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国的兴安陆军军官学校起义

日本军踏遍中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大同元年(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告成立。康德元年(1934年)7月1日，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原址设在郑家屯(吉林省双辽县)日本满蒙公所。翌年8月1日，迁至兴安南省西科前旗王爷庙街(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城北罕山脚下(乌兰浩特一中)。军校隶属于满洲国军事部，实由日本关东军控制指挥，是一所综合性军事学府。日本关东军王爷庙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大佐任伪军校顾问，是全校的太上皇。日本关东军佐野少将、服部少将先后任伪军校干事(即副校长、顾问的代理人)。军事顾问为泉铁翁中佐。军校校长由蒙古族军将军级军官担任。

校长依次为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少将(兼任)、甘珠尔扎布少将、郭文林中将、乌尔金上将。军校学生只限蒙古族青年。学制为8年，分少年科、预科、本科三部分，全校共有8个连，总称生徒队(即学生队，是军校的主体)。附设教导团、军士候补生队和轮训伪军官的教育部。从建校至1945年8月的11年间，共毕业9期600余人。

康德10年(1943年)8月，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亲临西科前旗王爷庙街到兴安陆军军官学校视察。翌年初夏，日本天皇陛下的御弟秩父宫到军校视察两天。是年秋末，满洲国治安部大臣、陆军上将于深徵到军校视察数日。由此，足见日最高当局对这所军校的重视。
　　
一次流血的“叛逆”

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在政治上对学生实行封闭式的日本式教育。以大日本帝国主义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幼年学校为标准进行指导、彻底贯彻满洲国的建军宗旨，明确理解皇军与满洲军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

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保佑下建立起来的，凡从庙前经过的人必须鞠躬敬礼；规定学生每天早晨必须跑到军校北的罕山上列队面向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方向遥拜，高声朗诵《满洲皇帝训民诏书》，以示效忠；规定军校的一切命令、口令、公文一律用蒙文和日文，人人说蒙语和日语。禁止使用汉语、文字。

日本军官在校内以“优等民族”自居，处处高人一等。全校召开大会，须先向日本顾问、干事敬礼，尔后再向蒙古族校长敬礼；蒙古族军官与日本军官见面，军官相互敬礼，言必称“巴格西”(蒙语，老师之意)；日本军官的工资是同级蒙古族军官的两倍以上，日本军官顿顿吃大米、白面、肉食，而蒙古族军官、学生则常年吃小米、高粱(且谷壳多、沙子多)、素菜，待遇极端不平等。还建立“思想对策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学生私人日记、笔记和私人信件；严密控制学生，不准与外界接触，限制学生行动，学生毫无人身自由。同时秘密搜集学生的思想动态，人们稍有反日言论即被列入黑名单，轻则打骂、体罚，重则关禁闭、开除，美其名曰“切磋琢磨，陶冶人格，涵养德性”。日本殖民统治者通过抓劳工、抓“经济犯”、抓“思想犯”、强迫“粮谷出苛”清乡并户、“治安肃正”、抢占土地、苛捐杂税等手段压迫东蒙古人民的罪行罄竹难书。

康德2年(1935年)，日本关东军证谷机械化旅团指挥伪兴安骑兵第七团为前卫，在哈拉哈河发动了对外蒙古的侵犯，遭到苏蒙联军的歼灭性打击，全军覆没。日本关东军耻于这次惨败，便将战败的罪责转嫁他人，特务机关以“秘密通敌”罪名将蒙古人兴安北省长陵升(达斡尔蒙古，满洲国皇妃婉容的叔叔)、省警备司令崇德、参谋长福山及郭文通、登登太等七名官吏逮捕，押往新京(长春)严刑审讯后处决。在市郊刑场行刑时，陵升面无惧色，高喊：“成吉思汗万岁!”这件事给军校蒙古族军官、学生上了一堂千万不要忘记民族恨的政治课。军校的爱国蒙古族军官、学生们看到国家和民族遭受如此奇耻大辱，对日本的残暴行径恨之入骨，反满抗日情绪日趋高涨，并秘密付诸于行动。

