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言的题目是“从战国时代内蒙古高原的民族分布看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点”,主要基于这样的思路。草原文化的研究要以宏观的理论探索和微观的史实求证相结合来进行。只有宏观研究,难以深入领会草原文化的具体内容和深刻内涵,也难以总结出符合不同历史阶段的草原文化的规律性认识;反之,只有微观研究,则难以形成对草原文化的全面认识,难以总结出不同历史时代草原文化的特点和规律。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国历史上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北方草原文化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每个历史时期的北方草原文化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所以,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北方地区草原文化的具体内容和特点,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概括,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这一想法还不成熟,只能算是对战国时代北方草原文化探索的一种尝试,打算以后继续具体研究每一个历史时期草原文化的具体情况,然后再做整体概括和理论总结。在这里先就这一题目讲一讲,向予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请教。
一.战国时代内蒙古高原上的北方游牧民族
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内蒙古高原就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从事畜牧、狩猎以及农业生产的场所。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甲骨文中有“土方”、“鬼方”的记载,史书中则记载有“荤粥”、“猃狁”、“戎”、“狄”等族称。这些称谓有的是泛指当时我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有的是特指其中的某一部分。公元前21世纪至前3世纪,内蒙古地区分布着的一些游牧民族与中原华夏族建立的政权发生了密切关系。到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21年),文献记载的北方民族有了新的具体称谓,活动在今内蒙古境内的北方各族主要有林胡、楼烦、东胡和匈奴。
(一)林胡和楼烦 狄是中原华夏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统称,包括赤狄、白狄等。赤狄分布于晋北和内蒙古中南部。有学者认为楼烦族属赤狄,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崞县窑子墓葬可能属于春秋晚期楼烦人的遗存,毛庆沟墓地的一部分墓主人可能也与楼烦有关,时代相当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林胡、楼烦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晋、燕等国相邻,主要在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活动。从考古遗存分析,林胡和楼烦人都属于游牧民族。
战国时期,林胡和楼烦活跃在内蒙古高原上。战国中期,中原诸侯国不断向北蚕食北方各族土地,林胡与楼烦的地域也随之向北移动。燕文侯在位时期(前361~前332),林胡、楼烦在燕国的西北,活动地区包括今呼和浩特平原和乌兰察布南部丘陵地带。赵武灵王时期(前325~前298年在位),赵国强盛起来,向北击破林胡、楼烦,迫使其从呼和浩特平原向西边的鄂尔多斯高原迁徙,林胡在鄂尔多斯高原北部区活动。有考古学者认为,杭锦旗境内阿鲁柴登和准格尔旗西沟畔的青铜器墓是属于林胡人的(有的认为属匈奴)。公元前297年(赵惠文王二年),已经传位于子的武灵王乘巡查新占土地之机,在西河(汉代西河郡地,主要指今内蒙古黄河西岸的鄂尔多斯地区)降服了楼烦王。赵孝成王时(前265~前244年在位),赵国破降林胡,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林胡和楼烦一度归属了赵国。匈奴强大起来以后,林胡和楼烦又归属了匈奴。
(二)东胡 东胡这一族名是族他称,文献记载说“在匈奴东,故曰东胡”。是战国时期中原华夏族对活动在匈奴(胡)东面的(今内蒙古东部及东北西部地区)许多族属、语言和习俗等相同或相近的各部落的统称。春秋战国时代,东胡人的活动地域大致在今呼伦湖以东、嫩江以西的大兴安岭山脉北段和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表明,一部分东胡人活动在呼伦湖以东的呼伦贝尔高原。据《魏书·序纪》记载,东胡系部族鲜卑拓跋部的祖先从远古时代就在大鲜卑山一带以畜牧、射猎为业。20世纪80年代,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发现了拓跋鲜卑先祖石室——嘎仙洞。经初步发掘,出土了陶片、骨镞和打制石器,证明一部分东胡人很早就活动在大兴安岭北部地带。这一地区,森林繁茂,禽兽众多,绿草如毡,水系如网,是古代居民以渔猎、采集和畜牧为生的理想场所。这部分东胡人曾经拥有36个部落,99个氏族,控地广阔,威振北方。这部分东胡人从事着畜牧、渔猎和采集的生产方式,可以概括为渔猎文化。
