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丝绸之路贸易初探

以往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一般侧重于丝路贸易兴盛的汉唐时期，而蒙元时期丝路贸易很少有人涉足。其实，蒙元时期是中外关系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东南方陆路经济交往在丝绸之路贸易史上也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因此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
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发动的规模浩大的三次西征以及针对中原王朝的南征，征服了欧、亚大部分地区。蒙古铁骑所至，既给封建经济带来了血与火的灾难，却也摧毁了横亘于东西方传统贸易之路上的种种障碍，为蒙元时期丝路贸易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

（一）驿站制度的实施与欧亚商路网络的恢复

蒙古帝国自窝阔台大汗起开始实施“站赤”（驿传）制度，主要基于政治军事需要，更是为加强中央对边远地区的控制。“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①驿站分陆站、水站两种，以陆站为主。初建时全国驿站约一千四百余处，至元世祖时代，已超过万数。国家签发专为驿站服务的站户亦达三十万户以上。驿站体系规模之大，在世界交通史上是罕见的。驿路不仅一度横贯欧亚，且帝及中、西亚的察合台、伊利汗国②，形成了空前庞大严密的欧亚交通网络体系。

驿站制度的实施，对于东西方之间、中原北方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的畅通和扩大，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首先，驿路的开设，使较长时期因民族、王朝之间连绵不绝的冲突、战争而造成的中西传统商道及中原北方民族贸易之路，得以再度畅通，人为的关卡垒栅不复存在。这不但有利于蒙元帝国的军政令文通达四方，也使往来的中外使臣、商旅畅行无阻。“于是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③

其次，尽管驿站划属蒙元政府政治军事体系，过往人员必须凭给驿玺书或差使牌符方能乘驿行进，但过往人员中就有不少来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外国贡使或冒称“使臣”的外商。他们的外贸活动就在使臣的名义下，得到了驿传优惠条件的保护。摩洛哥人依宾拔都他来华后曾说：“在中国行路，最为稳妥便利”④。他还详细记载了驿站对客人及其财物安全的管理办法。意大利神甫马黎诺里也谈到钦察汗国对到中原去的商人、使者乘驿优待的类似情形⑤。另外，由于元帝国十分重视官营商业，曾给许多色目（回回）富商臣贾以特权，发给他们乘驿行走的金银牌符，使他们在元帝国势力竹达之处皆可通行，且可供应驿马。桓州（今内蒙正蓝旗境内）站道就曾专为这些官商“搬运段匹、杂造、皮货等物”⑥。

最后，驿站制度的实施，客观上形成了蒙元时期以驿路为基本走向的欧亚商路网络。此期欧亚陆路商道（丝绸之路）大致以察合台汗国首府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附近）为枢纽，东西段均各分为两大干线。东段：一条由蒙古帝国都城哈喇和林（今外蒙鄂尔浑河上游一带）西行越杭爱山、阿尔泰山抵乌伦古河上游，然后沿该河行至布伦托海，再转西南到阿力麻里。一二九五年常德奉旨乘驿抵巴格达见旭烈兀，东段即走此路。另一条由元大都（今北京）西行，由宁夏过黄河入河西走廊；然后或由天山北道抵阿力麻里、或由天山南道入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两河地区。马可•波罗由陆路来华，即走此路。西段：一条由阿力麻里经塔拉思（今中亚江布尔城）取道咸海、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抵伏尔加河下游的撒莱；再由此或西去东欧，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过黑海至君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到小亚细亚。十四世纪来华传教的意大利人孟德科维诺曾说，这是欧亚间最短、最安全的路⑦。一条由阿力麻里入中亚两河地区、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今阿富汗西北、伊朗东北）再达小亚细亚。这相互交叉的两大干线之间，还有不少支线和间道，正反映了以驿路为基本走向的欧亚贸易之路网络型结构的特点。

