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3－14世纪蒙古贵族的伊斯兰教化及其原因

[关键词： 蒙古人与伊斯兰

【内容摘要】蒙古西征之前,中亚、中东经过阿拉伯人的长期统治已经伊斯兰教化,在东欧地区伊斯兰教也有一定的影响。蒙古西征后在上述地区建立的四大汗国一开始即面临着伊斯兰教的文化环境,并先后走上伊斯兰教化的道路。蒙古贵族的伊斯兰教化首先根源于作为征服者的蒙古民族迅速同化于中亚、中东和东欧诸民族之中,同时也是蒙古贵族利用伊斯兰教巩固政权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蒙古四大汗国　蒙古贵族　伊斯兰教化　民族同化　　
本文试图在简述蒙古西征前中亚、中东和东欧形势及蒙古贵族伊斯兰教化进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蒙古贵族伊斯兰教化的原因,希望得到师长、同行的指正。

一、 蒙古西征前中亚、中东和东欧形势　　
早在中世纪初期,中亚、中东和东欧已经成为东西方民族和文化的交汇点。这个东西民族和文化的交汇点从公元7世纪起又开始融入另一种来自南方的民族和文化, 这就是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在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661-750)已建立了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位于中亚的波斯萨珊王朝、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的河外地区及印度河流域归入其版图1。由于伊斯兰教是他们进行扩张的指导思想,故阿拉伯军队所至之处即伊斯兰教所至之处。750年,阿拔斯王朝取代了倭马亚王朝,并把统治中心从大马士革迁入中东的报达(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2,这一中心的转移,使伊斯兰教以报达为中心,向中东和邻近的中亚、东欧快速传播。751年,阿拉伯人与中国唐朝将领高仙芝在怛逻斯发生战斗,唐朝战败。以唐为援的费尔干纳和以阿拉伯人为友的塔什干随之划入阿拉伯势力范围3,伊斯兰教势力向东进入这两个地区。但阿拔斯王朝并没有真正控制这些地区。到9世纪中叶,在其哈里发成为由突厥士兵组成的禁卫军控制的傀儡之后,中亚、中东的波斯人和突厥人纷纷起来建立自己的王朝。如在阿拉伯帝国东部相继出现了塔希尔王朝、萨法尔王朝、萨曼王朝、加兹尼王朝和布韦希王朝4。这些政权虽为突厥人和波斯人所建,但他们已经成为伊斯兰教徒。如加兹尼王朝的一位君主马茂德“极力鼓吹圣战,将其视为每个穆斯林的义务,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圣战者’ 称号的人”5。加兹尼王朝和布韦希王朝后被突厥的一分支塞尔柱人所灭,塞尔柱王朝强大时领土东至呼罗珊、西到两河流域下游,11世纪后期它又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小亚细亚。塞尔柱人为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的突厥人。在塞尔柱王朝的东北方则68是由信仰伊斯兰教的葛逻禄和回鹘人建立的哈喇汗朝6。11世纪中叶, 哈喇汗朝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为东部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西部为河中地区和西部费尔干纳7。伊斯兰教从费尔干纳传入喀什和于阗。12世纪20年代,来自中国的契丹征服了哈喇汗朝,别失八里成为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分界线8。另外在花剌子模地区也形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花剌子模王朝。可见,截至13世纪初,中亚、中东在阿拉伯人统治5个世纪后已经伊斯兰化。

在东欧,尽管伊斯兰教势力受到西方十字军东侵的威胁,但它仍然以中亚、中东为基地,从东、南两个方向向东欧逐渐渗透。蒙古西征之前,从第聂伯河流域到伏尔加河流域以东,从北方的不里阿耳(今喀山)到南方的克里木(今克里木)的广大东欧地区为钦察人居住地。他们曾与罗斯人、格鲁吉亚人等在南方的高加索和打耳班地区抵抗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张9。但由于他们北方为寒冷的西伯利亚地区,故他们的商业贸易必须经由中亚、中东,才能到达沿海地区,这样就为伊斯兰教势力以贸易形式进入东欧提供了机会。随着贸易活动的进行,伊斯兰教从中亚、中东传入伏尔加河流域诸城,到10世纪,“不里阿耳主要是一座伊斯兰教城市,至于亦的勒(在伏尔加河口),据十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宾·哈兀迦勒说,城中有三十个清真寺”10。不里阿耳是钦察人最北的领地,可见伊斯兰教在蒙古西征之前已在东欧有了一定的势力。

