及引导未成年人“热爱中国共产党”;并以一项笼统条款,禁止任何被视为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在宗教层面,根据草案,宗教团体、宗教学校和宗教场所必须“遵循中国宗教中国化的方向”.....

路透社报道引述康奈尔大学政府学副教授、中国外交政策专家艾伦·卡尔森表示,该法律凸显了中国走向同化的趋势。他认为这个“法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表明,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汉族人民必须更加努力地融入汉族多数群体,最重要的是要忠于北京。”

更有批评人士称,此举将进一步削弱中国非汉族多数群体的身份认同,并有可能使任何挑战这种所谓“团结”的人成为分裂分子,受到法律制裁。因为将民族事务被纳入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其条款包括反分裂主义、边境安全、风险防范和社会稳定。《中国日报》社论称,该法律经过了严格的立法程序,经过多次审议,并与立法者和少数民族代表进行了磋商。社论也认为,“该法强调保护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声称中国少数民族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之间做出选择是误导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该草案指出,境外组织和个人实施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破坏民族团结和进步或者制造民族分裂主义,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据路透社,该法律并未直接提及台湾,因为北京方面认为台湾居民是中国公民,仅在简要提及需要鼓励海峡两岸人民认同中国身份。但该声明确实指出,中国公民“应当捍卫国家主权”,并援引习近平主席的话说,每个人都必须“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处理两岸问题的法律依据?

台湾大陆委员会副部长沈有忠在北京通过该法案前不久在台北告诉记者,这种措辞可能会“蔓延开来,成为处理两岸问题的法律依据”。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许多行动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国内稳定,但实际上也可能演变成长臂管辖。” 在海外执行其法律。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暨发言人梁文杰周四下午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时,也对该部法律相当警觉,因为其中用词非常模糊,涵括的范围也非常广泛,爱怎么诠释、怎么扣罪名都可以,且不只是在中国境内有效,连中国境外的个人与组织都包含在内,“换言之,可以制裁美国、日本,或者是台湾的历史学界、宗教界、文化界。”

梁文杰并以出版人“富察(本名:李延贺)案”为例指出,“富察到底犯了什么罪?他犯的罪就是作为出版社的编辑,出版的一些书不符合所谓“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与宗教观”。梁文杰指出,在这部法律下,历史只能有一种解释,文化也只能有一种解释,不同的历史诠释,或是没有党认可的历史观,就会被法律制裁,认为是违背了国家统一,或故意煽动国家分裂等。

富察的案件自 2023 年春季以来一直是两岸关注的焦点。中国最高司法机关本周二证实,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因“煽动分裂国家罪”,已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中国大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星期一(3月9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作工作报告时,指李延贺破坏国家统一。台媒曾报道,富察在2023年3月返回上海办理注销户籍时,被国安单位拘捕,主要因为八旗文化出版许多违背中共史观等的书籍。

分析认为,此项判决的细节选在年度“两会”期间披露,其政治意涵不言而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工作报告中强调,司法机关将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并持续深化“反颠覆、反分裂”的斗争。

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视民主治理的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已经制定了针对台湾独立支持者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2024年发布的惩罚“顽固”活动人士的指导方针,包括死刑,尽管中国法院对台湾岛没有管辖权。

分析认为,台湾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国政府对台湾发起的所谓“法律战”:通过立法为针对其认为的分裂分子(包括海外人士)提供法律依据。一位要求匿名台湾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过去,支持台湾独立会受到惩罚。现在,你还必须积极支持统一,否则也会惹上麻烦。”

https://www.rfi.fr/cn/专栏检索/要闻解说/20260312-中国-两会-落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批评和-长臂管辖-担忧

中共强推所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实为民族同化灭绝少数民族政策


中共于2026年3月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将习近平时期的民族工作政策法律化,确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该法强调强制推广普通话、推进“互嵌式”混居,并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政治意识教育。批评者认为这实质上加剧了对民族文化的同化,涉及民族灭绝指控。 

该法律的实施背景与争议点包括:

强制文化同化与语言政策: 该法要求少数民族儿童从学前教育起学习普通话,在公共场所要求突出普通话的主导地位。

推进“互嵌式”社区: 推动不同民族混居,以此打破传统民族聚居格局。

强化思想控制与长臂管辖: 赋予政府对所谓“破坏民族团结”人员的惩处权,甚至包括对境外个人或组织的追责。

“民族团结教育”全面化: 将所谓的“正确民族观”纳入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父母甚至需教育未成年子女“爱党”。

批评声浪: 国际人权组织和部分分析人士指出,新法是对少数民族自由的进一步限制,以“团结”之名进行文化上的民族灭绝。 

该法律预计将进一步系统性地重塑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和民族身份认。

中共全国人大近日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7月1日实施。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共以“团结”之名推行汉化,不仅对少数民族推行民族灭绝,同样在对汉人进行文化层面的民族灭绝。这一法律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值得各界深入关注与讨论。

新法内容:普通话强制推广 混居政策推进同化

据中共新华社报导,《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共七章六十五条,其核心目标被官方表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然而,从条文内容来看,该法实际上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手段强化国家对民族认同、语言文化及社会结构的统一塑造。

新法要求在全国“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推动学前儿童学习普通话;同时规定国家机关及社会组织在公共场合若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必须在位置和顺序上“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凸显普通话的主导地位。

此外,法律还提出推进所谓“互嵌式社区建设”,即推动不同民族群体混合居住,以改变传统民族聚居格局;并要求将所谓“民族团结教育”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干部培训及社会教育之中。更具争议的是,条文还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不得向子女灌输被认定为“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观念。

值得关注的是,该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凡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于中共新法,台湾大陆委员会迅速作出回应。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12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时指出,该法可视为将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法律化,关键在于要求各民族对历史与国家观念持“同样的看法”,历史与文化“只有一种解释”。

陆委会副主委沈有忠则进一步指出,该法虽表面针对境内少数民族,但因涉及境外且提及推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可能成为北京处理两岸问题、对所谓“台独分子”实施长臂管辖的法律依据。

分析:奥威尔式话语掩盖 新法实为民族灭绝政策

对此,美国飞天大学(Fei Tian College)人文科学系教授章天亮在其评论节目中提出了更为尖锐的分析。

他首先援引奥威尔小说《1984》中的著名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指出中共惯用手法是以正面词汇掩盖相反的实质。他说,中共所谓的“和谐社会”并非“君子和而不同”的传统含义,而是“铲除异己”;同理,“民族团结”之名之下,推行的恰恰是“团结”的反面—— 一套变相的民族灭绝政策。

民族认同的核心是文化而非血缘。一个人若失去母语、失去风俗习惯与文化认同,即便血统纯正,也不再能认同自己属于那个民族。中共新法强制推广普通话并将少数民族语言置于从属地位,正是从语言层面瓦解民族认同的根基。用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观点: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失去语言,即失去世界观,也就不再属于那个民族。

他还指出,“互嵌式社区建设”——即推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配合学校汉语教学与鼓励跨民族通婚,形成三管齐下的同化机制。经过一两代人之后,少数民族在语言、习俗、文化认同上将与汉族趋同,民族特性自然消亡。他以内蒙古为例:早在2020年,习近平强行推行汉语教学取代蒙古语授课时,曾引发数万学生和家长抗议;如今,这一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中共不仅对少数民族推行民族灭绝,同样在对汉人进行文化层面的民族灭绝——通过篡改语言词汇的内涵、切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结,令汉人同样失去真正的民族记忆与文化根基。他表示,这一法律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值得各界深入关注与讨论。

该法律是在中共人大会议期间通过的,中共当局将其描述为促进国家团结的法律框架。然而批评人士表示,这项法律实际上为几十年来在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实施的压制和强制同化政策提供合法化依据。

这项新立法将进一步加深对民族地区的压制,尤其是在语言、文化和宗教自由方面。过去十年,强制同化和中国化政策已经对民族地区的文化和宗教身份造成了严重破坏。中共政府经常展示民族多样性的形象,同时却在实施压制少数民族身份的政策。

中国政府喜欢在人大会议和国家媒体上让穿着传统服装的民族人士亮相,并把这当作国家多元和谐的证明。但当你拆毁超过1.6万个民族学校时,这不是和谐。

消灭、抹去以及将蒙古人,维吾尔人和藏人同化进汉族文化,现在进入殖民化的最后阶段——通过种族灭绝和大规模强制绝育来实现。人们非常清楚这项法律意味着什么。

研究中国人权政策的学者表示,这项法律还反映出北京试图将其影响力延伸到海外。“中国政府不仅在国内要求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统一,而且也试图在海外推行,这就是所谓的跨国镇压。”

这项法律表明北京计划进一步巩固已经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同化政策,这引发了人们对文化和宗教自由将继续在“民族团结”的名义下恶化的担忧。

每当中共提到‘团结’这个词时,人们就应该预期会出现更集中的权力、更广泛的思想一致以及更深层的压制。从意识形态上看,这个词实际上掩盖了一种反乌托邦现实,意味着多样性和差异的消失,并要求对中共的绝对服从。这种‘团结’有许多不同形式,但含义相同,例如:

思想统一(规定和控制思想,并促使人们进行自我审查);

民族团结(逐步将非汉族群体同化为汉族);

宗教统一(在共产主义无神论的祭坛上消灭所有宗教信仰);

中华民族大团结(本质上具有排他性和同化性,助长社会上的排外主义和汉族至上主义);

世界大团结(官方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用来推进中国的全球霸权)。

中国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少数民族须学普通话 - BBC

中国通过了一项声称旨在促进“民族团结”的全面新法律,但批评者表示,这将进一步侵蚀少数民族的权利。

该法律表面上旨在透过教育和住房促进以汉族为主导的56个官方认可的民族之间的融合。但批评人士认为,这项法律会切断人们与自身语言和文化的联系。

该法律规定,所有儿童在入读幼儿园之前直到高中毕业,都必须接受普通话教育。此前,学生可以用自己的母语,比如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等,学习大部分课程。

这项法律于周四(3月12日2026年)在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接近尾声之际获批准通过。

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副教授马格努斯·菲斯凯舍(Magnus Fiskesjö)在校方报告中表示:“这项法律与近期剧烈的政策转向一致,旨在压制自1949年以来正式承认的民族多样性。”

“下一代的孩子现在被孤立,并被强迫遗忘自己原有的语言和文化。” 然而,北京方面辩称,教授下一代普通话将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就业前景。官方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于通过以更大的团结“促进现代化”至关重要。该法律于周四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而全国人大历来从未否决任何议案。

该法还规定,如果父母或监护人向儿童灌输其所谓的“有害”观念,可能会影响民族和谐,则可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该法还呼吁建立“相互融合的社区环境”,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导致少数民族聚居社区被分散。

中国政府在2000年代末期开始推动其所谓的少数民族“汉化”政策,试图将各民族同化进占有主导地位的汉族文化,以打造更统一的国家认同。汉族人口占中国14亿人口的90%以上。

北京长期被指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地区限制少数民族权利。

批评者表示,这些地区的同化政策往往带有强制性,且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任内更大幅加速——他对异见和抗争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在西藏,当局逮捕僧侣、接管寺院,以确保他们不会崇拜达赖喇嘛。BBC去年7月探访一座长期处于藏人抵抗核心的寺院时,僧侣们讲述了他们生活在恐惧和胁迫之下的感受。其中一人当时对BBC说:“我们藏人被剥夺基本人权。中国政府持续压迫我们、迫害我们。它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在新疆,人权组织记录了约100万维吾尔穆斯林被拘押在中国称为“再教育营”的设施中。而联合国则指责北京严重侵犯人权。BBC在2021和2022年的调查中发现拘押营存在的证据,以及有关性虐待和强制绝育的指控,北京方面否认了这些指控。

2020年,中国北方的蒙古族举行了罕见的集会,抗议旨在减少蒙古语教学、增加普通话教学的措施。一些蒙古族人认为这项政策威胁到他们的文化认同,甚至有家长让孩子留在家中以示抗议。当局迅速采取行动,镇压其视为异见的行动。

中国共产党宣称拥抱不同民族。中国宪法写道:“各民族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但批评者认为,这项新法将巩固习近平推行同化政策的决心。

康奈尔大学政府学副教授艾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表示:“这项法律比以往更明确地显示,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汉族必须更加努力地融入汉族主体,并且最重要的是要效忠北京。”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政治学者庄嘉颖则向BBC表示,法律中强调“发展与繁荣”的说法相当“耐人寻味”。“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是落后的,并且阻碍进步。”

他补充说,习近平对待少数民族的做法“符合其想打造以北方汉族为核心的强大中华民族的理念……在这个框架中,少数民族被视为从核心分支出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次要。”“实际上,这引发了外界对进一步加强控制、弱化乃至打压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的担忧。”

