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疆政权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教育

金海1，姚金峰2
（1．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2．鄂尔多斯市教育学院，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

摘要：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内蒙古西部大部分地区成为日本占领区。于是日本殖民统治者便通过其扶植成立的蒙疆政权，在其统治区内逐步建立起一套殖民地教育体系。蒙疆政权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教育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特殊教育等几个门类。除此之外，还有留学生教育和女子教育等。蒙疆政权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教育是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内殖民地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内蒙古地区以及蒙古族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关键词：日本；蒙疆；殖民地；教育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在东北地区成立满洲国以后，关东军又开始向内蒙古西部地区进行渗透和侵略， 1936年5月,在当时的察哈尔盟化德县策划成立“蒙古军政府”、“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占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绥远省大部分地区， 1937年10月，在当时的绥远省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将“蒙古军政府”改组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并于同年11月在张家口由日本人为主成立了统辖“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的“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撤消上述三个傀儡政权，在“蒙疆联合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8月改称“蒙古自治邦”。历史上将日本帝国主义者扶植成立的这一政权称之为“蒙疆政权”。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这一政权，在当时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建立了一套殖民地教育体系，制定殖民化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实行“奴化”、“分化”教育。在蒙疆政权的教育体制中只有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没有高等教育。代替高等教育的是以培养官吏及农牧业技术人员为目的的“特殊教育”。此外，这一时期蒙古族留学生教育和女子教育也是发展较快的教育门类。

一、初等教育

1937年10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制定辖区内的学校宗旨和学制，并制定相应的教育法规，同时责成辖区内盟、旗、县、市恢复或新建小学校，并确定其辖区内的学制划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其中，初等教育分为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级小学修业年限为4年，高级小学为2 年。另外，还有成人扫盲教育性质的民众学校等，修业年限没有明确规定。①

1939年9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在蒙疆联合委员会于1938年制定的《教育纲领》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学制要纲》，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新学制规定，蒙疆地区的教育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两个阶段，还有特殊教育及留学生教育、官吏培养教育等几个门类。

初等教育分为初级小学、高级小学两种。初级小学学制为4年，高级小学学制为2年；初级小学入学者应为7岁以上，高级小学入学者应为11岁以上者并具有初级学校毕业或同等学力者；设置初级、高级小学的主体为市、县、旗、乡、村、地方团体组织的教育机关或个人；成立或废止学校需盟长（政厅为政厅长官）之同意；对于公立小学的监督由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于私立小学则由旗扎萨克、旗总管及市长、县长监督。学校名称大部分称之为初级小学、高级小学，两级小学并冠以政区名称或地名；一部分小学则称作国民学校。蒙汉回各民族以民族别设立小学为原则。

1941年6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行政机构改革后，蒙、汉、回族教育分别由兴蒙委员会、内政部和回教委员会负责实施。这样，蒙旗小学大多称之为兴蒙学校。

“七七事变”后，随着日军占领内蒙古西部大部分地区，使得各级各类学校大多停办。1937年10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立即责成辖区内盟、旗、县、市恢复或新建小学校。

据1938年6月的统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辖区内小学达到530所，学生人数达到26202名，具体情况如下：

盟 市 别 小学数 学生数
巴彦塔拉盟 258 14466
察哈尔盟 233 7943
锡林郭勒盟 10 350
乌兰察布盟 6 190
伊克昭盟 7 140
厚和市 8 2100
包头市 8 1013
合计 530 26202[1]

此后的几年内，日本统治下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初等教育学校数和学生数逐年有所增加。据统计，1940年蒙疆政权辖区内的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巴彦塔拉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共有公私立蒙汉小学694所（其中初级小学686所，高级小学28所），学生数为40651人；[2] 1942年1月，公私立蒙汉小学共有745所，学生数为40403人。[3]到1942年末，共有919所，小学生数为53912人。[4]以小学数最多的巴彦塔拉盟为例，1940年末蒙汉小学为531所，小学生数29428，1942年初为519所，小学生数为29915。到1942年末增加到610 所，小学生数增加到37618名。这一数字与战前相比，小学校数量始终没有达到战前的840所[5]，但学生人数明显增加，即由28811名[5]增加到 37618名。

同一时期，蒙古族小学校及在校学生数量也处于上升趋势。1940年末，上述五个盟共有蒙古族小学44所（其中初级小学43所，高级小学1所），小学生人数为1932名（其中男生1828，女生104名）；[6]到1942年末小学增加到105所，学生人数增加到6513名（其中男生5457名，女生 1056名）。[7]其具体分布如下：

