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元宗教与黄教对蒙古的影响

[藏传红教失去土壤，原始萨满教起而复兴；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一拍即合，成为"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化身"；"达赖喇嘛" 称谓之由来；黄教盛行，严重影响了蒙古人的历史命运]

　　元朝汗廷失去对全中国的统治后，曾兴盛一时的藏传佛教萨迦派(红教)的势力也随之衰落下去，甚至几近绝迹。该教派的一部分僧侣跟随元朝统治者迁居蒙古草原，在蒙古故都--和林，沿用国师封号，管理寺院。卫拉特部也有西藏佛僧活动，他们来往于卫拉特部与明廷之间。位于卫拉特部西南的赤斤蒙古卫亦信仰红教，曾上书明廷要求兴建寺院。兀良哈三卫也有红教僧侣主持寺院。但与元朝时期相比，红教势力已日益消沉下去，萨满教又恢复了往昔的统治地位。此外，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在蒙古局部地区尚有一定势力。红教的衰败有其历史根源。
　　当初，忽必烈违反蒙古固有的汗位继承制即位，遭到蒙古黄金家族的抵制，特别是蒙哥汗指定摄政的幼弟阿里布哥与忽必烈之间展开激烈的争斗。为了镇压反对势力，确保自己的统治，忽必烈汗采取措施，废除忽里勒台汗位推举制，确立汗位世袭制；尊红教为国教，利用其完整、系统的佛学理论为自己正名分。1388年，阿里布哥后裔耶速迪尔（也速迭儿）弑忽必烈后裔脱古思帖木儿汗，即大汗位后，恢复了萨满教的统治地位。
　　此外，红教的传播只局限于蒙古统治阶级上层，而蒙古民众中的绝大多数并未接触到红教。这一点也是造成红教衰败的因素之一。北元时期红教的活动范围与影响同复兴的萨满教相比微乎其微。

　　萨满教不仅为蒙古大众所广泛信仰，而且渗透蒙古社会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16世纪，在翁牛特、科尔沁、杜尔伯特、扎赉特和郭尔罗斯等部中广泛流行着殉葬制，每逢新年和每一个新月之初进行血祭。甚至在16世纪末，萨满们仍举行会议以讨论重大问题。
　　16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传入蒙古。格鲁派祖师宗喀巴提倡宗教改革，主张喇嘛务必严守戒律，严格宗教生活，注重修习次第，整理显、密宗教理。他的宗教改革切中西藏佛教界的弊病，因而受到来自僧人和民众的支持和同情，特别是来自上层统治阶级——帕竹政权的支持。1543年，哲蚌寺主根敦嘉措圆寂。1546年，迎娶堆垅地方的四岁幼童为"转世灵童"到哲蚌寺，接替根敦嘉措的法位，称"活佛"。这个出生在贵族世家的孩子就是以后被土默特部阿勒坦汗迎请东来的索南嘉措大师。由此正式开始了黄教的活佛转世制度。15世纪90年代初，支持格鲁派的帕竹政权由于内讧而衰落。格鲁派遭到敌对势力的竭力限制、扼杀。形势迫使格鲁派对外寻找支持者、同盟者以图生存。与西藏毗邻的青海，在16世纪中叶以后是蒙古右翼三万户的活动场所。使蒙古成为自己的可靠后盾和皈依本教派的施主，自然成为索南嘉措的目标和任务。
　　
蒙古方面，达延汗即位以后，蒙古社会相对稳定。达延汗重新划分左右两翼六万户，委派第三个儿子巴尔斯博罗特统率右翼三万户，自己驻帐察哈尔万户控制左翼三万户。为了维护统治，达延汗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作了重要的调整和部署，而且在宗教方面也作了相应的改革。达延汗将萨满教的"天命思想"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紧密联系，以宗教理论阐明黄金家族的正统性。从而在理论上把古老的萨满教的"天命思想"运用到封建世袭制上来，以此作为思想武器，确保黄金家族永久的汗位继承权利。达延汗去世，他的长孙博迪阿拉克汗即位。自此以后，形成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达延汗的嫡长子孙继承汗权的体制。萨满教的"天命思想"成为嫡长继承的思想武器，蒙古大汗的驻帐——察哈尔万户也成为蒙古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成为蒙古正统的象征。