 碧嘉兰(Laura Bicker)Role,BBC驻中国记者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2d1w0j39r8o/simp

2026年3月14日星期六

蒙古总理要求西方废除不平等条款

 2026年3月,蒙古总理贡布扎布·赞丹沙塔尔直接对力拓集团发话,要求废除奥尤陶勒盖铜金矿项目里的不平等条款,这事闹得挺大,牵扯到国家利益和政治博弈。

奥尤陶勒盖矿在南戈壁,离中蒙边境80公里,铜储量3110万吨,黄金1328吨,全球顶尖。蒙古自己挖不动,引力拓进来,通过加拿大绿松石山公司控66%,蒙古国企额尔登斯蒙古持34%。

表面蒙古是大股东,但分红机制坑人。项目总投180亿美元,蒙古得按股出钱,没钱就从力拓借,利息高,还得先还贷才能分红。项目超支延误,贷款滚雪球,分红推到2037年,从2011年投产算,等26年。

2022年力拓免了蒙古24亿美元债,但问题没根治。2025年铜价涨,产量增61%,矿越赚,蒙古越急。民众抱怨矿挖得多,钱没见着。蒙古政府指力拓2021到2022年少缴4.5亿美元税,还打官司。2025年底议会设临时委员会查项目,结论是协议不保障蒙古利益,决策参与少,透明度低。这给政府谈判添了底气。

2026年2月,赞丹沙塔尔跟力拓铜业总裁凯蒂·杰克逊见面,指出协议违宪,收益没进民众兜里,蒙古人民和议会被误导。他要求重谈,废除不平等条款。

具体提蒙古收益升到60%以上,控股;贷款利率从11%以上降到6%;取消每年1.5亿到2亿美元管理费;提前分红,从2030年独立运营。3月9日会晤,力拓递方案,但蒙古说核心问题没动,还不够。赞丹沙塔尔重申按宪法和2025年12月议会120号决议办。力拓同意加紧谈,目标上半年协议。

力拓发言人说致力于合作,释放项目潜力。蒙古还推战略矿产收益60%进主权财富基金,新规在讨论。这事体现矿产民族主义,外国资本拿大头,本地人得尘土。

力拓离不开这矿,到2030年或成全球第四大铜矿,对铜需求周期关键。

力拓有硬伤,2019年涉嫌误导投资者,2025年10月赔1.3875亿美元。蒙古抓这点合理,但反复改合同会增风险溢价。蒙古铜矿税率22%到30%,高于澳洲2.5%到7.5%,政策不确定更吓人。

短期蒙古能赢钱,但长期信用受损。赞丹沙塔尔借此稳政治,改革矿业,推动营商改善。谈判还在进行,力拓让步部分债,也让蒙古经济从中获益。他继续担任总理,推动政策落实。

Shar Hadny Sharhla(Шар хадны шархлаа)



Шар хадны шархлаа

Шар бүрий унах агшинд
Шар хад барайж харагдана
Санаагаа нуусан харь удмынхан
Саяар сайхан Монголын сайхан хүслэнг
Сартай нь хамт булшилсан гэдэг

Энэ л хадны энгэр дээр
Эх оронч дээдсүүд минь
Эсэргүү санаатны хорт сумыг
Эгнэж зогсоод залгисан гэдэг

Шар хадны оройгоор
Шар солонго татаастай байна
Сарыг гардал нь хүлээсэн ч
Санаа сэтгэл минь зовнисоор байна

Сэлмээ нуусан дотор удмынхан
Сталины зарлигаар бамбай барьж
Хамаг Монголын цайлган сэтгэлийг
Халхын зүрхэнд буудсан гэдэг

Дэлгэр Монголынхоо халуун элгэнд
Дэмчигдонровын ирсэн буруу биш
Дэн буудал данжаадын пүүсийн
Дээлтэй хүмүүс очиж угтсан учиртай

Улс Монголоо гэж тэмүүлж ирсэн 
Ухаант дээдсүүдийн минь
Унагасан нулимсыг нь нандигнан хадгалсан
Улиастай гол өнөөдөр ч хэсэг хүүрнэсээр байна

Шар хадны оройгоор
Шар солонго татахаа больсон
Шархлаж гунигласан тэр солонго
Шар талын эхэн дээр ахин нэг харагдсан

2026年3月9日星期一

国际女性节:抗议侵害南蒙古女性权利,在中国大使馆前发表声明


2026年3月8日,值此“国际女性节”之际,南蒙古大呼拉尔(South Mongolia Congress)在东京中国驻日大使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南蒙古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

国际女性节是确认并追求全世界女性尊严、权利与自由的日子。然而,在目前中国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南蒙古,包括蒙古族女性在内的广大民众正处于人权遭受严重侵害的境地。

为了向国际社会控诉“破坏蒙古语母语教育”、“民族文化同化政策”以及“对抗议活动的镇压”等问题,南蒙古大呼拉尔开展了此次和平抗议行动。

在抗议活动中,组织方发表了针对中国政府的官方抗议声明。

声明中强烈批判了:

破坏蒙古语母语教育的政策

民族文化同化政策

对南蒙古民众的政治镇压

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上述政策。

参与成员

此次抗议行动由南蒙古大呼拉尔共同主席俄尼斯·代钦(Olbunod Daichin)、副会长乌力吉德勒格尔(Uljiidelger)、青少年活动委员会 Tsetseg 等人参加。

参加者们高举南蒙古旗帜与横幅,抗议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民族同化政策与人权侵害,并呼吁必须守护南蒙古女性及儿童的未来。

南蒙古大呼拉尔(世界南蒙古大会 / South Mongolia Congress)

2026年3月8日 | 东京





Эх хэл / eh hel /

Mother Tongue - My Mongolian Song - Eh Hel (Эх хэл)

2026年3月2日星期一

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 - 楊海英

 


在日本人如退潮般離開之後的草原,蒙古人與中國人展開生死之鬥。由於各大國同意將內蒙古維持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當作是換取蘇聯對日參戰的條件,蒙古人的民族統一夢想因此破碎。中國之所以可以擁有萬里長城以北的廣大土地,是因為蒙古民族付出了代價。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人在國籍上不得已成為中國國民,但多數人依舊抱持「祖國是蒙古」的信念。 

  與沮喪失意、陷入谷底的蒙古人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現, 讓中國人變得充滿自信。他們變得比以前更看不起蒙古人,認為蒙古人是文明低下的民族。如果是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國人還有自覺, 知道自己是向蒙古人借土地生活的外來者,但現在成了「站起來的中國人民」之後,不僅在蒙古人的故鄉享受與蒙古人同等的權利,甚至態度一變,覺得自己更優異。對於烏蘭夫而言,身邊的中國人幹部, 他們蠻橫的行為簡直讓人無法忍受。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穿過嚴寒的錫林郭勒草原,烏蘭夫朝著貝子廟(現在的錫林浩特市)前進。銀白色的草原無限延伸。現在還是有中國人覺得草原充滿浪漫色彩,但「草原」原本是從日本導入的概念。中國人傳統將蒙古人的領土稱作「草地」或「荒地」, 用來代表「蠻人的巢穴」。中國人開始公開表示要將草原的「野蠻居民」趕出去,改造成農耕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烏蘭夫於二十四日,召集錫林郭勒和察哈爾兩盟的幹部,做出以下訓示(楊 2012a: 168- 169):蘇聯的西伯利亞有大塊地區到今天還是畜牧業,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部分。外蒙古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其國民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還是畜牧業。那就是說,農業有前途可以發展為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農業,畜牧業同樣有前途可以成為新民主主義、也可以發展為社會主義的畜牧業。

  建國後不到半年,中國人幹部就露骨地展現根深蒂固、充滿歧視的大漢族主義。他們主張畜牧業是落後的生業,農業才是先進的經濟,才是可以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活動,故此應該中止「落後的遊牧」,定居開墾草原,改成農耕地。

  蒙古人與中國人的對立根深蒂固。蒙古人最忌諱、最厭惡的就是草原開墾。表面上看起來綠油油的草原,只要開墾過一次,很快就會變成沙漠。然而,中國人對於環境保護毫不關心。蒙古人為了守護生活的基盤,全民族一直以來都與持續開墾的中國人侵略者對抗。美國歷史學家歐文.拉鐵摩爾的分析非常正確。「中國人的殖民代表著滅絕蒙古人的行為。自一八九一年起至一九三○年代為止發生無數次蒙古人起義,就代表了這個事實。」(Latimore 1969: 114)然而,中國共產黨卻無視這一段賭上民族存亡進行對抗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在高聲批判「反動的國民黨」在草原開墾,同時卻又獎勵「被解放的中國人」拿著犁和鋤頭撕裂大地。

  烏蘭夫想必已經看清,中國共產黨在痛批軍閥和國民黨的同時, 又與少數民族定下賦予自決權和聯邦制的甜美約定,這一切不過是謀略。「社會主義經濟也需要草地。新民主主義經濟也不可缺少草地。說草地落後的人,沒有任何根據。」蒙古人義憤填膺。自決權遭到剝奪,聯邦也化成泡影,就連自己的生活型態也被人看不起,烏蘭夫不可能忍得下這一口氣。既然無法從正面主張蒙古人的政治權利, 那剩下的就只能維護經濟上的權利。於是,針對經濟政策的對立愈演愈烈,最後終結了他的政治生命,這樣的發展也是必然的結果。

  「三不政策」和過早的環境保護政策

  在中國逐漸全面介入韓戰的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烏蘭夫在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擴大會議上,做出「當年度任務」的相關指示。比起面對美國、朝鮮半島以及蘇聯,該如何參與戰爭的國際關係,烏蘭夫將焦點放在自治區的民族文化復興。烏蘭夫在這裡再度批判中國人的「重農輕牧」思想。他提出,讓蒙古人「自由放牧、增加家畜」才是自治區黨委員會的基本方針。他將「自由放牧」定位為,根據內蒙古畜牧地帶的經濟條件所制定的政策。他又提出,「在遊牧地區, 牧主不鬥爭、不分財產、不劃階級(不分、不鬥、不劃)的政策正確。」這就是後來遭到批判的「三不政策」。「牧主」是原本不存在於蒙古社會當中的詞彙,是仿效中國人社會的「地主」所創造出來的新概念,用來指「蒙古人剝削階級」。

  烏蘭夫的政策幾乎全部遭到中國共產黨政府否決,又或是被當地人口大逆轉的漢人農民忽略,草原逐漸荒漠化。早在建國當初的一九五一年春天,烏蘭夫就提出「保護牧場、禁止開墾」的環境保護政策,這讓人不得不肯定他是一個獨具慧眼的政治家。然而,中國出版的各種烏蘭夫相關文獻當中,都沒有收錄這一段一月十六日的演說。那是因為除了保護牧場之外,他還做出了許多有關民族自決的發言。他無論如何都忘不了民族自決權。

  對文化自治的批判

  關於民族自決,烏蘭夫說了些什麼呢?他說若想要解決民族問題,首先必須遵循史達林明示的「四個要素」。根據史達林的定義, 「所謂的民族是有著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有著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共同體(史達林 1928: 325)。」烏蘭夫舉出的「四個要素」是「民族自決」、「區域自治」、「民族平等」、「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團結」。他是以史達林的理論為依據, 但沒有提及「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結果成為他日後失去政治生命的導火線。

  自決是民族的權利,但運用應根據具體情況,看看是否對革命有利。比如外蒙的革命,採取了民族自決,脫離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那是革命的。相反的在今天中國革命已在全國勝利的情況下,西藏反動上層要提出民族自決,脫離共產黨領導,必然投到帝國主義的懷裡,那就是反革命的。

  就像這樣,他從革命與反革命的基準,論斷是否應該行使民族自決權。烏蘭夫解釋,「無產階級在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中獲得解放之後,行使自決權。」然而,他當時似乎沒有想到未來的命運竟是社會主義比帝國主義更加壓迫少數團體,更加進行大屠殺與同化。

   擅長俄語的烏蘭夫熟知共產主義的民族自決理論。我之前也曾公開烏蘭夫於一九五四年所寫的〈民族政策學習筆記〉(楊 2012a: 493- 496)。在這本筆記當中,他批判哈布斯堡帝國的倫納和鮑爾5 過去在多民族混住地區提倡「文化自治」的歷史,以及「資產階級的代表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論」。烏蘭夫引用列寧的分離獨立權論,否定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學派提出的「文化或個人的文化自治」理論。他藉由批判倫納等人的「文化自治」,表達對中國區域自治政策的不滿。

