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统治下的生态恶化与资源枯竭

2007年全国因环境污染发生的上访投诉60多万起，其中引发冲突的就达8万余起。环境恶化成为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强调，在2009年发生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当中，和环境原因相关联的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中国的环境保护体系已全然失效，政府环境保护机构沦为污染企业的帮凶，项目环境影响评估甚至是发给污染企业的通行证。一切环保法律在权势面前都失去约束力，污染事件大多在当地民众受到严重伤害后，诱发重大的群体事件，政府才临时性解决一下。中国人生活在怎样一个环境里呢？全球20个城市最严惩的污染城市，中国占了16个，空气污染前10名里中国最少占8个。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75%的湖泊高度污染。90%的城市河段严重污染，90%的地下水受污染，90%的城市饮用水存在毒素，3亿多人每天饮用污染的水。四大海域受到严重污染，渤海已经死亡，东部海域为四类水，南海实际上也已经荒漠化，要靠人工放养鱼苗。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自我毁灭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全国7000多个矿山中现在有一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陷入关闭或半停产状态。1949年结束国共内战时，尚有完好的生态系统做为重建经济的依托，经过这几十年的掠夺式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相当脆弱。中共仅执政几十年，其对中华文明赖以生存的土地就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中国人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已经开始承受着最悲惨的因果报应恶运。
 
   一、全面破坏
 
   环境问题包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个方面，构成中国人未来生存的最大危机。中共从建政之初，就开始了疯狂毁灭生态的进程，人定胜天，向地球开战，到处开荒伐木，围湖造田，炸山开矿，是生态环境的集中破坏时期。以森林为例，从大炼钢铁时的破坏性砍伐，再到持续50年的商品化采伐，把东北、四川、云南的原始森林砍伐殆尽，一直砍到1998年长江暴发特大洪水，损失几千亿元，实在砍不下去了，才由朱镕基总理下令停止天然林采伐。但不少地方又开始“营造经济林”式的砍伐，比如云南省就与国际上最臭名昭著的森林破坏者印尼APP公司（金光集团）联手，发展3000万亩以上的桉树林，砍掉天然林，再种上速生的桉树，为造纸工业之用材林。由于桉树消耗地下水过大，使土壤肥力下降，且是外来物种，严重破坏土壤结构和生物多样性，成为生态杀手。种植桉树的土地地力退化严重，海南当地民间说法：桉树林令“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APP几乎砍光了印尼的热带雨林，本国砍不成了，又盯上中国的云南、海南、广西等省，大肆圈地，而中共只要GDP，不管环境破坏，纷纷给予其资金支持。经历疯狂的砍伐森林，中国森林覆盖率居世界排名的百位之后，林业部门无疑是乱砍乱伐的罪魁、生态恶化的祸首。但林业部门的“造林业绩”却极为辉煌，几年时间就将中国的森林覆盖率由13%提升到18%，把不属于森林的灌木丛也算进森林覆盖率，砍去天然大树，种上半死不活的小树，不断刷新着森林覆盖率，这也是在玩“被增长”的数字游戏。国际上普遍认为，森林的郁闭度必须在0.4以上才叫森林，如果一个地区森林覆盖率在40%以上的话，就不会有旱灾洪灾，不会有生态问题，40%的森林蓄积了大量的水，使河流畅通。中国现在把郁闭度降到0.2，长几株小树的山头都叫森林，这样的森林是没有水土保持功能的。
 
水域污染也是这样，有专家说长江生态10年内面归崩溃的危险，其实现在差不多已经崩溃了，早已是一江污水向东流。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用水量剧增，长江上游的20多条河流平均萎缩了37.1％，而排入长江的污水上升到220亿吨，占全国总排污量的三分之一。几乎每个沿江城市下游，都可以看到长长的黑色污染带，总长近600公里。2006年以来，每年300亿吨以上污水排入长江，2010年排污量达到339亿吨。全国有两万多家化工厂，长江沿岸就有9000余家，每个化工厂都是重污染源。随着三峡水坝的建成，库区流速减缓，自净能力大大下降，长江已经走向了崩溃期。长江本非害河，自古有黄河之患而无长江之患，因为长江源头有巨大的高山冰川，上游山地有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下游平原地带湖泊湿地广布，为雨旱两季吞吐江水，生态系统远比黄河流域要优越。50年代把那片最宝贵的水源涵养林砍伐了，中下游地区又对湖泊进行围垦，50年间失去湖泊面积12000平方公里，超过目前五大淡水湖面积的总和。这一砍一围，导致1998年的大洪水，水量未创纪录而水位屡创新高，正是长江流域生态恶化的结果。
 
何止长江，中国其他的大江大河也已全面污染，“拯救母亲河”的努力无济于事。治理淮河花了几百亿，治滇池花了上百亿，只有极其短暂的效果，过后一切如旧，甚至更加严重。不是钱没花到位，而是治理污染与地方利益有严重冲突，说穿了是有损地方豪强利益，地方没有积极性，上面又没有迫切性，只是个别人着急，普通民众着急，全都无济于事。治淮是朱镕基总理着急的事，他的“零点行动”雷厉风行，立见成效，但也只能解一时之患，不能根治淮河。“零点行动”使排入淮河的COD减少为90万吨，消减了60万吨。那么这60万吨是如何消减的呢？是靠关停并转一些中小企业，大部分是临时性停产，排污能力还在。淮河流域的自降解能力是36万吨，再从90万吨消减到36万吨，还要对一些大的企业采取行动。大企业是利税大户，停产的代价极其巨大，根本没可能。建立集中的污水处理厂成本也很高，一吨污水处理的投资，平均为1500元。淮河流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28万平方公里上生活着2亿人，平均每平方公里800－900人，这么高密度的人口区域，建立污水处理厂，消减50万吨污水，巨额的设备投资，巨额的征地费用，再算上15％的运营费，这就是将污染处理到自降减能力的代价。铁面总理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对付淮河边的小企业，将黑似酱油的淮河，老抽变生抽。治淮十几年，花掉600多亿元，零点行动仅奏一时之效，现在的淮河又由生抽变回了老抽。深圳是全国卫生城市，看起来挺美，但是河流全部污黑发臭，无一条河有生态价值。中国的卫生城市不是环境保护得好，空气清爽，水体洁净，土壤无毒，而是扫干净马路，路边栽上花草，配上宽阔的草坪，入眼舒服罢了，城市角落和边缘总是脏乱不堪，那些不入卫生城市的地方可想而知。人们总将卫生与环保混为一谈，以为街面上整洁就是环保，更不注重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深圳市污水日处理能力是150万吨，本地加上外来人口近1500万，按每日每人排放0.1吨污水计，仅够处理生活污水，更多的工业、商业、农业污水只能任其排放。不是不想治理，而是难以治理，不花巨大代价，整治若干年，不会有长期效果。治理江河不是一时一地的事，而是全流域的长期责任。麻烦就出在这里，必须全流域都感到急迫，牺牲相当长时期的经济效益，投入巨额资金才能有效。珠江流域的珠三角地区人口密度高，生活污水排放量惊人，每个乡镇都有工业区，又有大量工业废水，都需要治污，难就难在谁来承受的巨大费用，以深圳及广东的财力都不可能将江河治理干净，那些贫穷地区，落后的西部，若想彻底治污，恢复生态，无异于痴人说梦。截止2006年，全国尚有238个城市未建立污水处理系统，乡镇一级几乎是空白。
 
别以为有了污水厂即可高枕无忧，处理污水需要大笔运转费用，资金投入不足，污水处理开一停九，不会天天转动，能保证设备不生锈就不错了，还有很多地方治污设备根本就不开工。建污水厂只是政绩的象征，只作应付检查之用，大部分时间休息。据专家说，长江沿岸大城市的污水厂开工率只有8％。为了三峡工程，长江一带由国家出钱修了不少污水厂和垃圾处理场，接说应该解决倾污入江问题，但是地方财力有限，拿不出或者不愿拿钱来开动治污制备，这就是中国特色。《2006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公告》显示，2006年，三峡库区回水区多次出现水华现象，首次出现水华的时间有所提前，且同期内出现水华的区县数量、河流数量以及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均有所增加。到目前为止，三峡库区先后监测到分别以隐藻、硅藻、甲藻、绿藻和蓝藻为优势种群的五种类型水华，总体表现出由河流型硅藻类向湖泊型蓝、绿藻类的演变趋势。在中国，建设治污设施是形象工程，市长们并不怠慢，但建好了就算完事了，再年年投入巨额资金，还不如再干些其他形象工程更实际。2005年11月吉林石化双苯厂爆炸，100多吨苯污染物流入松花江，当地领导居然不向群众通报，竟然说不会造成大的污染，几天就挥发光了，传媒也跟着一起编瞎话。下游的哈尔滨市也隐瞒真相，不将险情告知市民，以检修设备为由停水七天。此事波及俄罗斯，引起外交纠纷，实在无法隐瞒，才不得不讲了实情。要是俄罗斯肯给中国保密，一场天大的灾难将化为无形。尽管撤了国家环保局长解振华的职，还是没用，原因就是国家环保局是中国唯一的环保机构，与排污企业没有利益关系，不以收取排污费生存，与地方环保局靠收取排污费与污染企业形成共生关系的状况不同。解振华实际上还是干实事的，任期内尽量为治理江河奔走呼吁，敢对水电站大坝提出生态质疑。朱镕基总理都无力使淮河变清，下属机构的国家环保局承担了无力承担的责任，本身就是制度性的缺陷。广州市长为了展示形象，每年都要横渡珠江，向世人证明珠江水质改善了，其实是预先关闭了排污口，横渡过后污染照旧。2011年刚横渡完珠江，随即爆发水葫芦之灾，整个江面都被其覆盖，一江臭水，真是绝大的讽刺。大江大河治污困难，小支流治污也不容易，猫跳河是流经贵州境内的乌江的一级支流，它是我国最早完成梯级开发的河流。1958年至1981年，完成了六级梯级开发，其中红枫水库（红枫湖）、百花水库（百花湖）是猫跳河流域梯级电站的一、二级水库，分别建于1958年和1960年。上世纪80年代，红枫湖、百花湖水质清澈，水体透明度达20m 以上，符合国家地面水Ⅱ类标准，为贵阳市主要饮用水源之一。90年代以来，两湖周边先后建成了能源、化工、机械、冶金、轻纺等企业和农、牧、渔、茶、果、蔬等基地。水质发生剧烈的演化，水库污染事件不断，水体呈现富营养化状态，水质类别降到Ⅲ类至Ⅴ类。据统计，两湖流域内有60多个污染源，年排放各种废水约2.2亿吨，红枫湖水底多年沉积磷已达2000多吨，每年仍有200吨磷入湖，80％滞留湖体。1998年以来，每年都有蓝藻爆发，并且出现蓝藻的时间从往年的夏秋之交提前到5月。贵州省1996年制定《贵州省红枫湖、百花湖水资源环境保护条例》，10多年来，投入10多亿元进行分期治理，但成效不大，污染物还有逐年上升趋势。2006年，两湖总磷、氨氮相比上年高出了一倍至两倍。2005年和2006年，湖水出现超过两个月的富营养化，爆发蓝藻危机，威胁着贵阳周边100多万人的饮水安全。由于人们的注意力放在滇池、太湖等水污染上，对于较小的水库湖泊关注度不够，其实中国的水环境已经接近整体崩溃的状态。

长江10年内崩溃的警示，不会引起多少人震惊，因为众人对生态崩溃的河流早已司空见惯，劣五类水随处可见，全是崩溃后的惨状，再多一条长江，也算不了什么。水污染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水中的有害物质有多少种，却不一定有多少人知晓。据江苏省对全省25个水源地监测，含有有机污染物质504种；在辽河沈阳段，检出有机污染物143种；松花江中检出有机污染物374种；沱江检出175种；珠江检出241种。近海海域污染也很严重，据大连与日本北九州合作对大连湾的监测，共检出有机污染物220种，其中有一些属优先控制的物质。我们身边的河流整天流淌着这样的毒水！这还仅仅是江河湖海的污染，况且还有越来越严重的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食品污染，还有越来越多的固体垃圾、电子垃圾、重金属垃圾和放射性垃圾急需处理，没有一样污染不涉及巨额投资和长期的坚持。统计表明，目前全国每年的城市垃圾生产量达到1.5亿吨，并正以每年约9％的速度递增，未经处理堆积下来的垃圾有70亿吨，侵占土地8亿多平方米。全国每年仍有5600万吨的城市垃圾露天堆放在郊区，三分之二的城市陷入生活垃圾包围之中。在广东，不管是在东西两翼，还是在珠三角地区，大量的生活垃圾运往乡村，真正做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很少。据省建设厅统计，全省垃圾处理场仅三成达标，多数垃圾场采用简单填埋方式处理，其危害主要集中在有毒气体和有毒液体两方面，未经处理即直接排放，污水下渗污染地下水。在全省21个地级市中，目前有15个城市建设了无害化垃圾处理厂，珠三角城市比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城市，而汕尾、茂名等6个尚未建成无害化垃圾处理的地级市均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选择简单填埋，并不是穷地方的“专利”，东莞全市三座垃圾处理厂日处理垃圾2800吨，但日产生活垃圾1.2万吨，无害化处理率仅占23％，大量生活垃圾通过简单填埋、甚至随意堆积等方式处理。目前东莞全市187个垃圾填埋场全部未经卫生处理。填埋场渗漏液的COD(化学需氧量)严重超标，对地下水系构成严重威胁。垃圾山一座座拔地而起，垃圾场污染恶果亦已显现，山区农民赖以生活的河水已是中看不中用，珠三角地区一些用污水浇灌的新鲜蔬菜，被检测出重金属严重超标，不准输供港澳，都上了本地人的餐桌。据报道，中国约有2000万公顷耕地被重金属污染，约占全国耕地总数的五分之一，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还有1200万吨粮食污染物超标。农药、抗生素、病原菌等也成为土地污染的来源。人体正日益成为工业化垃圾的最终栖息地，一些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疑难病症陆续出现……
 
污染完了城市，再污染乡村，城市不让干的行业，转移到乡下或边远地区。内地污染差不多了，转移到少数民族地区。塔尔寺所在的青海湟中县，内地企业到那儿办了个铬盐厂，藏区深受其害，尤其水溶性六价铬有强烈刺激性、腐蚀性和毒性，是致癌毒素，国际上至今尚无治理办法。当地干部当然知道此事的后果，但中国的事就是这样，领导为了政绩，饮鸩的是居民，止渴的是领导，剥夺了居民的发言权，领导干几年升官走人，癌症死了人又不用他偿命，他怕什么呢？国民经济中约10%的产品与铬盐有关，中国铬盐生产约占全球产量的40%，居世界第一。2011年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件曝光，5000多吨剧毒铬渣倾倒在水库边，珠江上游水源被污染，导致当地村民大批牲畜死亡，才被媒体发现。实际上曲靖有28.84万吨铬渣紧邻南盘江，已经堆放了十多年没人管。[1] 当然也有好人，西藏某地有砷矿，很多内地人想开发，地方官员守土有责，给多少银子也不干。砷乃巨毒之物，若稍一眼热，忘掉砒霜毒性，少数人发财一走了之，多数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就完蛋了。到过九寨沟的人，无不惊叹那里的旖旎风光，好似进入了童话世界。要知道，这也是藏民拼死保护的结果。当年阿坝地区林业局砍树到了那一带，藏人组成护林队伍与伐木工人对抗，最终这片森林得以保存，成为后世享用不尽的旅游资源，为内地展示了一片生态样板。若当年听了党的话，藏人木头钱拿不到不说，还断了子孙万代的幸福，现在九寨沟光门票和观景车两项收入一年就达3亿多元。甘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阿安扎西活佛鼓动当地群众制止林业局砍树，惹恼了当局，他后因爆炸事件被判死缓，不让砍树也构成其中一个罪名。中央总说为西藏花了多少钱，却从不讲几乎砍光了藏区的森林，破坏了草原湿地，其生态损失绝不是那点金钱所能衡量的。仅甘孜藏族自治州七个森工企业自1958年到1988年外运木材就达1225.41万立方米，还有大量的虫草、麝香和黄金等，这些产品采挖都是以毁坏生态为代价。黄河流经甘南玛曲，形成 433公里雄伟壮观的黄河第一湾，是著名的若尔盖湿地的组成部分。上世纪 70年代，玛曲县境内还生息繁衍著各类珍稀野生动物 230种，目前却仅存国家规定的保护动物140种，减少了90种。玛曲县因良好的植被覆盖和生态环境的稳定性而受到各种野生动物的“青睐”，丹顶鹤、雪豹、黑鹳、梅花鹿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马鹿、白唇鹿、棕熊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期栖息在这里。近年来由于黄河首曲草场破坏，生态恶化，大批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受到影响，种群不断减少，甚至消失。玛曲县 1245万亩草场中，已有九成的天然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和沙化，另外还有三成的草地出现了鼠虫害，植被覆盖减少了近四成。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端，高寒阴湿的气候类型使当地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起来几乎没有希望，直接影响到了高原野生动植物链条的完整性和整个黄河上游的生态平衡。笔者曾驱车走在红军长征时还是茂密森林的藏区，看到光秃秃的山岗，干涸消失的湿地，沙化的草原，破烂的公路，若尔盖湿地正大面积缩减与沙化。心里总在想，共产党究竟在藏区干了些什么，居然还要搞什么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这简直是要毁灭西部生态，使之全部变为荒漠。据资料统计，甘南自治州30年间为国家提供了655万方优质木材，按每方280元计算，价值18.34亿元，而同期国家给甘南的财政补贴为5.937亿元。这些木材如按直径30厘米和长3米计算，可以沿赤道绕地球两圈多，从阿坝藏族自治州运往内地的木材可以环绕地球13圈。人们如今又热炒香格里拉，惊叹天地之造化，却不知香格里拉刚刚从恶梦中醒来。地处香格里拉的迪庆州1970年代开始大规模砍伐原始森林，百年树木都剩下些树桩，以出售原木和木材初级加工的砍伐经济，地方经济不仅得不到发展，而且导致了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化。迪庆州的政府官员用两个数字阐述了这一危害：“全州水土流失的面积已达到4890平方公里，占到了土地面积的20.5％”。砍伐总算停了，旅游开发又派生出来新问题。在这个由雪山、湖泊、草原、寺庙、哈达、酥油茶以及神话传说和虚构的外国小说（希尔顿著：《消失的地平线》）整合而成的世界里，表达了祥和永恒、宁静淡泊、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主题。在希尔顿的笔下，香格里拉是个不为人知的世外桃源，神圣、静谧、高洁、纯美，远离喧嚣。但如今，你在这个“人间天堂”的世界里会发现随处是废弃的塑料包装物等城市垃圾，一切正加速与外界接轨。旅游经济的无序开发，香格里拉变成热闹非凡的地方，名星之流甚至在香格里拉举行盛大婚礼，当地政府出钱出力，乐不可支。金钱唤醒了人们的物欲，从当地人的孩子身上也体现出贪婪的物欲，香格里拉已名不符实。污染已经危及人迹罕至的雪山和冰川地带，梦幻般的“蓝月亮”正从地平线上消失。纯洁的香格里拉消失了，中国人将失去最后一片净土，再也没有不受惊扰的土地。
 
