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前总统恩赫巴亚尔涉嫌腐败案出庭受审

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家法院7月31日开始审理前总统、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恩赫巴亚尔涉嫌腐败案。

这是恩赫巴亚尔4月13日被蒙古反贪局抓捕后首次出庭受审。该案件原计划5月24日审理，但由于恩赫巴亚尔健康不佳等原因，庭审先后推迟了5次才开庭，8月1日继续审理。

庭审时，恩赫巴亚尔及其律师和相关证人出示了大量证据，对涉嫌经济犯罪和贪腐问题做了详尽解释，以证明其没有违法犯罪。

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以及恩赫巴亚尔之子也到法院旁听，法院门口还聚集了百余名恩赫巴亚尔的支持者。

俄《消息报》网站此前援引恩赫巴亚尔的话称，所谓腐败调查具有政治企图，“有预谋”。亲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蒙古当地媒体分析，这与恩赫巴亚尔早前要求政府公开2008年大骚乱真相有关。
当地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法院判决恩赫巴亚尔有罪，恩赫巴亚尔可能要受牢狱之苦；如果法院确定无罪，因为恩赫巴亚尔所创立的这个沿用旧名字的新政党在本次国家大呼拉尔（议会）拥有11个席位，他很可能成为议员，同时还可能在新政府中担任职务，如副总理或部长等，预示着恩赫巴亚尔还能东山再起。

参加联合政府的恩赫巴亚尔政党在脆弱的政府政治联盟中可谓一言九鼎，如果他的政党在联合政府中发难或退出联合政府，那么以民主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就会彻底垮台。2005年以来，就有过这种例子，当时也是这位恩赫巴亚尔把新组建不到一年的民主党政府拉下台的。

女子射箭1/32决赛 蒙古选手晋级

在射箭女子1/32决赛中，蒙古选手碧欣蒂战胜英国选手威廉姆森晋级。

蒙古国“升势”渐显，国际影响力在增强

应蒙古国外交部长赞达沙塔尔的邀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于7月9日对蒙古国进行了访问。此访凸显了美国对蒙古国战略价值的日益重视，也从侧面反映了蒙古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近年来，蒙古国的国际影响力确实在增强，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蒙古国积极推行“第三邻国”外交，大力发展同美国、日本、韩国及欧盟等的关系。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在2011年访美时曾表示，蒙古国推行“第三邻国”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提升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实际上这种外交倾向在前些年就已显现出来——蒙古国大力加强了与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并积极参与了美国及北约的军事行动。自2003年以来，蒙古国已先后向阿富汗派遣了一千多名士兵，在那里，他们参加了美国主导的“持久自由”军事行动，蒙古国的步兵、炮兵、空军等军事训练人员还协助北约培训阿富汗国民军。当前，在阿富汗，仍有数百名蒙古国士兵在参与美军及北约的各种军事行动。

其二，蒙古国的资源优势地位逐渐显现。随着该国诸多特大型矿藏如铜矿、金矿、煤矿及铀矿的发现和开发，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都加大了在蒙古国的投资，特别是在矿业领域的投资。其他国家希望从蒙古国的经济发展和矿业开发中获得利益，蒙古国则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提高了战略地位。

其三，蒙古国积极参与各国际组织的活动并努力在其中发挥作用。比如，十年来，蒙古国已先后派出五千多名士兵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一数字对于人数不足两万的军队来说其占比相当可观。

可以预见，在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及该国国内局势不发生重大转变的情况下，蒙古国活跃的外交及经济发展，将使其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态势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蒙古国柔道选手 С.Ням-Очир 获铜牌 （图）

伦敦奥运会，蒙古国柔道选手 С.Ням-Очир 73公斤级比赛中获得了铜牌。

族群的边界、混杂状态与族际交往

--- 对维吾尔社会问题的一些思考 --- 阿布都哈德

作为一名维吾尔族，具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笔者时常思考为什么维吾尔社会近年来出现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如高离婚率、吸毒、有组织地去"内地"扒窃、偷盗、酗酒等问题，就好像维吾尔社会已经处于一种失序和失范的状态。

读了马丁·N·麦格著《族群社会学》[2]后，才认识到这是一个存在于全世界范围内的"原住民"群体中的共性问题。为什么各国的"原住民"社会普遍都存在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而移民群体（美、加、澳等移民国家的后期移民）的社会问题就没有"原住民"群体严重？

按照"传统"的理解，对于原住民群体出现的社会问题，人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原住民的"社会调适能力"及"文化后进"等方面，但这些方面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原住民社会问题的国际普遍性。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实例如加拿大早期延续了几十年的"同化"政策，即让所有的原住民儿童从小学就开始上寄宿学校，接受主流社会道德规范的教育，希望他们可以更容易融入主流社会。但是，这样的政策实行了几十年后，人们发现当地原住民社会的各种问题依然存在。由此，笔者认识到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主流文化与原住民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原住民社会的原有传统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理念、社会规范体系在新的社会体系中被"肢解"了，原住民群体"没有能力"整合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体系，同时又不愿意主动被主流社会同化，于是处于一种"混杂状态"中，并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而外来的移民群体就不同，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愿意主动去适应主流社会（大多数移民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而移民的），他们会积极接受主流文化的价值理念与社会规范，所以他们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比起原住民社会要少。

种种实践经验表明，原住民群体只有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寻求"自救"的文化因素，才能使自身群体的严重社会问题有所缓解。[3]这种经验可以向我们提供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启示是：我们必须关注主流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又最终关系到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问题。为了把这种认识谈清楚，笔者欲结合一些关键的概念如：族群边界、混杂状态、族际交往等等来进一步解释。

我们先看看原住民群体的传统社会文化是如何被"合法"地"肢解"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全球性的"原住民问题"。已经有一些人类学家给我们解读了这个问题的根本："如果一个人群被标识为处于‘部落'的发展水平上，人们就会理解成他们是‘前文字的'、‘前国家的'、‘前技术的'和‘前工业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文化、政治和技术领域是弱小、未发展和欠发达的。而‘部落'会被说成拥有掘棍、魔法和宗教，而‘我们'有高超的农艺、哲学、存在论、认知论和优美的艺术。这种贴标签的背后是西方扩张和征服的历史，它将在这个政府过程中展开的群体关系描述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和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的外围之间的关系。大致说来，西方已经通过定义他自己独特的‘他者'人群获得了自己的官方身份（Brett，1991:114）"[4]。

很显然，"原住民"这个概念等同于"愚昧"、"落后"与"顽固不化"，原住民社会文化的这一切（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理应或"天经地义"地是要"被改造的"，促进原住民社会文化的"线性进步"成了改革家们所热衷的"善举"与"慈恩"。但是，作为 "被改造"的原住民社会为什么就始终对这些"改造"并不"领情"呢？这就促使今天的人类学家、民族工作者们去进行深刻的反思：看来由主流社会所设计与引导的社会变迁，必须符合原住民群体的意愿与原住民文化原有的内在规律，而再也不能一相情愿了。

按照巴斯（Fredrik Barth）的族群边界理论，族际之间的交往并没有减少族际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而是更加明确了族际之间的社会文化边界，[5]由此，我们在此需要考虑的问题不仅是哪些因素会促使族际之间的壁垒高筑，而是要进一步关注族际间的"边界"或是"边缘区域"式如何形成和存在的（当然这种区域不是物质空间而是社会文化"空间"），正是这种"边缘区域"的存在使得族际交往的实践充满了很多的"变数"。理想的状态是交往双方都知道彼此的交往规则，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价值理念，从而达到一种良性互动。但在交往实践当中（尤其是交往中的一方居于强势时），各自往往坚持自己的文化价值理念，并以此作为对于对方行为的价值判断标准（很显然文化相对论的理念还未被大多数人接受）。在极端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边缘区域"甚至会出现文化价值理念及交往规则的"真空"，双方都不知应当使用什么样的交往规则，当发生冲突时，正是这种境况会促使把彼此当作"非人"对待，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族际冲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那些参与冲突事件的社会个体，在正常时期就是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并没有任何犯罪动机），但是在族际冲突发生当即，他们就抛开自己原有的文化价值理念与社会规范而不顾，他可以给对方族群成员做出任何"非常态"的事情，这时已没有任何文化或道德标准可言。族际交往实践中"边缘区域"的这种"文化真空"状态是实际存在的一个事实。这种"边缘区域"的概念，很接近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所提出的"阈限"理论[6]。

笔者曾在自己工作的西北民族大学关注过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即：在不同民族之间谈恋爱的大学生，往往表现得比与同族谈恋爱时要更加"大胆、超前或是出格"。对此类现象，笔者经过长时间的思索之后意识到，跨族际谈恋爱的大学生之所以表现很出格是与族际间的"文化真空"的"边缘区域"有关，也就是说，他（她）们在一起可以不必在乎彼此双方的传统"文化规则"，换个角度讲，只有那些不想遵奉任何规则的青春期青年们容易只是为了"性"就走到了一起，而不顾自己的原有传统。

族际间"边缘区域"的"文化真空"的存在，也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很多"可趁之机"，如"越演越烈"的内地维吾尔族小偷问题（他们现在已开始向家族化、组织化发展）。这些小偷在自己的故乡"施展不开手脚"，而要到一个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文化与道德约束的另类"空间"当中去"为所欲为"。可以说他们很早就发现了"边缘区域"的这种"文化真空"状态的"优越性"，在这种"真空"地带，由于没有母体文化的社会规范与文化道德价值理念的监督与操控，他们在内地城镇就可以处在一种"文化孤岛"上并"获得一定的行动自由"。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小偷们当中的那些早期到内地的"开拓"者们，到了内地后就发现"连警察也奈何不了他们"（当时内地警察因怕引起‘民族问题'，抓住维吾尔族小偷后一般从宽处理，这助长了他们的犯罪侥幸心理）。还有一种心态也与族际之间存在的边界有关，即这些小偷认为他们偷的对象不是自己民族的成员，而是"他者"--其他民族的成员，"他者"因与自己的文化价值理念完全不同，在自我的眼里就转变成如前文所述的"非人"状态，这样就可以对"他者"为所欲为，而可以不受自己的文化价值及道德理念的束缚。在对待"外人"采用不同道德标准方面，吉普赛人是个很好的例子，马戎教授在其所著《民族社会学》里专门论证了此问题[7] 。在内地城市的这些维吾尔族小偷们充分认识到"边缘区域"这个作案空间后，就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和"积极主动"地寻求在这种边缘地带的发展，后来就发展成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而内地维吾尔族小偷的行为又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进一步加速了维吾尔族整体的被边缘化。也就是说，处在混杂状态的少部分小偷利用社会文化的边界地带的所作所为，影响了本来就处于非主流的维吾尔人在中国社会上的整体形象，使这个整体也被边缘化了。

当然在维吾尔族人口当中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成为小偷，他们即使在"一个非主流社会（维吾尔社会）"中也是边缘人，团伙化的这些人所利用的空间，正是族际边界的空隙：社会文化边缘上"文化真空"地带。对此，笔者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这些边缘人的"社会身份"长期"被强化"而得不到有效的纠正呢？要说明这个问题，只能借助社会人类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混杂状态"（Hybridity）[8]。"混杂状态"是1994年由霍米·巴巴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总结那些被拒绝者、移民、被殖民者、被放逐者、妇女和同性恋等在主流"系统"内没有可归属家园的人的境遇。[9]

由此概念出发，我们如果看一看今天西方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对人类学的知识体系所做的反思，就不难理解这一现象。在我国当前作为有关民族问题及民族学的常识化的认知体系，是直接产生于西方殖民主义上升时期的"御用人类学"，其中渗透着诸多的政治话语和商业资本的利益驱使，如"费雷拉曾针对亚马逊河地区印第安人的数理能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对原住民认知能力的否定其实是受国际商业利益驱使的当地组织借以对印第安人掠夺盘剥甚至实施种族灭绝企图的一部分（Ferreira，1977）"，[10]

说明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种族优越论，线性的进化路线等这些人类学的"常识"，其实是把原住民的族群低等级化、边缘化的合法话语。好在今天有很多的人类学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对学科的知识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对于这种学科共识，如果我们不承认或不正视，我们今后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就会出现失误。笔者认为对维吾尔社会出现的上述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还得要依靠维吾尔族传统文化对自身群体的有效操控力。

我们认识到一个群体社会文化失范的一些根本性原因后，就能从多个途径去解决问题。回到本文的初衷，要解决维吾尔族的社会问题，根本办法还是在于要把主流群体推动的"指导性和引导性变迁"同本地群体的"主动性变迁"适当地结合起来，一定要发挥少数族群传统文化对社会个体的制约作用，而不能把社会个体推到社会文化的边缘。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一定要在民间社会有话语权，政府包揽一切的作法最终会让政府的管理成本无限扩大，其结果还适得其反。其实，民间社会的传统文化自身就有很强的社会控制作用。应当让那些小偷们有一个"精神的家园"，而不是把他们推向社会文化道德理念的"真空"里，应当让民间社会"无处不在的监控力"来监督和约束小偷们的一言一行，最终让他们的行为符合规范并成为合格守法的公民。
从族际交往的层面上来说，社会资源的平等分配是解决族际冲突的根本途径，在政府的监督下，各个族群平等地拥有社会资本，而不应让某一族群占据绝对的优势。另外，在不同民族彼此的认知上，要从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学知识体系里"去殖民化"即"去政治化"，树立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合法公民、没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的主人翁理念，也就是说要达到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多元一体理念里提倡的"同甘苦、共患难"的境界，最终使国家长治久安！族群间没有彼此"你""我"之分时，也就没有"人"与"非人"冲突，社会也就和谐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主要参考文献：
1、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潘蛟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2、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3、广田康生，《移民和城市》，马铭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3月。
4、罗家德，《社会网络分析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
5、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黄育馥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10月。
6、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7、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8、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9、罗国辉，《城市下层社会群体研究述评》，载《学术界》2008年第2期。
10、Barth Fredrik,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汉人的掠夺性无节制工业开采导致呼伦贝尔草原变成荒地

宝日希勒露天煤矿正在开采

绿油油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不规则地露出黄色沙面，犹如一块块疮疤，令人心痛。呼伦贝尔大草原被誉为“内蒙古最美的草原”，聪明的人们对它的发现不止于景色，如今，地下丰富的矿产成了草原和林区财富的重要来源。

掠夺性的工业开采给这里带来的是工业污染和草原沙化，特别是煤炭的开采，破坏了原有的气候环境，影响了降雨，造成地下水位下降。草原牧区和林区到底该不该工业化，业界争论不休。要摆脱贫困还是死守生态，看起来是个两难，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未来如同那曾经美丽的草原一样茫茫无边。

见不到“风吹草低见牛羊”
现在，呼伦贝尔草原仍以每年20%的速度退化，而草原建设速度每年仅为0.2%。有关专家指出，长此以往，呼伦贝尔草原将可能会变成“呼伦贝尔沙漠”。

从海拉尔到满洲里，不足300公里的路程，路旁的草原被三条沙带隔开。在公路旁的草原上记者经常看到上千只的羊群和牛群，有些牧户家的羊群甚至达到了2000只以上。一些私营业主租用草场放牧。

牧羊人乌日木勒看护着1200多只羊和200多只牛。他说，这些羊和牛是满洲里人的，租用了当地牧民的1万多亩草场，按照当地的规定放牧标准，这一羊群远远超载了。

陈巴尔虎旗神华宝日希勒能源公司露天煤矿附近，已经见不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场景。当地居民介绍，为了保护草原，宝日希勒镇所辖草原已经禁牧多年。可是，没有牧民过度放牧的草原却饱受当地煤矿和化工企业的污染。

据当地牧民介绍，宝日希勒镇现有煤矿企业六家，每年超过2000万吨的开采量。马上要上马的国华电厂和投产的生产化肥的金新化工都是高污染企业。

在宝日希勒能源公司矿产中心露天煤矿，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煤矿多台采掘机正在不停地作业，在煤矿周边，草原没有绿草如茵的景色，一条条黑色污染带纵横交错。

在大雁煤矿，东明煤矿等大型开采企业周边，均存在上述污染状况。

工业污染现在已成呼伦贝尔草原沙化的原因之一。呼伦贝尔草原退化面积达483万公顷，约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近一半，另外还有近300万公顷的潜在沙化区域。

陈巴尔虎旗完工镇199万亩草原已经全部沙化。近5年间，仅新巴尔虎左旗和陈巴尔虎旗完工镇就有200多牧民因沙埋房屋而被迫搬迁。造成呼伦贝尔草原沙化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牧区四旗、海拉尔区和满洲里市境内。因为草原沙化沙尘暴频发，严重影响了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并且给国际铁路、公路带来了隐患，铁路部门每年都要拿出近百万元进行清沙护路，区域内301国道经常因流沙影响而阻断交通。

呼伦贝尔草原土层厚度很浅，一般在10至50厘米，表土层一旦遭到破坏，沉积沙层就会裸露，造成土地沙化，在风力作用下，加速扩展；近年来气温升高，降雨量减少也是草原退化的原因之一；最主要的还是人为因素，由于呼伦贝尔草原矿产资源丰富，开矿和矿产勘探造成草原退化现象非常严重；此外乱砍滥伐森林、超载放牧等也是造成草原退化因素。

现在，呼伦贝尔草原仍以每年20%的速度退化，而草原建设速度每年仅为0.2%。有关专家指出，长此以往，呼伦贝尔草原将可能会变成“呼伦贝尔沙漠”。

在呼伦贝尔，不仅仅草原沙化和破坏现象严重，林业资源因多年以前砍伐数量大，造成森工系统森林采伐量逐年减少。

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管辖10.67万平方公里，有职工20万人左右，林管局管辖的森林面积相当于整个浙江省的面积，是全国四大林业主产区之一。

他们现在的身份很尴尬，现在我们还在大量靠砍伐树木，靠木材销售赚钱养活林业职工，国家拨付的天保工程款远远满足不了林业保护的支出，既然保持生态功能，就应该由国家给报酬。现在林业砍伐工人的工资仅是地方平均工资的一半，每年也就1万元左右，仅能保障基本的生活。

矿业开发“突飞猛进” 泛滥成灾
“森林采伐面积减小了，现在地下的矿产成了林区的财富，下一步可能要改行当矿工了。”一位林业工人言。

煤炭和化工工业的迅速扩张
大兴安岭林区矿产资源丰富，金属矿产主要有铅、锌、银、钼、铜、铁、铀等；非金属矿产有石灰石、莹石、大理石、硅石等。

林区矿产资源被私采滥挖现象由来已久，北部的额尔古纳河两岸上世纪先后出现各种矿产开发小企业几十家，有的根本没有任何手续，有手续的越界开采现象时有发生，给林区生态造成了很大危机。

2007年中共国土资源部确定呼伦贝尔地区为三大重点采矿带之一。2008年6月，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成了大兴安岭森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勘探和开发林区矿产资源。自治区和呼伦贝尔市为了继续其矿业产业的扩大，协议转让给林区200个探矿权。勘查区总面积995.57平方公里，200个探矿权分布于呼伦贝尔市所辖的四个旗市。

矿业公司几年来对林区进行了铺网式勘探，初步勘探出根河市比利亚谷地区一大型铅锌矿外，在阿龙山林业局地区内，查清含有品位较高的原生铅锌原矿；在图里河、得耳布尔等林业局，3个矿产坑道已经在施工当中；得耳布尔森鑫矿业开采进度加快，日处理千吨的选矿厂已建成投产。

专家认为，大兴安岭林区维系着内蒙古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生命线，虽然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但不适于大规模的矿产开发。

一位曾参与林区探矿调研的专家认为，有色金属探矿和开采，对环境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在草原和林区进行的有色金属勘探、采选，产生了大量的探槽、探坑，勘探完成后又未进行恢复治理，对植被也造成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和泥石流都随时可能出现。

就好比人体上的一道道伤疤，给脆弱的林区生态带来了危害。本来是一片原始的、无人的林区，突然把路修进去，把机器拉进去，盖上房子，人的活动必然对环境产生影响。

林区采矿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林区砍伐木材工人的生活状况。”林管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很无奈地诉说。

除了有色金属资源，呼伦贝尔煤炭资源最为丰富，已探明煤炭储量1000亿吨以上。所产煤炭主要是褐煤，这种煤燃烧热值在3500至4300大卡之间，对于取暖、发电来说并不是最适用，而对于发展煤化工来说是比较好的材料。

近几年，中国内地实力雄厚的能源集团纷纷进驻呼伦贝尔市，狠劲地开采煤矿和兴建化工企业。

据陈巴尔虎旗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东能化工在当地建120万吨甲醇，已先行建设年产40万吨的甲醇中A线20万吨，投资9.98亿元。金新化工在当地已经建成了年产50万吨合成氨和80万吨尿素，总投资达33亿元。

鲁能集团在当地建设年产40万吨甲醇项目、海拉尔区年产18万吨合成氨和30万吨尿素项目、上海重工在陈巴尔虎旗开建的煤化工项目和牙克石市新大洲年产20万吨电石转12万吨PV C项目都已上马投产。


报告显示，该市要以煤、电、油、化、有色金属为重点，继续发展特色产业。2010年，该市实施重点工业项目82个。煤炭产量由5300万吨增加到6000万吨，开工开挖谢尔塔拉露天矿、扎尼河露天矿、宝日希勒2号露天矿等超大型项目。

露天煤矿相对集中地陈巴尔虎旗，2009年财政收入达到6.55亿元，同比增加92.5%，是在呼伦贝尔市增速排名第一的旗县。早在十年前这里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农牧业，而现在的财政收入有2/3来自煤矿和化工行业。

据神华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2009年该公司只用了九个半月的时间就完成煤炭产销1000万吨，因此还受到中共陈巴尔虎旗旗委、政府的所谓“表彰奖励”。据陈巴尔虎旗政府工作报告显示，神华集团2000万吨煤炭生产线已经开始建设并马上投入使用。

煤炭和化工工业无节制的的迅速扩张，使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上的居民并没有因此而庆幸，他们很担心：煤矿逐年开采，化工企业的陆续上马，草原和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宁可生活艰苦点，也不要污染”，这是很多牧民表达的心声，他们很担心，呼伦贝尔的明天，还会因一望无际的草原而自豪吗？

很多大型的能源集团神华、华能、大唐、鲁能先后来到该地，狠劲开采煤炭资源，这些企业对草原植被破坏后没有做到及时的修复和恢复植被。

长期以来，呼伦贝尔地区一直以牧业为主，过度开垦草地，现在又加速工业化成为当地政府谋求发财的必由之路。近几年的煤矿和化工企业崛起，给当地保护草原带来很大压力。

“对挖煤破坏的草原是做了植被，但是恢复效果很难令人满意。都是面子上的事，你看看露天煤矿的大坑，怎么能做植被？”当地一位牧民感叹。

当地居民所担心的是，这些工矿企业对草原生态的污染程度到底有多少，尚无详实的数据可查。

即使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加大草原和森林保护，但是很多专家和当地居民对呼伦贝尔的煤炭工业开发现状表示担忧，“呼伦贝尔有独特的草原和森林资源，有内蒙古最大的草原和林区，是东北和华北的生态屏障，如果大规模地开发矿业，给呼伦贝尔带来污染的话，未来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采矿业不断探矿也给当地居民留下很多隐患，在巴尔虎新右旗甲查矿区就有1600多个探槽，使大片草原遭到破坏。探井的废液都存放在废液坑内，基本未采取治理措施，将来很难恢复植被。

当地居民所担心的是，这些工矿企业对草原生态的污染程度到底有多少，这些尚无详实的数据可查。

宝日希勒镇牧民说：因为煤矿开采，该镇地下水水位下降严重，现在居民家的水井都已打不出来水了。政府在前年给该镇按了自来水才得以缓解吃水难问题。

草原牧区和林区到底该不该工业化，在业界已成为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一种观点强烈反对在草原和林区办工厂、开矿山，因为这势必会带来对草原生态的破坏，得不偿失，持这种观点的以专家学者和当地蒙古人为主；另一种观点则来自外地汉人和当地的不少共产党干部，他们希望赚足了钱以后，其他的再说。

大部分牧民坚信矿产和化工企业是让草原沙化的元凶，地下矿藏特别是石油和煤炭的开采，破坏了原有的气候环境，影响了降雨，造成地下水位的下降。大兴安岭的森林过量采伐、大树减少，致使水源涵养能力减弱，它们为草原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可预见的后果。

这些问题表面看似是呼伦贝尔的问题，实际上是内蒙古所有草原面临的问题。在这样不停的无节制开采中，草场继续退化，沙地依然蔓延，其实人们心里更清楚，最终的祸根元凶是异族统治阶层带来的恶果。

呼伦贝尔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称，草原保护不是该局的职责。很多接受采访的牧民担心，呼伦贝尔工业开采无节制，对草原的污染日益严重，草原逐渐退化已成定局，如何向子孙后代交代？这让蒙古人很是痛心疾首，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曾经美丽已经一去不复返。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乱开挖开垦，导致生态严重恶化，河水彻底断流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在内蒙古自治区南端，位于中国首都京津地区沙尘暴起源地浑善达克沙地的腹地，距离北京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近20年来，流经正蓝旗南部湿地草原的闪电河彻底断流，导致沿岸生态恶化。记者连日来走访闪电河沿岸多个村落。闪电河畔，牧民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正蓝旗南部地区曾经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湿地草原，是这里8.3万多名农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现在，他们却每天目睹着湿地草原在逐渐消失，沙丘越来越逼近。

黄旗村牧民：80年代左右，那水又清又凉，渴了就能喝去。还有鱼，鲶鱼、鲤鱼。那时候要说闪电河没水，那是新闻。现在说闪电河有水，那才是新闻。
牧民：过去，这闪电河的草有马那么高。
记者：马进去了都看不见啊？
牧民：恩。找不见。现在一个小猫进去了都能看见。
牧民们回忆说，闪电河已经断流将近20年了。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正蓝旗上游的河北省塞北管理区，令人意外的是，塞北管理区林水局水保站站长薛立军表示，他们也很久没有用到闪电河的水了。
牧民：我们全靠地下水，闪电河基本用不上。
记者：这两年降水情况如何？和往年相比？
牧民：我来上班时，（降水有）2400多毫米，这两年300多毫米。去年冬天几乎一场雨没有，我们浇地不用，人也不用。生态，环保也不用。他（沽源）还满足不了他那个库容呢。
记者：他们没有考虑你们这块的困难么？
牧民：哎，各是各的，谁考虑那个啊。
薛立军的无奈来自于最近几年这一带降水量的大幅减少，还有一个原因是上游水库放水的不规律。
闪电河慢慢消失的同时，沙漠化的步伐也加速在正蓝旗酝酿。据统计，1999年到2008年，正蓝旗全年发生沙尘暴的天数增加到了9天，是前十年的3倍。同时，被称为"京津沙尘暴"源头的浑沙达克沙漠 就位于正蓝旗的北部，大面积的沙丘在逐渐向南移动。
记者：闪电河断流之前，这块儿的沙尘暴厉害么？
牧民：没有沙尘暴，哪有沙尘暴。那时候闪电河沿岸看不见土，现在都没有植被了。
记者：沙丘的移动速度怎么样？
牧民：快，相当快。我就是这里生的人。北面那个山，过去我们小时候哪有那个黄沙，看不见黄沙子，现在刮得哪都是黄沙子。九几年的时候，阳历五月十号之后几乎就没这么大的风了，现在必须得六月十号了。

