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29日在乌兰巴托表示，蒙古国与缅甸拥有合作的互补性，希望在教育、医疗、矿业、文化和旅游方面加强同缅甸的交流合作。
额勒贝格道尔吉当天在乌兰巴托成吉思汗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来访的缅甸总统吴登盛。两国领导人随后举行会谈，并出席双方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合作领域涉及旅游、城市交流和经济贸易等方面。
2016年是蒙古国和缅甸建交60周年，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
应额勒贝格道尔吉邀请，吴登盛6月28日至30日对蒙古国进行正式访问，他是首位访问蒙古国的缅甸总统。
2015年6月30日星期二
2015年6月29日星期一
中国公民年满十八周岁后两年内可以申请变更一次民族身份
中国民委、公安部日前公布《中国公民民族成分登记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在其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的两年内，可以依据其父或者其母的民族成分申请变更一次。”
中国政府最近公布的《中国公民民族成分登记管理办法》需要注意的规定有：所申请拥有的民族成份只能是父亲或者母亲一方的民族成分； 年满十八岁之日起两年后，不可申请变更民族成分。《管理办法》中还规定，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要变更成分不可由本人申请，而应当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申请。
十八周岁是个重要限定，因为十八周岁被认定为是具有行为能力的年龄。北京允许公民依据双亲中任何一方的民族成分变更自己的民族成分的政策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
英国BBC广播公司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宽于汉族的生育政策，中国少数民族还享有教育和其他方面的一些权利。因此许多人造假，将自己登记成少数民族，享受优惠政策。”对此，中国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确实有很多问题，包括人权问题。对信仰自由、对不同文化的尊重还是做得远远不够的。”
中国政府最近公布的《中国公民民族成分登记管理办法》需要注意的规定有：所申请拥有的民族成份只能是父亲或者母亲一方的民族成分； 年满十八岁之日起两年后，不可申请变更民族成分。《管理办法》中还规定，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要变更成分不可由本人申请，而应当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申请。
十八周岁是个重要限定，因为十八周岁被认定为是具有行为能力的年龄。北京允许公民依据双亲中任何一方的民族成分变更自己的民族成分的政策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
英国BBC广播公司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宽于汉族的生育政策，中国少数民族还享有教育和其他方面的一些权利。因此许多人造假，将自己登记成少数民族，享受优惠政策。”对此，中国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确实有很多问题，包括人权问题。对信仰自由、对不同文化的尊重还是做得远远不够的。”
力拓今年将向蒙古铜金矿投资至少2.5-3亿美元
路透6月26日 - 蒙古总理Chimed Saikhanbileg周五表示，矿业巨头力拓已承诺今年将投资至少2.5亿-3亿美元，用于蒙古奥尤陶勒盖铜金矿地下部分的建设。
蒙古总理Saikhanbileg在接受路透采访时称，二期建设预计于今年开工。这标志着这个停滞已久的50亿美元的项目有了新的进展。一旦该矿于2021年全面投产，则有望使蒙古国内生产总值(GDP)提高三分之一。
蒙古总理Saikhanbileg本周访问了纽约和华盛顿，在访问过程中对该国上月与力拓成功达成协议、重启该矿建设一事给予了高度评价。
蒙古总理说：“蒙古再次对商业投资开放，”他表示：“对投资者而言，这里应当是最热门的投资地之一。”
蒙古总理还称，参与奥尤陶勒盖铜金矿项目下一阶段融资的有14家不同的国际组织和银行，其中包括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联盟(International Finance Consortium)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该铜金矿由力拓运营，预计年均可生产43万吨铜和42.5万盎司黄金，但项目仍需额外融资40亿美元。
蒙古总理Saikhanbileg还表示，关于蒙古塔本陶勒盖(Tavan Tolgoi)煤矿的命运，议会有望在7月11日议会休会之前形成决议。
蒙古总理Saikhanbileg称，该国正计划仿照新加坡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设立一个政府投资实体。对此他没有提供多少细节，但表示自己希望该实体能尽快设立。
蒙古总理Saikhanbileg在接受路透采访时称，二期建设预计于今年开工。这标志着这个停滞已久的50亿美元的项目有了新的进展。一旦该矿于2021年全面投产，则有望使蒙古国内生产总值(GDP)提高三分之一。
蒙古总理Saikhanbileg本周访问了纽约和华盛顿，在访问过程中对该国上月与力拓成功达成协议、重启该矿建设一事给予了高度评价。
蒙古总理说：“蒙古再次对商业投资开放，”他表示：“对投资者而言，这里应当是最热门的投资地之一。”
蒙古总理还称，参与奥尤陶勒盖铜金矿项目下一阶段融资的有14家不同的国际组织和银行，其中包括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联盟(International Finance Consortium)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该铜金矿由力拓运营，预计年均可生产43万吨铜和42.5万盎司黄金，但项目仍需额外融资40亿美元。
蒙古总理Saikhanbileg还表示，关于蒙古塔本陶勒盖(Tavan Tolgoi)煤矿的命运，议会有望在7月11日议会休会之前形成决议。
蒙古总理Saikhanbileg称，该国正计划仿照新加坡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设立一个政府投资实体。对此他没有提供多少细节，但表示自己希望该实体能尽快设立。
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
俄罗斯、蒙古确认参加天安门广场阅兵 - 德国之声
9月3日，来自俄罗斯和蒙古的方队将与中方队伍一起，现身天安门广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上。俄、蒙是最先确认参加阅兵的两国。
（德国之声中文网）这将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首次阅兵。至今， 中方没有透露究竟邀请了哪些国家参加阅兵仪式，不过表示会邀请与中国在二战中共同浴血奋战的西方盟国。
谁来，谁不来？
据中国媒体报道，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已确认将参加阅兵式。不过，外交人士对路透社表示， 出于西方与俄罗斯关系吃紧、普京预计将出席等一系列考虑，届时会与习近平同坐在阅兵席上的西方首脑恐怕寥寥无几。
今年5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参加了俄罗斯纪念二战（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中方还特别派出了102人的仪仗队，是外国方队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当时，西方首脑就因为乌克兰问题而抵制参加阅兵典礼。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周四（6月25日）表示，针对中方的邀请，"已有部分国家军队"作出了反馈。"俄罗斯等国已经明确表示，届时将应邀派员来华参加和观摩阅兵。"《环球时报》也在周四报道，蒙古方面将派出75人方队参加阅兵。
阴霾下的中日关系
在抗战结束70年后，中日两国关系仍然笼罩在阴影之下。中方指责日方未能良好地为其侵略历史忏悔、赎罪，并不断将这一问题曝光于公众与舆论视野。
4月时，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对阅兵仪式是否能发出和解的信号、促进战争创伤愈合提出质疑。这遭到了中方的严厉批评。
本周，一名中国高官曾公开抱怨，"中国在二战中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在西方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德国之声中文网）这将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首次阅兵。至今， 中方没有透露究竟邀请了哪些国家参加阅兵仪式，不过表示会邀请与中国在二战中共同浴血奋战的西方盟国。
谁来，谁不来？
据中国媒体报道，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已确认将参加阅兵式。不过，外交人士对路透社表示， 出于西方与俄罗斯关系吃紧、普京预计将出席等一系列考虑，届时会与习近平同坐在阅兵席上的西方首脑恐怕寥寥无几。
今年5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参加了俄罗斯纪念二战（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中方还特别派出了102人的仪仗队，是外国方队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当时，西方首脑就因为乌克兰问题而抵制参加阅兵典礼。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周四（6月25日）表示，针对中方的邀请，"已有部分国家军队"作出了反馈。"俄罗斯等国已经明确表示，届时将应邀派员来华参加和观摩阅兵。"《环球时报》也在周四报道，蒙古方面将派出75人方队参加阅兵。
阴霾下的中日关系
在抗战结束70年后，中日两国关系仍然笼罩在阴影之下。中方指责日方未能良好地为其侵略历史忏悔、赎罪，并不断将这一问题曝光于公众与舆论视野。
4月时，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对阅兵仪式是否能发出和解的信号、促进战争创伤愈合提出质疑。这遭到了中方的严厉批评。
本周，一名中国高官曾公开抱怨，"中国在二战中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在西方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维族或藏人或蒙古族的将军何时任中国元首 /王宁
从1840年2月6日开始，新西兰就成为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到今天已经有170多年了。而新西兰采用英国的民主政体的国会也有156年了。期间有两位毛利人被任命为新西兰的国家元首-新西兰总督。
瑞维斯先生Sir Paul Reeves （生1932年12月6日，逝2011年8月14日）从1985年11月22日到1990年11月20日任新西兰第15任总督，他是新西兰原著民毛利族担任国家元首的第一人，他也是著名的毛利族运动的领袖。瑞维斯爵士还是奥克兰技术大学AUT的首任校长Chancellor of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新西兰政府于2011年8月18日为瑞维斯进行了国葬。瑞维斯一生养育了3个女儿，6个外孙子或者外孙女。在他离世前不久，他与太太热维斯夫人Lady Reeves和全家一起庆祝了他们结婚52周年。
出生于1954年11月14日的玛德帕瑞将军在2011年8月31日就任新西兰第20任总督，任期5年。玛德帕瑞将军任总督前是新西兰国防总长。去年新西兰总理柯伊John Key专程前往阿富汗看望新西兰的维和部队时和玛德帕瑞将军在一起呆了两天，由此总理决定提名玛德帕瑞为下一任总督，今年初英国女王伊莉莎白批准了这项重大任命。玛德帕瑞爵士在就职仪式上说：“我一直认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今天给我了总督的头衔，那只是我从今天开始换了一份工作而已，我还是一个普通的新西兰人。”人们经常看到，昔日这位大名鼎鼎的将军除了出席正式场合身着军服或者西装领带外，他总是穿得和大学生一样的随便，言谈举止也是非常的亲和以及给人予平等的轻松感觉。
玛德帕瑞是接替了赛特南德Sir Anand Satyanand GNZM QSO总督职位的。赛特南德爵士是新西兰历史上头一位亚洲裔担任总督的，他是印度裔。
新西兰总督是法理上的国家元首，是英国女王派到新西兰的代理人，新西兰的所有法律在国会通过后一律要由总督签字才可生效。总督不具有国家行政的权力，国家的运转是靠以国家政府来进行的，政府首脑是总理 Prime Minister (也可以翻译成“首相”) 。从法理上总督具有发动战争和罢免或者任命政府首脑的权力。
新西兰的毛利人一向和新西兰英国人的政府有巨大和深远的矛盾。去年新西兰政府第一次在联合国原著民宣言上签了字，就是说只有人口15% 的毛利人具有自决、自治或者单独成立政府的权利。现在是毛利人的大将军当上了国家元首 – 总督，就是说一个毛利人、而且有实际上摆布军队的能力和权力的国家元首，那对于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来看这件事，小脑子发达的胡锦涛是根本无法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的。
不要说让任何一位西藏人或者维吾尔人或者蒙古人当中国的元首，即今天的国家主席了，就是把假自治区的元首，即现在的自治区书记（都是汉人）换成当地的主体原著民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哪位蒙古族的将军要当内蒙古的书记，那不是想要被杀头吗？就连学者哈达先生发表些研究性的言论还被投入大牢15年至今被失踪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被这些言论连累着入大狱。
所以，从今天新西兰的情况来用人类进化文明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落后不只是要退回人类文明上百年的事情。不是吗？
请注意，有钱人并不是文明的人！只有420万人口的小新西兰的财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富相比，那新西兰是在地上，而中国是在太空的高度。
瑞维斯先生Sir Paul Reeves （生1932年12月6日，逝2011年8月14日）从1985年11月22日到1990年11月20日任新西兰第15任总督，他是新西兰原著民毛利族担任国家元首的第一人，他也是著名的毛利族运动的领袖。瑞维斯爵士还是奥克兰技术大学AUT的首任校长Chancellor of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新西兰政府于2011年8月18日为瑞维斯进行了国葬。瑞维斯一生养育了3个女儿，6个外孙子或者外孙女。在他离世前不久，他与太太热维斯夫人Lady Reeves和全家一起庆祝了他们结婚52周年。
出生于1954年11月14日的玛德帕瑞将军在2011年8月31日就任新西兰第20任总督，任期5年。玛德帕瑞将军任总督前是新西兰国防总长。去年新西兰总理柯伊John Key专程前往阿富汗看望新西兰的维和部队时和玛德帕瑞将军在一起呆了两天，由此总理决定提名玛德帕瑞为下一任总督，今年初英国女王伊莉莎白批准了这项重大任命。玛德帕瑞爵士在就职仪式上说：“我一直认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今天给我了总督的头衔，那只是我从今天开始换了一份工作而已，我还是一个普通的新西兰人。”人们经常看到，昔日这位大名鼎鼎的将军除了出席正式场合身着军服或者西装领带外，他总是穿得和大学生一样的随便，言谈举止也是非常的亲和以及给人予平等的轻松感觉。
玛德帕瑞是接替了赛特南德Sir Anand Satyanand GNZM QSO总督职位的。赛特南德爵士是新西兰历史上头一位亚洲裔担任总督的，他是印度裔。
新西兰总督是法理上的国家元首，是英国女王派到新西兰的代理人，新西兰的所有法律在国会通过后一律要由总督签字才可生效。总督不具有国家行政的权力，国家的运转是靠以国家政府来进行的，政府首脑是总理 Prime Minister (也可以翻译成“首相”) 。从法理上总督具有发动战争和罢免或者任命政府首脑的权力。
新西兰的毛利人一向和新西兰英国人的政府有巨大和深远的矛盾。去年新西兰政府第一次在联合国原著民宣言上签了字，就是说只有人口15% 的毛利人具有自决、自治或者单独成立政府的权利。现在是毛利人的大将军当上了国家元首 – 总督，就是说一个毛利人、而且有实际上摆布军队的能力和权力的国家元首，那对于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来看这件事，小脑子发达的胡锦涛是根本无法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的。
不要说让任何一位西藏人或者维吾尔人或者蒙古人当中国的元首，即今天的国家主席了，就是把假自治区的元首，即现在的自治区书记（都是汉人）换成当地的主体原著民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哪位蒙古族的将军要当内蒙古的书记，那不是想要被杀头吗？就连学者哈达先生发表些研究性的言论还被投入大牢15年至今被失踪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被这些言论连累着入大狱。
所以，从今天新西兰的情况来用人类进化文明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落后不只是要退回人类文明上百年的事情。不是吗？
请注意，有钱人并不是文明的人！只有420万人口的小新西兰的财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富相比，那新西兰是在地上，而中国是在太空的高度。
暴政有期 大愛無疆 ──鼓動華人向達賴喇嘛示威是自取其辱 （加拿大）盛 雪
當我走近在渥太華向達賴喇嘛尊者及藏人活動抗議示威的華人人群，看到一些人舉著的牌子上寫著：「西藏自從元朝（1271AD-1368AD）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早於美國和加拿大建國。」我心想，他們現在不提西藏自唐朝就是中國領土了，越來越多的人明白了，將文成公主嫁給西藏松贊乾布王，不但不能顯示西藏自那時起就是中國領土，事實正說明，唐王朝不得不靠嫁女兒，來與吐蕃搞好兩國關係。可是，這些中國人說西藏從元朝起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更可笑、可悲甚至可恥。
元朝是蒙古帝國中最大的汗國，漢人政權被蒙古人滅掉後國土併入蒙古帝國中的一個最大的分封地。那時漢人是比藏人地位更低的被奴役者。
展示恥辱與無知
我想，應該提醒這些示威者有關的基本常識。我走到示威隊伍前向他們發送公開信，幾位示威者非常憤怒、衝動，一齊大聲指責我，還夾雜污言穢語，他們從頭到尾沒有容許我講完一句話。組織者不准許人們接受我的公開信，他們並叫來了皇家騎警，將我帶離。
第六屆國際議員西藏大會和西藏行政中央駐外代表大會，先後於四月二十七到三十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舉行，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同時到訪渥太華。加拿大「北京協會」和「加中友好協會」等多倫多華人社團發出呼籲，要求華人向到訪的達賴喇嘛抗議示威。
兩百多華人先到加拿大國會山前拍照留影，然後齊聚幾百米之外的市民中心會議廳外，拉起橫幅，舉出許多標語牌，上寫「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家」等。示威行動招來路人議論紛紛，有位遊客在知道這些人是抗議達賴喇嘛後，驚嘆的說：「我的天，他們瘋了麼？應該很容易找到一個更適合被抗議的對象吧。」
示威活動似乎並不是很認真，僅約一個多小時示威人群就散了。我在路上繼續向他們散發公開信，加拿大北京協會的楊寶鳳用高音喇叭大聲叫喊，不許我發送公開信，並聲嘶力竭地對周圍的人說：「她就是靠幹這個吃飯的」。有一位父親將年約十五六歲孩子接過的公開信一把搶過去，激憤地撕掉，扔在大街上。我說：「這是加拿大，你無權禁止孩子知道真相。」
挑動民族仇恨不惜一切手段
不知是沒有搞清狀況還是故意為之，抗議活動發出的呼籲將「第六屆國際議員西藏大會」說成是「第六屆藏青會世界代表大會」，並說，達賴喇嘛將出席該會。全加華人聯會發表聲明，將非政府民間組織藏青會說成是「西藏流亡政府屬下的藏青會」。於是，兩百多名通過種種努力和付出、終於擁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中國憤老憤青，激憤地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凌厲的寒風中，高喊反對藏獨、反對分裂的口號。
其實，漢人政權演變歷史極其錯綜複雜，土地的佔有和丟失也千變萬化。蒙古人建立的帝國，被漢人歸入自己的歷史，前後順延，稱為元朝。漢人所說的元朝在蒙古文中是：Dai Ön Yeqe Mongɣul Ulus，直接翻譯成中文是：大元大蒙古國。
一二○六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於漠北斡難河（今鄂嫩河）建立大蒙古國。蒙古國於一二二七年攻滅西夏，也就是今天寧夏、甘肅、青海、內蒙古及陝西北部。又於一二三四年攻滅金朝，佔領整個華北地區。一二四○年間，藏人政權領地吐蕃被歸入蒙古人勢力範圍，成了藩屬國。一二七一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大蒙古國。一二七六年，蒙古人滅了漢人政權南宋，佔領中原及南方領土。也就是說，當蒙古帝國降伏吐蕃（現在的西藏）時，還沒有元朝。漢、藏都是蒙古帝國的戰利品，說西藏是元朝的一部分，沒有任何邏輯。
漢人糾結的歷史誤區
西元十三世紀前後的大蒙古國，先後佔領及征服了西達東歐、黑海與伊拉克地區、北達貝加爾湖、東達日本海與高麗、南達原漢人政權南宋的所轄領土，後來還收編了東南亞諸國為藩屬國。說西藏自元朝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如說中國和西藏都是蒙古的一部分更合情合理。即便都是被佔領後的國民，在大元蒙古國，藏人也比漢人地位高。大元大蒙古國主張蒙古至上主義，設立了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個等級制度。其中，第三等級「漢人」，是指金朝統治下的漢人；第四等級「南人」，是指南宋統治下的漢人。
蒙古政權劃分的第二等級「色目人」，是中亞、西亞、歐洲民族的統稱，包括吐蕃人（藏人）、阿拉伯人、粟特人、黨項人、伊朗人、猶太人和亞述人、突厥人、俄國人等。所以，在蒙古大元國的社會階層中，包括藏人在內的約三十多種「色目人」的地位，都在漢人之上。
大元蒙古政權對中華文化也有許多限制政策，但是，蒙古人非常青睞西亞文化與文明，提倡藏傳佛教，大量重用色目人。從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在元帝國被長期廢止，使得漢人崇尚的儒、士、賢、達的社會地位急劇下降，中原傳統社會秩序基本崩潰。在中國各朝各代歷史時期，西藏與漢人有關係的朝代主要是唐朝，但是屬於長期軍事衝突狀態，藏人還一度佔領過長安。後來藏人與中原漢人在元朝和清朝有了更密切的關係，但一個是漢人被蒙古人統治，一個是漢人被滿清統治。
暴政有期 大愛無疆
不管歷史如何演化，今天，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等普世價值已經成為民主社會的常識。達賴喇嘛尊者在世界各地宣講慈悲、尊重、寬容、平等、樂觀、友善等價值觀念對人類的意義。達賴喇嘛成為跨越信仰、文化、地域、種族等因素，受到全世界敬仰的領袖。
針對西藏和中國的現實，達賴喇嘛近年來進一步推動二十多年前就確立的中間道路，就是西藏既不接受目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處的地位或狀態，也不尋求主權獨立地位，而是取中間路線，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範圍內尋求整個西藏三區施行名副其實的自主自治。中間道路是放棄極端的立場，從而保證有關各方必要的利益。對西藏而言，中間道路可以保障西藏的宗教、文化與民族特性之保護、延續與發展；對於中方，中間道路可以保證中國的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統一；而對其他鄰國或第三國而言，中間道路促使邊界的安全與和平，有利於推進國際外交活動。這是一個理性、務實、周全並充滿政治智慧的考量。中方對談判沒有任何誠意，並一再歪曲中間道路的設想。
在得知有親共社團鼓動華人到渥太華向到訪的達賴喇嘛尊者示威後，我和朋友草擬了一份公開信：「暴政有期，大愛無疆──致向達賴喇嘛抗議的華人」。公開信介紹和分析了西藏的現狀和華人的非理性表現。最後說：「如果你真心希望中國統一，請把加國的經驗帶回去，呼籲地方自治、多元文化、對話和解、寬容平等，為少數民族爭取保護語言、信仰、民族文化傳統的自由與權利。」
元朝是蒙古帝國中最大的汗國，漢人政權被蒙古人滅掉後國土併入蒙古帝國中的一個最大的分封地。那時漢人是比藏人地位更低的被奴役者。
展示恥辱與無知
我想，應該提醒這些示威者有關的基本常識。我走到示威隊伍前向他們發送公開信，幾位示威者非常憤怒、衝動，一齊大聲指責我，還夾雜污言穢語，他們從頭到尾沒有容許我講完一句話。組織者不准許人們接受我的公開信，他們並叫來了皇家騎警，將我帶離。
第六屆國際議員西藏大會和西藏行政中央駐外代表大會，先後於四月二十七到三十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舉行，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同時到訪渥太華。加拿大「北京協會」和「加中友好協會」等多倫多華人社團發出呼籲，要求華人向到訪的達賴喇嘛抗議示威。
兩百多華人先到加拿大國會山前拍照留影，然後齊聚幾百米之外的市民中心會議廳外，拉起橫幅，舉出許多標語牌，上寫「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家」等。示威行動招來路人議論紛紛，有位遊客在知道這些人是抗議達賴喇嘛後，驚嘆的說：「我的天，他們瘋了麼？應該很容易找到一個更適合被抗議的對象吧。」
示威活動似乎並不是很認真，僅約一個多小時示威人群就散了。我在路上繼續向他們散發公開信，加拿大北京協會的楊寶鳳用高音喇叭大聲叫喊，不許我發送公開信，並聲嘶力竭地對周圍的人說：「她就是靠幹這個吃飯的」。有一位父親將年約十五六歲孩子接過的公開信一把搶過去，激憤地撕掉，扔在大街上。我說：「這是加拿大，你無權禁止孩子知道真相。」
挑動民族仇恨不惜一切手段
不知是沒有搞清狀況還是故意為之，抗議活動發出的呼籲將「第六屆國際議員西藏大會」說成是「第六屆藏青會世界代表大會」，並說，達賴喇嘛將出席該會。全加華人聯會發表聲明，將非政府民間組織藏青會說成是「西藏流亡政府屬下的藏青會」。於是，兩百多名通過種種努力和付出、終於擁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中國憤老憤青，激憤地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凌厲的寒風中，高喊反對藏獨、反對分裂的口號。
其實，漢人政權演變歷史極其錯綜複雜，土地的佔有和丟失也千變萬化。蒙古人建立的帝國，被漢人歸入自己的歷史，前後順延，稱為元朝。漢人所說的元朝在蒙古文中是：Dai Ön Yeqe Mongɣul Ulus，直接翻譯成中文是：大元大蒙古國。
一二○六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於漠北斡難河（今鄂嫩河）建立大蒙古國。蒙古國於一二二七年攻滅西夏，也就是今天寧夏、甘肅、青海、內蒙古及陝西北部。又於一二三四年攻滅金朝，佔領整個華北地區。一二四○年間，藏人政權領地吐蕃被歸入蒙古人勢力範圍，成了藩屬國。一二七一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大蒙古國。一二七六年，蒙古人滅了漢人政權南宋，佔領中原及南方領土。也就是說，當蒙古帝國降伏吐蕃（現在的西藏）時，還沒有元朝。漢、藏都是蒙古帝國的戰利品，說西藏是元朝的一部分，沒有任何邏輯。
漢人糾結的歷史誤區
西元十三世紀前後的大蒙古國，先後佔領及征服了西達東歐、黑海與伊拉克地區、北達貝加爾湖、東達日本海與高麗、南達原漢人政權南宋的所轄領土，後來還收編了東南亞諸國為藩屬國。說西藏自元朝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如說中國和西藏都是蒙古的一部分更合情合理。即便都是被佔領後的國民，在大元蒙古國，藏人也比漢人地位高。大元大蒙古國主張蒙古至上主義，設立了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個等級制度。其中，第三等級「漢人」，是指金朝統治下的漢人；第四等級「南人」，是指南宋統治下的漢人。
蒙古政權劃分的第二等級「色目人」，是中亞、西亞、歐洲民族的統稱，包括吐蕃人（藏人）、阿拉伯人、粟特人、黨項人、伊朗人、猶太人和亞述人、突厥人、俄國人等。所以，在蒙古大元國的社會階層中，包括藏人在內的約三十多種「色目人」的地位，都在漢人之上。
大元蒙古政權對中華文化也有許多限制政策，但是，蒙古人非常青睞西亞文化與文明，提倡藏傳佛教，大量重用色目人。從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在元帝國被長期廢止，使得漢人崇尚的儒、士、賢、達的社會地位急劇下降，中原傳統社會秩序基本崩潰。在中國各朝各代歷史時期，西藏與漢人有關係的朝代主要是唐朝，但是屬於長期軍事衝突狀態，藏人還一度佔領過長安。後來藏人與中原漢人在元朝和清朝有了更密切的關係，但一個是漢人被蒙古人統治，一個是漢人被滿清統治。
暴政有期 大愛無疆
不管歷史如何演化，今天，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等普世價值已經成為民主社會的常識。達賴喇嘛尊者在世界各地宣講慈悲、尊重、寬容、平等、樂觀、友善等價值觀念對人類的意義。達賴喇嘛成為跨越信仰、文化、地域、種族等因素，受到全世界敬仰的領袖。
針對西藏和中國的現實，達賴喇嘛近年來進一步推動二十多年前就確立的中間道路，就是西藏既不接受目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處的地位或狀態，也不尋求主權獨立地位，而是取中間路線，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範圍內尋求整個西藏三區施行名副其實的自主自治。中間道路是放棄極端的立場，從而保證有關各方必要的利益。對西藏而言，中間道路可以保障西藏的宗教、文化與民族特性之保護、延續與發展；對於中方，中間道路可以保證中國的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統一；而對其他鄰國或第三國而言，中間道路促使邊界的安全與和平，有利於推進國際外交活動。這是一個理性、務實、周全並充滿政治智慧的考量。中方對談判沒有任何誠意，並一再歪曲中間道路的設想。
在得知有親共社團鼓動華人到渥太華向到訪的達賴喇嘛尊者示威後，我和朋友草擬了一份公開信：「暴政有期，大愛無疆──致向達賴喇嘛抗議的華人」。公開信介紹和分析了西藏的現狀和華人的非理性表現。最後說：「如果你真心希望中國統一，請把加國的經驗帶回去，呼籲地方自治、多元文化、對話和解、寬容平等，為少數民族爭取保護語言、信仰、民族文化傳統的自由與權利。」
2015年6月24日星期三
达赖喇嘛：藏传寺院应转型为佛学机构
首届格鲁派国际大会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大会通过抵制凶天等多项决议，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应邀出席闭幕仪式并致辞，敦促各寺院应转型为面向不同信众的佛学教育机构。
首届格鲁派国际大会于星期二早上9点在印度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大厅召开。
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格鲁派的甘丹法座日宗赛仁波切、夏巴曲杰仁波切和强孜曲杰仁波切为首的47位前任住持、位于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97座寺院住持、僧尼等300多人出席了此次为期两天的会议。
有关方面，格鲁派感恩达赖喇嘛及长寿仪轨筹备小组组长、西藏人民议会格鲁派议员阿珠次丹星期三在大会闭幕仪式上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召开这一会议主要是为了感恩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平业绩。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分成六个小组，就有关怎样巩固完善格鲁派组织基础、凶天问题、感恩达赖喇嘛等方面各抒己见，之后汇报了各自小组的讨论结果。”
