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蒙古语使用现状调查 照日格图(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一 我们对蒙古语使用情况调查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统计、归纳、分析，得到的初步结果如下：
(一)社会使用中的蒙古语情况 1．在牧区行政单位中50％以上的人使用蒙古语，96％以上的人使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4％以下的人使用汉语，在半农半牧单位中50％ 以上的人使用蒙古语，91％左右的人使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9％以下的人使用汉语。在口岸城市行政单位中50％左右的人使用蒙古语言，86．4％的人使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 。 ，13．6％的人使用汉语。在学校中使用蒙古语的比例更高。2．在牧区社会活动和交往中一般使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但商业活动中20．7％ 的人使用汉语，召开会议讨论问题时，有汉族同胞的情况下13．9％ 的人使用汉语。在半农半牧区社会活动和交往中一般也使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但在商业活动中12．7％的人使用汉语，召开会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时23．5％的人使用汉语。在口岸城市社会活动和交往中以使用蒙汉两种语言为主(66．3％)，使用汉语为副(26．6％)，只有7．1％ 的人使用蒙古语。
(二)个人使用情况 1．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中主要使用蒙古语，有时也使用蒙汉两种语言，但很少使用汉语。不过，同下一代人的交往中出现了使用蒙古语的比例下降(在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大约下降了 10％ ，在口岸城市大约下降了20％)，使用蒙汉两种语言的比例上升(在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大约上升了10％ ，在口岸城市大约上升了20％)的趋势。在牧区，同上一代人的交往中88．7％ 的人使用蒙古语，10．8％的人使用蒙汉两种语言；而同下一代人的交往中77．7％ 的人使用蒙古语，20．1％ 的人使用蒙汉两种语言。在半农半牧区，同上一代人的交往中94．3％ 的人使用蒙古语，5％ 的人使用蒙汉两种语言；而同下一代人的交往中85．2％ 的人使用蒙古语，14．8％ 的人使用蒙汉两种语言。在口岸城市，同上一代人的交往中91％的人使用蒙语，9％的使用蒙汉两种语言；而同下一代人的交往中66．7％ 的人使用蒙古语，27．8％ 的人使用蒙汉两种语言。 2．在牧区，50％ 以上的人用蒙古语，91％ 以上的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9％以下的人用汉语满足读报、看书、听广播、看电视等个人文化生活的需求。在半农半牧区，29．4％__41．1％ 的人用蒙古语，71．6％一86．5％ 的人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13．5％_28．4％ 的人用汉语满足读报、看书、听广播、看电视等个人文化生活的需求。在口岸城市中，9．1％__40％ 的人用蒙古语、40％一77．3％的人用蒙汉两种语言，9．1％_29．4％ 的人用汉语满足他们文化生活的需求。
(三)孩子应该用何种语言受教育方面 在牧区37．0％一30．1％ 的人认为孩子们应用他们的母语一蒙古语受教育，54．9％—60．9％的人认为孩子们应用蒙汉两种语言受教育，而8．1％一9％ 的人认为他们应用汉语受教育。在半农半牧区23．6％一19．4％ 的人认为孩子们应用他们的母语一蒙古语受教育，67．1％__69．1％ 的认为孩子们应用蒙汉两种语言受教育，而9．3％-11．5％的人认为他们应用汉语受教育。而在口岸城市36．4％一22．8％ 的人认为孩子们应用他们的母语一蒙古语受教育，50％__63．6％的人认为孩子们应用蒙汉两种语言受教育，而13．6％ 的人认为他们应用汉语受教育。
(四)使用蒙古语的心态 牧区有91％_一97％ 的人，半农半牧区有96．5％_一99．3％ 的人，口岸城市有86．4％一100％的人认为自己喜欢说和用蒙古语，需要学习掌握使用蒙古语，也有条件学习掌握使用蒙古语，而牧区有9％一3％ 的人，半农半牧区有0．7％一3．5％ 的人，口岸城市有0％一l3．6％ 的人持有相反的观点。
(五)城市使用情况 各城市蒙古语使用情况不尽相同。锡林郭勒盟东乌穆沁旗(牧区)、二连浩特市(口岸城市)的情况较好，通辽市科左右旗(半农半牧区)、兴安盟科右前旗(半农半牧区)的情况较差。
(六)蒙古语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绝大多数人认为各地都普遍存在蒙古语与汉语混用、名词术语不统一、不太使用标准语等情况。 二 通过分析蒙古语使用情况调查所收集到的材料我们发现蒙古语使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蒙古语使用情况比较好，但存在问题 在行政单位的工作，学校的教学中，社会活动与交往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来往中，个人文化生活中使用蒙古语的情况普遍比较好。这是蒙古语使用的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人口中蒙古族占多数，大约70％ 以上； 2．蒙古语基本上能够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 3．他们对自己的母语有着深厚的感情并有学习掌握使用蒙古语的意识及决心等。 不过，各级机关执行公务时很少使用蒙古语言文字。例如：在行政机关召开会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时使用蒙古语的比例下降，各级行政单位几乎不用蒙古文收发文件。这是蒙古语使用中不尽人意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其原因在于各级领导班子的政策意识薄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理解不深，忽视了行使自治权的重要工具——使用蒙古语言文字。 (二)汉语使用比率增加 表现在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中，采用蒙汉两种语言工作的人员的比例相对增多，商业活动中或召开会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时使用汉语的比例增加，9％—29％的蒙古族用汉语就能满足他们的文化生活的需求等情况上。
其原因有： 1．行政机关的工作范围较广，需要同全区乃至全国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民族的同胞来往交流； 2．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蒙古族同胞下海经商，与他们来往的大部分买卖人是汉人，从而必须用汉语交流； 3．一些蒙古族的同胞对自己的母语失去了信心，产生了只学汉语或让孩子只学汉语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消极地影响了其他蒙古族成员。 (三)蒙古语使用比例下降，出现了让孩子接受蒙汉两种语言教育的趋向 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中使用蒙古语的比例在下降。比如，同下一代人的交往中使用蒙古语的比例下降，而使用蒙汉两种语言的比例则上升了。同时，认为孩子应该接受蒙汉两种语言教育的家长人数增多，已达到50％ 以上。在我国，由于民族人口比例、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各民族语言使用范围、受重视程度等都发生了变化。事实上，汉语已经成为强势语言，其它少数民族语言成为弱势语言。正因为各民族语言之间有了这种差别，人们越来越重视强势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作为父母，让孩子用强势语言接受教育是无可厚非的。这就是蒙古语使用比例下降，让孩子接受蒙汉两种语言教育趋向的原因。 (四)使用蒙古语心态很好，但母语意识中出现了消极因素 9l％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喜欢说和用蒙古语，有需要学习掌握使用蒙古语，并且也有学习掌握使用蒙古语的条件。这说明绝大多数蒙古族对自己的母语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信心。这是蒙古语使用中表现出来的蒙古族心态的积极反映，也是主流。就是说蒙古民族的母语意识很强，但是9％以下的人持有相反的观点。这说明一些蒙古人在汉语成为强势语言的情况下对自己的母语失去了信心。这是蒙古语使用中表现出来的民族心态的消极方面，是支流。这说明蒙古民族的母语意识在部分人中正在淡化。 (五)在蒙古语的使用中语言混用，名词术语不统一，不用标准语等情况较严重 这有两方面原因： 1．从个人角度讲，一方面没有足够重视母语的纯洁性，另一方面尊重标准语，学习掌握标准语的意识差。 2．从蒙古语文工作部门的角度讲，既没有做好宣传普及标准语工作，又没有及时制定蒙古文名词术语，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 三 我们针对蒙古语使用中存在的上述几个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与思路，供有关部门参考。 1．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策意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尊重行使自治权的重要工具——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 2．在各级公务员考试中适当增加蒙汉双语人才的录取比例，以便充实各级政府部门，增加兼通蒙汉两种语言的工作人员。在各级政府部门、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重新建立翻译室。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各级机关在执行公务，上传下达文件时使用蒙古语言文字。 3．“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学校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补贴”，“应当制定特殊政策，拓宽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渠道”，毕业分配时优先录用兼通蒙汉双语的学生到各级政府部门、行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为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提供便利。 4．积极宣传母语教育的优越性，增强母语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不仅学习掌握好蒙古语言文字，而且还要学习掌握好汉语言文字的意识。 5．大力宣传普及标准语的重要性，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尊重、学习标准语的意识。制定标准语测试制度，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各级领导干部首先通过标准语测试，持证上岗。蒙古语文工作部门及时制定蒙文名词术语，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及早解决名词术语不统一的问题。
1．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人口中蒙古族占多数，大约70％ 以上； 2．蒙古语基本上能够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 3．他们对自己的母语有着深厚的感情并有学习掌握使用蒙古语的意识及决心等。 不过，各级机关执行公务时很少使用蒙古语言文字。例如：在行政机关召开会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时使用蒙古语的比例下降，各级行政单位几乎不用蒙古文收发文件。这是蒙古语使用中不尽人意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其原因在于各级领导班子的政策意识薄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理解不深，忽视了行使自治权的重要工具——使用蒙古语言文字。 (二)汉语使用比率增加 表现在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中，采用蒙汉两种语言工作的人员的比例相对增多，商业活动中或召开会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时使用汉语的比例增加，9％—29％的蒙古族用汉语就能满足他们的文化生活的需求等情况上。.
三 我们针对蒙古语使用中存在的上述几个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与思路，供有关部门参考。 1．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策意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尊重行使自治权的重要工具——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 2．在各级公务员考试中适当增加蒙汉双语人才的录取比例，以便充实各级政府部门，增加兼通蒙汉两种语言的工作人员。在各级政府部门、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重新建立翻译室。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各级机关在执行公务，上传下达文件时使用蒙古语言文字。 3．“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学校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补贴”，“应当制定特殊政策，拓宽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渠道”，毕业分配时优先录用兼通蒙汉双语的学生到各级政府部门、行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为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提供便利。 4．积极宣传母语教育的优越性，增强母语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不仅学习掌握好蒙古语言文字，而且还要学习掌握好汉语言文字的意识。 5．大力宣传普及标准语的重要性，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尊重、学习标准语的意识。制定标准语测试制度，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各级领导干部首先通过标准语测试，持证上岗。蒙古语文工作部门及时制定蒙文名词术语，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及早解决名词术语不统一的问题。
2014年7月31日星期四
2014年7月29日星期二
哈达被监18年 内蒙当局出价封口 - RFA
刑满出狱后一直被关押近4年的内蒙古异见人士哈达，今年底被剥夺政治权利期满，家属透露当局向他提条件，用生活条件换取他封口。此外，英国外交人员表达关注哈达一家的人权状况。
哈达儿子威勒斯周五（25日）对本台表示，上周三（16日）他曾到父亲被关押地点探望，他的精神状况可以。由于父亲的剥夺政治权利12月期满，他或面临释放。哈达向儿子提及，今年开始，几乎每隔一个月，内蒙政法委便跟他谈话，当局可以给他房屋及生活费，但释放后他要封口，并说他的妻儿向国际社会说遭受迫害，影响中国形象。父亲对家人状况担忧，母亲没法经营书店，家人生活来源被切断。
威勒斯说： 如果你出去以后再说的话，对中国政府形象不好。我们给你房子，给你生活费，尤其现在什么问题，就说你将来失去劳动能力，我们给你生活上的照顾，换取你闭咀这个条件。
他又指，父亲知道已发出控告信，他给了3点意见，第一感谢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有关控告信﹔第二感谢在美国的恩和巴图协助翻译控告信，并向有关部门递交这封信﹔第三，抗议国保恐吓他的律师。
威勒斯表示，父亲的控告信反映3个问题，他对被判15年刑期的案件本身有异议，第二对刑满后被关押4年属违法，要提出控告，第三株连妻儿，父亲曾告诉他出去后会提这些问题，但看守所的人游说父亲不要提被关押4年，并推卸责任说是中央作出决定。
哈达妻子辛娜指，周三英国驻华大使馆人权事务的外交官联系她，告知英国一直关注哈达一家人的人权状况及作出呼吁，英国的人权报告亦有提起。另外，去年8月，英国及美国大使馆人员，前往呼和浩特白塔附近关押丈夫的黑监狱，接待人员承认哈达关在那里，但没让他们见面。该名外交官指出，如果中国到时（12月底）还未释放哈达，英国将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案。此外，外交官透露，曾在记者会向中方提出哈达被关押黑监狱一事。
辛娜说： 他们（英方）不是要见哈达，有时候他们开记者招待会提过这问题，中国政府说是没有什么非法羁押问题，他们提出黑监狱问题，哈达就是在黑监狱，我们亲自去了，然后中国没有回答。
95年12月10日，哈达被公安逮捕，1996年被法院以“分裂罪”及“间谍罪”判处15年徒刑，当局不满他创立“南蒙古民主联盟”，争取南蒙古民主自由权利。此外，他又创办“蒙古少数民族维权协会”及《南蒙古之声》杂志等。哈达在2010年12月10日刑满出狱后，他与妻儿仍被限制自由。妻子辛娜被指控非法经营判刑，判3年缓5年，儿子被指控涉嫌吸毒关押1年多。
另外，被重新收监的鄂尔多斯蒙藏医科学校前校长巴图张加（Batzangaa），狱方拒絶他会见律师。巴图张加妻子白云花表示，丈夫欲申诉案件及处理学校的事情，监狱管理局不让丈夫会见律师，两天前她到有关部门领导查询，他们说要有公正书及委托书才可会见。当局自4月起说可让丈夫会见律师，但一直拖延，至今律师6次被拒与丈夫会面。
白云花说： 4月份就说巴图张加可以见律师，但是到现在还没让见。学校的事和土地相关事，他还未处理完，所以想委托律师处理那些事情，地方官员们一直拖时间不让见。
她又指，15岁女儿因思念父亲患上抑郁症，去年底被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经治疗后康复，但5月再度复发，她对女儿感到忧虑。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指，2009年，巴图张加与妻儿曾到外蒙古寻求政治庇护，但被内蒙古警方指他涉及经济诈骗罪，将他及家人引渡返回内蒙古。
2011年1月27日，巴图张加被指控“挪用特定款物罪”，在鄂尔多斯巿东胜区法院判刑3年缓刑4年执行。缓刑后的巴图张加及家人，自始处于类似监视居住状态，去年4月底被当地法院重新判监3年。
哈达儿子威勒斯周五（25日）对本台表示，上周三（16日）他曾到父亲被关押地点探望，他的精神状况可以。由于父亲的剥夺政治权利12月期满，他或面临释放。哈达向儿子提及，今年开始，几乎每隔一个月，内蒙政法委便跟他谈话，当局可以给他房屋及生活费，但释放后他要封口，并说他的妻儿向国际社会说遭受迫害，影响中国形象。父亲对家人状况担忧，母亲没法经营书店，家人生活来源被切断。
威勒斯说： 如果你出去以后再说的话，对中国政府形象不好。我们给你房子，给你生活费，尤其现在什么问题，就说你将来失去劳动能力，我们给你生活上的照顾，换取你闭咀这个条件。
他又指，父亲知道已发出控告信，他给了3点意见，第一感谢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有关控告信﹔第二感谢在美国的恩和巴图协助翻译控告信，并向有关部门递交这封信﹔第三，抗议国保恐吓他的律师。
威勒斯表示，父亲的控告信反映3个问题，他对被判15年刑期的案件本身有异议，第二对刑满后被关押4年属违法，要提出控告，第三株连妻儿，父亲曾告诉他出去后会提这些问题，但看守所的人游说父亲不要提被关押4年，并推卸责任说是中央作出决定。
哈达妻子辛娜指，周三英国驻华大使馆人权事务的外交官联系她，告知英国一直关注哈达一家人的人权状况及作出呼吁，英国的人权报告亦有提起。另外，去年8月，英国及美国大使馆人员，前往呼和浩特白塔附近关押丈夫的黑监狱，接待人员承认哈达关在那里，但没让他们见面。该名外交官指出，如果中国到时（12月底）还未释放哈达，英国将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案。此外，外交官透露，曾在记者会向中方提出哈达被关押黑监狱一事。
辛娜说： 他们（英方）不是要见哈达，有时候他们开记者招待会提过这问题，中国政府说是没有什么非法羁押问题，他们提出黑监狱问题，哈达就是在黑监狱，我们亲自去了，然后中国没有回答。
95年12月10日，哈达被公安逮捕，1996年被法院以“分裂罪”及“间谍罪”判处15年徒刑，当局不满他创立“南蒙古民主联盟”，争取南蒙古民主自由权利。此外，他又创办“蒙古少数民族维权协会”及《南蒙古之声》杂志等。哈达在2010年12月10日刑满出狱后，他与妻儿仍被限制自由。妻子辛娜被指控非法经营判刑，判3年缓5年，儿子被指控涉嫌吸毒关押1年多。
另外，被重新收监的鄂尔多斯蒙藏医科学校前校长巴图张加（Batzangaa），狱方拒絶他会见律师。巴图张加妻子白云花表示，丈夫欲申诉案件及处理学校的事情，监狱管理局不让丈夫会见律师，两天前她到有关部门领导查询，他们说要有公正书及委托书才可会见。当局自4月起说可让丈夫会见律师，但一直拖延，至今律师6次被拒与丈夫会面。
白云花说： 4月份就说巴图张加可以见律师，但是到现在还没让见。学校的事和土地相关事，他还未处理完，所以想委托律师处理那些事情，地方官员们一直拖时间不让见。
她又指，15岁女儿因思念父亲患上抑郁症，去年底被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经治疗后康复，但5月再度复发，她对女儿感到忧虑。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指，2009年，巴图张加与妻儿曾到外蒙古寻求政治庇护，但被内蒙古警方指他涉及经济诈骗罪，将他及家人引渡返回内蒙古。
2011年1月27日，巴图张加被指控“挪用特定款物罪”，在鄂尔多斯巿东胜区法院判刑3年缓刑4年执行。缓刑后的巴图张加及家人，自始处于类似监视居住状态，去年4月底被当地法院重新判监3年。
新疆蒙古牧民抗议过度开采破坏生态环境 - RFA
新疆巴州和静县近日宣布，探获潜在经济价值超过1000亿元的矿产资源。当地一批蒙古族牧民，7月21日到镇政府大楼示威，抗议当局过度发展采矿业，令草场和自然环境遭到恶意破坏，示威者中有十多人被捕。
巴州和静县巩乃斯镇一批蒙古族牧民，上周一向镇政府举牌示威，抗议当地过度发展而破坏温泉及生态环境。示威者分别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标语，表达诉求。
标语写上“归还我们绿地”、“归还我们水源”的字句。有牧民表示，草原是蒙古人的母亲，他们的圣地不能被破坏，所有人有义务去保护。
新疆日报报导，新疆地矿局于本月19日在和静县的敦德铁矿，探获大量矿产资源，包括锌150万吨、金50吨，潜在经济价值将超过1000亿元。新疆地矿局局长曾小刚指出，目前已探获铁矿石量13.65亿吨，预料可达20亿吨，会继续积极发展巴州矿业。
受影响的蒙古族牧民不满发展采掘业大大摧毁当地自然生态，又批评当局没有实行任何污染处理方案，令土地无故被开辟，水资源受破坏。在部分蒙古族农村，拓展采矿业更迫令当地牧民放弃自己原有生活方式。
设在海外的内蒙人维权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引述牧民表示，最近有中国旅游公司直接把污染物流入水源，严重影响生态。该牧民更扬言，有必要为宝贵的水资源进行抗争。
和静县国土资源管理局网站证实，自2010年至今发行至少48张采矿许可证，其中13个单位已进行铁矿开采。
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herdsmen-07292014110253.html?encoding=simplified
2014年7月26日星期六
佛陀与苏鲁锭 - 藏传佛教真的摧毁了蒙古民族吗？
佛教自流传进入北方后，到本文提出了一个疑问：藏传佛教真的摧毁了蒙古民族吗？本文作者班布尔汗，原题为《佛陀与苏鲁锭》。
记得小时候，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和其他盟市的寺庙还相当破败，虽然也是文物保护单位，但有关部门并不那么上心，也没有如今天有数以亿计的“善款”支持以返修寺庙重塑金身。烧香拜佛者大多都是老人，青壮年极少，孩子更是没有，“那是封建迷信”的教条还很深入人心。
近年来，大召、席力图召、五塔寺等寺庙已经可以用金碧辉煌来形容了，一到“佛诞节”、“佛灯节”等佛教节日，上灯上香者摩肩接踵，很多父母带着年幼的子女前来，让孩子们在自己示范下履行宗教仪式。
有人说这是文明复兴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封建残余沉渣泛起，有人说这是进步，有人说这是倒退，各种争论从未停息。
面对争论，又有人说，这样的现象该如何评价，不该是现在的事，而要等一段时间，在不那么遥远的将来，回过头来进行分析，才能有些中肯的结论。毕竟，当代人说当代事，身处局中，难免当局者迷，只有当时光将一切沉淀下来后，有了身处局外的可能，才会旁观者清。
这样的说法，就如历史研究一般，后人以后人的眼光看前事，虽然有旁观者的“位置优势”，却也会陷入到以己度人、以今度古的误区，用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形倒推前事，又进入另一个局中而难以自拔。
正如钱大昕所言：“读经易，读史难。读史而谈褒贬易，读史而证同异难”。谈褒贬为何容易？因为可按照自己的感情或者情绪来说话，不需费力；证同异为何难？因为这需要比对不同史料，细致分析历史细节，既要走出历史之局限，又要设身处地的体察历史中的人和事，做到身处局中而置身事外，岂能不难？
藏传佛教给蒙古人带来了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似乎早有定论。无论是学者论断，教科书的编写，还是民间闲谈，都在强调一个事实：藏传佛教几乎摧毁了蒙古民族。
那么，是怎么摧毁的呢？
其一，佛教摧毁了斗志，使得善战的蒙古人陷入衰弱，成为人人可欺的弱者；
其二，佛教使得大批青少年和壮年出家为僧，使得人口萎缩，濒于灭亡；
其三，佛教使得大量物资用于修建寺庙，大量的财富作为供养捐献给寺庙，生产无法发展，社会处于无活力的状态。
而看到清末的蒙古人的状况，这三点都靠得住：清末民初之时，蒙古地区经济极端落后，不仅普通牧民大多陷于赤贫，即使王公贵族，也多有负债累累者。曾经踏破大半个世界的蒙古铁骑早已成为传说，蒙古兵不但不能抵御西方现代化军队，即使面对内部的农民起义军，如太平军、捻军、回民军也往往一败涂地，朝野早有“蒙兵不能战”的共识。尤其是人口，清初时，蒙古人口有2169446人，而在清末则是1715818人，减少了20.9%的，而这是在清朝总人口先后突破一亿、两亿、三亿乃至最后达到“四万万五千万”背景之下。
与之相对的，则是蒙古地区寺庙林立，僧侣占人口比例巨大的现实：外蒙古有寺院2600座，僧侣10万余人，内蒙古有寺庙1800座，僧侣15万余人，平均每旗有寺庙30-40座，僧侣人口占人口比例平均达到30%到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乃至60%。
佛教如此兴盛，而笃信佛教的蒙古民族却如此衰颓。清朝官方的《清朝理藩院档》中也承认:“蒙古之弱，纪纲不立，惟佛教是崇。于是，喇嘛日多，人丁日减，召庙日盛，种类日衰。”
于是，在清末，有识之士无不对佛教大加挞伐，文学家尹湛纳希在他的巨著《青史演义》中，便借助评论历史，对佛教进行抨击，认为“沉迷于玄术,佛教盛行”，便会导致“国政废弛，世道禁锢”乃至“社稷倾覆”。《蒙古风俗鉴》的作者罗布桑却丹更是直斥道:“英雄的宝剑换成了手中的念珠，无畏的勇士变成了跪叩的懦夫，健康的人无谓地向佛像乞求佑护。人人手持念珠诵咒,家家喇嘛念经祈祷，敞开死亡的大门，面朝永不回首的方向。”一些王公贵族也认为，蒙古“贫弱之根，实积于此。急欲图强，非取缔宗教不可”。
如此证据确凿，藏传佛教几乎毁灭蒙古民族的结论还有什么争议吗？
且慢，藏传佛教如果是清朝开始统治蒙古各部时开始传入蒙古，这个结论并无不妥，如果不是，就必须弄清，在清朝之前，藏传佛教给蒙古带来了什么？
元朝时，蒙古皇族大多信仰藏传佛教，但随着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元室北遁而建立北元，佛教很快便远离了蒙古人。恢复了游牧的蒙古各部，重新拾起了原始宗教萨满教，直到二百余年后的1578年，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引入蒙古，蒙古人才与藏传佛教再续前缘。
从1578年佛教传入蒙古，到1759年最后一个蒙古汗国准噶尔汗国被清朝灭亡，这之间又是近二百年，这段时间内，藏传佛教是否使得蒙古人陷入了人口锐减、武力颓废、社会活力大衰的境地呢？
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结果恰恰相反。
从人口而言，因为元明之际的战乱，14世纪末至15世纪末，蒙古人口一度锐减，约有160万左右。1480年，达延汗实现了蒙古本部的“中兴”，大型战乱基本停息，人口开始回升，到1634年，达到200余万，这期间已经有佛教传入的66年，人口并未锐减。1635年漠南蒙古被清朝征服后，漠北喀尔喀蒙古坚持到1691年，漠西卫拉特蒙古更是到1759年方才并入清朝版图，这段时间内，虽然有很多战争，但人口仍在稳步上升，史书中有大量因为人口滋生，牧群繁盛导致牧场不足而贵族发生摩擦乃至内斗的记载。尤其是卫拉特蒙古建立的准噶尔汗国，从其孕育时期起，便全民笃信佛教，但其鼎盛时期，能够达到“控弦近百万人，驮马牛羊遍山谷”的程度。
再说战斗力，藏传佛教传入之后，无论是可以控制各部的北元大汗，还是在某一地区称雄的蒙古首领，都能够对明朝造成很大威胁。扎萨克图图门汗（明朝史籍称为土蛮）、呼图克图林丹汗（明朝史籍称为虎墩兔汗）、内喀尔喀的卓里克图洪巴图鲁（明朝史籍称为炒花）等都是明朝边将谈之色变的“强虏”。清朝征服漠南蒙古，从努尔哈赤的1593年到皇太极的1635年，共用了42年时间，相对于人口、经济、幅员远远高于蒙古的明朝，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683年台湾郑氏投降的39年，抵抗时间之长，不但并不逊色，且犹有过之。准噶尔汗国在立国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多次击败俄罗斯和清朝大军，最后灭亡时，也是抵抗激烈屡仆屡起，乃至于乾隆皇帝不得不下令进行灭绝屠杀，“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雍正皇帝归并青海时，和硕特蒙古起而抵抗，各大寺庙的喇嘛也从军参战，在郭隆寺一战中，数千喇嘛与清军激战，战败后退入山洞，被放火烧死也不投降。此战清军仅腰刀砍缺者就有三四百口，清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将作战经过写成奏折呈递雍正帝，其中便言道：“自三藩平定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雍正帝在朱批中也表示了惊骇：“实属奇事，方闻此等英勇之喇嘛。”
