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佛教的研究》一书简介及蒙古地区佛教历史年表

嘉木扬 凯朝
本专著是笔者留学日本深造所撰写的博士论文《蒙古佛教的形成过程与蒙古文化》。2001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日本爱知学院大学），2003年整理出书，书名定为《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文版)，日本法藏馆出版（2004年度入选为《中国学术年鉴》优秀专著）。

序　言　研究的构想和论述的形成
一、　论题设定的理由
　 本书的原题是《蒙古佛教的形成过程与蒙古文化》。
　 佛教是释尊出家后，经过六年苦行，其后又在菩提树下坐禅觉悟，即发现了缘起法真理，其后释尊四十五年的说教是佛教历史的事实由来。释尊为众生说教开示的四谛和八圣道以及戒·定·慧三学等教法，是由汉族人、克什米尔人、藏族人的高僧传到蒙古地区的。传入蒙古地区的教法，用蒙古语称，布尔汗奴莎芯 (burqan no ?asin)，即“释尊的教法”之意。释尊的教法传入蒙古地区后，开始陆续用蒙古文来翻译其经论。这就是后世集大成的蒙古文《大藏经》。继蒙古文《大藏经》以外，又有用蒙古文撰写的佛教论书和注释等多种蒙古文文献，被世人所瞩目。

在蒙古地区，佛教信仰的突出护持者在于僧?。蒙古地区佛教徒认为僧?是佛弟子的再来。再来的僧?之中有上师、上师里又有活佛。笃信上师和活佛以及僧?的人们，即是蒙古地区的佛教徒。蒙古地区佛教徒与佛教中所论述的四众弟子是相同的。在蒙古语中，比丘叫阿雅嘎它木克令 (ayaga takimlig)，比丘尼叫察巴甘齐(cabaganci)，男居士叫额勒格台希图根(eregtei sitügen)，女居士叫额么格台希图根(emegtei sitügen)。由此释尊以及释尊的教法，佛弟子再来的僧?，即具备了佛·法·僧三宝。蒙古地区佛教在三宝之上增加了上师，即为上师、佛、法、僧的“四宝”。
　
按佛教自古印度向周边传播的地域，可分为南传佛教(以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为主的巴利语系佛教)和北传佛教(以梵语大乘佛教与密教为主的汉语系和藏语系佛教)。佛教传播到世界各国各地区之后，习惯上便以国家或民族之称谓来称呼佛教。佛教传到中国之后，称中国佛，中国佛中又有藏传佛教蒙古佛教。还有日本佛教、韩国佛教、泰国佛教、斯里兰卡佛教、尼泊尔佛教等。当然这里还有同当地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在历史上，佛教研究者们多是局限于以国界来研究佛教，如研究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笔者认为以国名限定研究佛教，不如以其使用的语言文字研究佛教更体现佛教的博大精深和佛教的平等思想。因为语言文字超越国界和地域，是世界文化遗产。例如，汉文化不仅在中国大陆，汉文化还涉及到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朝?文化也涉及到朝?、韩国、我国的延边地区。笔者把书名定为《蒙古佛教的研究》，依语系称蒙古佛教，指运用蒙古语地域的佛教，蒙古民族分布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东北三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青海省)和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综上所述，即蒙古地区的佛教之意。
　
在国内外早就设有汉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的研究机构，而且有很多研究人员进行着持续地研究活动。但是对于蒙古地区的佛教和与蒙古地区与佛教相关的民族习惯等问题没有进行过系统地研究。蒙古民族文化受佛教文化影响很大。可是对有关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年代和由来等没有详细研究过。随之关于蒙古地区佛教在学术方面没有得到综合的评价，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的兴衰过程是蒙古佛教的真实的反映。阐述和说明蒙古地区佛教发展的延续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为了实现和完成上述的研究目的，笔者首先想到必须从阐述蒙古佛教的历史入手。在此前没有系统地学术性研究蒙古佛教史的论著。如若不阐明历史的话，其他领域的研究就无法入手和展开。笔者在本书中，学术性考查和研究了蒙古地区佛教的形成过程和与蒙古文化的关系，特别留意了这一点，在写题为“蒙古佛教的形成过程与蒙古文化”的博士学位论文时，上述构想是笔者写博士论文的理由和立场。
　
笔者至力于阐明蒙古地区佛教历史的因缘始于留学日本爱知学院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的时候。那时，导师前田惠学教授授课讲义是名:《原始佛教圣典的成立史研究》和《现代斯里兰卡的上座佛教》。此二书启发了我，做为研究蒙古地区佛教而赴日留学的蒙古族留学生，决心在日本系统地研究和撰写蒙古地区佛教的历史。

二、　研究方法
　 在本传著中所利用的研究资料有蒙古文、藏文、汉文和日文等多种文字的文献。其中，蒙文有《蒙古秘史》MongGol-un niguca tobca ān，萨襄?辰的《蒙古源流》Sagang secen, Erdeni-yin tobci，以及蒙日文译注的有吉田顺一、贺希格陶克陶《阿勒坦汗传》 (Altan Qagan u Tugu ji)和?叶正就、佐藤长共译的《乌兰德布特尔》 (Ulan debter) ，藏文方面有蔡巴贡噶多吉的《红史》Tshal pa kun dgah rdo rje, Deb ther dmar po，汉文方面有王辅仁、陈庆英编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和妙舟的《蒙藏佛教史》，等各种文献资料。除上述文献资料以外，还利用了巴利文、梵文等多种文献而进行比较研究和论述的。
　 关于现代蒙古地区文化和风俗习惯等问题，是以田野调?的手法进行研究的。实地调?的地域主要涉及到蒙古民族佛教徒居住的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市、包括河北省的承德市、辽宁省、青海省等地。方法论采用了提问回答的方式进行工作。在蒙古地区被采访的有众多老少僧人、学者、普通的蒙古族佛教徒等等。通过不同形式的田野调查蒙古佛教的历史源流之后，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后，逐渐恢复了宗教活动场所，将这些情况以事例研究的形式论述了蒙古地区的佛教文化和相关的风俗习惯及现状。
　
有关人名、地名的蒙古语、藏语等以国际音标转写的手法，再以我国学者之间一般常用的汉字转写形式来转写的，日本语方面用了片?名表记手法。
　蒙古佛教历史年表，是以公历和我国农历来安排的。
　参考文献方面，蒙古文、藏文的原文文献以国际音标转写，又翻译成现代日本语。

