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选译自日本学者大野旭所撰文化人类学专著《標墓なき草原》，翻译时有删略。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本文只是个文化人类学学术著作，其观点与博主无关。欢迎博友们对该文反映的事情和现象发表观点）作者：清新
一、为了庇护真凶的“正义的审判”
我手里有一份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的起诉书，时间为1987年8月31日（起诉书的原件为“87/呼检法诉字第一号”）。起诉书起诉的不是滕海清—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员”的罪名虐杀几万蒙古人的主犯，而是给滕海清办公室提供“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名单”等材料的作家乌兰巴干。
这份起诉书的最明显的特征为：它把虐杀几万蒙古人的罪名都扣到这个蒙古人头上了。对乌兰巴干的审判，当时的中国媒体曾作大量报道。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但尚滞留在北京。审判的大致情况我是从呼和浩特的朋友那里听说的。据朋友说，审判是在愤怒的声讨声中进行的。声讨声是由着意安排在法庭主要旁听席的汉人大学生们发出的。与此相对照，坐在非主要位置的蒙古人那里却传出了叹息和抽泣的声音。
这个审判，可以说受到了来自自治区全体蒙古人和部分有正义感的汉人的质疑。
为什么要放过那个曾发出一个又一个的杀戮令，且指挥过具体的杀戮过程的原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汉人滕海清？他于1970年秋离开内蒙古后，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继续其高官生涯，过着优雅的生活。
为什么不逮捕、起诉曾忠实执行滕海清将军的命令，在现场指挥虐杀的原锡林郭勒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和哲里木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赵德荣曾指示说“我见蒙古人就恶心，把锡盟老蒙古全挖了，在全国也是一小撮。”赵玉温则说“在挖内人党的运动中，即使出了死人的情况，也没必要大惊小怪。”（杨2009a,15,896)这简直是视蒙古人的生命如草芥和昆虫，但确实是这些汉人共产党高官的真实写照。即使如此，这些曾亲自指挥“挖肃”，指挥虐杀蒙古人达几年的汉人高官们竟没有一个受到法律的惩罚。
进一步，那些在内蒙古各地，用各种惨绝人寰的手法残杀蒙古人，长期监禁、强奸蒙古妇女的犯人们，也悠然过着法外生活。一部分杀人犯和强奸犯被调往外地，又有一部分则被提升，总之都销声匿迹了。其中有些被军队庇护的，甚至不允许蒙古人进行检举揭发。
为了让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把一切的罪恶都归咎到这个蒙古人作家身上了。从判决下达的那一天至今，蒙古人保持了常年的沉默。实施这一血腥虐杀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领袖”和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不仅如此，即使在杀戮过后的岁月，蒙古人还必须面对政府方面不愿树立正义，不承认过错的严厉姿态。在法庭上，政府传递出导致蒙古人大规模被杀的原因在于蒙古人自己，而非汉人的信息。
二、审判“伪造的证据”
让我们看看作家被起诉的内容：
被告人乌兰巴干，又名吴凤翔、宝音达赉，男，蒙古族，现年（1987年）五十八岁，家庭出身经营地
主，本人成份学生，原籍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巴彦塔拉乡，文化程度大学。捕前系内蒙古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干部，住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宿舍。……(中略）
1978年5月1日因制造1968年的“新内人党”假案的罪行，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由内蒙公安局拘留，同年9月29日依法逮捕。
被告乌兰巴干于1967年9月，在内蒙古大学召开会议，研究建立跨行业组织“内蒙古揪叛徒集团联络站”（简称“揪叛站”），乌兰巴干任站长，额尔德尼乌拉仁副站长（额尔德尼乌拉另案处理）。受到了原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的支持。
“揪叛站”组建之后，制定了明确的纲领。为了揭露“内人党”的叛国罪行，被告乌兰巴干就大肆搜集所谓“内人党”的历史和现实材料，上报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制造了“新内人党”大冤案，对全区挖“新内人党”造成严重的后果，起了很坏的作用。……（中略）
综上所述，被告人乌兰巴干是“新内人党”假案的积极制造者，捏造了大量的所谓叛国材料，指名道姓的诬陷了为数甚多的干部、群众，后果严重，影响极坏，犯有诬陷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8条之规定，现将此案移送审查依法起诉。
这是份多么了不起的公诉啊！连明言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官方起诉书都承认“肃清内人党的运动”为莫须有的捏造。那么，是谁捏造这一假案了呢？起诉书不愿更不敢提及。其实，捏造的首谋就是这个政府。因此，起诉的对象应该是“伟大的领袖”和“人民的好x理”才对。或者，站在被告席上的至少应该是滕海清将军和赵德荣、赵玉温司令员。那样，相信50多个少数民族也会欣喜地扑进占人口90%多的汉族的宽广的怀里。但是，执政者不可能进行如此公正的审判。不仅如此，至今，没有谁、更没有哪个民族勇于站出来承担在荒野中堆积起无数少数民族?宓男淌略鹑魏腿说涝鹑巍?
