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成吉思汗去世後，蒙古人一直將其「神聖的氣息」和遺物類祭奠在天幕「八百宮」內至二十世紀初。康德八年（1941），來自東瀛的武士們開始在「源義經就是成吉思汗」的口號下於王爺廟山上新蓋了一座固定建築的成吉思汗廟。眾多蒙古人出於不同的心理積極參加了建廟活動。當日本人回到他們的故土扶桑後，中共又在1954年開始在鄂爾多斯的八白宮旁邊興建嶄新的「成吉思汗陵」，目的在於標榜其不同於「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施政和對蒙古人的寬容。然而，當「成吉思汗陵」於1956年建成後，人們發現中共非常忠實地繼承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傳統」。亦即「成吉思汗廟」與「成吉思汗陵」在建築學方式上有著明顯的傳承關系。此舉表明，中共在批判日本人的殖民統治的同時又繼承了其文化和政策上的精髓來羈縻蒙古人。如今，「成吉思汗陵式」的現代化建築風行整個內蒙古卻沒有人認為其來自萬惡的「日本鬼子」。
FromYurt to Palace:
The Temple of Chinggis Khan and Mausoleum of Chinggis Khan as a Form of Colonization
YANG Haiying （OHNO Akira）
Abstract
Ever since Chinggis Khan’s death, the Mongols have been treating him as a “holy anima”. His relics have been worshipped in the “Eight White Yurts” (naiman chagaan ger)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eighth year of the Manchukuo emperor Kangde’s reign (1941), warriors from Japan built a brick and earth “Chinggis Khan Temple” on the slope of Wangiin Sume (Wangyemiao) under the slogan of “Gengikei was Chinggis Khan”. Many Mongols participated in the temple building with mixed feelings. When the Japanese returned to their homel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began to build a brand new “Chinggis Khan Mausoleum” next to the traditional “Eight White Yurts” in Ordos, aiming to distinguish itself from “the Japanese imperialist and the Nationalist reactionary” policies by showing benevolence to the Mongols. However, when the “Chinggis Khan Mausoleum” was completed in 1956, people found it to have faithfully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as the Mausoleum looked very similar to the Chinggis Khan Temple in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Th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CCP, while denounc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has