三、　本书的构成
　 本书是以序论、本论、结论的三编十二章组成。其排列次序如下。
　 第一编中以「蒙古佛教的黎明期(元朝初期)」为主题，以文献研究为基础，追溯阐明了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背景及相关问题。
　
在「第一章　萨迦派的教法传入蒙古地区」中，阐明和确认了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年代，蒙古帝国太祖博克达?成吉思汗（Bogda Cinggis Han 1162-1227，以下略称成吉思汗）以及蒙古诸皇帝，接受佛教的经纬和原因为主要研究课题。在学术界至今为止，将成吉思汗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之间交?亲书的情况，一般都理解为个人关系。
　
然而笔者认为，成吉思汗与萨迦派高僧之间交?亲书的情况，不只是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当时蒙古帝国与西藏的萨迦派之间公共关系的亲书，即当时在西藏地区社会是有政教合一因素的背景，为此蒙古帝国与西藏之间的关系处于公共上的关系。有关上述问题是以《蒙古源流》《多桑蒙古史》《蒙古佛教源流》《阿勒坦汗传》等为基础文献资料来阐明和确认的。

另外还有久明柔白多杰用藏文著的《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 Hor gyi chos hbyung），由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用蒙古文著述，陈庆英乌力吉汉译并注疏的《蒙古佛教史》等书，都涉及并论述了成吉思汗与萨迦派的萨察克罗杂?阿难达噶尔贝(Saskiya cag lo-zawa ananda gerbi)喇嘛的关系。可是从萨迦派的历史著述中还没有查到此人。《蒙古佛教源流》中记载说，成吉思汗与萨迦派的高僧萨钦·贡噶宁布（Sa skya kun dgah s?ing po 1092-1158以下略称贡噶宁布）结成施主与上师(mchod yon)的关系，成吉思汗给贡噶宁布发了信函。其实成吉思汗和贡噶宁布在时间上不是同一时代的人，贡噶宁布是公元1092-1158年间的人物，成吉思汗则是公元1162-1227年间的人物，成吉思汗诞生四年前贡噶宁布则已去世。再进一步说，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帝国的皇帝是公元1206年的事情，贡噶宁布去世已有四十八年之久。以此推论，当时萨迦派接受成吉思汗信函等事宜的，应该是萨迦派第三祖扎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16）。当时虽然佛教还没有普遍传入蒙古地区，然而成吉思汗发给西藏的信函，公私与否，蒙古族佛教信众还是非常感激成吉思汗的恩德，正因为如此蒙古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是与成吉思汗有关的。诚然在这以前，蒙古人对佛教已并不陌生，他们通过契丹人、女真人、伊犁龟兹人、和畏兀儿人与佛教发生接触。

在「第二章　萨迦班智达与蒙古佛教」中，蒙古帝国的王子阔端王（Godan han 1206-1251）给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Sa skya pandita 1182-1251以下略称萨迦班智达）发送的“阔端通达亲书”，是由萨迦班智达接到信函后，前往蒙古地区弘扬佛法七年有余，其间，萨迦班智达亲笔给西藏僧俗写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Bu slob rnams la spring ba bshugs）”，解释并说明了蒙古帝国的具体情况，成为西藏归顺蒙古帝国的契机，建立了蒙古帝国和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关系。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新篇章。阔端王与萨迦班智达的会晤史称“凉州会谈”(今甘肃武威)。上述的蒙古帝国佛教弘传情况，可以说是蒙古佛教的黎明期。
　
关于蒙古文字，一般认为是从畏兀儿字体而来。但从佛教学角度也有以下的说法，萨迦班智达，黎明时坐禅在定中，以显现一个女子持揉革搔木跪地为契机，即依搔木形，有了萨迦班智达创制蒙古文字之说法。从而，这位定中出现的女子被神化成佛菩萨的化现。萨迦班智以畏兀儿文字为基础，又参考了梵文文字、藏文文字的语法等，字形方面模仿了汉文的竖写方式，创制了蒙古文字。萨迦班智达创制的蒙古文字，其字母和单词是具有阳性、中性、阴性三种特性的蒙古文字。　后来，在萨迦班智达创制的蒙古文字的基础上，经却吉畏赛(Chos kyi od zer 约1214-1321)细化加工而完成了?在所用的蒙古文字。这是考察蒙古文字由来情况。

　 第二编以「蒙古佛教的形成期(元朝中后期)」为主题，阐述了元朝时期的蒙古地区佛教的形势和形成过程。即元世祖忽必烈汗(Hubilai Han 1260-1294，Sechen Han 蒙古语也称薜禅汗)与他的帝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洛追坚赞（h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9-1280 汉译圣者慧幢,以下略称八思巴）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使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并生根发芽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元朝国教之历程。
　
在「第一章　忽必烈汗时代的蒙古地区佛教」中，主要论述了世祖忽必烈汗(1260-1294)与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1239-1280)二人之间交往建立“施主与上师”(ügligen ejin kiged bagsi)的关系。忽必烈汗首先从八思巴接受了藏传佛教密宗灌顶《喜金刚灌顶》(dGyes pa rdo rje yi dbang bskul pa)等密宗大法的传承，忽必烈汗封八思巴为“三界大国师(khams gsum chos kyi rgyal po) ”，和帝师，即皇帝的老师，帝师掌管全国的一切宗教事务，是皇帝佛学方面的导师，有普天下万民之上，皇帝一人之下的崇高地位。

其中论述了元世祖忽必烈汗为什么赐给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国师和帝师的缘由。忽必烈汗对八思巴传授的佛教的殊胜见地以及修持的神通力，这与他精通佛教史学有关。另一方面忽必烈汗也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基础，更重要的是与政治密切相关。上述情况主要以《宗教源流史》《元朝帝师八思巴》等文献资料为基础而研究论述的。