（二）官营手工业的相对发达

蒙元时期官营手工业的发展，首先与蒙古对外扩张后的民族迁徙、虏掠工匠直接有关。蒙古贵族在立国之初就很重视发展手工业特别是武器制作业。由于本身经济技术水平较低，在对外战争中就特别注意掠占外族工匠。蒙古三次西征中，欧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这些移民或战俘中很多是技艺精湛的各地工匠、技师。蒙古军队洗劫中亚名城撒马尔罕时杀掠甚酷，但却留下该城三万余名工匠分赐蒙古王公贵族，谪为工奴⑧。这些西域工匠后来很多流散到中原内地。征服中原期间，蒙古统治者也十分注意保留工匠。窝阔台灭金后，通过检括得民匠七十二万户；忽必烈灭南宋后，经三次检括民匠，亦得四十二万户⑨。这些匠户为国家诸色户计中之一种，世代相承。非经放免，子孙不得脱籍。蒙古军队征服欧亚所向无敌，军匠所制作精良武器的威力是重要因素之一。金哀宗曾说，蒙古之胜，乃“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⑩。

元帝国建立后，仍沿袭了这一传统，只是官营手工业大部分转为日用消费品、工艺品的生产。元政府在全国建立了大批官营手工局院进行集中生产。元大都及其附近地区设立了专为宫廷织造缎匹织染杂造人匠都总管府，下设绫锦局、纹锦局、弘州“纳失失”（一种高级金锦）局、荨麻林纳失失局等，还有专为诸王百官织造缎匹的大都人匠总管府。甘州与宁夏路一带，盛产白骆驼，以白驼绒与羊绒合纺之绒布，颇受国内外商人青睐。一二八一年，元政府即在河西设“织毛段匹提举司”（11），组织工匠生产这类产品。在南方，元政府还征集各地制瓷名匠，集中于景德镇的“浮梁瓷局”三百余座瓷窑进行徭役劳动（12）。这些官营手工局院均有相当规模，少则几百户、多则上千户乃至几千户。还在成吉思汗时代，邱处机赴漠北，就在那里曾看到“汉匠千百人居之，织绫罗锦绮”（13）。元代的发展，则更有甚之。

我们认为，元朝统治者如此重视并大力发展官营手工业，一方面因然出于皇室贵族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官营内外贸易的需求，并以各种奢侈品、特产品“赏赐”前来朝贡的诸汗国使臣。众所周知，蒙古贵族重金银器皿而轻隐瓷器皿，上述景德镇瓷局大规模瓷器生产，显然主要为满足内外贸易需国。官营纺织局院的各类精美产品，也大量流人欧亚各地，甚至在今苏联萨拉托夫附近乌维克村也出土过元代中式丝制对襟衫（14）。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元代官营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消极作用甚多，但从另一角度看，官营手工业可凭借国家统治强权集中全国技艺最精的工匠并具备最优良的生产条件，从而使其产品的质量和品级一般都可能在社会同类产品中居于最高水平。这样，既可最大限度地满足统治阶级的消费需要，又可使中国商品在域外通商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特别是在中世纪后期，西方已不同程度地掌握了中国某些特产品如丝绸、瓷器等的生产制作技术的情况下，元代官营手工业对于丝路贸易这种一定程度上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意义和作用，更是不能忽视的。

　二

前文曾述，蒙元大帝国的建立，为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新的契机，加之蒙元统治者继续推行了唐宋以来对外相对较为开放的政策，鼓励对外贸易，一度因战乱阻塞而明显萧条的丝路贸易，再现兴旺景象。

随着近年来丝绸之路研究向多方位、广视角的深层研究转化，学术界对丝路贸易内涵、本质的认识也不断拓展和深化。我们认为，作为欧亚广阔地域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经济区域之间通过陆路进行经济交流的丝路贸易，应当在贸易的对象和范围上包含不同的内容和层次；就蒙元时期而言，也就是东西方（欧州、中西亚）、蒙元中央帝国与西域诸汗国之间以及中国北方区域间、民族间经济交流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不同内容和层次。

