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3日星期三

中国境内布里亚特蒙古人

内容提要:布里亚特蒙古人,是蒙古民族的一部分。公元17世纪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生活区域被迫划入了沙俄国界。但是,在20世纪初由于战争等多种因素,历经磨难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的一部分迁徙回中国的呼伦贝尔地区,定居于锡尼河草原。

布里亚特蒙古人,是蒙古民族的一部分。布里亚特是以人名布里亚德(历史上曾有曰:巴日格巴特日其人有三子次子曰:布里亚德是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先人)而成为部落的名称延续至今。关于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历史,《蒙古秘史》中早有记载,在当时的蒙古各部落中有个叫浩里土默特(即浩里布里亚特)自古以来讲蒙古语的部落。布里亚特部落在12-13世纪生息繁衍在贝加尔湖周围及内外兴安岭之间的草原上从事游牧生活,是一个在经济、军事等方面较为强盛的部落。成吉思汗在用武力统一蒙古各部的过程中,也征服了布里亚特部落。从此,布里亚特部落同其它各部落一起形成为蒙古民族的组成部分。元朝灭亡以后,布里亚特蒙古人依然退回贝加尔湖附近从事他们的畜牧业经济和游牧生活。

到了清朝年间,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其子皇太极在入主中原之前就统一了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以及库页岛在内的我国北方和东北广阔疆域,征服了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其他各民族,控制于清王朝的统治之下。从此,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其他各民族一起在贝加尔湖周围的草原上从事游牧经济,过着较为安宁的生活。一直到公元17世纪初的1622年,沙俄军队第一次越过乌拉尔山入侵布里亚特蒙古人生活的地区,骚扰、掠夺和屠杀那里的布里亚特蒙古大和其它各民族人民,就遭到了布力亚特蒙古人和其他各民族人民的坚决反抗和不懈的斗争。生活在那里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生活区域全部划入了沙俄国界,这是布力亚特蒙古人加入俄罗斯国籍的基本历史原因之一。目前,世界上布里亚特蒙古人约有六十多万人,主要分布俄罗斯、蒙古民主共和国、中国等亚洲国家。

俄罗斯现有布里亚特蒙古人约有50万人(据1995年统计41万多人),主要分布在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伊尔库茨克地区的乌斯季奥尔登斯基布里亚特州和赤塔地区的阿根斯基布里亚特自治州。而这一支布里亚特蒙古人是在17世纪由当地讲蒙古语的诸多部落融合而成,其中主要包括布雅加特人、埃希里特人和霍林兹人,随后又融合了其它讲蒙古语的部落并同化了某些“骑马的”鄂温克人。按方言及文化特征,布里亚特蒙古人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明显分为东西两支,东支沿着贝加尔湖分布,从事游牧生活,信仰喇嘛教;西支部分定居而从事半农半牧生活,信仰东正教。

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布里亚特人约有6万人左右,主要分布在色楞格河、鄂嫩河和伊罗河领域,分布在库苏古尔湖东岸地区。这部分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大部分来自东西伯利亚地区,与色楞格河和鄂嫩河领域的土著人融合形成的。他们与我国呼伦贝尔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十分近缘。

中国境内现有布里亚特蒙古人六千多人。(该数字来源于2002年8月由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旗原政协副主席扎木苏先生(布里亚特人)提供,扎木苏先生就是1947年10月从锡林郭勒护送700多布里亚特蒙古人回呼伦贝尔锡尼河草原的四个人之一。)’因为,对布里亚特蒙古人没有单独统计过,所以没有具体的人口统计资料。中国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主要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分布在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地区的东索木和西索木,主要是以从事畜牧业为主。布里亚特蒙古人历来非常重视教育,无论游牧或定居都想办法让子女上学读书,而且他们从事畜牧业的经验非常丰富.为此,他们同周边的其它民族的同行相比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中国的布里亚特蒙古人都是在清朝年间的不同历史时期相继迁回我国呼伦贝尔地区定居下来的。布里亚特蒙古人迁移回我国定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战争和革命运动触动了布里亚特上层贵族官僚的利益,他们为了逃避战争和革命运动,积极策划要迁逃到哈拉哈蒙古(现蒙古民主共和国)和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阴谋。他们在布里亚特牧民群众中进行迁居逃亡的宣传,在布里亚特革命进步青年的一片反对声中,以旧官僚那木德格、巴格达诺夫为代表的部分布里亚特上层人物,依然来到我国呼伦贝尔拜见了当时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首脑,申请迁徙我国呼伦贝尔的事宜。我国地方副都统衙门的首脑虽然意见不统一,但最后还是同意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内迁之事。其原因是:布里亚特人历来是中国的臣民,又是蒙古人的一支,与呼伦贝尔的蒙古人有共同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特别是同呼伦贝尔地区的巴日虎蒙古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布里亚特蒙古人又善于经营畜牧业,对于呼伦贝尔地区畜牧业的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他们的移居对开发和利用大兴安岭西麓这一人烟稀少的广大草原很有益处。那木德格等人讨得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迁移问题的批准回去以后,在力求把生活在浩里和阿金斯基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人要全部迁移到呼伦贝尔的宣传动员中,广大牧民也不愿意离开自己长期生活的故乡到陌生的土地上去生活,反对迁移者占了多数,特别是那些有进步思想的人们更是坚决反对迁移,并揭露出上层人士逃避革命的阴谋。就在迁移与反迁移的斗争正激烈进行的时候,在俄国境内被红军击溃的白匪残部逃到布里亚特地区继续抵抗,布里亚特地区顿时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迫使布里亚特平民离开家乡迁徙地理上较近、自古以来有密切关系,特别是逃避战乱而到一个和平的呼伦贝尔地区安居乐业的思想,已变成他们迁徙的客观因素。1918年初,首批布里亚特牧民和一部分哈目尼干(通古斯)牧民到达呼伦贝尔地区。

