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总统 Elbegdorj 关于南蒙古问题的演讲

失踪蒙古作家传出消息 揭被监禁殴打 席海明表示：这是蒙古族与当局的矛盾日渐尖锐的结果

著名蒙古族人权活动家、作家胡琴呼自今年1月27号失踪至今。海外人权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于 9月29日发布6张照片及消息称，她被软禁在通辽市某地，多次遭国保残酷殴打。旅居德国的蒙古人权活动家席海明10月1日就此发表了看法。

从这6张拍摄于7月20日至30日间的照片上可以看到，胡琴呼手腕、额头、眼睛周围大面积瘀血，前额隆起一个大肿块。另据透露，胡琴呼被失踪期间，有人通过当地民警去见她，发现她身体很糟糕，还因为脑血管方面的病患被秘密住过医院。

席海明分析，胡琴呼以近60岁的年纪、曾患乳腺癌的身体还会受到这样的打压，与她是南蒙古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员，及对维权人士哈达的坚定支持都有关系：【录音】“她这些年来一直能接受海外媒体采访呀，很少的几个人之一呀，直接跟外国记者敢说的人呐，共产党既然说不放哈达，让哈达失踪，那么她要不失踪的话，她就会把他们这些事往外抖。”

由哈达成立的南蒙古民主联盟提出的初步政治主张是要在中国民主化，实现高度自治。哈达因此被监禁至今，受到酷刑折磨，妻儿也一度失去自由。胡琴呼也曾多次被软禁，著作被禁止出版。席海明认为，当局把蒙古当作后院，一直严密管制：【录音】“对外蒙的拉拢，实际就是把内蒙人往外走的路子，或者往外通气的路子给堵死。”

另一位蒙古维权人士李先生表示，他周围有多个维权人士失踪的案例，但是起来维权的蒙古人人数还是不断增加：【录音】“现在增加数量是每天照着4%增加人数，内蒙人不维权也不行了，司法腐败太频繁了。”

胡琴呼曾批评， 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后，蒙古族的语言和文化严重流失，原本的游牧文化更是强行被汉人的农耕文化替代，造成内蒙古地区生态严重失衡。席海明说：【录音】“第一步是以农业吞并牧业。就是把草原破坏了，开荒种地，结果最后草也没了，地也长不起来，因为那种生态就是那样的。”

当局大搞矿业也破坏了草原生态：【录音】“就跟成千上万的耗子在地上打洞一样，草原没有规划完了就破坏。”

曾有评论指出，蒙古文化生长在蒙古草原上，一旦蒙古草原被破坏，蒙古文化也将面临危机。席海明说，对蒙古族来说，草原远不只是生活的物质环境：【录音】“而且他又是我们文化的根，蒙古人就是马背民族，游牧民族，所以没有蒙古草原，蒙古文化也就趋见消亡。”

席海明认为，近年来蒙古族与当局的矛盾日渐尖锐，与蒙古生态、文化被破坏有很大关系。胡琴呼说过：我认为哈达是一个标志，是蒙古人还没全部消亡的一个标志。希望多多关注哈达，多多关注内蒙古的语言文字、文化的情况，毕竟一个民族的消亡对整个人类来说还是一个悲剧。

胡琴呼是作家的笔名，她的蒙语名翻成汉语叫做胡琴夫，汉语名字是高玉莲。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林莉、宇亮采访报道。

http://soundofhope.org/programs/162/199857-1.asp

台湾的蒙古留学生

2000年蒙古第1次选送24名学生来台留学，到2010年已有438名，增加近20倍，在台湾外籍学生中排名第11位。教育部表示，在台湾能学英语、华语、专业知识和多元文化应是最大诱因。

为促进台蒙高等教育合作，教育部次长林聪明9月率团前往蒙古主持台湾教育展，台湾也有17所大专院校前往参展。而深耕蒙古多年的铭传大学则是第1个前往蒙古招生的学校，也是蒙古第1批选送学生来台就读的大学。