地 区 别 学校数 教员数 学生数 男女 合计

锡林郭勒盟 38 62 1929 434 2363
乌兰察布盟 18 47 922 285 1207
察哈尔盟 29 68 1432 / 1432
巴彦塔拉盟 16 37 938 221 1159
伊克昭盟 3 11 204 100 304
兴蒙学院附属国民学校 1 4 33 16 49
合计 105 229 5457 1056 6513

从这一组数字可以看出，蒙古族小学由1940年末的44所发展到105所，小学生由1932名增加到6513名。小学数和小学生人数增长幅度分别为138.6%和237%。所以说，这一时期是蒙古族初等教育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

二、中等教育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中等教育是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一个重教育门类，中等教育又分为普通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及中等师范教育等门类。

1937年10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制定辖区内的学校宗旨和学制，并制定相应的教育法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确定的学制中中等教育包括普通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等。普通中学分为初级和高级，修业年限各为3年；师范学校分师范和简易师范二种，师范学校收初中毕业生，修业年限为4年；简易师范收高小毕业生，修业年限为4年；职业学校按各自的性质规定修业年限为1年至3年。[8]

1939年9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在其《学制要纲》中所规定的中等教育分为普通中学、女子中学、师范学校、实业学校及实务学校。

普通中学分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两种。1939年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曾制定公布了《公立中等学校官制》，1940年5月又修正公布了《官立中等学校官制》，规定各种中等学校设校长、副校长、教谕（一般学校）、主事（设有附属国民学校及高级国民学校的师范学校）、教导、书记等职员。官立中等学校归民政部部长管理，具体管理职责则由民政部长委托盟长及政厅长官负责。[9]1941年6月以后由兴蒙委员会负责管理蒙古族中等学校，内政部负责管理汉族中等学校。有一些蒙汉杂居地带不懂蒙古语的蒙古族学生到汉族中学就读。回族中等学校只有一所回教青年学校，由回教委员会管理。[10]

普通中学学制为4年，入学资格为高级小学毕业生或同等学力年满13岁以上者；招收蒙古族学生的中学设修业年限为2年的实务科及修业年限为1年的师范科。中等学校学习科目为国民道德、国语、日语、历史、地理、数学、理科、图画、音乐、体育、作业，使用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编纂和检定的教科书；女子中学入学资格、修业年限与男子中学无异，学习科目中加授女子所必要的家事、实业、裁缝、手艺等；师范学校则以培养初等教育所需之师资为目的，其学习年限为4年，入学资格等与普通学校没有多大差别；实业学校及实务学校则以接受实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养成勤劳的习惯为目的，入学资格与普通中学相同，实业学校学习年限为 4年，实务学校为2至3年。[11]

据1938年6月统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辖区内的锡林郭勒、察哈尔盟、巴彦塔拉、乌兰察布、伊克昭等五个盟共有4所中等学校，在校生人数520。[12] 这4所中等学校分别为蒙古学院（在厚和，在校生为140名），巴彦塔拉盟师范学校（在厚和，在校生人数为100名）、察哈尔盟青年学校（在张北，在校生为 200名）、包头青年学校（在包头，在校生为50人）。

据1941年6月统计，上述五个盟共有各类中等学校7所，在校生人数为1218名。[11]这7所中等学校分别为察哈尔盟师范学校（在张北，学生人数为 108名）、德化蒙古中学（在张北，学生人数为277名）、巴彦塔拉盟师范学校（在厚和，学生人数为238名）、厚和农科实业学校（在厚和，学生人数为 183名）、厚和蒙古中学（在厚和，学生人数为300名）、厚和蒙古中学包头分校（在包头，学生人数为20名）、德化蒙古中学贝子庙分校（在锡林郭勒盟贝子庙，学生人数为100名）。

到1942年末，上述五个盟中等学校仍为7所，在校生增加到1374名。[13]这时，原德化蒙古中学改名为张北兴蒙中学（教员15名，男学生155名，女生123名，合计278名），厚和蒙古中学改称厚和兴蒙中学（教员15名，男生218名，女生75名，合计293名）、原德化蒙古中学贝子庙分校改为贝子庙兴蒙中学（教员13名，男生149名，无女生）、原厚和蒙古中学包头分校改为包头兴蒙中学（教员8名，男生119名，无女生）。这4所蒙古族中学归兴蒙委员会管理，另外3所中等学校（2所师范学校、1所农科实业中学）归内政部管理。

