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丹汗的一生及其时代

〔日〕秋原淳平(Hagihara junpii)

序　　　言
林丹汗(liγdan) 从17 世纪初开始活跃到1634 年(明崇祯七年,清天聪八年) 病死为止,主要在蒙古地区掀起了种种波澜。关于他的活动,一方面是含混不明,如海西希教授评之为蒙古的最后一位大汗。另一方面也有和田清那样的说法,即: 他在东邻满洲的威胁下从根据地逃窜到西方,虽曾暂时占据归化城,但受到清军的进击,竟一战未交又向西方逃去,在青海遭遇不佳病死。说法之所以这样有分歧, 是因为迄今为止的研究只是抓住林丹汗的一个侧面进行片面研究的结果吧。但我认为,也有对他难于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原因。

林丹汗所活跃的时代,是亚洲东部这样激烈动荡的时代:在南方的明朝处于行将灭亡的混乱时期;其东方的满洲,有后来建立清朝的努尔哈赤家族的兴起;北方俄罗斯的势力正在窥视着南下的机会;在西方,卫拉特在准噶尔开始蠢动。因此,各地区政治军事活动显得活跃,尽管资料比较丰富,但关于战争和交涉,多为出于各自国家、民族立场的片面性资料,是一个难于查明事实,客观地掌握真象的时代。

就林丹汗来说,他不仅与上述四周的国家和民族保持着关系,而且因为他是在蒙古内部各种割据的情况下发迹的,所以各种关系就越发复杂了。而且,几乎没有出自于他本身立场的资料。蒙文资料,除有关喇嘛教的以外,就是曾受过林丹汗的压迫、持有被害者立场的人们所写的资料。清朝的资料是出自这种立场的资料:即以其与明朝的战争为主,使蒙古不妨碍他们的行动,并尽量把蒙古拉入自己一方,以便更有利地贯彻对明朝的政策。而明朝的资料则是反映这种立场的资料,即:在对努尔哈赤的战争中将蒙古拉入自己一方,以利于战斗,如有可能则挑起努尔哈赤与林丹汗之间的战争,使其两败俱伤。特别是清朝的资料,还加上了政治关怀的色彩。

所以,我尽量批判地排除了这些资料中人为和主观的部分,客观地探求了事实部分。结果发现,林丹汗并不象过去所说的那样,是屈服于清军的压力而采取了被动消极的逃跑措施。我认为,他是在独特个性的基础上怀着强烈的意识采取了积极而主动的行动。只因他未及完成他的事业就患病短命而死,因而没有能够得到正确的评价。所以我打算在这一章里,详细研讨林丹汗的生平和事业,并且搞清楚林丹汗所处的周围形势,对林丹汗做一综合性的研究。

第一节　林丹汗的经历及其政治思想

林丹汗虽然出生于达延汗后裔的名门家族,但在即位时却处于完全贫困的境地。后来逐渐积蓄力量,成为察哈尔部有实力的人物, 其辖境与满洲努尔哈赤部接壤。林丹汗与努尔哈赤交换国书,反映出两人对明朝的不同看法,同时也使我们了解到林丹汗的政治思想。本章打算研究林丹汗的成长过程及政治思想。

一、从“穷饿之虏”到“虏中名王”
《明实录》中第一次提到林丹汗,是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 十月戊申,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关于《边事大略》的上奏中。宋一韩在上奏中将边事分为宣大、甘固、延绥、辽东、蓟镇等五个方面,分别论述了边外虏情。在谈到辽东方面时写到:
　　自酉戌两殒大师,辽尚可言哉。所幸天厌夷种,土蛮物故,稍稍息肩。独凌丹憨新立,众虏煽惑,都会,歹青等阳顺阴逆,安能不相率响应,此辽东之情形也。