在「第二章　八思巴在各地的活动」中，主要阐述了八思巴在各地的活动情况。八思巴是最先参拜中国佛教四大佛山之一，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名僧，并首次在五台山创建了蒙藏佛教的寺院。八思巴参拜五台山，给蒙藏佛教和汉传佛教以很大的影响。同时，又考察了在蒙古政权统治下赐给国师称号的第一人不是八思巴。蒙古帝国的蒙哥汗（Mongke Han，1252～1259在位）时期，汉传佛教的高僧海云法师和克什米尔的那摩法师，都先后被封为蒙古王朝的国师。更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帝国至元朝时期伟大的国务活动家，蒙古帝国的禅人宰相耶律楚材(1189-1244)，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期到窝阔台汗(1229-1241)、贵由汗(1246- 1248)时期，约二十六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和传播佛教思想，即以儒学治国，以佛学治心的方略。萨迦班智达没有被封为国师。藏传佛教高僧被封为国师的嚆矢是八思巴。忽必烈汗下诏八思巴造出的蒙古新字弥补了元朝“一代制度”，元朝公文书等正式使用蒙古新字。八思巴造的蒙古新字对树立和维系元朝国威起了重要作用。八思巴示寂后，忽必烈汗给八思巴建造了舍利塔和金顶的佛殿。元末顺帝（1328年）下诏和汉传佛教高僧德辉法师所著《?修百丈清规》中规定，汉传佛教寺院里要举办八思巴的示寂日法会等，必须与释尊的涅?日同等规模举办和供养。

在本章节里还阐述了忽必烈汗于藏历阳木虎年(1254 年)，从蒙古与藏地相接壤处甘?省凉州，给藏传佛教僧?发送诏书“优礼僧人诏书”。在“优礼僧人诏书”之中忽必烈汗提到了有关接受八思巴的请求，内含对于藏传佛教僧?以“优待”和“期待”之意。从“优礼僧人诏书”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忽必烈汗对八思巴的信赖，及对佛教何等的期待。同时，从元朝的帝师的责任以及职务也可以看出大元帝师不仅高地位，而且是元朝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帝师掌握全国的一切宗教事务，可以说是皇帝宗教方面的精神导师。
　
在「第三章　却吉畏赛的佛典翻译」中阐述了有关蒙古族高僧却吉畏赛的事迹。却吉畏赛法师在萨迦班智达造的蒙古文字?a, e, i三个元音字母之的上增补了， o、 u、 ?、ü?四字的闭音节元音字母，词末位置的126子音字母(蒙古语叫 segül tü üsüg = debisger üsüg)和记录外来语的35个文母，从而完缮了蒙古文字。元成宗乌尔吉图汗(Oljeitu han 1294～1310在位)时，建立五所译经院，使用却吉畏赛造的蒙古文字，开始翻译藏文《大藏经》的续藏《甘珠尔》（bKah hgyur）和论藏《丹珠尔》（bsTan hgyur）。却吉畏赛法师可称得上是使用蒙古文翻译藏文《大藏经》的开拓者。

「第四章　萨迦派以外的蒙古地区佛教」除萨迦派以外，藏传佛教其他教派与蒙古帝国有关系的是噶玛噶举派（Karma bkah rgyud pa）。蒙古帝国的蒙哥汗（Mongke Han，1252～1259在位）曾封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Karma bag?i 1204-1283）为“国师” 授玉印，总领天下释教的重任。赐金边黑僧帽，尊崇为“噶玛拔希”，拔希一词是蒙古语，“老师”、 “上师”之意。以此为契机，蒙古佛教和藏传佛教诸派先后都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即前后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管理内蒙古地区、北京以及包括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龙江蒙藏佛教事务的章嘉呼图克图(Zang skya Qutugtu)，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 btsun dam pa Gutugtu) 等大活佛转世系统，极大地影响了蒙藏地区政治、宗教、文化等等。影响着蒙藏僧俗的信仰和日常生活。
　
另外还阐述了13世纪初期克什米尔国归顺蒙古帝国的情况。论述了忽必烈汗封那摩国师为蒙古帝国的大国师，管理蒙古帝国全国佛教事务的动机。蒙古人自古以来的宗教信仰，是属于萨满教(shamanism)的博克教(B?geyin ?asin)。蒙古地区的博克教没有?制改变和歧视其他民族和外国人的宗教信仰，允许各保持其信仰的宗教，并给与保护。应该说蒙古原来的博克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在蒙古地区呈现平等共存的情况。

「第五章　活佛的由来」，在蒙藏佛教徒的心目中，能令僧俗信众幸福和解脱的高僧，俗称“呼毕勒罕(Qubilgan) ” ，汉地佛教徒称“活佛”。 “呼毕勒罕”是蒙古语，“化身”的意思；蒙藏佛教徒对学修有成就，能够以自己的意愿而转世的人，称之为“呼毕勒罕”，下文顺其习惯叫法，以活佛之称而代之。在三大语系佛教中，唯独蒙藏地区佛教，有活佛转世制度。

据《藏传佛教》一书载，清朝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承认的呼图克图 (Qutugtu) 一百六十人，呼图克图是蒙古语音译，是对上层大活佛之封号。其中，西藏三十人，内蒙古五十七人，外蒙古十九人，青海和甘?三十五人，北京十四人。解放初期的1949年至民主改革的1958年之?，仅西藏自治区就有活佛约三千至四千人。又据《西藏和蒙古的宗教》，1900年之前，仅在蒙古地区就有转世活佛二百四十三位，其中内蒙古地区(包括北京、?北三省的吉林、辽宁、?龙江)占一百五十七位传世活佛。

自从蒙古民族的执政的元朝、汉民族执政的明朝、满族执政的清朝三个朝代，汉民族受蒙藏佛教的影响甚大。随之，汉民族的僧俗把蒙藏佛教的高僧俗称，“老佛爷”(Lao fo ye) “喇嘛爷”(La ma ye) “活佛”(Huo fo)等。特别是称呼“活佛”的叫法成为名词的化别，自此，凡是蒙藏佛教的高僧几乎都叫成活佛了。

