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老苏尼特
内蒙古自治区就像一匹奔腾的骏马，昂首奋蹄，驰骋在北方。在它的脊背上，有一块叫“二连浩特”的弹丸之地屡屡被世界瞩目，这就是广袤美丽的塔木沁塔拉草原，它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奥妙多姿、神秘莫测、史实纷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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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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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王印 |
远古时期，天上的两条巨龙降落到这里。不知是喜欢这里五类宝物遍地的土壤，还是清新洁净的空气，还是辽阔碧绿的大草原，它们在这儿歇息着，歇息着，把自己的身骨放在了这片故土上。后来两条巨龙的庞大身躯变成了脑木根乌力吉山、巴音乌力吉山、赛汉乌力吉山、 都仁乌力吉山和锡林查干敖包、 宝拉格查干敖包、 沙景图查干敖包等苏尼特地方的九座查干敖包和四座乌力吉山。有人说，出土阿门乌苏嘎查额尔格尼的化石就是那两条龙的骨头。
又不知过了多少年代，苏尼特草原有了人类活动,从而拉开了这一地区古老文明的历史帷幕。
在赛汉乌力吉苏木发现了多件石器时代的工具。一种是磨光钻孔石斧，制作非常精细，通体磨光，采用双面对钻技术，刃部齐整锐利；另一种是石磨盘，大多数为砂岩所制，形象似长方形和鞋底形。在额仁诺尔苏木发现青铜器时代（德勒哈日壁画）至铁器时代的早期草原岩画。岩画内容丰富，有日月和星宿、家畜和动物、狩猎和博斗等场面，图案线条简洁、形象逼真、古朴自然，实实在在记录了华夏先民的生产实践和生活情景。这些在凹凸不平的岩石上凿刻的生命轨迹或者说图腾文化足以说明，这里曾经是人类先祖追禽逐兽之乡。
苏尼特还是一块儿生息驻牧、苍茫深远的吉祥地。居住在这里的现代蒙古人是由澹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等剽悍骁勇、勤劳勇敢、豪爽淳朴的古代游牧民族分化、融合、发展、变迁而来，那伏身马背挥动历史长鞭的游牧民族，仰赖着自然的恩惠，“逐水草而居”，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最终形成了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格局。
公元前475～前221年，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已由众多的原始氏族部落发展形成了匈奴、东胡、丁零、月氏等部落联盟。当时，赵、燕长城以北，包括苏尼特地区居住着澹褴人，战国末年，为赵将李牧击败，归附于赵。后实行郡县制。苏尼特为上谷代郡之北境。后汉时乃乌桓、鲜卑人的繁衍生息地。
北魏王朝为了防止柔然人的进犯，在这里开始修筑土长城。后来的历代朝代都在加固、建设，以至于形成今天绵延全旗110公里的古长城，人们成吉思汗边墙（金界壕）。谁也说不清苏尼特地区发生过多少战役，只知道乌日根塔拉苏木格德日根郭日奔宝力嘎（倒流三水泉）是个古战场。大片古墓圆木棺中埋藏的应该是士卒，因为他没有头颅骨，没有陪葬物。
位于小腾格里沙漠延伸部分的赛汗乌力吉苏木阿拉腾高勒（金河）刻有图纹的陶罐片、砖瓦片随处可得。解放前，一位木匠捡到过一只用金钉子封闭的檀木盒子，打开后，布料等物随风飘散，一把金柄宝剑显露出来，被闻声而来的旅蒙商人花言巧语用二岁犍牛换走了。
公元220～280年，除了鲜卑人继续在这里居住外还多了柔然人。乌桓人则被曹操迁到内地，并选精壮编为骑兵，到各地作战，遂有“三军乌桓为天下名骑”的盛誉。自此乌桓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不再见于史册。
晋代为拓拔人成长的摇篮
公元581～907年，苏尼特一带为东突厥牧猎之地，有都仁乌力吉境内的石刻人身像作证。1981年，在布图木吉苏木发现一批重约800余克的金器、铁刀和砺石，共计97件文物。据考证，它是一条皮腰带上的饰件，在带胯、带扣、砣尾、花饰以及刀鞘残饰片上，均有鱼子纹和卷草纹等，这是隋唐时代常见的纹饰。
公元907～1125年，苏尼特为抚州上京道临潢府所辖
金属西京路
十二、十三世纪欧亚大陆刮起的“蒙古旋风”，震憾了整个世界，人类社会进入元朝。从元朝（公元1206～1368年）初年开始创立行省制度，下设路、府、州、县，苏尼特属于十二行中书省兴和路，为大蒙古汗国皇室直属部落。阿拉坦图满古墓群就是这个年代的遗迹。
公元1403～1424年成为瓦剌（即西部蒙古）、鞑靼（即东部蒙古）等部相争之地。公元1480年，巴图孟克（达延汗）复振，取得东部蒙古政权，西败瓦剌部、东克兀良哈三卫，蒙古各部再度出现统一局面。公元1506年，达延汗在所控制的区域划分左、右六个万户，分封诸子，自己则设帐于察哈尔万户，统领蒙古各部，苏尼特属察哈尔万户的达延汗部。1627年，苏尼特部落脱离察哈尔的林丹汗，迁徒到了外蒙古，曾依喀尔喀部。1639年满清军队征服蒙古，苏尼特部也归附与它。顺治帝为了防止蒙古势力再度强胜起来，采取“封土划疆设旗”的方式，任命“札萨克”(注释1)。乾隆三十六年将苏尼特等部落分成了左、右两翼。
公元1914年，北洋军阀政府设察哈尔特别区。锡林郭勒盟（包括苏尼特右旗）隶属察哈尔特别区，以都统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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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正门遥对八字影壁 |
1939年9月1日，日本侵华时期，西苏尼特旗隶属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1945年8月，苏蒙联军跨过二连边境线向日军发动进攻。9月，蒙古国驻温都尔庙特使拉玛扎布签发委任状，任命阿拉腾敖其尔公爷为苏尼特右翼旗临时政府旗长。
1945年11月2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翌年，新民主政权取代了世袭的西苏尼特旗王公政权。
1946年7月，全旗18个苏木各阶层代表在德王府参加首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民主政府。会后旗政府迁到桑宝力嘎苏木境内的达赖却尔吉庙。
1947年9月，国民党军队占领达赖却尔吉庙，民主政府被迫转移。
1948年2月，旗牧民会在赛汉乌力吉苏木境内的下希伯图成立。8月，在赛汉乌力吉苏木道日木嘎查阿拉腾高勒成立苏尼特右旗临时政府。1949年5月，临时政府迁到温都尔庙。
1949年7月1日，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1954年，迁入德王府办公。1958年迁至赛汉塔拉镇（原名希日胡热）。
注释：
①札萨克：清朝官员。蒙古语音译，意为“执政”。札萨克是一旗之长，由清廷从王公中选任一人，统管全旗军事、行政、司法、财政等事务。
②西苏尼特旗：解放前对“苏尼特右旗”的称呼，也有叫苏尼特右翼旗、右苏尼特旗，如今人们习惯简称“西苏旗”。
二、西苏尼特的历代扎萨克多罗都棱郡王
苏尼特是蒙古族早期一个部落，早期首领格鲁根巴特尔在统一蒙古部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崇德七年(1642年)，清太宗封叟塞为扎萨克多罗都棱郡王，掌管西苏尼特世袭罔替。
苏尼特是蒙古早期部落。(注释1)
据史料记载，蒙古始祖孛尔帖·赤纳第17世孙海都有三个儿子，他们分别叫伯升豁儿、察剌台、抄真，其中长子伯升豁儿为成吉思汗五世祖，三子抄真为苏尼特世祖。《蒙古秘史》记载，抄真有六子，长大后各自成为部落首领，其中第四子为“苏尼特”部首领，时为九、十世纪之交。
另外，从记载十三世纪蒙古兴盛历史的诸多史料中多处提到“苏尼特的格鲁根……”由此看来，当时的苏尼特已是一个有名的部落。
古老的苏尼特部落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最终在塔木沁塔拉草原扎根、繁衍、发展，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家园。
据史书记载，苏尼特早期首领格鲁根巴特尔作为大汗金帐的一员猛将，不仅在统一蒙古部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还在横扫欧亚的战场上大显身手。公元1206年，铁木真立汗封赏时，他成了95户千户长中坐第五把交椅的千户长。他文武全才，曾经做过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的老师。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辞世，在护送棺柩回故土的途中，就由他吟诵赞美诗，并担任成吉思汗葬礼的主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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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世袭制度承袭了札萨克和硕杜棱郡王 |
一次袭：沙希岱，素塞次子。顺治四年，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康熙九年，卒。
二次袭：恭格，沙希岱长子。康熙九年，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康熙十二年，卒。
三次袭：劳彰，恭格长子。康熙十二年，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康熙十四年，卒。
四次袭：阿玉什，沙希岱次子。康熙十四年，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康熙三十二年，卒。
五次袭：达尔扎布，阿玉什长子。康熙三十二年，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雍正七年，卒。
六次袭：旺青齐苏龙，达尔扎布长子。雍正七年，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乾隆六年，卒。
七次袭：丹津车凌，旺青齐苏龙长子。乾隆六年，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乾隆九年，卒。
八次袭：郎衮车凌，旺青齐苏龙子。乾隆九年，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乾隆十六年，卒。
九次袭：车凌多尔济，达尔扎布三子。乾隆十六年，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乾隆三十四年，以罪削。
十次袭：车凌衮布，车凌多尔济长子。乾隆三十四年，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嘉庆七年，卒。
十一次袭：喇特那锡弟，车凌衮布长子。嘉庆七年，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嘉庆十九年，锡林郭勒盟会盟会上喇特那锡弟被推举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盟长，道光六年（1826年），卒。
十二次袭：布尔呢什哩，喇特那锡弟子。道光六年，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
十三次袭：布达莽嘎拉，布尔呢什哩子。咸丰五年，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
十四次袭：那木济勒旺楚克，布达莽嘎拉长子。同治二年，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后被清延加封为亲王。光绪三年至十年（1877——1884年）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光绪十年至十八年（1884年——1892年）为盟长，光绪三十四年，卒。
十五次袭：德穆楚克栋鲁普，那木济勒旺楚克子，光绪三十四年，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1913年被袁世凯加封为亲王。民国十五至二十年（1926年——1931年）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民国二十至民国二十四年（1931年——1935年）为盟长。1966年，卒。
十六次袭：都固尔苏隆，德穆楚克栋鲁普长子，1939年承袭西苏尼特旗郡王。1952年，卒。
随着历史的前进，显赫于苏尼特部达300年的素塞家族结束了其对苏尼特部蒙古族的封建统治。他们的后人，也以一个普通的公民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中。
注释：
①“苏尼特”一词的来历，通常有四种解释。
其一，苏尼特部落是从外蒙古腹地日行夜宿、迁徙而来，所得此名，“苏尼”指夜，“特”指数量词，表示多。
其二、“苏尼特”来源于“苏尼特古奇”（古时音苏尼古德）一词，意为好奇。据说此部落的人好奇心强，善于猎奇。
其三、《蒙古秘史》中将苏尼特写作“雪你惕”，据记载，有一个名将叫格鲁根巴特尔，与元太祖成吉思汗同姓，他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立过汗马功劳，因而划地赐名。
其四、苏尼特是一个部落的名称，是很早就支持成吉思汗奠立基业的一族。曾为成吉思汗担任大帐侍卫，故有“大汗侍卫”部落之称。
现在，史学界和史学家已经统一了认识，认为这四种说法中最后一种解释较接近史实。
② 世袭罔替：清代爵位承袭，皆有代数限制，其不限代者，称为“世袭罔替”。
三、西苏尼特右王府（德王府）
苏尼特草原是内蒙古草原上的一朵奇葩。每到风调雨顺的夏天，这里的牧草苍翠欲滴、一碧千里，犹如一幅无边无际的绿地毯。在它上面盛开着无数的野花，姹紫嫣红、花团锦簇，羊群、牛群、马群还有那“沙漠之舟”骆驼飘来飘去，星星点点雪白的蒙古包上升起缕缕炊烟，微风送来牧马小伙子和牧羊姑娘的阵阵歌声，给草原增添了无限的情趣和灵气。
苏尼特王府就座落在其中。（以下按照人们习惯称之“德王府）它位于旗府赛汉塔拉镇以南45公里处，集二线铁路、208国道经此纵贯南北。曾一度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的中心。
苏尼特王府先后有那木吉勒旺楚克，德穆楚克栋鲁普，都固尔苏隆等三位札萨克王爷入住。
蒙古族信奉佛教，一般富裕人家都要请佛教高僧中的“风水先生”对自己住宅基地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否招致祸福抽签看卦。当时，浩尔庙就有一个名叫根皮勒然金巴的著名的看风水的僧人。
看得出来，德王府地址的选定颇具匠心。它背依乌苏图敖包山，敖包北边是广袤无边、天地一线的塔木沁草原，南边是绵延起伏，纵横交错的朱日和丘陵，东西两侧是雄浑壮阔，茫茫博大的平川，那仁宝力嘎河从东南方向潺潺流过，百灵鸟啁啾、灰顶鹤舞蹈。黄羊兔子成群、狐狸苍狼出没。苍天是那么蔚蓝、白云是那么高远、绿水是那么秀丽、青草地又是那么幽深……这些早已留在人们心中的意象，往往自然而然地构成诗化的草原。其诗意之魂，则是天、地、人的和谐。
苏尼特王府建于1863年。在这之前的200年间，苏尼特王室成员以行宫形式逐水草而居，主要在阿巴嘎旗境内的胡日查干淖尔、桑宝力嘎境内的桑根敖包、都仁乌力吉境内的阿拉腾敖包、巴彦朱日和境内的宝哈朱日和等地迁徙居住。时任西苏尼特札萨克都棱郡王的那木吉拉旺楚克受当时定居文化影响，大兴土木兴建了富丽堂皇的殿宇式府邸。
德王府占地2.25平方公里，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由数十间正堂(注释1)、配堂、厢房组成两个套院宅邸，其两侧还有结构近乎一致的耳房、厢房建筑群，共83间。起初，在厅堂后面只有为防风雪而围筑的4～5尺高的土墙。后来才垒了大红墙。这些建筑依据不同的用途，面向不同方向，是在继承汉式儒家礼制建筑“前堂后寝”之制的基础上，沿袭黄教传统建筑风格，结合蒙古族的信仰改为“前为厅堂、后为佛殿”的。整体风格华丽宏伟、精美绝伦，可谓同时代草原建筑之杰作。
王府府门遥对八字影壁，它们之间用栅栏相围，左、右分设辕门(注释2)，院中有院，院中跨院，院中套院，形成一种完整的四合连套。几套建筑勾连在一起，上施平顶并以女儿墙围护，其功能主要用于防卫，构成了一个雄伟的建筑群，耳房前有蒙古包群，不远处立着数十根南北走向，延伸百米长的栓马桩，处处显示出王府深远的贵族气派。这种整齐严谨的格局，是其它王府所罕见的，给人一种深邃神秘之感。
王府厅堂多以圆木为柱支撑，飞檐斗拱，门和窗户为木质框架格棂，寓示吉祥福寿之意。椽边翅角运用清代官方墨线小点金画法绘制了猿猴攀松、喜鹊登梅等具有佛教象征意义的图案。屋顶、山墙、墀头、门额上的砖瓦构件采用抽象手法雕饰加工出线条清晰，姿态各异，惟妙惟肖的兽面饰物。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王府建筑中部分吻兽件、抱头梁是从明代建筑中拆下使用的。由此推断，有些工程材料来自京城明代的古殿堂。
正厅前竖立着两根高达十米长的旗杆，厅堂后供奉着被蒙古人视为护身法宝的、能够扬善避邪、所向披靡的“苏勒德”(注释3)。府门正厅门板上分别镶有横七纵九颗铜门钉，虎头衔环，在王爷的上马石旁（也有人说是卫兵站岗的石台），蹲坐着两尊威武的石刻雄狮，其独特的平头（没有毛发）造型有两个寓意：一是王爷对其家人取平安 、平步青云之意，二是王爷对其百姓取平和 、平易近人之意。
王府造势恢弘，结构造型中轴对称，横向分左、中、右三路。中路甬道由石板铺就，其余全部用大青方砖铺设，两侧长有百年榆树，中路为王府的办公、礼佛及札萨克王爷起居宅所。正堂在高台之上并有数层长条石阶，面阔五间，前置卷棚抱厦三间，属前卷后殿大木硬山式。左路厅堂中一般安排各盟及北平、张家口、绥远来的重要客人。右路厅堂中一般安排各旗札萨克、王公、台吉等客人，喇嘛则安排在中路佛殿旁的耳房内。
每年秋季8月19日，在王府中厅（人称黄屋子）举行哲学大辩论。由全旗各庙以及锡林浩特的贝子庙、阿巴嘎旗杨图庙、四子王旗希拉木伦庙等寺庙来的70——80名宗教学者，进行历时半个月的宗教大辩论。内容涉及宇宙、天体、自然变化、哲学等，分印度和西藏体系进行辩论。
王府设有总管一人，1945年间的总管叫达木丁苏荣。此外有四名室长，分管府内日常行政事务，先后有：仲赖、巴图吉尔嘎拉、车旺拉布腾、阿布干那仁、关布等人。有一名叫拉旺的却尔吉喇嘛常住府内。还有一名印鉴看护台吉常住印鉴包（室），名叫占其布。
王府招待费及王爷外出费用统由旗衙门负责。
王府有小汽车1辆，汽车4辆。医疗室藏有很多名贵中药，给军民无偿治病。
每逢大年，王府内要举办一系列盛大庆祝活动，腊月二十三举行大型祭火活动。除夕之夜，王公及衙门官员聚集在印鉴宫（12个哈那的大蒙古包）举行庆典，按祖制要备购50两银的爆竹。大年初一，王爷及各官员完全按清朝礼制、按等级着官服带朝珠接受臣民朝拜。大年初三祭“苏勒德”。
王府近旁和周围有温都尔庙、飞机场、白塔、“豪利希亚”（合作社）、手工业作坊、善邻协会、蒙医院、东、西营盘、学校、武器修造厂、毛织厂、小型地毯厂等，这些庙宇和机构承载了太多的美丽与繁华，光荣与梦想，象一条飘逝的彩带，一曲辉煌的绝响。
注释：
①正堂：笔者曾在《苏尼特右旗文史资料》汉文第4辑上写作“正殿”是错误的，应该称府邸为“正堂”或“正厅”，特此修正。
②辕门：古代军营的门或衙署的外门。王府的辕门是由圆木搭成门架，顶部砌砖挂瓦，所以，又有人称之“哈斯门”。
③苏勒德：一支高杆，杆的梢头镶嵌装有象征武力的铁矛，其下有木制的铁箍圆盘，盘的周围黑色或红色的马鬃做为装饰，这就是苏勒德。
德王府右路厅堂门外的蒙古包
王府正门遥对八字影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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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固尔苏隆（德王长子 ） |
古代的人以活树为支架,搭些茅草就可以栖身。后来智力稍有长进，就出现了用圆木搭架，兽皮苫盖的帐篷（棚）。明代起，长城一带蒙古人开始住房，清代时房子和庙宇的数量大增。于是出现了一个个草原“浩特”。〔注释〕截至1940年，围绕着德王府还温都尔庙又兴建了不少建筑物。它们之间的布局和距离是：王府右侧500米处的温都尔庙，当时叫西庙，它的前方与九世班禅行宫相连，王府和庙宇中间靠后坡上有一些冬往春来的、没有铺面没有字号、只是一些土圆房或毡房的个体商贩，人们习惯称之为西商，解放后改成新生街。
王府左前方约1.5公里多的山梁上有个蒙医院，医院后面山梁下的那仁胡都嘎左面约50米，有“豪利希亚”（合作社），再往后行走，离井约200米处有手工纺织厂，是当时牧区建设队给建的，原设计是开短期培训班用的。在此办过一次牧区教师培训班，由此再往后500米多，王府左前方约1.5公里有一个大院，内有善邻协会、诊所、警备队、蒙古青年学校等，统称善邻协会。再往后面山梁上的0.5公里，王府后约2公里有日本商人办的皮毛公司（大蒙公司），由此往右到王府后约2公里为日本特务机关和无线电报室，还有汉族官员兴办的“积庆祥”，大旅蒙商称之为旗买卖，由此往右是特务机关建立的林场，约50亩。
旗衙门在王府后面约0.5公里处，驻有衙门学校、电话局、裁缝铺、石印室等，衙门左边王府后约0.5公里是东营盘，驻扎着旗保安队，计200人，每半年轮换一次，每次100人。王府经温都尔庙再往西行约1公里，为西营盘，是蒙古军幼年军官学校。
德王府这一座草原新“浩特”居住人口一度达到过万人以上。
1、衙门
清代扎萨克衙门是以旗（县）为统治单位的，行政与法制合一的最高政权机构。每旗设扎萨克一人，为一旗之长，综合管理旗务，监督所属官吏，系世袭职。他拥有行政、司法、税收和军事管辖之权。受清廷理藩院和将军、都统节制，并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任免本旗所属官员，对全旗范围内畜牧业赖以发展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草牧场具有所有权。
扎萨克王未满十八岁时，由协理台吉代办旗务。
苏尼特右旗为锡林郭勒盟十个扎萨克旗之一。
苏尼特右旗衙门办公场所独立存在。衙门官员和文书按定制分别在四个蒙古包内办公。据公爷阿拉坦敖其尔回忆：为了防范日本人插手政务，德王指示，在衙门内不设科室，不许建砖瓦房，以防日本人常住衙门不走，以减少他们的日常干预。另有一个被熏得黑黑的大蒙古包为厨房，蒙古包后面有一排土房：作厨房、仓库、储藏室、宿舍之用，有时还临时关押犯人。
扎萨克王爷下设左右协理（蒙语：图斯拉克齐，相当于现在的副旗长〈县长〉）各一人，辅佐扎萨克处理旗务。协理台吉下设管旗章京（蒙语：札和日格其）一人，，承扎萨克、协理台吉之命办理旗务，为一旗中坚官吏，负责最重。管旗章京（蒙语：札和日格其）下设东、西梅林（官衔）各一人，亦称管旗副章京，承协理台吉、管旗章京之命办理税收、军事、司法等旗务。梅林下设扎兰（官衔），督饬佐领办理地方事务，各旗之数目不等，视佐（苏木）之多少而定，一般情况下4——6个佐（苏木）设1名扎兰。
苏尼特右旗衙门左管东七苏木（乡），右管西六苏木（乡）。苏木以章盖（苏木长）的姓名命名，西六为：浩特勒吉日嘎拉、根登、仁钦、德搏、道尔吉帕拉木、巴图那顺。东七为：达木丁苏仍、伊德、吉日嘎拉、阿力宾、敖优、白音芒来。
衙门的主要职责可归纳为九项内容：一、处理政务，协调宗教事宜；二、掌握军机和管理军务；三、管理境内人口户籍；四、管理出入境旅蒙商号及税政；五、管理旗界；六、主管向苏木、旗民摊派征收各种费用；七、审判刑事案件、审理民事诉讼、裁决争议、调解纠纷；八、上报下达各种文件、公文；九、组织召开例行旗务会议。
1943年旗衙门将13个苏木扩为18个苏木，又增加了两名扎兰，取消了左右分管制。
1939年，旗衙门官员有：札萨克王都固尔苏隆（德王长子）、协理阿拉坦敖其尔、那顺巴（全名：那顺巴雅尔）、管旗章京宝恩迪、梅林（副管旗章京）巴拉沁道尔吉、吉日嘎拉、管旗扎兰吉格米德道尔吉、嘎拉森东德格、吉格米德、阿木尔吉日嘎拉四人。
清廷赐予札萨克一等台吉的岁俸是白银100两、绸缎4匹；王爷每年得羯羊100只、土布100匹；协理羊20只、土布20匹；管旗章京羊15只、土布15匹；扎兰羊10只、土布10匹。
其他待遇为：协理8匹马、4峰驼；管旗章京6匹马、2峰驼；梅林、扎兰4匹马、2峰驼，退职时全部返还衙门。另外给协理1顶帐篷作为集会时办公之用，5年更换1次。有时根据官员政绩，退职时可赏赐骑乘过的驼或马。
衙门费用均由征收的畜税来解决。除去官员的俸禄，剩余部分交给“积庆祥”（商号）换取现银，作为衙门日常开支之用。如：军政税、教育费、敖包祭祀费等。以往税收均由牲畜为抵。1943年，德王在全盟会上宣布新规定，大畜每头征2元、小畜每只征4角，每户不足5头（只）牲畜免征，既降低了税赋，又方便了税收。官员工资也从此改为月薪制。
2、温都尔庙
温都尔庙（也称西庙）与德王府比肩为邻，是该“浩特”中惟一一座可与王府媲美的高大庙宇。人们常称王府为温都尔庙王府，甚至还有人把它和王府混为一谈。所以有必要略作一介绍。
温都尔庙始建于1884年（清德宗光绪十年）。又名营造乐法广会寺。