also inherited the spirit of its culture and policy to rein in the Mongols. Today, the Chinggis Khan Mausoleum-like modern architecture has gained popularity in Inner Mongolia, but few people actually know or even care that it has an origin from the evil “Japanese devils”.
Keywords: Inner Mongolia, Japanese Colony, Chinggis Khan Temple, Chinggis Khan Mausoleum, Colonial Architecture in Manchuria.
幼小時候，我知道中國在「盤古開辟天地」之後，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歲，有聽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歐洲，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到二十五歲，才知道所謂「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裏，因為要查一點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羅斯」，侵入匈奧，還在征服全中國之前，那時的成吉思汗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的。
--- 魯迅，1934年，〈隨便翻翻〉《且介亭雜文》。
成吉思汗到底是蒙古人還是「中國人」？他是否還有可能是日本武士「轉生」的呢？為什麼進入21世紀以後日本人和中國人都要爭先恐後地從蒙古人身上掠奪和誘拐（abduction）成吉思汗呢（Bulag 2010:45）？換言之，曾經深惡痛絕「異族入侵」的中華知識分子和視忽必烈汗派兵為「元寇襲來」並深深同情漢人南宋命運的日本皇史觀持有者們為什麼突然之間以博大的胸懷「熱愛」起了蒙古人的祖先呢？如此「熱愛敵人」的文化現象又包含著怎樣的歷史過程呢？以下，我將通過敘述20世紀內新出現的成吉思汗廟和成吉思汗陵過程，試圖思考此類問題的部分側面。
一、八白宮與新興國家的象征
成吉思汗逝去後，蒙古人遵循薩滿教的理念，將其最後氣息（ami）吸納於駱駝頭頂的發毛（öbüge）中祭祀傳承。在以後的歷史長河中，他的諸妃和後世大汗們的遺物也陸續加入了祭祀對象中，逐漸形成了眾所周知的八百宮（Naiman Chaghan Ordun)。八百宮祭祀是蒙古人政教合一的國家儀禮，歷代汗位繼承者皆須在草原氈帳之民的「聖主禦前」（ejen-ü emüne-eche）即位或在即位之後參拜以示正統。維持八百宮祭禮的部眾為鄂爾多斯蒙古人，他們長期以黃河南高原為家園而生活至今(楊2004)。
蒙古人變成滿洲人的小夥伴之後，清廷起初並沒有積極幹涉八百宮祭祀活動。祭祀者(Darqad)依然可以遍行整個蒙古人的放牧地，向聖主的子孫們征收象徴孝忠的祭奠物品。然而到了道光四年(1824)，有大臣提出把八白宮的祭祀者們所稱爵號如「太師」，「太保」，「官人」及「宰相」等皆為「朝廷大號」，應予剝奪。道光皇帝輕率準奏之後遂引起了整個內外蒙古王公的群起反對和強力抗議，不得不在四年之後收回禦令。此事件再次確認了內外蒙古王公都是成吉思汗子孫這一傳統精神理念的綿延存在，他們隨時可以團結在「聖主之前」(岡2001:楊2003:39-130)。之後，每逢年度大祭，全蒙古地區劄薩克或王位繼承人（jalghamji）照例參加祭奠。祭祀者當眾宣讀成吉思汗《金書》(Altan Bichig)，重溫從成吉思汗時代到17世紀中葉的歷史。成吉思汗金書中的歷史表達方式和歷史觀與眾多的蒙古文編年史內容一致，為全體蒙古人所共有。換言之，有清一代，蒙古人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聖主和光輝的歷史。