蒙古学生早期多前往苏联或中国大陆留学，但后来发现来台湾念书不只能学简体字，还能比大陆多学一样正体字，因此吸引不少蒙古学生来台，2000年选送第1批学生来台，其中不少学生大有来头，例如蒙古现任总理的妹妹就在其中。

虽然来台的蒙古学生不乏“皇亲国戚”，但台湾的高等教育并未因此打折扣。李铨笑着说，铭传坚持高等教育的品质，而且一视同仁，不分学生国籍，之前还有“二一”制度时，也有不少蒙古学生因为学业成绩未达标准被迫“中途下车”。

外界对于蒙古常有许多既定印象，但随着蒙古学生来台，很多印象也纷纷被打破。铭传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处副处长刘广华也分享一个小趣闻。

刘广华说，蒙古气候极端，白天可能超过摄氏30度，但晚上却到零下30度，因此蒙古人常被认为很耐寒；但曾有一年春天，校内商店准备棉被和被单供蒙古学生购买，但蒙古学生以为台湾是亚热带气候，并不需要棉被，没想到当晚气温降到10度又下雨，加上宿舍没暖气，结果蒙古学生冷到“皮皮挫”，隔天马上主动去买被单。

李铨也表示，蒙古学生来台人数逐渐成长，就读学校越来越多元，而许多学生毕业后回到蒙古，纷纷担任政府官员或各领域代表，更成为推广台湾和蒙古合作背后的一大助力。

促台蒙高教交流 教部祭奖学金
（中央社记者许秩维台北2日电）教育部今天表示，为促进台湾和蒙古高等教育合作，明年开始，将提供20名蒙古学生奖学金，另外，全台大学也预计提供300个奖学金名额，希望吸引更多蒙古学生来台留学。教育部次长林聪明9月率团前往蒙古主持第3届台湾教育展，并为“台蒙科学教育中心”揭幕，同时也和蒙古教育文化科学部代表进行教育会谈，讨论双方教育政策、经费和奖学金合作等计划。

林聪明表示，台蒙科学教育中心的设立，除了推动奈米科技合作计划、训练科学教育老师，也肩负推广华语文的重责；台蒙科教中心也提供全台大学的资料，让想要来台留学的蒙古学生可以取得最详细的资讯。

林聪明表示，对蒙古学生而言，来台湾留学不只可以学英语和华语，还能学到专业知识和多元文化，学杂费也比其他国家便宜，因此这次台湾教育展吸引超过800人参加，现场有300多人表达愿意来台留学，还有不少家长特地带着子女来了解台湾各校特色和奖学金。

教育部国际文教处长林文通也表示，原本台湾每年提供4名台湾奖学金和10名华语文奖学金给蒙古学生，明年开始，将增加为6名台湾奖学金和14名华语文奖学金，共20个名额；另外，台湾各大学也预计提供300个奖学金名额，希望吸引更多蒙古学生来台留学。

"中国航天"基地强迫蒙古族牧民搬离家园

在“天宫一号”进入太空的这天，78岁的蒙古族妇女查干仍然常常梦见发射基地那片土地曾经是自己绿草茵茵的儿时家园。

“半个多世纪前，我们拆开蒙古包，收拾细软，抱起孩子，赶上牛羊，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查干奶奶用蒙古语说道。

１９５８年，中共政府为卫星发射基地选址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巴彦宝格德山一带，３００多户１４００多名牧民为所谓“支援国家建设”而被迫搬迁，开始了长达八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后来建成的这个基地，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叫东风航天城。查干说，那时她住的宝日乌拉附近，就有２００多户人家，７万多只羊，４万平方公里牧场，“那条离乡之路因为牧民们相继游走他乡，而变得很长很长。”