　　
16世纪50年代，土默特万户阿勒坦汗已成为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盟主。随着阿勒坦汗的羽翼日益丰满，他跃跃欲试争夺大汗位。为此拓地青海、河西，与明朝互市贸易，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为争夺汗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阿勒坦汗清楚地知道，存在于蒙古民众中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是横亘在面前的巨大思想障碍。按照传统，阿勒坦汗只能做"藩屏"，可是按照现实，阿勒坦汗是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盟主。他对其父违制僭号最终被迫交出汗权的教训仍记忆犹新。传统与现实的矛盾，迫切需要新的解决途径。萨满教的"天赋汗权"与自己的政治目的相悖，中原农耕社会传入的道教亦无法在游牧社会扎根。因此，阿勒坦汗曾多次向明朝请求佛经和僧侣。明朝方面认为，利用宗教的力量柔服蒙古人是个良策。所以全力满足阿勒坦汗请求经典与僧人的要求，赶制佛经颁送蒙古，屡遣僧人前往蒙古讲经传法。但所布讲的经典教义显得陈旧，无法满足阿勒坦汗的政治需要。16世纪70年代时，河西、青海已在阿勒坦汗统治范围之内。该地区内民族成分复杂，今天蒙古、藏、汉、维吾尔、土、撒拉、裕固、东乡等民族的先民生活于此，诸民族宗教信仰各异，但主要居民是藏族，尊奉佛教。出于安抚被征服民族的需要，佛教担负起重要的历史使命。这样，藏传佛教的第二次传入蒙古已是势在必行。
　　
阿勒坦汗最初与藏传佛教的接触是在16世纪中叶(1558-1559年)。据史籍记载：阿勒坦汗率兵出征青海的卫拉特，途中击败一支土伯特(指西藏) 商队，拯救了千余名喇嘛。1571年，素有"额齐格喇嘛"(即蒙古藏传佛教之父)之称的格鲁派高僧阿兴喇嘛与阿勒坦汗的会晤，是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的前奏。
　　
在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中，阿兴喇嘛援引历史，有意把阿勒坦汗比作忽必烈汗的化身。阿兴喇嘛详细解释了佛教"三宝、六道、八戒"的具体含义，对佛教经典《甘珠尔》、《丹珠尔》作了简明介绍。尤其是劝告阿勒坦汗与格鲁派宗教领袖索南嘉措直接取得联系。阿勒坦汗对此欣然接受，并作出立即派人赴藏迎请索南嘉措的决定。1574年，选派义子达云恰为首的特使，携带大批贵重礼品，赴藏恭请参拜索南嘉措活佛。索南嘉措和"护教的"比格尔汗接受了阿勒坦汗的皈依和邀请。索南嘉措正式向使者宣布他和阿勒坦汗分别为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化身。这意味着格鲁派领袖决心依靠蒙古，振兴黄教，双方意图不谋而合。
　　
为了迎接索南嘉措的到来，阿勒坦汗于1575年，在青海湖畔特意兴建了规模宏大、建筑华丽的黄教寺院"察卜恰勒庙"。明神宗为此资助建筑材料并赐名"仰华寺"。为了迎接索南嘉措一行的到来，阿勒坦汗频频选派使团往迎之。
　　
1578年 (明万历六年)五月十五日，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在察卜恰勒庙会晤，举行了有蒙古、藏、汉等各族人众多达10万人参加的法会。蒙藏僧俗统治者握手言欢，互赠尊号。索南嘉措活佛尊阿勒坦汗为"转千金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尊号与忽必烈汗相同(意即睿智贤明的转轮王)。阿勒坦汗尊索南嘉措活佛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意即法海无边伟大的上师)。