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姜戎：我坚持蒙古族的主要图腾是狼

■几百年来，“天狗”在草原与天空之间，循环往复，帮助蒙古牧民完成生与死的交替轮回；
■我依然坚持，这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小说的一半内容完全是我的真实经历；
■“中国病”就是“羊病”，它需要输入“狼血”以增强国民性格的进取性。

目前，曾和您一起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部分知青再次组织讨论会，认为《狼图腾》中提到狼是蒙古族的图腾的论断，纯粹是作者强加给内蒙古牧民的。内蒙古某些学者也提出：蒙古族根本不存在“狼图腾”，您如何解释？

姜戎：对于“狼”是不是蒙古族的图腾，蒙古学者中也有两种意见。国际上以及蒙古国的许多学者，都认为狼是蒙古人的图腾，并有很多学术著作可以证明。我坚持蒙古族有图腾，主要图腾是狼。“图腾”一词是外来语，是一个英国人类学家从印第安语引进学术界的。它直接的意思是“他的亲族”。“原始人相信每一个氏族都和某种动物或植物有亲属和其它关系，于是，这种动物或植物就成了他们的图腾”。

弗洛伊德所著的《图腾与禁忌》中说到，“许多研究者颇相信，图腾是人类文明发展上不可缺少的通则”、“在图腾部落内的人民常深信他们和图腾动物之间乃是源自相同的祖先”、“部落和个人采用动物的名称——即图腾的动物”。而《蒙古秘史》认为，蒙古人的“祖”是苍狼白鹿的后代。《蒙古秘史》中并没有说苍狼和白鹿是两个人。

此外，波斯大历史学家、蒙古人的宰相拉施特在他的《史集》中谈到，蒙古人以“赤那”（意为狼），也就是以狼为名的人很多，比如成吉思汗的四世祖这一代，出现了一个蒙古王族的直系核心部落“赤那思部落”，该部落两个领袖的名字“坚都一赤那”和“兀鲁克臣一赤那”，前一个意思是“公狼”，后一个意思是“母狼”。可见，从传说中蒙古人是狼的后代、以及蒙古的核心部落和许多人以狼命名这两个图腾的标志性内容来看，“狼”符合“图腾”的基本条件。

另外一个重要的证明就是蒙古人的“天狗”观念：几百年来，草原上的牧民都把狼敬称为“腾格里闹嗨”，也就是“天狗”。至今，草原牧民尤其是老牧民，仍然把狼称为“天狗”。蒙古传统文化中“天狗”的观念，其中包括4个自成体系的、联系紧密的内容。一，“天狗”的身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狗吃月亮”的“天狗”，是天上的狗，是天上的神灵。而蒙古草原文化中的“天狗”，不是狗，而是狼，但同样也是神灵。“天狗”是上天派下来的，所以“天狗”是腾格里（上天）的使者，是蒙古牧民所崇敬的神灵；二，天狗下到草原的第一个使命，是保护草原，减少野兔老鼠旱獭等害兽；三，天狗的第二个使命是，把死去的蒙古牧民的灵魂带上天；四，天狗是完成草原牧民天葬的主要执行者。

可见，“天狗”的观念，是一种比较完整而系统的原始宗教观念。天狗降地，是为了蒙古牧民的“生”。天狗上天，是善待蒙古牧民的死。几百年来，“天狗”在草原与天空之间，循环往复，帮助蒙古牧民完成生与死的交替轮回。因此，几百年来，蒙古牧民对“天狗”的认识，表达出一种原始朴素的宗教理念。它解决了蒙古牧民肉体与灵魂、今世与来世、入世与出世、此岸与彼岸这些本质性的宗教问题。所以，蒙古牧民的“天狗”，就是神灵、就是一种“图腾”、一种真正带有宗教性质的图腾。
另外，我从来没有说过狼是蒙古族单一、惟一的图腾，而说狼是蒙古族的主要图腾。至于那些认为“草原牧民对狼恨之入骨，没有任何牧民把狼当作神来膜拜”的知青，我认为这倒是“与事实出入较大”，是一种对草原文化的无知。