“蒙古人赶着羊群和骆驼上路。”那时查干只有２５岁。她还记得一路上戈壁漫漫，水源稀少。
“我的家乡，原本是沙漠深处水草最丰美的地方。”６９岁的南斯勒玛说，她１６岁那年离开时，用泥土做了好几只牛羊和骆驼，放在红柳林里。

“它们代替我留在了家乡。”南斯勒玛说。次年她回去，看到泥塑的牛羊骆驼还在那里，她用泥土为它们补上破损的腿和角。“十几年后再去，红柳林没了，泥塑的牛羊骆驼也没了……”她说。

这些搬迁的居民大都是土尔扈特蒙古族人。他们是在两百多年前，从伏尔加河流域，长途跋涉东归回到自己的故乡的。

“搬迁时，老人们拿出最干净的毛毡，跪在地上，向着巴彦宝格德山方向叩拜。那是我们家乡的方向。”南斯勒玛说。巴彦宝格德在蒙古语里意为幸福神圣。蒙古族英雄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四次在这里祭拜。“大家跪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久久不起来……可是，我们离家乡越来越远了。”她说。

连同人和牲畜一起搬迁的，还有蒙古族信仰的藏传佛教。当地最大的寺庙江其布那木德令寺也划在航天城建设区域内，当年２２岁的喇嘛贡嘎还记得搬迁的情景。

“寺庙里的物品，有能坐１００多人念经的毯子，能容纳１００多人的蒙古包，比人还高的铜佛像，长号、海螺……”他说。

忆起那段艰苦的搬迁之路，了１４０公里外的新居住地古日乃，牧民们用沙漠植物红柳搭羊圈，挖地坑躲避沙尘和寒冷。

“那年冬天很冷，很多羊冻死了。”查干说，“那个地方不适合放牧。”“不仅仅是羊，一些人也死了。”南斯勒玛说。

老人的目光透过窗户，望向远方。她说，牧民无法适应新家园的生活，牲畜膘情不好，许多人生病。四年后，大家不得不再次出发，寻找适合的家园，向五六百公里外的马鬃山出发。

这条搬迁之路，被诺木汗走了好几遍。他那时是公社干部，为了探路，他带上几人先行进入荒漠，又来来回回护送上路的牧民。

“两三人组成一个群，最多赶三百多只羊，也有一二百只的，还有骆驼和毛驴。几个群互相照应，不离太远，轮流往前走。”他说。

忆起迁徙之旅，诺木汗说，“简直不敢想象”。“大的牲畜还好些，羊就不行，羊蹄在戈壁上磨得不行。遇到有水草的地方，就赶紧停下休整。”

“在马鬃山，天太冷，一部分马和骆驼被冻死了。有的被狼咬死了，骆驼、羊、马，狼都吃，我们拿着手电筒在后面追，狼在前面跑，一不小心，羊就被狼叼跑了。”诺木汗说。

又是四年过去，１９６６年，牧民们再度搬到赛汉陶来。八年的搬迁中，有１１７人离开人世。有的是在路上病故的。牲畜也基本都死光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查干住进了城里的所谓楼房。“但是，我做的梦，没有与城市有关的，所有的梦都是在草原骑马放羊。”

她对故乡的记忆仍然清晰：有八个湖，湖上有一种鸟，一叫唤，水就会起波澜，泛开来，但人看不见那鸟。

她说：“出生的地方像金色摇篮，永远无法舍弃。”在航天城附近，至今仍留下一片荒凉废墟。

蒙古民族主义开始抬头

图为乌兰巴托一场流行音乐会的后台，一群大腿修长的模特和一名儿童杂技演员正在候场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大量牲畜死亡以及其他因素，蒙古的很多游牧民纷纷告别他们熟悉的大草原，来到首都乌兰巴托谋生，其中绝大部分人栖身于贫民窟。贫民窟没有自来水，卫生条件极差，生活非常贫困，酗酒者比比皆是，犯罪率也居高不下。大量游牧民涌入贫民窟已经成为一个不安定因素，导致首都乌兰巴托陷入混乱之中。