还有社会活力，藏传佛教传入蒙古之后，给蒙古带来的非但不是停滞和落后，反而是进步和发展。在佛教传入之前，因为常年的战乱，社会财富难以积累，知识阶层几乎扫地以尽，莫说平民，即使贵族也大多是文盲，文字几乎失传，历史濒于断裂。而在佛教传入后，形成了脱离战争与生产的知识阶层——僧侣集团，因为笃信佛教，内部的战争一般不会波及寺庙，使得寺庙成为文明的保护地，僧侣们可以安心研究学问。各寺院均设有经学学部、医学学部和时轮学部（即天文学），并有着系统的语言、文字训练，“喇嘛不仅仅是祭司，而且还是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和医生，甚至是世人的心脏和头脑，也是他们的权威人物”。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蒙古语言、文字得以规范和传承：1589年,喀喇沁翻译僧阿尤喜为转写藏语和梵语创造阿利伽利蒙古文；1648年,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创造适合于卫拉特蒙古语语音特点的托忒蒙古文；1686年,喀尔喀蒙古的札那巴斯尔参考藏文和梵文,创造索永布蒙古文。
文字的规范使文化得以发展，蒙古史诗《格斯尔可汗传》、《满都海彻辰夫人传说》等便是在佛教传入后，开始有了手抄本和刻印本，得以传承至今。作为蒙古史重要文献的《蒙古源流》、《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阿拉坦汗传》、《阿萨拉格齐史》、《恒河之流》、《水晶珠》、《金轮千幅》等也都是在佛教传入后，才撰写出来并得到妥善保存，而《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金轮千幅》等史书的作者，本身就是喇嘛。
同时，因为寺庙的特殊地位，使得围绕其产生了一个个市镇，成为商品集散地，贸易得以兴盛。今天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便是因著名寺庙大召的兴建而成为当时漠南蒙古重要的城市，人口最高时达到十万之众，成为明蒙贸易的枢纽。而准噶尔汗国的首都伊犁，也是以大寺院扎尔固寺、海努克寺为中心，形成“人民殷庶，物产饶裕”的“西陲一大都会”。
尤为重要的是，藏传佛教的传入，使得蒙古社会一些陋习得以消弭。例如，萨满教有血肉供神的传统，不但祭天时要宰杀大量牲畜，甚至要以童男、童女为供品，贵族死后，也要进行人殉。曾就有史书记载，佛教传入前，因一个贵族幼儿夭亡，其母亲竟然用一百名儿童殉葬，在屠杀到四十名时，因为民众骚动和一些贵族的抗议才作罢，可想而知其残酷。佛教传入后，以诵经、敬佛、燃香等仪式代替萨满教的祭祀仪式，供佛也采用乳制品，而严禁杀生祭祀，贵族去世请喇嘛诵经49天，一般牧民死诵经7天。还有一种陋习，那便是因为常年战乱和物资短缺，有些地区的萨满教甚至有儿孙杀害年老的父祖，流放体弱的父母的教义，而佛教戒杀生、报四恩的教谕，使得这一陋俗不复出现。
现在，也许可以的得出一个结论，从藏传佛教传入到蒙古不再以国家的形式存在的近两百时间内，文化、人口、尚武精神、社会活力等等并没有衰颓的迹象。
可在清末，蒙古民族确实衰颓了，而且衰颓得触目惊心，原因何在？难道藏传佛教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责任是有的，但只能算“从犯”，或者说，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是谁毁了蒙古民族？
蒙古人在清朝的迅速衰颓，便是多重措施下持之以恒的结果。
首先，是对征服过程中抵抗者的屠杀。
在摧毁北元汗廷，归并漠南蒙古的战争中，察哈尔、土默特、内喀尔喀等部，便遭到极重摧残。察哈尔部原有人口45万人左右，而经过抵抗——失败——复叛——再失败的循环之后，仅剩16929人。土默特部原有人口54万，而皇太极兵临土默特时，下令“烧绝板升”（板升为蒙古语，意为城市），进行焦土政策，末代土默特汗投降清廷时，仅有部众3300人。内喀尔喀五部原有人口10万左右，而在被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攻伐中，先后有三部彻底溃灭，剩余两部归附清廷时不足万人。
雍正时归并青海和硕特蒙古，“余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所杀数十万人，不但幕南无王庭，并无人迹”，青海和硕特原本二十余万的人口，仅剩“壮丁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五名”。而乾隆时灭亡准噶尔汗国，更是进行了“不得不除恶务尽也”的大屠杀，准噶尔蒙古“犯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以至于“厄鲁特（清朝对准噶尔的称呼）种类尽矣”。
其次，是在人口锐减的情况下，实行盟旗制度。
清朝的皇帝虽并非出身纯粹的游牧民族，但非常了解游牧民族战斗力强盛之奥秘，那便是他们能够机动，能够在游牧当中以自己的需要分散、聚合，一旦时机成熟，看似星星点点的牧民们会迅速如滚雪球一样形成势若千均的声威和战斗力。而要让他们不具威胁，便要把他们分散成碎块，并牢固地限制在固定的土地上，使他们不能再机动，不能再联合。于是，蒙古各部按照地域分为内蒙古四十九旗、外蒙古八十六旗、西北蒙古三十四旗、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二十八旗, 共计一百九十九旗，各旗大者数万人，小者不过数千人，分散得如此之碎，也就绝不可能有任何威胁了。
各旗虽然人口很少，但旗内大小官职齐全，同时封授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到一、二、三、四等台吉的世袭爵位，各级爵位的贵族都享有一定的特权。寄生贵族群体庞大，供养他们的部众则人口稀少，部民负担极重，生活长期处于勉强维持温饱的状态。而同时，清廷对各旗划定牧场，严禁越境游牧，“内外札萨克之游牧，各限以界”。
这样一来，使得蒙古牧民抵抗天灾的能力几乎丧失——在游牧时代，遇到雪灾、旱灾时，整个部落是要远距离迁徙，寻找新的牧场，这样便可避过天灾。而一旦画地为牢，天灾来临便只能坐等救济，而一旦救济不及时（以当时的体制也不可能及时），便会出现大规模的死走逃亡。即使没有天灾，长期固定地域放牧也使得草场退化、沙化，畜牧业萎缩，生计日益艰难。在此之上，蒙古各盟旗还要应付不定期的军事征发，无论内外战争，蒙古兵都是要出壮丁参军，征兵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民族。如此，人口的恢复也就难以实现。
再次，便是旅蒙商的官督垄断。
现在因为一系列晋商的影视剧，如《白银谷》《乔家大院》等，山西商人吃苦耐劳，重信重义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考察晋商史，这些倒并非后人美化，但是，在诸多晋商取得了在蒙境经商的特权之后，就形成了在官府庇护下的垄断经营，例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清朝政府发给大盛魁的‘龙票’，不仅是经商执照，实质是一种专利特许证，因为不是每家旅蒙商都能领得到的，而且特别发给极少数几家商号的……‘龙票’是规定放‘印票’帐范围的票照。”
商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天职，有了垄断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又建立在承受官府重税盘剥的基础上（如印子钱、驮子钱、毛包钱等税款以及票礼、节礼、回扣等常规），那自然要巧取豪夺不在话下。其手段不外乎以次充好，劣货贵卖，并发放高利贷。
1844年，法国传教士E·P·苟戈慕游历蒙古时，在鄂尔多斯遇到一位叫姚庆图的商人，在与之交谈时，记录下一番生动的说辞：“您不熟悉蒙古人，他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挽着他们的手臂，答应贷给他们商品。当然，这样买的东西自然要贵百分之三十到四十。难道这不是合理的吗？利息积累起来，并且我们还要利滚利。每年我们都要走遍草原去收利息。蒙古人的债务永远也还不完，因为这些债务还要由其子孙们继续偿还。他们用绵羊、骆驼、马、牛等等来还债。我们用非常便宜的价钱收买这些牲畜，在市场上再高价卖掉。”——以当时的政策，是“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也就是不仅王公贵族，即使普通牧民，其债务在其死后要有所在旗“公还”，即所有人分摊，即使你自己没有借债，也得背上沉重的负担，这才有“晋商重利盘算，牛羊驼马率以抵收欠帐，搜括将空，万骑千群，长驱入塞，以致蒙古生计颇艰，贫瘠日甚”的情形。
有了上述三者之后，便是对藏传佛教的极力推崇了。
清廷深知“蒙地喇嘛教势力至为普遍，一般生活习尚。如婚丧疾疫，以及思想行为，莫不受其支配。全体人民，上自王公台吉，下至编户平民，莫不虚心供奉”。因此必须予以厚待，才能避免以佛教为号召的反抗，这即所谓“建庙一座，胜养兵十万”。于是，不但大力修建寺庙，且对寺庙及僧侣赋予免税、免徭役、免兵役等特权，对宗教上层进行政策性收买。宗教信仰自然要有宗教场所，但场所的兴建若是在自然发展的情况下，应是在信众能够承担的基础上，而清廷的行政参与，使得寺庙的数量远远超
过了蒙古各旗所能承担的范围。有寺庙便要有僧人，而出家为僧又有如此之多的好处，众多青壮年进入寺庙为喇嘛便成为摆脱贫困生活与征发差役的最好选择。
这就如要让火药爆炸，仅仅将硫磺、硝石、木炭按照比例混合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根引线将之引燃。因为战争对人口的消灭可算是“硫磺”，盟旗制度的固步自封可算是“硝石”，旅蒙商的垄断盘剥则是“木炭”，最后再加上大力推崇佛教这根引线，一场全面衰颓的爆炸也就不可避免。人们在清末看到的蒙古触目惊心现实，便是爆炸之后的断壁残垣。
记得小时候，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和其他盟市的寺庙还相当破败，虽然也是文物保护单位，但有关部门并不那么上心，也没有如今天有数以亿计的“善款”支持以返修寺庙重塑金身。烧香拜佛者大多都是老人，青壮年极少，孩子更是没有，“那是封建迷信”的教条还很深入人心。
近年来，大召、席力图召、五塔寺等寺庙已经可以用金碧辉煌来形容了，一到“佛诞节”、“佛灯节”等佛教节日，上灯上香者摩肩接踵，很多父母带着年幼的子女前来，让孩子们在自己示范下履行宗教仪式。
有人说这是文明复兴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封建残余沉渣泛起，有人说这是进步，有人说这是倒退，各种争论从未停息。
面对争论，又有人说，这样的现象该如何评价，不该是现在的事，而要等一段时间，在不那么遥远的将来，回过头来进行分析，才能有些中肯的结论。毕竟，当代人说当代事，身处局中，难免当局者迷，只有当时光将一切沉淀下来后，有了身处局外的可能，才会旁观者清。
这样的说法，就如历史研究一般，后人以后人的眼光看前事，虽然有旁观者的“位置优势”，却也会陷入到以己度人、以今度古的误区，用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形倒推前事，又进入另一个局中而难以自拔。
正如钱大昕所言：“读经易，读史难。读史而谈褒贬易，读史而证同异难”。谈褒贬为何容易？因为可按照自己的感情或者情绪来说话，不需费力；证同异为何难？因为这需要比对不同史料，细致分析历史细节，既要走出历史之局限，又要设身处地的体察历史中的人和事，做到身处局中而置身事外，岂能不难？
藏传佛教给蒙古人带来了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似乎早有定论。无论是学者论断，教科书的编写，还是民间闲谈，都在强调一个事实：藏传佛教几乎摧毁了蒙古民族。
那么，是怎么摧毁的呢？
其一，佛教摧毁了斗志，使得善战的蒙古人陷入衰弱，成为人人可欺的弱者；
其二，佛教使得大批青少年和壮年出家为僧，使得人口萎缩，濒于灭亡；
其三，佛教使得大量物资用于修建寺庙，大量的财富作为供养捐献给寺庙，生产无法发展，社会处于无活力的状态。
而看到清末的蒙古人的状况，这三点都靠得住：清末民初之时，蒙古地区经济极端落后，不仅普通牧民大多陷于赤贫，即使王公贵族，也多有负债累累者。曾经踏破大半个世界的蒙古铁骑早已成为传说，蒙古兵不但不能抵御西方现代化军队，即使面对内部的农民起义军，如太平军、捻军、回民军也往往一败涂地，朝野早有“蒙兵不能战”的共识。尤其是人口，清初时，蒙古人口有2169446人，而在清末则是1715818人，减少了20.9%的，而这是在清朝总人口先后突破一亿、两亿、三亿乃至最后达到“四万万五千万”背景之下。
与之相对的，则是蒙古地区寺庙林立，僧侣占人口比例巨大的现实：外蒙古有寺院2600座，僧侣10万余人，内蒙古有寺庙1800座，僧侣15万余人，平均每旗有寺庙30-40座，僧侣人口占人口比例平均达到30%到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乃至60%。
佛教如此兴盛，而笃信佛教的蒙古民族却如此衰颓。清朝官方的《清朝理藩院档》中也承认:“蒙古之弱，纪纲不立，惟佛教是崇。于是，喇嘛日多，人丁日减，召庙日盛，种类日衰。”
于是，在清末，有识之士无不对佛教大加挞伐，文学家尹湛纳希在他的巨著《青史演义》中，便借助评论历史，对佛教进行抨击，认为“沉迷于玄术,佛教盛行”，便会导致“国政废弛，世道禁锢”乃至“社稷倾覆”。《蒙古风俗鉴》的作者罗布桑却丹更是直斥道:“英雄的宝剑换成了手中的念珠，无畏的勇士变成了跪叩的懦夫，健康的人无谓地向佛像乞求佑护。人人手持念珠诵咒,家家喇嘛念经祈祷，敞开死亡的大门，面朝永不回首的方向。”一些王公贵族也认为，蒙古“贫弱之根，实积于此。急欲图强，非取缔宗教不可”。
如此证据确凿，藏传佛教几乎毁灭蒙古民族的结论还有什么争议吗？
且慢，藏传佛教如果是清朝开始统治蒙古各部时开始传入蒙古，这个结论并无不妥，如果不是，就必须弄清，在清朝之前，藏传佛教给蒙古带来了什么？
元朝时，蒙古皇族大多信仰藏传佛教，但随着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元室北遁而建立北元，佛教很快便远离了蒙古人。恢复了游牧的蒙古各部，重新拾起了原始宗教萨满教，直到二百余年后的1578年，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引入蒙古，蒙古人才与藏传佛教再续前缘。
从1578年佛教传入蒙古，到1759年最后一个蒙古汗国准噶尔汗国被清朝灭亡，这之间又是近二百年，这段时间内，藏传佛教是否使得蒙古人陷入了人口锐减、武力颓废、社会活力大衰的境地呢？
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结果恰恰相反。
从人口而言，因为元明之际的战乱，14世纪末至15世纪末，蒙古人口一度锐减，约有160万左右。1480年，达延汗实现了蒙古本部的“中兴”，大型战乱基本停息，人口开始回升，到1634年，达到200余万，这期间已经有佛教传入的66年，人口并未锐减。1635年漠南蒙古被清朝征服后，漠北喀尔喀蒙古坚持到1691年，漠西卫拉特蒙古更是到1759年方才并入清朝版图，这段时间内，虽然有很多战争，但人口仍在稳步上升，史书中有大量因为人口滋生，牧群繁盛导致牧场不足而贵族发生摩擦乃至内斗的记载。尤其是卫拉特蒙古建立的准噶尔汗国，从其孕育时期起，便全民笃信佛教，但其鼎盛时期，能够达到“控弦近百万人，驮马牛羊遍山谷”的程度。
再说战斗力，藏传佛教传入之后，无论是可以控制各部的北元大汗，还是在某一地区称雄的蒙古首领，都能够对明朝造成很大威胁。扎萨克图图门汗（明朝史籍称为土蛮）、呼图克图林丹汗（明朝史籍称为虎墩兔汗）、内喀尔喀的卓里克图洪巴图鲁（明朝史籍称为炒花）等都是明朝边将谈之色变的“强虏”。清朝征服漠南蒙古，从努尔哈赤的1593年到皇太极的1635年，共用了42年时间，相对于人口、经济、幅员远远高于蒙古的明朝，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683年台湾郑氏投降的39年，抵抗时间之长，不但并不逊色，且犹有过之。准噶尔汗国在立国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多次击败俄罗斯和清朝大军，最后灭亡时，也是抵抗激烈屡仆屡起，乃至于乾隆皇帝不得不下令进行灭绝屠杀，“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雍正皇帝归并青海时，和硕特蒙古起而抵抗，各大寺庙的喇嘛也从军参战，在郭隆寺一战中，数千喇嘛与清军激战，战败后退入山洞，被放火烧死也不投降。此战清军仅腰刀砍缺者就有三四百口，清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将作战经过写成奏折呈递雍正帝，其中便言道：“自三藩平定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雍正帝在朱批中也表示了惊骇：“实属奇事，方闻此等英勇之喇嘛。”
还有社会活力，藏传佛教传入蒙古之后，给蒙古带来的非但不是停滞和落后，反而是进步和发展。在佛教传入之前，因为常年的战乱，社会财富难以积累，知识阶层几乎扫地以尽，莫说平民，即使贵族也大多是文盲，文字几乎失传，历史濒于断裂。而在佛教传入后，形成了脱离战争与生产的知识阶层——僧侣集团，因为笃信佛教，内部的战争一般不会波及寺庙，使得寺庙成为文明的保护地，僧侣们可以安心研究学问。各寺院均设有经学学部、医学学部和时轮学部（即天文学），并有着系统的语言、文字训练，“喇嘛不仅仅是祭司，而且还是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和医生，甚至是世人的心脏和头脑，也是他们的权威人物”。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蒙古语言、文字得以规范和传承：1589年,喀喇沁翻译僧阿尤喜为转写藏语和梵语创造阿利伽利蒙古文；1648年,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创造适合于卫拉特蒙古语语音特点的托忒蒙古文；1686年,喀尔喀蒙古的札那巴斯尔参考藏文和梵文,创造索永布蒙古文。
文字的规范使文化得以发展，蒙古史诗《格斯尔可汗传》、《满都海彻辰夫人传说》等便是在佛教传入后，开始有了手抄本和刻印本，得以传承至今。作为蒙古史重要文献的《蒙古源流》、《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阿拉坦汗传》、《阿萨拉格齐史》、《恒河之流》、《水晶珠》、《金轮千幅》等也都是在佛教传入后，才撰写出来并得到妥善保存，而《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金轮千幅》等史书的作者，本身就是喇嘛。
同时，因为寺庙的特殊地位，使得围绕其产生了一个个市镇，成为商品集散地，贸易得以兴盛。今天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便是因著名寺庙大召的兴建而成为当时漠南蒙古重要的城市，人口最高时达到十万之众，成为明蒙贸易的枢纽。而准噶尔汗国的首都伊犁，也是以大寺院扎尔固寺、海努克寺为中心，形成“人民殷庶，物产饶裕”的“西陲一大都会”。
尤为重要的是，藏传佛教的传入，使得蒙古社会一些陋习得以消弭。例如，萨满教有血肉供神的传统，不但祭天时要宰杀大量牲畜，甚至要以童男、童女为供品，贵族死后，也要进行人殉。曾就有史书记载，佛教传入前，因一个贵族幼儿夭亡，其母亲竟然用一百名儿童殉葬，在屠杀到四十名时，因为民众骚动和一些贵族的抗议才作罢，可想而知其残酷。佛教传入后，以诵经、敬佛、燃香等仪式代替萨满教的祭祀仪式，供佛也采用乳制品，而严禁杀生祭祀，贵族去世请喇嘛诵经49天，一般牧民死诵经7天。还有一种陋习，那便是因为常年战乱和物资短缺，有些地区的萨满教甚至有儿孙杀害年老的父祖，流放体弱的父母的教义，而佛教戒杀生、报四恩的教谕，使得这一陋俗不复出现。
现在，也许可以的得出一个结论，从藏传佛教传入到蒙古不再以国家的形式存在的近两百时间内，文化、人口、尚武精神、社会活力等等并没有衰颓的迹象。
可在清末，蒙古民族确实衰颓了，而且衰颓得触目惊心，原因何在？难道藏传佛教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责任是有的，但只能算“从犯”，或者说，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是谁毁了蒙古民族？
蒙古人在清朝的迅速衰颓，便是多重措施下持之以恒的结果。
首先，是对征服过程中抵抗者的屠杀。
在摧毁北元汗廷，归并漠南蒙古的战争中，察哈尔、土默特、内喀尔喀等部，便遭到极重摧残。察哈尔部原有人口45万人左右，而经过抵抗——失败——复叛——再失败的循环之后，仅剩16929人。土默特部原有人口54万，而皇太极兵临土默特时，下令“烧绝板升”（板升为蒙古语，意为城市），进行焦土政策，末代土默特汗投降清廷时，仅有部众3300人。内喀尔喀五部原有人口10万左右，而在被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攻伐中，先后有三部彻底溃灭，剩余两部归附清廷时不足万人。
雍正时归并青海和硕特蒙古，“余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所杀数十万人，不但幕南无王庭，并无人迹”，青海和硕特原本二十余万的人口，仅剩“壮丁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五名”。而乾隆时灭亡准噶尔汗国，更是进行了“不得不除恶务尽也”的大屠杀，准噶尔蒙古“犯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以至于“厄鲁特（清朝对准噶尔的称呼）种类尽矣”。
其次，是在人口锐减的情况下，实行盟旗制度。
清朝的皇帝虽并非出身纯粹的游牧民族，但非常了解游牧民族战斗力强盛之奥秘，那便是他们能够机动，能够在游牧当中以自己的需要分散、聚合，一旦时机成熟，看似星星点点的牧民们会迅速如滚雪球一样形成势若千均的声威和战斗力。而要让他们不具威胁，便要把他们分散成碎块，并牢固地限制在固定的土地上，使他们不能再机动，不能再联合。于是，蒙古各部按照地域分为内蒙古四十九旗、外蒙古八十六旗、西北蒙古三十四旗、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二十八旗, 共计一百九十九旗，各旗大者数万人，小者不过数千人，分散得如此之碎，也就绝不可能有任何威胁了。
各旗虽然人口很少，但旗内大小官职齐全，同时封授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到一、二、三、四等台吉的世袭爵位，各级爵位的贵族都享有一定的特权。寄生贵族群体庞大，供养他们的部众则人口稀少，部民负担极重，生活长期处于勉强维持温饱的状态。而同时，清廷对各旗划定牧场，严禁越境游牧，“内外札萨克之游牧，各限以界”。
这样一来，使得蒙古牧民抵抗天灾的能力几乎丧失——在游牧时代，遇到雪灾、旱灾时，整个部落是要远距离迁徙，寻找新的牧场，这样便可避过天灾。而一旦画地为牢，天灾来临便只能坐等救济，而一旦救济不及时（以当时的体制也不可能及时），便会出现大规模的死走逃亡。即使没有天灾，长期固定地域放牧也使得草场退化、沙化，畜牧业萎缩，生计日益艰难。在此之上，蒙古各盟旗还要应付不定期的军事征发，无论内外战争，蒙古兵都是要出壮丁参军，征兵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民族。如此，人口的恢复也就难以实现。
再次，便是旅蒙商的官督垄断。
现在因为一系列晋商的影视剧，如《白银谷》《乔家大院》等，山西商人吃苦耐劳，重信重义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考察晋商史，这些倒并非后人美化，但是，在诸多晋商取得了在蒙境经商的特权之后，就形成了在官府庇护下的垄断经营，例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清朝政府发给大盛魁的‘龙票’，不仅是经商执照，实质是一种专利特许证，因为不是每家旅蒙商都能领得到的，而且特别发给极少数几家商号的……‘龙票’是规定放‘印票’帐范围的票照。”
商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天职，有了垄断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又建立在承受官府重税盘剥的基础上（如印子钱、驮子钱、毛包钱等税款以及票礼、节礼、回扣等常规），那自然要巧取豪夺不在话下。其手段不外乎以次充好，劣货贵卖，并发放高利贷。
1844年，法国传教士E·P·苟戈慕游历蒙古时，在鄂尔多斯遇到一位叫姚庆图的商人，在与之交谈时，记录下一番生动的说辞：“您不熟悉蒙古人，他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挽着他们的手臂，答应贷给他们商品。当然，这样买的东西自然要贵百分之三十到四十。难道这不是合理的吗？利息积累起来，并且我们还要利滚利。每年我们都要走遍草原去收利息。蒙古人的债务永远也还不完，因为这些债务还要由其子孙们继续偿还。他们用绵羊、骆驼、马、牛等等来还债。我们用非常便宜的价钱收买这些牲畜，在市场上再高价卖掉。”——以当时的政策，是“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也就是不仅王公贵族，即使普通牧民，其债务在其死后要有所在旗“公还”，即所有人分摊，即使你自己没有借债，也得背上沉重的负担，这才有“晋商重利盘算，牛羊驼马率以抵收欠帐，搜括将空，万骑千群，长驱入塞，以致蒙古生计颇艰，贫瘠日甚”的情形。
有了上述三者之后，便是对藏传佛教的极力推崇了。
清廷深知“蒙地喇嘛教势力至为普遍，一般生活习尚。如婚丧疾疫，以及思想行为，莫不受其支配。全体人民，上自王公台吉，下至编户平民，莫不虚心供奉”。因此必须予以厚待，才能避免以佛教为号召的反抗，这即所谓“建庙一座，胜养兵十万”。于是，不但大力修建寺庙，且对寺庙及僧侣赋予免税、免徭役、免兵役等特权，对宗教上层进行政策性收买。宗教信仰自然要有宗教场所，但场所的兴建若是在自然发展的情况下，应是在信众能够承担的基础上，而清廷的行政参与，使得寺庙的数量远远超
过了蒙古各旗所能承担的范围。有寺庙便要有僧人，而出家为僧又有如此之多的好处，众多青壮年进入寺庙为喇嘛便成为摆脱贫困生活与征发差役的最好选择。
这就如要让火药爆炸，仅仅将硫磺、硝石、木炭按照比例混合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根引线将之引燃。因为战争对人口的消灭可算是“硫磺”，盟旗制度的固步自封可算是“硝石”，旅蒙商的垄断盘剥则是“木炭”，最后再加上大力推崇佛教这根引线，一场全面衰颓的爆炸也就不可避免。人们在清末看到的蒙古触目惊心现实，便是爆炸之后的断壁残垣。
蒙古骆驼神
在这幅绢画上，描绘着一峰正在奔跑的骆驼。在骆驼背上，有一位神勇可怖的神人：他有三只眼，右手持一道尖头令牌，左手持法器，蓬发直竖，飘带飞舞，祥云缭绕在骆驼与神人背后。这位骑骆驼的神人，就是草原上传说中的蒙古骆驼神。
在蒙古草原和沙漠地区，牧人们对骆驼神十分崇拜，相信他可以保佑牧场丰润，保佑牧民旅途平安。在这种风俗影响下，蒙古人善待骆驼并十分尊敬骆驼。在蒙古人的古老风俗中，不允许在骆驼的棚圈便溺、不许食驼肉，等到骆驼步入老年再无力驮物干活时，蒙古人就把骆驼放生回到沙漠或草原上。
这幅神奇的蒙古骆驼神绢画，绘画技术十分高超，给人以骆驼飞奔、神人气势磅礴的威猛与运动感，反映了草原上的牧人们对骆驼敬畏的心理。在古代绢画中，是十分罕见的艺术珍品。
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蒙古包棚户区改造工程招标
和BURD蒙古包棚户区改造有限公司与中国杭萧钢构公司与亚洲中心建设有限公司拟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暂定26亿元中国币。
据合同，建设工程为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蒙古包棚户区改造钢结构住宅，该项目位于乌兰巴托市巴音珠日和区第13、14分区。工程内容包括工程设计、土建工程、钢结构工程、墙体工程、门窗工程、装饰装俢工程及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建筑面积为60万平方米，建筑层数为26层。此外，工程具体工期分批确定，分批建造。确认开工后，各批次现场有效施工期14个月竣工，各年度5月1日以前开工的工程，需在2个年度内竣工。首批1、2、3、7、8号楼需于2015年10月末前竣工。
蒙古国的房地产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老百姓对大众公寓的刚需及新出现的富足人群对高档住宅的渴望，均展示出蒙古房地产市场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在乌兰巴托市，已有部分韩国、日本和中国企业参与楼盘开发。
日本与蒙古达成经济合作协定基本协议 - BBC
日本与蒙古两国周二（7月22日）达成了缔结经济合作协定（EPA）的基本协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二傍晚与访日的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尓吉在东京会谈后签署并发表了有关内容的《联合声明》。
日蒙谈判缔结经济合作协定从2012年6月开始共计7次，这次是7月19日在东京举行非正式谈判中基本达成协议后，由两首脑最终确认。预计今后将动手正式缔结。
日蒙达成协议的关键是日本向蒙古出口的新、旧汽车贸易最终达成蒙古10年内废除5%关税的协议，而蒙古提出日本废除进口蒙古牛肉关税的要求，最终以日本降低关税敲定。
日蒙即将缔结的经济合作协议是日本继7月8日与澳大利亚签署经济合作协议以来第15个缔结国协议，对蒙古来说是首次缔结此类协议。
东亚难得的亲切国
日蒙建交在1972年，当时的蒙古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日蒙没有历史和领土问题纠纷，并随着1990年蒙古开始民主化，日蒙经济关系和感情都有飞跃发展。
日本向蒙古提供海外经济援助包括无偿资金、低息贷款和蒙古需求的技术援助，到前年为止总额约2165亿日元（约21亿美元）。10年前蒙古国立大学实施的民意调查显示，9成蒙古人喜欢日本，使蒙古成为日本在东亚倍感亲切的国家。
一般日本人对蒙古印象最深的，显然是他们的国技－大相扑。近年不仅有数十名蒙古人大力士，而且由蒙古大力士占据着大相扑最崇高的横纲地位，从而突出的蒙古人身心强大形象。
对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来说，近年蒙古丰富的矿物资源也令日本越来越重视日蒙关系，尤其是前几年中国以停止对日出口稀土作为变相经济制裁日本的手段时，蒙古率先与日本合作开发蒙古稀土矿产，令日本感到雪中送炭的友情。
日本对蒙古的贸易是压倒性顺差。以去年为例，日本出口蒙古旧车为主的贸易额高达293亿日元（约2.9亿美元）、蒙古出口日本矿产和纤维等为主的贸易额只有18.6亿日元（约1840万美元）。
而最近，与朝鲜有外交关系的蒙古，更对正谋求与朝鲜解决绑架问题的日本有外交价值。据《朝日新闻》周二报道，这次日蒙达成缔结经济合作协定的基本协议，就存在日本希望蒙古协助游说朝鲜，真正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二傍晚与访日的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尓吉在东京会谈后签署并发表了有关内容的《联合声明》。
日蒙谈判缔结经济合作协定从2012年6月开始共计7次，这次是7月19日在东京举行非正式谈判中基本达成协议后，由两首脑最终确认。预计今后将动手正式缔结。
日蒙达成协议的关键是日本向蒙古出口的新、旧汽车贸易最终达成蒙古10年内废除5%关税的协议，而蒙古提出日本废除进口蒙古牛肉关税的要求，最终以日本降低关税敲定。
日蒙即将缔结的经济合作协议是日本继7月8日与澳大利亚签署经济合作协议以来第15个缔结国协议，对蒙古来说是首次缔结此类协议。
东亚难得的亲切国
日蒙建交在1972年，当时的蒙古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日蒙没有历史和领土问题纠纷，并随着1990年蒙古开始民主化，日蒙经济关系和感情都有飞跃发展。
日本向蒙古提供海外经济援助包括无偿资金、低息贷款和蒙古需求的技术援助，到前年为止总额约2165亿日元（约21亿美元）。10年前蒙古国立大学实施的民意调查显示，9成蒙古人喜欢日本，使蒙古成为日本在东亚倍感亲切的国家。
一般日本人对蒙古印象最深的，显然是他们的国技－大相扑。近年不仅有数十名蒙古人大力士，而且由蒙古大力士占据着大相扑最崇高的横纲地位，从而突出的蒙古人身心强大形象。
对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来说，近年蒙古丰富的矿物资源也令日本越来越重视日蒙关系，尤其是前几年中国以停止对日出口稀土作为变相经济制裁日本的手段时，蒙古率先与日本合作开发蒙古稀土矿产，令日本感到雪中送炭的友情。
日本对蒙古的贸易是压倒性顺差。以去年为例，日本出口蒙古旧车为主的贸易额高达293亿日元（约2.9亿美元）、蒙古出口日本矿产和纤维等为主的贸易额只有18.6亿日元（约1840万美元）。
而最近，与朝鲜有外交关系的蒙古，更对正谋求与朝鲜解决绑架问题的日本有外交价值。据《朝日新闻》周二报道，这次日蒙达成缔结经济合作协定的基本协议，就存在日本希望蒙古协助游说朝鲜，真正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
2014年7月25日星期五
驻京英美大使馆关切哈达一家被严重迫害 /王宁
新娜向记者吐露了这一消息，新娜说：“她（英外交官）认为我们一家的案子太残酷了.”