所有格鲁派与会代表在大会闭幕日，一致表决通过了抵制凶天等一系列决议案。阿珠次丹说：“这次会议表决出的重点议案分别是，第一、切实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言；第二、格鲁派将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和跟随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第三、格鲁派虽与凶天成员早已划清界限、毫无关联，但现在凶天追随者借‘格鲁派’之名在世界各地恶意诋毁达赖喇嘛尊者与桑东仁波切、破坏藏民族团结、分化格鲁派内部及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次趁着格鲁派各高僧大德、住持、僧尼齐聚本次会议的机会，一致决定格鲁派坚决抵制和反对凶天追随者的分裂破坏活动，谴责凶天追随者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无端指控、蓄意制造事端的恶劣行径；第四，在格鲁派统一组织管理下，汇聚力量，争取进一步完善未来格鲁派学修制度，并做到顺应时代。”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席会议闭幕仪式，并发表演说时，特别敦促各寺院应转型为佛学机构。
达赖喇嘛说：“寺院大堂庙宇内塑造的佛像、摆放的佛经都不是只供信众磕头、祈祷和朝拜，而应该要自己寺院的僧人或尼姑，以及各方信众深入了解其意义、背景，之后去研习才更有助于自己的修行。因此，各寺院应该转型为面向不同信众的佛学教育机构，推广佛法教义，让更多人了解到佛学内容。”
达赖喇嘛表示，即使年事已高，也要争取学好西藏传统文化和佛学知识：“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老人都开始学习西藏文化，特别是接触佛法教义，参与佛法哲理辩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希望能够再接再厉。不管年纪有多大，都要把握学习佛法、语言和文字的机会，让自己的余生过得更有意义。寺院僧众在注重于佛学的同时，也要积极学好现代科学知识。”
首届格鲁派国际大会于星期二早上9点在印度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大厅召开。
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格鲁派的甘丹法座日宗赛仁波切、夏巴曲杰仁波切和强孜曲杰仁波切为首的47位前任住持、位于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97座寺院住持、僧尼等300多人出席了此次为期两天的会议。
有关方面，格鲁派感恩达赖喇嘛及长寿仪轨筹备小组组长、西藏人民议会格鲁派议员阿珠次丹星期三在大会闭幕仪式上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召开这一会议主要是为了感恩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平业绩。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分成六个小组，就有关怎样巩固完善格鲁派组织基础、凶天问题、感恩达赖喇嘛等方面各抒己见，之后汇报了各自小组的讨论结果。”
所有格鲁派与会代表在大会闭幕日，一致表决通过了抵制凶天等一系列决议案。阿珠次丹说：“这次会议表决出的重点议案分别是，第一、切实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言；第二、格鲁派将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和跟随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第三、格鲁派虽与凶天成员早已划清界限、毫无关联，但现在凶天追随者借‘格鲁派’之名在世界各地恶意诋毁达赖喇嘛尊者与桑东仁波切、破坏藏民族团结、分化格鲁派内部及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次趁着格鲁派各高僧大德、住持、僧尼齐聚本次会议的机会，一致决定格鲁派坚决抵制和反对凶天追随者的分裂破坏活动，谴责凶天追随者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无端指控、蓄意制造事端的恶劣行径；第四，在格鲁派统一组织管理下，汇聚力量，争取进一步完善未来格鲁派学修制度，并做到顺应时代。”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席会议闭幕仪式，并发表演说时，特别敦促各寺院应转型为佛学机构。
达赖喇嘛说：“寺院大堂庙宇内塑造的佛像、摆放的佛经都不是只供信众磕头、祈祷和朝拜，而应该要自己寺院的僧人或尼姑，以及各方信众深入了解其意义、背景，之后去研习才更有助于自己的修行。因此，各寺院应该转型为面向不同信众的佛学教育机构，推广佛法教义，让更多人了解到佛学内容。”
达赖喇嘛表示，即使年事已高，也要争取学好西藏传统文化和佛学知识：“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老人都开始学习西藏文化，特别是接触佛法教义，参与佛法哲理辩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希望能够再接再厉。不管年纪有多大，都要把握学习佛法、语言和文字的机会，让自己的余生过得更有意义。寺院僧众在注重于佛学的同时，也要积极学好现代科学知识。”
中国央视蒙古族人白岩松节目被停播
中国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近日有两档节目被突然停播。有人认为这是对白岩松的警告，因为他触碰了当局的舆论管控的红线。还有评论指出，中国官方和民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日益凸显，当局应反思为何不断有敢言的官方媒体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官方微博日前宣布《新闻周刊》及《新闻1+1》近日因“节目调动”而停播，由于这两档新闻评论节目均由相对敢言的白岩松主持，因此引起舆论关注。有网民认为，这可能与白岩松日前在节目中针对河北肃宁枪击案和黑龙江庆安枪击案明显有违官方调子的评论有关。
岩松的主持风格较为敢言，经常在节目批评地方官员及具争议性的政策，在中国不断收紧新闻言论自由的情况下，碰到当局的舆论红线被警告也很正常：“总的来说我对白岩松是比较认可的，他是少有的在可能的范围内，能够讲真话的主持人。这次停播我想不会那么简单，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官媒这么重要，不会轻易停播节目，他或许是犯了什么忌讳，用这个来惩戒。出了毕福剑这个事情之后，央视的尺度越来越严格。”
据了解，本月9日河北肃宁发生枪击案后，白岩松在节目中称警察“死亡”、“离世”，而不是“牺牲”，脱离了同台褒奖民警的主旋律。而对开枪者，他没有用“犯罪嫌疑人”，而用“五十多岁的老汉”。他还提出诸多质疑，怀疑事件别有内情，言论引来公安部门的猛烈批评。
面对质疑，白岩松上周与中国传媒大学学生聚会时作出回应，称节目播出时，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当所有事实未清楚的时候，必须首先采用中立的词汇，这是新闻的准则。”
早在上月，黑龙江庆安农民徐纯合在火车站被民警开枪击毙事件后，央视以大篇幅报道支持民警，但白岩松就在《新闻周刊》节目内呼吁继续调查真相。
体制里头能做到这样是不容易的，当局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即使声调不同它也忍受不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局对新闻界的掌控越来越严，不仅仅是这些现象， 中央媒体的各地报社记者站，以防止新闻敲诈为名，现在基本上都给取消了。所以说要‘主义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但对新闻界的打压对他们所谓的五个自信是个极大的 讽刺。
近来，中国出现多起具有官方背景的媒体人发表不满体制的言论而获罪的事件。包括因调侃毛泽东而遭处罚和封杀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毕福剑、因在网络上发表讽刺殉职警察的言论被停职的甘肃兰州党报编辑赵文、因发表支持“占中”及“亡党”的言论遭解聘的浙江党报评论员王垚烽等。
处理这些敢言媒体人可能会有反效果。表面上是在迎合中共，但反倒更让人关注事件，同样也让民众对习近平现在搞的倒行逆施认识更清楚。但言论空间不是被官方完全垄断的，官方只有几个少数的官媒，从整个网络来看，无论他们怎么控制，网络太巨大太复杂了。中国当局和民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将会越来越激烈。
白岩松（1968年8月20日－），蒙古族，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记者、主持人。白岩松的妻子叫朱宏钧，在电视台做编辑。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官方微博日前宣布《新闻周刊》及《新闻1+1》近日因“节目调动”而停播，由于这两档新闻评论节目均由相对敢言的白岩松主持，因此引起舆论关注。有网民认为，这可能与白岩松日前在节目中针对河北肃宁枪击案和黑龙江庆安枪击案明显有违官方调子的评论有关。
岩松的主持风格较为敢言，经常在节目批评地方官员及具争议性的政策，在中国不断收紧新闻言论自由的情况下，碰到当局的舆论红线被警告也很正常：“总的来说我对白岩松是比较认可的，他是少有的在可能的范围内，能够讲真话的主持人。这次停播我想不会那么简单，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官媒这么重要，不会轻易停播节目，他或许是犯了什么忌讳，用这个来惩戒。出了毕福剑这个事情之后，央视的尺度越来越严格。”
据了解，本月9日河北肃宁发生枪击案后，白岩松在节目中称警察“死亡”、“离世”，而不是“牺牲”，脱离了同台褒奖民警的主旋律。而对开枪者，他没有用“犯罪嫌疑人”，而用“五十多岁的老汉”。他还提出诸多质疑，怀疑事件别有内情，言论引来公安部门的猛烈批评。
面对质疑，白岩松上周与中国传媒大学学生聚会时作出回应，称节目播出时，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当所有事实未清楚的时候，必须首先采用中立的词汇，这是新闻的准则。”
早在上月，黑龙江庆安农民徐纯合在火车站被民警开枪击毙事件后，央视以大篇幅报道支持民警，但白岩松就在《新闻周刊》节目内呼吁继续调查真相。
体制里头能做到这样是不容易的，当局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即使声调不同它也忍受不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局对新闻界的掌控越来越严，不仅仅是这些现象， 中央媒体的各地报社记者站，以防止新闻敲诈为名，现在基本上都给取消了。所以说要‘主义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但对新闻界的打压对他们所谓的五个自信是个极大的 讽刺。
近来，中国出现多起具有官方背景的媒体人发表不满体制的言论而获罪的事件。包括因调侃毛泽东而遭处罚和封杀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毕福剑、因在网络上发表讽刺殉职警察的言论被停职的甘肃兰州党报编辑赵文、因发表支持“占中”及“亡党”的言论遭解聘的浙江党报评论员王垚烽等。
处理这些敢言媒体人可能会有反效果。表面上是在迎合中共，但反倒更让人关注事件，同样也让民众对习近平现在搞的倒行逆施认识更清楚。但言论空间不是被官方完全垄断的，官方只有几个少数的官媒，从整个网络来看，无论他们怎么控制，网络太巨大太复杂了。中国当局和民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将会越来越激烈。
白岩松（1968年8月20日－），蒙古族，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记者、主持人。白岩松的妻子叫朱宏钧，在电视台做编辑。
蒙古国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将参加9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 蒙古军队也将派出75名军人参加阅兵式
6月25日，蒙古国驻华大使馆举办媒体早餐会，其间，蒙古国驻华大使策.苏赫巴特尔表示，蒙古国总统和军队届时都将受邀访华出席相关活动。
苏赫巴特尔大使说，今年5月俄罗斯举办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阅兵式，9月中国也将举办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届时蒙古国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将人组成方阵参加阅兵式.受邀访华出席相关活动，蒙古军队也将派出75名军人参加阅兵式。
苏赫巴特尔大使说，1945年苏蒙联军在承德和张家口方向与日军激战，13名蒙古人民军战士牺牲。今年9月，蒙方将赴张北县苏蒙联军烈士陵园拜祭纪念塔。我们计划邀请30名蒙古人民军老兵参加此次活动。此外，蒙古国内9月也将举办相关图片展览以纪念历史。
据资料显示，1945年，世界反法斯西战争,苏蒙依据《克里米亚协定》分别对日宣战。8月19日，苏蒙联军同日军在黑风口一带展开激战，联军将士奋力厮杀，终于于20日占领了野狐岭日军主阵地。此次激战中，53名苏联红军、13名蒙古人民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纪念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的苏蒙联军烈士，张北县人民政府在野狐岭海拔1561米的山峰上，修建了墓地、烈士纪念碑。1957年，经国务院内务部批准，苏蒙联军烈士陵园进行重建，工程由纪念塔、纪念碑、烈士墓三部分组成。
苏赫巴特尔大使说，今年5月俄罗斯举办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阅兵式，9月中国也将举办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届时蒙古国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将人组成方阵参加阅兵式.受邀访华出席相关活动，蒙古军队也将派出75名军人参加阅兵式。
苏赫巴特尔大使说，1945年苏蒙联军在承德和张家口方向与日军激战，13名蒙古人民军战士牺牲。今年9月，蒙方将赴张北县苏蒙联军烈士陵园拜祭纪念塔。我们计划邀请30名蒙古人民军老兵参加此次活动。此外，蒙古国内9月也将举办相关图片展览以纪念历史。
据资料显示，1945年，世界反法斯西战争,苏蒙依据《克里米亚协定》分别对日宣战。8月19日，苏蒙联军同日军在黑风口一带展开激战，联军将士奋力厮杀，终于于20日占领了野狐岭日军主阵地。此次激战中，53名苏联红军、13名蒙古人民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纪念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的苏蒙联军烈士，张北县人民政府在野狐岭海拔1561米的山峰上，修建了墓地、烈士纪念碑。1957年，经国务院内务部批准，苏蒙联军烈士陵园进行重建，工程由纪念塔、纪念碑、烈士墓三部分组成。
2015年6月22日星期一
莫卧儿王朝兴衰史：统治南亚大陆三百年的蒙古帝国
一
莫卧儿帝国创始人巴布尔1482年出生于中亚帖木儿帝国一个蒙古贵族家庭。巴布尔是世界上两个最著名的征服者的后代:他父亲是突厥化的乞颜·巴尔拉斯部蒙古人帖木儿的后代，母亲则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巴布尔本人是位具有非凡的精力且极具敏感的人。他因其光彩夺目的武功而获得了“老虎”的绰号。
巴布尔起初只是中亚一个小邦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的统治者。他的父亲就是费尔干纳的帖木儿王乌马尔·沙黑（1469--1494年在位）。当时，乌马尔只是在蒙兀儿斯坦的察哈台汗的保护下才能维持统治。乌马尔·沙黑于1494年6月8日去世，其兄、河中王阿黑麻立即企图夺取费尔干纳，但是在战争中，他在乌拉·秋别附近去世（1494年7月）。费尔干纳仍是乌马尔·沙黑之子、未来的“莫卧儿大帝”、年轻的巴布尔的财产。
巴布尔的伯父阿黑麻留下了一个兄弟马合谋和三个儿子:麻素提、拜孙哈尔和阿里。他们为争夺河中的所有权而争吵。他们对撒麻耳干王位的占有时期都是短暂的。巴布尔的叔父麻合谋（1494--1495年在位）是一个挥霍无度的暴君，于1495年7月去世。麻素提在撒麻耳干进行统治。他在与他的兄弟们作战中度过了他短暂的统治时期，直到被一个背叛他的大臣把他弄瞎。在大混乱中，拜孙哈尔曾在撒麻耳干进行过短暂的统治，但不久就死在杀害他哥哥的那位叛徒手中。他们的堂兄弟、费尔干纳王巴布尔当时年仅14岁，在这些骚乱中获利，使他成了撒麻耳干的君主（1497年底），但是，他未能留在该城。撒麻耳干于1498年转到巴布尔的堂兄弟、阿黑麻最后一位幸存的儿子阿里手中。
帖木儿帝国灭亡后，他的继承人、印度未来的皇帝巴布尔自从被驱逐河中之后，翻山越岭进入阿富汗，夺取喀布尔，在喀布尔建立了一个小王朝，现在他率领伊斯迈尔借给他的军队匆忙赶回河中，胜利地进入了撒麻耳干城（1511年10月）。继撒麻耳干之后，布哈拉又向他敞开了大门，而蒙古乌兹别克人退到塔什干。巴布尔又去占领塔什干，成为塔什干和中亚的统治者。以伊朗人在呼罗珊的胜利为支柱，帖木儿王朝在河中的复辟似乎是完成了。但是，现在巴布尔开始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他曾求助过的、并接受其宗主权的波斯人是十叶派穆斯林。布哈拉和撒麻耳干居民信奉的是逊尼派，他们斥责他与异端邪说者谈判，并与他断绝关系，他们的宗教热情比他们对帖木儿朝诸王的忠诚更加强烈。由于受到这些宗教骚乱的鼓动，乌兹别克人又卷土重来。波斯将军纳吉姆·沙尼和巴布尔在布哈拉以北的加贾湾发生的一场大战中与他们交锋，这次被他们打败了（1512年12月12日），纳吉姆被杀。巴布尔放弃了对河中的所有企图，退回到他的喀布尔王国，七年以后，他从喀布尔出发，前往征服印度。于是，布哈拉、撒麻耳干和整个河中地区又转到蒙古乌兹别克人手中。
巴布尔曾尝试在中亚扩展自己的疆土，受挫后就把目光投向南方人心涣散、四分五裂的德里苏丹国。恰在这时巴布尔有了一个方便的借口:旁遮普省总督邀请他出兵把他从其领主苏丹的手中“解救”出来。于是，他向南方进行了“圣战”。
帖木儿帝国的缔造者帖木儿大帝曾在14世纪末率领大军，由中亚进攻印度，攻陷过德里，使当时统治印度的德里苏丹国遭受严重的打击，名存实亡，北部印度陷于分裂状态。1510年时，巴布尔就已经统治着印度北部。1525年，巴布尔南下进攻印度，次年攻占德里，屡败印度诸侯联军，征服北印度大部分地区，建立莫卧儿帝国（1526--1857）。巴布尔与祖皇帖木儿一样，开始转战于整个印度次大陆，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占领了大半个印度半岛。这之后，经过艰难的选择，吸收他的祖先帖木儿的教训，不是像帖木儿那样抢一把即走，而是留下来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另外，他采用“以印治印”的手法，把印度半岛北部尚未征服的地盘划分给每一个印度的封建主，不管他们采用什么方法，只要管理那就是他们的领地。不久，印度北部就基本统一了。最后剩下两块最硬骨头:一块是拉其普特人，一块是前罗第王朝在阿富汗各地的军事首领。拉其普特人骁勇善战，不怕牺牲，以马革裹尸作为男人无上的光荣。拉其普特人的首领拉那·桑伽身经百战，身上的伤痕80多处，曾被打瞎了一只眼睛，打断了一条胳膊，打跛了一条腿，是一位经验十分丰富的军事家。他身残志坚，总是冲锋在前。1527年春天，巴布尔与拉那·桑伽两军交火。经过十分激烈的拼杀，拉那·桑伽身受重伤，身上又添13处伤，全身受伤总数突破百块大关。尽管如此，拉其普特人最终还是被巴布尔打败了。第二年，马茂德召集10万阿富汗联军于比哈尔，准备与巴布尔争一雌雄。在恒河与哥桥拉河交汇处，两军摆开战场。巴布尔亲自指挥蒙古人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强渡哥桥拉河，分兵夹击敌军。两军相遇勇者胜，阿富汗人全线崩溃，马茂德逃亡孟加拉。这一仗成了巴布尔一生中征战之绝笔。1530年12月26日，巴布尔英年早逝，年仅48岁。著有《巴布尔回忆录》。巴布尔在一生的征战中，占领了东起哥桥拉河，西至阿姆河，南起瓜廖尔，北至喜马拉雅山脉的大片领土。他的一生异常艰辛，从童年时代就天天与天斗，与地斗，更要与人斗，斗了40年。他每天都在谋算着怎样进行有效的进攻、防御、转移和退却。一辈子苦苦地思索着征服他人保全自己。他利用自己过人的精力和绝顶的智慧奠定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基业，尽管还没有完成一半。
二
巴布尔把莫卧儿帝国的财产留给他的儿子胡马雍（1530--1554在位）。当胡马雍接手莫卧儿帝国之时，他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问题成堆，处境艰难。当时他面临着财政困难，政局不稳，宗教冲突等非常棘手的问题。他首先着手解决封建土地制度。把土地分为军事采邑地，主要用来奖励军功。这些领地，主要被王公和酋长占有。他的政治体制基本沿袭军事体制。宗教冲突曾弄得他一筹莫展。印度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教派冲突非常激烈。那个时候，在印度有印度教、伊斯兰教及其各类分支，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宗教问题困扰了胡马雍的一生，直到死前尚未解决。1554年1月，胡马雍去世。
三
16世纪后半期，巴布尔的孙子、胡马雍14岁的儿子阿克巴（1556--1605在位）继位。阿克巴统治时期，着手完成父亲胡马雍未竟的事业，又经历了长期战争，扩大了帝国的版图。一个北起中亚，南达德干高原，东西都达到海滨的大帝国形成了。
四
贾汗吉国王（1605--1627在位）时期，锡克教第五代祖师阿尔琼把教区改为行政机构，向信徒征收赋税。这一举动在莫卧儿帝国内引起震动，它显然具有分庭抗礼的意味。阿尔琼还在阿姆利则建立金店，作为锡克教圣地和行政管理中心。锡克教圣典《阿底格兰特》也成书于这个时期。锡克教过去一直标榜为和平静修的团体，祖师只关心传教，从不干预政治。阿尔琼却卷入了莫卧儿皇室的纷争，庇护叛乱的王子，从而遭到贾汗吉国王的嫉恨，1606年引来杀身之祸。以此为发端，锡克教和平发展时期结束。
五
17世纪中期，莫卧儿帝国处在黄金时代。印度人本是杰出的建筑师，皇帝沙加汗（1627--1658在位）时期，印度建成了德里的红堡等许多著名建筑。在这众多的名胜古迹中，最著名的是沙加汗为其死去的宠妃建造的礼物--阿格拉市的泰姬陵。这座动用2万名工匠、倾全国财力、历时22年修建完成的陵墓，不仅是印度灿烂辉煌的古典建筑艺术的代表、世界7大建筑奇迹之一，同时也是今印度旅游业的标志性建筑，每年为印度带来非常可观的旅游收入。它有人间建筑奇迹之美称，其建筑宏伟壮观，精美绝伦，全部用洁白的大理石建成，以其华丽、庄严、优美而享誉世界。
六
奥伦泽布（1658--1707在位）是莫卧儿帝国的一位著名皇帝，统治印度达半个世纪之久。他通过征战，使莫卧儿帝国的疆域达到了顶点。莫卧儿帝国统治330多年中，从16世纪到17世纪末是它的极盛时期，版图最广时包括今天阿富汗的一部分、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大部分。莫卧儿帝国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除直接统辖一部分土地外，把大部分土地封赐给来自中亚和阿富汗的有军功的穆斯林封建主，称“札吉尔”，但不得世袭。他们都直接隶属于莫卧儿皇帝，彼此间没有从属关系。
这个时期，传统的棉纺织业有显著发展，出现了达卡等新的纺织业中心。在帝国边远地区，印度教的王公或部落首领仍然世袭占有土地，称为“柴明达尔”。他们向农民征收实物地租，把榨取所得一部分按固定数额上缴中央政府。
不过，在宗教方面这时奥伦泽布推行了宗教迫害政策，下令对非伊斯兰教徒征收人头税，目的在于增加收入，更在于强迫印度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对印度教徒商人征收重税，还有其他政治上的歧视。这是因为，奥伦泽布上台时，连绵不断的民族宗教起义严重打击了帝国的统治。其中规模最大的民族起义是信奉印度教的马拉提人的起义。1656年，马拉提人在西瓦吉的领导下，为了推翻伊斯兰教蒙古贵族统治，建立强大轻骑兵，屡败莫卧儿王室和各省总督的军队，从次大陆西部向中部推进，转战南北，一度攻陷德里，震撼整个帝国。不过，印度教马拉提人起义很快被奥伦泽布大帝镇压下来，起义遭到惨痛失败，伊斯兰教蒙古贵族皇帝奥伦泽布便实行了迫害非伊斯兰教政策，进入了国家建设的极盛时期。
17世纪初，英国人就已继葡萄牙、荷兰之后侵入莫卧儿。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殖民者侵略莫卧儿的主要工具。
18世纪初，到奥伦泽布去世时，留下的已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帝国。当时，欧洲殖民者，特别是英国殖民者正加紧侵略印度，而印度已陷于分裂，削弱了抵抗力量。结果，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权力被马拉提人打倒，马拉提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部征服了。”首先，旁遮普农民用自己的锡克教作为思想武器和组织形式，要求消灭种姓区别，提出建立土地归农民所有的“真理王国”。他们发动了坚持数十年的农民武装斗争，斗争此起彼伏，规模愈来愈大，起义地区实际上一度摆脱了莫卧儿帝国的管辖。但由于各自为战，后来被国家统治者各个击败。同时，莫卧儿帝国统治也开始衰落了。
衰落了的国家机关无力抵御来自西北方的外族入侵。1748年，阿富汗人侵入莫卧儿北部，几度进占德里。1761年，阿富汗游牧军与马拉提人10万大军在巴尼帕特会战，马拉提人又遭惨败。马拉提人是莫卧儿一支抵抗西方侵略者的强大力量，但经过这次会战，受到严重削弱。这时与英国争夺莫卧儿的劲敌是法国，经过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战争”，英国驱逐了法国的势力。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殖民者首先向富庶的孟加拉省下手。1757年1月，英国派遣臭名昭著的殖民强盗克莱武率领侵略军在孟加拉省登陆，收买孟加拉省总督属下的内奸，打败孟加拉军，实行野蛮统治。最后使得他所立的傀儡米尔·卡西姆也不能容忍他的控制，迁都备战，率兵两万，于1763年发动反英起义。1774年，占领孟加拉后，英国殖民者立即把孟加拉西北的奥德邦收为附庸，并转而南侵迈索尔邦，逐步实施征服整个次大陆的狂妄计划。但迈索尔邦的苏丹海达尔·阿里和他的儿子铁普苏丹（1782--1799在位）领导人民英勇抗击英军。铁普苏丹于1799年5月，在保卫首府战役中英勇牺牲。
从19世纪40年代起，英国侵略的矛头转向北面锡克教人居住的旁遮普地区（今巴基斯坦境内）。锡克教徒英勇抵抗，但是封建主怕发动群众，加上指挥不当，没有团结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徒共同对敌，以致旁遮普为英国所侵占。当时次大陆上已经没有权威的国家组织，莫卧儿帝国已徒有虚名，宗教、民族、种姓、地区等种种对立，使英国侵略者能够利用来各个击破，分而治之。这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教训。
七
英国在1849年吞并旁遮普以后，莫卧儿帝国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对莫卧儿在政治上继续采用“分而治之”的手段进行统治，政府实权在英国人手里，莫卧儿皇帝只是一个傀儡而已。
1857年5月，为了反对英国殖民者，莫卧儿民族反英起义爆发。起义者拥立早已名存实亡的莫卧儿王朝末代皇帝巴哈杜尔为印度皇帝，以他的名义发布文告，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宗教信仰，一致奋起驱逐英国殖民者。9月，英军殖民者进入起义的重要中心德里城，以巴哈杜尔皇帝为首的蒙古族封建贵族集团投降，起义军撤退，德里失陷。在章西邦，章西女王（1835--1858）是反英起义中的重要领袖。她是章西邦王后，夫死后，国土被东印度公司吞并，受英国直接统治，剥削加重。1857年，章西女王亲自率领本邦军民起义，驱逐英军，占领章西，重新复国。次年初，章西成为中印度起义中心，女王亲自指挥章西军民与英军激战八天，重创英军。后率军向西转移，与英军决战中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最后英勇牺牲，死时年仅23岁。莫卧儿帝国完全被英国殖民者占领。但莫卧儿民族反英起义也沉重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使英国的统治从印度的一端到另一端发生动摇”。之后，莫卧儿帝国末代皇帝巴哈杜尔被英国殖民当局放逐。
莫卧儿帝国创立了印度次大陆政治统一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时代，是衔接中世纪印度与近代印度的走廊。印度是踏着莫卧儿帝国的废墟走向近代化的。
莫卧儿大帝国消亡后，英国又直接统治印度共90年，至1947年。当莫卧儿人摆脱英国统治的时候，已变成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伊朗等诸国，早年从中亚迁来的伊斯兰教蒙古人早已与这些国家的各民族融合为一体。如今，在阿富汗、伊朗等地有莫戈尔人和哈扎尔人，他们应是莫卧儿人的后裔。
蒙古国政府与欧亚经济委员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所签署的文件将积极推动蒙古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促进联盟各国与蒙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为消除双方之间的贸易障碍起到积极作用。赛汗比勒格总理与赫里斯坚科表示，所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意味着蒙古国政府与欧亚经济委员会之间良好合作的开始，相信双方合作关系将在这一备忘录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加深。
赛汗比勒格表示，在合作备忘录框架下，蒙古国政府与欧亚经济委员会将成立工作组，专项研究蒙古国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各类合作问题。
蒙古国举行“可汗探索－2015”维和军演
蒙古国6月20日开始举行“可汗探索－2015”多国维和军事演习。
蒙古国国防部长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等军方领导人、各国驻蒙大使馆官员等出席开幕式。
演习在首都乌兰巴托以西65公里处的综合训练中心举行，美国、法国、印度、韩国、日本、加拿大和菲律宾等23国的1200多名军人参加，内容包括实兵演练、室内推演、工程支援和医疗救助等。演习将于7月1日结束。
蒙古国国防部介绍，此次军演旨在加强参与国在国际维和行动中的合作，提升国际维和行动能力。
蒙古国和美国于2003年举行第一次“可汗探索”双边军演。2006年以来，“可汗探索”扩展为多国维和军演。中国首次派实兵参加“可汗探索”年度军演。
蒙古国国防部长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等军方领导人、各国驻蒙大使馆官员等出席开幕式。
演习在首都乌兰巴托以西65公里处的综合训练中心举行，美国、法国、印度、韩国、日本、加拿大和菲律宾等23国的1200多名军人参加，内容包括实兵演练、室内推演、工程支援和医疗救助等。演习将于7月1日结束。
蒙古国国防部介绍，此次军演旨在加强参与国在国际维和行动中的合作，提升国际维和行动能力。
蒙古国和美国于2003年举行第一次“可汗探索”双边军演。2006年以来，“可汗探索”扩展为多国维和军演。中国首次派实兵参加“可汗探索”年度军演。
对固始汗雕像的侮辱（图）
在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有人在旅游中出现非常不文明行为。这样做不仅会让同行的游客感到不适，对雕像而言更是一种侮辱。有人指出，该男子所踩踏雕塑系蒙古民族英雄祖先固始汗雕像。
2014年：青海德令哈建成世界最大固始汗主题雕像
2014年8月26日，世界最大固始汗主题雕像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落成。
固始汗原名图鲁拜呼，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十九世孙。17世纪中期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首领，西藏军事领袖，并将当时内蒙、新疆的部分蒙古牧民族迁移到青海草原，建立牧业基础。
据研究德都蒙古文化的蒙古族学者乌席勒介绍，固始汗是青藏高原地区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促进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乌席勒介绍，该雕塑坐落于德令哈市柏树山景区，高7.9米，总长35.9米，重达2400吨，由209块花岗岩组成，耗时两年完成，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固始汗主题雕像。雕塑中央为固始汗站像，正面两侧以图画叙事形式记录固始汗历史，雕塑背面为蒙藏人民一同生活的场景。
2015年6月20日星期六
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汉人，全世界民众联合起来，共同抗击!