起诉书所列举的乌兰巴干的罪行为：
第一、编制了“伪造的材料”。1946年3月，哈丰阿、特古斯等人又重新组织起了此前业经中共指示解散了的内人党，此即“新内人党”。这份材料是乌兰巴干捏造于1968年。
第二、捏造了内人党员和“蒙古修正主义特务”、“苏联修正主义特务”进行活动的“伪造的分布图”。
第三、在大学和铁路局等单位作了关于“内人党活动”的讲演。
根据这三项罪行，乌兰巴干被判处了15年的重刑。需要重复强调的是，这是为追究几万蒙古人被杀戮，无数妇女被强奸责任而进行的唯一的审判。在这里，追究了蒙古人作家“给核心小组上报伪造材料的罪”，却没有追究下令伪造材料的汉人高官和实际行刑的屠夫们的责任。后者倚仗国家给与他们的治外法权，照样过着他们的悠闲的生活。就这样，作家乌兰巴干成了刽子手们的替罪羊。那么，他都写过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三、为“母亲般慈祥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唱赞歌的作家内蒙古的蒙古人都知道有个叫《草原烽火》的小说。这是乌兰巴干于1958年出版的成名作。
当我在到处搜寻《草原烽火》的初版本时，位于呼和浩特市内的一家古旧书店的店主对我说道：“在科尔沁草原，这本书能换取一头马”。于蒙古人，马是神圣的财产。虽说在乌兰巴干的家乡科尔沁草原，蒙古人早已弃牧事农，过起了定居生活，但对马的评价依然很高，马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那么，《草原烽火》都演绎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日本鬼子侵占内蒙古草原后，就和反动的蒙古达尔汗王爷勾结在一起。从此，无数的蒙汉人民倒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为了从地狱般的水深火热中拯救内蒙古人民，中国共产党派来了很多优秀的党员。他们克服了种种的艰难险阻，深入草原，深入在日本鬼子和达尔汗王爷的统治下过着奴隶般生活的蒙汉人民中间，组织、指挥抗日斗争，不辞辛劳和牺牲地战斗在最前线。李大年就是其中的一人。
这与其说是小说，倒像是中共的宣传教材。《草原烽火》的结尾如下：
李大年举起拳头，大声说道：“同志们！我们经过艰苦的战斗，付出了牺牲后，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有蒙汉各族人民的钢铁般的团结，所以绝对能战胜敌人。科尔沁草原的燎原之火就从这里燃起，这是胜利的开始。……”
小说的内容异常简洁：年轻的蒙古“奴隶”们虽然不满于腐朽的蒙古王公的统治，但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敌人”，应该怎样去“斗争”。给这些只知道“蛮勇”的“奴隶”们伸出“援助之手”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完美无暇的汉人共产党员李大年教育、觉醒了蒙古“奴隶”们，使他们认识到了真正的“敌人”日本鬼子。不言而喻，小说的创作源泉并非实事。
其实，这部小说不过是中共所谓的“汉族领导少数民族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的宣传性文艺作品之一。在把居住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迎入“幸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过程中，中共派出了很多“李大年式的党员”。在这里，无论是哪一个少数民族，都比汉族落后，大脑极其简单，只知蛮勇。不过，他们一旦受到汉人党员的领导，马上就能觉悟，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会把仇恨对准迄今为止的朋友、同胞中的富裕阶层。内蒙古西部土默特出生的蒙古人作家云照光所著《鄂尔多斯风暴》也是此一类型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把我的故乡的蒙古人为争取从中国独立而?氛睦罚鄹奈喝斯膊吃绷斓嫉摹爸泄锩贰薄?