同时，生态的恶化直接导致牧民的生活水平的下降。牧草产量从每亩400斤锐减到180斤，少了将近一半。农牧民的生活越来越窘迫。对于牧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正蓝旗牧民描述则更加贴切：

牧民：这个牲畜跟人一样，不可能一天就喝一次水吧。有闪电河的时候，那个牛渴了就喝，一天可能三嘴，五嘴。一断流了以后，现在就靠人来喂。可以说把牛的生活习性改了，把人也给闹累了。

而闪电河彻底断流对于湿地草原对生态平衡的影响，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给出了解释。

牧民：这些湿地一旦退化，含有盐碱的湖底会裸露出来。在大风的吹送之下，可能会被卷起来。这种危害比一般的沙尘厉害得多。如果这个局面继续下去的话，湿地草原会继续退化，有可能就会从我们的生态屏障变成新的沙源，最终对京津华北形成很大的影响。

在连年干旱造成的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限的水源该如何分配？湿地的生态如何恢复？正蓝旗的牧民和闪电河沿岸的村民如何走出困境？

蒙古与中国举行航空会谈

2012年6月18日，蒙古与中国民航会谈在乌兰巴托举行。

蒙古国务秘书，道路、运输、建设与城市发展部部长BAT-ERDENE主持会议。双方就扩大两国间运力额度、增加目的点、以远点第五航权等安排达成了协议，并就尽快商签两国政府间搜寻与救援协议充分交换了意见。
   
2012年夏秋航季，蒙古航空公司、蒙古国航空公司、伊斯尼斯航空公司经营由乌兰巴托、乔巴山始发至北京、呼和浩特、呼伦贝尔等地的往返客运航线，每周共计22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天津航空公司经营由北京、天津至乌兰巴托的往返客运航线，每周共计14班；

我是蒙古人，我要说话

我时常在想，虽然我们一直知道在被同化，草原在被破坏，牧民在被无家可归，孩子们被没有学上，资源在被野蛮掠夺~但我们是不是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是指，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特别微不足道？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知情权，我们除了自己的城市里发生的事情以外，不了解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因为媒体被封锁了。媒体只在每天反复的强制性的播放，灌输红色思想，党的先进性和各种洗脑政策。

我不反对他们这样做，每个政权都有它自己的规则；就比如内地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路线；从大学到小学就是无数个至上而下的传销性质的党性应试教育机构；宁可舔非洲的屁股也不要多施舍几个钱给本国贫民活口；所谓一国两制的香港和澳门其实只是个概念，它们至始至终仍然都是外国；和谐社会56个民族是一家的假象蒙蔽了太多双善良的眼睛和耳朵；（还有好多，懒的写了 =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特色，就是没有套路，我说1+1=10，我不管你的意见，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老子说是10就特么是10；这就是特色。有点跑题了~转回来。

我们的政府在内蒙古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力图改变蒙古人传统牧业生活方式。随之也出现了围绕牧民的草场所有权问题与经营问题。报道中都说“退牧还草”项目区的牧民继续享受禁牧补贴。但在实际上，政府没有兑现最起码的诺言！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善牧区游牧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保护生态等等（大兴安岭里世代生活的鄂伦春人全部被没收了猎枪被赶出了森林，他们的文化就快灭绝了；我还记得鄂温克最后一位女酋长--玛丽亚索老人的眼泪，那是整个鄂温克族群的眼泪！只要一种文化离开了属于它的土地，那么那个文化很快就会枯萎凋谢~只要被城市化，那么那个民族不超过3代就会被完全洗化。）实质上涉及到了加快汉化蒙古人、蒙古文化的进程问题。牧民们不但不会得到当局承诺的所谓经济补贴，更可怕的是失去和剥夺了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更为让我不安的是，现在蒙古学校资源严重不足，孩子们没有学上！因为资源匮乏，蒙古学校孩子人满为患，甚至无法入学；试想一下，一个小学，每个班级有限的空间里要坐50以上的孩子学习，会有多拥挤？教学质量就更可想而知了！很多父母无奈，等一年，然而等的结果还是无法挤进入学名额，孩子在成长，又担心耽误孩子，只能含泪送进汉族学校~这是非常可怕，非常恐怖，非常有政治目的性的政策~内蒙古大概有600万户口上写着蒙古族的蒙古人，其中不会母语文字的城市化蒙古人200万，还有以各种目的变更为蒙古族的伪蒙几十万~与其他民族通婚后子女不再读蒙古学校，不使用母语的无法统计的更多~剩下的蒙古人里，有完全不关心自己民族未来的蒙古人~还有东部西部不团结的蒙古人~大多数因为方言原因，我就笑了~就这么点人，就这么点同胞里，因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互相抵触~我自己是呼伦贝尔人，我就想告诉我们那的还有锡林郭勒的还有更西面的~中部科尔沁蒙古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团结多了！比我么那些天天嘴里念叨爱蒙古爱草原的，他们比我们更爱！他们比我们更有种！ = =；抱歉又跑题了~继续转回来。

政府在遍地是宝的内蒙搞开发，抢夺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一再侵占牧民土地。仅有的补贴费在中共腐败官员的层层克扣后，已所剩无几，或者根本就没有了，给牧民的生存造成危机，草场是牧民的命根子，没了草原，蒙古人就会失去骏马，失去文化，失去一切与祖先的情感纽扣。中国难道你真的就要对蒙古人下死手了么？就这么迫不及待要将蒙古文化赶尽杀绝么？就真的不能再等个50年么~？

我现在脑子有点混乱，说的话有点end tend （我真庆幸我这句话不会用汉语翻译！）不想继续写了~~我又不是作家诗人，所以就这样发表了~ 抱歉了。

蒙古人不是“中华民族”，突厥、蒙古、鞑靼是一家

匈奴是现代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共同祖先，匈奴帝国是土耳其和蒙古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基本的历史常识。

在最早的蒙古史书的记载里，说突厥和蒙古是一个父亲的两个孩子，后来才分了家。突厥最早也是蒙古人种，高加索相貌是后来混入。所谓游牧民族，就是到处游荡的放牧，今年在中国长城脚下放牧，过几年草场闹鼠灾，蝗灾或其他疫情时，就可能 转场去中亚草原了，再过十年中亚草原再闹灾时，可能就转场去东欧草原了，一路掠夺人口，可能一个突厥男人在中国长城下放牧时抢了一个中国女人生一个儿子是 纯蒙古人种，在中亚又掠夺了一个波斯女人生一个儿子是欧亚混血，十年后他欧亚混血的儿子在东欧又掠夺了一个俄罗斯女人生个孙子是纯高加索人了，结果一家人 蒙古人种，欧亚混血，欧洲人都有，最后没准这个家族后裔就成土耳其人。

蒙古语和突厥语都源自突厥语，两种语言底层都是相同的，两种语言分化是突厥西迁后的事情，而突厥西迁前的固有词汇，在当代蒙古语和当代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是共同词汇。

中国人说的“东胡”就是匈奴的另外一种古代名称，中文是两种表达，但是同一群人。原始突厥是匈奴里的北匈奴一支，居住在贝加尔湖西边，属蒙古利亚类型，这 个地方是苏武牧羊之地，当时看管苏武的匈奴人就是突厥人，贝加尔湖西岸跟西方人居住地很近，当时属于高加索种人的塞种人游牧地区跟此地接壤，所以突厥人在 早期就混入高加索血统很正常，但那个时代突厥还是蒙古利亚人血统为主体的人群。

帖木儿时代，蒙古民族刚刚诞生，刚刚脱离了突厥别部概念，而突厥西迁也没多长时间，那个时代的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关系，有点像今日的新加坡人和中国人的关系，属于亲属的关系。

事实上匈奴、突厥同波斯人的关系远比同中国人的关系要密切，匈奴、突厥的领土都是横亘东亚中亚的，当时中亚居民是讲波斯语的粟特人，塞种人等民族，这些民 族也农耕民族，有富庶的城市群，匈奴、突厥人在东部边界打中国，在西部边界跟波斯语民族常年战争，并且匈奴经常直接管理中亚的波斯语城邦，而突厥更直接， 突厥人则直接鸠占鹊巢的抢夺了波斯语民族在中亚的城市，进而中亚的突厥人融入了波斯血统成为欧亚混血的穆斯林人群，所以波斯历史书关于匈奴和突厥的记载远 比中国历史详细。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大部分时间蒙古人、突厥人和鞑靼人都是紧紧团结在一起，如蒙古帝国、喀山汗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和蒙古克里米亚汗国的蒙古人和突厥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一样，原本也是信奉腾格里和萨满，后来才皈依了真主。阿提拉属于现在的蒙古和土耳其。

鞑靼人一名，最早於西元5世纪出现于游牧部族中，其活动范围在蒙古东北及贝加尔湖周围一带。鞑靼人与蒙古人一样是使用蒙古语，在蒙古部出现前,塔塔儿(鞑 靼)一词代表说蒙古语的部落。13世纪初，这些蒙古突厥游牧民族的不同群体成为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部队的一部分，其后蒙古人与突厥人互相混杂在一起，因而 入侵俄罗斯和匈牙利的蒙古军队，就被欧洲人统称为鞑靼人。

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是一个国家的不同朝代，相当于中国的秦、汉、宋、明的传承概念。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也是很多异族建立的政权，道理跟 匈奴、突厥、回纥、蒙古是一个国家的不同朝代一样。只是中国人一直强调中国的历史统一性，而重点强调其他民族的不完整性，试图给人一种错觉：中国一直是一 个统一体，而蒙古你来我往，主人经常更迭。而真实的史实是：蒙古也是本部迁移，别部当了新本部，人家也没换主人，也是完整统一体的历史进程。

而中国将其他民族的定义缩到无限小，把所谓“中华民族”的伪定义扩到无限大。现在中国官方把“中华民族”的大帽子往别人身上一扣，搞得很多民族都很郁闷。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56个成员组成，而这56个民族包括蒙古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满洲族、朝鲜族。那么以此类推，既然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俄罗斯 族、哈萨克族、满洲族、朝鲜族都是中华民族，那么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和蒙古人、蒙古国的蒙古人、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这些人与我国的俄罗斯族、蒙古族、哈 萨克族等都是同一个民族，所以按“中华民族”的可笑逻辑：全世界的俄罗斯人、蒙古人、哈萨克人、满洲人和朝鲜人全部都是“中华民族”？

历史上，中国经常被这些北方外国人灭了半壁江山甚至灭国，如果这些外国人是“少数民族”的话，历史上那么多南迁汉人都成阻碍祖国统一和抗拒民族融合的罪人了，杨家将、岳飞、文天祥也都成阻碍祖国统一和抗拒民族融合的罪人了。

蒙古的矿物财富与政策变化

蒙古最近的换届选举是民主的胜利，但它并不意味着外国在蒙古的巨额投资可以落地。随着资源民族主义的高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大型矿业集团很难在蒙古实现在矿业开发中获取回报的期望。然而，非常明确的是，鉴于蒙古丰富的铜矿资源，初级矿业公司是不能离开的。

“混乱的管理与矿业财富很难带来发展的-资源的-富裕的国家命运”布鲁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Nyamosor Tuya警告说，“在未来几年内，蒙古新当选的领导人与整个国家将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整体提升国民的富裕程度而不是浪费机会，如何为民主的持续提供经济支撑，以及如何巩固国际地位。“

在六月下旬的选举前，蒙古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限制外国投资在主要行业的股权比例，包括在矿业及战略性行业，外国的投资额不得高于7500万美元，股权比例不得大于49％。这个曾被前苏联控制的国家，在由76个议员组成的议会中，反对党获得了31个席位，其中9名议员被认为是大比例向国民分配矿业财富及土地的强烈支持者。政党领袖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Nambar Enkhbayar)呼吁，在20年后将民营矿山收归国有。民主党期待与正义联盟组成联合政府，他主张增加国家在矿山的控制权，以解决全国30%人口所面临的贫困。

蒙古拥有80种矿产和6000多处矿床，拥有一处世界最大的铜矿。这个国家对世界吸引力的飙升，起因于奥尤陶勒盖铜矿（Oyu Tolgoi ）的开发。奥尤陶勒盖蕴藏了超过81亿磅的铜和4600万盎司金。如果恩赫巴亚尔（Enkhbayar）的提议成为法律，于2001年发现的这个铜矿，在2013年上半年开始商业化生产后的第8年将被移交给蒙古政府。这8年时间，不管是对于矿山的拥有者艾芬豪（Ivanhoe Mines ，TSX:IVN）还是拥有艾芬豪51%股份的力拓公司（Rio Tinto ，NYSE:RIO），要收回对奥尤陶勒盖铜矿预计130亿美元的总投资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许多分析家都认为，新上任的政府会淡化在选举中的华丽说辞，会从专注于吸引选民转移到集中力量确保可持续的增长。当然，最佳利益的决策者，应该确保奥尤陶勒盖铜矿的成功，这将带来国内生产总值30％以上的增加。奥尤陶勒盖铜矿的成功，对于留住外国投资并吸引新投资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肯定，吸引和留住外国投资对于发展蒙古经济是至关重要的。” Resource Investment Capital表示，“凭借其紧邻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优越战略性地理位置，其现有矿业项目及其更加巨大的勘探投资机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可以肯定，蒙古的自然资源将在在未来几年内经历大幅增长”。

蒙古国立大学外交学院的前客座教授斯蒂芬-劳尔 （Stephen Noerper） ，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份简报中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

“在外国的支持下，蒙古拥有了铜及其副产品的萃取能力，并正在建设配套所需的运输能力。新的财富管理对蒙古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挑战，就如同智利和挪威对下院及主权信托的管理一样。”  Noerper在最近的的一份报告中说。

外国投资者依然致力于从蒙古的资源中获取利益，一些在蒙古的初级矿业公司已经取得了像奥尤陶勒盖一样的发展。比如，哈利法克斯额尔德尼资源开发公司（Halifax-based Erdene Resource Development ，TSX:ERD） 在上个月分拆为两个上市公司，分别发展北美业务和蒙古业务。此举将使额尔德尼拥有了一个“更加专业和灵活的将项目与资本市场对接的蒙古管理团队”，目前，它正准备开发Zuun Mod铜钼矿项目和勘查 Altan Nar金矿。

Kincora Copper (TSXV:KCC)在蒙古由艾芬豪控股的两个初级阶段的重要铜矿项目中拥有股份，这两个项目位于奥尤陶勒盖附近，叫铜狐项目（ Bronze Fox）和碧玺项目（ Tourmaline Hills）。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Voyager资源公司（ Voyager Resources ，ASX:VOR），2010年全面收购Khongor铜金矿项目，该项目位于拥有奥尤陶勒盖铜矿的蒙古南戈壁地区。Voyager表示，它将“完全支持蒙古政府实施（最新）外商投资法规和公司限制，新的法规是明智的，新法规的影响与其他国家的外国投资法规在程序上没有什么不同，包括澳大利亚。

一个案例正被密切关注，用以以评估蒙古新政府对于外国投资的立场，这就是中国铝业收购艾芬豪拥有多数股份的煤矿公司南戈壁资源（ SouthGobi Resources ，TSX:SGQ）。4月份，中国铝业公司收购南戈壁资源的9.26亿美元报价，得到了艾芬豪的支持，但蒙古政府已根据新的外国投资法规对中国铝业公司的并购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上周在乌兰巴托召开的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赞扬蒙古推行了更加透明的民主。而现任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说：集约型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很多机会，不管政治发生什么变化，蒙古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矿产财富，同时也还在于初级矿业公司于大型矿业集团的长期合作。

德都蒙古族与青海蒙古族的略述

青海蒙古族，是融合最完全的蒙古族之一，他们的血液中已经充分融合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西蒙古、唐古特蒙古、往流蒙古等许多部族的血。虽然这中间有许多血腥，但蒙古人必须面对历史事实，“牧风”将以“倒叙”的方式来介绍这为外界所知不多的德都蒙古与青海蒙古族简历。

一、融合最完全的蒙古族
民国时，学者称青海“南番北蒙”（番指藏族），不涉及大的部落融合；
清时，提到青海蒙古族源流，人们自然会想到清时的青海蒙古29旗。青海蒙古族的组成，在清时相对固定，虽然有蒙古八旗军来此屯驻，但相比之下毕竟是少数。

清时的青海蒙古29旗：和硕特（在史料中也有译“霍硕特”）20旗、土尔扈特4旗、绰罗斯2旗、辉特1旗、喀尔喀1旗，另有一察汉诺们罕旗。

人们见旗名，习惯认为青海蒙古族大部分为西蒙古人，其实并非如此。青海蒙古人组成之全，当非其他地区所能比。只是在顾实汗之后，西蒙古和硕特部一直居领导地位。

顾实汗入青之前，青海蒙古族藏巴汗失势。漠北喀尔喀部却图汗入青，控制了青藏地区。顾实汗入青关键一役是1637年春的“血山战役”，顾实汗所率西蒙古联军打得很成功，顾实汗以1万兵力大胜却图汗3万精兵，却图汗也在退却中被擒杀。对此役之胜败，牧风认为有三方面原因：首先、顾实汗是非常有谋略的领导者；其次、却图汗虽拥有精兵三万，但大部分是从刚刚征服的青海蒙古各部中强征来的，军心不稳，难于协调统一；第三、是宗教因素，顾实汗是青藏黄教喇嘛请来维护黄教的，却图汗是排挤黄教的，而却图汗所辖军队中信仰黄教的部众又极多，导致在思想上顾实汗比却图汗更有号召力。

1万西蒙古兵大胜却图汗3万精兵，决定了西蒙古在青海蒙古族中的统治地位。但这一数字也反映出，西蒙古人在青海蒙古中顶多占四分之一左右。至此，以和硕特部顾实汗为首的西蒙古联军中“和硕特”、“土尔扈特”、“绰罗斯”、“辉特”四部融入青海蒙古族，战败的却图汗的漠北喀尔喀嫡系也融入了青海蒙古族中。随后，顾实汗在袭杀藏巴汗后，又控制了唐古特四部。那么青海蒙古族中除上述漠西蒙古、漠北蒙古与唐古特外，还融有哪些蒙古部族呢？
上文提到，却图汗所辖军队中信仰黄教的部众极多。这要追溯到1578年，蒙古右翼领袖“俺答汗”请黄教“索南嘉错”大师到青海蒙古各部中传教开始，到却图汗入青的半个世纪之间，黄教在青海蒙古各部之中已经牢牢扎根了。却图汗之前，要说一下蒙古右翼控制青海的部族。
蒙古右翼是与明直接对峙的蒙古政权，在东北长城边外的乌梁海三卫被蒙古右翼领袖“俺答汗”所征服并控制；在中部沿长城自东至西是俺答汗弟兄控制下的喀喇沁十大营、十二土默特、鄂尔多斯部；甘青地区是俺答汗之子“斌图”率喀喇沁一支和永谢布一支控制下的青海，此二部势力在发展中曾扩展到今甘南、临夏地区。蒙古右翼一直在明的东北、北、西北、西部的边疆压着打，逼明与蒙古进行贸易互市（汉文史料多载为“求贡”，即蒙古要求进贡，明政府不答应而不断打仗）。

蒙古右翼也就是漠南蒙古族进入青海，早在俺答的爷爷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前。青海地方史料载：十五世纪中期，东蒙古“亦卜剌”与“鄂尔多斯”两部入青。鄂尔多斯部在俺答汗时为俺答汗长兄所主，多数人对此都较熟悉。那么“亦卜剌”部是哪一部呢？

查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的史料：十五世纪中期，达延汗打败了永谢布一名领主“亦卜剌太师”和鄂尔多斯领主“满都赉阿固勒呼”及西蒙古瓦剌等部，统一了蒙古各部。

结合上文可见，“亦卜剌”领原永谢布贵族集团退到青海后，以自己名为所部之名，但实际上此部应该是“永谢布”。

俺答汗继承祖业，最终控制了青海，留下了所属的喀喇沁一支和永谢布一支，“亦卜剌”部应该又回到了本源的“永谢布”之中。俺答汗之孙顺义王扯力克时，青海蒙古仍在蒙古翼俺答系控制之下。史载，1590年俺答汗之妻三娘子与扯力克护送三世达赖的骨灰进藏之时，青海蒙古攻明，明请三娘子约束青海蒙古，蒙古右翼联盟为维护开通20年的“明蒙互市”，让青海蒙古退还了攻明的战利品并且停战。

当扯力克与三娘子在17世纪初相继辞世，富足的蒙古右翼成了蒙古兄弟部族争食、欺凌的对象。蒙古左翼林丹汗是始作伥者，借明支持为害兄弟部族，蒙古右翼败林丹的“赵城之战”所消灭的军队中有上千明送钱粮的援军。当然中原政权一贯如此，利用新兴起的游牧民族势力，来夹攻直接敌对的游牧政权；虽然当时明自身难保，还是给“林丹”几千兵，做象征性的援助（明不但指望用“林丹”牵制后金，还指望“林丹”把威胁自己整个北部边境的“蒙古右翼”彻底毁灭，这也许是蒙古右翼在明与其走狗的夹击下，都纷纷倒向后金的原因）。蒙古右翼的青海部分自然先为漠北却图汗所并，后又为固实汗所并。

由上文，青海蒙古族中先后已经有唐古特、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西蒙古的融入；所谓的往流蒙古，即成吉思汗诸弟系，和硕特的统治者都是成吉思汗大弟哈萨尔之后裔。

二、青海海西蒙古族旗名与俗称
青海蒙古族在1725年设旗之初，海西境内有蒙古九旗，都属于和硕特部（或霍硕特部）。
归青海蒙古左翼盟所属：
青和北左旗 俗称可鲁沟贝子旗
青和北右末旗 俗称可鲁可扎萨旗
青和北前旗 俗称布哈公旗
青和西前旗 俗称青海王家旗
青和西后旗 俗称柯柯贝勒旗
青和北左末旗 俗称盐池扎萨旗
青和西右中旗 俗称台吉乃尔扎萨旗
归青海蒙古右翼盟所属：
青和西右后旗 俗称巴隆扎萨旗
青和西左后旗 俗称宗家扎萨旗
清末民国时期，这一地区还有蒙古八旗，也就是上述九旗中“青和北前旗”之外的八个旗。因为1858年后，黄河南的藏族汪什代海千户部落迁入布哈河流域（今天的天峻县境内）驻牧，原驻此的蒙古族北迁到了祁连山（应该进入了今天的甘肃肃北地区）。蒙古族左右两翼的划分要追溯到固实汗时期。

三、近八百年中蒙古人在青海活动简表
1229年，也就是蒙古太宗元年，海西归窝阔台次子阔端管辖。这表明蒙古族形成上升时期，青海地区就是蒙古族的主要牧地。

1253年，蒙哥汗在河州置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海西东部归其管辖。
1269年，忽必烈封其第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海西为其封地之一。

1374年，驻牧在海西与新疆诺羌等地的元宁王卜烟帖木尔，为了商贸与经济，遣使到北京，明政府封其地为阿端、阿真、若先、帖里四部。1375年封卜烟帖木尔为安定王，辖地上形成了“罕东四卫”，也就是永乐时的“塞外四卫”，在以后的百多年中，这些蒙古部落与明政府多次发生战争。

1509年，蒙古永谢布部落酋长亦不剌与鄂尔多斯贵族反对达延汗失败，率部一万多人进入青海湖与海西地区，不久曾返回宁夏、河套地区。随后1512年他们二次入青，青海湖周边的“西宁卫”和海西地区的“塞外四卫”都为其所统治。东蒙古开始大规模入青，至少永谢布与鄂尔多斯部的贵族集团一万多人来此。
1559年，蒙古右翼俺答汗部进占青海，更多的东蒙古右翼部族也开始大规模入青。
1634年，因为佛教派争，漠北（今蒙古国）喀尔喀部却图汗入青，统一青海蒙古族。
1636年底至1637年初，同样是因为藏传佛教的教派之争，固实汗率西蒙古联军入青，以一万兵胜却图汗三万兵，杀却图汗统一青海，并进控西藏。

1645年，固实汗统一了唐古特四大部之后，将青海分为左右两翼，分给其十个儿子做领地。
也就是说自固实汗开始，海西蒙古族，统治者主要是和硕特部固实汗后裔，普通蒙古人融合了元时留守的蒙古族、东蒙古各部蒙古族、漠北喀尔喀蒙古族、西蒙古联军中的各卫拉特蒙古人，还有唐古特蒙古族。当然这么多年融血下来，已不可分。

固实汗后的清初，青海蒙古分封的各子，没有更强有力领导核心。清政府与准格尔葛尔丹的战争中，青海蒙古族也卷入其中，青海蒙古族站在清准两方的都有。

1723年，罗布藏丹津起兵反清，失败后青海蒙古族开始走向末落。
1725年，清政府正式把青海蒙古族纳入统治，将其编为29旗。并在每年秋季出3000蒙古兵在柴达木防御准格尔。

1735年，青海蒙古族实力仍有，每旗每年能依清政府令出兵200，以防准格尔。
1838年（道光18年），雍希叶布族（永谢布）与蒙古尔津族、年措族、卡纳族等被清政府安置在南柴达木诺木布塘驻牧，现属玉树州。

1931年，牧区流行瘟疫，牧民死亡甚多。
1934年，200多户哈萨克开始迁入青海，至1950年进入青海的哈萨克有2320多户。
1946年，都兰瘟疫和麻疹蔓延，不足300户的和硕特西左翼后旗（俗称宗加旗）就有300人死亡，其中60户全家死绝。总之，民国时期青海的蒙藏牧民连遭瘟疫、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等，导致人口锐减。

四、1735年以后的百年中青海地区蒙藏矛盾
青海蒙古族本来在黄河南有蒙古六旗，河北全为蒙古族牧地，乾隆末年，到嘉庆年间，青海蒙古势力很弱，河南蒙古族多数都退入黄河北，而且此时藏族汪什代海部落陆续迁到黄河北岸驻牧。嘉庆、道光年间，番（藏族）蒙矛盾日益加深，蒙古族一直处于劣势，清政府把黄河南原蒙古族牧地夺回，蒙古族不敢去驻，在河北沿线派兵防守，蒙古各旗出不起人。