三、特殊教育

日本占领时期蒙疆政权管辖区内的特殊教育包括各种专门学校及私塾、简易小学等。被列入特殊教育设施范围之中的有中央警察学校（张家口）、地方警察学校（各盟、政厅所在地）、地方警察训练所、蒙疆学院（后改称中央学院，在张家口）、蒙古高等学院（原称留日预备学校，在张家口）、兴蒙学院（在张家口）、中央医学院（在张家口）、交通学院（在张家口）、蒙医养成所（在厚和）、防疫技术员养成所（在厚和）、牧业实验场畜产加工场（在张北）、蒙古绵羊协会种羊场（在集宁）、农事指导员养成所（巴彦塔拉盟、察哈尔盟等）、经济部财务讲习所（在张家口）、善邻回民女塾（在张家口）、铁路学院（在张家口）、天主教修道院（小修道院四处、大修道院三处、察哈尔盟养正中学）、大同清真女塾、包头市立中学班、西苏尼特旗女子家政实验学校以及蒙古军幼年学校（在西苏尼特旗）、蒙古军军官学校（在厚和）等。[14]其中，与内蒙古西部地区直接有关的主要有蒙古学院、蒙疆学院、兴蒙学院、蒙古高等学院、蒙古军幼年学校、蒙古军军官学校、中央医学院、警察学校等专门学校以及西苏尼特旗女子家政实验学校。

（一） 蒙古学院

该学院成立于1937年5月，校址在德化（今化德县）为蒙古军政府直属学校。当时由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郡王郭尔卓尔扎布任院长，学院设师范、电报、补习各班，招收蒙古青年施行短期训练，以培养蒙古军政府及所辖各盟旗所需干部。但是开课不久由于“七七事变”爆发，绥远国民党军队攻陷德化，蒙古学院停办。 10月底，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厚和豪特成立后，决定恢复蒙古学院。[15]1938年2月，仍任命政府常任参议郭尔卓尔扎布为院长，筹备恢复蒙古学院，同时通令所辖各盟旗按照所定名额送学生前来考试。5月，将各盟旗陆续送来的学生分为甲、乙两个补习班，开始授课。6月中旬，按照学院规定的章程，将已到院的 174名学生编为旗务、师资速成、师范、电务训练及补习甲、乙等六个班，分别授课，并于7月12日举行开学典礼。

蒙古学院隶属于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民政部，设教导处和事务处。9月初，郭尔卓尔扎布改任畜产部部长，院长一职由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阿勒唐瓦期尔（金永昌）兼任。当时该学院除院长、教育主任、事务主任之外，共有职员12人、教员13人、学生196人。[16]到1939年夏建院一周年时，除院长、教育主任、事务主任外，共有职员20名、教员20名，学生增加到231人。[17]教员以蒙古人为主，还有少数汉族和日本教员。

蒙古学院专门招收蒙古族学生，授课以蒙古语为主，汉语、日语为辅。学院初设师资速成班，师范班、电务人员训练班、旗务人员训练班及补习班。师资班学制一年，主要培训各盟旗在职教职员；师范班学制三年，专门培养小学教员；电务班学制一年，专门培养各盟电务人员，仅毕业一班既停办；旗务班学制半年，专门培训各盟旗在职行政人员，该班也仅招收过一期学院；补习班学制一年，为文化程度低的学生补习蒙文及各科基础知识，使其能够升入各班深造。[18]

1939年9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该学院降格为普通中学。于1940年6月1日改称厚和蒙古中学[19]，并将以前的编制改为一、二、三、四、预科等5个班。课程也有所调整，不再学习汉文，增加了军训和劳作时间。1941年上半年将巴彦塔拉盟立包头蒙古中学②，划归厚和蒙古中学，改称厚和蒙古中学包头分校，规定该分校学生自三年级起转入厚和蒙古中学，与其毕业班组成高中班。学制3年，全校学生定额为220名，共分6个班。1942年10月，丹必扎布任校长，全校共有15名教师，其中日籍教师5人，学生共293人，其中男生218人，女生25人。1943年1月，该校改称厚和兴蒙中学，1944年1 月又改称厚和兴蒙农业中学，规定女子部学制改为四年，停办男子部预科。全校学僧定额为260名，分四个年纪，分农科四班，女子部三班，校长由布和巴彦（汉名刘醒民）担任。是年冬，该校奉命将毕业班和三年级学生全部转入在张家口的兴蒙学院，准备充实基础各蒙古学院的师资力量。1945年夏日本投降，该校遂告结束。