关于写这本小说的动机，乌兰巴干在《草原烽火》的“后记”中作了如下陈述（乌兰巴干1992，538-53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内蒙古人民取得了真正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给了蒙古民族无限的幸福。……为了表达蒙古人民热爱慈母般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感情，我写出了这部小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汉族作家的支持，就不会有这部小说。
曾经，作家是如此热爱中共和汉族人民。既如此，“为了正义和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中共为何把视己为“慈祥的母亲”的“赤子”当做大屠杀的人质，给供出去了呢？抱着这样的疑问，笔者于2006年4月25日、5月27日以及2008年3月10日，分三次采访了乌兰巴干的儿子苏日（57岁）。
四、创作缘自对政治的失望
哲里木盟科左中旗是个很奇特的地方。哈丰阿、阿斯根以及特古斯、等几乎近一半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骨干都出自这个旗。1929年，取意为红色之柱的乌兰巴干也在此出生。2岁时，有神童之称的他被选为当地藏传佛教活佛的转世之身。
满洲国成立后，乌兰巴干也走上了当时的很多有志蒙古青年必走的路子：先上当地的国民小学，继而在王爷庙入读兴安军官学校。日本战败的时候，他已经从军官学校的预备班毕业，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了。
当时，很多蒙古青年自满洲国时代就景仰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干也不例外。苏蒙联军进驻内蒙古以后，乌兰巴干就开始学习俄文，并达到了熟练的程度。之所以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都相信，内蒙古很快就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统一，寄人篱下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为此，必须学会掌握俄语。
乌兰巴干的儿子苏日补充道：（父亲）“也会汉文，也能说蒙古语，但不会写蒙古文”。
当时，哈丰阿，还有特古斯等人正在开展有关事关内外蒙古统一的签名活动。恰在此时，乌兰巴干参加了东蒙古自治政府的军队—东蒙古自治军。也是在此时，乌兰巴干结识了从日本人创立的南满洲医科大学毕业的蒙古姑娘马月英，两人结成了伉俪。她就是苏日的母亲。马月英出系吉思汗的直系后代，因生身父亲早亡，后来随了养育其长大的养父的姓。
因受苏美等大国的无理阻扰，内外蒙古统一的运动无果而终，不得已，内人党只得走与中共合作的路子。
苏日说：“我父亲一直想参加中共，但因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未能如愿。因此，多有怨言，并由此在1951年被打成了三反分子。政治上的失意，促使我父亲转向了文学创作。”
五、兜售在“伪满洲”的经历乌兰巴干开始以日本统治时代的东蒙古地区的生活为素材，进行小说创作。当时，作家中有很多中共党员，且都经历过1942年的延安的“整风运动”。在那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指针为“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1956年，乌兰巴干写出了《草原烽火》的初稿，送给自治区的高官们，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引来了当时任自治区工业厅厅长的克力更的大声斥责：“我们这些根正苗红的延安派都未来得及写自己的历史，你们满洲国出身的挎洋刀的倒捷足先登了！”乌兰巴干默默地从床上拾起被克力更扔过去的初稿，走了出去。
克力更是内蒙古西部的土默特蒙古人，很早就步乌兰夫的脚步到了延安，并在那里与内蒙古东部地区出身的蒙古族姑娘乌兰结婚。因了这层关系，克力更被认为是延安派中比较了解东部蒙古历史和文化的人。即使如此，在被延安洗脑的克力更看来，受过日本式近代教育的东部知识分子还是低他们一等。
此后，据苏日说，乌兰巴干被自治区最高领导乌兰夫叫到北京，对他的小说作了很多详尽、具体的指示，告诉他要突出中共的正确领导。由此有了李大年这个虚构的人物，有了蒙古族人民在汉人共产党员李大年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一虚构。尽管是纯粹的文学创作，却到处塞进了中共党员那种令人生厌的说教。乌兰巴干非常清楚，不如此写，著作就很难出版，要想使之变成活字，唯一的选择就是听命。
1958年9月，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初版印数为800万册，销量好得惊人。北京京剧团把它改编成具有现代风格的京剧，予以公演。辽宁省歌剧院更是把它改编为歌剧，于当年在各地巡回演出。1959年，小说被评为《建国10年以来的最优秀文学作品》，出了精装本。之后，继1960年有了蒙古文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吉里尔蒙古文版之后，相继有了英、俄、朝鲜、越南、乌克兰语版。都是在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版发行的。不言而喻，作品已成为进行“抗日”这一正统意识形态宣传的组成部分。应该承认，于20世纪蒙古文学，该作品毕竟还是属于?