12月初的一天傍晚，军校校兵队(警卫连)白音那木拉(军校包海明上尉的通讯员)、小喇嘛、万宝、乌日滚布、军校医务所护士海柱等8名士兵和伪骑兵六团的一名骑兵躲在一个隐蔽处秘密集会，喝血酒，拜把子，结为义兄义弟，盟誓：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患难与共，待机暴动。一个星期天，小喇嘛、万宝和乌日滚布在军校“酒保”(小卖部)饮酒小憩中，与日本军需官田中话不投机争吵起来。田中倚官仗势，盛气凌人，野蛮地殴打了小喇嘛。万宝和乌日滚布见此怒不可遏，一齐上阵，拳打脚踢，把田中打了个鼻青脸肿，狠杀了田中的嚣张气焰。事后，日本教官下令将小喇嘛三人暴打一顿，关了禁闭，由此点燃了“叛逆”的导火线。

12月31日夜，漆黑如墨。白音那木拉带领小喇嘛、万宝等8名结义兄弟乘全校师生辞旧迎新防备松懈之际，在夜幕掩护下，悄悄砸开军校武器库，取出枪支弹药，全副武装后到马厩各自挑选军马，骑马从学校北门一涌而出，一路向北，向外蒙古方向奔驰而去。马厩值夜士兵发现后，立即向校部报告。值星日本军官中田中尉、生徒队中队长渡边上尉命令生徒队和校兵队紧急集合。操场上，脚步纷乱杂沓，口令声、呵叱声不绝于耳。全校上上下下如临大敌，十分紧张。

元月4日黄昏，白音那木拉等9人风尘仆仆策马来到西科前旗第三努图克第二嘎查满族屯(科尔沁右翼前旗满族屯满族乡)，投奔到一个牧主家。连日来，他们躲开大路走乡间小路，拉荒走山路，跋山涉水，马不停蹄，日夜赶路，早已人困马乏，急待喘息。牧主在蒙古包里对白音那木拉等人盛情款待。他们不见后面有追兵的踪影，便放松了警惕。酒足饭饱之后，没设警戒哨便高枕无忧地呼呼大睡。近午夜时分，牧主见他们已熟睡，便命人策马火速到伪西科前旗警务科乌兰毛都(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都苏木)警察分驻所密报，同时指使家奴将白音那木拉等人的枪支弹药悄悄地移至蒙古包外藏匿起来。驻乌兰毛都警察分队闻报紧急集合，连夜策马急驰将满族屯包围起来。白音那木拉等人在睡梦中惊醒，急忙操枪，枪已不知去向，只好束手就擒。被押解回王爷庙街后，在日本特务机关的酷刑拷打审讯中，宁死不屈。元月6日，在王爷庙街东北洮儿河畔就义。
　　
密谋举行武装起义