主持建庙的喇嘛名叫阿旺丹毕扎拉生（图布敦托音），他是那木吉拉旺楚克亲王的弟弟、德王的叔叔。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因修学得道，为传承佛业、弘扬佛教而建造了温都尔庙。“温都尔”是蒙语“高大”的意思。温都尔庙建成后，从其他寺院招来16名僧徒，阿旺丹毕扎拉生自己作了住持和法师，教僧徒们学藏文、诵佛经。至民国34年（1945年）僧侣人数增加到近200人。温都尔庙最高掌权者住持之下有塔么其（财物主管）、格会（执法主管）、敖木吉德（领诵喇嘛）等，除他们以外，还有负责独贡（神殿）、拉卜仁（经堂）、佛仓及辩经、法会、祭祀、后勤等庙务工作的具体管理人员。
温都尔庙分前后两院，有大雄宝殿、圣母殿、法台殿、活佛殿、圣主经堂、千佛殿、甘珠尔、丹珠尔（佛经）殿等24座殿堂，有两个旗杆，旗杆前还有金刚殿。温都尔庙是全旗惟一具有门巴拉仓（医学堂）的庙宇，学医和行医的喇嘛达50人之多。
之前，旗庙——浩日格庙已封阿旺丹毕扎拉生为大喇嘛，他却以信徒身份常住温都尔庙，真心向佛、修行并传教授业多年，直到1923年辞世。
佛教人士曾向王府和衙门进言，为其寻找转世灵童以立世代活佛相传，德王没有同意，他说：“我叔叔是祈福驱邪的僧人，而不是转世的活佛。”
温都尔庙因1931年班禅“宝格都”（圣）”。〔注释3〕应德王之邀 莅临此庙坐床讲法而名噪一时，引世人瞩目。
1931年，时任西苏尼特札萨克亲王、锡林郭勒盟副盟长的德王为笼络封建上层、凝聚民心，采纳了郭道甫的建议，取得西乌珠穆沁亲王、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坦等幕僚的首肯和赞同，为班禅在西乌珠穆沁建庙一座，扩建了西苏尼特的温都尔庙、增建了拉卜仁，同丰厚财产一并上贡给班禅，改温都尔庙为“宝格都庙”。
九世班禅是德王一生中遇到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帮助德王在贵族、僧侣、民众中树立了地位和声望，为其发起“内蒙古自治运动”和后来成为国内外知名人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温都尔庙在“文革”中遭到惨重破坏，1981年被夷为平地。
注释：
浩特——牧区有人居住的地方叫"浩特"。随着社会发展，"浩特"也有了大小之分，比如呼和浩特、乌兰浩特就将"浩特"引申为“市”。
五、王府建造者——那木吉勒旺楚克
那木吉拉旺楚克是苏尼特王府的建造者，也是在王府度过他45个春秋的居住年限最长的王爷。
那木吉勒旺楚克（简称那王），生于清道光21年（1841年），于清同治2年（1863年）继承西苏尼特世袭札萨克郡王，后加封亲王。
据说那王是位聪敏而精力充沛，任性而又理智好学的人物。年轻时就初露锋芒，在各札萨克之中以办事精练著称，光绪三年（1877年）被推举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光绪十年（1884年）升任盟长，后取得皇室近卫资格。 1894年，慈禧太后寿诞，他与极少数的几个蒙古王公得到了殊荣的待遇，担任了典礼中的主要角色。第二年，盟长职务由杨桑接任，他便关门谢客，大量阅读蒙、满文版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性格出现变化，时刻提防他人，有时还做出些超乎常情的举动，比如，阅读公文书札时，他要叫侍人在玻璃窗外为他展开，惟恐纸上有毒，受到陷害。
那王先后娶过四位夫人，膝下只有一子。第一夫人是张家口大坝扎兰之女敖拉玛朝，人称安巴哈屯（夫人）。安巴哈屯受过清帝诰封，因多年无子，回娘家靠皇封颐度晚年。第二夫人孙茹甘，人称伊和土默特哈屯，第三夫人张玉莲，人称巴嘎土默特哈屯，均为土默特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蒙人，由于三位夫人均未生育能够继承爵位的儿子，那王便于60岁时纳察哈尔正镶白旗扎兰之女、17岁的索达那木朝为第四夫人，人称额麽哈屯。
据说，那王这次聘礼是三匹白马、三只白羊、三峰白驼。寓意有两点：一是三三归九，“九”象征着广阔、幸福、长寿；二是选用的白色象征着纯真、素洁、高贵。
娘家人因女儿嫁的是王爷，也不惜血本地尽量陪嫁。除了四季衣物、衣箱、马鞍、哈达、被套和首饰，还陪了牛、马、羊、驼等，即蒙古人所称的“塔温忽绍莫勒”，我们所称的六畜。首饰都是高档的，完全是用玛瑙、珍珠、珊瑚、松石、宝石、金银镶制成的。胸前还佩有银子镶嵌的宝石。袍子也是按季节、分颜色，用精巧的手工艺缝制的。有红色的、绿色的、粉色的、浅蓝的，还有压着黑绒金边、镶着金银丝绦的，十分好看。高领子，左纽扣，长袍子，左右不开岔，放在一起状如碧绿的草原上开放的朵朵鲜花，分外妖艳。腰带也非常讲究，白色袍子配的是蓝绸腰带，表示蓝天白云；蓝色袍子配着金红色腰带，表示蓝天金辉；红色袍子搭配碧绿色腰带，表示碧野红花。各有说道，但求色调协和又各有寓意。毡袜和靴子也都讲究，白毡袜绣着红云图，黑香靴缀的是绿云图。从上到下配这么一套价值是一群羊。其实这都是舍命陪君子，炫耀豪富。不过将来还是物归原主，王爷并不拿走，他只娶姑娘。不过，那王确有点爱不释手了，第一眼就钟情了，察哈尔姑娘本来就很美，她又是全旗出了名的三大美女之一。
可是，四夫人（额麽哈屯）受土旗二位夫人排斥，不准进王府，只好住在王府前土坡下、那仁胡都嘎井一侧的蒙古包内。管旗章京为那王献计，安排两位土旗夫人去逛庙会、游览城市、朝拜佛教圣地。这时，四夫人索达那木朝才可以进入王府与那王欢聚，多月过去，仍无怀孕征兆。届时，从西藏来了一行准备去大库仑（现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喇嘛借宿。那王设宴款待，席间与一活佛喇嘛述说了夫人们不生儿子的苦衷，活佛十分同情，留下一颗药丸，嘱咐那王先喝半丸，如果两个月内还没动静，就把另半丸喝了，蹊跷的是索达那木朝真的有了妊娠反应，掐算出生日是壬寅年(虎年)。
“佛爷要给我赐儿子了！我们祈祷吧。”那王说。
于是，老夫少妻两个燃起黄香，点起佛灯，跪在佛爷前虔诚地祈祷。这一夜佛灯未灭。一月后，趁“献土”请喇嘛来念经保佑母子平安。从此，那王调整了时间，以倒计时来计算希望的种子一天天发育走出“红门”。
虎年，也是那王61岁本命年。按照佛教习俗：“两虎相遇，必有一克”。因此，为避免二虎相争，只好将额麽哈屯（四夫人）送回察哈尔正镶白旗奈玛音乌拉娘家待产，以示回避。
德王于壬寅年正月五日呱呱坠地，也就是阳历1902年2月12日。按干支计算，这正是寅年寅月寅日。按中国星相之学来说，这是一大异数。
那王一生想抱儿子，为没有世袭爵位的人而愁怅，有了儿子却又因“犯相”而不能见到儿子，心中泛起难言的哀怨，别提有多酸楚，有人出主意说：“如果隔着箩底看是无妨的。”据说那王隔着箩底看过一回。可是，那王并没忘记精心培育后代的责任，他嘱托两位土默特哈屯“一定要带好孩子”。他还专门从五台山请来大喇嘛章嘉呼图克图为儿子起名，章嘉呼图克图掐念了许久说，就叫“德穆楚克栋鲁普”吧（藏语“金刚神”的意思），章嘉呼图克图还说，这孩子大福大贵，将来必定能够成就大事。那王听后喜出望外，老泪纵横。
他虽然没见到儿子，可心里踏实了。从此以后，他就一心一意治理盟旗，发展畜牧业，让牧民过得安居乐业。不久那王染病，久治不愈，便起程前往佛教圣地五台山，准备在佛光照耀下归天。然而，事与愿违，那王在途中薨于人世。时为1908年，是戊申年，生于虎年，死于猴年，猴骑虎虎悲苦，清王朝虽然还执政，已到了风雨飘摇的光绪三十四年。时年六岁的德穆楚克栋鲁普，经盟长呈报清廷注册，袭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这就像进行朝廷立太子一样，确定他为父亲的接班人，但是正式登基坐上王爷宝座还得等到十八岁。登王位之前，他只有个有名无实的位子，清政府皇帝小了搞垂帘听政，蒙古王公还没有敢步皇室后尘，只是由协理台吉代署主持苏尼特右旗的一切政务，这叫协理辅政。
土默特哈屯不负那王重托，安排额嬷哈屯带着德穆楚克栋鲁普回到西苏尼特旗王府。他长这么大虽然没回过王府，但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和新鲜，在他心里早已感到这是他的府第。
再说给那王药丸的活佛此时从大库仑（现乌兰巴托）返回，当他看到年幼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一脸清秀，又问知其生辰后，认为此人不凡，需要认真培养，走时留下一年轻喇嘛负责教德王藏文、经书。
人们常用虎背熊腰形容人的身材健壮，用如狼似虎形容队伍的凶猛威武，用饿虎扑食形容行动迅猛快捷，用虎头虎脑形容孩子神态可爱。那么，德王这只“虎”又是怎样的呢？他能够凛然威仪吗？
德穆楚克栋鲁普，字希贤，是成吉思汗三十世孙。八岁时，依照蒙古王公世袭制度之规定，他承袭了札萨克和硕杜棱郡王。几年后袁世凯政府为了稳定局势，笼络封建上层，给一部分蒙古王公札萨克加官进爵，于是德王又于1913年被中华民国政府晋封为亲王。当时德王因年幼不得亲政，依制由协理潘迪掌管旗务。
据建设过班禅行宫的木工高盘贵老人回忆，德王奶妈是乌兰察布市丰镇隆盛庄人氏。他从小资聪颖过人，具有过目不忘的才能。他的启蒙教师是本旗精通蒙满文字的蒙古族学者桑日普诺日布管家。巴嘎土默特哈屯虽不是德王的亲生母亲，但对他管教甚严，为了使德王将来成为有知识有教养的、能够很好管理旗政的王爷，这位土默特额嬷，不仅请来有经验的蒙文塾师，还从内地请来了叫王英华、王石清的两位汉族老师。
在学习文字上，内部产生了分歧。有些人主张，他是蒙古王爷，学好蒙文就可以了，土默特额嬷主张要蒙汉文一齐学。这两位来自阴山脚下土默特平原的额嬷，懂得汉文化的重要。她俩说，他是一个旗的王爷，这个旗里既有蒙人又有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再说他将来在盟里任了职，其职权范围就更广了，他要对外交往，如果不懂汉文汉语怎么了解别人？学习汉文不是崇拜，而是需要，必须要兼学汉文。
在土默特额嬷的坚持下，终于决定了在学习蒙语文的同时，教授他汉语汉文，熟读《 四书 》、《 五经 》等孔孟的儒家知识。到他年纪较大时，又让他强记熟背许多经史典籍和历朝历代帝王将相的传记等书籍。他读书如痴，但不“死读书、读死书”，他经常是读书与联想相结合，所以读得懂，领会深，那些帝王将相的传记故事他读起来如饥似渴，有些看过又看，并加批眉。
德穆楚克栋鲁普学文习字悟性很高，强记熟背很快，对古文的理解更有几分天才。直到他后来执政以后，和外人交谈几乎都是“咬文嚼字”，之乎者也一大套。本来不是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又不是现代汉语，学起来较为吃力，但由于他孜孜不倦地攻读求教，成绩竟出乎人们的意料。
德王夙兴夜寐、淬砺奋发，在系统地研读了蒙、汉文，阅读了不少小说、历史故事等类书籍的同时，按照当地的传统，诵读喇嘛经书、教义。他书法遒劲有力,是蒙旗众多王爷中惟一一个有造诣的蒙汉书法家，对满文、藏文、蒙医学都有涉猎。“马背民族”的子孙，孩提时就得学骑马、摔跤、射箭。德王也同样，从小接受了训练，他骑术娴熟，射技精湛。南方一位采访过德王的记者在其所著《百灵庙巡礼》一书中记载：“三百米以外的很小目标，德王每枪必中。”他还颇具表演天赋，善弹古筝，如不是亲眼目睹，还真以为那优扬动听的弦律出自一位专业古筝演员之手。
此外，德王还喜好摆弄些机械等物件，特别对开汽车更有兴趣。他说他还想学开飞机。由于多种爱好，接触人就比较随便了，不像有些王爷，深宅大院，百姓难见，见不叩头，要挨“黑鞭”( 是一种蟒蛇一样的打人法具，不是普通马鞭羊鞭)，比起当时大多数迂腐守旧的老王公们，是一个接受新事物比较快的人。这些广泛的爱好和情趣，使他形成了一种积极拼搏、不甘寂寞的良好品格，再加上家庭给他的优越环境和条件，使他从小就有了成就大事的深谋远略。
长大成人后的德王，身高1.65米，略圆的脸庞，高鼻梁，大眼睛，英气勃勃。他从小就留着又粗又长的辫发，编上辫穗往往超过臀部，至膝部后面的腘部，并且一直不肯剪去，迟至1945年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时才剪掉。他平时好戴瓜壳小帽，好穿兰、黑深色蒙古袍，脚蹬圆头平底便靴。
由于牧区生活习惯，德王并不吃山珍海味、名贵菜肴。王府内的厨师没有长期的固定工，当师傅的时间长些，打杂小工则时间短些。服役时间有月班、半年班。德王的早餐往往以奶油、红糖、炸饽饽、炒米、手把肉、糕点为主，午餐和晚餐不外乎是面条、黄油蒸卷子、手把肉、包子、肉粥、甜粥等蒙餐。他好吃大块肥肉馅的蒙古包子。通常把奶食列为诸食之首，在宾客面前经常夸耀奶食和马奶为“食之精”。
德王14那年（1916年）娶正镶白旗一位台吉的女儿色布吉德玛为妻。不幸的是，色布吉德玛生下都固尔苏隆后不久病故，民国9年（1920年）德王又续配阿巴嘎左旗协理台吉贡森之女、14岁的额仁钦朝为妻。额仁钦朝相貌端庄、聪颖贤惠，虽没读过书，但十分通情达理、为人善良。还有与丈夫相近的多种爱好。丈夫爱音乐美术，她爱唱爱剪纸，又爱骑马野游陪猎，因此很受宠。她除了出席传统的祭祀活动外，从不参加其他社会活动。
额仁钦朝花蕊繁盛孕率很高，几年里一连为德王生养了10个子女，其中三女二子不幸早逝，抚养成人的有巴图那顺（女儿）、嘎拉僧吉格米德、敖其尔巴图、敖其尔胡雅嘎、敖其尔赛和雅等5名子女。加上都固尔苏隆，德穆楚克栋鲁普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了是五男一女的父亲了。而他的父亲老年时只得他这么一个虎子。
另外，关于德王的婚姻还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李守信自述》中称德王在厚和（现呼和浩特市）纳范玉荣（即金娥子）为外室，直至“自治政府”垮台。解放后证实是国民党特工。另一个说德王在张家口的王府里与日本顾问安插的一位日本女子有染。蹊跷的是，八、九十年代有一位叫牧村佳野的日本国经济界著名人士自称是德王的儿子，多次来锡盟寻根访祖和投资。
德王身边有一个陪同襄助他走上政坛的谋略大师，叫补英达赖。他是巴嘎土默特哈屯的妹夫，察哈尔人。德王尊敬地称呼他为姨夫。补英达赖通晓蒙汉满语文，给德王当过家庭教师。他能言善辩，熟悉汉地事务，主要负责西苏尼特旗对外联系工作，经常出入张家口、大同、归绥、北京等地，曾担任过锡盟驻张家口办事处处长。他十分关心德王的成长，积极出谋划策。德王初涉政界，来往北京、张家口等地也都由他陪同襄助。
在德王的幼、少年时期，整个中国和内、外蒙古的政治局势一直处于剧烈变化、动荡不安之中。
国际上，英、法、俄、日、葡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以不平等条约，强夺在华利益，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144万平方公里土地，并把东部、华北、西藏等地作为势力范围不断开展侵略活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 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东北地区，1904年，俄、日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了争夺在华利益的战争，俄国失败后东北地区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 1932年日本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满洲国"。日、俄战争结束后，1912年7月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时，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把内蒙古分为东、西两部，相互勾结承诺，"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区的利益"。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苏联政府输出革命，支持、支援中国共产党，出现了与国民党政府时合作、时冲突的复杂局面。
在国内，清末至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推行了放垦蒙地、强化军政统治的政策，消弱了蒙族传统权益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地位，腐败的内蒙古王公们把蒙古民族的土地不断出卖开垦，抵制、反抗放垦斗争此起彼落；辛亥革命爆发、军阀混战、北洋军阀政府在内蒙古划设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继而1928年改为行省，到处设立垦务局、县制，汉民族大量涌入内蒙古，蒙古民族的生活遭受水深火热之苦。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造就了德王十分复杂的个性和思想意识。一方面他受到儒家忠孝传统说教的熏陶，又接受了浓厚的喇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比起当时大多守旧的王公们，年轻的德王兴趣广泛，新奇感强，能够较快地接受新变化和新事物。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他很早就萌生了循仿蒙汉历代君王涉足政界，在乱世中“叱诧风云”的欲望。
1919年，年满18岁的德王开始亲自主持全旗的政务。五年后升迁补任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31年提升盟长。其行也壮，其居也威，堂堂皇皇，威风八面。
1925年，德王以西盟代表的身份应邀赴京出席了善后会议，被选为段祺瑞操纵下的临时参议院参政。从这时期他涉足国内政治舞台，和贡桑诺尔布、凌升、白云梯、郭道甫、吴鹤龄、金永昌及西藏宗教领袖九世班禅等人相互交往，探讨内蒙古自治出路。这一年他还积极参与了北京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和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举行的，内蒙古人民反对移民屯垦的大规模的游行请愿运动，取得较大影响和效果。 他踌躇满志地宣称“要继承成吉思汗之业绩，来振兴整个蒙古”，“当今之世，能出而收拾蒙事者，舍我而其谁与归？”
德王之所以能够发动起内蒙古自治运动，是由于军阀、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转入低潮，但是民族自治或维护传统自治权利的愿望和呼声，却在不断抬头，影响日渐增强。特别是当时的蒙古社会出现了一大批受过近代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给内蒙古带来了新的风气。
他便致力于结交、招睐受过近代新思潮影响、有抱负的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希求得到他们的信任、支持和襄助。德王“自治图强、复兴民族”的宣传鼓动，使不少有一定身份和影响的蒙古青年同他常相过从、追随左右。在百灵庙自治运动前后，有很多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陆续前来投效。其中有包悦卿、韩风林、陈绍武、亢仁、关翼青（关起义）、云继先、任秉钧、陶布新等。
当时，蒙古社会中年高资深的王公上层有很大权威性和影响力。德王的行为，虽已得到一批青年人的支持、拥护，但以自己的资历，却难以发起各盟旗参与的自治运动。所以他接受了郭道甫的建议。
郭道甫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建人之一，他深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于是，他指点德王利用班禅宣抚蒙众，建议德王应趁班禅尚未回西藏之际，联络各旗集资在蒙地为班禅建庙，请班禅留在内蒙古，做为宗教领袖，形成内蒙古民众的信仰中心，以便号召发起自治运动。德王觉得言之有理，借助班禅之影响控制守旧的王公，求得有势力的上层和活佛喇嘛的谅解和信任，的确是一步高棋。于是他返回锡盟后，向盟长索特那木拉布坦和幕僚们提出迎请班禅来锡盟的建议，索王即派德王和副盟长松津旺楚克前往北平联络各蒙旗王公为班禅集资建庙，迎请班禅。
解放战争后期，德王看到国民党政府已无暇他顾，解放军尚未到达内蒙古西部盟旗，还曾直接到西蒙阿拉善旗发动了“西蒙自治运动”，他施展浑身政治权谋，但还是以失败告终。1949年12月，德王应蒙方之邀越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到蒙古后德王未能与家人相聚，而在蒙方的监视与安排下，只与长子都固尔苏隆面见过三次。
第二年初，蒙古方面以德王犯有“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和美国帝国主义、企图颠覆蒙古和苏联”的罪名，将其逮捕。后因中国方面的要求，1950年9月蒙古方面将德王押送到北京，移交给中国有关部门。1962年5月，德王因病获保外就医，被送进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并开始允许与亲属会面。同年9月。有关部门又将德王及其家属安排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元祯永街（今建设东街）的一座经过整修的旧式厅院里定居下来。1963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召开大会，特赦释放德王。获赦后，德王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聘请为内蒙古文史馆馆员，在陶布信的帮助下编写了17万字的《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一书。他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对于研究整个内蒙古近代乃至中国近代史都是弥足珍贵和难以替代的。
德王一生从发迹到覆亡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中一段重要的转折。他带有浓重悲剧色彩的一生，是整个中华民族悲剧中的一个重要缩影。窥一斑而见全豹，这一斑有着不可取代的解析意义。
德王是近代内蒙古政坛上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黄彦在为《末代王爷传奇》一书作序时说“这个从一个旗（相当于内地的县）的小王爷而逐步攀升为统治内蒙古许多旗以及河北北部、山西晋北地区的“蒙古王”，确实有其充满传奇色彩的诸多过人之处。当时与其相关的最高统治者和宗教领袖及政府要员、军队将帅，都颇看重这个年轻气盛的蒙古王的政治动向和作用。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有：国民党的蒋介石、何应钦、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傅作义、张学良、胡宗南，日本天皇、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末代皇帝溥仪，大汉奸汪精卫，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等一大批要员，宗教领袖班禅活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着内蒙古的政局及形势的发展，并作出过众多决策和部署，一直在争取他回到抗日的人民一边来。在解放战争中，彭德怀等多次派人争取他回头，可他就是执迷不悟。他省悟后说，历史选择了共产党，我没跟着历史的选择走，彻底失败了。”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学教授卢明辉称“首倡‘蒙古自治运动’的德王”。
宝力格老师也发表博文说“乌兰夫同志适应历史发展和要求，在德穆楚克栋鲁普自治运动基础上，以更高的立场、认识和方法，领导了内蒙古民族斗争。内蒙古自治运动史上乌兰夫和德王不是对立双方，是承前启后的关系。”
1966年5月23日，德王病逝，终年64岁。内蒙古文史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晚年的表现和他对文史资料事业所做的工作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七、德王府—“疯王”推行新政的试验田
近代中国屡受列强凌辱，这激发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民族进步人士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德王也受其影响，崇尚梁启超、谭嗣同发起的洋务运动，寻求振兴民族的维新道路，冲破封建桎棝，企图摆脱国民党统治，在吴鹤龄等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的辅弼下，大胆提出改革蒙古社会的一些陈规陋俗的主张，他建新制、建学校、建医院、建机场、建豪利希亚……
这种悖逆传统制度、违背成套规则的举措，不仅引起本旗贵族上层的不满和反对，还招致邻近各旗王公和宗教上层的非议和强烈愤慨，被前盟长杨森指斥为“疯王”。说：“锡盟出了一个苏尼特疯王，不知什么时候闯下乱子，锡盟前途，殊堪忧虑。”但是，这些措施却给西苏尼特带来了新风气、新面貌。这块推行新政的试验田在风风雨雨中开花结果了。
① 建新制 改陋习 兴新风 图进步
——德王青年时是个十分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尊崇喇嘛为上人。以其过春节接受民众朝拜时的排列为例，首席便是堪布喇嘛，地言齐喇嘛。他手不离佛珠，同时随身包裹中带有九座小佛塔，是托旺葛根为其敕造并要求他随身携带的。日常的佛事活动很频繁，每晚还要念经文、转佛塔，加上临时由活佛和大喇嘛给敕定的佛事活动，年年不断、月月都有。他曾多少次双手合十、口诵佛经，希望佛祖能够保佑自己，祈今生吉祥如意、盼来世进入仙篷。