蒙古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了西征的历程。第一次西征后,成吉思汗分封诸子,长子术赤的兀鲁思在钦察草原;次子察合台的兀鲁思东起畏吾儿之地及海押立,西抵只浑河(阿母河)两岸;三子窝阔台的兀鲁思在叶密立河一带;幼子拖雷守蒙古本土11。此次分封,基本上奠定了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疆域。第二次西征后,拔都在术赤兀鲁思基础上,扩大疆域,建立了“东北包括不里阿耳(今喀山)及其所辖州,北与罗斯诸公国接壤,南辖克里木(又称克里米亚)及其沿海城市、高加索、北花剌子模及玉龙杰赤城,西部领有西起德涅斯特河或更远之处的草原地带,东部直到西西伯利亚及锡尔河下游”12的金帐汗国。第三次西征后,旭烈兀建立了伊儿汗国,其领土西北至罗姆塞尔柱人地区,东至阿姆河流域,南临波斯湾,北至咸海、黑海南岸13。这样,蒙古人经过三次西征后,进入伊斯兰教势力范围,虽然其政权规模很大,但其中心远在中国。伊斯兰教势力虽然已经衰落,但其中心就在旭烈兀所建伊儿汗国的报达。何况这些汗国的周围仍保留着伊斯兰教势力,如伊斯兰马木鲁克帝国和伊斯兰德里苏丹王朝。蒙古人面临着伊斯兰教化的文化环境。

二、 蒙古贵族的伊斯兰教化过程
首先走上伊斯兰教化道路的为金帐汗国的蒙古贵族。金帐汗国的建立者拔都一直是一位“信仰萨满教的游牧封建主”14,但他执行成吉思汗制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他的保护下,他们(指伊斯兰教徒)自由自在地过着生活”15。他的弟弟别儿哥在位期间(1257-1266),由于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的影响,皈依了伊斯兰教,同时,“他在自己的全体人民中间传播它,在自己全部领地内建起了清真寺与学校”16,又在伊儿汗国首都帖必力思(今伊朗大不里士)“建造了大清真寺,在寺上刻了算端别儿哥的名字”17。但别儿哥统治时期“伊斯兰教化仅限于统治上层分子的范围内,且仅限于接近宫廷的人们”18。继别儿哥后,金帐汗国的两位大汗脱脱蒙哥和脱脱也在即位后皈依了伊斯兰教。跟随他们而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范围也在扩大,别儿哥萨莱和拔都萨莱成为伊斯兰教城市。脱脱去世后,金帐汗国著名的大汗月即别(1312-1342)即位,与以前几位大汗不同的是,他即位前就是一位伊斯兰教徒。他在自己30年的统治时期内,78与埃及伊斯兰教马木鲁克王朝保持友好关系;在首都别儿哥萨莱建立了“十三座举行礼拜的清真寺,其中有一座是苏菲派的清真寺”19;“派人带了礼物向埃及算端祝贺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从中国起直到西方各国尽头的地方”20。在他的倡导下,金帐汗国在14世纪初已基本上完成了伊斯兰教化的过程。

其次为伊儿汗国蒙古贵族的伊斯兰教化过程。伊儿汗国的建立者旭烈兀是一位敌视伊斯兰教、尊重基督教的君主,他在1258年攻陷伊斯兰教中心报达之后,俘获哈里发,放火焚烧了报达城,其中的伊斯兰教堂多毁于火21,而他却“对基督教大加保护、厚待,在所有的领土上建立起教堂”22。但处于伊斯兰教势力中心的伊儿汗国却无时无刻不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旭烈兀的一个儿子阿合马就是改信伊斯兰教的一位宗王,他在其兄阿八哈死后与其侄阿鲁浑争位的斗争中获胜后即位,曾诏谕报达官吏:“吾已即位,吾人即属穆斯林,可以此有幸之事通知报达居民,将以前黑衣大食哈里发时代供给诸道院善堂之物归之,切勿违背伊斯兰教法令。” 23但他仅仅统治了两年就被赶下了台。继阿合马后,阿鲁浑、乞合都、伯都虽不是伊斯兰教徒,但伊斯兰教这一时期更深入地传播到蒙古人中间。1295年,哈赞杀掉伯都后即位,而他能登上汗位,与他改宗伊斯兰教,从而得到穆斯林的支持有关。他即位后,立即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在都城帖必力思兴建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学校24。对不改宗伊斯兰教的人进行打击,使伊儿汗国逐渐走上了伊斯兰教化的道路。