另据新娜说，一位路透社驻华记者在一次有副外长出席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中国外交高层承认哈达仍在被关押状态，因为是4年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期限到2014年12月10日止。说今年12月10日要放哈达的。但是，新娜认为即便是今年12月释放了哈达，其实也就是从白塔那个黑监狱搬到家里这种新型的监狱，“他们照样会24小时监管我们，我们还是没有自由的。”
图片：自从2010年12月中旬开始，哈达就一直被秘密关押在此处。至少有一个连的兵力全副武装的住在那里监控着一个近60岁且全身是病的老年人。照片中有蓝色瓦房顶的两座楼房就是关押哈达的地下黑监狱，前面大楼房是内蒙古公安厅国保秘密中心，后面那座小一些的楼就是哈达这四年来的“家”。楼侧面低处有似乎水的映像，其实那是有机蔬菜塑料大棚，是专供公安厅厅长等高官的免费高质无水土污染但有空气污染的特别菜。具体位置是：呼和浩特东郊白塔内蒙古第四医院东南角处。哈达“家”的右侧是内蒙古金叶实业集团生态科技园的牌子。 读者供图
驻京英美大使馆关切哈达一家被严重迫害/王宁
被誉为（内）南蒙古的民族英雄和蒙古人的曼德拉- 哈达先生是被当局以相当于文革时期的“现行反革命”罪即 “颠覆政权”等罪名给投入大牢15年，他本应该在2010年12月10日刑期结束，但是哈达先生至今仍处于被失踪状态，因为官方不给出任何信息来说明哈达近两年来所居住的具体地址。哈达在坐15年的政治犯监狱时，官方会给出他所被监禁的监狱的名称和地址，而15徒刑完了，却倒没有哈达的官方信息了。
据哈达的家人证实，他刑期到后就被由赤峰监狱强行转移到了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附近的一处黑监狱关押至今，期间他还被押往南蒙古东部的宁城和赤峰一带。
哈达把中国的牢底坐穿之前在狱里被允许每个月获得亲人探视的机会，但是2010年12月10日15年徒刑结束之后倒没有定期接见亲属的机会了。不但如此，在哈达坐穿（2010年12月10日）“伟大光荣正确”领导的牢狱的时候，他的妻子新娜和孩子威勒斯却被失踪，后来她们娘俩被当局非法拘禁超过一年。全家三口被分别非法拘禁或者被24小时监管居住至今天，而且被强迫各在一方。因为哈达一家是蒙古族，所以哈达以及他的家庭所受到的政治迫害要比其他汉人异议人士被迫害要严重很多。内蒙古人民一直以来坚定支持蒙古人的自治权利，就如同西藏和新疆一样，所以藏族和维族的异议人士被抓后均遭受到非常重的刑罚或者死刑。最近一个时期，当局用所谓的 “反恐”的名义公开大量屠杀维吾尔人。用一贯的血腥专制的思维来说他们（当局）自己最伟大光荣正确。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4/07/201407250029.shtml#.U9MqjrHLoqI
2014年7月24日星期四
新疆蒙古族牧民举牌抗议温泉遭破坏多人被抓 - RFA
新疆和静县巩乃斯镇阿尔先村的众多村民，星期一到镇政府外举牌抗议，要求当局停止破坏温泉等自然生态。抗议者在政府大楼外高举用蒙、汉两种文字表达的诉求。与当地保持联系的蒙族青年乌力吉周四告诉本台，阿尔先村的温泉，远近闻名，汉族人的工程项目污染环境，而受到牧民反抗：“和静县的温泉村那里有一个温泉，蒙族人的温泉，是汉人破坏了，所以产生了很多矛盾，。而且温泉周边的草原也被破坏了，所以牧民去镇政府抗议”。
蒙古族牧民在网上发帖求助称，阿尔先温泉遭破坏，我们的圣地决不能被破坏，。草原是我们蒙古人的母亲，我们有义务保护我们的母亲，请不要随意破坏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恩惠。 请各界热爱大自然的朋友们一起转起来吧！金不换的灵魂，一颗维护大自然的心。蒙古牧民到政府大楼前举牌示威，反对草场和自然环境，遭到恶意破坏。
乌力吉对记者说，当地村长及村民受到政府官员威胁，不敢接受记者采访，。目前已有多人因抗议被抓:“为了保护自己的草原，去镇政府抗议，但是抗议的时候，警察来了，抓走几个人”。
记者：这是几号发生的？
回答：好像是21号发生的事情，。他们的嘎查达（村长）好像不行（害怕），他说上面有指示，说不要接受外面人采访。嘎查达的说法不一定是真实的，我帮你找牧民电话号码，都是蒙族牧民，当地是蒙族聚集区
记者周四多次致电和静县政府办公室、巩乃斯镇政府办公室，但都无人接听，而当地114查号台提供的派出所电话，显示没有这个号码。
据介绍，巩乃斯乡位于新疆和静县西北天山中段林区，面积2277平方公里，其中草原面积8.29万公顷，森林面积7.9万顷。蒙古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99%。全乡牧民人均收入仅为一千多元，是经济基础薄弱的纯牧业乡。
但是，当地有美丽的风景，去年入围“2013年中国美丽田园风光”。记者在网上查到，新疆阿尔先旅游服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正在进行“阿尔先温泉旅游开发建设项目”，内容包括：新建五星级宾馆，洗浴康疗服务中心、漂流等。该项目报告称，工程的完成对阿尔先温泉资源优势体现、生态环境保护等，都有积极的作用。项目总投资一千七百多万元。记者本周四，十多次致电该公司负责环境评估的任庆昶，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而开发商委托对该项目进行环境评估的北京中咨华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联系人张辉则对记者说：“目前他们的环境评估已经做完，还没有审批，正在走上报程序”。
记者：要等待哪里审批？
回答：，新疆环保厅审批。
记者：当地牧民两天前在抗议温泉工程，破坏了当地的生态。
回答：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他们业主那边怎么弄，你可以直接联系他们建设单位，包括他们有没有施工。
记者：牧民好像对这件事情不满，前两天举牌抗议，说自然环境遭到恶意破坏。
回答：你去直接问他们业主。
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的妻子新娜对记者说：“我也在网上看到新疆蒙古族同胞举牌抗议的照片，文字大部分是用蒙语写的，看完以后我很伤感。多年来，这种情况一直很多，但这一次特殊性是温泉，温泉在蒙族人的眼里是‘风水之地’，温泉将遭破坏时，他们必然要愤怒、必然要反抗。所以他们要呼吁，圣地不能被破坏，草原是蒙古人的母亲，我们有义务保护我们的草原”。
新娜还说，近三十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一直受到利益集团的掠夺和破坏，希望国际社会关注：“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受益的大多数是外来的利益集团，而我们少数民族则是真正的受害者。各级官员在这种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大多是无能为力的，有的甚至成了利益的共同体。现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草原、呼伦贝尔草原都遭到开发，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希望国际社会关注”。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林迪/吴晶）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ql1-07242014104720.html
东西方文化在蒙古国家很融合
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你会看到身穿蒙古袍与西服的青年男女相拥而坐，现代化建筑与蒙古包相邻而居，马头琴与交响乐队同台演奏，劳斯莱斯与嘎斯69相向而行，在餐厅里，你点你的咖啡，我要我的奶茶。俄罗斯以及西方的生活方式与蒙古国的本土文化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平衡，和谐共生，充分体现了蒙古人对东西方文化的包容和理解。
苏联改变蒙古人生活方式
从蒙古宣布“独立”到苏联解体，苏联对蒙古的“统治”长达70多年，在文化教育方面，废除蒙古文字，改用基里尔字母，改变蒙古的原有习俗。那时，蒙古国立大学的课程都用俄语授课。教材和参考书大部分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有前途的年轻人全部去莫斯科深造。
苏联同化蒙古的结果，就是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完全移植到蒙古人的生活当中。在蒙古，即使是吃蒙餐，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桌子上始终摆放着刀叉和勺子，人们吃饭发出的声音也很小。在机关工作的男男女女，无论年纪多大，男人西装领带皮鞋，女人西服套裙高筒靴，十分洋气时髦。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季，面对零下近40摄氏度的低温，蒙古女人在貂皮帽子和裘皮大衣里面，仍然穿着薄呢裙和高筒靴。
蒙古人和俄罗斯人一样，喜欢夏天到郊外度假，在自己的小别墅里招待朋友。客人赴宴时，伏特加、红酒、巧克力和鲜花是常带的礼物。朋友相聚时，哪怕没有菜，也是一口酒，一口饮料，喝得不亦乐乎。蒙古人听音乐会或参加晚会时，都会将衣服寄存在衣帽间，同行的男士会主动帮助女士脱衣开门，尽显绅士风度。
美国改变蒙古人意识形态
苏联解体后，蒙古出现权力真空和文化盲点。摆脱了苏联的束缚，蒙古人开始全盘接受西化，美国倡导的民主自由思潮趁机大举进入蒙古，掀起了蒙古的民主运动和街头政治。作为游牧民族，蒙古人十分崇拜自由和开放，这为美国推行的自由民主战略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很快，蒙古人就学会了示威游行，民主自由成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和不二选择。现在执政的蒙古民主党就是那时成立的，虽然经过多次的分化组合，但是重要成员仍是那时的街头运动的骨干和精英，现任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就是从街头革命中走出来的。美国在全球推行的民主自由的幌子的确十分厉害，蒙古修改了宪法，举行全民直接选举，政党林立，利益集团掌控着国家经济命脉。各政党为了自身利益组织各种游行示威，今天抗议这个，明天反对那个。新闻自由了，媒体开放了，人人可以发声攻击，个个可以表达不满。现在蒙古已经尝到苦头，党派斗争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
政府大力提倡恢复传统风俗
近年来，外来文化，特别是境外宗教对蒙古渗透很厉害。蒙古年轻人信仰基督教的人逐年增多，蒙古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因此，蒙古政府为保障文化安全和国家独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文化上，恢复老蒙文，在中小学校开设老蒙文课;每年举办大型祭山活动;将马头琴和呼麦申遗。在宗教上，扶持藏传佛教，将哲布尊丹巴奉为蒙古宗教领袖，限制外来宗教在蒙传播。在民风民俗上，大力提倡传统风俗，在春节及重大节假日时，穿着蒙古袍;遵守先辈们留下的礼仪和规矩等。可以说，蒙古政府的做法，收到了一些实效。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滋生了民族主义思潮，排外仇外的民族激进组织开始出现，严重影响了蒙古的国际形象。游牧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组成部分，正在被现代文明包围和同化。自古以来，蒙古人就知道三点最稳定，所以才搞出来“第三邻国战略”。在东西方文化的挤压下，蒙古传统文化正在恢复和壮大，努力寻求最佳平衡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韩剧、韩餐、韩语和韩国商品充斥着蒙古的大街小巷，估计蒙古社会有向韩化发展的趋势，蒙古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无奈和纠结，又会怎样呢?
苏联改变蒙古人生活方式
从蒙古宣布“独立”到苏联解体，苏联对蒙古的“统治”长达70多年，在文化教育方面，废除蒙古文字，改用基里尔字母，改变蒙古的原有习俗。那时，蒙古国立大学的课程都用俄语授课。教材和参考书大部分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有前途的年轻人全部去莫斯科深造。
苏联同化蒙古的结果，就是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完全移植到蒙古人的生活当中。在蒙古，即使是吃蒙餐，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桌子上始终摆放着刀叉和勺子，人们吃饭发出的声音也很小。在机关工作的男男女女，无论年纪多大，男人西装领带皮鞋，女人西服套裙高筒靴，十分洋气时髦。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季，面对零下近40摄氏度的低温，蒙古女人在貂皮帽子和裘皮大衣里面，仍然穿着薄呢裙和高筒靴。
蒙古人和俄罗斯人一样，喜欢夏天到郊外度假，在自己的小别墅里招待朋友。客人赴宴时，伏特加、红酒、巧克力和鲜花是常带的礼物。朋友相聚时，哪怕没有菜，也是一口酒，一口饮料，喝得不亦乐乎。蒙古人听音乐会或参加晚会时，都会将衣服寄存在衣帽间，同行的男士会主动帮助女士脱衣开门，尽显绅士风度。
美国改变蒙古人意识形态
苏联解体后，蒙古出现权力真空和文化盲点。摆脱了苏联的束缚，蒙古人开始全盘接受西化，美国倡导的民主自由思潮趁机大举进入蒙古，掀起了蒙古的民主运动和街头政治。作为游牧民族，蒙古人十分崇拜自由和开放，这为美国推行的自由民主战略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很快，蒙古人就学会了示威游行，民主自由成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和不二选择。现在执政的蒙古民主党就是那时成立的，虽然经过多次的分化组合，但是重要成员仍是那时的街头运动的骨干和精英，现任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就是从街头革命中走出来的。美国在全球推行的民主自由的幌子的确十分厉害，蒙古修改了宪法，举行全民直接选举，政党林立，利益集团掌控着国家经济命脉。各政党为了自身利益组织各种游行示威，今天抗议这个，明天反对那个。新闻自由了，媒体开放了，人人可以发声攻击，个个可以表达不满。现在蒙古已经尝到苦头，党派斗争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
政府大力提倡恢复传统风俗
近年来，外来文化，特别是境外宗教对蒙古渗透很厉害。蒙古年轻人信仰基督教的人逐年增多，蒙古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因此，蒙古政府为保障文化安全和国家独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文化上，恢复老蒙文，在中小学校开设老蒙文课;每年举办大型祭山活动;将马头琴和呼麦申遗。在宗教上，扶持藏传佛教，将哲布尊丹巴奉为蒙古宗教领袖，限制外来宗教在蒙传播。在民风民俗上，大力提倡传统风俗，在春节及重大节假日时，穿着蒙古袍;遵守先辈们留下的礼仪和规矩等。可以说，蒙古政府的做法，收到了一些实效。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滋生了民族主义思潮，排外仇外的民族激进组织开始出现，严重影响了蒙古的国际形象。游牧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组成部分，正在被现代文明包围和同化。自古以来，蒙古人就知道三点最稳定，所以才搞出来“第三邻国战略”。在东西方文化的挤压下，蒙古传统文化正在恢复和壮大，努力寻求最佳平衡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韩剧、韩餐、韩语和韩国商品充斥着蒙古的大街小巷，估计蒙古社会有向韩化发展的趋势，蒙古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无奈和纠结，又会怎样呢?
2014年7月22日星期二
蒙古铁骑第三次西征尼罗河时的埃及战役
叙利亚被占领之后，埃及就成了伊斯兰世界抵抗蒙古人的唯一也是最后的强大力量，要是埃及被打败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就被灭亡了。
当时，统治埃及的是马木路克王朝。“马木路克”的意思是“奴隶”。以前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曾经大量引入突厥奴隶，以补充穆斯林军队的兵源，后来这些奴隶成为阿尤布军队的主体。1250年，埃及的马木路克军推翻了阿尤布王朝的统治，推举自己的首领作为埃及的苏丹。
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从奴隶到将军，不过这些奴隶不仅仅是当了将军，还是当上了国王。在混乱的年代，出生低微的人要想爬上社会上层，参军时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民国时期，那些割据一方的地方诸侯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东北网张作霖就是土匪出生的小混混。
旭烈兀西征的时候，统治埃及的是马木鲁克帝国苏丹忽都思，旭烈兀因为要回去调解自己的哥哥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争权的问题，只好退回到伊朗。在回伊朗的时候，他派人对埃及马木鲁克帝国苏丹忽都思说：“伟大的上帝选择了成吉思汗及其家族，把地上各地区赐给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凡是拒绝归顺的人就要连同妻子、儿女、族人、奴隶、城市一块儿被消灭。因此，如果你归顺我们，你就纳贡、觐见、请求派给你们军事长官，否则就准备战斗吧！”
接到旭烈兀使者的最后通牒，忽都思召集大将来商量，他说：“旭烈兀率领大军征服了所有国家，如果不是他接到他兄长的死讯，埃及也被他征服了。现在，他留下怯的不花在叙利亚，怯的不花就像埋藏着仇恨的怒狮和恶龙，一旦他想侵占埃及，谁也无法抵抗他，只能完全丧失政权。必须想出办法来！”
是的，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搞得不好就像阿拉伯帝国的末代国王穆斯塔辛一样，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他手下一个叫做乞木里的大将说：“现在从埃及到支那（中国）都处在蒙古人的强大政权之下，可以看出他们有老天的帮助。如果我们到他们那里去求得庇护，并不算耻辱。但是，明摆着喝着毒药去迎接死亡，也不是明智之举。人不是葡萄藤，不能不怕砍掉脑袋。旭烈兀经常在缔结条约之后，杀掉别人，比如木剌夷的忽儿沙，伊拉克的穆斯塔辛。如果我们前去见他，他大概也会同样对付我们！”
这个乞木里提出了一个很严峻的现实问题，投降没关系，但是，蒙古人往往把投降的人也给杀了，木剌夷的忽儿沙和阿拉伯帝国的穆斯塔辛就是前车之鉴，要是我们投降了，说不定也会被旭烈兀给杀了，这还投降干什么？
忽都思说：“现在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到处充满了哭声，从巴格达到巴勒斯坦全部荒废了，无人耕作。如果我们不奋起抵抗，埃及也会像其他地区那样遭到蹂躏。对于蒙古人，我们可以有三种办法，或战，或和，或者逃走。逃往别国很难，我们只能逃往马格里布（马格里布指原埃及以西的整个北非地区，后专指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三个国家。）我们离那里远隔沙漠，路途遥远，逃走不是办法。”
乞里木说：“讲和也不行，因为他们的许诺不可靠！”
最后，忽都思说：“我的看法是，让我们一起去作战。反正是死路一条，如果获胜，那就是我们所希望的。”
看到忽都思他们的讨论，我想起了秦末陈胜起义的情况，当年，陈胜吴广他们误了期限，是死路一条；逃走，也是死路一条；在没有活路的情况下，奋起一拼说不定还有一条活路。所以陈胜说：“误了期限，该死；造反，也不过该死。同样是死，不如造反！”结果一下子把秦朝给灭了。
我想，要是当年秦朝不把法律定得那么苛刻，说不定就没有陈胜吴广起义了，因此，在什么时候，都要给人留一条活路，不给人留活路，人家肯定要拼死反抗的。
如果旭烈兀能够善待那些投降的人，也许就不会把埃及人逼上反抗的道路了。
忽都思手下的首要大将拜巴斯说：“我们干脆杀掉他们的使者，一起去迎战怯的不花。无论我们战胜或者阵亡，都能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感激！”
于是埃及马木鲁克苏丹忽都思发出“圣战”号召，从北非和西亚所有还在控制的领土上征集了42万马木鲁克突厥军，向巴勒斯坦地区前进，去迎击怯的不花，准备与蒙古军作战。
留守叙利亚的大将怯的不花大怒，率领两万蒙古兵以及中东仆从国的军队数千，向埃及进军。
你会说，蒙古人这么一丁点人，怎么能够打过42万突厥人呢？
但是，从蒙古人历次的征战我们知道，蒙古人一向都是以少胜多的，怯的不花一点也不怀疑他要重温蒙古人的胜利。
但是，时代不同了，怯的不花留在叙利亚的是一支偏师，力量不是很强大了，另外他和基督教们的合作关系也破裂了，叙利亚的基督教们不支持他，叙利亚的穆斯林反对他，基本上他就靠自己一点人马和埃及人孤身奋战，胜败就很难说了。
另外，旭烈兀西征还没有碰到过真正的对手，木剌夷是一个割据的小政权，旭烈兀进攻他们，基本上算是“剿匪”性质的，胜败没有悬念。进攻阿拉伯帝国，也是人家处于衰落期，地盘也仅限于伊拉克，而旭烈兀的军队则是整个蒙古世界的军队，既有他自己的西征军，也有金帐汗国的帮助，因此，灭掉一个老朽的帝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而埃及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首先从战斗力来说，埃及的军队很多是突厥人，蒙古人西欧那个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突厥人的一支，因此，他们战斗力还是很强悍的。另外，埃及的地盘也不小，势力还很强大。要是和旭烈兀的整个蒙古军队（20万蒙古人）开战，胜算还难说，和2万人的怯的不花来作战，胜利就没问题了。
一场决定世界大势的决战就要打响了。
1260年9月3日，双方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因扎鲁特山谷相遇，忽都思率队向蒙古人的先头部队拜答儿发起攻击，并把他赶过了阿西河。拜答儿派人向怯的不花汇报，怯的不花大怒，说：“你在原地等我！”
怯的不花率领2万人马向忽都思的30万人马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次战役看似蒙古人比埃及人少得多，
但是，这一次，上帝把胜利的天平调向了埃及人一边。
忽都思这次打的是伏击战。他把主力部队先埋伏在山谷中，然后率领少数人和蒙古人交战，引诱蒙古人进入伏击圈。当然，这些人在如狼似虎的蒙古骑兵进攻下，很快就被打败，他们转身就逃，蒙古人紧紧追赶，在追击的过程中，杀死了很多埃及突厥人。
当蒙古人走到埃及人的伏击圈的时候，潮水般的埃及突厥铁甲重骑兵从四面八方向蒙古人包抄过来。
发现自己被包围以后，蒙古军队出现了短暂的慌乱，仆从的叙利亚部队更是逃离了战场。怯的不花不愧是久经沙场的宿将，他迅速判断战场上的形势，立刻命令蒙古军队的两个万人队以亚美尼亚铁甲骑兵为先锋，向埃及人阵营薄弱而突出的右翼突击，怯的不花亲率一个万人队，向埃及人阵营的左翼猛扑过来。
冲锋的蒙古军队遭到来自前方和侧面马木鲁克军遮天蔽日的弓箭齐射，损失惨重，蒙古士兵体现出高度的战术纪律，不顾伤亡向前冲击。埃及阵营两翼的士兵看到蒙古骑兵舍生忘死，迎着一波又一波的弓箭齐射冲了过来，有些蒙古兵身中数箭依然狂呼向前，不禁胆战心惊。眨眼间蒙古军队就冲到跟前，亚美尼亚铁骑组成的前锋以楔形突进埃及阵营两翼，而蒙古轻骑兵跟在后面飞快地放箭，重骑兵则拔出马刀左劈右砍。本来就缺乏信心的埃及突厥骑兵逐渐丧失斗志。拜巴斯统领的右翼还能勉强支撑，而左翼面对怯的不花亲率的蒙古重装骑兵，受到极大的压力，已经开始溃散。两翼士兵战斗意志的动摇象传染病一样扩散到中央，整个埃及阵营都开始后退，局势危在旦夕。
忽都思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大军已经接近崩溃。千钧一发时，忽都思气急败坏地将头盔掼到地下，亲自冲进蒙古军阵中，挥舞着大马士革弯刀大力砍杀，所向披靡，至少有十几个蒙古兵丧生在他的刀下。忽都思孤注一掷的英雄行为唤起了埃及骑兵的勇气，他们只犹豫了片刻，就狂呼着冲了上去，用弯刀同蒙古骑兵进行激烈搏斗。事实证明，埃及军队先前的败退纯粹是怯战的心理在作怪，一旦他们恢复了自信心，立刻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双方从清晨厮杀到中午，终于，蒙古人快被突厥人海淹没了，一些蒙古人开始逃跑。有人劝怯的不花也逃走算了，怯的不花说：“人不免一死，与其卑劣的逃走，不如光荣的死去。请派人告诉君王，怯的不花不愿可耻的回来，他在尽心竭力中牺牲自己！希望可汗不要为损失一支蒙军而过度悲伤。让他这样想：就当士兵的妻子们一年未曾怀孕，他们马群的母马一年未曾怀驹。祝可汗幸福！”
其他人逃走了，怯的不花和身边的亲兵与埃及人竭力死战，最后，他的马摔了一跤，怯的不花被人俘虏了。
怯的不花被带到忽都思那里，忽都思对怯的不花说：“奸诈的人啊，你的不义使许多人流了血，使许多大人物丧了命，毁灭了许多古老的家族，现在你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
怯的不花双手被绑着，听到这些话，他像狂怒的大象，怒视忽都思说：“如果我死在你手里，那是天意，而不是在于你！一旦我的消息传到旭烈兀那里，他的愤怒将像沸腾的大海，从阿塞拜疆到埃及的一切将被蒙古马蹄踏平，连埃及的沙子都会被装进马囊中带走！旭烈兀那里像我这样的人有三十万，我是微不足道的。你抓住我，没什么神气的。我们不像你们，是君主的谋杀者！我从来不背叛自己的君王，赶快把我杀了吧！”
因为忽都思是杀了埃及国王自己篡位当上君主的，听了怯的不花的话，他恼羞成怒，立即杀了怯的不花，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阿因扎鲁特之战，打破了蒙古军队常胜不败的神话，拯救了面临覆亡的伊斯兰世界。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阿因扎卢特战役“挽救了伊斯兰教世界，标志着蒙帝国衰亡的开端。”
忽都思率领大军北上，剩下的蒙古士兵作鸟兽散逃跑，怯的不花的家人也被全部抓住处死。忽都思率领大军胜利开进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但是，伊斯兰世界的救星忽都思还没能享受几天胜利果实，就被他的得力干将拜巴斯暗杀，这样拜巴斯就成为埃及王朝的新国王。
怯的不花的死讯传到远在伊朗的旭烈兀那里，旭烈兀大怒，他悲愤地说：“我从哪里能找到一个面对死亡表现得如此坚贞的臣下呢？！”。
1260年11月，旭烈兀乘拜拜巴斯杀杀掉国王忽都思而引发埃及内乱有利时刻，派遣约六千人的蒙古军队)再次出征叙利亚，蒙古军又攻克了阿勒颇和哈马两城。
但是，蒙古人的人数实在太少了，在继续进攻的路途上被埃及人个击败了，1260年12月，两军在霍姆斯交战，蒙古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
你会说，这个旭烈兀怎么了，这么只派这么一丁点人马去和埃及人打仗，你不知道，蒙古人内部闹矛盾了，旭烈兀和他的堂兄金帐汗国的首领别儿哥闹僵了，打起来了，家庭内部一开打，就顾不上打别人了。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你怎么有精力到外面去拼杀呢？
整个旭烈兀晚年，一直和家里人闹矛盾，和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闹矛盾，分不出精神来对付埃及人，这样，埃及人就在叙利亚站稳了脚跟。
人家埃及人不仅在叙利亚站稳脚跟，而且有力气打伊利汗国了，1277年4月，拜巴斯进攻伊力汗国，在阿布鲁斯坦（即今土耳其阿尔比斯坦），埃及军队和大约一万四千人的蒙古驻军展开激战，蒙古统帅秃忽和秃答温阵亡，蒙古军大多被击毙。据《埃及诸王史》记载，蒙古军死者达6770人，拉施特也说：“蒙古军被击溃，逃生者为数不多。”
看到埃及人打到自己的地盘来了，阿八哈赶紧御驾亲征，终于击退了埃及人，稳住了自己的地盘。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原来只有蒙古人打别人的份，现在沦落到埃及人欺负到蒙古人头上了。看样子，蒙古人确实沦落了。
阿八哈好歹也是一个有血性的蒙古人，被别人这么欺负，心里怎么能够受得了呢？他要利用一切机会灭掉埃及人。
阿八哈希望和欧洲的基督教国家结成联盟，共同进攻叙利亚和埃及。1273年他致信教皇和英王爱德华一世，呼吁共同行动，但是，教皇、法国和英国都没有响应他的倡议。
欧洲人靠不住了，阿八哈决定独自行动。
1281年9月，阿八哈乘埃及人内讧之际，派了一支有5万蒙古军、3万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法兰克人的联军再一次进攻叙利亚，全军由阿八哈的弟弟忙哥帖木儿王子统率。
埃及苏丹盖拉温亲自率领40万军队（又一次压倒性优势！）进行迎击，两军在霍姆斯再一次展开会战，历史上叫做第二次霍姆斯之战，第一次，蒙古人的3万人被埃及突厥人给灭了，这一次又要重蹈覆辙了。
1281年10月30日，蒙古人和埃及军队进行决战，在战斗中，埃及人猛扑忙哥帖木儿的中军，忙哥帖木儿当时还是一个少年，没有见过这么激烈的战斗，战斗交由他手下的两个大将指挥，这两个人有些畏缩，转身就撤退，结果，全军一下子溃散了，蒙古军队死了很多人，蒙古人不得不又一次回到幼发拉底河东边。
听到失败的消息之后，阿八哈非常生气，他说：“夏天召开忽里台大会时，我将惩罚有罪者。明年我将再到叙利亚去，把事情扭转过来。”
但是，励志复仇的阿八哈于1282年4月26日去世，蒙古人进攻埃及的愿望再一次落空。
阿八哈死后，伊利汗国境内为了争夺汗位也是闹得不可开交，再加上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不时攻击伊儿汗国边境，伊利汗国自顾不暇，连进攻埃及人的想法都没有了。
虽然自顾不暇，但是灭掉埃及一直是伊利汗国各位大汗的不变目标，自己不行，他们就靠别人，伊利汗国周边都是敌人，他们只好把眼光投向欧洲，希望和欧洲人联合起来，进攻埃及。
阿八哈之后的阿鲁浑汗于1289你派出一个叫做格索尔菲的使者，向法国国王菲力蒲写了一封信，阿鲁浑在信中告诉菲力蒲说，他准备向埃及人发起进攻，决定在1291年第一个春日的第十五日抵达大马士革。在信中，阿鲁浑要法国国王菲力浦四世派出军队。当然，为了让法国人出兵，阿鲁浑还是用利益来诱惑他，他说，如果胜利，他就把耶路撒冷送给法国人。乖乖，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圣城，把圣城送给法国人，这条件还是很诱人的，阿鲁浑还说，他可以向法国人提供二至三万骑兵，保证可以打赢埃及佬。
这封信可不是虚构的，现在还保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信是用蒙古文写成的，日期是1289年夏天。
阿鲁浑不仅把信送给了法国国王菲力蒲四世，而且把信送给了教皇厄科洛斯四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使者于1290年1月抵达伦敦，在英国呆了二十天中，受到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热情款待。
但是，狡猾的欧洲人再一次玩起了太极，爱德华一世在回信中说，只要教皇同意，他愿意与蒙古族人联合进攻埃及人。但是，这也只是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没有一点行动。关键时刻靠别人那是靠不住的，个人如此，国家也如此。
后来，合赞汗武力夺取汗位，伊利汗国国势慢慢地又开始强盛起来了，于是，他开始了对埃及人的进攻。
1299年埃及人不断地骚扰伊儿汗国边境，同年10月，合赞汗亲率9万骑兵入侵叙利亚，阿勒颇、哈马两城不战而降。
12月蒙古军队在霍姆斯再一次与埃及苏丹纳绥尔率领的20万埃及突厥骑兵相遇，有记性的人应该知道，这是蒙古人和埃及人第三次在这个地方较量了。前两次都是以蒙古人的惨败而告终，这一次，蒙古人终于翻盘了。
在这次战斗中，合赞汗以局部优势的兵力取得胜利，击毙敌人的将军及其以下的士兵14万人，埃及国王纳绥尔赶紧从叙利亚逃到了开罗，叙利亚的霍姆斯和大马士革纷纷投降。蒙古人终于又回到了叙利亚，回到了大马士革。
这次重回叙利亚，蒙古人要好好报复一下了，首先要大马士革居民缴纳8000万第纳尔作为战争赔款，其次，还要好好烧杀一次，你当年怎么对我们蒙古人的，这次全部要还回来， 据历史记载，大马士革“附近士卒与乡民被杀被掠，因是死者近50万人。”就是说，大马士革周围被杀的人有60万人之多，除了杀人之外，还要抢劫财宝，那8000万第纳尔是赔款，这是另外的，据说，单是献给合赞汗的东西，“共有三百兆六十万答剌黑木。此外供给兵械布谷暨马驼二万匹，逐日并须供应合赞宫廷。”
1300年，叙利亚天气开始炎热，合赞汗怕热，再加上他的堂兄弟察合台汗国在东边骚扰他的边境，于是，合赞汗任命叙利亚各地长官之后，又领兵返伊朗地区。
合赞返回伊朗地区后，将军木莱率2万名骑兵继续追逐埃及国王纳绥尔，在加沙地带到处斩杀所能发现的埃及士兵，并在当地大肆烧杀。
合赞汗率主力退出叙利亚不久，大马士革等地又叛归埃及，蒙古人占据叙利亚不足一百天。
当然，合赞汗是不会甘心退出叙利亚的，于是，又一场拉锯战开始了。
1300年9月，合赞汗派大将忽都鲁沙率5万大军为先锋，决定重征叙利亚。埃及苏丹纳绥尔这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从开罗出发，到达大马士革城，和蒙古人对抗。