但是，德王又不完全拘禁于封建的礼俗中，特别是中年以后，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甚至还向国民政府建议，不要再迎奉外蒙哲布曾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他根据全旗近四成的男性都当了喇嘛的实际情况，提出改变“好儿必为僧”的旧习，他亲自到各寺庙对修行僧众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考试，劝不懂经文和破戒的喇嘛返俗，将毕希日勒图等小庙合并到大庙里。
1943年，德王根据在本旗取得的经验，在全盟会议上宣布：“一子必为俗，二子一俗一自愿，三子二俗一僧，四子二俗一僧一自愿，五子三俗二僧”。同时要求喇嘛不要单一地学藏文，还要学习蒙文，主张将藏经译成蒙文用蒙语诵经。他还要求葛根喇嘛学习医疗技术，年轻喇嘛学习汽车驾驶技术，向全能手发展。
德王的这一举动，在社会上激起了轩然大波，折腾了个四邻不安，各旗的王公们被他弄得心神不宁。这件事连他的“土默特额嬷”孙氏也反对。劝他说，不要到寺庙里点火去，上层喇嘛不好惹。你现在羽毛未丰，树敌多了以后的日子不好过。狼想进羊群必须夹着点尾巴。
他给“土默特额嬷”解释说，现今牧区，几乎有三分之一多的男性当了喇嘛，不娶妻室，不赡养父母，长期以来造成牧区人口减少，老人无人抚养，这样好吗？
“土默特额嬷”一想也对，牧区的现实就是这样。她说，你的想法是对的，但做法要巧一点，不要造成太大影响。
德王说，要除弊利政想不遭到反对不可能。我作过调查了，中等召庙至少有四五百喇嘛，小庙也有二三百名。牧区本来人口稀少，那么多人当了喇嘛，加上王府、协理、梅林那里用人那么多，牧区男人成了“稀有动物”。男人一少，性乱难免，性病摧毁了生育能力，因此人口一直严重下降。我要改变这一切。
“ 土默特额嬷”同意了德王的做法。她觉得，别看他德王人小，真还有点近虑远谋，比他父亲强多了。他父亲是墨守陈规之人，有威望缺才华，儿子超过他了。
--—人名是一个很有趣的社会现象，也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废除藏名，是德王崇尚母语，提高民族语言地位的一项举措。原来，旗王公贵族乃至平民，传统上有个习惯，儿女出世后都要请求喇嘛赐名，于是，叫道尔吉×××的和叫×××玛的藏语名字特别多。德王于1942年责成时为教员的纳·赛音朝克图（赛春嘎）等人首先在各校为学生更名，之后，社会上才逐渐用开了蒙名。
我旗已故的朝克巴达拉呼旗长原名叫道古日扎布（藏名），恩和吐布新的原名叫占布拉扎布，阿拉腾扎格斯的原名叫额仁钦玛，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改名的。
——德王见闻广，深知近亲结婚的危害，因此，在婚嫁上，主张与外籍人通婚，他将毕业班的男女生排成两列纵队，实行“指婚”制，谁和谁并列站在一起，谁就被指定为夫妻，不得违旨。由于这种婚配缺乏情感，解放后，多数离异，这恐怕不是德王的初衷吧！
解放前，锡林郭勒草原上有姑娘奉献“初夜权”的习俗，一个姑娘如果到了十四、五岁还无男人问津，做母亲的将会十分恐慌。因传统的观念认为，女孩子十四、五岁不行房事，则会得枯血症的。德王夫人仁钦朝就是14岁嫁给德王的，德王夫人也是将自己未成年女儿巴图那顺交给已婚的阿拉坦敖其尔公爷去行房事后才嫁给桑日布诺日布管旗章京之子那木海道尔吉为妻的。察哈尔正镶白旗旺日格扎布扎兰之女斯日吉米德格也是14岁嫁给德王长子都固尔苏隆为妻的。
还有一个陋习，就是在“性”的方面特别开放。一个男的，看中哪个女的，想和她睡觉，这个女的就不能拒绝，丈夫如果庇护妻子不允许她与他人同床，则被认为是吝啬鬼，遭人唾弃。
德王深知其危害，他首先从儿童抓起，采取男、女分校的办法，以减少混乱的两性关系。敖日德格巴拉、斯日僧扎布两位老师不识时务，继续追逐亵渎通格拉嘎宝勒格（第一个毕业班）的女学生，发展到低年级的学生一到晚上也主动抱上铺盖去找老师睡觉，德王听说后十分恼火，命令手下将这两位老师衣服扒光，绑到牛车上用蟒鞭抽打屁股，然后，驱赶逐出学校，革职回了家。与此同时，在学校后面专门搭了两个蒙古包，把乱搞关系的女同学禁闭了很长时间。
② 建学校 抓教育 兴文化 图振兴
——德王深知“人智未开，教化未行，谈何振兴！”之理，把抓教育和提高民族的素质摆在首位，提倡职业技能教育，明令各旗必须把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作为教育经费，由旗方供给食宿及教科书和文具，不足则由兴蒙委员会补济之。他从1937年开始在德王府附近先后创办了兴蒙学校、女子家政学校、蒙古军幼年军官学校、喇嘛学校等八所学校，培养了有文化、有志向、有技能的牧民子女近5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德王在旗内外办的各类学校，从为数不多的十几名学生发展到万余名，有不少学校还成了远近闻名的样板学校。
兴蒙学校有一个分校，即“却日陶高图学校”，是“女子家政学校”的预备学校，有100多名女生。1943年，在陶高图庙建了第二女子学校，学生达100多名。1933年春，德王在王府西营盘成立了“蒙古干部学生队”，即蒙古干部训练班。
另外还有三个预备班，一个是“王府学校”，为幼儿教育性质的学校，主要招收王公的子女和王府附近10岁以下儿童，费用由王府支付，有20多名学生。其他两个预备班分别建在陶高图庙和浩日格庙，主要为方便周围的牧民子弟和寺庙的小喇嘛就读，各有30来名学生。“兴蒙学校”可以说是中心学校。
兴蒙学校（人们习惯称之“衙门学校”）是按照德王的旨意于1937年建立的，是西苏尼特旗第一所官办学校。为了搞好教程，德王专门从北平蒙藏学校聘请来辽宁北票土默特蒙古人高景堂来为他办学。
学校从1939年起形成规模，到1940年已有甲、乙、丙、丁四个班，共120名学生、5位教师、10间校舍。当时的校长是阿拉坦敖其尔公爷，专兼职教师有高景堂、胡图荣嘎、哈斯朝鲁、吉莫格德道尔吉、嘎拉生吉格木德、阿尤西扎布等。课程以蒙语、数学为主，辅之以汉语、音乐、体育、自然、地理和品德教育。1942年起增设日语，有了纳·赛音朝克图等8名专职教师。
女子家政学校建于1941年初。开始在距王府南2.5公里的那仁呼都嘎。半年后迁至王府东南40公里左右的哈达胡日业图。这个学校是德王利用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的补助费兴办的，学校有12顶蒙古包。学校校长是那顺巴雅尔协理。教师有嘎拉僧都格扎兰和哈斯朝鲁。
当时，多数人对教育的认识不深，称送子读书为“尽学生差役”，特别是对女孩子上学更是觉得不可思议。因此在招生时受到很大阻力。社会上普遍的观念是“女孩上学会变得不本分，还有被送到日本的可能”，这样一来，家长们就把送女孩上学看作是送向地狱。女孩也觉得离开父母和亲人上学犹如流放。于是，大人阻拦，孩子哭闹。有钱的人家还抓人顶替，使的招生计划频频落空。德王听说后，便派人挨家挨户进行动员，为增加说服力，不顾自己母亲的反对，把远在阿巴嘎旗的女儿巴图那顺接来上学。见效还是不大，不得已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勉强招来百余名女孩。可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留下，经过挑选，36名体质好、聪明伶俐的女孩子有幸成了西苏尼特有史以来第一批女学生。
女子学校越办越火，在同拉嘎宝力嘎班（清澈的泉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斯日古楞其其格班（聪明的花朵）、顺宝力嘎班（象乳汁般的泉水）、格根朝洛门班（明亮的启明星）。学生达120人，教师增加到40人，校舍增加到30——40顶蒙古包。到1943年，女子学校已成为一所远近闻名的学校，其他旗的官员和日本人常来参观。张北中学还派来2名教师和4名学生学习了几个月。土默特旗也根据德王意见送来不会说蒙语的4名蒙古族女孩学习蒙文。
女子家政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培养有文化、有素养的女性，掌握持家过日子的本领”，传播和推广现代科学应用知识，灌输新文化教育思想，主张“继承现有，提升现有”的观点，强调学以致用，与时俱进，提倡关爱生命，热爱故乡和民族。其最大的特点是“并学家政”。学校除有文化教师外，还配备实践指导教师，增设了挤奶室、奶食制作房，为学生掌握生产技术和生活知识开辟了试验场地。学生每天除了上文化课外，还学习放牧、接羔、起羊砖、晒牛粪、挤奶、做奶食、剪羊毛、做毯子、编绳、缝织衣裳和做饭。最重要的是品行教育，要求她们尊老爱幼，忠夫守节。
德王希望把她们都培养成蒙古的贤妻良母，他不断扩大和改进这所学校，甚至把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新知识分子也派到这个学校做教师。1942年——1943年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官布、纳·赛音朝克图、官布扎布、彭桑朝瓦、都格尔扎布、布仁赛音、拉苏荣来这里任教，带来了新风气。学校逐渐改变了用鞭子、板子体罚学生的教育方法，改革了以“圣贤16本”为内容的文化教育，使用现代蒙古文教材，开设了语文、数学、常识、地理、汉语、音乐、图画，还引进了日本女子学校的列队、做操等课程。
更为人性化的管理是，校方给来例假的女生发了银戒子，平时不准戴，只有在她们来月经的日子里才可以戴，戴上戒指的女生可以不出操跑步，可以不参加劳动。
学生平时穿戴由自家解决，参加祭祀敖包或庆典活动时统一着装，穿没有镶边的蓝色蒙古袍、绿色腰带、黑色蒙古靴子,戴天蓝色绸子头巾、红绒线结发根，辫梢分为三根，扎着长长的黑绸子飘带。
女子学校因1945年下半年的战事而停课，将学生们解散回家。1947年春复学，不久，因国民党军队袭扰而彻底解散。
女子家政学校是将传统游牧生活中的家庭非正式应用教育与现代西方学校的正式理论教育相结合的，在蒙古族现代学校教育史上占有独特位置的，是教育实践性极强的职业女子学校，它对包括西苏尼特旗在内的内蒙古西部牧区产生过重大影响，所培养的学生中有许多活跃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层政府部门，有的成长为教育战线的优秀妇女知识分子。
浩勒图学校于1942年建立，方便了东部苏木的儿童就近上学。建校伊始，有两栋20间房舍，一顶蒙古包，教师4名，学生40名。1943——1945年间，一直保持3个班，学生增加到80名，教师5名，校舍增加到30间。校长是吉格米德道尔吉，教员有高景堂、额勒登宝、布和敖其尔等。该校没有暑假，冬季有60天寒假。开设语文、数学、日语、自然、图画、音乐和体育。实行跳级和留级制度。学校有牧场，肉食、奶食能够自给。学生常参加一些劳动。1944年请来技术员，教学生植树。学校办学经费及学生费用全部由官方供给。这所学校于1945年停办。
蒙古军幼年军官学校于1940年6月开课，学校一切费用全部由蒙疆政府承担。校长博彦门都原是蒙古军第八师22团上校团长。该校地址在德王府东营盘，学制三年，分一、二、三班和预科班。第一期招了60人，学生的主要来源是蒙古军中东北籍官兵的子弟。这个学校虽然叫幼年学校，但并非幼年，18——20岁的青年占多数，预科班的也都十五、六岁了。德王时常到学校讲演、训话、视察，亲自鼓舞在校的学生，希望他们都能成为顶天立地为蒙古民族奋斗的英雄。他指令从已经不懂蒙语的土默特旗招来男孩，来这里接受纯蒙教育，希望借他们重新把蒙古语言、蒙古文字在土默特复兴起来。
学校课程除了中学的语文、算术、地理、历史外，还进行军事训练。服装和蒙古军的军服一样，只是不配枪支。
教学每天用三种语言授课，日文一节，汉文一节，其余四节和操练均用蒙语。
教官有哈德巴特尔、喜吉旺森莫、宝音德力格尔、巴图、恩和芒来、巴图敖其尔、敖秀山等人。日本人井尚是主任教员，大嘎日迪和清巴图为副官，达来巴雅尔（汉名赵景贤）和阿民巴图管理总务。
该校共招收四期学生，第二期40人，1941年5月入学，第三期50人，1942年5月入学，第四期60人，1943年5月入学。学生来源主要是锡盟、察盟、乌盟、巴盟、伊盟等地的各阶层蒙古青年和少年。
这个幼年学校又是德王办在呼市（当时叫厚和豪特）的蒙古军军官学校的预备班，又叫生徒队，学制三年。1943年6月第一期毕业后全部升入军官学校。1945年3月，生徒队队长包凤书少校和葛尔乐朝克图来我旗接走第三期毕业生。
德王还在绥远大台什村设立“蒙古学院”，任命郭尔卓扎布为院长，专业上设置旗务、师资、电报等。在张家口设“蒙疆学院”、“兴蒙学院”、“中央医学院”，在张北设立“察哈尔青年学校”，为掌握先进技术，还启用部分日本人当教官。德王支持吴鹤龄设立“蒙古留日预备学校”，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留下来的5万元教育复兴费和日军给他个人支配的5万元作为该校基金使用，计划10年间保送蒙古族留日生1000人。先后选派83名学生赴日留学，其中7名是西苏尼特人。
德王非常重视师生的身体健康情况，一次旗衙门小学爆发流感，情况危急，阿拉腾敖其尔公爷急忙禀报远在张家口的德王，德王立即带着自己身边一个姓王的医生赶回苏尼特，紧急救治。每隔三四个小时就去探视一次，阿公当时年轻贪睡，还得德王去叫醒他，为这事狠狠训斥了他。尽管这样，牧民仍称上学读书为“尽学生差役”。
1943年6月蒙古军幼年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
德王，李守信等蒙疆军政头目专程赶来参加毕业典礼，德王本人用蒙汉两种文字写了歌词让学生们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对教育的重视。他每次去北平，总要找一两个蒙古族大学生谈谈，有时请他们吃饭，还慷慨解囊，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实施资助，以便他们完成学业。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给人智慧，知识使人敏锐。德王时期就读的学生，解放时大多数步入二十芳龄，因此为我党所用。有的当了人民教师，有的当了嘎查、苏木乃至旗、盟级的国家干部。留日生纳·赛音朝克图（赛春嘎）后来成长为蒙古族现代文学作家、诗人，曾参与过《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留日生官布参与了《蒙汉大词典》的翻译工作。
——德王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意识到要重视民族文化的继承，重视接纳其他民族先进东西的重要性。他组织人员编撰了蒙、汉、满大典，自己还撰写了《蒙文正读之我见》一书。还针对蒙古文字 （沃） （乌）不分的情况，提出将其中一个字的圆肚改成方肚，以区分读音，便于记忆。1957年4月，德王写信给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主席，对当时内蒙古推广新蒙文，以取代旧蒙文的建议，提出了反对意见。
——蒙古人素以自己的家乡有好歌手、名博克（摔跤手）、快骏马而引以为豪。也是王室炫耀地位和荣誉的招牌，出于爱好，德王很愿意在这方面费一番心思。
王府的乐队是从那木吉拉旺楚克亲王时期延续下来的。德王对乐队进行了整顿，在全盟范围选拔高手入府，使之面貌焕然一新。当时的乐师叫海力布，他古筝弹得好，又是个技艺高湛的马头琴手，歌唱得还优美动听。德王掌管旗务初期，聘民间艺人达木丁、达木丁苏荣入府为师，逐渐发展并形成了由马头琴手苏德那木拉布杰、三弦手关其格巴拉生、笛子手布利亚、古筝手关布扎布、胡琴和笛子手阿拉坦敖其尔、歌手查布干赤、阿拉坦敖其尔等组成的享誉锡林郭勒草原的德王府乐队。至上世纪30年代，出现过一批新人，如特古斯吉日嘎拉、桑杰扎木苏、扎木苏、瓦其尔等名乐手和策登、陶布沁巴拉、根登、策布格苏荣、伊达木苏荣、巴音宝日、阿拉塔、老布生丹迪、拉扎布、特木登（阿巴嘎左旗人）、玛希巴图（阿巴嘎左旗人）等名歌手。乐器也有了发展，除上述传统乐器外，还有了钢琴和管、号等。每当旗里或王府衙门有庆典和迎来送往活动都由他们演出助兴。普通民众在祭祀敖包或“乃日”上也可一睹他们的风采。这支乐队曾于1935年赴日本、朝鲜演出。
王府乐队演奏的乐曲有：《固勒查干·阿斯尔》、《阿都沁·阿斯尔》、《太卜寺·阿斯尔》、《八谱》、《三项恩德》等蒙古族传统曲目。演唱的歌曲有《阿日库布其》、《色荣杭盖》、《骏马》等传统歌曲和苏尼特民歌《巴彦哈日》、《四福》等许多歌曲。后来，达木丁苏荣等人还为纳·赛音朝克图所作的《蒙古兴旺之歌》、《女子学校毕业歌》、《春风》、《兴盛时刻》等新时期歌词配曲并演唱。
③ 建医院 抓卫生 兴体育 图兴旺
——解放前，苏尼特牧民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加上人们的卫生观念差、缺医少药等原因，痢疾、伤寒、痨病、布鲁氏杆菌病等急慢性传染病和地方病流行日久、分布面广、发病和死亡率很高。梅毒、淋病等性病蔓延，严重威胁着民族人口的繁衍。
面对这一现实，德王在西商前方的凹地里盖了一个土澡堂，用大锅烧水，由一个汉族看管，每隔一段时间给差役或学生们集中使用一次。1935年，在那仁胡都嘎西侧，盖房18间，建立了旗第一座蒙医院。院长由温都尔庙的门巴（蒙藏医医生）出任，聘请的门巴多达31名，他们每年必须在医院分别坐诊3个月方可回家。这些门巴中有3人是由王府支付工资的，他们是德王的军医云登扎木苏，二十五、二十六军的军医温都尔达木丁和朝吉尼玛。
蒙医院的资金，一般是从13个苏木27个庙宇中抽提5000块白洋支付。药材从北京同仁堂购买。有时德王还亲自外出购药，常随他采购的两名大夫叫登吉格和苏德那木皮勒。1935年11月，日本善邻协会经德王允准也在德王府西南侧成立了一所医疗诊所。
——德王有自己专职的御用摔跤手，每年的三月集中到王府里训练，九月才解除团体生活。期间，旗内、旗外只要有庆典或“乃日”（即如今的那达慕）都要参赛。还有大、小骑手，类似现在的专业运动员。
就以1920年初为庆祝德王“亲政”而举办的那场盛大的“希拉古日木乃日”为例，那时，全盟十个旗的王、公都带着自己的博克、赛马队伍前来祝贺。所以也称“十旗乃日”。除锡盟十旗外，察哈尔、乌兰察布也有不少博克和赛马手，来一决高低。素以博克之乡威震四方的乌珠穆沁亲王对德王夸口说：“赛马看你们的，要说博克非我旗莫属。”结果，512名选手经几天的角逐淘汰后，只剩下8名好手，其中西苏尼特的就有4名，东部旗的才4名。经过决赛，西苏尼特的阿旺根登获冠军、朝杨扎布获亚军、塔木却和布东苏德宝获三、四名。西苏尼特旗巴拉金的快马荣获第一名。
1943年正月初六，四子王旗希拉木伦庙嘎拉森图布敦活佛举行座床庆典，德王率领卫队、摔跤手和骑手前来祝贺。比赛结果，他的摔跤手陶克陶（他父亲是萨满教的“波儿“，人们又称呼他波儿陶克陶）荣获冠军，快马也得了第一名。
“乃日”，是闭塞草原上的文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每年3——7月的相对休闲季节，特别是风调雨顺的年份，都有王府、衙门、苏木以及民间举办的规模不一、大小各异的“乃日”，以庆祝丰收、祭祀敖包和其它喜庆内容为主。人们从四面八方欢聚一起，观看摔跤、赛马、射箭等传统的“男儿三艺”和王府、民间乐队、歌手的表演。这也是亲友相见、传递信息、交流物资的一场集会。
德王“亲政”以来的大型“乃日”有：1931年为九世班禅的光临而举办的“乃日”，各地王公贵族、善男信女、僧众聚集达万人以上，时为草原盛事。30年代中期，为庆祝班禅拉布仁（经堂）的建成而举办的全盟范围的“乃日”。1939年为托旺格根（活佛）举办的“乃日”。除此之外，还有每年农历6月13日祭祀巴彦敖包（旗敖包）的“乃日”以及各苏木、民间举办的各种“乃日”。上述“乃日”赛马、博克头酬绝大多数均由本旗选手夺得，鲜有旁落，这在当时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德王是内蒙地区较早使用“猜奖”的一位王公。比如赛马，组织者先给骑手每人发给一个醒目的袖标编号，观摩者只需交一个银元赌注就可以参加“猜头马”活动，猜中者自然会领到成倍的奖赏。
圈马赛也是德王的首创。据说，30年代的一次“乃日”上，德王为看不到赛马的全部过程而懊丧，便萌生想法“如果围着敖包转，我们不就能看到整个比赛过程了吗？”于是，有了圈马赛。还增设了走马赛。
④ 建机场 抓工交 兴军事 图强盛
——1935年德王为通畅与化德的往来，在王府东南7公里处修建了一座两孔10米的木桥，人们称之温都尔庙桥。1937年蒙古军政府和日本人合作组织300多民工整修贝子庙至德王府自然路。1938年德王曾拨付专款、调动人力，修整化德（当时叫德化）至张北段的汽车路，并延伸到德王府，为加强对外联系，方便内输外运，起到了积极作用。
德王是内蒙古惟一一位拥有飞机的王爷。1935年，日本关东军赠送给他一架可乘坐6人的小型飞机，日本人称之为“德王号”，德王则命名它为“天马号”。起初，由日本人驾驶，3年后，由日本学习归来的布图木吉苏木蒙古族青年鲍尔吉特驾驶。德王分别在王府和化德修建了飞机场。
——德王在实践中认识到了“无工不富”的道理，20年代末开始投入资金、购置设备、招聘人才、兴办工场。西营盘的枪械修造厂是以班禅的名义开办的，有10来名汉族工人。1933——1934年间能修造手提式机枪、步枪以及弹药。1937年以后变为修军械和汽车的厂子。该厂一切靠手工操作。车床动力靠摇大轮来传动。厂房五间，军械技师姓杨，浙江人。汽车师傅名叫王玉磐，河北人。培养了五、六名蒙族工人。
1935年夏，德王偕同关起义赴北平面见何应钦，何送给他银圆1万元，德将5000元交给关，叫他购置毛织厂机器，于是有了那仁宝力嘎北侧的手工纺织厂，主要生产地毯、麻袋、织毛衣、毛裤、围巾、手套。另有一家裁缝铺、铁木银铜器具制造厂、造纸厂、奶食品厂、蒙古包制造厂等，发展了地方手工业。
——德王不断地往来于内蒙、北京之间，对于国内政治增加了不少了解，这使他窥测到在“乱世出英雄”的时局，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没有武装无法与别人抗衡，只凭人望或才能不会做出什么有效的办法解决问题，蒙古人能否自保也要看自己的武力如何。在这种观念下，德王对本旗的武力进行了装备，按清朝旧制，每一百余户为一佐领，除为僧者外，男子18——60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人们称“袍子队”。因为他们不穿军装，都是从牧区黑小子（注释）中挑选出来的“应差”。原身衣装，自备鞍马，一杆破枪，给王爷协理看门户、护路、陪猎，兵不像兵，民不像民。
1926年,德王与察哈尔都统公署交涉，在本旗滂江（现赛汉塔拉镇白音高毕嘎查）建立1500多人的乌德～滂江守备队（乌滂守备队），担负护路任务，军费和军饷向察哈尔都统府领取4000银元，德王任队长。借此他可以名正言顺的购置武器，聘请人员进行新式的训练，而不至于引起那些阻止地方武装发展的人们的反对。
日本军占领后把乌滂守备队改为保安队，1942年又更名为警察队。1943年，蒙疆政府在各盟统一建立警卫师，师长、副师长由盟长、副盟长兼任。锡盟盟长松津旺楚克为师长，补达巴拉为副师长，参谋长为哈斯巴根（姚常青）上校。师部设在贝子庙（现锡林浩特市）。各旗警卫队统属警卫师。东、西苏尼特，东、西阿巴嘎各建一个旅，东、西苏尼特旗的旅长是西苏尼特札萨克王都固尔苏隆，中校军衔。西苏尼特旗警卫队长为阿拉坦敖其尔公爷，参谋长为关布（东北蒙人）少校军衔。
军队建制有了，可兵源在哪儿？德王发现，蒙古草原的兵丁奇缺，根在僧侣，许多青年男性当了喇嘛，所以，只能把眼睛盯到寺庙里，打年轻喇嘛的主意。这件事德王也想到难度很大，但是兵不能不招，要招就必须知难而进，破佛立兵。
德王的这一“疯”招，草原上像烧起了大火一样，召庙的上层喇嘛像烧着了屁股，气得乱奔乱跳，大吼大叫，大骂“魔鬼闯开了佛门大不祥之兆”。小喇嘛偷议暗笑，他们如笼中的鸟，早想飞向那片蓝天。青年喇嘛凡心不泯，许多人想着还俗当兵娶妻生子。
德王很快又扩增了将近两倍的兵力。他觉得你的兵力越多，越容易弄到枪支弹药。战争年代兵力是你的资本，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你打出去的拳头就没有力量。
为了加强军队的正规化程度，德王从黄埔军校毕业的蒙古族学员中聘请一些人到他府上训练军队，一个平静的苏尼特草原，一下子沸腾起来了，人叫马嘶，风声不断。每天黎明初起，晨练的军队踏破了草原的宁静，马队的操练显得十分雄壮和威风，打靶的枪声惊得胆小的黄羊魂飞魄散。
⑤ 建“豪利希亚” 抓商业 兴牧业 图发展
滂江，是张家口通往大库仑（现乌兰巴托）驿道上的重要驿站，旅蒙商云集此地。史书上早有“车驼迤逦，商贾辐辏”的记载。活跃在西苏尼特草原上最兴盛的旅蒙商有达弹系、赫晓龙、程观伊三家，他们总店设在张家口大境门外。他们的商品交易，不仅覆盖整个西苏尼特草原，还延伸到东苏尼特、阿巴嘎、阿巴哈纳尔等旗。同时期进入这里的旅蒙商，有丰镇隆盛庄、土牧尔台等地板车贸易商。他们每年春季开始把砖茶、布匹、绸缎、烟酒、粮食、糕点及其它日用品运进草地，以货易货或赊销给牧民。到秋季将牲畜、皮张、绒毛等畜产品购回内地，做着“一块砖茶换一只羊或一头二岁牛，一包火柴换十斤羊毛”的买卖，牟取高额利润。
日本侵略军为“以战养战”，提出“粮食就是子弹”、“羊毛就是火药”、“人力就是武力”的三大原则，于1937年在德王府附近设立善邻协会分社、大蒙公司、畜产公司等分支机构，利用这些机构，高价促销日货，低价收购地方物产。旅蒙商与牧民交易收购的牲畜、皮毛、畜产品等，也只能卖给日本人。日本人基本垄断了西苏尼特商业，控制了草原经济。
德王不满这种强买强卖、不公平的交易，破除蒙人不经商的传统观念，支持吴鹤龄在蒙古各地成立“豪利希亚”（合作社），从日本和伪满募集的赈款中挪兑出5万元拨给“豪利希亚”使用，还以股份的形式向牧民和庙仓摊款派畜，筹措周转金，规定每人入股至少10元蒙疆币，至多3000元蒙疆币，第一次入股可以家畜折合，约定3——5年还本。共筹资20万元，在德王府成立“豪利希亚”，在陶高图庙、浩勒图、乌日图高勒设立分店，在张家口设立转运站，经营收购牲畜、皮毛和运销日用百货的业务。西苏尼特旗“豪利希亚”的总监是阿拉坦敖其尔公爷，主任是那顺巴雅尔协理，财务人员有扎木仍扎布、巴图那顺，巴拉沁普日来梅林为张家口转运站站长。