可以说，在《草原烽火》中，乌兰巴干最大限度地利用并加工、兜售了自身在满洲国时代的生活经历。由于有了这一经历，强化了作品的可信度，其知名度也随之提高了。
六、在草原上耸立的“红色的柱子”
小说《草原烽火》以燎原之势，在中国大陆各地迅速传播，给作者带来了莫大的声誉。乌兰巴干因而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的主席和“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联合会”的副主席。
“如同所有的蒙古知识分子，成了名人的父亲也毫无吝啬地赞扬着自治区最高领导的乌兰夫。不过，当时的父亲虽然已成为能够代表当代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一，但因受满洲国经历的影响，始终没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64年12月，父亲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身份是党外群众代表。”苏日介绍说。
纵然如此，乌兰巴干耀眼的成就和名望还是成为嫉妒者关注的对象。在这方面，尤为明显的是中共党内的作家。应该承认，在乌兰巴干已取得的成绩中，有其自身努力的成分，但也有很大一部分靠的是中国政府的恩赐。于中国政府，有一个非党出身的少数民族作家，有利于阐释党的宽容和多元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部分蒙古族有识之士认为乌兰巴干不过是“共产党的花瓶”而已。
1963年夏，当时的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在1980年代初以前，中共地方党委设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副书记以及书记若干职位—博主）邓拓（1912-1966）来访内蒙古。当时，受毛泽东旨意，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由其撰写适度评论时政的文章（马南邨1979，苏双碧/王宏志2000）。在访问期间，邓拓由乌兰巴干和汉人作家张长弓陪同，浏览了达尔汗茂明安草原和大黑河等地。和乌兰巴干挺投缘的邓拓，曾写诗相赠：
一望人天不老
红柱子挺立在河边
草原此日有新篇。
这是首称赞乌兰巴干的诗。尽管子虚乌有，但还是制造了一个“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的现代神话。在这个神话中，红色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自治区的最高首脑为“红色之子”，自治区诞生的地方为“红色之市”。“红色之柱”—乌兰巴干也成为这一红色神话的组成部分。
当时，张长弓也曾求邓拓给写诗，但未能如愿。由此，乌兰巴干成为张长弓特别嫉妒的对象。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两人之间的对立依然如故。
七、和汉人投契的“红色之路”
文化大革命伊始，和乌兰巴干同为科尔沁左翼中旗出身、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的特古斯加盟到了批判乌兰夫的阵营。苏日回顾道：“特古斯是个很善良、诚实的人。他受汉人干部的煽动，开始批判乌兰夫，说他有意排斥东部出身的干部。父亲和特古斯同为乌兰夫所倚重，都曾称赞乌兰夫是蒙古民族的英杰。可是，到了此刻，事情变化得如此突然，很难想象能一下子反目成仇。”
即使如此，要想抵抗时势是很难的。1967年秋，科尔沁右翼中旗出身的蒙古人作家扎拉嘎胡牵头组织了“揪叛徒联络中心”的群众组织，开始批判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历史。扎拉嘎胡以1959年发表的题目为“红路”的小说而一跃成名。这部小说描写了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蒙古人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斗争形势下的生活画面。
小说《红路》的开头如下：
1947年的扎兰屯被浓雾遮蔽，看不到阳光。……某个蒙古人说：“蒙古人不许接受中共的领导！中共是汉人的政党，很难想象他们会为蒙古人着想。蒙古人要想站起来，要有自己的领袖，而且，这个领袖必须是我们这个草原的人。”
说这个话的是在日本统治时代成长的“反动人物”，是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者”。结果，蒙古人放弃了独立、自决的设想，接受了中共的正确领导，选择了区域自治的“红路”。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蒙古人如此表达了对“母亲般慈祥的中国共产党”的满腔的情感（扎拉嘎胡2003，352）：
仰望着美丽的夜空，他终于下了决心。