（二） 蒙疆学院

1937年9月以后，察南、晋北及蒙古联盟三自治政府相继成立，为培养各政府官员，在张家口、大同、厚和相应成立察南学院、晋北学院和蒙古学院。1939 年以后，日本政府决定将合并上述三个自治政府。蒙疆联合委员会就以统一其管辖地区内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机关为名，决定撤销三个学院，成立蒙疆地区最高教育机关——蒙疆学院。1939年4月15日，蒙疆联合委员会制定公布了《蒙疆学院官制》[20]，任命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部部长、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普为蒙疆学院院长。[21]6月4日，蒙疆联合委员会又制定公布了《蒙疆学院规则》，并于6月10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蒙疆政权的最高学府蒙疆学院。[22]

1939年9月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蒙疆学院隶属于政务院长管理，由政务院总务部部长关口保（日本人）任第二任院长。“以培养训练中坚官吏为目的”[23]，该学院设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一部学制一年以内，入学资格为大学、专门学校毕业或同等以上学力者经选拔考试合格的日、蒙、汉、回四族学生；第二部学制也是一年以内，招收日、蒙、汉、回族中等学校毕业或同等以上学力者经选拔考试合格者。学院设院长、副院长、学生监、教官、事务官、助教、属官及参与、讲师、嘱托等职员。[24]另外，政务院长认为有必要时“得使地方团体或特殊会社或准此之团体职员为蒙疆学院之委托学生”[25]，也可以命令蒙疆学院长对于蒙疆政权文官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必要的教育。

1939年4月15日，蒙疆学院筹备成立时蒙疆联合委员会任命该会总务部部长、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普为院长[21]，并于6月第二部先期招收学员，共招收蒙古人26名，汉族30名，回族14名。[23]实际上，第一部只招收日籍学生，第二部只招收各级政府中任职的蒙、汉、回族官员，而且第一部学院学习年限为三至六个月。第二部学习年限为十个月至一年。

1939年9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由政务院总务部部长关口保兼任蒙疆学院院长。1940年4月，日本驻蒙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原旅团长常冈宽治（退役中将）任蒙疆学院第三任院长。1941年6月1日，随着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机构改革，蒙疆学院改为中央学院。该学院官制中规定设院长、教官、事务官、助教、属官和参与、顾问、讲师及嘱托。学院同样分为第一部和第二部，学院学习“年限为一年以内”，以“养成训育中坚官吏为目的”。[26]1942年6月 11日，蒙古自治邦政府政务院再次确定中央学院职员定额，设院长、教官、事务官、助教、属官。[27]蒙疆学院第四任院长为日军第二十四师团原师团长黑岩义胜（退役中将，1942年3月1日上任），第五任院长为原（北京）新民报社社长武田南阳（1945年6月）。[28]

该学院从建院到1944年10月为止，第一部先后共有370名日籍学生毕业，第二部共有520名蒙、汉、回族学生毕业，第一、二部共计890名学生毕业。[29]

（三） 兴蒙学院

该学院的前身为蒙旗学校，1939 年11月在张家口成立了蒙旗学校，“专收王公子弟受训”[30]，由自治政府民政部长特克希卜彦（王宗洛）兼任校长，超克曼度夫为主事。1941年6月，随着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机构改革，该学院改称为兴蒙学院，由民政部划归新成立的兴蒙委员会管理，7月25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政务院公布《兴蒙学院官制》，规定“兴蒙学院属于兴蒙委员会委员长管理，以养成蒙古民族之中坚人材为目的”，该学院置院长、主事、教官、教导、属官，另设顾问、讲师及嘱托等职员；学院设预科、本科及师范科，并设附属国民学校一所。此外，“兴蒙委员会委员长认为有必要时，得令蒙疆学院院长为兴蒙需要人材之养成附设必要之训练班”。 [31]兴蒙学院初任院长仍为特克希卜彦，继任院长为陈绍武，末任院长为乌力吉图，主事一职由日本人担任，改建为兴蒙学院以后，除王公子弟外，也招收一般蒙古青年。[32]

1943年蒙古自治邦政府决定在怀柔师范科增设兴蒙学院师范第二部，招收中等学校毕业生，实施一年的短期师范教育，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各旗小学；又根据修正发布的《兴蒙学院官制》，学院设院长、主事、教官、书记以及顾问、讲师、嘱托等。[33]该学院于1945年8月随着蒙疆政权的垮台而结束。

（四） 蒙古高等学院

该学院的前身为1941年8月1日成立的蒙古留日预备学校。该校先由“财团法人蒙古留学生后援会”主办，招收蒙古族须生，主要补习日语，为留学日本做准备。属于私立公助性质，当时由后援会理事长吴鹤龄任校长。1943年3月，蒙古自治邦政府将该学校改建为蒙古高等学院，相继制定公布了，《蒙古高等学院官制》（1943年3月4日）、《蒙古高等学院令》（1943年3月4日）、《蒙古高等学院规程》（1943年3月26日）等。