民国26年（1937年）德王用飞机把土牧尔台所有财东请到“厚和豪特”（今呼市）开会，确定大宗商品价格并定货。会议规定炒米5角1斗，白面1元30斤，油、酒1元各15斤，狐皮10元1张，羊毛1元7斤，驼毛1元斤半。新秤85斤折合旧秤100斤。这样一来，各家商号都得执行规定价格，致使不少商号和旅蒙商因利薄而歇业，而王府的“积庆祥”仍然活跃。
一直把行商视为行骗的蒙古族，居然如此熟练地进行商品交易，这是一个很大的、了不起的进步。
——早在1934年4月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之时，吴鹤龄向德王提出“蒙旗十年建设计划”和涉及军政、文教、卫生、商贸、工交、电业等内容的十二项组织大纲。并建议成立“蒙旗建设队”，分期分批在盟旗遍设“蒙古新村”，衙门所在地建立模范村中心新村，计划于1934年正式推开，建设资金悉由兴蒙委员会支给。其目的是建立固定房舍，政治上有旗衙门，经济上有豪利希亚，文化上有学校，军事上有保安队，辅之以卫生、通信、工业、交通等机构，形成每个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换言之，是小城镇化的雏形。因时局的变化没有付诸实施。不过借此也可以知道德王新政的由来，即德王以西苏尼特和临近的镶黄旗、四子王旗为主所开辟的“实验田”客观上造就了王府周边的一时繁华，同时也可看到德王的长远图谋。
——1937年——1938年，德王争取到日本的资金，在本旗多处设立“巴达乃艾力”，类似现在采取的“扶持贫困牧民脱贫”的措施，在宝勒格戈壁就集中了四十多户无畜的、穷困潦倒的牧民，给他们每户十只带羔母羊、一头带犊乳牛、一斗炒米、八升小米，还有面粉和肉食，还组织人打黄羊，分配给这些牧户，使不少饥不果腹的牧户走出困境。如今侨居蒙古国的恩和吐布新老人说起此事时还念念不忘救命之恩。
注释：
黑小子：当了喇嘛的人们称黄僧，没当喇嘛的蒙古人称“哈日宏”，汉译“黑小子”。
八、日本关东军卵翼下的德王
1930年左右，已侵占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西部渗透的野心开始付诸行动。如劝诱索王，邀请他参观伪满洲国、拜见傅仪，在他的旗里强设特务机关等。
德王了解到属地方自治性质的内蒙古自治，尚在国民党中央许可之列，便向索王提议，把各盟旗联为一体成立自治机构，再同日本方面折冲周旋，免得一旗一旗地被日本人轻易拉过去，将来造成更大的危机。由于班禅的协助和促成，德王的计划得到索王和本盟上层元老的普遍赞同和支持。即使历来对德王的行动抱有成见、十分反感的前盟长杨森，因该计划具有对付日本渗透的一面，也没有表示反对。于是，德王代表锡盟，携索王的信前往乌盟，建议在内蒙古西部日本势力未及的百灵庙召集各盟旗代表大会，商议蒙事、发动自治。此次会议于1933年7月26日在百灵庙召开。8月24日，从西苏尼特滂江电报局，发出由德王主持起草的自治通电。通电要求内蒙古高度自治，其要点是遵奉孙中山总理自决自治之遗训，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9月28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南京政府为了安抚民心，稳定边疆局势也派员前来参加了会议。几经周折，1934年4月经南京政府批准，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委员会”，任命云王（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为委员长，索王和沙王（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为副委员长，德王为秘书长。
这次自治运动得到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德王发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获得了成立"蒙政会 "的成果，它至少在形式上成为当时国内蒙古各盟旗统一的民族自治机关。
经过德王等人的努力，蒙政会逐步形成规模和产生影响。但国民党政府对其正式批准成立的这一民族自治机构，只是在复杂的形势下虚于敷衍，实际上仍抱有很深的偏见，百般猜忌、监督。察、绥两省当局对它更是歧视压制，恣意侵夺它应有的权益。在“蒙政会”成立的短短几个月间，相继发生了韩凤林被杀事件（注释1）、黑沙图事件（注释2）、西公旗事件（注释3）、察哈尔省在嘉卜寺增设化德设治局等一系列事件，使德王逐渐失去了对南京政府的信赖感，对察、绥省方愈加不满和仇视。
进入30年代，国内外各种形势犬牙交错、此消彼长、变幻不定，但总的形势是日本侵略势力全面渗透、步步紧逼，南京国民党政府则是步步退让、屈膝妥协，相继与日本签订了出卖蒙地权益的《何梅协定》、《土秦协定》等。
在与傅作义的较量中，德王处处败北，中央政府"管不住封疆大吏"，蒙政会步履艰难，一事无成。德王遇到了新的选择。那就是华北被占领，日军西进已成定局，南京政府无力扭转、也不阻止这种局面，西蒙不是被伪满政府所辖就是日本另一傀儡政府所吞并。德王眼看自己无法指望在南京政府麾下求自治图复兴，便转而走上了投靠日本，以“复兴蒙古”的道路。
从1935年冬开始德王公开与日本来往，赴长春拜见"伪满"皇帝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头目建立了关系。这既是日本拉拢德王多年的"回报"，也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傅作义等地方军阀鱼肉蒙民，侵占开垦蒙地所造成的后果。
1936年2月，在日本的支持下，德王等在西苏尼特旗王府召开会议，成立所谓“蒙古军总司令部”，宣布“改元易帜”，即改用成吉思汗纪年和蓝底，右上角有红、黄、白条的蒙古(军)旗。德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和“蒙古军总司令”的名义宣誓就职，5月份又将“蒙古军总司令部”改称“蒙古军政府”。德王的设想是建立“蒙古国”，也得到过少数日本军政人员的支持，但终究未能实现。1937年10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宣告成立，云端旺楚克任主席，德王任副主席，将归绥改称为蒙古语的“厚和豪特”市，作为其政权驻地。1939年9月，在日方筹划下合并蒙古、察南、晋北三个政权，德王为三方合并后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李守信任副主席，蒙古军总司令。但日本人对德王的控制却步步紧缩，一是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地盘限制在张家口和归绥（今呼和浩特）一带，二是日本顾问直接操纵着政务和军事行动乃至人事安排。
有细心发现：德王的两个日本顾问分别叫宇山兵士、高场损藏，他俩由归绥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指挥；后来又派了叫金井章二的顾问，他受酒井隆中将的领导。在“蒙古军队”中还有一个说一不二、专横拔扈的盘井顾问。这些日本人名字大都带一个“井”字。所以当时人们不无讥讽地说：德王和他那一批王公大臣们全都掉进日本人的“井”里了！
事实确实这样，德王他们的这种行为并没有改变仰人鼻息、任人摆布的局面，日本顾问表面上对德王表示恭维、尊重，其用意亦在于让德王不论任何事情照例说一声“可以”，随即行文执行。有一次，日本顾问计划向蒙民征用牛羊数千头，要德王说声“可以”。德王说：“牛羊乃是蒙民的生命，此时征用了，明年生活怎么办？”他周旋不成，派吴鹤龄去交涉，吴软硬语气都用上了，还是无济于事，气愤的说：“费了数天的唇舌，只减少了500只，堂堂蒙疆政府主席和我这个政务院长，真是人微言轻，说话的效力仅是如此而已！”
注释：
1、 韩凤林被杀事件 韩凤林，蒙名胡克巴图尔，哲盟达尔罕旗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通晓日、蒙、汉三种语言，1934年8月被任命为蒙政会保安处科长兼保安队总队长，同时为德王翻译日文、日语，办理对外联络事宜。9月，在北京家中被人劫持，德王亲自要求蒋介石营救，蒋答应予以调查，后证实，韩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以日本特务的罪名秘密逮捕、处死。
韩凤林十分关心蒙古问题，深入研究并著有一书，颇为德王所赏识，看作是有为的蒙古族青年，当时也是德王的智囊之一。
2、黑沙图事件 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各项税收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的部分应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的规定迟迟得不到落实，于1935年秋，德王与傅作义为蒙旗过境税问题，在乌拉特中旗黑沙图税卡发生冲突，几至交火动武。
3、西公旗事件 乌拉特前旗（西公旗）扎萨克去世，其族侄巴图巴雅尔、石拉布道尔济二人发生争袭事件。盟长云王主张由近支巴图巴雅尔承袭，绥远省当局却硬行将石拉布道尔济扶上王位。后因该旗贵族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发展为德王和傅作义之间武装冲突的起因，死伤几十人。
九、德王府的末代“札萨克”——都固尔苏隆
在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与消解后，在日本人介入下成立蒙古军政府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情况下，忙于追求更高目标的德王于1939年的多事之秋，将“札萨克”的职位交由其长子“依制承袭”。这样，西苏尼特王府在建成七十多年后迎来了其第三任“札萨克”都固尔苏隆。
都固尔苏隆生于1917年，由其祖母索达那木朝带大。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蒙、汉、满文，会弹琴，善骑射，擅长摆弄汽车、机械零件，好踢毛键。
1939年，他初次赴日留学，系统地学习日语。后因远离家乡、水土不服，便回乡执政。1943年他再度踏上赴日的旅途，入日本东京军官学校学习。1944年回国。他两次东渡日本国留学，其中一次在日本东京孙中山居住并成立“同盟会”的资本家藤田家寄住。留学使这位从小在王府封闭环境中长大，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的蒙古王爷大开眼界，言谈举止、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他变得沉稳了，从接人待物到办理政务都有明显改观。从此都固尔苏隆在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方面开明了许多。
1932年夏，（17岁），都固尔苏隆由他祖母索达那木朝作主娶本旗管旗章京乌力吉巴乙尔之女、18岁的贡德桑布为妻。婚礼很隆重，完全按苏尼特习俗举行。王府正门前搭起了高大的、顶子尖尖的、四角绣有蓝色云朵的白布帐篷，帐篷内摆了一台紫檀木长条桌，桌后放着八个靠椅。德王陪着蒋介石派来视察军事设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永清和军政部要员余玉 瑗、彭秉离及驻北京蒙藏委员会专职委员包悦卿，还有包悦卿带来的在北平上学的亢仁、任秉钧、包连方、达瓦敖斯尔等四名大学生入席就座。在奏乐声中喜宴开始了，喜宴是全羊席、马奶酒和各种色酒。喜宴进行期间，帐篷前面向德王和来宾屈右膝半跪着的乐队，奏起乐来，两个男歌手唱的高亢悠扬、委婉动听。
但是，德王至始不同意这桩婚事，最终将贡德桑布休回娘家。都固尔苏隆和贡德桑布共同生活期间生育了三男两女，除了达木丁扎布成人外，其余四人全都早逝。
1940年左右，德王为都固尔苏隆娶回阿巴嘎旗都格尔台吉之女奇仁为妻，不久离异。1942年，德王又为都固尔苏隆娶回察哈尔正镶白旗的表弟旺日格扎布扎兰之女、14岁的斯尔吉米德格为妻。斯尔吉米德格为都固尔苏隆生育两男两女。
都固尔苏隆在文化和体育方面做过两件有益的事情。
一是民国24年（1935年），都固尔苏隆带领内蒙古艺术访问团前往日本、朝鲜访问演出。这支短小精悍的十几人艺术团体的精彩演出令日本、朝鲜观众耳目一新，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他们将蒙古族传统的音乐文化传播到了异国他乡，增进了亚洲邻邦的相互了解，而且灌制了《圣主成吉思汗》等蒙古音乐唱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资料。这次艺术交流活动是蒙古族文化艺术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二是30年代中期，德王忙于政务，其它官员也放松了对摔跤新手的培训，西苏尼特旗一度连连败北。德王得知大怒，痛骂都固尔苏隆王爷。都固尔苏隆遵父旨意，从西乌珠穆沁旗请来呼热庙的宝音朝克图、扬扎嘎庙的元登等名教练主教，使旗摔跤运动再露锋芒。喇嘛摔跤手浩日嘎庙的老布僧扎木苏、毕鲁图庙的拉布金，“哈日”摔跤手浩勒特的苏格尔、陶克陶等又为西苏尼特挽回了荣誉。
1943年，蒙疆政府在东、西苏尼特旗建立警备旅，任命王爷都固尔苏隆为旅长，中校军衔。1945年8月，苏蒙联军跨越国境与日本人作战，补英达赖、穆克登宝、都固尔苏隆、德力格尔朝克图等12人开会研究，认为在日本已战败，苏蒙联军即将解放内蒙古的新形势下，应该立即脱离日本统治，迎接苏蒙联军。于是，选派衙门代表都固尔苏隆、蒙古青年革命党代表德力格尔朝克图、宗教界代表温都尔庙喇嘛赛旺丹巴到乌兰巴托，试图依靠蒙古达到“合并”或“独立”的目的。此三人赴蒙后，赛旺丹巴一个多月后返回，而都、德二人被蒙方控制，后成为阶下之囚。德力格尔朝克图于1954年6月10日被押送回国。而都固尔苏隆却再也未能回来，他还动员母亲与夫人及弟妹全家族人员去了蒙古国。起初几年，他们全家人还享受着较高的生活待遇，都固尔苏隆被安排在“那明新古钦”，即党的新生力量干部学校和乔巴山大学语文系学习。期间，还根据蒙方旨意几次给德王写信并会面，促成德王赴蒙。
1950年，都固尔苏隆被蒙方正式逮捕。1952年，被迫害致死。1992年蒙古国军事委员会重新审理“都固尔苏隆案”后，给家人寄来了平反书。整整四十年的冤案最终被甄别。他象草原上的一棵草、象沙漠里的一粒沙，孤寂地走出了人生世界。
作为苏尼特王府最后一位王爷、都固尔苏隆在王府居住了28年，王府是生养他的摇篮，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在王府每一个角落都印遍了他成长的足迹。
他的夫人斯尔吉木德格在“文革”中遭到批斗，受到管制，历经坎坷，把子女们抚养成人，现在已八十高龄的她在次女道日娜家安度晚年。
德王属虎，虎的额头上有个“王”字，“王”是万物之首，万人之上的意思。
德王之所以能够扛起“民族自治”这面旗帜，第一个就是社会背景：德王出生在王公家庭，良好的教育和一系列地位和荣誉，为他以后登上内蒙的政治，经济，军事舞台奠定了社会基础。
第二是思想背景：他的青年时期正是内蒙古长期遭受国内外统治者和侵略者的压迫和奴役，民族经济衰落的时期，他管辖的区域内“贫，病，愚”交加，陷入了列强纷争，生灵涂炭，遭受践踏，备受屈辱，任人奴役的悲惨境地，作为王公，从维护本身利益的角度来说，也绝对不会等闲视之。
第三是民族背景，民族的苦难呼唤着人们，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成为许许多多志士仁人苦苦追求的目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集结力量，皈依于德王阵营中，为维护盟旗合法权益，争取内蒙古的自治权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抗争。其中有几个重要人物在内蒙古近代历史上以其不同身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他们是：
1、指点德王利用班禅宣抚蒙众的人——郭 道 甫
2、帮助德王树立威望的人——九世班禅
3、陪同襄助德王走上政坛的谋略大师---补英达赖
4、德王幕府中的武将---李 守 信
5、德王幕府中的文官--吴 鹤 龄
6、潜入德王军队内的“第三国际”战士——乌力吉敖其尔
7、为德王培训军政干部的——云 继 先
8、为德王兴办学校的——高 景 堂
1、指点德王利用班禅宣抚蒙众的人——郭 道 甫
在一个极重资望的蒙古地区，年轻气盛的德王，想改革蒙古社会，遭到了旧势力的反对。这时关心内蒙古自治运动之事的郭道甫与他结识了。
郭道甫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建人之一。他很快就摸到了德王的脉搏，于是他给德王献策说：“外蒙古和内蒙古除了‘内’、‘外’二字外，别的都基本相同。所谓不同的是外蒙古如一江水，内蒙古如一片沙，这一‘江’水有一种推动力、吸引力，所以都能朝着一个方向汹涌奔流，可是内蒙古如一片散沙，凝聚不到一块儿，所以没有力量。外蒙古所以能独立，是因为有哲布尊丹巴这个宗教领袖，在蒙古民众中形成了中心信仰，能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导致独立运动的成功。反观内蒙古，历次抗拒开垦或独立运动都归失败，就是因为各自为政，形同一盘散沙。没有中心信仰，谁也不服谁，无法统一意志，不能集中力量，以致历次运动都无法进行下去。现在听说班禅的堪布们正请求中央政府用武力护送班禅回藏，揆度当前时势，一时尚恐不能实现。趁此机会，应当联合各旗集资在蒙古地方为班禅建庙，请班禅留在内蒙古，作为宗教领袖，形成中心信仰，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德王觉得言之有理，借助班禅之影响控制守旧的王公，求得有势力的上层和活佛喇嘛的谅解和信任，的确是一步高棋。于是他返回锡盟后，向索特那木拉布坦和松津旺楚克提出迎请班禅来锡盟的建议，索王即派德王和松王前往北平联络各蒙旗王公为班禅集资建庙，留住班禅。
郭道甫，本名摩西，原名郭浚黄，蒙名莫尔色，达斡尔族，呼伦贝尔莫和尔图蒙古文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祖父成善，民国初年任呼伦贝尔副都统署左厅正堂，谥副都统；父亲荣禄，任索伦左翼镶黄旗总管。
郭道甫幼年在家学习满文，稍长入海拉尔满蒙学校，拜呼伦直隶厅同志翟文选为师学习汉文。1910年入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1915年入北京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1917年接受洗礼，成为中华基督教会教徒。
郭道甫思想积极，是个能说会道、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据说，他用拉丁字母创制了达斡尔文字，后因日寇入侵遭到禁用。他以蒙古民族自决为己任，联络东蒙古青年组织蒙古青年党，继而成为蒙古青年党领袖。1924年郭道甫南下广州会见孙中山先生，孙同他交谈蒙古民族的解放问题，使郭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与鼓舞，开始投身国民革命。
1925年，他参与白云梯所组织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建活动，被选为执行委员、副秘书长。1926年，郭去了乌兰巴托，一度当了乌兰巴托的红色工会主席，也去过莫斯科。1929年秋，乘苏俄红军占据呼伦贝尔、黑龙江一带时，与富明泰（达斡尔族）共同集合一部分东蒙青年宣布独立。张学良非常器重这一个蒙古志士，任其为东北长官公署咨议、东北保安总司令部秘书，随后又派他到沈阳创办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培养民族人才；他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引导各族青年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他撰写了许多著作，如《蒙古问题讲演录》中阐述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张，深受人们欢迎。他的观点是：内蒙古民族已经衰微到极点，生活贫困，疾病蔓延，愚昧无知是蒙古民众的三大病根。要拯救民族，消除这三大病根，必须先办教育。他在《为蒙古代祷文》中向世人介绍了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生活、风俗等方面的现状，指出“今日蒙古民族之愚弱衰微，可怜万状，实因教育未兴，学校未立之故”。在东北蒙旗师范学校读过书的许多东蒙青年，对于这以后的蒙古历史都做出了积极贡献，有小部分人还加入了国际共产组织，这不能不说是郭道甫的功劳。
郭道甫当日军占领呼伦贝尔时神秘失踪，有人说逃向外蒙，途中走失，从此不知下落。直到1989年5月，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传来平反昭雪通知。原来，1931年12月，郭道甫在满州里被苏联特工秘密逮捕，以在内蒙古地区煽动民族主义，从事间谍活动等罪名判处死刑。后于1934年改判10年徒刑，送劳动营改造。而最后的下落亦无交代。
郭道甫是呼伦贝尔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重要人物。八十年代，国家民委组织撰写的《达斡尔简史》称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活动家和教育家，称他是内蒙古早期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
2、帮助德王树立威望的人——九世班禅
班禅为梵文“博学（班）广大（禅）”之义。
八世班禅圆寂后，十三世达赖占卦问卜，寻找转世班禅--九世班禅灵童，结果说是在拉萨的东南方向。使者们拿着灵童应具备的生辰时刻，找到了四岁的仓都嘉措，无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只知他的母亲是一位贫苦的哑巴牧民。
同时选到布达拉宫来的共有三个“灵童”，按照清朝乾隆皇帝的规定，经“金瓶掣签”确认仓都嘉措就是九世班禅。
1888年正月15日，十三世达赖在布达拉宫为九世班禅灵童举行“坐床”仪式。达赖念完吉祥祝辞，剪掉了班禅的头发，并给他取了法名“吉总罗桑曲结尼马格勒南嘉”简称“曲结尼马”。
达赖和班禅在教义传授上是互为师徒的；在名位上却显有差别，前藏为达赖领域，后藏为班禅领域，照西藏当时“法制”而言，达赖则为全西藏政教之“共主”，就清庭款待及颁赏论，达赖地位优于班禅。
1904年，英国军队占领了拉萨，奏折光绪帝革除十三世达赖的名号，通过驻藏大臣，任命21岁的九世班禅代摄，班禅自忖不妥，明智地推辞了。可是，达赖和班禅还是积下了怨恨。
1923年下半年，九世班禅正在离日喀则百里的温泉疗养。十三世达赖借口商量解决“养兵费”、“国防费”问题，召九世班禅手下几名重要大臣星夜赶到拉萨，谁知人刚下马，立即被捕入狱。班禅得到秘报，深知事情不妙，赶紧密率重要侍从、僧侣及护卫百余人，于11月15日夜离开札什伦布寺向外逃亡。
达赖得到班禅逃跑的消息，立即派了二千余名藏兵骑上快马分道追截，但班禅离开札什伦布寺已七天七夜了。这伙逃亡者星夜遄行，涉藏青大河而入旷野草地，力避大陆，出入于山道峡谷之中。达赖的追兵歧路迷途，天又下起雪来。逃亡者的踪迹全被雪掩盖了。只得收兵，乘机收回了札什伦布寺一切权力。从此九世班禅失去了他在西藏政教上应有的地位，开始了他15年的流亡生活。
1925年，九世班禅来到北京，被政府安排住在北平中南海的瀛台。此时，时局动荡，军阀混战，一会儿曹锟上台，一会儿段祺瑞执政，无人过问他和西藏的事务。为了解决数百追随者生活上、经济上的困难，同时也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和宗教影响，九世班禅离京云游，到崇信喇嘛教的内蒙、东北等地去讲经。
德王知道班禅的影响力，这种牵动蒙古民族灵魂的影响力，对于雄心勃勃、头脑敏锐的德王来说，是最难得的机会。在蒙古地方，班禅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溥仪皇帝。溥仪是“帝”，班禅是“佛”，所以德王绝不放过这样的机会。
1931年冬，德王将班禅迎至西苏尼特旗开金刚十轮大法会放经。这一天，王府门前用黄布铺路百米，各寺庙喇嘛代表及信徒数千人赶来聆听并祈求放头（摩顶）。班禅第二年夏又到锡盟各地唪经。这时德王非常需要班禅活佛的支持。从政治上他要骑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两头马，在地方和民族宗教中，他需要一个有凝聚力的人来帮助他实现统治整个蒙古的美梦。
班禅有点犹豫，他也听到了不少德王的坏话，尤其他和日本人勾结这一点班禅不太满意。可他给班禅讲，国民政府这么大个国家，那么多军队都抵挡不住，靠咱们几个蒙古保安队能顶啥用？为了我们的生存和宗教的安然，只能像河水一样弯弯曲曲地向前流，你直流是流不通的，固执只会夭折。汉人有句名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是佛爷，您比我们站得更高，望得更远。弯一弯腰就过去了，何必要让碰了头？汉语《 名贤集 》里讲“既在屋檐下，咋敢不低头”，低头是聪明的，不低头是愚蠢的。您不是经过弯弯曲曲才离开险区回到安全地方的吗，要是直走恐怕不让您通过。蒋委员长的策略就是“曲线救国”，我不是为了草原才曲行的吗？弱不禁风的草原经得起炮火摧毁吗？东部不是个例子吗？