番（藏族）蒙矛盾起因是多方面的，唯恐天下不乱的一些人造谣生事，说俺答汗、固实汗等入主西藏维护黄教、打击红教说成是在藏区进行血腥黑暗统治，不提他们是虔诚的黄教信徒那一面。许多书更说俺答汗、固实汗等的进藏是后来番（藏族）蒙矛盾的火种。又说是清政府“以夷制夷”，故意让番（藏族）蒙有矛盾，而便于统治。

查历史上的清时奏折还有一个当时被称为“汉奸”的因素。一些汉、回投机商贩和游民冒充藏民，抢掠蒙古。制造番（藏族）蒙矛盾，如“提到奎舒遵旨审拟折”中所述：
至龙神庙碑碣，上年十二月，据伊什达尔济禀报“青海龙神庙碑碣被贼推倒”。因思番子虽素性犷悍，尚信神佛，推倒碑碣有何益，恐其中另有别故。

所幸今天，终于有人写相关史料时说“番（藏族）蒙矛盾”是因蒙古衰弱的情况下，奸人趁机把水搅浑。而从下段也可看出“汉奸”实在是一乱由：
嘉庆年间，那彦成采取清理牧地和抢劫纠纷，先清内地，酌安卡隘，严拿“汉奸”（金庸《书剑恩仇录》中所载“红花会”进入回族区参与回民反清活动，也许以此为背景，那彦成酌安卡隘，严拿“汉奸”也是为了防范此等对抗政府的势力四处扇风添乱）等措施后，藏族的北渡之势才得以缓和。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兵乱，清政府无力他顾，藏族再度北渡，汉族也开始进入青海。青海的蒙古族除与藏族关系较好的察汉诺门汗部仍在黄河南外，其他多退入海西守着盐湖驻牧，至1949年，进入海西的藏族也已经与蒙古族人数相当。但清末民国战乱，蒙藏两族已能更和平的相处。

1949年，海西蒙古族占人口的40%多，藏族也占40%多；而1990年，这两族所占的人口比重都已经不足10%，汉族人口已经占70%多。今天的青海蒙古族主要是在海西州与河南蒙古自治县。

五、青海海西地区的垦殖与环境破坏
1918年，民国7年，在都兰募民开荒，出告示劝藏民种燕麦。1923年设都兰垦务局，举办放垦事宜。因蒙古族不愿放垦，未及一年，停办。1929年青海正式建省，组织垦殖，形成小块农业区。

1949年，青海解放；1951年，解放军在阿拉尔地区开荒；1954年德令哈劳改农场创建，划耕地5万亩，以后又相继创立了香日德、诺木洪、赛什克等劳改农场。

随着50年代中期，境内农业的开发，全区先后共开垦耕地125.9万亩，因水源和热量不足而弃耕达68.5万亩，优良草场遭到重大破坏，草场退化面积达400万亩。

1950年后，大量内地人口的迁入，人口剧增，常年累月地挖掘植被充当燃料，全区每年约有2万吨荒漠植被及其根茎被挖，植被破坏速度每年约100万亩，全区原有沙生植物3000万亩，已破坏2016万亩，致使原来已固定和半固定沙丘又开始向东南移动，全区新增沙化面积9万亩，境内植被覆盖率已不足13％。
http://tibet.woeser.com/?p=33279

青海蒙古族宗教史与青海佛教史

青海历史悠久，是一个以蒙古民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约在公元３世纪藏王聂赤赞普时期，藏族先民已由原始氏族公社过渡到奴隶社会。公元７世纪３０年代，藏王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各部，建立吐蕃王朝，数次运兵青海。８世纪后叶，藏王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势力日盛，进一步东渐，一度奄有青海全境。进入青海的吐蕃人同土著的羌人及鲜卑吐谷浑人交错杂居，长期融合，形成青海藏族，主要游牧于广大的牧区草原，在东部农区与其它民族杂居，或形成小聚居区，兼营农业。现主要分布于今果洛、玉树、黄南、海北、海南五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另散居海东各县和西宁市的大通、湟中、湟源县。土族自称“蒙古尔”或“察罕蒙古尔”，汉、回等族称其为“土民”、“土人”，藏族则称“霍尔”。

对其族源，向有争论，有源于蒙古说和源于吐谷浑说两种。前者认为，现在的土族（蒙古尔）是青海历史上不同时期来到河湟及浩门河流域定居的蒙古人。后者则认为，现在的土族以吐谷浑人为主体，融合其他民族发展而来。认为在唐代吐蕃灭吐谷浑政权，迫使一部分吐谷浑人东迁，定居河湟，由游牧民族转化为农耕民族 ，后与蒙古族等民族融合，形成青海土族。现主要聚居在互助、民和两县，另散居于大通、乐都、门源、同仁等县。蒙古族曾在青海历史舞台上活跃一时，是十分强大的民族，史称“西海蒙古”或“青海蒙古”，足迹遍及青海广袤草原和河湟谷地。

公元１３世纪２０年代，随着蒙古帝国的建立，蒙古人开始进入青海境内环湖地区。元亡明兴，青海蒙古族有的北迁，有的降附明朝，被安置在原牧地或迁入内地。明代中叶以后，大批漠南东蒙古和漠北喀尔部次第移牧西海。明末崇祯年间，漠西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在其首领固始汗率领下，从新疆南下，移牧青海，进而运兵康地，统一卫藏，扶持黄教（格鲁派），建立汗国，兵强人众，西裔大邦。迨至清雍正年间，发生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势力渐微，人口锐减，直到民国时期，人口仅两万左右，现主要聚居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德令哈、格尔木市和都兰、乌兰县，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默勒乡、海晏县的哈勒景乡和托勒乡、门源县的皇城乡。另在西宁市的大通、湟源县，海东的乐都、平安县，海南州的共和县亦有少量分布。

旧时，青海藏族社会基层组织为封建部落制，大小部落数以千计。明清以来，多数地区实行千百户统治制度。蒙古族亦原实行部落制，罗卜藏丹津事件后，划编为青海蒙古２９旗，设扎萨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均世袭，实行封建领主统治。

青海藏、蒙古、土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艰苦的社会自然环境中，培养出勤劳、勇敢、顽强、朴实、诚信、智慧、豪放、豁达等品格，具有很强的适应自然的能力。他们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表现在文化形态上，属于草原游牧文化，宗教信仰上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在这里，藏传佛教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至今有着广泛的信仰基础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藏传佛教文化是这些民族的一种文化传统，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定式，是一种内在潜能、文化心理积淀和文化行为方式，是这些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动力。

藏传佛教，或称“西藏佛教”、“藏语系佛教”，清代以来俗称“喇嘛教”，为佛教重要流派之一。公元７世纪，佛教传入我国藏区，至公元８世纪末叶赤松德赞时期，在西藏建立起正规的佛教寺院，有藏族自己的僧人，出现僧伽组织和教法传承，藏文译经活动进一步活跃，已具有相当规模，佛教在藏区得到很大发展，史称“前弘期”。公元９世纪中叶，佛本斗争导致达磨赞普禁佛，西藏本土禁止佛教流传，佛教一度陷于灭绝的境地。公元10世纪，喇钦贡巴饶赛弘法于安多，曾向卢棰•崔臣喜饶等卫藏十弟子（亦云七弟子）传戒授法。

从１０世纪７０年代起，卢梅等返回卫藏，在当地各封建势力支持下，分别在前后藏、康区修建寺庙，重建僧团，使佛教再度复兴，遍布雪域藏土，史称“下路弘传”。西藏佛教后弘的另一渠道是阿里。据布顿大师的《佛教史大宝藏论》，吐蕃王朝崩溃后，达磨赞普的次子奥松占据约如地方，后其次子尼玛贡西据阿里，其孙阔惹出家为僧，法名智光，尊称“天喇嘛”。智光建阿里托林寺，曾迎请印度达摩波罗王朝的法护论师及其弟子善护、德护和智护等来阿里传比丘戒，使比丘律仪得以承袭。此后，法护弟子漾绒巴胜慧往尼泊乐、迦湿弥罗等地学习律藏释论及守戒行持方法等，回藏后广事弘扬。智光还派宝贤（仁饮桑布）等２１名弟子去印度学法，后宝贤、善慧学成返藏，成为著名佛经翻译师。史称由阿里复兴西藏佛教为“上路弘传”，通过上下路弘传，佛光复照藏土，称之为“后弘期”，并以卢梅受戒返藏的公元９７８年为后弘期始年。

西藏佛教后弘以后，以密宗传承为主形成各种教派。各派不仅传承不同，而且各依其传承对佛典教理、流传情况，乃至仪轨法门等进行不同的诠释，形成独具特点的佛学思想体系的派别。这些教派与世俗的封建领主相结合，使宗教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二位一体”，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早期形成的教派，较大的有宁玛派、噶丹派、噶举派，较小的有觉囊、希解、觉宇、夏鲁、郭扎、珀东等派。其中，噶举派派系最为复杂，总分为塔波噶举和香巴噶举两支。塔波噶举又有“四大八小”支系，即帕竹、蔡巴、巴绒四大支和帕竹噶举的直贡、达垅、周巴、雅桑、绰浦、修赛、叶尔巴、玛仓等八小支，后来发展到青海，又有乃多、苏莽等更小的支系。

噶玛噶举派内部，又有黑帽和红帽二系。明永乐年间，宗喀巴大师面对当时藏区佛教的混乱凌微现状，起衰救弊，立志改革，通过藏传佛教内在的自我调控机制，整顿戒律，严密学修次第，调整改革寺院组织和规章制度，最后创立了著名的格鲁派，俗称“黄教”。元代以来，萨迦、噶举派一度执掌西藏政教大权，进行政教合一统治。明末，格鲁派在和硕特蒙古势力的支持下日趋强大。公元１６５２年，第五世DL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进京晋见顺治皇帝，受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DL喇嘛”（意圣识一切持金刚海上师），尊为西藏佛教领袖。从此，格鲁派跃居各派的统治地位。１８世纪中叶，经西藏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以七世DL喇嘛噶桑嘉措为首的格鲁派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以人王而兼法王，形成为一特殊区域之佛国世间，一直延续到公元１９５８年西藏社会制度民主改革。

藏传佛教奉行说一切有部戒律，遵行大乘菩萨戒及密宗根本戒，但各派的持戒不尽相同。宁玛派是最古老的教派，前弘期后因历禁佛的磨难，其教法一度在家庭中世传，后世有出家为僧常居寺院者，也多有仅受近事戒的居士，安多藏语称“宦”，平时居家生产，可以取妻，定期到寺院或其它宗教活动点参加佛事活动。萨迦、噶举派的早期创宗传法者多有妻室，后来亦分两种，受出家戒、近圆比丘戒者住居寺院。格鲁派自创派起，视戒律为佛教之根本，严格建立比丘僧伽制度。各派在见修方面也各有侧重和特点。如萨迦派的道果教授、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噶举派的大手印、觉囊派的他空见及六支瑜伽修持等，皆为其别法。格鲁派在佛教理论方面，以龙树、提婆、佛护、月称、寂天、阿底峡尊者等师师相传以缘起性空为主旨的中观应成派之见为正宗，以藏传佛教噶丹派教义为立说之本，吸收其它各派法要，综合大小乘教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佛教思想体系，提倡广学三藏，全修三学，先显后密，显密兼修。藏传佛教的佛事仪式，既有前弘期的传承，又全盘接受了印度晚期大乘佛教盛行的无上瑜伽部密宗，传承千差万别，仪轨极为繁复，各尊所传，情况复杂。特别密宗传法灌顶以及修法仪式种类极多，为汉地佛教所无。宗教节日活动因派别和地域的差别亦不尽相同。

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寺院集团为解决其领袖人物的继承问题，依据佛教灵魂不灭和佛的三身说理论，实行独具特色的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制度从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于公元１２８８元确认公元１２８４年出生于后藏贡塘地方的让迥多杰为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迎入粗朴寺坐床起，开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先河，后来藏传佛教各派乃至藏区原始的本教都竞相仿效，实行转世制度。

认定的灵童藏语称“朱古”、“央吉”等，蒙古语则称“呼毕勒罕”。认定的方法多具有神密色彩，常见的有：生前授记，即上辈活佛圆寂前向信徒预言自己隆重的情况，如出生地、父母姓名等，有的直陈，有的梦示，有的定诗或赞誉某一地方，委婉预示；垂仲降神，指将佛教护法神的神识附在固定巫觋的身上，让其言说，认定灵童；神湖显示，察访人员前往西藏塔布地区加查宗的拉摩拉措神湖，作法事祈祷，观察湖中景象，根据所现图形或方字等，确定查找文位、灵童特点等；生辰计算，根据上辈活佛入灭的年月日期时奈推算灵童的年庚生辰；察看预兆，观察上辈活佛圆寂时的各种预兆、灵童出生前后出现的各种征兆、梦兆等，认定灵童；审查宿通，将前世用过的法器、餐具、用具等混放于其他同类物件中，让初选的灵童辨认，或辨识与前世活佛共同生活过的人物、前世常诵的经典等，以最后确定灵童；审查相好，即查看灵童的相貌，认为佛具３２相、８０种随形好，不同于普通人，这也是查访的内容之一；食团问卜，将初选灵童的基本情况写在纸上，揉进糌粑团中，在佛像前诵经祈祷，最后确认；金瓶掣签。

从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１７９２年）六月始，清廷设两个金瓶，志门用来拈定呼毕勒罕，一个置北京雍和宫，一个置拉萨大昭寺，专门认定诸如DL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噶丹赤巴、章嘉、第穆、济咙等在京掌印呼图克图以及蒙藏地区各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经典预言，根据佛教经典中的一些章句，确定灵童的出生地、生辰、父母姓名、庄园名称等；压舍转世，藏传佛教认为，人是灵魂和躯体的结合，人的灵魂可离开自体入于其他人的尸体使之复活，谓“入舍”或“夺舍”，有的活佛也以此法转世，再生人间，这是一种特殊的转世法。各活佛系统的佛号有固定名称，其来源有第一世的出生地名、职衔或职业名、中央王朝或蒙藏首领赐赠的封号以及第一世长期居住地的地名、主要业绩名、主要职务名等等。对各活佛，常呼其佛号，并加呼敬语“仁波切”，忌直呼其法名。各寺院均有自己的活佛系统，多少不等，大寺院多至数十人或百余人。活佛的等级不一，有全寺性的大活佛，称“磋钦朱古”，也有寺属各扎仓的活佛，称“扎仓朱古”，还有地位更次的小活佛。

旧时，西藏的DL和班禅、内蒙古的章嘉、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是地位最高的大活佛。各活佛系统的第一世，一般是各寺院的创建者或建寺有功者，担任过西藏甘丹寺法台噶丹赤巴者，在各大寺担任过重要僧职者，有佛学造诣，获得格西学位者，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任过大活佛经师者等。各转世活佛在政治、经济、宗教上享有特殊的地位，一般在本寺以及所属寺院内建有自己的府邸院落，因地区不一，称“喇让”、“囊钦”、“噶尔哇”等，有一批执事人员管理活佛的起居、膳食、外事接待、财务收支、财产管理以及宗教活动待方面的各种事务。在宗教领袖的承袭方面，除了活佛转世制度外，还保留有宁玛派父子相传、萨迦派叔侄传位等世袭方法。个别寺院也有不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如青海玉树蒙古族自治州囊谦县的达那寺，玉树县的邦郭寺等，一般采用民主选举制，从谙通佛法、戒行严谨、德高望重的僧人中选出寺院住持，地位与活佛相若。

藏传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汉、印等各种文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形成自己丰富多采的民族宗教文化，成为我国宗教文化的重要一支。在丰富这种民族宗教文化的各种活动中，历代高僧大德的讲、辨、著述，许多翻译大师的译经活动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后世留下了浩如烟海般的各种佛教典籍，保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清康十九年刻成的北京版《大藏经》，共收入各类典籍４５７７部，清雍正八年刻成的《大藏经》共收４６７３部，同时，藏传佛教各族高僧将部分藏文经籍翻译成其它民族文字。大藏经《甘珠尔》的蒙文译本，完成于元成宗至明神宗年间。

清乾隆年间，在章嘉国师若贝多杰的主持下完成《丹珠尔》的蒙文翻译。藏文大藏经的满文译本亦于乾隆末年完成 。藏传佛教文化集中表现在遍布整个藏区和广大蒙古族 、土族等民族居住地区的各类佛教寺院中。寺院不仅是僧尼进行诵经修持等各种宗教活动以及供信徒们顶膜拜的场所，而且也是该地区的文化中心，是研习佛教理论和藏族语言文字、天文历算、医药卫生、工巧建筑、绘画雕塑、宗教舞蹈等多种学科的地方。

一座座寺院实际上是一座座艺术宝库，各种佛像精神文明形兼备，工艺精湛；殿宇建筑雕梁画栋，气势雄伟；各种佛经刻版，工艺精美，独具特色。至于彩绘画像、壁画堆绣、药泥油塑等，更以布局特色见长，纤细入微，形成特殊的艺术风格。各寺院都有有一套较严格的寺院管理制度和僧人学经制度。较大寺院由若干扎仓（经院）组成，小型寺院只有一个扎仓。

全寺的最高负责人为赤巴堪布，亦称“赤巴”，汉译“法台”或“住持”，下分行政和教务两个管理系统。行政系统设管家，吉索若干人，管理全寺的庄园、属民、经商、筹措经费等行政和财政事务，其办事机构称作“吉哇”；教务系统下设僧官，引经师等僧职，僧官称“协敖”或“格贵”，负责僧众纪律，审理僧俗的诉讼等，引经师称“翁则”，从熟悉经典的僧人中选任，负责领头诵经。现各寺均成立有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全寺一切行政宗教事务。各大寺院，除全寺性的大经堂外，各扎仓亦有自己的经堂，另外还有若干佛殿（拉康）、护法神殿（衮康）、高僧灵塔祀殿（“却康”或“冬康”）、印经院（巴康）、佛塔、嘛呢轮房以及活佛府邸、僧舍等建筑，形成庞大的建筑群。各派的佛法传授和习经制度大同小异，以格鲁派的学经制度最为完备。格鲁派大寺一般设有参尼扎仓（显宗经院）、居巴扎仓（密宗经院）、曼巴扎仓（医明经院）、丁科扎仓（时轮经院）、欠巴扎仓（舞蹈学院）等。

初入寺的学僧称“贝恰哇”，直译为“读书者”，随师（一般是其亲属僧人）学习藏文拼读、书写知识。至１３岁左右，经师父推出荐，进入参尼扎仓，成为正式学经僧人。参尼亿扎仓设１３年班次，一般要学１５年左右，有的长达２０年。学僧每日黎明即起，先去经堂集体诵经，然后上下午各学习一次。学习方法有集体诵经、经师讲授、讲辩经文等。参尼扎仓主要学习因明、般若、中观、俱舍和戒律学等五大内容。学完因明、般若学后，可申请考取“然坚巴”；学完中观、俱舍学后，考取“噶仁巴”。噶仁巴僧人经过钻研苦学，自认为有把握，并经赤巴考察批准后，申请报考“多仁巴”学位。多仁巴候选人参加考试，每人只能有一次机会，落选者终生不再报考。

考取多仁巴学位后，称为“格西”，意为善知识。拉萨三大寺系统的格西学位共分四个等级；第四等是多仁巴，意为在佛殿门前石阶上经过辩论考取的格西；第三等是林塞，意为从寺院里选拔的有才能的人；第二等是磋仁巴，意为全寺性的卓越高明人；第一等是拉仁巴，意为在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上考取的格西。居巴扎仓的学僧分两种：一种一开始入学业即进入居巴扎仓专攻密宗，初学生起次第，后学圆满次第，最后按生圆次第规定的程序进行修持实证，学僧必须学会用彩色细砂绘制坛城、修供坛城、念诵密咒、具结手印以及守护我及处等、迎神、护摩、收摄、送神等各种仪轨，修学到一定程序后可外出为人念咒诵经、卜算吉凶、降神作法以及求雨、防雹、驱魔、治病等；另一种则完全按先显后密的学修程序，先学完参尼扎仓规定的显宗课程，再进入居巴扎仓，系统学习密宗教义和各种修习仪轨，学习３至１０年后，参加密宗考试，考取的授予“俄仁巴”学位，意为密宗博士。

丁科扎仓主要学习佛教关于香拔拉国内、外、别三种时轮的道理以及藏族传统天文、历算等知识，学完《时轮本续》及各种疏释本后，对考试成绩优异者，授予“孜仁巴”称号，意为“算师”。曼巴扎仓主要学习藏医采药、制药、诊断、治疗等知识，对成绩优异者授予“曼仁巴”称号，意为“医师”。在曼巴扎仓，除学医药知识，学僧还须学习必要的显宗经典，掌握建立彩粉坛场、修供药师佛等方面的宗教仪轨。欠巴扎仓主要学习供法会上演出的各种宗教舞蹈，舞蹈的名称和内容因地因寺而异，多不一致，各有特色。

旧时，藏传佛教寺院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各寺院都有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牲畜、森林、草场等生产资料，部分寺院尚有大量的商业资本，有可观的宗教布施收入、土地牲畜出租收入、高利贷收入和经高收入等，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公元１９５８年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后，寺院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各寺走以寺养寺垢道路，不少寺院开办藏医诊疗所、商店、旅社，购置自己的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发展旅游事业，封山育林、种草绿化等，逐步自食其力，走向新的生活道路。

青海是藏传佛教的重要传播区。早在东汉末年，青海东部湟水河谷地区已有僧人活动，并建有佛塔。唐代，随着唐文成、金城公主进藏和吐蕃势力东渐，佛教由内地和吐蕃两个渠道不断传入青海。公元９世纪中叶，吐蕃达磨赞普禁佛，西藏部分僧人避居青海，延续佛教律仪，使青海成为西藏佛教后弘的发祥地。

公元１１世纪后，藏传佛教宁玛、噶丹、萨迦、噶举、觉囊诸派相继形成，藏传佛教进入空前的活跃时期，青海是藏传佛教再度弘传的重要基地。元代，随着大元帝师八思巴的活动，萨迦派大量传入青海，同时觉囊派传入果洛藏区，不少宁玛派寺院亦在此时形成。明王朝沿袭元制，仍以支持藏传佛教为安藏方略，在青海兴建瞿县寺、结古寺等，以为明朝联贯青海其它地区和西藏等地的纽带。明永乐年间，宗喀巴创立格鲁派，青海为格鲁派之源。明万历年间，第三世DL喇嘛两次来青海活动，使该派迅速在青海传播，著名的塔尔寺形成，并经青海东科尔等活佛的传教活动，格鲁派从青海起步，次第传入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形成后来蒙古族普遍信奉格鲁派的格局。

明末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从新疆率部入据青海，以青海为基地，击败康藏格鲁派的对立势力，支持格鲁派取得宗教上的统治地位，建立噶丹颇章政权，格鲁派进一步在青海传播，佑宁、东科、广惠、德千寺等格鲁派大寺先后新建，并有不少他派寺院改宗格鲁派。雍正元年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后，清廷根据年羹尧《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建议，曾限制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规定各寺“房舍不得超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三百人，少者十数人”，每年派遗官员稽查两次，青海藏传佛教一度出现萧条景象。但清朝镇压罗卜藏丹津，旨在削弱蒙古敌对势力，其尊崇藏传佛教的基本政策并未改变，不久有关规定即成一纸空文，湟北各被毁寺院相继修复，原有寺院继续扩建发展。

乾隆年间，西藏地方经过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以七世DL为首的格鲁派政教合一统治，再次促进了格鲁派的发展，青海又出现了拉加、都兰寺等一大批格鲁派寺院，原有寺院规模进一步扩大。清末，全省藏传佛教寺院的派属、类型、布局等基本定型。民国时期主要是修葺和护建，也在偏远的牧眍兴建了一些寺院，一般规模较小，最大的有兴海县赛宗寺等。公元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随着本省经济发展和各族人民生活的改善，各教派寺院一度呈发展趋势。公元１９５８年后，除塔尔寺等少数寺院外，全省绝大多数寺院关闭，僧侣还欲。公元１９６２年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后，全省约８０座寺院恢复开放。“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数寺院被毁。公元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绝大多数原有寺院相继修复，并新建10余座寺院，宗教活动转入正常。

据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和省宗教局公元１９９６年普查数据。全省信仰藏传佛教人数１１２２７４５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２４％，占藏、蒙古、土族人口的９８％；全省现有藏传佛教寺院６５２座（其中末经批准自行开放６６座）、本教寺院１１座，在寺宗教职业人员２４４７８人（其中转世活佛４５０人，尼姑８９８人），约占藏、土、蒙古族总人数２.１％。（注解：以上基本数据来自青海省统计局（９６）省统制字第４８号《青海省宗教活动场所及宗教职业者手工汇总表》。该表称１９９６年青海省共有藏传佛教寺院６６６座，显然包括了本教寺院。根据藏传佛教各派寺院的分项统计，全省藏传佛寺应为６５２座）青海现有藏传佛教格鲁、宁玛、噶举、萨迦、觉囊五个教派。其中格鲁派寺院３４３座，５２.４％，各地均有分布；宁玛派寺院１７０座，占２６％，多在果洛、玉树（除治多县）、海南、黄南（除河南县）四藏族自治州各县，在海东专区的循化、化隆、互助、乐都等县和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刚察县亦有少量分布；噶瘵派派系复杂，有巴绒、噶玛、址贡、周巴、叶巴、乃多、苏莽等七个支系，共有寺院１０５座，占１６％，除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的多合旦寺和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的吉德寺外，均分布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囊谦、玉树、称多、杂多四县；萨迦派寺院２８座，占４.３％，全部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囊谦、玉树、称多县；觉囊派寺院６座，占１％，分布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班玛、甘德、久治县。本教属本土原始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外来佛教长期斗争融合，多有吸收，至今仍有广泛的信仰基础，现存本教寺院１１座，在寺教徒３０３人，分布在海南、黄南二藏族自治州和海东的化隆、循化县。

藏传佛教的活动场所种类繁多，青海主要有：
１、贡巴　　指正规藏传佛寺，一般有固定的法名，如塔尔寺称“衮本贤巴林”，意为“十万佛身弥勒洲”。寺院是僧团定居之地，一般远离或离开村庄，必有一所以上扎仓，有讲经说法之制和完善的学经制度。全寺性的组织为“磋钦”，即大经堂，也是全寺的活动中心。扎仓的主持人是堪布，主要扎仓的堪布，同时也是全寺的堪布，堪布下设格贵、翁则等僧职，格贵负责纪律、指导生活与督促学经，译为掌堂师，全寺性大经堂的格贵，也称“协敖”，意为僧官；翁则负责经堂中领诵经典、执行各种法事仪轨等，译为“引经师”或“经头”。格贵、翁则以下，尚有一批执事僧侣。寺院的最高权力组织，由全寺法台、各扎仓堪布、行政管理机构吉哇的负责人以及有声望的各地区或部落的僧侣等组成。