蒙古高等学院归政务院长管理，设院长、副院长、教官、事务官、助教、属官及讲师、嘱托；该学院入学资格为兴蒙学院本科或师范学校等中等学校毕业生或同等以上学力者，学习年限为2年；全校学生定额90名以内。[34]该学院从此由私办公助转变为官办，学生不仅免收学费，还由学院付给学费，院长一职仍由政务院长吴鹤龄兼任。[35]

（五）中央医学院

该学院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蒙疆地区建立的一所现代医学院校，成立于1942年4月，地址在张家口。1942年6月8日，蒙古自治邦政府政务院制定公布了《中央医学院官制》[36]，确定该学院归内政部长管理，设院长、教授、理事官、研究官、助教授、事务官、助手、属官等职员以及顾问、名医教授、讲师、嘱托等；学院设总务科、教育部、研究部，还设附属医院，有院长、医官、药业官、护士长等。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中央医学院于1942年12月18日正式成立。 [37]第一期学员于1943年4月1日入学。第一期学员共有36名，（其中4名为女生），是从110多名报名者中考试选拔出来的。其中有10名为蒙古族学生，其余为汉、回族学生，学习年限为三年。[38]中央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院长分别由池口辉雄和宫本田守担任，其他教授、研究官、医官等也均由日本人担任。[39]

（六）蒙古军幼年学校

1936年蒙古军成立之初，曾在西苏尼特旗创办了军官学校。该校有两期学员毕业后便告停办。1937年10月25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的《强化内蒙军方案要领》中，就曾提出“特别要提高指挥官的能力，为此扩充和建立军官学校和幼年学校”。[40]

1939年下半年，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决定在西苏尼特旗原来的军官学校基础上，开办蒙古军幼年学校，派蒙古军第8师22团上校团长博彦们都为校长，日本人青木英三郎为主任教官，另派6名蒙古人和2名日本人为教官。1940年6月17日第一学期60名学生正式开学。[41]该校学制三年，学生除学习普通中学的文化课之外，还进行军事训练。

蒙古军幼年学校每年招收一期学员，人数40—60名不等。学生主要是锡、察、巴、乌、伊盟等地的蒙古族青少年和蒙古军中内蒙古东部籍官兵的子弟。第一期学生于1943年6月毕业，并升入设在厚和的蒙古军军官学校。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该校学生曾杀死日本教官集体投奔苏蒙联军。

（七）蒙古军军官学校

1936年蒙古军成立之初，曾在西苏尼特旗创办了军官学校。该校有两期学员后便告停办。此后，蒙古军军官培训，主要采取派人到日本士官学校和“满洲国”陆军兴安学校进行培养的办法。

1943年6月1日，蒙古总军军官学校在厚和成立[42]，校址在厚和市小较场。第一期学员除现役的青年士官之外，都是从蒙古军幼年学校毕业的学生。军官学校第一任校长是蒙古军上校脑门达赖，后来乌云飞、包海明相继任校长。还有日本顾问，第一任顾问是退役中尉柳下。该校校本部之下分别设立生徒队、学生队和教导连。生徒队的学生来源是蒙古军幼年学校毕业生，学生队的学员是来自蒙古军各部队的班长或一些中学生，教导连负责培训各部队的班长和保卫军校安全以及后勤工作等。[43]生徒队的学生在校学校三年，其中预科一年，本科二年，毕业后到部队先当半年见习军官，然后才能正式担任少尉军官。

蒙古军官学校的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学科中又分为文化课和军事理论课。文化课由文职教员讲述，军事理论课由队长、连长等军事教官任教。术科是在队长、连长和区队长的指导下，除进行经常性的军事基础技能训练外，还定期开展急行军、夜行军、沙盘战术、现地战术、实弹射击、野营演习、剑术、刺枪、马术和军事体育比赛等活动。[43]

蒙古军官学校的教育训练方法，完全是仿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模式进行的。日本顾问及教官向学生灌输日本军人的所谓“武士道”精神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蒙疆乐土”等思想。但是随着蒙疆政权的垮台，这所学校还没有一期学生毕业就告结束。