这便是蒙藏合璧的黄教僧侣最高称谓"达赖喇嘛"的由来。索南嘉措活佛往上追称两世，自称三世达赖喇嘛。与萨满教 "天命思想"、"天赋汗权"相对应，索南嘉措活佛宣布佛教"转世论"与"佛授转轮王权"于阿勒坦汗。即阿勒坦汗是转轮王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的转世，他的转世是佛的旨意。索南嘉措活佛以宗教形式使阿勒坦汗非嫡长的汗位继承合理合法化了。阿勒坦汗效法忽必烈汗实行政教两种制度平行的政策，颁布了推行黄教的法律《十善福经法》，从法律的角度确立了黄教的统治地位。黄教把阿勒坦汗同成吉思汗、忽必烈汗联系在一起，既保持了蒙古民众对成吉思汗的崇仰，又剔除了"天赋汗权"、"嫡长继承"的传统观念，以完整的宗教理论为阿勒坦汗争夺汗权开道铺路。阿勒坦汗根据蒙古封建等级制度，还规定了相应的黄教上层僧侣享有的与蒙古贵族同等的政治、经济待遇，并免征赋税。尊奉黄教，尊敬喇嘛成为每个蒙古人的义务。下令禁止萨满教的宗教活动。
　　
察卜恰勒大会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之始。不久，阿勒坦汗于1580年在呼和浩特(汉籍作库库和屯)兴建了第一座黄教寺院"大召"，明帝赐名"弘慈寺"。

　　黄教在蒙古的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萨满教的挑战，《蒙古源流》记载：有一段时间，阿勒坦汗身体备感不适，他的属下因此对黄教产生怀疑，甚至图谋杀掉达赖三世在蒙古的代理人满珠锡里呼图克图。最终，满珠锡里呼图克图手下的一名僧医治愈了阿勒坦汗的病。阿勒坦汗为此向属下反复开导"经教功德"，表示了坚决取缔萨满教和信仰黄教的决心。由于阿勒坦汗本人身体力行，极力倡导取缔萨满教，崇信黄教，使萨满教的反抗受到沉重打击。

　　图们汗的执政官之一、鄂尔多斯的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热衷于藏传佛教，在他的积极努力和影响下，图们汗也接近了黄教。三世达赖喇嘛在逗留土默特期间，察哈尔万户的阿穆岱洪台吉作为图们汗的代表曾邀请三世达赖前去汗帐。喀尔喀的阿巴岱汗专程赶来拜见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将著名高僧栋科尔呼图克图(即满珠锡里呼图克图)作为自己的代理人长驻蒙古，成为蒙藏僧俗领袖之间联系的特使。
　　
1600年，三世达赖在蒙古哈喇慎部札噶苏台地方圆寂。次年，根据三世达赖遗愿，立阿勒坦汗曾孙为他的转世。这就是四世达赖云丹嘉措，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领袖中惟一的蒙古人。云丹嘉措作为蒙古黄金家族出身的黄教领袖，不仅密切了蒙、藏僧俗领袖之间的关系，巩固了双方的联盟，并且为黄教在蒙古各地的迅速传播大开方便之门。正如《黄金史纲》所载："达赖喇嘛的化身既降生于达延汗的黄金氏族，而今才将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
　　喀尔喀的阿巴岱汗拜见三世达赖后，领受佛教要旨，迎经典而归，烧毁翁衮像，下令修建黄教寺院。1589年，阿巴岱汗为三世达赖所赠的佛像兴建了"额尔德尼昭"，这是喀尔喀蒙古兴建的第一座黄教寺院。1635年，喀尔喀诸诺延，共推举图什业图汗衮布多尔济的儿子札那巴札尔为"格根"，作为喀尔喀蒙古的黄教领袖，即额尔德尼昭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

　　1586年，三世达赖曾应阿勒坦汗之子僧格都隆邀请，前来哈喇慎部弘扬黄教。随行者有藏族及蒙古族喇嘛，其中大部分在该地定居下来，使哈喇慎部地成为黄教发展的另一个中心。按照三世达赖的指令，僧侣们翻译了各种藏文经典。为了准确表达藏语音节，哈喇慎部著名译师阿玉喜固锡，于同年创造蒙古文《阿里嘎里字目》。他还创办一所译师学堂，培养了大批本民族僧俗翻译人才。以后，从这所学堂毕业的学生将许多藏文佛经译成蒙文。在阿玉喜固锡主持下，不仅把许多重要的藏文佛教经典译成蒙文，并且还将印度梵文经典译成蒙文。足见当时佛教文化的兴盛与发达。许多寺院学校培养了大批僧侣。