再次为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中蒙古贵族伊斯兰教化过程。13世纪后半期,察合台汗国在以海都为首的窝阔台后裔的控制之下。虽然海都仍是一位传统的草原蒙古大汗,但这时的察合台后裔已逐渐走上了伊斯兰教化道路。首先是察合台第五子也速蒙哥深受其侍从伊斯兰教教长巴哈丁·马儿吉纳的影响,也速蒙哥即位后任命他为丞相25。后来合剌旭烈兀夺取了汗位,处死了巴哈丁·马儿吉纳。但他的儿子木八剌沙改信伊斯兰教,他是察合台汗国中第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大汗。在他之后继位的是八剌。八剌在登上汗位后也虔诚地信奉了伊斯兰教26。到了14世纪初,窝阔台后裔海都死后,察合台后王都哇又控制了窝阔台汗国领地。都哇死后, 子宽继位,二年后,“因这位王子皈依了伊斯兰教,因而被部下处死”27。说明宽是一位伊斯兰教徒。以后改信伊斯兰教的察合台系蒙古贵族为1331- 1334年继位的答儿麻失里,他“摒弃佛教,皈依伊斯兰教,在清真寺中作礼拜,虔诚地遵守祈祷的礼仪,并要求其他蒙古人也皈依伊斯兰教,因此蒙古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28。察合台汗国开始走上伊斯兰教化道路。不久察合台汗国分为东西两部,东部可汗秃黑鲁帖木儿汗(在位时间1347-1363)在阿拉伯人沙黑及其子阿儿沙都丁的影响下皈依了伊斯兰教,在他的带领下有16万人剪掉长发,皈依了伊斯兰教29。东部察合台汗国包括以前窝阔台汗国在内。在秃黑鲁帖木儿要求下,许多窝阔台后裔也走上了伊斯兰教化的道路。

与东部察合台汗国伊斯兰教化的同时,西部察合台汗国在跛子帖木儿的率领下建立帖木儿汗国,帖木儿自称伊斯兰君主——苏丹,也走上了伊斯兰教化的道路。

这样,蒙古西方四大汗国相继走上了伊斯兰教化道路,由于他们的影响及其他原因,元朝境内也有少数蒙古贵族皈依伊斯兰教,如忽必烈之孙、忙哥剌之子阿难答就是其中一例。至元十五年(1278),阿难答承袭父位为安西王,他在自己的领地内推行伊斯兰教化政策,“并经常在教堂中从事祈祷和念诵《古兰经》,他给许多蒙古儿童施行了割礼,并且使大部分蒙古军队皈依了伊斯兰教”30。以后他虽死于政治斗争,但他的这种做法,对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化起了促进作用。88综上所述,蒙古西方四大汗国从13世纪中叶开始走上伊斯兰教化的道路,到14世纪30年代,已基本上完成了伊斯兰教化过程,并对元朝统治下的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不仅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也是伊斯兰教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

三、 蒙古贵族伊斯兰教化的原因
可以说,经过阿拉伯人长达5个多世纪的伊斯兰教化的历史环境只是蒙古贵族在中亚、中东和东欧等地区确立统治后逐渐走上伊斯兰教化道路的外在原因。促使蒙古贵族伊斯兰教化的根本原因是民族同化和统治需要。其中蒙古族同化于中亚、中东和东欧诸民族之中是蒙古贵族伊斯兰教化的社会基础,而蒙古贵族政治统治的需要则是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直接原因。

首先,西征后的蒙古人与中亚、中东和东欧各民族的同化是蒙古贵族伊斯兰教化的社会基础。

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讲,一个民族的产生必须具备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和共同的意识形态(这之中包含文化和宗教)等条件。而一个民族融合或同化于另一个民族也必须具备与这一民族相同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同的语言文字和相同的意识形态。蒙古人西征后正是按照这种规律逐渐同化于中亚、中东和东欧诸民族之中的。第一,蒙古人在西征后,与中亚、中东和东欧诸民族生存于同一地理环境中。蒙古人为了西征,离开了他们世代居住的蒙古草原,即失去了与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同生共死的地理和人文环境,而与中亚、中东和东欧各民族生存于同一地域,具有了相同的地理环境。这里的地理环境比蒙古草原上单一的草原沙漠环境要复杂得多,除了草原和沙漠,这里还有绿洲、农田和城市。蒙古人要生存,就必须首先适应这种新的环境。

