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D副总裁芭芭拉·黑格演讲辞

早上好。欢迎来到华盛顿三一大学。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各位。令人鼓舞的是，看到这个倡议自2000年第一次聚会以来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发展，而且，这次活动的每一位共同协办者都是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好朋友和同事，我们都努力从别人的知识和观点中受益，从而提高我们各自的和共同的工作成效。

    杨建利（那时他在21世纪中国基金会工作，现在为公民力量服务）是最早和我们讨论有这方面对话需要的与中国相关的受资助者。在此之前，在与一些中国团体的工作中我们注意到很多的后天安门民运团体对西藏问题既不熟悉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我们当时相信，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自由气氛中，民主基金会可以帮助汉族和其他民族加强为中国及其少数民族的未来寻找共同点的能力。
  
    其后，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世界维吾尔大会和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资助也提供了一个帮助他们参与到这样的讨论中来的机会。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得以将他们的工作从保护他们自身的宗教信仰自由扩展到将宗教信仰作为一个总体原则来保卫，并关注所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自由世界里，这是我们大家都享有的机会。

    另外，虽然不是我们的资助对象，但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是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个特殊朋友。我们与该基金会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就是每个人都应有尊严包括纪念的尊严。只有记录和尊重事实，我们才能让未来更好。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和国家民主基金会都选择用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树立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来颂扬那些在选择镇压而不是引导的力量下遭受痛苦并进行反抗的人。

    这个倡议的目标渗透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工作中，不仅仅是对中国，也对其它存在多样化人群的国家。从肯尼亚到俄罗斯，格鲁吉亚，斯里兰卡，瓜地玛拉，伊拉克，苏丹，尼日利亚，卢旺达，波斯尼亚，这个名单可以无限继续下去，我们已经见证了很多民族和宗教裂痕可以变得非常危险和毁灭性的例子。作为世界公民，我们必须尽全力来停止对“他人”妖魔化和不计代价地集中资源和权力来进行统治的行为。

    非常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准则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分歧。我们都听说需要摒弃成王败寇而采用双赢的方法来处理冲突，但是我们怎么来这么做呢？所有的利益真的能被包容和满足吗？即使包容下来，历史是停滞的还是不断变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基于所有人都理解和能找得到的原则和规则并能够不断力求取得公正正义的结果的制度。

    这样的制度必须有助于沟通，帮助汇集各种不同的声音以便各利益体能够互相沟通，最后通过公平和正当的过程来调解各种对抗性压力。建立这样的制度――民主制度――不只是政府部门和权力机构的工作。这要从我们开始。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害怕混乱。难道我们不也是同样担心混乱吗？通过这个倡议及中国国内的努力，我们可以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有许多资源可以用来建立而不是摧毁思想和那些值得培育而不是窒息的实际知识。对大部分人而言，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才是软弱和不稳定的。将与自己不一致的文化民族宗教和政治领袖人物定性为恐怖分子和罪犯，也许会让那些不了解他们的人认为他们不合法，但并不能说服那些支持他们的人，这只能使他们沮丧和愤怒，增加而不能减少不满和分歧。从而产生了一个因为错失解决问题机会而留下的长久问题。

    你们利用可以利用的空间进行和平和尊重的对话并展示它的成果，对于中国当政者等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建立信心的练习。在中国国内有人在看着你们，有人希望你们利用这次机会代表他们。你们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不同的人群可以走到一起来追求共同利益，同时又互相团结。对于那些想要一个尊重和允许不同存在的系统的人，在追求所有人的更大的利益的时候，你们有机会去探索怎样取得这样的一个系统。

    当你们继续进行这个倡议时候，你们主动去找别人是极为重要的。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有一种趋势，就是注意力被那些推动暴力对抗和形成危险威胁的人占去，他们会把氧气从别的声音中吸走。不要试着和这些力量竞争，而要高瞻远瞩，围绕着可达到的目标进行不懈的努力。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后面几天将要参与的着重专业技巧的互动讲习班如此重要的原因。信息的自由流动将有助于听到对话中的其他人的声音。这次对话中取得的任何成果都可以作为以后继续工作的基础。非暴力行动工作室帮助提供公民所需要的行使他们权利或指出关键的环境法律经济或政治问题的工具，而不把对抗推到悬崖的边缘。这两个因素对于让当政者倾听和建设性地回应都很重要。我们特别感激讲座的主讲人周先生和曼日门先生。他们奉献了时间来这里和你们一起工作。