从主权考虑，藏区是中国的，若从感情上来说，中国人并不视其为自己的家园，掠夺起来毫无顾忌。有报道说，70年前，长江上游地区森林覆盖率为30％－40％，目前下降到10％左右。长江源头的青藏高原，近30年来荒漠化程度明显加速，现已占总面积的19.5％，比上世纪70年代净增8.3％，山间洼地草地从1970年代到2002年减少了24％。仅西藏自治区就有沙漠化土地2047.41万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17.03％。青海的沙化土地已由建国初期的7995万亩增加到现在的2.17亿亩，近年来又以每年200万亩的速度扩大。全省中度以上草场退化面积近1.1亿亩，占草场总面积的20.1％。据对黄河源头地区5700平方公里面积的卫星遥感图片判断，80－90年代年均草场退化增加速率比70－80年代增加一倍多。目前，“黄河源头第一县”玛多县的草原70％退化，全县沙漠化土地达1100多万亩，主要分布在黄河及支流两岸地区，并以每年20％的速度扩展。土地沙化又反作用于水循环，在蒸发量大于降水量3倍的干旱气候条件下，失去生态涵养的河流、湖泊水量大减。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黄河频频断流，玛多原有湖泊4077个，素有“千湖之县”的美称，到现在面积大于0.06平方公里的湖泊只剩下261个了。2004年，黄河在青海境内的径流量只有168亿立方米，与前50年的平均径流量相比减少了20％。三江源腹地的曲麻莱县，称之为长江源头第一县，如今县里居民“住在源头买水喝”的日子已有10多年了。这个县最多时有100多口水井，到2000年只剩下8口能打出水来，全县30多条河流中，属于长江流域的18条河流已经干枯了。严重缺水不仅约束著曲麻莱县的经济，也让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尝尽了苦头，早在20多年前，曲麻莱县就曾经因为水源不足举县迁移。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比中国东部要早十年左右，而影响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下垫面是占青藏高原总面积60％以上的冰川冻土。冰冻圈、地圈、气圈和水圈相互作用形成的特殊圈层，是青藏高原强烈隆起的产物，是研究地气系统之间物质、能量交换和物理、化学过程的天然实验室。冰冻圈对外界变化，尤其是气候变化十分敏感，使得青藏高原成为气候变化的一个预警区。”[2] 青藏高原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较大，反过来青藏高原的变化又对整个中国与周边国家造成长期的影响。

1970年至1990年的20年间，三江源冰川缩退了500米，平均每年退缩25米。而在其后的13年里，冰川退缩了750米，平均每年大概退缩57米，冰川退缩的速度明显加快。据青海省卫星遥感中心与风云三号卫星监测结果表明，格拉丹冬地区1号、2号、3号冰川面积分别从 2004年的197.75平方公里、702平方公里、85.5平方公里减少到2009年的173.75平方公里、635.75平方公里、77.25平方公里。其中，覆盖区域较大的2号冰川退缩速率明显高于其余冰川，其面积下降趋势每年达11.1平方公里。三江源地区是中国长江下游和东南亚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屏障，源区每年向下游供水600亿立方米，素有“水塔”之称。同样糟糕还有青海湖地区，过去流入青海湖的淡水河流共有108条，从1960年代开始，环湖周围几十万亩草原被开垦为农田，生态环境逐年恶化，环湖草场沙漠化日趋加剧，目前整个湖区沙漠化面积已达12.5万公顷，并以每年2000公顷的速度扩大。近些年气候变暖以及农田灌溉用水增多等原因，入湖水量明显减少。青海湖周围85％的河流已经干枯，其中较大的布哈河、泉吉河、哈尔盖河、黑马河也时而断流，青海湖水位平均每年下降 12厘米。1959-1998年的40年间水位下降了3.39米，年平均减少湖水4.36亿立方米，青海湖鸟岛由四面环水的孤岛变成了沙丘状的半岛。

据卫星遥感显示，青海湖正在从单一的高原大湖泊分裂为“一大数小”的湖泊群。水面缩小，湖水含盐量增高，1962年青海湖含盐量为12.49克/升，目前已达到16克/升，有的水区的咸度比海水还要高，青海湖变为下一个罗布泊已不是危言耸听。草地退化严重，青海湖盆地在20世纪50年代时，优良草场约201万公顷，占湖区草原总面积的57％，而到上世纪90年代末则减至109万公顷。过去，以海北州海晏县金银滩为代表的草原，是青藏高原上最优良的天然草场之一，而现在却容颜不再。渔业资源濒临枯竭，青海湖裸鲤（俗称湟鱼）是青海湖特有的鱼类资源，被国家列为名贵水生动物。湟鱼能够忍受高寒、高盐碱的恶劣生存环境，生长极其缓慢，资源总量十分有限。1958年青海湖建立渔场，开始规模捕捞，现在湟鱼资源总量仅为40年前的10％，资源量已经到了最低临界点。动物资源严重破坏，青海湖盆地的极濒危野生动物普氏原羚，现在已不足300只。原先种群较大的藏原羚、野牦牛以及鹰类飞禽，由于人类捕猎或草原灭鼠引发的二次中毒而大量死亡。据有关报道称，由于气候变暖和农业过度开发所致，青海湖将在200年内消失，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无论怎样努力最多是稍微减缓这一进程。青藏高原冰川整体呈现退缩趋势，有可能成为又一个沙尘源地。20世纪70年代，青藏高原冰川面积为48859.18平方公里，到21世纪初，冰川的面积缩小至44438.4平方公里，减少了4420.78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减少147.36平方公里，总减少率达9.05％。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冰川的冰舌处于退缩状态，雪线上升，上升最多处有几百米。整个青藏高原也将变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西藏民族与蒙古民族的后路着实令人担忧。

长江流域区90％以上的沼泽地干涸，许多河流断流，上游地区的乱砍乱伐，造成1998年中下游的大洪水，直接损失数千亿元，砍树卖的那点钱根本不够弥补损失。毁了藏人的生路，自己也没占到便宜，才下令禁伐长江上游的天然林，保护青藏高原生态。有人嘲笑藏民落后，朝拜神山圣湖时那种虔诚，至少在保护环境上，这种对大自然的由衷敬畏，比那些唯物无神论者要先进多了，唯心的藏人虔修今生来世，佛教敬畏大自然，关怀弱小生灵，禁止杀生和乱伐树木，恐激怒上苍山神，以求入善道，出生死轮回。高原苦寒，人需食肉，食肉不免杀生，然杀生之前，需为其灵魂念唵嘛呢吧咪吽六字真言，超度其亡灵。别以为这是形式主义，有此形式，人们杀生的欲望大为减低，于保护生态不无裨益。因为杀生仅限于饲养动物，野生动物一般不取之为食，尤其是小动物，以减少生命数量的损失。唯物的汉人不信来生，杀伐心重，连人都肆意滥杀，人肉都敢吃，何况牲灵，且一世生涯，一死百了，形神俱灭，视宗教天堂承诺与地狱惩戒为迷信，无不抓紧时间享受今生。内地不但没有一处神山圣湖，连母亲河也污成一条条臭水沟，全民族受逐利的浮躁心态驱使，索取是人生第一位的目标。中国人为了壮阳，几十万挖虫草大军把三江源地区挖得百孔千疮，大面积沙化。越挖越少，越少越贵，越贵越挖，一公斤虫草竟高达十几万元，贵如黄金，更刺激了淘金者的发财梦。广东人为了把发菜（发财）的好意头吃到肚子里，西北人将已经沙化的草原篦子般过了一遍又一遍，搜刮发菜，这种贪婪，世所罕见。如要保护好草原，必须删除国家中药典的虫草条目，禁止虫草贸易，严禁药店收购售卖，严禁发菜上市，否则应以破坏环境罪从严惩处。不能因为少数人的奢侈，断绝多数人或子孙万代之生路为代价。留一点慈悲心怀，人类不会损失什么，一味赶尽杀绝，将入万劫不复之地狱。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懂得“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也。”[3]

藏民族的环保意识更强烈，汉人有踏春习惯，藏人则是“禁春”，因为春天是生长的季节，嫩草吐绿，万物蓬生，幼虫蠕动，是生命最柔弱的时候，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无神论者神不拜鬼不怕，不进天堂不惧地狱，不敬祖宗不管后代，更不管什么禽兽林泉。不信因果，并不等于没有因果报应，大自然的报应无时不体现在各种惨烈的灾害中，中国的水旱蝗风一年烈过一年。出于宗教信仰，西藏的每座山每个湖都有神灵居住，形成众多的神山圣湖，受到藏人拜祭。因此，他们不吃天上飞的和水里游的，与广东人除了板凳飞机无所不吃的旺盛食欲，天壤之别。在藏人眼眼里，只有魔头才会吞噬一切，六道轮回，杀伐太重，恐有报应。我们不得不承认，佛教信仰保护环境的作用比法律有更强的规范人心作用，唤醒的是人的大爱情怀。在藏区民宅寺院的壁画（唐卡）里，有一幅常见的图画，叫“四兄弟图”，即：大象、猴子、山兔和羊角鸡。佛语又称之为“和气四瑞”。按照传统的说法，这四种动物互相尊重，互救互助，和睦相处，能使地方安宁，人寿年丰。藏族民间还广泛流传著“六长寿”的故事：岩长寿、水长寿、树长寿、人长寿、鸟长寿、兽长寿。岩石代表自然大地，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树代表一切植物，人是世间万物的主体，鸟在藏族传统里象征和平欢乐吉祥，兽代表一切动物。这幅图画形象地启示人们：人类应该与大自然的一切生物和谐相处，大自然健康了，方可滋养万物。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恶化，也是西部大开发政策的结果。中央不信任少数民族官员，把大批汉地干部派去做援藏干部，一般为三年，然后调回内地。援藏干部不带家属，这些“裸官”为了表现政绩，往往追求短期成效，不顾当地生态环境和民族风俗，片面追求GDP。藏区根本不适合大开发，只能慢慢来，所谓的大开发不过是一种掠夺生态性质的，是西藏生态持续恶化的又一个因素。

荒漠化面积现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8％，对人均耕地很少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甘肃省民勤县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因为生态环境的脆弱，历史上曾多次向外迁移。全县2385万亩面积中，各类荒漠和荒漠化面积达到2228万亩，境内年均降水量只有110毫米，而蒸发量高达2644毫米。据《民勤县荒漠化防治情况汇报》中记载：地处下游的民勤县上游来水量由50年代的5.42亿立方米，减少到现在不足1亿立方米。全县用水量6.71亿立方米，供需差为5.17亿立方米，净超采地下水2.96亿立方米。最严重的地方，每年水位下降半米左右。专家预测在10－15年之间，民勤的水资源会完全枯竭。全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520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从地下水质变化情况看，2001－2006年全县地下水水质矿化度平均由2.169克/升上升到2.517克/升，年均上升0.07克/升。国家投入十数亿元的治理费用，均无济于事，在当地政府主导下，民勤先后有四次搬迁，分别为：1991年开始2002年结束，搬迁移民2576人，迁入地为南湖乡；2002年以工代赈、劳务搬迁的形式将1000人输送到昌宁兴安村；2003年，向新疆农6师芳草湖农场、军户农场和奎屯农7师130团以劳务输出的方式搬迁了1037人；2007年，将煌辉村121户以整村整社搬迁的方式迁移到民勤蔡旗乡政府农场。2003年迁往新疆的1037人，只在奎屯留下来一位，其他的大都迁回民勤。再没有地方安置移民了，内蒙古、新疆、青海均为国内生态退化严重地区，甘肃尤甚。2003年之后，将生态搬迁重点放在了县内移民，当地人对这种做法多持有异议。因为必须大规模退耕，大面积地关闭机井，减少用水，生态危机才有可能缓解，其余全是白忙。然而这造成农民大幅减产减收，加剧贫困，农民不得不沦为生态难民，四处逃难，却是逃无可逃之处。当地人说：“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没有天下人”，民勤人看不到前途在哪里。民勤绿洲面临着彻底消失的毁灭性打击，而民勤县数十万人口则无处可去，国内很难有一块地方可以承接移民了。这不光是民勤一地的问题，民勤是风沙源地，其生态恶化直接关系着河西走廊的生态安全，对甘肃兰州、河套平原及华北平原的大气环境亦有至关重要之影响。
 
新疆的生态破坏也一样。塔里木河被称为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也是世界最大的胡杨林生长区。上世纪50年代随着进疆部队转为农垦兵团，沿河两岸进行了大规模农业开发，仅兵团就有三个农业师沿其河岸进行开垦。到1996年为止共开荒300万亩，其中的60％以上是原本的胡杨林或灌木林地带，造成原始植被的大幅度减少。同时上游的大量引水造成了塔里木河水量减少，使其长度从1200公里缩短为今天的800公里。下游干涸的400公里河道两岸，原本繁茂的胡杨林带因为无水而枯死。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胡杨林面积比50年代减少了58％。大开发需要大移民，1956年仅河南一省就有5万青年被送到兵团。从1957年到1966年，兵团职工人数由17.8万人增长到80.8万人。其中国家有组织地大批调入的有：1959-1960年，安徽、江苏、湖北三省的青壮劳动力近10万人；1963-1966年，上海、天津、北京、武汉、浙江、江苏的青年学生12万人；还有复员士兵和转业军官8万人；饥荒时期“自流”入疆的21万人；职工子女9万人；以及12万名交由兵团“劳动改造”的犯人，刑满后大部分留在兵团。到1966年，兵团的职工加上家属，人口总数已达到148.5万人。今日兵团总人口240万，职工90万6千人。[4] 目前第二轮的西部大开发以工业为主，但无论农业还是工业，都会加剧水资源的紧缺，造成对生态不可修复的破坏。新疆的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却仅占全国地表水径流量的3%。水是新疆最宝贵的资源，也是维持生态的关键因素。在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时，新疆的沙漠化日趋严重，这种开发的代价到底有多大，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过。
 