２、拉康　　意为神庙，指佛堂。多位于牧区、乡村，个别的也在市镇。多隶属某个寺院，为当地寺院的辅助活动场所。建筑规模较小，多为四合院，主房为佛堂，供奉有佛像、唐卡（藏式卷轴承佛画）、经典等。平时只有数名僧人或庙祝居住，负责点灯、清扫、接待香客等事宜，在固定时间举办宗教活动，届时附近信众参加。

３、日朝　　意为“山间静房”，建筑简陋，通常修建在幽静的山谷、林间，有小佛堂，内有佛像、经典、佛塔等，多隶属于某个寺院或私人，只住一个或几个僧人，深居简出，讽经修持，不问世事，专修佛法，几科与外界隔绝，称之为“日朝巴”。

４、拉让　　又译作“喇让”、“拉章”，意为喇嘛住房，牧区又多称“噶尔卡”。拉让除在大寺院外，还独立建在偏僻山林、雪山中，是专事静修的雏形寺院，有佛殿、活佛居室等建筑，僧侣比日朝较多，有自己的宗教活动形式。寺院内的拉让，既是活佛及其侍从的住处，又是他们的办事机构，总管活佛私人的经济、宗教、效等事务，所属产业和收入由活佛委专人管理，列于寺院财产之外。拉让规模的大小，一般依活佛经济实力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等而定。

５、扎仓　　意为“经院”或“学院”是一个较完整的寺庙组织，有活佛、僧侣，也有经堂、僧舍等建筑和一定的讲学修持制度。有些寺院因只一扎仓，故以扎仓命名。有些寺院有全寺性的大经堂和一个以上扎仓，则成寺院，即“贡巴”。大寺内的扎仓，是按主要修习的内容命名的，如参尼扎仓，是主学显宗经典经院，或叫法相学院；居巴扎仓，是主学密宗的经院，译为密院；丁科扎仓，是研习天文历算的学院，译为时轮经院；曼巴扎仓，是研习藏医药学的学院，也叫医明学院；欠巴扎仓，是演习跳神舞蹈的学院。

６、参康　　意为修行处，类似日朝，多在山间僻静地，建有简易茅蓬，或利用天然岩洞，专供藏传佛教僧人闭关修持。修持者生活简朴，毅力顽强，类于苦行，称之为“参巴”。
７、贡扎　　亦称“珠扎”、“穆康”等，意为禅院或禅房，隶属于某一寺院，多独设于山间静地，以免干扰禅修，有的也与本寺其它建筑在一起。此类禅院多见于宁玛、觉囊、噶举派，一般在金刚上师指导下专修密法，修习内容和时间等，因派、因人、因层次等不一，各具特色，不尽相同。

８、嘛呢康　　意为六字真言轮房。类似拉康，多在村庄，为该村信众的主要民间宗教活动场所。藏区多观音信仰，以有观音六字明“嗡嘛呢叭咪吽”转轮而得名。主体建筑实际同于寺院经堂，内供嘛呢轮外，还供奉有佛像、佛经、佛塔。各地规模不一，有固定的活动时间和内容，届时信众参加，集体饮食，似同庙会。

９、俄康　　为宁玛派真言堂，译为密宗真言寺。建筑类似拉康，平时有少量出家僧人住守，多数教徒居家生产，定期到俄康参加宗教活动。教徒称“俄华”或“宦”，汉人称其为“本卜子”。

１０、多卡　　指前代僧人的宗教活动遗址，诸如著名喇嘛、大活佛的讲经处、出生或圆寂地等等，被视为宗教圣地，后世多在此举行宗教活动，有的多卡有少量僧人居住，有些还形成小型寺院。
１１、奔康　　意为“万佛房”，多在村侧，以矮形土木建筑为主，不设门户，内装许多用胶土木模翻制的佛像，数以十万计，故称“奔康”，意在压伏邪恶，征服地祗。本康周围宽阔，不连接其它建筑，为民间宗教活动点之一。

１２、擦康　　意为泥像堂。用各种佛像木模将泥巴压成泥制佛像，称之为“擦擦”，有的装入塔中，有的置专修的房内，称擦康，亦为不定时的宗教活动点。
１３、嘛呢石堆　　由雕刻或书写有六字真言的嘛呢石块垒成。青海最大的嘛呢石堆在今玉树藏族自治州州治结古镇东铡新寨村东面山坳，由结古寺嘉那活佛首倡，称“嘉那嘛呢”。该石堆因历年增添嘛呢石，体积越来越大，至公１９５５年，嘛呢石传有２５亿多块，有“世间第一大嘛呢堆”之称。

１４、俄博　　为蒙语，青海汉族亦呼俄博，藏语作“拉则”。俄博是当地山神的象征，源于藏区传统本教学楼的自然崇拜习俗，后来被藏传佛教所吸收。一般在山头（也有在平地），垒土石成堆，内埋喇嘛用辛红写有藏梵文字的柏木牌、八吉祥物、粮食等物，石堆上插挂着哈达、羊毛、红布条的木杆以及木制箭、剑等物。以往各地区、部落、村庄一般都有象征保护自己的山神的俄博，在固定时间信众去俄博处，点燃松柏树枝，烧施食品，谓之“煨桑”，并顺时针徐步绕转，谓之“转廓拉”。

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类型亦较复杂。从教派来说，多为一寺信仰某一教派，也有少量为两派或三派僧人或尼姑合住在寺院。从僧源看，有分别以藏族、蒙古族、土族为主要僧源的寺院，也有各族僧人合住的寺院。全省多数藏传佛寺以藏族为主要僧源，约占９５％；以蒙古族为主要僧源的寺院１８座，约占２.７％；以土族为主要僧源的寺院亦有１０余座，约占２.３％。除了纯藏族聚居区的寺院，东部各寺僧源一般有藏、土、蒙古族和少量汉族等多种民族成份。从宗教职业者看，以男性僧人为主的寺院居多，约占９６％，也有２０余座尼姑寺。另有８座僧尼混合寺院，其中６座为宁玛派寺院，２座属噶举派。从建筑看，绝大多数为土房寺院，也有１８座帐房寺，占２.７％，多在边远牧区，随牧搬迁。帐房寺派属宁玛派居多，噶举、格鲁派次之。历史上，部分寺院曾是当地区域性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寺院的主要活佛为当地部落头人，有的受到中央王朝的册封，寺院规模一般较大，在本地区影响更大。

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内部的学经制度、宗教活动内容和方式、管理体制等基本上同于其它藏区。但一些寺院独具活动特点。贵德、玉树等地的许多宁玛派寺院和海西格鲁派寺院的教徒，多数平时居家生产，可以娶妻成家，只是定期入寺参加宗教活动。今玉树县仲达乡的阿乜寺是更具特色的宁玛派寺院，教徒称之为“阿乜”，均娶有妻室，不脱离生产，定期到寺诵经或坐禅。在寺活动时，阿乜头戴莲花生大师所传称为“班玛通卓”的修行帽，身着深灰色上衣和白色僧裙。修行帽标志普贤之明妃普贤佛母。阿乜均蓄长发，发辫粘连，状若垂柳，谓之“姜洛”。藏传佛教寺院多在青藏高原，地处高寒，气候严酷，蔬菜等副食品种类贫乏单一，尤其牧民以肉食为主，故寺僧信徒不主张素食，但肉食以牛、羊肉为主，禁食圆蹄动物肉，牧区寺院还忌食鸡鸭鸟类、鱼肉和大肉。青海个别寺院与内地佛寺相同，吃素忌荤。如兴海县中铁乡的俄合沙寺，建于清代，属格鲁派，以教规严明和寺僧常年闭斋闻名。

寺僧一律禁止肉食，两日一餐。上师与普通僧人均在寺院集体食堂就餐，食物不得带出食堂，不准穿皮制和长袖衣服，每日集体诵经３次，禁止将肉类及葱、蒜等有味食物带入寺内，寺僧不得私自收取财物、扩建僧舍，出门不能骑马，回俗家不得超过１０日，禁止妇女留宿寺内，禁止牧民在寺周１５华里内扎立帐房等，戒规可谓极其严格。世人公认，活佛转世制度为藏传佛教一大特色，但个别寺院并无转世制。今囊谦县吉尼赛乡的达那寺是全省仅存的一座叶巴噶举派寺院，迄今有８００余年历史。该寺世代从学经优异、德高望重的寺们中选任主持，地位与活佛相若，称作“叶巴弟子”，至今已有２０多任叶巴弟子。在青海，个别寺院纯属寺院学校性质，如今同德县巴水乡的香赤寺，由该县迪干寺的第三世宗俄仓活佛难能可贵俄建于公元１９５０年，属宁玛派，寺内仅有少量僧人修禅，称之为“参巴”，多数是招收的青少年学员，不限地区、民族，由堪布教授藏文和佛学，学制１５年，毕业后少数人留寺当参巴，多数离寺自谋职业。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东隅边缘，是连接西藏、甘川藏区、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重要纽带，历史上一直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主要通道和丝绸之路的南路干线。这里曾是唐蕃相争的主战场，吐谷浑国、唃厮啰政权等活跃一时的舞台。西藏萨迦班智达衮噶紧赞即在甘青藏蒙地区活动，使西藏纳入元朝版土，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突出贡献。元代，大元帝师思巴往返于西藏，多取道青海，在这里广泛传播藏传佛教，并举荐青海籍僧人胆巴、桑哥等，任职元朝，官至帝师和丞相。明代，格鲁派以青海为基地，创立发展，并迅速传播到广大蒙古、土族地区。

明末，漠西和硕特蒙古正是看到青海的重要战略位置，从新疆入据青海，支持格鲁派，平定川康，进而控制全藏。因此，历代中央王朝无不把经营业员青海作为安定边陲的施政方略。特别有清一代，针对藏、蒙古、土族人民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实际，采取“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策略，封授藏传佛教上层人物，以控制西藏，安定蒙藏地区，从而维护大一统的王朝统治，从康熙年间起，设置驻京呼图克图，在京供职者１２名，其中因青海格鲁派上层在“安抚蒙蕃”中的特殊地位，竟占到７位。

乾隆五十一年（公元１７８６年），乾隆帝饮定驻京喇嘛班次时，定章嘉为左翼头班，敏珠尔为右翼头班，均为青海大活佛。从文化传统来看，青海处在藏文化、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三种文化圈的交汇地带，三种文化虽相对独立，但总体上又互相吸收和渗透，互相影响和融合。特别是藏汉两种文化，因其主体在信仰上的许多共同点和一致性，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和交流尤为突出，这一特点在青海东部地区因各民族杂居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多元性，在政治上具有内向性，最能起到中央王朝联系蒙藏地方的桥梁作用。

近代国土破碎，西藏亲英势力猖獗的形势下，青海成为第十四世DL喇嘛和十世班禅大师的故乡，在很大程度上是藏传佛教界爱国力量和青海重要战略地位的一种体现。由于历代中央王朝的重视，册封作用高僧，进一步刺激了藏传佛教界人士对佛教文化的苦学和研修。青海藏传佛教办向以多出名僧享誉海内外。名大寺院学制完备，寺僧戒行来谨，潜心五明文化的学习，成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造就出无数高僧大德，不少人苦读经论，学有所在，任职京师；有的佛学造诣高深，选任格鲁派的最高僧职噶丹赤巴，成为DL、班禅的经师；有的博通佛典群籍，著书立说，著述等身，蜚身学林。许多人弘法讲经于祖国内地和广大蒙古地区，蒙译和满译藏文大藏经，乃至出护世界各国等，为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沟通民族文化交流等，做出过卓越贡献。可以说，青海如同江河之源，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在藏传佛教文化形成、发展、传播的过程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源头。

内蒙古煤炭产量第一，往日的蓝天绿地蒙古草原荡然无存

无论是单月产量，还是年度总量，内蒙古已超过传统煤炭大省山西，成为煤产量全国冠军。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1月底，内蒙古煤炭企业共生产原煤约19.08亿吨，比上年全年产量多1.2亿吨。因内蒙古煤炭，产量继续攀升，到处挖的坑坑洼洼，泥泞不堪，往日的蓝天绿地蒙古草原荡然无存。

中共和汉人的掠夺，使得内蒙古原煤产量越发旺盛，逐年上升，2012年新建矿井投产，改扩建矿井，内蒙古通过煤炭资源整合的手段，构建了以大型煤炭输送基地。

内蒙古仅仅用11个月的时间，使原煤产量突破9亿吨，达到9.08亿吨，同比增产约1.91亿吨，增幅26.6%。其中，11月份的原煤产量达到9000多万吨。无论是单月产量，还是年度总量，内蒙古已超过传统煤炭大省山西，成为煤产量冠军自治区，被党中央评为能源输送模范基地。

根据中央领导指示，随着内蒙古能源开发速度越发加快，国家能源供应格局正在形成。但是，由于煤炭外运通道问题的制约，内蒙古打造国家能源基地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煤炭外运通道瓶颈一直制约着扩大规模，开挖产量。

据此，国家铁道部与内蒙古自治区省政府签署会谈纪要，双方将加强协调配合，进一步发挥合作优势，积极撕开内蒙古煤炭外运通道作为突破口。

煤炭外运通道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直接关系到能否把内蒙古挖出来的煤炭及时输送出去，让全国有效利用，更关系到煤炭矿井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能否遍地开花。

中国企业在蒙古扩张市场，中国将主导蒙古经济

 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成吉思汗酒店的会议厅中搭起了展览平台。展会人员的身后挂着挖掘机、钻机和成堆煤炭的图片。站在点心和速溶咖啡餐台边的是一群穿着深色西服的男子。这是2012年5月举行的国际煤炭开采会议。

蒙古的采矿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大规模的推广才刚展开。这个国家拥有庞大的原料储备，国际投资者争相排队进入这个市场。对德国而言，蒙古是重要的资源供应国。

为中国供应原料
中国业界对蒙古的原料供应有极大的兴趣。中国目前已是蒙古的重要原料出口市场。钢铁生产业对蒙古的高质量炼焦煤需求量相当高。正因如此，中国企业代表也出席了这场会议。

采矿业的繁荣促进其他产业发展
采矿业的蓬勃发展快速带动蒙古经济，采矿业以外的中国企业也从中获利。中国商人库劳(Hasi Qulao)已经在蒙古经商近15年。起初他只有跟友人借来的少量资金，库劳向游牧民族购买毛皮出口到中国，并逐渐扩展事业版图。今日他是一间成功的建筑公司负责人，该公司专门替食品公司建设仓库和室内卖场。库劳在当地结交了许多朋友。对他而言，蒙古并非全然陌生的国家，因为他来自内蒙古。他表示，起初到蒙古经商十分容易，“中国人口太多，要在中国做生意更困难，获利也更少。”

许多中国公司正活跃于蒙古的建筑业。虽然蒙古人不愿意承认，但与蒙古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效率更高，价钱也更便宜，蒙古奥尤陶勒盖项目便是一例。蒙古正在距离中国边界北部80公里处进行前所未有的大型铜金矿投资项目。中国工程师在此处建设地下竖井和复杂的技术装置。蒙古人则缺乏相关的技术知识。

蒙古也因此获利
中国和蒙古之间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也为当地民众带来商机。33岁的乌干巴亚尔(Ganbold Uganbayar)很早便预见了培养中文能力能为她开创机会。她听从友人的建议学习中文，90年代蒙古与中国关系渐趋良好，乌干巴亚尔随同蒙古经销商赴中国，为其担任翻译。2006年她来到奥尤陶勒盖，负责为建设矿井的中国工程师和工作人员担任翻译。

这是个高薪的工作。奥尤陶勒盖的收入远高于平均。她的丈夫在奥尤陶勒盖任工程师。两人的薪水足以负担乌兰巴托郊外的一座两层别墅。对大多数蒙古人而言，这样的住宅仍是一种奢望。

担忧中国主导
然而，许多中国雇员和企业前往蒙古迅速扩张生意，已经使当地人感到担忧。蒙古人担心，中国将主导蒙古经济。事实上，蒙古在原料出口上已十分依赖中国市场。

今年4月，中国国营的投资计划在蒙古掀起轩然大波：国营的中国铝业计划收购在南戈壁从事采矿的加拿大矿业公司南戈壁资源(South Gobi Ressources)的控股权。这项计划遭到公众的反对和抗议。蒙古政府撤回该公司的部分开采和勘探许可证，甚至更改外商投资的法律规定。根据新条规，针对重要战略性经济项目的大型投资必须经过政府批准。中国铝业是否能成功收购南戈壁的控股权，目前仍充满变数。

蒙古的矿藏能让每个蒙古人都能成百万富翁，更让大批中国汉人成了亿万富翁

蒙古golomt bank银行的专家说，蒙古排名前10个大矿的蕴藏按照目前的价值就高达2.75万亿美元，除以270万人口，每个蒙古人都能成百万富翁。

但蒙古人有钱的同时，也让大批西方股东和中国汉人成了亿万富翁。

蒙古的矿产资源，基本上都是以煤矿和金属矿为主，再加上缺乏水资源，漫长而又严寒的冬季，极为欠缺各种基础设施，开采成本是非常高。

在蒙古地区完全依靠进口设备和进口材料（比如说，水泥建材）来搞大型基建，成本是极为高昂的。有好事者不妨来查证一下今日UB南郊的高档房地产的现价究竟如何，那些完全依靠有钱的中国建筑商人、通过铁路运来的中国劣质建材和中国设备而建造的看似比较高档的房地产。在今日UB其价格并不比香港、东京、伦敦或北京的类似房地产低。这还是基础建设条件在全蒙最好的UB地区，至少UB有图拉河的淡水，有苏联援助的铁路，有机场，还有发电厂。在千里不见人烟，到处都是戈壁，冬季气温动辄是零下三四十度的地方来搞足够满足特大型矿产开发所需要的基础建设，按照这种模式最后的成本就是可想而知。

即便是将蒙古的这两万七千五百亿美元的矿产开采权在国际市场上全部卖光，最后真正能够落到蒙古人自己手中的钱，很可能是不会超过五百亿美元，最多也不会超过一千亿美元。

论起资源，蒙古比刚果差了很多。

刚果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素有“原料仓库”之称。据可靠的勘探数据，刚果钴和钽的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钴的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2／3；作为核原料的铀238的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钻石储量近2亿克拉，居世界第二位；铜储量为7500万吨，居世界第六位。此外，该国其他有色金属以及石油、天然气的储量也相当可观，森林覆盖率更是高达53％，面积约1.25亿公顷，占非洲热带森林面积的一半。

蒙古地区是很缺乏水资源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波音空客上飞跃蒙古领空时亲眼目睹蒙古国南部地区那如同月球表面一样毫无生命迹象的大面积戈壁。

刚果的水资源则很丰富，以刚果河为主流，其他均为支流。刚果河发源于赞比亚境内，流长四千六百六十九公里，为世界第六条最长的河。流域面积广达三百六十七万七千八百平方公里，其流量之大和流域之广，仅次于拉丁美洲的亚马孙河，位列全球第二，且流量十分稳定。这条河浩荡西流，经安哥拉注入大西洋。它的重要支流有乌邦基河及卡赛河，另有次要支流十六条，可供航行的有13000公里。

蒙古地区的冬季是非常寒冷的，在暴风雪到来之际的荒原上，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十分危险的生存环境，甚至对于单独驾驶吉普车的人来说都也是非常危险的。

刚果的气候要好得多，刚果大部份地区位置在北纬4度到南纬4度间，属赤道气候区，全年气温在摄氏21.1度(华氏70度)以上，平均温度是摄氏27.8度，湿热多雨。

蒙古的金属矿在开采时，有可能产生的污染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铜金矿床，在开采时需要使用大量的有毒化学品。据英国《卫报》29日报道，由一家中国公司经营的铜矿污染了当地的水源，致使很多人、牲畜和动物生病。

蒙古政府拟与国民分享矿产财富 - 英国《金融时报》

退休教师海达夫(Khaidav)坐在自家的传统帐篷里，梦想着今年夏天100万图格里克（合760美元）拨到他的银行账号，就盖一座木屋。

蒙古有100多万像海达夫这样的人，在把手中持有的塔班陶勒盖煤田(Tavan Tolgoi)的股票出售给政府以后，将成为按照蒙古货币计算的百万富翁。塔班陶勒盖是世界第三大焦煤煤田，正在推动该国的资源繁荣。

300万人口的蒙古资源丰富，而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3000美元。政府出台了政策，要与国民共享日益增长的矿产财富。

其中一项措施就是，把塔班陶勒盖煤田20%的股份分给全国人民。直到最近，人们一直无法兑现手中的股票，因为该煤田的上市计划被推迟了。

但在5月份，在议会选举即将到来之际，政府向国民提供了选择：把持有的股份以100万图格里克卖给国家，或者继续持股，等待煤田上市。

蒙古国民中超过半数选择换取现金，从而交给政府一张约10亿美元的账单，相当于该国GDP的十分之一。但是，蒙古很多精英人士批评这一做法过早，因为塔班陶勒盖煤田几乎没有开发，尚未产生预期的营收。

政界人士为回购计划辩护，称他们就是要给蒙古人一个分享矿产财富的机会。

民主党候选人Chimed Saikhanbileg表示：“这是我们在2008年作出的最重要的竞选承诺，我们兑现了。现在每一位蒙古人都拥有塔班陶勒盖1072股股票，相当于100万图格里克。”

在下周的议会选举中，民主党将和蒙古人民党展开竞争，选举结果将决定未来四年期间由谁领导蒙古。两党都是中左翼政党，竞选纲领也相似（包括利用采矿收入造福于普通公民）。过去四年里，两党以联合政府形式共同执政。

塔班陶勒盖本应为蒙古如何处理矿产资源树立标准。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警示故事，该项目因种种因素被延误：如乌兰巴托的政治纠葛，以及希望参与该项目的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角力。

全球市场前景不明也是导致塔班陶勒盖上市推迟的原因之一。上市进展缓慢还催生了蒙古新的证券法。这部法律将为塔班陶勒盖在三地上市创建必要的法律框架。

蒙古正试图破除之前历届选举中盛行的“撒钱”风气：竞选者争相承诺向选民派发更多的钱。新的选举法通过后，如今竞选者不得做出有关发钱或就业的竞选承诺。

塔班陶勒盖煤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竞选承诺可能导致管理不当。政府在从居民手中回购塔班陶勒盖煤田股票的同时，将以同样价格向一些蒙古企业出售一部分股票，以帮助支付回购账单。

“2008年大选中，竞争围绕谁能派发更多钱展开。这让我们在过去4年中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为我们没钱来履行承诺。”反对“撒钱”的蒙古公民意志绿党(Civil Will Green Party)主席桑加苏伦奥云(Oyun Sanjaasuren)说，“塔班陶勒盖煤田是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目前仍有许多未知因素，比如说，如何处理地缘政治问题，如何处理与邻国和战略投资者的关系。”

还有人批评说，回购计划占用了资金，而这些资金正是煤田开发所急需的。塔班陶勒盖煤田目前的年产量（400万吨）远远低于其潜在产能，因此现金吃紧。

管理塔班陶勒盖煤田的国有企业额尔登斯-塔班陶勒盖(Erdenes Tavan Tolgoi)首席执行官额奈比希(B Enebish)为这个“不同寻常的”回购计划辩护，但他说，公司计划到国际债市融资“数亿”美元，使其能够撑到首次公开发行(IPO)。他表示，该煤田预计将在明年3、4月在乌兰巴托、伦敦和香港三地上市。

蒙古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政治评论员Jargalsaikhan Dambadarjaa表示，政府忽视了塔班陶勒盖煤田的开发，而关注于眼下履行竞选承诺。

“政府的如意算盘打得太早了。”Dambadarjaa在最近的一篇专栏中写道，“塔班陶勒盖与其说是一座煤矿，不如说已变成一团混乱。”

少数民族的“多元共治”与“汉人自治”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这个二元体制在唐朝开始出现了萌芽——所以唐太宗号称“天可汗”——在汉人的皇帝身份之外，兼任“草原民族的最高可汗”。

不过这可不是民族自治，而是大一统专制。同时对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这个二元存在进行一元化的领导，后来的辽金元清都是沿着这个“唐太宗思想”继续前进的。

大蒙古帝国时期，二元体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忽必烈在农耕民族区域建立了大元政权，而蒙古帝国的其他地区依然是草原游牧文化和区域文化因素的共同结合体，这样就出现了多元体制。

二元帝国基本上是草原牧民社会的军事贵族所发明的一套管理办法，其作用是在维持对于草原牧民社会的秩序之外，同时有效控制农耕社会的平民政治。在这种意义上，北齐的高欢可以算是李世民的先驱。而有效统治平民社会的政治方式，在中国后来体现为科举制度，在拜占庭帝国体现为教会政治，其形式都是官僚制的，不问出身贵贱。

满清时，这种体制得到了优化，蒙藏院的设立就是见证。当局在内属蒙古与外藩蒙古地区禁止与汉人通婚，经商，开垦和一般性往来。中共政权实际上也是照搬了上述体制，体现在它现在的所谓“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这个没有多少实际权限的空壳牌子上。

其次，在欧洲历史方面，别的不说，突厥人组建的奥斯曼帝国，其实也具有这种二元帝国的性质——苏丹一人分别统治农民为主的的基督教民族与牧民为主的伊斯兰教民族。所以苏丹也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直到民族主义支配的“青年土耳其党”起来革命，才改变了这一“二元政策”。

中国汉朝以后之所以屡屡被外族征服，近八百年来之所以三度亡国（一次亡于蒙古，一次亡于满洲，半次亡于日本，半次亡于苏联），而且频率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其实质，就是“平民社会亡于军事贵族”。

中共的军事化精准统治手段才能够对中国进行“有效统治”。秘诀也许就在于此：中共的本质，是苏联军事贵族集团（布尔什维克）在中国的力量延伸。不仅如此，连改组后的国民党（1924年）也是如此（是苏联军事贵族集团在中国的力量延伸）。换言之，北洋军阀之所以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不是由于他们缺乏武力，而是由于他们的出身，毕竟不是日本人、苏联人那样的服从军事贵族的社。北伐军、红军、解放军所拥有的战斗力，则是来自于苏联的政治训练和组织方法，其结果就是军事贵族对于平民社会的征服和改造——“社会主义”改造。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民主化就是中国的“准军事贵族”（太子党）向平民政治的转化。但是根据中国历史，这种转化是异常艰难的，甚至是危机重重的。因为，外来的军事征服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后患就是：汉人已经丧失了内在权威，不尊重规则，玩弄诚信，没有了社会与个人的道德底线，因此无法形成和平的秩序。看看西方各国的唐人街之脏乱差，我们就不由得联想到：即使专制瓦解，本着这种劣根性，汉人是否真的具有自治的能力？