日当局颁布《战时刑法》，规定3人以上不准集会，不准收听4管收音机。兴安陆军军官学校蒙古族官兵、学生们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秘密、稳妥地进行着。康德10年(1943年)8月，时任军校蒙古族军事教官、兴安军管区司令部参谋处长阿思根家召开第一次秘密会议。军校第八至十二期毕业生元丹桑布、那顺陶克陶、何俊杰、阿民、义都、阿其、乌力吉，兴安学院学生孟根巴根、育成学院学生包彦满都乎等9人参加。阿思根赞扬大家为民族而不怕牺牲的精神，提醒大家在日本统治下要懂斗争策略，团结进步青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注意克服年轻人的急躁情绪，等待时机，完成大业。第一次秘密会议后，大家经常秘密互通情报。
　　
第二次秘密会议，于康德11年(1944年)10月9日深夜，借王爷庙成吉思汗庙（座落在乌兰浩特市北罕山顶）落成典礼之机，在蒙古族青年军官胡额斯图家召开。王海山、都固尔扎布等20多名蒙古族青年军官参加。会上，时任兴安总省参事官哈丰阿讲了话。他说：“蒙古民族要取得解放，必须有一支与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武装力量。因此，大家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可靠的武装部队，以便时机一到立即举行武装暴动，对日本作战。”会后，大家分头在各部队中秘密串联，积极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第三次秘密会议，于1945年7月1日在蒙古族青年军官杨古扎木苏家进行。是日，军校第十二期连长达翰尔族青年军官王海山上尉，生徒队队长、蒙古族青年军官都固尔扎布上尉报请军校当局批准，为军校第一期死难者举行追悼会，在校生和各期毕业生均派代表参加。为不引起日本宪兵、特务的怀疑，特邀请顾问金川耕作大佐参加悼念活动。是日午夜，王海山、都固尔扎布以欢送杨古扎木苏受命赴唐山铁血部队任职为名，秘密通知双宝、鄂荣彬、杨古扎木苏、白明儒、额勒伯克图、乌力吉陶克陶等军校第一期毕业的8名蒙古青年军官分别从不同方向秘密汇聚到杨古扎木苏家。会上，大家认为，德国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德战争已结束，苏联对日宣战在即。在这种有利形势下，我们要尽快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依靠苏联实行民族自治自决，使蒙古民族获得彻底解放，得到复兴和发展。会议决定：如果日当局在军校或其他军中动手搞“整肃”，迫害蒙古族兄弟，就在王爷庙街(乌兰浩特市)举行武装暴动，拉起队伍，上山打游击，等待苏联红军；如果日当局暂不动手，则等苏联对日宣战后发动兵变，迎接苏联红军。然后作了明确分工，王海山、都固尔扎布负责军校；双宝、鄂荣彬负责伪第五三部队（亦称868部队、满洲第二游击队，官兵800人，隶属日本关东军情报局）；额勒伯克图负责兴安第二师；杨古扎木苏到铁血部队后，寻机与八路军联系，接受指示。

一个多月后，却突然发生一件预想不到的事。8月4日，生徒队队长都固尔扎布上尉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到军校本部报到，原任职务由日本军官但野上尉接任。在校部，日本副官长笠田少校命令都固尔扎布：“你守电话，不准离开。”8月5日上午，都固尔扎布奉命随干事服部少将骑马到日本关东军王爷庙特务机关，见里里外外布满了日本宪兵、特务，气氛十分紧张。走进特务机关长办公室，都固尔扎布与金川耕作大佐打过招呼后转身欲退出，金川耕作制止说：“不要走了，枪已经打响了，仗也打起来了，已没有什么秘密了。”随即命令：“都固尔扎布，你从现在起不要离这，随我行动。”都固尔扎布顿时心头一震，意识到自己已被怀疑、被控制了。但他仍很镇定，以十分恳切的表情请示说：“我把家属安排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城里。”金川耕作犹豫了一下，勉强同意了，但限定日落前返回。都固尔扎布侥幸脱身后，立即到军校找王海山上尉，发现王海山被日本军官牵制住，没联络上。都固尔扎布心急如焚，终于在下午4时许找到本科二年级区队长郝永芳中尉，急切地对他说：“我已被日本特务机关监视起来了，没办法跟生徒队走，参与杀死日本军官举事。日落后，日本特务机关肯定要抓我，我不能再露面了。请转告王海山连长和其他蒙古族军官，无论如何要在到葛根庙前动手，否则来不及了。”说罢，都固尔扎布秘密躲进部下田仑上士家的粮仓里，躲过日本宪兵、特务的搜捕。郝永芳迅速设法将都固尔扎布的境遇和建议向王海山报告。王海山听罢，感到形势严竣而又紧迫，顿时萌生了在军校就地发动兵变的念头。但冷静思考后，看到军校学生年龄小，没有战斗力，准备工作尚不够充分，加之目睹一个营日本关东军刚刚开进王爷庙街，为避免损失，不宜行动。王海山与军校区队长、达斡尔族青年军官鄂秀峰和郝永芳等人秘密研究决定，待撤退途中再相机行事。
　　
“八一一”枪声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是日，军校干事服部少将召集全校日伪军官集体到校内“神社”参拜，祈求平安。然后命令全校师生在校内挖战壕和对空射击工事，并在校部办公大楼上架起数挺机关枪，就地抗击苏军。校部的日本文职人员焚烧文件、档案、教材，烧了一整天。