　　
林丹汗于1604年即位后，欲重振先祖统一大业，在政治、军事、宗教方面进行调整。林丹汗意识到黄教对统一事业的重要作用，所以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争取黄教僧侣首领的支持。他接受沙尔巴呼图克图的灌顶戒教，称"林丹呼图克图汗"。又下令将一百零八函的《甘珠尔》经典译成蒙文，重新核对、整理元代以来所译经文，补译所缺部分，编纂蒙文《大藏经》一百零八部，并兴建了著名的寺院"察干召"(白寺)。在林丹汗的倡导下，黄教在蒙古左翼传播开来，迅速为蒙古贵族和广大民众所接受。
　　
在卫拉特部，黄教同样大受欢迎。早在1599年前已有规定：每个贵族家庭都派一子出家为僧。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的义子咱雅班第达，后来成为著名的蒙古高僧。这些贵族出身的僧侣入藏到黄教三大寺院之一札什伦布寺研修佛经。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的颁行，是在新的形势下对《十善福经法》法律条文进一步的充实，确立僧俗首领的联合统治制度，维护僧俗首领的特权地位。
　　
自1578年察卜恰勒大会土默特万户阿勒坦汗引进黄教以来，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藏传佛教格鲁派以它改革后全新的姿态，迅速征服了蒙古诸部，致使蒙古各地寺宇林立，僧众遍地。黄教深深植根于蒙古土地上，开始了它宗教历史的新阶段。
　　
黄教传入蒙古后，便排斥、打击、改造、融合蒙古传统宗教萨满教。在察卜恰勒大会上阿勒坦汗就规定：禁止萨满教杀生祭祀，以黄教的诵经、敬佛、燃香等仪式代替萨满教的祭祀仪式；焚毁一切翁衮像，以黄教的智慧六手主像取代翁衮，供佛时只供三白，禁用血肉供养。黄教僧侣在布教过程中，常以医者身份出现，倡导苦行，接近下层人民，体察蒙古风土人情，掌握社会思想动态。他们针对下层人民的心理要求提出："将涌血之大江变为溢乳之净海"（《蒙古源流笺证》卷7）的口号。劝导蒙古首领停止与明朝的武力冲突等等。黄教布教者善于用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如精美的壁画、佛陀塑像、成册的经卷、宏伟的寺院等吸引蒙古民众，使对方在娱乐欣赏之际接受了黄教教义。这一点比之萨满教充满恐怖气氛的跳神捉鬼、血祭等仪式，显示了它的优点。皈依黄教的蒙古首领热衷于支持黄教，压制萨满教的活动。科尔沁部土谢图汗甚至以物质奖励的办法推动民众的信教活动，穷苦百姓也争相学习、背诵经文，成为黄教虔诚的信徒，所有的翁衮像被付之一炬。卫拉特部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咱雅班第达下令禁止萨满的活动，惩罚那些敢于犯戒的人们。
　　
黄教《陀罗尼经》(驱邪扶正的咒语)的流传，使蒙古民众相信此经文能够抵御魔鬼和灾难，确保来世幸福。黄教宣扬轮回转世，"众生皆可成佛"，使人们相信，受苦受难是因为前世的罪孽造成的。只有按照"十善福"的要求修行，才能改变厄运，来世成佛。黄教"众生皆可成佛论"比之萨满教的只有达延汗嫡长子孙负 "天命"的理论，更加完善和具有蛊惑人心的作用。它不分人的高低贵贱，在宗教面前一律平等，从而提高了一般民众在宗教面前的地位。黄教所宣扬的这一切既迎合了下层人民对现实不满、苦闷、空虚的心理，又符合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从而能够在蒙古社会获得广泛的市场。黄教还将萨满教某些内容和仪式如：对天、火、土地、河流等的崇拜经过改造，融合进黄教内容中，特别是对成吉思汗的崇拜纳入黄教信仰中。将萨满教经过改造后，与黄教教义融为一体的作法，迎合了蒙古人的心理，更加有利于黄教广泛深入的传播。黄教的这种适应性和善于吸收其他宗教有效部分为己服务的特性，是决定它在蒙古地区迅速站稳脚跟的关键。
　　