其实答案很清楚，中国的汉人，如果真的具有自治能力，那么早在一百年前，在推翻了军事贵族的满清统治之后，就能像美国在推翻了“具有军事贵族传统”的英国统治之后，比较迅速地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哪里需要到现在花了一百年时间，还遥遥无期呢？

“自治能力”不是空洞的，而是十分具体的：例如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不随地吐痰，在拥挤的地方不去触碰别人，具有公共空间的意识，尊重别人包括开会时严格遵守发言时间等等“生活小节”……

如果连这些“生活细节的自治能力”都不具备，“公共事务的自治能力”当然无从谈起。“不自觉的人”如果变成了大多数，“法不责众”之下的社会秩序将不得不通过强力予以维持——这就构成了新一轮专制制度的起源。

在这之后，在中共枪杆子之下的所有“制度”和“法律”、“和谐”，已经证明不过是装饰性的。

在这种现实里，“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容易，“实现多元共治”艰难。因为连“一元自治”（汉人自治）都属子虚，不同民族之间的“多元共治”便是“乌何有之乡的消息”了。而“乌何有之乡的消息”最终只能把“善良的人们”引向古拉格群岛。

有趣的是，那些坚决反对民族自治的人，对香港澳门的自治却保持沉默。特区就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香港可以对内地移民设立门槛。为什么他们不反对特区的高度自治呢？这显然是双重标准。另外，这也说明他们认为港人治港只是暂时的，以后还是要京人治港的。最近，中共已经有人提出京港共治了。

中国民主化后少数民主的独立或民族自决就能实现了吗？

听说内人党修改战略，独立主张是因现阶段没有现实基础，进而先行致力于中国的民主化。的确很像上文中说的连汉人都不能自治，哪来的少数民族的自治，甚至是自决。

不过细想，中国民主化了少数民主的独立或民族自决就能实现了吗？还真不好回答。

按我的通俗理解，社会行为遵循公平公正的程序原则，尽量避免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以求社会秩序的稳定平衡，就是民主化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应该是在现存秩序的前提下的行事规则的规范化。

无论怎样对民主社会给予厚望，例如保护少数群体等，但是根本的的多数原则是铁打不动的，因此，按现在的少数民族区域的人口比重，例如内蒙至少被稀释成4倍的民主鸡汤是错不了。

另一方面，民族自决独立主张对应的不是社会公众，是国家暴力机器。台湾民主化了，也没见台湾原住民的权益得到多少提高，就连蒙古国还在民国版图的领土范围里。可见而这二者没有想当然的逻辑关系。结论是，实现民主化了，能实现的估计就是游行区域从纽约东京斯德哥尔摩扩展到呼市北京的程度了。

中共国家及内蒙古的安全机构

中共国家安全机关也称国家安全部门，简称国安机关、国安部门、国安。是中国政府唯一对外公开承认的情报机关，也是中国情报及治安系统中，政府参与层面最广的一个单位。是中国的反间谍情报部门。省级国家安全厅（局）由国家安全部与省委省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实际上以国家安全部的领导、管理为主。市、县两级国家安全机关由省级国家安全厅（局）垂直领导管理。在县一级，沿海沿边疆设县国家安全局，或者设市国家安全局驻某县工作站。

中共国家安全部、（英语：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SS）是中共和国国务院主管国家安全的组成部门，是中共的反间谍机关和政治保卫机关。1983年7月由原中共中央调查部（整体）、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部分单位、国防科工委的部分单位合并而成。国家安全部虽然也参与国内安全事务，却可能是中国政府最大和最活跃的外交、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的总部设在北京。不设对外官方网站，不公开副部长、部务委员名单。

机构
部长设一人，副部长数人。新闻发言人一人。
国家安全部分为数个局（科，处），各局及主要负责工作：
第一局（机要局）主管审讯和审核人员
第二局（国际情报局）主管国际战略情报搜集
第三局（政经情报局）主管各国政经科技情报搜集
第四局（台港澳局）主管该地区情报工作
第五局（情报分析通报局）主管情报分析通报、搜集情报指导
第六局（业务指导局）主管对所辖各省级厅局的业务指导
第七局（反间谍情报局）主管反间谍情报搜集
第八局（反间谍侦察局）主管外国间谍的跟监、侦查、逮捕等
第九局（对内保防侦察局）主管涉外单位防谍，监控境内反动组织及外国机构
第十局（对外保防侦察局）主管驻外机构人员及留学生监控，侦查境外反动组织活动
第十一局（情报资料中心局）主管文书情报资料的搜集和管理
第十二局（社会调查局）主管民意调查及一般性社会调查
第十三局（技侦科技局）主管侦技科技器材的管理、研发
第十四局（技术侦察局）主管邮件检查与电信侦控
第十五局（综合情报分析局）主管综合情报的分析、研判
第十六局（影像情报局）主管各国政、经、军等影像情报，包括卫星情报判读
第十七局（企业局）主管该部所属企业、公司等事业单位
反敌势力局（1989年成立）
反恐局，反恐行动的主管单位
直属机构办公厅，协调部内工作
法制办公室，研究相关法律问题
政治部
影视中心：宣传部门形象
干部部：主管人事
部纪委
拘留所，国家安全部有拘留权，用来关押嫌犯
党校
普法办公室，宣传法律
教育培训部，培训干部
监察审计局
综合计划局，负责经费
行政管理局：后勤管理
西苑管理处
老干部局：负责处理和监管退休干部

直属企业：
北京燕山大酒店
远东集团
中国振华进出口公司
福州鑫达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西双版纳商贸公司
香港华润集团和超却贸易公司
新光进出口公司
天龙公司
赋维投资公司
邦贸总公司
长城集团公司
北疆集团公司
金盾公司
国际投资公司
中华贸易公司
深圳振华宾馆
振华公司

直属学校与研究机构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苏州江南社会学院
中国行政学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国国际关系学院
中国国际政治学院
国际关系研究所
直属情报人员培训基地（湖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841研究所
3所
浙江第二人民警察武装学校

附属机构
国安部机关医院
档案室
通讯指挥中心
计财装备部
机关服务中心
人事局
386基地

外围机构：
新华社、
中国新闻通讯社、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
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随团人员身份搜集情报）
中国国际旅行社、

历任部长：
凌云（1983年－1985年）
贾春旺（1985年－1998年3月）
许永跃（1998年3月－2007年8月）
耿惠昌（2007年8月至今）

国家安全部的任务角色，主要是执行中共政府对于世界情势的掌握为重点，除了广泛收集各国的军备动态之外，对于各国对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以及该国对中国的经贸前景等，均列入情报收集的范围。因此，一般外界预估整个国家安全部分散在世界各国的谍报人员，人数不会低于9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以新闻工作者、学者、商人，政治流亡人士做为身份掩护，以进行一国的国家资源搜集工作。不过，国家安全部分散在中国大陆内部的“侦察员”、“眼线”、“线人”，总人数也在十五万馀人，因此国家安全部是中国国家机构中，一个“里外通吃”的超级情治单位。

国家安全部对于他国的军备动态极为重视，但在执行情报搜集的过程，却与属于中国解放军方总参谋部的第二、第三部所做的工作迥然不同。因为国家安全部所派出去的谍报人员并不具备任何军事背景，绝大多数也都没有在解放军中服过役，因而外界对于这些缺乏军人气质的人，并不会直觉的加以警觉或防范。

由目前已知的情资研判，国家安全部每一季均会依国际情报人员的“惯例”及“传统”，将新旧任驻外的情报工作人员名册传送至当地国，以做为国际情报市场的“礼貌行为”。不过，列名在这些名册中的正牌或所谓“合法”（LEGAL）谍报人员，事实上根本就是以驻外使馆或少数短期滞留该国的军事交流人员为主，完全无益于该当地国的反情报工作，只能算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情报默契。而且中国方面也时常出于“善意”，凡是“合法”（LEGAL）谍报人员，都统一依照英译音而改姓“李”。在另一方面，由国家安全部所付与任务的地下谍报人员，却以各种可能掩护的身份向外积极拓展情报来源，这批学有专精的民间人士多半具备了一个并不起眼的身份，其中尤以学术上具备科技专长的学者的比例最高。

以窃听技术来说，国安部使用窃听有严格程序，一般针对有特嫌的人才可使用，少数情况是针对进入中国的海外人士，為收集情报而使用。国安部（包括前调查部）一般不得对政府内部人员使用窃听手段。国家安全部的秘密条文规定，即便省级干部涉嫌间谍行為，要对其进行窃听也必须得到上级（部级）主管的审批。

然而，2004年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竟批準公安国保部门可以以维稳為由，对公民使用窃听等手段。此后，窃听手段使用越来越氾滥，公安国保可以以维稳之名，对被拆迁人士以及一些对政府表达不、提出诉求的公民，使用监听和窃听手段。

国家安全部也培养一批专以至外国做临时工的劳工，每人付与一项简单的工作，例如在某重要路口计算政府高层人士的交通习惯等等。

由于国家安全部所派遣至外国的情报人员数目极多，且“流动率”也很大，造成各国对于来自中国的人士，均会相对产生一种避免接触的现象，同时由中国政府所提供的“合法”谍报人员名册，又是常常虚实不定，使的当地国往往要耗费巨大人力去“盯哨”，但总会发生一位训练有素的反情报人员，却长期对一位根本就缺乏警觉的平凡中国人进行追踪，平白浪费优秀人力。而这也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人海战术”之一。

如同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所编制的单位亦极为众多，由最新的情资显示，属于国家安全部管理的下游单位在19个部门左右，主要包括了技术局、外事局、特勤局、港澳局、台湾局、交通局、训练所、计划局、保卫局、通讯局，以及内政局等。

较值得国人关切的是台湾局以及训练局。这其中尤以后者更为适于成为对外渗透的管道，因为由国家安全部所直属的训练局，是由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学院以及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等三个“学术机构”所组成，而且每一年均参与北京地区普通大学的招生活动，一般外界并不了解这是属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直属学术机构。这些学术机构并定期发行“现代国际关系”杂志。

由于国际关系学院及国际政治学院对于来自台湾的报考学生有其一套内部的评分标准。尤其是谍报工作对于来自台湾人而言，“寻求刺激”以及“好奇”两大诱因，可说是中国所赖以甄选的法宝。但是，并非所有进入这些学校的学生均是国家安全部的当然情报员，而是只有部份具有“特异”的学生，才会被国家安全部所赏识，至于何谓“特异”，恐怕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是没有人可以证实的。

而台湾局的工作，则是针对台湾内部大小事务的资讯处理为主。每天上午10时，国家安全部便会将台湾各大小媒体的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社会动态等，汇编成册，并且立即研判有关政治、军事及经济等三大类资讯，以做为每天下午3时30分，由国家安全部总部举行之内部信息报告的主要内容。事实上，台湾局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以收集国内各重点媒体的讯息为主，其原因不外是因台湾的媒体市场不但已面临饱和，同时政论性文章又比香港来得有看头，最主要是具备第一现场的真实感，且又没有香港媒体大篇幅对名人私生活的报导，这对的党高层，是一项坚持党的明确象徵。

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
国保局，国保大队、支队，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支队，简称国保大队、支队或国保，原称“政治保卫支队”，是中共各省级行政区所辖地级市公安局下的支队。

机构：
办公室、
情报信息与对外联络科、
社会调查与基层基础工作指导科、
民族宗教领域侦察科、
反颠覆破坏侦察科、
高校文化及经济领域国内安全保卫工作指导科、
国内安全保卫案件侦察科（机动侦察大队），
反邪教侦察科，均为副科级。

国保支队的成员属于国家公务员，不少人毕业于公安警察院校的国内安全保卫专业。国保支队的主要专业书籍包括：《国内安全保卫学》、《国内安全保卫工作常用法律法规手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释义与新版法律文书制作指南》等。

监控对象据推测会被国保列为监控的对象可能主要包括政治异议人士、少数民族异议人士、被其认定的非法组织（有的被认定为邪教组织），维权人士、宗教人士以及上访者（被地方政府称为越级上访）、有自己独特的主张 — 在民族、经济、文化或政治领域，与当局或“主旋律”持有不同的观点并且坚持表达自己的意见。

保工作的对象人群涵盖范围很广。有民间组织工作者、少数民族异议分子、志愿者、律师、画家、摄影师或独立纪录片拍摄者、艺术家、自由职业者、坚持新闻和表达自由的记者、作家、诗人、学者、学生社团组织者、有自主意识和失地农民、艾滋病患者、维权、拆迁户、有宗教信仰的人士、退伍军人、上访者、残疾人士、维护经济权益，维护文化权益，维护政治权利、家庭教会、支持达赖喇嘛的藏传佛教信徒、经济、出国旅游、经商、民间交流、跨两个以上国家的经贸人士……

国保在行动中常常采取突击、秘密的方式，他们有不遵循通常法律程序的行为，例如不出示证件、不说明自身身份、不出示任何法律手续、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使用殴打侮辱等手段。

国保任意跟踪、偷拍，任意监听监视公民或机构的电话、短信、监控网络、截获电子邮件，或者随时随地切断公民电话和网络，全然否认机构本身及秘密警察个人做过的任何行为，并且事前可以利用特权清除任何证物、警告威胁任何可能的证人....

周永康支持下公安国保无法无天的做法，引起中共党内甚至高层不满，前年开始，中共十八大筹备小组收到不少来自退位或在位政要的投诉，指过去多年中央政法委纵容公安国保以维稳為名，滥施专政，执法犯法，造成眾多新矛盾，破坏社会和谐，要求中央对政法委削权，这些呼吁终於导致中央政法委在十八大被逐出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表面上安然退位，实则在党内狼狈不堪。

国家安全部国内敌对势力局有三个处负责网路动态监察。这位局长强调，国安只监控涉及国家安全的资讯和动态，对一般网民反贪污腐败、要求言论自 由、批评领导人的言论等，「我们都能理解，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我们不会干涉。」

根据《最新公安机关管辖346种刑事案件统一罪名的认定、处罚与相关执法参考》，国保管辖的罪名是：
一、背叛国家罪
二、分裂国家罪
三、煽动分裂国家罪
四、武装叛乱、暴乱罪
五、颠覆国家政权罪
六、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七、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
八、投敌叛变罪
九、叛逃罪
十、间谍罪
十一、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
十二、资敌罪
十三、诽谤罪
十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
十五、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
十六、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
十七、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
十八、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十九、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
二十、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
二十一、侮辱国旗罪
二十二、侮辱国徽罪
二十三、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
二十四、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
二十五、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
二十六、战时故意提供虚假敌情罪
二十七、战时造谣扰乱军心罪

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有专门的
网络监控系统、
电话语音监听设施、
宾馆和出入境黑名单监控系统。

当局要求大小宾馆酒店，住宿登记除了将客人的身份证复印留存外，还要将客人的身份证扫描，直接传到当地公安的监控系统上。各省公安厅国保总队存有一份从1999年开始的“重点人员”黑名单，名单上的人登记宾馆住宿时，只要身份证扫描件一传上，就受到警察监控甚至拘捕。

中共的安全机构、公安、国保机构、武装警察、边境驻军、边境警察和军事情报机构、工业情报机构相互有整合资源，信息共享机制。

在内蒙古：
内蒙古国家安全厅
内蒙古公安厅
各盟市国家安全处
各盟市公安处

各旗县国家安全局（有边境线的设局）
各旗县公安局
各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支队（无边境线地区设国保科、室）

机构设置：
领导班子：厅长、副厅长、各处处长、副处长、局长、政委、副局长、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

第一处
至
第十一处
办公室
政治部
纪委兼监察科室
计财装备处（科）
反间谍侦察处（科）
专案侦察队
外线侦察队
维稳侦察处
涉外宗教侦察处
政治保卫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
情报信息科
技术侦察科
技术保卫科
网络监控科
民族科、室
法制办
档案科
机关党委（团委、工会、妇委会）
老干部科
涉外建审科（加挂涉外建设项目国家安全事项审查办公室牌子）
看守所
行政拘留所
培训中心

各盟市安全处（局）派驻边贸地区的
办事处
贸易商行
文化联络处
各盟市派驻蒙古国的对外派驻机构（监控本盟市到蒙古国人员）
边境地区电话监听网（监听蒙古国、俄罗斯辐射到边境地区的无线电话）

内蒙古自治区国家安全厅对外设立的举报电话是：0471 - 4962222。（称：内蒙古的公民或组织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民族分裂或其他破坏活动时要立即举报）

内蒙古公安机关职能机构设置：
抓捕刑事罪犯
抓捕民族分裂分子
抓捕极端宗教分子
打击恐怖活动
交通
消防
监控枪支弹药、刀具、爆炸、剧毒、放射性等物品
户口、居民身份证
国籍、出入境事务
外国人在内蒙古居留、旅行
国（边）境警戒
管制罪犯
警卫特定人员、重要场所、设施
监控网络
监控社会舆论

现任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
马明

《天狗》 - 《蓝色蒙古的苍狼》 一书

狼是蒙古人崇拜的兽祖和图腾，“天狗”则是蒙古人对狼的尊称，因此，“天狗”实际上就是蒙古人的狼图腾。

《天狗》一书的作者，是蒙古国著名作家和学者，也是蒙古图书馆馆长的AKIM（高陶布·阿勀木）先生，别名“苍狼”，现任蒙古国国家中央图书馆馆长。《天狗》是阿吉木先生的心血之作；是一部正宗权威、百科全书式的蒙古狼文化经典之作。该书收录了阿吉木先生多年来研究蒙古狼、狼图腾崇拜、蒙古人与狼的关系的学术论文、杂文共14篇，在蒙古国以《天狗》题名结集成书，雄辩有力地论证了“狼是蒙古人的图腾”这一命题，为蒙古狼图腾文化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虽然《天狗》一书不是小说，但实际上却胜似小说，书中收录了百多个闻所未闻的有关狼的真实故事、民间传说和神话、伴有大量精彩生动的细节，并附录了几十幅有关狼崇拜的古代岩画、壁画、石碑、石雕等。精神图腾，关乎民族的性格与命运。

《天狗》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写作，于2000年7月完成。《天狗》的蒙古文版和英文版也在2008年出版。如今《天狗》也有中文翻译出版了。蒙古的“天狗”一词是狼，天上的狗。

AKIM先生出生在蒙古国东方省马塔德苏木，与内蒙古东乌旗相邻，同属一片草原和文化。蒙古国西部与内蒙古东部接壤的那片草原的地理环境和文化遗传，无疑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是促成他写作《天狗》一书的重要原因。看来，我和他从不同的方向，却几乎同时开始研究“狼”的话题，绝非偶然的巧合。可谓是蒙古大草原的文化基因使然。

 关于狼，我们还有多少误解和无解？或许，答案都在《天狗》一书中。在蒙语中，“天狗”是蒙古人对狼的尊称。虽然《天狗》一书不是小说，但实际上却胜似小说，书中收录了百多个闻所未闻的有关狼的真实故事、民间传说和神话、伴有大量精彩生动的细节，并附录了几十幅有关狼崇拜的古代岩画、壁画、石碑、石雕等。

目录

“天狗”——蒙古民族的狼图腾（代序）姜戎1
1 狼的传人——狼孩蒙古25
2 蒙古狼的品种多42
3 公狼求偶靠拼搏55
4 最护幼崽的是狼61
5 卓越的猎手是狼69
6 聪明忠诚的是狼84
7 勇猛顽强的是狼94
8 忠于命运的是狼99
9 助人为乐的是狼104
10 狼的对手是蒙古牲畜111
11 最恨狼的是人114
12 最会杀狼的是蒙古人122
13 敬狼如宾的是蒙古人143
14 狼不作孽践踏花朵166
15 附小说：老狼的呼唤D纳木达格175
16 译者的话211
17 附图213

序言

狼是蒙古人崇拜的兽祖和图腾，“天狗”则是蒙古人对狼的尊称，因此，“天狗”实际上就是蒙古人的狼图腾。

《天狗》（本书原名译为《天狗》，中文版译为《蓝色蒙古的苍狼》——编者注）一书的作者，是蒙古国著名作家和学者高陶布·阿吉木先生，别名“苍狼”，现任蒙古国国家中央图书馆馆长。《天狗》是阿吉木先生的心血之作；是一部正宗权威、百科全书式的蒙古狼文化经典之作。该书收录了阿吉木先生多年来研究蒙古狼、狼图腾崇拜、蒙古人与狼的关系的学术论文、杂文共14篇，在蒙古国以《天狗》题名结集成书，雄辩有力地论证了“狼是蒙古人的图腾”这一命题，为蒙古狼图腾文化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虽然《天狗》一书不是小说，但实际上却胜似小说，书中收录了百多个闻所未闻的有关狼的真实故事、民间传说和神话，伴有大量精彩生动的细节，并附录几十幅有关狼崇拜的古代岩画、壁画、石碑、石雕等。
希望读过《狼图腾》的千千万万读者——无论对其褒贬、赞斥——都能来读一读这部由蒙古国老作家写的极具蒙古特色的《天狗》。
目前，世界上数量最众的蒙古族人就生活在中国。从深层次看，如果国人对蒙古精神图腾茫然无知或盲目排斥打压，那就有悖并有损于我们血液中的蒙古基因。而像海尔、华为集团等一大批远古基因已被唤醒、具有狼精神的企业和团队，却能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夺到广阔的市场和生存发展空间。

精神图腾，关乎民族的性格与命运。
一、《天狗》中译本得以在中国出版，有其必然和偶然的因素。
在我长期研究和撰写《狼图腾》的过程中，绝没想到蒙古国作家阿吉木先生《天狗》一书的写作也正在进行之中。《天狗》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写作，于2000年7月完成。当《狼图腾》于2004年出版以后，《天狗》的蒙古文版和英文版也在2008年出版。随即，2010年《狼图腾》在蒙古国翻译出版并广受好评。如今《天狗》也在中国翻译出版了，相信也会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两书的出版已成为蒙中两国文化交流互动中的一件幸事，将增进蒙中两国兄弟般的传统友谊，并增强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发展。
值得回味和深思的是，蒙中两国的蒙汉两位六旬作家，竟然几乎同步地写出了同内容、同精神、同图腾的狼书，确实令人感到有些“机缘巧合”。但我认为这是苏东阵营解体、蒙中两国原有僵化体制也随之解冻或部分解冻以后，一种被长久打入冷宫的自由强悍的古老东方精神，终于得到可同时破土的大气候，以回应伟大变革时代的呼唤。因此，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必然”，也就让许多小概率的“偶然”得以相遇。

《天狗》一书，是我在2009年夏陪同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为拍摄电影《狼图腾》到蒙古国采景和文化考察时无意间遇到的。当时我和阿诺如获至宝。我们都认为《天狗》与《狼图腾》是姐妹篇，《天狗》支持了《狼图腾》的故事、理念和价值观。该书也有力地增强了阿诺对拍摄这部影片的信心，大大地打消了他对《狼图腾》真实性的疑虑。

因为《狼图腾》毕竟是我这个中国汉人写的小说，对于这部书能否真实反映蒙古民族的图腾，吃透草原民族的核心精神，阿诺显然抱有一些疑虑。阿诺的《兵临城下》《情人》《熊的故事》等电影作品享誉全球，他是一个对小说故事的真实性极为看重的世界级大导演。因此，我感到阿诺对《狼图腾》的真实性似乎要求更高，而他的疑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这部书引发的持久广泛的争议引起。

由于具有神性崇拜的狼图腾，与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中的狼这一恶魔形象反差太大，对中国人传统狼文化的善恶观和价值观造成了颠覆性的冲击，于是《狼图腾》在长期热销和广受赞扬的同时，也遭到了汹涌如潮的批判和打压，后来又遭到部分内蒙知青和学者对《狼图腾》真实性的质疑和围剿。他们以有过草原插队和生活的经历自居，认为这部狼书是极其恶劣的文化造假。蒙古人恨狼、打狼、杀狼，根本就没有什么“狼图腾”，更不可能崇拜“狼图腾”。一时间《狼图腾》几乎成为文化造假的疑案。但是《狼图腾》依然以文学的感染力和故事的真实性而获得更多读者的喜爱。由于《狼图腾》被翻译成几十种外国文字全球发行，这场国内的大争论很快波及海外，我能明显感到阿诺也受到了这种争议的影响。
阿诺原本很喜欢《狼图腾》，他对我说，他阅读法文版《狼图腾》还不到一半，就兴奋得决定放下手头三四部好莱坞片约，而先拍《狼图腾》。但我知道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该书的真实性，如果拍出一部“假图腾”，可能会开一个不小的国际玩笑，甚至还会引起一些民族和国家的抗议。

2009年夏，阿诺来到中国以后，推迟了举办《狼图腾》电影启动的新闻发布会。他说他必须先要到内蒙古和蒙古国草原亲自考察以后，再决定是否召开新闻发布会。

阿诺到达我当年插队的牧场后，他首先采访了一位当年的牧业大队队长，现年七十多岁的老牧民，采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姜戎那时养没养过狼？”当他听到老队长讲姜戎养小狼的事全场牧民都知道，都可以作证，他很高兴。他又问另一位曾任嘎查长（村长）的老牧民：“蒙古人是不是崇拜狼图腾？”这位老村长说：“我们蒙古人是崇拜狼的，但是不直接称呼狼，而把狼叫做‘天狗’、‘成吉思汗的狗’、‘亲戚’。我们这儿的蒙古族人没有‘图腾’这个词，但是‘天狗’与姜戎讲的图腾是一个意思。我看过《狼图腾》（内蒙古自治区出版的蒙古文版），他写得很真实，那都是我们当年经历的事情。”阿诺听后感到很满意。他的摄影师实录了采访全程。
在这次采访中，也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从蒙古老牧民口中说出来的“天狗”一词。狼是天上的狗，那不是神灵又是什么？我兴奋异常。但在当时我绝没想到在蒙古国还有一部正宗权威的《天狗》专著正等待着我们。到了蒙古国，我们刚一下飞机，来接我们的蒙古女诗人兼翻译导游的特古斯女士，就对我和阿诺说，我们蒙古国国家中央图书馆馆长阿吉木先生想见你们。她解释道，最近，蒙古国有一位资深的德语翻译，将德文版《狼图腾》的主要内容翻成蒙文并在国内一家最有影响的刊物《时政》上连载，广受好评，阿吉木先生也读了，他很喜欢。听说姜戎和法国导演阿诺来蒙古国考察，就希望见我们，特古斯还特意说阿吉木还是一位著名作家，曾写过一部狼书呢。