    我想用一点时间来考虑一下从大的方面来说在中国能做到什么。虽然我不是一个中国专家，但是从尼克松总统第一次计划对中国开放以来，我就一直是一个中国及其在世界位置问题的观察者。（是的，我那时只是在高中，但我很感兴趣并在我的政治学讨论会上就这话题做了一个简报）。那还是冷战时期，把东南亚丢给苏联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件很担忧的事。我们的政府看到了一个用中国的影响力来对抗苏联的机会，换句话来说美国开始和中国发展关系只是为了安全利益的考量；我相信人权，法治，知识产权和少数民族问题并不在在那次访问的工作议程上。尽管这样，从那以后两国关系建立并维持下来。并提供了无数的机会来控制两国间的冲突，建立经济联系，并提供了讨论中国自己的制度和政治问题的机制。两国间的关系是多方面和复杂的，但关系在继续，虽然每个国家内部对这个进程中的每一步的处理都有批评。

    关键是，虽然它的领导人排斥掌控不了的变化，中国现代化和发展的目标迫使该体制接受没有料到但最终发现必须进行的修改和调整。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意味着是一个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但也意味着中国不能把它的人民与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思想、规范、倾向隔绝开来。我相信中国政府正在发现它永远不够强大，不够聪明，不够敏捷来管理国家并只靠政府自身为这个国家带来进步；它必须有它的人民作为参与者的支持和智慧。开放这个领域可能是坎坷无序和困难的，但逐渐地有例子说明这正在发生。

    去年我们见证了08宪章的出现，一个有300多（现在有超过10000）杰出的包括体制内中层官员和农村领袖签名的文件。在提倡其他重要原则的同时，它提倡“我们应该用开放的心胸来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寻找可行的框架已使所有的民族和宗教团体共同繁荣”。在另外一个地方，它呼吁在尊重多数人的意愿的同时确保少数人的基本尊严自由和人权。当然政府去追查这些签名的人，但思想已经在那里并给了人们一个概念上的工具。同样，最近的中共中央全会的主题是“实现党内民主”，如果真能走下去的话，这将是很重要的向前迈进的一步。中国政府是重要国际人权公约的签署者，并且在2008年保证推行一个全国性的人权行动计划。现在我们知道就像其它政府忽略它们签署的公约和宣布的的计划一样，中国政府也会继续这样做；而与此同时，就像其它国家的人民运用这些政策作为工具来推动他们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一样，中国公民也必定会这样去做。这些是合法的而且是中国政府承认的东西。这不简单是是不是接受政府设立的条款的问题；这些是政府还没有完全接受的原则但觉得至少要口上说说好话。

    过去这个星期我们都很感动地看到达赖喇嘛被授予了蓝托斯基金会的人权奖。他也将希望之光的奖授予了一组冒着个人危险在西藏问题上直言的汉族中国人。与此同时我们很多人对于达赖喇嘛没有被政府最高层接受感到失望。尽管这样，我期待着我们的总统会见这位非凡的人的这一天，因为我绝对相信他会从这位有道义的谦卑的人身上得到力量，因为我们也一样。还有一件我们应该有信心的事就是美国总统致力于少数民族权利，并且做了很多陈述来强调这个承诺。每次美国总统和中国领导面对面谈话，他们都会被提醒要为正义和公平做长久的斗争，因为他也是这个斗争的产品和成就。

    在你们即将开始这个会议时，我表达最后几点想法：当你们试着去理解“他人”进而认识“我们”在哪里的时候，你们不仅要考虑从外面给压力，也要考虑怎样把相关技巧交给在中国国内的人，不仅仅是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工人，律师和记者，也应该包括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以便获取新的进展。这很重要。把你的工作方法职业化，确保你的组织和努力能够体现你所希望在中国扎根的价值和原则，是要优先考虑的事。这要从我们每个人开始。

    （2009年10月8日发表于公民力量第五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开幕式，转译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网站）
http://news.boxun.com/news/gb/intl/2009/10/20091031132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