一九四六年,日本人退出內蒙草原後,蒙古民族分別組織了好幾個政府,不斷嘗試建立「由蒙古人自治自主的國家」。這些組織最後經由烏蘭夫之手獲得統一,而烏蘭夫的主張正是「在中華聯邦的體制下,建立起高度自治的加盟共和國」。

一九四六年,日本人退出內蒙草原後,蒙古民族分別組織了好幾個政府,不斷嘗試建立「由蒙古人自治自主的國家」。這些組織最後經由烏蘭夫之手獲得統一,而烏蘭夫的主張正是「在中華聯邦的體制下,建立起高度自治的加盟共和國」。

  民族的問題之一:語言

  烏蘭夫鉅細靡遺地掌握存在於內蒙古的民族問題。解放軍的中國人幹部從一九四○年代起,便用「驢在叫」來形容蒙古人說蒙古語, 且將蒙古語稱作「驢語」(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1139; 1249)。「驢」是中國人在辱罵他人時會使用的歧視字眼。就算自治區成立,中國人幹部依舊輕視蒙古語。烏蘭夫在這個時候提議,將蒙古人民共和國使用的斯拉夫字母導入內蒙古自治區。在錫林郭勒的畜牧地區,就學率僅百分之六,通遼的中學有三百多名學生,但蒙古人僅八名。烏蘭夫知道必須改善這樣的情形,他也全盤掌握各地實際的狀況,以及應該如何解決。通遼在滿洲國時代是教育非常發達的地方,但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蒙古人感到失望,逐漸不去上學。

  烏蘭夫指示,「蒙古人幹部必須確實學習蒙古語。也希望漢人幹部學習蒙古語,但如果不想學的話,不會強制。」眾所皆知,他的故鄉由於遭到中國人占領,失去了民族文化,因此他的母語說得不好。根據史達林的定義,語言是民族特徵的一大要素,因此不允許忘記母語。自從自治政府成立以來,中國人幹部在各級的政府機關都占壓倒性多數,中國人無論去到哪裡,都不願意學習「落後野蠻人」的語言,蒙古幹部無計可施,只好說漢語和他們溝通。烏蘭夫強烈批判這樣的現象是「官僚主義的表現」。也許只有失去語言的人,才深知母語的可貴。根據某個證言,烏蘭夫一生熱愛蒙古語,多次在重要的政治場合上努力說蒙古語,讓蒙古人深受感動(舍那木吉拉 1990: 279-287)。推動蒙古人學蒙古語無可厚非,但呼籲「最文明的中國人」學習「野蠻人的語言」,許多人因此對他反感。這些中國人逐漸集結成為一股反烏蘭夫的勢力。

  民族問題和土地問題

  「土地問題就是民族問題」,這是烏蘭夫的論點。國民黨山西省的中國人在轉為投靠共產黨之後,依舊掌握綏遠省的實權,因此如何進行土地改革,便成為了重要的課題。烏蘭夫計劃將自己的故鄉納入自治政府,而將內蒙古自治政府機關遷移到「荊州」張家口, 這一切都是為了守護自決權遭到剝奪、僅擁有有限自治權的同胞。在他的故鄉,「漢人農民吵著分配蒙古人的土地,蒙古人則無論階層皆表反對」的事情持續發生。蒙古民族全體保有的土地被中國人有組織地掠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烏蘭夫對共產黨華北局針對綏遠省正在討論當中的「有關蒙古減租問題的指示」,提出意見(楊 2012a: 177- 180)。

  烏蘭夫分析綏遠省「對蒙古人地主的處分方法和剝削的實況」, 並針對民族問題當中最尖銳的土地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綏遠省是以「和平起義」的方式獲得「解放」;因此,國民黨軍在當地仍然繼續保有實力。所有軍官階級的人都是地主階級出身,為了消滅剝削階級,必須與「舊部隊的改造」連動,不然也可能會遭遇武裝抵抗。由於烏蘭夫向華北局提出的意見獲得採納,在綏遠省「和平起義」的國民黨軍被送到朝鮮半島,成為與美國人海戰術中的消耗品,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故事。

  下面來看看烏蘭夫的見解。綏遠省內純農耕地區和半農半牧,以及純畜牧地帶犬牙交錯。而且,從以前開始就在共產黨支配下的「老解放區」和剛獲得「解放」的「新區」並存,因此社會狀況也錯綜複雜。再加上土地是原住民蒙古人以全體民族方式所擁有,因此強烈反抗將土地交給後來的中國人。於是,為了不讓蒙古人和中國人因為土地相爭,烏蘭夫提議,「就算是為了社會安定,也要將蒙古人的大地主降級對待,與中國人地區的富農相當。中小地主也要相應減租。」「將蒙古人的大地主降級對待」在日後成為他「包庇蒙古人剝削階級」的決定性證據。他為了「社會安定」才提出此建議的特殊狀況, 並沒有獲得酌情處理。

  半農半牧地帶的狀況更複雜。那是因為存在「二東家」問題。「二東家」就是二房東,又稱作「二地主」或「地商人」,這些人都是中國人。雖說是半農半牧,但蒙古人主要從事放牧,而入侵的中國人從事農業。土地由蒙古人所有,但經由「二東家」轉租給漢人農民。「二東家」僅付給蒙古畜牧民微薄的租金,實際上進行剝削的是這些中國人,蒙古人的生活水準遠不及中國人。因此,烏蘭夫提議必須取締「二東家」。烏蘭夫不僅熟知綏遠省的蒙古人社會實情,而且他原本也就是為了打破侵略者—中國農民的掠奪和「二東家」階級的剝削,才會參加民族自決運動。雖然自決權遭到中國社會主義者的剝奪,但如果不能守住當初投身革命的動機,那麼他人生的一切都將變得徒勞無功。

  民族間紛爭的原因和無法接受的自治

  「純畜牧地帶也應該廢止封建的特權,但不要暴力鬥爭牧主,也不要瓜分他們的財產。最好不要說要打倒王公貴族。」烏蘭夫如此提議。就算在「群眾運動」,也就是「貧窮大眾追打剝削階級」之際, 「藉由漢人與漢人的鬥爭來影響蒙古人,讓他們覺醒。當蒙古人鬥爭剝削階級的時候,絕對不可以讓漢人在蒙古人群眾起身之前出手。」烏蘭夫警告,占壓倒性多數、邁入近現代後便單方面屠殺蒙古人的中國人如果率先使用暴力,立刻就會發展成為民族間的紛爭,蒙古人將會超越階級團結。

  烏蘭夫說明:「綏遠省的民族紛爭,自從綏遠這個名字出現在歷史上開始,就一直存在。」

  蒙古人與中國人的對立根深蒂固,可以追溯到中國人跨越長城「綏服遠方」,在草原開拓殖民地的時代。

  「漢人幹部不可抱持大民族主義。」

  烏蘭夫如此牽制中國人幹部。就算他的分析符合社會現況,但中國領導幹部們的內心並不樂意。那是因為「對於剝削階級太有溫情」。就連中國共產黨在中日戰爭的「國難時期」,都沒有採取這種微溫的政策,故此,烏蘭夫被視為太過溫和的人道主義者。

  那麼,究竟該如何解決蒙古人和中國人的紛爭呢?烏蘭夫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向綏遠省的幹部說明「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法」(楊 2012a: 180-182)。

  烏蘭夫說道:「蘇聯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法是民族聯邦和區域自治,民族可以自決分離。今日的中國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屬於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從這段講話可以看出,就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兩年,他依舊將其視為是「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現況已經完全不同, 事實上是中國人的一黨專政。就算如此,烏蘭夫依舊說是「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可見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他本人。

  在蒙古高原上,試圖脫離中國人的民族革命得到成功。「三十年前,外蒙古成功獨立。這場民族自決具有革命性,是進步的。」烏蘭夫對同胞國投以羨慕的眼神。這場演說也收錄在《烏蘭夫論民族工作》(內蒙古烏蘭夫研究會編 1997a: 126-137)和《烏蘭夫文選》(烏蘭夫 1999: 198-208)當中,但「民族可以自決分離」、「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是進步的自決」等內容遭到刪除。從徹底竄改的事實可以看出, 中國人有多麼地視民族自決為眼中釘。

今日的内蒙古是警世之镜,中共如何同化内蒙古

 


印度《星期日卫报》(The Sunday Guardian)的文章指出,中共通过侵蚀蒙古语、蒙古文化及自治权,在习近平的民族政策下推行以汉族为中心的认同,从而同化了内蒙古。这种同化虽不如西藏或新疆明显,但其影响同样深远。

内蒙古曾被誉为“模范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个获得自治地位的地区。然而如今,自治权已名存实亡。中共将蒙古文化重新包装为“边疆文化”,刻意抹去其独特性,将其纳入更广阔的汉族叙事框架。这种话语转变与中共在西藏和新疆的做法如出一辙——将民族身份重新定义为地域奇观而非鲜活传统。

同化政策中最关键的工具当属语言政策。蒙古语教学体系遭系统性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普通话教学。曾经送子女就读蒙古语学校的家长如今面临残酷抉择:要么接受普通话作为唯一晋升语言,要么冒着子女被边缘化的风险。这种策略与新疆、西藏如出一辙,但在内蒙古的变革更为隐蔽,未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媒介——更是承载记忆、诗意与世界观的容器。通过从课堂中抹去蒙古语,中共确保后代将用普通话而非蒙古语思考、梦想和辩论。

习近平冒进将民族同化作为其治国方略的基石。他倡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内蒙古得到最顺畅的落实——当地人口结构本就倾向汉族:十人中有九人是汉族,仅一人是蒙古族。这种数量优势使同化更易实现:蒙古族人被汉族邻居、汉族教师、汉族官员所环绕。顺应压力的存在是持续的、隐蔽的、无情的。

与西藏或新疆不同,内蒙古并未引发同等程度的国际谴责。这里没有大规模拘留营,没有士兵巡查寺院的画面。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官僚政策、学校课程和文化重塑实现同化。分析人士指出,内蒙古已成为中共处理民族事务的“示范区”——展示如何在避免镇压场面下抹去少数民族身份认同。这使内蒙古尤为危险:它向中共展示了如何在不招致全球谴责的情况下实现同化。

蒙古族身份认同的消蚀虽不剧烈,却具有毁灭性。看不懂蒙古文学的孩子、被禁止用蒙古语授课的教师、被冠以“边疆文化”之名的节日——这些日常抹杀行为日积月累,终将化作沉默。

内蒙古的同化策略并非压制抵抗,而是确保不存在可压制的抵抗。通过使蒙古族身份隐形,中共实现了在西藏和新疆未能达成的目标:让民众顺从甚至满足,而其文化灵魂已被掏空。

今日的内蒙古是警世之镜。同化未必披着暴力的外衣,有时它化作政策、课程与话语。中共证明了消灭一个民族无需摧毁其意志,只需教他们遗忘自我。

中共主张惟雙語教育仍以漢語為重

 有一內蒙古自治區在中國北部,它的北方是蒙古國。二個蒙古可有彼此互望的想像Enze Han提到,現今內蒙古自治區人口漢人80%,蒙古族才17%。清朝將內外蒙分治,太平天國事變之後,開放內地人口北遷內蒙開墾。文化大革命之時,中共指控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人黨)有叛國嫌疑,因其宣稱欲與蒙古國合併。政府進行掃蕩,受害者近35萬人,其中1.7萬人因案被殺。1981年內蒙出現學生運動,強烈反對漢人遷入,後被鎮壓,該行動被視為蒙古族最後的呼聲。

  今天傳統生活方式與空間均被破壞,青年一代也快速漢化。當地土地沙漠化嚴重,因過度放牧,常出現沙塵暴。政府10年禁牧,一戶每畝補助美金4.8元,但根本不足夠。原本放牧一家一年可收入10,000元,現在補償只能拿到5,000元。何況每三個月發放一次,大家都很擔心不知何時就突然不發錢了。因牧養不足,羊隻個個瘦小,賣不出去,於是牧民開始負債。各戶留有的20畝牧地,難以滿足基本需求。

  禁止草原放牧,族人被迫搬至城市,此舉簡直就是消滅認同。蒙族不喜歡住市區,要去市場買肉品,很怪,也買不起。政府同時鼓勵在此開礦,與禁牧政策顯然相互矛盾。蒙族在中國成了無土的民族。現在蒙族父母送小孩去蒙語學校者人數大減,因為,得不到任何政治和經濟利益。蒙語學校出身者,進不了大學,就算進了,礙於條件,也只能限選擇少數幾個科系。內蒙古民族大學漢族生甚至占了一半。若蒙文生欲自己出外找工作,幾乎找不著。商業和媒體工作全是漢族人,網路遊戲流行文化也只寫用漢文。  