文献及考古资料证明,另有一部分东胡人活动在内蒙古东南部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考古学者多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有可能是这部分东胡人的物质文化遗存。从该文化分布地域看,东胡人地域的南界最初大致达到河北滦河及辽宁大凌河流域。近年有人提出赤峰林西县“井沟子类型”考古学文化族属东胡更为贴切。史书记载,战国时代的东胡人居住在燕国的北部,与燕有和战关系。燕昭王在位时(前311~前279),东胡强大起来,给燕国造成很大压力,迫使燕国送将军秦开作为人质,换取和平。后来东胡为燕所败,主要在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活动。东胡与其西南部的赵国也发生过战争。公元前273年(赵惠文王二十六年),东胡被赵攻破,失去一部分土地。前244年,东胡再次被赵将李牧攻破。东胡与燕、赵诸国的和平与战争,是游牧和农业两种文化间的交融和碰撞,在不同文化的交往和冲突中,双方开始互相加深了了解和认识。
(三)匈奴
匈奴是战国时期见于史书记载的北方游牧民族。从汉文献的记载和考古资料看,可能是以春秋时期的白狄为主发展起来的。春秋时期,白狄主要活动于陕北、内蒙古鄂尔多斯和河套地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桃红巴拉类型”据考古学者判断即族属白狄。除了大漠南北的诸狄部外,散布于黄河流域的北狄部落大都逐步被中原各诸侯国兼并。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白狄中的一支匈奴吸收了诸戎、狄成份而强大起来,战国时被汉文献称为匈奴。考古发现还显示,今蒙古国境内有匈奴早期物质文化遗存,是否说明匈奴初源漠北后向南迁,根据尚不充分,还需进一步研究。
初见于汉文字史籍记载的匈奴,主要活动在今天内蒙古境内的阴山及河套一带。这里依山带水,草木茂盛,禽兽很多,是理想的畜牧狩猎之地。公元前310年左右,匈奴地域已与战国的燕、赵、秦三国相邻。战国末年,匈奴东界已达燕长城以北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东部一带,燕国曾计划向北联合匈奴以对抗秦国。由于农牧业经济结构的差异,匈奴与秦、赵两国多有边境冲突。匈奴需要农副产品作为游牧经济产品单一的补充,经常采取军事掠夺的方式。匈奴在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活动,对秦、赵两国构成很大威胁,两国都修筑长城加以防御。但是,赵国的长城没有挡住匈奴的骑兵,在赵长城竣工不久,匈奴就越长城,渡黄河,进入“河南地”(指今内蒙古境内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赵国只好在代(今河北省蔚县)、雁门(今山西右玉县南)两地屯驻重兵进行防御。南下的匈奴与秦国以秦昭襄王时筑成的长城为界。秦长城以北的鄂尔多斯高原、阴山南北尽为匈奴所有。
战国中后期,匈奴广泛分布于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东邻内蒙古东部的东胡,西毗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南隔长城而望燕、赵、秦诸国。在今天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桃红巴拉、伊金霍洛旗公苏壕、准格尔旗玉隆太,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呼鲁斯太等地都发现了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和遗物。这些墓葬分布的地点,大都是“肥饶之地”。匈奴人在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地区和呼和浩特平原曾经长期驻牧,生息繁衍,生居死葬。
从以上具体史实可以看到,战国时代内蒙古高原的大部都在北方游牧民族的掌控之下,从事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另有一部东胡人则在大兴安岭深山密林里过着渔猎生活。
二.战国时代内蒙古高原南缘地带的华夏族及其采取的统治措施
战国时代,中原诸侯国经过长期相互兼并,最后剩下七个强大的国家。北边由东到西分布的是燕、赵、秦三国。古代内蒙古的南缘地带是亦农亦牧之区,又是中原各国与北方各族接壤之地。这三国的华夏族与东胡、林胡、楼烦、匈奴等北方诸族时有冲突,相互争夺土地和人口。最终,三国各将其领土扩展到内蒙古高原的南缘地带,筑长城,置郡,开始了中原政权对古代内蒙古地区的统治,历史时期中原的农耕文化也开始进入内蒙古高原,与游牧文化碰撞融合吸收,并成为草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燕国对内蒙古东部南缘地带的经略
燕是周在北方的一个诸侯国,都城建在蓟(今北京市)。强盛时占有今河北、辽宁大部和内蒙古赤峰、通辽南部的部分地区。
公元前300年后,曾经在东胡做人质的燕国贤将秦开回燕,因深受胡人信任并了解东胡内情,燕王用秦开率兵北袭东胡,大胜,北进千余里。为防御东胡和巩固新占土地,燕国从造阳(今河北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辽阳)修筑长城,并在燕北长城以南地区相继设立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和上谷五郡,统治燕国原有版图和新纳入的东胡土地。
