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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没有墓碑的草原》中文译本，日文原著者与译者简介*
2014年11月，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由刘英伯、刘燕子父女翻译、杨海英日文原著《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中文译本（中译本书名副标题是“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在中文世界引起很大反响。
日文原著者是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来自鄂尔多斯草原的蒙古族人俄尼斯.朝格图，中文名杨海英博士。日文原作在2009年由日本最大的书店之一岩波书店出版，该书获得日本纪实文学大奖，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奖”。书中记录了十四位不同背景、身份地位的蒙古族人，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文革”遭遇和见闻，呈现中国大陆“文革”中以挖肃“内人党”为名的大屠杀，并追溯更久远的历史。
中文译者刘英伯先生是湖南衡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是冶金化学高级工程师，在“文革”中九死一生。本书另一位译者是他的女儿刘燕子，刘燕子女士1991年留学日本，获大阪市立大学教育学硕士、关西大学文学硕士，现任教于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是中、日文双语作家、翻译家，有多部中、日文诗歌、散文、文化评论集、作品和译著。
*作家王力雄先生为中译本作序，题为《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没有墓碑的草原>》*
中国著名作家王力雄先生为中译本新书《没有墓碑的草原》作序，题为《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没有墓碑的草原>》。
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在北京的作家王力雄先生，请他谈谈为什么他认为这是一本“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
王力雄：“之所以我认为杨海英教授写的这本书是所有汉人都应该读的书，主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我们汉人一方面对蒙古人所做的这些行为，确实对他们伤害太大了， 但另一方面很多……绝大多数汉人又是浑然不知，甚至会认为给他们带去的是幸福，根本不知道在历史上给蒙古人造成的这些灾难和现实当中给蒙古文化造成的这些摧毁性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汉人都应该看一下杨海英教授的这本书。
这本书有一种震撼的效果，让我们看到，原来蒙古人在历史上会和我们汉人之间曾经是这样一种关系，受到这样广泛的迫害和遭到这样的摧残。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让我们来反省我们过去是怎么做的，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来重新看待它，未来应该怎么重新改变。”
*王力雄：刘英伯、刘燕子父女投入巨著翻译、人文关怀非常可贵，值得汉人思考*
主持人：“现在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两位翻译者是汉人，您对此有什么观察和分析？”
王力雄：“中国的民族关系主要是取决于……当然一方面是政府对于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的态度，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另一个几乎同样重要的方面就是从汉民族、汉人的角度，怎么对待其他民族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汉人真的是做的不够。不仅是从做的方面有问题，在基本的想法上，最基本的对人的人道主义的，或者是人权角度的，或者是人文关怀的，更不要说更高的那种宗教意识上的博爱、普世的那种东西，这方面确实是都非常少的，只是追逐利益。而且是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基础上，对他们用的几乎是不带有任何其它方面顾虑的、肆无忌惮的从利益上的争夺。
那么在这方面，我觉得刘燕子和她的父亲刘老先生一块儿，能够用这么多时间……刘老先生已经是八十多岁了，能够投入到这样一部巨著的翻译当中。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能看出在汉人当中是非常可贵的，能够对少数民族的问题有这样一种关怀。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特别值得其他的汉人好好思考。如果不能做到同样的程度，至少要去考虑自己在民族问题上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对他们的态度。”
*刘燕子：这本书出版后，父亲说“我们心安了”*
我打电话给《没有墓碑的草原》中译本译者之一、现住在日本大阪、在关西学院大学任教的刘燕子女士，先请问‘另一位译者、她在中国的父亲刘英伯先生是不是方便接收我的采访？’
