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子 部 落

一．科尔沁部的成长、壮大和迁徙

　　在蒙古人的传说中，是“苍狼”与“白鹿”缔造了蒙古民族。在这些“苍狼”与“白鹿”的后裔里，不仅诞生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出现过“一代神弓”哈撒儿。蒙古四子部落的历史，正可上溯至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射手— 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撒儿(《清史稿》中作“哈萨尔”)，是孛儿只斤氏黄金家族的嫡系。哈布图哈撒儿是父亲也速该的第三个儿子，公元1164年出生，是铁木真的同母兄弟，与铁木真一直感情很好，在他未成年时就协助铁木真用弓箭射杀了他的异母兄长别克台尔(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蒙古秘史》记载，在铁木真针对乃蛮部激烈而残酷的战斗中，哈撒儿统率中军，初次显示了其卓越的军事领导才干。后来，他在为蒙古帝国征战的辉煌一生中以精湛的箭术和无畏的斗志闻名于世，战绩数不胜数，是大蒙古国的缔造者之一。“哈布图哈撒儿”是个从多瑙河到白令海让大地都感到战栗的名字，他的子孙中载于史册者就不下数百人。

公元1206 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后，给予哈撒儿额尔古纳河和海剌尔河附近的封地。哈撒儿家族传至七世，长子阿鲁克特穆尔，于公元1426年登上蒙古大汗之位，即阿岱汗。他将哈撒儿家族的势力扩展到兴安岭以南的兀良哈三卫地。阿鲁克特穆尔即为日后的内扎萨克八部之祖。此八部为：科尔沁、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扎赉特、阿鲁科尔沁、四子部落、茂明安、乌拉特。次子乌鲁克特穆尔与兄长因为属民问题发生纠纷，率部分属民西迁，成为风格迥异的卫拉特蒙古之组成部分——和硕特部，在西蒙古游牧。公元1438年，即中原明朝的正统年间，阿鲁克特穆尔和其属臣阿苏特部首领阿鲁台一起，发动了针对卫拉特蒙古的战争，当时卫拉特蒙古与明朝正进行短暂而貌合神离的合作。但此役并未获胜，阿鲁台和阿鲁克特穆尔反而被杀。战争之后，孛儿只斤氏在北元的地位大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卫拉特蒙古。明朝中期，科尔沁部在北元政权内部战争中也取得过一些对其他部落的胜利，但并未继续明显扩大其领地。到了北元大汗达延车臣汗时期，科尔沁部落与忠于达延汗的其他部落和平共存，科尔沁蒙古的人口数有了较大增长，曾达二十万人之众。达延汗于公元1517年逝世之后，漠北发生了兀良哈部的叛乱，公元1524年波及到漠南地区。至1547年，北元达赉孙汗统领察哈尔部东迁，科尔沁王孛鲁乃齐王的次子图美尼雅哈奇的长子奎猛克塔斯哈喇为了辅佐正统大汗达赉孙，带领所属一系迁徙到漠南东部嫩江流域，称嫩科尔沁，以区别于原科尔沁部。

　　二．四子部落的迁徙

哈撒儿家族传至十三世为图美尼雅哈奇，图美尼雅哈奇的次子巴衮诺颜，留牧于呼伦贝尔地方。巴衮诺颜的长子昆都伦岱青，其部称阿鲁科尔沁，以与嫩科尔沁区分；巴衮诺颜的三子诺延泰(哈撒儿第十五代孙)，诺延泰生有四子，顺长幼依次为僧格(号称“贤锋”)、索诺木(号称“达尔罕台吉”)、鄂木布(号称“正台吉”)、伊尔扎木(号称“贤台吉”)，四子分牧其地，统称四子部落。其时已是明朝万历年间，北元政权在林丹汗手中。阿鲁科尔沁与四子部落，以及乌拉特、茂明安、翁牛特等部落统称阿鲁蒙古，属林丹汗(执政时间1604-1634年)管辖。林丹汗虽是孛儿只斤氏黄金家族的嫡裔，却生不逢时，空怀一腔光复祖先荣誉的雄心。当通古斯种的满洲人崛起于东方后，漠南蒙古人的自信力便被满洲八旗征服。后金天聪四年十一月，阿鲁科尔沁部迫于形势压力，在昆都伦岱青的儿子、新的部长——达赉的带领下脱离林丹汗，不得已归附了后金皇太极政权。四子部落也于此时在伊尔扎木带领下和阿鲁科尔沁部一起归附后金。嫩科尔沁部已先于诸部在几次战争后归附了后金政权，而且是最先归附后金政权的漠南蒙古部落。这也是蒙古大汗第一次失去哈撒儿后裔的支持。从此，嫩科尔沁部、阿鲁科尔沁部、四子部等以忠诚的纽带、封建的效忠誓言与爱新觉罗家族的荣誉和血统(顺治皇帝福临的母亲博尔济吉特氏即是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女儿；顺治帝可怜的第一个皇后博尔济锦氏也出自科尔沁部，是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咸丰年间勇冠蒙旗的僧格林沁即是科尔沁亲王；等等)联系在一起，有清一季，倍受恩宠，直至清朝灭亡。满洲人的这种广泛的和亲政策在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是绝无仅有的，也奠定了形式上的“满蒙一家”的基础。天聪四年，四子部落以伊尔扎木为代表，给皇太极献上了骆驼、骏马、貂皮等，受到了皇太极的赏识。此时“九白之贡”尚未成定制。