图伯特（西藏）是属于藏人的，东土耳其斯坦（新疆）是属于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的，南蒙古（内蒙古）是属于蒙古人的。这些中共铁蹄下的殖民地的命运不是你说了算的。
大元政治家桑哥 - 第一个藏人宰相
桑哥，蒙古帝国大元时代中央政府宰相，政治家。桑哥出生于多麥（今 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一帶地區，具體出生地方及生年不詳。幼年時，曾拜國師丹巴功嘉葛刺思為師。由于他聰穎好學，「多知識，能通藏、蒙、漢、畏吾兒和其它言語」。1265年烏斯藏薩迦派首領八思巴及其弟弟恰那多吉從大都返回西藏途中，桑哥得到了他們的賞識，并將其帶至烏斯藏，擔任西番譯吏。
1276年烏斯藏薩迦派本欽釋迦桑布去世，八思巴從內地返回薩迦處理烏斯藏事務。翌年，薩迦派部矛盾斗爭爆發，新任薩迦本欽貢噶桑布與八思巴意見抵牾。而一些官員從中作梗，擴大事端。八思巴遣臣速報忽必烈，請示派兵進藏平亂。桑哥遂奉命統領七萬蒙古軍隊和三萬青、藏區的軍隊長驅直入，殺貢噶桑波，流放了一些其他肇事官員，平息了這場薩迦派的內部騷亂。
緊接著，桑哥又采取了兩項重大措施來鞏固元朝在烏斯藏的統治。一方面加強當地防務，留下了一千餘人的蒙古軍隊，駐守各邊塞要道，一部分防備西路蒙古的進犯，一部分防備來自喜馬拉雅山區的冬仁部落的干擾；另一方面整頓驛站，對以往由前藏各萬戶派人到藏北草地建立驛站，而驛使不忍藏北嚴寒逃跑，影響中央政府與地方令信情報上傳下達的問題作了處理。決定改由蒙古軍接管前藏地區設在藏北的驛站，而由各萬戶負責驛站的蒙古軍隊的肉、糧食、醫藥品等各種物資和馬匹的供給等，從而保証了驛路的暢通無阻。除外，至元十五年（1278年），桑哥回到大都后，大膽起用了舊僚整頓財政，針對當時朝廷入不敷出的困窘狀態提出了許多改革財政的建議。因為他的賢能，更加贏得了元世祖的寵信。
1287年二月，忽必烈設置了尚書省，遂任命桑哥為平章政事。三月，他奉旨檢核中書省，校出虧欠鈔4770錠，昏鈔1345錠，遂上書罷免了中書省長官多人，世祖為之更加信服了他的忠誠。同年十月，正式任命桑哥為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擔任中央王朝宰相要職的藏族官員。
桑哥出任宰相后，克盡其職，竭力抨擊了上自中央朝廷下至各行省的不法官員，奏請皇帝革職罷免了這些昏憒無能的貪官污吏，同時他還大刀闊斧地從上至下整飭吏治，任人惟賢；整頓財政，振興國家經濟，整頓驛站，強化元朝中央政府對轄區?吐蕃地區的直接統治等等。然而，桑哥的一系列所為，卻觸犯了蒙古上層貴族官僚的利益。因此，遭到他們的嫉恨。藏歷第五饒迥金兔年，公元1291年，他們彈劾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以「專權黷貨」罪下獄，將他迫害至死。
桑哥一生精明能幹，他從一個普通的譯吏，擢升為平章政事、總制院使、尚書右丞相開府儀同三司，成為忽必烈元中央王朝中權勢盛極的顯赫人物，為加強蒙古中央政府同烏斯藏地區的關係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1276年烏斯藏薩迦派本欽釋迦桑布去世，八思巴從內地返回薩迦處理烏斯藏事務。翌年，薩迦派部矛盾斗爭爆發，新任薩迦本欽貢噶桑布與八思巴意見抵牾。而一些官員從中作梗，擴大事端。八思巴遣臣速報忽必烈，請示派兵進藏平亂。桑哥遂奉命統領七萬蒙古軍隊和三萬青、藏區的軍隊長驅直入，殺貢噶桑波，流放了一些其他肇事官員，平息了這場薩迦派的內部騷亂。
緊接著，桑哥又采取了兩項重大措施來鞏固元朝在烏斯藏的統治。一方面加強當地防務，留下了一千餘人的蒙古軍隊，駐守各邊塞要道，一部分防備西路蒙古的進犯，一部分防備來自喜馬拉雅山區的冬仁部落的干擾；另一方面整頓驛站，對以往由前藏各萬戶派人到藏北草地建立驛站，而驛使不忍藏北嚴寒逃跑，影響中央政府與地方令信情報上傳下達的問題作了處理。決定改由蒙古軍接管前藏地區設在藏北的驛站，而由各萬戶負責驛站的蒙古軍隊的肉、糧食、醫藥品等各種物資和馬匹的供給等，從而保証了驛路的暢通無阻。除外，至元十五年（1278年），桑哥回到大都后，大膽起用了舊僚整頓財政，針對當時朝廷入不敷出的困窘狀態提出了許多改革財政的建議。因為他的賢能，更加贏得了元世祖的寵信。
1287年二月，忽必烈設置了尚書省，遂任命桑哥為平章政事。三月，他奉旨檢核中書省，校出虧欠鈔4770錠，昏鈔1345錠，遂上書罷免了中書省長官多人，世祖為之更加信服了他的忠誠。同年十月，正式任命桑哥為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擔任中央王朝宰相要職的藏族官員。
桑哥出任宰相后，克盡其職，竭力抨擊了上自中央朝廷下至各行省的不法官員，奏請皇帝革職罷免了這些昏憒無能的貪官污吏，同時他還大刀闊斧地從上至下整飭吏治，任人惟賢；整頓財政，振興國家經濟，整頓驛站，強化元朝中央政府對轄區?吐蕃地區的直接統治等等。然而，桑哥的一系列所為，卻觸犯了蒙古上層貴族官僚的利益。因此，遭到他們的嫉恨。藏歷第五饒迥金兔年，公元1291年，他們彈劾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以「專權黷貨」罪下獄，將他迫害至死。
桑哥一生精明能幹，他從一個普通的譯吏，擢升為平章政事、總制院使、尚書右丞相開府儀同三司，成為忽必烈元中央王朝中權勢盛極的顯赫人物，為加強蒙古中央政府同烏斯藏地區的關係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从南蒙古到西藏——中共的蒙骗和要挟
- 桑杰嘉 -
杨海英教授著的《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对南蒙古（内蒙古）在争取民族自由道路上的艰难挣扎历程有所阐述。如蒙古人为了建立自己的家园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等——但又由于国际上各大国间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了南蒙古、中共欺骗蒙古菁英，清除蒙古菁英，中共的一切承诺变为虚无，最终，成立所谓的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名存实亡的“自治”，南蒙古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还有当下的残酷镇压、掠夺和民族灭绝政策使蒙古人“奴隶”般生活等等——对藏人今天的抗争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杨海英教授著的《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对南蒙古（内蒙古）在争取民族自由道路上的艰难挣扎历程有所阐述。如蒙古人为了建立自己的家园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等——但又由于国际上各大国间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了南蒙古、中共欺骗蒙古菁英，清除蒙古菁英、中共的一切承诺变为虚无，最终，成立所谓的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名存实亡的“自治”，南蒙古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还有当下的残酷镇压、掠夺和民族灭绝政策使蒙古人“奴隶”般生活等等——对藏人今天的抗争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南蒙古人民为了实现南北蒙古的民族统一努力奋斗，并且看到希望的1945年，美国、英国和苏联处于本国私利相互交易背着蒙古人民，在没有一个蒙古人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雅尔达协议》——做出“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予以保持”的决定，从此，虽然蒙古菁英不断的尝试各种方法争取独立、自治等，但是，南蒙古被中共死死缠住了，所以，蒙古菁英的理想至今未能实现。
读到这段历史，不由想起英国、中国、俄国等曾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没有西藏人民同意，更没有西藏政府参与的情况下肆意签订有关西藏的条约，任其摆布西藏，上演了“五族共和”等被“合法”吞并的丑戏。当然，还有中共更滑稽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等。西藏被中共非法入侵面对生死存亡之际又被“英国、美国和印度耍了”（嘉乐顿珠话）。西藏问题是否在联合国讨论的问题上英国再次作出违背事实的立场，印度等国随其后对西藏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中共诱骗蒙古人大概如下：1935年12月20日中共以毛泽东之名向南蒙古公开发表宣言既《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其中“我们认为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的一切权利。同时，内蒙古民族可以随心所欲地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1当时，让很多蒙古人激动不已，他们看到了民族自由的希望，奔赴“圣地”延安。
1936年5月,毛泽东向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发出电报，表明支持蒙古人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立场。2
1946年1月，中共的施压下东蒙古民族独立自治政府解散。中共实际上掌控了内蒙古民族独立自治运动。——蒙古人的民族独立武装被腕骨剔筋。3
1947年3月3日，蒙古菁英再次向中共提出高度自治要求，遭到中共断然拒绝。4
1947年5月1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
1948年1月1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暴力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标志着，南蒙古人民失去自由，被中共任意宰割、进行奴役的时代开始了。
中共就在为蒙古人民发表《宣言》不久在西藏成立了两个藏人"共和国"，格勒得沙共和国和波巴人民共和国。当时对藏人的“宣言”也非常吸引人：“番人（藏人）独立，建立博巴依得瓦独立政府，博巴坐自己的江山； 建立博巴独立军，保卫博巴独立； 土地分给博巴依得瓦，分给谁种的就归谁所有，可以自由买卖，出租典当，奖励用大地修水道； 废除等级制度，博巴依得瓦人人平等自由，特别要保护妇女和青年；信教自由，还俗自由，喇嘛庙的土地财产不没收；——” 虽然，红军一路抢、杀、摧毁寺院并与藏人多次激战。但还有藏人被宣言迷惑，追随红军。
中共为了躲避国民党追杀逃亡时对西藏边远地区有所涉足，但那只是为了逃命跨入西藏国境，也为了填饱肚子欺骗或者抢劫藏人外，根本顾不上入侵占领，两个藏人共和国也只是为了征粮解决吃饭的燃眉之急。然后，匆匆逃离而去。
中共对西藏入侵开始与1949年，是从西藏安多和康区开始的。对西藏中部地区的入侵是从1950年发起的， 10月7日，中共军队向西藏驻守军队发起进攻，西藏军民奋起抵抗经过12天的战斗后西藏政府总督被俘。1951年5月23日被迫西藏政府签订了非法的条约《十七条》，1951年中共部队进入西藏首都拉萨。
《十七条》第四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是中共蒙骗西藏代表的重点，而且加上藏人共产党平汪(担任翻译和游说的重要任务)的“达赖喇嘛仍然是那个骑马的人——”5等功劳不小。藏人代表最后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不变更西藏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地位及职权。“——西藏代表喜欢这个协议的地方在于，在他们的理解中，此协议仍然允许达赖喇嘛的传统政府继续在西藏内部运作。”6 。很明显中共有自己的“解释”。但是，从南蒙古一路阴谋、欺骗成性的中共在《十七条》的前言中已经表明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而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这一条也就自然废除的。另外，中共一而再，再而三的向西藏谈判代表威胁要“武力解放西藏”，其实，此时中共已经武力入侵了西藏中部地区，打垮了西藏政府唯一布置防守的前线，之后根本没有进行武装反击的计划部署。据西藏其他地方当时的经验西藏民众抵抗中共军队可能性很小，而且，当时西藏政府已经流亡到亚东。所以，威胁要武力“解放”也如同“和平解放西藏”一样荒唐。
虽然，六年后达赖喇嘛特使苏康旺钦参加内蒙古区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看到了所谓“自治”的真是面目——“－苏康旺钦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如果西藏承认了中共的统治，自己的民族的未来也会同蒙古人一样悲惨。”7
但是，已经晚了，这时中共基本上已经在西藏站稳了脚跟，虎视眈眈等待一个美丽的借口完全消灭西藏政府以及全面非法占领西藏，中共终于在1959年3月找到了这个等了很久的“机会”。最终“解散”西藏政府，完全控制了西藏全境。更可恶的是中共借刀杀人，之前已经派遣蒙古骑兵前往西藏安多等地区屠杀藏人，而且惨烈程度超乎人们想象。
虽然有乌兰夫先生倾注心血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做出了努力，但是在事实上，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如同“内蒙古自治区”一样没有任何的自治，所以，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继续要求“名符其实的自治”。但中共统治者仍然狡辩否认其统治下的自治名存实亡的事实。
再看藏、蒙菁英代表人物共产主义者乌兰夫和藏人平措汪杰（平汪），中共为了打击乌兰夫经过多年的阴谋设计后在1966年“前门饭店会议”被打倒了,1973年获得自由。“他一生追求苏联式的联邦自治”，最终未能实现。蒙古人民的评价：“乌兰夫仍然是我们草原上尊敬的人。”8
平措汪杰1958年被关入监狱，而且一关18年，在监狱中暴虐至极。他对牢狱之灾说：“这不是党的责任和过错，更不是我的过错，而是我的不幸。”，生前多次向中共最高领导人呼吁解决西藏问题。而且，还间接参与了西藏流亡政府《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的确定。平措汪杰先生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没有实现他一生的追求的自由西藏。达赖喇嘛尊者吊唁平措汪杰的逝世:“他的逝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9
回顾历史，藏人和蒙古人没有切记［特勒碑］警世文：“——唐人的话语甜蜜，实物华丽（原文：柔软）。他们用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实物诱惑。使得远处的人民靠近（他们）。当住近了以后，他们就心怀恶意。他们不让真正英明的人，真正勇敢的人有所作为。——”10
注释：
1、《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杨海英著,2014年，台湾八旗文化出版出版，第530页。
2、同上，第550页。
3、同上，第551页。
4、同上，第174页。
5、《一位藏族革命家》梅戈尔斯坦等，2011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2－143。
6、同上，第141页。
7、《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杨海英著,2014年，台湾八旗文化出版出版，第126页。
8、同上，第520页。
9、达赖喇嘛官方网站：http://www.dalailamaworld.com/topic.php?t=837
10、《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杨海英著，2014年，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第453页。
杨海英教授著的《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对南蒙古（内蒙古）在争取民族自由道路上的艰难挣扎历程有所阐述。如蒙古人为了建立自己的家园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等——但又由于国际上各大国间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了南蒙古、中共欺骗蒙古菁英，清除蒙古菁英，中共的一切承诺变为虚无，最终，成立所谓的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名存实亡的“自治”，南蒙古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还有当下的残酷镇压、掠夺和民族灭绝政策使蒙古人“奴隶”般生活等等——对藏人今天的抗争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杨海英教授著的《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对南蒙古（内蒙古）在争取民族自由道路上的艰难挣扎历程有所阐述。如蒙古人为了建立自己的家园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等——但又由于国际上各大国间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了南蒙古、中共欺骗蒙古菁英，清除蒙古菁英、中共的一切承诺变为虚无，最终，成立所谓的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名存实亡的“自治”，南蒙古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还有当下的残酷镇压、掠夺和民族灭绝政策使蒙古人“奴隶”般生活等等——对藏人今天的抗争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南蒙古人民为了实现南北蒙古的民族统一努力奋斗，并且看到希望的1945年，美国、英国和苏联处于本国私利相互交易背着蒙古人民，在没有一个蒙古人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雅尔达协议》——做出“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予以保持”的决定，从此，虽然蒙古菁英不断的尝试各种方法争取独立、自治等，但是，南蒙古被中共死死缠住了，所以，蒙古菁英的理想至今未能实现。
读到这段历史，不由想起英国、中国、俄国等曾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没有西藏人民同意，更没有西藏政府参与的情况下肆意签订有关西藏的条约，任其摆布西藏，上演了“五族共和”等被“合法”吞并的丑戏。当然，还有中共更滑稽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等。西藏被中共非法入侵面对生死存亡之际又被“英国、美国和印度耍了”（嘉乐顿珠话）。西藏问题是否在联合国讨论的问题上英国再次作出违背事实的立场，印度等国随其后对西藏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中共诱骗蒙古人大概如下：1935年12月20日中共以毛泽东之名向南蒙古公开发表宣言既《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其中“我们认为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的一切权利。同时，内蒙古民族可以随心所欲地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1当时，让很多蒙古人激动不已，他们看到了民族自由的希望，奔赴“圣地”延安。
1936年5月,毛泽东向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发出电报，表明支持蒙古人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立场。2
1946年1月，中共的施压下东蒙古民族独立自治政府解散。中共实际上掌控了内蒙古民族独立自治运动。——蒙古人的民族独立武装被腕骨剔筋。3
1947年3月3日，蒙古菁英再次向中共提出高度自治要求，遭到中共断然拒绝。4
1947年5月1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
1948年1月1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暴力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标志着，南蒙古人民失去自由，被中共任意宰割、进行奴役的时代开始了。
中共就在为蒙古人民发表《宣言》不久在西藏成立了两个藏人"共和国"，格勒得沙共和国和波巴人民共和国。当时对藏人的“宣言”也非常吸引人：“番人（藏人）独立，建立博巴依得瓦独立政府，博巴坐自己的江山； 建立博巴独立军，保卫博巴独立； 土地分给博巴依得瓦，分给谁种的就归谁所有，可以自由买卖，出租典当，奖励用大地修水道； 废除等级制度，博巴依得瓦人人平等自由，特别要保护妇女和青年；信教自由，还俗自由，喇嘛庙的土地财产不没收；——” 虽然，红军一路抢、杀、摧毁寺院并与藏人多次激战。但还有藏人被宣言迷惑，追随红军。
中共为了躲避国民党追杀逃亡时对西藏边远地区有所涉足，但那只是为了逃命跨入西藏国境，也为了填饱肚子欺骗或者抢劫藏人外，根本顾不上入侵占领，两个藏人共和国也只是为了征粮解决吃饭的燃眉之急。然后，匆匆逃离而去。
中共对西藏入侵开始与1949年，是从西藏安多和康区开始的。对西藏中部地区的入侵是从1950年发起的， 10月7日，中共军队向西藏驻守军队发起进攻，西藏军民奋起抵抗经过12天的战斗后西藏政府总督被俘。1951年5月23日被迫西藏政府签订了非法的条约《十七条》，1951年中共部队进入西藏首都拉萨。
《十七条》第四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是中共蒙骗西藏代表的重点，而且加上藏人共产党平汪(担任翻译和游说的重要任务)的“达赖喇嘛仍然是那个骑马的人——”5等功劳不小。藏人代表最后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不变更西藏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地位及职权。“——西藏代表喜欢这个协议的地方在于，在他们的理解中，此协议仍然允许达赖喇嘛的传统政府继续在西藏内部运作。”6 。很明显中共有自己的“解释”。但是，从南蒙古一路阴谋、欺骗成性的中共在《十七条》的前言中已经表明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而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这一条也就自然废除的。另外，中共一而再，再而三的向西藏谈判代表威胁要“武力解放西藏”，其实，此时中共已经武力入侵了西藏中部地区，打垮了西藏政府唯一布置防守的前线，之后根本没有进行武装反击的计划部署。据西藏其他地方当时的经验西藏民众抵抗中共军队可能性很小，而且，当时西藏政府已经流亡到亚东。所以，威胁要武力“解放”也如同“和平解放西藏”一样荒唐。
虽然，六年后达赖喇嘛特使苏康旺钦参加内蒙古区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看到了所谓“自治”的真是面目——“－苏康旺钦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如果西藏承认了中共的统治，自己的民族的未来也会同蒙古人一样悲惨。”7
但是，已经晚了，这时中共基本上已经在西藏站稳了脚跟，虎视眈眈等待一个美丽的借口完全消灭西藏政府以及全面非法占领西藏，中共终于在1959年3月找到了这个等了很久的“机会”。最终“解散”西藏政府，完全控制了西藏全境。更可恶的是中共借刀杀人，之前已经派遣蒙古骑兵前往西藏安多等地区屠杀藏人，而且惨烈程度超乎人们想象。
虽然有乌兰夫先生倾注心血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做出了努力，但是在事实上，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如同“内蒙古自治区”一样没有任何的自治，所以，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继续要求“名符其实的自治”。但中共统治者仍然狡辩否认其统治下的自治名存实亡的事实。
再看藏、蒙菁英代表人物共产主义者乌兰夫和藏人平措汪杰（平汪），中共为了打击乌兰夫经过多年的阴谋设计后在1966年“前门饭店会议”被打倒了,1973年获得自由。“他一生追求苏联式的联邦自治”，最终未能实现。蒙古人民的评价：“乌兰夫仍然是我们草原上尊敬的人。”8
平措汪杰1958年被关入监狱，而且一关18年，在监狱中暴虐至极。他对牢狱之灾说：“这不是党的责任和过错，更不是我的过错，而是我的不幸。”，生前多次向中共最高领导人呼吁解决西藏问题。而且，还间接参与了西藏流亡政府《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的确定。平措汪杰先生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没有实现他一生的追求的自由西藏。达赖喇嘛尊者吊唁平措汪杰的逝世:“他的逝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9
回顾历史，藏人和蒙古人没有切记［特勒碑］警世文：“——唐人的话语甜蜜，实物华丽（原文：柔软）。他们用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实物诱惑。使得远处的人民靠近（他们）。当住近了以后，他们就心怀恶意。他们不让真正英明的人，真正勇敢的人有所作为。——”10
注释：
1、《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杨海英著,2014年，台湾八旗文化出版出版，第530页。
2、同上，第550页。
3、同上，第551页。
4、同上，第174页。
5、《一位藏族革命家》梅戈尔斯坦等，2011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2－143。
6、同上，第141页。
7、《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杨海英著,2014年，台湾八旗文化出版出版，第126页。
8、同上，第520页。
9、达赖喇嘛官方网站：http://www.dalailamaworld.com/topic.php?t=837
10、《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杨海英著，2014年，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第453页。
2015年6月18日星期四
中世纪藏传佛教与蒙古统治者
（一）藏传佛教的形成
原标题：中世纪藏传佛教与蒙古统治者——兼论民族宗教与外族的关系
宗教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封闭的现象，它无时无刻不处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之下。在这一点上，藏传佛教尤具典型性。作者运用历史资料，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在西藏宗教改革中，藏传各教派的内部纷争，特别是格鲁派依靠蒙古统治者发展势力，最终依靠清朝政府彻底清除蒙族在西藏的努力，确立西藏政教合一地方政权的过程。
一、藏传佛教的形成及其特点
古代藏族地区，流传着本土的原始宗教本教。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建立了吐蕃王朝。封建王朝的建立和生产力的发展，使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本教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英明的松赞干布果断地从尼泊尔和中国引进了佛教。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外来文化，入藏后必然和本土宗教、本土文化产生矛盾、冲突。佛、本两教在长期的斗争中，相互融合、吸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佛教三大派系之一的藏传佛教。
佛教从松赞干布时传入到九世纪中叶朗达玛禁佛，这个时期为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前弘期”的佛教是统一的佛教。朗达玛灭佛给佛教以毁灭性打击，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灭法期”，几乎到了佛法不传的地步。朗达玛死后，吐蕃贵族围绕着他大、小二妃的两个儿子形成了两个集团，彼此争战，耗尽实力，后来出现了奴隶、平民起义，吐蕃王朝崩溃，西藏进入各地方势力混战和割据时期。长期战乱之后，人民要求安定，统治者也需要维护对他们统治有利的稳定秩序，因此，公元十世纪末，佛教渐渐在民间复兴，并很快得到新兴领主的扶持、弘扬，开始了它的“后弘期”。各地新兴封建领主纷纷选派青年去克什米尔、印度等地学佛，并从那里聘请高僧来藏弘扬佛教，不久就在青海、前后藏、阿里地区和康区形成了兴旺的佛教中心，佛教在藏民中广泛传播，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但是，此时的佛教早已不是原版的印度佛教，也不是汉地佛教，它大量地吸收当地文化，特别是大量吸收本教的内容、形式，使它既在教理、教义上适应统治阶级需要，也在内容和形式上更易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成为统治者和广大群众都欢迎的新形态佛教。《西藏佛教史略》这样写道：“我们不把吐蕃时期的佛教称为西藏佛教，而是把经过和本教长期斗争，吸收、接近、融合本教以后的佛教才称作西藏佛教。它和最初传入吐蕃社会并获得一定发展的佛教，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出现是佛教和本教经过斗争达到融合的一个终结性标志，也是佛教西藏化过程完成的标志。”〔1〕
本土化、本教化是西藏佛教的基本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分散、自流，最终导致教派纷起，争斗不断。当时藏族社会政治上分裂，各地方势力割据一方，它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独立地弘扬佛教，使之自成一体，渐渐地在各复兴中心形成不同的派别，继而又从某些派别中再产生出新的教派。主要教派宁玛、萨迦、噶当、噶举都在十一世纪前期形成；到十二世纪，从噶举派又产生出帕竹、蔡巴、噶玛、止贡等派别，而噶玛噶举又分成了黑帽系和红帽系；十五世纪初，又从噶举派衍生、改革而形成格鲁派，即黄教。西藏佛教各派的复兴都依靠了大封建领主，这就决定了它对封建势力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它和统治阶级的关系十分密切，和政治的结合尤为紧密，地方势力也更强化对它的控制和利用，导致了后来的政教合一制度，这是这它的第三个特点。这样一个存在于分裂、割据社会中，教派林立，又强烈地依赖于地方割据势力的民族宗教，必然会与周边民族演绎出特殊的历史：不同的地方势力和教派寻找、依靠外族政治力量，力图发展自己的势力，控制西藏。而周边地区外族则通过选择、扶助不同地方势力和教派，在西藏扩张势力或实行对西藏的统治。中世纪藏传佛教和蒙族统治者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二）蒙族统治者扶植萨迦派统领西藏
藏传佛教形成后，在西藏出现了若干僧俗结合的地方势力。十三世纪初，蒙古在北方崛起，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甘青藏族地区原来有一部分属于西夏和金，蒙古灭夏、金以后，这些地区也随着归属了蒙古。由于西夏王室和萨迦派早有联系，使成吉思汗注意到了西藏地区和藏传佛教，意欲派兵进藏。西藏各地方势力得悉成吉思汗这一动向，召集会议商议对策，决定派出僧俗两位代表，前去谒见成吉思汗，请求纳贡归顺。成吉思汗当时急于一路西进，西藏不战而纳贡归附，当是省力的好事，也就没有对它用兵和对它进行直接的统治。
成吉思汗去世，其子窝阔台即位，他将原西夏和甘青的藏族地区划作他第二个儿子阔端的居地。1239年，阔端派将领多达那波等攻入西藏，曾到达离拉萨不远的地方。由此，多达那波了解到西藏僧俗势力割据及佛教在社会生活中起很大作用等情况，向阔端建议选用当地宗教领袖协助蒙古统治西藏，这一建议得到阔端的赞赏。鉴于西藏宗教教派林立，阔端必须在各教派中挑选一个实力强、威望高，且忠心可靠的教派，扶植它来统领西藏。五世达赖所著《西藏王臣史》论及当时情势时说：“现在卫藏（前、后藏）地方以噶当派的寺庙为最多；达垄教派（即达垄噶举）的僧人戒律清整；止贡教派（即止贡噶举）的京俄大师具大法力；萨迦教派的班智达（即萨班）学富五明。”〔2 〕多达那波向阔端建议选择萨迦派，因为萨班声望很高。阔端采纳了他的建议，致函召萨班到驻地凉州会面，商谈卫藏全区归顺蒙古的事宜。
1244年，萨班带了侄子八思巴等人出发去凉州，途中他为八思巴授了沙弥戒，按萨迦派规定，八思巴成了教派的法定继承人，由他带领随从先行去凉州，萨班本人则沿途稽留，以便和各地方僧俗势力联系，商议对策。1247年，阔端和萨班在凉州会面。他俩商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萨班承认蒙古人在西藏至高无上的权力，西藏各僧俗首领的人民均为蒙古的臣民。他俩还议定了今后切实治理西藏的具体措施。行政方面，最高官员由萨迦派宗教领袖推荐，经蒙古委派，金字诏书任命，以“达鲁花赤”名义管理西藏官民，较高的官员都由达鲁花赤秉承蒙古汗王旨意任命。寺庙僧众、宗教事务，由蒙古委托萨迦派的宗教首领管理，这样，萨迦派统领了整个西藏宗教，萨班成了蒙古人统治西藏的最高藏族代理人。
萨班和他的教派的独尊地位完全是由本民族的征服者出于统治需要而赋于的，因此面临着如何使各地僧俗势力真正顺服蒙族统治者，承认萨迦派的权力的问题。为此，萨班写了一封致卫藏各地僧俗首领的公开信，信中谈到蒙古人不可战胜的军事实力，还向他们通报了和阔端商定的今后对西藏的治理方案。信中说：“心怀着佛法，为了众生的利益，特别是说西藏语的人们的利益，我到了霍尔（蒙古）地方……这位霍尔王的军队是无数的，我想整个赡部洲都归服他了，那些赞同他的人们都和他同甘共苦，假如一个人不真心诚意听他的话，就不配是他的从属，而到头来还要被汗王推翻。”〔3〕
各地僧俗势力一致接受了萨班与阔端商定的条件，而且因为萨迦派有强大的异族统治者作后盾，无奈地接受了它的独尊地位。
1251年，阔端和萨班先后去世，八思巴继任萨迦派首领，蒙古方面蒙哥接位，授权胞弟忽必烈总领漠南蒙古和汉藏等地区。权力交替之际，藏地一些地方势力试图摆脱外族统治，忽必烈以武力平定，蒙军入藏，西藏地方势力，特别是教派领袖，竞相和蒙古统治者拉关系扩大实力。忽必烈继承阔端的做法，依然利用萨迦派来帮助自己对藏族地区的统治。1260年，忽必烈当了蒙古大汗，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迁都北京，设置总制院管辖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任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八思巴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史上杰出的宗教领袖，深受忽必烈信任，享有崇高地位，常随忽必烈左右，为之出谋划策。忽必烈对高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汉、藏文化十分敬重，八思巴奉他之命创制新蒙文，忽必烈命令在全国推行。因创新文字有功，忽必烈加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自此，“大宝法王”成为元、明两代对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最高封号。
萨迦派的地位完全依靠蒙古统治者，它的兴衰也就和元朝的强弱兴衰紧紧相连。忽必烈去世后，元朝迅速从兴盛的顶峰跌落下来。元朝中期以后统治力量衰落，萨迦派在藏的声势地位自然也低落下来。萨迦派自萨班、八思巴之后再无可相提并论的优秀人才，同时，政治上得势后，萨迦派戒律松驰，贪图享受，追名逐利，腐化堕落，前途岌岌可危。