  在海外有「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等組織,他們尋求內蒙的獨立,但,聲勢太小,無足輕重,因為,太分散,人口少,缺乏如藏族和維吾爾族領袖的人物,而東西蒙古又常陷於內鬥紛爭,更缺乏一有力的宗教認同。多數喇嘛寺被移走了,恢復傳統薩滿又不切實際,且自治區距離北京太近,很容易被完全監控。一般而言,相較於其他北方民族,內蒙蒙古族人更效忠中共。1959年內蒙軍人幫助毛澤東打敗藏軍,造成今天二族學生不相往來。今天中國取代了舊蘇聯,成了蒙古國的最大商業貿易國夥伴,內蒙提供蒙古國貸款和財務支援以及基礎建設如鐵公路等。1980年代之前,雙蒙不往來,直至2005年,雙蒙才合辦慶典儀式。文革時,中國蒙古人視蒙古國為聖地,今雙蒙國家認同相異,經濟力也大不同。蒙古國人自認正統,內蒙人去到蒙古國之後,發覺人家不把你當蒙古族人,而僅是中國內蒙人,態度也很不友善。中國蒙古族人認為蒙古國人語言腔調全變,完全像俄國人了,根本不再是蒙古族,很多人決心再也不去蒙古國了。

  Joakim Enwall寫到,除了元朝之外,南北蒙古從未組成單一政體,尤其清朝更刻意分治之。二十世紀之前,外蒙的中國人非常少。蒙古國人口政策規定,必須父母均為中國人才是中國人,所以,中國人還是少。中國建設工人曾入蒙國協助工程,引來在地不滿。中共主張融合,惟雙語教育仍以漢語為重,內蒙甚至沒有少數民族高中。近年西部大開發,大量漢人移入,少數民族到頭來別無選擇,只能學漢語。

  Enwall以蒙古國最西面Bayan-Olgii省的族群關係例子進行說明。當地主要族群為Kazakhs(哈薩克人),其他為Tuvans(圖瓦人)和蒙古人。哈薩克為Muslims,圖瓦人信仰薩滿,蒙古人則專奉喇嘛教。圖瓦人對外卻常稱己為蒙古人,生活像蒙族。蒙族傳統上也是薩滿信仰。過去並無邊界問題,放牧者四處走動,自清帝國和沙皇俄國分界後,才有所謂越界問題。蒙古獨立並與中國分界後,有的圖瓦人不願離開中國,就續留原地,現在為新疆的一部分,民族識別為蒙族。

  在蒙古國早期,因為蘇聯內部另有一圖瓦加盟共和國,因此,造成國家內部的圖瓦人與蒙古政府關係緊張。在Bayan-Olgii省學校上課用哈薩克語,而蒙語卻為官方語言。前幾年Bayan-Olgii地方出版哈薩克語文的書,後因出版蕭條面臨倒閉,哈薩克政府出面協助撐住,對在地影響甚大。哈國的Eastern Kazakhstan University甚至在此成立分校。圖瓦人找不到好工作,因為全被哈薩克人包辦,而蒙語基本上沒用,因全境沒有幾個蒙古人。1992年第一個圖瓦語學校成立,1997年即關閉,學生只好去哈薩克語學校。後來圖瓦人轉去首府Olgii,由於受過較多教育,也熟悉蒙語,於是漸漸掌控蒙語學校。圖瓦人自認為蒙古人,只有遇到全部都是哈薩克人時,才用哈薩克語。哈薩克人使用圖瓦語時,多半是在表達不屑。哈薩克人說圖瓦人懶惰、酒鬼、罪犯、偷牛。圖瓦人則指控哈薩克人貪婪、流氓。圖瓦人多操三種語言,而哈薩克不會圖瓦語。

  Nasan Bayar指出,內蒙古為中國和蒙古國的橋樑。雙蒙古的接觸先是走親戚,後來卻越像熟悉的陌生人。蒙古煤礦運往中國,全由中國公司專斷。2011年起,蒙古國規定中國公司卡車司機一定要聘用蒙古國人,而任何中國人只要涉及在蒙古國工作,都要有工作簽證。那麼,要如何能信任蒙古國司機呢?因為有不少車子開入蒙古國之後,就失去蹤影,不再開回,有的被變賣掉。中國公司雇用中國蒙古族人擔任中間人。中間人找來他在蒙古國的姻親和血親,以及歃血為盟的兄弟擔任司機,這是透過親屬關係的保證,再由這些司機滾雪球般地找來更多相互信任的人來駕駛卡車。司機要繳交2000人民幣當作保證金,而中間人替司機們保險,強迫存款,教他們中文,帶其就醫,接待來訪的家人,雙方相互信任。同族人不會自然而然就具有社會交往能力,一切需要實質的操作才能成功。

  三篇文章各有重點,但,可以看出雙蒙各自內部人類群體及其生活頗為複雜,大家也於不同情境裡,對於另方有所評論。Han較為悲觀,他看到彼此的怨懟,也道盡內外的難解問題。Enwall的特定舉例,清楚寫出在地族群認同的維繫與改變,實與國家介入深淺息息相關。Bayar則樂觀看待南北蒙古經濟往來的族人連線角色,或許稍稍沖淡了Han之交惡描述的比重。「蒙古族回望蒙古國」的訂題,實已道盡雙方往來方間的可能掙扎。不過,今日一方勢弱國家,另一方則屬大國之一小部分,無論如何想望或爭得正統,可能都難躲祖先輝煌的巨大壓力。此時的回望,其實還是當今作為少數身分的一種悲涼心境吧!


中共官宣:对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王莉霞“双开”

 


王莉霞,女,蒙古人,1964年6月生于辽宁建平,2016年10月,王莉霞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2021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后任自治区政府主席。2025年8月,中共官方通报王莉霞被查。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主席王莉霞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双开),中共官方通报指她严重背离“两个维护”,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违规插手司法活动、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和家风不正等。

新华社星期四(2006年2月12日)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原主席王莉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王莉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严重背离“两个维护”,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自行其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贪慕虚荣、追求享乐。

通报还称,王莉霞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由他人支付应当由本人支付的费用;违规干预、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属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中纪委通报指出,王莉霞严重违反中共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中共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莉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中共二十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王莉霞开除中共党籍的处分,将待召开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中共这支小小的队伍是如何接管了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的?这要感谢日本、美国和苏联

 

如果被问及毛泽东的遗产,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会背诵出一份精准的裁决:七分功,三分过。冯客显然会对这种“算术式的粉饰”不以为然。他因撰写了关于毛泽东统治时期的重要三部曲而闻名,通过广泛发掘档案,记录了“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压迫与大规模暴行。尽管中国官方持续否认或淡化这段历史的残酷现实,但冯客就像是一个单枪匹马的真相委员会,坚持不懈地揭露那些夺走了数千万生命的恐怖事实。

在《红色黎明照耀中国》中,这位任职于香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历史学家为他的三部曲加上了一部有力、动人但充满个人观点的“前传”,揭示了共产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是如何一路厮杀夺取政权的。

这本书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冯客极具深度的研究。他怀着极大的热忱研究了流转至香港的300多卷党内文件,它们来自全国各地。他的雄心在于为数以百万计被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暴力与镇压所噤声的中国人发声。

冯客指出,从1921年建党到1945年二战结束,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力量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即便根据共产国际夸大的数据,1940年以前的中国,大约每1700人中才有一名共产党员——这一比例与当时的美国大致相当。

那么,这支小小的队伍是如何接管了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的?冯客的回答直截了当:“关键词是暴力,以及施加暴力的意愿。”冯客重新讲述的中国革命并非一场势不可挡的浩大群众运动,而是一场充满偶然性的事件,其动力与其说来自民众支持,不如说来自毫不妥协的残酷手段,以及相当程度的运气。

像许多内战一样,毛泽东也得到了外部援助。尽管中国革命者标榜自己代表了人民的真实意志,但冯客认为,他们的运动曾多次被外国力量(尤其是苏联)塑造并拯救。中国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汲取灵感,并从苏联驻华特工那里获得培训、思想灌输和武器。1926年,一名苏联共产国际特工任命了时年32岁的毛泽东去管理一所培训农民运动骨干的讲习所。

尽管有斯大林的援助,中国共产党在30年代中期仍险些被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剿灭。共产党当时并未赢得城市工人,而且尽管土地改革具有吸引力,但农民更畏惧红军的恐怖手段和征敛。

相比于“商人阶级的剥削”,农民们更担心旱涝灾害。冯客尖刻地写道,到1935年共产党结束了从国民党追击下仓皇撤退的长征时,其队伍已严重削弱,以至于他们“在民众中的吸引力大概只相当于一个籍籍无名的宗教教派或小型秘密结社”。

这一次,拯救共产党的竟然是日本的侵略。1931年日军侵入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后,共产党仍专注于对抗国民党而非外敌。1937年,日本帝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场灾难夺去了约1400万中国人的生命。毛泽东虽然与国民党建立了貌合神离的临时“统一战线”,但他更倾向于让国民党军队承担抗日冲击的重担,共产党军队则乘机休整并建立新根据地的控制权。

虽然其他史学著作——如哈佛政治学家托尼·赛奇的权威著作《从叛乱者到统治者》(From Rebel to Ruler)——也讨论过共产党在争取工农阶级时面临的困难,但冯客很少花时间描写该党在社会经济或文化上的诱导手段,而是集中关注其暴力手段和思想灌输。

冯客写道,在共产党的根据地,他们实施“恐怖统治”,处决地方官员和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他用冷峻的笔调展示了共产党如何试图通过抨击儒家思想、宗教机构和乡村生活,从而“在一夜之间摧毁旧秩序”,这预示了几十年后的文革:“人们在所谓的‘斗争大会’上反目成仇,谴责一切权威,无论是村长、族长,还是普通的父母兄弟。”

在广岛原子弹轰炸几天后,苏联终于对日宣战,共产党再一次获得了无比宝贵的助力。百万苏联红军冲入具有重要战略和经济价值的日占满洲。当毛泽东在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中同国民党虚与委蛇时,苏联秘密与中共勾结,为苏军撤离后中共接管满洲铺路。苏联还将从战败日军手中缴获的坦克、飞机和武器移交给了中共军队。

冯客对那些误判形势、轻信共产党的美国人给予了严厉抨击,其中包括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和记者埃德加·斯诺。本书书名讽刺的正是斯诺1937年的畅销书《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他还抨击了乔治·马歇尔将军在战后初期迫使蒋毛组建联合政府的徒劳行动,认为马歇尔不是一个接手了不可能任务的和平调解人,而是一个被骗得团团转的人。

然而,正如记者丹尼尔·库尔茨-费伦在《中国任务》(The China Mission)中所展示的,马歇尔虽然毫无疑问地失败了,但他对共产党的策略和宣传一直保持警惕。他在1946年警告哈里·杜鲁门总统,只要中国“存在一个独立的共产党政府和独立的共产党军队”,就永远容易受到苏联的颠覆。

冯客在书中以50年代初共产党征服西藏作为结尾,他以阴沉的笔调写下:“在那个时候,只有香港、澳门和台湾尚未落入中共的掌控。”如今,中共在国内面临严重逆风,从高企的青年失业率到习近平对军队不断升级的清洗。然而自2017年以来,习近平开始宣称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内精英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首次当选视为西方急剧衰落的证据,认为这为自身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特朗普不断印证着他们的观点:他发动并输掉了对华贸易战,削弱了北约,并疏远了日韩盟友。在今天阅读冯客的书,很难不听到历史的回声:又一个愚蠢的外国人正忙着来当中国共产党的救星。

《红色黎明照耀中国:共产主义如何征服四分之一的人类》 | 冯客 著 |  362页

Дэмчигдонров Ван (德王)

2026年3月1日星期日

OpenAI报告指中共执法部门账号求助ChatGPT打压异见人士,要求协助抹黑高市早苗,散布关于内蒙古状况的正面评价 -BBC


2月25日,ChatGPT开发商OpenAI发布名为《遏止恶意使用AI》的最新安全报告,披露与中共执法部门有关的帐号曾使用ChatGPT发动大规模“网络特战”行动。

有关用户据报要求ChatGPT协助策划抹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计划,包括散布大量负面评论塑造公众观感、将其描绘为极右人物等。

该用户还要求ChatGPT协助润色一份范围更广的定期行动报告,目的是“发现、施压、干扰及噤声”异见人士。

报告形容,有关行动“似乎规模庞大、资源充足且持续不断”——至少动用数百名工作人员,在数十个平台创建数千个虚假帐户,当中有使用如Deepseek等中国生产的AI模型。