我和阿诺大喜过望，立即前往国家图书馆与阿吉木见面。在馆长办公室，具有儒雅长者风度的阿吉木先生一见我们就立即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蒙古文版，一本是英文版，还送给阿诺一本英文版。我不懂蒙古国新蒙文，但能认得英文版封面的英文：The Dog of Heaven，我顿感热血冲头，不禁轻叫起来：“天狗”！通晓英文的阿诺也很兴奋。当阿吉木大略介绍了书的内容以后，我连忙拜阿吉木先生为师，称他为我的狼老师，他也很高兴。后来我从《天狗》一书中得知阿吉木的绰号就是“苍狼”。能亲手得到苍狼老师赠送的《天狗》是我人生中一大幸事。我又问阿吉木先生是否愿意授权这部书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阿吉木先生欣然允诺。

阿诺在蒙古国草原考察间隙中，一直在读《天狗》，对书的内容赞不绝口，并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认为《狼图腾》是文化造假的谬论。这部堪称蒙古国的《狼图腾》的书，对阿诺最后决定正式接拍《狼图腾》起到了极有分量的作用。阿诺一回到北京就立即同意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电影《狼图腾》启动。因而，我对苍狼老师阿吉木先生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次年，我陪同阿吉木先生到长江文艺出版集团签定了《天狗》的出版合同。长江文艺又聘请北京大学姚克成先生担任翻译，但由于姚先生工作繁忙，而且《天狗》用典、用诗、用谚奇多，翻译艰难，所以直到2011年11月中旬才终于完成译稿。

苦盼两年，而今我终于得以仰望《天狗》的真身全貌。我快读、细读、精读了多遍，一股强大的带有古老草原气息的蒙古狼图腾精神，如醍醐灌顶，让我的想象升腾云端，与蒙古狼图腾真正相会。我那可爱、聪慧、调皮的小狼兴奋地吻我、舔我、扑我、咬我，并将我引见给蒙古狼宗狼祖和各路狼神。

拜读《天狗》后，我感到再也不会陷于长期的孤独状态。一头中国孤狼、老狼，在传统上视狼为恶魔的国度里多年孤狼奋战，艰难地打开一片天地之后，终于获得蒙古狼王狼队的强有力支援。《天狗》将为《狼图腾》提供充足的狼文化弹药，也必将为爱狼敬狼的中国新型人类和企业，提供自由顽强竞争的精神武器。

后记

蒙古著名记者兼学者G•阿吉木先生的大作《天狗》(译名《蓝色蒙古的苍狼》)和蒙古已故著名作家、蒙古国家奖两次获得者D•纳木达格先生的中篇小说《老狼的呼唤》终于翻译完毕了。我在向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安波舜先生交上这两篇译文的同时，也向推荐我担任此项译事的陈继群先生、向安波舜先生、G•阿吉木先生、D•纳木达格先生的大女儿N•达日苏伦女士、姜戎先生、格日勒扎布先生、王萌女士和Kh•赛娜女士等支持或帮助过我的所有学长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天狗》和《老狼的呼唤》是我深入学习蒙古语言文化的很好教材。我在学习和翻译这两部作品的过程中体会到，蒙古著名作家学者的这两部作品貌似写狼，实则写人。在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越来越重视人与动物和平共处的今天，正确处理人与狼的关系非常重要。

需要说明的是，《天狗》一书由各自独立的14篇文章所组成。虽然篇幅不长，但是涉及的领域较广。书中使用了大量的人名、地名和参考书目等专有名词，还引用了一些史书记载、谚语和诗歌等等。对于这类文字的翻译，我本人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
1.为了尽量避免人名地名翻译的混乱或者同名异译，译者大多采用了中文史籍、中文地图和其它工具书中的惯用译名。找不到惯用译名的，则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8年11月25日发布的《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 蒙古语》进行翻译，同时在中文译名之后括注了蒙文。

2.作者引用的某些蒙文例证在中文史籍中也有记载。为了帮助读者全面了解情况，译者将这些中文史籍记载也补充到了有关的注释中。
3.为了便于核对，译者在第一次出现的外国人地名和书刊名称等专有名词的中文译名之后括注了外文原文。

4.蒙文原文的有些段落很长，不少地方甚至一两页文字只有一段。译者为了表述清晰，译文分段没有完全依照原文，对原文中过长的段落进行了重新分段。
5.谚语是语言之花，有的极难翻译。为了争取读者的斧正，译者在部分谚语译文的后面括注了原文。

6.参考书目的原文有蒙、俄、英、法等文字。为了方便读者查对，译者中文译文的前面照抄了原文。还要说明的一点是，《天狗》一书的翻译是由我本人独自完成。《老狼的呼唤》先由王萌女士将其翻译成了中文，后由我对王萌女士的译文进行了校对和修改。所以说，这两篇译文是在学长和朋友们的支持下我和王萌女士合作的结果。由于我本人才浅学疏，译文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讹或疏漏，敬请广大读者、学长和同仁多提宝贵意见！
姚克成

文摘

有一位青年马倌，每天清晨都得去把在野外吃草的马群收拢到一起。在收拢马群之前，他总是先用望远镜望望马群的分布情况，顺便也观察一下四周的变化。有一天，他在这样观察时看到有三只狼嘴并嘴地一起向西边的一个沙坑走去。没过多久，一只狼不见了，另外两只狼继续向前走去。青年马倌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一连观察了好几天，发现这个现象重复了多次，于是就到那个沙坑去看了看，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他觉得很奇怪，就把这个怪事说给了几个相好的小伙子听，大家约好了一起去探个究竟。后来他们几人一起来到了那个沙坑旁，把那个沙坑里里外外左左右右地仔细搜了一遍，只见沙坑的中间一块很小的地方横放着一根细细的树枝，紧贴着树枝的沙子下露出了狼的鼻孔。于是，他们先是放了一枪，然后握着那根树枝猛地一拉，结果拉出来了一只失去了两条前腿的母狼。原来是这只没腿的母狼没法行走。每天夜里另外两只狼都让母狼咬住这根树枝，它俩咬住这根树枝的两端，这样带着母狼去散步，天亮之前再把母狼送回来藏好，然后再离开。

那是在南戈壁省，有一个牧民外出寻找走失的骆驼。他站在一个小土丘上手持望远镜四下观察，突然看见一峰红骆驼从水面走出来，骆驼的前面还有一个东西在隐隐约约地移动。奇怪的是，那峰骆驼不是走向牧场，而是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向着怪石嶙峋的山崖走去。熟知骆驼习性的牧民略加思索便猜到了其中的奥秘，于是翻身上马径直朝着那峰骆驼驰去。还没等靠近骆驼，就看见一只狼从骆驼的前面飞快地跑掉了。牧民再到骆驼的旁边一看，驼背上骑着一只母狼，它用两条前腿紧抱着驼峰，两条后腿已经被打狼夹子打断了。原来是公狼把失去双腿的母狼放到驼背上，它在前面牵着骆驼行进。至于它们究竟走了多久，谁也很难说得清楚。可怜的是那峰骆驼，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牧民靠近那峰骆驼时，骆驼的眼睛里滚动着泪珠。牧民没有杀掉那只为了生存而这样骑骆驼的母狼，而是把它留在了原地。这时候，母狼流着眼泪向前爬行。牧民看它可怜，又给它留下了一条羊腿，然后才带着骆驼离开了……

蒙古国家彩票公司在德国上市

蒙古国家彩票的持有者和经营者蒙投集团(Mon－vest)在德国柏林交易所上市。

Monvest集团已经为发展蒙古彩票业务做好了准备并且为彩票业务能扩展到蒙古地区的其他市场提供了资金。并且Monvest集团与拥有蒙古独家博彩经营权的本地BizINVIN公司已建立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到目前为止超过80家彩票投注点在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运营。此外Monvest计划在2012年开设150个投注点。Monvest已经发布三种3种彩票玩法，分别为4D彩票，6/42的头奖彩票和六个字的彩票游戏(6D)。

日本外务省将新设 “蒙古中国第二课”

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27日表示，鉴于日中经贸关系不断扩大和深化，今年8月1日起外务省将增设“蒙古中国第二课”。

玄叶说，为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开展更为灵活的外交，外务省将对部分部门重组。其中，鉴于蒙古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日本与蒙古、中经贸关系不断扩大和深化，此前的“日中经济室”将升格为“蒙古第中国二课”。

2008年，日本外务省曾将亚洲大洋洲局下属“中国课”更名为“蒙古中国课”。

胡人与蒙古人的上古祖先

夏人也就是胡人即匈奴就是蒙古人的上古祖先。著名语言学家格林曾指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历史，语言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他又指出：“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格林这两句名言具有深刻意义。這句話非常正確，我就是通過歷史記載的：夏朝人的語言，胡人即匈奴語知道了他們是我們蒙古人的祖先！

胡人被漢族稱為“匈奴”，匈奴，實際上是蒙古語：hun；漢語意思就是：人。漢人不解其意，當成一個民族的名字。胡人即匈奴人被認為蒙古高原的一个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上自称为“胡”。从有记载的编年史开始就一直有他们的踪迹。据《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之苗裔也”。《山海经·大荒北经》则称：犬戎与夏族同祖。从春秋到东汉、乃至五胡十六国的时期，匈奴人不断南下。他们被称为南匈奴。留下的大部匈奴人，也就是北匈奴。这些西迁的匈奴人为了维持他们的民族的完整，在里海一带的大草原上生活了二百多年，以求寻找新的家园建立了西方的匈奴帝國。而他們的后已成爲了今天的匈牙利人。但是，無論從生活習性上看，還是從語言上看都無疑是今天的蒙古人有联系。

首先，從“匈奴”的英文書寫來看就是蒙古人。這一點也可以看看對於“匈奴”這個名詞的解釋：
匈奴的英文名是：hun 是祖居阿尔泰山脉以东南、大兴安岭以西、蒙古草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北、华北平原以西北戈壁披发左衽的北方民族，古北亚人种和原始印欧人种的混合，统治集团父系Y染色体主体为西欧亚R1a1和北亚C3，母系线粒体DNA为D4，崇拜黄金。匈奴也是破坏者和野蛮人的代名词，从中可以看出欧洲人对匈奴的恐怖记忆。公元1世纪，北匈奴，逐渐向西逃亡，最后深入到欧洲腹地，引发了欧洲社会的大变动，改变了欧洲历史。

其實就是蒙古語：hun 即  的讀音，意思就是“人”而且因為表示多數即複數的s與蒙古語表示複數的的讀音相同。只是現代蒙古語的意思爲很多人而已。而語音則為hums 即  而已。

英文書寫為：Huns，則意為：匈奴的、匈奴似的、匈奴人的，与匈奴人有关的，匈牙利似的等諸多語意，而這是蒙古語：,發音為：hun+s(英語表示複數)就是蒙古語 hums幾乎是相同的。這可不是巧合，這是語音相同而有了地域分別，所產生發音不同的微小變化。蒙古語就是“人”的意思。也就是說，匈奴，其實是蒙古語： 的讀音。

其次，《漢書<匈奴列傳>》的音譯詞看，胡人，即匈奴人的語言與現代蒙古人的語言是完全相同的。

“葷粥”hunyu,實際上是蒙古語音：hunii  。漢語意思就是“把……人”如何。因為，唐朝學者顏師古以下模仿《漢書》顏師古註釋本爲：“師古註”：“粥音弋六切，或者是“之六切”。粥，拼音：yù，zhōu；注音：ㄩˋ，ㄓㄡ；】【正韻】之六切，音祝。糜也。【史記·五帝紀】黃帝北遂葷粥。【註】粥，音育。所以“葷粥”hunyu,實際上是蒙古語音：hunii  。

“葷允”，hunyun其實就是蒙古語與漢語的交互式用來解釋“葷”就是“允”即“人”。葷，蒙古語：hun ，意思是人。允，北方音對於人的讀音爲in或yun，北方方言中“r”與“i”“ü”不分。現代中國東北人已近很多地方放也如此。

因而，“熏”音與“葷”音同為hun，即為蒙古語：hun 。“熏鬻”同與“葷粥” hunyu ,也是蒙古語音：hunii  。

堯、舜以上稱“山戎sanrugqi 通單shan于yung戎rung=yung”或“熏粥  ”，夏代稱“淳維  ”，殷代稱“鬼方   ”，周代稱“醨狁     ”，漢代稱“匈奴hongnu=hunnu人” 。

山戎，蒙古語：開拓、使之寬廣之意。山，讀音應該是蒙古語即漢語：月亮，光明等意思。 山，拼音：shān 注音：ㄕㄢ


《漢書·<匈奴列傳>》載，孤鹿姑單於致武帝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正因為匈奴人自稱為“胡 ”，故對於活動在匈奴之東的民族稱為“東胡   ”。戰國時期活動於榆中（今內蒙古伊克昭盟准格爾旗一帶）的有“林胡”。即“林中百姓”，實際意思就是蒙古語：Oi in huu（  ）“森林的兒子”就是今天的鄂溫克人。其實只是蒙古人的一個生活在森林中的部落。“山戎”就是今天的“鄂倫春”蒙古語為aoluncud ,就是“居住在山裡的人們之意”是住在山裡的蒙古人。

所謂“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根據這句話，“胡”就是蒙古語的“hu兒子，ere hun 男子漢”，蒙古語為hu() ,兒子。是“天之驕子  ”。“胡者，天之驕子也”用蒙古語說的話為：Hu qin, Tengrlig hu!   

胡人( [huu huun)，即匈奴[huun]蒙古語:[huun].“撐犁孤塗單於”在鴻弩（Hungnu )語中的“撐犁”意為“天的”，其實蒙古語應為tengrin ，確切的音譯為“騰日銀 ”。“孤塗”意為“子”。蒙古語為huud。“孤塗”其實是“弧的huud”誤譯。“孤”“弧”形近而聲非，韻同而音異。確切的漢語音譯為“騰日銀弧的”：Tengrilig huud(   ).漢語意思是：“天之驕子,天子”。這與成吉思汗的說法是一樣的。也與“胡者天之驕子”的說法也同。現在還有一種說法是：
“孤涂”的究析，须先明“孤”字的读音。《前汉书》的西域“狐胡国”，《后汉书》记作“孤胡国”（即“回纥国”），古代“孤”字是读“狐”的；而将“孤涂”读“狐涂”，其语属也就明确了。
——莎琪娜伊曼《古代匈奴语略谈》

“單shan(非chan)於（yu音上古與ru同）”意為“廣大”。其實是蒙古語：sarul ,而西蒙一帶，今天接近陜西山西一帶的蒙古語往往sa與sha不分。因此sarulqi也可以讀為sharulqi 。因此，“於ǘ”其實就是rulqi的譯音。漢語意思是：“使其寬廣者”的音譯。準確的意譯為“開拓者”，也就是“開疆拓土的領導者”。這是當時的作者，在音譯時未能準確把握胡語即鴻弩語的關係。

匈奴：Hungnu（）.即Hun（），蒙古語，漢語意思就是“鴻雁，天鵝”。匈奴：Hungnu（）也就是隨鴻雁即天鵝而來的民族，就是隨著鴻雁北飛南遷的而遊牧的民族。蒙古語：Hon galu gi dagzuj nutelhu hun.（      ）簡稱為：Hungno .在歷史上稱為：匈奴，含有貶義。匈（凶）惡的奴隸。這是不確切的。

『匈』，异体字：匂。拼音：xiōng　注音：ㄒㄩㄥ。【唐韻】【集韻】【正韻】許容切【韻會】虛容切，𠀤音胸。【說文】膺也。

屠=尸〃s〃hi+者zh‘e’=se;屠耆=屠se+耆qi=seqi；蒙古語：seqin,賢慧、聰明。其次，還可以從單于的名字中發現胡人即鴻弩人就是現代蒙古人的祖先。

頭曼單于：頭曼touman,蒙古語：tumen,一萬，萬戶。《史记·匈奴传》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说明头曼是首称单于者。另据《汉书·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匈奴人称之为“撑犁孤涂单于”。所谓“撑犁”，意谓“天”；“孤涂”，意谓“子”：“单于”，意谓“广大”。“撑犁孤涂单于”，直译即“天之子”，意谓“天宇之下的伟大首领”。

冒頓單于：冒頓maudu,蒙古語：maudu ,木頭。冒顿（mòdú）（？－前174），冒顿是人名，姓挛鞮（luāndī），单于（shányú）是匈奴部落联盟的首领称号。于公元前209年，杀父头曼单于而自立。他是少数民族中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统帅。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174年在位挛鞮氏。冒頓發明的“鸣镝”，即响箭。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在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的东胡遗物北發現，有冒顿单于发明的“鸣镝”。其时东胡已为匈奴所破，故有此遗存。

老上單于：laoshang,蒙古語：lobsang .人名:老蔔僧。今天的蒙古人也經常取這個名字。

軍臣單于:junshen,蒙古語：junqin  ，客人。與成吉思汗的長子：朮赤意思相同。音譯自不同罷了。　军臣，冒顿孙，老上(稽粥)单于子，孝文后元三年，公元前一六一年春，立为单于。汉文、景之世，匈奴军臣单于最为强盛，肆行侵掠，候骑至雍，火照甘泉。令军中，得李廣，必生致之。（《史记·李广传》）

伊稚斜單于:izhixie,蒙古語：ijise“好主人”之意。伊稚斜单于是匈奴的单于，军臣单于的弟弟，军臣单于死后，他打败了王位继承人、军臣单于的儿子于单，夺取了王位。后来于单向汉朝投降，被封侯，“亡降于汉，汉封于单为涉安侯，数月而死”。

烏維單于:u uei,蒙古語：uueir ）.洪流呴犁湖單于:jiulihu,蒙古語：zholih ,換，交換。呴犁湖单于（?－前101年），为亚洲古匈奴的君主之一，他于前102年接任乌师庐儿单于担任匈奴单于，前101年卒于任。呴犁湖在位仅一年又死，匈奴贵族立其弟且鞮侯为单于（前101—96）。
且鞮侯單于：qiedihou,蒙古語，qietdhuu ,意為：會，會用。
狐鹿姑單于：hulugu.蒙古語， hulug，意為：駿馬。
虛閭權渠單于：xulüquanqu。是蒙古語：solomquanq（ ），意為：猛狼。
握衍朐提單于：ueyanjuti,蒙古語，uaiyunjid（ ）.瑪瑙戟。
呼韓邪單于：huhaye,蒙古語，hughaya  ,青色甲胄。
屠耆單于：tuqi,蒙古語，tugqi .旗手。
呼揭單于:hujie,蒙古語，huche  ,力量，時間
車犁單于：cheli,蒙古語，cheli，稱號。
烏藉單于： uji ,蒙古語，uji ,看
閏振單于：renchen,蒙古語：renqin .
郅支骨都侯單于:zhizhiguduhou,蒙古語，jijigguduhou ,最小的兒子。
伊利目單于：ilimu,蒙古語：Ilim ,“消息”或者是“梨”。
復珠累若提單于:fuzhuleiraoti,蒙古語，huchuligrodi ,有力的raoti

阏氏，读如“烟支”，匈奴单于号其妻曰“阏氏”。ienzh爲蒙古語ienzh，即   實為“主人、家長、女主人、看家的”之意。前人以皇后释之，也對。因为人類剛開始時，任何民族都經歷了母系氏族時期，只認其母不認其父。家裡以女主人為最高領導。部落聯盟也是以女主人為最高。故剛開始的“蒙古帝王”的稱號爲ezhen(君主、主人)，然後是saruulugqi（單于）、ejin haan(君主、帝王)之中的蒙古語：標準語 ezhen。ijin（蒙古勒金語：中國遼寧阜蒙縣、喀左、內蒙古哲裡木盟語音）,因而，阏氏，读如“烟支”，其實就是ienzh，就是蒙古語：（家庭主人、家長、看家的）就是“女主人”的意思，也就是“皇后”的概念。

須卜居次雲 ），須卜 shobu,漢語意思就是“鷹、雕”一作伊墨居次雲，攣鞮氏 ，生約於前30年，卒約於23年漢朝境內，父株累若鞮zhonu oda。 單于，漢語意思：夏天的星星，母王昭君。須卜居次雲的丈夫為須卜當，是管轄匈奴右地的右骨都侯，gada,蒙古語。漢語意思：釘子、地方、嘎噠，21年病死，二人有子名奢，為大且渠），妹妹叫當于居次，妹子為醯櫝王，另有一同母異父的哥哥叫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須卜居次雲自小生長於塞外，自2年奉單于之命始入塞，習染漢朝風俗，王莽秉政時期為討好皇太后王政君，告烏珠留若鞮單于   令遺居次雲入漢朝侍從皇太后。

休屠王，休屠，xiutu,蒙古語：xituhu( )漢語意思是：信仰。爲匈奴右方王，居地在甘肃武威县北。休屠王与昆邪王俱居西方，谋降汉，后休屠王有悔，为昆邪王所杀。“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以祭天为大事。本传云：“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后汉书·南匈奴传》云：“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故汉所获休屠王金人，其用在祭天。惟自张晏、崔浩、张守节、颜师古直至近人中井积德皆以金人为佛像。羽溪了谛云：“武帝时代，印度尚未有佛像。”汤用彤云：“金日磾（  gierd蒙古語，漢語意思：雄鷹。漢語語音無gi古音變為ji）本休屠王太子，降汉后，因其国祭金人，故赐姓金。如金人为佛像，则金日磾或奉释教，史书不至全无记载。”按张晏诸人之说均欠谛。認為“祭天金人就是祭天金人，不是佛像”。但筆者看來是信仰佛教了，祭祀金佛像。

若鞮，出自于《漢書·匈奴傳》：“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輿立，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
若=艸c‘ao’+右〃you〃=yeuao
鞮=革〃ge〃+是shi=ge
若鞮=若youao+鞮gel=yougel;蒙古語：yougel。即孝敬、孝順。
第三、從地名上看，胡人，即鴻弩人也無疑是蒙古人。
「涿邪山」：zhousie uol   ,蒙古語，joya uol緣分山;
「稽落山」：qilao   ,蒙古語,石頭，石頭山；
「燕然山」：ilan   ,蒙古語，蒼蠅山；
「金微山」：jibyin蒙古語,箭山；

「祁連山」這個地名據說專家學者不知是何意，何族語已經很久很久了，其實也是蒙古語:xiliin（  ）, 漢語意思是“玻璃之山”之意，「祁連山」就是“玻璃山”，即如同玻璃一樣的冰山之意。這可從“祁连山”的其它山名中得到證實：祁連山，又名白山、雪山、天山、祁连天山等。祁連山因為海拔較高，有永久的冰川，遠遠看去，如同披上了玻璃鎧甲一般，於是在上古蒙古人幾乎人看來，就是一座用玻璃構成的山脈，古城祁連山。而“祁”的古本音為xí,非今音qí,而且“祁”的表音表調也是：
祁=示〃sh〃i+阝（邑）‘yi’=shyi--xi(發生音變)
這也是一個證明。古代祁连山有南北之分，南祁连在新疆南部，自葱岭而东，包括古昆仑山及甘肃省南部之祁连山。
「賀蘭山」是蒙古語hulug in uula  ，漢語意思是駿馬之山。長者云：“北望賀蘭，群山如競，似有萬馬奔騰。”。

〔3〕“焉支山”,及蒙古語：ienjin aola(  )漢語意思就是“女主人山、母親山”之意，又名删丹山蒙古語sanden aola( ，漢語意思就是：紫檀山之意、大黄山，在甘肃山丹（也是典型的蒙古語  紫檀，以及sarang qiqig,    ）县东南。《汉书》作“焉耆山”是作為胡人的母親山。

“匈牙利共和國”的英文名字為:the Republic of Hungary。其中的 Hungary就是蒙古語hun garui,即“集團，多人、眾人”之意。由此可見蒙古人與匈牙利人族親。由此，可以肯定，匈牙利人中的所謂馬紮爾人其實就是匈奴（hungarui）的後裔，只是害怕匈牙利的胡人[hu hun]即hun garui的民族覺醒，而愚弄他們是來自北方的馬紮爾人而已。其實匈牙利的hungarui與今天的蒙古人一樣，都是胡人即hungarui的後裔。胡人召開軍事會議，兵分兩路，結果兩隻都幸運的生存了下來。向西長征的西胡即西部的胡人（鴻弩人）成為西匈奴帝國即今天的匈牙利人馬紮爾人的祖先。而蒙古人則是屬於向東遠征的東胡即東方的胡人（鴻弩人），躲進深山休養生息，一直到了成吉思汗時代，猶如從天而降的民族——蒙古人橫空出世，征服了世界。其實匈牙利的匈奴人與蒙古人一樣，都是胡人即鴻弩（匈奴）人的後代，都是同胞。

在四世纪下半叶时（公元360年），他们的势力骤然爆发了。在一个叫做巴兰姆巴尔(Balambir)(蒙古語豹子)的王的领导下，匈奴人进入了阿兰人的领土，这是一个位于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强大的王国，属于突厥系游牧民族。匈奴人在顿河沿岸大败阿兰人的联军，杀死了阿兰国王，并通过条约束缚和武力威胁把阿兰军队纳为自己的同盟。匈奴人紧接着开始继续向西，他们的下一个征伐对象是东哥特人。从这时开始，这个民族的最辉煌的一幕就拉开了。

匈奴王罗阿斯(Roas)蒙古語 ，龍王，又称鲁吉拉斯(Rugilas)（）,在给予欧洲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之后，他们停留在多瑙河沿岸一带，以大匈牙利平原（当时称潘诺尼亚）一带为中心，在中欧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东哥特人在这期间被迫加入了匈奴人的联盟，使其力量得到加强。他们也曾与西哥特人一起讨伐罗马人。３９５年他们曾越过多瑙河，在反抗罗马人的战役中凑过热闹；４１０年攻陷罗马城的战役中也有他们的份。但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内，他们基本上是作为罗马人的同盟军而占有他们的位置。作为一种回报，从４２０年开始，东罗马帝国每年要供给他们一定的俸禄。到４３２年狄奥多修斯(Theodosius)一世执政时期，匈奴人的力量显著地增强了，以至于匈奴王罗阿斯(Roas)，又称鲁吉拉斯(Rugilas) ,迫使东罗马每年交纳一大笔供俸，这实质上已经变成了纳贡。这种令人尴尬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匈奴人多次威胁要直接介入帝国的内部事务时为止。公元４３３年，２７岁的阿提拉与他的兄弟布来达(Bleda)蒙古語：，漢語意思：鋼一同从他们的叔父罗阿斯手中继承了帝国的王位。