公元十二世纪，在西藏桑日县帕木竹地方，由帕木竹巴·多吉杰波创立了帕竹噶举派，后被当地显贵家族夺取领导权，形成教派和地方势力的合一。元分封十三万户时，帕竹是万户。十四世纪，帕竹的实力在万户长绛曲坚赞时得到很大发展，他同其他宗教势力的万户进行战争，权力、领土不断扩大，代表蒙古人统治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萨迦本勤及萨迦住持都已没有能力阻止他的扩张。绛曲坚赞派使节到蒙古宫廷申辩和请封，丧失力量的元中央政府满足了他的要求，他的吞并得到了皇帝的承认，获得了封文、银印。绛曲坚赞最终以平乱名义于1354年击败萨迦地方政权，占领了萨迦寺。元朝覆灭在即，只得顺水推舟承认现实，封绛曲坚赞为大司徒，噶举派成了藏族佛教各派首领。
（三）格鲁派依仗蒙族统治者取得绝对优势
十五世纪初，在西藏兴起了藏传佛教最大的教派格鲁派，因僧人戴黄帽，故又称黄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7岁出家，从老家青海塔尔寺的噶当派学法10年，后又去卫藏游学、受戒、讲经，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其中特别强调了僧人的戒律，这样，就在西藏社会引起了一场宗教改革。
宗喀巴最主要的支持来自当时控制卫藏绝大部分地区的帕竹政权，其掌权人是绛曲坚赞的侄孙扎巴坚赞，他与当时好多掌权者一样，既是自己教派主寺的主持，教派的首领，又在首府执政。1406年，他被明朝封为“阐化王”，达到了帕竹在政治上的顶峰时期。1409年藏历正月间，扎巴坚赞花费大量财力，召集数以万计的各派僧人，在拉萨大召寺举办祈愿法会，让宗喀巴任主持人，为广大僧众讲经，将他抬高到全藏各教派领袖的地位。会后，宗喀巴在帕竹政权大贵族资助下建造甘丹寺，传召大会的召开和甘丹寺的建立，标志着格鲁派的创立。
格鲁派创立后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引起其他教派的不满和斗争。随着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社会上实力地位的下降，格鲁派的命运就随着受到影响。
1435年，原依附帕竹政权的仁蚌巴家族占据了后藏，虽名义上仍臣属帕竹，实际已成独立的地方割据势力。1459年，帕竹内讧，势更中衰，仁蚌巴正好步步扩张。在势力日隆的情况下，仁蚌巴需要依靠、利用宗教，由于格鲁派是帕竹一手扶植发展的宗教，仁蚌巴势必要寻找别的宗派。仁蚌巴在诸多教派中看中了噶玛噶举派，该派两法王曾先后到元朝觐见，被授于黑帽和红帽，由此发展成黑帽系和红帽系。有了强大的仁蚌巴势力的支持，噶玛噶举的地位迅速改变，新兴的仁蚌巴和噶玛噶举相结合的势力开始向帕竹和格鲁派联姻的势力进攻。1481年，应黑帽系七世的请求，仁蚌巴派兵到前藏击败帕竹统治者，噶玛噶举僧人就随之压制格鲁派，在拉萨附近建寺遏制格鲁派著名的哲蚌、色拉两寺势力的发展，还规定凡格鲁派僧人路遇噶玛噶举派僧人，必须向他们致敬。后来仁蚌巴武力控制了拉萨，自1498年至1517年的20年间，禁止哲蚌、色拉两寺僧人参加由宗喀巴创立的一年一度的祈愿大会，不准格鲁派首领担任大会主持人。到1517年，帕竹实力有所恢复，从拉萨赶走了仁蚌巴势力，才恢复了格鲁派的这些权利。
受到打击的格鲁派，不得不调整发展策略。宗教领袖四出传教，扩大在民间的影响；确立领袖人物的转世制度，避免领导集团内因争夺领导权而引起纠纷。这些措施固然有利于立足，但面对帕竹衰势及仁蚌巴和噶玛噶举相勾结势力强盛的情况，格鲁派的领袖人物必须有立足、发展的新思路。此时，达赖三世索南嘉措重新踏上萨迦派萨班、八思巴的历程，依靠强大的蒙古统治者的支持，确立起教派在西藏的独尊地位。
元朝被明朝推翻后，退到塞北的蒙古族分裂成若干部落族，蒙族在西藏的势力也随同萨迦地方政权的倒台而彻底瓦解。明承袭了元的政权，也承袭了元对西藏的权力，西藏方面对此承认无疑。然而，明中央政府远隔万里，北方的蒙古族各部则近在身边，时时会有进攻、掳掠，因此，蒙族仍然是一个对西藏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和威慑力的民族。
当时蒙古主要有瓦刺、土默特、鄂尔多斯、喀尔喀等部，其中土默特部汗王俺答汗的势力强大。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第十七世孙，在明中叶臣服明朝，受封“顺义王”。他大事扩张，1573年进军西藏东北部，带回了一些僧人，他们使他认识到藏传佛教是比蒙族的萨满教更好的统治工具，经过长年征战，他想利用格鲁派来安定部众，巩固统治。而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也正需要为自己的教派重新寻找强有力的靠山。俺答汗以重礼邀请索南嘉措前往会见，1578年5月， 两人在青海湖东面的仰华寺会面。他俩一个以忽必烈自居，一个以八思巴自比，说明他们的会见既有宗教意义，更有政治上的彼此需要。
索南嘉措在近10万人的大会上宣传佛教教义和戒律，以后，他一再向土默特部宣讲格鲁派教义，劝俺答汗废除蒙古族夫死妻殉、杀牲献祭等落后习俗。俺答汗改信格鲁派后制定了新的法规：“严禁杀牲祭祀死者。倘若依旧杀人殉葬，则要依法处死；如果宰杀牲畜殉葬，则要依法没收其全部财产；若有谩骂欧打上师和僧伽者，则抄没动手者的全部家产。”〔4〕这对发展牧业生产、对蒙古统治者和蒙古人民都有好处， 因此，博得了上下一致的好感。俺答汗和索南嘉措两人互赠尊号，索赠俺“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称号，意思是充满智慧的能象成吉思汗一样统一蒙古的君王，俺答汗赠索南嘉措“圣识一切齐瓦尔达喇达赖喇嘛”称号，意思是“在佛教的显密两教都已达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的大海一样的上师”，从此，格鲁派有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号。俺答汗将索南嘉措定为达赖三世，追认了格鲁派自确定转世制以来的前两任首领为达赖一世、二世。俺答汗为索南嘉措举行传戒法会，受戒蒙古人多达千人，其中包括蒙古族格鲁派最高首领栋科尔呼图克图和一些蒙古贵族。
格鲁派迅速在蒙古各部族中传布，朝圣者源源去西藏，格鲁派很快成为蒙古族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并因有了强大的蒙古统治者作后盾，在西藏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对于先进的藏文化十分敬仰的蒙族统治者，也希望进一步加强同格鲁派的联姻。索南嘉措死后一年，俺答汗的孙子苏密尔的儿子出生，他被认定为索南嘉措的转世灵童，成为达赖四世，使格鲁派在与其他教派和地方势力的斗争中可以依靠蒙古族的军事力量。
格鲁派投靠蒙古族和蒙古族改宗格鲁派，使藏传佛教的派别之争更趋尖锐。过去在蒙古人中藏传佛教各派都有信众，特别是大的教派更不乏蒙古族信徒。现在其他教派看到格鲁派在蒙古人中传播得这么快，而自己的蒙古族信徒迅速减少，其他教派，尤其是红帽派心生妒恨。1602年，蒙古派军队护送达赖四世进藏，达赖四世和蒙古军队的到来使后藏新兴的辛厦巴家族十分不安。1610年，辛厦巴领袖彭错南杰击败帕竹家族和山南其他地方势力，1612年，攻陷后藏各域寨，统一后藏。彭错南杰的儿子丹迴旺布又于1618年攻陷前藏大部分地区，彻底推翻了帕竹政权，建立了噶玛政权，汉史称首领为“藏巴汗”。格鲁派在西藏的支持者帕竹势力彻底垮台，对它来说要生存和发展，只有进一步投靠蒙古人一条路了。
达赖四世在蒙军护送下来到拉萨后，蒙军同藏巴汗的军队发生武装冲突，经较量，藏巴汗军队占了优势，此后，藏巴汗势力达到鼎盛时期，格鲁派处境极其困难。据《西藏民族政教史》载，当时噶玛噶举派“妒视黄教，几欲根本灭除”，“藏巴王崇敬噶玛派，对于黄教多采抑压之势。”〔5〕随着达赖四世为蒙古人及护驾蒙军抵拉萨， 蒙古在西藏的势力渐渐增强，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一是派军队进驻，实质是武装入侵；二是蒙古各部内战不休，战败部族流迁入驻西藏地区，西藏本地没有武装力量能与之抗衡，于是就被他们占地驻下；三是大批蒙古人去西藏朝觐，无疑地壮大了黄教的声势。
为了发展自己教派的势力和对付敌对教派，此时西藏主要教派都寻求外来势力，主要是蒙古族中不同部族的支持。蒙古族不同部族之间内战不断，它们为扩张势力或被打败流驻西藏，都需要在西藏立足、扎根，因此也有必要和当地宗教势力相结合。于是，在西藏出现了以不同蒙古部族为后盾的教派之争。这种斗争，既是宗教性的，也是政治性和民族性的。
十七世纪30年代，蒙古各部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和重新组合。新疆和硕特部固始汗对西藏有图，他看中了格鲁派。固始汗和格鲁派首领共商消灭格鲁派敌对势力的大计。1637年，固始汗从新疆南下青海，消灭了喀尔喀部在青海的势力。接着，他出兵康区，消灭了信奉本教的白利土司，解除了格鲁派的一大敌对势力。1641年，固始汗从康区领兵进入拉萨，在格鲁派指引下秘密向后藏出兵与藏巴汗作战。1642年，日喀则被攻克，丹迴旺布被杀。固始汗又征服了前后藏各领主，结束了由噶玛噶举派操纵的政权。噶玛噶举的势力大损，黑帽系十世亲自到拉萨向五世达赖求和。从此，格鲁派在西藏社会取得绝对优势地位。
噶玛派的西藏地方政权被消灭后，甘青川康藏区和西藏地区都掌握在和硕特部固始汗手中。他独尊格鲁派，但没把政权交格鲁派寺庙集团，他亲自坐镇西藏，成为全部藏族地区的大汗。固始汗对格鲁派极其优待、扶持，他任命五世达赖的第巴为地方政权的第巴，有权在发布的命令上与固始汁一起盖印。固始汗赠给扎什伦布寺的寺主罗桑却吉坚赞“班禅博克多”封号，这一称号后来成为罗桑却吉坚赞历代转世的专有称号，这是固始汗仿效历史上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封达赖世系，以显示自己的强大实力和历史功绩。罗桑却吉坚赞为四世班禅，清顺帝封他为“金刚上师”。前三世班禅是追认的。军事方面，由固始汗直接掌握军队指挥权，他留下八个旗的蒙军驻扎在拉萨以北的当雄，时称当雄八旗。格鲁派依靠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打败了依靠蒙古喀尔喀部却图汗的噶玛噶举地方政权，使格鲁派取得绝对优势；然而，也使藏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失去了民族自治权，成为直接由蒙古人统治的地区。
必须说明的是，固始汗和西藏宗教势力都没有忘记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他和格鲁派领袖共商进军西藏事宜时，决定共同派代表到沈阳和清政权联系。1644年，清军入关，五世达赖应邀于1652年到北京，受到优厚款待。清政府赠给大量礼物，册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不仅是藏族地区，而且也是蒙族地区的宗教领袖，金册、金印一直保存到现在。同时，清政府派人进藏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赐他金册、金印，印文用满、汉、蒙三种字体书写，固始汗受封为有权力的边疆汗王，清廷属部功臣之一。可见，固始汗新建的西藏地方政权以及西藏宗教势力都确认了和清朝中央政府继元以来的臣属关系。
五世达赖在中央有清帝大力支持，在地方有固始汗尊信，又掌握了卫藏地区的全部税收，有众多寺院作支柱，具体执行行政事务的长官第巴又是他手下的人，因此，虽无行政、军事上正式名义，但实际权力相当大。面对外族的统治，不可避免地演化出了以宗教势力为代表的西藏势力和外来蒙古族之间的矛盾。
1654年，固始汗去世，和硕特部失去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硕特部和格鲁派的联盟逐渐瓦解，都在为排挤对方和独掌西藏权力加紧准备。五世达赖受清册封后，声威势力日隆，和硕特政权的行政首领第巴又都必须是达赖手下的人，加上汗王接连换代，蒙古人的势力相应减弱。五世达赖去世后，第巴桑结嘉错出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出于格鲁派和西藏地方利益的考虑，一面供养达赖六世灵童，一面密不发丧达15年之久，仍以五世达赖名义行事。
西藏格鲁派势力和蒙古和硕特部的斗争达到白灼化，终于导致了武装冲突。1703年，第巴桑结嘉错集合自己兵力迫使拉藏汗退出拉萨，拉藏汗集合当雄蒙古八旗反攻，虽经调停休战，但双方结怨甚深。1705年，桑结嘉错买通内伺想毒死拉藏汗，事发后仓促用兵，拉藏汗调用蒙古骑兵，双方交战，桑结嘉错兵败被杀。拉藏汗奏报清廷后，康熙帝认为桑结嘉错对清廷阳奉阴违，叛迹昭著，罪有应得，决定废黜六世达赖仓央嘉错，将他押解北京，仓央嘉错在押解途中死去。康熙帝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
和硕特部虽然胜了黄教势力，但是它在西藏的统治并未就此稳固下来。在宗教方面，仓央嘉错死后，拉藏汗选定耶歇嘉错为达赖六世，受到格鲁派的反对。后来拉藏汗与在青海的和硕特部有矛盾，那里的蒙古统治者也不承认六世达赖，赞成格鲁派自立的格桑嘉错，联名上书康熙帝申述他们的意见。1720年，康熙帝以金册、金印封格桑嘉错为六世达赖（藏人，特别是三大寺僧众一直认为仓央嘉错为六世达赖，格桑嘉错为七世达赖）。康熙帝还封五世班禅罗桑耶歇为“班禅额尔德尼”，表示清廷对西藏格鲁派势力的重视和扶持。这样，拉藏汗想进一步依靠清廷打击黄教势力的愿望也成了泡影。
准葛尔部噶尔丹死后，策旺阿拉布坦继承汗位，经过20年实力强盛。他一直与和硕特部有矛盾，对西藏有觊觎之心。1717年，准葛尔部发兵西藏，袭击拉萨，杀拉藏汗，废拉藏汗所立的六世达赖耶歇嘉错，委派新的地方政权行政首脑，结束了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及其子孙在西藏的统治，蒙古准葛尔部在西藏的统治由此开始。
准葛尔部对西藏实行军事统治，其军队纪律很坏，到处抢劫，格鲁派重要寺庙也遭抢掠。康熙帝派清兵于1718年自青海入藏，但全军覆灭于黑河。1720年，康熙又派兵分别从西宁和康定抵拉萨，驱除准葛尔军队，扶格鲁派所立七世达赖格桑嘉错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仪式，从此，彻底结束了蒙古不同部族在西藏的统治，也结束了藏传佛教依仗蒙古不同部族在西藏扩张势力取得优势地位的历史。
清政府承袭自元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权力，清除了蒙古族在西藏的势力，逐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清军进藏初期，西藏行政由清军暂管，不久，清廷废除第巴总管政事制度，设四葛伦，在清军首领监督下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但西藏各地贵族之间派系斗争激烈，四位葛伦内讧，清廷再次派兵进拉萨平定局势，规定西藏行政事务由驻藏大臣监督，委派颇罗鼐全权办理。颇罗鼐总理藏政，对清廷恪守臣职，但他死后儿子上台，又一次与准葛尔部联络准备发动叛乱，清廷第三次进军西藏。清廷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1751年，正式授权七世达赖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从这时起葛厦政府归达赖喇嘛领导，确立了格鲁派掌握西藏僧俗大权的政教合一制度，使格鲁派在西藏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受蒙古统治时期。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其他教派的妒恨，噶玛噶举红帽派称扎什伦布寺富有，唆使准葛尔部进藏抢掠。1788年、1790年，准葛尔部两次侵藏，乾隆帝派福康安率军入藏进击准葛尔部，准葛尔王乞降，红帽十世畏罪自杀，乾隆帝将其尸骨分挂前后藏及西康各大寺为叛国者戒，抄没该派全部寺院及所属土地、牧场、农牧奴等，勒令红帽系僧徒改宗黄教，禁止红帽系活佛转世，自此，噶玛噶举红帽系断绝。清政府如此严厉地处理反叛的红帽系，客观上给格鲁派清除了潜在的敌对势力，更巩固了它在西藏的政教合一政权。清政府又一次打败蒙古准葛尔部的入侵，使蒙古部族不再敢于觊觎和入侵西藏，藏族和蒙族成为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有着共同宗教信仰的兄弟民族。
四）藏传佛教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宗教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历史现象，它无不处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之下，在这一点上，藏传佛教的情况尤具典型性。藏传佛教是佛教三大流派之一，是藏族的民族宗教，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和周围地区各民族的关系，尤其离不开与周边民族统治者的关系。
1.藏传佛教是由从尼泊尔和大唐传入的印度佛教，结合本土的本教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
2.藏传佛教形成后，萨迦派曾经依靠蒙族统治者取得西藏的地方政权。
3.在西藏宗教改革中形成的格鲁派，先依靠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发展势力，后又依靠和硕特部固始汗在西藏社会取得宗教绝对优势地位，最终在和蒙古统治者的矛盾斗争中，依靠清廷彻底清除了蒙族在西藏的势力，确立起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
4.在长达五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中，蒙古族不同部族先后对西藏入侵、控制、统治。由于对异族的统治需要异族宗教作统治工具，在西藏复杂的政治和宗教形势中，蒙族统治者需要选择合适的教派；同时，不同蒙古部族也被藏传佛教某些派别所利用，成为扩张势力取得权力的靠山、工具。在这种相互需要、相互利用中，文化相对落后的蒙族摒弃了萨满教，接受了藏传佛教，接受了较高的文化、文明。
5.格鲁派依靠清廷彻底驱逐了蒙族入侵者，西藏直接由中央管辖，确立起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格鲁派由此取得了历史上在僧俗两方面的最大权力。藏族和蒙族成为祖国大家庭中有共同宗教信仰的平等的兄弟民族。
注释：
〔1〕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66页。
〔2〕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出版社1987 年版，第210页。
〔3 〕（意）杜齐：《西藏中世纪史》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1980年版，第15页。
〔4〕《达赖喇嘛三世、四世传》，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 西藏卷，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版，第173页。
〔5〕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原标题：中世纪藏传佛教与蒙古统治者——兼论民族宗教与外族的关系
宗教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封闭的现象，它无时无刻不处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之下。在这一点上，藏传佛教尤具典型性。作者运用历史资料，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在西藏宗教改革中，藏传各教派的内部纷争，特别是格鲁派依靠蒙古统治者发展势力，最终依靠清朝政府彻底清除蒙族在西藏的努力，确立西藏政教合一地方政权的过程。
一、藏传佛教的形成及其特点
古代藏族地区，流传着本土的原始宗教本教。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建立了吐蕃王朝。封建王朝的建立和生产力的发展，使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本教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英明的松赞干布果断地从尼泊尔和中国引进了佛教。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外来文化，入藏后必然和本土宗教、本土文化产生矛盾、冲突。佛、本两教在长期的斗争中，相互融合、吸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佛教三大派系之一的藏传佛教。
佛教从松赞干布时传入到九世纪中叶朗达玛禁佛，这个时期为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前弘期”的佛教是统一的佛教。朗达玛灭佛给佛教以毁灭性打击，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灭法期”，几乎到了佛法不传的地步。朗达玛死后，吐蕃贵族围绕着他大、小二妃的两个儿子形成了两个集团，彼此争战，耗尽实力，后来出现了奴隶、平民起义，吐蕃王朝崩溃，西藏进入各地方势力混战和割据时期。长期战乱之后，人民要求安定，统治者也需要维护对他们统治有利的稳定秩序，因此，公元十世纪末，佛教渐渐在民间复兴，并很快得到新兴领主的扶持、弘扬，开始了它的“后弘期”。各地新兴封建领主纷纷选派青年去克什米尔、印度等地学佛，并从那里聘请高僧来藏弘扬佛教，不久就在青海、前后藏、阿里地区和康区形成了兴旺的佛教中心，佛教在藏民中广泛传播，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但是，此时的佛教早已不是原版的印度佛教，也不是汉地佛教，它大量地吸收当地文化，特别是大量吸收本教的内容、形式，使它既在教理、教义上适应统治阶级需要，也在内容和形式上更易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成为统治者和广大群众都欢迎的新形态佛教。《西藏佛教史略》这样写道：“我们不把吐蕃时期的佛教称为西藏佛教，而是把经过和本教长期斗争，吸收、接近、融合本教以后的佛教才称作西藏佛教。它和最初传入吐蕃社会并获得一定发展的佛教，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出现是佛教和本教经过斗争达到融合的一个终结性标志，也是佛教西藏化过程完成的标志。”〔1〕
本土化、本教化是西藏佛教的基本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分散、自流，最终导致教派纷起，争斗不断。当时藏族社会政治上分裂，各地方势力割据一方，它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独立地弘扬佛教，使之自成一体，渐渐地在各复兴中心形成不同的派别，继而又从某些派别中再产生出新的教派。主要教派宁玛、萨迦、噶当、噶举都在十一世纪前期形成；到十二世纪，从噶举派又产生出帕竹、蔡巴、噶玛、止贡等派别，而噶玛噶举又分成了黑帽系和红帽系；十五世纪初，又从噶举派衍生、改革而形成格鲁派，即黄教。西藏佛教各派的复兴都依靠了大封建领主，这就决定了它对封建势力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它和统治阶级的关系十分密切，和政治的结合尤为紧密，地方势力也更强化对它的控制和利用，导致了后来的政教合一制度，这是这它的第三个特点。这样一个存在于分裂、割据社会中，教派林立，又强烈地依赖于地方割据势力的民族宗教，必然会与周边民族演绎出特殊的历史：不同的地方势力和教派寻找、依靠外族政治力量，力图发展自己的势力，控制西藏。而周边地区外族则通过选择、扶助不同地方势力和教派，在西藏扩张势力或实行对西藏的统治。中世纪藏传佛教和蒙族统治者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二）蒙族统治者扶植萨迦派统领西藏
藏传佛教形成后，在西藏出现了若干僧俗结合的地方势力。十三世纪初，蒙古在北方崛起，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甘青藏族地区原来有一部分属于西夏和金，蒙古灭夏、金以后，这些地区也随着归属了蒙古。由于西夏王室和萨迦派早有联系，使成吉思汗注意到了西藏地区和藏传佛教，意欲派兵进藏。西藏各地方势力得悉成吉思汗这一动向，召集会议商议对策，决定派出僧俗两位代表，前去谒见成吉思汗，请求纳贡归顺。成吉思汗当时急于一路西进，西藏不战而纳贡归附，当是省力的好事，也就没有对它用兵和对它进行直接的统治。
成吉思汗去世，其子窝阔台即位，他将原西夏和甘青的藏族地区划作他第二个儿子阔端的居地。1239年，阔端派将领多达那波等攻入西藏，曾到达离拉萨不远的地方。由此，多达那波了解到西藏僧俗势力割据及佛教在社会生活中起很大作用等情况，向阔端建议选用当地宗教领袖协助蒙古统治西藏，这一建议得到阔端的赞赏。鉴于西藏宗教教派林立，阔端必须在各教派中挑选一个实力强、威望高，且忠心可靠的教派，扶植它来统领西藏。五世达赖所著《西藏王臣史》论及当时情势时说：“现在卫藏（前、后藏）地方以噶当派的寺庙为最多；达垄教派（即达垄噶举）的僧人戒律清整；止贡教派（即止贡噶举）的京俄大师具大法力；萨迦教派的班智达（即萨班）学富五明。”〔2 〕多达那波向阔端建议选择萨迦派，因为萨班声望很高。阔端采纳了他的建议，致函召萨班到驻地凉州会面，商谈卫藏全区归顺蒙古的事宜。
1244年，萨班带了侄子八思巴等人出发去凉州，途中他为八思巴授了沙弥戒，按萨迦派规定，八思巴成了教派的法定继承人，由他带领随从先行去凉州，萨班本人则沿途稽留，以便和各地方僧俗势力联系，商议对策。1247年，阔端和萨班在凉州会面。他俩商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萨班承认蒙古人在西藏至高无上的权力，西藏各僧俗首领的人民均为蒙古的臣民。他俩还议定了今后切实治理西藏的具体措施。行政方面，最高官员由萨迦派宗教领袖推荐，经蒙古委派，金字诏书任命，以“达鲁花赤”名义管理西藏官民，较高的官员都由达鲁花赤秉承蒙古汗王旨意任命。寺庙僧众、宗教事务，由蒙古委托萨迦派的宗教首领管理，这样，萨迦派统领了整个西藏宗教，萨班成了蒙古人统治西藏的最高藏族代理人。
萨班和他的教派的独尊地位完全是由本民族的征服者出于统治需要而赋于的，因此面临着如何使各地僧俗势力真正顺服蒙族统治者，承认萨迦派的权力的问题。为此，萨班写了一封致卫藏各地僧俗首领的公开信，信中谈到蒙古人不可战胜的军事实力，还向他们通报了和阔端商定的今后对西藏的治理方案。信中说：“心怀着佛法，为了众生的利益，特别是说西藏语的人们的利益，我到了霍尔（蒙古）地方……这位霍尔王的军队是无数的，我想整个赡部洲都归服他了，那些赞同他的人们都和他同甘共苦，假如一个人不真心诚意听他的话，就不配是他的从属，而到头来还要被汗王推翻。”〔3〕
各地僧俗势力一致接受了萨班与阔端商定的条件，而且因为萨迦派有强大的异族统治者作后盾，无奈地接受了它的独尊地位。
1251年，阔端和萨班先后去世，八思巴继任萨迦派首领，蒙古方面蒙哥接位，授权胞弟忽必烈总领漠南蒙古和汉藏等地区。权力交替之际，藏地一些地方势力试图摆脱外族统治，忽必烈以武力平定，蒙军入藏，西藏地方势力，特别是教派领袖，竞相和蒙古统治者拉关系扩大实力。忽必烈继承阔端的做法，依然利用萨迦派来帮助自己对藏族地区的统治。1260年，忽必烈当了蒙古大汗，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迁都北京，设置总制院管辖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任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八思巴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史上杰出的宗教领袖，深受忽必烈信任，享有崇高地位，常随忽必烈左右，为之出谋划策。忽必烈对高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汉、藏文化十分敬重，八思巴奉他之命创制新蒙文，忽必烈命令在全国推行。因创新文字有功，忽必烈加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自此，“大宝法王”成为元、明两代对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最高封号。
萨迦派的地位完全依靠蒙古统治者，它的兴衰也就和元朝的强弱兴衰紧紧相连。忽必烈去世后，元朝迅速从兴盛的顶峰跌落下来。元朝中期以后统治力量衰落，萨迦派在藏的声势地位自然也低落下来。萨迦派自萨班、八思巴之后再无可相提并论的优秀人才，同时，政治上得势后，萨迦派戒律松驰，贪图享受，追名逐利，腐化堕落，前途岌岌可危。
公元十二世纪，在西藏桑日县帕木竹地方，由帕木竹巴·多吉杰波创立了帕竹噶举派，后被当地显贵家族夺取领导权，形成教派和地方势力的合一。元分封十三万户时，帕竹是万户。十四世纪，帕竹的实力在万户长绛曲坚赞时得到很大发展，他同其他宗教势力的万户进行战争，权力、领土不断扩大，代表蒙古人统治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萨迦本勤及萨迦住持都已没有能力阻止他的扩张。绛曲坚赞派使节到蒙古宫廷申辩和请封，丧失力量的元中央政府满足了他的要求，他的吞并得到了皇帝的承认，获得了封文、银印。绛曲坚赞最终以平乱名义于1354年击败萨迦地方政权，占领了萨迦寺。元朝覆灭在即，只得顺水推舟承认现实，封绛曲坚赞为大司徒，噶举派成了藏族佛教各派首领。
（三）格鲁派依仗蒙族统治者取得绝对优势
十五世纪初，在西藏兴起了藏传佛教最大的教派格鲁派，因僧人戴黄帽，故又称黄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7岁出家，从老家青海塔尔寺的噶当派学法10年，后又去卫藏游学、受戒、讲经，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其中特别强调了僧人的戒律，这样，就在西藏社会引起了一场宗教改革。
宗喀巴最主要的支持来自当时控制卫藏绝大部分地区的帕竹政权，其掌权人是绛曲坚赞的侄孙扎巴坚赞，他与当时好多掌权者一样，既是自己教派主寺的主持，教派的首领，又在首府执政。1406年，他被明朝封为“阐化王”，达到了帕竹在政治上的顶峰时期。1409年藏历正月间，扎巴坚赞花费大量财力，召集数以万计的各派僧人，在拉萨大召寺举办祈愿法会，让宗喀巴任主持人，为广大僧众讲经，将他抬高到全藏各教派领袖的地位。会后，宗喀巴在帕竹政权大贵族资助下建造甘丹寺，传召大会的召开和甘丹寺的建立，标志着格鲁派的创立。
格鲁派创立后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引起其他教派的不满和斗争。随着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社会上实力地位的下降，格鲁派的命运就随着受到影响。
1435年，原依附帕竹政权的仁蚌巴家族占据了后藏，虽名义上仍臣属帕竹，实际已成独立的地方割据势力。1459年，帕竹内讧，势更中衰，仁蚌巴正好步步扩张。在势力日隆的情况下，仁蚌巴需要依靠、利用宗教，由于格鲁派是帕竹一手扶植发展的宗教，仁蚌巴势必要寻找别的宗派。仁蚌巴在诸多教派中看中了噶玛噶举派，该派两法王曾先后到元朝觐见，被授于黑帽和红帽，由此发展成黑帽系和红帽系。有了强大的仁蚌巴势力的支持，噶玛噶举的地位迅速改变，新兴的仁蚌巴和噶玛噶举相结合的势力开始向帕竹和格鲁派联姻的势力进攻。1481年，应黑帽系七世的请求，仁蚌巴派兵到前藏击败帕竹统治者，噶玛噶举僧人就随之压制格鲁派，在拉萨附近建寺遏制格鲁派著名的哲蚌、色拉两寺势力的发展，还规定凡格鲁派僧人路遇噶玛噶举派僧人，必须向他们致敬。后来仁蚌巴武力控制了拉萨，自1498年至1517年的20年间，禁止哲蚌、色拉两寺僧人参加由宗喀巴创立的一年一度的祈愿大会，不准格鲁派首领担任大会主持人。到1517年，帕竹实力有所恢复，从拉萨赶走了仁蚌巴势力，才恢复了格鲁派的这些权利。
受到打击的格鲁派，不得不调整发展策略。宗教领袖四出传教，扩大在民间的影响；确立领袖人物的转世制度，避免领导集团内因争夺领导权而引起纠纷。这些措施固然有利于立足，但面对帕竹衰势及仁蚌巴和噶玛噶举相勾结势力强盛的情况，格鲁派的领袖人物必须有立足、发展的新思路。此时，达赖三世索南嘉措重新踏上萨迦派萨班、八思巴的历程，依靠强大的蒙古统治者的支持，确立起教派在西藏的独尊地位。
元朝被明朝推翻后，退到塞北的蒙古族分裂成若干部落族，蒙族在西藏的势力也随同萨迦地方政权的倒台而彻底瓦解。明承袭了元的政权，也承袭了元对西藏的权力，西藏方面对此承认无疑。然而，明中央政府远隔万里，北方的蒙古族各部则近在身边，时时会有进攻、掳掠，因此，蒙族仍然是一个对西藏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和威慑力的民族。
当时蒙古主要有瓦刺、土默特、鄂尔多斯、喀尔喀等部，其中土默特部汗王俺答汗的势力强大。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第十七世孙，在明中叶臣服明朝，受封“顺义王”。他大事扩张，1573年进军西藏东北部，带回了一些僧人，他们使他认识到藏传佛教是比蒙族的萨满教更好的统治工具，经过长年征战，他想利用格鲁派来安定部众，巩固统治。而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也正需要为自己的教派重新寻找强有力的靠山。俺答汗以重礼邀请索南嘉措前往会见，1578年5月， 两人在青海湖东面的仰华寺会面。他俩一个以忽必烈自居，一个以八思巴自比，说明他们的会见既有宗教意义，更有政治上的彼此需要。
索南嘉措在近10万人的大会上宣传佛教教义和戒律，以后，他一再向土默特部宣讲格鲁派教义，劝俺答汗废除蒙古族夫死妻殉、杀牲献祭等落后习俗。俺答汗改信格鲁派后制定了新的法规：“严禁杀牲祭祀死者。倘若依旧杀人殉葬，则要依法处死；如果宰杀牲畜殉葬，则要依法没收其全部财产；若有谩骂欧打上师和僧伽者，则抄没动手者的全部家产。”〔4〕这对发展牧业生产、对蒙古统治者和蒙古人民都有好处， 因此，博得了上下一致的好感。俺答汗和索南嘉措两人互赠尊号，索赠俺“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称号，意思是充满智慧的能象成吉思汗一样统一蒙古的君王，俺答汗赠索南嘉措“圣识一切齐瓦尔达喇达赖喇嘛”称号，意思是“在佛教的显密两教都已达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的大海一样的上师”，从此，格鲁派有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号。俺答汗将索南嘉措定为达赖三世，追认了格鲁派自确定转世制以来的前两任首领为达赖一世、二世。俺答汗为索南嘉措举行传戒法会，受戒蒙古人多达千人，其中包括蒙古族格鲁派最高首领栋科尔呼图克图和一些蒙古贵族。
格鲁派迅速在蒙古各部族中传布，朝圣者源源去西藏，格鲁派很快成为蒙古族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并因有了强大的蒙古统治者作后盾，在西藏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对于先进的藏文化十分敬仰的蒙族统治者，也希望进一步加强同格鲁派的联姻。索南嘉措死后一年，俺答汗的孙子苏密尔的儿子出生，他被认定为索南嘉措的转世灵童，成为达赖四世，使格鲁派在与其他教派和地方势力的斗争中可以依靠蒙古族的军事力量。
格鲁派投靠蒙古族和蒙古族改宗格鲁派，使藏传佛教的派别之争更趋尖锐。过去在蒙古人中藏传佛教各派都有信众，特别是大的教派更不乏蒙古族信徒。现在其他教派看到格鲁派在蒙古人中传播得这么快，而自己的蒙古族信徒迅速减少，其他教派，尤其是红帽派心生妒恨。1602年，蒙古派军队护送达赖四世进藏，达赖四世和蒙古军队的到来使后藏新兴的辛厦巴家族十分不安。1610年，辛厦巴领袖彭错南杰击败帕竹家族和山南其他地方势力，1612年，攻陷后藏各域寨，统一后藏。彭错南杰的儿子丹迴旺布又于1618年攻陷前藏大部分地区，彻底推翻了帕竹政权，建立了噶玛政权，汉史称首领为“藏巴汗”。格鲁派在西藏的支持者帕竹势力彻底垮台，对它来说要生存和发展，只有进一步投靠蒙古人一条路了。
达赖四世在蒙军护送下来到拉萨后，蒙军同藏巴汗的军队发生武装冲突，经较量，藏巴汗军队占了优势，此后，藏巴汗势力达到鼎盛时期，格鲁派处境极其困难。据《西藏民族政教史》载，当时噶玛噶举派“妒视黄教，几欲根本灭除”，“藏巴王崇敬噶玛派，对于黄教多采抑压之势。”〔5〕随着达赖四世为蒙古人及护驾蒙军抵拉萨， 蒙古在西藏的势力渐渐增强，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一是派军队进驻，实质是武装入侵；二是蒙古各部内战不休，战败部族流迁入驻西藏地区，西藏本地没有武装力量能与之抗衡，于是就被他们占地驻下；三是大批蒙古人去西藏朝觐，无疑地壮大了黄教的声势。
为了发展自己教派的势力和对付敌对教派，此时西藏主要教派都寻求外来势力，主要是蒙古族中不同部族的支持。蒙古族不同部族之间内战不断，它们为扩张势力或被打败流驻西藏，都需要在西藏立足、扎根，因此也有必要和当地宗教势力相结合。于是，在西藏出现了以不同蒙古部族为后盾的教派之争。这种斗争，既是宗教性的，也是政治性和民族性的。
十七世纪30年代，蒙古各部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和重新组合。新疆和硕特部固始汗对西藏有图，他看中了格鲁派。固始汗和格鲁派首领共商消灭格鲁派敌对势力的大计。1637年，固始汗从新疆南下青海，消灭了喀尔喀部在青海的势力。接着，他出兵康区，消灭了信奉本教的白利土司，解除了格鲁派的一大敌对势力。1641年，固始汗从康区领兵进入拉萨，在格鲁派指引下秘密向后藏出兵与藏巴汗作战。1642年，日喀则被攻克，丹迴旺布被杀。固始汗又征服了前后藏各领主，结束了由噶玛噶举派操纵的政权。噶玛噶举的势力大损，黑帽系十世亲自到拉萨向五世达赖求和。从此，格鲁派在西藏社会取得绝对优势地位。