燕北长城在今赤峰市境内有两道,是防御东胡南下的军事工事,也是燕与东胡的分界线。据考古工作者实地勘察,北线自河北省围场县进入赤峰市松山区境内,大体沿英金河北岸的丘陵及山脊东行进入敖汉旗境,又东经通辽市奈曼旗境、库伦旗境,于先进乡折向东南进入辽宁省阜新市境内。战国后期,燕北长城作为燕国的北边疆界,使燕的疆域向北拓展了许多,已经囊括了今天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南缘地带,由右北平、辽西等郡管辖。
右北平郡,西汉时期郡治平刚。据考证,平刚城即今赤峰市宁城县甸子乡黑城村古城。古城由“花城”、“外罗城”和“黑城”三座城址组成。“花城”内的遗物主要属于战国时期,应是燕国城镇遗址。大体上,战国时代燕北长城所经赤峰南部地区包括喀喇沁旗、宁城县、松山区南部、敖汉旗部分等应属燕右北平郡管辖。燕辽西郡西与右北平郡相邻。通辽奈曼旗土城子城址和沙巴营子城址都是由燕国开始修筑而沿用到秦汉时期的古城。燕北长城从敖汉旗的中部和奈曼旗、库伦旗的南部经过,这三个旗燕北长城遗迹以南的部分地方曾属燕辽西郡管辖。据考古调查,在燕北长城沿线地区分布着众多的台址、鄣址和城址等防御建筑设施,散布着很多战国时期的遗物。战国后期,燕北长城以南的赤峰丘陵和科尔沁沙地成为燕国的领土。
燕国设置的右北平郡等是历史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最早的行政建置,郡城也是内蒙古高原东南部最早的城镇,在内蒙古地区城镇史及与中原政权关系史上有重要意义。燕国的华夏族进入今内蒙古高原东南部一带,带入了有别于游牧、渔猎文化的农耕文化,使燕文化成为战国时代北方草原文化的组成部分。
前222年,燕国亡于秦,国境全入于秦。
(二)赵国对内蒙古中南部的统治
战国时代的赵国强盛时大约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中部、西南部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都城设在邯郸(今河北邯郸)。
内蒙古中南部部分地区纳入赵国版图,是在赵武灵王(前325~前295)时期。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针对东有燕、东胡,西有楼烦、林胡、秦、韩而无骑射之备的局势,下令“变服骑射”。当时林胡驻牧于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楼烦游牧于呼和浩特平原及乌兰察布丘陵南端。赵国计划向西北征服林胡、楼烦,拓展领土,发展势力,再从秦国的北部鄂尔多斯高原向秦国发动攻击。据《史记·赵世家》载,前306年(赵武灵王二十年),武灵王西入林胡地,至榆中(约当今鄂尔多斯东北部),林胡王献马示弱,赵军遂还。武灵王以代相赵固主持“胡”地事务,招募林胡、楼烦兵马。赵国势力进入了鄂尔多斯地区。赵国在与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接触中,意识到骑兵的独特优势,决定改变中原地区的车战传统,边地的官兵也一律胡服防御,这是早期农耕文化吸收游牧文化精华的著名事例。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措施包括在原阳设立骑兵训练基地。原阳城址据考即今呼和浩特市南郊八拜村古城。赵武灵王攻取这一地区后,在原阳把步兵改为骑兵,呼和浩特平原在赵国的军事变革中起了重要作用。“胡服骑射”措施增强了军队战斗力,赵国接着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前302年,赵国迁大批奴隶于九原(今乌拉特前旗黑柳子乡三顶帐房古城,一说为今包头麻池古城北城),命将军、大夫、適子、戍吏等皆胡服备边,防御匈奴。越二年,赵武灵王又北破林胡、楼烦,“西至云中、九原”,今呼和浩特平原及阴山南黄河北的包头一带均进入了赵国的势力控制范围。前299年,赵武灵王为集中精力进一步向西拓展疆土,南下攻击秦国,决定退位而立子何为惠文王,自称主父,率军驻代。前297年(赵惠文王二年),主父自代出巡新占的云中、九原、榆中等地,于西河(今内蒙古、陕西与山西间自北向南流黄河段西岸地区)遇楼烦王,再次招募胡兵。赵武灵王为加强防御兴起的匈奴,依傍阴山山脉修筑长城及辅助防御设施亭障烽燧,东起代(代郡延陵县之北,今内蒙古兴和县二十七号村),西至高阙(今乌拉特前旗大坝沟口,另说为今乌拉特中旗石兰计山口),又置云中、雁门和代三郡,开始对内蒙古中部阴山以南地区实行军事控制和政治统治。
据实地勘查,赵长城遗迹从内蒙古兴和县北部开始,傍阴山山脉的灰腾梁山、大青山和乌拉山等迤逦西行,至临河西北石兰计山口止。这道军事防御线也是实际边界,在赵国征服了林胡和楼烦以后,主要作用是防御新崛起的匈奴,标志着战国时代赵长城以南的呼和浩特平原及周边地区成了赵国的疆土,由云中、雁门、代等郡管辖。
云中郡城址即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是古代内蒙古地区建立最早、规模较大的城镇之一。赵云中郡辖境包括呼和浩特平原及以南丘陵地带,大体上今赵长城遗迹以南的呼和浩特市区、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和清水河县等都在云中郡的统辖之内。经过调查,沿着赵长城及以南十数里范围内,分布有大大小小的烽台和一些城障遗址。在呼和浩特乌素图沟口遗址中,散布着战国时期的盆、罐等陶器残片,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和包头窝尔吐壕遗址等处均发现了赵国的遗迹遗物。雁门郡辖境除今山西北部地外,还有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黄旗海、岱海周边地区,包括丰镇、凉城、卓资、集宁、察右前旗等一些地方。在凉城县双古城一带就发现了赵国的遗址遗物。代郡辖境,从赵长城东起兴和县北部及东与燕上谷郡相邻看,应包括兴和县大部和丰镇、察右前旗的东部。九原城址即今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一说为包头麻池古城北城),也是内蒙古地区建立最早的城镇之一(一说赵武灵王时已设九原郡),处于连接漠北和关中交通的重要位置。