天聪五年，后金政权与明朝军队的战争在辽东如火如荼地展开，僧格随后金军在对付明军的大凌河之役中击败明军锦州的援兵，并抓获了一百多名俘虏，僧格以战功受到皇太极的赏赐。天聪六年，僧格随皇太极军出征漠南蒙古，攻打林丹汗，战争断断续续，直到天聪九年。在此期间，索诺木、鄂木布、伊尔扎木等多次向皇太极进献驼马等物，亦受到很多赏赐，四子部落与后金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种进献与赏赐的关系颇似“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对于皇太极来说，政权的稳固是最重要的，那些“贡物”只是象征意义的，“中央政权”的赏赐要数十倍于他们的进献。相对科尔沁部而言，四子部落实力较逊，因之爵位亦较之为低，鄂木布等当时的爵位是贝勒。随着林丹汗政权管辖区域的萎缩，东蒙古诸部落开始向西移动他们的牧场，四子部落于是从兴安岭向西行到了阴山北的锡拉木伦(河)流域，以防守阴山各口。至此，科尔沁系列蒙古人领地的扩展与部落的迁徙活动宣告终结。

三．四子部落游牧地之朝代嬗变

　　四子部落从远祖哈撒儿的封地迁徙到了阴山北，并将此地作为部落的游牧地。此游牧地历代嬗变如下：战国至秦、汉时，今天的四子王旗地域属匈奴的领地。西汉时，匈奴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境内建立了政府机关—中部单于庭。北魏前夕，拓跋氏鲜卑在盛乐（今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土城）设立北都，建立代政权，续据匈奴故地，四子王旗地域又为鲜卑所有。北魏帝国建立后，为了抵御北方新崛起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柔然汗国的南侵，沿边建立了一些军镇，其中的六个最为重要，称为六镇，其中之一的武川镇位于今内蒙古武川县(四子部落的游牧地曾包括武川北部)、抚冥镇位于今四子王旗境内。这六镇在北魏建都平城 (今山西大同)时，驻扎着全国最精锐的部队，士强马壮。据考证，花木兰从军就在北魏时期的四子王旗境南一带。但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六镇逐渐沦为荒凉的边陲，数百年间再无当权者问津(近代的考古工作者在乌兰花土城子古城中，曾发现北魏时期的青砖及绳纹砖、板瓦、兽面纹瓦当等，与中原同时期的形制基本相似。另在乌兰不浪的古城遗址，也发现板瓦和筒瓦，尤以瓦当最多，且风格与云冈山顶出土的同类文物十分相似，据考证，这里即是北魏时期武川镇古城旧址)。隋唐时，突厥又在今和林格尔境内建大利城对周边地区进行管辖。以后的辽、金(金代的净州治所在今四子王旗城卜子村，砂井治所在今四子王旗红格尔)、元、北元、清历代，这里是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汪古部游牧部落(景教教徒)、女真、鞑靼、瓦刺(卫拉特蒙古)、蒙古四子部落相继生息之地。金代为防御北方各部所修建的长城曾东西横贯四子王旗境，但今日陈迹已少见。历史上四子王旗拥有“草过于马背，择水而栖，择沃而耕，水草肥美”的优良牧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当时四子王旗草原风光的真实写照。

四．四子部与后金及清朝

天聪六年（公元1633 年），四子部落、乌拉特部、茂明安部落、喀尔喀右翼部落（即后来的达尔罕旗）等部落首次会盟于四子部落境内乌兰察布地方，故有乌兰察布盟之称，该名称延续至今。天聪八年，后金创建“蒙古衙门”，总管内扎萨克蒙古事务，后又于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后对漠北蒙古和清朝境内的卫拉特蒙古也逐步行使了管辖权。此制终清未改，延至民国元年。

天聪八年，鄂木布奉旨任四子部落扎萨克，即正式享有后金爵位。是年，后金政权派大臣赴硕翁科尔为四子部落确定都木达都腾格里克、鄂多尔台为游牧的边界。林丹汗先期在与后金的战争中失利后，率部十万余众移奔青海，于天聪九年夏天在大草滩(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一病身亡。伊尔扎木协助后金军收降了林丹汗的儿子孔果尔额哲及其部众，未料到额哲给皇太极献上一颗无价的宝物—元朝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伊尔扎木在战争中立下大功，又得到皇太极的赏赐。得到玉玺后，皇太极非常高兴，于名于实都得到了满足。现在的状况是满洲、蒙古已尽在麾下，后金的强大对手就只剩下长城以南的明王朝。塞北听不到了战争的鼙鼓声，皇太极便着手改革已归顺的蒙古各部。天聪九年，皇太极将原属于满洲八旗之外的原有蒙古牛录再加上新来的内外喀喇沁蒙古合编成八旗蒙古，为规范蒙古各部的军事制度之始。环视关外，已无敢侧目者，皇太极看到了扫平寰宇的曙光，遂于次年易国号为大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即是清室初肇。四子部落其中功不可没，自然恩宠有加。清室起码在形式上并不亏待蒙古各部，不比当年的朱元璋，狡兔还没死尽，走狗就给烹绝了。