（一）北方地区贸易和民族贸易

在蒙古奴隶制统一国家建立之前，蒙古游牧部落已与北方邻近民族和地区进行着一定规模的商品交换。还在辽朝时，蒙古各部落就经常以牛、羊、马、皮毛等与契丹族等交易。至金朝辖蒙古各部后，也曾在沿蒙古草原边地设置榷场，“以易北方畜牧”（15）。成吉思汗在与金朝绝裂前，还曾向金朝贡岁币，而金主对其进贡也量行答赐。这实际上具有官方互市贸易性质。蒙古族缺乏骆驼，就以自己的牛羊与南边的西夏党项族交换骆驼。与中原汉族交换的则主要是粮食和纺织品，这些商品由“汉儿及回回等人贩入草地，鞑人以羊马博易之”（16）。相对来说，蒙古人与色目商人的贸易往来更为频繁。一二○三年，回回商人阿三，随带羯羊、白驼等沿额尔古纳河在蒙古族人中交换貂鼠、青鼠等（17）。在商品交换中，许多色目商人还与蒙古贵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甚至参与了蒙古帝国的创业活动。他们或以经商为蒙古贵族筹助军饷，或作为蒙古使者出使中亚。蒙古西征后，与西域（此处仅指今新疆地区、狭义）的经济联系更有所加强。邱处机前往蒙古帝国，就曾在色楞格河上游成吉思汗王妃行宫看到“车帐千百”，王妃及其下人等食用的粮食，均由今新疆天山以南的骆驼商队长途贩运提供，“忝米斗白金十两，满五十两，可易面八十斤”（18）。可见贸易额将是相当可观的。

忽必烈建立多民族统一的元帝国后，北方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更加密切了。这时的蒙古游物民族、特别是其上层统治集团已逐步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对粮食、纺织品、饮料等需求越来越大。为鼓励商人前往漠北地区贸易，元政府不惜以“重利诱商贾致谷帛用物”（19）。不但给北上通商的色目商人发给金银牌符以乘驿优惠，而且“特免收税以优之”（20）。当时从内地销往漠北的商品主要是粮食、饮料、丝绸缎帛、镜子、银器等；蒙古草原的牲畜、皮、毛、筋角也南运中原。直到元朝末期，还对漠北进行过大规模的绢马交易。一三五二年，元朝政府曾以币帛各十万“从北边千户、万户所易马”（21）。

元代中原地区不仅与漠北牧业经济区域保持着密切经济联系，而且同北方其他民族区域例如畏兀儿地区有着长期稳定的经济交流。由于畏兀儿地区处于中西贸易之路要冲、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因而这种经济交流更体现出国际贸易、地区贸易和民族贸易三者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鲜明特色。马可•波罗途经喀什噶尔，就谈到这里的商人前往中原及世界各地做生意，经营的商品主要有棉布、马、驼、葡萄酒、葡萄干、玉等。棉花、西瓜等外来农作物正是通过畏兀儿地区为中介，在元代普及于中国中原和南方的。除喀什噶尔外，别失八里（今新疆济木萨尔附近）、哈喇火州（吐鲁番附近）也都具有上述那种三个层次贸易中心的特点。

（二）元帝国与西域诸汗国的“朝贡贸易”

蒙古西征之后，在蒙古草原以西广大地域形成了四大汗国。虽然到元朝诸汗国事实上已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权，但名义上仍奉元帝为大汗——“一切蒙古君主的君主”。既有这样一种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它们与元中央帝国之间的各种联系和往来就是相当密切的。

元帝国与诸汗国之间的经济交流，除了下文将论及的商队贸易外，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通过进贡与赏赐方式来进行的朝贡贸易。诸汗国向元帝国所献的贡品和般均为奢侈品和特产品，如西域的大珠、珍宝、玉器、水晶、驼马、文豹、狮虎、药物及特产的佩刀等。元帝国的回赐则有钞币、缎帛、绣彩、金银和东北特产猎鹰等。一三二七年，“诸王槊思班不赛因等以文豹、西马、佩刀、珠宝等物来献。赐金钞万计”（22）。在来华朝贡时，各汗国往往授命使者携带重金，以便来华后广购元朝各种特产，而使者本人也乘机贩运货物。“合赞给使者重金，俾在中国购买物品”（23）。因此，每一批使团实际上包含着一支庞大的商队。