经过德王的一通辩说，班禅觉得不无道理，连自己不也是害怕才从沈阳黄寺出走，绕道千里来寻避风港吗？于是，慢慢对德王的看法改变了，同时还认为德王是个聪明人，其所作也是聪明之举。
于是，当各旗王公贵族以及地方上主要人物参拜时，班禅就对他们劝说：“德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现在是内蒙自治的时候了，你们应当参加内蒙自治活动。”据此，利用班禅在蒙古族中的威望和信仰，使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坦走到“内蒙古自治”运动中来。德王也在王公贵族、僧俗民众中树立起地位和声望。
3、陪同襄助德王走上政坛的谋略大师---补英达赖
补英达赖，汉名赵福海，1886年生，察哈尔明安旗人，是德王土默特额嬤孙氏的妹夫，德王尊敬地称他为姨夫，他通晓蒙、满、汉语文，擅长书画，能言善辩，给德王当过家庭教师。德王长大后，便委派补英达赖负责西苏尼特的对外联系工作，经常出入张家口、大同、归绥、北平等地，德王初涉政坛时，都是由他陪同襄助。
补英达赖历任西苏尼特旗协领、管旗章京、乌滂守备队队官，国民革命时期任锡盟驻张家口办事处处长、国民临时参政会参政、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北京行营少将。
1933年，德王等人在南京政府的承认下，在百灵庙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补英达赖任保安处处长。1935年任蒙古军政府秘书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操纵先后成立了察南、晋北自治政府，德王也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补英达赖任部长。1937年任巴彦塔拉盟盟长兼蒙古军第16师师长， 1939年9月，日本将原察南、晋北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合并，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补英达赖出任最高法院院长。
1945年日寇投降后，西部地区的蒙疆政府和东部地区的满州兴安总省政府随即垮台，国民党展开“蒙旗复员”活动，恢复热、察、绥三省原有建制，对蒙古民族继续实行分割统治的政策。一些初具民族主义思想的蒙古族青年，在苏尼特右旗开展了民族独立活动，以此来和国民党政府抗衡。
9月9日，补英达赖和穆克登宝等人在苏尼特右旗温都尔庙召集锡林郭勒盟10旗、察哈尔盟8旗、巴彦塔拉盟、察哈尔右翼4旗、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等部分民族上层和一些政府职员，举行“内蒙古盟旗人民代表大会”，与会者同意成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选举补英达赖为政府主席。并派出代表团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意在通过乌兰巴托宣布内蒙古独立，被蒙古国拒绝。10月，临时政府被乌兰夫奉命解散。
日本投降后，补英达赖被中共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通缉为战犯。可是不久，他在回察哈尔故乡的途中，被不明的武装军人杀死。有人说是傅作义部队中土匪出身的邬四儿干的，有人说是解放军先遣部队所为。
补英达赖解放前，家住达瓦特，有砖房30间，解放后被旗政府拆用。他女儿、女婿现住在镶黄旗哈音哈尔瓦苏木哈沙土浩特，他的儿子在蒙古乌兰巴托。
下图为补英达赖的哈屯（夫人），德王土默特额嬤孙氏的妹妹。
4、德王幕府中的武将---李 守 信
李守信，字子忠，蒙名那顺巴雅尔，1892年7月出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今辽宁省朝阳县）谷力谷奤大庙的一个蒙古族家庭。1936年，德王组织“蒙古军政府”，李守信被任命为蒙古军副总司令；第一军中将军长，“七·七”事变后，他充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蒙古军总司令等军政要职。1944年初，日本驻蒙古兵团司令官吉田前来厚和豪特（现呼和浩特），代表日本天皇裕仁授勋，授予李守信一等瑞宝章。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毅将军派人给李守信送过两封信，动员其弃暗投明，可是，他转向重庆，谒见蒋介石。蒋介石任命他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国民政府时期，他又被任命为第十路军总司令。多次与人民解放军作战。1947年，其部被解放军全歼于开鲁，他逃往北平，后又辗转到台湾。
1949年7月，德王在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巴音浩特)重新组织“蒙古自治政府”。李守信闻风返回大陆，追随德王共同搞起“西蒙自治”“西蒙自治政府”，失败后，于12月和德王一起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1950年2月被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军逮捕，当年9月18日引渡回国，交给我国审判。1964年12月接受政府特赦，安置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任馆员，1970年7月病故于呼和浩特。
李守信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内蒙古军政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先祖原系山东省济南府长清县李家庄的汉族，逃荒来到辽宁朝阳，为蒙古人种地，被主人招为养老女婿，逐入蒙籍。
李守信从小就爱骑马玩枪，为人敏捷，喜欢与当兵的交往，父母送他去私塾读书，他勉强坚持了半年就不去了，成天在外闯荡。父母担心他惹祸，急忙为他成婚，企图栓住他的心，当时他只有14岁，他的妻子大他7岁。
朝阳在清朝宣统年间以前成立过名曰“义务警察”的民团，凡是有地十“天”（注）的担任步警，有地三十“天”以上的担任马警，称之“步户”和“马户”。李守信从“马户”起步，当“马贼”，“拉杆子”（指当土匪），直到入伍成为“官胡子”，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他1921年升为奉军的营长，1926年编为热和军，任团长，1930年科尔沁部的嘎达梅林反对王爷出放蒙地，造反起义，组织牧民反对王公，被时任崔兴武部34团团长的李守信穷追猛打，并亲自开枪击毙于老哈河中。战后，李守信命令士兵把嘎达梅林的头颅割下，带回开鲁献给崔兴武，崔兴武视为奇货可居，用木匣装好送给热河省汤玉麟，汤玉麟送的沈阳交给张学良，最后由张学良送给达尔罕王爷，在旗下悬挂很长时间。
1935年11月，德王去长春访问傅仪，归来时在锡盟多伦停留约一小时，检阅了蒙古军骑兵团。李守信首次与德王见面，十分佩服德王“复兴蒙古民族”的雄心，即向德王表示拥戴之意，德、李二人长期合作即从此开始。
1938年，出任蒙古联盟自治副主席， 1941年初随德王去东京拜见日本天皇和东条英机。同年4月21日为祝贺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又随德王到满首都“新京”(长春)访问傀儡皇帝溥仪，进行“满蒙交欢”。
李守信几乎到处置有大量房产、良田、牲畜，在苏尼特右旗就放养6000只羊。住所富丽堂皇，超居穷奢极欲，可谓富比王候，家中婢仆环列，妻妾满堂。他共有五个妻妾：大太太是蒙古族，二太太是满族，三太太是承德的一位妓女，四太太是唱河北梆子的坤角儿，五太太是一位女学生。在他任蒙古军总司令时，已把五太太休弃，之后又将三、四太太遣散。由大陆带到台湾的是大太太、二太太和大太太所生的两个儿子和家属。1949年初夏，蒋介石派他回大陆网罗旧部，没有妻室随行，故孑身一人，死前没有病痛，只是不思饮食而嗜睡，睡着停止了呼吸，享年78岁。
李守信枪林弹雨几十年，当连、营、团长时都是冲锋在前，身先士卒，身上却没有留下一块伤疤。他是半文盲，当官儿以后经过师爷们的指点，能看懂公文和报纸，1965年在刘映元同志协助下，写出近30万字的自述史料。这些史料，记述了他大半生的经历和见闻，为研究中国以及内蒙古近、现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5、德王幕府中的文官--吴 鹤 龄
吴鹤龄，字梅轩，蒙名乌尼伯英，热河省（现赤峰市）喀喇沁右旗人。生于1896年，卒于1980年。他的父亲喇嘛扎布（汉名吴凤鸣）任过扎兰，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从小就让孩子学习蒙汉两种语言和文字，稍长就将吴鹤龄送到北平读书。
吴鹤龄从北平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后，一面给蒙藏学校和内务部担任教员讲宪法，一面又在北京大学深造，由于他的家世、教育和学识，使他自然成了一个有深厚民族情感而注重实际的温和改良主义者。
1928年北伐战争后，吴鹤龄等知识青年为寻求新的政治出路，集合居住在北平的蒙古人士成立“蒙古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反对热、察、绥改省，要求内蒙古自治。吴的才干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于是留他在南京，委予蒙藏委员会委员。后又受到“东蒙”王公的推荐，出任蒙古盟部旗联合驻京办事处主任。1929年1月，吴鹤龄随当时身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阎锡山同舟北上，一路攀谈，颇得阎的信赖，不久就委任他为蒙藏委员会蒙事处长一职。1930年，南京召开蒙古会议，吴受命主持修订了《蒙古盟部旗组织法》，获得会议通过。这期间，吴鹤龄工作起来废寝忘食，白天在蒙藏委员会办公，夜晚到驻京办事处决事，每月定期出刊《蒙文公报》用来指导各盟旗的工作。1935年，他联合新疆、西康、青海代表组织蒙古代表队参加了六届全运会，这也是这三个地区首次参加全运会，特别是摔跤手的强悍技艺，威震京城。他的非凡能力深受继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回民军人领袖马福祥的赞赏，进而更加巩固了吴在蒙古社会里的威望和地位。
德王对吴鹤龄早有耳闻，1929年秋在南京一睹吴的风采和一听吴的谈吐后，仰天长叹，怅恨相见之晚。
德王以开阔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选才用才，善于包容，吸纳，凝聚各种各样人才的做法使吴鹤龄深受感动。
1936年，吴鹤龄开始追随德王。因为他能说善道，会逢迎德王的意旨，使德王言听计从，把他视为自己的辅弼、心腹和智囊，倚之为左右手，许多机要大事，均与吴商量，社会上及国内外政治界将他称为蒙疆政府的宰相。蒙古人誉他为宝格达（圣人）。蒙古社会需要他。吴鹤龄亦自夸高明，他常常得意的说：“蒙疆政府的事情，若我吴鹤龄想不出办法，其他部长们更是一筹莫展。”据说，有一次德与吴意见相左，各持己见，濒于决裂。吴一气之下提出辞呈，一贯傲气自尊的德王竟然卑躬屈膝给吴下跪，才重新言归于好。通过这次激烈的碰怆，他俩的关系好像渡过低谷的河流，经历过那些险峻沙滩，反倒能在开阔的河面上一路欢歌了。
吴鹤龄是蒙古自治运动的组织者、践行者。他与德王在近代蒙古政治舞台上不断斗争和协力的演出，引起国内外政治家的广泛注意。他历任德王蒙政会委员、参事厅参事长、蒙古军政府参议部长、蒙疆政府参议长、政务院长、政务院内部长官。日本占领时期，被派往日本学习考察两年，学会了日语和日文，娶回了日本姨太太，她是日本人安排到他身边的特务，后被吴争取了过去。吴回国后即提出成立留日学生后援会，支持和鼓励蒙古青年留日，学习他们先进的科技文化，又支持兴办了蒙古豪利希亚（经贸合作社），用蒙旗出产的皮毛牲畜换日本的烟茶布匹等日用品。协助德王推行一系列迎合时政的社会改革。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蒙古宣导团主任，令其负责办理蒙古各盟旗的宣导事宜和复员工作，宣传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德政，收揽人心，使之向内，忠于拥护国民党政党和蒋介石。吴鹤龄为其效力如何已无从得知，但为了“蒙古自治”却殚精竭虑了半辈子，直到1949年7月全国解放前夕，他还和德王集合到阿拉善旗继续从事“蒙古自治运动”。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迫于这种局势，吴鹤龄飞往台湾，结束了其为之奋斗的政治生涯。
6、潜入德王军队内的“第三国际”战士
乌力吉敖其尔
乌力吉敖其尔，曾用名宝音陶格陶，蒙古族，汉名乌献文，1902年5月出生于赤峰喀喇沁旗桥头湾子村。曾在德王蒙古军总司令参谋处任处长、第六师参谋长、军官学校教育部长。
乌力吉敖其尔1923年从崇正学堂经过考试升入北京蒙藏学校，1925年5月，在苏蒙革命的感召下，与佛鼎、张福恩3人奔赴蒙古国中央党校学习，同时10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8年春，受共产国际代表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指派回内蒙古锡察地区开展地下工作。1936年夏，德王扩充蒙古军，派包悦卿到内蒙古东部盟旗招募新兵，乌力吉敖其尔根据共产国际代表旺克夫、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关于“潜入军队”、“掌握武装力量”的指示打入蒙古军。包悦卿和乌是老相识，随即任命他为第八师中校参谋。1942年前后，打入蒙古军的达木林苏荣（鲁子敬）、关保扎布等“内人党”成员逐步在团长关键岗位上担任职务。乌力吉敖其尔也由蒙古军总司令部副官提任参谋处处长。1944年春，又被调到第九师任师长。
1944年初，日本天皇裕仁授予他四等瑞宝章。
1945年8月10日，乌力吉敖其尔成功地拉出德王蒙古军第九师、防卫第六师、总司令部直辖骑兵队等两个师部又五个骑兵团共2000余官兵起义，其影响犹如引爆了一颗威力巨大的重型炸弹，使本已摇摇欲坠的蒙疆政府大厦从内部炸开了一个裂口，加速了其倒塌的进程。
国民党军中一个姓王的中将带着蒋介石的通电找到他，封官许愿、百般拉拢，都被乌力吉敖其尔严词拒绝。
中共绥蒙政府副主席杨植霖和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将起义部队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并任命乌力吉敖其尔为师长。苏蒙联军首长以“待查乌力吉敖其尔真实身份”为由，命令部队交出武器到乌兰巴托接受整训。
1946年1月2日，蒙古方面武装了128人交给乌力吉敖其尔带回国内，晋察冀军区召开专门会议，组建内蒙古人民游击队，驻防查干宝格达。乌力吉敖其尔任我内蒙古游击队队长，随着部队的扩编，乌历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四支队队长、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11师师长，（即著名的查干宝格达军）。晋察冀察北蒙汉联军副司令员、锡察军区司令员等职。这支部队参加了锡、察、乌盟地区的解放战斗，胜利完成了保卫根据地和我军后方供给线的任务。
1947年1月，乌力吉敖其尔由乌兰夫、奎壁二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4月告别军旅生活转到地方工作，历任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厅长、党组书记，自治区经委副主任、自治区建设厅长、党组书记，内蒙古人民政府委员，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一至五届代表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乌力吉敖其尔蒙冤遭受迫害和摧残。1983年离职休养，1989年4月去世，享年86岁。
7、为德王培训军政干部的云 继 先
云继先，土默特蒙古族，1907年出生于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乡后湾村。他的父云亨，是内蒙古地区辛亥革命元老，曾积极参于推翻满清帝制活动，以思想进步而闻名，是内蒙古西部地区颇有影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云亨回到老家沟门庙湾办学教书，传播进步知识。云继先从小受父亲影响，年少便胸怀大志，少时与同伴玩耍时曾说，要走出土默川，到外面见大世面，做大事情。小小年纪便立志高远。
当时设在归绥城（现呼和浩特）的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是一所专门为招收蒙古族求学少年而开办的学校。坐落在城南柴火市街，人们也称为南高。上世纪1919年，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在秋季招生时，一批土默特蒙古族少年以官费形式被招入该校学习。云继先与乌兰夫、多松年、奎壁等一起被该校招为学生。南高读书时，“五四”运动的革命潮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着这座塞外古城。这些蒙古族少年受到新时潮洗礼，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了新的思老，无形中增加了责任感。1923年纪念“五四”的活动中，云继先积极参与由李裕智、乌兰夫带头组织的纪念“国耻”示威游行。并共同砸毁了卖日货的商店。
1923年暑期，云继先等在南高毕业。这时，曾在“五四”运动中代表蒙藏学校学生，参于组织学生游行示威，“五四”学生运动组织人之一，土默特蒙古族青年荣耀先，受蒙藏学校校方委托，并根据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的秘密指示，利用回乡探亲的机会，在归绥地区招生。云继先与乌兰夫、奎壁、多松年、云润等39名蒙古族学子，一起随荣耀先到北京蒙藏学校求学。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大地上，马列主义正在广泛传播，共产主义思潮在知识界被认同。在此期间，云继先受到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邓中夏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于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他鲜明的革命立场和积极的进取精神，1925年底，李大钊以中共北方区委的名义，把他送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乌兰夫回忆录》一书中记载云继先是黄埔第一期学员，其他材料上的记载是黄埔四期，查阅黄埔同学录，一期学员名单里并没有云继先名字，在四期同学录中则有名叫云星槎的，籍贯是归绥莎县，符合云继先籍贯，而且第四期中再无别的云姓绥远莎县籍学员。这里的云星槎就应该是云继先在黄埔学习时用的名字。
人所皆知，黄埔军校是当代军事家、政治家的摇篮，国、共两党都有政治家、军事家出自这所军校。经过黄埔军校刻苦的学习，云继先取得优异的成绩，以过硬的军事才能和优秀的政治素质走向中国革命的大舞台。乌兰夫在回忆录中曾讲，云继先是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斗争，很有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做为同一革命阵营的同志、老乡、老友，直到晚年乌兰夫还在追怀，可见其二人情谊之深厚。
满怀一腔报国热血的云继先，黄埔军校毕业后，先在国民革命第六军，后在第一军，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校友、老乡，带路的兄长荣耀先分配在一起。荣耀先以政治思想坚定，英勇善战，在北伐军中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被委以团长重任。云继先在荣耀先团任警卫连长。在北伐战争中，这个团以勇猛善战闻名，在战斗中以打硬仗、恶仗著称。蒙古团长，敌人闻之胆寒，是北伐军中名声远扬的骁将。1927年春，北伐军打到山东境内，在与北洋军伐的一次激战中，荣耀先不幸壮烈牺牲。云继先痛失亲人般的领路人，悲痛万分。1928年春云继先奉部队党代表之命，不远千里，专程将荣耀先遗骨送回家乡安葬。
后来，部队调驻南京，因云继先在部队表现优秀，被南京军政二校蒙藏班招为学员。这个班是当时国民政府为培养少数民族高级军政干部而设置的。再一次的深造，使云继先的素质有了更高层次的升华。在校期间，云继先良好的表现、优秀的学习成绩，使他成为学员中的佼佼者。当德王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时，以蒙政会需要高级军政人才为由，向南京军政二校要云继先回绥远，经过德王的多方努力，军政二校终于同意。
1932年的内蒙古，蒙古族上层王公贵族，在德王的带领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蒙古自治活动。就在这一年秋天，应德王之邀，云继先从南京军政二校回到内蒙古。德王接出云继先后高兴地说：“人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已有千军了，就缺你这一将啊”。
云说：“德王过奖了，继先不才，蒙王爷的厚爱，我愿为了蒙古民族的事业跟你去干。”
在到蒙政会任职前，云继先曾与乌兰夫见面，乌兰夫是云继先妻子的堂兄，又是老同学，两人关系非同寻常。是否在德王手下做事，对此云继先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他想听一听乌兰夫的意见。乌兰夫分析形势后，认为云继先去蒙政会担任军事教官，是一件好事，一则，可以掌握德王搞自治活动的动态，为我党提供情报，二则，可以利用合法身份向德王和学生队的青年宣传抗日道理。
到蒙政会任职后，云继先过硬的军事才能，深得德王赞许，就派云继先训练军事干部。
云继先任队长的蒙古干部学生队，是云继先回内蒙后帮助德王组建的蒙古族青年军事人才队伍。在云继先的带领下，这支队伍在军事上过硬，政治上倾向进步，具有鲜明的抗日思想。经过培训后，这些学生兵被分配在蒙政会的武装力量中，都是基层带兵干部，成为日后百灵庙暴动的积极参与力量。
1934年4月，经过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在德王的主持下，蒙古地方自治委员会在百灵庙成立。云继先任保安处第二科科长，第一科科长韩凤林，曾经留学日本，毕业于士官学校。第三科科长朱实夫，也是黄埔四期毕业。保安处所辖的保安队，是蒙政会的主体军事武装。
在抗日的问题上，德王遵照蒋介石“不亢不卑的态度，相机办理”，云继先对此忧心如焚，与德王争辩讲道理。德王说：“牧民有句话，我很欣赏，‘哪儿道坡上的草不肥羊’，为了‘肥羊’，我们就得多找一道草坡，用关起义的话说，就叫‘多头外交’。”
1936年2月21日23时30分，在乌兰夫等共产党人的策动下，云继先、朱实夫在百灵庙举行武装暴动，宣布脱离德王领导的“蒙政会”，教官云蔚首先击毙了督查处长李凤诚，打响了蒙古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可贵的草原抗日第一枪”。
3月2 号，由云继先领衔通电全国，声明脱离百灵庙蒙政会，这就是抗战史中有名的“圣电”，日本帝国主义嚣张的侵略气焰，遭到了狠狠地一击。百灵庙武装暴动在全国造成深远的影响，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奏响了序曲。
9月下旬，云继先挪用了国民政府所发的用来购买军马的5000元买了面粉，以保证官兵的伙食，却引起部分官兵的不满，被章文锦等人行刺殒命。
8、为德王兴办学校的高 景 堂
高景堂(高金唐)，蒙名：色布金格，男，蒙古族，光绪22年(1 896年)出生在辽宁省北票县土城子乡高尔楼村。
1949年3月，中共锡盟西部联合旗工委书记、联合军队政委、苏尼特右旗旗长厚和同志派遣高景堂到达拉瓦根登地方反共武装残匪中进行分裂、瓦解、策反工作，这项工作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但是，他“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据查干朗图忆述“高景堂以寻找丢失的骆驼为名，见到了他在匪徒中当兵的学生，劝导他们不要跟土匪干坏事了，携带武器参加革命队伍。被匪首发现，他们恼羞成怒，抓住吊起来施以重刑，将腿部多处打折，在手指间夹上子弹并用皮条捆住，致使九个手指完全断掉。一夜班哨兵（他的学生），偷偷牵来一匹马，要扶他逃出去，他说：“任务没完成”死活不依，他还说“年过半百，不为夭折！”匪徒用尽了刑法都未能使他屈服，他更加坚定地说：“你们是我的学生，是蒙古族的后代，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草原上千千万万个奴隶不再继续当牛做马，就要放下武器，参加革命军。”“国民党到处打败仗，末日即将到来，你们再不能为他们卖命了。”