　　这里所说凌丹憨就是林丹汗的音译。指林丹汗新即位的事情。但《蒙古源流》记载,林丹汗是在万历三十二年13 岁时即位的。这样一来,它们之间就相差了二年。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林丹汗并没有和明朝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因而有些情况难以准确传到明朝的缘故吧。同时, 林丹汗当时还没有在北方起到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存在被明朝确认,再写到奏文上去就用了两年时间。这种解释恐怕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果然,在宋一韩的同一个上奏中就林丹汗这样描述:
　　新憨,歹青穷饿之虏也。
这里的新憨就是说新立的汗,也就是指林丹汗。指15 岁左右的林丹汗当时既贫困又饥饿。下面我们比较一下宋一韩在这一奏文中给林丹汗的其它同族所下的定义,从而搞清楚“穷饿”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据宋一韩所下的定义:
宣大边外的五路是“射利之虏也”。
甘固边外的火落赤、永邵卜是“荐食之虏也”。
延绥边外的摆言大是“报怨之虏也”。
蓟镇边外的长昂是“勾衅之虏也”。

在明朝看来,他们都不理想,所以对他们没有给予好评价。尽管如此“, 射利”“、荐食”“、报怨”、“勾衅”的说法使人们感觉他们当中具有积极因素,换言之即强硬的一面。相比之下,林丹汗的“穷饿”却使人感觉不到有什么力量。

《明实录》中再一次提到林丹汗,是在第二年的万历三十五年七月壬辰,兵部尚书萧大亨的上奏中。当时的军事最高长官萧大亨,以《秋防事宜》为题,分为辽左、蓟昌保定、宣大山西、陕西四镇等四点,分析了北方民族的形势。其中,在分析辽左形势时提到后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弟舒尔哈赤的同时,说道:
　　幼憨嗣立,懦弱未威。
这里的幼憨指的是当时已经十六岁的林丹汗,并且说他“懦弱未威”。可以说,这种评价与前面说的“穷饿”相符,并且可以互相补证,可以说清楚地反映了林丹汗当时的情况。这里有一个小的疑问:就是这个“未”字。一般来说“, 未威”可以理解为比较起来当时还没有威力。反过来说,当时也许预见到林丹汗以后要活跃于历史舞台,所以作为对义词用了“未”字的吧。如果是这样,可以说萧大亨具有惊人的洞察力。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表述一定是准确的。其根据就是,大家公认的所谓旧京师图书馆本《明实录》。除此之外,在京都大学还有一部被称为“京都大学本”的另一部《明实录》。这部书中有关万历年间的部分,以内容粗糙为由还没有能被正式承认为《明实录》。这个版本的同一年月日处记载着萧大亨的上奏。其中写道:
　　幼憨嗣立,柔弱无为。
这里虽然都表述了同一事件,二者却有微妙的差别。我认为“京都大学本”中的“柔弱无为”的说法才是准确的表述。或许,以后的实录编写者们被当时已经强大的林丹汗势力所吸引,把萧大亨奏文中的“柔弱无为”改成了“懦弱未威”,并且作为万历三十五年就是那么写的。
至此我们可以知道,林丹汗即位后三年内所处的地位就是被人们评论为“穷饿”或“柔弱无为”。而这些评语又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林丹汗幼年时处于逆境,作为他在这种困难环境里培养自己顽强精神,克服恶劣条件而成长起来的一个标志,毋庸赘言,上述评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个评语为我们了解和窥视当时蒙古社会状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林丹汗活跃于15 世纪末到16 世纪初,元朝崩溃以来,继也先汗之后达延汗统一了蒙古。
林丹汗就是他的直系子孙。达延汗将领地分封于诸子。诸子及其子孙继承和发展了达延汗的事业,形成了达延汗家族支配整个蒙古的局面。只是达延汗直系后代的主流派于1548 年将根据地东移,与分派的杰出人物阿拉坦汗一家划分范围进行统治的情况已在第三章里详细论述过了。据《蒙古源流》记载,东移后的主流派历代汗中,1558 年即位的土蛮汗在位三十五年,卒于1592 年。他统治了活跃于兴安岭东侧的蒙古诸部,并率领诸部征服了居住于东方之奉天、吉林等处的女真人的一部和北方黑龙江流域的混合种族。特别是面对明朝辽东军,多次率领十余万军队屡屡侵入广宁、义州等地进行掠夺。明朝人慑服其猛威,认为他们是北方民族中最强悍的民族。
林丹汗就是兼有这种家世和实力的土蛮汗的嫡系曾孙,并且恰恰是在土蛮汗驾崩之年出生的。
土蛮汗死后,其长子卜言台周,即后来的扌奢臣憨,也就是林丹汗的祖父继承了汗位。他从土蛮汗时代开始就已经作为全军的指挥者而比较活跃。即位后,虽然比不上土蛮汗,但常常使明朝守备军发愁。特别是在1598 年(万历二十六年) 四月,消灭了曾在朝鲜战役中因大败日本军而威名大振的李如松。《蒙古源流》中评价他说:“在政治和佛教上下了功夫,给大国带来了和平。”这个评价未免有些夸张和过奖,但他似乎不曾有过什么大的失败。这位卜言于1603 年死去时其长子即林丹汗的父亲已经先于林丹汗而去世了。于是,林丹汗于次年1604 年(万历三十二年) 继承了汗位,当时年仅13 岁。