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政府对已经归附的朝鲜下诏书，四子部落的伊尔逊德陪同清廷官员前往平壤，在路途中遇到明军驻守皮岛的精锐部队，结果伊尔逊德毫不畏惧，并击杀二人，顺利完成使命，以其勇武得到清政府的赏赐，也为高贵的四子部落增添了荣誉。就在该年，清政权授予鄂木布“达尔罕勇士”的称号，谕其统领四子部落，并设“四子部落委员”，以应日常行政事务。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伊尔扎木率四子部落蒙军随睿亲王多尔衮和克勤郡王岳托的清军进攻山东济南的明军，破济南。科尔沁等部落和察哈尔各旗均受清军指挥参与了战斗。此役共下五十余城，明人称为“戊寅虏变”。这一期间，满、蒙军的矛头所指，主要是明朝北方的军队。当时的蒙古部落大多数并未仿行满洲八旗的军事制度，在军事指挥方面相对独立，部落内部的管理基本自主(蒙古部落的军政合一体制，依旧是成吉思汗时代确定下来的，自上而下依次为：扎格兰(盟)、爱马克(部)、库西昆(旗)、苏木(骑兵中队))。而清廷虽然希望满蒙军队都依旗制，但当时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明朝，无暇对蒙军实行彻底的军事改革。崇德六年，在辽东松山的战役中，四子部落的蒙古将士英勇奋战，立下赫赫战功，受到清廷的多次赏赐。顺治元年，四子部落的蒙军随清军入山海关，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作战。李自成的部队虽然在人数上占优，但士气已大不如前，再加上从没有与满蒙军作战的经验，一触之后如惊弓之鸟，在狂飙般呼啸而来的满蒙骑兵面前基本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溃退千里而至山西。这样，四子部落又为清军入关立下功勋。顺治六年，四子部落出兵随睿亲王多尔衮南下征讨残余明军。此时，中国的多民族大一统状况基本稳定下来，军事上的宁静之后，伴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变革。

康熙十三年，陕西王辅臣叛乱，次年，四子部落蒙军由宁夏进剿叛军；之后，在太原、大同一带设防。康熙十五年，吴三桂叛乱，四子部落蒙军南下河南省一带助剿。康熙十七年，卫拉特蒙古一部东窜，掠夺乌拉特部，四子部落受命前往布防，对卫拉特蒙古严加防范。康熙二十一年，四子部落部分部众又陷入粮米上的困顿，中央政府谕示大同、宣府赈济四子部落，并谕察哈尔蒙古在牧业上支援四子部落。康熙二十九年，漠西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对清政府公开进行言语和军事上的挑衅，除卫拉特蒙古的部分部落外，蒙古各部大都反对噶尔丹的主张，尤其是与清室一向互为唇齿的“科尔沁系列”。四子部落亦于是年挑选精锐士兵赴图拉河侦察准部动向。当时正好噶尔丹千里追袭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于是四子部落蒙军在归化城协防，不久战事缓和而撤返牧地。康熙三十五年，清军与噶尔丹在昭莫多(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决战，双方都投入精锐兵力数万。四子部落蒙军在大将军费扬古麾下也参加了该次战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清军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噶尔丹从此一蹶不振。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败亡，战争平息，四子部落蒙军获得清廷嘉奖。

宇内硝烟依旧未能散尽，雍正九年，准噶尔部首领不甘心“平淡”，非要在西域打出一个强大而完全独立的准噶尔汗国，并不断袭扰清国边境，这显然并非适时之举，草原帝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的新首领噶尔丹策凌是个彻底的冒险主义者，可惜的是，他除了自己之外，还将整个部族(约六十万人口，是当时全蒙古最大的部族)绑在了战马之上。是年，四子部落应清室之召，又出兵与清军一同作战。清军与准部的战争历经多次，断续绵延到乾隆年间。战争胜利后，倔强的准噶尔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广袤的天山南北，被杀得见不到一顶蒙古包 (清军行军中只要见到准噶尔毡帐，便纵马而至，以快刀断其“哈纳”—编织蒙古包围圈的柳条，蒙古包随之坍陷，再戮其间蠕动者，其状言之不忍；准噶尔人即使警于马蹄声而立于蒙古包外，但以一家老幼面对精锐八旗，唯引颈受戮而已)。蒙古其他各部与准噶尔部作战时，丝毫不会因同语同族而手软。一则准部在蒙古诸部中最为强大，其他各部多惧且恨之；二则在蒙古人的心目中，更多的是部族概念，故令满洲人有隙可乘，分而治之。历史上“兄弟阋于墙”，作“煮豆”之急的恨事屡见不鲜。