滿清人的王朝開始搖搖欲墜時，一位布里亞特蒙古人策汪・紮姆策日諾於1910年春秘密訪問八白宮和伊克昭盟烏審旗王府。等到1911年12月獨立的哲布尊丹巴政權建立以後，紮姆策日諾立即建議高層領導康達道爾基親王從速迎回八白宮和軍神黑纛(Qara Sülde)作為以「共戴」為年號的新生國家的象征(Onon and Pritchatt 1989:99)。1913年1月，蒙古軍五路南下以圖作戰解放內蒙古同胞，其中西路軍即帶有迎接八白宮至蒙古高原的使命。烏審旗王爺亦積極響應，但至第二年，此事無果而結束(橘1989:248-254)。其間，蒙藏事務局於1914年7月13日發文告示曰「此黑纛為吾元朝成吉思汗聖物，成吉思亦在我中國世居千年之久，何豈能將如此聖物交給野蠻的喀爾喀人」（Narasun and Vangchugh 1989:690）。如此，中國人成功地挽留住了「在中國世居千年之久的成吉思汗」，沒有讓他走回到他後世子孫們重建的國土之上。
二、samurai Genghis Khan(Gen Gi-kei)
1879年，一位年輕的日本人在英國劍橋學府寫了一篇讓歐洲人非常吃驚的論文，題為「The Identity of the Great Conqueror Genghis Khan with the Japanese Hero Yoshitsune, An Historical Thesis」。他以Genghis一詞與Gen Gi-kei發音相近等為語言學依據而論證說，中世紀日本的悲劇英雄源義經並沒有在同他骨肉兄弟之間的戰鬥中犧牲，而是輾轉逃避到了蒙古草原後變成了成吉思汗。青年的名字叫末松謙澄（1855-1920），歸國後成為明治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的女婿，並於1898年擔任第三次伊藤內閣的逓信大臣等要職。他的英文論文也在1885年由內田彌八翻譯成日文，從此日本民間出現了長興不衰的「成吉思汗即為源義經」的熱潮（Miyawaki-Okada 2006:123-134）。在白種人依然將日本人視為清朝附庸國的時代，末松挺身而起曰:你們歐洲人最恐懼的成吉思汗其實也是我們日本武士演變的！因此，要求白種人正視新興日本存在價值的末松的行為被認為是一種「愛國主義」（宮脅2008:197-198）。
「成吉思汗即為源義經」一說與崛起時期日本明治政府對外擴張思潮非常合拍（Bulag 2010:40）。1924年，小谷部全一郎的書《成吉思汗即為源義經》以「賜天覽」的形勢出版後風行全日本。與此同時，以日本關西地區為據點的大本教（ōmoto kyo）領導人出口任三郎也在1924年2月份秘密潛入內蒙古。不久，他便在奉天會見了當時在張作霖麾下活動的漢人盧占魁，兩人合作成立了「內外蒙古獨立軍」。盧任司令，出口則號稱「彌勒下生達賴喇嘛素尊汗」，蒙古名字為「那爾薩林喀齊拉額都」（意思為「太陽月亮大地星宿」―楊）。出口任三郎宣揚自己出生在興安嶺中，幼年喪父，在六歲時由母親帶領東渡日本，如今再度「返鄉」。他稱自己即是源義經的後代，又是成吉思汗的轉世。有著作稱，出口所到之處，蒙古人深信不疑，夾道歡迎，熱情援助，認為此時乃為內蒙古獨立的絕好機會等（出口1967:228-262）。有趣的事，被蒙古人認為是「土匪」的漢人盧占魁曾於1922年5月22日武裝搶劫八白宮內金銀器物。返回途中因其兩名骨幹暴死，認為是蒙古人的神靈震怒，於是又從速送回了文物（汪楚格2004:392）。如此，來自東瀛的武士和大陸浪人們都開始打著「成吉思汗即為源義經」的旗號「幫助」蒙古人擺脫漢人的統治。但是，他們中間的部分豪傑似乎連漢人和蒙古人都沒有很好地去區分。
三、成吉思汗廟
滿洲國建立以後，殖民政府提出了「王道主義民族協和精神」，以紅卍字會和萬國道德會等宗教團體為主，宣傳融合儒道佛回耶五教合一的言論。其中紅卍字會與大本教主出口王仁三郎關系密切（田中出半年不明，118）。雖說是五教合一，實際上執行以神道為中心的宗教政策。
據田中剛研究，1935年8月18日《滿洲日日新聞》第一次報道政府計劃在新京建立「成吉思汗神社」以促進蒙古文化發展。當時，1934年7月成立的興安陸軍軍官學校因以漢人關羽和岳飛為軍神，蒙古人學生提出應該以成吉思汗取而代之。興安各省省長也在1936年3月份要求以「國家祭禮」的方式祭奠成吉思汗。之後，蒙疆政府亦於1941年9月創建「蒙疆總鎮守蒙疆神社」，用祭祀成吉思汗的形式推行國家神道的議題逐漸成為日本方面的重要課題。加之1941年6月份蘇德戰爭爆發，與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壤的滿洲國及蒙疆政權出於加強防衛的目的，終於下決心建立成吉思汗廟（田中120-126）。