中共各级人大政府制定了环境保护法规多达1700余部，但并未阻止环境的加速恶化，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形成斩不断的利益链条，污染才能受益，才有GDP增速与税收来源。例如围绕垃圾焚烧形成了一根粗大的利益链条，焚化设备厂家、市场代理人、受贿官员与高等院校研究所任职的专家等，这些人通过所谓的“环境评估”来证明焚烧垃圾“无任何污染”，无视垃圾焚烧场附近居民多患癌症这一事实，政府官员利用专家意见为掩护，成为大建垃圾焚烧厂的依据。在焚烧固体废物时，又制造出不可降解的剧毒物——二恶英。据统计，2002年至2008年6月，22个省区市环保部门有487人被立案查处，环保系统几名高级官员连续因“环评腐败”落马，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中心负责人因腐败问题被查处。民众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早已丧失了发言权，连投诉的渠道也不通。2011年，长江大学数十名教授研究生竟然要靠向政府官员下跪来维权，造成全国影响，校园附近的污染企业才被荆州政府关停。如果下跪者是普通农民，为保护污染企业，早就出动军警镇压了。中国的环境现状是局部改善，整体恶化，除非全国人民都可怜巴巴地跪倒在中共各级政府前，一直跪了官员们心软了，中国的环境才会整体上改善。比如说，北京市用目测呼吸也能证明的阴霾天气，官方公布的空气质量却是良好，美国驻华大使馆监测的空气质量则处于危险水平。差别在于官方日常的监测指标是粒径在10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物PM10，而不是危害更严重的可入肺颗粒物PM2.5。世卫组织对全球1081个城市采集的空气颗粒物浓排名中，中国有18个城市排在1000名以后，其中北京排第1035位。但在奥运会期间，官方遵照国际标准，北京的空气就改善了许多。标准定的低，除非烟霾浓到伸手不见五指，北京就永远是好空气。也因为中南海的空气是特供的，到处装有空气净化装置，他们呼吸着清洁空气，喝着洁净的水，吃着绿色食品，一切都是特别供应，与民众的恶劣生活环境是隔离开的。
 
   二、大坝之害
 
   与十几亿人口相比，中国枉称地大物博，近一半的国土不适宜人类居住，却承载了超密度的人口，榨干了几乎所有的资源，使原本脆弱的生态被高速增长的经济高速破坏着，若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连在一起考核评价，年经济增长率便降为负数，百分之十增长抵消不了百分之十以上的环境破坏，累积几十年的病症已经无法计算出恢复生态需要多长时间，或者说能不能恢复，因为这同样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亿万年形成的生态环境，竟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破坏殆尽，居然没有一丝对不起祖先与子孙的负罪感，居然还有人为掠夺生态和牺牲环境而使少数人暴富的经济模式叫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三峡大坝就让上百万人丧失家园，让千万年的长江不能顺畅其流，让江河自由吞吐失去肺腑，让“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梦游变为祸国殃民的现实，让百年后三峡大坝寿终正寝时变为上亿吨的垃圾，让子孙为清除这样庞大的垃圾堆，为消除库区淤积巨量泥沙的危险，再花费成千上万亿的金钱，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些电力！因为除了发电之利几乎全是坏处，三峡水坝被认为最大功绩就是发电，可是其装机容量仅到中国总装机容量的2％稍强，并不会对中国电力供需产生多大影响，2007年发电量刚好满足北京市用电量。正如旅德的中国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的比喻：“为了让北京一千多万人用电，而让北京一半人的住家被水淹没，这利弊马上知晓。”当然，还有一百几十万人移民外地，陷入贫困之中，而还需移民数百万，缘于库区的地质灾害不断和生存条件的持续恶化。2010年大旱之后的大涝证明，三峡大坝既不能抗旱也不能防洪，唯一的用处就剩下发电了，年均发电量设计为849亿度，据官方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2009年实现利润126.84亿元，总发电量为971.95亿千瓦，三峡电站发电798.53亿千瓦时，其余为葛洲坝、小水电、余热发电和风电项目。但给长江流域造成的损失远超过发电效益，是不会列入损溢表的。三峡大坝是负效益，明眼人都明白，但有工程可以钓大鱼，只要工程上马，就有钓不完的钱。所以最热心就是水电集团，他们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有中央做后台，没有不能建的水坝。如葛洲坝工程上马时报的投资是13亿元，结果最后用了49亿元，报称工期3 年，实际用了19年，工程动态投资超过100 个亿，每年的收益不够支付银行利息，永远收不回投资。三峡工程向全国人大报的投资额是570亿，经批准后，三峡总公司马上把投资额提高到910 亿元。在工程建设时期，又不断加码，现在已经花了两三千亿，还须有大量的后续资金来减轻三峡工程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
 
三峡工程有诸多的坏处，但邓小平认为三峡上马是个政治问题，六四镇压之后，国人对政治争论噤若寒蝉，报刊传媒再不准讨论三峡的负面问题。江泽民说，党中央对三峡工程投了赞成票，要求人大政协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支持三峡工程。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批准了三峡工程，1767票赞成，866票反对和弃权，得以三分之二通过。三峡工程要达到防洪目的，防洪库容需要300亿立方米，最起码也要在250亿立方米以上。官方公布的防洪库容是221亿立方米（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这个防洪库容已经低于防洪的最低要求。有专家说，就是这221亿立方也是计算错误的结果，实际防洪库容还要小。这仅占长江流域洪水流量的4％。以常识来看，这样的蓄水量不可能给中下游带来显著的防洪效益。但公开宣传的防洪效益并没有因为实际防洪库容不足而减小，将来三峡坝高会回到海拔200米，否则难以承担防洪之大任。其实一般人也容易算这笔帐，以每秒5万立方米的洪峰流量计，200亿库容仅为五天不到的流量。遇到1998年的大洪水，为了维持大坝的安全，三峡只能是跟着泄洪，否则便有漫坝之忧。2010年夏季长江中上游同时发生洪水，上游达到每秒7万立方米的洪峰流量，大坝只能采取“逆调节”运行，汛期向下游泄洪，以每秒4万立方米的流量汇洪，加重下游洪灾。而上游也发生建坝以来的最大洪水，由于大坝抬高了上游水位，水灾比建坝前更为严重，重庆地区受灾最厉害，朝天门码头被淹，为历史所罕见。三峡大坝一建成，就水旱灾害不断，酷热难耐，万里长江拦腰一坝，整个流域的生态趋于恶化，水利工程成了典型的“水害工程”。专家喉舌们一改往日为三峡大声欢呼的老调子，忘记了“三峡大坝可防千年一遇的洪水”的豪言壮语，改口为“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三峡大坝上”，自己为三峡大坝的祸国殃民作出极好的注解。人们终于明白了三峡大坝的防洪不是指帮助下游抵御洪水，而是大坝在汛期能迅速泄洪，是大坝本身很坚固，有防洪功能而已。所谓防洪无非是障眼法，发电才是滚滚财源，这一切都掩藏于“高峡平湖”的伟大诗境之下，意气风发和战天斗地的豪情之中。

按照三峡水库的运行计划，三峡水库坝前水位每年11 月到次年4月保持175米的高水位，以利发电和航运，每年5到10月为防洪，水位降为145 米。海拔145米至175米水位之间的地区为消落区，半年在水下，半年在水上。三峡水库抬高的水位阻止了自然洪水的下泄，加重了洪水灾害。同时，一些专家家对李鹏利用消落带种植庄稼安置移民的设想提出异议，他们认为：消落带将成为一片沼泽，这里蚊蝇滋生，随时可能爆发瘟疫和传染病。三峡蓄水以后，流速明显减慢，水体的置换能力、自净能力和稀释扩散能力明显下降,大部份污染滞留在支流上。5到10月低水位时，大面积的陆生植物和近岸水生植物将快速生长，蓄水淹没后，植物腐烂形成内源性污染。受到库水涨落的影响，低水位季节，大片沼泽污染带受到烈日的烘烤曝晒，极易滋生蚊蝇，产生恶臭，随时可能诱发瘟疫，形成严重的生态灾难。不得已时，还要修建水位调节坝工程予以补救，开县水位调节坝工程开了一个头，后续治理消落带，可能会出现同样的工程。三峡防洪库容本来就是夸大的，如果大家都模仿开县水位调节坝工程这么做，本来库容就不足的三峡工程会面临更大的问题。淤积是又一大难题，库区的淤积只有靠汛期的大流量才可以冲走一些沙砾，所谓“蓄清排浑”。而汛期最紧迫的是发挥水库防洪功能，又急需蓄洪，保障下游安全，而不是泄洪冲沙加重险情，应该“蓄浑排清”。李鹏是三峡大坝的热心人，他提出的办法是在长江上游和嘉陵江上建造多座水库大坝，拦截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以此来减轻三峡工程的泥沙淤积。于是三峡工程泥沙淤积问题专家组予以呼应，表示此方案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方法并不能根本解决长江三峡工程的泥沙淤积问题，只能把泥沙淤积问题在时间轴上往后推。人们可以在上游建设大坝、水库，但是这些大坝、水库也同样面临泥沙淤积问题，这些问题又该怎样解决？答案是，需要再建新的、更多的大坝、水库。这便是其险恶居心，为了在长江上游建更多的大坝，来增加发电收益。这就象愚公移山一样，世世代代地造下去，直到有一天，所有的可以建大坝的地方都建完了，累积的灾害一起爆发出来……发电的收益早已被利益集团拿走了。对政治家来说，任期内的功绩和发展是第一位，而决不注重对生态环境的长期的负面影响。黄河三门峡水库是周恩来在任期时建造的，泥沙淤积问题也是在他任期内出现的，周弥留之际，还惦念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是他任期内的最大失败。当今的政治家认为长江三峡工程的泥沙淤积问题是可以解决，只是要求在他们任内不要出现大的泥沙淤积问题，至于将来，长江三峡水库和上游众多水库中蓄满了几千亿立方米的泥沙砾石，危害子孙万代，和他们是没有关系的。[5] 随着长江三峡工程完工，三峡大坝的施工队伍陆续离开三峡工地，这些庞大的施工队伍的出路在哪里？当葛洲坝工程完工时，就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关系到30多万施工队伍的饭碗。程晓农博士在询问林一山时，林一山表示，只有三峡工程能解决这庞大施工队伍的就业问题。程晓农又问，三峡工程完工后怎么办？林一山说，那是下一代领导的问题。下一代领导面对尚未开发的长江上游，还得让水电施工队伍不停地建大坝。葛洲坝工程之后是三峡工程，三峡工程之后是长江上游的高坝水电工程，是西南地区的高坝水库工程……
 
他们为什么不听劝告，死盯住发电，为什么不睁大眼睛看看外国正在炸毁大坝，恢复河流功能？为什么不去埃及考察一下阿斯旺（Aswan）大坝建成仅20年后严重的负面影响？阿斯旺（Aswan）大坝，由苏联援建，1960年动工，五年后大坝合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高坝工程，它高112米，长5公里，将尼罗河拦腰切断，形成一个长650公里、宽25公里的巨大水库——纳赛尔湖。到1970年，大坝十二部水电发电机组全部投入运转。原预计五百年后泥沙才会淤满死库容，但水库兴建后不久，有效库容就明显下降，浩大的水库蒸发量极大，每年蒸发损失就相于11%的库容水量。泥沙淤积于库区，河水不再泛滥，土地盐碱化，肥力下降，化肥用量激增，水库富营养化，藻类泛滥成灾，水质劣化。泥沙入海减少，尼罗河三角洲海岸线后退，流域整体呈生态持续恶化趋势。[6] 根据《环球时报》报道，阿斯旺水坝弊端日益显著，尼罗河三角洲以每年5毫米的速度下沉，专家估计再过几十年，埃及将损失15％耕地，1000万人被迫离乡。为应付大坝带来的弊端，埃及被迫成立了“阿斯旺大坝副作用研究所”和一个部长委员会，计划5年内投入22亿美元保护河道环境。水坝也增加了水的蒸发量，官方的数据是阿斯旺大坝蒸发了11%或12%，而根据调查，实际情况是蒸发了25%。为什么不去印度看看诸多大坝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印度从五十年代开始，耗费巨资修筑了一系列水库大坝用于发电灌溉，如在Betwa 河上修建的Rajghat大坝、Pstivhhs大坝、Dhukwan 和Matatila四座大坝，一度被视为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杠杆。前印度总理尼赫鲁就说过，“大坝是现代印度的圣堂”。然而事与愿违，不少工程成了印度无法摆脱的灾难。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野生生物面临灭绝，土壤盐碱化，农业减产，水库淤积严重，不能有效防洪，还可能诱发八级以上大地震，还是资金的无底洞。[7] 为什么不瞧瞧巴西亚马逊河巴尔比纳（Balbina）大坝因水流不畅而形成的污染？巴西亚马逊河巴尔比纳（Balbina）大坝淹没了2360平方公里原始森林，水库蓄水后水流缓慢，被淹没的林木腐烂时使库水严重酸化、缺氧，并释放出大量有毒的硫化氢和甲烷气体。污染的库水不仅腐蚀破坏水电站的涡轮机，而且造成大量的水生生物和鱼类死亡，使库内水质恶化发臭，影响当地人民生活。为什么不反思一下我们同样失败的三门峡工程？三门峡水库蓄水一年半，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危及西安。不到五年，总计淤50亿吨，库容损失一半，发电、灌溉、航运全部落空，土地盐碱化，产量年年减少，上游河床抬高，黄河回水大有逼近西安之势，非但不能防洪，反而小水酿大灾，加重了上游洪水危害，黄河第一坝将会迅速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工瀑布。彻底反省三门峡失败的公开争论，至今仍是暧昧的禁区，因为“黄河清，圣人出”，否定三门峡就意味着否定毛主席这位大“圣人”。当年日本人和国民党没干成，共产党建成了，说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伟大英明。

所以，这是政治工程，当年水利专家也要顺应这一宏伟蓝图，在一片叫好声中，反对修建三门峡的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被打成右派。2003年渭河洪峰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普通洪水，而结果是形成了50年不遇的渭河大洪灾。陕西全省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三门峡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整个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工程落成之际，正是大饥荒肆虐之时，这些钱用来买粮，可以挽救几千万人的生命。此时的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祸国殃民，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再雄伟壮观的水坝，也不是用来观赏政绩的东西，也逃不脱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和寿命周期。如果说黄河三门峡水库是由于当时人们认知水平低，那么三峡大坝就是权贵集团牟取私利的机会。太多的人鉴于人类拦河筑坝破坏了生态，反对兴建大坝，决策者统统置之不理。建大坝究竟是为了谁的幸福，看看水电利益集团操控在什么人手中就知道了。从工程的开工建设到发电运营，原本是受害的民众反而要为利益集团的暴利买单，全国人民的电费里加进了三峡建设基金，发了电再将电力加价卖出去，这是个没有法理依据的强盗政策，商业性工程怎么能有让大众白拿钱的道理？他们太厉害了，眼睛盯住每一条有利可图的江河，决不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丝自主空间，还算干净些的雅鲁藏布江、怒江、雅砻江、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等流域，也在他们圈定的水电版图之中，以“西部大开发”的名义上马，“跑马圈水”，不是单项工程，是所谓“梯级开发”，一个大坝接一个大坝，将全流域斩断割碎，利益瓜分于由权贵集团掌握的各大电力、建设、投资集团与各地方官僚之间，对中国西部各流域水力资源的抢占瓜分已到了“最后一公里”的地步。按照国际公认的水资源开发程度40％为警戒线，我国水能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几乎所有的江河都已完成水电梯级开发规划。四川省，嘉陵江规划了17级梯级开发；岷江上游干流规划了7级开发，其支流马边河规划9级开发；大渡河干流原规划17级开发，2003年调整后的规划为22级梯级，后又增加下游的沙湾、安谷两级，共为24级；雅砻江干流规划21级开发；在贵州，乌江干流规划11级开发，其支流芙蓉江规划10级开发，乌江渡水库在建坝后的四年时间内，淤积量达到了原设计50年的淤积标准；在云南，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分别规划了12、14、13级梯级开发，怒江流域总装机容量2100万千瓦，相当于三峡电站；雅鲁藏布江的梯级开发也列入了西藏自治区的政府工作报告。例如，仅金沙江就已规划了14座巨型水电站，装机都在百万千瓦以上，其中“三江并流”自然遗产地中最著名的虎跳峡景观区将要建成特大型控制水库。从干流到不同级别的支流，已形成由大的集团公司到中小公司瓜分开发范围，由省、市政府到县、镇、乡分别管理和控制税收的利益分配格局，它几乎覆盖了所有的流域范围和河流支系。  

三十年内西部水力资源开发殆尽，现在总结如下：
   长江干流：5536万千瓦
   雅砻江：1935万千瓦
   大渡河：1540万千瓦
   岷江：284,86万千瓦
   嘉陵江：182,04万千瓦
   乌江：700万千瓦
   澜沧江：2366,41万千瓦
   怒江：2100万千瓦
   黄河：1082万千瓦

共计15726万千瓦，相当于7个三峡工程（包括地下电站）的规模。加上未统计在内的珠江上游水系、长江支流汉江、资水、沅水、澧水等和西北诸河的一些项目，以及笔者尚未掌握的项目，开发的总规模应在17500万千瓦，约相当于8个三峡工程。[8]
 
