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结束蒙古行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今天抵达蒙古国展开访问，这是首次有教宗访问这个夹在中、俄之间的广袤内陆国家。

法新社报导，蒙古国以佛教徒居多；全国330万人口中，天主教徒仅约1400人，规模极小。86岁的方济各今天到访，展现对这些天主教徒的支持。

不过这趟访问也具有地缘政治战略意义。这是教宗去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后，1年内第2度访问相关区域，被视为鼓舞蒙古国脆弱的民主，且访问蒙古可能有助教廷推进与中、俄间关系。

现居亚洲的天主教学者陈立邦（Michel Chambon）告诉法新社：「这显然是罗马教廷关照中亚、不弃之于俄中不顾的行动。」

此行对促进梵蒂冈与中俄关系方面也至关重要。俄国至今仍未对教宗发出邀请。

陈立邦表示：「这是不离不弃，借此提醒他们『我来了』！这也代表不只是在罗马坐等事情发生，而是主动应对。」

教宗从罗马出发，飞9个小时后于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Ulaanbaatar），休息一天后，明天行程包括参加欢迎仪式、会晤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Ukhnaa Khurelsukh）和总理奥云额尔登（Luvsannamsrai Oyun-Erdene）。

另教宗2日也会首度向当地有关当局、外交官员和民间社会人士发表演说，并于2日稍晚会见天主教徒。

梵蒂冈说，蒙古是教宗一直以来都很想去的地方，也是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90年代初基督教社区在该国复兴后曾考虑过的访问计划。在访问期间，教宗方济各将会会见该国1500名天主教徒，并与主要信奉佛教的蒙古人民进行交流。

观察人士说， 教宗方济各访问蒙古也有助于梵蒂冈改善跟蒙古的邻国中国的关系。梵蒂冈与中国的关系因北京在今年4月单方面任命了一名没有得到教宗首先首肯的主教而陷入紧张，尽管教宗在三个月后处于长远考虑而接受了这一任命。

教宗对蒙古的这一历史性访问可以说是完成了800年前由教宗英诺森四世发起的使命。

蒙古当地的天主教神父桑贾巴·仁钦汗(Sangajav Rentsenhand)告诉美国之音：“在13世纪， 贵由可汗写信给当时的教宗，请求他来蒙古。在我们21世纪的今天，这封信的回应终于实现了。”

梵蒂冈和蒙古在1992年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仅仅两年后，蒙古就摆脱了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而变成了民主国家。1995年该国只有14名天主教徒，现在也仅有1500名天主教徒。

乌兰巴托宗座代牧、红衣主教乔治·马伦戈(Giorgio Marengo)在今年7月谈到这次访问的时候表示，这次访问是一年多前就计划好的，而教宗访问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蒙古人数不多的天主教会以喜乐、简朴的方式传播自己的信仰。”

奥德巴亚尔·吉吉(Odbayar Jijgee)信奉天主教已经30多年了。吉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教宗到访蒙古不会让所有蒙古人都立刻成为天主教徒。但是，教宗的到访将有助于让蒙古人了解天主教的存在，并知道在蒙古有一小群天主教信徒。而教宗来访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他爱我们，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教宗的访问可能不会像达赖喇嘛那样引起当地蒙古人的太多关注，达赖喇嘛在该国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蒙古是一个有着深厚佛教传统的国家，对达赖喇嘛非常尊重。达赖喇嘛最后一次访问蒙古是在2016年，但他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因为与之前的访问不同，中国政府在达赖喇嘛的那次访问之后不仅推迟了向蒙古提供42亿美元贷款的谈判，还大幅提高了对蒙古货物的进口关税，并且关闭了两国之间的一段边界。

教宗方济各将在访问期间会见蒙古官员、外交人员和宗教代表，并将在乌兰巴托的“草原竞技场”举行弥撒。

除了一千多名蒙古天主教徒外，教会也欢迎来自邻国的天主教徒参加这次弥撒。这将是蒙古再次成为调解人，帮助关系紧张的国家建立联系，并充当中间人的又一个机会。

此前，蒙古曾为朝鲜和日本就日本国民被绑架问题进行谈判提供了场地。蒙古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却被夹在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独裁政权之间，这给了乌兰巴托一个十分独特的地位。