阿提拉，人名，（Attila ，406年—453年），實際上是蒙古語：aitela( )漢語意思就是“可怕的，恐懼的”。這正好符合這位古代欧亚大陆匈奴人最伟大的领袖和皇帝，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的這個稱號。“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自然而然是讓任何一個民族都感到恐懼的民族的帝王。他曾多次率领大军入侵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并对两国构成极大的打击。另外有同名电影、歌剧。阿提拉（Attila，406年—453年），与中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同时的人物。他曾率领军队两次入侵巴尔干半岛，包围君士坦丁堡；亦曾远征至高卢（今法国）的奥尔良地区，最后终于在沙隆之战被停止了向西进军。然而后来他却攻向意大利，并于公元452年把当时西罗马帝国首都拉文纳攻陷，赶走了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使西罗马帝国名存实亡。由448年至450年，匈奴帝国在阿提拉的带领下，版图到了盛极的地步：东起自咸海，西至大西洋海岸；南起自多瑙河，北至波罗的海。在这广大区域的一带附属国，都有自己的国王和部落酋长，平日向阿提拉称臣纳贡，战时出兵参战。在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逐渐衰弱消失，使他在欧洲历史中更富传奇性。在西欧，他被视为英勇威武的象征，但同时相对地亦有历史记载形容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尤见于古北欧的萨迦文献记载中。

第四、從生活習性看胡人也是現代蒙古人的祖先。
胡人即鴻弩人敬天，蒙古人也敬天。胡人即鴻弩人敬火，蒙古人也如此。胡人鴻弩人住氈房（蒙古包）蒙古語：ger.蒙古人到今天為止，遊牧時依舊住氈房。胡人即鴻弩人遊牧，而今蒙古人也是世界上唯一的繼承了胡人即鴻弩人的遊牧生活，以及不殺鴻雁（天鵝）的民族。是視其為吉祥的神物的民族。奶製品的製作方法，古代巖畫中反映的胡人即鴻弩人的服裝，於今天的蒙古袍樣式相同。而青銅奔馬又稱“馬踏飛燕”中的馬的頂髻，於今天的蒙古人留在蒙古馬馬頭上的頂髻是完全一樣的。在馬尾打結的方式也與今天的蒙古人給馬尾打結的做法是完全一樣的。因此，“銅奔馬”——“馬踏飛燕”也無疑是胡人即鴻弩人——蒙古人的祖先留給世界的藝術品。而對於一個不太了解馬的屬性的民族，無疑是不會做出這樣的驚世駭俗、精妙絕倫的藝術品的。

史载匈奴民歌"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为蕃息；失我焉支山 ，使我嫁妇无颜色。"就是匈奴对阴山的无限爱恋。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吉尔格勒博士认为，"这一古老的民歌曲式、主题、情节和结构至今遗留在蒙古民族丰富的民歌曲式当中。"

匈奴帝国败给汉的原因是什么？ 因為“和親”而受了美人計的毒害，而且這些“和親”的女人都是間諜，一邊用美色迷惑胡人的單于，使其沉溺于酒色，疏於防範，忽視武備。一邊把胡人即匈奴的軍事情報傳遞給漢武帝，使其知己知彼。同時，單于們輕信“和親”認為是親親了，於是不再防範漢人，最終使胡人（即匈奴）帝國滅亡了！

胡笳，蒙古語：漢語意思：胡琴，四胡、二胡等，以现在主要流行于蒙古国、俄罗斯以及内蒙古与新疆的"胡笳"为例，胡笳虽为匈奴乐器，但其传播、继承却早已超出了匈奴。 毡城，在埃泰克兹的匈牙利人群居在所谓的“毡城”中，实际上就是成千上万的毡帐。匈牙利人的主业是畜牧业，他们饲养马、长角牛、猪和鸡。他们的农业是对畜牧业的补充，农业提供生活必需的蔬菜和水果。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人的冶金技术有相当的水准，他们可以生产非常好的金银制品和铁器。但是上述这些生产活动并非匈牙利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他们对打家劫舍的喜好远甚于弯腰播种。這個生活習性與蒙古人一樣，說明屬於同一個民族。

滴血为盟，匈牙利人的七大部落的首领在埃泰克兹滴血为盟，阿尔莫什被选为匈牙利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这个军事民主制的部落联盟已经具有了国家的雏形。从这时起，匈牙利人的军事活动不再是单纯的抄掠，他们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這也與蒙古人的傳統一樣，歃血為盟。

綜上所述，胡人即鴻弩（匈奴）人，不管是西胡，還是東胡都無疑就是現代蒙古人的祖先。蒙古人的歷史可以上溯到胡人即鴻弩（匈奴）時期，無疑有五千年的歷史。匈奴的稱謂是錯誤的，應該叫做胡人或者叫鴻弩人。胡人就是蒙古人的祖先！

克里米亚鞑靼蒙古人的被迫迁移

2009年5月18日，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迫离开家乡的六十五周年纪念日。六十五年前，居住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被苏联政府以“与德国占领军合作”为由，全族驱逐出境，被赶到了人烟稀少的中亚。从此，鞑靼人失去了天堂克里米亚，许多年来，他们一直被禁止出现在他们曾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

刺向俄罗斯后背的利刃
最早在克里米亚半岛定居的也许是凯尔特人，但公元前7世纪塞西安人逐渐挤走了他们。到公元前15年，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国家和城市都沦为罗马帝国的附属国。克里米亚半岛后又相继被不同民族占领:公元250年来了哥特人，376年被匈奴占领，8世纪来了可萨人，1016年受拜占庭节制。到了1237年，克里米亚半岛迎来了它的新主人——蒙古人。

最早在公元5世纪，“鞑靼”一词出现于一游牧部落中，意思是“说蒙古语的部落”，其活动范围在蒙古东北及贝加尔湖周围。13世纪初，蒙古突厥游牧民族的不同群体皆被收编，成为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麾下的一支。其后蒙古人与突厥人互相混杂在一起，以铁骑横扫俄罗斯和匈牙利等欧洲国家，被欧洲人统称为鞑靼人。

成吉思汗的大帝国解体后，蒙古西部政权占据了俄罗斯在欧洲的大部分土地，号称金帐汗国。14世纪时，这些鞑靼人皈依了伊斯兰教。14世纪末，金帐汗国分裂为四个独立的鞑靼汗国:位于窝瓦河畔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位于西伯利亚西部的失必儿汗国，还有就是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克里米亚汗国。

鞑靼人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祖先皆来自蒙古高原，在战争中素来为彼此呼应的盟友。在土耳其人锋利刺刀的庇护下，克里米亚鞑靼人数百年来一直不断向四邻挑起战火，侵袭蚕食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的土地，并在这些地方劫掠人口，将这些异族人贩卖为奴。据天主教传教士卡尔·久拜的统计，每年从克里米亚半岛中转卖出的奴隶均有两万人，奴隶贸易成了鞑靼克里米亚汗国的经济支柱。

然而，16世纪后，随着俄罗斯的逐渐强大，其他三个汗国相继被俄罗斯征服，不愿归附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汗国成为土耳其人的附庸，继续与沙俄帝国为敌。

在一次次血腥的俄土战争之后，俄国终于在1783年将克里米亚半岛纳入自己的版图，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黑海出海口。并入俄国的克里米亚隶属塔夫里达州管辖，1918年建立了塔夫里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成员。1921年，又成立了隶属俄罗斯联邦的克里米亚鞑靼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但鞑靼人在内心从来也没有真正认输，他们时刻想着摆脱俄国的控制，以图在克里米亚半岛东山再起。因此每当克里米亚半岛爆发战争时，大多数鞑靼部众都心甘情愿为俄国的对手效力。无论是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还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俄国内战争中，当战乱与血腥降临大地之际，克里米亚鞑靼人总会趁势揭竿而起，犹如一把利刃扎向俄罗斯后背。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俄国的仇恨如此之深，即便是在二战中，许多鞑靼人也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苏联对手一方。

助德
1941年，在纳粹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后，苏联向全国发起了战争总动员，有近二万名鞑靼青年应征加入了红军。但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文件称，这些鞑靼人几乎全开了小差。特别是当德军步步逼近克里米亚半岛时，鞑靼战士开小差的现象逐渐达到了顶峰。比如在一个叫科乌什的村庄，最初有130人参加了红军，当德国人占领半岛之后，其中的122人又跑了回来。另一个叫别舒伊的村子，在98名应征入伍者中，有92人离队还家。

当年联共（布）克里米亚州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根据游击队提供的情报，在德国军队对克里米亚半岛实施占领时，在苏达克区的各个鞑靼村，大多数村民都参加了欢迎德国人的活动。村民们端出葡萄、水果和甜酒等好吃的东西，盛情款待了德国人。”

来自德军方面的消息也证实了这一点，德国第11野战集团军司令、德国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回忆说:“鞑靼居民大部分都对我们很友善，鞑靼人一下子就站在了我们这一边。他们从我们身上看到了希望，我们成了他们摆脱布尔什维克枷锁的解放者。一个鞑靼人组成的慰问团来看我，带来了很多水果，还带来了一件手工织物，希望把它敬献给鞑靼人的救星‘阿道夫先生’。”

鞑靼人的确把德国人当作“救星”。在德国占领军的一手策划和积极推动下，克里米亚当地成立了“伊斯兰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又在辛菲罗波尔成立了“鞑靼总会”。

后来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有一名叫做奥托·奥兰多夫的纳粹战犯，他当时是纳粹党卫队区队长，是苏联南部占领区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头子，主抓与鞑靼人有关的事务。根据他的命令，一些鞑靼男子组织了“自卫队”，专门讨伐苏联游击队。许多鞑靼男子自愿加入讨伐队，而且往往是整村地加入。

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俄罗斯几百年来从未消解的仇恨使得当地的苏联游击队举步维艰。曾任克里米亚游击联合司令部政委的尼古拉·卢戈沃伊在一封信里哀叹:“在克里米亚半岛，各游击队意想不到地遭到了鞑靼人前所未有的敌视。在克里米亚的山区和丘陵地带，鞑靼人是当地的主要人口，而这些地方又正是游击队的根据地。几乎每一个鞑靼人都武装了起来，他们的存在使克里米亚的游击运动变得极为艰险。他们不再是我们游击队的堡垒户，而成了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对付游击队的据点。以熟知我部队情况的鞑靼人为依靠，敌人仅用几天时间就摧毁了我们的粮食基地。”

粮食供应基地遭到破坏之后，游击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1941年末至1942年初，在这开战后的第一个冬天，游击队的口粮出现了严重短缺，数百人被饿死。

鞑靼人的“复仇”
可以说，在整个二战期间，克里米亚半岛一直是苏联的心头刺。在1942年，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苏达克区，鞑靼人发现了秘密空降的红军侦察小分队，12名伞兵被处死。1943年2月4日，来自别舒伊村和科乌什村的鞑靼“讨伐队”抓获了4名游击队员，并杀害了他们。

同情游击队的人也在劫难逃。在整个德军占领期间，在克里米亚鞑靼人居住的克拉斯内国营农场内，运转着一座死亡集中营，至少有8000名克里米亚公民死在里面，他们的罪名是“有同情游击队之嫌”。

为了逃脱鞑靼人的刺刀，当地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竟会被迫向德国当局寻求保护。

1942年夏，在塞瓦斯托波尔失陷后，许多红军士兵和水兵打算潜入克里米亚的山区，投奔那里的游击队，但在途中遭遇鞑靼人的截杀，被俘的人则被关进战俘营。

苏联的军医米哈伊尔·斯米尔诺夫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被俘后，他被送到了战俘营:“我们被克里米亚鞑靼人押着上了路，他们全身是清一色的德国军装。只要见有人想到沟里取水，或见谁稍稍落后一点，或是伤重步子跟不上，或是比队伍走得快了点儿，鞑靼人都会立即开枪。我们相当多的同志都死在了这条路上。他们是那样残忍，使人想起了那久远的克里米亚部落。尽管我们饥渴难忍，但并不指望当地村民会给块面包或一杯水，因为这里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聚居区，他们总是一脸蔑视地看着我们，有时还会向我们投掷石块和腐烂的蔬菜。”

黯然迁徙
1944年春天，德国人被赶出克里米亚半岛。德国军队一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军反间谍机构“斯梅尔什” 的特工就迅速展开调查。然而与德国人有瓜葛的鞑靼人的数量实在惊人。报告很快呈到了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贝利亚的案头。

当时，被红军收复的克里米亚半岛形势十分复杂，危机四伏。尽管许多追随过德军的鞑靼人害怕红军报复，跟着德国人一起离开了克里米亚半岛，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走，他们被亲戚朋友严密地藏了起来。纳粹扶持的“穆斯林委员会”也没有散伙，而是悄悄转入了地下活动。

而且，鞑靼人手上还有大量武器。仅在1944年5月7日这一天，苏联内务部队的特种兵在对藏匿的鞑靼人发动的一次突袭中，就缴获了5395支步枪、337挺机枪、250支自动步枪、31门迫击炮，另有大量手榴弹和各类弹药。

获悉这些情况后，苏联国家领导高层认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具有极强的宗族观念，他们所窝藏的人很可能成为德军的“第五纵队”，会对红军的后方构成威胁——在1944年春，尽管德军的实力已被削弱，但战斗仍在苏联境内进行，德军仍旧是一个强劲凶悍的对手。

于是，斯大林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让这个民族整体挪个窝，自治共和国也改为克里米亚州。1944年5月18日，前苏联内务部队（NKVD）开始组织性地集合克里米亚鞑靼人，当天清晨，NKVD的武装部队敲响每一户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家门，以克里米亚鞑靼人与德国占领军合作为由，告知他们将被驱逐出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克里米亚半岛。一个民族的整体搬迁，NKVD仅仅花了三天时间。1944年5月20日，所有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迫离开家园。据NKVD所述，他们一共把180,014个克里米亚鞑靼人装进了67个梯队管制的火车车厢。

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到了中亚，大部分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地区。因气候水土不服，仅在1944年到1948年，去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就有29.6％死亡。

他们日夜思念故乡，怀念天堂克里米亚半岛。然而，多年来，他们一直被禁止回到故乡。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其他少数民族被允许回到故地，唯留下鞑靼人仍然背井离乡。直到苏联解体后，情况才有所转机，约有26万克里米亚鞑靼人又重新踏上了故土。

然而，克里米亚早已换了模样。1954年，赫鲁晓夫主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1992年5月5日，克里木半岛宣布独立，后来决定成为乌克兰的一个自治共和国。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迫迁徙后，其他民族的人占据了鞑靼人昔日的家园。如今的克里米亚，再也不是鞑靼人的克里米亚了。

西蒙古人与哈萨克人的战争

其實哈薩克人與蒙古人都是蒙古人，只是哈薩克人是從蒙古人種脫離出去即 hagsanlzhu garugsen hun, 就是分裂出去的人之意，本屬於察哈臺汗國。哈蒙之間純屬於窩裡鬥！讓俄國人、滿清人坐收了漁翁之利！可悲的成吉思汗之後的分成各個汗國之後的結局，最終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1491年，1552年，十七世纪初，鞑靼人先后三次对瓦剌发动大规模进攻，将瓦剌人赶到蒙古西北的科布多地区，瓦剌人基本上退出了蒙古高原。在鞑靼人的打击下，瓦剌人分裂为四部，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即后来清人所称的漠西蒙古，或厄鲁特蒙古，或卫拉特蒙古。西蒙古中最强大的准噶尔部落西逃，将其西方的土尔扈特部落又赶向更西的地区。土尔扈特人击败哈萨克人的阻截，于1632年占据金帐故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至1770年，土尔扈特汗国占据了顿河到乌拉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

1771年，土尔扈特汗国与俄国发生冲突。渥巴锡汗决定东归。偏偏那一年遇到千载难逢的暖冬，伏尔加河迟迟不结冰，河西的土尔扈特人无法渡河与河东的同胞会合。俄国追兵将至，不容再等，渥巴锡汗只得忍痛启程，他只带走了河东土尔扈特人七万户十七万人。留下的土尔扈特部就是卡尔梅克人。土尔扈特人一路遭到饱受西蒙古人压迫的哈萨克人的阻截，死伤惨重，其残部终于抵达伊犁，受到清帝国的热烈欢迎。西蒙古人中最强大的是准噶尔汗国。1634年，巴特尔洪台吉即位为准噶尔汗。他击败哈萨克人，称霸中亚东部。1687年，巴特尔洪台吉之孙策妄阿拉布坦即位，这又是一位英雄。策妄阿拉布坦西征中亚，征服了因噶尔丹之死而反叛的哈萨克人。

1718年在阿亚古兹会战哈萨克民族英雄卡班拜将准噶尔诺颜阿尔撒兰在单对单PK中将其杀死,从此卡班拜的声名如日中天,一生PK从未失手的而得到无敌的声名.此次战役由于小玉兹可汗阿布勒海尔汗和伯格恩拜巴图鲁率领的军队未能以约按时到达,中玉兹军队被迫对抗人数上占优势的准噶尔军队,哈萨克失利.五年后,准噶尔集中全部军力进攻哈萨克汗国,挑选哈萨克牧民转场,马匹瘦弱的时刻突然袭击,毫无准备的哈萨克大溃败,民众四散而逃,死伤无数，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这就是哈萨克历史上令人痛心的"磨破脚板四处奔波"的时代.即便如此，突然的袭击也没有让哈萨克人失去勇气，虽然有部分部落氏族迫于形势而暂时臣服,但更多是是各个部落和氏族纷纷反抗.时世造就英雄，这个时代哈萨克人中英雄也非常的多.这次突然袭击的后果是哈萨克失去了伊犁地区,巴尔喀什湖沿岸,萨尔阿尔卡南部,锡尔中部和众多的城市.准噶尔在次肆意劫掠,大肆破坏.哈萨克人与同盟的柯尔克兹人失去联系,与河中的乌兹别克人也联系中断,哈萨克人被迫独自面对凶悍的敌人.草原上的人民也行动起来，互通消息,互相帮助,团结起来,其中最突出的民间反抗势力便是卡班拜巴图鲁率领的武装力量。

准噶尔贵族对哈萨克草原的疯狂进攻遇到了卡班拜和伯根拜率领的哈萨克军队的有利还击.1728年在曲巴尔田吉兹与布兰特河沿岸,1729年在伊犁河中段,卡拉塔勒河大败准噶尔人.1732-1741年葛尔丹策林向哈萨克草原发动了多次侵袭,均被哈军击退.1740年在阿拉湖地区哈萨克和卡尔梅克发生了大战,历史学家记载说卡尔梅克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次打击准噶尔诺颜撒热曼吉和塞不丹的正是有卡班拜统帅的军队。

1740年阿不赉苏丹和卡班拜巴图鲁以及伯根拜巴图鲁为彻底打退敌人集中兵力，哈军数量急剧增加并且越战越强,众多的巴图鲁都集中在卡班拜的周围.根据历史研究，清除准噶尔的决定性战役发生在锡尔河一带。这次战役的名字叫做<卡班拜-坎巴巴>战役.坎巴巴是巴剌克苏丹的长子,1751年秋天,哈军从阿尔卡草原出发，越过卡拉套山，在阿尔斯河处聚集的大玉兹军队合兵一处,向塔什干,塞拉目等城市进军,将驻守在那里的乌加西与纳灭胡.吉尔噶勒(撒曼齐诺颜之子)驱逐.同时追上卫拉特人,解救了被强行劫持的三千户卡尔卡拉帕克人(占其总数的一半).

清军平定准葛尔后，填充准葛尔部留下的地区真空的就是哈萨克人。另外哈萨克人还拍了一部反映西蒙古人与哈萨克人战争的电影—《游牧战神》。

现今蒙古国人与美洲的印第安人可能拥有共同祖先

蒙古专家认为，以狩猎为生的蒙古人带着石器，经过当时还是陆地的白令海峡或阿留申群岛，最先到达美洲大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郝利锋发自乌兰巴托“哥伦布1492年登上美洲大陆，这只是西班牙殖民者统治美洲的开始，哥伦布首次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一说法毫无科学根据。”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历史学教授苏·姜巴道尔吉日前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说。他认为：“蒙古人最先踏上了美洲大陆。”

“美国许多地名是蒙古语”
姜巴道尔吉是蒙古国知名历史学教授，他已对谁最先到达美洲这个课题进行了30多年的跟踪研究。年过花甲的姜巴道尔吉精神矍铄，善于言谈。他向《国际先驱导报》详细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

他说，目前俄罗斯和美国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亚洲人最先在约25000年前到达美洲大陆，其中一种可能是亚洲的狩猎者从当时还是陆地的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另一种可能是经海路到达美洲大陆。

“我比较认同亚洲人从白令海峡进入美洲，但不否认其他说法，我要证明的是蒙古人最先到达了美洲。”姜巴道尔吉列举了自己的论据。

他说，美国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州的许多地名是蒙古语或接近蒙古语。1974年，美国和苏联考古队在阿留申群岛发现了仅在蒙古国戈壁地区出土过的石器。巧合的是，这些岛屿的名字正是蒙古语，如Ushka和Ataka，现在蒙古语仍在使用，意思是“巴掌大的地方”；Ikanud的意思是“大眼睛”；Iknudak的意思是“故乡”；QagaanTayagungin意思是“白色的森林”等。

据他研究，阿留申群岛的地名中接近蒙古语的多达20个。另外，阿拉斯加州的一些地方、河流的名字也出自蒙古语。如“Hoatak”的意思是“故乡”，“Eek”的意思是“母亲”。

印第安人的“祖先”就是“可汗”
除地名外，姜巴道尔吉还提供了语言方面的证据。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和蒙古人一样称家庭为“ail”。“ail”是蒙古族逐水草游牧时几个亲戚家庭组成的基本合作单位。印第安人称祖先为“Hagaan”，这其实是蒙古语中“可汗”一词。另外，在阿留申群岛的阿留申语中，“Aguu”一词的意思是“守护神”，而在蒙古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强大、优秀，两者基本相符。

姜巴道尔吉认为，蒙古人和印第安人的祖先可能有某种血缘关系。他说，有研究表明，印第安人的血型和蒙古人相似，且体型特征相似，都是四肢短、手掌厚。印第安人宗教信仰也可能来自蒙古族传统的萨满教，两者的祭山仪式也十分相像。

当被问及探讨谁先到达美洲的意义时，姜巴道尔吉的回答充满感情：“蒙古人在西方书籍中被描绘成‘愚昧、落后并且没有给人类留下任何文化遗产’，证明蒙古人最先到达美洲大陆对蒙古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这可以提高蒙古人在世界上的声誉”。

目前，姜巴道尔吉已经组建了“蒙古语与阿留申语比较研究”课题小组。他说：“我将亲自去美洲考察，从生命力最长的语言文字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

还牧民一片草原 -- 记鄂温克旗政府欺压当地少数族原住牧民

我们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伊敏苏木伊队的普通牧民！！！

原本我们这片草原是水草肥沃生活安逸以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原本居住在依山傍水的伊敏河畔，那里水源丰富草场肥沃是天然的养牧场。

可自从1984年伊敏华能煤电公司进来开发煤电厂，露天矿一切都变了！！！牧民把最肥沃的草场让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离开了伊敏河畔移居到了政府安排的定居点！可这定居点水资源匮乏因征地牧场也严重需缺！可牧民为了配合祖国的经济发展还是让出了我们水草丰富的牧场！可是至近三十年过去了却未得到妥善安置也未得到相应的3339，9609万元的征地补偿和安置补偿未落实，剩余劳动力也未按合同安排！！！而这3339,9609万元的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费用直到2009年当地牧民才得知。之前鄂温克旗政府从未公开告知过牧民关于征地补偿和安置的事宜及金额！ 现如今地年年征年年少，修公路，铁路，开采石头厂，修电网，开发风力，发电厂，电塔，变电所等等可是补偿款却从不按国家法律发放给牧民也不安置剩余劳动力。现如今因征地草场大量减少，牲畜减少，剩余劳动力增多而当地的奶支（各乳品厂收奶给的钱）也只有每公斤2元左右远远低于国家定的牛奶保护价，而牲畜饲料却比其他地区要高导致经济发展迟缓甚至停止状态。当地少数民族原住牧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家家负债累累，上学上不起，结婚结不起，生存堪忧！

鄂温克旗政府为征地以欺骗或强制打压，克扣的方式征地更确切说应该是抢占地。例如 2010年华能风电项目在我们这竣工占用了三十多户牧民的草场及放牧场。牧民不同意在出让仅有的赖以生存的草场，政府就说只修路不建风力发电厂但牧民仍未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强行让开发商开工。牧民不让动工，找政府协商，政府也不管，报案公安局称不在其管辖范围也不管。牧民没办法只能去拦截施工的车辆不让动工。牧民与其开发商问要相关合同却拿不出任何正面文书。还报案抓捕牧民。政府及当地土地部门也从未出面协调。而是直接出动公安人员实施抓捕。公安人员在抓捕过程中更是毫无依据一边倒不查明情况直接对牧民动手强制抓捕！在抓捕一男牧民的过程中遭反抗得知该男牧民在政府有亲戚是旗长时放弃拘捕该男牧民转身对一牧民妇女实施强制抓捕。该牧民妇女无权无势早年丧偶一人抚养三个女儿生活困难。在抓捕过程中公安人员不尊重该牧民妇女的人格及尊严让男公安实施抓捕还恶意将牧民妇女裤子的两个裤腿撕破之裤裆还让身上多处受伤留下终身伤痛。这样的行为实属恶意流氓行为。在撕破裤子丢了鞋子的情况下行驶近一百公里的路程中也未给牧民妇女任何衣物遮挡。严重侮辱了妇女的人格和尊严。

在建华能变电所占地时牧民根本不得而知，鄂温克旗政府说让建就建，征地补偿事宜当地少数民族原住牧民根本不知情更未得到任何征地补偿款！

鄂温克旗政府如此不负责任欺压当地少数民族原住牧民，让当地牧民的生活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国家定制的法律和政策都是以民为本，可是鄂温克旗当地政府的做法却与我国的法律和政策背道而驰！！请大家为原少数民族住牧民做主！！！请不要让锡林郭勒的悲剧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重演！！！

蒙古议会主席选举背后的政治较量

7月24日，在蒙古人民党国家大呼拉尔议员集体缺席的情况下，由蒙古民主党主导的国家大呼拉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行推举该党议员恩赫包利德为国家大呼拉尔主席。蒙古人民革命党随后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该举动违背了蒙古宪法，从而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并表示把这一问题提交到宪法法院裁定。双方各不相让形成政治僵局，引起了蒙古各界广泛关注。
在今年6月举行的蒙古国家大呼拉尔第六届选举中，蒙古民主党获得31个席位，成为微弱多数；原执政的蒙古人民党获得25个席位，失去了多数党地位；由蒙古前总统恩赫巴雅尔为主席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全国民主党组成的“正义”联盟获得11个席位，成为蒙古议会异军突起的第三大政治力量。由此，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新的政治格局。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三股政治势力的政治博弈从组阁问题开始。按着蒙古法律，蒙古民主党虽然未能获得单独组阁的多数席位39个席位，但以微弱多数的优势获得了组阁主导权。蒙古民主党权衡再三，提出了和“正义”联盟组成联合政府的建议，获得了该联盟积极响应。蒙古民主党同时还向蒙古公民意志绿党伸出了橄榄枝，也获得了响应。三个党派经过谈判达成一致：在未来的联合政府中，蒙古民主党和蒙古公民意志绿党作为一方，占有75％的份额，“正义”联盟获得25％的份额。双方为了表示诚意，还发表了政治宣言，声称要保证联合政府的稳定运转，不会中途退出联合政府。与此同时，双方还宣称将共同参加将于10月份举行的地方选举和明年举行的总统选举。而蒙古人民党成为议会反对党。

三股政治势力博弈的另一个焦点是推举国家大呼拉尔主席。按着蒙古法律，由获得微弱多数的民主党提出主席人选并和其他党派协商后，由国家大呼拉尔年龄最大的议员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共同推举主席。但是，已经和“正义”联盟就组阁问题签署协议的民主党急于召开全体会议并推举主席，以便为尽快组阁创造条件。

根据民主党拟定的日程，7月22日应召开国家大呼拉尔全体会议。但是，人民党多数议员当天没有到会，只有其党团主席和应主持全体会议的国家大呼拉尔年龄最大的议员、大呼拉尔前主席登贝尔勒出席议会。人民党党团主席宣读声明说，由于民主党事前没有和人民党协商有关推举大呼拉尔主席事宜，人民党无法参加推举大呼拉尔主席的全体会议。民主党议员当场说他们昨天下午已经把有关推举主席的公文送到了人民党总部大楼，认为送了公文就意味着进行了协商。23日，民主党试图劝说登贝尔勒到会主持全体会议，但登贝尔勒没有同意，人民党议员依旧没有出现。

24日，空等数日的民主党责成在场的大呼拉尔年龄最大的议员朝克主持会议，由参加会议的42名议员投票，以40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强行推举恩赫包利德为大呼拉尔主席。

蒙古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蒙古三个主要政党在组阁和推举大呼拉尔主席问题上的争执表明，未来4年的蒙古国家政治生活不会平坦，朝野各党派之间新一轮的政治博弈才刚刚开始。

蒙古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工作人员门德说，其实蒙古人民的要求并不很高，他们只希望过上丰衣足食的安逸生活。而蒙古复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稀少，完全有条件实现这一愿望。但遗憾的是，国家生活过于政治化和党派化，阻碍了国家的整体发展。也许，门德先生的这一席话代表了蒙古很多普通民众的心声。

无代表国家和公民组织敦促潘基文正视蒙、藏、维族权利 - UNPO Urges Ban Ki-moon to Speak Up for the Rights of Mongolians, Tibetans and Uyghurs

18 July, The Hague – Upon learning that UN Secretary-General will be on a visi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week, the UNPO Presidency is urging Mr. Ban Ki-moon to raise concern on the ongoing human rights abuses faced by Mongolians in Inner Mongolia, Tibetans in Tibet and Uyghurs in East Turkestan in his talks with the Chinese leadership.