四子部落西迁后，开始大规模兴建喇嘛庙，一时间召庙林立，至清末，已有二十四座雄伟的召庙，鼎盛时期有喇嘛三千多名。由此推测蒙古族男女人口当在一万二千以上，在蒙古各部中算是较大的部落。四子部落游牧地包括瀚海通往阴山南麓的军事要冲——白道岭（今蜈蚣坝），所以满洲的领导人非常重视四子部落的地位。

　 五．四子王旗

　 顺治六年四月，顺治帝考虑到东蒙各部“效力有年，功绩卓著”，遂言“朕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名于不朽”，随之朝廷给予鄂木布扎萨克“多罗达尔汗卓哩克图郡王”世袭称号 (多罗郡王乃是仅次于和硕亲王的爵位，居清季十四等爵位之二；“多罗”系满语“执政”之意)，四子部落以其开国之勋成为内扎萨克二十四部(所谓内蒙古之始也)之一，从此，四子部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顺治年间，除早已实行八旗制蒙古八旗外，蒙古各部落纷纷进行旗制改革，内扎萨克二十四部一共设立四十九旗。四子部落牧地虽广，但人口不丰，只设一旗。顺治八年，正式设立四子王旗，属外藩蒙古。旗设一扎萨克(满洲八旗每旗设一“固山额真”，级别正一品。蒙古旗的扎萨克是“旗主”之意，级别和爵位并不统一)，以郡王任职，下设协理旗务二人，再下设参领数人，每一参领下设六佐领，四子王旗扎萨克下共设二十佐领 (佐领是正四品军职，是旗内的基层军官)；扎萨克驻乌兰额尔济坡(而非现在的旗政府所在地乌兰花，当时的乌兰花默默无闻)。单从管辖人口与官员级别的角度而言，满蒙与汉地差异太过悬殊。蒙古一旗，军士至多千余，人口不到一万，而旗主可至正一品；内地譬如湖广，辖两省，人口过千万，带甲之士(包括绿营、土兵等)多至十万，而总督级别从一品，反而低于旗主。个中缘由《清史稿》中《八旗》一卷说的明白，满蒙八旗是立国之基，是军队的精锐、国家的支柱，其隐含的意思就是说汉、回等地不过如羊之皮毛，故慈禧太后可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百万国土，轻易沦于敌手，眼都不眨一下。清廷每有蒙古一地，即广设台站，早期主要用于屯兵驻防，后兼有兵站、交通站、邮递站的性质。

　　鄂木布于顺治十年逝世，在王位十九年。鄂木布长子巴贝于该年继袭王位，后于康熙二年逝世，在位十一年。鄂木布是位文武双全的王爷，他号召旗民“崇文习武”，发扬蒙古民族的灿烂文化和教育传统，使四子部落成为一个英勇善战、精明强悍的部族。巴贝长子沙嘎达尔于康熙三年继任王位，康熙十六年逝世，在位十四年。沙嘎达尔长子丹巴彭苏于康熙十七年继任王位，康熙三十一年逝世，在位十五年。丹巴彭苏长子桑吉扎布于康熙三十一年继任王位，康熙四十九年逝世，在位十九年。桑吉扎布长子阿尔巴登道尔吉于康熙四十九年继任王位，乾隆三十六年因患重病辞去王位，在位六十二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王爷。乾隆四年，建成绥远城及绥远城将军衙署，设正一品绥远城将军一名，直接管辖绥远、归化、山西右玉等地，并对周边很多行政区域具有节制权力，四子王旗亦在其节制范围之内。阿尔巴登道尔吉二子齐林旺吉拉于乾隆三十六年继任王位，但于当年逝世，在位不足一年。阿尔巴登道尔吉三子若希阳丕勒于乾隆三十六年继任王位，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逝世，在位十四年。若希阳丕勒长子彭楚克双日布于乾隆四十九年继任王位，道光五年逝世，在位三十五年。彭楚克双日布长子伊什楚克鲁布于道光五年继任王位，道光六年以僭妄削爵，在位二年。伊什楚克鲁布的弟弟伊喜车登于道光七年(公元1821年)继任王位，道光九年，因为蒙古各盟设立盟长一职，伊喜车登被任命为乌兰察布盟副盟长，后于道光十七年晋升为盟长。同治二年(公元1864年)，伊喜车登逝世，在位三十八年。伊喜车登二子那木海道尔吉于同治三年续任王位，同治四年被任命为副盟长，同治七年当朝授予三眼大花翎，同治十二年被任命为乌兰察布盟军帅，光绪四年晋升为盟长，光绪十年逝世，在位二十一年。那木海道尔吉长子拉旺那尔布于光绪十一年继任王位，光绪十二年任副盟长，光绪二十年晋升盟长，光绪二十二年被任命为乌兰察布盟军帅，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逝世，在位四十四年。拉旺那尔布长子班第贡扎布于民国十八年继任郡王，民国二十六年逝世，在位凡九年。苏达那木朝格吉是班第贡扎布的四弟吉格米德三宝的长子，于民国二十七年继任班第贡扎布的郡王位，民国三十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部队解放四子王旗，废除王公制度，苏达那木朝格吉被解除王位，在位十二年，遂为末代王爷。四子王旗的王爷世袭制，从鄂木布到苏达那木朝格吉，共经历十四代十五人，历时三百一十五年。末代王爷苏达那木朝格吉被解除王位后作为一名普通公民生活到1957年病故。　