仅据此,便可以知道林丹汗出生于蒙古世家中的名门,在当时家族门弟最高。而且,仅在他即位前十三年,其曾祖父土蛮汗被认为是蒙古最强大的风云人物。据此可以推测,林丹汗当然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人。

尽管如此,如上所述,明朝方面却认为他是“穷饿之虏”,“柔弱无为”。即使明朝的估价有些夸张,但从常识考虑,与十三年前比较似乎有了相当的差距。不过, 当时的现实好象很严酷。或许这是游牧社会的特点吧。比如,成吉思汗虽然也出生在名门世家,他的父亲一死,其部族便很快解散了,只留下了家族。当时他甚至常常为吃不上饭而发愁。这些情况在《元朝秘史》中记述的非常详细。林丹汗的处境虽然没有那么严重,然而,情况也不允许他只依靠家世,幻想繁荣家业。所以,只要实力不佳或领导不得力,就会急剧穷困潦倒。

与此形成对照的就是阿拉坦汗及其家族的继承者。他虽属分支,却统治着西部地区。他们在继承汗位的同时,也继承了具有固定资产性质的一些特权。比如,与明朝间缔结的朝贡及作为阿拉坦汗根据地的归化城等等。这些基本上都继承了阿拉坦汗所建立的农牧王国的特点,所以能够继续富裕繁荣。

另一方面,即便是东部,其部族首领中有的也获得过与明朝的贸易权。但规模都很小,没有达到象西部那样拥有经济基础的程度。而林丹汗只是继承了单一游牧为主的牧地。所以一旦遇到气候不顺或瘟疫流行,就会面临家畜死亡,急剧贫困化的困境。据《万历武功录》卜言台周列传记载,实际上在林丹汗祖父卜言时代,就有过因气候不好牲畜减少而造成贫困的事例。

其次,在《明实录》中,万历三十七年三月甲申辽东巡按熊廷弼的奏文中也有关于林丹汗的记述。熊廷弼在叙述辽左的紧急情况时写道:
　　河西则虎墩兔憨尚不能统众。插汉诸部贪汉财物,各与我市。
这里出现的虎墩兔憨就是汉译本《蒙古源流》中所说的,被大家称为库图克图的林丹汗,只是音译汉字不同而已。虎墩兔的蒙文原意是指圣者或护教王等等。属于喇嘛教的一种称号。
《蒙古源流》中说“, 这是指承受比麦达尔·诺门汗以及比丘尼·巧尔吉等更为神秘精神的佛教灌顶,扶持经教”,是喇嘛教所承认的特殊权威。在《明实录》万历三十四年十月戊申记事中第一次将林丹汗音译为凌丹憨,同时这也是唯一的一次。除此之外,也有写作“新憨”、“幼憨”的。
可是,后来有时也写作“虎憨”或“虎酋”等。然而,这些都是表示“虎墩兔”读音的缩写形。象这样,明朝方面的资料中常常使用“虎墩兔”的说法证明:不但明朝人,就是提供那些资料的蒙古族也都用这个喇嘛教称号去称呼他。象下面将论述的那样,在林丹汗的政治、军事活动中明显地表现出带有喇嘛教色彩的行动。这说明,喇嘛教正在深深渗透到当时的蒙古社会中。要想成为蒙古统治者,只掌握政治、军事等俗权还不够,还必须掌握喇嘛教的教权。林丹汗所以能够很快成名,就是因为及早掌握了教权。