其二,内战在俄国境内的布里亚特地区继续进行,白匪军在布里亚特地区抓去很多布里亚特蒙古族青年补充兵员,以抵抗苏联工农红军。白匪军被击溃以成编制地逃进了中国境内呼伦贝尔地区,白匪军官们一看布里亚特士兵已经没有用了,便抛弃了他们。被抛弃的很多布里亚特士兵在举目无亲沦落异国他乡,最后投奔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人生活地区。

其三,我国的和平安宁与安置他们的优惠政策,也吸引了布里亚特蒙古人迁移呼伦贝尔地区的决心。由于布里亚特地区的战火继续蔓延不断扩大,为了躲避战乱和其它原因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在1922年就有一百六十余户、七百多人的移民队伍进入呼伦贝尔锡尼河地区,由于布里亚特人不断迁入我国呼伦贝尔地区,人口日益增多,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决定,在锡尼河建立了布里亚特旗。1929年将呼伦贝尔布里亚特旗扩编为两翼八个苏木。从1918年到1931年,西归呼伦贝尔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有八千多人。

布里亚特蒙古人在来呼伦贝尔定居的问题上,由于得到了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的大力支持,他们在短期内开辟了锡尼河草原,呼伦贝尔各民族大家庭又增加了“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人”这一新的成员,他们对呼伦贝尔地区畜牧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把他们从事畜牧业的丰富经营经验传授给其它兄弟民族,促进了呼伦贝尔地区畜牧业的发展繁荣。

布里亚特蒙古人与其它蒙古人一样,元朝灭亡以后,他们大部分都退到祖先们生活的土地上从事着游牧生活,一直与卫拉特封建主的领地为邻,隶属于卫拉特封建主所管辖。布里亚特蒙古人主要有三个大的部落:埃希里特部、布拉加特部和豁里部,他们分布在安加拉河、贝加尔湖、色楞格河、鄂嫩河派域及内外兴安岭之间的草原上主要从事畜牧业经济,并兼营狩猎业和农业经济。虽然,他们也有部落之间或与其它民族之间的小冲突,但还过着较为安宁的生活。1622年,沙俄征服军越过乌拉尔山入侵布里亚特蒙古人生活地区以后,就改变了过去他们安宁的生活状态。虽然,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其他各民族人民一起进行了坚决反抗和斗争。可是到了十七世纪80年代,沙俄侵略军继续用武力把领土扩展到了贝加尔湖以南的中国广阔地域和外兴安岭地区。并且派邃使臣与中国清朝政府的全权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迫使中国政府于1689年一,月7日签定了中俄平等的《尼布楚条约》;相继胁迫清朝政府于1858年5月28日签订了的《中俄媛挥条约》和1860年11月14日的《中俄北京条约》。从1689年到1860年的171年之间,沙俄用武装侵略领土和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非法占去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外兴安岭等以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此,把中国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其他中国各民族生活区域全部划入了沙俄国界。

但是,在沙俄统治下的布里亚特蒙古人遭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红军对沙俄军队作战,己经战败的沙俄军队退居布里亚特地区,顿时布里亚特地区变成了战火弥漫的战场,导致长期生活、繁衍在贝加尔湖周围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四分五裂,纷纷逃避战争移居他方,由此不少布里亚特蒙古人移居回中国的克鲁伦河流域和色楞格河上游及呼伦贝尔地区。这就是现在蒙古民主共和国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和我国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基本来历。

中国境内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他们自从定居呼伦贝尔锡尼河地区以后,也几经波折,从1940年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人中曾有三次出现越过兴安岭到岭南地区居住的事件。第一次是1940初,是以伪满军队上校军官丹巴为首的十几户布里亚特牧民赶着三千多头只牲畜越过大兴安岭,到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居住;第二次是1942年,是伪满军队上校军官苏德那木等率领七十余户牧主和富牧赶着一万五千多头只牲畜越过兴安岭到现在的通辽市扎鲁特北部的霍林河地区驻牧。此时,先到杜尔伯特的十几户布里亚特牧民随着西迁霍林河,与苏德那木等人会合;第三次是在1945年6月,共有170多户、700多人赶着五万多头只牲畜翻越兴安岭,也来到霍林河地区。以上三次搬迁活动都是伪满布里亚特军官接受日本人的指挥下利用多种欺骗胁迫手段促成的。当时的日本是为了政治、军事需要为目的,让布里亚特蒙古人离开水草丰美、土质肥沃的锡尼河草原。