但是，这年冬天，雨雪不断，天寒地冻，埃及人和蒙古人的后勤供应都很紧张，两军都缺衣少食，冻死了很多人马，大家都没有精力打仗。
由于缺衣少食，合赞汗只好在叙利亚北部进行抢劫活动，据《多桑蒙古史》说，“蒙古军至，获马牛羊无算，男妇幼童甚众，所俘之多，致售男女一人仅得价十答剌黑木者”。
蒙古军队正是靠抢劫当地老百姓的牛马才度过了严寒。其实，多桑不应该说是抢劫，哪个军队不是靠老百姓出物质的，应该叫做就地筹措。
天冷，不好打仗，埃及和蒙古人就没有开战，合赞汗只好退出叙利亚。
1301年，合赞汗派出使者到埃及，要求埃及人称臣，埃及人当然不予理睬，于是合赞汗决定第三次出征叙利亚。
1303年3月，蒙古军先锋忽都鲁沙进攻阿勒颇等城市，一路顺利，合赞汗亲率大军随后而来，4月忽都鲁沙抵达大马士革，看样子，大马士革要再一次沦陷了。
但是，这一次，上帝把胜利给了埃及人，在大马士革附近的苏法尔草原上，蒙古人、亚美尼亚人以及格鲁吉亚人组成的8万联军与埃及苏丹纳绥尔率领的25万埃及突厥军队展开鏖战。
开始的时候，蒙古军队打赢了，但是后来蒙古军缺水乏食，军队丧失了进攻力，结果全军溃败。埃及突厥军奋勇追击，俘虏了3万多蒙古士兵，缴获2万匹战马，伊儿汗国进攻叙利亚遭到了重大的失败。
苏法尔草原之役后，伊儿汗国再也无力继续对埃及人手下的叙利亚进行进攻了，后来， 1312年，伊利汗国的大汗完者都曾派遣一支小规模的蒙古军尝试进攻叙利亚，结果无功而返。1312年之后，蒙古军再也没有越过幼发拉底河，伊儿汗国征服叙利亚和埃及的迷梦终成泡影。
蒙古人之所以再也打不过埃及人，是因为在历次和埃及人的作战中，蒙古人损失了大量的人员。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蒙古军队和埃及人作战伤亡的具体数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来结论。据不完全统计，旭烈兀西征的时候带到西亚的蒙古人只有20万左右，第一次在阿因扎鲁特之战中，蒙古人损失了近2万人；1277年的阿布鲁斯坦战役中就损失近7万人；1281年10月的第二次霍姆斯之战损失了近5万人；1303年苏法尔草原之战被俘虏的蒙古士兵就多达3万余人，死者更是无算。
1322年，伊利汗国最终与埃及王朝签订休战、睦邻友好条约，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开始了正常的商业和贸易往来。
最终，幼发拉底河最终成为埃及和伊利汗国的分界线，伟大的蒙古西征宣告结束！
当时，统治埃及的是马木路克王朝。“马木路克”的意思是“奴隶”。以前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曾经大量引入突厥奴隶，以补充穆斯林军队的兵源，后来这些奴隶成为阿尤布军队的主体。1250年，埃及的马木路克军推翻了阿尤布王朝的统治，推举自己的首领作为埃及的苏丹。
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从奴隶到将军，不过这些奴隶不仅仅是当了将军，还是当上了国王。在混乱的年代，出生低微的人要想爬上社会上层，参军时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民国时期，那些割据一方的地方诸侯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东北网张作霖就是土匪出生的小混混。
旭烈兀西征的时候，统治埃及的是马木鲁克帝国苏丹忽都思，旭烈兀因为要回去调解自己的哥哥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争权的问题，只好退回到伊朗。在回伊朗的时候，他派人对埃及马木鲁克帝国苏丹忽都思说：“伟大的上帝选择了成吉思汗及其家族，把地上各地区赐给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凡是拒绝归顺的人就要连同妻子、儿女、族人、奴隶、城市一块儿被消灭。因此，如果你归顺我们，你就纳贡、觐见、请求派给你们军事长官，否则就准备战斗吧！”
接到旭烈兀使者的最后通牒，忽都思召集大将来商量，他说：“旭烈兀率领大军征服了所有国家，如果不是他接到他兄长的死讯，埃及也被他征服了。现在，他留下怯的不花在叙利亚，怯的不花就像埋藏着仇恨的怒狮和恶龙，一旦他想侵占埃及，谁也无法抵抗他，只能完全丧失政权。必须想出办法来！”
是的，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搞得不好就像阿拉伯帝国的末代国王穆斯塔辛一样，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他手下一个叫做乞木里的大将说：“现在从埃及到支那（中国）都处在蒙古人的强大政权之下，可以看出他们有老天的帮助。如果我们到他们那里去求得庇护，并不算耻辱。但是，明摆着喝着毒药去迎接死亡，也不是明智之举。人不是葡萄藤，不能不怕砍掉脑袋。旭烈兀经常在缔结条约之后，杀掉别人，比如木剌夷的忽儿沙，伊拉克的穆斯塔辛。如果我们前去见他，他大概也会同样对付我们！”
这个乞木里提出了一个很严峻的现实问题，投降没关系，但是，蒙古人往往把投降的人也给杀了，木剌夷的忽儿沙和阿拉伯帝国的穆斯塔辛就是前车之鉴，要是我们投降了，说不定也会被旭烈兀给杀了，这还投降干什么？
忽都思说：“现在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到处充满了哭声，从巴格达到巴勒斯坦全部荒废了，无人耕作。如果我们不奋起抵抗，埃及也会像其他地区那样遭到蹂躏。对于蒙古人，我们可以有三种办法，或战，或和，或者逃走。逃往别国很难，我们只能逃往马格里布（马格里布指原埃及以西的整个北非地区，后专指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三个国家。）我们离那里远隔沙漠，路途遥远，逃走不是办法。”
乞里木说：“讲和也不行，因为他们的许诺不可靠！”
最后，忽都思说：“我的看法是，让我们一起去作战。反正是死路一条，如果获胜，那就是我们所希望的。”
看到忽都思他们的讨论，我想起了秦末陈胜起义的情况，当年，陈胜吴广他们误了期限，是死路一条；逃走，也是死路一条；在没有活路的情况下，奋起一拼说不定还有一条活路。所以陈胜说：“误了期限，该死；造反，也不过该死。同样是死，不如造反！”结果一下子把秦朝给灭了。
我想，要是当年秦朝不把法律定得那么苛刻，说不定就没有陈胜吴广起义了，因此，在什么时候，都要给人留一条活路，不给人留活路，人家肯定要拼死反抗的。
如果旭烈兀能够善待那些投降的人，也许就不会把埃及人逼上反抗的道路了。
忽都思手下的首要大将拜巴斯说：“我们干脆杀掉他们的使者，一起去迎战怯的不花。无论我们战胜或者阵亡，都能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感激！”
于是埃及马木鲁克苏丹忽都思发出“圣战”号召，从北非和西亚所有还在控制的领土上征集了42万马木鲁克突厥军，向巴勒斯坦地区前进，去迎击怯的不花，准备与蒙古军作战。
留守叙利亚的大将怯的不花大怒，率领两万蒙古兵以及中东仆从国的军队数千，向埃及进军。
你会说，蒙古人这么一丁点人，怎么能够打过42万突厥人呢？
但是，从蒙古人历次的征战我们知道，蒙古人一向都是以少胜多的，怯的不花一点也不怀疑他要重温蒙古人的胜利。
但是，时代不同了，怯的不花留在叙利亚的是一支偏师，力量不是很强大了，另外他和基督教们的合作关系也破裂了，叙利亚的基督教们不支持他，叙利亚的穆斯林反对他，基本上他就靠自己一点人马和埃及人孤身奋战，胜败就很难说了。
另外，旭烈兀西征还没有碰到过真正的对手，木剌夷是一个割据的小政权，旭烈兀进攻他们，基本上算是“剿匪”性质的，胜败没有悬念。进攻阿拉伯帝国，也是人家处于衰落期，地盘也仅限于伊拉克，而旭烈兀的军队则是整个蒙古世界的军队，既有他自己的西征军，也有金帐汗国的帮助，因此，灭掉一个老朽的帝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而埃及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首先从战斗力来说，埃及的军队很多是突厥人，蒙古人西欧那个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突厥人的一支，因此，他们战斗力还是很强悍的。另外，埃及的地盘也不小，势力还很强大。要是和旭烈兀的整个蒙古军队（20万蒙古人）开战，胜算还难说，和2万人的怯的不花来作战，胜利就没问题了。
一场决定世界大势的决战就要打响了。
1260年9月3日，双方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因扎鲁特山谷相遇，忽都思率队向蒙古人的先头部队拜答儿发起攻击，并把他赶过了阿西河。拜答儿派人向怯的不花汇报，怯的不花大怒，说：“你在原地等我！”
怯的不花率领2万人马向忽都思的30万人马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次战役看似蒙古人比埃及人少得多，
但是，这一次，上帝把胜利的天平调向了埃及人一边。
忽都思这次打的是伏击战。他把主力部队先埋伏在山谷中，然后率领少数人和蒙古人交战，引诱蒙古人进入伏击圈。当然，这些人在如狼似虎的蒙古骑兵进攻下，很快就被打败，他们转身就逃，蒙古人紧紧追赶，在追击的过程中，杀死了很多埃及突厥人。
当蒙古人走到埃及人的伏击圈的时候，潮水般的埃及突厥铁甲重骑兵从四面八方向蒙古人包抄过来。
发现自己被包围以后，蒙古军队出现了短暂的慌乱，仆从的叙利亚部队更是逃离了战场。怯的不花不愧是久经沙场的宿将，他迅速判断战场上的形势，立刻命令蒙古军队的两个万人队以亚美尼亚铁甲骑兵为先锋，向埃及人阵营薄弱而突出的右翼突击，怯的不花亲率一个万人队，向埃及人阵营的左翼猛扑过来。
冲锋的蒙古军队遭到来自前方和侧面马木鲁克军遮天蔽日的弓箭齐射，损失惨重，蒙古士兵体现出高度的战术纪律，不顾伤亡向前冲击。埃及阵营两翼的士兵看到蒙古骑兵舍生忘死，迎着一波又一波的弓箭齐射冲了过来，有些蒙古兵身中数箭依然狂呼向前，不禁胆战心惊。眨眼间蒙古军队就冲到跟前，亚美尼亚铁骑组成的前锋以楔形突进埃及阵营两翼，而蒙古轻骑兵跟在后面飞快地放箭，重骑兵则拔出马刀左劈右砍。本来就缺乏信心的埃及突厥骑兵逐渐丧失斗志。拜巴斯统领的右翼还能勉强支撑，而左翼面对怯的不花亲率的蒙古重装骑兵，受到极大的压力，已经开始溃散。两翼士兵战斗意志的动摇象传染病一样扩散到中央，整个埃及阵营都开始后退，局势危在旦夕。
忽都思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大军已经接近崩溃。千钧一发时，忽都思气急败坏地将头盔掼到地下，亲自冲进蒙古军阵中，挥舞着大马士革弯刀大力砍杀，所向披靡，至少有十几个蒙古兵丧生在他的刀下。忽都思孤注一掷的英雄行为唤起了埃及骑兵的勇气，他们只犹豫了片刻，就狂呼着冲了上去，用弯刀同蒙古骑兵进行激烈搏斗。事实证明，埃及军队先前的败退纯粹是怯战的心理在作怪，一旦他们恢复了自信心，立刻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双方从清晨厮杀到中午，终于，蒙古人快被突厥人海淹没了，一些蒙古人开始逃跑。有人劝怯的不花也逃走算了，怯的不花说：“人不免一死，与其卑劣的逃走，不如光荣的死去。请派人告诉君王，怯的不花不愿可耻的回来，他在尽心竭力中牺牲自己！希望可汗不要为损失一支蒙军而过度悲伤。让他这样想：就当士兵的妻子们一年未曾怀孕，他们马群的母马一年未曾怀驹。祝可汗幸福！”
其他人逃走了，怯的不花和身边的亲兵与埃及人竭力死战，最后，他的马摔了一跤，怯的不花被人俘虏了。
怯的不花被带到忽都思那里，忽都思对怯的不花说：“奸诈的人啊，你的不义使许多人流了血，使许多大人物丧了命，毁灭了许多古老的家族，现在你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
怯的不花双手被绑着，听到这些话，他像狂怒的大象，怒视忽都思说：“如果我死在你手里，那是天意，而不是在于你！一旦我的消息传到旭烈兀那里，他的愤怒将像沸腾的大海，从阿塞拜疆到埃及的一切将被蒙古马蹄踏平，连埃及的沙子都会被装进马囊中带走！旭烈兀那里像我这样的人有三十万，我是微不足道的。你抓住我，没什么神气的。我们不像你们，是君主的谋杀者！我从来不背叛自己的君王，赶快把我杀了吧！”
因为忽都思是杀了埃及国王自己篡位当上君主的，听了怯的不花的话，他恼羞成怒，立即杀了怯的不花，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阿因扎鲁特之战，打破了蒙古军队常胜不败的神话，拯救了面临覆亡的伊斯兰世界。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阿因扎卢特战役“挽救了伊斯兰教世界，标志着蒙帝国衰亡的开端。”
忽都思率领大军北上，剩下的蒙古士兵作鸟兽散逃跑，怯的不花的家人也被全部抓住处死。忽都思率领大军胜利开进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但是，伊斯兰世界的救星忽都思还没能享受几天胜利果实，就被他的得力干将拜巴斯暗杀，这样拜巴斯就成为埃及王朝的新国王。
怯的不花的死讯传到远在伊朗的旭烈兀那里，旭烈兀大怒，他悲愤地说：“我从哪里能找到一个面对死亡表现得如此坚贞的臣下呢？！”。
1260年11月，旭烈兀乘拜拜巴斯杀杀掉国王忽都思而引发埃及内乱有利时刻，派遣约六千人的蒙古军队)再次出征叙利亚，蒙古军又攻克了阿勒颇和哈马两城。
但是，蒙古人的人数实在太少了，在继续进攻的路途上被埃及人个击败了，1260年12月，两军在霍姆斯交战，蒙古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
你会说，这个旭烈兀怎么了，这么只派这么一丁点人马去和埃及人打仗，你不知道，蒙古人内部闹矛盾了，旭烈兀和他的堂兄金帐汗国的首领别儿哥闹僵了，打起来了，家庭内部一开打，就顾不上打别人了。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你怎么有精力到外面去拼杀呢？
整个旭烈兀晚年，一直和家里人闹矛盾，和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闹矛盾，分不出精神来对付埃及人，这样，埃及人就在叙利亚站稳了脚跟。
人家埃及人不仅在叙利亚站稳脚跟，而且有力气打伊利汗国了，1277年4月，拜巴斯进攻伊力汗国，在阿布鲁斯坦（即今土耳其阿尔比斯坦），埃及军队和大约一万四千人的蒙古驻军展开激战，蒙古统帅秃忽和秃答温阵亡，蒙古军大多被击毙。据《埃及诸王史》记载，蒙古军死者达6770人，拉施特也说：“蒙古军被击溃，逃生者为数不多。”
看到埃及人打到自己的地盘来了，阿八哈赶紧御驾亲征，终于击退了埃及人，稳住了自己的地盘。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原来只有蒙古人打别人的份，现在沦落到埃及人欺负到蒙古人头上了。看样子，蒙古人确实沦落了。
阿八哈好歹也是一个有血性的蒙古人，被别人这么欺负，心里怎么能够受得了呢？他要利用一切机会灭掉埃及人。
阿八哈希望和欧洲的基督教国家结成联盟，共同进攻叙利亚和埃及。1273年他致信教皇和英王爱德华一世，呼吁共同行动，但是，教皇、法国和英国都没有响应他的倡议。
欧洲人靠不住了，阿八哈决定独自行动。
1281年9月，阿八哈乘埃及人内讧之际，派了一支有5万蒙古军、3万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法兰克人的联军再一次进攻叙利亚，全军由阿八哈的弟弟忙哥帖木儿王子统率。
埃及苏丹盖拉温亲自率领40万军队（又一次压倒性优势！）进行迎击，两军在霍姆斯再一次展开会战，历史上叫做第二次霍姆斯之战，第一次，蒙古人的3万人被埃及突厥人给灭了，这一次又要重蹈覆辙了。
1281年10月30日，蒙古人和埃及军队进行决战，在战斗中，埃及人猛扑忙哥帖木儿的中军，忙哥帖木儿当时还是一个少年，没有见过这么激烈的战斗，战斗交由他手下的两个大将指挥，这两个人有些畏缩，转身就撤退，结果，全军一下子溃散了，蒙古军队死了很多人，蒙古人不得不又一次回到幼发拉底河东边。
听到失败的消息之后，阿八哈非常生气，他说：“夏天召开忽里台大会时，我将惩罚有罪者。明年我将再到叙利亚去，把事情扭转过来。”
但是，励志复仇的阿八哈于1282年4月26日去世，蒙古人进攻埃及的愿望再一次落空。
阿八哈死后，伊利汗国境内为了争夺汗位也是闹得不可开交，再加上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不时攻击伊儿汗国边境，伊利汗国自顾不暇，连进攻埃及人的想法都没有了。
虽然自顾不暇，但是灭掉埃及一直是伊利汗国各位大汗的不变目标，自己不行，他们就靠别人，伊利汗国周边都是敌人，他们只好把眼光投向欧洲，希望和欧洲人联合起来，进攻埃及。
阿八哈之后的阿鲁浑汗于1289你派出一个叫做格索尔菲的使者，向法国国王菲力蒲写了一封信，阿鲁浑在信中告诉菲力蒲说，他准备向埃及人发起进攻，决定在1291年第一个春日的第十五日抵达大马士革。在信中，阿鲁浑要法国国王菲力浦四世派出军队。当然，为了让法国人出兵，阿鲁浑还是用利益来诱惑他，他说，如果胜利，他就把耶路撒冷送给法国人。乖乖，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圣城，把圣城送给法国人，这条件还是很诱人的，阿鲁浑还说，他可以向法国人提供二至三万骑兵，保证可以打赢埃及佬。
这封信可不是虚构的，现在还保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信是用蒙古文写成的，日期是1289年夏天。
阿鲁浑不仅把信送给了法国国王菲力蒲四世，而且把信送给了教皇厄科洛斯四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使者于1290年1月抵达伦敦，在英国呆了二十天中，受到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热情款待。
但是，狡猾的欧洲人再一次玩起了太极，爱德华一世在回信中说，只要教皇同意，他愿意与蒙古族人联合进攻埃及人。但是，这也只是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没有一点行动。关键时刻靠别人那是靠不住的，个人如此，国家也如此。
后来，合赞汗武力夺取汗位，伊利汗国国势慢慢地又开始强盛起来了，于是，他开始了对埃及人的进攻。
1299年埃及人不断地骚扰伊儿汗国边境，同年10月，合赞汗亲率9万骑兵入侵叙利亚，阿勒颇、哈马两城不战而降。
12月蒙古军队在霍姆斯再一次与埃及苏丹纳绥尔率领的20万埃及突厥骑兵相遇，有记性的人应该知道，这是蒙古人和埃及人第三次在这个地方较量了。前两次都是以蒙古人的惨败而告终，这一次，蒙古人终于翻盘了。
在这次战斗中，合赞汗以局部优势的兵力取得胜利，击毙敌人的将军及其以下的士兵14万人，埃及国王纳绥尔赶紧从叙利亚逃到了开罗，叙利亚的霍姆斯和大马士革纷纷投降。蒙古人终于又回到了叙利亚，回到了大马士革。
这次重回叙利亚，蒙古人要好好报复一下了，首先要大马士革居民缴纳8000万第纳尔作为战争赔款，其次，还要好好烧杀一次，你当年怎么对我们蒙古人的，这次全部要还回来， 据历史记载，大马士革“附近士卒与乡民被杀被掠，因是死者近50万人。”就是说，大马士革周围被杀的人有60万人之多，除了杀人之外，还要抢劫财宝，那8000万第纳尔是赔款，这是另外的，据说，单是献给合赞汗的东西，“共有三百兆六十万答剌黑木。此外供给兵械布谷暨马驼二万匹，逐日并须供应合赞宫廷。”
1300年，叙利亚天气开始炎热，合赞汗怕热，再加上他的堂兄弟察合台汗国在东边骚扰他的边境，于是，合赞汗任命叙利亚各地长官之后，又领兵返伊朗地区。
合赞返回伊朗地区后，将军木莱率2万名骑兵继续追逐埃及国王纳绥尔，在加沙地带到处斩杀所能发现的埃及士兵，并在当地大肆烧杀。
合赞汗率主力退出叙利亚不久，大马士革等地又叛归埃及，蒙古人占据叙利亚不足一百天。
当然，合赞汗是不会甘心退出叙利亚的，于是，又一场拉锯战开始了。
1300年9月，合赞汗派大将忽都鲁沙率5万大军为先锋，决定重征叙利亚。埃及苏丹纳绥尔这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从开罗出发，到达大马士革城，和蒙古人对抗。
但是，这年冬天，雨雪不断，天寒地冻，埃及人和蒙古人的后勤供应都很紧张，两军都缺衣少食，冻死了很多人马，大家都没有精力打仗。
由于缺衣少食，合赞汗只好在叙利亚北部进行抢劫活动，据《多桑蒙古史》说，“蒙古军至，获马牛羊无算，男妇幼童甚众，所俘之多，致售男女一人仅得价十答剌黑木者”。
蒙古军队正是靠抢劫当地老百姓的牛马才度过了严寒。其实，多桑不应该说是抢劫，哪个军队不是靠老百姓出物质的，应该叫做就地筹措。
天冷，不好打仗，埃及和蒙古人就没有开战，合赞汗只好退出叙利亚。
1301年，合赞汗派出使者到埃及，要求埃及人称臣，埃及人当然不予理睬，于是合赞汗决定第三次出征叙利亚。
1303年3月，蒙古军先锋忽都鲁沙进攻阿勒颇等城市，一路顺利，合赞汗亲率大军随后而来，4月忽都鲁沙抵达大马士革，看样子，大马士革要再一次沦陷了。
但是，这一次，上帝把胜利给了埃及人，在大马士革附近的苏法尔草原上，蒙古人、亚美尼亚人以及格鲁吉亚人组成的8万联军与埃及苏丹纳绥尔率领的25万埃及突厥军队展开鏖战。
开始的时候，蒙古军队打赢了，但是后来蒙古军缺水乏食，军队丧失了进攻力，结果全军溃败。埃及突厥军奋勇追击，俘虏了3万多蒙古士兵，缴获2万匹战马，伊儿汗国进攻叙利亚遭到了重大的失败。
苏法尔草原之役后，伊儿汗国再也无力继续对埃及人手下的叙利亚进行进攻了，后来， 1312年，伊利汗国的大汗完者都曾派遣一支小规模的蒙古军尝试进攻叙利亚，结果无功而返。1312年之后，蒙古军再也没有越过幼发拉底河，伊儿汗国征服叙利亚和埃及的迷梦终成泡影。
蒙古人之所以再也打不过埃及人，是因为在历次和埃及人的作战中，蒙古人损失了大量的人员。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蒙古军队和埃及人作战伤亡的具体数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来结论。据不完全统计，旭烈兀西征的时候带到西亚的蒙古人只有20万左右，第一次在阿因扎鲁特之战中，蒙古人损失了近2万人；1277年的阿布鲁斯坦战役中就损失近7万人；1281年10月的第二次霍姆斯之战损失了近5万人；1303年苏法尔草原之战被俘虏的蒙古士兵就多达3万余人，死者更是无算。
1322年，伊利汗国最终与埃及王朝签订休战、睦邻友好条约，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开始了正常的商业和贸易往来。
最终，幼发拉底河最终成为埃及和伊利汗国的分界线，伟大的蒙古西征宣告结束！
中国主席习近平8月份访问蒙古国
蒙古之声7月18日报道，中国主席习近平计划在今年8月份访问蒙古国。在习近平访问期间，蒙中双方有望在工业园区建设、铁路等领域进行合作交流。
报道称，预计中国将通过共建和经营赛音山达工业园区促进蒙古国加工业的发展。赛音山达距离中国边境城市二连浩特230公里，是蒙古国南部重要的铁路枢纽。
蒙古国当地分析人士指出，目前蒙古国的矿业状况不佳，该领域复苏的命运将取决于蒙古总统的决策，此外，铁路也是习访问的主要议题。
报道称，预计中国将通过共建和经营赛音山达工业园区促进蒙古国加工业的发展。赛音山达距离中国边境城市二连浩特230公里，是蒙古国南部重要的铁路枢纽。
蒙古国当地分析人士指出，目前蒙古国的矿业状况不佳，该领域复苏的命运将取决于蒙古总统的决策，此外，铁路也是习访问的主要议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将于22日举行首脑会谈，就EPA协定基本达成一致
据《日本经济新闻》7月22日报道，日本与蒙古围绕经济合作协定（EPA）展开的谈判基本达成一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将于22日举行首脑会谈，预计届时两国将发表协议基本达成一致的消息。
日本与蒙古自2012年6月开始EPA谈判。对日本来说，与蒙古签订EPA协定将是自本月8日与澳大利亚签订以来的第15个EPA协定。
这是日本首次与蒙古在EPA谈判中达成基本一致。蒙古与朝鲜有邦交关系，日本希望与蒙古加强合作，在解决被绑架日本人问题上获得帮助。
日本与蒙古自2012年6月开始EPA谈判。对日本来说，与蒙古签订EPA协定将是自本月8日与澳大利亚签订以来的第15个EPA协定。
这是日本首次与蒙古在EPA谈判中达成基本一致。蒙古与朝鲜有邦交关系，日本希望与蒙古加强合作，在解决被绑架日本人问题上获得帮助。
哈达发公开信后儿子探望被刁难 - RFA
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于本月中旬通过本台发出致习近平及国际人权机构的公开信后，其儿子威勒斯上周三（7月16日）到黑监狱探望父亲时，遭到当局刁难，被脱光衣服检查，三步之内有公安监听谈话内容。据哈达的妻子和儿子表示，哈达通过自由亚洲电台谈了三点感受，包括感谢国际社会和境外媒体的关注，他将继续写申诉表达抗争。
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自2010年刑满释放后，一直被当局羁押在呼和浩特市郊外的一处建筑物内，其家属曾于本月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进行之际，10日通过本台发表致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国际人权机构的公开信，控告内蒙古当局长期将其囚禁在黑监狱，同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其家人所遭受的迫害。此事引起内蒙古当局的不满，哈达的妻子新娜告诉本台：“15日那天给他们国保打电话，要求见哈达，因为上一次（7月上旬）他们说推迟到16日见，从下午五点打到晚上十点，他们不断掐电话，不想让我们去。（16日威勒斯）去了（哈达）主要有三点，第一，哈达告诉威勒斯，他并没有外出旅游，一直在黑监狱里被关押着，第二，7月1日，我们写完控告信，打电话去是国保故意掐断的，第三，哈达听说控告信适时的、恰当的机会发出，很高兴，他还通过我们感谢恩和巴图先生（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负责人），恩和巴图把控告信翻译成英文，也感谢自由亚洲的乔龙先生，威勒斯跟父亲说了您的名字，更感谢国际社会的关注。哈达听说律师也遭恐吓以后，非常生气，他表示谴责”。
新娜说，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负责人恩和巴图已在7月3日美中战略对话之前，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递交了哈达的控告信，也因此引来内蒙古当局的报复。威勒斯告诉记者，他于上周三探望父亲时被脱光衣服检查：“我是7月16日去见的我父亲，我父亲的申诉信通过我们向国际社会发了以后，内蒙方面很恼火，因为这次去，我明显发现，前几次去时，他们跟得不是那么紧了、很远，搜身也不是特别紧，但是这次搜身很紧，必须脱光搜。而且外出（院内）谈话，三步之内靠着你，全程是这种情况，我就问他‘出去（旅游）没有’，他说‘没有’”。
哈达的妻子新娜于今年3月通过本台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指哈达被非法拘禁三年多，其家属又遭各种迫害，呼吁当局立即释放哈达。但是，哈达的处境未见改善。
威勒斯说，一个月前，内蒙古政法委一位官员找哈达谈话，提出释放他的条件：“6月15日左右，内蒙政法委的人找他谈话，说你可以出去，但你出去以后不能随便接受采访，第二条是，我们可以给你发生活费，但是前提条件你要闭嘴。看守他的人对他说，你看内蒙官员对你多好啊，给你提出条件，你就接受呗，但他们都有前提条件，比如你不能接受采访，不能说一些事情（被非法囚禁）。他们还是在下面做工作”。
被当局视为非法组织的“南蒙古民主联盟”创办人哈达，1995年12月10日被捕，后被以“分裂国家和间谍罪”判刑15年（另一位同时被判10年的异议人士是特格希），刑满释放后又遭非法羁押近4年，至今失去自由19年，在此期间，内蒙古高官多次易人，但哈达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威勒斯说，现被非法关押在黑监狱的父亲，只能每月和他通话一次、探望一次，如果国保认为家属做了令他们不快的事，就会刁难，包括不准通话：“这个电话，他们对我说，这个电话（号码）不是给你准备的，是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你（哈达）想接电话的时候，我可以借给你（父亲），但不能随便打电话”。
威勒斯还披露，其父亲还计划对外发表当局威胁他的言论：“我父亲想自己对外写一个东西，官员这四年来找他谈话的内容，以两个方面为主，第一你哈达出去后的生存，如果你出去后，听我们的，每个月给你生活费。你如果不听我们的话，就抓你的老婆、孩子，把你也抓起来”。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林迪/嘉远）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ql1-07212014102227.html
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自2010年刑满释放后，一直被当局羁押在呼和浩特市郊外的一处建筑物内，其家属曾于本月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进行之际，10日通过本台发表致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国际人权机构的公开信，控告内蒙古当局长期将其囚禁在黑监狱，同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其家人所遭受的迫害。此事引起内蒙古当局的不满，哈达的妻子新娜告诉本台：“15日那天给他们国保打电话，要求见哈达，因为上一次（7月上旬）他们说推迟到16日见，从下午五点打到晚上十点，他们不断掐电话，不想让我们去。（16日威勒斯）去了（哈达）主要有三点，第一，哈达告诉威勒斯，他并没有外出旅游，一直在黑监狱里被关押着，第二，7月1日，我们写完控告信，打电话去是国保故意掐断的，第三，哈达听说控告信适时的、恰当的机会发出，很高兴，他还通过我们感谢恩和巴图先生（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负责人），恩和巴图把控告信翻译成英文，也感谢自由亚洲的乔龙先生，威勒斯跟父亲说了您的名字，更感谢国际社会的关注。哈达听说律师也遭恐吓以后，非常生气，他表示谴责”。
新娜说，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负责人恩和巴图已在7月3日美中战略对话之前，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递交了哈达的控告信，也因此引来内蒙古当局的报复。威勒斯告诉记者，他于上周三探望父亲时被脱光衣服检查：“我是7月16日去见的我父亲，我父亲的申诉信通过我们向国际社会发了以后，内蒙方面很恼火，因为这次去，我明显发现，前几次去时，他们跟得不是那么紧了、很远，搜身也不是特别紧，但是这次搜身很紧，必须脱光搜。而且外出（院内）谈话，三步之内靠着你，全程是这种情况，我就问他‘出去（旅游）没有’，他说‘没有’”。
哈达的妻子新娜于今年3月通过本台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指哈达被非法拘禁三年多，其家属又遭各种迫害，呼吁当局立即释放哈达。但是，哈达的处境未见改善。
威勒斯说，一个月前，内蒙古政法委一位官员找哈达谈话，提出释放他的条件：“6月15日左右，内蒙政法委的人找他谈话，说你可以出去，但你出去以后不能随便接受采访，第二条是，我们可以给你发生活费，但是前提条件你要闭嘴。看守他的人对他说，你看内蒙官员对你多好啊，给你提出条件，你就接受呗，但他们都有前提条件，比如你不能接受采访，不能说一些事情（被非法囚禁）。他们还是在下面做工作”。
被当局视为非法组织的“南蒙古民主联盟”创办人哈达，1995年12月10日被捕，后被以“分裂国家和间谍罪”判刑15年（另一位同时被判10年的异议人士是特格希），刑满释放后又遭非法羁押近4年，至今失去自由19年，在此期间，内蒙古高官多次易人，但哈达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威勒斯说，现被非法关押在黑监狱的父亲，只能每月和他通话一次、探望一次，如果国保认为家属做了令他们不快的事，就会刁难，包括不准通话：“这个电话，他们对我说，这个电话（号码）不是给你准备的，是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你（哈达）想接电话的时候，我可以借给你（父亲），但不能随便打电话”。
威勒斯还披露，其父亲还计划对外发表当局威胁他的言论：“我父亲想自己对外写一个东西，官员这四年来找他谈话的内容，以两个方面为主，第一你哈达出去后的生存，如果你出去后，听我们的，每个月给你生活费。你如果不听我们的话，就抓你的老婆、孩子，把你也抓起来”。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林迪/嘉远）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ql1-07212014102227.html
2014年7月21日星期一
新疆巴彦郭勒蒙古自治州和静县蒙古牧民到政府大楼前举牌示威，反对草场和自然环境遭到恶意破坏 （多图）
静县巩乃斯镇阿尔先村阿尔先温泉遭破坏，我们的圣地不能被破坏，草原是我们蒙古人的母亲，我们有义务保护我们的母亲，请不要随意破坏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恩惠！！！
新疆巴彦郭勒蒙古自治州和静县蒙古牧民出来反对草场和自然环境遭到时遭到当地镇政府武断打压。为我们的生态文化请大家关注!请各界热爱大自然的朋友们一起转起来吧！金不换的灵魂，一颗维护大自然心。
新疆巴彦郭勒蒙古自治州和静县蒙古牧民出来反对草场和自然环境遭到时遭到当地镇政府武断打压。为我们的生态文化请大家关注!请各界热爱大自然的朋友们一起转起来吧！金不换的灵魂，一颗维护大自然心。
2014年7月20日星期日
厄运十九年 ：迫害为何还在持续?...... 韩新娜
自1995，12，10日丈夫哈达被抓至今 我们一家人的厄运已经持续了十九个年，这期间内蒙古相关部门的人员也换了好几拨了 但问题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 这其中的结症究在哪里 实在是令人费解 今天我想 做些分析和猜想.