行动策略有数十种,包括恶意举报异见人士社交帐户、大规模发布网路帖子,甚至伪造文件以及冒充美国官员恐吓批评者等。

报告指,行动不仅针对中国境内的用户,也针对世界各地的异议人士和批评者。ChatGPT称,目前有关帐户已被封锁。

对于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6日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我不清楚你所提到的情况,也看不到这一指控的任何依据。”

报告指出,2025年10月中旬,ChatGPT接到一名用户请求,协助规划行动,目的是诋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时正值高市早苗竞选首相前夕,高市曾公开批评中国人权状况。

该用户要求模型设计一个包含6大要素的行动计划:扩散关于高市的负面言论、批评她对外国移民的立场(用假电邮冒充外国人寄送信给政界人士)、攻击生活成本(用假帐号动员网民制造压力)、指控高市有极右翼倾向、着重煽动对美国关税的不满,以及转移对日中关系的关注。

最后,该用户建议散布关于内蒙古真实状况的正面评价。报告指,ChatGPT拒绝提供建议,该用户暂停有关操作。

不过在10月底,再收到用户要求协助润色一份“抹黑高市行动”执行情形的报告。OpenAI指出,行动未有得到ChatGPT协助下仍有继续进行,而有关报告大致与原规划结构相似。

OpenAI透过开源技术比对,发现该行动的计划与现实网络发生的事情高度吻合。如自去年11月起,网路出现多个帐号发布“右翼共生者”的迷因指控高市早苗与极右翼有关联等。

被要求润色进度报告

报告还指到,该用户还要求ChatGPT润色一份范围更大的“网路特别行动”进度报告,目的在发现、施压、干扰及噤声异议人士和批评者。

该用户向ChatGPT提及一份超过100种“战术”清单,当中包括操控叙事;建立大量假社群帐号;以亲中或无关内容大量洗版反中共言论;恶意攻击异议人士的贴文;进行心理打击等。

例如报告举例,该用户在一则指令声称,“网路特别行动”小组曾建立“精日展览馆”网站,公开20多位异议人士的敏感个资,对他们施加心理压力。

“精日展览馆”一名曾出现在名为“revealscum.com”网站的标志上。OpenAI在2024年5月首次揭露该网站,指出其与频繁发布垃圾信息的中国水军行动“Spamouflage”相关。

2023年,Meta曾表示有关行动由中国执法部门领导。

BBC中文访问上述网站,现名为“汉奸展览馆”,首页大字写道“揭露伪装,还原真相”,当中收录超过100名中国异见人士,其中一人是网名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李颖。

该用户提到曾在贴文下回覆辱骂留言、指控其为外国间谍、大量检举其帐号至受限等。攻击目标包括“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艺术家惠波及支持台湾网友X平台帐号。

特别注意的是,针对中国境内的政府批评者,该用户向ChatGPT强调战术要结合线上与线下,如向目标人物的雇主或房东捏造不实指控、在其家属住所附近张贴具敌意的海报,再拍照上传网路,营造民众自发的假象。

对于海外异见人士,该用户也曾描述中国行动人员假扮美国移民官员,警告在美异见人士言论违法。

OpenAI指出,威胁活动很少侷限于单一AI平台,操作者可能会在流程不同阶段使用不同模型。

“资源充足的秘密作战策略”

报告形容中国“网路特别行动”是一项“资源充足、精心策划,针对国内外对手的秘密作战策略”。

手法结合线上线下,横跨中国国内如微博、微信等社群平台,以及300多个“外国”社群媒体平台。该用户描述,中国境内平台的贴文多达数百万则,外国平台也有数万则,大量帐号为假帐号或隶属行动单位。

而一份指示ChatGPT协助草拟的报告声称,单一省份就有300名行动人员跨中外平台参与资讯作战。

除了人力外,OpenAI指出威胁活动很少侷限于单一AI平台,操作者可能会流程不同阶段使用不同模型。如该中国用户还有提及使用其他AI系统,包括用DeepSeek-R1、Qwen2.5与YOLOv8等模型。OpenAI指无法独立查证。

在行动影响方面,报告指部份异议人士或因流失粉丝、减少发言,甚至因身心受骚扰放弃经营社群帐号。不过仍有帐号如“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惠波”继续经营。

报告最后总结,该用户的操作内容,清楚展现出中国公安长期有系统展开隐蔽影响力行动的手法。虽然无法证实所有内容,但该用户所描述部分行为与网路实际发生的活动非常相似。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y8gve49mngo/simp


民族抹殺與國際秩序——南蒙古問題並非中共內政問題 -- Daichin

 


國會內部研討會登臺報告:

「中國民族區域自治製度與維吾爾種族滅絕實態」

2026年2月25日,由日本維吾爾協會主辦的研討會「中國民族區域自治製度與維吾爾種族滅絕實態」在日本國會內舉行。

來自日本維吾爾協會、臺灣民主基金會、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等團體的代表出席了本次研討會,就中國政府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侵犯人權現狀及國際社會的應對展開了討論。

南蒙古大呼拉爾共同主席代欽(Olbunod Daichin)出席了第三節「加強民族團體協作」,並發表了演講及參與小組討論。

代欽在演說中指出:

民族抹殺並非國內問題,而是國際秩序問題;

在南蒙古試驗過的同化模式正向維吾爾地區擴散的結構性問題;

自決權與主權原理遭到侵蝕對安全保障的深遠意義;

他強調了民族團體間協作製度化的必要性,並指出南蒙古、維吾爾、西藏及香港問題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國共產黨統治模式的結構性結果,由此提議在日本國內構建跨部門的政策協作框架。

以下為當天演說的全文:

演說全文:民族抹殺與國際秩序——南蒙古問題並非內政問題

演講者:代欽(南蒙古大呼拉爾共同主席)


如果抹殺民族被允許,那麽國境遲早也會消失。

因為,抹殺民族的行為,正在破壞國際秩序的根基 ——

「自決」與「主權」的原理。


我們今天站在這裏,不僅是為了訴說苦難。

我們正站在國際秩序的最前線。


Ⅰ. 南蒙古正在發生什麽?

在南蒙古,自2020年以來,蒙古語教育製度實際上已被瓦解。

歷史教科書被重寫,民族記憶被重編入國家的敘事。

文化被作為旅遊資源進行展示,但語言正從教室消失,

思想受到管控,下一代正在結構性地被同化。

這並非自然的社會變遷,而是國家層面的設計。

這是一項並非通過肉體,而是通過製度和結構來解構民族的政策。


Ⅱ. 這不僅僅是南蒙古的問題

在南蒙古試行的同化模式,已在新疆維吾爾地區大規模開展。

監控社會、再教育營、強迫勞動、生育抑製、家庭撕裂。

在西藏和香港,雖然形式各異,但要求對國家絕對忠誠的統治結構是相通的。

這並非偶然的政策,而是一個體系。


Ⅲ. 為何它是國際問題?

我在這裏明確指出:

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絕非國內統治問題。

它是重新設計國際秩序規範的一次嘗試。

這是一個否定民族自決的秩序;

這是一個將人權相對化的秩序;

這是一個將主權絕對化、排除外部幹預的秩序。

如果這種邏輯蔓延,國際秩序將不是通過戰爭,

而是通過改寫規範而發生質變。

南蒙古就是這種質變的原始原型。


Ⅳ. 與日本安全保障的關聯

正因如此,這個問題不是中共的內政,而是國際問題。

並且,它與日本的安全保障息息相關。

在討論臺灣有事、談論東海緊張局勢時,

如果繼續將民族抹殺政策稱為「內政」,

將缺乏戰略上的一致性。

否定民族自決權的秩序,

同樣會使主權國家的領土完整變得不穩定。

無法守護價值觀的國際秩序,

終將無法守護國境。


Ⅴ. 提議

第一,日本國會內部應設立一個跨越現有議員聯盟的、常設的政策協作框架。

南蒙古、維吾爾、西藏、香港、臺灣。

這並非個別問題,而是結構性問題。

橫向的聯絡體製,才是製度性支撐日本「自由開放的印太」理念的基石。

理念只有製度化後才能獲得信任。


第二,日本政府應開啟關於「種族滅絕認定」的跨黨派討論。

種族滅絕並非過去的歷史概念,而是正在發生的現象。

語言壓製、強迫勞動、生育抑製、家庭撕裂。

如果這些行為是以解構民族存在本身為目的而體系化進行的,

那就是嚴重的國際法問題。

沈默並非中立。

沈默是讓壓迫固化。


結語:我們並非在進行受難程度的競爭。

我們尋求的是守護自由一方的團結。

如果抹殺民族被允許,那麽國境遲早也會消失。

但是,只要我們團結,秩序就能得到守護。

南蒙古不會消失。

維吾爾不會消失。

西藏不會消失。

香港不會消失。

歷史,站在團結者這一邊。

2026-02-27

国际母语日(2026年2月21日)声明

 


国际母语日(2月21日)声明  

今日,2026年2月21日,是“国际母语日”

母语是民族精神之根,是历史的记忆,更是承接未来的存在基石。保护母语,不仅是保护文化,更是保护人类的尊严。

然而,当前的南蒙古,以蒙古语进行的母语教育正遭到制度性、计划性的缩减,传统蒙古文字的使用与教育实际上正被排除在外。我们不得不对此深感忧虑:这并非单纯的教育政策变更,而是解构民族语言与文化基础的**体系化同化政策(systematic assimilation campaign)**的一环。

使用母语学习的权利,是国际人权准则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对语言的压制,威胁着民族的历史、记忆以及作为共同体的存续。

缩减特定民族的语言空间、解构文化传承的制度基础,这一政策与国际讨论中被称为**“文化灭绝(cultural genocide)”**的概念深度关联。南蒙古的现状正显示出这种严重的危险性。

我们提出以下要求:

全面恢复南蒙古的蒙古语母语教育;

对传统蒙古文字进行制度性与法律性的保护;

保障包括语言、文化权利在内的民族基本人权;

停止同化政策,并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

我们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以及国际社会,审视南蒙古语言权利受侵害的现状,并采取具体行动。

保护母语,就是保护民族的存在。

剥夺母语,就是剥夺民族的未来。

为了守护南蒙古的孩子们用母语学习、思考与传承的权利,我们将继续采取和平、理性且坚决的行动。

2026年2月21日

南蒙古大呼拉尔(世界南蒙古会议)

要求 日本高市早苗新内阁设立“人权事务首相辅佐官” —— 南蒙古大呼拉尔及各团体联合署名 ——

  


  2026年2月27日,南蒙古大呼拉尔(世界南蒙古议会)联合亚洲自由民主连带协议会等在日各民族及民主团体,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高市早苗递交了要请书,要求设立“人权事务首相辅佐官”并加强对应对“跨境镇压”的力度。

鉴于中国政府等实施的跨境镇压以及对在日少数民族、民主活动人士的威压行为日益严重,本要请旨在从维护日本主权与人权的立场出发,要求政府内部设立专门的人权外交“司令塔”。

南蒙古大呼拉尔将继续与维吾尔、西藏、香港、中国民主人士及柬埔寨民主势力团结一致,为守护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继续在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积极发声并提出建议。


要请书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高市早苗 先生:

我们要求获得日本国民压倒性支持的高市早苗新内阁设立“人权事务首相辅佐官”

值此高市早苗新内阁成立之际,我们表示衷心祝贺。我国日本在自由与民主的制度下,国民能够通过投票选择政权,这是自明治维新以来先辈们不懈努力的成果。

然而,在世界及亚洲范围内,仍存在国民无法选择此类民主程序的“一党专政”国家。无论从人权外交的角度,还是为了保护我国免受此类独裁国家的威胁,都需要通过外交努力来寻求国际人权改善与民主化。

2021年岸田内阁时期,曾增设负责国际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职位,由前防卫相中谷元出任。中谷辅佐官曾通过“促进企业防止强迫劳动等人权侵害的‘人权尽职调查(DD)’”以及“应对难民问题”等重要课题开展了真挚的工作。遗憾的是,该职位在大约两年后消失,至今未见恢复迹象。

然而,独裁政权中国政府不仅在国内实施民族镇压,其“跨境镇压”也在持续加强。目前,针对居住在日本的维吾尔、西藏、南蒙古、香港人士及中国民主活动家,中国政府实际上将他们故乡的家人作为“人质”,恐吓他们不得参加在日本国内的言论活动或人权运动。此外,中国政府不仅通过大使馆干预和干扰运动人士,还要求其提供在日运动人士的信息。这不仅是跨境镇压,更是对我国国家主权的侵犯。除中国政府外,柬埔寨政府也在对在日的柬埔寨民主运动人士进行同样的恐吓与干扰。