（八）警察学校

日本占领内蒙古西部地区期间，为了确保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十分重视警官的培养和教育。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于1938年下半年在厚和创办了“中央警察学校”。[44]1939年6月，蒙疆联合委员在张家口又创办了一所“中央警察学校”，隶属于保安部。同年9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时，该校隶属于治安部，1941年6月以后归内政部管辖。该校校长一职由治安部（1941年 6月以后为内政部）次长（日本人）兼任，另设教头6名、教官4名、助教7名。中央警察学校教学分高等、普通、讲习三科。高等科分为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一部招收日系警尉补生，第二部招收警尉以上者；普通科也分为第一部和第二部。其中第一部招收日系初任警察官吏，第二部招收担任一年以上警长职务的日本人；讲习科则招收办理特殊业务者。高等科学习期限为6个月，普通科为4个月。高等科学习分学科和术科两种。普通科之学科与术科与高等科大致相同。[45]高等科和普通科均有临时讲演及实习、参观活动。讲习科之学习科目则由校长随时决定并经治安部（后为内政部）部长之认可。

另外，在察哈尔盟（张北）、巴彦塔拉盟（厚和）各设一所地方警察学校。这些地方警察学校归盟长管理，校长一职由盟长兼任，下设1名教头3名教官、4名助教。地方警察学校同样分普通科、高等科、讲习科。普通科第一部招收初任警士，第二部招收担任三年以上警士职务者；高等科第一部专门招收警长，第二部招收警尉补生；讲习科则招收现职警察，学习特种科目。各科学习课程与中央警察学校大致相同。普通科第一部学习期限为6个月，其余为4个月。[46]

这些警察学习培养出来的警察官源源不断地充实到各级警察机关及警察队，担任中下级指挥官，强化了对广大民众的直接统治。

四、留学生教育

蒙疆政权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及蒙古族留学生教育也是发展较快的一个教育门类。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工作，早在1936年5月蒙古军政府成立后不久即已开始。该年10月底，蒙古军政府教育署就通过善邻协会选送博和温都苏、胡尔钦毕力格、赛春阿等10名蒙古族学生到日本留学[47]，并且每人每月补助45 元。[48]

1937年10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非常重视选派留学生的问题。1938年3月相继制定公布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招考留日官费生遵守规则》、《选派官员赴日留学办法》、《选派留日官费生规程》及《留日官费生遵守规则》等，规定“政府为谋沟通日蒙文化，领略真正东洋精神，达成共存共荣互助互惠之目的，特选派留日官费及留日官费生，以期学有所得，回蒙报效”。[48]同时，成立“蒙古留学生基金管理委员会”，规定政府每年预算支出总额中拿出0.5— 1%，各盟市旗县每年缴纳5—10万元，再加上各机关、学校职员捐款作为蒙古留学生基金，资助留学生完成学业。[49]

4月底，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经考试选派索特那木扎木苏、才喜雅尔图、德力格尔朝克图等10人作为官费生赴日留学。另外，将此前由善邻协会资助赴日留学的官木布扎布、德格吉勒图、那村卜和、布尔济格特等4人作为官费生。[49]这样，第二期官费生共计14人。该政府选派官费生的同时，决定选派20岁以上30岁以下并有中等学校毕业学历的政府官员赴日留学，其名额为政务院11名、参议1名、秘书处1名。[50]1939年5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又选派14名官费生到日本留学。[49]

1939年9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其选派留学生的政策措施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此前选派的留日学生全部是蒙古族，由于三个自治政府合并，需要照顾察南、晋北等地汉族、回族，所以在选派留学生时为汉、回族留出一定的名额。[8]

1940年3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相继制定和公布了《留学生规程》及《关于留学生之件》，规定选派留学生事宜归民政部长管辖，留学生资格为中等以上学校毕业或同等学力者以及民政部长特别认可者。留学生必须填写《留学誓约书》，并由正副两名保证人担保，还须经民政部长组织的留学生认可考试及格才能留学。留学地点及学校也有民政部长指定，留学生分官费生和私费生两种，选拔成绩优秀者为官费生，根据考取学校的不同，每人每月补助30—65元不等的学费及生活费。 [51]同时确认“所谓留学生者，乃系指于地域外学校之学生”。[52]这样，留学日本及“满洲国”和关东以及汪精卫政权所辖地区学校者均被认定为留学生，规定派到日本的留学生由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驻日代表，派到“满洲国”和关东州的留学生由驻满代表，派到汪精卫政权辖区的留学生由驻华办事处长分别监督。

1940年12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相继制定《有关留学生施策》，提出了对于留学生加强监督的政策、措施，即“1、强化各种留学生派遣及留学期间之统制、监督；2、留学地要选择质实刚健之地，专攻科目努力选择学习实务的科目（教育、送学、农业、商业等）；3、由政府统制留学生毕业之配置”。[53]