再说“, 憨”字就是“汗”的音译,一般记作“可汗”或只写为“汗”;礼部规定,对于朝贡、还礼、使者待遇等项最高事宜有决定权的蒙古统治者或被认为类似于他们的人才能使用“可汗”。例如脱脱不花可汗,也先可汗,满都鲁可汗等,数量少而标准很严。

然而,达延汗将蒙古分封和分割给了诸子。此间,虽然林丹汗的祖先建立了察哈尔部,继承了达延汗的正统地位,以主流派自居。但即使出现了象阿拉坦汗那样有势力的人物,也未必能够支配和压迫其它部。上述熊廷弼的奏文中就说,林丹汗不能统率其众,察哈尔(插汉) 各部,即属于察哈尔的各部贪图汉地财物,随便同明朝进行交易。到了林丹汗时期,连察哈尔部也被分割,这种情况使林丹汗无可奈何。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被称为汗。然而,在实质上与“可汗”相差太远了。林丹汗所能支配的只是非常有限的小集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也使用汗的称号,那么这时的汗已不是过去的汗而仅仅成了表示家族地位或品级的称号而已。从明朝来说,不好把他当作是会典等书中所指的礼部公认的“可汗”。之所以借用表示迟钝或愚笨等意的同意字“憨”,我想原因就在这里。

尽管林丹汗的力量如此薄弱,在万历三十七年三月己丑蓟辽督抚镇臣的报告中却说:
　　东虏烧歹成及虎墩兔憨等各欲入犯,势诚大急。
这段说明,林丹汗试图侵入明朝,因而引起了明朝方面的注视。同年八月乙末,明兵部尚书李化龙的报告又说:
　　近东虏酋虎墩兔等虽愿输款,而拱兔桀骜不受命。
这样在另一方面林丹汗向明朝摆出和平交涉什么的,以和战两种态势出现。这种策略哪个也没有实现。但是约过三年之后,于万历四十年正月八日,林丹汗曾率领三万军队,初次侵入了明朝。据山东巡按张五典万历四十年十一月辛卯朔的调查报告说,林丹汗从长静堡南北境入侵,分兵攻占了穆家堡等处。明军迎战,杀死41 人,并且缴获战利品马354 匹、骆驼67峰、武器2777 件。同月二十二日,沈阳等处兵马从上榆林出境,杀敌26 人,缴获马13 匹。并且,分别给蓟辽总督王象乾、辽东巡抚杨镐、总兵麻贵等人记了功。据此可知,林丹汗的第一次入侵是以失败告终的。但是,在此之前三月辛丑右给事中彭惟成的报告中说:
虎墩兔憨公结属酋,叛入蹂躏,大将麻贵毫不能谋,惫不能奋。

　　可以想象出,总兵麻贵的失败所造成的损失是相当大的。四月乙丑,麻贵便称病告假获准。
有迹象表明,明末的防卫军有报喜不报忧的情况。所以说,林丹汗的进攻未必都是失败的。
同一个资料中比较起来应该注意的是“公结属酋”这个记述。在这以前,就连察哈尔部本身也是势力分散而各行其是的。处于最高家族地位而对部族成员有领导责任的林丹汗,却反倒是孤立的。而他在几年当中,团结了若干下属首领,发展到能够动员三万人军队的程度。至少是在明朝方面承认林丹汗是他们的代表。此后就是林丹汗联合了部族内的几个集团,看来把它们组编成了联合军。这也意味着他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也就是指挥能力得到了部族内的承认。在游牧社会中,这种个人的能力和力量一旦得到尊重和承认,他的集团就有迅速发展壮大的可能。