刘燕子说：“我们父女来做了这么一件工作。这本书出来以后，我父亲说‘我们心安了’。他说，他真的是很高兴，他年纪也很大了，如果说媒体或者是其他的介绍，他说就特别感谢，不用了，能够做一件他自己觉得比较安心的事情，他已经很开心了。”
*刘燕子：日文原著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获日本纪实文学最高奖“司马辽太郎奖”*
谈到当初是怎样想到要将日文原版的《没有墓碑的草原》译成中文，刘燕子女士从日文原版2009年12月出版后在日本的反响谈起。
刘燕子：“这本书出版后，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有二十几篇评论，从不同的角度……比方说国际政治、人类文化，从历史、从蒙古与日本的关系……有好多评论。杨海英获得‘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大奖’。他当时来大阪参加这样一个授奖会，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授奖的词语。有机会来拜读这一本书，然后他又把书给寄来了。
司马辽太郎是日本的国民作家，在日本有很大影响，这个奖是对于纪实文学最高的一个奖。
这本书获奖时，有这样一个获奖词‘2011年在日本大阪接受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大奖。这个奖，奖励杨海英教授以高度逼真的日语再现了基于周到缜密的采访之上，因为反自民族主义遭受大汉族主义迫害的蒙古人痛切的呼喊。”
*刘燕子：了解惨痛历史事件，听不同的声音，以引起警觉，关注民族和解*
主持人：“那您决定把这本书译成中文时，又是怎么想的呢？”
刘燕子：“我只是想通过这本书，如果让大家能够知道还有一种不同的声音，就是认为这一场以‘挖内人党’为名义的这么惨痛的历史事件，蒙古人他们自己其实不认为是因为‘文革’的‘左倾’错误，而认为是一场种族屠杀，是反人类罪这样一个不同的声音。
哪怕是不同意这个声音，我们也知道原来有人跟我们的这个说法是不一样的，能够引起这个警觉，而因此来关注这些问题，可能会对未来的民族和解、对未来的真正的和平可能会好一些吧。”
*杨海英：蒙汉民族矛盾突然以大屠杀方式出现是从1966年爆发的“文革”期间*
《没有墓碑的草原》日文原著者杨海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来自鄂尔多斯草原的杨海英教授说，他最喜欢的蒙古族民歌之一是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
（插播：蒙古族民歌《嘎达梅林》片段）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 ，
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 ，
（是） 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1989年3月杨海英留学日本，后获文学博士学位。现在静冈大学任教的杨海英教授谈他的日文原著《没有墓碑的草原》成书经过。
杨海英：“我到了日本，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用崭新的方法，一张白纸，开始学人类学。用这个人类学的方法调查研究，回过头来研究自己本身的民族，也就是蒙古族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虽然蒙古人和汉人之间有一定的矛盾，但是在1949年以前，双方一直有一种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也就是说，有矛盾，但不是那么非常激烈的。
那么，双方的民族矛盾突然一下子以大屠杀的方式出现是从1966年爆发的‘文化革命’期间。”
*杨海英：历史的讽刺：解放者成屠杀者；蒙古人给我的任务：代笔者的使命*
杨海英：“这正好是一个历史的讽刺，也就是说，共产党打着‘要解放全人类、让各民族平等’这样一个旗号的时候，无论是内蒙古的蒙古人，还是内蒙古新来的汉人都接受了共产党。但是呢，新来的这个‘解放者’反而把矛盾激化了，以最恶劣的形式表现成汉人屠杀蒙古人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蒙古人一谈到自己的历史，不管你问他‘你的文献’、‘你的历史’的时候，他都要谈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决定，再也不要谈什么文献了，再不要谈什么十三世纪的历史……这当然对我们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六十年代这十年的故事。
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写这本书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好多蒙古人的声音在推动我做这本书。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采访了一百多人，我写了五、六十本日记，这好像是给我的一个使命、给我的一个任务，只能由我来写。所以我就开始写这本书。
我认为，这本书，我仅仅是一个代笔者，就是代蒙古人下笔，是所有的蒙古人……好像他们也并不是有意识的让我写，突然一下，我一看，结果就是好多蒙古人好像在对我讲‘这本书，我们的这段历史好像就能由你来写了’。在这点上，我有一种‘老天爷赋给我这样一个使命’的感觉。
还有一点，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做任何我个人的创作。