西域诸汗国与元王朝的进贡和赏赐关系，具有两个特点：第一，这种贡赐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官方的易货贸易方式。所谓“贡献”和“赏赐”，不过反映了双方商品的交换。有一条史料，准备地点明了这种关系的实质。一三三○年，“诸王不赛因使者还西域，诏酬其所贡药物价值”（24）。显然，“赏赐”使者，正是为补偿他们所献贡品的“价值”。但这里应指出，这种易货贸易主要根据双方产品的使用价值来进行，而并不在于其内在的劳动价值量；况且受到政治、外交因素的强烈影响，故一般是不等价的。中外贸易史上的大量事实表明，在这类朝贡贸易中，中方“赏赐”的实际价值量往往大于对方的“贡献”。下因如此，使朝贡贸易更具有吸引力，呈现了许多朝代外国商使不绝于途的情景。当然，这种不等价贸易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元代朝贡贸易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系，继承了汉唐以来中国外贸必须服从外交、经济必须服从政治的传统。进贡与赏赐固然显示了中央帝国极力追求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和体面，实际上也是中央帝国对名义上臣属的汗国的安抚和间接控制；而边远汗国也以所谓贡献，或表明归附，避免与中央帝国的矛盾及冲突；或寻求支持和保护，以增强与第三国关系中的政治、外交地位。

（三）东西方商队贸易

在蒙古西征之前，中亚腹地范围内的国际商队贸易就有一定规模。成吉思汗为了征服亚欧大陆，除了以武力掠夺邻近外族财富、还大力借助回回商队的长途贩运来筹措军饷。他曾多次派遣一些商队前往中亚务国进行贸易。一二一八年，一支由蒙古帝国出资组织的四百五十人的商队，装运大批毛皮、丝绸、金银制品前往中亚花剌子模贸易。但花剌子模却劫夺了这批货物（25），这次事件成为蒙古大军第一次西征的导火线。

三次西征及南征后，蒙元帝国版图大大扩展。加之驿路的设立、欧亚交通网络的恢复，使欧亚广大地域范围内国际商队长途贩运活动再度兴盛起来。蒙元时期中外关系史的一些名著，如《马可•波罗游记》、《通商指南》、《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卢布鲁克东行记》、《大可汗国记》、《马黎诺里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等都大量记载了丝绸之路上商队贸易的情况。

根据这些史料记载，当时在漫长的东西方陆路商道上从事商队贩运贸易的，计有欧洲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波兰、奥地利、捷克、俄国、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以及早期北欧汉撒同盟等地商人、有由西域蒙古诸汗国及其后裔统治的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以及中国色目商人等等。欧州和中、西亚商人一般都携带大量金银、珠宝、药物、奇禽异兽、香料、竹布等商品来中国或在沿途出售，他们所购买的主要是中国的缎匹、绣彩、金锦、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由于从欧洲到中国路程十分遥远、沿途地理气候条件也非常复杂险恶，盗劫之虞又难免不会发生，“然若结队至六十人同行，即当最危之际，亦与居家无异”（26）。所以商人的长途贩运，一般都必须级成数十人以上的商队结伴而行，且需随地雇佣翻译、随带必要的食品、什物、料草等。元代来中国的外国商人、商队为数之众，在外国史料中多有印证。《马可•波罗游记》中几处写道：元大都外城常有“无数商人”、“大量商人”来往止息，“建有许多旅馆和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旅客按不同的人种，分别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离的旅馆”（27）。既为不同人种，无疑为外国客商。《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28）。

外国来蒙商队具体的贸易活动，见诸史籍者极少，仅裴哥罗梯的《通商指南》一书较为详细。裴哥罗梯（Pegolotti）系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商人，其书《通商指南》大约于一三四○年写成。该书在总结元代欧州商人来华经商的丰富经历的基础上，介绍提供了对华贸易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是一本常识性的工具书。书中涉及到的对华贸易商品价格及贸易额，属于那种经验性的数据，反映了一般情况下的正常水平。

据裴书所载，外商进入元帝国境内后，须将所带金银兑换为蒙古通行的纸钞。每四张纸钞（面额无考）换银一索摩（Sommo），每一索摩银价值欧洲佛罗林金币（Florins，相当于英币9.6仙令）5枚。而每索摩之银在中国可购买华丝19—20磅（意大利热那亚磅，实际重量无考），花绫缎子三匹半、或纳失梯（前文纳失失之复数，金锦）三匹半至五匹。来华商人一般平均每人载运之货约值二万五千余佛罗林（约一万二千英磅）（29），即相当于五千萦摩银。即使扣除往返长途贩运较大的成本和消耗，粗略估算仍可购买中国锦缎一万匹左右。倘以数十人的商队总计，贸易额至少在二十万索摩银以上，看来数额是相当惊人的。不过这里必须指出，考虑到裴书在记载，转录、翻译等环节上的准确性程度，以及当时各国货币、计量单位之间，古今货币、计量单位之间复杂的换算关系，上述商品价格及贸易额还有待进一步精确考订。但是这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外商队贸易的盛况，堪称丝绸之路贸易研究中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