四川有句谚语：“先有都江堰，后有天府之国”。正因为无坝，都江堰才长盛不衰于二千年之久，成为世界上运行时间最长的大型水利工程。李冰设计的都江堰最关键的是顺从水性、顺水势合水脉。汉代蜀学的集大成者杨雄说：“水顺则无败，无败故可久也。”不顺势而为，现代人自以为聪明，滥造所谓标志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大坝，其寿命至多100年，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百年后遍及中华大地的大坝将成为难以处理的庞大垃圾堆，把中国人带入无穷无尽的灾难之中。建坝之所以热情百倍而不顾后果，他们考虑的是自已集团的利益，只要工程上马，就有钓不完的钱，至于大坝建成后的效益如何、西部是中国地质环境风险最高、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大跃进式地开发几百个大坝水库带来很难估量的长期影响、未来大坝报废后积累的成千上万亿立方泥沙如何清理、泥沙的梯级下泄造成的灭顶之灾等等的问题，他们统统不关心。甚至电站能否赢利也不担心，反正捞足了好处，大不了烂帐留给银行兜着，灾难留给子孙后代背着。国家权力的权贵化、集团化，使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服从于红色贵族的意愿，他们可以拉来一大批专家学者论证其工程项目的合理性，控制传媒，堵塞不同声音，形成一片叫好声。更有人说：“从本质上来讲，三峡工程是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语）”。两片伟大嘴皮一动，三峡大坝就换了新包装，变成了前所未闻的“生态工程”。中共的一切需求都冠以“讲政治”的前提，在科学的殿堂上，只有政治犬儒的席位，没有科学家的置喙之处。
 
中国有堪称世界最大的水电行业，有世界人数最多的水电从业人员，包括水电教育、行政、勘探、设计、施工、设备制造、管理、生产等单位和机构，它们几乎都是国有或红色贵族所有。这支吃水电饭的庞大队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在政府和社会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其权力和财力形成的影响力无以匹敌。许多水电专家没有生态环保意识和社会科学素质，他们是红色政权的奴婢，总是习惯性地将河流换算成电力和钞票，然后通过强大的活动能力迫使各方面屈从，抓紧暴富的机会。所以他们缺乏人文关怀，缺少对流域文化和民族传统的尊重，缺乏对自然景观的审美观，眼中只有利益。一个个水电工程上马、一座座水泥大坝建起的同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公共利益被肆意侵犯，他们的财产却几何级数地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在任何江河上修建电站成为可能，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忽视自然人文学科，科学技术变为第一破坏力。中国的江河搞完了，再走出国门到亚非等落后国家建造大坝，输出掠夺式的开发经验。如中国在缅甸修建伊洛瓦底江密松（Myitsone）电站工程，是7座梯次电站的首座，中方投资36亿美元，大坝高152米，装机600万千瓦，建成后向中国输送90%电力。水库淹没766平方公里的64个村子，已有12000人搬迁。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博士指出，修建这个水电站将破坏缅甸的农业、渔业和伊诺瓦底江的生态与文化，缅甸没有用电需要，相反要为中国供电，用以偿还债务。缅甸江河密布，水电资源总量超过1亿千瓦，中国水电集团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淹没河谷地带肥沃土地，破坏生态环境，只是增加政府收入，之前的太平江水电站已经引起当地居民强烈不满，因为电站和中缅油气管道等项目一样，都没有得到当地民众的同意，直至爆发激烈的反政府武装冲突。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呼吁国际社会保护缅甸最主要河流伊洛瓦底江的生态安全，要求对中国在上游兴建的水电站进行重新评估，缅甸总统吴登盛下令停止电站建设。缅甸虽然是军人政府，但实行全民普选，也须考虑选民意见，不能象中共一样出动军警镇压库区民众。在中国不可一世的中共水电集团，终于在国外遭遇民众抵制，拒绝这种肮脏的GDP。
 
   三、民众之灾
 
   官方总是说，水电站能为当地居民带来好处，青山绿水不如脱贫实惠，农民不愿让电站建在自己的土地上，是农民太过冥顽愚昧。以至有所谓“水电扶贫”之说，且不说高昂电站成本形成的天价电农民是否用得起，电站到底能给农民带来多少好处，帐也是很容易算的，无需很高的数学水平。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是农民的经济来源，土地是农民的养老保险，中国改革起步之所以成功，就是先退还给农民土地使用权。农民有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利，就有了基本生活保障，有了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土地被征用，农民失去最后的生存保障，得到了些许现金，用不上几年吃光花尽，便会陷入不可预测之茫然中。年老时缺乏劳动能力，社会保障尚不能覆盖到广大农村，农民就只有靠子女养活，子女的打工收入维持自己的家庭尚且困难重重，自然无力顾及老人。农民不是傻瓜，对农民自身来说，水电站是画饼充饥的东西。所谓的电站效益，与农民不沾边，税收上缴政府，电站工作岗位轮不到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不到位，电力由国家电网统一调配，效益让企业拿走了，负担留给移民承受了。电站建设中需要一些非技术性的工程劳务，增加强壮劳力就业，其数量有限，电站运行后，无技术优势的农民工即刻失去工作机会，生活随之贫困化。在中国，5万千瓦以下的水电站称之为“小水电”，全国有4.5万座小水电，使多条河流遭“腰斩”。 陕西的岚河干流百余公里建16座引水式电站，河流断流鱼类灭绝，下游村庄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受到影响。福建的九龙江作为闽南地区的母亲河，近几年新建起的上千座水电站，九龙江多处断流，曾经的渔村变成石头村，一度引发炸坝的呼声。岷江水流量已减少50%，大片裸露的河床和大块突兀的石头触目惊心，水电站引水入洞是造成岷江断流的直接原因。如白龙江流域是嘉陵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全长600公里，有上千座大大小小的水电站，大的是20万到30万千万，小的是0.5到0.6万千瓦，更多的小水电站仅有几百千瓦。这些小水电站无序开发以后，带来的后果是河床干枯，岩石裸露，一旦山洪暴发，下游及周边的居民便大受害。

2010年8月8日甘肃舟曲县爆发特大泥石流灾害，成千上万人被泥石流冲走，县城被掩埋。原因就是2005年之前，舟曲所在的甘南地区曾经原始森林覆盖，但从2005年开始，当地提出“以林蓄水，以水发电，以电促工，以工富县”的开发思路之后，整个生态遭严重破坏，白龙江流域的原始森林被砍伐一空，密密麻麻的水电站占据整个流域，终于引发大灾害。小水电给舟曲地方财政带来了一年2000万元的税收，但泥石流过后，中央和省级财政需要投入的援建资金就高达50多亿元。灾害过去不到一年，死者尸骨未寒，当地政府又重新开始了破坏生态的活动，实在是罪不容赦。湖北神农架地区面积3253平方公里，已建成和在建的功率在5万kw/h以下的小水电站竟然多达100座。各种势力纷纷圈水，连水电局长也是电站股东，致使河水断流，河床裸露，水生生物灭绝，泥石流泛滥，周边居民大受其害，不少人成为上访灾民。神农架是中国重点生态保护地区，是不可多得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宝库，尚且如此疯狂。现在全国江河上在建和规划的水电站装机总量近1.4亿千瓦，接近八个三峡工程的装机规模。暴利是水电发展失控的最大因素，小电毛利高达37%，火电只有10%左右，与煤炭行业39%的毛利率不相上下。最高时，水电的毛利居然是火电的10倍之多，简直就是开动了印钞机：
   火电毛利率 水电毛利率
   2006 21.28% 36.44%
   2007 20.05% 38.32%
   2008 3.96% 36.84%
   2009 16.41% 37.71%
   2010 12.96% 36.23%

与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暴利相比，失去家园的水电移民处境就悲惨多了。长江上游的大型水电工程淹没的多是人口耕地集中和富庶的河谷地带，大部分移民不得不后靠安置到更高的山坡地上，使得土地的人口承载密度更高，耕作条件变差，反而因电站的修建贫困化了。2008年9月起，三峡大坝开始试验性蓄水至175米，民居房屋出现裂缝，还要再次搬迁，整个库区生态容量、地质结构都承受着最大考验。库区内大小地质灾害在蓄水达到眼下史无前例的高度时频频发生。11月22日，库区发生了最严重的地质灾害，秭归4.1级地震，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次地震是否跟三峡蓄水有关，一直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确认，但库区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地质灾害，却在蓄水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时如约而至。这次试验性蓄水，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175米，而是停止在172.7米。据专业人士讲：“长江库岸的稳定、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至少需要8-10年的时间。”而三峡库区的环境保护、库区民居的移民补贴，象个无底洞，整个三峡工程400亿元移民投资总概算中，先是拿出6亿元用于三峡地质灾害治理，可三峡大坝建成以来，为了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地质灾害问题，中央政府必须不断追加投入。截至2006年的三期蓄水，地质灾害治理经费已经从最初6亿元上升到近120亿。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地质灾害和移民是借机向中央要钱的好时机，而对于老百姓，直接的货币补贴无疑是最实在的，可这方面的补贴标准往往是最低的。重庆实行的是7＋1的办法，每户（1人）7000元，每增加1人，补助5000元。不过，这些补偿款只有60％发放给农民们建房，其余的要被地方政府留下来搞基础设施建设。而库区建设一栋12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需要6万左右，两者之间大约存在3万多元的缺口，对于丧失了土地无收入来源的农民来说，这几乎是难以负担的。三峡库区移民，成为被牺牲的一代人。

三峡百万移民中，真正移民到库区以外的不足20万，超过90％的移民皆是“原地后靠”，从被淹没的低地搬迁到海拔更高的半山腰。第一次三峡移民仅仅是应急性移民，保障了三峡蓄水不被延误，第二次移民是受地质灾害困扰。但是，到更高的山坡上开垦农田、建设城镇和村庄，地点均为25度以上的偏僻陡峭山地，规定为禁止开垦区，也根本不具备开垦条件，一场大雨就把农田冲入长江。这种后退式移民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对地质结构的破坏，也加剧了库区水质的污染。解决的办法，在于大量农业人口从这些生态脆弱带搬走，进入城市里。但这么人口搬到哪里去呢？过去的30年里，几乎所有的库区劳动力都在外打过工，但真正留在外地的人极少。这个群体在故乡生存尚且困难，又不存在搬迁到城市落户的可能性，移民问题困难重重。更何况东南沿海又面临着经济转型，用工减少，更多的库区农民工还得回到库区里去。大型水电项目不可能消除贫困，这已经被事实证明，其利益主要集中于开发商、工程承包商、地方政府手中，现行的体制以及移民政策，导致许多商业性的工程开发项目，都以国家的名义强行低价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损失物的测量与补偿标准的制定都由开发商与政府单方面进行，移民工作由上一级政府向下一级政府签定责任状而强制推行。大量的被强制移民无法参予到物权处置与利益分配的决策过程中，只能被动地接受。移民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原有生活来源丧失而又缺乏替代的生计，贫困化成为较普遍的现象，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移民对国家扶贫脱困的许诺倍感上当受骗。三峡原定蓄水175米，再加两米风浪线，应是177米，现在国务院又将淹没线提高到182米，在此线下的移民需要全部重新搬迁。另外，三峡水库蓄水位的升高，使得湖北的巴东县城，重庆的巫山县城和秭归县城，在这些地方安置的三峡移民和原来的居民也必须搬迁，将有四五百万人迁往重庆市区周边安置，重庆提出的安置费用为1700亿。水利专家王维络说：将来库区淹没线还会再升高，重庆的水位也会再升高，直到三峡水库的泥沙冲淤达到平衡为止，这个过程起码要100年。当重庆的水位足够高，重庆和大坝坝址处三斗坪的水位差所造成的水力坡度可以将每年进入水库的泥沙全部冲刷出大坝，这个过程才会结束。将来后任的总理必须搬迁重庆的几百万人口来解决那时面临的更严重的问题。百年之后，三峡大坝也结束了寿命周期，大坝报废一堆垃圾，又该如何处理呢？上马三峡工程，就象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再也无法将魔鬼收回瓶子里面去。

早期的三门峡和丹江口移民是失败的，近些年来因电站引发的暴力冲突也是愈演愈烈，为避免三门峡移民的失败重演，三峡外迁移民采用了分散安置的办法，在全国十几个省，每个省再分几个县，每个县再分几个乡，每个乡再分几个村。具体分到一个村的三峡移民也就是几户人家，人少力薄，不容易聚众闹事。但这些移民数量有限，不超过20万人，大部分人难以适应外迁地的生活，又流回了库区。留在三峡的移民也是无地种、无工做、无出路。因此，各地民众纷纷发起抵抗运动，四川汉源爆发10万人阻止大渡河瀑布沟电站大坝截流的大规模抗议。该电站总装机容量330万千瓦，是大渡河上在建的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估计总移民15万。按照规划，大坝建成后将淹没整个汉源县城和邻近的几个乡，涉及耕地44000多亩，移民9万之众。政府与电站开发商勾结，将养活10万人的肥沃良田说成高山峡谷的不毛之地，将二类赔偿地区特批为五类地区，用14年前的赔偿标准对老百姓进行安置，动用公安武警抓捕不愿提前搬迁人员，导致全县人民强烈不满。在多次上访请愿无效的情况下，于2004年10月27日夜间，数万民众前往电站阻止截流。由于武警镇压造成人员伤亡，人民忍无可忍，导致10万民众暴动，抬尸冲击县政府大楼，上万军警包围汉源，民众伤亡惨重。河北定州与广东汕尾农民反对政府建电站的强制征地行为，政府动用武警公安开枪镇压，甚至让黑社会出马，造成群体伤亡事件。2006年2月，中央党校课题组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黄河上游青海省的水电开发不但没有富了当地群众，反而加深了当地贫困。虽然已经进行了近28年的水电开发，黄河河谷地带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仍很低。黄河两岸农区十年九旱，亩产很低；许多少数民族农民家庭因学致贫，因病致贫，陷入极度贫困。调查组在访问时看到，许多农民家中坑灶一屋，宅内全部财产加起来不到200元。多数农民并没有从长期的水电开发中得到好处。几十年过去了，全国至今大多数移民区、库区都是贫困区，真正“发”了的，廖廖无几。[9] 大小水电建设者皆以国家利益代表自居，“挟天子以令诸侯”，征地用自上而下的顺序，从部到省，从省到地市，从地市到县区，从县区到乡镇，从乡镇到村落，最后由村委会通知到户。农民非但没有资格参与水电建设利弊的讨论，甚至连征地价格也无发言权。农民所谓的土地使用权是被随意宰割的砧上肉，是水电部门的“免费午餐”。水电建设部门为使项目立项、降低成本、地方官员为了凸显政绩，侵吞征地安置款，最简便的办法就是牺牲农民（移民）利益，赔偿压得很低。农民面前只有一条路：走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已建成各类水利水电工程86000处，库区淹没耕地2000多万亩，动迁移民500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约4％，其数量之巨大，牵天动地。此外移民分布地区广，大小水电站星罗棋布江河流域，移民遍布全国各地。哪里有河流哪里就有电站，有电站的地方就有移民，甚至没有电站的地方也有移民，无论移民迁出地，还是移民迁入地，都不得不面临着背井离乡或生存空间受压缩的境况，原本就贫寒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水电移民本来应该只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简单说是水电建设业主与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关系问题，现在却成了关乎民生和社会安定的国家问题，乃至成为一个引起国际严重关注的政治问题。
 
在水电工程移民史上，“舍小家，顾大家”、“顾全大局，服从整体”一类的宣传是官方的惯用方式，实际上是对移民基本权利的漠视和损害，破坏了公平正义原则，给强势集团侵占公共利益或弱势群体权益提供了最有利的机会。在“装机规模竞赛”的电力大跃进中，地方上受益的是政府，增加税收实现政府脱贫。因为县乡财政因农业税的取消，普遍感觉财政困难，这就更让政府不顾一切与农民争地。财政并不十分困难的地区也热衷于水电开发，丽江古城的旅游业年收入近年来超过20亿，但地方政府宁肯放弃令大多数人争得眼红耳赤的“世界自然遗产”的桂冠，也要争抢水电上马，原因就是水电开发能让政府致富，旅游业创造的利润许多分散到了老百姓手中。水电项目是在抢夺农民的钱，而不是为民牟利。金沙江的虎跳峡水库淹没区，包括云南省丽江、迪庆所属的石鼓至上江一带的金沙江河谷地区，这里因自然条件优越，为金沙江流域最富庶的农业区。为纳西、傈僳、藏、白、彝、汉等多民族聚居地，移民约在10万人以上，耕地超过5万亩。而规划论证的移民安置区，海拔高、耕地少、土地贫瘠，基本不具备安置条件，库区移民将面临贫困化的极大威胁，当地居民强烈反对电站工程。虎跳峡库区的民众，已通过多种方式强烈地表达了不愿搬迁的意见，但上虎跳峡电站的前期论证和移民规划都是在暗箱中操作，当地居民无法获知真实信息，参与决策。2002年，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先期开发金沙江下游河段的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4座电站，得到授权，规划装机规模近430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1900亿千瓦时。一期工程的溪洛渡水电站于2005年开工，计划于2013年投产发电，装机总量为1386万千瓦，是中国第二大、世界第三大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于2006年开工，计划于2012年投产发电，总装机总量为640万千瓦。乌东德水电站和白鹤滩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梯级开发的二期工程。2010年，发改委批准同意两个电站开展前期工作，金沙江下游水电站开发全面发展。由于电力系统是垄断行业，年平均利润在12％以上，只需有20％的自筹资金，其余靠银行贷款，赢利周期短，市场风险小，且电价趋势看涨。于是各种势力一哄而上，温州民间资本也争相往西部开发小水电，买下整条河的开发权，几年就可以收回投资。