噶玛派的西藏地方政权被消灭后，甘青川康藏区和西藏地区都掌握在和硕特部固始汗手中。他独尊格鲁派，但没把政权交格鲁派寺庙集团，他亲自坐镇西藏，成为全部藏族地区的大汗。固始汗对格鲁派极其优待、扶持，他任命五世达赖的第巴为地方政权的第巴，有权在发布的命令上与固始汁一起盖印。固始汗赠给扎什伦布寺的寺主罗桑却吉坚赞“班禅博克多”封号，这一称号后来成为罗桑却吉坚赞历代转世的专有称号，这是固始汗仿效历史上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封达赖世系，以显示自己的强大实力和历史功绩。罗桑却吉坚赞为四世班禅，清顺帝封他为“金刚上师”。前三世班禅是追认的。军事方面，由固始汗直接掌握军队指挥权，他留下八个旗的蒙军驻扎在拉萨以北的当雄，时称当雄八旗。格鲁派依靠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打败了依靠蒙古喀尔喀部却图汗的噶玛噶举地方政权，使格鲁派取得绝对优势；然而，也使藏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失去了民族自治权，成为直接由蒙古人统治的地区。
必须说明的是，固始汗和西藏宗教势力都没有忘记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他和格鲁派领袖共商进军西藏事宜时，决定共同派代表到沈阳和清政权联系。1644年，清军入关，五世达赖应邀于1652年到北京，受到优厚款待。清政府赠给大量礼物，册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不仅是藏族地区，而且也是蒙族地区的宗教领袖，金册、金印一直保存到现在。同时，清政府派人进藏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赐他金册、金印，印文用满、汉、蒙三种字体书写，固始汗受封为有权力的边疆汗王，清廷属部功臣之一。可见，固始汗新建的西藏地方政权以及西藏宗教势力都确认了和清朝中央政府继元以来的臣属关系。
五世达赖在中央有清帝大力支持，在地方有固始汗尊信，又掌握了卫藏地区的全部税收，有众多寺院作支柱，具体执行行政事务的长官第巴又是他手下的人，因此，虽无行政、军事上正式名义，但实际权力相当大。面对外族的统治，不可避免地演化出了以宗教势力为代表的西藏势力和外来蒙古族之间的矛盾。
1654年，固始汗去世，和硕特部失去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硕特部和格鲁派的联盟逐渐瓦解，都在为排挤对方和独掌西藏权力加紧准备。五世达赖受清册封后，声威势力日隆，和硕特政权的行政首领第巴又都必须是达赖手下的人，加上汗王接连换代，蒙古人的势力相应减弱。五世达赖去世后，第巴桑结嘉错出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出于格鲁派和西藏地方利益的考虑，一面供养达赖六世灵童，一面密不发丧达15年之久，仍以五世达赖名义行事。
西藏格鲁派势力和蒙古和硕特部的斗争达到白灼化，终于导致了武装冲突。1703年，第巴桑结嘉错集合自己兵力迫使拉藏汗退出拉萨，拉藏汗集合当雄蒙古八旗反攻，虽经调停休战，但双方结怨甚深。1705年，桑结嘉错买通内伺想毒死拉藏汗，事发后仓促用兵，拉藏汗调用蒙古骑兵，双方交战，桑结嘉错兵败被杀。拉藏汗奏报清廷后，康熙帝认为桑结嘉错对清廷阳奉阴违，叛迹昭著，罪有应得，决定废黜六世达赖仓央嘉错，将他押解北京，仓央嘉错在押解途中死去。康熙帝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
和硕特部虽然胜了黄教势力，但是它在西藏的统治并未就此稳固下来。在宗教方面，仓央嘉错死后，拉藏汗选定耶歇嘉错为达赖六世，受到格鲁派的反对。后来拉藏汗与在青海的和硕特部有矛盾，那里的蒙古统治者也不承认六世达赖，赞成格鲁派自立的格桑嘉错，联名上书康熙帝申述他们的意见。1720年，康熙帝以金册、金印封格桑嘉错为六世达赖（藏人，特别是三大寺僧众一直认为仓央嘉错为六世达赖，格桑嘉错为七世达赖）。康熙帝还封五世班禅罗桑耶歇为“班禅额尔德尼”，表示清廷对西藏格鲁派势力的重视和扶持。这样，拉藏汗想进一步依靠清廷打击黄教势力的愿望也成了泡影。
准葛尔部噶尔丹死后，策旺阿拉布坦继承汗位，经过20年实力强盛。他一直与和硕特部有矛盾，对西藏有觊觎之心。1717年，准葛尔部发兵西藏，袭击拉萨，杀拉藏汗，废拉藏汗所立的六世达赖耶歇嘉错，委派新的地方政权行政首脑，结束了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及其子孙在西藏的统治，蒙古准葛尔部在西藏的统治由此开始。
准葛尔部对西藏实行军事统治，其军队纪律很坏，到处抢劫，格鲁派重要寺庙也遭抢掠。康熙帝派清兵于1718年自青海入藏，但全军覆灭于黑河。1720年，康熙又派兵分别从西宁和康定抵拉萨，驱除准葛尔军队，扶格鲁派所立七世达赖格桑嘉错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仪式，从此，彻底结束了蒙古不同部族在西藏的统治，也结束了藏传佛教依仗蒙古不同部族在西藏扩张势力取得优势地位的历史。
清政府承袭自元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权力，清除了蒙古族在西藏的势力，逐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清军进藏初期，西藏行政由清军暂管，不久，清廷废除第巴总管政事制度，设四葛伦，在清军首领监督下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但西藏各地贵族之间派系斗争激烈，四位葛伦内讧，清廷再次派兵进拉萨平定局势，规定西藏行政事务由驻藏大臣监督，委派颇罗鼐全权办理。颇罗鼐总理藏政，对清廷恪守臣职，但他死后儿子上台，又一次与准葛尔部联络准备发动叛乱，清廷第三次进军西藏。清廷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1751年，正式授权七世达赖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从这时起葛厦政府归达赖喇嘛领导，确立了格鲁派掌握西藏僧俗大权的政教合一制度，使格鲁派在西藏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受蒙古统治时期。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其他教派的妒恨，噶玛噶举红帽派称扎什伦布寺富有，唆使准葛尔部进藏抢掠。1788年、1790年，准葛尔部两次侵藏，乾隆帝派福康安率军入藏进击准葛尔部，准葛尔王乞降，红帽十世畏罪自杀，乾隆帝将其尸骨分挂前后藏及西康各大寺为叛国者戒，抄没该派全部寺院及所属土地、牧场、农牧奴等，勒令红帽系僧徒改宗黄教，禁止红帽系活佛转世，自此，噶玛噶举红帽系断绝。清政府如此严厉地处理反叛的红帽系，客观上给格鲁派清除了潜在的敌对势力，更巩固了它在西藏的政教合一政权。清政府又一次打败蒙古准葛尔部的入侵，使蒙古部族不再敢于觊觎和入侵西藏，藏族和蒙族成为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有着共同宗教信仰的兄弟民族。
四）藏传佛教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宗教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历史现象，它无不处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之下，在这一点上，藏传佛教的情况尤具典型性。藏传佛教是佛教三大流派之一，是藏族的民族宗教，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和周围地区各民族的关系，尤其离不开与周边民族统治者的关系。
1.藏传佛教是由从尼泊尔和大唐传入的印度佛教，结合本土的本教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
2.藏传佛教形成后，萨迦派曾经依靠蒙族统治者取得西藏的地方政权。
3.在西藏宗教改革中形成的格鲁派，先依靠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发展势力，后又依靠和硕特部固始汗在西藏社会取得宗教绝对优势地位，最终在和蒙古统治者的矛盾斗争中，依靠清廷彻底清除了蒙族在西藏的势力，确立起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
4.在长达五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中，蒙古族不同部族先后对西藏入侵、控制、统治。由于对异族的统治需要异族宗教作统治工具，在西藏复杂的政治和宗教形势中，蒙族统治者需要选择合适的教派；同时，不同蒙古部族也被藏传佛教某些派别所利用，成为扩张势力取得权力的靠山、工具。在这种相互需要、相互利用中，文化相对落后的蒙族摒弃了萨满教，接受了藏传佛教，接受了较高的文化、文明。
5.格鲁派依靠清廷彻底驱逐了蒙族入侵者，西藏直接由中央管辖，确立起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格鲁派由此取得了历史上在僧俗两方面的最大权力。藏族和蒙族成为祖国大家庭中有共同宗教信仰的平等的兄弟民族。
注释：
〔1〕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66页。
〔2〕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出版社1987 年版，第210页。
〔3 〕（意）杜齐：《西藏中世纪史》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1980年版，第15页。
〔4〕《达赖喇嘛三世、四世传》，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 西藏卷，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版，第173页。
〔5〕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
（一）蒙藏关系的开创
1227年7月，成吉思汗去世。此后，由掌管着蒙古大军军权的幼子拖雷监国二年。1229年蒙古贵族召开忽里勒台，遵照成吉思汗遗命推举窝阔台①为大汗，从此进入了窝阔台统治时期。即位后，窝阔台遵父遗命，②于1234年灭金。在他的治下，真正开创了与西藏的直接关系的人，③就是窝阔台汗幼子阔端，而不是某些藏文史籍中所说的成吉思汗。④
阔端，系窝阔台幼子（即第三子）。在蒙古灭西夏（1227年）和金朝（123年）之后，窝阔台于1235年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决议发动“长子西征”（亦称第二次西征），贵由等随即远征东欧各地；而窝阔台则将原西夏辖区，及今甘肃、青海的部分藏区划归阔端份地。阔端筑宫定于凉州，开始了对包括藏区在内的国内经营。
窝阔台卒（124年）后，阔端和贵由之母乃马真皇后曾在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支持下称制五年。其间，据《新元史》卷111说，贵由、蒙哥等在处理完窝阔台后事之后继续率军随拔都远征东欧，国内唯有皇子阔端“开府西凉，承制得以专封拜”，权势越来越大，政治上颇为活跃。自然，就只有“承制得以专封拜”的阔端有资格和机会，以蒙古汗国在国内的最高统帅代表的身份，承担起包括经营藏区、开创蒙藏关系在内的国内重大任务了。
1239年，阔端派部下多达那波率军取道青海，直入藏北（拉萨一带），烧毁了热振寺（rwa－sgreng，1056年建）和杰拉康（rgyal－lha－khang，1012年建），杀害了500余名僧俗人众，其中包括一名叫赛教（se－ston）的佛教法师。⑤除此而外，蒙古军队并未再开杀戒，而是短暂地驻守一阵之后又突然撤军北还。⑥这一过程一直为古代藏族史家们所描述和渲染，其中夹杂了不少猜测和虚构，这里我们不必赘述。
实际上，多达那波进军西藏并非意在武力攻占西藏，正如某些宗教史书所说，多达那波之入藏，是受阔端之命寻找一位有学问的高僧去蒙古“传布佛教”。这较为可信，因为阔端份地内之西夏故地以及甘、青广大藏区笃信佛教，若要很好地经营藏区，就必须因势利导，以佛治佛，即“以善治蕃”方为上策，故而极有可能需要一位佛教领袖与自己配合。蒙古军进入藏区之后，由于藏区僧俗势力长期分割而治，自然意见不尽统一，多数慑于蒙古汗国之威力，早有归降之意，但依然有部分人持反对意见，于是，在蒙军入藏后就遭到了小规模寺院武装的反抗。“道尔达（即多达那波）便以武力攻占了热振寺，屠杀僧众数百人，继（而）又烧毁杰拉康寺。从此以后，……再未与当地僧俗势力发生武装冲突，而且与他们开始了和平的接触和频繁的交往。”⑦
以武力反抗的寺院有可能就是被焚之寺，其他寺院未遭杀劫。而“被破坏的寺院都是西藏佛教噶当派的寺院，而达垅和止贡是噶举派的两个支系”，事实上后来“只有噶当派没有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布施，也没有蒙古王公做它的后盾，可是萨迦派和噶举派的一些支系都有蒙古族的统治阶级做它们的靠山。”⑧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说明了当时西藏各教派对蒙古入主持有不同意见，而蒙古对西藏佛教各教派的态度也有所偏向。
此外，“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习惯于在进攻一个新国家之前就把其首脑召来投降，继之就是索取质子、征收贡赋并任命蒙古官吏统治当地。”⑨如果不从，即发大军征服之。而阔端对西藏并没有也不可能采用这套办法，原因是当时分裂的西藏根本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正式的、能统治全藏的名王可召请；同时，西藏地域广阔，自然环境恶劣，而蒙古军队数量有限，加上难于适应西藏特殊的严寒多变的雪域气候，就难以攻克，纵使克之也难于守之。所以，“从当时的环境条件观之，1240年远征（实为1239年发兵，1240年焚寺）主要目标是侦察。”⑩其目的就近来说，是确定西藏政体的性质如何，谁能充当西藏首领，以便进一步采取措施降服西藏；就远来说，这对未来蒙古从藏区进攻南宋的军力调动，可能也会得到一份可靠的估价性的情报。当时阔端没有亲征，这一事实也加强了此次远征旨在侦察这一观点的可靠性。蒙古大汗及其王室系统内的王子们亲自指挥作战早已成其惯例，而阔端这次却例外地将“入藏”的统帅权交给了部将多达那波。如果只是为了入藏侦察，以了解藏区情况，以便延请合适人选作为西藏代表与阔瑞合作的话，因何要派军队呢？我们认为，在当时对西藏各教派势力及其对蒙古的态度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仅派几位代表不带武装入藏是极其危险的，遇到意外（比如后来小股寺院的武装反抗）就必定“客死他乡”。故而这次入藏虽是侦察，却又是特殊的侦察，带上部队以防意外是必要的。事实上后来焚烧寺院可能是对一小股反抗蒙古的噶当派寺院武装采取的镇压行为，此后对其他寺院可谓“秋毫无犯”，据说被焚之寺后来又“由蒙军所修复”。［11］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入藏将领多达那波给阔端的信中明显看出，此次入藏是为了探清西藏情况，寻觅合适的代表与阔端谈判。阔端最终选定了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波（下文简称萨班）。其原因一方面是阔端的确在想方设法寻找一位“具大法力”能威震全藏、统率人心的佛教领袖，想集政教大权于这样一位代言人身上，令其代为统领藏区。萨班学贯五明，且萨迦教派在藏区影响巨大，自然是最佳人选之一；另一方面，阔端需要的是一位将西藏政权拱手让于蒙古统治者，即称臣于蒙古汗国的代表人物，应该说这样的人物不会只有萨班一位人选，问题在于蒙古统治者希望这种臣属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固性，而在这一方面，其他任何教派的领袖人物都不比萨班的条件优越，因为其他教派的“活佛转世”制度决定其宗教领袖是从僧院组织共同体中挑选出来的，具有一种偶然性，他们的继承人在生前也是未知数，而萨班的领袖地位是与生俱来的，其继承人也是法定不变的萨迦本族人，这是由于萨迦派并没有活佛转世一说，向来是血缘传承，宗教和经济权力始终高度集中于一族，这种世代相传的延续性为蒙古汗国统治者提供了可行的施政手段，邀请萨班就极有利于确保西藏长期臣服于蒙古汗国。
1244年，阔端再度委派多达那波和杰门入藏。不过，这次没有带上军队，而是带上请柬（召请信）和礼物“邀请”萨班。所谓邀请，无疑是对萨班发出的一道最后通牒。无论愿意与否，都得前往。［12］
此时萨班已是63岁的高龄，但他不顾年老体弱毅然决定携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二侄一同迅即前往凉州。是年八思巴10岁，恰那多吉6岁。
萨班一行1244年从萨迦启程，经过两年的艰苦跋涉，终于在1246年8月抵达凉州。是时恰逢阔端赴和林参加推举贵由即大汗位的忽里勒台去了，未能立时相见。贵由即大汗位后，阔端方于1247年返回凉州，与萨班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揭示了蒙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在萨班到凉州之前，阔端身边已有数位藏族僧人，但因他们不甚精通佛学，在举行祈愿法会时均由也里可温和蒙古萨满教的巫师坐在僧众上首。萨班到后，给曾经听过维吾尔族僧人讲论佛法的阔端再度说佛，其精到深邃而又明白晓畅的讲授，使他对佛教教义更加明了，对佛教更加崇敬，于是下令从今往后在祈愿法会上也里可温和萨满教巫师不能再坐上首，而由萨班坐在僧众之首，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阔端还在凉州专为萨班修建一座幻化寺（vphrul-pavi-sde），作为驻锡之所。另外，萨班精通五明，深谙医道，据说阔端身患顽疾，久治不愈，最后由萨班治好，继而对萨班倍加崇敬，两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得到进一步改善和升华。在此基础上促成了双方顺利地协商西藏归顺蒙古事宜，一方代表蒙古王室，一方代表西藏地方僧俗势力。双方达成共识之后，由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领袖的公开信，此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13］此信写得风趣生动而又情恳意切，识大体，顾大局，以挽救民族危难为大义，有理有据地逐步陈述利害关系，力劝藏区归顺蒙古而免遭西夏似的民族灭亡之灾。这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开信，是经过萨班长期努力、精心准备和苦心经营才诞生的。它的诞生标志着蒙藏直接的政治联合关系的正式建立，为蒙古统治西藏和西藏后来归顺蒙元中央政府奠定了基础。
（二）八思巴的历史贡献
正当萨迦班智达与阔端正式开创的蒙藏关系顺利发展之际，蒙古王室上层一时巨变。贵由在萨班抵达凉州的当年（1246年）被推举为大汗，此后其弟阔端对吐蕃的经营自然是畅行无阻；即使在短命的贵由1248年驾崩，蒙古大汗的继承问题再度引起纷争时，他也基本上未受到大的冲击，因为从1248年起是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政权好歹还在窝阔台系手中。可是好景不常，长期的汗位争斗突然有了质的变化，1251年6至7月间，蒙哥［14］即大汗位，王权由此转移到了拖雷系手中。宫廷的权力斗争少不了刀光剑影：失败者当然不甘失败，但结局是悲惨的，窝阔台系（以及察合台系）的部下臣僚被大批处死。拉施特的《史集》称：“被诛者共七十七人。”［15］
好在阔端与蒙哥关系较好，未受诛连，份地得予保留，直至元末；但权力却被大大削弱，管理吐蕃的权力即刻被蒙哥夺走；这意味着萨迦派在蒙古王室取得的优于其他教派的地位受到动摇并时刻有被取代的可能。更伤脑筋的是，蒙藏联合的两位代表，阔端和萨班1251年相继去世，可谓雪上加霜。在这错综复杂、扑溯迷离的严峻形势面前，八思巴在维护藏区稳定与人民生命安全的前提下，积极配合蒙古王室（从蒙哥到忽必烈），经营吐蕃，最后取得忽必烈的信任，使蒙元王室完全笃信藏传佛教，并被忽必烈尊为宗教上的老师。从此为他及其所代表的藏传佛教在后来的元朝政治中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不过，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蒙哥即位，从历史角度说来，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因为它结束了窝阔台去世以后蒙古王室内部长达十年的分裂状态，［16］使蒙古王室能在原有基础上全面理政，寻求发展。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扩大蒙古括户和投下［17］分封制范围，蒙哥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壬子年（1252年）进行了大规模括户，除了“籍汉地于民户”、“料民丁于中原”（到次年正月甚至“道必阇赤别儿哥括斡罗思户口”）之外，同年（1252年）还派人入藏括户征税，说明在蒙哥的全盘施政计划中，吐蕃是其所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蒙哥根据实情，一方面以武力征讨吐蕃未降之部，［18］派人入藏括户征税；一方面与各教派直接接触，加强联系，确定归属关系，［19］欲将吐蕃完全纳入蒙古势力范围之内。当蒙哥在吐蕃括户时，八思巴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他在1252年2月3日写给涅塘巴·扎巴僧格（sNye-thang-pa Grag-pa Seng－ge）的信中提到此事，并强调“命萨迦派管理所有执事和僧众”。［20］事隔两天后（1252年2月5日）他在“凉州王宫之佛殿”（ling-chu rtsir-khab kyi gtsag-lag-khang）［21］写的另一封信［22］中再度重申了“所有僧人之事俱由萨迦派掌领”，并说：“汗王并宣谕于吾：‘已派金字使者赴吐蕃各地清查户口，划分地界，汝可遣僧人同住’。”从信中可以看出，蒙哥即位之初即向吐蕃颁布即位诏书，又另下诏免除僧人兵差、赋税、劳役等，并承认了萨迦派在西藏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以确保善地政策之延续。
从八思巴信函可以看出，就括户的形式而言，蒙哥汗对吐蕃之经营也比阔端进了一步。阔端是由萨迦派代理上报户口清册，而蒙哥却是直接插手派遣政府要员赴吐蕃清查户口和划分地界。令萨迦代表协同前往，只是为了便利尽快熟悉当地情况，开展工作，同时形式上承认了萨迦地位，也可减少当地不必要的惊慌和混乱。这次括户使蒙古王室进一步摸清了吐蕃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的大致情况，进而扩大蒙古的分封制范围，将藏区纳入正式的管辖之下，促使“西藏真正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24］并为西藏完全统一于元朝奠定了基础。
但蒙古的分封制并未解决而是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吐蕃各教派和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蒙古王室必须与西藏宗教领袖进一步合作，建立全藏统一、完整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制度，并加强吐蕃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和宗教诸方面的联系，才有可能维持已有的稳定，推进已有的统一进程。这个责任很快就将历史性地落在了忽必烈与八思巴的肩上。
经过长期的接触和交往，八思巴的人品学识、忠诚无畏［25］终于赢得了忽必烈的完全信任。八思巴讲论佛法、追述祖德、讲述历史时，乘机利用古代吐蕃、西夏诸地君王崇信西藏佛教的历史传统来影响、启发忽必烈，从利用西藏佛教转变为崇信西藏佛教，认识到仿照帝王崇佛的古制对安邦定国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于是，忽必烈皇后察必请求八思巴传授萨迦派密法灌顶，之后十分信仰。从此，八思巴与王妃察必成为师徒关系。据信，这是萨迦派密宗喜金刚灌顶正式在蒙古王室传布之始。而有趣的是，当忽必烈正式提出灌顶之时，八思巴却未即刻同意，他非常聪明地借此良机向忽必烈提出名为宗教实为政治的条件，而察必绝妙地充当了出色的调停人。［26］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八思巴才于阴水牛年（1253年）年末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吉祥喜金刚灌顶。［27］年仅19岁的八思巴成了业已38岁的忽必烈王子宗教上的老师。八思巴要求忽必烈灌顶之后遵守法誓，真正以弟子身份礼遇尊奉上师。这表面上是宗教教规，实质是将西藏佛教教权置于世俗王权之上，或者说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影响王权的要求。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有元一代的宗教政策，系元朝后来奉西藏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之滥觞。另一方面，对忽必烈而言，他从此成为萨迦派施主，其势力范围自然伸展到了萨迦派所属的后藏地区。
灌顶之后，忽必烈为八思巴颁赐了《藏文诏书》（vjav sa bod yig ma），向后藏僧人宣告了他们之间的供施关系，承认了八思巴是自己宗教上的老师，这就意味着他承担起了保护以八思巴为首的萨迦派的职责，这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1260年3月，忽必烈即大汗位，是为元世祖，建号“中统”，意即中原正统。是年未，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令其统领天下释教。这在《元史·世祖本纪》上也有记载，但却将国师误载为帝师：“（中统元年十二月），……帝至自和林，驻骅燕京近郊，始制祭享太庙祭器、法服。以梵僧八合思八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八思巴受封国师，年仅26岁，他的成功既有必然的因素，又有偶然的因素。
首先，蒙古王室一向需要宗教信仰，需要宗教领袖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忽必烈的元王朝也不例外。忽必烈时代与过去已有所不同，此时的国师不只是宗教上的领袖，而且是藏族地区政治代表；封授国师的目的是“因其俗而柔其人”，也就是“以蕃治蕃”，顺利而有效地统治吐蕃，故而国师人选必然在藏传佛教界产生。
其次，忽必烈在选择西藏佛教领袖时，并不是一开始就选中了八思巴，显然曾在蔡巴派（蒙哥汗曾将此派分封给他）、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当中寻觅，而噶玛噶举的噶玛拔希曾真正构成了八思巴的强大对手。好在老谋深算、世故多变的噶玛拔希错误估计了当时力量较弱的忽必烈王子的未来前程，弃他而走漠北，为八思巴留下了大展其才的自由场所。释道辩论使八思巴大出风头，名声大振。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斗争中，噶玛拔希又站到了后者一边，这更是加深了忽必烈对八思巴的信赖和喜爱，对噶玛拔希的不满和仇怨。此外，在宗教地位上或许高于八思巴的海云和那摩的先逝，当然也给八思巴的出场让出舞台。［29］然而由于时代的更替，形势的变化，即使有如海云、那摩之类的佛教高僧与八思巴同时存在，如果他们不是藏传佛教僧人的话，就再不会成为八思巴“竞选”国师的对手了。他们一般不会再被封为国师，而只可能成为元朝幕府中的高级幕僚而已，如僧子聪（刘秉忠）等属之。
自从有国师（以及后来晋封帝师）这一正式身份，八思巴既是忽必烈一家的宗教导师，又是元朝高级幕僚。作为国师，八思巴的主要职能和贡献如下：
首先，身为国师（后为帝师），他必须履行圣职，不时地为帝王、后妃、皇室人员传法授戒，传授灌顶，讲经说法，举行法会；每逢新年之际还要写颇具佛教色彩的诗体祝辞向忽必烈全家祝贺新年，等等，使忽必烈的元朝宫室具有浓郁的佛教氛围。关于元朝宫廷守戒学佛的情形，在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中有栩栩如生的记载。［30］
其次，八思巴发现、培养了大批佛教人才，有些先从八思巴学佛，后经他举荐给忽必烈委以朝廷要职，这些人对元朝及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他们中最典型的是八思巴胞弟恰那多吉。自从恰那多吉于1244年随萨班离开萨迦赴凉州后，他先后得到萨班和八思巴始终如一的悉心照顾和培养，他大概与八思巴同时来到大都。作为国师之弟，蒙古王室之姻亲，受过良好的蒙古文化和藏传佛教熏陶的恰那多吉，当然备受忽必烈器重，后于1265年受封白兰王。［31］除萨迦款氏亲属外，八思巴也大力扶植其他有为之才，其中著名者有如元代神僧胆巴（1230～1303年）、著名译师沙罗巴（1259～1314年）、为中尼两国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尼泊尔雕塑家阿尼哥（1244～1306年）、仕于元廷的维吾尔人阿鲁浑萨理（？～1307年）、敢于直谏不惧的青海人刘容，当然还有后来的元代权臣、毁誉参半的藏族宰相桑哥。
最后，作为藏族地区代言人，八思巴还直接参予或影响了中央王朝对吐蕃的施政，为藏区完全统一于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协助建立吐蕃驿站。其目的在于联结汉地至萨迦地方的交通路线，以使藏区政令通达，确保中央政府通过八思巴对西藏地方实现全面统治。此外，负责建立吐蕃驿站的答失蛮入蕃，沿途都是凭借“上师的法旨”和“皇帝的札撒（诏书）”在藏区发号施令而一路畅通。［32］这正与汉文史料中的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33］的说法相吻合，说明元朝统治者已充分“认识到藏传佛教在藏族人民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作出了倚重萨迦教派首领协助朝廷统治人民的决策。”［34］
二、获珍珠诏书，领总制院事。忽必烈自建立新王朝之初，就始终在思考“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治藏方略。1264年，忽必烈决定派八思巴和其弟白兰王恰那多吉返回萨迦去完成建立西藏行政体制的任务。临行前，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酷似授权令的诏书《萨迦世系史》等藏文史籍里谓之为《珍珠诏书）（vjav-sa mu tig-ma）。［34］
《珍珠诏书》将八思巴置于所有教派和地方领主之上的总的领导者地位，要求西藏僧俗人众通通遵从八思巴的管理。可见它实质上是一份委任状或授权书。从此以后，元朝历代皇帝即位都要踢给帝师珍珠诏书，这成为一种定制。［35］
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走后不久，忽必烈在颁布《建国都诏》（1264年8月）、以上都［36］为都城的同时，改燕京为中都（1272年改为大都），升为都城，年号改为至元；并在，中央政府设置总制院，领之于国师，掌管天下释教和蕃地事务。
从当时的情况看，忽必烈命八思巴领总制院事，掌天下释教和蕃地事务，建立西藏行政体制，绝不是象征性或名义上的；认为八思巴以及后来的帝师只是宗教领袖的观点不甚贴切。［37］我们认为，如果说答失蛮借“上师的法旨”和“皇帝的札撒（诏书）”在蕃地建立驿站制度是八思巴协助朝廷在藏区施政的侧面反映的话，那么他1264年获珍珠诏书、领总制院事就是他既为皇室圣职人员，又为朝廷命官，一身二职身份的正式确立。
三、建立西藏行政区划——十三万户。阿旺·贡噶索南在《萨迦世系史》里说，八思巴第一次为忽必烈灌顶（1253年）时，忽必烈所献的供养是十三万户。每一万户拉德四千户、米德六千户。［38］实际上当时并不存在十三万户的具体划分，更谈不上拉德和米德的划分。［39］这里记载的大概是后来的史实，也就是说，首先是划分拉德和米德，然后在此基础上划分十三万户。这也正是八思巴1264年返回西藏要完成的建立行政体制的实质内容。
八思巴和恰那多吉是次回藏，通过联合各地教派和世俗势力的办法，首先划分了米德和拉德，然后划分十三万户，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西藏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萨迦政权。作为掌天下释教和蕃地事务的国师（后为帝师）和总制院使，他自然又是该政权的最高领袖。为了便于具体施政，萨迦政权的最高领导者帝师和萨迦法主之下，还设有本钦、朗钦等重要职官。八思巴为了便于行使自己的政教大权，还设置了由13种侍从官组成的拉章。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和时代里，八思巴具有多重身份：一是作为元朝中央政权一名高官的国师（帝师）；二是受元王朝封授的一名封建贵族领主；三是萨迦教派法主。八思巴建立的这套行政制度，始终是在元朝中央政府统治下，遵循既适应西藏社会实际特点又尽量与中原各地行政制度相一致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尽管八思巴去世后元朝中央政府又增设了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加强对藏区的管理，但是八思巴所建政制的核心部分并未改变。
四、创制“八思巴字”。1267年八思巴应诏返京，八思巴这次返京后的第一件大事，并非真是宣讲佛法和传授灌顶，而是向忽必烈进献他奉诏创制的一种新型的蒙古文字。八思巴受命造蒙古新字的时间，大概应是至元元年八月离京返萨迦的时候。［40］经过数年的努力，到至元六年（己巳，1269年）八思巴自萨迦返京时字成，献之。据说所献字样是用八思巴字所写的一份《优礼僧人诏书》，［41］可见它当时已可使用，在语言学上已达到相当高的科学水平。由于八思巴字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元朝一统的一大缺陷，维护了大元帝国的国威，故而也就了却了大皇帝忽必烈的一大心愿！紧接着，忽必烈于1269年2月下诏颁行天下：“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务以其国字副之。”［42］也正因为八思巴字成，八思巴国师晋封为帝师！帝师的地位又是无上的。早在1253年八思巴（当时连国师都不是）就与忽必烈约定，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可以坐上座；群臣聚会时，汗王坐上座。元朝朝仪形成定制之后，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从皇帝到后妃、百官，无一不对帝师顶礼膜拜，恭敬之至。新帝师嗣位，除封赐诰玉印外，还要宣谕天下；新君即位，也要重新布告天下，降诏禀护帝师，而且诏书必须“以粉书诏文于青缯，而绣于白绒，网于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蝴，遣使赍至彼国，张于帝师所居处。”［43］帝师从藏前来，要倾朝迎接；帝师圆寂，遗骨要派专使护送回藏。元朝只对一、二品级官员宣命王印，而皇帝赐给帝师的全是玉印。在藏区，帝师法旨与皇帝圣旨并行无阻。可见，帝师地位在诸王百官之上；可是，虽然帝师法旨与皇帝圣旨并行西土，但法旨必须以“皇帝圣旨”开头，他的权力无论再大也是皇帝赋予的，无论他的地位多高，他至多是皇帝任命的一名特殊的官员，他所掌领的蕃地行政机构永远是皇帝治下的一级特殊机构，藏区始终只是皇帝治下的一个特殊的“行省”！
五、支持元朝中央统一全国。这可从两件事情得到充分的证实：一是在元朝攻打南宋之际，八思巴令其弟子胆巴作法事以助国威、军威；一是攻克南宋之后，八思巴所撰的贺表。
八思巴命阿尼哥塑摩诃葛剌神殿并亲自开光，又命胆巴修法以助元军之事，在汉文史料中得到了准确的印证，无疑是真实的。胆巴是在1269年随八思巴入朝的，诏居五台寿宁寺，［14］又在寿宁寺“建立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祭摩诃伽刺，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自是德业隆盛，人天归敬。”［45］从时间和情理上推断，八思巴在至元七年令阿尼哥修神殿，尔后又令人称“神僧”［46］的弟子胆巴修法，是有可能的。《佛祖历代通载》载：“帝命伯颜丞相攻取江南，不克。遂问胆巴师父云：‘护法神云何不出气功？’奏云：‘人不使不去，佛不请不说。’帝遂求清，不日而宋降。”同书还载：“初，天兵南下，襄城居民祷真武。降笔云：有大黑神，领兵西北方来，吾亦当避。于是列城望风欵附，兵不血刃。至于破常州，多见黑神出入其家，民罔知故，实乃摩诃葛刺神也。此云大黑，盖师祖父七世事神甚谨，随祷而应，此助国之验也。”［47］由是观之，胆巴修法助元军灭南宋是确有其事。而这一切发生时尽管八思巴已在皇太子真金的护送下正在返藏的途中，但都是他预先安排好的。这一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祈佛保佑和支持元军灭南宋。