告别大草原 栖身贫民窟
不久前，年轻的蒙古牧民奥奇克胡·格纳（Ochkhuu Genen）将全部家当装上一辆借来的中国皮卡，举家搬到首都乌兰巴托。奥奇克胡又瘦又高，但看上去很有威严，从打包、装车、拆包到整理，一切都井井有条，表面上没有一丝慌乱，但在他的内心，他也许感到一些遗憾，甚至是失望。

新来的居民生活在贫民窟，住在白色蒙古包和其他小房子。乌兰巴托拥有120万人口，贫民窟的居民就占到一半以上。这里的生活非常贫困，没有自来水和其他基本生活设施。由于贫民窟以及一座煤电厂的存在，乌兰巴托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

抵达乌兰巴托短短几小时后，奥奇克胡就在一块很小的空地上搭起蒙古包（蒙古游牧民的传统圆顶帐篷），四周用篱笆围起来。这块空地位于乌兰巴托郊外，是他花钱租来的。奥奇克胡的家与周围数千个蒙古包拥挤在斜坡上，俯视着乌兰巴托。搭好火炉烟囱和楔完桩子之后，他打开低矮的木门。妻子诺乌（Norvoo）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儿子乌拉卡（Ulaka，音译），领着6岁的女儿阿努卡（Anuka）走进蒙古包。

搬到首都生活，诺乌一直心存忧虑。走进蒙古包后，她暂时将这种忧虑抛在脑后，开始忙活起来，将他们的蒙古包布置的和乡下一样舒适温馨。她铺上油地毡，摆好铸铁炉子，在角落里支上小床，将家人的照片整齐地挂在墙上，最后将一台小电视机放在木桌上。

屋外的景象非常荒凉，与他们熟悉的郁郁葱葱的大草原截然不同。从这里驱车向西南行驶一小时就是一片草原，他们曾在那里畜牧，诺乌父母的蒙古包也在附近。但在乌兰巴托的新家，他们无法看到连绵起伏的草原，进入视线的就只有几米外大约2米高的木篱笆。此外，这里也没有奥奇克胡珍视的马、牛、羊等牲畜，有的只是院子里的看家狗——一条黑棕色的杂种狗，受点刺激就汪汪直叫，声音非常嘶哑。在篱笆墙外，能够激怒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奥奇克胡的蒙古包所在地区实际上是一个贫民窟或者说蒙古包区，摇摇欲坠的蒙古包密密麻麻地拥挤在这里。乌兰巴托共有120万人口，其中有大约60%的人生活在贫民窟。这里没有铺面路，没有卫生设施，也没有自来水。与其他城市的贫民窟一样，蒙古包区的生活非常贫困，犯罪率很高，酗酒者比比皆是，空气中充斥着绝望的气息。生活在这里的很多牧民晚上大门紧闭，这在他们过去的生活中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奥奇克胡说：“走出蒙古包，你能看到的就只有篱笆，感觉就像住在一个盒子里。”

照片中，奥奇克胡和岳父加亚强忍悲痛，处理绵羊和山羊尸体。加亚说：“这些牲畜就是我的命。”当时，他共喂养了1100头牲畜，最后损失了800头。

极端天气成为罪魁
作为游牧民，他们永远也不希望自己住在一个盒子里。奥奇克胡和诺乌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完全是出于无奈。2009年-2010年冬季，这对夫妇的大部分牲畜在可怕的暴风雪中冻死或者饿死。雪上加霜的是，严冬之后的夏季又遭遇可怕干旱，持续了4个多月。极端天气过后，他们的350头牲畜仅剩下90头。在这个可怕的冬季，整个蒙古因灾死亡了大约800万头牲畜，包括奶牛、牦牛、骆驼、马匹、山羊和绵羊。奥奇克胡平静地说：“继续在乡下生活让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就这样，我们决定将剩下的牲畜卖掉，而后开始新的生活。”