有人提出您的故事有大量造假，比如，在描写风雪夜狼群与军马生死博斗的场景，其实是一场纯粹的天灾，却被您改成了狼的智谋围猎的结果。

姜戎：这个故事是有真实出处的。1971年5月3日，白毛风和狼群将两三群马赶入乌拉盖河和泡子，损失惨重，比我小说里写的还要惨得多。满都宝力格当地的老牧民，以及原额仁高比公社的知青马倌巩嘉铠等人都可以证明。前几天，有几个原北京56中的额仑草原知青和我谈到：这部小说写得非常真实，可惜有些情节写得不是过分而是还不够。可见知青对我小说的反应，也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我依然坚持，这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小说的一半内容是关于掏狼窝养小狼的故事，完全是我的真实经历。小说中的其他故事，大多有真实出处，只是根据文学创作的要求，进行组合和加工。

据说《狼图腾》这本书在1971年就腹稿在胸，直到33年后才“横空出世”，而4年后却遭致一同插队的知青们的质疑与批判，您的“羊性”与“狼性”在此时是如何体现的呢？

姜戎：这本书是用我全部的激情甚至是半条命写成的。一个人的性格，不应该完全是“羊性”，也不能完全是“狼性”。我认为，对困难、对灾难、对敌人，要大力发扬狼性，不屈不挠顽强斗争；对朋友、对人民、对兄弟民族，应该像羊，吃的是草，剪下来的是羊毛。

关于近期某些人对我作品的一些批评，我想借贵报做一次郑重声明：所有与作品无关的问题我一概不做回答。目前我正在创作一部新的作品，没有时间介入这些争论。我期待让时间来证明一切。我欣赏球王贝利的一句名言：“对于那些诽谤者，最好的回击就是，再踢进一个球”。

当时插队时您只是一位21岁的高中生，《狼图腾》一文中，您借陈阵之口发表了大段大段的评论性文字，有人说这是强加给读者的“夹生饭”，作为一名知青，当时会发生那么深的感慨吗？

姜戎：不可否认，作品中的主人公陈阵有我自己的影子在内。1967年我们一行400人离开北京，作为全国第一批插队知青来到内蒙古草原腹地。当时我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学生，深受西方艺术思想的影响，我的思想认识确实比较超前。在文革“破四旧”别人都在烧书的时候，我却带去了两大箱子“封资修”的禁书。其中包括《史记》、《资治通鉴》、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以及当时被称作“大毒草”的《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简爱》等。

由于我的知识储备比较充足，到了草原后又开始收集、研究狼的一些故事，最终形成了自己一个全新的角度和立场，重新认识游牧民族对中华文明的救命性贡献，得出“中国病”就是“羊病”，它需要输入“狼血”以增强国民性格的进取性。在世界历史上，软弱落后必定挨打，至今仍然是不可更改的铁律。

输血论”是作品的核心理念吗？

姜戎：是核心理念之一。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5次统治中原，这期间，草原民族对华夏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在书中早已写明：“所谓输血和混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游牧精神和性格上，对农耕民族的深刻影响，即游牧精神的输入；二是，种族混血杂交，增强民族杂交优势，增加新性格人群的数量。”

《狼图腾》是您的处女作，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书。它没有登入中国主流文学的界面，却在国外的主流媒体引起极大关注，给予了报道和积极的评价；2007年，《狼图腾》英译本书稿成为“曼氏亚洲文学奖”惟一获奖者。可为什么在2008年申报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时候，您却公开申明不参评该奖。您的“低调”想说明什么？

姜戎：我是一个自由的业余作家，我要严格地坚持我的自由立场，才能写出具有自由精神的作品。今年3月，我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原因之一也是想通过媒体表达我这样的想法。

您怎么评价草原与狼的关系？

姜戎：农垦和不尊重草原文化，是草原最大的敌人，草原牧民具有天然原始但符合科学规律的环境意识和平衡手段，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草原狼对于保护草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从不把狼斩尽杀绝。我在《狼图腾》一书中所做的，就是从“实证”和“史论”两个方面，把长期散轶在民间、被岁月淹没的历史遗存信息挖掘出来。
《狼图腾》批判

■姜戎并不知道他的理论的陈旧和过时，他坚信他的“理论能成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该重写了。”

■新的史观以精神上的共时性取代历史性，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文思维来抑制以理性、进步、革命为核心的科学思维 。

错误的“民族性格论”

近来《狼图腾》又引起争论，它刚问世时我就批评过它，当年我认为这部小说的文学性实现得不够充分，我原想对其文学语言的缺陷以及文学意象、叙述魅力的欠缺进行批评，但思考再三，还是认为它承载的主题思想对读者的危害更为严重，还是从思想上进行了批判。