1275年7月，八思巴行至马尔康的赞多新寺时，获悉元军渡江南下的消息，兴奋之余挥笔为忽必烈写下了《贺平江南表》，［48］表达了作为“告天人”的八思巴对元朝中央政府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坚决支持和真情祝祷，及其热切期望国家统一、强盛壮大、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立场！
（三）消极影响
帝师制度的建立及其赋有之特权为历代萨迦法主所承袭，总制院之设立以及后来改制为宣政院，都可视为藏传佛教势力在元朝政治地位之逐步加强。君不见忽必烈建元一统天下，“虽亦以儒术饰治，然帝师佛子，殊宠绝礼，百年之间，所以隆奉敬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49］于是，本有功于元代政治建设的藏传佛教因为地位独尊、过分受宠于元廷而逐步走向了另一极端。
（一）权势过大，中央难以掌控
宗教势力之侵入政府，始于元朝历代君王之接受宗教教育。自忽必烈之后，元朝君王及其家眷，须受戒皈依，为佛弟子。尤其皇帝本人，更是如此：即位之先便有受戒九次之说；新君即位，例颁《珍珠诏书》以示尊崇。帝师至京，复往受戒，皇后亦然，并且颁诏天下臣民齐受佛戒。法会（元称好事）名目之多，前所未有，仅《元史·释老传》具体罗列出名称的就有三十多种，而实际上据《元史》所载，佛事最多时达五百余种！凡大婚、出行，凡百兴作，无不受戒，亦无不作好事。凡祈雨、祈风、止雨、镇雷、荣星、修疫、超度等，均须番僧佛事祈祷。［50］凡帝后驾崩，佛事斋僧既竣，乃奉祀御容于喇嘛寺，塑影堂为祀。据《元史·祭祀志》载，各位帝后之影堂并非一处，往往各据一寺，其耗资之巨，谁能知晓！
王室崇佛如斯，势必影响其施政方略。早在八思巴时代，忽必烈就专设总制院，领之于帝师，专管全国释教和蕃地事务。人们只知藏区政教合一，殊不知元廷中央事实上早已是僧尼与吐蕃之政合一。八思巴圆寂（1280年）以后，到了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戊子），院使桑哥还嫌其位不尊，以“总制院统西番诸宣慰司军民财粟，事体甚重，品秩宜尊”为由，奏改为宣政院。宣政之名，源于唐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故。宣政院成立后，仍命桑哥以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丞相兼宣政院使领功德使司，其位甚崇，宣政院“秩从一品，用三台银印”，“院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51］
宣政院之职，大致为二：一为僧尼之政；一为吐蕃军民事务。兹不赘述。惟其特殊之处在于，自从改制宣政院之后，不但品秩大大提高，而且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一样享有院政官司人“自为选”之特权！僧尼之讼，也自行处理，无须御史台过问。此外，还有单独用兵之机。这使得拥有中央人事、行政、司法大权的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根本不能或者很少能够插手宣政院大小事务，中央权力架空，造成体制上对宣政院所辖之僧尼事务（释教）和蕃地事务没有监控空间，势必会造成宣政院及其所辖势力范围之不法行为。
（二）影响社会治安，破坏国家法度
由于藏传佛教在元朝过于受宠，宣政院权势显赫，本已备受尊崇的僧尼阶层更加得势，少数僧人目无法纪，影响社会治安、破坏国家法度之事时有发生。据《元典章》载：
照得各处僧道衙门所设书吏、贴书、祗候曳刺人等俱无定额，多系无赖泼度过经日断之人，不惟影占户役，僧道被扰多端。各街门已行革罢，切恐又于路府州县营求勾当，侵渔百姓，非理生事。［52］
虽然“（僧道）各衙门已行革罢”，到了至元中诸山主僧再度请求复设僧司，称僧人“为郡县所苦，如坐地狱”。脱脱答曰：“苦复僧司，何异地狱中复设地狱。”［53］由此可见元代僧俗官衙机构繁多，功能重叠，互相矛盾，彼此冲突之处尤多，而最终受苦者是普通僧人和百姓！
对于部分僧人之诟病，专事僧尼与蕃地事务的宣政院并没有予以制止和妥善解决，相反却火上浇油。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已酉）宣政院且请“（凡民）欧（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之旨。［54］对此成宗、仁宗曾试图加以限制，然而收效甚微。到了皇庆延祐以后，情势更加严峻：“……宣政院……恃宠怙威，公行贿赂。僧道词讼数倍民间，如好盗杀人不法事往往见告。”［55］僧人恣意犯法、屡禁不止之根源在于元制法律之不平等，对僧俗失之不平，对僧讼失之放纵。僧人犯法，例归宣政院受理，偏颇之处比比皆是：
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问，止令三家所掌会问。
诸僧人但犯奸盗诈伪、致伤人命及诸重罪，有司归问，其自相争告，从各寺院住持本管头目归问。若僧俗相争田土，与有司约会；约会不至，有司就便归问。［56］
僧人不仅享有上述特殊的法律地位，而且可以无视法律之严肃与公正，操纵法律。其最大的表现在于是帝师或上层高僧常常以佛事为由请求释放重囚，谓之“秃鲁麻”，当然所获重囚不会是百姓犯法者，均是达官与豪民：
西僧为佛事，请释罪人祈福，谓之“秃鲁麻”，豪民犯法者，皆贿赂之，以求免。有杀主、杀夫者，西僧请被以帝后御服，乘黄犊出宫门释之，云可得福。［57］
又每岁必因好事奏释轻重囚徒，以为福利，虽大臣如阿里，阃帅如必实呼勒（别沙儿）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诛。宣政院参议李良弼，受赇鬻官，直以帝师之言纵之。其余杀人之盗，作奸之徒，夤缘幸免者多。［58］
只要贿赂僧人或打着帝师之名就可逃之夭夭，不受法律制裁！
僧人请释重囚之数量，仅据《元史》与《新元史》所载就不下数百人，而没有记载的何其之多！释放囚犯（好些是死囚）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用帝师奏”者，“皇帝即位用帝师奏”者，皇室人员有疾、祭日或诞辰请释囚者，帝师或皇室修佛事者，为皇室祈福者，甚至某高僧圆寂也得释囚。这种破坏法律、扰乱政纪之事，元廷并非毫不知晓，也有人屡次反对，［59］并皆得到皇上采纳，但收效甚微。到大德十二年（至大元年，1308年），又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敕内廷作佛事，毋释重囚，以轻囚释之。”［60］这无异于五十步笑一百步耳！
针对这种恶劣情况，有时皇帝也怒不可遏。皇庆元年（1312年）冬十月，云南行省右丞算只儿威有罪，国师搠思吉斡节儿奏请释之，仁宗皇帝斥之曰：“僧人宜诵佛书，官事岂当与耶！”［61］
皇庆二年二月，功德使亦怜真等以佛事奏释重囚就未曾得允。同年夏四月乙酉，御史台臣言说，“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释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宪，辄营求内旨以免罪。诸王、驸马、寺观、臣僚土田每岁征租，亦极为扰民。请悉革其弊。”所请获准。而遗憾的是就在当年秋七月癸已，“以作佛事，释囚徒二十九人。”［62］可见事态并没有得到遏制。西僧释囚始终禁而不止：泰定三年（1326年）十一月癸卯，“中书省臣言，西僧每假元辰疏释重囚，有乖政典，请罢之。”可同年十二月照样“命帝师修佛事，释重囚三人”。［63］
我们上文已经谈过，元朝初立时忽必烈曾在八思巴的配合下派专人健全了驿站制度。而后来西番河西僧人往往以赴京为辞，任意来往，而运输的都是将要贩卖营利的私货，选择最好的马匹，并超负荷地役使人畜。如此滥用，驿站制度必坏。其横行霸道之状有如《元史·释老传》所载：
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妇。
更有甚者连皇室人员也敢殴打：
（至大二年），有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几八刺妃忽秃赤的斤争道，拉妃堕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
平民百姓与下级官吏就更不放在眼里了：
又至大元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壁。壁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执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壁发，捽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64］
世祖遣通事脱脱护送西僧过真定，僧捶驿吏几死。［65］
天子脚下，居然都可以明目张胆地殴打王妃、欺压百姓，那么，在杭州的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掘旧宋徽宗以下诸陵寝、窃取墓葬珍宝之恶劣行为，当然“顺理成章”而让人们“见怪不怪”了！［66］
（三）影响朝廷政治，导致国家衰败
元廷崇佛，可谓“国策”之一。因此，凡与僧尼之事相关者，无不大开绿灯，毫无节制：自忽必烈始，历朝经常举行各种耗资巨大的佛事活动；动用国库修建各式各样的佛寺；对僧人的赏赐钱帛土地、金银财宝样样不少，而且数量有增无减；刊印佛经所费金银无度等，使国库渐空，民用不足。《新元史》载郑介夫有“今国家财赋半入西番”之惊呼，不无道理！［67］
经济衰颓，国本丧基，国之将亡！此大势也。然而，导致这一结果主要原因之一还是藏传佛教地位至尊、元廷皇室崇佛无度所致。
正如上文所述，皇帝对帝师之尊宠，至高无上。百官朝会，帝师有专席于坐隅，“王公大臣，见必伏首为礼。”［68］不但帝师法旨与皇帝诏令并行西土方为有效，而且其所颁“法旨，护持各路寺庙，居然宣示，其始修辞理，竟与纶音相似。”［69］
中国传统的帝王尊严在元代可谓备受藏传佛教之侵蚀，儒术之臣无不为之愤慨，郑介夫对帝师至京，倾城朝野相迎就颇有微辞：“往年帝师之死，择取小帝师来代，不过一小庸厮耳，举朝郊迎，望风罗拜。”［70］对于皇帝要臣僚百姓都受佛戒，身为色目人的元代廷臣廉文正就毫不客气地顶撞了元世祖忽必烈：
世祖一日命廉文正受戒于国师，正对曰：“臣已受孔子戒。”［71］
当然，这些都是混浊的大海里扔下一两颗石头子而已，不会有什么作用。元廷崇佛之风照样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元朝末代皇帝顺帝之时，已经是不可收拾了：顺帝，即元惠宗妥欢贴木尔，甚喜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秘密戒法，即位后，愈加痴迷。当时的宣政院使西僧哈麻为了讨皇上欢喜，阴进西番僧以秘密法媚帝，为此哈麻之妹婿集贤学士秃鲁贴水儿得宠于帝，而朝廷却成了君臣淫态百出之所，君臣男女整天沉溺于斯，皇帝长期不理政事。［72］为了修习上述戒法，所谓“倚纳”辈成了十足的帮凶，他们在皇帝面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为约相让以室，名曰些郎兀。他们还用耳目刺探公卿责人之命妇，市井臣庶之丽配，媒入宫中，数日乃出。此外，还专门建造了上都穆清阁，连延数百间，并秘密室于修文殿旁，好事房于鹿顶殿侧，取妇女实之，以备修习之用。［73］
在浓郁的佛教氛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顺帝太子，当然也迷恋佛法。他“常坐清宁殿，分布长席，列坐西番高丽诸僧，从其讲诵。”［74］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元顺帝居然担心其子不晓秘密法，对他说“秘密可以益寿”，并令秃鲁贴木儿教之。未几，太子亦悦此道。寝假而传遍内廷，而传之宫外，蔚为时尚。真是朝野内外、廷内宫外无不充斥着这股邪气淫风：
元时妇人一切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时时延帝师堂上。戒师于帐中受戒，诵咒作法。凡受戒时，其夫自外归，闻娘子受戒，则至房不入。妃子之寡者，闲者间数日则亲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污，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风流行中原。［75］
除此而外，还有所谓“十六天魔舞”者，皇帝可谓百看不厌，乐此不疲，还专门为此建造高阁，“飞桥舞台于前，四栏引翼。每幸阁上，无魔歌舞于室，繁吹导之，自飞桥西升，市人闻之，如在霄汉。”［76］天魔舞者，本西番佛曲，法式淫荡：
时帝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以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为十六天魔，首垂发数辫，戴象牙佛冠，身被缨络、大红绡金长短裙、金杂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袜，各执迦巴喇般之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一十一人，练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乐用龙笛、头管、小鼓、筝、蓁、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以宦者长安迭不花管领，遇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宫官受秘密戒者得入，余不得预。
《元史·哈麻传》里亦有详述：
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哥，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无，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心，丑声移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
纵有臣僚劝谏，皇帝不但不听，反而想方设法躲避，其法荒谬可笑，甚至掘地道以躲“宰相以旧制为言”。［77］这样的朝廷不垮才怪！只待时日而已。据《元史》载，至正二十七年 （1367年）八月丙午，元顺帝见大势已去，诏命皇太子总天下兵马。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月，元顺帝自己北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逃到应昌府。同年八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明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癸卯，大明兵袭应昌府，皇孙买的里八喇及后妃并宝玉皆被获，皇太子爱献识理达腊从十数骑遁。大明皇帝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而封买的里八喇为崇礼候。［78］
好一个“顺”字了得！一语道破元亡之玄机而令后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在笔者看来，元顺帝之“顺”，其功劳之一在充斥元朝百年朝野的藏传佛教。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能如此迅速夺取天下，实际上应该给藏传佛教记上一个头等功！
注释：
①窝阔台（Okodei，1186～1241年），又译兀窟、月古歹、月可台、月阔歹、斡歌歹等，蒙古汗国第二代大汗，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三子。
②成吉思汗临终时给儿子们留下了联宋灭金之重要战略部署，《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一章有载：“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③此是双方正式缔结政治关系之始。如果说藏族人与蒙古人的相互接触，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已经有部分僧人（萨迦、止贡噶举、蔡巴噶举等派）在西夏王室活动，有人还到过蒙古。蒙古崛起于北方的消息会通过这些人传至西藏。西夏亡后，已有甘青部分藏区属于蒙古治下，并有一些西藏僧人归顺蒙古。另据《元史·赵阿哥潘传》和《元史·按竺迩传》，1236年阔端命宗王末哥以按竺迩为先锋分兵由甘南藏区入川时，曾于途中招降了临洮藏族首领赵阿哥昌、赵阿哥潘父子和文州藏族首领勘拖孟迦。亦可参见《藏族史料集》（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5、88～89页。
④《如意宝树史》、《蒙古教法史》、《新红史》等史载，1206年成吉思汗曾组织了一次向藏区的进军。各书记载互有出入，矛盾之处颇多，不足为据，仅可参考。
⑤蒙古此时不攻南宋而入西藏是自有道理的。在此之前，蒙古军队已经正面进攻过南宋，末遂。而灭宋是其最终目标，于是入藏可能是战略上常用的迂回手段：先稳南宋西方屏障西藏，之后再图南宋。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故从略。
⑥1240年突然撤军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是与阔端之父窝阔台病重有关。窝阔台病重时曾召贵由和阔端回和林，估计是阔端赴和林前召多达那波回师镇守凉州。（陈庆英，1992）。
⑦樊保良：《蒙藏关系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⑧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⑨⑩Turrell V.Wylie：《蒙古初次征服西藏史实再释》，载《哈佛亚洲研究院学报）1977年6月第37卷第1号，第103～133页。
［12］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本：Sa-skya gdung-rabs），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陈庆英等译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81页。另，《萨班传》（Sa-pan rnam-thar）第19、20页也有载，但文字略有不同。
［13］此信藏语原文完整地保存在《萨迦世系史》（sa－skya gdung－rabs）德格木刻版第78至81页里，全称是《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
［14］蒙哥（Mongka，1209～1259年），大蒙古国第四代大汗，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长子，母克烈氏唆鲁禾贴尼。“蒙哥’蒙志语意为“长生”。
［15］转引自《蒙藏关系史研究》，第40页。
［16］1241年窝阔台去世后，乃马真六皇后称制（1241～1246年），变乱旧章，残害大臣； 1246年贵由即位，但仍受乃马真牵制。乃马真死后不久，贵由汗也于1248年去世，其妻斡兀立海迷失皇后又称制（1248～1251年），但无能治国，误国乱政。这十年中王室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彼此攻杀不已，顾不上汗国发展。这种局面《元史·定宗本纪》有载：“然自壬寅（1242年）以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1251年蒙哥即汗位，这种乱局才告结束。
［17］括户，即清查并登记属于蒙古（所征服）领土的户口，确定其归属，其中划给诸王、后妃和功臣的民户成为封户，隶属本主，不可迁出，这些领主的封邑，谓之投下。
［18］《元史·宪宗本纪》载：“以和里（“本字无法显示：“角＋日+寸”）统土番等处蒙古、汉军，皆仍前征进。”估计和里（“本字无法显示：“角＋日+寸”）奉命进藏，依然命曾于1239年入藏杀掳的多达那波（又称多达那、道尔达）部为其先锋，故云“皆仍前征进”。此外忽必烈远征大理往返途中，也对吐蕃造成了很大的威慑力，D.Ohsson在《历史》（Histoire）卷Ⅱ第316页也提到了兀良合台“攻占了藏人的吐蕃（Tou－po）。”亦请参阅史尔弼（Janos Szerb）:Glosses on the Oeuvre of Bla-Ma'Phags-pa:Ⅱ. Some Notes on the Event of The Years 1251-1254，载《匈牙利东方学报》卷34，（1980，263～281），第272页。此文的汉译文《八思巴遗著考释之二：1251－1254年事件的某些解说》，王启龙、邓小咏译，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3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可参阅。
［19］《朗氏家族史》（藏文本：rlangs－kyi po-ti bser-ru rgyus-p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110页对蒙哥接管西藏、确定归属关系等描述如是：“多达那波前来西藏，大约是在成吉思汗子窝阔台统治时期。窝阔台和贵由汗王归天之后，王室兄弟们集会议事，商议由谁继位，一致认为蒙哥汗合适，故推举为王。当时吐蕃由凉州王子阔端治理，于是就从阔端阿嘎（蒙古语对兄长之称）那里取了上师，由蒙哥汗管理止贡派，由薛禅汗管理蔡巴派，由王子旭烈兀管理帕木竹巴派，由王子阿里不哥管理达垅派。四位王子分别管理各个万户。”当时没有划分万户，这是似为作者绛曲坚赞根据后来划分的万户冠之。
［20］《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69页，汉译本第119页。
［21］ling chu是凉州的一种常见的汉语音写形式，见石泰安：《吐蕃诗人与史诗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popee et le barde au Tibet），1959年巴黎版，第240页注51。ling chu这种写法（见E·Obermiller译《布顿佛教史》卷Ⅱ，1931－1932年莱比锡版，第215页）估计是受汉语某些方言影响之故，这一形式也出现于aPa’－bo第447页及其以下（如li chu khab）等，这与aPa’－be和RA里将蒙哥都写为mu-gu-du和mo-go-du相似，“蒙”字的鼻韵尾-ng（即藏文字母第4个字母）给省去了。对rtser，八思巴也有不同的拼写法，其他的书写形式还有rtser-khab，见罗列赫译《青史》（Blue Annals）第1080页将rtser译为“宫殿”；石泰安（同上）；E·Obermiller（同上）等。此外，八思巴在有个地方（15函叶310B）将蒙哥写成了mo-go。
［22］此信全文载《萨迦五祖全集》15函叶320～321时题为《法主示寂时八思巴致卫藏地区高僧大德书》。
［23］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译，民族出版社1985年7月版。
［24］八思巴的学识在他为了获宠于忽必烈而与噶举派僧人噶玛跋希的斗法中，在释道辩论中展现得至为充分；八思巴的人品，表现在忽必烈在危难之际，他并没有离他而去，而是始终随其左右。详情可参见《萨迦世系史》、《汉藏史籍》等藏文史籍，《元史·释老传》、《至元辨伪录》等汉文典籍。
［25］《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88～93页。汉译文转引自王辅仁、陈庆英编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第34页。
［26］《萨迦世系史》说“八思巴十九岁的阴水牛年新年时”为薛禅汗灌顶。误，因八思巴不可能“牛年时”前往宫中，尔后又在“牛年新年”为忽必烈灌顶。故应为阴水牛年（1253年）末或者更可能是阳木虎年（1254年）初。
［27］见《元史·世祖本纪》。同年5月，阿里不哥也召集一些拥护自己的宗王在阿勒台的驻夏之所举行大会，宣布即蒙古大汗位，随即率军南下，与忽必烈展开了激烈的汗位之争。这一争斗以兵戎相见长达四个春秋，忽必烈凭借汉地雄厚的人力和物力为后盾，几经亲征，终于在1264年打败阿里不哥，坐稳了大汗江山。
［28］见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29］详见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传记部、致十一《佛祖历代通载》卷35叶59B至67A。
［30］关于恰那多吉，可参阅本著有关各处。亦可见T.V.Wylie之文“Khubilai Khagan's viceroy of Tibet”，载 L. Legeti所编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Alexander Csoma de Koros，Budapest 1984，II，391～404；陈庆英：《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载《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除恰那多吉外，八思巴任国师后，还将异母弟仁钦坚赞和意希迥乃带到大都，并给予大力培养和举荐，前者后来继任八思巴帝师之职；后者则被忽必烈子忽哥赤迎去藩邸，奉为上师，后随其赴云南（一说逝于云南，一说逝于朵甘思），将萨迦派的影响扩展开去。
［31］忽必烈派人建立吐蕃驿站系统的详细记载，可见《汉藏史集》藏文本卷I叶195a～198b，汉文本第160～170页。有关元朝吐蕃驿站方面的研究，请参阅祝启源、陈庆英：《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考释》，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第26～36页；蔡志纯：《元代吐蕃驿站述略》，载《西藏研究》1984年第6期，第52～56页；L.Petech上偈书，第61～68页。
［32］《元史·释老传》。
［33］祝启源、陈庆英：《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考释》，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34］《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60、161页，汉译本第112、113页；这里鼠年当为藏历第四饶迥阳木鼠年，即1264年。
［35］《元史·释老传》曰：“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又，天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中局1980年版）卷2第25页“诏西番”条曰：“累朝皇帝于践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帷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缯，而绣于白绒，网于真珠，至御室处，则用珊瑚，遣使赍至彼国，张于帝师所居处。”
［36］上都是元朝的夏都。关于元朝上都，可参阅贾洲杰：《元上都》，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亦请参见S.W.Bushell，“Notes on the Old Mongolian Captial of Shangtu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7（1875） 329～338；Harada，Yoshito．“Shangtu：The summer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in Dolon－Nor，Mongolia．”Tokyo：Toa-Koko Gakuka，1941-Impey；Laurence' sShang-tu，Summer Capital of Khubilai Khan，in Geographical Review 15（Oct.1925）：584～604。
［37］关于元朝吐蕃的施政措施和行政体制，沈卫荣（1988）有文认为，是中央的宣政院和地方的乌思藏宣慰司、乌思藏十三万户等三个不同层次的行政机构对乌思藏地区进行统治，与元朝统治者在全国推行的各项行政制度同出一辙，等等。陈庆英对沈文有不同看法，曾撰长文与之讨论，请参阅《藏学研究论丛》第2辑第94～138页陈庆英文：《元代萨迦本钦辩析——兼论元代西藏地方的行政体制》，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8］《萨迦世系史》，汉译本第108页。
［39］拉德（lha－sde）是佛教寺院和宗教领袖所领属的民户，米德（mi－sde）是世俗封建领主所领属的民户。
［40］也有人认为是至元二年，请阅徐连达：《论八思巴在历史上的作用与贡献》，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3期，第60页。
［41］《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72页，汉译本第122页。
［42］《元史·释老传》。
［43］陶宗义：《南村辍耕录》卷2，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5页。
［44］念常：《佛祖历代通载》（36卷），载频伽精舍汉文大藏经，传记部、致九、致十帙，卷35叶64A。
［45］赵孟頫《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即《胆巴碑》。引自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元赵孟頫书胆巴碑》。
［46］关于胆巴，请参见王启龙：《巴思八评传》（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四章第三节第1小节以及有关注释。
［47］《佛祖历代通载》卷35，叶60B、64A。
［48］此文题为《赞颂应赞颂之圣事》，全文载《萨迦五祖全集》ba函叶385，内容上即是《元史》中提到的八思巴为元军渡江灭南宋时所写的贺表，故又汉译为《贺平江南表》。
[49］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二九元世各教名考》，引自《东方杂志》第42卷第4期，1945年10月。
［50］见《元史·祭祀志》等。
［51］据《元史》、《新元史》百官志，《蒙兀尔史记》百六桑哥传等。
［52］《元典章》（33“释道僧道教门清规”条）引皇庆二年中书省咨文。
［53］幻轮：《释氏稽古续略》卷2，载大正藏第49册，史传部。
［54］《元史·本纪·武宗二》。
［55］《新元史》193本传。
［56］《元史·刑法志》102之职制上；《元典章》六礼部尚书和尚头目条录原诏。
［57］《元史·不忽木传》。
［58］《元史·释老传》。
［59］《元史·本纪·成宗四》。
［60］同上。另《元史·本纪》28也有类似记载：（至治二年）十二月，西僧灌顶疾，请释囚，帝曰：“释囚祈福，岂为师惜。朕思恶人屡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
［61］［62］《元史·本纪·仁宗一》。
［63］《元史·本纪·泰定帝二》。
［64］以上引文均《元史·释老传》。
［65］同注［60］。
［66］关于杨琏真加之恶行，我们将在他文详述。
［67］《新元史·郑介夫传》。
［68］《新元史·樊执敏传》。
［69］《元书·索咬儿哈的迷失传》。
［70］同注［67］。
［71］《南村辍耕录》卷2。
［72］见《元史·哈麻传》。《南村辍耕录》卷2亦有类似记载：“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当受我秘密大喜乐禅定，又名多修法，其乐无穷。”
［73］见萧洵：《故宫遗录》，北京图书馆分馆藏。
［74］《元史·本纪·顺帝五》。
［75］《百知录之余》卷3僧尼之滥。
［76］同注［73］。
［77］《权衡庚申外史》卷下，转引自《东方杂志》第42卷第4期，1945年10月。
［78］《元史·本纪·顺帝十》。
1227年7月，成吉思汗去世。此后，由掌管着蒙古大军军权的幼子拖雷监国二年。1229年蒙古贵族召开忽里勒台，遵照成吉思汗遗命推举窝阔台①为大汗，从此进入了窝阔台统治时期。即位后，窝阔台遵父遗命，②于1234年灭金。在他的治下，真正开创了与西藏的直接关系的人，③就是窝阔台汗幼子阔端，而不是某些藏文史籍中所说的成吉思汗。④
阔端，系窝阔台幼子（即第三子）。在蒙古灭西夏（1227年）和金朝（123年）之后，窝阔台于1235年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决议发动“长子西征”（亦称第二次西征），贵由等随即远征东欧各地；而窝阔台则将原西夏辖区，及今甘肃、青海的部分藏区划归阔端份地。阔端筑宫定于凉州，开始了对包括藏区在内的国内经营。
窝阔台卒（124年）后，阔端和贵由之母乃马真皇后曾在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支持下称制五年。其间，据《新元史》卷111说，贵由、蒙哥等在处理完窝阔台后事之后继续率军随拔都远征东欧，国内唯有皇子阔端“开府西凉，承制得以专封拜”，权势越来越大，政治上颇为活跃。自然，就只有“承制得以专封拜”的阔端有资格和机会，以蒙古汗国在国内的最高统帅代表的身份，承担起包括经营藏区、开创蒙藏关系在内的国内重大任务了。
1239年，阔端派部下多达那波率军取道青海，直入藏北（拉萨一带），烧毁了热振寺（rwa－sgreng，1056年建）和杰拉康（rgyal－lha－khang，1012年建），杀害了500余名僧俗人众，其中包括一名叫赛教（se－ston）的佛教法师。⑤除此而外，蒙古军队并未再开杀戒，而是短暂地驻守一阵之后又突然撤军北还。⑥这一过程一直为古代藏族史家们所描述和渲染，其中夹杂了不少猜测和虚构，这里我们不必赘述。
实际上，多达那波进军西藏并非意在武力攻占西藏，正如某些宗教史书所说，多达那波之入藏，是受阔端之命寻找一位有学问的高僧去蒙古“传布佛教”。这较为可信，因为阔端份地内之西夏故地以及甘、青广大藏区笃信佛教，若要很好地经营藏区，就必须因势利导，以佛治佛，即“以善治蕃”方为上策，故而极有可能需要一位佛教领袖与自己配合。蒙古军进入藏区之后，由于藏区僧俗势力长期分割而治，自然意见不尽统一，多数慑于蒙古汗国之威力，早有归降之意，但依然有部分人持反对意见，于是，在蒙军入藏后就遭到了小规模寺院武装的反抗。“道尔达（即多达那波）便以武力攻占了热振寺，屠杀僧众数百人，继（而）又烧毁杰拉康寺。从此以后，……再未与当地僧俗势力发生武装冲突，而且与他们开始了和平的接触和频繁的交往。”⑦
以武力反抗的寺院有可能就是被焚之寺，其他寺院未遭杀劫。而“被破坏的寺院都是西藏佛教噶当派的寺院，而达垅和止贡是噶举派的两个支系”，事实上后来“只有噶当派没有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布施，也没有蒙古王公做它的后盾，可是萨迦派和噶举派的一些支系都有蒙古族的统治阶级做它们的靠山。”⑧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说明了当时西藏各教派对蒙古入主持有不同意见，而蒙古对西藏佛教各教派的态度也有所偏向。
此外，“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习惯于在进攻一个新国家之前就把其首脑召来投降，继之就是索取质子、征收贡赋并任命蒙古官吏统治当地。”⑨如果不从，即发大军征服之。而阔端对西藏并没有也不可能采用这套办法，原因是当时分裂的西藏根本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正式的、能统治全藏的名王可召请；同时，西藏地域广阔，自然环境恶劣，而蒙古军队数量有限，加上难于适应西藏特殊的严寒多变的雪域气候，就难以攻克，纵使克之也难于守之。所以，“从当时的环境条件观之，1240年远征（实为1239年发兵，1240年焚寺）主要目标是侦察。”⑩其目的就近来说，是确定西藏政体的性质如何，谁能充当西藏首领，以便进一步采取措施降服西藏；就远来说，这对未来蒙古从藏区进攻南宋的军力调动，可能也会得到一份可靠的估价性的情报。当时阔端没有亲征，这一事实也加强了此次远征旨在侦察这一观点的可靠性。蒙古大汗及其王室系统内的王子们亲自指挥作战早已成其惯例，而阔端这次却例外地将“入藏”的统帅权交给了部将多达那波。如果只是为了入藏侦察，以了解藏区情况，以便延请合适人选作为西藏代表与阔瑞合作的话，因何要派军队呢？我们认为，在当时对西藏各教派势力及其对蒙古的态度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仅派几位代表不带武装入藏是极其危险的，遇到意外（比如后来小股寺院的武装反抗）就必定“客死他乡”。故而这次入藏虽是侦察，却又是特殊的侦察，带上部队以防意外是必要的。事实上后来焚烧寺院可能是对一小股反抗蒙古的噶当派寺院武装采取的镇压行为，此后对其他寺院可谓“秋毫无犯”，据说被焚之寺后来又“由蒙军所修复”。［11］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入藏将领多达那波给阔端的信中明显看出，此次入藏是为了探清西藏情况，寻觅合适的代表与阔端谈判。阔端最终选定了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波（下文简称萨班）。其原因一方面是阔端的确在想方设法寻找一位“具大法力”能威震全藏、统率人心的佛教领袖，想集政教大权于这样一位代言人身上，令其代为统领藏区。萨班学贯五明，且萨迦教派在藏区影响巨大，自然是最佳人选之一；另一方面，阔端需要的是一位将西藏政权拱手让于蒙古统治者，即称臣于蒙古汗国的代表人物，应该说这样的人物不会只有萨班一位人选，问题在于蒙古统治者希望这种臣属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固性，而在这一方面，其他任何教派的领袖人物都不比萨班的条件优越，因为其他教派的“活佛转世”制度决定其宗教领袖是从僧院组织共同体中挑选出来的，具有一种偶然性，他们的继承人在生前也是未知数，而萨班的领袖地位是与生俱来的，其继承人也是法定不变的萨迦本族人，这是由于萨迦派并没有活佛转世一说，向来是血缘传承，宗教和经济权力始终高度集中于一族，这种世代相传的延续性为蒙古汗国统治者提供了可行的施政手段，邀请萨班就极有利于确保西藏长期臣服于蒙古汗国。