赵国实施的筑长城、建城镇等一系列统治措施,使从事农耕经济的华夏人进入内蒙古中南部,并与从事游牧经济的匈奴人等进一步交往,赵文化也随之而入,开启了这一时期不同文化交互影响、碰撞、融合的史例。
赵武灵王死后,国势日渐削弱,控地日益萎缩,逐步放弃了对内蒙古中南部的经略。前260年(赵孝成王六年),赵、秦长平之战,赵大败,40余万人被坑杀,军力大减。此时,匈奴崛起,南据“河南地”(今乌加河以南至鄂尔多斯高原),收附林胡、楼烦,赵国势力被迫南撤,赵文化也逐步减弱了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影响,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据《史记·李牧传》记载,时赵北边良将李牧率兵常驻雁门、代郡,防备匈奴。李牧采取“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的防守策略,下令匈奴每入赵边,赵兵则入城障自保,匈奴不攻城,赵也不与之正面交锋。如此数年,虽匈奴屡攻,但赵无大损失。李牧符合实际的防御策略,却被视为懦弱而引发赵国上下不满,赵王使别将代牧。随后,赵军每出战不利,损失较大。赵王复请李牧带兵守边。李牧仍取不直接交锋,养精蓄锐之策。数年间,匈奴无所得。李牧养兵十数年,士气高涨,皆愿一战。于是备战车千余乘,精骑万三千匹,破敌擒将之勇士五万人,善射者十万人,大加操练。随后设计诱敌,使民众四出,牲畜遍野。匈奴小股骑兵入边,赵兵佯败,遗留数千人任匈奴杀略。匈奴单于闻知,放掉戒心,率大军进入赵国境内。李牧多设奇阵,左右夹击,大破匈奴,杀十余万骑,单于率众逃奔。此后十余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城。赵又乘胜北灭襜褴,东破东胡,西降林胡,赵国北部边境一度危急的局势得到控制。
战国末年,赵国受秦国的威胁越来越大。前229年,秦将王翦率军攻赵,惧李牧善用兵,用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行反间计杀牧。次年,赵亡于秦,版图入秦。
(三)秦国对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管辖
秦是“战国七雄”中的强国,占有今陕西、甘肃和宁夏等地,东与魏、南与楚相邻,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
战国时代,秦国北方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相连。对于中原秦、赵诸国及北方诸游牧民族,鄂尔多斯的地理位置均十分重要。鄂尔多斯高原处于黄河几字型流域之内,西、北、东三面皆为黄河,河北是阴山山脉。秦、赵得此地,可凭借黄河、阴山等天然屏障或在此一线构筑军事防御工事来延缓或阻遏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北方游牧民族占据这里,可以作为跳板,长驱直入中原腹地。所以,这一带成为历史上强大的游牧民族和中原农业民族的必争之地。对于秦国,鄂尔多斯高原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一旦对这一地区失去控制,秦国北方门户洞开,京畿之地直接面临来自北方的冲击,因此,秦国统治者十分重视鄂尔多斯地区防务。据《史记·秦世家》记载,公元前320年,秦惠文王巡察至北河。北河主要指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加河。秦惠文王能远至“北河”巡视,绝不是游山玩水,应该同秦国对赵国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防务有关。秦昭襄王初年,秦置上郡,并筑长城防御匈奴。前287年(昭襄王二十年),秦王出巡至上郡、北河,察看上郡和长城沿边的防务。
据实地调查,战国秦长城遗迹从今陕西神木县北境的馒头塔村进入内蒙古境内,经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新庙乡古城壕村南,沿窟野河向北伸延,再沿束会川西梁蜿蜒西北行,经纳林陶亥乡淖尔壕西进入准格尔旗准格尔召乡,然后曲折东北上,经暖水镇西北的巴龙梁、榆树壕向北,至达拉特旗敖包梁乡连家渠转为西北,经东胜潮脑梁乡辛家梁、店圪卜等村南,直到省城梁村附近亚麻图沟东岸中断。在此北望,最南部为峻岭,北为库布齐沙漠,长城遗迹已淹埋无迹可寻,只在达拉特旗树林召镇西南方,东起新民堡村东,西至王二窑子村东,由西北向东南有长约30公里的一段遗迹,专家推断可能是战国秦长城的一部分。这段长城应继续向东,最后止于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古城。
战国秦长城以东以南的鄂尔多斯部分地区,战国秦昭襄王时纳入了秦国的版图,归属秦上郡管辖。秦上郡是秦国征伐义渠以后,与陇西、北地郡一起设置的,取魏国上郡之名而治所辖境均不与魏相同。从战国秦长城的具体走向看,秦上郡应管辖了鄂尔多斯东部,包括秦长城内线的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东胜区的一小部分、达拉特旗的东部和准格尔旗的大部分地方。战国时代,秦文化一度影响了鄂尔多斯高原的东南部。