到1941年6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派遣的留学生达98名，其中蒙古人72名，汉人22名，回族4名；在日本的共94名，在满洲国4名。[11]到 1942年末，蒙疆政权派到日本的留学生达158名，其中蒙古人116名，汉人36名，回人6名，另有喇嘛留学生15名。[54]

由于蒙疆地区三个自治政府的合并，标榜“民族协和”等所谓“肇建精神”，并向汉、回族学生提供留学的机会，客观上势必影响到蒙古族留学生数量的增加限度。为此，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政府参议吴鹤龄（不久担任政务院院长）联络政府中的蒙古要人与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驻蒙军等协商，于1940年10月在张家口成立了民办官助性质的财团法人“蒙古留学生后援会”。该会由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津旺楚克为会长，吴鹤龄任理事长，主要从事派遣留学生维持和经营留学生会馆、设立留学生宿舍、监督指导留学生等事宜[55]，并计划在东京或扎幌设立“日蒙会馆”以便安排留学生的生活。该会下设事业部和基金部，其基金来源于原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的“蒙古人教育复兴费”5万元、驻蒙军副给德王支配的5万元以及个人捐助等，共计14万元。[55]

10月15日，该会召开第一次理事会，讨论制定了向日本选派留学生的第一个十年计划，即每年派遣100人，10年共派1000人，决定从1941年开始实施。确定这1000名留学生中200人进入师范学校，以培养小学师资，成绩优良者可升入高等师范；200人进入以牧业为主的农业学校或兽医学校；100人作为产业合作社、牧业合作社、酸奶加工的实习生、实际学习畜牧农业经济；100人以林业、土木建筑为主，学习适合于蒙古牧区牧村建设和园艺、蔬菜栽培、打井、烧砖、烧炭等技术；100人进入医学院校；还有150名女生从第6年（即1946年）起主要学习家政，接受城市和农村的劳动教育。其中30名编成特别班，入日本女校，学习育儿、卫生及营养之道等；150人学习研究政治、法律、文学、美术、宗教以及演艺等学科。[56]

根据后援会第一次理事会的决定，于1941年8月1日在张家口成立了“留日学生预备学校”。该学校先由“蒙古留学生后援会”主办，并由理事会理事长吴鹤龄任校长，具体有留日回国的萨音托布任主事。该校属于私立公助性质，专门招收蒙古族学生，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分高等班和普通班，主要补习日语，为留学日本做准备。

1943年3月，蒙古自治邦政府将该学校改建为蒙古高等学院。该学院从此由私办公助转变为官办，学生不仅免收学费，还由学院付给学费，院长一职仍由政务院长吴鹤龄兼任。[57]

蒙古高等学院学生由于是准备派到日本留学，所以对其思想表现特别加以强调，该学院《规程》中要求学生深刻认识“本邦肇建之本义”，“对于大东亚共荣圈一翼之本邦的建设要形成“巩固信念”，“应勉于邦民的性格育成”，“重视人格之陶冶、身心之锻炼及勤劳教育”，通过“肇建精神”课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道德之要领、对国家、社会、家族之责任并关人格修养之事项，应予知晓而努力实行之”；通过“国势”课程的学习，让学生知道“国家之发展过程、现状并关将来应理解之而及东亚共荣圈”。[58]

蒙古留学生后援会成立以后，十年内派一千名蒙古族学生到日本留学的庞大计划并没有真正实现。但由于采取了民办公助的形式，不仅保证了选派蒙古留学生的数量没有下降，而且有所增加。据统计，1941年3月由蒙古留学生后援会选送的第一批留日学生有20人，其中学习教育的5人、林木5人、医学2人、兽医2人、产业合作社3人、各种实用技术3人；1942年3月选派第2批留学生共50名，其中教育15人、林牧15人、医学5人、普通5人、产业合作社5人、各种使用技术5人。[59]

从内蒙古西部地区派到日本留学的蒙古族留学生所学专业来看，重点在于农林业、畜产、师范、兽医、医学等学科。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蒙疆政权的留学生政策与日本在蒙疆地区推行的资源开发战略及重视初等教育和实务教育的方针完全相适应的历史真象。

五、女子教育

日本统治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蒙古族女子教育的发展，特别引人注目。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族女子教育兴起于20世纪初，到30年代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内蒙古西部地区蒙古族女子教育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处在很低的水平，只有土默特旗等汉化比较早的地区一些蒙古族女子开始接受现代汉文化教育，而广大牧区的蒙古族女子一直还没有接受现代教育。由于蒙疆政权内的一些蒙古族上层决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倡导，该地区的蒙古族女子教育事业从无到有，并得到初步发展。