啊，中国共产党！您为内蒙古的人民倾注了多少心血，让至今还在苦难中痛苦挣扎的内蒙古人民热烈地拥抱您吧！您如松明，在黑暗中给了我们自信和力量，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如果有谁要我们内蒙古人民离开您的领导，把我们引向苦难的老路，我们就会用无数的铁拳消灭他们。蒙汉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用鲜血开辟了内蒙古崭新的历史篇章。
听起来，这与其说是在憧憬面向未来的理想，倒不如说是汉人共产党员的歇斯底里的演讲。它宣示了“由汉人控制的、一当读菜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正确的道路”，自决、独立或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统一的路子为老路。在都为中共的领导唱赞歌的意义上，《红路》和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竟惊人地一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扎拉嘎胡是乌兰巴干的战友。
八、对走“老路”者制裁“如果有谁把我们引向苦难的老路，我们就会用无数的铁拳消灭他们”的运动来得竟意外的快。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苏日继续说道：
最初，扎拉嘎胡邀请父亲参加他们的阵营。父亲因自己不是中共党员，曾拒绝参加。后来，听说同为非党员的《内蒙古日报》社的编辑额尔德尼敖拉、拉喜以及作家巴图巴音也都参加了造反组织，就不再犹豫了。扎拉嘎胡怂恿他担任该组织的头头，说是“这是个群众组织，由非党员担任领导正合适”。由此，父亲成了“揪叛徒联络中心”的头头。扎拉嘎胡是中共党员。
如本文开头所述，乌兰巴干的一大罪状为成立“揪叛徒联络中心”。
1967年11月，以文化艺术界联合会所属作家张长弓为首的、汉人占绝对多数的造反派组织“翻江倒海”，召开了批斗乌兰夫的儿子、时任内蒙古文化局局长布赫及夫人（内蒙古电影制造厂厂长）珠兰其其格、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古自治区人委副主席哈丰阿的大会。当时，特古斯虽然也是批判乌兰夫的造反派组织“鲁迅兵团”的主要成员，但从11月24日开始成了“人民的敌人”。这是因为，哈丰阿和特古斯都曾是追求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老路”的排头兵。
揪斗大会结束后，扎拉嘎胡叫起乌兰巴干，俩人一起去看望布赫、珠兰其其格。见了他们，珠兰其其格说了句“蒙古人完了！”之后大哭不止。虽然扎拉嘎胡和父亲与布赫两口子的关系都不错，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个人已经无能为力了。”就这样，两个蒙古人作家在彷徨和疑惑中被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九、公安厅绝密材料的出现
从1967年的春开始，扎拉嘎胡和额尔德尼的行为显得神秘了起来。“他们与公安厅有了秘密联系的渠道，开始接触由公安厅保管的、只有中共高级干部才得以阅览的绝密文件。在那里，扎拉嘎胡和额尔德尼他们看到并复写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绝密文件和与发生在呼伦贝尔地区的“统一党”分裂事件相关的文件以及据说是于1963年2月发现的“206事件”、等秘密文件。
据苏日说，此前，乌兰巴干一直不知道存在所谓的“统一党事件”和“206事件”。对此，当时担任秘密调查文化艺术界动态工作的文化厅高官敖努斯也证实了上述说法。奥努斯说：“乌兰巴干不是党员，不可能知道‘206事件’”。
自此，扎拉嘎胡和额尔德尼奥拉以在公安厅复写的材料为依据，提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背叛祖国的民族分裂主义集团，他们的党员都是叛徒”的主张，并且要求由“揪叛徒联络中心”的头头乌兰巴干出面宣布此一重要信息。乌兰巴干接受了扎拉嘎胡的要求。在内蒙古大学和呼和浩特铁路局等单位进行的演讲中，还出示了扎拉嘎胡提供的上述证据。
“其实，父亲自己也曾参与过当时的内人党的活动。在《草原烽火》的写作过程中，也曾采访过很多当事人。当时内蒙古的知识分子们大都知道内人党在40年代进行的内外蒙古统一的历史活动。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正如1963年的‘206事件”所示，父亲根本没想到早就解散了的内人党还在进行秘密的分裂活动。毋庸讳言，公安厅的秘密材料似乎使父亲跃跃欲试了。”
今天，人们已经知道了所谓的“206事件”，不过是中共为了清除蒙古人而设置的自导自演的阴谋。
十、特意选中的祭品
关于“自导自演”的阴谋，这里另有证言。