战国秦长城东端止于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占据这个黄河渡口,就控制了从鄂尔多斯高原进入呼和浩特平原的要津。战国末年,秦国针对赵国武灵王死后国势渐不如前的局势,多次进攻赵国,出兵云中、九原。大概秦在赵武灵王以后攻夺赵国云中、九原地,驱除了赵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云中、九原转而成为秦的控制范围。赵国李牧退守代、雁门防御匈奴,秦将李信从云中出兵攻赵,均可说明秦在战国末期进入了九原、云中地区,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向东扩张地盘。土默川平原在秦王扫六合的统一战争中,应当居有重要战略地位。战国末年,秦文化也开始进入内蒙古中南部一带。
公元前221年,秦最后灭齐国,结束战国七雄割据局面,秦王嬴政称始皇帝,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势力曾进入并占据了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北与强大的匈奴对峙,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统治措施,并且在诸方面与北方游牧民族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开始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碰撞的新的历史时期,也使北方草原文化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三.战国时代内蒙古高原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一般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观念和物质手段的历史性积淀,它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区域性和历史连续性等特征。草原文化无疑也体现了这样一些特点。草原文化是一种多元的复合型文化,其中主要包涵了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和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亦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独特性和连续性。大量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证明,草原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品质,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战国时代内蒙古高原各民族分布状况的叙述,简要归纳这一历史时期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1.战国时代内蒙古高原的草原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集合体。战国时代的内蒙古高原主要活动着林胡、楼烦、匈奴、东胡和华夏族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地域内的文化,主要就是由他们创造的,因此它应该囊括有北方民族文化,具体可分为林胡文化、楼烦文化、匈奴文化和东胡文化等。北方游牧民族一般以畜牧业为主,兼有作为经济补充和练兵功能的狩猎业、与畜牧业关系密切的手工业和商业。社会实行部落制。过着食畜肉、饮潼酪、衣皮革、披毡裘、住穹庐,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有独特的习惯法、婚俗和葬俗。战国时代内蒙古高原草原文化的组成部分还有中原华夏族文化。战国时代的华夏族以农耕经济为主,兼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和商业。社会实行郡县制。与北方民族迁徙不定相反,实行定居。主要以粮食作物为主要生活用品。风俗习惯也与北方民族有形式和本质上的差异。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以前,战国七雄的文化也各有差异兼具特色,草原文化中的华夏族文化又可分为秦文化、赵文化和燕文化。