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我们绝不能允许此类侵犯主权与人权的行为。如果高市内阁能设立人权事务辅佐官,甚至新设“国际人权事务部”,那些正遭受跨境镇压折磨的人们将能够申诉其实际情况。这不仅是为了拥护人权,也将使日本在面对独裁国家时掌握巨大的外交筹码。阻止针对我国的跨境镇压、由内阁设立人权辅佐官作为信息收集窗口,对于国家安全保障而言也至关重要。

我们要求高市早苗新内阁务必实现以下两点:

在高市内阁设立“人权事务首相辅佐官”,开展国际人权外交。

为了我国主权,收集他国“跨境镇压”的相关信息,并在掌握实情后立即要求停止此类行为。


2026年2月27日

亚洲自由民主连带协议会

南蒙古大呼拉尔

世界蒙古人联邦

Lady Liberty Hong Kong(自由女神香港)

日本维吾尔协会

柬埔寨救国活动之会

在日藏人社区

民主中国阵线

2026年2月3日星期二

日本媒體紛紛預測:高市首相率領的執政黨將在大選中大獲全勝


關於2月8日投計票的眾議院選舉(定額465席),日本主流媒體不分左右都報道高市早苗首相領導的執政黨將穩操勝券,全國性報紙自1月28日以後相繼大幅報道各自通過電話和互聯網實施的大規模選情調查結果,《朝日新聞》稱「自民黨與維新會合計有望超過300席」,《讀賣新聞》稱「自民黨有望單獨取得過半數」,《日本經濟新聞》稱「自民黨勢頭足以單獨過半」,《每日新聞》稱「自民黨單獨過半進入視野」等。

2026年1月27日星期二,日本首相兼執政黨——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中)在東京與日本革新黨聯合舉行競選集會,向民眾致意。

2026年1月27日星期二,日本首相兼執政黨——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中)在東京與日本革新黨聯合舉行競選集會,向民眾致意。 

《朝日新聞》社於1月31日至2月1日以約37萬人為對象,通過電話和網絡實施調查,並結合采訪信息分析中盤選情。結果為,在總議席數為465席眾議院選舉中:(1)自民黨單獨獲得議席的勢頭明顯超過半數(233席),與日本維新會加在一起,執政陣營有望超過300席;(2)中道改革聯合表現不佳,議席數有可能從公示前的勢力(167席)減少一半;(3)國民民主黨基本持平;(4)參政黨、Team未來實現躍進——整體呈現出上述選情態勢。

共同通信社於1月31日至2月2日就第51屆眾議院選舉,對全國選民實施電話調查,並結合采訪情況分析終盤選情。自民黨自選戰初期以來不斷擴大支持,議席數有望超過公示前的198席,並單獨確保定額465席中的過半數(233席)。中道改革聯盟持續低迷,議席數可能大幅低於公示前的167席。日本維新會、國民民主黨陷入苦戰。參政黨有望獲得兩位數議席,Team未來則將多席納入視野。

而JNN分析初期選情後發現,自民黨議席大幅增加,有望單獨取得過半數。日本維新會能否維持公示前的34席,形勢仍不明朗。不過,自民黨與維新會合計的執政陣營,議席數勢頭有望超過能夠實現穩定國會運作的「絕對穩定多數」261席。另一方面,在野黨方面,中道改革聯盟預計將從公示前的議席大幅減少。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2026年1月26日晚在全國直播節目中,再度針對「臺灣有事」議題發言。這是繼2025年11月她在國會答詢中稱臺灣危機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後,引發中國強烈反製之後的最新表態。

高市的發言出自「全日本新聞網」(ANN News)於1月26日播出的節目,她與七個政黨領袖共同回應內政外交議題。

在直播節目中,高市強調,她並非主張日本主動對中國采取軍事行動,而是若臺灣發生嚴重事變,日本需優先聯合營救在臺灣的日美公民;若美軍遭攻擊而日本袖手旁觀,「日美同盟將徹底瓦解」。她重申,回應將嚴守現行法律範圍,並視情勢判斷。

此言論發生在高市發動解散國會、即將於2月提前大選前夕。香港中文大學政策與政務學院堀內徹(Toru Horiuchi)博士向BBC中文表示,此次大選日本選民特別關註外交與安全政策議題,因此高市早苗在電視辯論中的發言,應是希望對外展示在她的領導下,東京已經做好應對臺灣危機的充分準備,從而提升選民對她的信任度,增加自民黨選舉成功的前景。

因此有分析稱,高市未完全收回去年強硬立場,用意是迎合日本鷹派或保守派選民,這也是自民黨長期以來的基本盤。

中國外交部不令人意外地立即對此做出了強烈反應。發言人郭嘉昆在1月27日記者會上稱日本無資格對臺灣問題置喙,而高市言論暴露右翼「再軍事化」野心,威脅地區和平與中日關系基礎。

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ICU)奈吉教授(Stephen Nagy)向BBC中文強調,東京現在明白與北京交手,高市若因為臺灣的評論而有所退縮,將會引來北京對日本更加強勢的行為。「中國或許喜歡強硬,但他們尊重展現實力的國家;那些不展現實力的國家則容易受到更多的脅迫行為......對於日本選民而言,若在臺灣問題上對北京示弱,將被視為軟弱。」

不過,日本國際教養大學(AIU)中國研究部副教授陳宥樺向BBC中文表示,高市這次發言其實是更謹慎了。陳教授說,這番澄清是在回應日本共產黨委員長田村智子的質詢,後者要求高市收回去年11月的強硬言論,並主張日本對中國該說的話要說,但外交也要突破,避免搞壞中日關系。

因此,陳宥樺教授認爲,高市明確澄清稱她並非主張日本會對中共解放軍發動軍事行動,而是強調在臺海沖突下,日本作為美國同盟國,需聯合救援在臺灣的日本人與美國人;「若美軍遭受攻擊,日本不可能轉身逃跑。」這實際上將日本自衛隊行動範圍限縮到「人道救援」與「維護同盟」的層面,符合日本政府長期集體防衛立場及多年撤僑訓練實務,並無實質突破。

「臺灣方面反而可能對此感到有些可惜,因為它淡化了更積極的軍事承諾。」陳宥樺說。


圖像加註文字,高市早苗被視為親美友臺派。在2025年四月,她以自民黨眾議員身份率團高調拜訪臺北,並與臺灣總統賴清德會面。

美日同盟取代臺灣有事

事實上,高市上臺不久後,針對臺灣問題首次評論即引發北京強烈不滿,但這並未讓高市對相關議題噤聲。她表示下次發言會更加謹慎,但在中國強硬要求她收回相關言論時,高市內閣都明確表示沒有必要。

因此,外界關註高市早苗是否鐵了心將日本就臺灣問題從「該不該說」改成「要怎麽說」?特別是高市早苗作為已故安倍晉三的政治跟隨者,長期以來被視為對華鷹派的東京高層,在擔任首相後,她每次有關中國的發言都成爲國際焦點。

此次,首相高市早苗在朝日電視臺直播辯論上,被在野黨黨魁批評「臺灣有事」言論令日中關系陷入低谷,高市早苗又再次解釋她的原意是若臺灣發生嚴重事件,可能要與美方一同行動,拯救日美公民,而期間有可能發生日本必須協防美軍的情況。

「若中美發生沖突,並不代表日本要采取軍事行動,但若聯合行動時美軍受攻擊,日方卻袖手旁觀、一走了之,那日美同盟就會瓦解。我們將在法律允許範圍內,根據實際情況作出判斷應對。」高市說。

根據相關資料,日本在臺灣的公民超過兩萬人,美國人則超過一萬人。

有分析稱,高市最新表態雖維持核心立場,但將焦點從「存亡危機」轉移到人道救援與同盟義務,這是否是為了避免直接觸碰軍事介入紅線,或是兼顧她賭上國內大選與對中關系緩沖,顯示她在鷹派形象與外交風險間尋求平衡。

但也有分析人士人認爲,高市打破以往「戰略模糊」,將臺灣相關性從文件提升到操作層面,中國的軍事回應(如雷達鎖定)建立「不可逆的先例」持續測試日美容忍度。

譬如,日本專家、歐盟智庫歐洲外交關系委員會(ECFR)訪問研究員波坎普(Elli-Katharina Pohlkamp)向日本媒體明確表示,中日原本只是關於臺灣的外交爭執,正螺旋式演變成某種結構性問題。她認為這不是短期風波,而是中日關系在2026年已經進入「危險新均衡」(dangerous new equilibrium),測試彼此相關問題的底線。

中國大陸是日本最大訪客來源. 2025年1至9月旅客統計初步數字反映之狀況. 圓形圖:日本2025年1至9月旅客統計初步數字反映之狀況,中國旅客佔最多,韓國旅客第二,臺灣旅客第三,美國第四,香港第五 「亞洲與大洋洲主要國家」包括泰國、澳洲、菲律賓、越南、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中東各國;「美洲」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歐洲」包括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北歐五國、俄羅斯.

對此,香港中文大學講師堀內徹向BBC中文指出,高市不撤回先前關於臺灣的言論,反而重申日本可能行使集體自衛權,這或許會進一步挑釁中國,但她認為在日本普遍反中情緒下,對抗中國的壓力能吸引選民支持,尤其在她的高支持率背景下,有助選舉勝利。

值得註意的是,高市以及防衛大臣小泉近日不斷將臺海問題轉移並聚焦在美日同盟,而非直截了當稱介入臺灣問題,似乎是高市的戰略,將與東京關系最緊密的華盛頓拉攏過來,與中國在區域較量或者增加日本抵禦中國的戰力。

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奈吉教授則指出,高市近日發言確實也在向美國傳遞這樣的訊息,即日本願意且準備好獨立或與美國共同捍衛自身利益,這是對「美國優先」總統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明確表態,日本並非「搭便車」。

堀內徹博士也向BBC中文表示,這些言論符合日本在臺灣問題上對衡量與威懾中國的防禦政策。「我相信這些也和最近發布的美國國防戰略一致,該戰略指出美國希望通過實力來威懾中國。透過提議共同撤離行動以及展現保護美軍的準備,高市可以向美國展示日本是一個可靠的盟友。」

「高市可能會在三月底計劃訪美期間,進一步加強這一聯盟並獲取美國對日本在與中國對抗中所需支持。」堀內徹稱。

10月31日,高市早苗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韓國會場,中日國旗前握手圖像來源,Kyodo via Reuters

圖像加註文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左)於2025年,10月31日在韓國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不久後,高市評論臺灣議題,引發北京強烈抗議。

中國開啟觀光戰反製日本

面對高市內閣延續安倍晉三「親美友臺」的印太戰略,加上近期日本媒體民調顯示高市連任首相的可能性高,北京除了在外交輿論戰上對東京正言厲色的持續批評之外,也祭出許多軟硬經濟箝製手段。


2026年1月26日,中國外交部領事司透過「領事直通車」發布消息,提醒中國公民在農歷春節期間(從1月29日起)避免前往日本。星期五(1月30日),中國駐日大使館透過微信公眾號提及四名中國公民在東京上野遭遇搶劫,提醒中國公民春節期間避免赴日。

針對在日本的中國熊貓「香香」,中國外交部則表示歡迎日本遊客來中國看熊貓。這些都是中日關系持續緊張下的最新動作,主要原因是中國指稱日本社會治安惡化及針對中國公民的犯罪案件增多,同時還需註意地震等自然災害風險。中國外交部還強調,已在日本的中國公民應密切關註當地治安及地震預警。

北京以旅行警示為核心的反製,短期內對日本觀光業造成顯著沖擊。航班管家數據顯示,2026年1月中國大陸赴日航班取消率達47.2%;2月已有49條中日航線取消。預計2026年2-3月中國赴日班機將減少40%。

2025年12月起,大阪中國大陸遊客減少45%,降至17.6萬人。整體中日旅遊業陷入「俱傷」困境。但盡管官方警示,部分中國遊客仍熱衷赴日。根據Tripla酒店數據,2026年春節中國旅客預訂量較去年同期增加57%,平均客房單價上漲21%。

分析指出,中國訪日遊客結構轉向個人遊(團客比重降至15.6%),對官方政策抗壓性強,需求仍堅挺。

中國遊客在日本圖像來源,AFP via Getty Images

圖像加註文字,北京以旅行警示為核心的反製,短期內對日本觀光業造成顯著沖擊。航班管家數據顯示,2026年1月中國大陸赴日航班取消率達47.2%;2月已有49條中日航線取消。

此外,中國駐日大使館屢次引用日本警察廳數據,強調2021-2024年涉嫌違反刑法的犯罪案件逐年增加,歸因於「治安環境持續惡化」,包括拐賣、放火、殺人、搶劫、性侵等重大犯罪增多。

