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基督宗教在蒙古历史

为什么成吉思汗以及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帝国，没有完全皈依基督宗教呢？

　　这是第二届蒙古研究国际研讨会的讨论问题之一。会议由圣母圣心会主办，于八月十至十二日在田清波中心举行，出席者包括数十名来自蒙古、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欧洲、韩国、俄罗斯及美国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及社会学家。

　　会议期间的廿一场讲座，带领与会者跨越历史，了解由七至九世纪中国唐代的景教徒（聂斯多略派基督徒），到十四、十五世纪蒙古宫廷内的基督徒，以至二十世纪初天主教及基督教的传教士，及今天蒙古基督宗教团体的情况。

　　教廷驻韩国及蒙古大使切里格总主教（Emil Paul Tscherrig），参加了所有讲座及讨论。他向天亚社说，研讨会对教会融入蒙古社会有重要作用。他指出，会议展示了基督宗教在蒙古历史的宝贵资料，有助消除基督宗教是洋教的观点。

　　最热烈的讨论围绕为何蒙古于十三世纪，那么难于皈依其它宗教，以及现时的蒙古基督徒会否很快消失。

　　学者认为，蒙古人于七世纪通过与景教徒接触，已认识基督宗教。公元一千年后，景教从中国向北传播，到达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

　　一些学者主张，十三世纪的蒙古人认为，他们不需要任何外来宗教，包括基督宗教及伊斯兰教。他们的信仰体系是对“永恒的天”的信赖，俄罗斯学者尤尔琴科（Alexander Yurchenko）将之称为权力的宗教。自此，蒙古征服所有周边的部落及国家，并视基督徒、伊斯兰教教徒及其它外族为弱小的民族。

　　然而，一些蒙古部落如克烈、乃蛮及汪古则信奉了景教。当成吉思汗征服他们，把他们纳入蒙古帝国，他们仍保留基督徒身份，其影响力甚至达于蒙古皇族。

　　很多蒙古统治者的妻子及儿女均是基督徒，包括忽必烈汗（1215-1294）的母亲。但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被征服者的信仰”没有普遍为统治阶层接受。

　　不过，蒙古帝国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却延续下去，从双方互派外交使节便可见一斑。一二四五年，教宗英诺桑四世首次派遣方济会士卡尔皮尼（John of Plano Carpini）前往蒙古。一二九一年，教宗尼各老四世派遣另一位方济会士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前往北京，他后来成为北京总主教。

　　耶稣会士于十七、十八世纪，开始与内蒙古的蒙族人接触。十九至二十世纪初，圣母圣心会士在当地非常活跃。一九四八年，圣母圣心会传教士被共产党逐出内蒙古，其时当地有廿五万教友，其中二千为蒙族人。

　　蒙古外交人员于一九九一年前往梵蒂冈，商讨建交事宜，使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传教这个悠久梦想，于翌年得以实现。蒙古邀请梵蒂冈派遣传教士，成为传教史上特殊一页。自此，蒙古教会稳步成长。现在，当地有三个堂区及五个副堂区，蒙古族信徒共三百四十五人。

　　圣母圣心会齐曼加神父（Gaby Tshimanga）负责筹备是次会议。他向天亚社评价研讨会说，各人都接受蒙古景教徒的考古证据，因为“现今基督徒愿意藉学术研究，加强基督宗教的认受性，这是十分自然的”。他也指出：“我们也聆听很多有关福传的功效和副作用、其社会含意，以及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这是牧者和传教士必须留意的另一重要课题。”

　　这位刚果籍神父说：“我们花了一年时间，才能集合这一大群学识渊博的专家。”

　　圣母圣心传教修女会柴鼐立修女（Nellie Zarraga）说，这些来自天主教、摩门教、东正教、基督教等不同基督宗派以及其它宗教的学者，把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彼此共通的事情上。

　　她说：“每人都有发言，所有人都在聆听。这样我们能合适地翻译出蒙古语的『天主』，找到合适的标记来打动蒙古人的心灵，找到合适的途径为基督宗教展现蒙古的面貌。” 由圣母圣心会及国际蒙古研究协会共同举办，会议讨论了圣母圣心会神父在内蒙古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