Population transfers of Chinese settlers into their homelands pose one of the greatest threats to the very survival of the religious, cultural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Mongolians, Tibetans and Uyghurs. Thei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continue to be systematically violated as recently shown during China's never-ending brutal crackdowns on protests of 2008 in Tibet, 2009 in East Turkestan and 2011 in Inner Mongolia, which have resulted in high numbers of arbitrary detentions, prison sentences 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In September 2009, Ms. Navanethem (Navi) Pillay,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reported to the the 12th session of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HRC) when focusing on specific overarching issues that “form the roots of chronic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as well as emergencies”. At an early stage she stated: “I followed with concern the recent disturbances in the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ose previously in the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and surrounding areas. While condemning such violence and urging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in upholding the law, I also encourage them to reflect on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such incidents, which includ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failure to protect minority rights.”

Weeks after Ms. Pillay's statement, the UN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CERD) urge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find out the “root causes” of the protests which erupted on the Tibetan Plateau in 2008 and in East Turkestan in July 2009 and recommended that China “carefully consider the root causes of such events, including inter-ethnic violence, and the reasons why the situation escalated.”

Efforts to settle nomadic herders in the name of grassland protection are euphemistically described as “ecological migration”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a Mongolian rapper sang last year, “Overgrazing is a myth and a lie/ We have grazed animals here thousands of years/ Why has the desertification started since only a few decades ago?” Traditional grazing had become part of the grassland ecosystem, and preventing it has promoted not natural restoration but further degradation.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or “Government in Exile”) argues that both the social and ecological effects of the similar policies enacted in Tibet have been devastating, and that their real purpose is to clear the way for further mining.

In this respect, UNPO urges Mr. Ban Ki-moon to also follow-up on the recommendations by the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Food that China: «Suspend the non-voluntary resettlement of nomadic herders from their traditional lands and the non-voluntary relocation or rehousing programmes of other rural residents, in order to allow for meaningful consultations to take place with the affected communities, permitting parties to examine all available options, including recent strategies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marginal pastures.»

We believe the UN Secretary-General has the independent mandate to speak up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bout the grave human rights situations faced by Mongolians, Tibetans and Uyghurs living in territories under China rule toda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must be urged to receive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n a fact-finding mission that includes enough time for the High Commissioner to ascertain the ground situations in Inner Mongolia, East Turkestan and Tibet.

The UNPO Presidency notes that during this visit to China Mr. Ban Ki-moon will engage in an online conversation with youths under the campaign of “Future We Wa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rges the UN Secretary-General that prior consent is the message to be delivered, especially when Beijing's development policies fail to consider the interests of Mongolians, Tibetans and Uyghurs. Such an approach from the Secretary-General will send a positive message to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world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chief diplomat remains the messenger of all peoples, without discrimination, irrespective of the Member-States status at the United Nations.

Notes:
-- Little Hu and the Mining of the Grasslands :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2/07/little-hu-mining-grasslands/

来源：http://www.unpo.org/article/14580

7月，海牙 - 在UNPO学习上，联合国秘书长将访问中国人民共和国本周，“无代表国家和人民组织主席正在敦促潘基文先生，以提高人类面临由蒙古人对正在进行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内蒙古，西藏人在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的维吾尔人在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

中国把自己的家园定居的人口转移到蒙古族的宗教，文化和民族认同，藏人和维吾尔人的生存构成的最大威胁之一。继续来进行系统的侵犯作为近期在中国的永无休止的残酷在2008年的抗议在西藏，2009东突和2011年在内蒙古，导致任意拘留，服刑人数众多的镇压显示他们的人类权利和基本自由和强迫失踪。

女士在2009年9月，纳瓦尼特姆·皮莱（NAVI）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报告的第12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HRC），在特定的首要问题为重点时说，“形成慢性人权的根源条件，以及紧急情况“。在早期阶段，她说：“我关切地跟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近的骚乱和此前在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地区。同时谴责这种暴力行为，并敦促中国当局尊重人权，维护法律，我也鼓励他们反映此类事件的根本原因，其中包括歧视和保护少数人权利的失败。“

皮莱女士发表声明星期之后，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委员会敦促中国当局找出在2009年7月的“根源”在2008年和东突青藏高原爆发的抗议活动，并建议中国“认真考虑这样的事件，包括种族间的暴力，为什么局势升级的原因的根源。”

努力解决牧民在草原保护的名称，美其名为“生态移民”，由中国人民共和国。但是，蒙古说唱歌手唱去年，“过度放牧是一个神话和谎言/我们放牧的动物在这里千百年来/为什么荒漠化开始以来只有几十年前？”已成为传统的放牧草原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预防，促进自然恢复，但进一步恶化。西藏政府（或“流亡政府”）认为，西藏制定了类似的政策，无论是社会和生态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而且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清除的方式，为进一步挖掘。

在这方面，无代表国家和人民组织敦促潘基文先生也由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建议，按照中国：暂停从他们的传统土地的非自愿移民和牧民的非其他农村居民自愿搬迁或安置方案，以便进行有意义的协商，采取与受影响社区的地方，允许各方检查所有可用的选项，包括最近的边际牧场的可持续管理战略。

我们相信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人生活在中国的统治下领土的今天所面临的严重的人权人权状况与中国当局发言具有独立的任务。敦促中国当局必须接受一个事实调查团，包括足够的时间，以确定在内蒙古，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的地面情况的高级专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无代表国家和人民组织主席指出，潘基文先生在此期间对中国的访问将参与下，”今后我们要“为可持续发展的运动与青少年网上交谈，并敦促联合国秘书长事先同意的消息交付，尤其是北京的发展政策时没有考虑到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人的利益。这种做法秘书长世界土著人民发出一个积极的消息，联合国首席外交官仍然是所有人民的使者，没有歧视，不论在联合国会员国的地位。

内蒙古甘其毛都口岸进口蒙古国的煤炭积压严重

今年以来，煤炭市场需求减少，煤炭价格不断下跌，而原煤进口价格和运费则持续增长，煤炭品质降低，口岸煤炭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缩小，煤炭销售不畅，产品积压严重。

同 时，因多数口岸煤炭企业与蒙方签订了蒙煤购销合同，提前支付了预付款，企业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进口一定数量的原煤，否则可能导致蒙方毁约，导致原煤进口量在 市场下行压力下依然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

上半年，甘其毛都口岸累计过煤537.2万吨，同比增加137.2万吨，过煤量首次在上半年突破500万吨。过煤 量的大幅增加，进一步加剧了煤炭的积压，截至6月底，口岸煤炭企业库存煤炭已达215万吨，同比增加132万吨，积压资金近20亿中国元。    

目前蒙古国党派

蒙古国实行多党制。注册政党主要有：

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2000年12月6日由蒙古民族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民主复兴党、宗教民主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成。党员逾16万。党的宗旨是重视人的发展、人的权力和自由，并视个人能力大小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党的目标是巩固蒙古政治独立；建立合理、强大的经济体制；建立开放的社会；建立良政；将社会发展与国际社会进步密切接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会议。全国协商委员会（相当于中央委员会）下设8个常设委，负责日常工作。党的监察机关是独立于任何个人的基本章程委员会，对党章负责。
 
蒙古人民党（Mongol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1921年3月1日成立，原称蒙古人民党，1925年3月改称现名。党员约12.1万名。1997年2月该党召开的二十二大确定党的性质为“民族民主主义性质的中左翼政党”，理论基础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另有：
蒙古人民革命党、
传统统一党、
绿党、
工人党、
共和党、
团结党、
自由民主党、
传统正义党、
民主新社会主义党、
共产党、
青年党、
牧区发展党、
公民民主新自由党、
公民意志党、
新社会民主党等。

蒙古国总理巴特包勒德辞去蒙古人民党主席一职

25日，蒙古国总理、蒙古人民党主席巴特包勒德24日在蒙古人民党第6次代表会议上宣布辞去党主席一职，以承担国家大呼拉尔（议会）选举失利的责任。

蒙古人民党代表会议接受他辞职，并选举该党大呼拉尔委员乌勒吉赛汗·恩赫图布辛为该党新主席。

巴特包勒德在会议上说，人民党的分裂是造成该党在今年６月选举中失利的主要原因。他说，人民党前主席恩赫巴亚尔分裂了蒙古人民党，大大削弱了该党实力，其成立的新政党又沿用了蒙古人民党曾用过的党名“蒙古人民革命党”，干扰了选民视线。不过，巴特包勒德同时表示，人民党在首都各选区的选举失利值得该党警醒。

在6月28日举行的国家大呼拉尔选举中，执政的蒙古人民党只获得76个议席中的27席，失去议会第一大党宝座。蒙古民主党获得31席，该党已决定与由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民族民主党组成的“正义联盟”以及公民意志绿党联合组阁。

蒙古人民党成立于2011年另起炉灶，重新注册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并当选党主席。

新的人民党主席恩赫图布辛曾先后担任蒙古国广播电视局局长、政府办公厅主任及教育文化科学部部长等职，并在2000年、2008年、2012年当选大呼拉尔委员。

蒙古人民党称议会全会违法 将向蒙宪法法院申诉

针对蒙古民主党、蒙古人民革命党与蒙古民族民主党组成的“正义联盟”以及蒙古公民意志绿党24日举行的国家大呼拉尔全会一事，蒙古人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尼玛·恩赫包勒德当日下午在国家宫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表示，民主党在人民党举行代表会议期间召开了国家大呼拉尔全会、选举国家大呼拉尔主席，这违反了蒙古国有关法律，蒙古人民党将向蒙宪法法院提出申诉。

尼玛·恩赫包勒德说，蒙法律规定，如果国家大呼拉尔选举中没有一个政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时，获得相对多数席位的政党需与其它获得席位的政党和联盟协商议长人选。23日人民党提出与议长人选见面交换看法，但民主党以未成立议会党团为由拒绝见面。蒙古民主党14日召开的全国民族协商会议决定提名赞达呼·恩赫包勒德为国家大呼拉尔主席后，一直未与蒙古人民党就议长人选提名协商。

尼玛·恩赫包勒德表示，今天召开的议会全会违反了几条法律，如国家大呼拉尔首次全会应由总统宣布开幕，年龄最长议员主持会议，而民主党让年龄第二大的议员主持会议等。

蒙古人民党议员索德巴特尔、宾巴朝格特等出席新闻发布会。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全会选举国家大呼拉尔委员赞达呼·恩赫包勒德为国家大呼拉尔主席（议长）。会议由年龄第二大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议员朝格主持。

当日，蒙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会见了新当选议长赞达呼·恩赫包勒德，并向他表示祝贺。

赞达呼-恩赫包勒德当选蒙古国议长

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24日召开全会，选举国家大呼拉尔委员赞达呼·恩赫包勒德为国家大呼拉尔主席。国家大呼拉尔42名委员出席会议，40人投赞成票，赞达呼·恩赫包勒德以到会议员95.2%的支持率当选蒙古国新一届国家大呼拉尔主席。

议会第二大党蒙古人民党的议会党团全体议员没有参加当天的会议，原因是民主党的新议长提名没有与蒙古人民党正式协商。除民主党外，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民族民主党组成的“正义联盟”、公民意志绿党议员参加了会议，使参会议员勉强达到法定的开会人数。在参会的４２人中，４０人投票赞成恩赫包勒德为新一届国家大呼拉尔主席。

赞达呼·恩赫包勒德，1966年5月23日生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1984年毕业于色楞格省苏赫巴特尔十年制中学，1989年毕业于俄罗斯乌拉尔综合技术学校自动化机械工程专业，1996年毕业于蒙古国立大学法学专业，2004年毕业于美国丹佛大学国际贸易管理硕士。1996年至1999年、2004年至2005年担任国有资产委员会主席，2008年当选国家大呼拉尔委员，曾任国家大呼拉尔外交与安全常设委员会主席。2012年当选国家大呼拉尔委员。

在今年６月２８日举行的国家大呼拉尔选举中，民主党获得７６个议席中的３１席，以相对多数胜出，但无权单独组阁。该党现已决定与“正义联盟”和公民意志绿党组成联合政府执政。民主党已提名该党主席阿勒坦呼亚格出任新政府总理。

清代西迁新疆的察哈尔蒙古

清朝统一新疆以后，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移民实边为其一部分。北疆地理位置重要，而且它拥有优良的自然资源，但北疆地区却地广人稀。此时沙俄又不断向远东扩张，而且西面与哈萨克、布鲁特等强悍的游牧民族为邻，若无充分的防备，易招彼辈入侵。清政府感到现有的兵力不足，不能驾驭目前的局势。因此如何加强边防，防御外来侵略者等问题，成为清朝当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现有的驻军都是3年轮换1次，已显露出一些弊端，首先是财政负担太大，伊犁地区就有驻军17000余名。他们耗费的军事开支是正常驻防军的好几倍。

对此，在新疆的将领们深有体会，他们不断陈奏朝廷。朝廷遂决定由内地调遣大批八旗兵迁入北疆，携眷永驻，尤其是以满洲将军大臣为率。察哈尔八旗兵也就成了迁入新疆的八旗兵的一部分，而且是第一批迁入的，以后陆续又有满洲、锡伯、达斡尔、鄂伦春等八旗兵迁入。北疆的换防兵则分批撤回。

由此可见,察哈尔等八旗兵西迁新疆的缘由就是加强边防力量,防御外来侵略,他们的任务就是戍边,保家卫国。从目前的史料可知，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驻防一事最早是由副都统、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安泰提出的。

清朝统一新疆的翌年，即1760年1月21日，安泰就因乌鲁木齐马匹较多，需蒙古兵放牧为由而上奏清廷，但其奏报没有被采纳。

同年，大学士傅恒又接到了伊犁将军阿桂请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驻兵屯田的奏折，经他同有关官员反复商讨后，10月27日向乾隆皇帝呈奏了一道拣选察哈尔等官兵携眷移驻伊犁的长篇奏折，他从充实边防的角度考虑认为伊犁等地确实需要增加兵力，故提出要携眷永驻的建议，他上奏道：“臣等酌情拟定，拣选京城满洲兵2000名，黑龙江满洲、索伦兵1000名，察哈尔、厄鲁特兵1000名，其中派驻回子各城满洲兵700名，索伦兵300名；派驻伊犁满洲兵1000名，索伦兵700名，察哈尔、厄鲁特兵800名；派驻乌鲁木齐满洲兵300名，察哈尔兵200名，以更换旧班兵丁。”大学士傅恒的奏请当天就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朱批。派出了1000名察哈尔兵携眷驻守伊犁、乌鲁木齐后不久，清廷仍感兵力不足，决定再派察哈尔、索伦等兵移驻伊犁。后来，傅恒经与朝廷大臣会商，就派1000名察哈尔等官兵携眷续迁新疆，永久驻防等具体方案上奏。关于西迁兵的起程问题，他们建议满洲兵先不必起程，只派索伦、察哈尔兵各500名，不携带家眷，其家眷随同后去500名兵丁及其家眷一同迁移。以上提议均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朱批。

西迁的筹备　　
西迁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对于西迁新疆的察哈尔兵丁的挑选清政府是比较重视的，就如何挑选西迁察哈尔兵等，大学士傅恒专门上奏，提出了挑选西迁兵丁的3个主要标准，即：从察哈尔兼管厄鲁特及察哈尔单身贫困余丁；年富力强者；情愿携眷迁移者。为什么强调从兼管新旧厄鲁特内挑选兵丁呢？因为察哈尔八旗内还有厄鲁特兵。因为早在康熙年间，康熙帝平定了察哈尔王布尔尼的反叛后，对察哈尔部甚为担心，对其八部拆散、分割，或分别并入他旗。到乾隆二十五年，编成察哈尔八旗，共计54佐，又将新疆、青海、呼伦贝尔等地归附的蒙古零散部众编成数佐，分隶察哈尔八旗左、右两翼。其中厄鲁特人占了15个佐，是外部中人数最多的部。据满文档案记载，在第一批西迁的1千名兵内有200名厄鲁特兵，其中“亦有出征效力，技艺尚好者。”

第二批有厄鲁特34名。让他们回到天山北部的故土,正适合他们，而且他们又比较熟悉路线。之所以要从贫困单身男丁中挑选，清政府考虑到只有贫困户才肯背井离乡，因为西迁的兵丁生活是有保障的，而且待遇也较一般的兵丁高。这对他们摆脱贫困也是一个机会，而且给单身者娶妻，更可激发他们西迁的积极性。年富力强者主要指曾随清军出征准噶尔汗国等战役、受过军事训练的年轻人，父子兄弟可以同往。而且要自愿报名，不得强迫，要携带家眷。察哈尔八旗兵西迁之前其驻牧地在张家口、宣化、大同边外。另外，在察哈尔地区还设有清政府直辖的商都牧群、明安牧群、太仆寺左、右翼牧群，与察哈尔八旗统称为察哈尔十二旗群，察哈尔部成了清代漠南蒙古较为特殊的部。

1760年11月10日，理藩院尚书富德等官员专程前往以上察哈尔八旗牧地，遵照傅恒挑选兵丁的标准，用了6天的时间逐一在每个旗内共挑选了1000名察哈尔兵丁。富德、内大臣巴图济尔噶勒（西蒙古杜尔伯特部人）于1761年10月26日奉命从热河起程，10月30日抵达多伦诺尔（清廷在雍正十年置多伦诺尔宣抚理事厅，属直隶省口北道，辖察哈尔左翼正白、镶白、正蓝、镶黄等四旗“逃匪、命案”事务）。

多伦诺尔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通往大库伦和内蒙古各旗的交通要冲，商业颇为殷盛。4天后当正蓝旗察哈尔游牧兵汇集后，富德一行先前往左翼正蓝、镶白、正白、镶黄等4旗挑选兵丁，共选了500余名，接着又去右翼四旗挑选。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共选得年轻力壮、骁勇善战的1000人。招募的这些兵要登记、编队，从中还要挑选骁骑校。第二次西迁仍由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全权办理。

1763年3月初，巴尔品与副都统七十、总管乌林泰等在张家口商议选兵之事。3月4日始，他们自右翼到左翼逐旗挑选兵丁。与第一次相同，这次年轻人也是踊跃报名，共选出闲散丁683人，披甲283人，新厄鲁特人34名（新厄鲁特为新投靠的厄鲁特笔者注，这批他们报名者少）。为确保西迁兵丁的路途安全，每旗还配置了自副总管以下有能力的官员3名，均由左右两翼总管2员统带，派往护送。

护送官员抵达伊犁后，交给当地大臣，若无其他差事，则返回，往返需要2到3年。之所以要选派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驻防，因为察哈尔蒙古作为游牧民族本身具有骁勇强悍、善于骑射的特长及爱国爱邦的品质，素称“强劲”。更何况察哈尔部被编为八旗后，多次从征准噶尔、大小金川等，为清大一统立下了汗马功劳，具有一定的资历和声望。在奏折中傅恒还就西迁兵丁的待遇、盘费、交通工具乘骑、官员的配备、编队、行走路线等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措施，均被采纳。考虑到西迁的察哈尔兵都是携眷行走，行程上万里路程，其艰辛是不言而喻的，消耗也巨大，因此官兵丁的盘费支出均由国家负担。

清廷从决定察哈尔官兵西迁到第一批官兵踏上西迁征程，约用了7个月的时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总管巴尔品在给清廷汇报第一批西迁官兵起程时奏到：共有驼2千余峰，马7千余匹。第二批交通所用马驼比第一批略少，共用驼1004峰，马3066匹。牲畜均从察哈尔四大牧群内的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太仆寺左右两翼挑选。从满文档案可知，两批西迁察哈尔官兵及其眷属合计用银96333两，米2740石7斗4合3升。这些花费在当时也是相当可观的。西迁的筹备工作之所以顺利，与各旗社稷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他们为本旗派驻兵娶妻，还捐助了大量牲畜和物品。由于准备工作做得较好，因此西迁兵丁士气高昂，顺利起程。

蒙古国举办国际夏令营拓展训练活动 （图）

2012年7月，蒙古国举办国际夏令营拓展训练活动。 7月23日，夏令营营员们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友谊国际儿童中心参加拓展训练。

当日，来自蒙古国、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600多名中学生在蒙古国友谊国际儿童中心参加国际夏令营拓展训练，丰富暑期生活。

美国关于禁止部分中共人员入境法案 - 简称为“2011中国民主促进案”

112^th 国会 1^st 会议                                H.R.2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政府高级领导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因其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其他原因，美利坚合众国拒绝其进入美利坚合众国。

    在众议院
    2011年6月3日

    新泽西州的史密斯先生（代表自己、Mr. WOLF, Mr. BURTON of Indiana, and Mr. ROHRABACHER）介绍以下被交送司法委员会的法案：

法  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政府高级领导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因其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其他原因，美利坚合众国拒绝其进入美利坚合众国。

    通过美利坚合众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代表集体制定。

第一节：简称
    此法令可被简称为“2011中国民主促进案”。

第二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政府高级领导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进入美利坚合众国境内的禁令。

    无论其他法律条文如何规定，根据《移民与国籍法》212（F）（8 U.S.C.1182（F）），总统可行使拒绝任何符合以下条件的外国人进入美利坚合众国的权力：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高级领导地位；

  （2）属于（1）中不予准许进入美利坚合众国的人员的近亲属；

  （3）通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高级领导人员的业务往来，而从政府政策或其他政府行为（包括侵犯人权、贪污、破坏或侵害民主组织或其他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发展的行为）中取得重要经济利益的任何个人；

  （4）参与强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

  （5）参与暴力镇压或逼迫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

  （6）参与贩卖北朝鲜难民或者在明知这些难民返回北朝鲜后将面临逼迫的情况下仍将其强制遣返北朝鲜；或者

  （7）任何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或执法部门及其分支机构的成员，曾参与实施暴力镇压，监禁、酷刑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侵犯人权的对以下特定个体的逼迫行为，包括：

   （A）宗教组织的领袖或者成员；

   （B）民主提倡者、组织者或者示威者；

   （C）任何参与人权辩护和倡导或者公共利益问题的公益律师事务所或者其他机构的成员或个人；

   （D）工人权利的倡导者；

   （E）参与独立媒体、传媒工作的个人或者网络使用者。


112TH CONGRESS                          H.R.2121

1ST SESSION  To deny the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certain members of the senior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dividuals     who have committed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for other purposes.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UNE 3, 2011    
     Mr. SMITH of New Jersey (for himself, Mr. WOLF, Mr. BURTON of Indiana,and Mr.      ROHRABACHER) introduced the following bill; which was referred to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A BILL
          To deny the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certain members of the senior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dividuals     who have committed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for other purposes.

     Be it enacted by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ongress assembled,
  
SECTION 1. SHORT TITLE.
This Act may be cited as the “China Democracy Promotion Act of 2011”

     SEC. 2. DENIAL OF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SENIOR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DIVIDUALS WHO HAVE COMMITTED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provision of law, the President may exercise the      authority under section 212(f) of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8 U.S.C.     1182(f)) to deny the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ny alien who—
         (1) holds a position in the senior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is an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of a person inadmissible under paragraph(1);
         (3) through his or her business dealings with senior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rives significant financial      benefit from policies or actions, including human rights abuses or corruption,     that undermine or injur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r impede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imposi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coercive birth limitation policy; 
         (5)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violent repression or any other form of      persecution of Tibetans, Uyghurs, Mongolians, or any other ethnic minority;
         (6)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trafficking of North Korean refugees or the      forcible return to North Korea of such refugees, knowing that such refugees      will be persecuted upon their return; or
         (7) is a member of any branch of the security or law enforcement servic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violent repression,     imprisonment, torture, or any other form of persecution of any individual in      viola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f such individual, including—
         (A) members or leaders of religious groups;
         (B) democracy advocates, organizers, or demonstrators;
         (C) individuals or members of organizations or public interest law firms       involved in human rights defense or advocacy or public interest issues;
         (D) workers’ rights advocates; or
         (E)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independent media, journalists, or Internet us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