如果站在改善孩子生活条件的角度，他们这么做无疑是一种明智之举。奥奇克胡和诺乌并不喜欢城市生活，但他们也看到城市的各种优势。在乡下，他们的家距离医院和学校很远，但在乌兰巴托，他们的小儿子却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女儿阿努卡也可以到公立学校上学。现在，像他们这样的居民在乌兰巴托有50多万。很多人因为严冬、运气不好和看不到未来发展前景离开草原。目前，蒙古的煤矿、金矿和铜矿吸引了数十亿美元国外投资，矿业开发带动下的经济增长有望带来大量工作机会，很多游牧民也纷纷涌到乌兰巴托，希望在这里找到称心的工作，开始全新的生活。

城市生活很难适应
如果不是看到市区的高楼，乌兰巴托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座边境城市。整座城市沿着一个好似洪水后所留砂砾层的河谷纵向延伸，没有什么规划，显得非常凌乱。乌兰巴托建于1639年，最初是流动的佛教僧侣的中心和商栈。1778年，这片居住地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为现在的乌兰巴托奠定了基础。这座城市沿着一条穿过一座矮山山脚的主干道而建。主干道现在被称之为“和平大街”，是唯一一条贯穿整座城市的道路。

从黎明到日落，和平大街一直车流不断，交通拥堵问题非常严重。在这条路上开车就像上了一条传送带，只能一点一点往前挪。道路两旁的公寓楼建于苏联时代，早已经破烂不堪。在边道上行驶不到50米就会遇到路障，莫名其妙地堆着生锈的铁和混凝土。周围的写字楼丑陋笨拙并且非常隐秘，就连出租车司机也很难找到它们的位置。

很多最近涌入乌兰巴托的游牧民都不适应城市生活。他们不会开车，不知道如何穿过繁忙的马路，更不了解城市环境下的社交生活的微妙之处。内心感到兴奋的同时，他们也上演一些鲁莽的行为。在乌兰巴托，站在货摊前排队等候时突然闯入一个牧民打扮——草原马靴、毡帽和传统腰带——脸上写满沧桑的人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他会像冰球选手一样用肩膀将其他顾客挤走，而后挤到队伍前面，看看到底在卖什么。如果队伍中有其他游牧民，也会用力推他，但他们不会打架，也不会心生反感，这是他们的行为方式。

著名出版商和历史学家，经常撰写蒙古国民性格方面著作的巴巴尔（Baabar，音译）表示：“这些人自由惯了。即使在乌兰巴托生活多年，他们仍然是游牧民的性格。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看看他们如何过马路你就知道了。他们会突然冲过去，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他们不会选择妥协，即使面对飞驰的汽车也是如此。我们的国民性格粗犷，没有人愿意守这样或那样的规则。”

怀念社会主义制度
一个周六清晨，奥奇克胡带着诺乌和孩子回到乡下，在岳父母家过周末，同时帮助两位老人干些活，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准备。奥奇克胡帮岳父加亚（Jaya，音译）切干草，一干就是8个小时。到了周日晚上，他们已经将足够的干草搬到畜棚，保证牲畜即使遭遇暴风雪时也能安然过冬。

上一次的暴风雪让加亚损失惨重，1000多头牲畜最后只剩下300头。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希望靠着几十年的畜牧经验重新振作起来。从曾经的社会主义时期到现在，加亚就一直以畜牧为生，他很怀念那个年代。他说：“当然，那个时候的政府也做过一些错事，我痛恨官僚们让我干这干那。但社会主义政府会帮助我们度过灾害，比如去年冬季那样的灾害。即使所有牲畜都死了，你也不会饿死。”