2.有区域文化成分。内蒙古高原主要可划分为呼伦贝尔高原、锡林郭勒高原、乌兰察布高原和巴彦淖尔、阿拉善及鄂尔多斯高原四部分。高原东部分布着辽阔的草原,西部有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毛乌素等浩瀚的沙漠。山脉主要有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等。在大兴安岭的东麓、阴山脚下和黄河岸边,有嫩江西岸平原、西辽河平原、土默川平原、河套平原及黄河南岸平原。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限制影响和历史上的传统习惯,在内蒙古高原不同的地域内形成了具有不同内容和特色的历史文化。如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高山森林地带的渔猎文化、平原上的农耕文化等。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农耕文化等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互不相同,显示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3.战国时代,赵文化等中原各诸侯国文化亦即农耕文化更多地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较为著名的史例即“胡服骑射”。从这个角度说,这一历史时期北方草原文化中的主导是游牧文化。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政权双雄并峙,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由于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导致对农副业产品的一定程度的依赖,北方民族游牧文化开始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步增强。
4.战国时代,内蒙古高原北方游牧民族活动和控制的地域远比华夏族广阔,并且直至战国后期秦、赵、燕诸国才向北拓展,占据了北方各族大片土地,从而也使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力向北方地区得到一定扩展。从文化的影响面上说,战国时代内蒙古高原上的中原农耕文化不如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广大。考古发掘也显示,内蒙古高原的史前时期主要是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物质文化是以农业为主,亦即活动在内蒙古高原上的史前先民创造的物质文化主要是农耕文化;与史前时期相反,战国时代,内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文化已成为草原文化的主体。
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战国时代,内蒙古高原已成为北方民族从事畜牧业生产和游牧生活的主要场所,逐步形成了历史时期有别于农耕文化的游牧文化。到战国末期,中原燕、赵、秦诸国对北方各游牧民族采取攻略政策,将今内蒙古中南部和东部南缘地带纳入了中原政权的统治范围,历史时期的农耕文化因素得以进入内蒙古高原。中原政权取得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权后,相继修筑长城。长城以北的内蒙古及北方广大地区,是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长城以南的内蒙古,主要居住着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秦、赵、燕等郡县之民。自战国有明确文献记载以来,这种大体以长城作为中国古代农业和牧业国家分界线的格局逐步形成,到秦汉——匈奴时期更为明确。各自建立了两种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内涵的集团,在长城沿线进行了密切接触,游牧和农耕两大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和交融。双方势力此消彼长,互相制约掣肘,相互交流影响,形成了各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又有共同文化内涵而彼此难以割舍分离的历史格局。自战国燕、赵、秦三国开始,中原政权在内蒙古的统治措施之一是设郡置县,使内蒙古部分地区首次纳入了中原政权的统治范围,秦汉又加以继承发展,对以后各族政权在内蒙古的统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战国时代的北方游牧民族史和中原政权统治内蒙古高原部分地区的历史,都是古代内蒙古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构成上来看,草原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游牧和农耕两大文化成为草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各具十分丰富的内涵和特点。史实证明,战国以来内蒙古高原是多民族生息繁衍的所在,也是多种文化碰撞交汇的重要地区。战国以来内蒙古高原上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移民文化、军事文化的历史发展演化,奠定了独具特色的内蒙古区域历史文化的基础,多元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使古代内蒙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也一直影响着内蒙古地区以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战国时代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的历史活动,共同创造了内蒙古高原丰富多彩的草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