据1940年末的统计，只有在巴彦塔拉盟及伊克昭盟旗小学两个盟有蒙古族女学生就读，共有104名女子小学生。[6]蒙古族最集中的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及乌兰察布盟各小学竟没有一名女学生。到了1942年末的时候已经发展到1056名[7]，增长了十倍多，除察哈尔盟以外其他四个盟各旗小学均有蒙古族女学生。锡林郭勒盟各旗蒙古族女子教育发展最快，1940年末的时候没有一名女学生，到1942年末全盟38所小学中已有434名女学生。[7]

这一时期，蒙古族女子中等教育也有相当的发展。1941年6月只有在德化蒙古中学（55名）和厚和蒙古中学包头分院（20名）女子中学就读，2所中学的女生加起来共有75名。到了1942年末的时候发展到198名[13]，增长比例为264%。1941年以后锡林郭勒盟十旗及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设立兴蒙女子家政实验学校。到1943年4月，共有26所女子家政实验学校，在校学生达197人。其中苏尼特右旗就有5所女子家政学校。[13]

苏尼特右旗女子家政实验学校成立于1941年1月，属于内蒙古西部地区最早成立的蒙古族女子学校。到1942年该校已有四个年级，学生72名，教员4名，其中1名为乳制品生产指导员。学舍及宿舍由21顶蒙古包组成，学习科目除文化课之外，还学习家政、卫生、裁缝及制作乳制品、毛皮加工、蔬菜种植等实用技术。该学校还组织女学生写作文，并将其中的一些较优秀作文及诗作推荐发表在留日蒙古同学会主办的蒙文刊物《新蒙古》杂志上。[60]从该学校所开设的课程看，不仅强调文化课的学习，更注重学生掌握牧区生产、生活中所需要的实用技术。另外该学校还规定，如没有旗札萨克的允许，任何男子不得靠近学校周围。 [61]这一规定，意在保护女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人身安全，说明该旗札萨克对于女子教育也是十分重视的。

综上所述，蒙疆政权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是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内殖民地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尤其是蒙古族教育事业在学校的数量、种类以及在校学生人数等方面，相对于军阀统治时代均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外因方面来说日本殖民者为了能够强化其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统治，需要培养一批知识分子以供其驱使，所以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对蒙旗有所扶持，强化旗制，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些鼓励措施；从内因方面讲，这一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和蒙古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该地区一些蒙古族开明上层和广大知识分子致力于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为提高民族素质、保存民族文化和挽救民族的衰亡所进行的努力有很大关系。所以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是内蒙古地区以及蒙古族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注释：
①这一学制显然与由日本人为主成立的蒙疆联合委员会提出的“民族协和”、“防共亲日”的教育方针和“奴化”、“分化”教育政策有所不符，所以遭到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政务院民政部日本顾问的反对，从而未能正式实施。事实上，后来根据蒙疆联合委员会制定的教育方针，在蒙疆地区并未开展高等教育，所以也没有成立任何高等院校。（陶布新《伪蒙疆教育的忆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7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包头蒙古中学前身为包头蒙古青年学校，成立于1938年初。1938年5月1日，该校改称巴彦塔拉盟立包头蒙古中学。1942年该校又从厚和蒙古中学分离出来，改称包头蒙古中学，于1944年冬解散，教员和学生被分散到厚和蒙古中学和百灵庙蒙古中学。忒莫勒《蒙古学院·蒙古中学校概述》，《求学岁月—蒙古学院蒙古中学忆往》，第5—6页，呼和浩特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印，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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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蒙疆年鉴[M].1942年版，第317页。该《官制》后来于1939年9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2月11日三次修正，1941年6月1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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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ducation of the western area of Inner Mongolia during the Mongjiang puppet government time

JIN Hai ;YAO Jin-feng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Inner Mongolia，Hohhot， 010021，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July Seventh Incident in 1973, the majority areas of West Inner Mongolia became the Japanese occupied area. The Japanese colonialist through the Mongjiang puppet government gradualy established colony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occupied area.The education of the occupied area wa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such as primary education,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special education.In addition, also there were the study abroad education and the female education and so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Mongjiang puppet government time was the important part of colony education of Japanese occupied area in China, but it was also the important time in the education history of Inner Mongolia region and native Mongols.

Key words: Japan; Mongjiang puppet ;government colony ;education

作者简介：1、金海(1955-)，男，蒙古族，内蒙古乌审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教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蒙古族近代历史研究；2、姚金峰（1964—），男，蒙古族，内蒙古乌审旗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教育学院政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内蒙古地区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