1244年，阔端再度委派多达那波和杰门入藏。不过，这次没有带上军队，而是带上请柬（召请信）和礼物“邀请”萨班。所谓邀请，无疑是对萨班发出的一道最后通牒。无论愿意与否，都得前往。［12］
此时萨班已是63岁的高龄，但他不顾年老体弱毅然决定携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二侄一同迅即前往凉州。是年八思巴10岁，恰那多吉6岁。
萨班一行1244年从萨迦启程，经过两年的艰苦跋涉，终于在1246年8月抵达凉州。是时恰逢阔端赴和林参加推举贵由即大汗位的忽里勒台去了，未能立时相见。贵由即大汗位后，阔端方于1247年返回凉州，与萨班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揭示了蒙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在萨班到凉州之前，阔端身边已有数位藏族僧人，但因他们不甚精通佛学，在举行祈愿法会时均由也里可温和蒙古萨满教的巫师坐在僧众上首。萨班到后，给曾经听过维吾尔族僧人讲论佛法的阔端再度说佛，其精到深邃而又明白晓畅的讲授，使他对佛教教义更加明了，对佛教更加崇敬，于是下令从今往后在祈愿法会上也里可温和萨满教巫师不能再坐上首，而由萨班坐在僧众之首，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阔端还在凉州专为萨班修建一座幻化寺（vphrul-pavi-sde），作为驻锡之所。另外，萨班精通五明，深谙医道，据说阔端身患顽疾，久治不愈，最后由萨班治好，继而对萨班倍加崇敬，两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得到进一步改善和升华。在此基础上促成了双方顺利地协商西藏归顺蒙古事宜，一方代表蒙古王室，一方代表西藏地方僧俗势力。双方达成共识之后，由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领袖的公开信，此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13］此信写得风趣生动而又情恳意切，识大体，顾大局，以挽救民族危难为大义，有理有据地逐步陈述利害关系，力劝藏区归顺蒙古而免遭西夏似的民族灭亡之灾。这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开信，是经过萨班长期努力、精心准备和苦心经营才诞生的。它的诞生标志着蒙藏直接的政治联合关系的正式建立，为蒙古统治西藏和西藏后来归顺蒙元中央政府奠定了基础。
（二）八思巴的历史贡献
正当萨迦班智达与阔端正式开创的蒙藏关系顺利发展之际，蒙古王室上层一时巨变。贵由在萨班抵达凉州的当年（1246年）被推举为大汗，此后其弟阔端对吐蕃的经营自然是畅行无阻；即使在短命的贵由1248年驾崩，蒙古大汗的继承问题再度引起纷争时，他也基本上未受到大的冲击，因为从1248年起是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政权好歹还在窝阔台系手中。可是好景不常，长期的汗位争斗突然有了质的变化，1251年6至7月间，蒙哥［14］即大汗位，王权由此转移到了拖雷系手中。宫廷的权力斗争少不了刀光剑影：失败者当然不甘失败，但结局是悲惨的，窝阔台系（以及察合台系）的部下臣僚被大批处死。拉施特的《史集》称：“被诛者共七十七人。”［15］
好在阔端与蒙哥关系较好，未受诛连，份地得予保留，直至元末；但权力却被大大削弱，管理吐蕃的权力即刻被蒙哥夺走；这意味着萨迦派在蒙古王室取得的优于其他教派的地位受到动摇并时刻有被取代的可能。更伤脑筋的是，蒙藏联合的两位代表，阔端和萨班1251年相继去世，可谓雪上加霜。在这错综复杂、扑溯迷离的严峻形势面前，八思巴在维护藏区稳定与人民生命安全的前提下，积极配合蒙古王室（从蒙哥到忽必烈），经营吐蕃，最后取得忽必烈的信任，使蒙元王室完全笃信藏传佛教，并被忽必烈尊为宗教上的老师。从此为他及其所代表的藏传佛教在后来的元朝政治中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不过，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蒙哥即位，从历史角度说来，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因为它结束了窝阔台去世以后蒙古王室内部长达十年的分裂状态，［16］使蒙古王室能在原有基础上全面理政，寻求发展。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扩大蒙古括户和投下［17］分封制范围，蒙哥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壬子年（1252年）进行了大规模括户，除了“籍汉地于民户”、“料民丁于中原”（到次年正月甚至“道必阇赤别儿哥括斡罗思户口”）之外，同年（1252年）还派人入藏括户征税，说明在蒙哥的全盘施政计划中，吐蕃是其所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蒙哥根据实情，一方面以武力征讨吐蕃未降之部，［18］派人入藏括户征税；一方面与各教派直接接触，加强联系，确定归属关系，［19］欲将吐蕃完全纳入蒙古势力范围之内。当蒙哥在吐蕃括户时，八思巴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他在1252年2月3日写给涅塘巴·扎巴僧格（sNye-thang-pa Grag-pa Seng－ge）的信中提到此事，并强调“命萨迦派管理所有执事和僧众”。［20］事隔两天后（1252年2月5日）他在“凉州王宫之佛殿”（ling-chu rtsir-khab kyi gtsag-lag-khang）［21］写的另一封信［22］中再度重申了“所有僧人之事俱由萨迦派掌领”，并说：“汗王并宣谕于吾：‘已派金字使者赴吐蕃各地清查户口，划分地界，汝可遣僧人同住’。”从信中可以看出，蒙哥即位之初即向吐蕃颁布即位诏书，又另下诏免除僧人兵差、赋税、劳役等，并承认了萨迦派在西藏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以确保善地政策之延续。
从八思巴信函可以看出，就括户的形式而言，蒙哥汗对吐蕃之经营也比阔端进了一步。阔端是由萨迦派代理上报户口清册，而蒙哥却是直接插手派遣政府要员赴吐蕃清查户口和划分地界。令萨迦代表协同前往，只是为了便利尽快熟悉当地情况，开展工作，同时形式上承认了萨迦地位，也可减少当地不必要的惊慌和混乱。这次括户使蒙古王室进一步摸清了吐蕃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的大致情况，进而扩大蒙古的分封制范围，将藏区纳入正式的管辖之下，促使“西藏真正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24］并为西藏完全统一于元朝奠定了基础。
但蒙古的分封制并未解决而是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吐蕃各教派和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蒙古王室必须与西藏宗教领袖进一步合作，建立全藏统一、完整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制度，并加强吐蕃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和宗教诸方面的联系，才有可能维持已有的稳定，推进已有的统一进程。这个责任很快就将历史性地落在了忽必烈与八思巴的肩上。
经过长期的接触和交往，八思巴的人品学识、忠诚无畏［25］终于赢得了忽必烈的完全信任。八思巴讲论佛法、追述祖德、讲述历史时，乘机利用古代吐蕃、西夏诸地君王崇信西藏佛教的历史传统来影响、启发忽必烈，从利用西藏佛教转变为崇信西藏佛教，认识到仿照帝王崇佛的古制对安邦定国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于是，忽必烈皇后察必请求八思巴传授萨迦派密法灌顶，之后十分信仰。从此，八思巴与王妃察必成为师徒关系。据信，这是萨迦派密宗喜金刚灌顶正式在蒙古王室传布之始。而有趣的是，当忽必烈正式提出灌顶之时，八思巴却未即刻同意，他非常聪明地借此良机向忽必烈提出名为宗教实为政治的条件，而察必绝妙地充当了出色的调停人。［26］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八思巴才于阴水牛年（1253年）年末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吉祥喜金刚灌顶。［27］年仅19岁的八思巴成了业已38岁的忽必烈王子宗教上的老师。八思巴要求忽必烈灌顶之后遵守法誓，真正以弟子身份礼遇尊奉上师。这表面上是宗教教规，实质是将西藏佛教教权置于世俗王权之上，或者说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影响王权的要求。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有元一代的宗教政策，系元朝后来奉西藏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之滥觞。另一方面，对忽必烈而言，他从此成为萨迦派施主，其势力范围自然伸展到了萨迦派所属的后藏地区。
灌顶之后，忽必烈为八思巴颁赐了《藏文诏书》（vjav sa bod yig ma），向后藏僧人宣告了他们之间的供施关系，承认了八思巴是自己宗教上的老师，这就意味着他承担起了保护以八思巴为首的萨迦派的职责，这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1260年3月，忽必烈即大汗位，是为元世祖，建号“中统”，意即中原正统。是年未，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令其统领天下释教。这在《元史·世祖本纪》上也有记载，但却将国师误载为帝师：“（中统元年十二月），……帝至自和林，驻骅燕京近郊，始制祭享太庙祭器、法服。以梵僧八合思八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八思巴受封国师，年仅26岁，他的成功既有必然的因素，又有偶然的因素。
首先，蒙古王室一向需要宗教信仰，需要宗教领袖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忽必烈的元王朝也不例外。忽必烈时代与过去已有所不同，此时的国师不只是宗教上的领袖，而且是藏族地区政治代表；封授国师的目的是“因其俗而柔其人”，也就是“以蕃治蕃”，顺利而有效地统治吐蕃，故而国师人选必然在藏传佛教界产生。
其次，忽必烈在选择西藏佛教领袖时，并不是一开始就选中了八思巴，显然曾在蔡巴派（蒙哥汗曾将此派分封给他）、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当中寻觅，而噶玛噶举的噶玛拔希曾真正构成了八思巴的强大对手。好在老谋深算、世故多变的噶玛拔希错误估计了当时力量较弱的忽必烈王子的未来前程，弃他而走漠北，为八思巴留下了大展其才的自由场所。释道辩论使八思巴大出风头，名声大振。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斗争中，噶玛拔希又站到了后者一边，这更是加深了忽必烈对八思巴的信赖和喜爱，对噶玛拔希的不满和仇怨。此外，在宗教地位上或许高于八思巴的海云和那摩的先逝，当然也给八思巴的出场让出舞台。［29］然而由于时代的更替，形势的变化，即使有如海云、那摩之类的佛教高僧与八思巴同时存在，如果他们不是藏传佛教僧人的话，就再不会成为八思巴“竞选”国师的对手了。他们一般不会再被封为国师，而只可能成为元朝幕府中的高级幕僚而已，如僧子聪（刘秉忠）等属之。
自从有国师（以及后来晋封帝师）这一正式身份，八思巴既是忽必烈一家的宗教导师，又是元朝高级幕僚。作为国师，八思巴的主要职能和贡献如下：
首先，身为国师（后为帝师），他必须履行圣职，不时地为帝王、后妃、皇室人员传法授戒，传授灌顶，讲经说法，举行法会；每逢新年之际还要写颇具佛教色彩的诗体祝辞向忽必烈全家祝贺新年，等等，使忽必烈的元朝宫室具有浓郁的佛教氛围。关于元朝宫廷守戒学佛的情形，在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中有栩栩如生的记载。［30］
其次，八思巴发现、培养了大批佛教人才，有些先从八思巴学佛，后经他举荐给忽必烈委以朝廷要职，这些人对元朝及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他们中最典型的是八思巴胞弟恰那多吉。自从恰那多吉于1244年随萨班离开萨迦赴凉州后，他先后得到萨班和八思巴始终如一的悉心照顾和培养，他大概与八思巴同时来到大都。作为国师之弟，蒙古王室之姻亲，受过良好的蒙古文化和藏传佛教熏陶的恰那多吉，当然备受忽必烈器重，后于1265年受封白兰王。［31］除萨迦款氏亲属外，八思巴也大力扶植其他有为之才，其中著名者有如元代神僧胆巴（1230～1303年）、著名译师沙罗巴（1259～1314年）、为中尼两国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尼泊尔雕塑家阿尼哥（1244～1306年）、仕于元廷的维吾尔人阿鲁浑萨理（？～1307年）、敢于直谏不惧的青海人刘容，当然还有后来的元代权臣、毁誉参半的藏族宰相桑哥。
最后，作为藏族地区代言人，八思巴还直接参予或影响了中央王朝对吐蕃的施政，为藏区完全统一于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协助建立吐蕃驿站。其目的在于联结汉地至萨迦地方的交通路线，以使藏区政令通达，确保中央政府通过八思巴对西藏地方实现全面统治。此外，负责建立吐蕃驿站的答失蛮入蕃，沿途都是凭借“上师的法旨”和“皇帝的札撒（诏书）”在藏区发号施令而一路畅通。［32］这正与汉文史料中的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33］的说法相吻合，说明元朝统治者已充分“认识到藏传佛教在藏族人民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作出了倚重萨迦教派首领协助朝廷统治人民的决策。”［34］
二、获珍珠诏书，领总制院事。忽必烈自建立新王朝之初，就始终在思考“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治藏方略。1264年，忽必烈决定派八思巴和其弟白兰王恰那多吉返回萨迦去完成建立西藏行政体制的任务。临行前，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酷似授权令的诏书《萨迦世系史》等藏文史籍里谓之为《珍珠诏书）（vjav-sa mu tig-ma）。［34］
《珍珠诏书》将八思巴置于所有教派和地方领主之上的总的领导者地位，要求西藏僧俗人众通通遵从八思巴的管理。可见它实质上是一份委任状或授权书。从此以后，元朝历代皇帝即位都要踢给帝师珍珠诏书，这成为一种定制。［35］
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走后不久，忽必烈在颁布《建国都诏》（1264年8月）、以上都［36］为都城的同时，改燕京为中都（1272年改为大都），升为都城，年号改为至元；并在，中央政府设置总制院，领之于国师，掌管天下释教和蕃地事务。
从当时的情况看，忽必烈命八思巴领总制院事，掌天下释教和蕃地事务，建立西藏行政体制，绝不是象征性或名义上的；认为八思巴以及后来的帝师只是宗教领袖的观点不甚贴切。［37］我们认为，如果说答失蛮借“上师的法旨”和“皇帝的札撒（诏书）”在蕃地建立驿站制度是八思巴协助朝廷在藏区施政的侧面反映的话，那么他1264年获珍珠诏书、领总制院事就是他既为皇室圣职人员，又为朝廷命官，一身二职身份的正式确立。
三、建立西藏行政区划——十三万户。阿旺·贡噶索南在《萨迦世系史》里说，八思巴第一次为忽必烈灌顶（1253年）时，忽必烈所献的供养是十三万户。每一万户拉德四千户、米德六千户。［38］实际上当时并不存在十三万户的具体划分，更谈不上拉德和米德的划分。［39］这里记载的大概是后来的史实，也就是说，首先是划分拉德和米德，然后在此基础上划分十三万户。这也正是八思巴1264年返回西藏要完成的建立行政体制的实质内容。
八思巴和恰那多吉是次回藏，通过联合各地教派和世俗势力的办法，首先划分了米德和拉德，然后划分十三万户，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西藏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萨迦政权。作为掌天下释教和蕃地事务的国师（后为帝师）和总制院使，他自然又是该政权的最高领袖。为了便于具体施政，萨迦政权的最高领导者帝师和萨迦法主之下，还设有本钦、朗钦等重要职官。八思巴为了便于行使自己的政教大权，还设置了由13种侍从官组成的拉章。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和时代里，八思巴具有多重身份：一是作为元朝中央政权一名高官的国师（帝师）；二是受元王朝封授的一名封建贵族领主；三是萨迦教派法主。八思巴建立的这套行政制度，始终是在元朝中央政府统治下，遵循既适应西藏社会实际特点又尽量与中原各地行政制度相一致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尽管八思巴去世后元朝中央政府又增设了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加强对藏区的管理，但是八思巴所建政制的核心部分并未改变。
四、创制“八思巴字”。1267年八思巴应诏返京，八思巴这次返京后的第一件大事，并非真是宣讲佛法和传授灌顶，而是向忽必烈进献他奉诏创制的一种新型的蒙古文字。八思巴受命造蒙古新字的时间，大概应是至元元年八月离京返萨迦的时候。［40］经过数年的努力，到至元六年（己巳，1269年）八思巴自萨迦返京时字成，献之。据说所献字样是用八思巴字所写的一份《优礼僧人诏书》，［41］可见它当时已可使用，在语言学上已达到相当高的科学水平。由于八思巴字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元朝一统的一大缺陷，维护了大元帝国的国威，故而也就了却了大皇帝忽必烈的一大心愿！紧接着，忽必烈于1269年2月下诏颁行天下：“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务以其国字副之。”［42］也正因为八思巴字成，八思巴国师晋封为帝师！帝师的地位又是无上的。早在1253年八思巴（当时连国师都不是）就与忽必烈约定，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可以坐上座；群臣聚会时，汗王坐上座。元朝朝仪形成定制之后，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从皇帝到后妃、百官，无一不对帝师顶礼膜拜，恭敬之至。新帝师嗣位，除封赐诰玉印外，还要宣谕天下；新君即位，也要重新布告天下，降诏禀护帝师，而且诏书必须“以粉书诏文于青缯，而绣于白绒，网于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蝴，遣使赍至彼国，张于帝师所居处。”［43］帝师从藏前来，要倾朝迎接；帝师圆寂，遗骨要派专使护送回藏。元朝只对一、二品级官员宣命王印，而皇帝赐给帝师的全是玉印。在藏区，帝师法旨与皇帝圣旨并行无阻。可见，帝师地位在诸王百官之上；可是，虽然帝师法旨与皇帝圣旨并行西土，但法旨必须以“皇帝圣旨”开头，他的权力无论再大也是皇帝赋予的，无论他的地位多高，他至多是皇帝任命的一名特殊的官员，他所掌领的蕃地行政机构永远是皇帝治下的一级特殊机构，藏区始终只是皇帝治下的一个特殊的“行省”！
五、支持元朝中央统一全国。这可从两件事情得到充分的证实：一是在元朝攻打南宋之际，八思巴令其弟子胆巴作法事以助国威、军威；一是攻克南宋之后，八思巴所撰的贺表。
八思巴命阿尼哥塑摩诃葛剌神殿并亲自开光，又命胆巴修法以助元军之事，在汉文史料中得到了准确的印证，无疑是真实的。胆巴是在1269年随八思巴入朝的，诏居五台寿宁寺，［14］又在寿宁寺“建立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祭摩诃伽刺，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自是德业隆盛，人天归敬。”［45］从时间和情理上推断，八思巴在至元七年令阿尼哥修神殿，尔后又令人称“神僧”［46］的弟子胆巴修法，是有可能的。《佛祖历代通载》载：“帝命伯颜丞相攻取江南，不克。遂问胆巴师父云：‘护法神云何不出气功？’奏云：‘人不使不去，佛不请不说。’帝遂求清，不日而宋降。”同书还载：“初，天兵南下，襄城居民祷真武。降笔云：有大黑神，领兵西北方来，吾亦当避。于是列城望风欵附，兵不血刃。至于破常州，多见黑神出入其家，民罔知故，实乃摩诃葛刺神也。此云大黑，盖师祖父七世事神甚谨，随祷而应，此助国之验也。”［47］由是观之，胆巴修法助元军灭南宋是确有其事。而这一切发生时尽管八思巴已在皇太子真金的护送下正在返藏的途中，但都是他预先安排好的。这一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祈佛保佑和支持元军灭南宋。
1275年7月，八思巴行至马尔康的赞多新寺时，获悉元军渡江南下的消息，兴奋之余挥笔为忽必烈写下了《贺平江南表》，［48］表达了作为“告天人”的八思巴对元朝中央政府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坚决支持和真情祝祷，及其热切期望国家统一、强盛壮大、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立场！
（三）消极影响
帝师制度的建立及其赋有之特权为历代萨迦法主所承袭，总制院之设立以及后来改制为宣政院，都可视为藏传佛教势力在元朝政治地位之逐步加强。君不见忽必烈建元一统天下，“虽亦以儒术饰治，然帝师佛子，殊宠绝礼，百年之间，所以隆奉敬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49］于是，本有功于元代政治建设的藏传佛教因为地位独尊、过分受宠于元廷而逐步走向了另一极端。
（一）权势过大，中央难以掌控
宗教势力之侵入政府，始于元朝历代君王之接受宗教教育。自忽必烈之后，元朝君王及其家眷，须受戒皈依，为佛弟子。尤其皇帝本人，更是如此：即位之先便有受戒九次之说；新君即位，例颁《珍珠诏书》以示尊崇。帝师至京，复往受戒，皇后亦然，并且颁诏天下臣民齐受佛戒。法会（元称好事）名目之多，前所未有，仅《元史·释老传》具体罗列出名称的就有三十多种，而实际上据《元史》所载，佛事最多时达五百余种！凡大婚、出行，凡百兴作，无不受戒，亦无不作好事。凡祈雨、祈风、止雨、镇雷、荣星、修疫、超度等，均须番僧佛事祈祷。［50］凡帝后驾崩，佛事斋僧既竣，乃奉祀御容于喇嘛寺，塑影堂为祀。据《元史·祭祀志》载，各位帝后之影堂并非一处，往往各据一寺，其耗资之巨，谁能知晓！
王室崇佛如斯，势必影响其施政方略。早在八思巴时代，忽必烈就专设总制院，领之于帝师，专管全国释教和蕃地事务。人们只知藏区政教合一，殊不知元廷中央事实上早已是僧尼与吐蕃之政合一。八思巴圆寂（1280年）以后，到了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戊子），院使桑哥还嫌其位不尊，以“总制院统西番诸宣慰司军民财粟，事体甚重，品秩宜尊”为由，奏改为宣政院。宣政之名，源于唐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故。宣政院成立后，仍命桑哥以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丞相兼宣政院使领功德使司，其位甚崇，宣政院“秩从一品，用三台银印”，“院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51］
宣政院之职，大致为二：一为僧尼之政；一为吐蕃军民事务。兹不赘述。惟其特殊之处在于，自从改制宣政院之后，不但品秩大大提高，而且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一样享有院政官司人“自为选”之特权！僧尼之讼，也自行处理，无须御史台过问。此外，还有单独用兵之机。这使得拥有中央人事、行政、司法大权的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根本不能或者很少能够插手宣政院大小事务，中央权力架空，造成体制上对宣政院所辖之僧尼事务（释教）和蕃地事务没有监控空间，势必会造成宣政院及其所辖势力范围之不法行为。
（二）影响社会治安，破坏国家法度
由于藏传佛教在元朝过于受宠，宣政院权势显赫，本已备受尊崇的僧尼阶层更加得势，少数僧人目无法纪，影响社会治安、破坏国家法度之事时有发生。据《元典章》载：
照得各处僧道衙门所设书吏、贴书、祗候曳刺人等俱无定额，多系无赖泼度过经日断之人，不惟影占户役，僧道被扰多端。各街门已行革罢，切恐又于路府州县营求勾当，侵渔百姓，非理生事。［52］
虽然“（僧道）各衙门已行革罢”，到了至元中诸山主僧再度请求复设僧司，称僧人“为郡县所苦，如坐地狱”。脱脱答曰：“苦复僧司，何异地狱中复设地狱。”［53］由此可见元代僧俗官衙机构繁多，功能重叠，互相矛盾，彼此冲突之处尤多，而最终受苦者是普通僧人和百姓！
对于部分僧人之诟病，专事僧尼与蕃地事务的宣政院并没有予以制止和妥善解决，相反却火上浇油。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已酉）宣政院且请“（凡民）欧（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之旨。［54］对此成宗、仁宗曾试图加以限制，然而收效甚微。到了皇庆延祐以后，情势更加严峻：“……宣政院……恃宠怙威，公行贿赂。僧道词讼数倍民间，如好盗杀人不法事往往见告。”［55］僧人恣意犯法、屡禁不止之根源在于元制法律之不平等，对僧俗失之不平，对僧讼失之放纵。僧人犯法，例归宣政院受理，偏颇之处比比皆是：
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问，止令三家所掌会问。
诸僧人但犯奸盗诈伪、致伤人命及诸重罪，有司归问，其自相争告，从各寺院住持本管头目归问。若僧俗相争田土，与有司约会；约会不至，有司就便归问。［56］
僧人不仅享有上述特殊的法律地位，而且可以无视法律之严肃与公正，操纵法律。其最大的表现在于是帝师或上层高僧常常以佛事为由请求释放重囚，谓之“秃鲁麻”，当然所获重囚不会是百姓犯法者，均是达官与豪民：
西僧为佛事，请释罪人祈福，谓之“秃鲁麻”，豪民犯法者，皆贿赂之，以求免。有杀主、杀夫者，西僧请被以帝后御服，乘黄犊出宫门释之，云可得福。［57］
又每岁必因好事奏释轻重囚徒，以为福利，虽大臣如阿里，阃帅如必实呼勒（别沙儿）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诛。宣政院参议李良弼，受赇鬻官，直以帝师之言纵之。其余杀人之盗，作奸之徒，夤缘幸免者多。［58］
只要贿赂僧人或打着帝师之名就可逃之夭夭，不受法律制裁！
僧人请释重囚之数量，仅据《元史》与《新元史》所载就不下数百人，而没有记载的何其之多！释放囚犯（好些是死囚）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用帝师奏”者，“皇帝即位用帝师奏”者，皇室人员有疾、祭日或诞辰请释囚者，帝师或皇室修佛事者，为皇室祈福者，甚至某高僧圆寂也得释囚。这种破坏法律、扰乱政纪之事，元廷并非毫不知晓，也有人屡次反对，［59］并皆得到皇上采纳，但收效甚微。到大德十二年（至大元年，1308年），又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敕内廷作佛事，毋释重囚，以轻囚释之。”［60］这无异于五十步笑一百步耳！
针对这种恶劣情况，有时皇帝也怒不可遏。皇庆元年（1312年）冬十月，云南行省右丞算只儿威有罪，国师搠思吉斡节儿奏请释之，仁宗皇帝斥之曰：“僧人宜诵佛书，官事岂当与耶！”［61］
皇庆二年二月，功德使亦怜真等以佛事奏释重囚就未曾得允。同年夏四月乙酉，御史台臣言说，“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释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宪，辄营求内旨以免罪。诸王、驸马、寺观、臣僚土田每岁征租，亦极为扰民。请悉革其弊。”所请获准。而遗憾的是就在当年秋七月癸已，“以作佛事，释囚徒二十九人。”［62］可见事态并没有得到遏制。西僧释囚始终禁而不止：泰定三年（1326年）十一月癸卯，“中书省臣言，西僧每假元辰疏释重囚，有乖政典，请罢之。”可同年十二月照样“命帝师修佛事，释重囚三人”。［63］
我们上文已经谈过，元朝初立时忽必烈曾在八思巴的配合下派专人健全了驿站制度。而后来西番河西僧人往往以赴京为辞，任意来往，而运输的都是将要贩卖营利的私货，选择最好的马匹，并超负荷地役使人畜。如此滥用，驿站制度必坏。其横行霸道之状有如《元史·释老传》所载：
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妇。
更有甚者连皇室人员也敢殴打：
（至大二年），有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几八刺妃忽秃赤的斤争道，拉妃堕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
平民百姓与下级官吏就更不放在眼里了：
又至大元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壁。壁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执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壁发，捽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64］
世祖遣通事脱脱护送西僧过真定，僧捶驿吏几死。［65］
天子脚下，居然都可以明目张胆地殴打王妃、欺压百姓，那么，在杭州的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掘旧宋徽宗以下诸陵寝、窃取墓葬珍宝之恶劣行为，当然“顺理成章”而让人们“见怪不怪”了！［66］
（三）影响朝廷政治，导致国家衰败
元廷崇佛，可谓“国策”之一。因此，凡与僧尼之事相关者，无不大开绿灯，毫无节制：自忽必烈始，历朝经常举行各种耗资巨大的佛事活动；动用国库修建各式各样的佛寺；对僧人的赏赐钱帛土地、金银财宝样样不少，而且数量有增无减；刊印佛经所费金银无度等，使国库渐空，民用不足。《新元史》载郑介夫有“今国家财赋半入西番”之惊呼，不无道理！［67］
经济衰颓，国本丧基，国之将亡！此大势也。然而，导致这一结果主要原因之一还是藏传佛教地位至尊、元廷皇室崇佛无度所致。
正如上文所述，皇帝对帝师之尊宠，至高无上。百官朝会，帝师有专席于坐隅，“王公大臣，见必伏首为礼。”［68］不但帝师法旨与皇帝诏令并行西土方为有效，而且其所颁“法旨，护持各路寺庙，居然宣示，其始修辞理，竟与纶音相似。”［69］
中国传统的帝王尊严在元代可谓备受藏传佛教之侵蚀，儒术之臣无不为之愤慨，郑介夫对帝师至京，倾城朝野相迎就颇有微辞：“往年帝师之死，择取小帝师来代，不过一小庸厮耳，举朝郊迎，望风罗拜。”［70］对于皇帝要臣僚百姓都受佛戒，身为色目人的元代廷臣廉文正就毫不客气地顶撞了元世祖忽必烈：
世祖一日命廉文正受戒于国师，正对曰：“臣已受孔子戒。”［71］
当然，这些都是混浊的大海里扔下一两颗石头子而已，不会有什么作用。元廷崇佛之风照样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元朝末代皇帝顺帝之时，已经是不可收拾了：顺帝，即元惠宗妥欢贴木尔，甚喜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秘密戒法，即位后，愈加痴迷。当时的宣政院使西僧哈麻为了讨皇上欢喜，阴进西番僧以秘密法媚帝，为此哈麻之妹婿集贤学士秃鲁贴水儿得宠于帝，而朝廷却成了君臣淫态百出之所，君臣男女整天沉溺于斯，皇帝长期不理政事。［72］为了修习上述戒法，所谓“倚纳”辈成了十足的帮凶，他们在皇帝面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为约相让以室，名曰些郎兀。他们还用耳目刺探公卿责人之命妇，市井臣庶之丽配，媒入宫中，数日乃出。此外，还专门建造了上都穆清阁，连延数百间，并秘密室于修文殿旁，好事房于鹿顶殿侧，取妇女实之，以备修习之用。［73］
在浓郁的佛教氛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顺帝太子，当然也迷恋佛法。他“常坐清宁殿，分布长席，列坐西番高丽诸僧，从其讲诵。”［74］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元顺帝居然担心其子不晓秘密法，对他说“秘密可以益寿”，并令秃鲁贴木儿教之。未几，太子亦悦此道。寝假而传遍内廷，而传之宫外，蔚为时尚。真是朝野内外、廷内宫外无不充斥着这股邪气淫风：
元时妇人一切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时时延帝师堂上。戒师于帐中受戒，诵咒作法。凡受戒时，其夫自外归，闻娘子受戒，则至房不入。妃子之寡者，闲者间数日则亲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污，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风流行中原。［75］
除此而外，还有所谓“十六天魔舞”者，皇帝可谓百看不厌，乐此不疲，还专门为此建造高阁，“飞桥舞台于前，四栏引翼。每幸阁上，无魔歌舞于室，繁吹导之，自飞桥西升，市人闻之，如在霄汉。”［76］天魔舞者，本西番佛曲，法式淫荡：
时帝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以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为十六天魔，首垂发数辫，戴象牙佛冠，身被缨络、大红绡金长短裙、金杂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袜，各执迦巴喇般之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一十一人，练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乐用龙笛、头管、小鼓、筝、蓁、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以宦者长安迭不花管领，遇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宫官受秘密戒者得入，余不得预。
《元史·哈麻传》里亦有详述：
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哥，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无，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心，丑声移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
纵有臣僚劝谏，皇帝不但不听，反而想方设法躲避，其法荒谬可笑，甚至掘地道以躲“宰相以旧制为言”。［77］这样的朝廷不垮才怪！只待时日而已。据《元史》载，至正二十七年 （1367年）八月丙午，元顺帝见大势已去，诏命皇太子总天下兵马。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月，元顺帝自己北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逃到应昌府。同年八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明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癸卯，大明兵袭应昌府，皇孙买的里八喇及后妃并宝玉皆被获，皇太子爱献识理达腊从十数骑遁。大明皇帝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而封买的里八喇为崇礼候。［78］
好一个“顺”字了得！一语道破元亡之玄机而令后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在笔者看来，元顺帝之“顺”，其功劳之一在充斥元朝百年朝野的藏传佛教。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能如此迅速夺取天下，实际上应该给藏传佛教记上一个头等功！
注释：
①窝阔台（Okodei，1186～1241年），又译兀窟、月古歹、月可台、月阔歹、斡歌歹等，蒙古汗国第二代大汗，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三子。