在此章节中，阐明了元朝以后的明清时代在蒙藏地区佛教中确立了“活佛转世”制度的经过和由来。在蒙古历史和蒙古佛教史中，影响之大的可谓称弥勒佛化身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 btsun dam pa Qutugtu，至尊圣人之意)，蒙古人俗称他为“温都尔格根” (ündür gegen)，温都尔格根是蒙古语，高贵的圣人之意。在蒙古佛教史以及世界佛教史上僧人当过一国之主皇帝的，也只有这位弥勒佛的化身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人。1911年12月29日蒙古国独立时，曾一度把他推上了皇帝宝座，年号为“共戴”。

综上所述，在蒙古地区，佛教徒认为僧?是佛弟子的再来。再来的僧?之中还有上师、上师里又包括活佛。蒙古佛教和藏传佛教诸派先后都经历过活佛转世制度。即藏传佛教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内蒙古地区、北京以及包括东北三省的吉林、辽宁、?龙江的章嘉呼图克图(Zang skya Qutugtu)，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 btsun dam pa Gutugtu) 等大活佛，这些极大地影响了蒙藏地区政治和宗教文化。影响着蒙藏僧俗的信仰和日常生活。

第三编以「蒙古佛教的兴隆期（明?清朝～?代）」为主题，具体地阐述了从明清到现代的蒙古地区佛教的历史变迁。现代蒙古地区佛教主要是指以文化大革命后，逐渐恢复的状况为课题介绍了现代蒙古地区佛教和蒙古文化的情况。在本书中，笔者追述了蒙古人的历史意识和宗教意识是以什么为根据，并对蒙古历史发展中具有特色的民族心理和宗教意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和阐明其缘由。

「第一章 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传入蒙古地区与民众化的关系」 　　
元朝最后的皇帝，元顺帝妥?帖睦尔（Thgon themür 1333年～1368年在位）出走大都北京，返回了蒙古草原(即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这是蒙古民族元朝的终结。

随着元朝的终结，在蒙古地区盛兴弘传的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实力也随之衰退。萨迦派约在蒙古地区传播佛教200年左右，为促进蒙古地区的宗教文化起了重大作用。

蒙古地区佛教进入明朝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转折。蒙古人主要是与藏传佛教的格鲁派(dge lugs pa意为善?派)，进行了频繁的交流，他们之间的开拓者是以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Altan Khan 1507-1582)，格鲁派方面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thso 1543-1588，福德海，以下略称三世达赖喇嘛)而开端的。阿勒坦汗与三世达赖喇嘛最初是1578年在“青海湖会晤”的，后来阿勒坦汗邀请三世达赖喇嘛到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kukekota 青城)，给蒙古佛教信众讲经说法，故称呼和浩特市为“归化城”，意为归依佛教的城市。又在呼和浩特市特为三世达赖喇嘛建造了弥勒寺，弘扬佛法，讲述经论，为佛教文化在蒙古地区的弘扬起到了推动作用。

阿勒坦汗和三世达赖喇嘛二人互赠了尊号。阿勒坦汗封给三世达赖喇嘛的尊号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以表示对其尊敬。“圣”是梵语的意译，“ ariya”在佛教里表示超出世间高贵的人物；“识一切(bükün -i ailadugci 蒙古语)是蒙藏佛教对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称号”； “瓦齐尔达喇”(vajra-dhara)是梵语的音译，意为“执金刚”是指蒙藏佛教对密宗方面修行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称号；“达赖(dalai) ” 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则是藏语“上师”之意。这样，整个尊号合起来意为，在显密两方面皆有成就、超凡入圣、学修知识渊博如大海一样的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名号的由来。 三世达赖喇嘛赠给阿勒坦汗的尊号是，“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 “咱克喇瓦尔第 (cakravarti) ”是梵语，转轮王之意，“彻辰汗(secen han) ”是蒙古语，聪明睿智之王的意思，这就是说，阿勒坦汗是象印度著名的转轮圣王一样，伟大的聪明睿智之圣王。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 dan rgya mtsho 1589-1616，功德海）出生于蒙古族。随之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在蒙古地区迅速传播。阿勒坦汗接受格鲁派教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与三世达赖喇嘛的尽心尽力分不开的。而且当时蒙古人所追求的宗教意识也接近格鲁派教法的内容，这一教法逐渐代替了蒙古地区原有的博克教(B?geyin ?asin 即萨满教的一种)信仰。
　
「第二章　以蒙古地区佛教的种种存在形态」为主题，比较具体地论述了元、明、清三个时代在蒙古地区佛教的传播和修建佛教寺院情况。
　
① 据《元史》1291年的记录，在蒙古民族执政的元朝时代，全国约有佛教寺院4万座，僧?约20万人。即包括汉传佛教和蒙藏佛教寺院。蒙古地区佛教到了清朝，可以称之为黄金时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1662～1820)，蒙古地区的佛教寺院和僧?人数达到历史上最多的时期。

②十三世纪，佛教逐渐传播到蒙古地区以后，从元朝的大德年间(1297～1307)至清朝乾隆十四年(1749年)约450年间，开始用蒙古文翻译藏文《大藏经》的续藏《甘珠尔》（bKah hgyur）和论藏《丹珠尔》（bsTan hgyur）。先后进行了五次规模较大的翻译和刻印工作，对上述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地考证并论述其缘由。

③蒙古地区的佛教寺院是蒙古地区文化教育和宗教活动中心。在过去的岁月里蒙古地区多数人家的男孩中半数以上均出家为僧。加之蒙古人笃信佛教，因而较多地将家里最聪明的孩子送到佛教寺院为僧。蒙古人认为，孩子为僧全家有相当于塑造了一座金塔(Altan suburga)一样的福报。加之过去蒙古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较落后，所以普通人家的孩子一般受教育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④蒙古地区佛教寺院又是医疗中心，担负着该地区的治疗重任。因为过去蒙古地区除佛教寺院以外几乎没有医师和诊所。所以说佛教寺院中的医药僧院，即是培养医药学人才的场所，又是疗病的场所。佛教寺院的医学高僧，被蒙古大众所爱戴和崇敬。