这十九年的厄运可以分为以下三部分：一，哈达入狱后的十五年（1995，12，10——2010，12，3）;二，哈达出狱前夕妻儿被抓进看守所的两年（2010，12，3——2012，4，24）；三，哈达刑满不释放继续被非法羁押 妻儿从看守所获释后的二年（2012，4，24——2014，7，18）。
一，1995年12月10日哈达突然被抓 当时内蒙古的第一把手是王占 政法委书记是万继生 公安厅厅长是李庆玉，事后 听人告诉我说 内蒙古方面想把这个案子办成大案要案 因当时还抓了内大 师大 农大 社科院 蒙专 教育出版社 等数十名的蒙古族知识分子 而且在当时蒙古青年还举行了俩次游行 ，据说 王占给中央汇报时 给哈达定了五个罪名：阴谋颠覆政府罪，分裂国家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 间谍罪 等 若按此调子 估计要抓判一大批蒙古人，当时的蒙古社会也盛传：”206“案挖出了"内人党” “101”案还不知又要挖出啥来？（拘留哈达的通知书上写的理由是 涉嫌“101”案）...中央方面 分管政法和教育的尉健行 李岚清为此还专门来内蒙古调研 也许上面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 也许是上面当政之人在民族问题上比较谨慎 不像现在这样 最后否定了内蒙古方面王占的意见 没按反革命集团打 大多数人关了几个月后都释放了 最后只判了俩人： 哈达15年 特格希10年 ，哈达的罪名是分裂国家和间谍罪，荒唐的是 起诉书通篇都在说 哈达如何组织反动组织“南蒙古民主联盟”等。
在抓捕哈达的同时 内蒙古公安厅又下了一道无文号的“公文”说：哈达组织的“南民联”是反革命组织 蒙古学书店是反革命黑据点 又将书店查封了 ，为何堂堂内蒙古公安厅的公文没有文号呢？懂行人告诉我 无文号的文件是不入档案的 也就是说 今后要翻案 档案里都没有痕迹 ，也就是说 在当时他们也清楚 查封书店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 因哈达的罪名里并无组织领导反革命组织一说 “黑据点”一说根本站不住脚 所以 他们不敢入档 发了一纸无法律效应的无文号“公文”，事后 我一直要求他们拿出 说书店是反革命黑据点的证据来 但至今也没人出面给个合理答复...
在哈达入狱的十五年间 我不断地申诉 上告 控告 从内蒙古到中央 再到国际社会 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均不予理睬。
二，2010年3月14日，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十一届三次年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莅临内蒙古代表团会场，强调指出”内蒙古存在民族分裂势力"紧接着，6月11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专程去呼和浩特部署打击“民族分裂”，警示自治区党委“稳定是第一责任”。（摘自 阿拉腾德利海：《内蒙古挖肃劫难》第495页）此时 内蒙古的政坛又换了一拨人 当政的一把手是胡春华 政法委书记是邢云 公安厅厅长是赵黎平 ，也许正是贺 周二人的定调 才在十五年后加重了我们一家人的厄运。
年底12月哈达刑满释放前一周 又把我和儿子抓起投入看守所 关押期间 政法委官员亲自跑到看守所里 和我们母子俩谈话 既不说“非法经营”也不问“非法持有毒品” 而是强调 只要我们在保证书上签字（不接受外媒采访 不再提案子的冤屈等）就可以放我们出去，之前 我曾提醒过儿子 有机会你能出去就出去 也好照顾里面的父母 威勒斯考虑到一家三口都被关押 让外地的亲戚来回跑送钱送物太麻烦 便在保证书上签了字 想先出来再说 这样在被关押了9个多月后 威勒斯于2011，9，17日被“取保候审”获释，我因死硬不从 最后以“非法经营”罪 被“判三缓五”被关押16个多月后于2012，4，24日释放 被监外执行。
哈达坐够十五年牢 非但刑满不释放 还把其妻儿抓起 为了逼其就范 还编织罪名把妻儿也判了刑 特别是对其儿子威勒斯的诬陷（毒品）更是令人发指，十五年前还只是给哈达一人定罪 十五年后 迫害升级 把一家三口都抓起并判刑 一家人都被诬陷为罪犯 ，这一卑劣行径在中国也少见！
我不明白的是 如果说十五年前 王占是为了政绩而夸大“敌情”上报中央的话， 那么 十五年后 在贺国强 周永康之流的高压下 身为内蒙古第一把手的胡存华 为何认同贺 周的胡作非为 并变本加厉 与之沆瀣一气 把我们一家人都投进监狱 他到底为了啥？难道“血染顶珠红”是官场的唯一法则吗？我那时还对他抱有幻想呢 在狱中给他写过求救信 结果 我还是被判了刑！（回头我将此信公布） 我毕竟是妇道人家 我当时觉得胡年轻有为 又多年在民族地区工作 以前的冤案又不是他办的 从面相上看 慈眉面善的 也许他能心慈手软些 ... 哎，坊间传言说 他可能是下一代的中共领导人 一想到他对我们一家三口的下手之狠 不禁恐惧万分 如果他真得站在万人之上后 一旦有什么风波 以他处置我们一家的手法推断 弄不好真敢刺刀见红啊...
三，从2012年春2014年夏的两年间 “墙头又变大王旗”内蒙古的第一把手又换成了王军 政法委书记是李佳 公安厅厅长是马明了 我和儿子又犯天真 分别给王 李 马写信 ，从2012年春 一直写到今春，结果 哈达还被关在黑监狱里 诬陷我儿子的罪犯张涛还被提拔高升了 说是书店可以重开 还表示可以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明确表示不是赔偿）但至今只停留在口头上 ...其实 有俩件事值得肯定 即：网络和电话于今年4月开通了 我可以和外界沟通了 但我分析这并不是内蒙古方面的开恩 因开通网络的前几天 政法委官员还吓唬我说 接受外媒采访是与境外敌对势力勾连 后果很严重云云 给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发表后网络才突然开通的 由此看来 一定是上面什么人发话所致。
既然上面 都网开一面了 内蒙古的新当权者 为何不作为呢？地球人都知道 习近平在上面收拾“大老虎'正忙得不亦乐乎 根本顾不上底下的事儿 你们就不能发挥些自主权 把我们一家从水深火热中拉上岸 吗？周永康也下台了 孟建柱上台后 也很分寸 你们还拖什么劲啊 一切都指望上面 要你们干什么吃的？民族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宁左勿右吗？我们一家的厄运从19年前的民族问题 拖到现在 已成了生存问题了 再拖下去 出了人命 你们可是难脱干系啊 ！...我与你们的使者谈话时 多次强调 ;共产党之所以搞不好中国 就是因为像陈少敏似的良知太少 正不压邪 所以 坏人当道 好人背时 腐败 贪官...我还能指望你们吗？！
这十九年的厄运可以分为以下三部分：一，哈达入狱后的十五年（1995，12，10——2010，12，3）;二，哈达出狱前夕妻儿被抓进看守所的两年（2010，12，3——2012，4，24）；三，哈达刑满不释放继续被非法羁押 妻儿从看守所获释后的二年（2012，4，24——2014，7，18）。
一，1995年12月10日哈达突然被抓 当时内蒙古的第一把手是王占 政法委书记是万继生 公安厅厅长是李庆玉，事后 听人告诉我说 内蒙古方面想把这个案子办成大案要案 因当时还抓了内大 师大 农大 社科院 蒙专 教育出版社 等数十名的蒙古族知识分子 而且在当时蒙古青年还举行了俩次游行 ，据说 王占给中央汇报时 给哈达定了五个罪名：阴谋颠覆政府罪，分裂国家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 间谍罪 等 若按此调子 估计要抓判一大批蒙古人，当时的蒙古社会也盛传：”206“案挖出了"内人党” “101”案还不知又要挖出啥来？（拘留哈达的通知书上写的理由是 涉嫌“101”案）...中央方面 分管政法和教育的尉健行 李岚清为此还专门来内蒙古调研 也许上面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 也许是上面当政之人在民族问题上比较谨慎 不像现在这样 最后否定了内蒙古方面王占的意见 没按反革命集团打 大多数人关了几个月后都释放了 最后只判了俩人： 哈达15年 特格希10年 ，哈达的罪名是分裂国家和间谍罪，荒唐的是 起诉书通篇都在说 哈达如何组织反动组织“南蒙古民主联盟”等。
在抓捕哈达的同时 内蒙古公安厅又下了一道无文号的“公文”说：哈达组织的“南民联”是反革命组织 蒙古学书店是反革命黑据点 又将书店查封了 ，为何堂堂内蒙古公安厅的公文没有文号呢？懂行人告诉我 无文号的文件是不入档案的 也就是说 今后要翻案 档案里都没有痕迹 ，也就是说 在当时他们也清楚 查封书店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 因哈达的罪名里并无组织领导反革命组织一说 “黑据点”一说根本站不住脚 所以 他们不敢入档 发了一纸无法律效应的无文号“公文”，事后 我一直要求他们拿出 说书店是反革命黑据点的证据来 但至今也没人出面给个合理答复...
在哈达入狱的十五年间 我不断地申诉 上告 控告 从内蒙古到中央 再到国际社会 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均不予理睬。
二，2010年3月14日，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十一届三次年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莅临内蒙古代表团会场，强调指出”内蒙古存在民族分裂势力"紧接着，6月11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专程去呼和浩特部署打击“民族分裂”，警示自治区党委“稳定是第一责任”。（摘自 阿拉腾德利海：《内蒙古挖肃劫难》第495页）此时 内蒙古的政坛又换了一拨人 当政的一把手是胡春华 政法委书记是邢云 公安厅厅长是赵黎平 ，也许正是贺 周二人的定调 才在十五年后加重了我们一家人的厄运。
年底12月哈达刑满释放前一周 又把我和儿子抓起投入看守所 关押期间 政法委官员亲自跑到看守所里 和我们母子俩谈话 既不说“非法经营”也不问“非法持有毒品” 而是强调 只要我们在保证书上签字（不接受外媒采访 不再提案子的冤屈等）就可以放我们出去，之前 我曾提醒过儿子 有机会你能出去就出去 也好照顾里面的父母 威勒斯考虑到一家三口都被关押 让外地的亲戚来回跑送钱送物太麻烦 便在保证书上签了字 想先出来再说 这样在被关押了9个多月后 威勒斯于2011，9，17日被“取保候审”获释，我因死硬不从 最后以“非法经营”罪 被“判三缓五”被关押16个多月后于2012，4，24日释放 被监外执行。
哈达坐够十五年牢 非但刑满不释放 还把其妻儿抓起 为了逼其就范 还编织罪名把妻儿也判了刑 特别是对其儿子威勒斯的诬陷（毒品）更是令人发指，十五年前还只是给哈达一人定罪 十五年后 迫害升级 把一家三口都抓起并判刑 一家人都被诬陷为罪犯 ，这一卑劣行径在中国也少见！
我不明白的是 如果说十五年前 王占是为了政绩而夸大“敌情”上报中央的话， 那么 十五年后 在贺国强 周永康之流的高压下 身为内蒙古第一把手的胡存华 为何认同贺 周的胡作非为 并变本加厉 与之沆瀣一气 把我们一家人都投进监狱 他到底为了啥？难道“血染顶珠红”是官场的唯一法则吗？我那时还对他抱有幻想呢 在狱中给他写过求救信 结果 我还是被判了刑！（回头我将此信公布） 我毕竟是妇道人家 我当时觉得胡年轻有为 又多年在民族地区工作 以前的冤案又不是他办的 从面相上看 慈眉面善的 也许他能心慈手软些 ... 哎，坊间传言说 他可能是下一代的中共领导人 一想到他对我们一家三口的下手之狠 不禁恐惧万分 如果他真得站在万人之上后 一旦有什么风波 以他处置我们一家的手法推断 弄不好真敢刺刀见红啊...
三，从2012年春2014年夏的两年间 “墙头又变大王旗”内蒙古的第一把手又换成了王军 政法委书记是李佳 公安厅厅长是马明了 我和儿子又犯天真 分别给王 李 马写信 ，从2012年春 一直写到今春，结果 哈达还被关在黑监狱里 诬陷我儿子的罪犯张涛还被提拔高升了 说是书店可以重开 还表示可以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明确表示不是赔偿）但至今只停留在口头上 ...其实 有俩件事值得肯定 即：网络和电话于今年4月开通了 我可以和外界沟通了 但我分析这并不是内蒙古方面的开恩 因开通网络的前几天 政法委官员还吓唬我说 接受外媒采访是与境外敌对势力勾连 后果很严重云云 给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发表后网络才突然开通的 由此看来 一定是上面什么人发话所致。
既然上面 都网开一面了 内蒙古的新当权者 为何不作为呢？地球人都知道 习近平在上面收拾“大老虎'正忙得不亦乐乎 根本顾不上底下的事儿 你们就不能发挥些自主权 把我们一家从水深火热中拉上岸 吗？周永康也下台了 孟建柱上台后 也很分寸 你们还拖什么劲啊 一切都指望上面 要你们干什么吃的？民族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宁左勿右吗？我们一家的厄运从19年前的民族问题 拖到现在 已成了生存问题了 再拖下去 出了人命 你们可是难脱干系啊 ！...我与你们的使者谈话时 多次强调 ;共产党之所以搞不好中国 就是因为像陈少敏似的良知太少 正不压邪 所以 坏人当道 好人背时 腐败 贪官...我还能指望你们吗？！
「地方民族主義者」が語る中国文化大革命 ― 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における回想と研究のヘゲモニー ― 楊 海英
中華人民共和国より二年半も先に1947 年5月に成立した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において、文化大革命中に大量虐殺が発生した。ひかえめな政府公式見解によると、およそ346,000 人が逮捕され、そのうちの27,900人が殺害され、120,000 人に身体障害が残ったとされている［郝維民 1991:313-314］。中国政府の数字を信じる者は世のなかにいない。というのも、1981 年当時の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の書記で、中国人1の周恵は「隔離され、審査を受けたモンゴル人の数は79 万人」だと話していた［阿木蘭 2010:541］。また、数年後の1989 年に内モンゴル自治区党委員会が公表した被害者数は480,000 人だった[阿拉騰徳力海 1999:85]。独自に調査したアメリカとイギリスの研究者たちはおよそ500,000 人のモンゴル人が逮捕され、殺害されたモンゴル人の数は100,000人に達すると見積もっている[Jankowiak 1988:276;Sneath 1994:422]。最近では、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のあるジャーナリストが、直接殺害された者と自宅に戻ってから亡くなった者、いわゆる「遅れた死」を含めて、モンゴル人犠牲者の総数は300,000 人に達すると報告している2[Sirabjamsu 2006:44]。このように、中国にいるモンゴル族全体が受難していた現代の凄惨な歴史を当事者たちは中国共産党政府と中国人民が一体となってすすめたジェノサイドだと理解している[楊2008:419 - 453;2009a:;2009b;2009c;2010a]。
では、これほど深刻なジェノサイドについて、その発生した現場たる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において、モンゴル人たちと中国人(漢族)はどのように理解しているのだろうか。過去の大量虐殺をいかなるかたちで回顧し、研究しているのだろうか。いまの中国では、文化大革命について正面から正々堂々ととりあげることはほぼ不可能である。それでも、許容範囲内でさまざまな文化大革命論が展開されている。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の場合だと、問題は誰が、どんな立場から大量虐殺のどの側面について、どのような視点から回想し、研究しているのかが重要である。私は、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には一種のヘゲモニーが存在していると理解している。この目に見えるヘゲモニックな政治的な現象こそ、大量虐殺の真相を歴史の闇に葬りつつあるし、場合によっては、再度のジェノサイド発動にも口実を与えかねない、危険な思想であると危惧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一 曙は東から
上で示した大規模な、徹底したジェノサイドが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の津々浦々にまで展開され、「大勝利」を収めたあとに、陰惨な雰囲気がずっとモンゴル人の故郷に充満していた3。1978 年から華国鋒主席の下で限定的な「名誉回復(平反)」がおこなわれても、外来の中国人が先住民のモンゴル人をその故郷で抑圧する政治体制になんら変化は生じなかった。中国政府はあいかわらず移民を増やし、草原を開墾しては、権力を掌握していった。
1981 年に自治区各地で「移民反対」と「文化大革命の徹底的な否定」を求めた学生運動が勃発したが、容赦なく弾圧された［Jankowiak 1988: 269-288;啓之 2010:533-569］。モンゴル人から見れば、中国政府は口先では文化大革命を否定しながらも、少数民族を抑圧する政治的な手法はまったく変わっていなかったのである［楊 2009c:232-235］。そうしたなかで、民族問題の本質は究極的には共産党が作った現代史観そのものにある、と論破した著作があらわれたのである。1995 年に出版されたトゥメン将軍の『康生と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冤罪事件』である。
書名から分かるように、トゥメン将軍はでっちあげられた「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粛清事件(挖内人党)」の首謀者を中国共産党の情報機関のトップ、康生に特定する方法をとっている。康生には1942 年からスタートした延安整風運動を主導して、「牛の毛のごときうじゃうじゃする国民党のスパイどもを一掃した功績」がある。その康生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建国後、過去に民族自決運動をすすめていた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の歴史を問題視し、モンゴル人の大量虐殺を主導した、とトゥメン将軍は書いている［図們 祝東力 1995］。
トゥメン将軍は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の発動を中国共産党の歴史と結びつけて描くことで、共産党という災禍の存在を巧みに構造化した。中国内で、過去に同国から分離独立をすすめてきたモンゴル民族の歴史と、政党自身の歴史を建国の歴史と重ねる共産党との間には、相容れられない対峙の構図が最初から存在していた輪郭をトゥメン将軍は分析している。具体的にいうと、モンゴル人の指導者のウラーンフーが共産党中央の政策に抵抗したがゆえに失脚に追いこまれたところから始まり、独自のモンゴル人騎兵師団の粛清と解散、そして、一般のモンゴル人にまで及んだ殺戮を多数の事例で以て詳述している。とくに、モンゴル民族の自治のシンボルであった騎兵部隊は、1939 年の日本対ソ連・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の「ノモンハン戦争」時の興安軍に淵源している。そのモンゴル軍は日本の敗退後には同胞の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との統一合併を目指し、旧満洲国領内のモンゴル人地域と国民党が支配していた綏遠省を併合して、「統一された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の出現を創造した武装勢力である［図們 祝東力1995:112-131］。南モンゴルのモンゴル人たちにとって、同胞の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との統一こそ、大国同士で勝手に結んでいた「ヤルタ協定」によって阻止されたものの、自治区を中華人民共和国よりも先に建立できた事績は、限られた「自決」の成功を意味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ソ連領内のブリヤート共和国とカルムイク共和国、そして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と並んで、モンゴル人には社会主義流民族自決をすすめる確固たる力がある、とトゥメンは主張している。この「民族自決を推進する民族主義兼共産主義の存在」が、中華人民共和国から問題視されたのである。
民族主義の波は、南モンゴルの東部から湧き上ったものである。民族自決の担い手たちは、清末期から日本型近代化をいち早く導入していた東部地域に育った者である4。言い換えれば、南モンゴルの東部こそ、もっとも早く近代に覚醒し、民族自決に自発的に取り組んだ地域である。南モンゴル東部出身者らの足跡は決して南モンゴルだけに限られずに、モンゴル高原にまで及んでいた。1911 年におけるモンゴル高原の清朝からの独立を背後から促していたのも、ほかでもない南モンゴル東部出身者だった［田中 1971］。1925 年に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がコミンテルンと新生の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の援助の下で産声をあげたときにも、同党の有力な指導者となった者の多くも南モンゴル東部出身者だった［ボルジギン 2011:36-40］。日本が満洲国や蒙疆政権等を創って、南モンゴルを自己の利益のためにコントロールしていた際も、同党の党員たちは日本の力を能動的に活用して、将来に中国から独立する運動をひそかに準備していたのである「Sechin Jagchid 1987:140-172」。
のちに中国共産党は南モンゴル東部出身者を「日本刀をぶら下げ、日の丸を担いだ奴ら(挎洋刀、扛膏药旗的)」や「蒙奸」だと批判して粛清した5。トゥメン将軍の著書も、南モンゴルの全モンゴル人が受難した背景には、「東部出身者主導の民族自決史」が中国共産党から危険視されていた、との観点で書かれている。
トゥメン将軍の著書は史実を忠実に再現した著作である、とたいていのモンゴル人や研究者たちはそう評価している。しかし、トゥメン将軍の名著を中国共産党は喜ばなかった。中国共産党はすぐさま南モンゴル西部出身の共産党幹部たちを動員して、モンゴル人初の文化大革命研究の著作を批判する策略を密室で練りあげた。トゥメン将軍が南モンゴル東部のハラチン地域の出身だったということよりも、その歴史著述の方法が論争の的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二 「犬同士の喧嘩」を演じた裁判劇
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をすすめる際に、中国共産党は「先に内モンゴル西部出身者を粛清し、返る刀で東部出身者を一掃する方策」をとったのは周知の事実である。具体的には1966 年5 月に北京市内の前門飯店で開かれた「華北局工作会議」の席上で、南モンゴル東部出身者を唆してウラーンフー批判の政治闘争を引き起こした。ウラーンフーは西部のトゥメト出身で、彼とその側近たちは一時、「革命根拠地の延安」の民族学院に滞在していた経歴から、「根本から赤い(根紅苗正的)延安派」と呼ばれてきた。中国共産党は東部出身者にウラーンフーの「西部出身者を重視した狭隘な民族主義」を批判させて、失脚に追いこんだ。まもなく、東部出身者にも「日本刀をぶら下げ、日の丸を担いでいた過去がある」
として大量虐殺の対象とした［ 趙金宝2006:214; 楊 2009b,c］。実際に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で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を指揮していた人物で、毛澤東の勅命を帯びた安徽省出身の滕海清将軍もまた意図的に「モンゴル人は東西に分かれて対立している構造」を扇動して、大量虐殺をおこなっていたのである［楊2009a:162］。中国政府と中国人は故意にモンゴル人がモンゴル人を密告し、モンゴ人同士で暴力を振るうよう仕向けて、「犬同士の喧嘩」を演じさせては漁夫の利を得てきたのは周知の事実である6。
私の手元に一通の手紙の複写がある。「内モンゴル延安大学こと元延安民族学院の一部の古参同志たち」から内モンゴル自治区党委員会宛に書いたものである。手紙の書き手はチョルモン(潮洛蒙、元内モンゴル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副主任)を筆頭に、雲照光(元内モンゴル自治区文化芸術聯合会主席)、劉璧(元内モンゴル自治区公安庁庁長、中国人)ら7 人である。南モンゴル西部トゥメト出身のモンゴル人高官が4 人で、ほかの3 人は中国人である。
手紙は題して「『康生と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冤罪事件』との著書内の重大な間違いといくつかの提案」(対《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書的幾個厳重錯誤的意見和建議)とある。まず、トゥメン将軍の著書内の「重大な間違い」を指摘して、「ただちに同書の販売と再版を停止し、モンゴル語への翻訳もストップすべきだ」と提案している。また、「侮辱された同志たちに対して謝罪するよう」求めている。8頁にわたる長文の手紙の内容を以下のように要約できよう。
一、同書は歴史を歪曲し、「日本と偽満洲国時代の軍官と官吏」を「抗日人士」に仕立てて、専ら彼らが文化大革命中に受けた被害をことさらに強調している。「日本と偽満洲国時代の軍官と官吏」は悪人である。
二、「革命の聖地延安」を悪意で以て攻撃した。康生の指導下にあった共産党の情報機関を描くことで、「革命の聖地延安」はまるで「地獄」だったかのような「まちがった印象」を読者に与えてしまった。
三、1936 年にはコミンテルンに、1946 年には「わが共産党」によって、それぞれ二度にわたって解散を命じられた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の「民族分裂の歴史」を強調した。民族分裂主義者や蒙奸らを革命家のように美化している。
四、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で迫害された「漢族同志を軽く扱っている」。
五、前門飯店華北局工作会議でモンゴル人指導者を批判した「漢族同志たち」の存在と役割を誇大化している。
六、「滕海清同志を含め、多くの漢族とモンゴル族同志の実名を出した」ことで、名誉が毀損された。
結末を先に示しておくが、この手紙はおよそすべてのモンゴル人に酷評されたが、大きな政治的な影響をもたらしただけでなく、ふたたび南モンゴル人社会に深刻な亀裂を生じさせたのである。ジェノサイドを現場で指揮していた中国人の滕海清を無節操に「同志」と美称して媚びていた態度が全モンゴル人の憤怒をかったことは、むしろ小さな問題である7。モンゴル人社会を再度、東西に分断させる政治的な威力を発揮した点が重い。それは、南モンゴルの近現代史をどのように認識するか、という歴史観が背後にあったからである。
一言でいって、南モンゴルの近現代の歴史は、中国人がモンゴル人の故郷に侵略し、草原を開墾したのに対し、モンゴル人は抵抗し、民族自決を実現させようとした過程である。
アメリカの「歩く歴史家」オーウェン・ラティモアの指摘通り、「19 世紀末から始まった中国人の殖民は、モンゴル人の全滅を目的とする行為」であった［Lattiomr 1969:114］。「モンゴル人なき南モンゴル」を実現させようとする中国人とそれに抵抗したモンゴル人の自決史である。この歴史の性質については、東西のモンゴル人の見解も例外なく一致している。問題は誰が民族自決の革命をどのようにリードしたかで、深い溝が両者のあいだに横たわっているのである。史実は既に上でも触れたように、日本型近代化の導入でいち早く覚醒した東部出身者が中心となって民族主義兼共産主義的な政党、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を立ちあげて奮闘したことである。それは、単に論壇において中国からの自立を空虚に叫
んでいたのではなく、日本統治時代を経て、東部の若きモンゴル人たちは五個もの近代的な騎兵師団を擁して、東モンゴル人民自治政府や内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臨時政府のように準国家体制を整えて、民族自決を着実に推進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史実はどうであれ、世のなかは「勝てば官軍」の論理が正統化される。延安に休閑していた西部トゥメト出身者たちは八路軍に追随して綏遠省やチャハル省など南モンゴル西部を「失地回復（光復）」しても、中国人から信用されていなかった彼らには一兵一卒もなかった。リーダーのウラーンフーは自身が共産主義の大本営モスクワに留学していたという国際共産主義の威光を発揮して、みごとに東部出身者たちを親衛隊に改編できたのである。ソ連型の民族自治共和国の建立を夢見ていたウラーンフーは東部出身の知的なエリートたちを温存し、限られた文化的な自治に役立てていたのである［楊 2011b］。東部出身者をそれなりに重用していても、革命史観はあくまでも西部中心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
「革命の聖地延安で育った西部出身者が中心となって、日本と偽満洲国の旧知識人や偽軍官を改造して、国民党の大漢族主義的支配から全内モンゴルを解放して自治区を創った」、という歴史観が唯一の正統史観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モンゴル人の民族自決の歴史も完全に「中国革命の一部分」［郝維民 1997］として矮小化され、解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のである。こうして中国政府のお墨付けを得た西部中心史観は、モンゴル人の民族自決の歴史を歪曲し、否定するものに変質したのである。
文化大革命中には、西部と東部を問わずにモンゴル人全員が大量虐殺された［楊 2013］。
トゥメン将軍も西部モンゴル人の被害を書かなかったから批判されたのではない。中国共産党から問題視された歴史を忠実に再現したから、西部出身者と中国人から猛烈に攻撃されたのである。要するに、近現代におけるモンゴル人の民族自決の歴史そのものが、ジェノサイド発動の原因だった、とトゥメン将軍は上手に論じたからである。
「南モンゴルのモンゴル人は中国人の入植と草原開墾に抵抗しなかった」とか、「西部出身の延安派が南モンゴル全体を解放した」、という官制の歴史観は中国共産党の統治が続く限りにおいてはまだ跋扈するだろうが、歴史修正主義はもはや許されない。この自明の歴史をめぐる論争はイデオロギー面での「犬同士の喧嘩」として演じられ、中国政府と中国人は相変わらず大人たいじんとして振る舞った。「あなたたち西部出身のモンゴル人こそ、革命の聖地で育った、真の革命家だ」、と「純朴な犬」同士に中国人たちは「公平な仲裁」を下した。かくして、トゥメン将軍の著書も禁書のリストに加えられたのである8。
三 西部出身者らの回想録群
では、南モンゴル東部出身者と同様に例外なく虐殺されていた西部トゥメトのモンゴル人たちはどのように文化大革命を振り返っているのだろうか。ここで、代表的な作品を三つ紹介しておこう。
先陣を切ったのは内モンゴル軍区副参謀長のタラ(1920-)の『平凡な人生―タラの革命回想録』である［塔拉 2001］。タラはウラーンフーと同じトゥメト旗出身で、ともに雲という姓9を名乗り、かつ延安民族学院を出ているので、典型的な「延安派」とされていた一人である。彼が記す「平凡な人生経歴」は、ウラーンフーの一派が延安から出てきて、いかに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の東モンゴル人民自治政府と内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臨時政府を解体していったかのプロセスでもある。共産党の八路軍と新四軍を後ろ盾に、共産主義思想を振りかざして、対中国強硬派たちに「対日協力者」のレッテルを張っては粛清していった歴史が活写されている。東モンゴル人民自治政府のエリートたちを押さえて軍権を掌中にした延安のタラたちであるが、その彼らも文化大革命中は一人残らず打倒された。東西を問わずに、内モンゴル軍区内のモンゴル人将校たちが惨殺された事例をタラは数多く挙げている。文化大革命が収束したあと、タラ副参謀長自身を含め、モンゴル人将校たちは軒並み軍から排除され、モンゴル人部隊が全滅していった内幕も暴露されている［塔拉2001:363-496］。内モンゴル軍区は元々、中国の「一三大軍区の一つ」で、モンゴル人のウラーンフーが最高司令官兼政治委員をつと