它属于主题先行的小说，主题思想很是鲜明，作者姜戎反复突出一个理论：用民族性格论来解读历史。

姜戎借用主人公陈阵之口，明确宣称：“农耕必定软化农耕民族的性格，而草原游牧必定强化游牧民族的性格，古代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延续必须依靠游牧民族定期或不定期的不断输血。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规律，而这个规律涉及到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即民族性格问题。”

接下来主人公陈阵强调指出：“缺乏进取精神的汉民族，虽然文化比草原民族先进，但是它不得不依靠定期或不定期的输血为生。如果几百年不进行一次大规模狼性血液的输血，它的骨头就变得难以支撑华夏大厦。”

原来姜戎发现的历史规律就是两个字：输血。这也是他的民族性格论的主要内容。姜戎笔下的主人公陈阵在讲到“输血论”时特别自信和骄傲，似乎他发现了中国历史的本质性谜底。他说：“这些年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和立场，可以重新认识华夏的农耕文化和华夏民族的国民性，可以重新认识游牧民族对中华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这样也就可以基本弄清‘中国病’的病根。‘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的范畴。”

其实作者的所谓“民族性格论”(或者叫“输血论”)并不是什么“全新的角度和立场”，它在西方早就成了陈旧得不值一提的理论，西方有些学者在探讨一个社会衰落原因时，认为一个民族的新生文明在它生长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创造力重现的现象是由于它从某一“原始蛮族”的“纯种”当中获得了“新血液”的缘故，而原有的那个文明之所以丧失了创造性的生命力，一定是害了种族贫血病或脓血病的缘故，对这种病只有用注入新鲜血液的办法来治疗。这些学者以意大利的历史为论据，来支撑“输血论”。他们指出在公元前的最后40年，意大利人表现出特别突出的创造能力。接着，在以后的1000多年间，意大利人衰落了。公元后11世纪到16世纪之间的600年间，意大利人又振奋起来，这段历史时期这个民族再生的原因是因为哥特人和伦巴第人入侵了意大利半岛，给意大利注入了新鲜血液。

对于这段历史时期意大利的兴起采取种族论的解释，从历史的表面现象来看，似乎还是有道理的。然而随后意大利的历史又把这一论点驳斥得体无完肤。在17、18世纪意大利又衰落了，在19世纪再次复兴迸发出强有力的生命力，这次复兴前并没有任何蛮族入侵，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输血”发生。60多年前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著作《历史研究》中提及了这件事，对这种“输血论”持否定态度。

姜戎并不知道他的理论的陈旧和过时，他坚信他的“理论能成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该重写了。”他让他的主人公信誓旦旦地说：“如果不‘引狼入史’，不把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狼图腾精神引入史界，中国史则永远是一潭死水。”

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

姜戎不顾史实费力拼凑“种族性格论”，旨在增强民族的竞争力。他认为：“说到底，世界文明的竞争，最根本的还是民族国民性格的竞争。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是建立在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础之上的。华夏民族要超越西方，就必须在改变农耕民族存在和农耕民族性格上痛下功夫。”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经常听到类似的论调，说是竞争才能发展，发展才能进步，不进步就要挨打。表面上看是一种以进步为核心，以建立现代性社会为宗旨的历史观，给人类许诺了一个永远在进化的历史图景。这在上个世纪被称为现代史观，在国内外很有影响。这种历史观是在线性进化论时间观的支配下完成的，总以为过去是落后的，今后是进步的。它将生物学的进化论套用于人类社会，鼓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将人的世界变成动物世界，丧失了人文性和文化耻辱感，严重破坏着人类心灵生态。竞争的结果只能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造成贫富强弱差距。这种状况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已经表现得十分鲜明和真切，面对着不断产生的弱势群体和腐败群体，尚有良知者只能无奈地发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慨叹!甚至有些过来人还对“一穷二白”时代发出怀念的幽思。

当人心失序时，社会还会有序吗？
如何是好？只能有一种新的史观应运而生。

它将对历史运用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担负对现代史观进行批判和反思的责任，以精神上的共时性取代历史性，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文思维来抑制以理性、进步、革命为核心的科学思维。这种史观就是后现代史观，是对文化的一种新的言说，是对以竞争为中心的现代史观的反动。

姜戎的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很容易接受民族性格论、唯皇史观和现代史观，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批判他的作品，是希望增强读者识别错误历史观的能力，从而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