虽然支持奥奇克胡和诺乌搬到乌兰巴托的决定，但加亚和妻子查特萨尔（Chantsal，音译）也经常念叨没有儿女在身边感到很孤单。然而，让他们也搬到乌兰巴托却是不可能的事情。加亚一脸愁容地说：“我在那儿一周也呆不下去。乌兰巴托太吵了，到处都是刺耳的噪音。我一定会呆出病，最后赔上一条老命。”

历史学家巴巴尔(Baabar)表示，像加亚和奥奇克胡这样的人都是真正的牧民，与其他在遭遇暴风雪时无能为力的人不同。社会主义政权垮台后，很多在苏联时期建造的工厂纷纷倒闭，数千人离开乌兰巴托，回到草原，重新过上牧民生活。但他们已经忘记了有关游牧民的一切，不知道如何喂养牲畜，如何度过可怕的严冬。更为可悲的是，他们也无法适应竞争激烈的城市生活。

民族主义开始抬头
1990年，蒙古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几个世纪来一直处在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和中国夹缝中的国家需要重新给自己定位。目前，民族主义——甚至排外主义——开始在蒙古抬头。在因本国出现的各种问题谴责当地和国家政要时，外国人也成为蒙古人炮轰的对象。很多蒙古人认为政府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在蒙古经商的中国商人被指为了牟利而不顾蒙古的利益。在乌兰巴托的夜晚，他们不敢出门，唯恐遭到一身黑色皮装，彷佛成吉思汗附体的年轻人袭击。

现在，作为蒙古人骄傲象征的成吉思汗重新受到人们的推崇。在前苏联时期，成吉思汗的形象遭到禁止，现在却出现在从伏特加商标到扑克牌的每一个角落。在距离乌兰巴托1小时车程的草原，矗立着一座大约40米高的巨大刚雕像，展现这位马背上的一代天骄，双眼注视着中国的方向。

蕴藏丰富矿产资源
实际上，注视着这个方向的人绝不只成吉思汗一个。据很多人估计，蒙古蕴藏着价值1万亿美元的煤炭、铜矿和金矿资源，大部分集中在中国边境附近的奥尤陶勒盖（绿松石山）周边地区。在这里，加拿大矿业巨头艾芬豪矿业正与英澳合资公司力拓以及蒙古政府合作，开采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铜金矿，蒙古政府占有34%的股份。据估计，铜金矿开发能够为蒙古带来数十亿美元收入。

这些收入最后能有多少流进生活在铜金矿以北340英里（约合547公里），像奥奇克胡这样的普通百姓口袋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专家一直敦促蒙古政府将矿产收入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培训和发展经济上，但巴特包勒德总理领导的现政府采取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承诺直接将这笔收入发给每一名蒙古百姓，大约每人1200美元。

奥奇克胡并不相信自己最后能拿到这笔钱。为了赚钱养家，他必须努力工作。最初，他试着自己当老板，自认为所提供的服务正是蒙古包居民需要的。当时，他和一名合伙人在当地酒店租了一个房间，而后在没有自来水的蒙古包居民中宣传，劝说他们花钱到这个房间洗澡。他挨家挨户陌拜，寻找潜在顾客，但最后花钱洗澡的人寥寥无几。这一次的创业最后以失败告终，损失了200多美元，多年的积蓄所剩无几。

现在，他正考虑买一辆二手车跑出租。虽然需要借钱，但这能够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自己开车当老板也对他充满巨大诱惑。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开车送女儿上下学。他说：“在乌兰巴托，我们可能无法再像以前一样喂养牲畜，但这里确实是抚养子女的好地方。”说完这些话，他穿过篱笆，走进院子，而后拉开木门。奥奇克胡感慨地说：“我太想我的马了。”

美丽的大草原。蒙古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虽然面积超过阿拉斯加，但人口不到300万。蒙古人体格强壮，性格开朗，崇尚自由，牧民的生活自给自足。他们的文化植根于广袤的大草原。著名出版商和历史学家巴巴尔表示：“移居到乌拉巴托时，人们也把这种心态带到了这座城市。”