六．清后期与民国期间的四子王旗

经嘉庆、道光、咸丰之后，大清帝国走到了同治年间，竟然一反立国之初中天之势，开始现出千疮百孔之像。同治年间，白彦虎、马占鳌等伊斯兰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回民军在西北同清军作步步为营惨烈的阵地战，捻军骑兵在中原一带展开飘忽不定的运动战，清廷为防止回民军东进，进而与捻军在军事上协同对抗清军，遂命察哈尔副都统(察哈尔的军政副长官，官阶正二品)杜噶尔在四子部落领地驻军，并向四子部落征调大批驼马。南方的太平天国是清朝的心腹大患，国库几为之空，清廷遂鼓动蒙古王爷们向中央“主动”捐献银两，四子王旗扎萨克自然不能例外。同治十一年，肃州回民军东进至乌拉特旗，杜噶尔遣兵堵防，军需重担落在了邻近的四子部落与喀尔喀右翼部落身上，但其时蒙古各部苦于差役繁重，对于频繁的政府征调已不感兴趣，经济发展也由于多种原因停滞多年，不敷调遣。所以各部虽然口头上应允，实质的行动往往敷衍其事。清廷频繁用兵西北，多需蒙古各部落出人出马，残酷的战争和与近代社会发展不相称的原始牧业经济使各部落民生凋零，有的部落已经面临人口锐减的地步。同时，内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使牧业经济相形见绌，这时，内地汉籍农民往往迁居长城外寻找农业发展的机会，这种农业经济模式的“入侵”不仅改变了蒙古部落的牧场，而且对他们质朴的思想也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在军事上，蒙旗军制在早期与明军作战及雍正、乾隆年间征讨准、回部中，均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咸、同之后，却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状况，渐同虚设。自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与捻军作战中殒命疆场后，蒙旗威仪，便一去不返，在大清帝国军事舞台上渐渐接任主角的是模仿西洋军队的新式练军。这种状况对于蒙古各部来说很残酷，却的确是事实，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蒙古各部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在发生着严重的危机。

　　从道光年间开始，内地农民往往只要支付并不多的银两就可以在蒙古人的牧地耕种。据一位西方传教士的回忆录，他说蒙古人总是很朴实，对于银两多少的概念并不十分明确，而内地迁往口外的农民迫于生计，必然是锱珠必争，这种“世故”程度上的差别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各项交易中蒙古人总是吃亏。而且，因为当时的某种原因，农民租种蒙古部落的牧地后往往逃避官府的税收，而只向蒙古牧主缴纳很少的租金。这种情形在官府的文件里称作“私垦”，是必须严厉禁止的违法行为。四子部落牧地在归化城北，离农业区域并不远，也处于私垦蔓延的境地。光绪十年，在四子部落境内农业区域设陶林厅，以管理移垦事务，行政上并不对蒙旗负责。是为绥远境旗厅并存、蒙汉分治之始。光绪十一年，察哈尔都统(察哈尔最高军政长官，官阶从一品)绍祺在前往调解土默特部落与达拉特部落牧界争端的途中经过四子王旗，发现了私垦现象，再加上四子部落多年来对于支差采取消极态度，便上奏北京，对四子部落不积极支差和私垦泛滥提出了批评意见。但蒙古各扎萨克在实际的行政管理上归理藩院直辖，地方政府不能实施或不能直接而完全地实施行政管辖权，故纵使有不满意见，也只能通过理藩院再作理论。这次上奏后的处理结果与这位都统大人的期望一样，四子部落受到了中央政府缓和的批评。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义和团与天主教的争端在华北纷起，“仇教”活动展开。设在四子王旗铁圪旦沟、乌尔图沟的教堂于该年八月也受到当地蒙、汉民众(实以清军为主)的猛烈攻击，教堂被完全烧毁，打死荷兰籍教士三名、当地教民一千余人。朝廷对于藩属的“过错”，向来都是“地方惹祸，中央掏钱”，结果是朝廷赔偿给受损失的教堂十一万两白银。据西方的记载，当时的内蒙各旗几乎遍设教堂，而且信徒甚众。牧师中法国人、瑞典人、意大利人等等都有，在为当地带去基督教的同时，也带去了医药和其他一些先进的技术；当然，也有另一部分牧师在干着一些与宗教精神相违背的可耻的勾当。义和团从简单的逻辑和口号出发，扩大了打击面，所引起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导致当地法制的无序，这必然遭官府所不容。当时的四子王旗境内的汉族居民(大部分是来自山西的农民)已成相当势力，发生过激行为时由于蒙旗政府力量有限，后果必然难测。中央在支付巨额赔款后(在内蒙古仅口外七厅和西部各盟旗被迫向天主教堂的赔款就达一百三十五万两白银)，所做的第一件事恐怕就是将蒙旗官员严厉斥责。