蒙古人有这样一个传统，有中亚民族长篇叙事诗的传统。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每个人很会把来龙去脉讲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你问他‘我想了解文化大革命这个事件，您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他说‘可以呀’。他讲的时候，不见得是从1966年开始讲，他很可能从1945年日本战败讲到现在。从日本战败，然后如何1958年人民公社，然后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才给你讲这个‘文化革命’。因为他自己头脑里有一个历史观。
我采访一百多个人，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认为仅仅做了把他们的声音变成文字。我当然加进了一些社会背景啊、国际关系方面的背景啊、中国政治的背景，仅仅是这些，但是主线都是蒙古人自己讲的。”
*杨海英：书中收入十四位蒙古族人的讲述，他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主持人：“实际上成书的时候，里边真正收入的是比较完整的十四个人讲的吗？”
杨海英：“上下卷是十四个人。”
主持人：“这十四个人的诉说，是在您采访的这一百多个人里您选取了其中十四个人的谈话……”
杨海英：“对。这一百多个人里我选的是十四个人，因为其他人有的讲‘我给您讲了，但是你不要把我写出来，因为我害怕重新被卷入政治斗争’、‘（给）我写出来了，我害怕我的儿女受到牵连’等等。那么，这十四个人就说‘没关系，你把我写出去，这是我的历史，我们蒙古人的历史’。这十四个人可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杨海英：日文原著在日本的反应*
主持人：“能请您简要讲讲日文原著出版后的反应吗？”
杨海英：“2009年12月从日本岩波书店出版，这个书店是日本最大的书店之一。该书获得2012年度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奖”。司马辽太郎是一个代表当代日本文学界的最有名的作家之一，他主要写……比如说，中国历史题材方面的小说，还有西域……中国人叫西域，也就是中亚，还有北亚游牧民族，还有写日本近、现代历史，这样一个著名的作家，我们叫‘国民性的作家’他去世以后，办了一个文学奖。”
主持人：“每年都颁发吗？”
杨海英：“每年都颁发这个奖。”
主持人：“每届有几个人获奖？”
杨海英：“基本上是一个人。有很少一、两个年度是两个人。”
主持人：“因为我们不懂日文，想知道您得了这个奖之后，日本方面有哪些主要的反应？引起的反响也好，对这本书的注意也好。
杨海英：“我的书出版以后已经引起了各界积极的反响。日本的各大报纸……像《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五大报纸都做了书评。
《朝日新闻》讲‘这本书书突破了本民族主义历史观，他通过写蒙古，又表现出了和日本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和旁边的汉人的关系’，是这样评论的。
各个学术杂志到一般的公论杂志也都出了好多书评。
另外还有一个奖，也基本上要决定颁发给我，但是日本一个著名的左派外交官，以前是驻中国大使，他就强烈反对要给这个书奖，就说‘这个书出来以后，会不会引起中日外交论争？这本书写的是中国的文革期间蒙古人被大屠杀这样一个民族问题，那么这个民族问题会不会因为用日语出版以后，觉得日本干涉中国民族问题？’所以他基于这种自束，日本人叫‘自束’，这个奖就没有发给我。
我并不是说因为没有得奖有什么看法，我只是觉得，就是因为出了这本书能引起这样一个关注，日本舆论界当时也分为两派。那么，它当然和‘干涉内政’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日本的左派，或者是日本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书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他们能想象的影响。
这个故事呢，可以讲这点。”
谈到来自中国的人获得日本大奖，杨海英教授说，据他所知，他是第二个。
杨海英：“还有一个作家，叫杨逸，是东北人，是一位女性，她得过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奖，她是第一位能够获得日本著名奖的外国人。我很荣幸，我是属于第二位。”
（插播：蒙古族民歌《嘎达梅林》片段）
“ 天上的鸿雁从南往北飞 ，
（是）为了追求太阳的温暖哟。
反抗王爷的嘎达梅林（是） ，
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
*杨海英：日文原著已经或正准备译成蒙文、韩文、英文、德文等*
杨海英教授的日文原著《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出版后，已经和正在被译成多种文字。
杨海英：“2012年已经译为蒙古语，已有两种版本的蒙古语在乌兰巴托出版。两种版本意思就是，内蒙古用的是……我们叫老蒙文，就是那种竖写的蒙古语；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就是现在的蒙古国，用的是斯拉夫文，用俄罗斯的文字表达蒙古语，现代蒙古语。所以这两种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这两个版本出来后，这两年内蒙古自治区的人经常要去蒙古国旅行，他们去了以后，大批带回这本书。现在内蒙古已经有‘地下版本’或者说是‘盗版’，引起内蒙古执政方面的震惊，他们认为‘怎么把这个事情又给挖出来了？会不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目前还有韩国语，翻译过程正在进行中；美国的蒙古人正在准备英语版；德国朋友正在准备德国（文）版。我想，过两年各种版本还会增加一些。”