（四）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心

在蒙元时期丝路畅通、欧亚大陆各种层次的经济交流駸駸兴旺之际，作为东西方国际贸易枢纽或与国际贸易有密切关系的地区性，民族性商品市场和物资集散地的一批贸易中心相应形成和发展。当时从西方到东方，有以下一些较大的贸易中心：

讨来思（Tauris）。即今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这里西接紧邻欧洲拜占庭帝国的小亚细亚，东连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西段南道，北距丝路西段北道重要商镇塔那（Tana，今苏联亚速海边）、撒莱（Sara，今苏联里海北、伏尔加河东岸）不远，南可通向欧亚陆路贸易与海路贸易的交换中心忽里模子（今霍尔木兹），蒙元时期“全世界几乎都跟该城有贸易往来”（30）。被称为中世纪欧亚贸易的“接触点”。

诺夫哥罗德（Hougorod）。即今莫斯科以东的下诺夫哥罗德。这里是亚洲与西、北欧经济交流的枢纽。元朝后期中国北方和中亚的商队常常在这里与欧洲汉撒同盟各城市从事水上运输的商人互换货物。下诺夫哥罗德至今仍有一个区被称为“契丹区”，莫斯科也保存了一条名叫“契丹街”的街道（31）。丝绸之路西段的其它贸易中心，还有孙丹尼叶（Soldannia、今伊朗北部、里海南）、塔那、撒莱、靖塔昌（Gintarchan、今苏联阿斯特拉罕）等。

玉龙杰赤（Organci）。即今苏联土库曼的库尼亚乌尔根奇，曾为中亚花刺子模古都。此城是中亚地区回回商队与欧洲、西亚商队商品交换、货物中转的枢纽。《通商指南》曾述，欧洲商人欲来中国者，可携带竹布等货物至玉龙杰赤，这里“商务繁忙，货到即可销出”（32）。中亚地区的贸易中心，还有塔剌思（今苏联中亚江布尔城）、阿力麻里等。

元大都，西方人称汗八里（今北京）。元代史籍几乎都记述了元大都作为东方国际贸易中心的无可争议的地位。这里“各国商贾辐辏，百货云集”。《马可•波罗游记》曾以一章的篇幅介绍元大都国际贸易的盛况：“凡世界上最为珍奇宝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33）。元朝中国境内丝路重要商镇还有可失哈耳（喀什噶尔），这里的纺织品“由国内的商人运销世界各地”（34）。河西走廊的肃州，这里附近“山上出产的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的商人都来这里采购，然后行销世界各地”（35）。另外还有别失八里、哈喇火州等。

　三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专家过高估计了蒙元帝国对外扩张的破坏性后果，对蒙元时期欧亚社会经济往往以残破甚至“倒退”一言蔽之。囿于这种偏见，这个时期丝路贸易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迄今未能引起重视。这里仅就其中两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蒙元时期丝路贸易在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一，蒙元时期丝路贸易对世界中世纪史上空前规模的一次东西方物质、精神文明的大交流、大融汇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二、三世纪，蒙古游牧部落以中国北方草原为基地的崛起、强盛以至建立拥有辽阔疆域、强大政治军事实力的蒙元大帝国，强烈地景响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客观上通过欧亚广大地域范围内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东西方文化的广泛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中在蒙元之前已开始传入西域，但真正为欧洲人所了解、应用，恰恰都在这一时期（36）。而其传播媒介和渠道，往往就是域外通商。十三世纪伊利汗国为仿制元朝纸钞，首次在伊朗采用雕板印刷术，从此就开始传入欧洲。中国的茶叶，最早通过西夏和高昌回鹘带入西域；十三世纪后才通过色目商人经商传入西亚和俄罗斯。同样，后来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影响重大的棉花栽培、棉纺技术正是在元代中外贸易的高潮中普及于中国南北方的。