日本警察廳及法務省2025年白皮書確認,犯罪案件確實連續三年上升,主要受疫情後經濟壓力、網路詐騙及偷竊影響。但重大犯罪總數雖增,仍屬低基數。2024年全國刑事犯罪約73.76萬起,每10萬人犯罪率僅230件,遠低於美國的2,000件以上,屬全球最低水準之一。「仇恨犯罪數量微乎其微」,日本仍是全球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針對中國的政經反製,陳宥樺副教授告訴BBC中文稱,北京自去年11月以來目的明確,即透過經濟、外交、軍事多重壓力拖垮高市政權。然而,他認爲,之後的相關分析顯示,日本主要政黨對中國政策已有相當共識,即應對中國采取更強硬姿態,持續施壓目前僅產生反效果,「對高市支持度無損,甚至可能強化其國內形象。」

奈吉教授則向BBC中文強調,高市若在臺灣議題上退讓,將被選民視為軟弱。換言之,北京的經濟脅迫與認知作戰的攻勢,實際上助長了高市的民意支持,反倒強化她的政治地位。

分析稱,自特朗普與習近平去年在韓國峰會會談後,中美緊張緩和,堀內徹認為北京或覺得目前可承擔與日本升高沖突,並透過經濟手段削弱自民黨選舉的能量,但對日本旅遊業的影響尚未達毀滅性。

他說:「高市支持率仍高,反倒可能適得其反——中國壓力越大,高市支持度越高。」

「此外,中國也是采取預防措施,嚴懲日本以警告其他國家勿在臺灣問題挑釁,內政上,強硬姿態也能吸引國內民族主義,支持中共執政合法性。」

代欽:中共王朝的末路——王朝型權力的自我坍塌及其對日本安全保障的啟示


本文並非將中國共產黨政權視為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而是將其看作歷史上反復出現的「王朝型權力結構」,並對其陷入的僵局進行分析。通過將對周邊民族的強壓統治、恐怖統治以及軍隊內部的不穩定等動向,與明朝末年及蘇聯解體前夕進行對比,本文深入淺出地探討了日本在安全保障和對華政策上應有的戒備與對策。

中共王朝的末路:王朝型權力的自我坍塌及其對日本安全保障的啟示

前言:中國共產黨政權常被描述為「現代國家」或「穩定的強權體製」。然而,若從比較政治學和歷史社會學的視角冷靜分析,其統治本質依然是「王朝型權力」。

即:其正統性並非依賴於選舉或法治,而是取決於「統治的成功」;

忠誠的對象並非國家或憲法,而是領導者個人及其派系;

異議的處理並非通過製度性調解,而是通過肅清與恐懼。

這種結構與歷史上歷代中國王朝、以及 20 世紀共產體製所經歷的崩潰過程在本質上是共通的。

本文旨在將當前的中國政治、軍事動向與王朝崩潰的歷史模式及權威主義體製論進行比較,並整理其對日本安全保障及對華政策的啟示。

1. 正統性的枯竭——「天命」是如何喪失的

在比較政治學中,體製的穩定性並不取決於軍事實力或經濟規模,而在於「統治的正統性(Legitimacy)」。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將以下三點作為正統性的源泉:

革命的正當性;

經濟增長的成果;

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

然而時至今日:

「革命」已墮落為動員神話;

「經濟增長」面臨結構性減速與貧富差距擴大;

「民族復興」已變質為證明對外摩擦與國內壓迫正當性的口號。

歷史表明,王朝或體製的崩潰並非發生在戰敗或經濟破產的「那一瞬間」。當民眾不再相信其統治時,崩潰便已經開始。蘇聯末期便是典型——國家雖然存在,但對體製的信賴已蕩然無存。


2. 對周邊地區過度支配的「致命傷」

南蒙古、西藏、新疆、香港。這些地區的共同點在於,它們承受的並非「整合」,而是殖民地式的強製支配:

剝奪語言與文化;

篡改歷史;

強製人口政策;

全面的監控與再教育。

帝國研究顯示,對周邊的過度幹預並非國家強大的表現,而是統治焦慮的顯現。歷史上,王朝越是試圖用力鎮壓周邊,中央的統治能力與正統性就喪失得越快,崩潰反而會加速。

3. 恐怖政治的製度化與統治能力下降

習近平體製下顯著的特征包括:

黨內肅清的常態化;

法律的隨意化運用;

對言論、學術、文化的全面介入。

權威主義研究表明,恐懼短期內雖能產生秩序,長期看卻會破壞統治能力。基於恐懼的統治會產生一個「無人負責、無人敢言真話、底層信息無法向上傳遞」的國家。這正是王朝末期必然出現的「上方粉飾萬能,下方陷入沈默」的格局。

4. 軍隊高層的異動與錯誤的歷史類比

當前,關於中國軍隊領導層、中央軍委成員落馬與肅清的信息接連不斷。當局實行了異常嚴密的信息管製,中文圈流傳著將其類比為:

「玄武門之變」;

康熙帝鏟除鰲拜。

然而,這些都是不恰當的類比。上述歷史事件都發生在明確的勝者產生、新秩序確立的「體製強化期」。而當前中國所表現出的,並非權力集中的完成,而是後繼秩序的缺位與軍隊內部的互不信任。

5. 與明朝末年、蘇聯末期的結構性相似

從歷史來看,現狀與明朝崩潰前夕以及蘇聯末期最為相似。其共同點包括:

極端的信息阻斷;

軍隊與官僚組織的相互猜忌;

無預警、無理由的失勢與肅清;

中央政令的空洞化;

被謠言與沈默籠罩的社會。

崇禎皇帝的權力在形式上是絕對的,但他卻找不到一個可以信任的人。

6. 權力集中與軍事冒險主義的風險

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此次肅清是權力集中最後階段的可能性。然而,習近平提拔的軍隊將領,很可能是基於個人忠誠而非能力。

國際政治學顯示,當領導者逐漸失去內部正統性時,為了強化內部控製,往往傾向於選擇對外威懾或有限的軍事行動。因此,以下風險不容忽視:

臺灣海峽、東海、西南諸島周邊軍事緊張局勢的升級;

「灰色地帶」行動的激化;

甚至不能排除有限的軍事侵入可能性。

重要的是:體製的不穩定與軍事冒險主義可能會同步進行。

7. 對日本安全保障的啟示

對日本而言,最危險的既不是「中國太強所以無可奈何」的過度悲觀論,也不是「中國快崩潰了所以很安全」的樂觀論。

事實是:一個正在走下坡路的強權體製,往往處於做出最危險舉動的時間點。

日本的對華政策與安全保障政策需要同時具備兩手準備:

戰略定力: 審視長期體製變動;

應急能力: 遏製短期軍事冒險主義。

結論

中國共產黨政權正如同明朝和蘇聯一樣,陷入了王朝型權力所固有的自我坍塌過程。對周邊民族野蠻的殖民化、恐怖統治、信息封鎖與不信任的蔓延、對外部敵意的依賴——這些都是歷史反復示意的「崩潰前夜」的征兆。

而歷史也告訴我們:從這個節點到最終終結的時間,往往短得驚人。日本必須直面這一現實,絕不能放松針對「最壞事態」的防範。

俄尼斯·代欽(Olhunud Daichin) (南蒙古大呼拉爾共同代表、《自由蒙古》(蒙古語)總編)

代欽:抗拒遺忘的十一年記憶——朱日和軍事基地與杜爾伯特旗牧民進京上訪事件


本稿是以 2015 年發生的杜爾伯特旗(Durbed Khoshuu/中國行政區劃名:四子王旗)牧民進京上訪事件為起點,驗證朱日和軍事基地建設給南蒙古帶來的土地掠奪、生活破壞及文化瓦解結構的紀念性論考。

從軍事基地建設、補償問題、上訪遭到冷遇,到 2020 年南蒙古母語教育被廢除,這一系列政策並非偶發事件,而是被定位為旨在瓦解民族生存基礎、一以貫之的同化政策的延續。

本稿從結構性與文化性種族滅絕的視角出發,對這些事件進行整理,並作為正式史實記錄南蒙古運動的責任與意義——即將當地被剝奪發聲權利的同胞那「無聲之聲」持續傳遞給國際社會。

抗拒遺忘的十一年記憶 —— 朱日和軍事基地與杜爾伯特旗牧民進京上訪事件


前言

本稿作為南蒙古運動的正式史料及紀念論考,以朱日和軍事基地建設為軸心,重新驗證 2015 年 1 月發生的杜爾伯特旗牧民進京上訪事件,並記錄其歷史與結構意義。

該事件不僅是一次地方性的抗議行動,更是南蒙古長期以來持續存在的土地掠奪、生活破壞、文化瓦解以及民族同化政策的縮影,是理解延續至今的南蒙古問題不可或缺的節點。

1. 朱日和軍事基地的建設與草原的喪失

朱日和訓練基地(Zhurihe Training Base)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最大規模的綜合訓練基地,自 2000 年代後期起在南蒙古中部迅速擴張。2009 年以後,杜爾伯特旗及周邊地區的大片草原被大規模征收為軍事用地,損失面積約達 1066 平方公裏。

在此過程中,823 戶、2907 名牧民被強迫搬遷,傳統遊牧生活實質上被切斷。對於南蒙古人而言,草原不僅是生產資料,更是承載文化、信仰與歷史記憶的民族生存空間。草原的喪失,動搖了民族生存的根基。

2. 補償問題與問責製的缺失

隨著軍事基地的建設,政府向搬遷牧民承諾了總額為 18 億元的補償金。然而,實際到達牧民手中的金額存在嚴重缺口,政府從未就補償金的分配及用途提供充分說明。

牧民所要求的並非特殊待遇,而是要求公開補償金賬目並做出說明——這是現代國家最基本的行政責任。這種正當訴求長期被漠視,是導致牧民最終選擇進京上訪的直接背景。

3. 2015 年進京上訪事件

2015 年 1 月,杜爾伯特旗牧民代表為尋求問題解決前往北京,向包括相關部委在內的 8 個部門遞交了上訪材料。材料詳實地反映了補償問題的真相以及牧民面臨的困境。

然而,其中 5 個部門拒絕受理材料,其余部門也僅作形式化處理。部分機構甚至采取了集體掃描身份證等威懾手段,牧民的聲音未能獲得真誠的傾聽。最終,在地方當局的勸說下,牧民被迫返鄉,北京上訪宣告結束。這一過程鮮明地揭示了在南蒙古,法律與製度並未發揮保護少數民族權利的功能。

4. 2020 年母語教育廢除與政策的連續性

2020 年,南蒙古的蒙古語母語教育被大幅削減並實質性廢除。此舉雖然引發了國際關註,但絕非孤立政策。

土地改革、人口移民、政治運動時期的規模性肅清、資源掠奪以及語言政策——這些手段相互關聯,作為分階段解體民族的一貫同化政策而執行。廢除母語教育是其中的最終階段之一,被定位為「文化種族滅絕」。

5. 作為種族滅絕的南蒙古問題

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將蓄意破壞特定民族團體全部或部分的執行行為定義為種族滅絕。南蒙古的政策不僅包含肉體層面的壓力,更通過剝奪生存基礎、文化、語言與記憶,系統性地破壞了民族作為整體存續的可能性。

朱日和軍事基地的建設與杜爾伯特旗牧民事件,正是這種結構性、文化性種族滅絕的象征。

6. 海外南蒙古運動與記憶的責任

當前,在監視與懲罰機製下,南蒙古當地人極難發出聲音。沈默並非贊同,而是壓迫的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身處海外的南蒙古人及聲援者有責任將當地無法說出的聲音傳遞給國際社會。記憶、記錄並講述杜爾伯特旗牧民的上訪故事,並非單純的回顧過去,而是針對當下人權課題的行動。

結語:自 2015 年北京上訪以來,已過去十一年。然而,問題並未解決。以朱日和軍事基地為起點的土地掠奪、生活破壞及文化種族滅絕,至今仍在變相持續。

遺忘,會讓壓迫變得「完整」。持續記憶、持續講述,正是南蒙古運動的根基。本稿作為與無聲同胞共度的十一年紀念,銘刻於正式史冊。

代欽(Olhunud Daichin) (南蒙古大呼拉爾共同代表、《自由蒙古》(蒙古語)總編)

奧爾霍諾德·岱欽:以價值觀結成的同盟——不再以「距離」而是以「價值」選擇國家的時代——日意關系所昭示的新世界秩序

本論考以日意關系為起點,論述基於自由與民主主義等價值觀的國際秩序的重構。

將「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定位為現實的地區戰略,而非單純理念,闡明日本的對華外交、周邊國家政策以及國內政治選擇,能夠成為抵禦侵略與擴張的防波堤。