⑤僧?参与丧事。一般在大乘佛教徒的宗教意识中，称死亡为往生或成佛。有关办死者的丧事，因地区和民族的习俗而不同，以此而论蒙古地区的丧葬习俗(Gegür orosigulga yin yoson)。蒙古地区的丧葬办理有自然葬、火葬、土葬、水葬、凤葬。这是依据《蒙古风俗》和《蒙古贞风俗》为基本资料进行阐述的。

⑥蒙古地区的佛教寺院又是蒙古地区经济贸易活动中心。过去，蒙古地区佛教寺院相当于草原的城镇，?年、?月、每个季度几乎都举行盛大的“庙会”，在“?会”上蒙古牧民用他们的牛、马、羊及皮毛和肉类等畜产品，交换中原各族商人带来的布匹、茶叶、食盐等物品，这种友好的经济贸易活动，为促进蒙汉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后蒙古佛教的状况」为主题，论述了文化大革命后的蒙古佛教的现状以及 ? 年中法会等情况。

众所周知， 20世纪初的战乱，以及国内十年动乱(1966～1976年)期间，本章节中通过蒙古佛教典型的大寺院北京雍和?和承德普宁寺等，来说明十年动乱后重新恢复的蒙古佛教文化，以及逐渐恢复中的年中法会等活动情?，以此来体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新面貌，从而复兴本民族的宗教文化。从中更加体现了中国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百花齐放的新景象。在本章节中还特意论述了金刚驱魔神舞为什么会在蒙藏地区作为一种宗教艺术流传至今，这是因为将佛教传统艺术，成功地与本民族固有的宗教艺术加以融合的结果。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以前，在本地区的萨满教(蒙古语称 B?geyin ?asin)里也有类似佛教密宗金刚驱魔神舞的舞蹈表演。蒙古人通过萨满教的舞蹈，祈求一年太平安定的幸福生活。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以后，金刚驱魔神舞也取代了原来的萨满教舞蹈。很多学者认为金刚驱魔神舞起源于藏传佛教的高僧拉隆贝吉多吉（Lha lung dpal rdo rje 吉祥金刚之意），他为护卫佛法杀死藏王朗达玛（gLang dar ma 836-842），当时为公元838年。笔者认为拉龙贝吉多吉本是藏传佛教的修行高僧，因为他是修行有成就的密宗行者，所以通过密宗舞蹈（金刚驱魔神舞）形式来刺杀藏王朗达玛是理所当然的事。金刚驱魔神舞是藏蒙佛教寺院里年初法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起源为8世纪，追溯到吐蕃王朝藏王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 742-797）时代，为修建桑耶永固天成大寺（简称桑耶寺）时，775年由莲花生大师（梵语 Pad masambhava 藏语Pad ma hyung gnas 8世纪印度人）传到藏土。又与藏传佛教金刚乘的坛城仪式的地舞、供养舞有密切的联系。而金刚驱魔神舞传入蒙古地区可以追循到13世纪元朝时代，以藏传佛教萨迦派教法的传播为契机，此舞也随之被蒙古人所接受，后来在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教法代替萨迦派的教法后，金刚驱魔神舞也随其潮流普遍弘扬于蒙古地区的大小佛教寺院里。在蒙古地区举办金刚驱魔神舞的主要目的是，以弘扬佛教止恶扬善为宗旨，制伏诸恶魔，给民众带来安居乐业的生活，在世俗娱乐中，亦包含佛教的慈悲喜舍的菩萨行。
　
以「第四章　蒙古地区的阿弥陀佛信仰」为主题，追溯和阐述了蒙古地区阿弥陀佛信仰的传播年代和信仰的缘起。至今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还没有充分探讨过。要阐明蒙古地区阿弥陀佛信仰有必要追溯其渊源，藏文《大藏经》和蒙古文《大藏经》里记载和论述的与阿弥陀佛相关的经典。就此本章节以《蒙古佛教源流》《圣普贤菩萨行愿善说?严经》《圣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汉文《?土五经》之一的《大方佛解华严经圣普贤菩萨行愿品》等经典里记载的与阿弥陀佛相关的经论进行了比较。以及历代班禅?额尔德尼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之说，这是从大乘佛教四身说加以分析和论述的。文献方面，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著有《萨班贡噶坚赞全集》，其中有“阿弥陀佛修行法”。按此推论萨迦班智达，在蒙古地区传播佛教的同时，阿弥陀佛的修行法，即阿弥陀佛信仰也传入蒙古地区是有可能的。在藏传佛教中，有萨迦班智达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之说，所以关于13世纪中期，即1251年以后，阿弥陀佛的信仰传入蒙古地区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笔者在第五章中以「蒙古人的历史意识与宗教意识」为主题，考察和探讨了蒙古人的历史意识与宗教意识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本书以蒙古佛教的成立过程与蒙古文化为基本点而论述。本书分第一编、第二编、第三编，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以及形成过程。在通过研究和考察中，笔者留意到蒙古人的历史意识的渊源究竟在那里；贯穿蒙古历史的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的特色又是如何形成的；蒙古人对自己的祖先和蒙古历史是怎样理解和认识的；蒙古人为何接受佛教，特别是为何接受藏传佛教；这些疑问始终没有离开笔者的研究范畴。归根到底笔者认为，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有崇拜“天”的宗教意识，与其有密切联系。就是说，蒙古人的崇拜“天”的宗教意识与汉民族崇拜“天、道”的宗教意识以及印度佛教的三界思想的“天”的宗教意识，进一步来思考联系起来的话，蒙古人的信仰意识中，与天的概念接近的“藏区的传播佛教之圣地，拉萨”(lha sa)汉译为“天界之地、供佛之地”被视为佛国，如此，种种思想意识和宗教意识的巧合，可否能够解答上述问题。在这里阐明和分析蒙古人的宗教意识与其他民族间的共通点和相异点的相关问题，考察和阐述蒙古人的历史意识以及宗教意识特质，是本章节的主要课题。主要参考文献资料以13世纪著述的《蒙古秘史》， 17世纪著述的《阿勒坦汗传》等若干资料为依据进行考察和分析的。