*杨海英：中译本文笔好，并加入论文及作者、译者对话，某种意义上成为全新著作*
主持人：“现在中文译本新书出版，您觉得中文译本在翻译过程中有什么能够告诉我们的？无论是关于译者，还是现在看到的中译本怎么样？”
杨海英：“汉语译本精彩度非常高，译者是刘燕子小姐和她的父亲大人刘英伯。刘英伯先生是五十年代北大的高材生，刘燕子呢，是当代的一个作家，所以他们的文笔非常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刘英伯先生和刘燕子对‘文化革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所以他们在……比如说用词，或者是解释一些事件的时候非常准确。
还有一点就是在中文版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加进了一些新的内容，也就是我这几年研究中国民族问题单独写的一些论文。
比如说，我提到中国对少数民族的这种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殖民地统治。我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全世界的历史教科书都说，殖民地统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结束了，包括阿拉伯，包括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以后，殖民地就不存在了。我说，中国和俄罗斯苏联的这种社会主义殖民地还在进行中——这是我提的一个新的观点。那么，把这个论文收进去了。
还有一点，中文版最后，有一个我和翻译者刘燕子小姐的对话。
就是说，一个蒙古人作者和一个汉人译者之间，我们如何沟通，达到一个蒙古人如何与他的邻居汉人，我们和平共处。因为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把问题写出来，要播下新的仇恨的种子。
我的意思就是，问题写出来了，首先要做到理解真相。下一步需要做的是，基于真相然后再和解，和解以后我们才能和平共处。
你不知道真相的时候无法和解。虽然现在汉人和各个民族表面看起来和平共处，但实际上那不是真正的和平共处，因为少数民族害怕这个强大的汉族，心里还是没有达到和解的地步。
所以这样一个蒙汉对话，我们写到这本书的卷末。所以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汉语版是一个全新的著作。”
*刘燕子：父亲的经历与他读这部书、译这部书的心情*
在采访中译者刘燕子女士的时候，我很想知道，他的父亲刘英伯先生是一位工程师，虽然有科学方面的著作，但没有人文学科背景，他老人家是怎么想到要和女儿一起翻译这部书呢？
刘燕子女士说：“因为我爸爸的妹妹，我叫姑姑，她曾经在‘文革’的时候下放在内蒙古的林河县，我父亲正好在‘文革’期间去过一趟内蒙，所以他能够感受到内蒙当时因为‘揪出内人党’而感到的那种恐怖的状况。
因为我从二十三年前来日本留学以后，我父亲就开始一直在自学日语，他的阅读能力是很强的。所以‘文革’深刻的体验和他自己在内蒙看到的一些状况……我父亲阅读了杨海英教授这一本书以后，心里觉得特别难过和内疚，他说是‘伤心伤骨，心肺两痛’。
我父亲是1957年在北大上化学系的时候曾经遭遇了‘反右斗争’，他也因为‘严重右倾’，是一个‘准右派’，而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我父亲说当时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了，他被开除了学籍、党籍。
他当时是个北大的翩翩学子嘛，那么被下放在江西省的偏僻的矿山工作。然后在‘文革’期间，他自己因为写了诗歌的问题，又被叫 ‘无产阶级专政’的‘千钧棒’揪出来。我父亲说是打个半死，当时是说要判他一个死刑，由于种种原因又留了一条性命。
所以他特别觉得，自己很疼，所以看到人家有一点疼……他说‘真的是非常难受’。
另外，这一本书，他一直告诉我说‘燕子，这是杨老师的书，把我们的介绍（写的）越少越好，甚至可以不要介绍’。所以才写了他一行名字（和简介），就为了这一行字 ，他都跟我死较劲哪。”
*刘燕子：我向日本读者翻译介绍：西藏图伯特，维吾尔，再日译中关于内蒙古*
刘燕子：“ 我们父女来做了这么一件工作。我自己因为在日本已经二十几年，前半是留学，后半是在教书。一边教书，一边在写作，一边在翻译。这一本书之前，我已经向日本读者翻译和介绍了唯色的《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这本书。还有，推动了王力雄的《你的东土，我的西域》这一本书的出版。王力雄先生的这一本书也是我写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从西藏图伯特，到维吾尔，到内蒙古，三本书。这一本是中文的。”
*刘燕子：2012日本地震海啸，研讨会仍进行，与杨海英、王力雄见面，课题沉重*
刘燕子：“两年半以前，日本发生海啸和核辐射事件时，那年正好是我邀请王力雄先生来日本参加一个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学术研讨会。
正好3月11日那一天，日本发生了大地震，（他们）正好在我家，我们就以为，在日本出现这样一个大难的面前，可能会取消‘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实际上也有一些人因为地震而没有赶到京都来，可是我们这个会照常举行。