福建省的小水电遍地开花，吸引了大量外来资金，却给当地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灾难，农民不受益反受害，苦不堪言。所以，为什么水坝电站总是各级政府热心，而当地民众反对者居多，就不足为怪了。水电开发一次性成本高，维护费用低，在各种发电模式中，算是较便宜的能源。但这只是考虑了投资和经营成本，电站的寿命不过百年，破坏了亿万年形成的生态平衡及造成的永久性损失，对未来的影响会怎样，人类的科学水平还不可能做出全面准确的评估，其负面效应的环境成本自然不会计算在水电开发成本之内。短期的收益是少数人受益，长期的损失是全人类受害，在开发水电时故意忽略这一层，就是当前水电利益集团的掠夺行为。
 
水电站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破坏更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当利益集团津津乐道于中国西部水资源的能源价值时，无限夸大水电的好处，却极力回避西部水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综合环境价值，更不顾四川乃至中国西部也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极为脆弱的生态敏感区。在单一经济价值取向的思维方式下，只盯着水力能源开发带来的局部经济利益，而对无节制开发导致的环境效益损失和长期的社会经济损失等负面效应，却故意视而不见。可以说，无节制的水电开发是继乱砍乱伐天然林后的又一大规模生态系统破坏工程，也是西部“木头财政”变为“大坝财政”的又一次分光吃净的过程。由于西部地区特殊的地质地貌环境，水坝的以及一些配套建设项目（例如大型料场的开山取石、引水涵洞及大型基坑的开挖以及弃渣的堆放等）的实施，将造成更严重的地质灾害隐患。例如横断山区多数都是地震高烈度区，水坝的危险系数加大。另一方面即使水坝坝址所处地质环境在安全标准内，一旦库区或上游发生大规模的滑坡、崩塌和泥石流（这是横断山区最常见的自然灾害，大规模工程建设和水库蓄水一般会加剧和诱发此类灾害），也会因水库溢水造成巨大灾难。水库蓄水淹没原始森林、涵洞引水使河床干涸、大规模工程建设对地表植被的破坏、和水电建设配套的新建城镇和道路系统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分割与侵占，都将改变和影响西部地区已日益缩小的原始生态区和生态系统，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和野生生物物种的生存，加剧物种的灭绝。例如主干河流上密集的梯级水坝，将完全阻断大量珍稀鱼类的和水生生物的生活走廊。如果从上下游全流域考虑，一系列梯级大坝对整个河流生态系统的严重影响还难以准确估计。大坝形成的人工湖泊，将淹没作为西部地区优势旅游资源的众多自然奇观和人文珍迹，将本应造福当代后世的不可再生的宝贵风景资源毁于一旦。泥石流也会使水电工程寿命缩短，大渡河的实际侵蚀量每年超过1亿吨，大量的泥沙沉积在河道和水库之中，甘孜州水土流失面积达5.4万平方公里，居四川全省之冠。每年土壤侵蚀量多达7亿吨，对中下游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云南东川地区的小江是金沙江的一级支流，只有短短132公里，却是世界闻名的“泥石流博物馆”。1950年代时这里有泥石流沟50条，现在则是107条。小江每年土壤侵蚀量高达4000万吨，其中600万吨最终进入了金沙江。金沙江流域已成为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根据水土保持部门测算，流域内两省43个县市水土流失总面积达48877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56.7％。全长1908公里的金沙江，两岸泥石流竟有1100多条。在某些江段，已经出现流动沙丘，金沙江年输沙量最高记录竟达5亿吨。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泥沙淤积是水库不可克服难题，黄河三门峡自不必说，黄河青铜峡电站水库更是在五年内便淤损了86.9％的库容。建成不久的小浪底水库，为确保黄河不断流，以及满足下游用水、冲淤平衡、水质达标、维持河流水生生物生态系统等多项功能的需要，已多次弃电放水。2000年枯水期，弃电放水12.2亿立方米，付出了日损失发电效益90万元的代价。2001年，6台机组又一度全停，发电功能已基本让位于生态功能。贵州乌江渡水电站，原设计100年淤满60米死库容，结果仅仅10年就淤了70米！根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研究，由于严重水土流失造成的水库淤积，四川省平均每年损失水库库容1亿立方米，相当於每年报废一座大型水库。据世界水坝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Dams)提出的研究报告，世界范围内水库的泥砂淤积十分严重，现在每年约有1%的水库淤满报废。因此，即使不考虑大规模水电建设的环境、社会的负面效应，在目前西部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仅就水电建设最主要的经济效益来看，也未必是设想的那样美妙。更为荒唐的是黄河源头的玛多县，国家投资近亿元建了座黄河源水电站，因为干旱，鄂陵湖出水口断流后，水库水位比电站死水位还要低 3.78米，一直发不出电。玛多又退回到无电县的状态，有人忧虑地说：“再过几年，别说用电了，玛多连吃的水可能都没有了。”

贡嘎山位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海拔7556m，它不仅是蜀山之王，也是青藏高原东部的最高峰和东亚地区的第一高峰。以贡嘎山为中心的大雪山脉以及东横断山区，是我国西部和长江上游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区。贡嘎山发育有十分完整的植物垂直带谱和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是许多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栖息地。1996年贡嘎山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目前面积最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面积分别为70多万公顷和1000万平方米，另外在区域内还已建立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高等植物大概是3000种左右，脊椎动物大概有400种左右，在3000种植物中间，属于国家保护植物的有近百种，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难找的。贡嘎山也以神奇壮丽的雪峰、冰川、高山湖泊、温泉群等世界上罕见的地质地貌景观，展现着她惊人的美丽，40多座6000米以上的雪山，150多条各种大小冰川，茂密的原始森林，众多野生动物和高山海池，景色极为罕见。这里有位居世界第二、高差达1080m海螺沟大冰瀑布；这里有青藏高原东部海拔最低规模最大的海洋性冰川群，冰川伸入原始针叶林带可达6km，形成“绿海冰川”的奇景；这里是离我国东部最近的地热资源富集区，有数百处温泉出露，温度之高、流量之大、分布之密集、医疗价值类型之丰富，堪称一绝；这里有以仁宗海、巴王海、木格措、伍须海、合合海等为代表的高山湖泊群，湖畔森林茂密，草地如茵，景色绮丽。但是，在任意的水电开发建设中，贡嘎山这座资源与环境的宝库正遭受严重破坏，并面临毁灭的巨大危险。贡嘎山南坡环河上的仁宗海，是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之一，是贡嘎山最为秀丽的高山湖泊景观区和保存最好的原始林区之一。这里是濒危植物红杉、木兰等的集中分布地，也是濒危动物牛羚、马鹿等的重要栖息地。可就在这样的国家级保护区里，电站照样开工建设，开山放炮，炸石修路，原始森林植被大片被毁，砍倒上千年的古树，惊走了珍贵动物。而仁宗海水电站恰恰建在了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离贡嘎山主峰不到三十公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国务院颁布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也明确规定：风景名胜区内的一切景观和自然环境，必须严格保护，不得破坏或随意改变。据称这个所谓的四川省政府重点工程项目，从立项到施工，作为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的四川省环保局和建设厅，竟然一无所知。
 
从实际作用着，水电站的功能就是发电，其它多为负面效应。据统计，中国现有通航河流上共建有水利水电枢纽4000余座，其中建有船闸、升船机等过船设施的仅有不足1/4，造成航道中断4万余公里。三峡大坝建前曾扬言万吨轮直航重庆，建成后成为长江航道最大的梗阻，船到三峡大多数要用汽车翻坝转运，小客船也一样，上下游各自营运。原因就是通航船闸太慢，电站为了多发电又经常关闸断航。小一点的水电站也是全然不顾航运需要。另一方面，电站水库在运行过程中，很难起到蓄丰补欠的效果，汛期要腾出库容考虑防洪，不得不弃水，而在每年9－10月，汛期结束、枯期到来之时，又需要提高水位以满足枯期发电，使下泄流量更小，枯期更枯。已建成的电站在水资源的使用上，为满足企业利益的最大化，都以发电功能为首要选择，从而导致水资源分配失衡。2006年至2007年的冬春之交，因受气候干旱影响，长江上游流量比平常年份明显偏少，而嘉陵江已建成的多个梯级电站水库的蓄水，使水资源短缺雪上加霜。嘉陵江干流的多处河段出现有史以来的最低水位，重庆因嘉陵江岸的取水口无法取水而引发食水危机，最后由四川省政府出面协调，上游水库加大下泄流量，才缓解了重庆的用水困难。2006年9月至10月，为满足156米水位的蓄水计划，三峡工程日均拦蓄水约2.8亿方，累计蓄水约105亿方，使长江中下游出现特枯水位。长江口海水倒灌，自2006年9月11日起至11月24日止，上海遭受罕见的来时早频度大的五次咸潮袭击，咸潮出现的时间较正常年份提前了3个月，饮用水供应发生严重困难。洞庭湖岸大面积裸露，导致田鼠过量繁殖，形成2007年的大面积鼠害。鄱阳湖近年来每到三峡蓄水期便干涸见底，江西已考虑在鄱阳湖建坝拦水，这样又会加重下游的枯水期旱情。自三峡蓄水以来，库区已经发生多次大的塌方滑坡，库区目前已查出两岸的崩塌、滑坡体2490余处，大小泥石流沟90余条，情况还在不断恶化之中。
 
中国的淡水资源虽然较为丰富，但人均拥有量不多，仅居世界第88位，属于贫水国。水资源极为缺乏，为了保证干旱期的用水，于是到处修建大坝蓄水，但水库拦截河水，增加了蒸发量，水库的失水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重视。专家估计，每1平方公里的水库水面，在相对静止状态下，每年因蒸发失水高达150万吨，我国三北地区水库总库容超过1300亿吨，按平均水深10米计算，每年蒸发失水为200亿吨，超过三北地区每年缺水量的总和。整个华北平原从1980年代开始，所有河道里几乎都没有水，因为华北平原上共大小水库2000多座，上游将河水全部拦截在水库里了。自此开始，华北平原陷入了持续的、规模空前的恶性水源危机，河流普遍干涸，只好抽取地下水救急。农业是高耗水产业，华北平原的农业一年耗水量高达870毫米，而多年平均降雨量只有500毫米左右，这多出来的370毫米，都依赖地下水的补足。如果计算生态成本，地下水浇灌式的农业最没有效率，打井费、抽水电费、化肥农药成本，再加上地下水水位下降造成的各种生态影响和化肥对土壤地下水的污染，用这些高昂代价只换来廉价的粮食，是极不合算的。乱建高耗水消费娱乐项目也是一个原因，河北省有上百座高尔夫球场，一个球场年耗水约数十万吨，相当于300多个家庭的用水量。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华北透支的地下水已接近2000亿立方米，相当于200个白洋淀的水量，京津冀5万平方公里形成了地下水降落漏斗，为世界之最。从1970年代以来，沧州地面平均沉降了2.4米，是中国地面沉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仅仅用了半个世纪，就完全透支了子孙后代的活路。全世界有大型水坝45000座，中国占了22000座，占45％，国土面积与中国相当的美国为6575座，同为发展中国家一样人口众多的印度为4291座。再加上数不清的小水库，全国因水库额外蒸发浪费掉的水量难有准确的统计。中国有85000座水库，除淤积外，其中年久失修的病险水库有34000座，几万座水库已有一半不能正常蓄水，发挥防洪抗旱的功效。由于地方无力维修水库，无利反为害，有几千座水库垮坝，不断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1975年河南暴雨成灾。板桥与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8月5日，板桥水库溃决，最大出库瞬间流量为7.81万立方米每秒，在6小时内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溃坝洪水进入河道后，又以平均每秒6米的速度冲向下游，在大坝至京广铁路直线距离45公里之间形成一股水头高达5-9米、水流宽为12-15公里的洪流。石漫滩水库5日20时水位开始上涨，至8日0时30分涨至最高水位111.40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4米时，大坝漫决。入库洪水总量2.24亿立方米，在5个半小时内全部泄完，最大垮坝流量3万立方米每秒，下游田岗水库随之漫决。沙河、洪河下游泥河洼、老王坡两座滞洪区，最大蓄洪量为8.86亿立方米，此时超蓄4.50亿立方米，蓄洪堤多处漫溢决口，失去控制作用。驻马店地区的主要河流全部溃堤漫溢。全区东西300公里，南北150公里，60亿立方米洪水疯狂漫流，汪洋一片。因老王坡滞洪区干河河堤在8月8日漫决，约有10亿立方米洪水串入汾泉河流域。9日晚，洪水进入安徽阜阳地区境内，泉河多处溃堤，临泉县城被淹。板桥水库高24.5米的大坝溃决时，出库洪峰声如山崩地裂，形如倒海翻江。所过之处，建筑、树木、人群、家畜，乃至村庄、汽车、火车，铁轨都一扫而光。河南省有30个县市、1780万亩农田被淹，冲走耕畜30万头，1015万人受灾，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10] 死亡人数高达24万（官方说为85600余人）。[11] 这次大垮坝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中共长期对民众保密，禁止公开报道，至今大部分人仍不知情。
 
有人警告说，繁荣过后就是废墟，这是危言耸听吗？北京流传着三句话：“不听马寅初的话，中国多生了几亿人；不听梁思成的话，中国拆了一座老北京；不听黄万里的话，中国毁了一条母亲河！”老百姓都懂的道理，那些始作俑者不懂这些浅显的道理吗？肯定不是，在强势地位下，他们的算盘珠子只会为自己拨拉，现在则是要弄钱快点弄，再晚就弄不到了。孤身反对建设三门峡水电站的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说：“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当黄万里得知又要建三峡大坝时，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坚决反对三峡上马。其理由是：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故此而论，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益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1986年，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但他们没有邀请黄万里教授。黄老终于含恨离世。水电大跃进是继人民公社和乱砍天然林后的又一空前暴政，那些在人性逆淘汰体制下奴颜婢膝的专家学者们，其恶名也将一同铭刻于历史。1996年，在世界上大型水坝越建越多，对经济、生态、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背景下，Patrick Mc Cully出版了《寂静的河流（Silenced Rivers-The Ecology and Politics of Large Dams）》，全面分析和深刻反思了大坝对于河流生态、人类生活等的负面效应，代表了人类的环境意识在水资源方面的深化，并提出了“没有健康的流域，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社会”这一名言。从长远观点来看，生态破坏比专制暴政更可怕，压迫总有一天会清除，生态毁灭了，上帝也不会饶恕人类。“创世纪”的一场大洪水，上帝叫诺亚每种动物精选一对载入方舟里，包括昆虫，人们得以有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假如再来一场世纪末大洪水，人类失去所有的朋友，惟有与苍蝇蚊子一起在污浊的水面上飘流，真不知道活下来的意义何在。讨论环境问题如同讨论腐败问题一样，我们不可能不发出谴责的声音，升斗小民无外国护照和绿卡，无路可逃。中华大地是中国人永远的家园，是谁给了这些马列子孙肆意毁灭中华文明和子孙后代生路的权力？！

 四、发展之忧
 
慈悲为怀的达赖喇嘛，对西藏环境的破坏更是忧心忡忡，早在1988年法国斯特拉斯堡讲话中就说：“西藏政府应该通过有关保护动物和植物的严格的法律。自然资源的开发将会有祥细的规定。必须禁止核武器和其他军备的制造，试验和储存，核能以及会产生危险性废物的其他技术的使用，也必须禁止。西藏政府的目标是把西藏变成地球上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中共整天在喊保护环境，可并无切实措施，空话大于行动，破坏大于保护，不断纵容权贵集团的胡作非为。藏人对中共政府保护西藏环境也根本没有信心，看看西藏环境资源的破坏程度就足够了——
 
1958年以后中国政府不仅在西藏建立了核武基地，而且六、七十年代在安多地区建立的所谓“西北核武器研制院和武器设计院”，将大量的核废料倾倒在西藏高原上。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政府无视西藏自然生态环境的脆弱，他们把西藏的山岭、盆地、河流等视为可以任意掠取木材、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的宝库而肆意进行砍伐、猎杀和开采，西藏的生态环境却因此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其中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是草场、森林、河流、野生动物以及植物生态等。
   ……中国侵占西藏之前，西藏的森林面积为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到1985年西藏的森林面积只剩下十三万四千平方公里，减少将近一半。西藏的原始森林大部分都分布在海拔较低的东南边远地区和江河流域的山麓地区，这些森林大部分都是两百年前开始生长的。
 