四、　撰写本书的视点
　 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最初受佛教影响是藏传佛教，这到不如说是蒙古人最初受汉传佛教影响最大应该是较为正确的。理由之一，蒙古帝国的汉传佛教居士禅人宰相耶律楚材 (1189-1244)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期至后来大约二十六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和传播佛教思想，即“慈、悲、喜、舍 (mettā karunā muditā upekkhā 巴利语) ”的菩萨精神。所以说蒙古人最初接触佛教应归功与蒙古帝国的禅人宰相耶律楚材。也就是说蒙古人最初接受汉传佛教影响之可能性最大。与耶律楚材的尽力有密切关系。但是，为什么蒙古人，最终又接受了藏传佛教，而且还确立藏传佛教为国教呢。笔者认为大概理由是这样的，藏族人、蒙古族人都是?牧民族，有许多生活方式相同之处；尤其是这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崇拜“天”的原始宗教意识的相同点。藏族人把“天”用藏语叫“拉lha”。藏族人的宗教意识中的“拉lha”，即是佛教的“佛、菩萨和天”之意。佛教从印度和尼泊尔传播到藏地以后，藏传密宗里的护法之一“吉祥天母”(dpal ldan lha mo)在藏地以及蒙古地区广泛受到民众的信仰。因为蒙古人也崇拜“天”的宗教意识，所以对蒙古人来说藏族人信仰的佛教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而且对一般的蒙古民众来说，藏族人信仰的“拉lha”与蒙古人信仰的“腾格里tengri”，即蒙古语的“天”有相同之处，所以我们认为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

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邀请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达赖喇嘛光临蒙古地区这一史实，做为蒙古人的阿勒坦汗，受天命而实行一切，其相关记载在《阿勒坦汗传》里可以查阅。所以说，蒙古人认为，蒙古历史成立的根据是依“天意”。最初是依“天意”而维持世间，在“天意”的基础上，还必须要知道为母有情一切众生的大恩，再加上要报达大恩的“报恩”。即“天意”和“知恩”以及“报恩”是成为蒙古人历史意识的基础所在。
说蒙古地区佛教是藏传佛教的一部分，不如说是从汉传佛教的耶律楚材禅师和海云法师，克什米尔的那摩国师，再加上藏传佛教的三个途径传播的佛教才是蒙古地区佛教的真实写照。