马克思曾高度评价东西方文化交流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我们认为，蒙元丝路贸易既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产物维系着欧亚大陆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又以其丰富多彩的国际商品交换，扩大和深化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内涵，因而在中世纪国际关系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蒙元时期丝路贸易恢复了宋朝以来基本中断的东西方国际陆路贸易，为明代前期中西陆路贸易奠定了基础。

丝绸之路规模性贸易，兴起于西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达到鼎盛。之后，丝路贸易在中国域外通商的地位开始下降并逐步趋于衰落（37）。其间由于北宋西北地区民族割据政权阻隔，东西方陆路国际贸易曾一度中断。至蒙元时期丝路古道的重新开通，恢复了东西方通过陆路进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中西陆路通商再度举起，并且俨然一派兴旺景象。可见蒙元时期丝路贸易完全继承了汉唐以来东西方经济交流的历史传统，延续了这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影响十分深远重大的的经济活动。同时，蒙元丝路贸易又为明代前期中西陆路通商奠定了基础。据明代有关史料记载，欧洲、西亚的商队仍沿着元代丝路故道来华交易一些传统的商品。如波斯商人咍智摩哈美德就率商队来到河西走廊购买《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载肃州大黄，他们“运大黄甚多，来威尼斯市出售”（38）。此外，原四大汗国的后裔帖木尔帝国等中、西亚王朝，也仍继承原蒙古诸汗国的传统，在较长时期保持着与明王朝的朝贡贸易关系；而当上述王朝受外族入侵瓦解后，这种朝贡关系则不复存在了。这些事例充分显示了元代丝路贸易对明代的深远影响。

以上不难看出，蒙元丝路贸易在我国丝绸之路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地位——上承唐代丝路贸易高度繁荣后的下降及暂进中断，下启古代东西方陆路国际贸易的尾声——明代前期中西陆路通商。不仅如此，丝路贸易在蒙元这一历史时期的相对繁荣，本身又上丝路贸易史上有一定特殊性的历史现象，此期丝路贸易中兴的历史成因及其特点，应当是丝绸之路研究中很有价值的课题。下文将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二）蒙元时期丝路贸易中兴的历史成因和条件

前文曾述，从整体上看，唐代以后丝路贸易已经由盛转衰。在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中出现了异峰突起的蒙元丝路贸易高潮，在中国古代外贸史中不能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们认为，这与蒙元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民族等方面的种种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蒙古族游牧经济生产经营方式的内在特征及其历史发展，是蒙元时期内外贸易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重要根据之一。

蒙元帝国的创业基地在中国北方蒙古草原，蒙古贵族都出身于游牧部落。游牧经济较之处于封建自然经济结构下的农业经济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即生产经营的流动性和财产、产品的直接让渡性。也就是说，游牧经济在其内部的产品交换以及与其外部的商品交换方面具有特殊有利的条件，对此马克思有过精辟论述：“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39）。可见，蒙古游牧民族较之中原农业民族更易于与商品经济发生联系（这里必须指出，上述特征并不是说在同一历史阶段蒙古游牧民族的商品经济比中原农业民族更为发达，因为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否根本上仍取决于实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前文已谈到，在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联盟之前，蒙古族已频繁地与其邻近民族或地区进行着商品交换；蒙元帝国建立后，这一“重商”的传统仍然沿袭下来。不过此时蒙古贵族主要通过善于经商的色目商人作为代理人从事官营内外贸易来为自己聚财富。对于蒙古贵族大力扶持、鼓励色目人经商，人们往往只是注意到回回商人曾与成吉思汗共过患难、并参加过蒙古帝国的创业活动，但为什么如阿三之娄的回回商人与蒙古贵族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究其根源，正是上述游牧经济相对更为倚重内外部商品交换这一特点。尽管蒙元统治者在入主中原后必然受到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甚至被其“征服”，但蒙古游牧民族的这种“重商”传统观念及其相应的蒙元帝国的有关经济政策与中原汉族统治阶级一向主张的“重农抑商”传统政策总是有所不同、至少也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对于包括丝路贸易在内的蒙元内外贸易经济相对发达，无疑起着积极作用。

其次，蒙元帝国政治、军事上的强大实力、对外的积极进取为丝路贸易的中兴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政治环境。