之后，我们又去了静冈大学，然后到杨海英教授的研究室，看到他二十几年来所采访的一百多位因为‘内人党’……按照杨教授定义，他认为是一场民族大屠杀。那么多受难者的口述历史，他全是用日文写的笔记，我都很吃惊。
杨海英教授和王力雄先生他们后来就对民族问题、对许多问题交谈，我都在旁边。我觉得这个课题太大了，非常沉重的主题，一直觉得没有耐心和精力、勇气来做这件事情。阅读，觉得真是伤心伤肺、伤筋伤骨。”
主持人：“您能举一两个印象最深的事件、细节吗？”
刘燕子：“哎呀，太多。尤其是……比方其中有其莫斯仁这个小孩的回忆，因为她全家全部死亡，只剩下这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儿，她的记叙是特别的令人心疼。
书中还有许多关于女性的被屠杀，对（加）于她们的残忍我很难用语言来表述，就是强奸，还有肚子里边的小孩都给钩出来……我觉得超出了我们（心理）所能够自我调节的能力呦。
*刘燕子：父亲读原著老泪纵横，说“燕子，我替你打个基础你再修改，好不好？”*
刘燕子：“我父亲来日本探亲，我就跟他介绍这本书。我父亲就说‘诶，我在这个期间……正好发生大肃清事件的时候（去过内蒙）’。
因为他当时被‘千钧棒队’打得个半死，他就想，最小的妹妹在内蒙，他就想去看她一眼。他就从江西历尽千难万苦，在当时又没有钱，我父亲说‘就像叫花子似的’赶到内蒙古林河县去看我的小姑，她是个北京‘知青’。
然后看到‘哎呀，怎么这样一个气氛？’了解到当时的一些状况。但是因为我父亲他自己已经是戴罪而逃，所以没有特别的那么深刻的体验。
隔了这么多年，他七十九岁。我说‘爹你看一下杨海英教授的这三本书’。哇，他看了以后可以说是老泪纵横啊，我父亲说‘天地良心，怎么干出这么多太对不起少数民族的事情！’
我就说‘我很想翻译成汉语，可是我又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精力、耐力’。
我父亲就想了很久。有一天颤巍巍的捧着书来跟我说‘燕子，我替你打个基础，你再来修改。好不好？’
那些个片假名中间的事件、人物非常难（译），比一般的书要难得多。”
*刘燕子：草原上没有一块墓碑，我们这里用纸张做一个纪念碑，墓志铭就刻在我们心*
燕子：“父亲回到湖南省以后，他就是用手写啊，好厚的几本，天天趴在那里。我妈就说‘也好，就靠一件事情把老头给套住了吧’，就很支持他。我就给他装备好电子词典，因为他还在查老式词典嘛，一干就干了两年。
然后再到我这儿来的时候，跟背个宝贝似的背在背上，用细铁丝把那稿子给串上，因为老人家还没有我这么会用电脑，他要用那种手写……背过来以后，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
我就说‘好，爹我再来对照一下时间、地点’。
这么两、三年的功夫‘吭哧吭哧’就把这本书给弄出来了。
书出来以后，我父亲就说‘我们心安了’。虽然草原上没有一块墓碑，这件事情也逐渐被人淡忘，可是在我们这里，用纸张来做一个纪念碑，它的墓志铭就刻在我们心里。他觉得很宽慰。”
*刘燕子：感谢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和总编辑富察在纸媒受到极大挑战时愿意出版此书*
燕子：“因为现在在中国大陆言论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和侵害，上哪儿去寻找出版？香港出版那么难，现在的状况也没有以前那么好，如果出版没有人买，就要打成纸浆。
所以我去台湾时就通过朋友去寻找。没料到八旗文化出版社会那么快给一个回音，愿意来做这一件大家认为可能商业上不太会成功、但在出版意义上很大的事情，总编辑叫富察。我和我父亲都非常感谢！
在今天，先不说政治方面的言论自由吧，在商业上纸媒受到极大挑战的时候，能够出版这么一本有意义的书，能够另眼看历史，我觉得非常有远见。而且这位总编一直跟我说‘燕子，你不要考虑到它的销路状况’，就是一再给力。
这次在台湾召开新书出版会，这个八旗文化出版社，还有‘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的杨宪宏先生，我觉得他们都是下了很大功夫。哪怕这个声音非常微弱，但也能够不断发出声音，说‘有这么一件事情，有这么一个另类的声音说，历史不能忘记’。非常感谢！”
*刘燕子：把不同观点拿到平台讨论，为未来民族和解、真相究明、未来和平作铺垫*
刘燕子：“我很感谢杨海英教授他对我们这样的汉字的信任！也许还有不足的地方，我想这是一个平台，可能出版这本书以后，即便是汉族自由派，也未必完全同意杨海英教授这个声音，或许说‘这仍然是一个文革的左倾所造成的事件，而非一场有意图的种族屠杀’。
但是，哪怕这个‘种族屠杀’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拿出来谈，有一个平台。加害者很容易忘记这个疼痛，受害者不是这样的。
我想这些所做的，这十几年所做的、我所摸索的和我父亲所想的……我们都想说，为未来的民族和解，真相究明，为未来的和平，能够做一些铺垫吧。”
【以上是本专题报道之一，待续】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http://mandarin.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zuopinyuzuozhe/mind-699-01152015110039.html
根据牧民提供的材料可见，特木勒多次找政府讨说法，但政府非但不管，还冷嘲热讽道：“你去告吧”。万般无奈下，特木勒以生命为代价作出了最后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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