蒙古地区佛教历史年表
1034年 (景?一年) 款·官却杰布（hhon dkon mchog rgyal po 1034-1102 宝王）诞生。
1040年 (庆历一年) 米拉日巴（Mi la ras pa 1040-1123）诞生。
1142年 (绍兴十二年) 扎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16称幢）诞生。
1162年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 成吉思汗（Chingis Han 1162-1227）诞生。
1182年 (淳熙九年) 萨迦班智达（Sa skya Pandita 1182-1251）诞生。
1189年 (淳熙十六年) 耶律楚材(1189-1244)诞生。
1206年 (开禧二年) 成吉思汗即位，创建大蒙古帝国。
1206年 (开禧二年) 阔瑞王（Gudan Han 1206-1251）诞生。
1207年 (开禧三年) 西藏首长归顺成吉思汗。
1214年 (嘉定七年) 却吉畏?（Chos kyi od zer 1214-1292 法光）诞生。
1218年 (嘉定十一年) 成吉思汗会晤耶律楚材。
1222年 (元光一年)　成吉思汗会晤长春真人。
1229年 (绍定二年) 元太宗?阔台汗（Ogodei Han 1229-1241）诞生。
1235年 (端平二年) 八思巴·洛追坚赞（h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5-1280）诞生。
1239年 (嘉熙三年) 茶那道尔吉（Phyag na rdo rje 1239-1267）诞生。
1244年 (淳?四年) 阔瑞王派遣蒙古使节多达那波（rDo rta nor bo）进藏，邀请萨迦班智达来蒙古。
1247年 (淳?七年) 萨迦班智达65岁高龄与其二侄八思巴、茶那道尔吉到蒙古会见阔瑞王，世称之“凉州会谈”。
1251年 (淳?十一年) 萨迦班智达创造蒙古文字。
1252年 (淳?十二年) 那摩法师从克什米尔来蒙古，就任国师。
1253年 (宝?一年) 八思巴为忽必烈汗灌顶，忽必烈汗赐给八思巴礼品有奉献西藏十三万?（Khri skor bcu gsum），废除了当时陪葬中国埋活人的制度。
1254年 (宝?二年) 忽必烈汗赐与八思巴《优礼僧人诏书》。
1255 年 (宝?三年) 在元朝以前蒙古帝国的蒙哥汗（Mongke Han 1252～1259在位）邀请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Karma bkah rgyud pa）的第二祖噶玛拔希（Karma bag?i 1204-1283）来蒙古，封噶玛拔希为“国师” 授玉印，总领天下释教的重任。赐给金边黑僧帽，尊崇为“噶玛拔希”，拔希一词是蒙古语，“老师”、 “上师”之意。以此为契机，蒙古地区佛教和藏传佛教诸派先后都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
1257年 (宝?五年) 八思巴(23岁)，巡礼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
1258年 (宝?六年) 八思巴等佛教高僧在开平府蒙古的大都与道教道士展开了关于《老子化胡经》的真伪的辩论。
1260年 (蒙古中统元年) 忽必烈在元大都开平府即蒙古大汗位，赐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
1260年 (中统元年) 开平府上都(现在的内蒙古正蓝旗五一牧场)建有佛教寺院167座。
1267年 (至元四年) 忽必烈汗开始命创造“蒙古新字”。
1269年 (至元六年) 忽必烈汗命令全国使用“蒙古新字”。
1270年 (至元七年) 忽必烈汗封八思巴为“帝师”、 “大宝法王”、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的尊号，统领藏地十三万?。
1271年 (至元八年) 在大都（北京）建立护国仁王寺，迎请释尊舍利。
1272年 （至元九年） 建立大圣寿万安寺。
1274年 （至元十一年） 建立大护国仁王寺和昭应?。
1276年 (至元十三年) 八思巴从北京回藏地萨迦寺升任萨迦法王，此乃藏地“政教合一”的开始。
1277年 (至元十四年) 真金皇太子（世祖忽必烈汗的长子）做为八思巴的施主，八思巴担任阿?梨，给僧俗十万多人讲经说法，并给七万人多僧人放黄金一钱的布施。
1280年 (至元十七年) 八思巴示寂。
1290年 (约至元二七年的人) 蒙古族高僧却吉畏?（1214-1292）、回蒙古地区，在萨迦班智达(1182-1251)在创造的蒙古文字之上又增加了许多文字，并开始使用蒙古语翻译佛经。
1297 年 (大德年间) 蒙古执政元朝年间，即铁穆尔汗（Oljeitu Han 1294-1310在位）时期，建立了五所译经院由藏族高僧，蒙古族高僧、维乌尔族高僧，汉族高僧开始用蒙古文翻译藏文《大藏经》的续藏《甘珠尔》（bKah hgyur）和论藏《丹珠尔》（bsTan hgyur）。
1331年 (至顺二年) 元文宗扎牙笃汗（Jiyayatu Han 1329～1332在位），派遣使节进藏，邀请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Karma bkah rgyud pa）第三世活佛让?多吉（Rang byung rdo rje 1284-1339）赴蒙古帝国大都（北京）。
1333年 (元统元年) 元顺帝妥?帖睦尔汗（Togon temür Han 1333～1368在位），封让?多吉活佛“园通佛法性空噶玛巴”封号和国师称号。
1357年 (至正年十七年)藏传佛教格鲁派(dge lugs pa意为善律派)创始人 宗喀巴（tSong kha pa blo po bzang grags pa 1357-1419 善慧称）诞生。
1368年 (明洪武元年) 汉民族的朱元璋，于南京改元洪武，正式建立了明朝，成为明太祖。元朝最后的皇帝，元顺帝妥?帖睦尔（Thgon themür 1333年～1368年在位）放弃大都北京，返回蒙古草原，即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此为元朝的终结。
1409年 (永乐七年) 藏历正月一日～十五日，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大召寺开始举办释迦牟尼佛神变伏魔大愿祈祷法会（sMon lam chen mo ?朗钦摩）。
1414年 (永乐十二年) 章嘉呼图克图(Zang skya Qutugtu)十世，应明成祖邀请，做为宗喀巴大师的使节访问北京。
1415年 (永乐十三年) 章嘉呼图克图十世，被封为大国师并授予金印。
1577年 (万历五年) 第2回用蒙古文翻译藏文《大藏经》的续藏《甘珠尔》。
1578年 (万历六年) 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Altan Khan 1507-1582)，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thso 1543-1588，福德海)于“青海湖会晤”。　
1585年 （万历十三年） 外蒙古创建额尔德尼召（Erdeni Juu），格鲁派在蒙古地区传播发展。
1588年 (万历十八年) 明万历帝邀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来京，授予灌顶大国师称号。
1589年 (万历十九年) 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 tan rgya mtsho 1589-1616 功德海）诞生，在蒙古地区弘扬佛法。
1608年 (万历三十六年) 多罗那它(Tāranātha 1575-1634) 所著《印度佛教史》发行。
1615年 (万历四十三年) 在后藏建立达丹彭措林寺(Dal ldan phun tshogs gling)，外蒙古的土谢图汗部的阿巴岱汗(Abadai Han 1534-1586)邀请多罗那它尊者到蒙古弘传佛法。
1616年 (万历四十四年) 万历皇帝授予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金刚持佛”的称号。
1629年 (清崇祯二年) 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Legs ldan han 1592-1634)第三回用蒙古文而且使用金字翻译藏文《大藏经》的续藏《甘珠尔》（bKah hgyur）全?，并制版印行。
1635年 (天聪九年)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 btsun dam pa Qutugtu 尊贵的圣人之意1635-1723)一世诞生。
1642年 (崇德七年) 章嘉呼图克图(Zang skya Qutugtu 1642-1715)十四世阿旺罗布桑却拉丹诞生。
1645 年 (顺治二年) 蒙古的固始汗 (Gusi Han 1582-1654)征服全藏。藏传佛教格鲁派协助固始汗，固始汗赠给罗桑却吉坚赞 (bLo 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 1567-1662)为“班禅博克多” (Pan chen bodda)的圣号，并追认罗桑却吉坚赞为四世班禅。
1647年 (顺治四年) 达赖喇嘛五世阿旺罗桑加措（N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1617-1682）赠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称号。
1651年 (顺治八年)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接受达赖喇嘛五世和班禅四世劝说，从藏地聘请许多高僧赴蒙古地区建立了多座佛教寺院。在蒙古喀尔喀 (现在的乌兰巴托)模仿拉萨的哲蚌寺设立七所佛教学院。
1652年 (顺治九年) 达赖喇嘛五世赴北京，建立西黄寺(即现在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并同班禅大师一起与清政府进行了密切的联系。
1653年 (顺治十年) 清朝授予达赖喇嘛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称号。
1654年 (顺治十一年) 固始汗去世后，其二王子即位，兄达西巴图汗分管藏地，其弟达颜汗分管青海省。
1655年 (顺治十二年) 因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的努力协调，外蒙古喀尔喀部诸汗王与清政府建立了正式的往来。
1680年 (康熙十九年) 清政府忽视达赖喇嘛五世对蒙古人的权威态度。
1683年 (康熙二十二年) 开始第四回用蒙古文翻译、刻印、校定藏文《大藏经》的续藏《甘珠尔》（bKah hgyur），分类为108?、此为木版印刷，于1720年完成。
1691年 (康?三十年) 在内蒙古举办“多伦诺尔会盟”，康?皇帝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为“大喇嘛”称号。　