康德3年(1936年)元旦，黎明时分。由日本军官带队，兵分两路追击白音那木拉等“叛逆”者。一路骑马向北，经西科前旗归流河至喜扎嘎尔旗索伦(科尔泌右翼前旗索伦镇)一带，一路乘军用大卡车向西，经西科前旗第六努图克第五嘎查白音加拉嘎(科尔沁右翼前旗白辛乡)至突泉县学田一带。傍晚，两路人马垂头丧气的无功而返，遭到服部少将的严厉训斥。

8月9日凌晨0时10分至11时，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二方面军，从中国东北地区的西、北、东三个方向，对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式进攻。

是日上午，军校干事服部少将奉顾问金川耕作大佐之命，召集全校日军官下达撤退命令，由服部少将、校长乌尔金上将统一指挥，行军序列分四个梯队，军官兵、学生共600余人。第一梯队，由宫本少校指挥，梯队由少年科二、三年级学生组成；第二梯队，由管原少校指挥，梯队由少年科一年级、二年级学生组成；第三梯队，由大谷少校指挥，梯队由少年科四年级学生，预科一年级和本科一年级学生组成；第四梯队，由吉川中校指挥，梯队由生徒队本部和本科二年级学生组成。每个学生只带三八式步枪一枝，子弹200发、水壶、饭盒等，其他衣物统统弃置学校。

是日大雨倾盆。下午4时始，各梯队间隔1个小时相继冒雨出发，向郑家屯方向撤退。此时，军校大门上的日本太阳旗和红黄蓝白黑象征五族共和的满洲国国旗，嵌在校部大楼正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满洲国国徽已被拆掉。兴安总省政府、省警务厅等日伪机关大楼在苏军飞机的轰炸下燃起熊熊大火。

是日夜，军校第二梯队撤退到西科前旗吉尔沁艾里宿营，随队撤退的王海山紧急召集白明儒、郝永芳、巴音图、那达那、包壮卿、包旺扎布等各连蒙古族军官秘密商议，准备在此动手。但看到梯队管原少校等日本军官戒备有加，抱着机枪躲进一家地主大院里。院墙很高，加之夜黑如墨，雨又下个不停，行动不便。因此决定明日拂晓到葛根庙(内蒙古著名藏传佛教寺庙之一，位于科尔沁右翼前旗葛根庙镇)以枪声为行动信号，举行武装起义。这一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秘密传达到各梯队的起义行动骨干。各梯队挑选年龄比较大、比较勇敢的学生为狙击手，分别指定射杀的日本军官。

8月11日拂晓，雨过天晴。各梯队相继撤退到葛根庙陶赖图山北坡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军校本部军士高生嘎飞马向王海山报告：“第四梯队一、二、三区区队长鄂秀峰、包壮卿、郝永芳指挥何俊杰、包荣吉、乌鹤龄等狙击手将生徒队队长吉川中校、连长安腾上尉和奥土中尉等日本军官全部干掉。”王海山听罢，立即命令狙击手将管原少校等日本军官击毙。与此同时，第三梯队区队长那达那、前卫排长巴音图、前卫班长布和指挥轻机枪手阿古达木和都古尔扎布用刺刀将日本“酒保”少校刺死，令武恩启等狙击手将大谷少校等3名日本军官击毙。第一梯队区队长平安、敖荣祥和学生海香涛将宫本少校打死。

至此，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武装起义宣告胜利成功了。在一片欢呼声中，王海山命令起义官兵、学生撕掉军帽徽、领章、肩章，向大家宣布：“今天我们杀死日本军官举行武装起义，蒙古民族自治自决的时候到了，我们从此再也不受(日本的)压迫和歧视了。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复兴，我们要团结起来干革命。”他要求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爱护老百姓。

9月初，经苏联红军驻王爷庙城防司令巴巴罗夫中校同意，王海山率领起义部队回到王爷庙街，组建民警大队。由苏军城防司令部给每人佩发红底黄字袖章(印有俄文，意为人民警察)和武器弹药，配合苏军肃清日残余势力，维护城区治安。10月初，改编为警备总队。1946年1月，东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后，改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一师。同年5月25日，改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一师。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王爷庙街召开。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骑兵一师胜利完成大会的保卫任务。1948年1月，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