めていた。モンゴル人大量虐殺も集寧市に駐屯していたモンゴル人騎兵師団の武装解除から始まったものである。モンゴル軍の全滅後に、内モンゴル軍区は大軍区から格下げされて、北京軍区の管理下に置かれるようになって、今日に至る10。
上で示したように、タラの著書はあまりにも鮮烈に中国共産党によるモンゴル軍の解体過程が詳述されているので、出版後まもなく、禁書のジャンルにカウントされたのである。延安派の底力は大きい。自治区の高官層を形成していた延安民族学院の同窓生たちは2005 年に『清涼鐘声』という回想録を公刊した。これは、「聖地延安の魂」というシリーズ本の一冊である。上で取りあげた、トゥメン将軍の著作を批判したチョルモンと雲照光をはじめ、タラ元副参謀長など、西部トゥメト出身の元高官たちがほぼ全員、文化大革命中に受けた被害を回顧している。筆舌に尽くせない暴虐を経験させられたが、彼らに冠された罪も東部出身と同じ、「民族分裂主義者集団の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員」だったのである［雲照光 2005］。
客観的に見ると、西部出身者らのなかで、その最高指導者のウラーンフーら数人だけは1925 年10 月に結成された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に参加していた。大半の西部トゥメト出身者は「民族分裂主義者集団」と無関係なだけでなく、上のタラ副参謀長のように、むしろ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との統一を目指す東部出身者から権力を奪った人たちである。いわば、中国政府と中国人たちにとっては、犬馬の労を尽くした「功臣」のはずである。それでも、西部出身者たちにも東部出身者同様の「民族分裂主義者」の罪が突き付けられていた性質から、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における文化大革命は「中国人対モンゴル人」という民族間の対立軸で展開されていた事実が証明できたのである。西部トゥメト出身者にとつては、可哀そうであろうが、モンゴル民族の宿命である。
西部出身者らは「民族分裂的な活動」をした過去がほとんどないので、当然、彼らも文化大革命が発動された歴史的淵源を追求しようとはしない。東部出身のトゥメン将軍のように、まず過去の民族自決の歴史を詳述してから、この民族自決史こそが大量虐殺を招いた唯一の原因である、という適確な論破は『清涼鐘声』からは聞こえてこないのである。ここに、西部出身者と東部出身者の、それぞれ異なる文化大革命史観がみごとに顕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文化大革命前の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は毛澤東が強調する階級闘争に不熱心だった。「階級闘争の不熱心」が最大の原因となって、首都北京からの政治の嵐が辺境の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を襲い、訳もわからないうちに大量虐殺の波に呑みこまれていった［雲照光2005］、というシンプルな記述方法である。
西部出身の元高官たちは、「文化大革命の惨劇から教訓を汲みとることによって、二度とこのような惨劇を繰り返さずに、社会主義政権の長期的な安定のために寄与するために」、回顧録を出した、としている［雲照光2005:371］。いうまでもなく、これは西部出身の元高官たちの保身的なポーズである。西部トゥメトのごく普通のモンゴル人農民でも、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の文化大革命における民族間紛争の性質について深く理解していたことは、私が編集して公開した被害者報告書に共通して現れている［楊 2013］。西部出身の元高官たちもモンゴル人農民と同じように理論的には理解できたとしても、決してそれを口にしようとはしなかった。彼らは、民族間紛争について指摘しない「賢明」な姿勢をとることで、東部出身者との差異を中国政府に明示したかったのである。賢い中国人ももちろんモンゴル人の異なる政治姿勢に気づき、喜んで「犬同士の喧嘩」を観戦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2010 年5 月28 日、内モンゴル自治区政府は「2010・66 号会議通知」を配布した。きたる2010 年6 月2 日に市内の新城賓館という政府直営の高級ホテルで『孔飛伝』(孔飛―風雨坎坷六十年)の発行式がおこなわれるとの内容だった。発行式には自治区政府主席兼党委員会副書記のバータルをはじめ、現役と第一線から退いた錚々たる高官たちが出席した。
これだけ政府主導で宣伝された著作であるが、意外にも文化大革命の真相を当事者の視点で厳しく追及した内容からなっている。著者は内モンゴル自治区軍区副司令官だった孔飛少将の娘、アームラン(阿木蘭)である。彼女は現在河北師範大学の教授で、自らの経験と孔飛将軍が残した日記と政府公文書、それに孔飛と親交のあった元政府高官らの証言に基づいて書いている。
孔飛は南モンゴル東部ホルチン左翼中旗の出身だが、日中戦争中に共産党に入り、延安での生活が長い。モンゴル人の民族自決運動の指導者ウラーンフーの妹、雲清を夫人に迎えている。一般的に南モンゴル東部出身者たちは満洲国時代に日本型の近代教育を受けた過去から、「日本刀を吊るし、日の丸を担いでいた奴ら」と中国人に蔑称されるのに対し、延安派は主としてウラーンフーと同じく西部トゥメト生まれのモンゴル人が多い。孔飛は珍しく、東部出身の延安派になる。
アームランはその父親で、内モンゴル軍区副司令官だった孔飛と他のモンゴル人将校たちがどのように粛清されたかを詳述しているだけでなく、軍区の元高官たちから重要な証言を集めている。例えば、毛澤東は早くも1964 年に人民解放軍の総参謀長の羅瑞卿を内モンゴル軍区に派遣して中国人の紅軍出身者らにモンゴル人将校の粛清準備を指示していたという［阿木蘭 2010:52-353］。この証言は、中国共産党華北局も1964 年からウラーンフーらモンゴル人高官に関する情報を極秘に収集していた事実［楊 2011,2012］と完全に一致しているので、非常に重要である。
孔飛副司令官は、「民族分裂主義者集団の
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のボス兼ウラーンフー反党叛国集団の最高のボスであるウラーンフーの妹の夫」という身分から、「モンゴル人の重犯」と認定された［ 阿木蘭2010:384,389］。孔飛少将は文化大革命終了後に軍への復帰を強く希望したものの、それも劉華香や肖応棠など、権力を奪った中国人将校たちに阻止された。中国人たちには「内モンゴル軍区の連中はみな日の丸を担いでいた奴らか日本刀を吊るしていた者だ」という不信感と差別観念が根底にあった、と著者は鋭く分析している［阿木蘭 2010:372,423］。
孔飛副司令官も実際は過去に「日本刀を吊るした」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彼は東部のモンゴル人である。娘のアームランも東西の溝を飛び越えて、「東部出身の延安派の孔飛」を全自治区の革命史のなかで位置づけ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ある。ここに、彼女の著作の意義が認められよう。
四 「所詮は地方民族主義者にすぎぬ」西部出身者の特権1981 年に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で大規模なモンゴル人学生運動が勃発した。チベット人とウイグル人はまだ覚醒していないのだ、と高校生だった私は当時、そう思っていたもので
ある。先輩たちが中国人農民の入植を阻止し、文化大革命の遺留問題を速やかに是正するようストライキをおこなっていた頃、私たち高校生は校舎内に閉じこめられて、歯がゆい思いをする毎日だった。
モンゴル人学生運動を中国政府と中国人の幹部たちは文化大革命時とまったく同じ手法で処理した。モンゴル人学生たちの背後には「大規模な民族分裂主義者集団」があると判断し、「真の危険は東部にあり」、と当時の自治区書記で、中国人の周慧は公言していた。「西部トゥメトのモンゴル人たちが騒いだって、所詮は地方民族主義者にすぎない。民族分裂主義の危険は東部にある」、と中国人の王鐸書記も指摘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かくして、中国政府と中国人たちはまたもやモンゴル人を東西に分裂させて、東部出身の幹部たちをほぼ全員粛清したのである。文化大革命後に「名誉回復」されて復帰したばかりのジェノサイドの生存者たちは、二度と「自治の権利」を獲得することもなく、永遠に追放されたのである。代わりに自治区の「民族幹部」に任命されたのは、ごく少数の西部出身者と外来の中国人たちである［ 阿拉腾德力海1999:350-393］。
今日、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に公的に出版された文化大革命に関する限られた著作は、ほとんどが西部出身者の手によるものである。東部出身者の著作はトゥメン将軍のもの以外にない。アルタンデレヘイも『内モンゴルにおける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員を抉り出して粛清する災難実録』を書きあげたが、地下出版以外に方法はない。多少「騒いでも」、「地方民族主義者」たちは「社会主義の長期安定のため」に文化大革命の「教訓を汲みとる」ことは許されている11。しかし、民族自決の歴史を近代化の脈絡のなかで著述し、それが原因で中国政府と中国人たちから「歴史を清算する」形式でジェノサイドが発動された事実は書けないのである。ここに、文化大革命を回顧し、研究する時のヘゲモニーがモンゴル人の故郷に存在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参考文献
中国語文献
阿拉腾德力海1999 『内蒙古挖粛灾难实录』私家版。2008 『内蒙古挖粛灾难实录・続編』私家版。
阿木蘭2010 『孔飛―新中国開国蒙古族将軍孔飛伝記・風雨坎坷六十年』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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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私はいままでに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に関する政府公文書を中心に5 冊の基礎資料を公開した。目下、二冊目の被害者報告書を編纂中で、2013 年春に公開予定である。私が被害者報告書類に基づいておこなった実証研究では、「遅れ
た死」も含めると、Shirabjamsu が主張する「犠牲者数30 万人」は妥当な計算だと指摘できよう。
3 南モンゴルのモンゴル人たちが中国政府と中国人に虐殺された事実について、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はうすうす気づいていた。1970 年代末期に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を通過した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の外交官は、「血の匂いがした」、と私に
語ったことがある。モンゴル人の表情がみな暗く、抑圧されていた事実はすぐに分かったという。
4 南モンゴルの東部地域を日本などでは「東部内蒙古」や「満蒙」などと表現するが、いずれも政治性の強い呼称である。こうした政治性の強い地名の創出には日本の大陸進出が背後にあったのである。この点について、中見立夫［2013］
による論考がある。
5 モンゴル人たちを単に「日本の蒙奸」や「対日協力者」だと批判することは、一見すると巨悪は日本で、モンゴル人は「軽犯罪」のような印象を受けるが、実はそうしたやり方はモンゴル人の民族自決運動を矮小化するためである。モンゴル人は受け身的に日本に追随したのではなく、あくまでも日本の力を利用して、中国からの独立と自治を成功させたいと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こうした歴史は『徳王自伝』(1994)などにも反映されている。また、最近では、リ・ナランゴアによる「モンゴル人の民族自決運動とアジア主義との関連」についての新しい考察がある。それによると、日本のアジア主義に共鳴したアジアの多くの民族と異なって、モンゴル人はあくまでも中国からの独立に熱心で、アジア主義が唱える「西欧列強」よりも、中国を脅威と見な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リ 2013:146-163］。
6 中国は明朝期から中華民国に至るまで、ずっとモンゴルの部族間の紛争を煽って、自らに有利になるよう漁夫の利を得ていた。1911 年にモンゴル高原が独立し、南モンゴルも同調したが、中華民国の中国人はすぐさまモンゴル人の「地
域間の対立」を悪用して、独立運動を失敗に追いこんだ［Lattimore 1969:47-49］。意図的にいわゆる「地域間の対立」を強調してモンゴル人同士を対立させる陰険な手法は今もつづいている。たとえば、自治区政府の主席を任命するさ
いも、「東西のバランスを考える」として、順番で選ぶようにして、モンゴル人同士に争わせて、「調停する善人」の役を演じている。
7 中国人の滕海清は何万人ものモンゴル人を虐殺し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何ら責任を取らずに山東省の済南軍区司令官に栄転していった。のちに彼は暗殺を恐れて南国の広州軍区の保養地に厳重に警備されて生きていたと伝えられている。
8 トゥメン将軍の本は禁書にされても、二種類のモンゴル語版がある［Tümen and Ju Düng Li 1996a,b］。また、何種類かの海賊版も出回っている。
9 トゥメトのモンゴル人の多くが雲という姓を名乗るが、これは歴史上の部族(万戸)名、ユンシェープの頭文字ユンに当てた漢字である。
10 モンゴル人の騎兵部隊が全滅に追いこまれてから、中国政府はもっと大胆に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へ中国人の移民を進めるようになった、と識者は指摘している［阿拉腾德力海 1999:359］。
11 アームランによると、父親の孔飛は「地方民族主義者」としても断罪されていたという［阿木蘭 2010:346-347］。たしかに、ウラーンフーらのモンゴル人指導者を「地方民族主義者」だと中国政府は一時批判していた。この点につ
いては過去に研究者も注目した［Heaton 1971:2-34］。ただ、実際は文中大革命の進展につれて、地方民族主義云々とほとんどいわなくなり、代わりに境地用されたのは「反党叛国」と「民族分裂主義」である［楊 2010］。「反党叛国」と「民族分裂主義」の「罪」ははるかに「地方民族主義」より重い。今後、研究者たちはこの点に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7 (2) 2014
では、これほど深刻なジェノサイドについて、その発生した現場たる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において、モンゴル人たちと中国人(漢族)はどのように理解しているのだろうか。過去の大量虐殺をいかなるかたちで回顧し、研究しているのだろうか。いまの中国では、文化大革命について正面から正々堂々ととりあげることはほぼ不可能である。それでも、許容範囲内でさまざまな文化大革命論が展開されている。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の場合だと、問題は誰が、どんな立場から大量虐殺のどの側面について、どのような視点から回想し、研究しているのかが重要である。私は、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には一種のヘゲモニーが存在していると理解している。この目に見えるヘゲモニックな政治的な現象こそ、大量虐殺の真相を歴史の闇に葬りつつあるし、場合によっては、再度のジェノサイド発動にも口実を与えかねない、危険な思想であると危惧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一 曙は東から
上で示した大規模な、徹底したジェノサイドが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の津々浦々にまで展開され、「大勝利」を収めたあとに、陰惨な雰囲気がずっとモンゴル人の故郷に充満していた3。1978 年から華国鋒主席の下で限定的な「名誉回復(平反)」がおこなわれても、外来の中国人が先住民のモンゴル人をその故郷で抑圧する政治体制になんら変化は生じなかった。中国政府はあいかわらず移民を増やし、草原を開墾しては、権力を掌握していった。
1981 年に自治区各地で「移民反対」と「文化大革命の徹底的な否定」を求めた学生運動が勃発したが、容赦なく弾圧された［Jankowiak 1988: 269-288;啓之 2010:533-569］。モンゴル人から見れば、中国政府は口先では文化大革命を否定しながらも、少数民族を抑圧する政治的な手法はまったく変わっていなかったのである［楊 2009c:232-235］。そうしたなかで、民族問題の本質は究極的には共産党が作った現代史観そのものにある、と論破した著作があらわれたのである。1995 年に出版されたトゥメン将軍の『康生と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冤罪事件』である。
書名から分かるように、トゥメン将軍はでっちあげられた「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粛清事件(挖内人党)」の首謀者を中国共産党の情報機関のトップ、康生に特定する方法をとっている。康生には1942 年からスタートした延安整風運動を主導して、「牛の毛のごときうじゃうじゃする国民党のスパイどもを一掃した功績」がある。その康生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建国後、過去に民族自決運動をすすめていた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の歴史を問題視し、モンゴル人の大量虐殺を主導した、とトゥメン将軍は書いている［図們 祝東力 1995］。
トゥメン将軍は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の発動を中国共産党の歴史と結びつけて描くことで、共産党という災禍の存在を巧みに構造化した。中国内で、過去に同国から分離独立をすすめてきたモンゴル民族の歴史と、政党自身の歴史を建国の歴史と重ねる共産党との間には、相容れられない対峙の構図が最初から存在していた輪郭をトゥメン将軍は分析している。具体的にいうと、モンゴル人の指導者のウラーンフーが共産党中央の政策に抵抗したがゆえに失脚に追いこまれたところから始まり、独自のモンゴル人騎兵師団の粛清と解散、そして、一般のモンゴル人にまで及んだ殺戮を多数の事例で以て詳述している。とくに、モンゴル民族の自治のシンボルであった騎兵部隊は、1939 年の日本対ソ連・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の「ノモンハン戦争」時の興安軍に淵源している。そのモンゴル軍は日本の敗退後には同胞の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との統一合併を目指し、旧満洲国領内のモンゴル人地域と国民党が支配していた綏遠省を併合して、「統一された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の出現を創造した武装勢力である［図們 祝東力1995:112-131］。南モンゴルのモンゴル人たちにとって、同胞の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との統一こそ、大国同士で勝手に結んでいた「ヤルタ協定」によって阻止されたものの、自治区を中華人民共和国よりも先に建立できた事績は、限られた「自決」の成功を意味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ソ連領内のブリヤート共和国とカルムイク共和国、そして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と並んで、モンゴル人には社会主義流民族自決をすすめる確固たる力がある、とトゥメンは主張している。この「民族自決を推進する民族主義兼共産主義の存在」が、中華人民共和国から問題視されたのである。
民族主義の波は、南モンゴルの東部から湧き上ったものである。民族自決の担い手たちは、清末期から日本型近代化をいち早く導入していた東部地域に育った者である4。言い換えれば、南モンゴルの東部こそ、もっとも早く近代に覚醒し、民族自決に自発的に取り組んだ地域である。南モンゴル東部出身者らの足跡は決して南モンゴルだけに限られずに、モンゴル高原にまで及んでいた。1911 年におけるモンゴル高原の清朝からの独立を背後から促していたのも、ほかでもない南モンゴル東部出身者だった［田中 1971］。1925 年に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がコミンテルンと新生の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の援助の下で産声をあげたときにも、同党の有力な指導者となった者の多くも南モンゴル東部出身者だった［ボルジギン 2011:36-40］。日本が満洲国や蒙疆政権等を創って、南モンゴルを自己の利益のためにコントロールしていた際も、同党の党員たちは日本の力を能動的に活用して、将来に中国から独立する運動をひそかに準備していたのである「Sechin Jagchid 1987:140-172」。
のちに中国共産党は南モンゴル東部出身者を「日本刀をぶら下げ、日の丸を担いだ奴ら(挎洋刀、扛膏药旗的)」や「蒙奸」だと批判して粛清した5。トゥメン将軍の著書も、南モンゴルの全モンゴル人が受難した背景には、「東部出身者主導の民族自決史」が中国共産党から危険視されていた、との観点で書かれている。
トゥメン将軍の著書は史実を忠実に再現した著作である、とたいていのモンゴル人や研究者たちはそう評価している。しかし、トゥメン将軍の名著を中国共産党は喜ばなかった。中国共産党はすぐさま南モンゴル西部出身の共産党幹部たちを動員して、モンゴル人初の文化大革命研究の著作を批判する策略を密室で練りあげた。トゥメン将軍が南モンゴル東部のハラチン地域の出身だったということよりも、その歴史著述の方法が論争の的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二 「犬同士の喧嘩」を演じた裁判劇
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をすすめる際に、中国共産党は「先に内モンゴル西部出身者を粛清し、返る刀で東部出身者を一掃する方策」をとったのは周知の事実である。具体的には1966 年5 月に北京市内の前門飯店で開かれた「華北局工作会議」の席上で、南モンゴル東部出身者を唆してウラーンフー批判の政治闘争を引き起こした。ウラーンフーは西部のトゥメト出身で、彼とその側近たちは一時、「革命根拠地の延安」の民族学院に滞在していた経歴から、「根本から赤い(根紅苗正的)延安派」と呼ばれてきた。中国共産党は東部出身者にウラーンフーの「西部出身者を重視した狭隘な民族主義」を批判させて、失脚に追いこんだ。まもなく、東部出身者にも「日本刀をぶら下げ、日の丸を担いでいた過去がある」
として大量虐殺の対象とした［ 趙金宝2006:214; 楊 2009b,c］。実際に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で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を指揮していた人物で、毛澤東の勅命を帯びた安徽省出身の滕海清将軍もまた意図的に「モンゴル人は東西に分かれて対立している構造」を扇動して、大量虐殺をおこなっていたのである［楊2009a:162］。中国政府と中国人は故意にモンゴル人がモンゴル人を密告し、モンゴ人同士で暴力を振るうよう仕向けて、「犬同士の喧嘩」を演じさせては漁夫の利を得てきたのは周知の事実である6。
私の手元に一通の手紙の複写がある。「内モンゴル延安大学こと元延安民族学院の一部の古参同志たち」から内モンゴル自治区党委員会宛に書いたものである。手紙の書き手はチョルモン(潮洛蒙、元内モンゴル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副主任)を筆頭に、雲照光(元内モンゴル自治区文化芸術聯合会主席)、劉璧(元内モンゴル自治区公安庁庁長、中国人)ら7 人である。南モンゴル西部トゥメト出身のモンゴル人高官が4 人で、ほかの3 人は中国人である。
手紙は題して「『康生と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冤罪事件』との著書内の重大な間違いといくつかの提案」(対《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書的幾個厳重錯誤的意見和建議)とある。まず、トゥメン将軍の著書内の「重大な間違い」を指摘して、「ただちに同書の販売と再版を停止し、モンゴル語への翻訳もストップすべきだ」と提案している。また、「侮辱された同志たちに対して謝罪するよう」求めている。8頁にわたる長文の手紙の内容を以下のように要約できよう。
一、同書は歴史を歪曲し、「日本と偽満洲国時代の軍官と官吏」を「抗日人士」に仕立てて、専ら彼らが文化大革命中に受けた被害をことさらに強調している。「日本と偽満洲国時代の軍官と官吏」は悪人である。
二、「革命の聖地延安」を悪意で以て攻撃した。康生の指導下にあった共産党の情報機関を描くことで、「革命の聖地延安」はまるで「地獄」だったかのような「まちがった印象」を読者に与えてしまった。
三、1936 年にはコミンテルンに、1946 年には「わが共産党」によって、それぞれ二度にわたって解散を命じられた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の「民族分裂の歴史」を強調した。民族分裂主義者や蒙奸らを革命家のように美化している。
四、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で迫害された「漢族同志を軽く扱っている」。
五、前門飯店華北局工作会議でモンゴル人指導者を批判した「漢族同志たち」の存在と役割を誇大化している。
六、「滕海清同志を含め、多くの漢族とモンゴル族同志の実名を出した」ことで、名誉が毀損された。
結末を先に示しておくが、この手紙はおよそすべてのモンゴル人に酷評されたが、大きな政治的な影響をもたらしただけでなく、ふたたび南モンゴル人社会に深刻な亀裂を生じさせたのである。ジェノサイドを現場で指揮していた中国人の滕海清を無節操に「同志」と美称して媚びていた態度が全モンゴル人の憤怒をかったことは、むしろ小さな問題である7。モンゴル人社会を再度、東西に分断させる政治的な威力を発揮した点が重い。それは、南モンゴルの近現代史をどのように認識するか、という歴史観が背後にあったからである。
一言でいって、南モンゴルの近現代の歴史は、中国人がモンゴル人の故郷に侵略し、草原を開墾したのに対し、モンゴル人は抵抗し、民族自決を実現させようとした過程である。
アメリカの「歩く歴史家」オーウェン・ラティモアの指摘通り、「19 世紀末から始まった中国人の殖民は、モンゴル人の全滅を目的とする行為」であった［Lattiomr 1969:114］。「モンゴル人なき南モンゴル」を実現させようとする中国人とそれに抵抗したモンゴル人の自決史である。この歴史の性質については、東西のモンゴル人の見解も例外なく一致している。問題は誰が民族自決の革命をどのようにリードしたかで、深い溝が両者のあいだに横たわっているのである。史実は既に上でも触れたように、日本型近代化の導入でいち早く覚醒した東部出身者が中心となって民族主義兼共産主義的な政党、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を立ちあげて奮闘したことである。それは、単に論壇において中国からの自立を空虚に叫
んでいたのではなく、日本統治時代を経て、東部の若きモンゴル人たちは五個もの近代的な騎兵師団を擁して、東モンゴル人民自治政府や内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臨時政府のように準国家体制を整えて、民族自決を着実に推進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史実はどうであれ、世のなかは「勝てば官軍」の論理が正統化される。延安に休閑していた西部トゥメト出身者たちは八路軍に追随して綏遠省やチャハル省など南モンゴル西部を「失地回復（光復）」しても、中国人から信用されていなかった彼らには一兵一卒もなかった。リーダーのウラーンフーは自身が共産主義の大本営モスクワに留学していたという国際共産主義の威光を発揮して、みごとに東部出身者たちを親衛隊に改編できたのである。ソ連型の民族自治共和国の建立を夢見ていたウラーンフーは東部出身の知的なエリートたちを温存し、限られた文化的な自治に役立てていたのである［楊 2011b］。東部出身者をそれなりに重用していても、革命史観はあくまでも西部中心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
「革命の聖地延安で育った西部出身者が中心となって、日本と偽満洲国の旧知識人や偽軍官を改造して、国民党の大漢族主義的支配から全内モンゴルを解放して自治区を創った」、という歴史観が唯一の正統史観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モンゴル人の民族自決の歴史も完全に「中国革命の一部分」［郝維民 1997］として矮小化され、解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のである。こうして中国政府のお墨付けを得た西部中心史観は、モンゴル人の民族自決の歴史を歪曲し、否定するものに変質したのである。
文化大革命中には、西部と東部を問わずにモンゴル人全員が大量虐殺された［楊 2013］。
トゥメン将軍も西部モンゴル人の被害を書かなかったから批判されたのではない。中国共産党から問題視された歴史を忠実に再現したから、西部出身者と中国人から猛烈に攻撃されたのである。要するに、近現代におけるモンゴル人の民族自決の歴史そのものが、ジェノサイド発動の原因だった、とトゥメン将軍は上手に論じたからである。
「南モンゴルのモンゴル人は中国人の入植と草原開墾に抵抗しなかった」とか、「西部出身の延安派が南モンゴル全体を解放した」、という官制の歴史観は中国共産党の統治が続く限りにおいてはまだ跋扈するだろうが、歴史修正主義はもはや許されない。この自明の歴史をめぐる論争はイデオロギー面での「犬同士の喧嘩」として演じられ、中国政府と中国人は相変わらず大人たいじんとして振る舞った。「あなたたち西部出身のモンゴル人こそ、革命の聖地で育った、真の革命家だ」、と「純朴な犬」同士に中国人たちは「公平な仲裁」を下した。かくして、トゥメン将軍の著書も禁書のリストに加えられたのである8。
三 西部出身者らの回想録群
では、南モンゴル東部出身者と同様に例外なく虐殺されていた西部トゥメトのモンゴル人たちはどのように文化大革命を振り返っているのだろうか。ここで、代表的な作品を三つ紹介しておこう。