一些蒙古人来到绿洲、农田区和城市,开始新的生活,这是他们被同化的第一步。第二,蒙古人与中亚、中东和东欧诸民族在共同的地域中逐渐适应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便孕育着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中亚、中东和东欧不仅有诸如钦察草原、阿塞拜疆这样的优良牧场和畜牧业经济,也有像锡尔河、阿姆河下游三角洲地带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农业经济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还有繁荣的城市经济和生活方式,如大不里士、帖必力思、报达、玉龙杰赤、不花剌、不里阿耳、别儿哥萨莱、拔都萨莱及中亚许多城邦国家是手工业、商业贸易的中心。蒙古人在这些地区建立统治之后,一些人停留于草原中,另一些人则进入农业区和城市,以便对被征服民族进行统治。但任何包括政治在内的上层建筑必须以经济作为基础,蒙古人在农业区和城市中以剥削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来维持其经济生活和政治统治,这就意味着他们接受了这种经济生活,久而久之他们便与被征服地区人民有了共同的经济生活。第三,蒙古语逐渐被突厥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所取代。蒙古人西征之始,仍保持他们传统的蒙古语言和成吉思汗时代创制的蒙古文字。但他们在中亚、中东和东欧进行统治后,无论他们武力多么强大,但武力不能传播用蒙古文写成的法律、敕令,而蒙古人在被征服地区人口数量处于劣势的这一现实,又无法使蒙古语言和文字普及于被征服地区。于是,为了尽快地控制被征服地区, 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不得不采用突厥文、波斯文及阿拉伯文。即使用蒙古文,也不得不翻译成这些文字,因此译员在蒙古西方诸汗国中很受重用。如金帐汗国成立初期,对外文书先用蒙古文写成,然后译成阿拉伯语,但后来此道手续逐渐省略掉了,以后就完全取消了31。

蒙古人的语言被中亚各国语言和阿拉伯语言所取代。第四,蒙古人的宗教随着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和语言的改变而98改变。蒙古人在本土生活之时,除了一部分生活在森林山岳地区外,大多数生存于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上,在那一望无际的辽阔草原上,使人最容易感觉到的就是覆盖在茫茫大地上的天和在苍苍长生天之下的地以及由此出现的暴风、骤雨、闪电、响雷、日、月、星、彩虹等,它们是上天的威严和光荣,于是他们把这些自然物作为崇拜的对象;另外,人的生与死和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也成为他们信仰的一部分。这种信仰,就是萨满教。但是萨满教是一种多神宗教,由于它本身崇拜对象比较多,故不具有对其他宗教的排他性,即使存在也并不极端。因此养成了成吉思汗时代可汗和其他贵族对其他宗教的宽容和尊重的习惯。

只要它们的主旨不反对可汗和蒙古帝国,那么所有宗教都受到保护。但蒙古三次西征后征服的中亚、中东和东欧诸民族多为信仰一神教——伊斯兰教的民族,蒙古人的多神信仰与宗教宽容政策与真主安拉的一神信仰及排他性发生冲突。伊斯兰教虽然在向中亚、中东、东欧地区传播之初采用了武力相迫和经济上优惠的政策,但伊斯兰教中同舟共济、团结协作、同仇敌忾举行圣战反对敌人等教义非常符合自古以来倍受东西方侵略民族蹂躏的中亚、中东和东欧诸民族的要求,于是久而久之,伊斯兰教成为他们反对异族侵入、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真正信仰,这种信仰比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语言更有持久性和稳定性,在一定时期里,成为民族的象征。蒙古人在与中亚、中东及东欧民族共同生产与生活后,逐渐感到了这种宗教的力量是以前他们所信仰的萨满教所缺乏的。加之蒙古人因游牧生活难以积累文明成果而易于接受新生事物的特点以及伊斯兰教在中亚、中东和东欧地区的突厥化和波斯化,使蒙古人能以比较快的速度逐渐同化于中亚、中东和东欧诸民族之中。

蒙古贵族不得不适应蒙古人被同化的现实,宣布皈依伊斯兰教,来保证政权的巩固。有些蒙古贵族因政治需要在蒙古大众未接受中亚、中东和东欧文明之前皈依伊斯兰教,结果遭到蒙古人的反对,如阿合马、宽等因此而遭杀害,汗位也随之转移。后来的月即别、秃黑鲁帖木儿和哈赞之所以能够定伊斯兰教为国教,而没有遭到压倒多数的蒙古人的反对,根本原因就在于随蒙古贵族西征的蒙古人已经同化于中亚、中东和东欧民族之中,伊斯兰教也已经为他们所接受。故可以说,蒙古人同化于中亚、中东和东欧诸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之中是蒙古贵族伊斯兰教化的社会基础。