……据西藏流亡政府资料，在过去的二十年西藏的林芝地区，常年专门从事砍伐森林和运输的中国军人和西藏囚犯就达2万多人。在阿坝地区，1949年的森林面积是220万公顷，木材蓄积量达3.4亿立方米，但到了80年代，森林实际蓄积量仅有1.8亿立方米。从1955年至1985年期间，仅从阿霸境内运往内地的木材就达4300万立方米，按市场中等木材价格每立方米500元人民币计，已达215亿元人民币。在康和安多地区，由于交通便利地区的森林资源经过几十年的砍伐而已经枯竭，到80年代，砍伐森林的行为已经向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延伸。西藏地势高低起伏落差大，乾燥，昼夜温差大，日照时地面温度高等原因，原始森林的生长周期需要70到100年的时间；因此大量砍伐森林的行为使西藏的森林资源面临难于恢复再生的巨大困境，到目前为止对森林无理性的滥砍滥伐使大面积的土地变成没有绿色植被的沙化地，而水土流失和绿色植被蓄水功能的丧失使各大河流下游的中国之河床因泥沙淤积而升高，使中国与南亚随时面临著爆发洪水的危险。
 
……亚洲十大河流均发源于西藏，西藏的水源是地表和冰雪，因而不论春夏秋冬均保持充足的水量，而中国政府为了建设的需要而从西藏掠夺电力与矿产资源以及对西藏的人口迁移等行为，严重威胁到西藏的河流和湖泊的生存。西藏境内有2000多个湖泊，总面积约为三点五万多平方公里。
 
……中国政府把在西藏自治区境内挖掘矿产资源作为工业的四大支柱之一，在挖掘矿产资源的过程中由于把矿渣等含有害物质的成分倾倒入河流中，因而使象泉河、怒江、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等河流面临被污染的威胁。拉萨周围的河水由於排放城市污水、工厂垃圾和农田中含有化学肥料的有害物而已经危害到河流对生态环境的自然调节功能。
 
……西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显然无法承受中国政府肆无忌惮的“开发”行为，这不仅对西藏造成永久的损害，而且也危害到邻近国家。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西部大开发”中加大对西藏矿产资源的开发。这样，西藏未来的生态环境将会遭到难于想像的破坏。[12]
 
在环境问题上，我们实在无须管“大西藏”或“西藏自治区”的划分，生态毁灭了，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人类活动的增加，人口的过快增长，使野生动物数量和种群下降，草原鼠害猖獗，草场退化和沙化严重，西藏自治区已有50％以上的草地退化，其中重度退化的草场约占已退化草地的一半左右，还有近三分之一左右的草地已明显沙化。还有气候变暖和臭氧层空洞等因素，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快，危害加重。西藏主要牧区春夏季节的干旱及重大雪灾的发生频率已从60-70年代的5-8年提到到80-90年代的3-5年。而危害在中低程度的雪灾几乎年年都有发生。1997年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厄尔尼斯现象”使西藏广大的地区在冬季遭受了百年难遇的雪灾，1998年的夏季又出现了罕见的洪灾。西藏生态系统正在迅速恶化。西藏（包括藏区）首先是藏民族的居住地，任何开发建设必须首先取得藏人的认同，如同藏民族若到汉民族地区开发也须取得本地人认同，是一样浅显的道理。藏区是生态脆弱区，中共在藏区为所以欲之恶行，是为民族分离埋下了种子。
 
1968年4月，世界30多个国家的企业、科学、教育、经济和政界人士在罗马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主要是研究世界范围的经济、通货膨胀、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称作罗马俱乐部。1972年，在丹尼斯·梅多尔领导下完成了一项研究报告——《增长极限论》，此书所述的经济增长理论通常称为丹尼斯增长极限论，又称罗马俱乐部模型。这个模型研究了五种经济增长因素，即人口、食物生产、工业化、污染和资源枯竭。总的结论是如果按现有增长趁势继续下去，在百年之内，形成全球规模的经济增长极限。五种因素中以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最为忧心，三十多年世界人口增加一倍，一旦到达经济增长极限，必将产生灾难性的效应，饥荒遍地、污染严重、资源枯竭、生产锐减……全球将面临生存危机。人类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听天由命，二是采取对策，限制增长。限制人口和工业生产的增长，使人口和工业产量都稳定下来。唯有后一种选择，方能避免人类社会崩溃的结局。书中认为自然资源的滥采滥伐，环境污染，城市拥挤犯罪，分配公平问题等等，都要列入成本，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福利，忽视巨额的成本，经济增长难以持续下去。在增长问题上应当采取折衷的办法，既提倡持续的增长，同时又坚持消除增长的弊端。罗马俱乐部忧心如焚研究对策时，中国人还在文革狂热中，连肚子尚混不饱，谈不到那个层次。经济改革以来，以粗放型增长使经济规模迅速提升，为罗马俱乐部模型提供了最生动的样本。中国每年以8％以上的增长，持续了30多年，GDP从未将环境因素量化为成本，来扣除GDP中对环境的破坏部分，甚至根本就不考虑环境生态成本。经济高速发展实际上是沾了市场全球化的光，如果失去外国的资源和市场，中国经济会立即崩溃，仅凭本国大半枯竭的资源已经无力支撑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同样，中国的增长也对地球生态带来灾难性后果：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一，水污染居第一，重金属污染居第一，固体废物也居前列……各种矿产资源消耗量亦居前列，这会使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组成的地球环境系统发生异常变化。据科学家估计，自1600年以来，人类活动已经导致75％的物种灭绝，目前全世界濒危动植物达到10954种，其中动物达5423种，植物5531种。在今后几十年内，全球植物种类的1/4将面临绝迹的危险。中国的物种受威胁或灭绝的现象十分严重，高等植物中4000-5000种受到威胁，占总数的15％-20％，高于世界的10％-15％的水平，约20％的野生动物生存受到威胁。[13] 环境污染和掠夺式的开发利用，使生物的遗传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加速丧失，生物群落日趋单一化，失去生态平衡，人类的生存环境也会变得更加脆弱和危险。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的生态灾难也日益显现在人们面前，水葫芦蔓延成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水葫芦学名凤眼莲，原产南美，喜高温湿润，在25℃至35℃下生长最快，植株数量可在5天内翻倍，每株在一个生长周期90天内可繁殖成25万株。100年前，水葫芦作为观赏花卉从南美洲引入我国，由于它能吸收水中的有机物，20世纪50年代被引进长江、珠江流域。由于繁殖极快，对水体生态造成重大破坏，已被列为我国16种外来入侵物种之一。过去的几十年中，江河湖泊污染严重，水体富含有机物，水葫芦开始泛滥。由于水葫芦能吸附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其死亡沉下水底后又会对水质构成二次污染，鱼虾大量死亡，不仅使河湖腥臭，也严重污染地下水。疯长的水葫芦不仅大量消耗水中的氧气，加速水体富营养化后导致水质更加恶化，造成长江、珠江水系水质劣化，并且堵塞河道。
 
长期以来，人类在自然界中唯我独尊的人类中心主义，只注重食物、药物、燃料和工业原料等方面的直接价值，忽视生物多样性在稳定环境和保持发展能力的作用。现在无人再怀疑环境崩溃的可能性，所谓“科学发展观”、“环境友好型”、“绿色GDP”之类的口号即是为了应对这种可悲的前景。而中国在一片绿色GDP的喊叫声中，2006年反而是环境最为恶化的一年，“重造一个既令人民富裕又山川秀美的中国”，还看不到实现这种美好愿望的可行性。没有资金方面的巨额投入，没有对破坏环境事件的严厉制裁，一切保护环境生态的宣传都是废话。我们只看到污染物排放越来越多，荒漠化日趋严重，破坏江河生态的水坝电站不少反增。比如说每年的海洋休渔，无非是为让鱼儿长大一点，几个月后再一网打尽，然后再人工投放鱼苗，再全部捞出来摆上餐桌，居然有人为这种自私的休渔方式叫好。再比如说城市污水处理低，污水经暗渠排放到城外，以眼不见为净，再作为环保政绩来宣传。所以，只有官方的环保机构，没有民间环保组织的运作与监督，环境改善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官方环保机构往往与污染企业有利益上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将环保局改名为“污染局”。近几年各地开工的重化工项目不断增多，这对生态环境也是个灾难性损害。由于重化工业对拉动GDP 增长的效果十分明显，在现行财税体制下，生产型增值税使得重化工项目创造的税收远高于同样投资的其它产业项目，在巨大利益诱惑下，发展新型工业变成了发展重化工业。自2003以来，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重化工热”，各省市无不争上重化工项目，从东南沿海一直到西部的四川等地。尽管它在许多地方都严重超过资源、环境承载力，过度消耗能源、耕地、淡水等资源，尽管它在解决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方面与其它产业相比没有优势。世界上都是以发展第三产业提升国民经济水平，中国反而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发展方向，带来投资居高不下、能源紧缺、原材料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加剧、就业形势严峻的诸多不良后果。由于重化工园区专业性强，基础设施投资强度较大，有些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只是简单地将现有的重化工企业向园区转移，或为了引进投资，不断降低环保门槛，吸引重污染企业进驻。另外，一些高消耗、高污染的石化企业在各地区间进行转移，或从城市搬迁到郊区，或从发达地区搬向欠发达地区。一些地区在加强重化工企业的污染治理之后，有些地区的官员却等着拿关停企业的名单，招兵买马，收归旗下。环境保护是慢功，没有几个领导人愿意为后人积善，而放弃眼前立竿见影的利益，不为自己树立现实的政绩。所以，如同铬盐产业一样，世界上最恶心的产业都在向中国集中，如上海就有国际上最大的铅酸蓄电池企业，附近有大量的儿童血铅超标，出现中毒症状。上海是人口密集城市，共有17家铅蓄电池企业。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铅是一种蓄积性毒物，主要侵犯造血系统、神经系统及肾脏，对心血管系统、生殖功能有损害。也能发生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环境中铅由于不能被生物代谢所分解而成为持久性的污染物。”[14] 但往往受益的当世官员，见棺材落泪的是后代子孙，将来中国人的后代免不了尽是些痴呆或畸形病人，绝非危言耸听。唯物质主义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既吃子孙饭又断子孙路的可恨地步。

目前中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到356．92万平方公里，约佔国土面积的近40％，而亟待治理的有近200万平方公里。全中国现有646个水土流失严重县，其中82.04％在长江和黄河流域。若水土流失情况持续，将会引发各地严重的水旱灾害。中国是季风气候，河流的季节性比较强，雨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冲刷就比较厉害。加上人口不断在增加，开垦荒地、放牧等等，对植物的破坏相对比较严峻。在水土流失严重的贫困县，农民不断开垦荒地，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恶性循环，加剧了整个区域的生态恶化。中国有76％的贫困县和74％的贫困人口生活在水土流失区。随着水土流失的加剧，土层有效持水量降低，土壤调节水分的功能也随之下降，影响水资源利用，进而导致水旱灾害加剧。60多年来，中国大陆从南到北，旱灾发生的频率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近10年来，中国全国平均耕地受旱面积达到2.9亿亩，成灾面积达1亿多亩。如及时不治理，将恶化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加剧贫困。怎么治理呢？这又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五、布朗来了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Brown）在《世界观察》杂志（1994年第9-10期）上发表了题目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性报刊和新闻机构都在显要位置上作了转载和报道，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也迅速作出了强烈反应。随后，布朗又在几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宣扬他的观点，并不断补充新的证据。1995年下半年他又出版了系统全面地论述他的观点的专着——《谁来养活中国》。布朗写的这本书中分析说在工业化之前人口密度很高，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耕地大量流失和粮食大量进口，他发现这是一条规律。布朗根据中国和国际上一些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国未来30至40年期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耕地、复种指数、水资源、化肥投入、单产和生态环境的动态趋势，说中国谷物缺口将达2.07-3.69亿吨，相当于现在全世界谷物出口2亿吨总量的1-2倍，他看不到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谷物进口国后，世界粮食市场会有相应的供应能力。由于中国粮食短缺引会起国际市场粮价暴涨，剥夺穷国的生存权，中国持续的人口压力还将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全球生态危机，影响国际安全，比战争更为严重，因而忧心如焚。实际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仅是“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还是“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国将如何危害世界”的问题。这真是个令人惊恐的寓言，又让中国人听到了“黄祸”论，看到了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的幽灵，是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即“中国粮食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不服气，中外二位老马在中国早就批倒批臭了，纷纷撰文批驳布朗危言耸听，口诛笔伐现代马尔萨斯主义，归布朗为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反华一族。专家论证中国粮食可以充分自给的现实与未来，以1978-1984年之间中国粮食产出的增长经验为例，只要存在有利的经济条件，中国的粮食产出就能实现快速增长，粮食增产的潜力是存在的而且很大。中国目前的粮食问题不是能不能增产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增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断言中国粮食生产还有巨大的增产潜力，自然资源可提供的持续产量在目前总产水平上再提高二三倍是不成问题的。并极为乐观地估计：
 
未来几十年内全世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单产在现有水平上再提高一倍是没有问题的。这意味着，即使粮食收获面积保持不变，世界粮食产量也可以轻松地增加一倍。全世界的可耕地大约有32亿公顷，现在已开发的为13.7亿公顷，尚不到可耕地的50％。假设32亿公顷的可耕地全部得到利用，而且复种指数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占农作物总收获面积的比例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即使收获面积单产不变，世界粮食总产量也可以提高一倍。因此，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收获面积单产提高和收获面积扩大的综合作用将使全世界的粮食产量至少达到目前水平的4倍，即104亿吨。按联合国的人口预测，世界人口2025年为82.2亿，104 亿吨的总量相当于人均1.27吨；即使人口达到102亿的最大规模，人均粮食仍然在1吨左右，这种人均占有水平仍然超过了目前美国的水平。所以，未来的世界不会出现布朗预言的“粮荒”。[15]
 
这却是一个令人轻松的“寓言”，断然击退了布朗散布的恐怖寓言，鼓舞了中国人的斗志。既然未来最不济也有人均1吨粮食可期，比美国的目前水平还高，中国人口再增加一倍也不必大惊小怪。布朗预测中国在2000年需要进口粮食6000万吨。但在事实上，世纪之交的中国粮食生产进入了所谓的新阶段，已经基本上改变了短缺的局面。1997年后，中国已不是苦于粮食不足，而是苦于粮食过多。2001年春天，在全国范围内清查了粮库，发现国家粮食库存达2200亿公斤。粮食满仓，导致1997年以来，粮食价格连续下降70个月左右。可惜，“布朗寓言”发出10年后，中国耕地锐减，中国成为粮食净进口大国，仅大豆一项2008年进口竟高达3300万吨，2010年又增加到5480万吨，10年前中国还是国际市场上大豆的主要供应国，2010年国产大豆仅有1520万吨。人们注意到，中国粮食产量在1998年达到5.12亿吨的高峰后，已是连续5年的减产，到2003年，粮食产量已下降至4.31亿吨。从2000年开始，每年国内的粮食生产量都不能满足当年的粮食需求，当年的产量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缺口大约在3000万吨。而且生态环境正日益走向崩溃，各种资源全面短缺，持续不断的巨大需求也深刻影响国际市场，造成国际主要矿产资源类商品价格的翻番上涨，也促使国际粮食价格进入上涨周期之中。尽管学者们还可以说这也受印度等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刺激，但中国的作用再不可否认。中国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进口转基因大豆，也使得热带雨林被大面积砍伐而改种大豆。外国人甚至惊呼：“中国人吸干了从拉普拉塔河到亚马逊河的大豆市场”。这也等于中国将耕地转移到了美洲，因为中国后备耕地资源极其有限，人均不足0.1亩，粮食持续增产并不容易，除非把森林砍光了建造梯田，把草原和戈壁变成粮田，把长江水引进西部大沙漠。但热带雨林的消失，也是人类的共同灾难，是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中国粮食生产尽管成本昂贵，但解决粮食危机决不是一个纯市场化的问题。残酷的现实不幸被布朗言中，于是又发现布朗博士原来并非“唱衰中国”的坏人，他的警示极具现实意义，官方赶快请来授予名誉称号，学术界也纷纷举办座谈会，与布朗博士切磋技艺，一齐号脉开方子。人们终于明白了粮食安全比军事入侵更紧要，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了4000万中国人，这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了。
 
中国是粮食生产大国，增长率也不能算低，有理由高兴，但人均粮食占有量几十年来并无显著提升。1958年粮食产量为2亿吨，人均300公斤；1984年4亿吨，人均400公斤；1998年5.12亿吨，人均410公斤；2003年4.31亿吨，人均330公斤；2010年5.46亿吨，人均400公斤；2011年5.7亿吨，人均420公斤。虽然中国粮食同期生产力翻了一番多，由2亿吨的产粮水平增加到5亿吨，但粮增人增，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只有400公斤，新增粮食产量的34％用于新增人口消费，只有2/3可以用来提高食物消费水平、改善膳食营养结构。可以预见，21世纪初期的20-30年内，由人口总量增加和消费水平提高带来的粮食消费总量扩张势头不可遏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播种面积基本上徘徊在1.10-1.15亿公顷之间，这期间只有1985、1994、2000年低于1.1亿公顷这一所谓的“警戒线”，而这三年粮食生产都发生了明显减产，1985年粮食播种面积骤减了400万公顷，结果粮食总产减少2800万公斤；2000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340万公顷，是造成当年粮食减产9％最重要的因素。而到了2003年，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只有14.9亿亩，下降到了1949年中共建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国家趁粮价下跌之际，为改变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水土流失，森林被过度砍伐，草场退化，沙漠化等），组织了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还草项目，有超过1亿亩的耕地退出了以粮食为主的农作物种植。