1945年8月,呼伦贝尔被中共占领,布里亚特蒙古人结束了日本十四年野蛮统治。1945年10月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成立,1947年中共呼纳盟(呼伦贝尔一纳文慕仁盟)工会成立,1947年三月,布里亚特蒙古人生活居住的锡尼河地区建立了新政府机构锡尼河苏木。当时的锡尼河苏木有870多户,有2500多人口,各种牲畜总头数为16800多头只。同年10月,曾经在1941年以后从锡尼河分三批迁出的布里亚特蒙古人,饱经风霜后有700多人会集于锡林郭勒毛冬嘎锡里。当时的锡林郭勒政府根据他们的意愿,就派专人一直把他们送回到了呼伦贝尔锡尼河。当时的锡尼河苏木接纳了这700多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妇幼同胞,他们既没有牲畜、食物,也没有居住的蒙古包,一切都由呼伦贝尔地方政府和锡尼河苏木政府给予解决。这对于刚从日本占领下拜托的锡尼河苏木布里亚特蒙古族牧民,在自己的生活极为贫困的情况下,依然发扬蒙古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的无私与奉献精神,大家节衣缩食、给他们凑衣服穿,分给粮食和食物,腾出房子住,大家共同渡过了非常艰难的一年。由于在地方两级政府和广大布里亚特牧民的帮助下,这700多人的生活状况在短时期内得到了较好的改善。

1948年纳文慕仁盟改为呼伦贝尔盟。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人迅速恢复。锡尼河苏木的牲畜从1947年的16700多头只,发展到1953年的65000多头只。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以牛、马为主的牲畜改良工作在锡尼河苏木积极开展起来。到1953年,锡尼河苏木牛、马的30%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良。与此同时,他们把打草、储备饲草、修建暖棚圈、防治牲畜疾病等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他们积极购买多台马拉打草机,从打草到储备冬饲草的能力大大增强,为牲畜头数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可靠的保障。


牧区畜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牧民的经济收入,改善了牧民群众的生活条件。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生产队也先后购买了不同数量的拖拉机、机引打草机等,从而使打草、推草垛、运输等生产环节都逐步实现了机械化。还修建了新型永久性的棚圈和有了更完善的防治牲畜疾病的医疗设施和机构,为将来全面实现牧业机械化奠定了基础。

牧区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牧民的生活也不断得到改善。在60年代,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人中的70-80%的牧民家庭己经有了缝纫机、奶油分离器等,90%以上的人家都有了收音机,大大提高了牧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由于经济生活的不断改善,布里亚特牧民也在逐步改变着游牧生活习惯,开始定居生活,他们定居的村落也亮起了电灯。他们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从1948年全锡尼河只有一所小学,发展到1966年已经有了十几所小学,学令儿童的90%以上在当地完成了小学教育。为布里亚特蒙古人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布里亚特蒙古族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茁壮成长,奠定了重要基础。 牧民都有了自己的牲畜和资产,信心百倍地发展畜牧业经济。他们为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仍然坚持牲畜改良,在过去改良牲畜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地改良并定型于体质优良的锡尼河牛马和肉质鲜美体态高大的短尾羊。

目前,大部分布里亚特蒙古人,比较集中地居住和生活在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旗的锡尼河东苏木和锡尼河西苏木,“两个苏木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约占总人口的85%左右,他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定居生活,住宅大部分都是清一色镀锌铁皮盖的宽敞明亮砖木结构的房子,部分还安装有土暖气。畜牧业生产虽然还需要游牧生活,但是他们都有自己定居的砖房。

呼伦贝尔锡尼河西苏木全乡现有人口3787人,其中牧业户645户,几乎都是布里亚特蒙古人。近年来西苏木畜牧业经济发展迅速,截至2001年6月31日统计,共计大小牲畜存栏12万多头只,占全鄂温克旗存栏牲畜的1/4.. 2000年全乡人均收入达到3519元,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正在全面步入小康生活。锡尼河西苏木有健全的以布里亚特蒙古族医务人员为主的蒙、中、西医和设施、设备完善的卫生院;并建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小学和初级中学,为了与其他民族进行语言交流和扩大生活空间、加强社会交际,加强了“双语教学”,使布里亚特学生基本上达到了“蒙汉兼通”。

参考资料:
1,《布里亚特蒙古史》(苏)符·阿·库得里亚夫采夫等著,高文德译,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1978年版。
2、呼伦贝尔史料丛书《布里亚特蒙古简史》宝敦古德·阿毕德著,1985年1月出版。
3,《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吕光天著
作者:多文志.副教授.内蒙古包头轻工学院
苏木:布里亚特蒙古语,即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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