据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著名的造反派头头高树华说，在1967年的11月，呼和浩特有“揪叛徒联络中心”、“揪乌兰夫黑党联络中心”、等大小45个群众造反组织。他们通过自治区领导高锦明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北京军区的郑维山、陈锡联以及最高领导毛泽东、等联系（Woody1993,6-12,高树华/程铁军2007，292）。众所周知，给造反派有选择地提供警方保管的个人情报，使之成为“人民的公敌”，是公安部长谢富治谙熟的政治手段，屡试不爽。根据高树华等的忆述，为了清除蒙古人，高锦明很有可能根据谢富治的指示，向造反派提供了有关内人党的秘密材料。
苏日回忆说：“当时，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滕海清、委员高锦明，还有郭以清等经常叫父亲到他们那里去。可是，每当有重要会议，他们都以父亲的非党员身份为由，让他出去在走廊里等，直至会议结束。每当此时，扎拉嘎胡和额尔德尼他们却能参加会议。这是个非常奇怪的逻辑，以滕海清为首的共产党员们决定的事情，却由非党员的父亲来执行。”
“1987年审判父亲时，说错定内人党为民族分裂主义政党，是因了父亲的诬告，法庭也出示了相关的证据。父亲抗辩说那些材料并非自己所写，笔迹也不同。鉴定的结果，证明是扎拉嘎胡和额尔德尼敖拉所写，是两人在公安厅复写后带过来的东西。但是，因为两人都是中共党员，法庭作出了另作处理的决定。”
“纵观中共的历史，党总是处于绝对正确的地位。即使是有了重大的错误，那也只是一部分党员所犯的错误所致。因此，纵然是几万蒙古人被集体大屠杀的事件，也被解释成滕海清等极少数人错误执行左倾政策的结果。
毋庸置疑，为了不给历史留下疑点，对蒙古人的清除工作是按照事先的精心计划进行的：祭品或替罪羊必须是蒙古人自己。
另有旁证：
1968年2月10日，康生发出了“让蒙古人自己揪蒙古坏人”的指示。1969年1月30日，滕海清也曾发出过相同的命令（Woody1993,11.杨2009，195，547）。
进一步的证据有：
1969年7月27日，“呼和浩特大中专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派第三司令部”（呼三司）发行的报头为“呼三司”的报纸曾刊有“乌兰巴干为何许人？”的文章。该文透露，1968年，滕海清的秘书陈小庄曾对红卫兵说过如下一段话“乌兰巴干确实曾为乌兰夫所宠，打倒他非常容易。但是，现在他正积极参与深挖内人党的运动。因此，保留他是必要的。”
乌兰巴干也罢，扎拉嘎胡也罢，都逃脱不了既定的命运了。
十一、奴隶的奴性
审判当时，苏日出面为父亲辩护。原来说好由专业律师张向东（汉族）出庭为乌兰巴干辩护，但由于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张向东于中途退缩了。苏日虽然没有律师资格，但作为“亲属辩护人”，当年24岁的苏日勇敢地担起了为父亲辩护的重责。
苏日从1970年开始在呼和浩特近郊的榆林公社下乡劳动。1977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吉林大学。可是以“父亲在文革中曾迫害他人”为由，被剥夺了入学资格。为了能见到父亲，苏日拿出经商所得的钱贿赂狱警，探视父亲。
1978年5月1日，乌兰巴干被伸张社会主义正义的中共逮捕，关到了位于呼和浩特郊外的警校院里。这里由公安厅第五处管辖。这些人经常以肝门插棍棒之刑侮辱、折磨乌兰巴干，食物供给也不充分。即使如此，作家还是拿起笔，开始写作《草原烽火》的续编《科尔沁草原的战火》、《燎原之火》等小说。
1984年（原文如此，似为1994年之误—博主），乌兰巴干获准保释。但是，由于有“不许随便行动”的禁令，连到户外散步都受到严格的限制。2005年6月23日，乌兰巴干因突发心脏病逝世。
“无论是您父亲，还是扎拉嘎胡，可不可以说被人利用了？”我问道。
“在他们的小说中，作为主人公的蒙古人都用近乎谄媚的语言赞美汉人和中共，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会有这种现象。可是，如果不塑造这样一个主人公，你写的东西就不会变成铅字。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代表20世纪蒙古人的作家。可悲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作着极力抹杀自己民族的真实历史和心路历程的事情。即便如此，对方还不满足。是啊，抹杀不能仅仅限于文学作品中，有必要从肉体上消灭蒙古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苏日作结论道。
今天，内蒙古的蒙古人认为，乌兰巴干和扎拉嘎胡是中国的奴隶，他们使出了作为奴隶的全部的本性来谄媚中国，两人都被恩赐给奴隶的名誉所陶醉。既然能给奴隶恩赐名誉，也一定会有作为替罪羊摈弃的时候。这就是奴隶的命运！
数万蒙古人被杀，大量蒙古妇女被强奸，无数的蒙古牧民被强制迁离故乡，移居他处。最后的清算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创造近现代内蒙古历史的人们就这样被抹杀得无影无踪，草原上连一根墓碑都没有留下。（tsaga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