其中，退耕规模最大的2002年和2003年，退耕面积分别达到了2138万亩和3356万亩。除此之外，非农建设用地失控也是导致粮食播种面积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1997-2003年8年间，各种非农建设用地高达1989万亩，其中最多的2003年一年就有344万亩。特别是开发区的恶性扩张，占用了大量的耕地，2003年全国开发区所占面积甚至超过了全部城市的面积，严重动摇了粮食生产。也由于人口与耕地一增一减的反向发展，导致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已由1950年代初的2.78亩减少到1980年代初的2.04亩和21世纪初的1.51亩，减少了2/5。随着人口持续增加，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的势头难以逆转，但还要为将来新增人口至少准备出1亿吨以上的粮食增产空间，都要在现有的18亿亩耕地上作足文章，而2010年人口已经增长到了13.39亿，人均耕地仅有1.34亩了。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长期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矛盾，所以中国只能是一个农民人口大国，而不可能是农业大国或农业强国，其农产品增长潜力也主要用来抵消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尽管市场化改革最早从农业开始，并且被认为是中国改革最成功的领域，而且多数农产品的产量确实增加了不少，但大部分主要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并不高，其中粮食、棉花、油料和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仅水产、蔬菜和果品能有少量出口。
 
2000年以来，世界谷物连续4年出现大额缺口，粮食储备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未来20年世界谷物市场的预测均得出了需求大于供给和贸易量不增的结论，全球粮食形势严峻。果然不出所料，受产量减少、需求增加的影响，世界粮食库存下降，国际市场粮食供需关系总体趋紧，再加上一些发达国家调整能源政策，利用玉米、大豆等谷物生产生物燃料，消化石油价格暴涨带来不利因素，世界粮食价格自2006年9月份起持续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全球食品价格比上年上涨了9.8％，其中，中低收入国家食品价格上涨了9.7％。2007年一季度，全球食品价格同比上涨了11.6％，其中，中低收入国家上涨了8.7％。分品种看，牛肉（巴西产）2006年比上年上涨了14.9％，2007年一季度同比又上涨了9.7％；中低收入国家食用植物油2006年上涨了2.8，％，2007年一季度猛涨了30.9％。小麦：2006年，美国小麦到岸价格每吨比上年上涨了26.0％，创2000年以来最高涨幅记录。2007年1-4月份，美国小麦每吨到岸价格比去年同期又上涨了13.1％。同期，每吨玉米价格比上年上涨23.5％的基础上又上涨了57.7％。大豆每吨价格同比上涨了23.7％。大米：2006年，泰国大米离岸价格每吨比上年上涨了6.5％。2007年1-4月，每吨价格同比上涨5.4％。高粱：2006年，美国离岸价格每吨比上年上涨了27.8％。2007年1-4月份又上涨了61.2％。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06年世界粮食产量预计为22.09亿吨，比上年减产1.2％。分品种看，谷物产量连续两年下降，大豆产量上升。谷物中小麦、玉米和稻谷的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粮食需求平稳增长。2006年世界粮食总需求预计为22.77亿吨，比上年增长1.5％。其中，谷物消费持续增长，谷物需求大于产量3.6％。2006年世界谷物消费20.56亿吨，比上年增加2606万吨，增长1.3％。谷物需求大于产量7174万吨。谷物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工业用粮增加。由于世界粮食产量下降，而消费平稳增长，2006年世界粮食库存大幅下降，期末库存为3.74亿吨，比上年减少7308万吨，下降16.3％。粮食期末库存占当年粮食产量的16.9％，占年度需求量的16.4％，低于18％的粮食安全线。

出于能源安全的考虑，一些产粮大国在世界粮食供需偏紧的情况下调整能源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玉米等粮食品种价格大幅上涨。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出于环境保护和减少对石油依赖的考虑，继续大幅增加生物燃料的使用，这进一步增加了对玉米等粮食的需求。以美国为例，面对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美国政府计划用乙醇来替代本国10％的汽油需求。因此，2000年，美国用于乙醇生产的玉米数量仅占其国内产量的6％，2005年到达14％，2006年为20％，即5500万吨。此外，美国现有100多家乙醇厂，还有42家正在建设，另有7家正在扩建，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玉米等粮食价格的上涨。中国也从美国引进了一批玉米洒精生产线，很快发现这是一个错误，虽然酒精有价格优势，但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中国的粮食还没有多到需要供汽车消费的程度。海洋运输费用增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也是推动世界粮食现货价格上涨的一些因素。受原油价格上涨、贸易量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世界海运费用大幅增加。如2006年波罗地海干货运费上涨了30％以上。全球气候变暖也是导致粮食价格上涨的一个因素，世界农业研究咨询小组发布报告认为，近年来气候变暖可使土豆和花生等农作物的野生亲缘植物灭绝，进而使产量下降。食品价格上涨还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对发展中国家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印度2006年消费者价格上涨9.2％，2007年一季度上涨8.6％。印度尼西亚2006年上涨13.1％，2007年一季度上涨6.0％。中国也在新一轮食品的上涨中引发了市场化改革以来的第三次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目前在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中，食品所占权重为33％左右，食品价格变化对消费者价格总水平有重要影响。此外，食品价格上涨还会间接带动其它相关商品生产成本的提高，继而造成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价格水平较大涨幅就可以看出这种联动作用。近年来中国城乡的恩格尔系数虽然逐渐降低，但目前仍分别达到37.7％和46.2％，远高于发达国家6-15％的水平。

官方说2007年消费价格指数（CPI）为6％上下，实际上早已达到了两位数。2010年实际涨幅更是数倍于5％的官方数字。政府不是想办法平抑物价或补贴国民，而是热衷于玩弄自娱自乐的数字游戏。2008年世界粮食更为紧缺，价格仍持上涨趋势，仅泰国大米一项就上涨了一倍，由此引发了各国民众的抗议浪潮。中国在粮食生产面临消费水平提高和人口增长双重压力，要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发展与粮食安全问题，难度极大。耕地减少没有出现粮荒，甚至还一度出现卖粮难，使得中国人头脑发热，以为从关注粮食安全已转变为压缩播种面积以解决供过于求的问题了。于是各种开发区纷纷圈占耕地，农民大面积撂荒，粮食大幅减产，结果是粮价大幅上升，进口激增，刺激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世界粮食市场逐步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随着国际粮价一年内超过50％的增长，粮食安全的幽灵在阔别数年之后，重新回到世界的上空，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中国也重新开始审视粮食问题。如2005年和2006年，中国粮食产需缺口275亿斤和211亿斤，只能通过国际市场来弥补国内粮食产需缺口，使得三年来呈净进口格局。2004-2006年，粮食净进口分别为497亿斤、445亿斤和508亿斤，三年累计净进口1450亿斤，合7250万吨。除大量进口大豆之外，2010年进口玉米157万吨，小麦为120万吨，都高于以往。中国是稻米大国，2010年的进口量也增至366171吨。根据海关统计数字，2010年共进口粮食6695.3万吨。逞年年增加均势，说明粮食缺口越来越大。2010年以来，猪肉价格连续暴涨，重要的原因就是玉米价格在上涨，养猪成本高导致出栏率降低。2011年1至9月份，据商务部报告，中国进口猪肉及其副产品达到87万吨，同比增长44.6%，由于国内猪肉消费量高达5000万吨，这对于满足需求仍是杯水车薪。中国猪肉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进口冻猪肉到岸价为每斤7元多，而国内的价格超过每斤10元，外国猪肉存在价格优势。如果要满足国内对肉类的需求，需要2000万吨玉米的进口规模，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来说，是不现实的，直接进口猪肉的敏感性就小多了，可以减少饲料粮进口。美国农场的玉米价格比中国要低1元多人民币，养猪成本远低于中国，所以大量进口猪肉可能会常态化。植物油情况已经是这样，中国本是油料生产大国，油菜、花生、芝麻等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大豆、葵花子的生产也名列前茅。近年来种植面积均呈下降趋势，现在进口油料已占国内消费总量的六成，油料已成为对国际市场依存度最大的大宗农产品。黑龙江是中国大豆主产省，在质优价廉的进口大豆冲击下，已经丧失市场优势，种植面积和产量连年下降。但随着石油价格持续上涨，植物油转化生物柴油的价格优势日趋明显，全球植物油市场需求也将成倍增加，未来很可能是有钱无处买。如同粮食市场一样，种籽和农药定价权在外国手里，中国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越强，价格越由国外说了算。
 
世界粮食严重不足，2008年美国小麦库存将降至60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大麦库存将降至42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油籽库存预计减少22％。标准普尔称“粮食短缺的情况很严重，目前的谷物库存水平已经跌到了24年来的最低点。”一场粮食争夺战，从2007年初世界食品涨价之初就悄然爆发。粮食价格不断高涨，促使一些产粮国家出于保障安全供应的原因而控制粮食的出口。俄罗斯对小麦征收40％的出口关税，阿根廷停止小麦出口，越南禁止大米出口。另一方面，食品进口国在增加粮食的储备，70％粮食靠进口的日本正大幅度增加粮食储备。中国也宣布调高粮食出口税率，限制粮食外流，以稳定国内价格。中国粮食基本能自给，主要是透支了生态环境，西北部沙化严重，半个中国笼罩在沙尘暴之中，还有干旱山区的乱开荒。这些地区本来应该以恢复生态为主，却普遍存在过度开垦和放牧的情况，如果停止这些过度行为，必然扩大粮食缺口，人口爆炸使中国陷入生态透支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必须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上作艰难抉择。农业技术使亩产翻番，进口粮食以解燃眉之急，比毛泽东时代高明许多，但并不证明潜力无限，人口还要增加，耕地还要减少，生态还在恶化，表面的繁荣并不能避免未来的危机。由于人均资源不足，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耕地和水资源的耗用，未来国内粮食生产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约束。粮食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大量的粮食都为生产者自用，产量下降必然导致商品粮的下降和对国际市场依赖度的增加。待到国际市场粮食不足以应付全球人口增加的需求时，届时有钱也买不到粮食，谁会是中国人的大救星？粮食原本是土地和用水密集的产品，进口粮食也就等于进口了土地和水资源，照布朗的说法，进口一吨粮食就等于进口了1000吨水，而出口劳动密集型的果蔬及动物性产品则等于输出了劳动力。这相似于工业品的来料加工，符合中国土地和水资源短缺而劳动力过剩的特点，能发挥其比较优势。问题在于出口国的环境承受力，或因某些因素使世界粮食供不应求，国外大幅减产时，进口也会大幅减少。
 
近几年粮食虽然稳定增长，但情况不容乐观。有学者对四川和湖南的调查证明，部分地区60岁以上老人占农村劳动力的80%以上，农村的老龄化问题与城市一样严重。中国农业的代价是用全球7%的土地消耗35%的氮肥和70%左右的可用水资源，2-3倍于欧美的花费和农药使用量，数倍于传统种子的工业种子，养活的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5。中国农业大学资环学院课题研究组的数据表明，过去8年粮食单产几乎没有显著增长，但每亩化肥施用量却增长了近40%，每公斤化肥生产的粮食不足19公斤，化肥效率正以每年1公斤的速度下降。化肥增长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降低到10%左右。至2010年良种覆盖率已达95%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40%。但中国的种子工业除了杂交水稻外，基本没有话语权，前十大粮食公司已经控制了全球种子市场的32%以及全部的转基因种子。目前全球每年粮食的正常贸易量为2.2亿吨至2.3亿吨，纵使中国将这些粮食全部购买下来也只能满足我国粮食需求的45%，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一大粮食出口市场。[16] 传统的农业为了保持地力，一般使用轮种或撂荒办法，大量使用绿肥。化肥农业是永不停息的耕种，地力下降，连东北的黑土地也开始沙化了。良种化肥农药提高了粮食产量，使农业更加依赖工业，工业化农业遂使淡水枯竭，地力透支，成本上升，水土污染，受制于人，循环不已……
 
   六、人口难题
 
   中国土地面积同欧洲差不多，公元纪年以来的人口增长，中国只比欧洲略多些。直到战后的1950年，中国人口增长到5.5亿，欧洲增长到5.1亿。之后便加速拉开距离，1975年中国9.2亿，欧洲6.3亿。到2000年，中国人口接近13亿，欧洲7亿。50年间，中国增长超过130%，欧洲不到40%。但中国的国土质量却远比欧洲差，欧洲没有大面积荒漠，容纳人口的生态极限也远不似中国这么脆弱。人们羡慕美国人生活水准高，美国与中国一样大，人口3亿，中国有一半以上地区不适合居住，硬是住满了十几亿人。按中国的生态承载量，应该少于美国，有2亿人足够了，俄罗斯比中国大得多，才1亿多人。中国多出的十来亿人，至少要几百年时间来消化。从全球人口上升的曲线来看，工业革命和二战后才开始高速增长，如欧洲1800年只有1.8亿人。美国1950年人口为1.5亿，2000年2.6亿，2010年3.1亿。60年增加1倍，但美国地广人稀，鼓励移民，1800年仅有600万人，是人口净输入国。中国是人口净输出国，在海外有5000多万华人。人口增长与粮食问题密切相关，北美地广人稀，从不为粮食担心，灾年也无非减少出口而已。殖民地时期的美国，25年内人口就增加了一倍，超过英格兰或欧洲500年的速度，许多高龄者往往能看到50到100个以上的直系子孙。由于劳动报酬优厚，多子女不但不成为家室之累，反而成为家庭富盛的源泉。中国正好相反，过去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马可孛罗的游记曾倾倒无数西方人，但那只是表面繁荣，许多穷人劳作一年，连饭也不够吃。进入现代社会，许多发达国家人口已呈负增长趋势，未来也将延续这种趋势。不发达地区相反，非洲有三个中国大，1950年3.8亿人，2000年7.6亿，目前约有10亿人口。亚洲和中南美洲的情况也差不多。人多是有理由的，各国都一样。冷兵器时代，初级火器时代，小农经济时代，工业化初期，人口增长对于战争和生产确有好处，世界大战、部族杀戮、阶级斗争、大炼钢铁、抗灾抢险、春种秋收、邻里纠纷等等，都无疑体现人多力量大的优势。以多生来抵御饥饿、疾病、灾害及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后工业时代，人们开始追求汽车、洋房、高级家电、旅游出国，注重自身享受生活质量，谁也不愿把金钱和精力全花费在养活一大群孩子上。现代生活消费高，也制约了多生孩子的欲望，尤其在高通货膨胀的中国，双职工连养活一个孩子都感觉困难。农村五六个孩子靠几亩薄田能活命，城市人连幼儿园也上不起。中国的官本位文化也是人多的理由，兵多官大，你单位千把人，我单位上万人，你最多是个处级，我至少是局级，不管效益如何，待遇相差千里。几百万人口的大市长比几十万人口的小市长，其级别待遇要高出很多。外国有的影星、球星、模特，一年赚几千万美元，创造的产值（票房收入）抵得上我们10万人的企业集团。科索沃战争，美国出动B-2型隐形轰炸机，携带卫星制导炸弹，对南联盟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进攻一方零伤亡的先例。一改以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经典战争场面，宣告了蜂拥而上的人海战术完全过时。中国靠人多力量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时代对于各个地区却不平均，持长矛捕猎的非洲土人与握鼠标上网的现代人，都生活在21世纪，却很难划入一个时代。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中也谈到中国人口问题，他这样说：“中国的气候异样地适宜于人口的繁殖。那里的妇女生育力之强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进程停止。”孟老前辈的分析于今日之中国仍然有道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强制的，农村强拉生二胎的妇女做结扎，吓得她们全国乱跑，全世界对此非议不断。生育多少也与文化有关，中国人极强的生育欲望与古罗马人不愿结婚生育形成鲜明对照，欧洲为人口减少苦恼不已，我们却为拥挤不堪大费脑筋，只好各为人口增加或减少而立法。中国文化对传宗接代极为重视，生不出男孩是中断家谱对不起祖宗八辈的奇耻大辱，所以如今不得不吞下人口爆增国力难以承载的恶果。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说：“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与此相比，所有其他困难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这一法则制约着整个生物界，我看不出人类如何能逃避这一法则的重压。任何空想出来的平等，任何大规模的土地调整；都不会消除这一法则的压力，甚至仅仅消除100年也不可能。所以，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过上快活悠闲的幸福生活，不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担忧，那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今天重温马老前辈的教导，对于曾以为共产主义可以战胜自然法则的人，依然如当头棒喝！尽管那时还仅以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土地与食物量的关系来分析，未考虑到资源短缺与环境破坏，未预见到森林和大海都快砍光捞尽了。我们不必争论如何赶上美国的历史宏愿，单就让中国人过上美国式的生活，再增加一个地球的资源也不够用。
 