前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额尔登巴特曾表示，中立是“蒙古的机会”，中立能使蒙古成为一个更为严肃的区域和全球调解平台。

前外交部长丹金·索特巴亚尔在2018年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强调了宗教在加强全球团结与和平中的重要性，并指出蒙古重视宗教自由。

索特巴亚尔在会见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问题的无任所大使萨缪尔·戴尔·布朗巴克的时候，特别讨论了蒙古成为宗教宽容热点的想法，正如该国过去所做的那样。

即使如此，教宗的到来也给访问的组织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蒙古的一位天主教神父告诉媒体，安排这次访问的官员们并不知道教宗在访问期间如何举行弥撒，他们甚至连什么是弥撒都不明白。换句话说，蒙古政府邀请教宗方济各，完全是把他看作梵蒂冈的国家元首，而不是宗教领袖。不过，他们还是认为，这次访问对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天主教至关重要。

中国是与蒙古接壤的大国，也是教宗方济各非常关注的一个国家。当被问到教宗是否正在考虑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梵蒂冈国务卿伯多禄·帕洛林枢机回答说：“大家都知道教宗方济各对中国的兴趣。关于您的问题，我可以说，在圣父的心中有这个强烈的愿望，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愿望，他已经多次公开表示希望去这个高贵的国家，既是为了探访天主教会团体，鼓励他们走信仰与合一的道路，也是为了与政府当局会晤。圣座许久以来已经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对话，相信尽管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障碍重重，但正是通过这种对话和接触，而不是意识形态冲突，才能为所有人带来美好的成果。”

由于担心遭到报复，一小群越过国境觐见教宗方济各的中国天主教徒遮住了他们的面部。教会官员批评中共政府阻止中国大陆主教面见教宗的行为。而外交官们则表示，中国一直在密切关注教宗的活动，并保持着警惕。

但当教宗方济各在周一结束为期四天的蒙古之行返回罗马时，他对中国全是正面评价。

“（教会）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友好——我个人十分钦佩中国文化。这么说吧，他们是非常开放的，”方济各在教宗专机上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他表示，希望在中国有更多人接触罗马天主教，这样中国公民就不会以为教会有意影响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或者认为它“依赖于另一个势力”。

在担任教宗的十年间，方济各严厉谴责了他所认为的西方民族主义者的威权主义倾向、美国教会保守派的反动思想，以及华盛顿和欧洲领导人有违教义的冷漠无情，因为他们拒绝向移民开放边境，也不愿采取行动保护环境。

但在中国的问题上，希望教会能在那里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方济各则要宽容得多。

教宗在该地区谨小慎微的外交策略——批评者称其为“受气包”——在访问蒙古期间得到了突出体现。蒙古夹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统治这两个大国的强人领袖让梵蒂冈为难不已，但方济各一直不愿批评他们。

例如，方济各从未点名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在动身前往蒙古之前，他赞美了18世纪的俄国统治者及其建立的俄罗斯帝国，这进一步激怒了乌克兰人，因为普京正是以此为名发动了对乌克兰的侵略。

“我讲的大俄罗斯不是地理名词，更多是其历史上的伟大文化，”方济各在教宗专机上解释称，并表示发生这样的情况“令人遗憾”。

但在返程的飞机上，他谈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随后又澄清自己从未打算颂扬帝国主义，后者“总是在意识形态中得到巩固”。他说，文化“从来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对话”。

方济各表示，蒙古就体现了这种对话精神，他对蒙古记者表示，“可以说贵国领土毗邻俄中两个大国，因此，贵国的奥秘在于尝试与‘第三邻国’对话，避免冒犯邦交友好的两国。”