先陣を切ったのは内モンゴル軍区副参謀長のタラ(1920-)の『平凡な人生―タラの革命回想録』である［塔拉 2001］。タラはウラーンフーと同じトゥメト旗出身で、ともに雲という姓9を名乗り、かつ延安民族学院を出ているので、典型的な「延安派」とされていた一人である。彼が記す「平凡な人生経歴」は、ウラーンフーの一派が延安から出てきて、いかに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の東モンゴル人民自治政府と内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臨時政府を解体していったかのプロセスでもある。共産党の八路軍と新四軍を後ろ盾に、共産主義思想を振りかざして、対中国強硬派たちに「対日協力者」のレッテルを張っては粛清していった歴史が活写されている。東モンゴル人民自治政府のエリートたちを押さえて軍権を掌中にした延安のタラたちであるが、その彼らも文化大革命中は一人残らず打倒された。東西を問わずに、内モンゴル軍区内のモンゴル人将校たちが惨殺された事例をタラは数多く挙げている。文化大革命が収束したあと、タラ副参謀長自身を含め、モンゴル人将校たちは軒並み軍から排除され、モンゴル人部隊が全滅していった内幕も暴露されている［塔拉2001:363-496］。内モンゴル軍区は元々、中国の「一三大軍区の一つ」で、モンゴル人のウラーンフーが最高司令官兼政治委員をつと
めていた。モンゴル人大量虐殺も集寧市に駐屯していたモンゴル人騎兵師団の武装解除から始まったものである。モンゴル軍の全滅後に、内モンゴル軍区は大軍区から格下げされて、北京軍区の管理下に置かれるようになって、今日に至る10。
上で示したように、タラの著書はあまりにも鮮烈に中国共産党によるモンゴル軍の解体過程が詳述されているので、出版後まもなく、禁書のジャンルにカウントされたのである。延安派の底力は大きい。自治区の高官層を形成していた延安民族学院の同窓生たちは2005 年に『清涼鐘声』という回想録を公刊した。これは、「聖地延安の魂」というシリーズ本の一冊である。上で取りあげた、トゥメン将軍の著作を批判したチョルモンと雲照光をはじめ、タラ元副参謀長など、西部トゥメト出身の元高官たちがほぼ全員、文化大革命中に受けた被害を回顧している。筆舌に尽くせない暴虐を経験させられたが、彼らに冠された罪も東部出身と同じ、「民族分裂主義者集団の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員」だったのである［雲照光 2005］。
客観的に見ると、西部出身者らのなかで、その最高指導者のウラーンフーら数人だけは1925 年10 月に結成された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に参加していた。大半の西部トゥメト出身者は「民族分裂主義者集団」と無関係なだけでなく、上のタラ副参謀長のように、むしろ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との統一を目指す東部出身者から権力を奪った人たちである。いわば、中国政府と中国人たちにとっては、犬馬の労を尽くした「功臣」のはずである。それでも、西部出身者たちにも東部出身者同様の「民族分裂主義者」の罪が突き付けられていた性質から、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における文化大革命は「中国人対モンゴル人」という民族間の対立軸で展開されていた事実が証明できたのである。西部トゥメト出身者にとつては、可哀そうであろうが、モンゴル民族の宿命である。
西部出身者らは「民族分裂的な活動」をした過去がほとんどないので、当然、彼らも文化大革命が発動された歴史的淵源を追求しようとはしない。東部出身のトゥメン将軍のように、まず過去の民族自決の歴史を詳述してから、この民族自決史こそが大量虐殺を招いた唯一の原因である、という適確な論破は『清涼鐘声』からは聞こえてこないのである。ここに、西部出身者と東部出身者の、それぞれ異なる文化大革命史観がみごとに顕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文化大革命前の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は毛澤東が強調する階級闘争に不熱心だった。「階級闘争の不熱心」が最大の原因となって、首都北京からの政治の嵐が辺境の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を襲い、訳もわからないうちに大量虐殺の波に呑みこまれていった［雲照光2005］、というシンプルな記述方法である。
西部出身の元高官たちは、「文化大革命の惨劇から教訓を汲みとることによって、二度とこのような惨劇を繰り返さずに、社会主義政権の長期的な安定のために寄与するために」、回顧録を出した、としている［雲照光2005:371］。いうまでもなく、これは西部出身の元高官たちの保身的なポーズである。西部トゥメトのごく普通のモンゴル人農民でも、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の文化大革命における民族間紛争の性質について深く理解していたことは、私が編集して公開した被害者報告書に共通して現れている［楊 2013］。西部出身の元高官たちもモンゴル人農民と同じように理論的には理解できたとしても、決してそれを口にしようとはしなかった。彼らは、民族間紛争について指摘しない「賢明」な姿勢をとることで、東部出身者との差異を中国政府に明示したかったのである。賢い中国人ももちろんモンゴル人の異なる政治姿勢に気づき、喜んで「犬同士の喧嘩」を観戦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2010 年5 月28 日、内モンゴル自治区政府は「2010・66 号会議通知」を配布した。きたる2010 年6 月2 日に市内の新城賓館という政府直営の高級ホテルで『孔飛伝』(孔飛―風雨坎坷六十年)の発行式がおこなわれるとの内容だった。発行式には自治区政府主席兼党委員会副書記のバータルをはじめ、現役と第一線から退いた錚々たる高官たちが出席した。
これだけ政府主導で宣伝された著作であるが、意外にも文化大革命の真相を当事者の視点で厳しく追及した内容からなっている。著者は内モンゴル自治区軍区副司令官だった孔飛少将の娘、アームラン(阿木蘭)である。彼女は現在河北師範大学の教授で、自らの経験と孔飛将軍が残した日記と政府公文書、それに孔飛と親交のあった元政府高官らの証言に基づいて書いている。
孔飛は南モンゴル東部ホルチン左翼中旗の出身だが、日中戦争中に共産党に入り、延安での生活が長い。モンゴル人の民族自決運動の指導者ウラーンフーの妹、雲清を夫人に迎えている。一般的に南モンゴル東部出身者たちは満洲国時代に日本型の近代教育を受けた過去から、「日本刀を吊るし、日の丸を担いでいた奴ら」と中国人に蔑称されるのに対し、延安派は主としてウラーンフーと同じく西部トゥメト生まれのモンゴル人が多い。孔飛は珍しく、東部出身の延安派になる。
アームランはその父親で、内モンゴル軍区副司令官だった孔飛と他のモンゴル人将校たちがどのように粛清されたかを詳述しているだけでなく、軍区の元高官たちから重要な証言を集めている。例えば、毛澤東は早くも1964 年に人民解放軍の総参謀長の羅瑞卿を内モンゴル軍区に派遣して中国人の紅軍出身者らにモンゴル人将校の粛清準備を指示していたという［阿木蘭 2010:52-353］。この証言は、中国共産党華北局も1964 年からウラーンフーらモンゴル人高官に関する情報を極秘に収集していた事実［楊 2011,2012］と完全に一致しているので、非常に重要である。
孔飛副司令官は、「民族分裂主義者集団の
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のボス兼ウラーンフー反党叛国集団の最高のボスであるウラーンフーの妹の夫」という身分から、「モンゴル人の重犯」と認定された［ 阿木蘭2010:384,389］。孔飛少将は文化大革命終了後に軍への復帰を強く希望したものの、それも劉華香や肖応棠など、権力を奪った中国人将校たちに阻止された。中国人たちには「内モンゴル軍区の連中はみな日の丸を担いでいた奴らか日本刀を吊るしていた者だ」という不信感と差別観念が根底にあった、と著者は鋭く分析している［阿木蘭 2010:372,423］。
孔飛副司令官も実際は過去に「日本刀を吊るした」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彼は東部のモンゴル人である。娘のアームランも東西の溝を飛び越えて、「東部出身の延安派の孔飛」を全自治区の革命史のなかで位置づけ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ある。ここに、彼女の著作の意義が認められよう。
四 「所詮は地方民族主義者にすぎぬ」西部出身者の特権1981 年に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で大規模なモンゴル人学生運動が勃発した。チベット人とウイグル人はまだ覚醒していないのだ、と高校生だった私は当時、そう思っていたもので
ある。先輩たちが中国人農民の入植を阻止し、文化大革命の遺留問題を速やかに是正するようストライキをおこなっていた頃、私たち高校生は校舎内に閉じこめられて、歯がゆい思いをする毎日だった。
モンゴル人学生運動を中国政府と中国人の幹部たちは文化大革命時とまったく同じ手法で処理した。モンゴル人学生たちの背後には「大規模な民族分裂主義者集団」があると判断し、「真の危険は東部にあり」、と当時の自治区書記で、中国人の周慧は公言していた。「西部トゥメトのモンゴル人たちが騒いだって、所詮は地方民族主義者にすぎない。民族分裂主義の危険は東部にある」、と中国人の王鐸書記も指摘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かくして、中国政府と中国人たちはまたもやモンゴル人を東西に分裂させて、東部出身の幹部たちをほぼ全員粛清したのである。文化大革命後に「名誉回復」されて復帰したばかりのジェノサイドの生存者たちは、二度と「自治の権利」を獲得することもなく、永遠に追放されたのである。代わりに自治区の「民族幹部」に任命されたのは、ごく少数の西部出身者と外来の中国人たちである［ 阿拉腾德力海1999:350-393］。
今日、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に公的に出版された文化大革命に関する限られた著作は、ほとんどが西部出身者の手によるものである。東部出身者の著作はトゥメン将軍のもの以外にない。アルタンデレヘイも『内モンゴルにおける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員を抉り出して粛清する災難実録』を書きあげたが、地下出版以外に方法はない。多少「騒いでも」、「地方民族主義者」たちは「社会主義の長期安定のため」に文化大革命の「教訓を汲みとる」ことは許されている11。しかし、民族自決の歴史を近代化の脈絡のなかで著述し、それが原因で中国政府と中国人たちから「歴史を清算する」形式でジェノサイドが発動された事実は書けないのである。ここに、文化大革命を回顧し、研究する時のヘゲモニーがモンゴル人の故郷に存在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参考文献
中国語文献
阿拉腾德力海1999 『内蒙古挖粛灾难实录』私家版。2008 『内蒙古挖粛灾难实录・続編』私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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リ・ナランゴア2013 「モンゴル人が描いた東アジア共同体」松浦正孝編『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欧文・モンゴル語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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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ümen and Ju Düng Li1996a Kang Šeng kiged“Öbür Arad-un Nam”-un kilis kereg. Öbür Mongγol-un arad-un keblel-ün qoriy-a. 1996b Kang Šeng kiged Öbür Mongγol-un Arad-un Qubisqaltu Nam-un kilis kereg. Ündüsüten-ü keblel-ün qoriy-a. 1 本論文では「中国人(Chinese)すなわち漢族」との立場をとる。モンゴル人やチベット人、それにウイグル人などは単に国籍上、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国民となっただけで、いわば「中国籍モンゴル人、中国籍チベット人とウイグル人」で、決して中国人ではない。
2 私はいままでに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に関する政府公文書を中心に5 冊の基礎資料を公開した。目下、二冊目の被害者報告書を編纂中で、2013 年春に公開予定である。私が被害者報告書類に基づいておこなった実証研究では、「遅れ
た死」も含めると、Shirabjamsu が主張する「犠牲者数30 万人」は妥当な計算だと指摘できよう。
3 南モンゴルのモンゴル人たちが中国政府と中国人に虐殺された事実について、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はうすうす気づいていた。1970 年代末期に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を通過した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の外交官は、「血の匂いがした」、と私に
語ったことがある。モンゴル人の表情がみな暗く、抑圧されていた事実はすぐに分かったという。
4 南モンゴルの東部地域を日本などでは「東部内蒙古」や「満蒙」などと表現するが、いずれも政治性の強い呼称である。こうした政治性の強い地名の創出には日本の大陸進出が背後にあったのである。この点について、中見立夫［2013］
による論考がある。
5 モンゴル人たちを単に「日本の蒙奸」や「対日協力者」だと批判することは、一見すると巨悪は日本で、モンゴル人は「軽犯罪」のような印象を受けるが、実はそうしたやり方はモンゴル人の民族自決運動を矮小化するためである。モンゴル人は受け身的に日本に追随したのではなく、あくまでも日本の力を利用して、中国からの独立と自治を成功させたいと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こうした歴史は『徳王自伝』(1994)などにも反映されている。また、最近では、リ・ナランゴアによる「モンゴル人の民族自決運動とアジア主義との関連」についての新しい考察がある。それによると、日本のアジア主義に共鳴したアジアの多くの民族と異なって、モンゴル人はあくまでも中国からの独立に熱心で、アジア主義が唱える「西欧列強」よりも、中国を脅威と見な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リ 2013:146-163］。
6 中国は明朝期から中華民国に至るまで、ずっとモンゴルの部族間の紛争を煽って、自らに有利になるよう漁夫の利を得ていた。1911 年にモンゴル高原が独立し、南モンゴルも同調したが、中華民国の中国人はすぐさまモンゴル人の「地
域間の対立」を悪用して、独立運動を失敗に追いこんだ［Lattimore 1969:47-49］。意図的にいわゆる「地域間の対立」を強調してモンゴル人同士を対立させる陰険な手法は今もつづいている。たとえば、自治区政府の主席を任命するさ
いも、「東西のバランスを考える」として、順番で選ぶようにして、モンゴル人同士に争わせて、「調停する善人」の役を演じている。
7 中国人の滕海清は何万人ものモンゴル人を虐殺し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何ら責任を取らずに山東省の済南軍区司令官に栄転していった。のちに彼は暗殺を恐れて南国の広州軍区の保養地に厳重に警備されて生きていたと伝えられている。
8 トゥメン将軍の本は禁書にされても、二種類のモンゴル語版がある［Tümen and Ju Düng Li 1996a,b］。また、何種類かの海賊版も出回っている。
9 トゥメトのモンゴル人の多くが雲という姓を名乗るが、これは歴史上の部族(万戸)名、ユンシェープの頭文字ユンに当てた漢字である。
10 モンゴル人の騎兵部隊が全滅に追いこまれてから、中国政府はもっと大胆に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へ中国人の移民を進めるようになった、と識者は指摘している［阿拉腾德力海 1999:359］。
11 アームランによると、父親の孔飛は「地方民族主義者」としても断罪されていたという［阿木蘭 2010:346-347］。たしかに、ウラーンフーらのモンゴル人指導者を「地方民族主義者」だと中国政府は一時批判していた。この点につ
いては過去に研究者も注目した［Heaton 1971:2-34］。ただ、実際は文中大革命の進展につれて、地方民族主義云々とほとんどいわなくなり、代わりに境地用されたのは「反党叛国」と「民族分裂主義」である［楊 2010］。「反党叛国」と「民族分裂主義」の「罪」ははるかに「地方民族主義」より重い。今後、研究者たちはこの点に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7 (2) 2014
2014年7月16日星期三
2014年7月15日星期二
内蒙古哈达被秘密关押，新娜全家决志维权 /王宁
德国人马克思是中国共产党的祖师爷，而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毕业文凭的南蒙古（内蒙古）异议领军人物哈达、她的爱妻新娜和儿子威勒斯日前告诉记者: 他们要 “为了不白之冤有个说法，绝对会抗争到底的！”
哈达是被誉为“南蒙古（内蒙古）民族英雄”，他夫人新娜以及他们的儿子威勒斯一直和哈达在一起。最近这个坚强的一家人再次发起维权抗争的行动。她们说不得不用中国那种废纸一般的法律来上诉哈达被诬陷15年大牢的政治“罪行”、控告内蒙古当局在哈达15年牢狱坐穿后仍然被秘密非法拘禁至今的罪行，并且要通过国际组织和媒体提出对中国当局人权迫害的控诉。
“互为人质”
新娜对博讯记者说：“我们（哈达和新娜及儿子）被他们（内蒙古当局）搞成了互为人质。”她解释说：“你哈达不老实配合他们（当局），他们就威胁说不但不放他（哈达）老婆孩子，还要把她们再次投入大牢。这边呢，他们（内蒙古当局）又对我说，'你新娜再闹，再接受境外记者采访，那哈达这辈子就在那里呆着了，别想着出来了，这都是你造成的。'”
“哈达为什么没有自杀”
新娜向记者说：“你知道哈达这差不多20来年蒙受这么大的冤屈一直没有自杀的原因吗？他心里肯定是有一个信仰，就是这个信仰才能支撑哈达活下来。”
南蒙古民主与人权领袖哈达的15年大牢，再加上这近4年的没有任何罪名的监禁，给一直支持丈夫的新娜和孩子威勒斯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人为的灾难，这母子俩除了被当局多次关押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牢中或者监禁在家中，还遭受了自己用于为生的唯一经济来源 – 一所书店也被当局捣毁和关闭。新娜逾90岁的老母亲老额吉，就是威勒斯的姥姥也被监视居住，老人家使用了数十年的电话被监控无法打入，也很难拨出。拨打那个记者已经熟记的号码+86 472 3635 916，打通后就是女子自动留言的声音：“这是空号”“这是空号”. 最终最近几个月前老额吉家附近的派出所警员逼迫老人家撤销了那部她的位于全国的亲属和朋友们都已经熟记和用惯了的电话。
新娜于今年5月17日在自己的脸书上建立了一个平台：《良心犯妻子及亲友联盟》即：xiaobanyisui@gmail.com 或者 http://smglnc.blogspot.co.nz/2014/05/2014417-201457.html。
下面是哈达、新娜和威勒斯一家最近完成的控告文书原件：
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美国国会外交人权委员会的控告.申诉信：
控告及申诉人：哈达，男，59岁，蒙古族，研究生文化；新娜，女，58岁，蒙古族，大专文化；威勒斯，男，30岁，蒙古族，高中文化。
2010年12月10日哈达刑满不释放 又被内蒙古公安厅非法拘禁在呼和浩特市郊外的一座秘密黑监狱里至今。该黑监狱位于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一个院落，院门口的牌子上写着“科研重地禁止入内”，由两个班的便衣武警看守外围。该院落面积很大 在其西北角又有一个由四道电网围着的小院，院里有座两层小楼，哈达被关在第二层楼内，由二十来名内蒙古公安厅国保总队的警察看守此小院，窗户上的玻璃是加厚和密闭的。
哈达于1995年12月10日因组建“南蒙古民主联盟”深夜从家中被抓，后被判15年有期徒刑，关押在内蒙古赤峰监狱服刑。在15年关押期间，哈达始终认为自己无罪，妻子新娜也一直在外为其申诉和呼吁，希望国际社会关注和干预中国政府迫害蒙古族知识分子及践踏人权的行为，并向外界表明：成立“南蒙古民主联盟”的动机和目的，“就是阻止中国政府向内蒙古草原大量移民开垦土地破坏草原，以防止草原沙化现象日趋严重，要求在内蒙古实行真正的自治即高度自治，以阻止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继续受到破坏，以防止蒙古人不懂自己的语言文字被同化，以抵制蒙古文化日趋衰退现象”（起诉书语）。哈达组建“南蒙古民主联盟”、给蒙古族青年办班讲蒙古史及写的13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等，根本没有违宪 而是在实施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岂能诬为犯罪？更为恶劣的是在哈达15年有期徒刑服满后，内蒙公安厅又对其妻儿新娜和威勒斯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其卑鄙无耻的行径如下：
1、内蒙古公安厅对刑满不释放的哈达继续羁押并逼迫他认罪，公然违反了《刑法》和《监狱法》的相关规定，将哈达关在黑监狱，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依照国家法律规定，应追究其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2、内蒙古公安厅于2010年12月3日和12月5日 在哈达刑满释放前一周，将其妻儿新娜和威勒斯抓起，还将新娜经营多年的书店查封，把大批蒙古学书籍及民族工艺品拉走，不留任何字据，至今不归还。
3、将新娜和威勒斯抓至呼和浩特市第一和第三看守所分别关押，与此同时，内蒙古公安厅国保总队的警察还威胁哈达说：“你再不认罪，新娜和威勒斯就要判刑。你认罪了，配合我们，马上放你和老婆孩子…”
4、2010年12月10日，公安又将新娜和威勒斯从呼和浩特看守所押至拘禁哈达的黑监狱使之在高墙内“团聚”，这期间国保总队的警察及内蒙古政法委的官员，让新娜和威勒斯说服哈达认罪。新娜和威勒斯非但不说服哈达认罪，反而支持哈达的理念，后因我们绝食抗议对我们的非法拘禁，又把分离十五年才相聚十七天的一家又残忍的拆散，新娜和威勒斯又被关回看守所，哈达继续绝食 ，以抗议内蒙古公安厅对我们全家惨无人道的迫害。
5、内蒙古公安厅将新娜和威勒斯押回呼和浩特看守所不久，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法院电话通知新娜家人说 新娜和威勒斯的案子已移交法院，准备近期开庭，但当新娜的二哥以律师的身份到法院提交公函等相关文件时 赛罕区法院以法官出差为理由不许律师阅卷，拖延了几个月后新娜的案子才得以开庭。对威勒斯的案件始终不许阅卷，因诬陷威勒斯犯有非法持有毒品罪，明显证据不足，最后法院退卷，检察院做出不起诉的决定（这是有罪决定）。
公安诬陷新娜犯有非法经营罪，在开庭前三天才通知律师 明显违法，律师从北京赶过来阅卷、会见被告人、准备辩护材料等在三天时间里完成有难度 要求推后几天开庭 法院一口回绝。在法庭上，律师为新娜进行了无罪辩护，并对办案警察伪造证据等执法犯法行径进行了严厉谴责，法庭居然不予记录。新娜被抓16个月后才开庭审判属严重超期羁押，最后新娜还是以“非法经营”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五年。内蒙古公安厅因哈达不认罪，将新娜和威勒斯陷害诬告成罪犯，其行为已构成诬告陷害罪，也应依法追究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相关机构继续关注我们一家人所遭到的残酷迫害。强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哈达，敦促中国政府改善境内所有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
此致
蒙古族公民：哈达 新娜 威勒斯
2014年7月2日
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美国国会外交人权委员会的控告信：
控告人：哈达，男，59岁，蒙古族，研究生文化；新娜，女，58岁，蒙古族，大专文化；威勒斯，男，30岁，蒙古族，高中文化。
2010年12月10日哈达刑满不释放 又被内蒙古公安厅非法拘禁在呼和浩特市郊外的一座秘密黑监狱里至今。该黑监狱位于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一个院落，院门口的牌子上写着“科研重地禁止入内”，由两个班的便衣武警看守外围。该院落面积很大 在其西北角又有一个由四道电网围着的小院，院里有座两层小楼，哈达被关在第二层楼内，由二十来名内蒙古公安厅国保总队的警察看守此小院，窗户上的玻璃是加厚和密闭的。
哈达于1995年12月10日因组建“南蒙古民主联盟”深夜从家中被抓，后被判15年有期徒刑，关押在内蒙古赤峰监狱服刑。在15年关押期间，哈达始终认为自己无罪，妻子新娜也一直在外为其申诉和呼吁，希望国际社会关注和干预中国政府迫害蒙古族知识分子及践踏人权的行为，并向外界表明：成立“南蒙古民主联盟”的动机和目的，“就是阻止中国政府向内蒙古草原大量移民开垦土地破坏草原，以防止草原沙化现象日趋严重，要求在内蒙古实行真正的自治即高度自治，以阻止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继续受到破坏，以防止蒙古人不懂自己的语言文字被同化，以抵制蒙古文化日趋衰退现象”（起诉书语）。哈达组建“南蒙古民主联盟”、给蒙古族青年办班讲蒙古史及写的13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等，根本没有违宪 而是在实施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岂能诬为犯罪？更为恶劣的是在哈达15年有期徒刑服满后，内蒙公安厅又对其妻儿新娜和威勒斯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其卑鄙无耻的行径如下：
1、内蒙古公安厅对刑满不释放的哈达继续羁押并逼迫他认罪，公然违反了《刑法》和《监狱法》的相关规定，将哈达关在黑监狱，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依照国家法律规定，应追究其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2、内蒙古公安厅于2010年12月3日和12月5日 在哈达刑满释放前一周，将其妻儿新娜和威勒斯抓起，还将新娜经营多年的书店查封，把大批蒙古学书籍及民族工艺品拉走，不留任何字据，至今不归还。
3、将新娜和威勒斯抓至呼和浩特市第一和第三看守所分别关押，与此同时，内蒙古公安厅国保总队的警察还威胁哈达说：“你再不认罪，新娜和威勒斯就要判刑。你认罪了，配合我们，马上放你和老婆孩子…”
4、2010年12月10日，公安又将新娜和威勒斯从呼和浩特看守所押至拘禁哈达的黑监狱使之在高墙内“团聚”，这期间国保总队的警察及内蒙古政法委的官员，让新娜和威勒斯说服哈达认罪。新娜和威勒斯非但不说服哈达认罪，反而支持哈达的理念，后因我们绝食抗议对我们的非法拘禁，又把分离十五年才相聚十七天的一家又残忍的拆散，新娜和威勒斯又被关回看守所，哈达继续绝食 ，以抗议内蒙古公安厅对我们全家惨无人道的迫害。
5、内蒙古公安厅将新娜和威勒斯押回呼和浩特看守所不久，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法院电话通知新娜家人说 新娜和威勒斯的案子已移交法院，准备近期开庭，但当新娜的二哥以律师的身份到法院提交公函等相关文件时 赛罕区法院以法官出差为理由不许律师阅卷，拖延了几个月后新娜的案子才得以开庭。对威勒斯的案件始终不许阅卷，因诬陷威勒斯犯有非法持有毒品罪，明显证据不足，最后法院退卷，检察院做出不起诉的决定（这是有罪决定）。
公安诬陷新娜犯有非法经营罪，在开庭前三天才通知律师 明显违法，律师从北京赶过来阅卷、会见被告人、准备辩护材料等在三天时间里完成有难度 要求推后几天开庭 法院一口回绝。在法庭上，律师为新娜进行了无罪辩护，并对办案警察伪造证据等执法犯法行径进行了严厉谴责，法庭居然不予记录。新娜被抓16个月后才开庭审判属严重超期羁押，最后新娜还是以“非法经营”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五年。内蒙古公安厅因哈达不认罪，将新娜和威勒斯陷害诬告成罪犯，其行为已构成诬告陷害罪，也应依法追究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相关机构继续关注我们一家人所遭到的残酷迫害。强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哈达，敦促中国政府改善境内所有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
此致
中国内蒙古蒙古族公民：
哈达、新娜、威勒斯
2014年7月2日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4/07/201407120356.shtml#.U8TT1LEoGbR
哈达是被誉为“南蒙古（内蒙古）民族英雄”，他夫人新娜以及他们的儿子威勒斯一直和哈达在一起。最近这个坚强的一家人再次发起维权抗争的行动。她们说不得不用中国那种废纸一般的法律来上诉哈达被诬陷15年大牢的政治“罪行”、控告内蒙古当局在哈达15年牢狱坐穿后仍然被秘密非法拘禁至今的罪行，并且要通过国际组织和媒体提出对中国当局人权迫害的控诉。
“互为人质”
新娜对博讯记者说：“我们（哈达和新娜及儿子）被他们（内蒙古当局）搞成了互为人质。”她解释说：“你哈达不老实配合他们（当局），他们就威胁说不但不放他（哈达）老婆孩子，还要把她们再次投入大牢。这边呢，他们（内蒙古当局）又对我说，'你新娜再闹，再接受境外记者采访，那哈达这辈子就在那里呆着了，别想着出来了，这都是你造成的。'”
“哈达为什么没有自杀”
新娜向记者说：“你知道哈达这差不多20来年蒙受这么大的冤屈一直没有自杀的原因吗？他心里肯定是有一个信仰，就是这个信仰才能支撑哈达活下来。”
南蒙古民主与人权领袖哈达的15年大牢，再加上这近4年的没有任何罪名的监禁，给一直支持丈夫的新娜和孩子威勒斯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人为的灾难，这母子俩除了被当局多次关押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牢中或者监禁在家中，还遭受了自己用于为生的唯一经济来源 – 一所书店也被当局捣毁和关闭。新娜逾90岁的老母亲老额吉，就是威勒斯的姥姥也被监视居住，老人家使用了数十年的电话被监控无法打入，也很难拨出。拨打那个记者已经熟记的号码+86 472 3635 916，打通后就是女子自动留言的声音：“这是空号”“这是空号”. 最终最近几个月前老额吉家附近的派出所警员逼迫老人家撤销了那部她的位于全国的亲属和朋友们都已经熟记和用惯了的电话。
新娜于今年5月17日在自己的脸书上建立了一个平台：《良心犯妻子及亲友联盟》即：xiaobanyisui@gmail.com 或者 http://smglnc.blogspot.co.nz/2014/05/2014417-201457.html。
下面是哈达、新娜和威勒斯一家最近完成的控告文书原件：
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美国国会外交人权委员会的控告.申诉信：
控告及申诉人：哈达，男，59岁，蒙古族，研究生文化；新娜，女，58岁，蒙古族，大专文化；威勒斯，男，30岁，蒙古族，高中文化。