　　又过了三年，到了光绪二十九年，回民起义军所引起的大清帝国西北区域的动荡被来自南方的地方武装—— 团练彻底平息之后(在这些“新式”的战役中，蒙旗已经不能做得更多，而且此时各部落的人口增长速度基本为零，旗军战斗力反而下降)，清廷在四子部落南境设武川直隶厅同知(正五品地方官)，府治设于乌兰花，也就是现在的四子王旗旗政府所在地，但常设机构暂寄归化城。武川直隶厅归山西管辖，辖区包括原四子部落、茂明安、喀尔喀右翼的部分蒙汉居民。回民军引发的动荡导致大清帝国的军事制度开始向更加实用化、西洋化的方向迈进，虽然做得还远远不够。山西大同镇成立了采用现代军事制度的新军，就在武川境内驻防。短短数十年以来这块土地上产生的这些不再属于中世纪的事物对思想依旧停留在成吉思汗时代的四子王旗的贵族们产生了深刻的触动，但他们的作为却总是相对迟于时代的变迁。

光绪二十七年以后，内蒙古和大清国其他地区一样开始推行“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有：开放边禁，大举移民垦殖；开办银行、邮政、厂矿、铁路；加强警政、司法；广置厅县，改设行省；创办新式学堂与文化设施等。此外还允许官方或私人与外商合资兴办工矿企业等。内阁中书锺镛于光绪三十二年提奏蒙古事宜十四条：“移建理藩院，变通理藩院官制，行殖民策，移八旗兵饱于蒙古，复围猎之制，借债筑路，设银行，铸造银铜元，兴矿产之利，屯垦之利，畜牧之利，森林之利，榷盐之利”等。但实际上的一个目的是政府可以借此搜刮资金，偿付对外赔款，故借口“移民实边”、开放“蒙荒”、加强边备等等。政府在内蒙古东、西广大地区设立垦务机构，大量丈放、掠卖牧场和已耕土地。在丈放过程中，蒙古王公乘机捞取厚利，清朝官吏贪污中饱，蒙、汉地主包揽大片土地转手渔利，严重影响了当地蒙、汉各族人民的生计，破坏了农业生产。作为“新政”的一个具体措施，管辖范围包括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绥远城将军贻榖在其辖区内大力督办农垦事务。较之其他地域，四子王旗境内毕竟水草还算丰茂，贻榖便在请示北京后，着手在四子部落的部分牧区实施大面积垦种。这样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大批来自内地的擅长耕种的汉人向草原移民，蒙古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反而逐渐成了人口数量上的“少数民族”。还有一个他们当时想不到的后果，就是不合适的垦殖使原生草原大面积的退化，直至沙漠化。可惜的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内蒙草原的沙漠化才开始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如梦初醒式的注意，但已经为时太晚。内蒙草原的表层土很薄，平均不过二米，一旦农业耕作破坏了表层土的完整，底层的黄沙便如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一样肆虐开来。昔日处处美丽的内蒙草原，终于在人们双手的不懈努力下，演变成今天的黄沙漫漫。四子王旗的上层贵族对于垦务的态度是消极的，拉旺那尔布王爷曾领导了光绪二十八年的反垦斗争，组织乌盟诸王爷联衔发表“反垦呈文”，对于维护民族利益，垦田废牧的弊端有着相当的远见卓识。伊盟抗垦遭到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后，乌盟迫不得已，也于光绪三十二年勉强报垦。至此，广袤的乌盟大地“辟地千里，垦务大兴”，而致后世遗患无穷。

　　拉旺那尔布王爷在历代王爷中是比较开明的一位，他不循旧礼，体恤民情，礼贤下士，熟读蒙文，通晓满汉语，并擅长木工技艺。据述，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时，曾在北京接见过拉旺那尔布王爷，见王爷身材伟岸，目光炯炯，极度豪爽，谈吐不凡，当即再赐一郡王爵位。这就是民间“双郡王”的传说。拉旺那尔布王爷在执政期间还开办学堂，对四子王旗的教育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光绪三十一年，四子部落经济上日渐凋零，债务缠身，便以忽济尔图向地方政府抵债，由官方放垦。光绪三十二年，又献出察罕依噜格勒图，以解经济上的困顿。其时的行政体制也发生了变化，四子王旗不再直接与理藩院沟通，而须先经过绥远城将军，这自然有利于简洁中央的管理，但对于蒙旗旗主而言，形式上的地位无疑是降低了。这一切都象马蹄下渐渐退化的草原一样让这些尊贵的哈撒儿的子孙们倍感沮丧。

　　宣统元年，归绥道成立巡警总局，先后编练巡警兵马步八旗。武川巡防营步一旗作为“外八旗后路巡防队”的一部分，其一部驻乌兰花，统领兼管带吴鸿昌。辛亥革命起，归绥义军攻至，吴鸿昌遵绥远将军堃岫命令退守归绥，乌兰花遂放弃。民国元年共和告成后，乌兰花易帜，吴鸿昌任后路巡防队统领，后调离。