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曾指出，外贸必须服从外交、经济必须服从政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对外贸易的一贯传统，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外交上的强烈进取一般都将伴以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也就是说，开放政策往往是统治者政治上的自信心和在对外交往中强大实力地位的表现。一方面，蒙元统治者要利用对外贸易来最大限度地满足皇室、贵族统治集团的奢侈消费及帝国其他特殊需求，另一方面，也出于加强帝国管辖或统治势力影响所及范围内的联系和扩大内外声威、“怀柔”的需要，都促使蒙元统治者采取经济上对外开放、鼓励域外通商的政策。一二七九年元朝灭南宋统一中国，次年元世祖就特颁诏令：“可向诸舶番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40）。通观诏令，忽必烈大帝这种“四方来朝”的大国尊严、恩威并用的驾驭自信跃然纸上。随后，元政府相应采取了低税、招徕、保护和奖励市舶（海路）贸易的政策，使元代海路贸易很快又趋繁荣。显然，这些政策的基本精神对丝路（陆路）贸易也同样是适用的。这就大大吸引了各国商人来华通商，推动了丝路贸易的发展。

最后，蒙元丝路贸易的相对繁荣，一定程度上也是以唐宋以来发达的内外贸易作为发展基础的。

史学界一般都认为唐宋两代是历史上内外贸易相对发达、封建国家的对外政策比较开放的时期。需要说明一点，宋代由于西北地区通往西域的贸易之路阻塞、中西陆路通商曾一度中断，但两宋时期市舶贸易异常繁荣。虽然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全国统一政权，仍延续和继承了唐宋发达的内外贸易、尤其是官营内外贸易。在丝路贸易中也反映出这种前后袭承的关系。如唐宋中外通商中的传统贸易对象、贸易方式、贸易之路、双方交易的传统商品，唐宋在国内市场上优容大量外商的传统政策、措施等，元代丝路贸易都程度不同地予以继承，当然也有新的发展。有人这样断定，对丝路贸易也有一定影响的元代纸钞制度“并不意味着元代商品货币经济有什么发展”（41）。我们认为这是很奇怪的逻辑：一面不能不承认元代纸币起源、演变于唐之飞钱、宋之交子、金之交钞，一面却又指责元代货币经济没有发展，岂非自相矛盾？当然，谁也不能否认蒙古贵族的对外扩张给欧亚相对先进的经济带来的某些破坏，这可能一时造成这些地区社会发展的曲折，但是“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42）。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征服者“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征服者不得不延续、继承这种较高文明（包括政治经济制度和其它物质成果等）的过程。应当指出，征服者被“较高文明所征服”，与我们前文所论他们或多或少保留本民族的某些传统观念并不矛盾，往往是二者相互融合、浑然一体，形成了新的历史时期（如蒙元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既继承前代、又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元代社会经济“倒退”的观点从总体上考察是很难成立的。所以我们认为，除了其它历史条件外，唐宋以来社会经济包括内外贸易的发展也为蒙元时期丝路贸易的相对发达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③《元史•兵志•站赤》
②《元朝秘史》卷一五
④⑤⑦（13）《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下简称：《汇编》）册二页七五，册一页二四九、二二一，册五页八五
⑥《永乐大典•站赤》
⑧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页一○七
⑨转引自蔡美彪等：《中国通史》卷七页一八一
⑩《金史•完颜婁室传》
（11）（20）（21）（22）（24）《元史》：《世祖本纪》，《顺帝本纪》，《泰定帝本纪》《文宗本纪》
（12）蒋祈：《陶记略》
（14）（31）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页二二八
（15）《金史•食货志》
（16）见《黑鞑事略》，载于《蒙古史料校注四种》
（17）《蒙古秘史》第一八二节
（18）（23）（25）（26）（28）（38）《汇编》册五页八四，册三页二一一，册五页二九，册一页三一六、三一五，册一页三五七
（19）《元文类》卷五七
（27）《马可•波罗游记》页九七，福建科技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9）（32）以上材料、数据均见《汇编》册一页三一二至三一八
（30）何高济译：《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页三四
（33）（34）（35）《马可•波罗游记》页一一一、四二、五四
（36）参见《中西文化交流史》第七章
（37）参见拙作：《试论丝绸之路贸易的衰落》，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经济史》一九八九年七期
（39）马克思：《资本论》卷一页一○七
（40）《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市舶互市》
（41）张一农：《中国商业简史》页二三六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页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