就这样，在新中国黎明的曙光即将来临之际，在党的第二条战线上工作的高景堂，又被残暴匪徒绑架到德王府前布敦宝特——一个枪杀“犯人”和天藏死人的地方，割掉舌头，双乳上钉上钢钉……临行前，他坚持面对行刑者，笑饮弹丸，驾鹤西去，享年5 1岁。烈士殷红的鲜血染红了布敦宝特的黄土，染红了生长在那里的无名小草。
英雄离去了，英灵却永存。
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追任高景堂为革命烈士。毛泽东主席亲笔手书“永垂不朽”并签名向其家属颁发了烈士证书，现由苏尼特右旗民政局收藏。
高景堂的父亲是东土默特旗扎兰，人称达瓦扎兰，汉名：高凤翔，母亲宝氏是成吉思汗二十九代世孙，同时又是尹湛纳希家族的后人。高景堂的先祖于1629年随成吉思汗二十世孙鄂木尔楚瑚尔从呼市土默川迁徙过去的。高景堂小时侯在私塾里读书，三十年代就读于北平蒙藏学校，毕业时，徐世昌大总统亲手授予他“简任职”（相当于盟级干部）黄缎子委任状。
高景堂在校期间正是乌兰夫、奎壁、吉雅泰、多松年等内蒙校友早期革命活动之时，他们一起聆听过革命先驱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人的讲演和辅导，参加过“驱赶反动校长、恢复官费”的学潮。1932年以后，德王为谋取内蒙古政治领导大权，广泛接触在北平各大学上学的蒙古族青年，动员他们来苏尼特右旗兴学练兵。云继先、于福赓等二十余名学生率先皈依于德王帐下。高景堂也深感蒙古民族之愚昧落后，即有复兴民族、振兴教育之志。为了启发民智，1935年应德王邀请来到苏尼特右旗王府所在地温都尔庙办教育。先后参与创办了衙门学校、女子家政学校、浩勒特庙学校，并在学校中教蒙语文、汉语文、数学、图画等课程。十几年的教学活动，为社会培养出来很多有文化、有理想的蒙古族青年。女子家政学校毕业的阿拉腾扎嘎斯回忆说：“高景堂老师性格温和，平易近人，不体罚学生，更不用竹条抽打学生手掌。平时穿着满式袍子，袍（衣）襟上别着一支钢笔，课余不怎么言谈，上历史课和地理课的时候先写满黑板，然后逐条逐句的滔滔不绝地讲解，他是西苏尼特教育战线上的功勋。”
由于党的第二条战线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性，人们并不知道高景堂具体参加革命的时间，也不知道他是否是一名中共党员。但是，阿拉腾扎嘎斯回忆说：“1947年，高景堂老师和他的儿子嘎日迪赶着牛车拉着一些日用品，以做买卖的名义顺着张--库大道到过我家。见到生人还说是为她儿子提亲来啦，他们走后不久就过来了中共领导的查干宝格德军。现在看来是为我军搞侦查。
从查干朗图的回忆文章中得知，“高景堂1948年冬通过查干乌苏的车仁为中共领导的锡盟西部联合军首长孟克特木尔、 马西巴亚尔、 呼其图、查干朗图等同志担任通讯联络工作。”他的家就是地下交通站，他本人在学校居住，他爱人敖氏在牧区放牧，一年中的春季、冬季就围绕着张——库大道（张家口——蒙古国大库伦）附近的滂江（哈木呼）、浩勒特庙、呼和百兴、泽仁根德等地迁徙。泽仁根德是土匪头子额力仔诺日布的“浩特”，土匪和地方武装一般不去骚扰，不安全的地方反而变得更安全了。
1945年1O月，云泽（乌兰夫）率领奎壁、克力更、陈炳宇、黄静涛等人来苏尼特右旗解决补英达赖等组织成立的所谓“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时，下榻过高景堂的住宅，高景堂帮助他们争取和团结青年知识分子和一些民族上层人士，改组了补英达赖的 “政府”。1946年9月，乌兰夫、刘春、王铎等内蒙古自治联合会领导撤出张家口前往贝子庙，沿滂江大道来到高景堂家歇脚，离开第三天，乌兰夫夫人便生下儿子，取名“苏尼特”。也就在这时，高景堂的身份之谜渐显端倪。
据苏尼特右旗都仁乌力吉苏木乌兰哈达嘎查原党支部书记达木仁苏荣和原民政局长苏斯日玛讲，他的入党介绍人是高景堂。达木仁苏荣是苏尼特右旗解放前八个中共党员之一。那么，高景堂烈士还应该是一名中共党员。
高景堂烈士的遗物有：《康熙字典》四套（本），水晶石眼镜一副。
十、德王身边的文官武将和几个有影响的人物 （下）
（编者按：由于本人刚学习打字，好多内容一下子打不出来，所以把以下人物生平就不打了，有需要的读者可以和我联系。）
德王幕府中的文官武将——乌古廷 扎奇斯钦 吉尔噶朗 韩凤林 贺云章 敖云章 超克巴达尔夫 亢仁;
皈依于德王旗帜下后来又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青年——关起义 任秉钧 达瓦敖斯尔 朱实夫 纳·赛音朝克图 玛席三 乌力吉那仁 额尔敦特古斯 拉木扎布 关布；
与德王一起从事“民族自治”的锡察籍人士——
杨森 云端旺楚克 卓特巴扎普（世海） 恩和巴图（子荣） 色楞那木济勒 索特那木拉布坦（索王） 都固尔苏隆 富龄阿 贡楚克拉什 松津旺楚克 达密凌苏隆 玛哈希力（赵文儒） 穆克登宝 墨尔根巴特尔（宝道新） 旺尔克扎布 哈斯瓦其尔 。
包 悦 卿
包悦卿，蒙名包日罕特·赛音巴雅尔，1896年出生，哲盟科尔沁左翼后旗（俗称博王府）的闲散台吉。曾在沈阳蒙文中学念书。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士，也是内蒙古最早倡导自治运动领袖之一。
1925年由白云梯、 郭道甫、 乐景涛和包悦卿几个人倡仪在张家口召开，第三国际派代表到会指导，正式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白云梯 、郭道甫、 乐景涛、 包悦卿等13人当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执行委员。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在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领导下，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反对封建主义 、反对军阀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 争取民族解放为自己的纲领的。包悦卿是其中一位比较积极的政治活动家。他和领导北方地区革命运动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李大钊时有过往，与常委赵世炎往蒙古国组织输送蒙古族留学生，培植革命力量，与苏俄大使馆也有联系。张作霖搜查苏俄使馆枪杀李大钊时，他几乎受到牵连。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胡达古拉教授在《特木尔巴根的一生》一书中写到：····包悦卿召集在北京大学学习的蒙古族学生秘密开会。他说“当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政府的统治，使蒙古民族得解放是蒙古民族面临的主要任务。你们在北平学习，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比内蒙古的年轻人多。现在俄国人民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第一次实现了工人、 农民和各族人民的平等。中国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掀起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她得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带领中国人民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而我们内蒙古仍处于在封建王爷的压迫和军阀的统治下，现在内蒙古的人民群众受着双重压迫和奴役。”同学们听到这里都很振奋，仿佛看到了希望。决心做一个热爱自己民族和人民的人，开始懂得只有革命才能报国救民。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就任财政经济部副部长的达瓦敖斯尔也回忆说： 民国14年（1925年）秋季，包悦卿来到设在郑家屯的辽宁省立第四高级中学包豹忱（蒙名博彦满都）老师的家，给一部分蒙古族学生讲述外蒙古情况，他说：“外蒙古独立以来，文化教育发展的很快。你们愿意去外蒙古读书的话，我可以保送，现在就报名吧。”当时包凤岐、 赵兴炎 、白儒珍三个同学报了名。过几天包悦卿从老家又招来绍兴阿、 阿布拉塔两个同学，他把这五名学生带到北京，不久就送往外蒙古学习了。六年之后，包凤岐、 赵兴炎被蒙古国政府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部设在张家口，在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的支持下，建立起党的武装——一个五六百蒙古族健儿编成的骑兵旅，先委派乐景涛为旅长，后来由包悦卿接任，驰骋在察哈尔、 乌兰察布、 伊克昭广大草原，剿灭土匪，保卫家乡，很受蒙汉族民众拥护。1927年北伐，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内人党也被瓦解了。白云梯、 乐景涛转向国民党，白云梯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乐景涛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俩率领包悦卿等一部分内人党党员集体转入国民党，包悦卿被委任为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到南京工作。可是，他暗地里继续保持着与第三国际和外蒙古的联系。
1929年夏，在南京蒙藏委员会工作的包悦卿因患眼疾请长假回到北平后门大街家里修养，不久竟发展到不能看书写字。既便如此，他每天叫远房小舅子达瓦敖斯尔为他读报，处理他的来往信件。
1930年，被包悦卿派遣到蒙古国留学的包尼雅巴斯尔从乌兰巴托带任务回到北平，他与包悦卿接上头，要在内蒙古开展建党工作。同时任命包悦卿为北平小组组长。
“九 一八 ”事变发生不久，日本侵略军在向我东北发动侵略的同时，由关东军策划，在科左后旗和科左中旗一带成立内蒙古自治军，这支军队曾多次配合日军侵略东北的军事行动，给东北和东部蒙古人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有一天，身居北平的包悦卿听说内蒙古自治军要攻打通辽，即派达瓦敖斯尔去科左后旗了解“内蒙古自治军”的内幕。由此看出，包悦卿十分关心内蒙古的民族自治运动。
1930年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研究生拉铁摩尔被美国政府派到北平学习蒙语 ，研究蒙古问题，经他的蒙文老师梁翠轩（蒙名布和克什格）介绍认识了包悦卿，包悦卿和拉铁摩尔成了好朋友。
日本人也争取过包悦卿，驻华公使武官柴山曾到包悦卿家里拜访，直截了当的说“满洲要成一个独立政权，这个政权对东蒙有大大的好处，像你这样有名望的人物，如去参加这个政权，肯定能当大官。”包悦卿只表示考虑考虑再说，推托了过去。后来，也就是1932年2月8日，郑家屯满铁公所所长、日本人菊竹稻藏在郑家屯召开了有关东部蒙古命运的会议，包悦卿没有出席，派达瓦敖斯尔和胡风山到会。这个会议过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操纵满洲国政府设立了兴安总署和东西南北四个兴安分省，即体现了菊竹说的蒙汉分治政策。
包悦卿与德王最初是以共同反对吴鹤龄而相识的，可后来两人对蒙古民族所持的抱负相同，所以愈走愈近。卓力克图（关荫南）、关翼青（关起义）、赛济尔呼（丁我愚）、金廷槐等北平大专学生都是经过包悦卿介绍，来辅佐德王的。
德王1934年4月23日在百灵庙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任命包悦卿为蒙政会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驻北平办事处主任。
1935年，日本当局为进一步分裂中国，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11月，包悦卿离开北平，回到他哲盟家乡为德王招兵，1936年5月12日，德王成立“蒙古军政府”，把从锡、察两盟和来自东蒙的新兵编成两个军9个师、两个炮兵队。任命包悦卿为蒙古军第二军第八师师长，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先后占领了张家口、大同和内蒙古归绥（今呼和浩特）。德王、李守信也随即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包悦卿任“蒙古军中将参议”。
1937年，“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设立蒙疆银行，包悦卿出任总裁，日本人山田茂二为副总裁。同年夏天包悦卿病逝。他的死是个谜。一些老人的回忆文章说他在内蒙古多伦病逝，他的儿子、 孙子说是在德王府白彦敖包祭奠中和日本人喝酒，发现不适（怀疑投毒），去张家口医院就诊中去世。
不过，对于他的死，国民政府非常重视，实行国葬，并拿出2万大洋抚恤其家属。包悦卿的儿子们将一万送回老家，将一万大洋在北平东城区北新桥购置了101间半房产。临近解放，他的儿子包国义卖了60多间，然后带着其余40多间的房契去了美国。80年代包国义将房契交给了国内的孙子，孙子想收回这部分房产，可是，居住者实在难以迁出，官司打到了法院，数次调节没有结果。
包悦卿儿子中 ，包国义入了美国籍，加入了共和党。一个去了台湾，一个不详 。唯黄埔军校毕业的包国忠 回了老家哲盟科左后旗，他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于50年代辗转千里来到苏尼特右旗白彦郭勒定居，过起了游牧生活。
宝 贵 廷 （征集宝贵廷照片）
宝贵廷，蒙名宝音德勒格尔，1904年（清德宗光绪三十年）生于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今辽宁省北票上园镇扎兰营村），成吉思汗第四子托雷的后裔，世袭台吉（贵族）。
1933年冬，宝贵廷见报载德王在百灵庙酝酿成立蒙政会，实现民族自治……认为自己也是蒙古族，应为“复兴蒙古民族”出力，遂前往百灵庙投效德王。德王委任宝为保安总队书记官（参谋性质），一个月后，即提拔为保安总队队附，上校军衔。1935年春，宝贵廷受德王之命，秘密前往新京（今吉林省长春市）与日本关东军联络，受到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接见，接受日本关东军的援助。5月，蒙古骑兵团成立，宝贵廷担任骑兵团团长。1936年2月22日，德王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下辖两个军，宝贵廷被任命为蒙古军第二师少将军长。1937年，蒙古军进行调整，宝贵廷因与李守信有亲戚关系改任第四师师长，同年，10月，日军和蒙古军第一师 第四师占领包头，宝贵廷作为第四师师长兼任包头警备司令。1939年9月，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宝贵廷改任总司令部教育总务部部长。1943年初，宝贵廷担任蒙古军第六师师长。不久，又改为蒙古军总司令部第一部部长。1944年冬晋级为中将军衔，接替乌古廷登上蒙古军总参谋长的宝座，代理总司令。1944年初，日本天皇裕仁授予三等瑞宝章。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将领孙兰峰代表傅作义将宝带的部队改编为十二战区暂编骑兵第二集团军，任宝贵廷为军参谋长，张垣绥靖公署骑兵第三总队队长 “西蒙自治政府”保安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这之前，他一直用蒙名宝音德勒格尔，从孙兰峰的任命状开始，改用汉名宝贵廷。解放初，率部驻防土牧尔台，在商都、张北、宝昌一带活动，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宝贵廷追随德王越境跑到了蒙古国。在蒙古国被捕，后被引渡回国，并以战犯罪名受审关押，1966年4月16日被特赦，1969年去世，终年73岁。
宝贵廷的爷爷和父亲都在旗里任过协理，原本富有的家庭却因为父亲生活奢侈，挥金如土，至1917年（民国6年）倾家荡产。宝贵廷八九岁便失学，十二岁丧父，十五岁结婚，十六岁去辽宁阜新投奔表兄，随即被介绍当了兵，先后在奉军二十八师汲金纯部卫队连、奉军二师炮兵团当兵，开始了旧军人的生活。几年军旅生活，使他认识到“要作官，必须有文化”，遂入朝阳简易师范求学，两年寒窗过后，他已是20岁的小伙子啦。
1925年（民国13年），宝贵廷投奔远房亲戚——时任阜新骑兵九旅当营长的李守信。李把宝转荐给骑兵七旅团长赵国增。赵国增安排他到军需处就职。不久，升为上尉军械长。一年后，东北讲武堂招收第八期学员，赵以上尉副官职位保送宝贵廷入学。两年的读书生活，又使他长了不少见识，毕业后回骑兵第一旅任少校参谋。同年，赵又送宝进入东北军政治训练班深造，1931年毕业，宝贵廷先后四年学习的费用全是赵国增资助的，因此，他深感赵国增的知遇之恩，以竭力报效。
宝贵廷夫人马氏是锦州义县人，生有三子：宝幼良、 宝幼臣、 宝幼聪。宝贵廷的一个女儿在改革开放以后从美国回到北京，投资兴办了两个大饭店。
白海风，蒙名都楞仓，蒙古族，1904年出生于热河省喀喇沁右旗。德王“蒙政会”中任教育处科长、保安总队队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白海风率部转战于黄河上下，长城内外，直至日寇投降。期间，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在兰州宴请苏联外宾时，请他出席作陪并代任翻译，可见他外语水平之高。1938年春，部队在山西省河曲驻防时，改编为蒙旗独立旅，白任旅长，1939年夏升编为新三师，白任师长，中将军衔，驻防伊克昭盟。乌兰夫在其部队中任政治部代理主任、党委书记。1941年后，白海风积极参加德王西蒙自治活动， 1949年7月，临近解放，还参加了德王领导的阿拉善旗定远营举行的“蒙古大会”，他和李守信、何兆麟、吉尔噶朗（德古来）等9人当选为“蒙古自治政府”政务委员，实业署署长。9月下旬，人民解放军以所向无敌、锐不可当之势向西北地区大踏步进军，何去何从？德王再一次与达理扎雅、白海风等人商议局势，白海风说：“我们原来的目的是为了蒙古自治，现在大局虽然要变，但王爷庙（指乌兰浩特，系乌兰夫领导的内蒙自治政府）的自治联合会也是蒙古人的自治运动，和我们的原意并没有多大的出入，……大家要一同等着解放。”于是，他与德王分道扬镳。1949年9月率部起义。全国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学院副院长、内蒙古体委主任（未到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6年拟任内蒙古政府副主席，未能等到中央批复便突然病逝。
白海风早年毕业于热河师范学校，蒙汉兼通，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期间曾任连长、指导员等职。1926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接受第三国际训练，出席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8月出席在蒙古乌兰巴托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特别会议，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指定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任团中央委员长。
白海风与乌兰夫情爱甚笃，早在苏联留学期间就结识了。1938年一同到延安晋见过毛泽东主席。毛主席指示白海风的部队“还是以原来的面貌出现为好，这样便于统战工作和更好地抗日”。1941年4月，白海风接到胡宗南的密电，让他就地处死乌兰夫，迅速把部队拉到靖远县。白左右为难，拿出电报让乌兰夫看，乌向党中央汇报后，为保存党的地下组织的实力，在白海风妻子多淑秀的帮助下，离开第三师，回到延安。当白海风与多淑秀女士结婚时，乌兰夫送去一副挂屏，写道：“白玉白瑰祝海风白头到老，多福多寿愿淑秀多生贵子。”
白海风颇有军人的“儒将”风度，仪表端庄，气宇轩昂。没有国民党高级将领那种“骄奢淫逸”的恶劣作风，没有吸毒、赌博、抽烟等不良嗜好 。他注重教育，为了让随军家属子弟能够获得读书的机会，他叫爱人办了一个子弟学校，把部队中有文化的家属吸收为教员，并免费供给学生服装和书籍。可是自身特别俭朴，除了去重庆、西安、兰州等地开会，平时很少见他穿毛哔叽或呢子军服。
白海凤在新三师任师长期间，曾亲手杀过两次人，一次在甘肃靖远县的北湾乡抢毙了一个携械潜逃的老兵；二是在县城内抢毙了他的一个卫士和特务连的两个士兵，因为他们合伙抢了一个行商，犯了军纪。
陈 绍 武（征集陈绍武照片）
陈绍武，蒙名超克巴图尔，卓盟喀喇沁左旗人，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蒙藏班毕业。1934年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他出任秘书。
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仅领到国民党给的开办费两万元，只够用以维持办公和职员的最低生活，每人十五元仅够伙食之用。
德王心里着急，这样怎么维持？他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请领经常费用和建筑费等，电函催促多次，亦无结果。德王生气地说，国民党最大缺点是说话不算数，办事不得力，老朽们还克扣，真够损的，和他们没法打交道。
同年8月，德王便派陈绍武秘密到庐山面见蒋介石，以报告日本人要进西蒙，请示如何对待为好，实则是请求增拨日常经费及枪械电台等物，以济急切之需。
陈绍武见到蒋介石，按照德王安顿的话向蒋报告说：“伪满南警备军司令官巴达玛拉布坦和西警备军司令乌古廷，偕同日本高级军官一名，前来我旗，声言日军不久就要西进，攻打察东。如果欢迎的话，希望给予一切实力帮助，要德王从速表明态度。”并向蒋请示如何对待。
你会想到蒋介石表什么态吗？蒋介石未提半个“抗日”字眼，他让陈绍武告诉德王要以“不亢不卑的态度，相机办理”，并嘱咐陈绍武转告德王，他不久即到绥远省视察，届时德王和云王前往晤语，还打算面授机宜。
在请示拨款一事时，蒋介石准予拨给日常费用每月三万元，建筑费用十二万元，还批给一批枪支和电台等物
1936年5月，陈绍武被任命为蒙古军政府内务署帮办，在嘉卜寺（现化德）设立的“蒙古学院”中兼任教导主任，后任兴蒙学院院长。1938年8月在“蒙古联盟自治区政府”中出任巴彦塔拉盟总务厅长。1939年9月任兴蒙委员会副委员会。
十一 苏尼特德王府的几次劫难和修复
王府作为固化的遗存，是历史的实证、文化的晶体，它让我们寻访出先辈的行迹与创造。可是，它在人们经意或不经意间遭到破坏。
德 王 府 劫 难
1）第一次劫难——1913年“牛年之乱”
1913年（癸丑年），蒙古国阿日博格达称帝，他从沙俄那里得到大量武器，于当年四月份分兵东、中、西三路向中国发动了战争，其目的是要威胁内蒙古各旗早日归附新建立的独立政权。西路军由喀尔喀人马格斯尔扎布，苏米亚二人率领经扎门乌德（位于二连浩特市北）向集宁方向进发。镶黄旗总管道布沁派察哈尔十二旗群警备队骑兵副统领穆塔丰嘎协同外蒙作战，袁世凯急调驻滦州陆军第20师第80混合旅，出兵数十万人迎战，喀尔喀人称呼袁世凯的兵为“嘎命”，内蒙古人称袁世凯的兵为“黑兵”。交通要道滂江和德王府成了双方必争之地，拉锯鏖战数月。绥远将军张绍曾电告袁世凯，称：“迭破板申图山口、丹伯岭诸要塞，肃清苏尼特右旗王府及滂江等处外蒙古军，斩200余人。”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干什么好事，他们沿途抢夺百姓财物，绕道盗劫寺庙金银，若有反抗者立即杀戮，苏尼特右旗的“必西热勒图庙”的一个大殿、毕鲁古图庙的大部分殿宇和整个“乌拉庙”就是在这场战争中化为灰烬的。
德王府和温都尔庙在劫难逃，人们慌乱地收拾物品四处逃窜。当时，德王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代理王爷掌印的潘迪与官员们紧急磋商，抽调兵丁和牧民加强防卫。这时，有一个叫伊达木的年轻衙役，主动请缨去迎战敌兵。他膀大腰圆，力大无比，只要求带一名兵士援助，潘迪同意了。
伊达木选了一名枪法好的兵士，略作交代就出发了。他俩刚走到“浩勒宝陶劳盖”西坡下就与几百名黑兵相遇，交火片刻，那名兵士就中弹身亡，震怒的伊达木扔开子弹将尽的步枪，挥舞大刀冲进敌阵肉搏，疯了似的一阵砍杀，好多黑兵的头颅 、手脚、 腰身被砍断，尸横遍野。活着的也不敢蛮战，扔掉武器和财物一溜烟逃跑了。
伊达木回到德王府解开沾满鲜血的蒙古袍，光腰带兜住的子弹头就散落了一地，真是个刀枪不入汉子。他单枪匹马迎战敌兵的英雄行为，立即传遍整个蒙古草原。
当战斗推进到镶黄旗，正白旗一带时，中国军队竟把受人尊敬而同情外蒙新政权的第四世甘珠尔瓦呼图克图杀死。因之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据老人们讲，这次战争极为惨烈，毁灭极为巨大，双方的驻帐军队撤走时，驻扎地内所有值钱的物品全部被洗劫一空，德王府也受到重创。云涌而至的兵士多如蚂蚁，光人的粪便就清扫拉运了半个月之久。由于这场战事给察哈尔地区带来重大灾难，所以一般的蒙古人称之为“牛年的动乱”。