在以價值為軸心結成國家同盟的時代,本文旨在提出日本應扮演的角色以及應選擇的道路。

價值秩序的原理——世界將選擇哪一邊

當今國際社會已不再能用戰後秩序的延續來解釋,而是站在明確的歷史分歧點上。

這是基於民眾意誌與人類尊嚴的自由民主主義能否再度確立為國際秩序的核心,還是承認獨裁者的權威與力量所帶來的現狀變更的威權主義將成為世界標準的根本性選擇。

在此語境下,梅洛尼意大利總理訪日及日意首腦會談的意義絕非微小。

日本與意大利地理上相距遙遠。然而,兩國共享自由、民主主義、法治、人權尊重等構成現代國家根基的價值觀念。此次首腦會談不僅限於友好確認或經濟合作的再確認,而是明確提出以價值觀為基軸的戰略夥伴關系,這一點構成了對當前國際政治的強烈表態。

不可否認,國家間關系中地理鄰近性與經濟相互依存具有重要性。

然而,這些不應成為掩蓋價值差異的免罪符。

僅因鄰國關系而將關系改善置於最優先的姿態,往往長期犧牲安全保障與國家原則。

當今國際社會所需要的,不是先決定「與誰對話」的外交。

而是先明確「站在哪一邊價值觀」,然後與持相同立場國家聯手的外交。

世界正面臨選擇:是以權威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還是以人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這一決斷的積累,將決定下一個世界秩序的輪廓。


【補論Ⅰ】日本外交與眾議院選情——價值秩序在國內政治中受到檢驗

本文所論述的價值秩序重構,並非僅在理念或外交文件中完結。

它必然會在各國的國內政治中——特別是在民主國家中,以選舉的形式受到驗證。

日本的對華外交長期以來,在「現實考量」「經濟必要性」等話語下,將價值判斷模糊化。

在人權問題、臺灣海峽穩定、法治等核心議題上,避免明確表態的姿態,或許短期內回避了摩擦。但同時,這也意味著日本自身在價值立場上的不明朗。

本次眾議院選舉選情,或許已將這種模糊性的極限顯現出來。

在安全保障、對華姿態、民主防衛成為爭點之際,有權者面臨的不是單純的政局或經濟對策,而是「日本站在哪一邊價值觀」這一提問。

重要的是,並非勝敗本身。

而是選舉正逐步轉變為價值選擇的場所這一事實。

這意味著外交方向已不再是專家或官僚的專屬領域,而是進入由主權者審判的階段。

以日意關系為象征的價值同盟,也向日本國內拋出了問題。

是繼續模糊的均衡外交,還是做好守護自由與民主主義的代價的覺悟。

本次選情,正是這一選擇受到檢驗的局面。


【補論Ⅱ】FOIP的具體化——守護價值秩序的地區戰略

以價值觀重構國際秩序,僅靠理念無法持續。

需要具體的戰略框架,在現實的力量關系中守護它。

承擔這一角色的,正是「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構想。

FOIP常被單純理解為對華牽製的地緣戰略。然而其本質並非軍事包圍或勢力爭奪。

FOIP是將自由、民主主義、法治、航行自由、主權尊重等價值,作為地區秩序加以製度化的嘗試,是將自由民主的國際秩序在現實世界中紮根的實踐戰略。

在此框架中,臺灣、韓國、東盟諸國的定位極其重要。

臺灣既是民主主義與自由的體現社會,同時也是力量變更現狀最現實地被嘗試的最前線。

臺灣海峽的穩定,不是地區問題,而是侵略是否被允許的國際秩序本身的試金石。

韓國雖背負歷史問題與地緣製約,但作為民主陣營一員,正被迫做出選擇。

日韓協調,不是忘記過去,而是在威權國家將分斷作為戰略利用的時代,證明民主國家能否基於原則聯手。

對東盟國家而言,重要的不是服從任何陣營,而是守護主權與選擇的自由。

FOIP所倡導的「開放秩序」,正是製度性地保障這一選擇自由、支撐不靠威壓或經濟強製的地區秩序的框架。

FOIP並非針對特定國家的敵視同盟。

但同時,它也劃定了明確界線:不容忍以力量進行的侵略、威壓、擴張。

這一界線,正是對中國侵略性行為與擴張主義最大的防波堤。

更為重要的是,FOIP對日本自身而言,也是決定國家道路的標準。

持續作為自由與開放印度太平洋的承擔者,正是日本在世界中心獲得信任、擁有影響力、作為強大且富裕國家存續的選定條件。

當以價值結成的同盟在各地區作為具體秩序結實之時,國際秩序才真正具有實體。

世界秩序的重組,不是一次首腦會談或宣言所能決定的。

它通過國內政治、地區戰略以及價值選擇的積累而形成。

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不是理想論。

它是將以人類尊嚴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在現實國際政治中守護到底的最具體、最現實的戰略構想。

 -  奧爾霍諾德·岱欽(南蒙古大呼拉爾共同代表、《自由蒙古》(蒙古語)主編)

关于参与“将人权纳入贸易・外交政策”的NGO共同书简


  2026年1月,南蒙古大呼拉爾(世界南蒙古會議)與其他的人權團體一同,作為共同署名團體,參與了由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以及人權現在(Human Rights Now)發起的、要求「將人權置於貿易・外交・經濟安全保障政策的核心」的NGO共同書簡。

本書簡通過應對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推動企業人權盡職調查的法製化、支持在獨裁體製下或流亡地開展活動的獨立媒體及公民社會等方式,向日本政府呼籲重新構建以外交・經濟安全保障政策為基礎的人權・民主主義・法治原則。

目前在南蒙古,語言・文化的壓製以及包括強迫勞動在內的嚴重人權侵害仍在持續,國際經濟活動與人權問題是不可分割的課題。本次參與共同書簡,是將南蒙古的現實置於國際政策討論之中,並向日本社會呼籲「以人權為軸心的對外政策」重要性的一項努力。

此外,本書簡提交的時機正值眾議院總選舉期間,是日本未來政權選擇與外交方針受到質疑的重要關頭。我們強烈期待,無論選舉結果如何,以人權為基礎的外交・貿易政策能夠持續得到討論並具體化。

南蒙古大呼拉爾今後也將繼續與其他的人權團體及公民社會合作,向日本以及國際社會傳達受壓迫民眾的聲音。

外交・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中納入人權的提案 致高市首相的NGO共同書簡

內閣總理大臣 高市早苗 殿

CC: 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 小野田紀美 殿


外交・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中納入人權的提案 致高市首相的NGO共同書簡

CC: 外務大臣 茂木敏充 殿

CC: 經濟產業大臣 赤澤亮生 殿

我們以下署名的非政府組織(NGO),希望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議,在外交貿易・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中將人權置於其中一柱,並推進立法措施及改革,因此提交本共同書簡。具體而言,如附件所述,我們請求日本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將全球價值鏈中的商業活動中的人權・環境盡職調查,對企業課以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義務。第二,在此基礎上,引入禁止以伴隨強迫勞動等方式生產的物品的進出口措施,以補充人權・環境盡職調查。第三,與包括歐盟及東南亞各國在內的相關國家政府協商,同時誠實地執行這些標準。此外,為緩解其他捐助國政府大幅削減對外援助的影響,我們還請求探索向在獨裁國家或流亡地開展活動的獨立媒體及公民社會團體提供新的資金支持方式。

這些改革不僅通過強化日本供應鏈的韌性以及提升日本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從而提高日本的自律性與戰略優越性,還將有助於提升日本政府在國際社會中的道義信譽。

人權侵害不僅在全世界蔓延,甚至還在增加。政府軍或武裝勢力等違反國際人權法及國際人道法,對平民造成危害,由於武裝沖突而產生數百萬難民。此外,許多人因生活成本高漲、經濟差距、氣候變化影響而陷入困境。

在威權主義擡頭之際,各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如防止間諜、反恐等),對從事和平活動的公民社會活動家、人權活動家、律師、記者、研究者以及持異議的政治家進行監視與鎮壓。許多人面臨威脅、任意拘禁、虐待、不當起訴,甚至成為強迫失蹤或殺害的受害者。難民、移民、少數民族或宗教少數群體也面臨歧視。

這些不正義的受害者,許多人一直依賴尊重人權的民主國家提供支持。然而,這種期待正逐漸破滅。美國特朗普政府大幅削減對外援助,有時甚至導致生命喪失,從而嚴重惡化了美國國內及世界各地的人權狀況。歐盟、英國及其他西方民主國家也未能充分發揮其力量。

在全球人權領導力出現空白之際,日本擁有填補這一空白的力量。我們希望日本能夠構建以人權、民主主義、法治——這些是日本最大的外交資產之一——為基礎的外交・經濟安全保障政策。

感謝您的關註。若能有機會與各位直接交換意見,將不勝榮幸。請隨時聯系我們。

敬具

召集團體(2團體)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人權現在(Human Rights Now)

署名團體一覧(五十音順序 18團體)

亞洲太平洋資料中心(PARC)

北朝鮮歸國者生命與人權守護會

公益社團法人國際特赦組織日本分會

國際環境NGO FoE Japan

國際人權活動日本委員會

在日柬埔寨救國活動會

在日緬甸市民勞動組合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非洲日本協議會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ACE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日本維吾爾協會

人權觀察

人權現在

南蒙古大呼拉爾(世界南蒙古會議)

Lady Liberty Hong Kong (LLHK)

NPO日本居住越南人協會

NPO法人DPI日本會議

SFT 日本

Social Connection for Human Rights(SCHR)

附件

外交・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中的貿易與商業

世界各地有數百萬人從事全球價值鏈中的勞動,其中許多人面臨強迫勞動、童工、性騷擾、有害物質暴露、對工會活動的報復、低工資等侵犯人權的行為。日本政府雖引入了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負責任供應鏈等人權尊重指南」(2022年),但尚未引入對價值鏈中人權侵害具有法律義務的人權・環境盡職調查。此外,也尚未引入應對強迫勞動等嚴重人權侵害的進出口禁止措施。

我們向貴政府提出以下要求:

對在國內外開展業務的日本企業以及在日本開展業務的外國企業,製定義務化人權・環境盡職調查的法律。

引入禁止以伴隨強迫勞動等方式生產的商品的進出口措施,以補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企業人權・環境盡職調查。

準確信息收集:對獨立媒體及公民社會團體的資金支持

要有效應對全球經濟安全保障等外交問題,對準確信息的獲取是不可或缺的。獨立的調查與信息是關於國際形勢準確知識的支柱。在像日本這樣保障言論自由的國家,獨立媒體或監督團體能夠調查人權侵害或腐敗並公之於眾。然而,在獨裁國家,獲取類似信息極為困難,難以把握當地實情。

截至2025年,對威權國家不利的信息收集・公布這一困難而寶貴的活動,主要由獨立媒體團體以及致力於事實調查・責任追究(問責)的NGO承擔。

然而,目前這些組織中的許多正面臨存續危機。因為特朗普政府切斷了國務院及國際開發署(USAID)的大部分對外援助程序資金。

根據記者無國界引用目前已無法瀏覽的過去USAID資料,2023年USAID「對6200名記者實施培訓・支持、支持707家非政府系報道機構、支持致力於強化獨立媒體的279個媒體領域的公民社會團體」。此外,「2025年度對外援助預算中,包括美國國會為『獨立媒體及信息自由流通』支持分配的2億6837萬6000美元」。

援助削減對獨立媒體及事實調查團體造成毀滅性打擊,損害了關於人權侵害、戰爭犯罪、反人類罪、腐敗、公共衛生緊急事態的信息質量與數量。在中國、北朝鮮、緬甸等地調查政府不當行為的調查員及記者,許多項目被迫中止。

迄今為止,日本政府雖利用這些組織產生的信息與調查,但並未向在獨裁國家或流亡地開展活動的獨立媒體或NGO提供資金支持。正因為這些組織中的許多現面臨存續危機,日本政府現在應轉變方針,向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未得到保障的國家提供信息收集・公布的支持。此類支持不僅能為日本的政策製定提供信息,還將有助於形成準確反映當地實情的國際輿論。

我們向貴政府提出以下要求:

向針對威權國家的獨立媒體團體(包括在流亡地活動的團體)、致力於人權・人道問題、事實調查、責任追究的NGO提供資金支持。

應采用方針,將在威權國家中成為政府當局迫害對象的團體也納入資金援助對象。此外,對向此類當地團體提供資金支持的國際團體或日本團體,在必要時也應提供政府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