蒙古人方面也有積極的主張。當事人達瓦敖斯爾如此回憶。蒙古人長期以來一直在每年的農歷3月23日舉行紀念成吉思汗的活動。滿洲國建立以後，此俗亦未改變，興安王爺廟北上坎喇嘛廟作為祭祀場所。「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者（達瓦敖斯爾―楊），一向掬誠崇拜成吉思汗，在任興安南省公署文教科長五年期間，每年這一天，都風雨無阻地去參加奉祀典禮」（達瓦敖斯爾1988:144）。
1940年祭祀成吉思汗集會中，蒙古人提出在王爺廟建立成吉思汗廟的設想，得到了全體人員的支持。蒙古人立即推選有力人士與日本關東軍駐王爺廟陸軍特務機關長金川耕作交涉，金川表示支持（達瓦敖斯爾1988:144-145）。於是，蒙古軍政各界人員組成了「成吉思汗廟籌建委員會」。興安局總裁巴特瑪拉布坦任會長，興安軍官學校校長甘珠爾紮布和財團法人蒙民厚生會專務理事瑪尼巴達喇任副會長，興安各省省長和各旗旗長擔任委員。瑪尼巴達喇還兼任籌委會下屬的工程事務局局長（金海2002:434-435）。蒙古人都堅持動工日為1941年5月5日（達瓦敖斯爾1988:145:梁鳳山1991:873:金海2002:435:Bai Jin Sheng 2009:331）。而田中剛則根據《盛京時報》報道認為工程於1942年5月5日開始（田中126）。曾於1964年7月在日本采訪過當事人的Paul Hyer也記述說工程啟動於1942年5月5日（Hyer 2006:67）。
成吉思汗廟由日本建築家今村三郎和蒙古人畫家耐勒圖（Nayiraltu）共同設計（金海2002:435）；耐勒圖還為此專程至鄂爾多斯的八白宮尋找參考資料（Hyer 2006:64）。據田中剛研究，設計和施工由滿洲國建築局（前身為營繕需品局）擔任。他們以明治神宮外苑聖德紀念繪畫館為例，遵照關東軍特務機關指示而導入了部分藏傳佛教建築風格。用明治神宮外苑作為成吉思汗廟的內苑則表明後者比前者的政治地位低下（田中130-131）。
在整個建設過程中，所有蒙古人都慷慨解囊，留學日本的學生們則利用假期回國參加義務勞動。王爺廟街上經常能看到蒙古人從遠處向建設中的成吉思汗廟低頭敬禮遙拜的情景。蒙古人認為終於有了「內外蒙古統一的象征」，從而立下了「為民族統一而鬥爭的決心」（ツェベクマ 1999:71-79）。而日本方面則基於1939年夏天諾門坎戰爭的失敗，必須做好安撫內蒙古蒙古人和吸引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工作，他們明白只有成吉思汗才能籠絡蒙古人的心（Hyer 2006:65）。
1944年10月8日開始，王爺廟舉行了盛大的成吉思汗廟（照片1）落成典禮。除了滿洲國的蒙古人以外，德王蒙古自治邦也派出了以興蒙委員會委員長松津旺楚克王為代表的團體加入了慶典。德王府樂隊演奏了著名詩人賽春嘎（那・賽音朝克圖）做詞的「成吉思汗頌歌」。9日進行臨時大祭，10日召開了「蒙古青年總崛起大會」（田中132-133）。蒙古人「宿願克遂，感到萬分欣慰」（達瓦敖斯爾1988:145）。在這之前，蒙古人非常擔心的是日本人金川耕作會將一面象征日本天皇的神道「八咫鏡」（yata no kagami）偷偷放入聖主的廟內，以滿足他們的「ultra-nationalism」（Hyer 2006:69）。此舉表明，蒙古人和日本人在建廟過程中曾經展開過心理政治鬥爭。
四、挾「成吉思汗」以示「正義」
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孫德穆楚克棟日布王為了利用日本的力量完成蒙古人的民族自決和獨立的目的在1930年5月12日建立了蒙古軍政府。他以該年為成吉思汗歷731年，「表示蒙古人所作所為是成吉思汗偉業的延續」（札奇思欽1993:16）。蒙古軍與日本軍合作西進，在1937年10月裏占領了歸綏和包頭。至此，德王理所當然地要求成吉思汗的八白宮能回到他的身邊，名正言順地完成民族統一獨立之大業。德王並非簡單的「蒙奸」，他曾與瑪尼巴達拉商定不能讓日本人把成吉思汗廟建成神社樣式的建築（札奇思欽1993:110）。