　　宣统三年十二月，外蒙宣布“独立”，乌兰察布盟七旗中有六旗表示响应或者支持，并在文件上做出响应。四子王旗拉旺那尔布郡王亦对此表示形式上的拥护。而实质上，此时的内蒙诸旗民生窘迫，自顾不暇，在政见上多作“骑墙”之举，不可能得罪任何一方。

　　民国元年，四子王旗境南的武川厅改为武川县，县府于民国四年由九龙湾迁至大青山北麓军事重镇—— 可可以力更镇。民国元年八月，北洋政府颁布《蒙古待遇条例》，对蒙古王公采取羁縻政策，确定蒙古各部在民国地位；并改清朝理藩院为蒙藏事务处，后于民国三年改为蒙藏院，直属国务院管辖。后来国民政府于民国十七年控制京津后，改蒙藏院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归行政院管辖，阎锡山任首任委员长。部分蒙古王爷担任了蒙藏委员会委员。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建立绥远特别区，所辖有归绥(民国元年以绥远城粮饷同知厅并入前归化厅，始称归绥县)、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五原、东胜等八县，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及土默特旗。乌兰花镇时为武川县第一区公所所在地。北洋军阀继续以所谓“移民殖屯”和派兵屯垦的方式，侵食蒙古人民的土地。国民党政府控制华北后，改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区为省，地方政府和驻军继续霸占土地，侵夺牧场。这个时期，蒙古王爷们的视野开阔了，渐渐开始向往城市生活，习于奢侈浪费，也乐意以“放荒招垦”方式，加重赋役，扩大收入来源。而下层蒙古牧民的生存状况，却每况愈下起来。

　　民国七年，商营大成汽车公司的张家口至库伦汽车运输路线开通，通过四子王旗境内的“滂北”(后划归苏尼特右旗)。民国十七年，绥远至百灵庙公路开通，后民国廿三年，克利车行试探行绥远至库伦路线，皆经过四子王旗。四子王旗在内蒙诸旗中是通行汽车运输较早的。扎萨克王班第贡扎布于抗战前购得汽车一辆，运行于四子王旗草原，主要自用，有时也用于王爷府——乌兰花——归绥等地的不定期运输。班第贡扎布经常在汽车上欣赏草原景色，家人远行拜佛、赴那达慕大会等也可使用汽车。他是个浪漫的王爷。

　　民国十三年，孔祥熙在察哈尔地区设立“五大农垦公司”，迁来大量内地农民开垦牧地，影响到察哈尔蒙古的生计，致部分察哈尔蒙古牧民北迁。遂有一部察哈尔蒙古人迁居四子王旗。

　　民国期间，四子王旗的寺庙教育（庙学）得到了很大发展，使蒙古族文盲率大幅降低。至解放时，蒙古族文盲人口约占蒙古族总人口数的50%，相应旗内汉族农区文盲比例却达95%。在庙学之外，还设有家塾、浩特塾（村塾）、公学，并延请很多博学多才的老师任教，为蒙古族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从学堂毕业的学生成了建设家乡的主力军。

　　1929 年11月12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西北考察时路经四子王旗，遂前往拜访班第贡扎布郡王，并互赠礼物。郡王赠赫定一块跪毯，赫定回赠一个闹钟。班第贡扎布郡王给斯文·赫定留下了很和善的印象。据赫定博士后来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的记载，其时四子部一带梅毒十分猖獗，致蒙古人口锐减，并时有匪患；四子王爷的家兵共约300人；四子王旗的图萨克奇(即协理台吉)达瓦公非常富有，而且有权势，也在他的蒙古包中友好地接待了赫定博士。赫定博士提出购买达瓦公的整个家庙，但遭到达瓦公有礼貌的拒绝。

　　1934 年，苏尼特右旗的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在百灵庙建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其目的是与绥、察省方对抗。国民政府为在西蒙地区减少德王影响，于1936年1月批准成立“绥远省境内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简称“绥境蒙政会”，伊克昭盟沙克都尔扎布王爷任委员长，班第贡扎布任副委员长，但实际权力均在民国政府手中。是年，百灵庙蒙政会迅速瓦解，德王的政治眼光放到了锡、察一带。

　　1936年春，日本关东军侵占察哈尔省北部六县后为吞并绥远，策动德穆楚克栋鲁普于2月、5月在嘉卜寺(今化德)先后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和伪蒙古军政府，并指使汉奸王英成立“大汉义军总司令部”，编组伪军，储备物资。

　　1936 年12月3日，伪军副司令雷中田率约2000人，由锡拉木伦庙乘汽车至百灵庙外围，发动数次进攻，均遭守军两个步兵团抗击和反击，被歼过半，雷被击毙，残部回窜。同日，王英率骑兵约3000人，由土木尔台(今察哈尔右翼后旗)方向进至乌兰花和武川东北地区，钳制傅作义部增援百灵庙，遭骑2师和一个步兵团的阻击与迎击。4日，两个方向的伪军向锡拉木伦庙败退。傅为钳制伪军予以围歼，令部队停止追击，调整部署。6日，傅部另三个步兵团，分别由察察和乌兰花向伪军迫进，配合骑2师等部在黄草洼一带截断了伪军退路，包围猛攻，王英逃走，其在锡拉木伦庙的两个旅反正，第7师残部被歼，毙日军顾问20余人。傅部10日占领该庙。王英另两个旅20日在南壕堑起义，战役结束。此役，傅作义部粉碎了日伪军侵占绥远的企图，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军民抗日热情。