《明实录》中再一次出现有关林丹汗的记述是在万历四十三年秋。八月甲午,辽东抚臣郭光俊的报告中说道:
西虏虎墩兔汗会部夷数万,屯驻新寺,且密约炒花,将于后八月内犯抢河西,势甚猖獗。
　　由此可知,林丹汗的势力已发展到了“极其猖獗”的程度。他的主要目标在河西,且和炒花协同作战了。这一时期的详细情况,可从《明实录》万历四十三年九月戊寅,辽东督抚按诸臣的报告中清楚地了解到。根据报告可知,林丹汗在同年八月曾分三次入侵。

　　第一回是从十七日寅刻攻入到十八日戌时退出,侵入广宁共十六小时。进攻的一方号称兵力十万。明朝方面的守备军推测为五、六万。破坏和掠夺了居民物品和牲畜,但未能打破城堡。
第二回是于二十二日。林丹汗率领约六千骑兵紧逼锦州,并分二路攻入。但由于城堡中有所准备,所以未能获得什么便退去了。

第三回是于二十五日,林丹汗率六万骑兵分五路攻入,直逼义州。因明朝军队早有预料,防卫军进行了迎战。因此,林丹汗一度将军队从攻击目标大安堡撤回,摆出要撤退的假象,俘虏了隐避在山中的墩台军。然后趁未报峰火之际,再度从大安堡四面夹击,进行攻击。明军遭到意外的袭击,还未来得及还击就被攻破了。同时, 火药库被炸,大安堡遭到东北两面夹击,明军大败。林丹汗军队越过城墙,攻入城内,击毙军官二人,并杀戮军民,掠夺粮畜,将城内洗劫一空。

这次入侵的特点是,第一、说明林丹汗在蒙古族中势力越来越大,号召力也越来越大;第二、反映出在大安堡一战中运用了巧妙的战略战术,并且掠夺了粮蓄,满足了经济上的需求。

第三、说明这次攻击未必是单纯以军事进攻和破坏为目的的。

明代蒙古对中原的入侵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了满足单纯经济方面的要求而进行的侵略。另一种是,当他们基本上是为了建立和平的朝贡马市贸易的要求未能得到明朝允许时,作为报复手段或胁迫手段进行侵略。这样,他们试图依靠军事压力获得朝贡马市的贸易权。我认为林丹汗的入侵就是基于后一个原因。此后停战约经七个月的冷却过程,于第二年四月林丹汗派遣使者交涉。《明实录》万历四十四年四月乙丑,兵部上奏中说道:
　　近报,虎酋纠众挟赏。
　　但这次明朝没有答应。第二年,也就是万历四十五年五月林丹汗又派了使者。在蓟辽总督薛三才五月辛未报告的基础上做出的兵部意见中说道:
　　虎墩兔憨为虏中名王,尤称桀骜。(中略) 于是,屡托黄莫二酋,遣亲信夷使,卑词求哀,叩关献款,送还人口,钻刀歃血,既戢翼以悔祸,更挽首而就雨革乌,似应照旧额复其抚赏。(中略) 从之。

　　由此看来,林丹汗尽到了礼节。他送还俘虏,并使用了游牧民族中常见的誓约最高礼节,即钻刀歃血法等等,作了最大努力。为此备尽礼节的情况下还不答应的话,错误就在明朝一方。而即使再受侵略也无由提出抗议,而且还可能遭受更猛烈的入侵。不如答应给与市赏,以阻止入侵。大概是觉得这样做更得策吧,明朝终于允许给予市赏。可以说,尽管是间接的,万历四十三年闰八月的侵略所产生的威胁终于奏效了。

林丹汗获得了他所希望的市赏,与明朝建立了正式的和平交往。在此必须注意到,明朝对林丹汗的称呼已经变为“虏中名王”甚而至于“桀骜”了。初即位时曾被讥为“穷饿之虏”、“柔弱无为”的林丹汗,仅十年之后就转而被评价为“虏中名王”,其发展之迅速确实令人吃惊。
编译自《明代蒙古史研究》　京都　1980 年版第5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