几千年来，中国只出过一位女皇——武则天。还是篡夺了儿子的皇位才登基的，因为对于彻底的男权社会，女人不要说当皇帝，就连通过正当途径考取功名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武则天做皇帝名不正言不顺，于礼于法都不合。另一方面，皇帝传位主要靠嫡长子继承，武传位于子，只是归政；若传给女儿，虽是血亲，但女子从父姓夫姓，也等于传位于外人。由此看来，武皇帝即使无人推翻她，她开创的周王朝也铁定是一世王朝。虽然敢于反传统，但她并不是一个能将中国的礼教、宗法、法律和民族传统来个彻底革命的现代改革家，不可能解构男权社会。女性皇帝的出现，只是个别现象，并不具有普遍的历史意义。皇家如此，民间就更逃不出这个铁律，血缘传承，财产继承，传子不传女，形成中国人不生儿子誓不罢休的最原始动力。在一些名人的家谱上，常有传承到几十代的记载，作为家族繁荣昌盛的证明，证明后人的光荣与祖先的显赫有着血亲连系。按中国的传统，女子出嫁了就算外人，要入夫家的家族谱系，靠了传男不传女的传统才延续了家族血统。然而科学却有另外一种解释：无论生男生女，第二代只有父辈的1/2血统，第三代1/4，第四代1/8……可以用1除以2的n-1次方（m=1/2(n-1)，m为血缘关系，n为遗传的代数）的公式计算。可以看出，只算到30代，就只有十亿分之一的血缘了。20多年算一代，也不过几百年。俗话说，“五百年前是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确有道理。若非要保持家族血缘的纯净，惟有近亲通婚，但近亲通婚远在石器时代就已证明危险的后果。古人其实也懂得遗传的道理，只是科学要受民族传统的约束。根据这个公式，我们知道，越往后传，与先祖的血缘关连性越微乎其微，遗传的只是姓氏。中国人通过生儿子以传宗接代的愿望，不过是姓氏接力的安慰而已。所以，张王李赵遍地刘，百家姓里，茫茫人海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与自己有或者没有血缘关系。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实在不必太看重家族的遗传继承。传宗接代的愿望，实际上是履行民族繁衍责任。不生儿子不足以传承子嗣的农业社会传统、重男轻女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架构，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性竟多出3700万。
 
重男轻女是汉人传统，与汉文化完全不同的藏文化，生育观亦大不同。藏民族没有男尊女卑的传统，家庭地位平等，分担家务，男子从事较重的体力工作，“西藏妇女从未深藏于闺阁之中，她们活跃在家庭和社区中，形成一股充满活力的力量。她们的作用奠定了她们的地位。牧区有句形象的俗话：小孩的脚磨起茧子（放牧），女人的手磨起茧子（做活），男人的屁股磨起茧子（坐着喝茶）。妇女支撑起牧区基本生活：挤奶、打茶、炒磨青稞、制作酥油奶渣、照看孩子……从清晨到夜晚，从岁首到岁尾。”[17] 西藏人口一直很少，除去自然因素，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佛法讲众生为母，讲六道轮回，从上至下为：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这一世是人，下一世是什么，全看个人行止。善则位次上升，恶则位次下降，若想脱离六道，永世为仙，那就非积大善才行，入无余涅盘之不死不生境界——成佛。佛家没有传宗接代的概念，藏人也没有。孩子出生起名字，汉人定随父姓，写入家谱，作为传宗接代的证明，没有孩子还要领养，以免断绝香火。藏人起名字不必管祖先姓氏，也没有不生儿子无颜见列祖列宗的耻辱感。藏人的名多为四个字，不重血统，姓氏早已退化，例如扎西敦珠，扎喜才仁等，除了在名字前加上房名（家庭的代号，并代表血缘关系）或职务名，著名人物名字前可以冠他的籍贯的地名，如噶举派创始人达波拉杰，因在达波建寺而得名，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本名洛松扎巴，“宗喀”是其家乡的称呼，即湟水流域，“巴”是人的意思。藏人的名字有着深刻的内涵，寄托人们的思想感情，多用吉祥名字。例如次仁——长寿，顿珠——如意等；或带有宗教色彩，如卓玛——仙女，卓嘎——度母，多吉——金刚。每个名字意味深长，丰富多彩，比如：扎西多吉——吉祥金刚；益西拉姆——智慧仙女；次仁尼玛——长寿太阳，分别带有宗教、祝福和自然色彩。名字一般男女有别，前两字男女共享，男女区分是后两个字。后两个字为络绒、扎西、多吉、呷玛、邓珠、曲批、降央、降措、登巴、彭措等为男性名字；后两个字为志玛、拉姆、拉忠、拉措、拥忠、曲措、拥青、曲珍、麦朵等则为女性名字。藏人的称谓与汉人多有不同，首先对父系与母系没有严格的区分，没有内外亲疏之分，统称爷爷奶奶，侄儿侄女，对爱人的父母也统称公公婆婆。小辈对长辈，无论认识与否，均可统称阿爸阿妈；同辈统称哥哥弟弟和姐姐妹妹，长辈对小辈可统称儿子和女儿。同行之间一般都以老师相称。区别亲生与否，是在称呼后面加上对方的名字，如扎西阿爸、拉姆妹妹、络绒哥哥、女儿志玛等。没有姓氏传承，不讲血缘关系，藏人结婚要“认骨头”，搞清骨系（rus-pa）——血缘关系，避免近亲结婚。藏语称姓氏为rus-pa，本意是骨头，亦译“骨系”。藏族早年有塞（se）、穆（rmu或dmu）、东（stong）、董（ldong）等四大族系，再加上查、楚两个氏族，合称为藏族六大氏族，也就是六大姓。各大氏族中又分若干小氏族和家族，各有自己的姓氏，认骨头有助于弄清血缘上的联系。
 
中国的有识之士很早就开始关注人口问题，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组织专家讨论人口问题来制定人口政策，后因国共内战只好作罢。美国人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历代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陷入被中共推翻的窘况，很大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人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政治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还根本不懂得人口增加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性。”毛泽东则是故意混淆概念，恶言相向：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8]
 
全是大话空话，十几亿中国人创造了多少人间奇迹呢？在引领人类文明的现代科学技术上，没有一项是中国人发明的。正因为马克思当年痛批过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论，毛泽东竟然不顾人多地少的国情，也跟着批判中国的马尔萨斯——马寅初。全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拼命生孩子。文革时停课停产闹革命，闲着没事，生孩子就是一大乐趣。70年代初开始醒悟，发现挨批的二位老马没错，错的是自己的老祖宗马克思，但已经有了8亿人。虽然不好意识为党外的老马平反，但还是动员群众采取节育措施。斯诺1971年访华文章中谈到，周恩来总理对他讲，国家鼓励生两个孩子的人做绝育手术，说就是百分之一的增长率也会使中国的人口在2000年增加到10亿。周也知这种估计太保守，于是号召少生，免费发放避孕药具，计划2000年人口控制在10亿。可1981年便达10亿，一看不行，赶快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希望到2000年控制在12亿以内，结果还是到了13亿。根据人口数学模型作出的预测，常因复杂的国情而失效。1999年10月12日，地球人口突破60亿。据联合国人口基金测算，2011年10月31日世界人口达70亿，距“60亿人口日”不过12年。21世纪中期世界人口将突破90亿，此后人口增速会放缓，到世纪末可能达到100亿。中国搞计划生育，据说少生了几亿人，须知世界上不搞计划生育的国家生育率也呈下降趋势，这期间欧洲人口没增加，北美国家因移民增加了一些，主要是亚洲和非洲，人口增加较快，但出生率在下降，2010年日本人口已出现0.3%的负增长。印度人口突破10亿，也是出生率下降后的数字。说中国少生了人也对，但其他国家也少生了，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应该差不多。现在一年新增就业人口2400万，只有一半就业机会，中国的失业和半失业率估计有20％左右。官方的登记失业率严重失真，因为绝大部分享受不到失业救济的人不会去登记，那点救济既麻烦也无聊。农民工就更不必说了，没人给他们登记。在人口爆炸的持续压力下，中国又迅速迎来了老龄化社会，比西方国家要快上几十年，这是在刚解决了温饱情况下的又一严重情况，属于一种贫穷的老龄化社会。由于实行一胎化政策，社会福利未普及到全社会，未来的养老问题将是十分棘手的事。中国是以劳动密集产业为主，靠不断增加的青壮劳动力维持经济增长，四五十岁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很难再就业，这部分人也要由工作的人口养活，“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占人口比例的缩小，社会负担加重，中国的老龄化形势将比西方国家更为严峻。但养活老人还是比多养孩子省力些，人口的总量必须减下来。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人口增带确实在下降了，中国人口未来应该低于世界平均增速，即使维持在13-14亿人的规模，也已经是很可怕的数字了。

但面对生态恶化崩溃之忧，中国的人口问题也许会以另一种危机展现出来，据许多研究报告表明，环境激素（因人类活动而释放到周围环境中的，对人体内和动物体内正常激素功能施加影响，从而干扰内分泌系统的物质，统称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能导致雄性生物雌性化、性功能障碍、精子数量减少、不孕不育、新生儿异常、性比例失调等。这类污染物特别之多，共有8大类，如各种多氯联苯的除草剂，有机磷类的杀虫剂，防腐剂，多种塑料增塑剂，洗涤剂，许多工业副产品如二恶英类、呋喃类、苯并（a）芘类和多种苯化合物，以及重金属如甲基汞、镉或铅等及其络合物等等。这其中有很多化学物质不容易降解，一旦进入环境，其积累和放大效应必然对食物链顶级的动物和人类造成损害。特别是二恶英（dioxins），其中2，3，7，8-四氯二苯二恶英（2，3，7，8-TCDD）毒性最强，其毒性是剧毒物氰化钾的1000倍，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毒的有机污染物。其热稳定性强，降解周期长，被斯德哥尔摩国际公约严格禁止，主要产生于垃圾焚烧。这些化学污染物对人体具体表现为致癌、致畸和致突变的“三致”作用，还会干扰男性雄激素分泌，加重男性女性化趋势，增高男性不育率。有调查证明，全球男性精子数目在过去的50年内下降超过1/3；在发达国家，平均每5对夫妇就有1对不育，中国的趋势也很糟糕，男性平均精子数仅为2000多万个，比50年前减少了4000多万个，目前8对夫妇就有1对不育。[19] 50年下降2/3，再过50年或100年，中华民族只好在试管中繁衍，这或许是富人的专利，付不起试管费的穷人将失去传宗接代的资格。全国性的污染使新生儿畸形率上升，是发达国家的3倍，每年约出生100万有缺陷的新生儿。中国的人口问题有可能从爆炸式增长到严重的负增长，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因为环境已无法恢复到农业文明时代，就象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变暖一样不可逆转，谁也无法让全世界的汽车停驶和发电厂熄火，谁也无法让人口稠密地区的农田都栽上树而不再耕种粮食，谁也无力让全国1/5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恢复原状，谁也不能让比这更多的耕地不必用污水灌溉……不但不从根本上禁止高污染物的排放，还有意制造新的污染源，广州在人口密集的城区肆意新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官员竟然声称为无害化处理，无视已建成的垃圾厂周边已有“癌症村”出现了。事实证明，污染的最终根源无不来自于专制政府，来自于独裁统治者对于生命的漠视。
 
   七、沙子问题
 
   广东省雨季多台风暴雨，水位变化剧烈，堤防稳固关系重大，近几年堤坝决口很少，但沿江房屋一遇大水却垮塌无数。原因是采沙过度，河床变深，河岸陡峭，无力承受水浪冲击，原本离岸远些的房屋也变成沿江“别墅”，地基松散，保不住哪天掉进江里。灾难是人为造成的，原因是广东河道已普遍无沙可采，建筑业又急等沙用，沙价狂升，采沙人只有更加穷凶极恶乱采一通，吸干最后一粒沙子，以应付市场需求。于是有更多的地方豪强势力垄断沙源，不顾别人死活，主管部门坐地收钱，官商勾结，更加速恶性循环，造成人为的巨大财产损失，许多人无家可归，许多房屋变为危房。尽管下达了西江、北江、东江等整个珠江流域的禁止采沙令，但作用有限，无非淘汰了些后台不硬的散户，有官员背景的照采不误。沙子，原本是一个令人无限烦恼的东西，土地沙化，沙尘暴，西部大沙漠，漫天黄沙，沙进人退，“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无不令英雄气短。建筑业的超常增长，竟然连沙子也不够用了。连沙子也快要靠进口了，当如弹丸之地的香港澳门一样，沙土都要内地转运。即使是沙子多的北方，除了沙漠地区，都有非法采沙问题。采沙也造成长江、黄河、淮河堤防危险和破坏耕地现象，这早已不是新闻，只是不如广东已无沙可采这样紧张。何以采沙不顾环境破坏，有报道称，2008年以来，仅汨罗境内湘江、沅江、汨罗江的砂石开采权相继被拍卖，给政府带来超过5亿的财政收入。
 
煤炭也是一样，理论上储藏量很多，但采挖失控，资源破坏严重，很多地区百孔千疮，产煤大省山西有2万平方公里成为采空区，占土地面积的七分之一。几十年后，将无煤可采。采煤与采沙相似，不用多少技术，弄出来就是钱，有人比喻说，比抢银行还来钱快。在疯狂的资源抢夺战中，中国原本是产煤大国，却正在变为煤炭进口大国。中国GDP的增长当中，基本是靠能源消耗推动的，火电、钢铁、水泥和化工四大行业，占每年煤炭消耗量的90%。2009年，中国第一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净进口1.03亿吨，消费量占了世界总消费量的46%，2010年全国煤炭产量为32亿吨，2011年1-7月份全国煤产量22.21亿吨，同比增加2.52亿吨，增幅13.5%。中国消耗的粗钢是欧盟、美国及日本联合总量的两倍，2010年粗钢产量为6.25亿吨，强劲需求也推动了国际煤价2010年大涨了40%。现在是每星期建一个发电厂，炼铜炼铝能力居世界第一，是全球黄金、钼、铅、锌等的最大生产国。中国本土几无资源可采，于是全世界到处能听到中国人争夺资源的脚步声。山西是煤炭大省，却正在成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而数十年前山西是中华民国的模范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位居中国前列。一个较为贫穷的省份，山西煤老板竟然与温州炒房团一道成为中国富豪群体的代名词。山西煤老板到北京、海南等地大量购置房产，乃至移民国外，寻找资金和人身避难之地，这些人的后路自然是以切断多数人的活路为代价。这些发了财的煤老板中，绝大部分是各地官员及其亲属。
 
中国是稀土储量大国，近年来，稀土资源遭到破坏性开采，低价出口，储量迅速从世界储量的90%下降到36%，产量则仍占全球产量的97%。而同为储量前三甲的美国和俄罗斯，稀土产量却为零。自然资源在加速枯竭，主要矿产资源依赖进口，六成石油需要进口，矿产资源除了稀土尚可供出口，已是全面短缺。三分之一的国土已经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经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没有安全的饮用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 万人因此患上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30多年来，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能源消耗比例远远高于GDP在全球GDP总量中的份额，2009 年中国GDP占世界的8.6%，却消秏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同期美国GDP占世界的24.3%，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占 15.2%和21.7%。现在中国除了石油消费比美国略少些，其它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量早已超过美国许多。中国消耗着世界55%的铁矿石，29%的铜，28%的镍，每天消耗1000万桶原油。更为严重的是，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致使人口与资源关系一直高度紧张的中国，今后还要面临如何消化巨大的生态难民问题。经济学家河清涟分析道：据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透露，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东部和东北部各省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有鉴于近3年生态难民的快速增长，人数恐已超过2亿。
 
但中国的沙子是不会缺的，广袤的沙漠不必说，光是淤积在水库中的沙子就够多了，只是这些沙子派不上用场，有害而无益。但江河中的泥沙并不光是浇筑混凝土用的，它还有重要的造地功能。水利专家王维洛说：“河流携带泥沙进入大海，这是自然的规律，是沧海变良田的一个过程，是自然界平衡的一个过程。把泥沙砾石淤都拦截在上面的河道里，下面的河流泥沙量减少了，可能会产生海岸线的大量侵蚀，国土要被侵蚀。中国最富饶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就是来自长江中上游的泥沙淤积而成的。如果三峡工程早400年建的话，把泥沙砾石都拦截在上游的水库中，中国不会有今天的上海市。”“上海就是长江的泥沙淤出来的，长江口是越来越往外推的。每推一平方公里土地，那都是国土。自然地扩大国土，他不要。非要把泥沙堆积在上游。这是一个常识，不是什么很难的问题。这也是自然的一个过程，非要干涉自然的过程，认为这个或那个措施起作用，首先要看看后果是什么。为什么自然界是这样的规律，而你非要拧着干？”“这些拦截在水库中的泥沙砾石，子孙后代还要挖出来，因为这泥沙是属于大海的泥沙。”[20] 执政者总是跟江河泥沙过不去，泥沙该去的地方不让去，不可随便挖沙子的河道非采挖不可，为了一己之私，中国生态环境就这样被疯狂的红色贵族集团不停地破坏着，让中国人陷入不可逆转的生态毁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