2）第二次劫难——1945年苏蒙联军进军张北战场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正在张家口的德王立即派特格希宝音（汉名王宗洛）将军赶到苏尼特右旗，向他长子——扎萨克王兼防卫旅旅长都固尔苏隆、西苏尼特旗公爷阿拉坦敖其尔传达命令：1·不准向红军开一枪；2·把王公家眷，衙门官员，学校师生迅速转移到陶高图庙沙窝子里躲开战乱，3·立即派人赶往锡盟贝子庙，要求副盟长补达巴拉带盟府官员转移到蓝旗沙窝子去。
于是，都固尔苏隆调动所有力量连夜打包搬运，将王府中贵重物品，机密文件全部转移，仅枪炮就运走60多勒勒车（牛车）。文化大革命中挖出来部分枪支弹药，其余的至今下落不明。
14日，苏蒙联军分为四路，越过我国边境。其中一路经二连、西苏特旗德王府、化德、张北，直向张家口进军。
这支军队帮助我国追歼日本军，解放被占领土地付出了极大地牺牲。可是，负面作用也很大。他们绝大多数是俘掳兵，军纪涣散，烧杀抢劫，无恶不作。特别是见到女的，不管你是十几岁儿童，还是七十岁老太，都要轮番奸淫，以致于不少妇女1946年生下了那么多没有爹的混血儿。
苏联红军中校伊凡诺夫、蒙军中校罗布桑负责苏尼特战区，握有生杀大权。他们首先在乌苏图敖包上架起大炮，向德王府旁的兵工厂开炮，把武器弹药库全炸飞了，流弹击毙了无数牲畜。他们的一支后勤保障部队驻扎在这里，拆房屋的砖石，搭起了十几座大烤炉，日夜不停的为前线部队加工列巴（面包），没有柴烧，他们就拆房屋的门窗、檩子、椽子当柴烧，使的德王府内一片狼藉。
这些还不算，苏蒙联军所有战地首长似乎同时受到高层指示，当部队撤离时，动员（有的是胁迫）衙门官员，学校师生以及牧民赶上牲畜去他们国家。他们几乎将途经的各地王府的财产全部掠夺一空，就德王府而言，都固尔苏隆没有来得及转移走的物品，以及两群计有300多匹马，
在达瓦桑布等马倌的长途赶运下也成了苏蒙联军的战利品。据国民党张季春呈报的一份材料显示“苏军第七军掳去蒙民629人，蒙古保安队256人，汉人在锡盟经商者全部财产被没收，约值80亿元。马88000余匹，牛10200头，羊56400余只，骆驼900峰，步枪650支，乌珠穆沁旗亲王米卓得章楚布宁补全部财产均没收。”
3）第三次劫难——1966年爆发的十年动乱
德王作为历史过客已经永远走了，但他当年居住的官邸---德王府却依然留存在苏尼特草原上，成为旗内一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6年，一场急风暴雨抜天掀地而起，灾难猝然降临了。
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行动得到中央文革大力支持。于是，这场运动像狂风暴雨中的闪电一样神速传遍中国，也传到了苏尼特草原。
一伙摸透了青年学生单纯、无知、好奇、冲动特点的成年人，台上宣传、幕后指挥，带领着他们冲上了“破四旧”的战场。一时间，整个苏尼特草原陷入空前的浩劫之中。民主被践踏、法制遭破坏、人身受侮辱、权利被剥夺。将过去人们奉为不可亵渎之地的寺庙和不可冒犯的府邸全部纳入了“四旧”范围。历经变迁，早已空空荡荡的王府，这次同样没有躲历史厄运，门窗被拆，墙体被毁，瓦釜被掀，石狮 、古钟、 旗杆等更是众矢之的，运动过后，已是满目疮痍。
“ 破四旧”运动，虽然没有使王府像很多具有高度文化艺术价值的百年庙宇那样顷刻间轰然倒塌，尽管也有很多力量在极力保护着它，但是，经济的落后和人们的短视，再一次将它推向毁灭的边缘。
时针指向八十年代，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都在迅猛发展，人们的需求也在增加。增建学校，扩建党校，兴办厂矿企业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可是，搞土建工程，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在那计划经济年代，经费、物质从哪里来？人们的目光又一次盯上了庙宇、王府，整个拆迁过程不亚于当年红卫兵的狂热行动，其执拗有时是很幼稚的。旗第二中学、旗党校、铁矿等企事业单位率先行动，拆完了温都尔庙，拆王府。信宗教和讲迷信的人认为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善意地劝阻他们，可是，为了“革命工作”牺牲也心甘情愿的革命同志哪里听得进去？他们用镐头刨，锯子锯，拿绳子绑住柁和柱子等主要构件调动拖拉机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的就是把建筑材料拉到赛汗塔拉镇盖几栋平房。好多城镇居民，周边的牧民老乡也都赶来挑捡被遗弃的砖瓦、基石、木料、门窗，一些牧民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砖盖成的。其不信邪说不惧鬼魔，扯断羁绊勇猛冲杀的精神还真是令人佩服。
一座文脉袅袅薪传百代的古建筑，还是在几移其主，任其拆建，改建中面目全非啦。
德 王 府 修 复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的进程把德王府淹没在漫漫云烟中，一度无人问津，但是，有识之士还是想通过使用的办法将德王府保留下来。
1954年旗政府动用资金9500万旧币（注释1)对德王府进行修缮。然后，旗委、人民政府及所属部分科局都搬了进去，直到1958年搬到赛汗塔拉镇。
1961年9月，全区排灌机械训练班在德王府举办，来自全区各旗县的90多名学员，10多名教职员工在这里共同度过了四个月，120天。
“文革”后期，一些有识之士想通过使用的办法将德王府保留下来。首批入驻的是解放军的一支物理勘探队，接着，旗第二中学，乌兰察布盟师范班，旗党校也来到这里办班。铁矿等企业也在此办过公。上海电影制片厂在著名导演谢晋率领下居住了四个月，修复了不少殿堂，恢复重建了部分外景，拍摄了电影《祖国啊，母亲》。以后还派有专门人家看管。
1987年德王府被列为第一批旗级文物保护单位，其方圆1.5公里被确定为保护范围。同年，旗文物所成立，经过多年的资料搜集建立健全了有关王府的文史档案。1989年王府被列为锡林郭勒盟重要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旗政府拨15万元专项经费，对王府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但由于财力不足，修复的部分仅限正厅。1994年德王的次子制作了德王府泥塑全景模型。
1996年王府被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又重新划定周围12平方公里为保护区。2004年投资1.5万元用于维护。
2007年4月，旗委、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德王府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函》等文件精神，决定修复德王府并部署了各项工作和任务。收集相关资料并对王府进行了全面调查、勘测、分析了现状，做出了王府整体风貌复原规划、各阶段维修方案、工程预算，落实了资金来源。
2008年7月底，王府的主建筑，即中路后院的北正房及两侧耳房、后院东西厢房、正厅和抱厦及两侧耳房、前院东西厢房、府门及两侧耳房和西路的三间房、东路的方厅，共十六座建筑全部修缮完毕。
工程设计总体思路是不改变王府原生状态的基础上，使其尽可能保存原有的历史风貌，保护其历史信息。
王府的修复和内部装修、设备的复原、复制，将是一处融历史文化、民俗人情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通过王府的修复，可以展现苏尼特部落和苏尼特右旗三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即在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和革命历史等方面的真实面貌。
通过王府所再现的苏尼特部落文化，进一步展现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遗产。
通过王府中的展览和说明可以展现塔木沁塔拉从恐龙时代至今的动植物生活、生长和自然环境的发展和变化。
通过革命史的收集和传播，王府也可以成为一处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及培养青少年尊重历史、热爱自然、掌握知识的殿堂。
修复王府，对我旗旅游事业的发展必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其知名度高、交通便利等历史和现实的优越条件并与其它旅游点结合利用，可获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必将是我旗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注释
①旧币：1954年底兑换比例是现币1元＝旧币1万元
十二、红色交通线（站）和情报员
在赛汗塔拉镇东南二十多公里的布图木吉苏木巴彦高毕嘎查，有一处在地图上消失了的地名--“滂江”，它的蒙名叫“哈木呼”，意思为蒿子草，它位于张家口到蒙古国大库伦的茶叶之路上，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在历史上身价不凡，在清朝之前，“滂江即为‘邮置’‘步递’‘马传’之驿站”
康熙年间，为了便于内地与大库伦的贸易往来，也为了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各方面的需要，就整修了张家口通往大库伦的驿站，专门设置了台站，并派遣台官专门治理台站驿务。1889年邮电线路建成，1917年通过了有史以来第一辆汽车，使张库大道成为邮政电报、汽车运输合一的主要交通要道。它还是张家口通往大库伦，平地泉(集宁境内)通往滂江，百灵庙（达茂旗所在地）通往贝子庙（锡林浩特市）三条公里交汇点。滂江就是中途站，膳食住宿、汽车加油、补充草料、交换骑乘都能从这里得到解决。
在现代化交通运输，通讯设备发明以前，这段路程主要依靠骑乘骡马，骆驼和驾役畜力车辆完成贸易往来和交通运输任务。从张家口出来往大库伦行进，依次的排列为张北县、加卜寺（化德）、四里奔、滂江、二连、蒙古国的乌德、叨林、大库伦，苏联的恰克图，全线2600公里。即使最好的马也得两个月左右时间，勒勒车伴着悠扬的驼铃声，载着丝绸，茶叶，瓷器，途经各个驿站源源运往俄，蒙及欧州各国，往返一次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这条路建成后，大大缩短了往来日程。所以说，它是要冲，是中蒙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在中国革命史上，这条张—库线路堪称红色革命交通线。从大革命开始，它就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交通任务。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共党组织就派人在这里建立了秘密交通站，负责收集日本关东军的军事情报，负责传递第三国际的文件，资料和物资，护送蒙古，苏联的革命领导和往来中苏国境的革命同志。负责往中国革命圣地延安送交情报。北方局和内蒙古革命者开展工作时更是如此。
作为中国革命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条国际秘密交通线，它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人寻求革命真理，挽救中华民族，建立新中国的光辉历程。
1931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王若飞受命组建西北特委，主要负责开辟山西、绥远、甘肃、宁夏、陕西等西北五省地下工作，他假扮成旅蒙商，骑骆驼经此交通线回国。在包头泰安客栈和乌兰夫接头，两人商议后决定由乌兰夫筹建包头国际交通总站并担任站长。
乌兰夫非常熟悉张—库线路上交通站的构建方式，第二天就找到地下党员廉仲，提出用廉仲的一处房子开一家卖麻的店铺，以它做掩护。因为是轻车熟路，所以包头国际交通总站没几天就投入了工作。
之后，随着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的深入展开，在内蒙古的乌兰夫等中共领导人启动和发展了不少新的交通站（线）和交通员。
笔者经过调查核实存在在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市的交通站有：
1928年，乌力吉敖其尔由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回到察哈尔正红旗马莲滩富贤德（蒙名太平嘎）家（1946年集宁桥东二马路也有住宅，曾在蒙古军第七师中任团长，1948年起义，蒙古族）住了一个月才与组织接上关系走上工作岗位。
1928年春，纪松龄同莫杰，巴儒斋，纪明德一道从这条路进入蒙古党务学校学习。
1929年吉雅泰，毕力格巴图尔，孟计，胡景祥等十人也是在富贤德家秘密集中后向蒙古，苏联出发的。
1931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王若飞受命组建西北特委，主要负责开辟山西，绥远，甘肃，宁夏，陕西等西北五省地下工作，他假扮旅蒙商，骑骆驼经此交通线回国。
1932年，朋斯克准备去莫斯科向第三国际汇报工作由道尔吉尼玛陪同从二连出境。
1934年1月，毕力格巴图尔和吉雅泰由苏联回国途中就是途经苏尼特左旗查干敖包庙回到归绥的。
抗战期间，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等经常以苏尼特左旗查干敖包庙为联络点，在查干葛根的周密掩护下同苏联，蒙古进行联系，
1945年6月，毕力格巴图尔有时穿长袍扮成阔商，有时挑担子扮成小贩，经常在关宝扎布家（归绥旧城东鞋袜巷一个独门独院。）与乌力吉敖其尔碰头研究问题，有时也在敖门达来、任让（土默特蒙古族，进步学生，地下交通员。）家接头。
1945年1O月，乌兰夫率领奎壁、克力更、陈炳宇、黄静涛等人来西苏尼特旗解决补英达赖等组织成立的所谓“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时，下榻过高景堂在衙门学校的住宅，高景堂帮助他们联系进步青年，乌兰夫临走时留下一条毛毯和一个望远镜以资答谢
1946年9月23日，乌兰夫，刘春，王铎等内蒙古自治联合会领导撤出张家口，途经苏尼特右旗高景堂家，到苏尼特左旗贺日莫时，乌兰夫妻子生产，策布勒玛为其接产，并精心照料母子，乌兰夫为表达对牧民的挚热情怀，给儿子取名“苏尼特”。
1946年10月13日，乌兰夫将自治联合会干部家属按排到阿巴嘎旗代喇嘛庙（现伊和高勒苏木乌力吉图嘎查）和玛尼庙过冬。各界群众得知后集中了380张羊皮，100件皮袍子解决了这些人员的保暖问题。第二年6月，自治联合会的40多户家属和100多名伤员在苏尼特左旗查干敖包庙以西的查干库伦被匪首桑杰发现，准备实施抢劫，扎木彦活佛挺身而出，轰走了匪徒。王再天副司令员派人送去哈达和感谢信，赞扬他为革命立1947年春，驻扎在商都的十七师派出负责后勤工作的金巴扎布等两位同志去锡察工委所在地贝子庙领取武器弹药，走的就是平地泉(集宁境内)——滂江——贝子庙这条交通站（线）的。
1947年8月苏尼特左旗白日乌拉苏木米德格发展成为我党交通员，她传递秘密情报。接受清查凶手的任务，帮助公安抓获潜逃的匪徒，1955年被评为自治区防奸模范，获金质奖章一枚。
察哈尔正红旗马莲滩富贤德家，察哈尔陶林北的堂地（现察右中旗），商都县的杨贵村，章毛乌苏一卜树村的范云贵家，一卜树村村干部赵三是地下党员。格化斯台吴家村查干宝格达军办的“裕蒙商店”，察右后旗土牧尔台达密凌苏荣后山庄买卖—“荣盛成”（掌柜郑怀玉和郭存孝），堂地到土牧尔台路上的三道湾王满堂家（杨发，郝恩科等地下工作者停留的交通站），镶黄旗洪格尔乌拉苏木敖包高勒浩特牧民情报员巴彦玛家，（1948年4月牺牲），明安旗豪尔沁敖包牧民情报员官其格，西苏尼特旗查干敖包庙，德王府东滂江站旁泽仁根德高景堂家（1949年3月牺牲），苏尼特左旗的浩日格庙，恩格尔庙，查干敖包庙，白日乌拉苏木米德格家。阿巴嘎旗代喇嘛庙（现伊和高勒苏木乌力吉图嘎查）和玛尼庙都是党的秘密交通站。
乌力吉敖其尔建立“查干宝格德军”不久就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站），四子王旗东部哈布其勒庙的尼日巴喇嘛朝胡茹布负责监视四子王旗和苏尼特右旗的敌情；明安旗西部第八苏木的旺楚格，嘎达其尔，阿尔文嘎负责监视正白旗，康保县的敌情。1947年冬，100多辆美制汽车载着国民党军从张家口出发，准备向八佐山进攻的情报就是阿尔文嘎给我军送来的。正蓝旗是敌占区，哈登胡硕庙尼日巴喇嘛丹达日，达喇嘛占巴拉松努，扎兰松如布，知识分子宝日，布西拉被发展成为我军在白区的第一批情报员；明安旗刚敖其尔，正蓝旗拉希尼玛负责监视多伦的敌情，在他们的报告下，我军一举歼灭了锡盟保安司令员道尔吉苏荣的匪部。明安旗第十一苏木章盖彭斯格道尔吉，转达胡图仁嘎，笔帖式桑培拉栋如布，第十二苏木副章嘎班金让扎，十四苏木笔帖式玛西巴图等上层人士也做了我军的情报员。
交通站的交通（情报）员冒着生命危险，在这里架起了一座红色国际“桥梁”，它见证了莫杰，宝音巴特尔，纪松龄，王若飞，乌兰夫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革命志士经由滂江秘密交通线前往苏联和蒙古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强与共产国际联系，寻求真理，拯救中华民族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革命事迹。同时也见证了苏蒙联军对日宣战出兵张家口，以及乌力吉敖其尔建立“查干宝格德军”等重要历史事件。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壮大以及抗日战争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条红色交通线的发展进程跌宕起伏，涉及的革命先烈、党的早期创建者、国家领导人众多，承载的历史事件极为丰富、动人，具有极高的观览价值和“寓教于游”的功能。
十三、德王府上演的一场政治大较量
1945年8月8日和10日，苏联和蒙古国分别对日宣战。14日，苏蒙联军跨过二连边境线直奔张北战场向日军发动了进攻。
急剧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促使蒙古民族运动勃然兴起。一时间，有着强烈忧患意识和不同政治倾向的各种势力都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暂时结合到一起，在内蒙古中、东部迅速掀起了以“内外蒙合并”“独立”和“高度自治”为内容的民族运动。聚集在西苏尼特旗陶高图庙躲避战乱的一些要求民族解放的伪蒙疆高级官吏，王公贵族以及“蒙古青年革命党”部分成员受狭隘民族主义影响，也卷进了这个漩涡，他们前往德王府与苏蒙联军首长交涉，得到了联军驻西苏尼特旗将领伊万诺夫、罗布桑的支持。
8月16日，在苏蒙联军的主持下，成立了临时权力机构“内蒙古人民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及蒙古青年革命党向苏蒙联军负责人提出“内外蒙合并”的要求，并向内蒙古东西部各盟旗发出在西苏尼特旗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
1945年9月9日，来自锡盟、察盟、乌盟部分旗的“代表”约80人，在苏尼特王府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选举出“临时政府”。“蒙疆政府”高等法院院长、巴彦塔拉盟盟长补英达赖任“政府主席”。“副主席”以及内政、外交、军事等“部长”不少是“蒙疆政府”的官吏。于是，所谓“共和国”就这样出笼了。
在中国革命这一宏大棋局中，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层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将一枚重要棋子果断地投在了内蒙古地区。
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同志传达中央指示，派中央候补委员，绥蒙人民政府主席云泽（乌兰夫）前往德王府，说服“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领导人放弃“内蒙古独立”的错误主张，停止分裂活动。
云泽受命后，选定奎壁、克力更、陈炳宇、田户等数名蒙古族干部，10月10日抵达西苏尼特旗，住到了北平蒙藏学校老同学高景堂衙门学校的家里，看到这个“共和国临时政府”每天还打铃上班，升降“国旗”。
云泽首先找到这个“政府”里任职的同学亢仁，通过亢仁和高景堂结识了“蒙古青年革命党”中央委员胡尔沁毕力格，
“蒙古青年革命党”中央委员，秘书长乌力吉那仁等思想激进的青年和几个上层人士，在与他们的交谈中了解到这个“临时政府”已经派“副主席”达密凌苏龙等6人带着《独立宣言》赴乌兰巴托寻求外蒙古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利用外蒙古电台向世界宣布他们的“宣言”。同时还派出“政府委员”特格希宝音（王宗洛）为首的代表团到张北，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边区政府联络，企图得到承认。
云泽等人面对这样严峻形势，耐心地宣传党的方针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服、教育、争取蒙古族知识青年和开明上层人士转变立场，将打击面缩小到最小程度。他们首先邀请部分任职的青年知识分子座谈，深刻阐述蒙汉各民族共求解放的道理，讲中国革命和内蒙古革命的关系，明确指出内蒙古独立是不可能的。还介绍他们这些蒙古人是怎样为内蒙古民族解放奋斗的。云泽语重心长的说：“在中国，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蒙古民族才能找到自己解放的道路。”他还说：补音达赖是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通缉的要犯，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当主席呢？补英达赖一伙人的政治主张和活动，既不符合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实行民主区域自治的政策，也不符合解放了的内蒙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青年们听了也觉得很不光彩。云泽因势利导提出一个方案：我们这些从延安来的人为蒙古民族奋斗20多年啦，你们这个“政府”也是为争取民族统一，争取民族解放，希望民族发展进步成立的，咱们合起来搞吧，不然势必走向分裂。乌力吉那仁等青年觉得言之有理，接受了我党主张，同意再次召开会议，重新选举政府主席和各部部长。
云泽与奎壁等商定，解决这个“政府”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改选，以缓和矛盾。这样，可以“拉住上层，深入下层”，防止一些上层人士、王公贵族跑到国民党那边去。第二步再创造条件，坚决取缔。
工作进行的很顺利，到了搞掉“临时政府”后台的时候了。于是，云泽孑身一人，来到苏蒙联军驻地，用一口流利的俄语向伊万诺夫将军指出这个“政府”的非法性。经过三天唇枪舌剑，仍未见任何转机。奎壁、田户等人深感厌烦，对云泽说：“这样吵不出个结果，何苦还死缠着他不放呢！”云泽坚定地说：“吵也得吵，缠也得缠，不然怎么向中央交代呢！”第四天，云泽和伊万诺夫摊牌了，他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代表中共中央与你谈话，如果你能代表苏共中央的话，就给我党写个文件，把你的名字、部队番号签上，我向我党中央报告。”当场迫使这位将军软了下来，连连表示：“我不干涉你们的内政。”云泽说：“那好，你等着我们的解决结果！”云泽将苏蒙联军的错误行为，通过中央电告了莫斯科，几天后这位将军就被调走了，进而为解散“临时政府”，扫除了一大障碍。
云泽他们趁热打铁，于10月14日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改组这个“政府”，会议投票结果是：云泽当选为主席兼军事部长、奎壁为政府委员兼内政部长、克力更为政府委员兼经济部长、田户为军事部副部长。一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开明上层人士也被选进政府，迫使补英达赖等人退位。以中共党员为骨干，包括各阶层进步力量夺回了权力。
云泽上任第三天，就以西苏尼特旗交通不便、粮食匮乏、燃料短缺等为由，将政府搬迁到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张北县。随后，带领临时政府的官员和青年知识分子赶赴张家口，先是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然后在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塔拉等各地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会议选举乌兰夫（云泽这时才公开用这个蒙古名字）为主席。在这次活动中，原张家口蒙古高等学院、兴蒙学院的学生和云泽由西苏尼特旗德王府领回来的察、锡、乌、巴盟各旗青年知识分子发挥了很大作用。