其次,蒙古贵族的政治意图是他们伊斯兰教化的直接原因。对于诸位西征并建立汗国的蒙古贵族来说,他们生活的最终目的正如成吉思汗在《大札撒》中所说的那样:“扩张领土,分封兄弟,共享富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以军事征服作为主要手段,辅之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来减少敌对面。但如果真正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那么信仰某种宗教和不信仰某种宗教则是每个公民、每个团体或民族自己的事情,无须外人干涉。如果蒙古贵族真心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改变信仰,而不必运用权力强迫蒙古人和其他异教徒走同样的道路。但事实恰恰相反,如哈赞在即位后发布文告,“其偶像祠宇、基督教堂、犹太教堂、火祆寺, 总而言之,伊斯兰教诸国法律所禁之寺宇,概命拆毁,碎其偶像,盛以木架,以徇帖必力思市中”32。由于执行迫害异教徒政策,致使基督教徒不敢出门,偶像教徒被凌侮殴打。于是许多异教徒(包括蒙古人在内)“多有改奉伊斯兰教者”33。

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大多数伊斯兰教徒的支持,以真主安拉的名义巩固统治。又如秃黑鲁帖木儿,为了宣扬伊斯兰教,他和许多异密决定“一个一个地会见王公贵人,如果他们接受这个信仰就没有问题,如果他们拒绝,就把他们当做异教徒和偶像崇拜者杀09掉”34。在他们强迫下,许多王公贵人正式皈依伊斯兰教,以后又有16万人剪掉长发,皈依了伊斯兰教35。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争取伊斯兰教徒对他的支持,并利用一神信仰的伊斯兰教为他的政权服务。至于别儿哥皈依伊斯兰教,雅库博夫斯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的政治意图,他说:“别儿哥皈依伊斯兰教看来有其政治上的考虑。一方面,由于金帐汗国与不里阿耳有联系,与中亚的工商业及文明城市玉龙杰赤、不花剌等有联系。手工业者、商人、画家、学者及当时伊斯兰教徒知识界的代表人物都从那里来到两个萨莱——别儿哥萨莱与拔都萨莱。另一方面由于马木鲁克埃及坚持伊斯兰教化的建议,而且与埃及建立友谊对金帐汗国又是这样地有利——这两方面的原因显然就使金帐汗国对国家伊斯兰教化采取了保护政策。”36

可以说,蒙古贵族中不乏虔诚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但从有限的史籍记载的伊斯兰教化的蒙古贵族来看,他们大多数主要是因为政治需要而皈依伊斯兰教的。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蒙古贵族不仅是蒙古民族成员之一,同时又担负着历史和政治使命,而且这种使命远比他们作为民族成员重要得多。故为了完成政治使命,即巩固已经建立的汗国,必须尽一切努力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适合汗国的需要。伊斯兰教是当时中亚、中东及东欧各民族上层建筑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这种一神信仰的宗教对于巩固汗国的主权大有裨益,故蒙古贵族们相继皈依伊斯兰教。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作为汗国政治力量的蒙古贵族伊斯兰教化离不开广泛的伊斯兰教化的社会基础,但蒙古贵族的政治角色决定了他们信仰伊斯兰教的重要原因为政治需要。故可以说政治统治的需要是蒙古贵族伊斯兰教化的直接原因。

13-14世纪蒙古贵族的伊斯兰教化,是蒙古人同化于中亚、中东和东欧诸民族的结果,也是蒙古贵族利用伊斯兰教巩固政权的产物。蒙古贵族在中亚、中东和东欧已经伊斯兰教化的前提条件下被同化的同时,也促使蒙古人完成了另一种民族过程,最终形成了与蒙古本部的蒙古族截然不同的跨国民族。

12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概论》第34、3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3 陈万里《关于伊斯兰教东传的几个问题》,载《阿拉伯世界》1989年第3期。45　郭宝华、王环德著《伊斯兰教史》第118-12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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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伊斯兰教在中国》第19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8 魏良著《西辽史研究》第17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9 10 12 14 15 18 20 31 36　В·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著《金帐汗国兴衰史》第13—19、20—21、49、58、51、65、136、54、65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6月第1版。
11 12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181、84页,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13　《世界历史大地图》13-14世纪蒙古帝国图。
16 17 19　《金帐汗国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379、239、163页,转引自《金帐汗国兴衰史》第135、63、136页。
22 24 25 26 28　《蒙古族文化》第326、332、333、335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23 32 33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第190、262、263页,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27 29 34 35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中亚蒙兀儿史》第1编第41、164、164、16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0　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第379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