當肩負著遊說鄂爾多斯七旗王公任務的內田勇四郎數次出現在八白宮附近時（內田1984），王公們也在「聖主禦前之會議」上商定了既不得罪同胞德王及東方武士又不惹惱漢族軍人的權宜之計。然而，中央政府「慧眼明查」，早在1939年2月22日便電令綏境指導長官公署以防「德逆擬乘隙企劫成吉思汗靈寢」。對此，鄂爾多斯蒙古方面一度提出將八白宮移至青海西北部「成吉思汗第十四世孫古什汗之後裔處」（那日松王龍勝2010:50-70）。但是，此項建議未被采納，1939年6月10日，八白宮中的聖物與軍神黑纛一同啟程運往榆林。蒙古人沿途悲泣，漢族軍人則冷靜地認為「蒙民迷信其有操縱禍福之威力」（那日松王龍勝 2010:62-64）。其間，6月15日在陜北重鎮榆林國軍將領鄧寶珊與伊克昭盟盟長沙王共同舉行主祭活動，6月21日在「革命根據地」延安受到了「熱烈歡迎」之後，7月1日安全抵達甘肅榆中縣興隆山中的道教宮殿。漢人政府沒有選擇青海「成吉思汗第十四世孫古什汗之後裔處」而判斷長春真人的後輩繼承者更為安全，其政治意義不可不為遠大。
五、抗日的「成吉思汗」
當被移送的成吉思汗還在中途時，中央社重慶6月18日電曰「中央以成吉思汗為內外蒙古及寧青新各省境內蒙胞偉大祖先，其豐功傳烈，震爍古今，匪獨中國所推薦，抑亦世界所景仰。其孫元世祖，兩度征倭，而倭寇至今尤懷恨極深，無時不諜報復，尤其誌在並吞大陸，必須破壞各民族固有文化，則盜炸陵寢之陰謀，當非謠傳」（那日松王龍勝2010:92）。顯然，元「世祖征倭」與眼下抗日同等並列。
6月21日抵達中共治下延安時，八路軍代表滕代遠和聯絡部長王若飛親自迎接，十裏鋪前新建懸掛有「世界巨人」橫幅的靈堂，還有對聯曰「蒙漢兩大民族更親密地團結起來，承繼成吉思汗精神堅持抗戰到底」。當時還沒成為「偉大領袖」的毛澤東也獻了花圈。中共中央代表祭文說:「日寇逞兵，為禍中國。不分蒙漢，如出一轍……元朝太祖，世界英傑……艱苦奮鬥，共產黨人，煌煌綱領，救國救民」（那日松王龍勝 2010:107-108）。
元太祖靈駕即將到達西安時，中央社報道說「民族英雄成吉思汗陵櫬，日內即將抵省」。6月26日蔣鼎文主席在設宴歡迎護陵代表時第一次談到「成吉思汗是我們中華民族祖宗中最偉大的一個……。到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在無可如何中，不得不想出最拙劣而卑鄙的手段，想劫持成吉思汗的陵櫬，以圖奪取中華民族不可分離的一部分蒙古同胞為他利用」。至此，一部分蒙古人光榮地被加入到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分子」（那日松王龍勝2010:95-96）中間。之後，蒙藏委員會在1939年7月4日發電要求各地廣泛宣傳《為奉移成吉思汗陵告同胞書》。文曰（那日松王龍勝2010:67）:
「元太祖成吉思汗以一部崛起漠北，東征西略，閱四十年，版圖之廣，橫跨歐亞，為名所播，鹹皆懾服，誠為歷史上唯一之人傑。際茲抗戰期間，每溯其豐功偉績，不禁生無限景仰」。
1942年9月20日，蔣介石總統親自到興隆山祭奠了元太祖在天之靈。日本人撤回到他們的島國故鄉以後「中華民族的優秀分子」們同室操戈；戰事惡化後，也許是元代安西王阿南達後裔的穆斯林將軍馬步芳於1949年8月2日動手把八白宮遷移到了他控制下青海省湟中縣塔爾寺內（旺楚格2004:393）。時隔不久，9月9日，「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從軍閥手中」奪回了「抗日英雄成吉思汗」。
六、向共產黨微笑的「成吉思汗」
漢人毛澤東在天門城樓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之後，1953年1月29日，伊克昭盟人民政府即向綏遠省人民政府報告決定建築「成吉思汗紀念堂」，「唯建築範圍迄今未奉明令指示，不敢輕易設計」。蒙古人還同時提出從青海遷回聖主的遺物和黑纛。不久，中共中央華北局於6月9日致電蒙綏分局同意移回成吉思汗遺物。12月15日，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和綏遠省人民政府任命東部地區蒙古人王再天為「成吉思汗陵遷建委員會」主任，奎璧等10人為委員，奔赴青海迎陵（那日松王龍勝2010:400，407，416）。
1954年4月7日，成吉思汗靈櫬回到了以前的駐紮地，「當地群眾幾十裏以外夾道迎候」。4月23日，蒙古人的共產主義領袖烏蘭夫在大祭中如此致詞（那日松王龍勝 2010:452）。