1693年 (康熙三十二年) 清朝政府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为“大喇嘛”圣号，从而承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代表外蒙古地区佛教的大活佛。
1697年 (康熙三十六年) 在内蒙古多?诺尔 (七湖之意) 创建汇宗寺，自此，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广泛传播于蒙古地区。
1705年 (康熙四十四年) 康熙皇帝封十四世(二世)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呼图克图”的称号，赠送“八十八?八?八分之金印”，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成为内蒙古地区佛教最大的活佛。
1711年 (康熙五十年) 在外蒙古建立库伦寺 (又称东寺)。
1713年 (康熙五十二年) 康熙皇帝封五世班禅 (1663-1737)为“班禅额尔德尼”的圣号，并赠送“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印”金?。
1723年 (雍正元年) 雍正皇帝封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启法哲布尊丹巴达喇嘛”称号，并赠送“金?金印”。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扩建北京黄寺(现在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1731年 (雍正九年) 雍正皇帝为十五世章嘉呼图克图(又称，三世章嘉呼图克图，通称Rol pahi rdo rje 罗赖毕多尔吉1716-1786)，于内蒙古多?诺尔建立善因寺。
1735年 (雍正十三年) 清朝皇帝封十五世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普善大国师”。
1736年 (乾隆元年) 清高宗乾隆皇帝授予十五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北京蒙藏佛教寺院管理之“札萨克达喇嘛”之印。
1738年 (乾隆三年) 乾隆皇帝正式认定，罗布桑丹彬多密 (Blo bzang hbstan sin mthu mi)为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1741年 (乾隆六年) 十五世章嘉呼图克图用蒙古语翻译藏文《大?经》从而著述了《智慧之源》(Dag yig mkhas pahi hbyung gnas)一书，并刻印行。
1743年 (乾隆八年) 清政府封十五世章嘉呼图克图为“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的称号，并授权其使用金龙黄伞的特权。
1744年 (乾隆九年) 受乾隆皇帝之命，雍和?正式成为蒙藏佛教寺院。
1746年 (乾隆十一年) 二月初一开始，在雍和宫首次举办了大愿祈祷法会（sMon lam chen mo ?朗钦摩），乾隆皇帝亲临雍和宫。同时章嘉呼图克图罗赖毕多尔吉与其它许多高僧进行了佛学辩论活动。
1749年 (乾隆十四年) 第五回用蒙古文翻译藏文《大藏经》的续藏《甘珠尔》（bKah hgyur）108函和论藏《丹珠尔》（bsTan hgyur）225函。此为清代大型的译经活动。
1755年 (乾隆二十年) 承德普宁寺首次举办金刚驱魔神舞法会。
1763年 (乾隆二十三年) 乾隆皇帝在承德会晤三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伊什丹巴尼玛(Ye ?es dam pa ?i ma 1758-1773)。
1790年 (乾隆五十五年) 四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罗卜藏图巴旺楚克(Blo bzang thub bstan dba phyug 1775-1813)，在外蒙古库伦寺设立蒙古佛教的医学、密宗学、天文学等研究机构。
1791年 (乾隆五十六年) 乾隆皇帝在承德会晤四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1819年 (嘉庆二十四年) 清政府赠送十六世章嘉呼图克图章嘉伊希丹毕坚赞 (Zang skya Ye ?e bstan pahi rgyal mtshan 1787-1846)，掌管北京蒙藏佛教寺院的“札萨克达喇嘛”之印。
1828年 (道光八年) 清政府赠送十六世章嘉呼图克图“大国师印”。
1834年 (道光十四年) 清政府赠送十六世章嘉呼图克图金质“大国师”之印。
1904年 (光绪三十年) 光绪皇帝封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迎什锡道尔济 (Chos dbyings Ye ?es rdo rje 1891-1978)，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之圣号。
1911 年 (宣统三年) 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哲布尊阿旺曲济尼玛丹彬旺曲克 (rJe btsun nag dbang chos kyi ?i ma bstan hdsin dbang phyug 圣尊语王法太阳持教自在 1874-1924)，在1911年12月29日蒙古国独立时，推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蒙国的皇帝，年号为“共戴”。
1912年 (中华民国元年) 国民党大总统，加封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宏济光明大国师”之圣号。
1916年 (中华民国五年) 1月19日、国民党大总统，加封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昭因?化灌顶普善?慈宏济光明大国师”和“大总统府高等顾问”之圣号。
1919年 (中华民国八年) 国民政府在南京建都，在南京设立“蒙藏委员会”，任命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委员长。
1921年 (中华民国十年) 7月11日，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立革命政府。1924年 (中华民国十三年)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示寂。
1929年 (中华民国十八年) 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在北京设立“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1930年 (中华民国十九年) 改“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名为“喇嘛事务所”。
1931年 (中华民国二十年) 九一八事变(满州事变)。
(中华民国二一年) 4月7日 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在洛阳广寒?举行的“国难会议”上被选为名誉主席并用蒙古语发表演说。
1934年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做为蒙旗宣化使赴蒙古地区，用蒙古语、汉语宣传国民党孙中山倡议的“民众书”、 “喇嘛书”、 “青年书”、 “王公书”。
1936年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由满州国蒙政部进行普?，内蒙古地区有佛教寺院662座、僧人28,985名。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年) 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跟随国民党移住台湾。
1949年 新中国解放初期，内蒙古地区佛教寺院约有1,366座、僧人6万名。
1954年 世界佛教徒联合会第三回会议在缅甸首都仰光召开，决定了“世界佛陀日”(Buddhajayanti)。
1961年 承德普宁寺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6年 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雍和?的宗教活动等被迫停止。
1978年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我国的宗教自由政策。
1981年 雍和?对外开放，法会等佛事活动再度恢复。
1987年 农历正月23日，雍和?恢复了大愿祈祷法会。
1987年 在普宁寺成立承德市佛教协会。
1987年 在第十世班禅大师和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的倡导下，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于1987年9月1日在北京西黄寺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
1990年 在中国佛教协会长赵朴初的倡导下，定为我国各佛教寺院在农历四月十五日为纪念释尊的诞生、成道、涅?的“佛吉祥日”。
1992年 蒙古人民共和国改称蒙古国，蒙古国开始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
1994年 承德普宁寺被联合国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1998年 内蒙古梵宗寺寺主丹迥?冉纳班杂五世活佛(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教务处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承德市普宁寺名誉住持)与内蒙古赤峰市佛教协会会长格格?塔日吉德活佛，访问日本。
2002年 10月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北京雍和宫组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日文化交流团” 访问日本。期间，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同朋大学、爱知学院大学和爱知县佛协会等社会团体。

前田说: “佛教是释尊为开祖，涅?乃至觉悟和济度　最高究竟的价值，它的目的 (以实现为目标)，在全世界各地区展开的综合性的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