大量观众向前挤，观看Soyolon赛马比赛决赛。这场赛事是蒙古的传统节日——那达慕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环节。冠军马的汗水据说可以带来好运。



蒙古连锁超市Nomin，货架上摆放着各种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商品。Nomin曾是一家国营百货商店，销售从苏联进口的商品。这段岁月早已经成为历史。在1990年蒙古告别社会主义制度后，Nomin实现私有化。随着乌兰巴托的经济不断发展，货架上的商品日益丰富起来。



10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警察逮捕了酗酒者并将他们送进监狱。酒精中毒在乌兰巴托的穷人和失业者中非常普遍。在冬季气温降至零下40华氏度之后，喝得酩酊大醉的人越来越多。如果警察巡逻时未能及时发现喝得不省人事的醉鬼，他们会被冻死。

在市区东部的蒙古包区，多尔苏伦（Dorjsuren，音译）赶着马车兜售柴火和煤炭。这一天的气温低于零度，马身上挂满白霜。每年夏季，多尔苏伦回到阿勒坦布拉格附近的草原，喂养和照料牲畜。巴巴尔说：“蒙古人总想回到草原，因为我们需要这种环境。骨子里，我们都是游牧民。”

 http://news.ifeng.com/photo/bigpicture/detail_2011_10/02/9627366_0.shtml

今年蒙古经济增速将达到两位数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主席达木丁·登贝尔勒在3日举行的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议会）秋季会议开幕式上表示，今年蒙古经济增速预计达到12%，将大大超过年初提出的7%的增长目标。

今年以来蒙古经济不断传来利好消息。其中包括：春季新生牲畜头（只）数创历史新高；粮食产量预计达到48万吨，除了满足自给需要外，还将多出13万吨；人口实际收入增加2倍；全年通胀被有效控制在5.2%之内等。

不过，达木丁·登贝尔勒指出，蒙古经济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除了要巩固已取得的成就外，实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项具体目标，都是本届政府必须努力完成的任务。

本次秋季会议将讨论修改《选举法》等众多引起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蒙古明年6月将举行国家大呼拉尔选举，此次会议是本届国家大呼拉尔最后一次会议。

Inner Mongolian Right Activist Beaten in Secret Detention

NTDTV October 4, 2011
New photos show the abuse suffered by a Mongolian rights activist at the hands of local authorities in China’s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The woman, Huuchinchuu Govruud, is a well-known dissident writer. The Chinese regime banned her books for what they called, (quote) “posting separatist content.”

Huuchinchuu disappeared on January 27th. Rights organization the 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 recently released the photos and information about her condition. The organization says she’s being held at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in Inner Mongolia’s Tongliao City, and is being subjected to frequent harassment and beatings. This is because of her activism and membership to an organization the Chinese regime has banned—the Southern Mongolian Democratic Alliance.

A Mongolian rights activist based in Germany, Xi Haiming, says Huuchinchuu has endured years of harassment.

[Xi Haiming, Mongolian Rights Activist]:
“These past few years they haven’t left her alone. They put her under surveillance, her phone was tapped, her Internet was cut off, but she didn’t surrender. She loathed this government control and didn’t cooperate.”

The leader of Southern Mongolian Democratic Alliance, Hada has been imprisoned for 15 years and is still in jail although his sentence ended last year. Huuchinchuu was briefly detained and then put under house arrest in late 2010 for rallying for Hada’s release.

Rights activists say the situation is similar for anyone who fights for human rights in Inner Mongolia.

[Mr. Li, Mongolian Human Rights Activist]:
“This is our human rights situation, the risks are extremely great. There ar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here who have vanished without a trace. They are nowhere to be found. They were all legal activists.”

Huuchinchuu is a single mother who was being treated for breast cancer. She had fought for human rights in Inner Mongolia for the last two deca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