「國民黨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內蒙古時期，曾采用過不少陰險的羈縻政策和籠絡手段。其共同的辦法之一就是假借成吉思汗之名來誘騙蒙古族人民，以圖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骯髒目的。為此，國民黨反動派於一九三一年祭成時，不顧蒙古族人民的反對，以武裝劫走成吉思汗靈柩……。日本帝國主義時期，曾以敲詐勒索，強迫勞役的辦法在東北王爺廟（今烏蘭浩特市）修飾了一座成吉思汗廟。這都是國內外敵人違反我們蒙古民族人民的意誌，侮辱我們蒙古民族的行為」。
烏蘭夫時值蒙綏合並成功實現之際，中共中央已經發令中共中央蒙綏分局改為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侮辱蒙古人的名稱「綏遠」已經變成了歷史。共產黨人烏蘭夫有史以來第一次從行政上地理上統一了內蒙古版圖，雖然內外蒙古和布裏亞特的民族統一沒有實現，但是，「成吉思汗」有足夠的理由向這位「紅色的兒子」（Ulanhuu）微笑。烏蘭夫也有充分的證據向廣大蒙古人自豪:「放眼整個蒙古人的世界，聖主只在我的身邊」！
七、成吉思汗陵
1955年春，內蒙古建築工程局直屬工程公司開始建設新的成吉思汗陵，設計師為「年輕的工程師郭蘊誠」（旺楚格2004:83）。共產黨人以他們一貫擅長的高效率做法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即完成了這項工程。1956年5月份，一座嶄新的成吉思汗陵展現在世人面前時，誰都不會否定其在建築風格方面與烏蘭浩特市內「日本帝國主義為侮辱蒙古民族而建立的成吉思汗廟」如出一轍（照片2）。我們目前沒有有力證據說「年輕的工程師郭蘊誠」抄襲了日本人今村三郎和蒙古人畫家耐勒圖的設計圖，因為耐勒圖本身也來過八白宮。直線「山」字形固定建築的中間和兩廂的宮殿皆以天幕（yurt）為底案，宮殿基座部分源自明治神宮外苑（Hyer 2006:59）。
鄂爾多斯的成吉思汗陵建成時，原本打算繪畫成吉思汗的故事和「萬惡的蔣介石匪幫為了奴役蒙古人民，派馬，丁兩個匪軍的軍長搶走成吉思汗的靈柩」和「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草原上的人民擺脫了以往看不見天日和被奴役的生活情景」（那日松王龍勝 2010:96）。但是，1956年建成時，四壁空曠，沒有達到繪畫「教育蒙漢人民的」目的。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革命的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人民委員會發出了「搗毀成吉思汗陵的報告」（那日松王龍勝 2010:174）。9月5日，共產黨的革命幹部和「領導一切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們」砸毀了成吉思汗陵，改為「勞動人民文化宮」（張相文1997:56）。「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副主席」神秘地飛往「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而在半途中摔落在「蒙修」大地上之後，成吉思汗陵變成了「戰備鹽庫」。本文作者在1980年秋人生第一次遲遲參拜祖先時，地面上還堆放有大量「戰備鹽」。
烏蘭浩特市的成吉思汗廟內有二米高的成吉思汗塑像，原來計劃在東西側偏殿內設置忽必烈汗和鐵木爾汗塑像，但是沒有完成（梁鳳山1991:874）。Hyer提供信息說，參加制造塑像的是日本人藝術家Nagahama Torao；還有一幅以蒙古人阿斯根將軍為模特的畫像（Hyer 2006:68）。1945年8月蘇蒙聯軍進駐時，成吉思汗廟遭到部分破壞。1969年中蘇在珍寶島（Damansky）沖突時，因為挖戰壕防止「社會主義的老大哥」的空襲又有部分破損。文化大革命期間更受到「殘酷打擊」。如今，正統史觀認為，「東蒙古地區百萬蒙古人自動捐款奉建成吉思汗廟的行動，不僅反映了廣大蒙古族人民對成吉思汗的懷念和民族復興的願望，而且也是對日本的文化侵略和精神麻醉的一種抵制」（金海2002:436）。