1937 年10月14日，伪蒙古军配合日寇侵入归绥。1938年春，乌兰花沦陷。在日寇入绥后不久，德穆楚克栋鲁普和伪蒙古军也进入绥远，并得到日军支持，预定将伪蒙古军政府改组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由德化迁到归绥。为此于10月28日，强迫召开了第二次蒙古大会，当时内蒙西部各旗代表及绥远维持会代表三百余人参加会议，议决改组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后改为“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以绥远省城归绥市为“首都”，并改名“厚和浩特”。当时伪政府下的乌兰察布盟公署辖四子部落、喀右翼、茂明安、中公、东公、西公等六旗。班第贡扎布参加会议，续任副盟长。四子王旗和沦陷区其它旗县一样，也被迫设立日本特务机关长。但这种刺刀下的合作是貌合神离的。

　　为维护民族的尊严和领土的纯洁，傅作义将军绥远抗战的战场就在阴山南北广袤的土地上展开。在让侵略者和尾随的民族败类付出代价的同时，乌兰花的土地上也洒下了无数蒙、汉志士的鲜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抗日的旗帜猎猎飘扬了八年。

1938 年8月下旬，八路军第120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以第358旅第715团(团长王尚荣，湖北省石首县调关镇人，勇武英俊，时年仅23 岁；于1955年授中将衔，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独立第4支队和骑兵营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由原第358旅政委李井泉和旅参谋长姚喆率领，从晋西北之平鲁等地出发，向绥远省挺进。9月1日夜，支队主力跨过平绥铁路(今京包铁路)进入大青山地区，与当地蒙、汉两族人民游击队会合，随即积极展开创建根据地的活动。9月3日，支队首先袭击陶林城，歼敌一部，尔后挥师西进，攻取大滩。9月10日，四子王旗王爷府家兵（时所谓“袍子队”）向八路军缴械投降，八路军遂袭占乌兰花，打开了大青山地区的抗日局面，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袭占乌兰花后，王尚荣团长为了争取不同日寇、伪蒙疆政府合流的四子王旗的王爷苏达那木朝格吉，使王爷府武装避免与抗日武装发生不必要的摩擦，便派人和四子王爷的代表谈判，很快争取到四子王爷的合作。支队在初入大青山地区之际，不仅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还赢得了团结蒙古族人民、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方面的胜利。后大青山支队在旗南境成立武川一、二联区抗日民主政府，和日寇与内蒙古亲日伪政府作坚决的斗争。此后，根据地军民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战斗，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在伪蒙疆政府期间，1942年，旗内查干敖包苏木白音宝力格嘎查兴办了两所女子学校——阿日特斯格小学和策根达赖小学。四子王旗原驻王府(杜尔伯特)，40年代迁昌汗博拉更。

平津战役后，国民党多支部队及蒙匪苏和巴特尔等部麋集于四子王旗南境。

七．1949年的四子王旗

1949 年2月初，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锡察军区骑兵部队分三路拟围歼驻四子王旗南部西河子的国民党新编骑兵第1旅，和驻乌兰花的鄂友三骑兵12旅，对方发现后撤逃。锡察军区骑兵部队后歼灭四子王旗带兵总管妄作对抗之部队。四子王旗大部遂被共产党部队控制。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四子王旗人民政府，从此结束了延续三百多年的四子王旗封建郡王世袭制。1949年9月19日，绥远董其武投诚，四子王旗全境和平解放。年底，乌盟成立自治人民政府，四子王旗归属绥远省管辖，全省调整为4个专员公署、两个盟、一个中心旗、一个省直辖旗。其中，乌兰察布盟管辖四子王旗、达尔罕、茂明安、中公、东公、西公6 旗。1954年，蒙、绥合并，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和内蒙古其他旗县一样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归属自治区管辖至今。

[参考文献]
1. 彭苏克，三宝.《四子王旗达尔罕郡王世袭简记》，《乌兰察布盟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
2. 柯劭忞等，《清史稿》。
3. 《明史》。
4. 《元史》。
5. (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6.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通史》。
7. 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8. 《武川文史资料》。
9. 德穆楚克栋鲁普，《内蒙古文史资料·德王自述》。
10.(瑞典)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11.乌云格日勒，《略论清代内蒙古的厅》，《清史研究》，1999年3期。
12.张世明，《清前期卫拉特蒙古社会历史谫论》，《清史研究》，2000年4期。
13.谢守安，《绥远省旗县并存蒙汉分治始末》，《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三辑，1988年。
14.《乌盟教育史专辑·乌兰察布盟文史资料》，第十辑，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