萨满教在同黄教的斗争中，分裂为两个教派："白萨满教派"与"黑萨满教派"。前者屈服于黄教势力，放弃反佛教斗争，按照黄教观念改造萨满教，后者不放弃萨满教教义，坚持反佛教斗争。科尔沁部萨满教最高首领霍布克台巴特尔与妻子女巫图阿拜，曾竭尽全力反对黄教上层僧侣内济托音在科尔沁部的传教活动，并提出 "斩下僧人头，祭坛作牺牲"（乌兰杰：《科尔沁萨满教诗歌译注》）的口号，但最终未逃脱失败的厄运。

　　黄教影响了蒙古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佛教经典的翻译、刻印，使蒙古族哲学、文学、史学注入新的内容。16世纪末以后蒙古哲学、文学、史学著作无不打上佛教的烙印。藏族古老医学的输入，丰富了蒙古医学内容，改造并扬弃了蒙医某些落后的医疗手段。具有本民族传统风格的建筑，吸收了藏式建筑艺术，使蒙古族在建筑、雕塑、手工艺方面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寺庙大都建在人口集中的城镇或交通要道，所以大多数寺庙成为商业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蒙古经济、贸易的发展。随着黄教的传入，除佛经外，还输入许多天文、历法书籍，无疑促进了蒙古天文历法的发展。黄教宣扬以慈悲为怀，不杀生，废除了萨满教祭祀仪式中的为死者供祭"行粮"所宰杀大量牲畜的恶习，保护了蒙古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特别是殉葬制度的取缔，对蒙古社会的文明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黄教在促进蒙古社会进步方面的功绩是应予肯定的。
　　
但是，黄教毕竟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蒙古社会文化落后的状况。它对于蒙古社会所起的消极作用是极其严重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示出其反动性。
　　
黄教的传入，使蒙古下层贫民百姓安于现状，惟求来世的解脱。崇佛敬神，成为整个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以至于蒙古人家家必备佛像，日常起居，出外劳作无不求助于佛爷保佑。黄教被尊奉为惟一的宗教。凡事必守戒律，不可稍加违背。在这种宗教至上的环境里，蒙古族逐渐丧失了勇武善战的素质，走向衰微。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宗教是控制民众最重要的精神手段之一。蒙古封建统治者最初把黄教作为争夺汗权的理论根据，进而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维护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黄教上层僧侣有与世俗贵族等同的政治地位和特权，黄教寺院和上层喇嘛在社会上自成一个体系，与世俗首领结成利害一致的联盟，共同操纵着蒙古政治。
　　
由于蒙古统治者规定，免除喇嘛各种赋税和劳役，加之统治阶级将大量的牲畜、土地布施给寺院，使得黄教寺院拥有大量的牲畜、土地和属民，逐渐形成强大的寺院经济体系。蒙古民众成为寺院经济的主要劳作者和剥削对象。黄教寺院的膨胀，喇嘛数量的不断增加，喇嘛不娶妻室的戒律，导致蒙古人口发展迟缓，逐年递减，从而造成蒙古社会军事力量不断削弱，生产者日趋减少。
　　
概言之，黄教传入蒙古，对蒙古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进行了再次改造。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之大，传播之广，在蒙古历史上实属罕见。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能够征服蒙古，并把蒙古地盘一再地出让，黄教起了很大作用。清朝统治者用黄教柔驯、驾驭蒙古，最终使蒙古民族就范（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