1982年2月，鄂爾多斯的成吉思汗陵被認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之後，從天幕八白宮中走入陵廟的「成吉思汗」開始為「中華民族」賺取源源而來的外匯和人民幣。被「解放」了的蒙古人在漢族共產黨人「雪亮的眼睛」底下謹慎地祭奠著被「中華民族優秀分子」綁架了的自己的祖先。如今，無論是成吉思汗廟還是成吉思汗陵，都被認為是「典型的蒙古民族風格建築」。在「寬容」的共產黨人治理下的全內蒙古各城市中，只有這兩座建築在表明此地為蒙古人的自治區；其他任何建築都是和長城以南漢人內地沒有絲毫區別的「火柴盒」式堆積物。
八、誰的英雄？
以上，本文簡單介紹了蒙古人和日本人共同建設的成吉思汗廟以及蒙古人夥同中國共産黨人一起打造的成吉思汗陵的過程。成吉思汗雖然一直由他的直系傳承人祭奠至今，但至20世紀，他已經被演變成了「全球化」的歴史人物。這一點，可以從他的神像由天幕走入宮殿的過程中得到印證。
那麽，成吉思汗到底是誰的英雄？何人之祖先呢？現今的政治勢力又如何看待他呢？我且在此略舉二例，以供今後思考。
2006年正值蒙古「建國800周年」，蒙古國舉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紀念活動。而由漢人書記掌管一切權力的內蒙古自治區則發出了通知，不許任何組織公開講「蒙古帝國」和「成吉思汗」以及「800周年」等詞。蒙古人只能以「草原文化」和「牧業」等詞句表達個人和民族心情（楊2008:421）。中共政府雖然認爲上述概念爲「敏感詞」，但是民間樸素的民族主義者去依然高唱到，「我們的成吉思汗是唯一的一個征服歐洲的中國人！」
曾經和共産黨人逐鹿中原的國民黨人又是持何等態度呢？2010年春，我有幸遊學台灣，並于5月4日在台北市中山路參加了「台灣蒙古人祭奠成吉思汗」的活動（照片3）。別的不講，只憑「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奉總統令祭元太祖」形式看，該祭奠具有「國祭」性質。中華人民共和國鄂爾多斯高原的成吉思汗祭奠則完全是「民間活動」；因爲政府早在1956年6月14日即已發出函件曰，「中央不准備派人參加成陵大祭」（那日松王龍勝2010:516）。無論是「國祭」還是「民間活動」，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都或許在以某種扭捏的心態遙望著自己「被全球化，被殖民化」了的祖先和英雄。
修改於2012年冬11月14日。同日，蒙古國在首都烏蘭巴托舉行盛大的「成吉思汗誕辰850周年活動」。
謝辞
2010年在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工作期間，得到了張中復主任和各位老師的熱情幫助。借此機會，表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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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民族学界 2013年4月 第31期 页19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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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1 王爺廟的成吉思汗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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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 鄂爾多斯的成吉思汗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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