“第三邻国”一词并非方济各首创，这是蒙古的官方外交政策。虽然蒙古经济严重依赖两个巨大的邻国，尤其是中国，但蒙古奉行“第三邻国”的外交战略，旨在加强其政治独立地位，并跟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建立同盟和投资伙伴关系。

“这是非常受重视的政策，”蒙古总统外交政策顾问奥德巴亚尔·额尔德尼朝格特表示。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蒙古的首要目标还是与这两个真正接壤的邻国尽可能保持最佳关系：“我国总统与普京是很好的朋友。他与习近平是非常亲密友好的朋友。我们必须建立这样的联系。”

当被问及这种关系是否有助于推动梵蒂冈与中俄两国的外交，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时，额尔德尼朝格特提到了外交上的艰难现实。

“我不知道它是否能帮助任何人，我们在非常积极地发声，但要遵循正确的方式，”他说。“我们不能太大声，也不能太急于求成。”

和蒙古人一样，方济各也认为自己需要谨慎行事。

在乌兰巴托欢迎教宗的信众，该国总共只有大约1400名天主教徒。有数名中国的天主教徒来到蒙古。

在乌兰巴托欢迎教宗的信众，该国总共只有大约1400名天主教徒。有数名中国的天主教徒来到蒙古。 CARLOS GARCIA RAWLINS/REUTERS

2018年，为了得到中国的更多接纳，方济各与中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基本上未公开的协议，确保在主教提名的问题上进行更多合作。主教通常由教宗任命，但中共政府长期以来都坚持自行任命，以便更严密地控制由国家掌控的教会。中国单方面任命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该协议。

周日，方济各在草原竞技场结束弥撒时，邀请了两名中国主教——香港荣休主教汤汉枢机和香港教区主教、候任枢机周守仁登台。

方济各握着他们的手说道：“我想借此机会向高贵的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的问候。我向所有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奋发向上，不断迈进。”在向信众发出的信息中，或许也是为了减轻中国政府的忌惮，他总结道，“希望中国的教友都成为好教徒、好公民。”

周守仁主教在今年年初访问了中国大陆，试图在中国与梵蒂冈和解的坎坷道路上架起桥梁，促进交流。

当被问及中国大陆主教缺席的情况时，他说，“我很想在这里见到他们，”但他又表示，“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他们缺席的原因。”

“他们就是来不了，”他说，“但背后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在被问到为什么对缺席的情况遮遮掩掩时，主教表示：“他们就是觉得没必要解释。不同的政府，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向所有人解释？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你不会向全世界解释自己家庭、公司里的问题，不是吗？”

在其他主教看来，中国大陆主教缺席的原因没那么难以理解。

“我对此没有发言权，”曼谷总教区总主教江萨·戈威瓦尼表示，“因为这是中国政府做出的决定。”

周六，在蒙古首都宽阔的苏赫巴托广场，人们对中国政府的谨慎态度显而易见，官员们在这里为教宗举行了一场极尽尊贵的欢迎仪式，而在规模不大的人群中（该国总共只有大约1400名天主教徒），还是可以看到几名手持小幅中国国旗的中国天主教徒。

“距离那么近，我们必须要来，”其中一名教徒说，由于担心遭到报复，他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也不愿留影。

在返程飞机上举行的近40分钟的发布会中，方济各还谈到了其他话题。如今经常靠轮椅出行的他透露，月底将前往马赛参加一个会议，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一个欧洲小国。但他表示，“说句实话”，这种行程“没有（教宗任期）之初那么轻松了”。“再说吧。”

与中国的协商大约也是如此。

但周守仁主教仍然保持乐观，并支持教宗不带任何冒犯的攻势。

“其实我们都在寻找相向而行的办法，你也知道，信任是需要建立的，”他说，还表示他已经看到了“更多开放，更多对话”。

他呼吁进行更多面对面会谈，让谈判代表建立更好的默契。“我不能说是中国不愿谈判，因为那并不中肯，”他说。“如果他们不肯谈，那一切活动都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