云泽就这样，以他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按照中共中央对内蒙古工作的基本方针，用和平的方法争取蒙古族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民族上层人士，成功地解决了“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从而争取和团结了锡察盟一带主张“内外蒙合并”“独立”和“高度自治”的势力，使其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建立了功勋。
从这时开始，内蒙古人民真正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道路，成为祖国大家庭中最早获得民族解放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充分显示了乌兰夫的革命胆略，高度的原则性和斗争策略上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战略思想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必将永垂青史。
十四 解放苏尼特右旗的两场决战
（一） 陶高图庙位于西苏尼特旗德王府东方100公里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沙漠草原与草甸草原的交界处，是中共锡、察盟根据地通往前方的门户。
1948年1月（阴历12月24日），这里发生了一场激战，枪炮轰鸣，刀刃相接，正蓝旗宝沙岱22岁的扎其布、苏尼特左旗达赖20岁的巴特尔和镶黄旗19岁的雍荣冲锋陷阵，倒下再没有起来·····，三个英雄的母亲养育的好儿子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将鲜血洒到了苏尼特草原。
（二） 陶高图庙是敌人插在我锡盟西部地区的一颗毒钉，从这里经康保、化德有公路直通张家口，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畅通无阻，随时可以得到增援。盘踞在张家口的国民党军为了把陶高图庙作为进攻贝子庙的“跳板”，时时来人“视察”，不断给那顺巴雅尔等人打气、撑腰，还运来大批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使那顺巴雅尔等人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
那顺巴雅尔是西苏尼特旗掌印协理、国民党派驻锡盟党支部的书记长。1947年初，国民党胡宗南部向革命圣地延安发动进攻，并暂时占据了这座空城。一时间国民党反动派气焰嚣张，大吹大擂取得了“胜利”。察北地区一些反动派也蠢蠢欲动，那顺巴雅尔也与西苏尼特旗已被选为民主政府旗长的阿拉腾敖其尔公爷勾结，叛变革命，公开与中共领导的自治运动联合会以及锡察人民为敌。他们采用欺骗、威胁和强迫手段加紧招兵买马，在陶高图庙集中了百十个人的武装。为了给其反动武装建立基地，他们以搞“合作社”的名义，抢掠牧民群众的财物，从张家口运来大批物质囤积与陶高图庙，妄图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夺取我解放区。
同时，刚刚登位的东苏尼特旗世袭“郡王”根敦丕勒和丹津普日来从张家口杀了回来，占据陶高图庙东面的楚鲁图庙挂牌“办公”，他们招兵买马，成立了号称300人的保安队，楚鲁图庙就驻有100多人。敌人的这两个据点，一东一西相距40里，遇事随时可以相互支援。
为配合陶高图庙国民党锡盟政府的成立，也为了对锡察地区的控制。国民党军11兵团的一个步兵团进驻化德，团长姓王，是多次带兵进犯我锡察根据地的刽子手。该团配有多辆卡车，不时派人到锡察根据地进行骚扰、掠夺。国民党军的如意算盘是：进攻，有陶、楚两个伸向锡察根据地的据点；撤退，有化德作为基地。化德至张家口交通方便，他们自认为那里是国民党的天下，如果以陶、楚两地为桥头堡，阻断贝子庙与骑11师的联系，进而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先占领骑11师后方基地恩格尔庙，而后消灭骑11师，就可以进攻贝子庙了。
因此说，陶高图庙已成为我党和政府领导各旗开展革命工作的一大障碍。
（三） 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11师41团在乌勒吉敖喜尔司令员、苏克勤副政委率领下，经明安旗四间房村到达正镶白旗的乌兰察布庙。当晚，骑16师5团在团长葛瓦、政委陈赤虹、参谋长拉希巴拉珠尔率领下也按时到达乌兰察布庙待命。
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拔掉国民党设在锡察地区陶高图庙的最后一个黑据点。
28日上午，乌、苏首长在乌兰察布庙召集参战部队团以上干部开会。乌司令员宣布了作战方案，明确了各团任务，并强调，今晚远距离奔袭是第一关，要克服天冷风大的困难，力争满员，按时到达攻击地带。发起攻击时，41团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猛打猛冲，先打敌首脑，迅速扩大战果，力求全歼。5团扇形埋伏在庙东，要隐蔽好，不要过早暴露。41团打响后5团要截击向东溃逃之敌，不许使之漏网。若明日天亮后41团仍未攻进庙内，5团即抵进攻击，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全歼庙内之敌。 当晚天刚黑，41团、5团即按行军序列开始了100公里长途行军。零下三十多度气温，下着雪，刮着风，部队冒雪顶风向西北方向行进。战士们的衣着单薄，手脚都冻麻木了，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冷。夜深了风越刮越大，由于是迎着风前进，风刮到身上像刀子割一样疼，很多战士的鼻、耳、脸都冻僵了，但大家顾不得疼痛，紧紧跟着前边的同志，马尾、马头间距不到一指，催马前进。不少乘马冻伤、乏垮，幸亏事先准备充分，战士们换了马继续前进。
经过一夜急行军，41团、5团在29日拂晓前，赶到了陶高图庙南10里许的一片沙窝。部队经过短暂休整后即进入各自预定阵地。乌司令员来到5团，当团领导汇报没有非战斗减员时，乌司令员非常高兴。他叮嘱5团自南向庙东南、东北逐步进入伏击阵地，以防过早暴露。
此时，41团已由玛席三副团长带领进入了庙西南、西北的攻击阵地。乌司令员、苏副政委率预备队在庙西一个高地的临时指挥所坐阵指挥。庙内敌人还在酣睡，他们已处在我41团、5团严密包围之中了。
（四） 陶高图庙由多处经房、殿堂和喇嘛生活起居用房组成，大体分为东西两个区域，整个庙区占地面积大，布局交错复杂，有些殿堂楼顶还布有敌人的岗哨和火力点，这些都给41团攻歼任务造成很大困难。
乌司令员对战斗的胜利充满信心，因为部队事先都做了充分准确，战斗方案和计划是他亲自组织制定，他还指示超鲁科长从41团抽调参谋钢苏和、战士布和巴特尔、道尔基随5团行动，他们三人都是陶高图庙附近的人，对庙周围地形和庙内布局十分熟悉，他们随5团行动，既可加强与41团的联络，又可带领5团准确进入伏击阵地。
41团里很多同志是西苏尼特旗的人，还有的战士参军前就是陶高图庙的小喇嘛，对庙周围的地形和庙内布局十分熟悉，这也是有利条件。担任现场指挥的玛席三副团长，作战经验丰富，沉着冷静，有勇有谋，在41团威望高，由他指挥41团完成主攻任务，是没有问题的。5团前身是80团，也是老部队，过去曾多次配合骑11师完成作战任务，与41团熟悉、感情深，这次配合41团执行伏击任务，也是没有问题的。
同样，乌司令员深信43团顶住化德国民党军，5连拖住楚鲁图庙的敌人，都是有把握的。但是，如果张家口的敌人迅速大批增援，对43团的压力就大了。楚鲁图庙的敌人依仗人多，强行反扑，5连的困难也会增大。所以，陶高图庙这一仗必须速战速决，必须全歼，否则化德、张家口国民党军的机械化部队几个小时即可赶到陶高图庙，再加上楚鲁图庙的敌人西援，造成打不下，退不了的局面，那时，真是无颜见锡察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了。
（五） 29日拂晓，乌司令员下令攻击。信号弹的光亮和声响打破了拂晓前的宁静，敌哨兵发现后鸣枪报警。与此同时，师直机炮连发射的迫击炮弹纷纷落到陶高图庙西院，惊醒的敌人不知所措，乱作一团。在火力掩护下，玛席三副团长带领41团从西南、西北突入庙中，机枪射击声、手榴弹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喊杀声联成一片。敌人匆忙还击，各火力点也频频射击。
按照预案，玛席三副团长带领突击队冲向庙西区的葛根仓（原活佛的起居大殿），这里是国民党锡盟政府和西苏旗政府的办公处，也是敌人的指挥部，那顺巴雅尔等头目大都住在这里。突击队进入西区即遭到敌人的疯狂反击，突击队各战斗组迅速占据有利地形进行火力压制。这时，东区的敌人赶来支援，被敖力格尔扎布连长带领随后赶到的战士们截住。玛副团长即刻组织突击队强攻，在一阵机枪扫射和手榴弹炸声后，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一部分交枪投降，一部分退缩到大殿里企图继续顽抗。突击队逐步缩小包围圈将大殿团团围住，并向大殿内的敌人开展政治攻势，由原来和那顺巴雅尔比较熟悉的师政治部干事查干郎头等喊话劝降。那顺巴雅尔看到解放军已顶在窗下、门口，感到大势已去，抵抗毫无意义，终于举着白布条，走出殿门交枪投降。那顺巴雅尔等头目投降，庙西区的敌人土崩瓦解，突击队很快占领了西区。
在攻占葛根仓的战斗中，突击队扎其布班长和雍荣同志不幸牺牲，玛副团长和两名战士受伤。
敌人的首脑机关被打掉，没有了指挥，就更乱了，惊恐的敌人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跑乱撞。庙顶楼上的敌人争相逃命，竟摔死一名，摔伤数名。战士们一边射击一边高喊，那顺巴雅尔投降啦，你们快交枪吧！交枪不杀！政治攻势很起作用，很多敌人举手投降。41团的干部战士们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东区。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已溃不成军，一部分投降求饶，还有一部分逃出庙门向东跑去，进入5团伏击圈，遭到机枪、步枪和手榴弹的猛烈堵击，少数顽抗的敌人不摸5团的虚实，企图强行冲出包围，5团发起冲锋，从庙东南、东北压向敌人。此时，41团的同志也追击而至，与5团夹击顽抗的敌人，敌人招架不住，纷纷举手投降。
这次战斗，击毙击伤敌人13名，俘敌90名，国民党锡盟党部书记长那顺巴雅尔、保安团团长达木丁苏荣以及保安大队长、旗长等十余名反动头目都成了我们的俘虏。此外，我们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马匹和物资，还缴获一辆美式大卡车。战斗中，我41团牺牲3人，受伤4人（含玛副团长）；5团范玉华指导员受伤。41团、5团密切配合，不到半天时间就取得了陶高图庙战斗的胜利。
解放苏尼特右旗的两场决战
解放苏尼特右旗最后一仗 ——乌尔图高勒庙之战， 时间：1949年6月1日
地点：苏尼特右旗乌尔图高勒庙。
乌尔图高勒庙位于旗府所在地赛汗塔拉镇西38公里处，建于1737年，最兴旺时期有六座大殿，200多间房屋，300多名喇嘛。它背依乌尔图高勒的阳坡，浩格来音高勒自西北向东南长流不尽，河的上游绿树成荫，两岸榆树，柳树连成一片，是苏尼特右旗通往宝日敖包，查干敖包，四子王旗的必经之路。
战地形势：1946年3月份，当国民党发动内战后不久，苏尼特右旗保安队排长达拉瓦根登率部分保安队员叛变，随同当选民主政府旗长的阿拉腾敖其尔、协理那顺巴雅尔等，相继投靠国民党，将好端端的革命后方基地变成国民党进攻锡、察两盟的桥头堡。这股叛匪，虽经我骑兵师在毕鲁图庙、达赖朝尔吉庙、楚鲁图庙、陶高图庙、斯日吉格、玛塔拉、五井庙、乌兰额日格、白音敖包、苏吉、额和乌苏等地的多次打击，但由于这股叛匪采取时而集中，时而分散，避战而逃，逃奔周边的苏尼特左旗旗和四子王旗境地，联合那里的叛匪，共同防御我师的进剿，故始终未能全歼。他们连连抓兵扩军，始终保持在130多人，虽然当时四子王旗已经解放，苏尼特左旗叛匪早已歼灭，达拉瓦根登匪部已失去了支援力量，成了“瓮中之鳖”，但仍无投降之意。相反，反动气焰非常嚣张，向我东苏、西苏旗联合支队负责人厚和、特木尔等人投送德王的劝降书，造谣惑众，以求得逞。并同从东北逃窜而来的塔日巴喇嘛、噶瓦拉喜等窜匪勾结在一起，扰乱我新解放的苏尼特左旗和四子王旗北部地区。
任务：1949年3月，中共锡盟西部联合旗工委书记、联合军队政委、苏尼特右旗旗长厚和同志先后派遣高景堂、孟和特木尔、关布等人到达拉瓦根登地方反共武装残匪中进行分裂、瓦解、策反工作，未能成功，高景堂和关布光荣牺牲。歼灭达拉瓦根登反共武装已成为当务之急。
参战部队：1949年5月初，内蒙古骑兵第四师决定兵分三路合击围歼，旨在消灭达拉瓦根登反动武装。一路由师长兼政治委员毕力格巴特尔率师直机关、警通连和43团，5月31日从四子王旗昭弱壕赖出发，路经四子王旗补力台庙直捣乌尔图高勒庙之敌；一路由师参谋长杨桑扎布率41团，经四子王旗白乃庙，向苏尼特右旗都呼木警戒前进，以防匪徒溃退南逃；另一路由西部联合军队政委厚和同志率领他的支队经温都尔庙（德王府），从东往西压缩前进。三路兵马形成合围态势，欲求在乌尔图高勒一带剿灭该匪。
战斗经过：6月1日拂晓，毕师长率部经两昼夜行军到达了乌尔图高勒庙，没有发现敌人。团政治部的义都合西格、卓仁泰、桑杰道尔吉和阿木尔门德，还有两名通讯员，走进庙东头的喇嘛院内的一个蒙古包里，刚把马鞍子拿进来，洗完脸，准备喝茶时，喇嘛主人拿一卷风干肉条和一盆面进来说：“给你们包沙葱饺子吃。”正在这时，负责警戒的战士喊：“北山上的哨兵举旗呢，准备战斗！”紧接着哨兵打了两枪。43团4连和政治部的官兵先后冲上庙北山顶，看见敌人的三个尖兵，向庙的方向走来，听见哨兵开枪后，站在一个山包上停止前进了。后来见我43团4连冲上去时，掉转马头往回逃，我4连紧追不放，至都呼木西南杏树梁附近时，西梁上的敌人开枪抵抗。我43团在行进间发起乘马冲锋，直捣敌指挥部。
据战后从俘虏口中了解到，当时，匪首达拉瓦根登魂飞魄散，连骑马都没抓到，到处求部下把他救出来，可是从他身边急驰而过的不少人都疲于奔命没有理他。后来，还是他的一个亲信把他的马牵来，也顾不上备鞍，骑上无鞍马逃脱。
太阳已出来一丈多高，敌人像惊弓之鸟，顶着阳光，三人一伙，十几人一帮，最多一股40多人，互不相顾，拼命逃跑。我43团尾追不放，追击一伙，俘虏一批。有的匪徒还打回马枪，因此，不得不在追袭过程中，以乘马射击来消灭这些顽敌。4连连长扎木苏，追击一匪徒，刚接近30公尺左右，那个匪徒扭身回击，他的通信员和一名战士跟上来，3人从左、右、后三个方向追上去，用手枪、步枪连续射击，才使那个匪徒人马分离，倒在地上。正在这里，我41团赶到并越过干河槽，从侧翼投入追击战。师直机关收容垮马、弱马的人员随后跟进。
追歼战是在乌尔图高勒庙以东沿乌尔图高勒河两岸向东南延伸数十华里的一片芨芨草滩展开的。敌人分三股逃遁，最先逃的一股约有40余人，离后两股敌人相距约3华里，后两股敌人相距不远，人员离散，稀稀拉拉，三五成群，各自逃命并同我追击部队首尾交织在一起。在长达数十华里的草地上，千余兵马奔腾所扬起的尘浪，裹着战斗的兵马，烟尘迷蒙，悬在半空，好久不能散去，时而连成片，时而变成块，时而又变成长打，经阳光折射犹如出现了“海市蜃楼”。随着敌人的分股逃窜和我们的分散追击，又出现了一朵朵尘浪，向东南方向延伸，好似大海中的波涛巨浪，一浪赶一浪，一波追一波。我追击分队，追击一股，俘虏一批，我师直机关殿后，送来一批就收押一批。到9时左右，已追出30多华里，人马已经疲惫不堪，加之，全师人马远距离奔袭，已经疲困至极，需要休息，于是师首长决定收兵。
为了继续追歼突逃的达拉瓦根登和塔日巴喇嘛残部，师首长决定由41团的玛席三副团长带五、六十人的快马队继续跟踪追击，该团留下的弱马队押着俘虏同师直机关回到乌尔图高勒庙，43团也返回庙里。41团快马队追至毛都庙，不及而返。原来，达拉瓦根登与塔日巴喇嘛合股后，经四子王旗和三公旗北部向阿拉善旗逃窜。
战绩：我师在这次战斗中毙敌20余人，俘虏76人，其中多数人自愿留下参加了解放军。缴获的100多只枪弹装备了部队，缴获的几百匹骑马交给了旗政府。
这是解放苏尼特右旗的最后一次战斗。
（根据相关回忆录整理）
十五、奉献出自己青春和生命的革命烈士
从以往的历史中并非总能说明和确认今天和明天的轨迹，然而它毕竟是世代积累起来的伟大借鉴。而在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一再重复和再现着这样一个真理：“国家的统一，人们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人在它近77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不断实践着这条真理。他的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儿女们曾为此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牺牲在苏尼特右旗的烈士
苏尼特右旗籍
关布，男，蒙古族，西苏旗乌日根塔拉人，乌日根塔拉苏木干部，1947年3月牺牲。
汉希，男，蒙古族，西苏旗都仁乌力吉人，1946年参加骑兵，十六师通讯员，1948年6月在好日高庙牺牲。
苏尼特左旗籍
拉木苏荣，男，1923年出生，蒙古族，东苏旗那仁宝力格人。1947年2月参军，骑四师班长，1949年牺牲于西苏旗陶高图庙，时年26岁。
桑布，男，1927年8月出生，蒙古族，东苏旗白日乌拉人，1945年3月参军，骑四师战士，1947年12月牺牲于西苏旗阿其图乌拉，时年20岁。
巴特尔，男，1928年出生，蒙古族，东苏旗达来人，1948年8月参加锡盟保安队，战士，同年10月牺牲在西苏旗，时年20岁。
镶黄旗籍
道尔吉扎布，男，1921年出生，蒙古族，镶黄旗人，1946年入伍骑兵四师十团五连，班长，1949年在西苏旗浩饶庙牺牲，时年28岁。
永荣，男，1928年出生，蒙古族，镶黄旗人，1946年入伍骑兵十一师，战士，1947年在西苏旗陶高图庙牺牲，时年19岁。
哈拉金，男，1931年出生，蒙古族，镶黄旗人，1947年入伍骑兵四师十团二连，战士，1948年在西苏旗温都尔庙牺牲，时年17岁。
达来，男，1926年出生，蒙古族，镶黄旗人，1946年入伍骑兵十一师十一团四连，战士，1947年在西苏旗温都尔庙牺牲，时年21岁。
道尔吉扎布，男，1922年出生，蒙古族，镶黄旗人，1947年入旗公安队，1948年在西苏旗都日木牺牲，时年26岁。
玛吉格苏仁，男，1915年出生，蒙古族，镶黄旗人，1947年加入察哈尔盟西部联合大队任副排长，1948年2月在西苏旗都日木沙漠中牺牲，时年33岁。
正镶白旗籍
苏达那木道尔吉，男，1910年出生，蒙古族，正镶白旗人，1943年7月加入骑兵四师五联任连长，1947年12月在西苏旗陶高图庙牺牲。
龙本嘎布，男，1923年出生，蒙古族，正镶白旗人，1947年12月在西苏旗陶高图庙牺牲。
苏德那木达日瓦，男，1924年出生，蒙古族，正镶白旗人，1946年入伍，乌盟军分区通讯员，1947年12月在西苏旗陶高图庙牺牲。
正蓝旗籍
占其布，男，1924年出生，蒙古族，正蓝旗宝沙岱人，1946年8月加入骑兵十六师十一团任班长，1947年在西苏旗牺牲。
丹金毛龙，男，1930年4月出生，蒙古族，正蓝旗哈登胡硕人，1946年7月入伍，1957年5月在西苏旗扎拉庙牺牲。
沙格德尔扎布，男，1916年出生，蒙古族，正蓝旗上都高勒人，1946年加入骑兵四师，1947年在西苏旗陶高图庙牺牲。
官布，男，1922年出生，蒙古族，原明安旗第七佐人，1946年参军，骑兵四师战士，1949年4月在西苏旗牺牲。
拉巴朝，男，1924年出生，蒙古族，正蓝旗人，1946年4月参军，骑兵四师战士，1949年4月牺牲在西苏旗。
商都县籍
梁如，男，1923年出生，乌盟商都县卯都人，1946年在西苏旗牺牲，民兵。
曹万荣，男，1921年出生，乌盟商都县卯都人，1946年在西苏旗牺牲，民兵。
达茂旗籍
道尔吉，男，蒙古族，达茂旗人，在西苏旗第五苏木任行政组长兼宣传员，1949年3月10日在西苏旗赛汗乌苏被桑尼布金巴杀害。
高勒图，1948年6月14日在西苏旗阿其图乌拉牺牲。十一师排长
辽宁籍
高景堂，男，蒙古族，光绪22年(1 896年)出生，辽宁省北票县人。1949年3月，被派到达拉瓦根登地方反共武装中进行策反工作，牺牲在德王府前的布敦宝特。
牺牲在外地的苏尼特右旗籍烈士
孙德布，男，蒙古族，西苏旗吉呼郎图人，战士，1947年在察右后旗牺牲。
浩日勒，男，蒙古族，西苏旗布图木吉人，1946年入伍，骑兵四师战士，1947年在正蓝旗哈毕日嘎牺牲。
陶高，男，蒙古族，西苏旗都仁乌力吉人m1942nian入伍，第四支队排长，1947年在商都县韭菜沟牺牲。
桑布，男，蒙古族，1929年生，西苏旗人，1946年3月参军，骑兵第四师战士，1948年8月在宝昌战斗中牺牲。
巴音宝力嘎，男，蒙古族，西苏旗赛汉乌力吉人，1947年参军，战士。1948年在都尔格战斗中牺牲。
胡日勒敖其尔，男，蒙古族，西苏旗脑干诺如人，1946年参军，连长，1949年在化德县牺牲。
占桑布日布，男，蒙古族，1922年生，西苏旗巴彦朱日和人，1949年参军，骑兵四师战士，1951年在新城牺牲。
在那长长的名册上，有普通劳动者的后代，有王公贵族的骨肉，也有未留下碑文姓名的战士。或许，人们在匆匆而去的生活中已渐渐淡忘；或许，历史在厚厚的长卷中仅略略提及；然而，他们的事业和精神却与江河共在，与日月同辉。
《苏尼特右旗往事》编后语
岁月悠悠，历史的车轮已经从容地驶进2010年。百年沧桑，人世间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喜笑怒骂，都随着时空的流转，尘封在幽邃的记忆中。
在一种责任心的催促下，我几尽废寝忘食的功夫，驾车行走千里，征集摄影百幅，复制档案廿卷，记录文字二十万，收集整理了苏尼特相关资料和回忆文章，现已发表在博客上，以后还要编印成册，接着还要陆续发表《苏尼特右旗往事》·（工业篇）、（灾害篇）。当你打开扉页那一刻，我的心情是惴惴不安的，因为这本书所录不足以窥其时、其人、其事之全貌。又兼学识水平有限，虽勉力为之，仍恐难以担当“存史、资政”之重任。但无论怎样，我仍然由衷地感到一丝欣慰，为苏尼特右旗的昨天，更为苏尼特右旗的明天。
本书于6月中旬脱稿后，先打印出评审稿发有关部门和个人征求意见，接着又于7月8日召开专门会议，从选材、结构、写作方法上研讨全书。与会同志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基础上，我又重新加以修改，删除了部分章节，目的是想让更多的人直观地知晓本地历史，以史为鉴。
参考的书籍都已一一列表，提供资料的知情人、当事人，包括德王的儿子、孙子和亲属，很认真、很负责，曾给予热情帮助，当铭在心，在此略表谢意！是这些人倾肠倒肚，把不成文的佚文佚事挖掘出来，口述出来，公之于众，以供史学部门和后人鉴赏，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事。真是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人！
苏尼特王府从兴建到今天已有145年历史，所见所闻者又是一些老者，所叙述之事难免有失当之处。因此，它只供读者参阅。为得是，正史中见不到的东西，往往在文史资料中可以见到。如同一滴水中见到阳光一样，正史与野史是相辅相成的。望研究历史的部门、机构，或者有兴趣探求古文化、古建筑和开发建设苏尼特的同志，案头放上这本书，欣赏玩味，或者成为各阶层、各学科的一部资料书、工具书，以期达到有选择地提炼上升，为我所用，为各自的事业做点贡献。
谨以文史资料研究，辑录的初步成果奉献给广大读者。
最后，向关注和支持《苏尼特右旗往事》·（历史篇）写作的博友们致意。
苏尼特右旗政协 高永厚
2010年元月4日零点30分
笔者(高永厚,在苏尼特右旗政协工作)1954年出生于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温都尔庙（德王府）的一个蒙古族家庭，自幼爱好文学写作，喜欢专研本旗史料。参加工作却一直在经济部门工作，阴差阳错的“组织安排”使我的所爱始终得不到展示。自从调到政协搞文史工作才有了用武之地。在完成了《苏尼特右旗政协志》、《苏尼特右旗文史资料》第4辑、第5辑的编写任务以后，就开始着手创作《苏尼特右旗往事》（历史篇）。
如今，75--85岁活着的、知道内蒙古近代史的人已经很少了，要是不进行及时的传承、 保存、 收藏、 保护、 记录下来，必然会消亡绝迹。好在人们终于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站在宽阔的面上来审视昨天，来评说亡人。
该书本着“举重若轻，举旧若新”的原则，注重史料、知识、趣味、品位的纪实性，以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以笔者查阅档案，翻阅书籍 ，采访当事人、知情人、王公后裔得到的亲历 、亲见 、亲闻资料为依托，以变动中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不溢美， 不褒贬，尽量保持原说，在温暖轻松的聊天氛围中讲述苏尼特右旗乃至内蒙古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精彩瞬间，目的是想“以文会友 、以史传情”，勾起尘封在人们幽邃中的记忆，或者成为研究人员探求德王故里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等社会诸方面历史的资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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