2010年12月10日哈达刑满不释放 又被内蒙古公安厅非法拘禁在呼和浩特市郊外的一座秘密黑监狱里至今。该黑监狱位于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一个院落，院门口的牌子上写着“科研重地禁止入内”，由两个班的便衣武警看守外围。该院落面积很大 在其西北角又有一个由四道电网围着的小院，院里有座两层小楼，哈达被关在第二层楼内，由二十来名内蒙古公安厅国保总队的警察看守此小院，窗户上的玻璃是加厚和密闭的。
哈达于1995年12月10日因组建“南蒙古民主联盟”深夜从家中被抓，后被判15年有期徒刑，关押在内蒙古赤峰监狱服刑。在15年关押期间，哈达始终认为自己无罪，妻子新娜也一直在外为其申诉和呼吁，希望国际社会关注和干预中国政府迫害蒙古族知识分子及践踏人权的行为，并向外界表明：成立“南蒙古民主联盟”的动机和目的，“就是阻止中国政府向内蒙古草原大量移民开垦土地破坏草原，以防止草原沙化现象日趋严重，要求在内蒙古实行真正的自治即高度自治，以阻止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继续受到破坏，以防止蒙古人不懂自己的语言文字被同化，以抵制蒙古文化日趋衰退现象”（起诉书语）。哈达组建“南蒙古民主联盟”、给蒙古族青年办班讲蒙古史及写的13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等，根本没有违宪 而是在实施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岂能诬为犯罪？更为恶劣的是在哈达15年有期徒刑服满后，内蒙公安厅又对其妻儿新娜和威勒斯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其卑鄙无耻的行径如下：
1、内蒙古公安厅对刑满不释放的哈达继续羁押并逼迫他认罪，公然违反了《刑法》和《监狱法》的相关规定，将哈达关在黑监狱，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依照国家法律规定，应追究其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2、内蒙古公安厅于2010年12月3日和12月5日 在哈达刑满释放前一周，将其妻儿新娜和威勒斯抓起，还将新娜经营多年的书店查封，把大批蒙古学书籍及民族工艺品拉走，不留任何字据，至今不归还。
3、将新娜和威勒斯抓至呼和浩特市第一和第三看守所分别关押，与此同时，内蒙古公安厅国保总队的警察还威胁哈达说：“你再不认罪，新娜和威勒斯就要判刑。你认罪了，配合我们，马上放你和老婆孩子…”
4、2010年12月10日，公安又将新娜和威勒斯从呼和浩特看守所押至拘禁哈达的黑监狱使之在高墙内“团聚”，这期间国保总队的警察及内蒙古政法委的官员，让新娜和威勒斯说服哈达认罪。新娜和威勒斯非但不说服哈达认罪，反而支持哈达的理念，后因我们绝食抗议对我们的非法拘禁，又把分离十五年才相聚十七天的一家又残忍的拆散，新娜和威勒斯又被关回看守所，哈达继续绝食 ，以抗议内蒙古公安厅对我们全家惨无人道的迫害。
5、内蒙古公安厅将新娜和威勒斯押回呼和浩特看守所不久，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法院电话通知新娜家人说 新娜和威勒斯的案子已移交法院，准备近期开庭，但当新娜的二哥以律师的身份到法院提交公函等相关文件时 赛罕区法院以法官出差为理由不许律师阅卷，拖延了几个月后新娜的案子才得以开庭。对威勒斯的案件始终不许阅卷，因诬陷威勒斯犯有非法持有毒品罪，明显证据不足，最后法院退卷，检察院做出不起诉的决定（这是有罪决定）。
公安诬陷新娜犯有非法经营罪，在开庭前三天才通知律师 明显违法，律师从北京赶过来阅卷、会见被告人、准备辩护材料等在三天时间里完成有难度 要求推后几天开庭 法院一口回绝。在法庭上，律师为新娜进行了无罪辩护，并对办案警察伪造证据等执法犯法行径进行了严厉谴责，法庭居然不予记录。新娜被抓16个月后才开庭审判属严重超期羁押，最后新娜还是以“非法经营”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五年。内蒙古公安厅因哈达不认罪，将新娜和威勒斯陷害诬告成罪犯，其行为已构成诬告陷害罪，也应依法追究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相关机构继续关注我们一家人所遭到的残酷迫害。强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哈达，敦促中国政府改善境内所有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
此致
蒙古族公民：哈达 新娜 威勒斯
2014年7月2日
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美国国会外交人权委员会的控告信：
控告人：哈达，男，59岁，蒙古族，研究生文化；新娜，女，58岁，蒙古族，大专文化；威勒斯，男，30岁，蒙古族，高中文化。
2010年12月10日哈达刑满不释放 又被内蒙古公安厅非法拘禁在呼和浩特市郊外的一座秘密黑监狱里至今。该黑监狱位于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一个院落，院门口的牌子上写着“科研重地禁止入内”，由两个班的便衣武警看守外围。该院落面积很大 在其西北角又有一个由四道电网围着的小院，院里有座两层小楼，哈达被关在第二层楼内，由二十来名内蒙古公安厅国保总队的警察看守此小院，窗户上的玻璃是加厚和密闭的。
哈达于1995年12月10日因组建“南蒙古民主联盟”深夜从家中被抓，后被判15年有期徒刑，关押在内蒙古赤峰监狱服刑。在15年关押期间，哈达始终认为自己无罪，妻子新娜也一直在外为其申诉和呼吁，希望国际社会关注和干预中国政府迫害蒙古族知识分子及践踏人权的行为，并向外界表明：成立“南蒙古民主联盟”的动机和目的，“就是阻止中国政府向内蒙古草原大量移民开垦土地破坏草原，以防止草原沙化现象日趋严重，要求在内蒙古实行真正的自治即高度自治，以阻止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继续受到破坏，以防止蒙古人不懂自己的语言文字被同化，以抵制蒙古文化日趋衰退现象”（起诉书语）。哈达组建“南蒙古民主联盟”、给蒙古族青年办班讲蒙古史及写的13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等，根本没有违宪 而是在实施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岂能诬为犯罪？更为恶劣的是在哈达15年有期徒刑服满后，内蒙公安厅又对其妻儿新娜和威勒斯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其卑鄙无耻的行径如下：
1、内蒙古公安厅对刑满不释放的哈达继续羁押并逼迫他认罪，公然违反了《刑法》和《监狱法》的相关规定，将哈达关在黑监狱，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依照国家法律规定，应追究其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2、内蒙古公安厅于2010年12月3日和12月5日 在哈达刑满释放前一周，将其妻儿新娜和威勒斯抓起，还将新娜经营多年的书店查封，把大批蒙古学书籍及民族工艺品拉走，不留任何字据，至今不归还。
3、将新娜和威勒斯抓至呼和浩特市第一和第三看守所分别关押，与此同时，内蒙古公安厅国保总队的警察还威胁哈达说：“你再不认罪，新娜和威勒斯就要判刑。你认罪了，配合我们，马上放你和老婆孩子…”
4、2010年12月10日，公安又将新娜和威勒斯从呼和浩特看守所押至拘禁哈达的黑监狱使之在高墙内“团聚”，这期间国保总队的警察及内蒙古政法委的官员，让新娜和威勒斯说服哈达认罪。新娜和威勒斯非但不说服哈达认罪，反而支持哈达的理念，后因我们绝食抗议对我们的非法拘禁，又把分离十五年才相聚十七天的一家又残忍的拆散，新娜和威勒斯又被关回看守所，哈达继续绝食 ，以抗议内蒙古公安厅对我们全家惨无人道的迫害。
5、内蒙古公安厅将新娜和威勒斯押回呼和浩特看守所不久，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法院电话通知新娜家人说 新娜和威勒斯的案子已移交法院，准备近期开庭，但当新娜的二哥以律师的身份到法院提交公函等相关文件时 赛罕区法院以法官出差为理由不许律师阅卷，拖延了几个月后新娜的案子才得以开庭。对威勒斯的案件始终不许阅卷，因诬陷威勒斯犯有非法持有毒品罪，明显证据不足，最后法院退卷，检察院做出不起诉的决定（这是有罪决定）。
公安诬陷新娜犯有非法经营罪，在开庭前三天才通知律师 明显违法，律师从北京赶过来阅卷、会见被告人、准备辩护材料等在三天时间里完成有难度 要求推后几天开庭 法院一口回绝。在法庭上，律师为新娜进行了无罪辩护，并对办案警察伪造证据等执法犯法行径进行了严厉谴责，法庭居然不予记录。新娜被抓16个月后才开庭审判属严重超期羁押，最后新娜还是以“非法经营”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五年。内蒙古公安厅因哈达不认罪，将新娜和威勒斯陷害诬告成罪犯，其行为已构成诬告陷害罪，也应依法追究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相关机构继续关注我们一家人所遭到的残酷迫害。强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哈达，敦促中国政府改善境内所有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
此致
中国内蒙古蒙古族公民：
哈达、新娜、威勒斯
2014年7月2日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4/07/201407120356.shtml#.U8TT1LEoGbR
2014年7月14日星期一
2014年7月11日星期五
蒙古国清洁炉灶项目需要形成产业一条链
蒙古国有300多万人口，其中60%左右的人们仍然居住在传统蒙古包，一年中有八个月时间需要使用炉灶采暖。蒙古炉灶的燃料以煤炭为主，造成的空气污染严重。近几年，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帮助与推动下，一些清洁炉灶开始在蒙古国部分地区推广，该国政府对发展清洁炉灶等新能源产业也十分重视。
蒙古国虽然人口基数小，但气候寒冷，炉灶使用时间长，适用范围广，需求量大，市场前景十分广阔。该国的炉灶制造业历史较短，基本没有形成一个产业，制造水平和技术研发不成体系，主要以作坊式生产加工为主，技术水平不高，本国生产的产品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蒙古国清洁空气基金会主任D.Baasan先生介绍了乌兰巴托市的清洁空气、清洁炉灶项目，蒙古国的三家炉灶生产企业及蒙古国的清洁炉灶生产情况。由于蒙古国炉灶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用户购买力低，政府对炉灶推广补贴较少，成为制约蒙古国炉灶企业发展的瓶颈。
世界银行援助建设的蒙古国建立了炉灶检测中心“SEET实验室”，由世界银行CSICrispin先生担任项目技术顾问。
蒙古国虽然人口基数小，但气候寒冷，炉灶使用时间长，适用范围广，需求量大，市场前景十分广阔。该国的炉灶制造业历史较短，基本没有形成一个产业，制造水平和技术研发不成体系，主要以作坊式生产加工为主，技术水平不高，本国生产的产品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蒙古国清洁空气基金会主任D.Baasan先生介绍了乌兰巴托市的清洁空气、清洁炉灶项目，蒙古国的三家炉灶生产企业及蒙古国的清洁炉灶生产情况。由于蒙古国炉灶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用户购买力低，政府对炉灶推广补贴较少，成为制约蒙古国炉灶企业发展的瓶颈。
世界银行援助建设的蒙古国建立了炉灶检测中心“SEET实验室”，由世界银行CSICrispin先生担任项目技术顾问。
2014年7月10日星期四
在内蒙古旅行的藏族女作家唯色在克里访华之际被软禁 -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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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7月9日的报道说，多年来致力于倡导藏人权利的唯色说，星期二晚间，她和丈夫刚从内蒙古旅行回来不久，中国国家安全部人员就来到她家并告知她们，国安人士将在他们家门前上岗，这两天他们不得出门。
当唯色和丈夫询问他们被软禁的原因时，国安人员拒绝提供任何理由，只回答说这是保密的。但唯色推测，这可能与她收到的参加有美国国务卿克里出席的星期三晚宴有关。
唯色透露，美国大使馆几天前曾打电话给她，邀她和丈夫王力雄参加星期三将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晚宴。但她告知他们她和丈夫正在从内蒙古前往北京的旅途中，因此不能参加晚宴。随后，唯色夫妇又接到另一个电话，邀请他们出席一个晚餐，唯色夫妇接受了邀请。但当他们回到北京住处不久，就有几名国保人员前来上岗，并告知他们不得出门。唯色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讲述了事件过程：
“大概是四天前，我和我先生还在内蒙古旅行，我当时接到美国大使馆一位官员的电话，邀请我们参加星期二将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晚宴。我当时告知他们，我和我先生没法参加，因为我们还在旅途中。此后我们又接到了一个电话，邀请我们参加一个星期三晚上的晚餐，我们接受了邀请。但当我们来到北京的家后不久，就有国保人员来告诉我们，他们将在门外上岗，意思就是说会有人站岗监视我们。我们不得出门。从昨天晚上7点开始到现在，我们家的门口有两个便衣，一个可能是国保人员，另一个是警察学校的学生。我们楼下也有警察，但有多少人，我不大清楚。”
当被问及，国安人员是否向他们解释了软禁他们的理由时，唯色回答说：
“当时我先生问了他们，但他们说这个要保密。实际上，这跟昨天和今天晚上的见面有关系。”
美联社的报道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没有对媒体提出的有关问题作出回应。
唯色在脸书和推特发文表示，美国大使馆邀请她时并没有告知晚宴将会有谁出席，但她本人猜测克里可能会出席。她还在脸书页面上表示，如果她能见到克里的话，本想当面致谢美国国务院去年给她颁布“国际妇女勇气奖”一事。但目前她已被软禁起来了。
致力于西藏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的负责人布穷-次仁表示，中国政府的这个做法显示了它在西藏问题上的不安全感和紧张感：
“我认为，这显示了中国政府对自己在西藏的统治和自己的西藏政策感到心虚和紧张，因此以软禁唯色和其丈夫、以及不允许他们参加美国大使馆的晚宴这种做法，来阻止唯色与美国官员会见。他们当然很清楚，唯色多年来一直在表达藏族人民对中国西藏政策的不满，一直在为藏族人民发出声音。为此，中国政府错误地选择了软禁唯色的方式。”
唯色2013年曾被授予由美国国务院颁发的“国际妇女勇气奖”，但北京禁止她前往华盛顿领奖。在颁奖仪式上，美国国务卿克里称赞唯色在西藏人权状况正在恶化的情况下，勇敢就西藏人民的追求撰写文章。克里在发布在美国国务院网站的一份声明中说：“正当中国政府力图控制来自西藏的信息之际，次仁-唯色却成了西藏人们的嘹亮声音。”
（记者：希望 责编：申铧）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nu-07092014112455.html
异议人士哈达致函习近平及国际人权机构 代理申诉案律师被公安威胁 -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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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的妻子新娜于今年3月通过本台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指哈达被非法拘禁三年多，其家属又遭各种迫害，呼吁当局立即释放哈达。时隔近四个月，哈达的处境未见改善。本周四，正当美中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哈达授权其家人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致习近平、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美国国会外交人权委员会的控告信（见附件）。
控告信指出，2010年12月10日，被判刑15年的哈达刑满后，又被内蒙古公安厅非法拘禁在呼和浩特市郊外的一座秘密黑监狱至今。该黑监狱门口的牌子上写着“科研重地禁止入内”，由两个班的便衣、武警看守外围。该院落面积很大 在其西北角又有一个由四道电网围着的小院，院里有座两层小楼，哈达被关在第二层楼内，由二十来名内蒙古公安厅国保总队的警察看守，窗户上的玻璃是加厚和密封的。
哈达的控告信中例举内蒙古当局对其妻儿新娜和威勒斯进行迫害的案例，包括将新娜和威勒斯抓至呼和浩特第一和第三看守所分别关押，还威胁哈达要认罪，否则妻子和孩子都会被判刑。其后又将羁押16个月的新娜和威勒斯诬告成罪犯，新娜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刑，有关部门的行为已构成诬告陷害罪，应依法追究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这封由哈达控告、家人联署的公开信强烈呼吁国际社会相关机构继续关注其全家人所遭到的残酷迫害，强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哈达，并敦促中国政府改善境内所有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
新娜星期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我们一家三口的噩运已经持续了19年，现在内蒙当局仍然不解决，而且用一些模棱两可的手法，不谈主要，追究细节，所以我们不满意，觉得在我们一家三口问题上，中国政府已经明显违法，哈达15年刑满就应该释放，现又继续非法羁押快四年了，这是违法的。对我儿子的诬陷更是违法的，我们希望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也希望中国政府认真、依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拖延”。
新娜说，6月24日，哈达在羁押地得以会见律师，并授权家属写控告信：“哈达没有放弃，哈达是在里面被人控制，所以在6月24日，我哥哥（律师）跟他谈了半天，哈达同意我哥给他写材料，我们7月1日当晚写完以后，7月2日白天要过去（看哈达），（看押地公安）电话就不通了。所以我们很着急，必须在人权对话会议之前，把这个（信）送出去”。
本台3月19日曾报道新娜致函习近平后，她和儿子的处境有所改善，包括可以与外界通话、开通互联网，接着允许新娜重开蒙古学书店。公安最近又答应只要威勒斯写申请，可以考虑提供开书店的部分经费，但是一切停留在口头上。
威勒斯周四对记者说：“从你们报道以后，内蒙方面说，我父亲可以依法申诉，但是现实是给我父亲也好，给我家属也好，制定了很多条条框框，我父亲毕竟还在黑监狱关押着，公安总给他压力，我们家属在外面对情况更清楚一些，我们写的话，对外面的情况了解。最主要的是内蒙方面对我父亲说，可以无条件的向各处申诉，都是虚假的，在这种前提下，由我们家属代笔，而且是通过我父亲原则上同意。我父亲的意思是国内和国际同时申诉”。
新娜表示，原计划本周四将公开信给哈达过目，但联系时，内蒙古公安厅国保总队林科长拒接电话：“昨天威勒斯打了多次电话，管哈达的那个人，（电话）干脆开通，不接。威勒斯今天想跟他们联系一下，因为哈达说7月10日去看他，就是我们写的控告信让哈达看”。
记者：跟中美对话有没有关系？
回答：也可能有关系，因为我们发现在默克尔访华的两天，我们家的门口明显增加人了。
威勒斯告诉记者，上午11电40分，接到律师哈斯电话，说他接到自称是北京国保的电话威胁：“刚才给公安厅国保林科长打电话，刚开始他接电话说在开会，然后我通过短信，我说要去见我父亲，能不能通知一下，给我回个信，他说，我在外地，然后又跟看我父亲那个人电话联系，我一打去，（公安）关机。还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刚才他律师跟我通了电话，内蒙国保通过北京国保恐吓我们律师，说你不能给境外写东西，北京国保给他打电话两次，而且让他去一次”。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林迪/陈平）
附件：
哈达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美国国会外交人权委员会的控告信：
控告人：哈达，男，59岁，蒙古族，研究生文化；新娜，女，58岁，蒙古族，大专文化；威勒斯，男，30岁，蒙古族，高中文化。
2010年12月10日哈达刑满不释放又被内蒙古公安厅非法拘禁在呼和浩特市郊外的一座秘密黑监狱里至今。该黑监狱位于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一个院落，院门口的牌子上写着“科研重地禁止入内”，由两个班的便衣武警看守外围。该院落面积很大 在其西北角又有一个由四道电网围着的小院，院里有座两层小楼，哈达被关在第二层楼内，由二十来名内蒙古公安厅国保总队的警察看守此小院，窗户上的玻璃是加厚和密闭的。
哈达于1995年12月10日因组建“南蒙古民主联盟”深夜从家中被抓，后被判15年有期徒刑，关押在内蒙古赤峰监狱服刑。在15年关押期间，哈达始终认为自己无罪，妻子新娜也一直在外为其申诉和呼吁，希望国际社会关注和干预中国政府迫害蒙古族知识分子及践踏人权的行为，并向外界表明：成立“南蒙古民主联盟”的动机和目的，“就是阻止中国政府向内蒙古草原大量移民开垦土地破坏草原，以防止草原沙化现象日趋严重，要求在内蒙古实行真正的自治即高度自治，以阻止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继续受到破坏，以防止蒙古人不懂自己的语言文字被同化，以抵制蒙古文化日趋衰退现象”（起诉书语）。哈达组建“南蒙古民主联盟”、给蒙古族青年办班讲蒙古史及写的13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等，根本没有违宪 而是在实施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岂能诬为犯罪？更为恶劣的是在哈达15年有期徒刑服满后，内蒙公安厅又对其妻儿新娜和威勒斯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其卑鄙无耻的行径如下：
1、内蒙古公安厅对刑满不释放的哈达继续羁押并逼迫他认罪，公然违反了《刑法》和《监狱法》的相关规定，将哈达关在黑监狱，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依照国家法律规定，应追究其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2、内蒙古公安厅于2010年12月3日和12月5日 在哈达刑满释放前一周，将其妻儿新娜和威勒斯抓起，还将新娜经营多年的书店查封，把大批蒙古学书籍及民族工艺品拉走，不留任何字据，至今不归还。
3、将新娜和威勒斯抓至呼和浩特市第一和第三看守所分别关押，与此同时，内蒙古公安厅国保总队的警察还威胁哈达说：“你再不认罪，新娜和威勒斯就要判刑。你认罪了，配合我们，马上放你和老婆孩子…”
4、2010年12月10日，公安又将新娜和威勒斯从呼和浩特看守所押至拘禁哈达的黑监狱使之在高墙内“团聚”，这期间国保总队的警察及内蒙古政法委的官员，让新娜和威勒斯说服哈达认罪。新娜和威勒斯非但不说服哈达认罪，反而支持哈达的理念，后因我们绝食抗议对我们的非法拘禁，又把分离十五年才相聚十七天的一家又残忍的拆散，新娜和威勒斯又被关回看守所，哈达继续绝食 ，以抗议内蒙古公安厅对我们全家惨无人道的迫害。
5、内蒙古公安厅将新娜和威勒斯押回呼和浩特看守所不久，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法院电话通知新娜家人说 新娜和威勒斯的案子已移交法院，准备近期开庭，但当新娜的二哥以律师的身份到法院提交公函等相关文件时 赛罕区法院以法官出差为理由不许律师阅卷，拖延了几个月后新娜的案子才得以开庭。对威勒斯的案件始终不许阅卷，因诬陷威勒斯犯有非法持有毒品罪，明显证据不足，最后法院退卷，检察院做出不起诉的决定（这是有罪决定）。
公安诬陷新娜犯有非法经营罪，在开庭前三天才通知律师 明显违法，律师从北京赶过来阅卷、会见被告人、准备辩护材料等在三天时间里完成有难度 要求推后几天开庭 法院一口回绝。在法庭上，律师为新娜进行了无罪辩护，并对办案警察伪造证据等执法犯法行径进行了严厉谴责，法庭居然不予记录。新娜被抓16个月后才开庭审判属严重超期羁押，最后新娜还是以“非法经营”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五年。内蒙古公安厅因哈达不认罪，将新娜和威勒斯陷害诬告成罪犯，其行为已构成诬告陷害罪，也应依法追究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相关机构继续关注我们一家人所遭到的残酷迫害。强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哈达，敦促中国政府改善境内所有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
此致
哈达
2014年7月2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ql1-07102014101324.html
内蒙古维权人士哈达 - "一个人有多少个19年" -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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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2月，哈达曾和家人短暂团聚 |
德国之声：哈达2010年12月服刑期满后仍被软禁。他最近的情况如何？
新娜：他的身体还可以，但是精神状况不好。他现在被关在呼和浩特东郊的一个黑监狱。大院里面套小院，小院里有4道铁丝网。小院里有个二层小楼。他就被关在二楼，窗户是封闭的。
德国之声：这个院子还关押其他人员吗？
新娜：没有，那里只关了哈达一个人。但是却动用了很多人力负责看守。据我的观察，外围有武警把守，小院里是内蒙古国保的人。武警和国保相互制约。看守哈达的人至少有20、30人。
德国之声：您最后一次见到哈达先生是什么时候？
新娜：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去年过年。后来他就表示不见我了。我觉得他有一段时间精神有些问题，有压力。现在我的儿子（威勒斯）每个月去看望他父亲。
年轻时的哈达
年轻时的哈达
德国之声：您在今年7月初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以及美国国会外交人权委员会发出控告信。控告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新娜：我们在控告信中重点提出官方最近这4年对哈达及家人的新的犯罪行为。也提到哈达被以"间谍罪"和"分裂国家罪"判刑入狱的15年。我们要求中共中央及联合国关注这件事。15年前，一家三口一个人被抓，一个人判刑；15年后全家被抓，全家被判刑。现在我们一家的冤案仍然得不到解决。
德国之声：这封信发出后，您有没有得到那一方的回应？
新娜：目前还没有。从我的经验看，他们应该能看到。我上一次给习近平写信，不久我们家的网就通了。
德国之声：哈达先生什么时候有可能恢复自由？
新娜：按照他们（内蒙古公安机关）的逻辑，应该是2014年12月10日。哈达是2010年12月10日（在刑满获释后再次）被抓。路透社一个记者告诉，中国外交部一名高官在一个场合告诉记者，今年年底一定放人。
德国之声：您对这个消息报什么样的态度？
新娜：我当然希望能放人，但是中国的事不好说。如果他们不放人，我会继续呼吁。一个人有多少19年？哈达已经坐了19年的牢，从39岁到现在已经快60岁了。人已经被摧残得不象样了。
采访记者：洪沙 责编：苗子
http://www.dw.de/%E4%B8%80%E4%B8%AA%E4%BA%BA%E6%9C%89%E5%A4%9A%E5%B0%91%E4%B8%AA19%E5%B9%B4/a-17773817
2014年7月9日星期三
蒙古国编年体历史著作《世界蒙古史》
《世界蒙古史》是由蒙古国著名学者孛·巴勒吉尼玛教授撰写的编年体历史著作，2012年在蒙古国出版发行。
《世界蒙古史》分为9卷，内容横跨了从人类起源至今的漫长历史时间，全面、真实、客观地记载了蒙古部落不同时间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涉及了中亚、东亚、西亚、中东、欧洲、美洲、北非等世界各地。内容参考的资料之繁、年代跨度之大、涉及的地域之广、记录事件之多、图片之丰富，在当前蒙古学研究领域首屈一指，也是多年来蒙古国蒙古历史研究成果的总结和精华，堪称蒙古历史巨著。
2012年7月，呼伦贝尔市天顺集团取得蒙古国西里尔蒙语版《世界蒙古史》回鹘蒙古文和简体汉文版权，并于当年8月委托兴安盟蒙古语文翻译事务所进行中文翻译。前不久由兴安盟蒙古语文翻译事务所组织完成中文翻译，目前进入出版审定程序。
《世界蒙古史》分为9卷，内容横跨了从人类起源至今的漫长历史时间，全面、真实、客观地记载了蒙古部落不同时间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涉及了中亚、东亚、西亚、中东、欧洲、美洲、北非等世界各地。内容参考的资料之繁、年代跨度之大、涉及的地域之广、记录事件之多、图片之丰富，在当前蒙古学研究领域首屈一指，也是多年来蒙古国蒙古历史研究成果的总结和精华，堪称蒙古历史巨著。
2012年7月，呼伦贝尔市天顺集团取得蒙古国西里尔蒙语版《世界蒙古史》回鹘蒙古文和简体汉文版权，并于当年8月委托兴安盟蒙古语文翻译事务所进行中文翻译。前不久由兴安盟蒙古语文翻译事务所组织完成中文翻译，目前进入出版审定程序。
2014年7月7日星期一
蒙古现代化太阳能蒙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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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蒙古多年内已经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国家的280万居民仍然生活在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这些社区往往生活在没有最基本的现代化便利设施，如电力和自来水，虽然有些家庭可能会使用一个小的摩托车或汽油发电机。采用了新的家用太阳能系统，许多牧民终于看到了光。
这个近期改变生活方式对游牧家庭来说可以提高食物冷藏，使用电视来收看天气预报，这是一个对于牧羊人相当积极的影响。保持手机充电的能力也是健康和安全原因的重要因素。这样牧民可以拨打紧急医疗中心联系医生。使用手机在蒙古对于牧民来说是一个特别强烈的冲击。通常情况下，牧民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接受教育。现在的家庭可以通过太阳能充电的手机，保持与他们的孩子接触。
中国驻蒙古国扎门乌德总领馆3日设立
这是中国在蒙古国成立的首个总领馆。资料显示，扎门乌德意为“道路之门”，毗邻内蒙古连浩特市，是内蒙古与蒙古国间最大的铁路和公路口岸。扎门乌德总领馆领区范围包括东戈壁、中戈壁、南戈壁、东方省和苏赫巴托省，该区域属于蒙古国东南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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