②成吉思汗临终时给儿子们留下了联宋灭金之重要战略部署，《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一章有载：“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③此是双方正式缔结政治关系之始。如果说藏族人与蒙古人的相互接触，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已经有部分僧人（萨迦、止贡噶举、蔡巴噶举等派）在西夏王室活动，有人还到过蒙古。蒙古崛起于北方的消息会通过这些人传至西藏。西夏亡后，已有甘青部分藏区属于蒙古治下，并有一些西藏僧人归顺蒙古。另据《元史·赵阿哥潘传》和《元史·按竺迩传》，1236年阔端命宗王末哥以按竺迩为先锋分兵由甘南藏区入川时，曾于途中招降了临洮藏族首领赵阿哥昌、赵阿哥潘父子和文州藏族首领勘拖孟迦。亦可参见《藏族史料集》（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5、88～89页。
④《如意宝树史》、《蒙古教法史》、《新红史》等史载，1206年成吉思汗曾组织了一次向藏区的进军。各书记载互有出入，矛盾之处颇多，不足为据，仅可参考。
⑤蒙古此时不攻南宋而入西藏是自有道理的。在此之前，蒙古军队已经正面进攻过南宋，末遂。而灭宋是其最终目标，于是入藏可能是战略上常用的迂回手段：先稳南宋西方屏障西藏，之后再图南宋。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故从略。
⑥1240年突然撤军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是与阔端之父窝阔台病重有关。窝阔台病重时曾召贵由和阔端回和林，估计是阔端赴和林前召多达那波回师镇守凉州。（陈庆英，1992）。
⑦樊保良：《蒙藏关系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⑧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⑨⑩Turrell V.Wylie：《蒙古初次征服西藏史实再释》，载《哈佛亚洲研究院学报）1977年6月第37卷第1号，第103～133页。
［12］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本：Sa-skya gdung-rabs），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陈庆英等译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81页。另，《萨班传》（Sa-pan rnam-thar）第19、20页也有载，但文字略有不同。
［13］此信藏语原文完整地保存在《萨迦世系史》（sa－skya gdung－rabs）德格木刻版第78至81页里，全称是《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
［14］蒙哥（Mongka，1209～1259年），大蒙古国第四代大汗，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长子，母克烈氏唆鲁禾贴尼。“蒙哥’蒙志语意为“长生”。
［15］转引自《蒙藏关系史研究》，第40页。
［16］1241年窝阔台去世后，乃马真六皇后称制（1241～1246年），变乱旧章，残害大臣； 1246年贵由即位，但仍受乃马真牵制。乃马真死后不久，贵由汗也于1248年去世，其妻斡兀立海迷失皇后又称制（1248～1251年），但无能治国，误国乱政。这十年中王室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彼此攻杀不已，顾不上汗国发展。这种局面《元史·定宗本纪》有载：“然自壬寅（1242年）以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1251年蒙哥即汗位，这种乱局才告结束。
［17］括户，即清查并登记属于蒙古（所征服）领土的户口，确定其归属，其中划给诸王、后妃和功臣的民户成为封户，隶属本主，不可迁出，这些领主的封邑，谓之投下。
［18］《元史·宪宗本纪》载：“以和里（“本字无法显示：“角＋日+寸”）统土番等处蒙古、汉军，皆仍前征进。”估计和里（“本字无法显示：“角＋日+寸”）奉命进藏，依然命曾于1239年入藏杀掳的多达那波（又称多达那、道尔达）部为其先锋，故云“皆仍前征进”。此外忽必烈远征大理往返途中，也对吐蕃造成了很大的威慑力，D.Ohsson在《历史》（Histoire）卷Ⅱ第316页也提到了兀良合台“攻占了藏人的吐蕃（Tou－po）。”亦请参阅史尔弼（Janos Szerb）:Glosses on the Oeuvre of Bla-Ma'Phags-pa:Ⅱ. Some Notes on the Event of The Years 1251-1254，载《匈牙利东方学报》卷34，（1980，263～281），第272页。此文的汉译文《八思巴遗著考释之二：1251－1254年事件的某些解说》，王启龙、邓小咏译，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3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可参阅。
［19］《朗氏家族史》（藏文本：rlangs－kyi po-ti bser-ru rgyus-p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110页对蒙哥接管西藏、确定归属关系等描述如是：“多达那波前来西藏，大约是在成吉思汗子窝阔台统治时期。窝阔台和贵由汗王归天之后，王室兄弟们集会议事，商议由谁继位，一致认为蒙哥汗合适，故推举为王。当时吐蕃由凉州王子阔端治理，于是就从阔端阿嘎（蒙古语对兄长之称）那里取了上师，由蒙哥汗管理止贡派，由薛禅汗管理蔡巴派，由王子旭烈兀管理帕木竹巴派，由王子阿里不哥管理达垅派。四位王子分别管理各个万户。”当时没有划分万户，这是似为作者绛曲坚赞根据后来划分的万户冠之。
［20］《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69页，汉译本第119页。
［21］ling chu是凉州的一种常见的汉语音写形式，见石泰安：《吐蕃诗人与史诗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popee et le barde au Tibet），1959年巴黎版，第240页注51。ling chu这种写法（见E·Obermiller译《布顿佛教史》卷Ⅱ，1931－1932年莱比锡版，第215页）估计是受汉语某些方言影响之故，这一形式也出现于aPa’－bo第447页及其以下（如li chu khab）等，这与aPa’－be和RA里将蒙哥都写为mu-gu-du和mo-go-du相似，“蒙”字的鼻韵尾-ng（即藏文字母第4个字母）给省去了。对rtser，八思巴也有不同的拼写法，其他的书写形式还有rtser-khab，见罗列赫译《青史》（Blue Annals）第1080页将rtser译为“宫殿”；石泰安（同上）；E·Obermiller（同上）等。此外，八思巴在有个地方（15函叶310B）将蒙哥写成了mo-go。
［22］此信全文载《萨迦五祖全集》15函叶320～321时题为《法主示寂时八思巴致卫藏地区高僧大德书》。
［23］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译，民族出版社1985年7月版。
［24］八思巴的学识在他为了获宠于忽必烈而与噶举派僧人噶玛跋希的斗法中，在释道辩论中展现得至为充分；八思巴的人品，表现在忽必烈在危难之际，他并没有离他而去，而是始终随其左右。详情可参见《萨迦世系史》、《汉藏史籍》等藏文史籍，《元史·释老传》、《至元辨伪录》等汉文典籍。
［25］《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88～93页。汉译文转引自王辅仁、陈庆英编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第34页。
［26］《萨迦世系史》说“八思巴十九岁的阴水牛年新年时”为薛禅汗灌顶。误，因八思巴不可能“牛年时”前往宫中，尔后又在“牛年新年”为忽必烈灌顶。故应为阴水牛年（1253年）末或者更可能是阳木虎年（1254年）初。
［27］见《元史·世祖本纪》。同年5月，阿里不哥也召集一些拥护自己的宗王在阿勒台的驻夏之所举行大会，宣布即蒙古大汗位，随即率军南下，与忽必烈展开了激烈的汗位之争。这一争斗以兵戎相见长达四个春秋，忽必烈凭借汉地雄厚的人力和物力为后盾，几经亲征，终于在1264年打败阿里不哥，坐稳了大汗江山。
［28］见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29］详见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传记部、致十一《佛祖历代通载》卷35叶59B至67A。
［30］关于恰那多吉，可参阅本著有关各处。亦可见T.V.Wylie之文“Khubilai Khagan's viceroy of Tibet”，载 L. Legeti所编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Alexander Csoma de Koros，Budapest 1984，II，391～404；陈庆英：《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载《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除恰那多吉外，八思巴任国师后，还将异母弟仁钦坚赞和意希迥乃带到大都，并给予大力培养和举荐，前者后来继任八思巴帝师之职；后者则被忽必烈子忽哥赤迎去藩邸，奉为上师，后随其赴云南（一说逝于云南，一说逝于朵甘思），将萨迦派的影响扩展开去。
［31］忽必烈派人建立吐蕃驿站系统的详细记载，可见《汉藏史集》藏文本卷I叶195a～198b，汉文本第160～170页。有关元朝吐蕃驿站方面的研究，请参阅祝启源、陈庆英：《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考释》，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第26～36页；蔡志纯：《元代吐蕃驿站述略》，载《西藏研究》1984年第6期，第52～56页；L.Petech上偈书，第61～68页。
［32］《元史·释老传》。
［33］祝启源、陈庆英：《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考释》，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34］《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60、161页，汉译本第112、113页；这里鼠年当为藏历第四饶迥阳木鼠年，即1264年。
［35］《元史·释老传》曰：“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又，天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中局1980年版）卷2第25页“诏西番”条曰：“累朝皇帝于践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帷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缯，而绣于白绒，网于真珠，至御室处，则用珊瑚，遣使赍至彼国，张于帝师所居处。”
［36］上都是元朝的夏都。关于元朝上都，可参阅贾洲杰：《元上都》，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亦请参见S.W.Bushell，“Notes on the Old Mongolian Captial of Shangtu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7（1875） 329～338；Harada，Yoshito．“Shangtu：The summer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in Dolon－Nor，Mongolia．”Tokyo：Toa-Koko Gakuka，1941-Impey；Laurence' sShang-tu，Summer Capital of Khubilai Khan，in Geographical Review 15（Oct.1925）：584～604。
［37］关于元朝吐蕃的施政措施和行政体制，沈卫荣（1988）有文认为，是中央的宣政院和地方的乌思藏宣慰司、乌思藏十三万户等三个不同层次的行政机构对乌思藏地区进行统治，与元朝统治者在全国推行的各项行政制度同出一辙，等等。陈庆英对沈文有不同看法，曾撰长文与之讨论，请参阅《藏学研究论丛》第2辑第94～138页陈庆英文：《元代萨迦本钦辩析——兼论元代西藏地方的行政体制》，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8］《萨迦世系史》，汉译本第108页。
［39］拉德（lha－sde）是佛教寺院和宗教领袖所领属的民户，米德（mi－sde）是世俗封建领主所领属的民户。
［40］也有人认为是至元二年，请阅徐连达：《论八思巴在历史上的作用与贡献》，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3期，第60页。
［41］《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72页，汉译本第122页。
［42］《元史·释老传》。
［43］陶宗义：《南村辍耕录》卷2，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5页。
［44］念常：《佛祖历代通载》（36卷），载频伽精舍汉文大藏经，传记部、致九、致十帙，卷35叶64A。
［45］赵孟頫《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即《胆巴碑》。引自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元赵孟頫书胆巴碑》。
［46］关于胆巴，请参见王启龙：《巴思八评传》（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四章第三节第1小节以及有关注释。
［47］《佛祖历代通载》卷35，叶60B、64A。
［48］此文题为《赞颂应赞颂之圣事》，全文载《萨迦五祖全集》ba函叶385，内容上即是《元史》中提到的八思巴为元军渡江灭南宋时所写的贺表，故又汉译为《贺平江南表》。
[49］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二九元世各教名考》，引自《东方杂志》第42卷第4期，1945年10月。
［50］见《元史·祭祀志》等。
［51］据《元史》、《新元史》百官志，《蒙兀尔史记》百六桑哥传等。
［52］《元典章》（33“释道僧道教门清规”条）引皇庆二年中书省咨文。
［53］幻轮：《释氏稽古续略》卷2，载大正藏第49册，史传部。
［54］《元史·本纪·武宗二》。
［55］《新元史》193本传。
［56］《元史·刑法志》102之职制上；《元典章》六礼部尚书和尚头目条录原诏。
［57］《元史·不忽木传》。
［58］《元史·释老传》。
［59］《元史·本纪·成宗四》。
［60］同上。另《元史·本纪》28也有类似记载：（至治二年）十二月，西僧灌顶疾，请释囚，帝曰：“释囚祈福，岂为师惜。朕思恶人屡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
［61］［62］《元史·本纪·仁宗一》。
［63］《元史·本纪·泰定帝二》。
［64］以上引文均《元史·释老传》。
［65］同注［60］。
［66］关于杨琏真加之恶行，我们将在他文详述。
［67］《新元史·郑介夫传》。
［68］《新元史·樊执敏传》。
［69］《元书·索咬儿哈的迷失传》。
［70］同注［67］。
［71］《南村辍耕录》卷2。
［72］见《元史·哈麻传》。《南村辍耕录》卷2亦有类似记载：“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当受我秘密大喜乐禅定，又名多修法，其乐无穷。”
［73］见萧洵：《故宫遗录》，北京图书馆分馆藏。
［74］《元史·本纪·顺帝五》。
［75］《百知录之余》卷3僧尼之滥。
［76］同注［73］。
［77］《权衡庚申外史》卷下，转引自《东方杂志》第42卷第4期，1945年10月。
［78］《元史·本纪·顺帝十》。
蒙古承认九世哲布尊丹巴带来海外藏传佛教界变动
蒙古国正式承认九世哲布尊丹巴宗教领袖地位，并在甘丹寺举行坐床仪式。这标志着蒙古国首次认可并公布其身份。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并称为蒙古两大活佛，其宗教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1718年，康熙帝正式封哲布尊丹巴为喀尔喀黄教(格鲁派)首领，在历史上历来受到蒙藏地区人们的崇拜和供奉。九世哲布尊丹巴作为藏传佛教的重要活佛，且本人经历特殊，此次重新在蒙古国取得宗教身份必将带来整个藏传佛教界的结构性变化。
历史上外蒙古库伦的藏传佛教势力曾经极盛，八世哲布尊丹巴时期，库伦甘丹寺的僧人曾经达到过3万余人，远胜于西藏只在千人左右的三大寺。历史上蒙地和藏地一直存在着活佛认定权的争夺与妥协，哲布尊丹巴世袭的活佛一般由出生在藏地的藏族人继承。哲布尊丹巴活佛的认定也是采取达赖、班禅世系的活佛寻访灵童，然后由金瓶掣签决定的方式产生。
九世哲布尊丹巴正式在蒙古国举行坐床仪式必将给藏传佛教界带来结构性影响。
蒙藏佛教界恐有纷争
首先，意味着藏传佛教的势力不断扩大。据说莲花生大师曾有预言：“当铁鸟飞翔，铁马奔驰的时候，佛法将弘扬到红皮肤人的土地上”。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人对藏学和藏传佛教的兴趣越来越浓，藏传佛教在前苏东地区，在欧洲和北美传教活动不断加强。在欧洲的某些地区，藏传佛教已经超越了犹太教，成为当地基督教和天主教之后的第三大宗教。自前苏联、蒙古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接触对藏传佛教的限制之后，藏传佛教在蒙古国、俄罗斯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图瓦以及其他地区的复兴浪潮也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九世哲布尊丹巴出生于拉萨，由认定达赖喇嘛的热振活佛认定，在1959年随达赖一起移居到国外，长期受到达赖喇嘛的资助和影响。可以说此次九世哲布尊丹巴能够在蒙古国恢复世系是达赖喇嘛的胜利大突破。
其次，藏传佛教界藏地和蒙地的斗争有可能会扩大。此次九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回归蒙古，背后包含这蒙古国藏传佛教界的一个长期夙愿，即将蒙古国作为一个藏传佛教界的独立教区，由蒙古国内藏传佛教界独立认定后世哲布尊丹巴的转世问题。由此，尽管作为达赖喇嘛的长期盟友，九世哲布尊丹巴恢复世系将在短期内提高达赖喇嘛的威信和达赖集团的影响力，但从长期看，尤其是后达赖时代，蒙古国藏传佛教界有可能在独立与控制、渗透上发生争执。九世哲布尊丹巴年事已高，其后世活佛的认定权也许是日后达兰萨拉与乌兰巴托宗教界争夺的焦点。在蒙古国确认哲布尊丹巴活佛的认定体系之后，由乾隆皇帝金瓶掣签制度所统一起来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认定制度将会演变的更加混乱，藏传佛教分裂的趋势增强，争取话语权和宗教公信力的斗争将更激烈。
班禅宗教公信力尚需考验
其三，九世哲布尊丹巴活佛世系的恢复将考验班禅额尔德尼的宗教公信力。历史上作为同为黄教的重要世系，班禅额尔德尼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曾经长期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两者与达赖喇嘛常有矛盾和不合）。历史上的哲布尊丹巴世系都要得到达赖和班禅世系的承认，并且在宗教学习和交流上互相扶持，缺乏班禅世系支持的哲布尊丹巴在宗教上是没有合法性的。目前班禅活佛与达赖喇嘛无疑成为了对立的宗教领袖，作为世界性宗教的领袖，班禅额尔德尼能否在海外藏传佛教界树立自己的威望，能否在哲布尊丹巴世系上施加宗教影响，将考验班禅活佛的宗教公信力。
其四，九世哲布尊丹巴身份复杂，他生于拉萨，自幼与达赖喇嘛私交甚好。1959年之后与达赖喇嘛一起移居到印度。在印度，他与黄教之外的其他教派也关系甚好。之后曾经还俗，据传与印度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有不一般的关系。印度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为其重返蒙古国进行铺垫和努力。此次九世哲布尊丹巴回归蒙古国，出席其坐床仪式的贵宾中就有印度驻蒙古国大使。两者关系可见一斑。自冷战时代，美国就一直借助宗教势力打入苏东地区内部，苏东剧变的背后可以说与美国支持的宗教势力密不可分。此次九世哲布尊丹巴在蒙古国恢复世袭，尽管蒙古国政府一再表态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未来蒙古国是否介入政治、尤其是是否借助宗教活动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态，值得各方密切关注。
历史上外蒙古库伦的藏传佛教势力曾经极盛，八世哲布尊丹巴时期，库伦甘丹寺的僧人曾经达到过3万余人，远胜于西藏只在千人左右的三大寺。历史上蒙地和藏地一直存在着活佛认定权的争夺与妥协，哲布尊丹巴世袭的活佛一般由出生在藏地的藏族人继承。哲布尊丹巴活佛的认定也是采取达赖、班禅世系的活佛寻访灵童，然后由金瓶掣签决定的方式产生。
九世哲布尊丹巴正式在蒙古国举行坐床仪式必将给藏传佛教界带来结构性影响。
蒙藏佛教界恐有纷争
首先，意味着藏传佛教的势力不断扩大。据说莲花生大师曾有预言：“当铁鸟飞翔，铁马奔驰的时候，佛法将弘扬到红皮肤人的土地上”。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人对藏学和藏传佛教的兴趣越来越浓，藏传佛教在前苏东地区，在欧洲和北美传教活动不断加强。在欧洲的某些地区，藏传佛教已经超越了犹太教，成为当地基督教和天主教之后的第三大宗教。自前苏联、蒙古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接触对藏传佛教的限制之后，藏传佛教在蒙古国、俄罗斯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图瓦以及其他地区的复兴浪潮也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九世哲布尊丹巴出生于拉萨，由认定达赖喇嘛的热振活佛认定，在1959年随达赖一起移居到国外，长期受到达赖喇嘛的资助和影响。可以说此次九世哲布尊丹巴能够在蒙古国恢复世系是达赖喇嘛的胜利大突破。
其次，藏传佛教界藏地和蒙地的斗争有可能会扩大。此次九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回归蒙古，背后包含这蒙古国藏传佛教界的一个长期夙愿，即将蒙古国作为一个藏传佛教界的独立教区，由蒙古国内藏传佛教界独立认定后世哲布尊丹巴的转世问题。由此，尽管作为达赖喇嘛的长期盟友，九世哲布尊丹巴恢复世系将在短期内提高达赖喇嘛的威信和达赖集团的影响力，但从长期看，尤其是后达赖时代，蒙古国藏传佛教界有可能在独立与控制、渗透上发生争执。九世哲布尊丹巴年事已高，其后世活佛的认定权也许是日后达兰萨拉与乌兰巴托宗教界争夺的焦点。在蒙古国确认哲布尊丹巴活佛的认定体系之后，由乾隆皇帝金瓶掣签制度所统一起来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认定制度将会演变的更加混乱，藏传佛教分裂的趋势增强，争取话语权和宗教公信力的斗争将更激烈。
班禅宗教公信力尚需考验
其三，九世哲布尊丹巴活佛世系的恢复将考验班禅额尔德尼的宗教公信力。历史上作为同为黄教的重要世系，班禅额尔德尼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曾经长期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两者与达赖喇嘛常有矛盾和不合）。历史上的哲布尊丹巴世系都要得到达赖和班禅世系的承认，并且在宗教学习和交流上互相扶持，缺乏班禅世系支持的哲布尊丹巴在宗教上是没有合法性的。目前班禅活佛与达赖喇嘛无疑成为了对立的宗教领袖，作为世界性宗教的领袖，班禅额尔德尼能否在海外藏传佛教界树立自己的威望，能否在哲布尊丹巴世系上施加宗教影响，将考验班禅活佛的宗教公信力。
其四，九世哲布尊丹巴身份复杂，他生于拉萨，自幼与达赖喇嘛私交甚好。1959年之后与达赖喇嘛一起移居到印度。在印度，他与黄教之外的其他教派也关系甚好。之后曾经还俗，据传与印度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有不一般的关系。印度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为其重返蒙古国进行铺垫和努力。此次九世哲布尊丹巴回归蒙古国，出席其坐床仪式的贵宾中就有印度驻蒙古国大使。两者关系可见一斑。自冷战时代，美国就一直借助宗教势力打入苏东地区内部，苏东剧变的背后可以说与美国支持的宗教势力密不可分。此次九世哲布尊丹巴在蒙古国恢复世袭，尽管蒙古国政府一再表态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未来蒙古国是否介入政治、尤其是是否借助宗教活动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态，值得各方密切关注。
被失踪的人：十一世班禅确吉尼玛
一个人如果失踪了，那是人们不知道他在哪里，无处可寻,无处可找，但在西藏有一个孩子失踪了，人们也知道是谁让他失踪的，也知道在谁的手里。这样的失踪有了一个新名词“被失踪”。这个被失踪时间最长的就是11 世班禅喇嘛根敦 确吉尼玛。
确吉尼玛是20年前，在他6岁生日的时候失踪的，那时他还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他生在西藏那曲地区，因着藏传佛教特有的传统，他成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转世灵童。本来这个小孩将会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前途，但由于他是身在海外的达赖喇嘛所指定，而在藏传佛教的传承来看，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是互相认证的，即只有达赖喇嘛的认证，转世灵童才会生效。但由于中共的霸权主义，把班禅的认证当作了一项世俗官员的任命，被达赖喇嘛认证的班禅自然不为中共所容 。为了防止藏民对达赖喇嘛认证的班禅顶礼膜拜，确吉尼玛就这样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家人。倏忽之间20年过去了，这位确吉尼玛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现在应该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但是没有人能够看到他的英姿，也许那些看管他的人，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是一个特殊的重要的犯人。
在确角尼玛失踪的同时，有一个与他相同年龄的孩子坚赞诺布，被中共确定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替代了确吉尼玛。这个孩子现在也已长大成人，在中共的操控下被培养成一个御用，这些年来他象戏子一样穿着绛红色的袈裟，戴着黄色的尖顶帽频频亮相，粉墨登场，但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事先由中共安排好的。他当然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戏子，一个替身，他的同胞不承认不认可他，因为他没有得到尊者达赖喇嘛的认可，而得到认可的那个孩子被共产党囚禁在没有阳光的一个角落。对于他自己这种假不换的身份必然感到十分悲哀，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这种悲哀会越来强烈地侵蚀他的心。
中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他偏偏喜欢越殂代苞去管神的事，还搞得煞有介事，搞“金瓶掣签”仪式。但是即使以这样的仪式，中共还是动了手脚 ，将坚赞诺布的那根签放长了一点，神圣的转世在中共手里变成了一场阴谋。神的事由人来管，而且由最肮脏无耻的中共来管，结果必然是鸡飞蛋打。坚赞诺布被中共摆布的同时，藏人越来越想念那位真正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确吉尼玛，每年都会以各种形式怀念他，他是藏人心中的真正的十一世班禅喇嘛。
十世班禅的转世，因着中共的插手，代包成了一个双胞胎，严重伤害了世代传承的转世制度和西藏民众的感情。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随着尊者达赖喇嘛的世寿增长也摆到了面前。达赖喇嘛圆寂后，中共必然将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的手法在十四达赖喇嘛身上重复。这是达赖喇嘛本人与西藏民众都不愿意看到的。尊者公开声明表示：“转世”由转世者本人的力量，或最终的业、福报，以及发愿等力量形成 ，绝非他人强迫所为，如若发生权力干涉转世认证，所有有的藏族同胞与国际团体决不承认和接受。
中共否定达赖喇嘛所认证的班禅喇嘛，为今后认证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埋下了隐患。一方面达赖喇嘛可能宣布不再转世，中共要推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就失去了前提，再加之如果推出的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由一个不为达赖喇嘛认可的假班禅来认证，则会出现假班禅认证假达赖这样荒唐的局面。因此，中共否定达赖喇嘛认证的班禅喇嘛，树立自己的假班禅，其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十一世班禅确吉尼玛的失踪与假班禅成为权力的御用者，成为中共统战的工具，使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面临了考验，尚若中共不改变目前的对藏政策，确角尼玛仍然“失踪”不能恢复他应有的身份，这个制度将有可能难以维续。但是事情总会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在发生变化，种种迹象表明中共这个制度已难以维续下去了，中共政权面临分崩离析。藏民族按照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意愿生活将会成为现实。
藏传佛教的转世灵童制度，是这个世界独特的文化，隐含了人类对生死的解释，以一种神秘的方式阐述着科学未知的领域，它的存在丰富着我们的这个世界。
十一世班禅确吉尼玛失踪二十年，他今安在？
确吉尼玛是20年前，在他6岁生日的时候失踪的，那时他还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他生在西藏那曲地区，因着藏传佛教特有的传统，他成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转世灵童。本来这个小孩将会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前途，但由于他是身在海外的达赖喇嘛所指定，而在藏传佛教的传承来看，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是互相认证的，即只有达赖喇嘛的认证，转世灵童才会生效。但由于中共的霸权主义，把班禅的认证当作了一项世俗官员的任命，被达赖喇嘛认证的班禅自然不为中共所容 。为了防止藏民对达赖喇嘛认证的班禅顶礼膜拜，确吉尼玛就这样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家人。倏忽之间20年过去了，这位确吉尼玛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现在应该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但是没有人能够看到他的英姿，也许那些看管他的人，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是一个特殊的重要的犯人。
在确角尼玛失踪的同时，有一个与他相同年龄的孩子坚赞诺布，被中共确定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替代了确吉尼玛。这个孩子现在也已长大成人，在中共的操控下被培养成一个御用，这些年来他象戏子一样穿着绛红色的袈裟，戴着黄色的尖顶帽频频亮相，粉墨登场，但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事先由中共安排好的。他当然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戏子，一个替身，他的同胞不承认不认可他，因为他没有得到尊者达赖喇嘛的认可，而得到认可的那个孩子被共产党囚禁在没有阳光的一个角落。对于他自己这种假不换的身份必然感到十分悲哀，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这种悲哀会越来强烈地侵蚀他的心。
中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他偏偏喜欢越殂代苞去管神的事，还搞得煞有介事，搞“金瓶掣签”仪式。但是即使以这样的仪式，中共还是动了手脚 ，将坚赞诺布的那根签放长了一点，神圣的转世在中共手里变成了一场阴谋。神的事由人来管，而且由最肮脏无耻的中共来管，结果必然是鸡飞蛋打。坚赞诺布被中共摆布的同时，藏人越来越想念那位真正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确吉尼玛，每年都会以各种形式怀念他，他是藏人心中的真正的十一世班禅喇嘛。
十世班禅的转世，因着中共的插手，代包成了一个双胞胎，严重伤害了世代传承的转世制度和西藏民众的感情。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随着尊者达赖喇嘛的世寿增长也摆到了面前。达赖喇嘛圆寂后，中共必然将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的手法在十四达赖喇嘛身上重复。这是达赖喇嘛本人与西藏民众都不愿意看到的。尊者公开声明表示：“转世”由转世者本人的力量，或最终的业、福报，以及发愿等力量形成 ，绝非他人强迫所为，如若发生权力干涉转世认证，所有有的藏族同胞与国际团体决不承认和接受。
中共否定达赖喇嘛所认证的班禅喇嘛，为今后认证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埋下了隐患。一方面达赖喇嘛可能宣布不再转世，中共要推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就失去了前提，再加之如果推出的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由一个不为达赖喇嘛认可的假班禅来认证，则会出现假班禅认证假达赖这样荒唐的局面。因此，中共否定达赖喇嘛认证的班禅喇嘛，树立自己的假班禅，其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十一世班禅确吉尼玛的失踪与假班禅成为权力的御用者，成为中共统战的工具，使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面临了考验，尚若中共不改变目前的对藏政策，确角尼玛仍然“失踪”不能恢复他应有的身份，这个制度将有可能难以维续。但是事情总会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在发生变化，种种迹象表明中共这个制度已难以维续下去了，中共政权面临分崩离析。藏民族按照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意愿生活将会成为现实。
藏传佛教的转世灵童制度，是这个世界独特的文化，隐含了人类对生死的解释，以一种神秘的方式阐述着科学未知的领域，它的存在丰富着我们的这个世界。
十一世班禅确吉尼玛失踪二十年，他今安在？
卡尔梅克共和国佛教徒庆祝达赖喇嘛八十大寿
为响应全球正在进行的达赖喇嘛尊者八十大寿庆祝活动，本月14日由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举办的庆祝达赖喇嘛八十大寿音乐会，在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首都埃利斯塔举行，数千名俄罗斯佛教徒参加。
上周日（6月14日），由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迪洛仁波切倡议和组织，为表达俄罗斯佛教徒对达赖喇嘛尊者八十大寿祝福，在卡尔梅克共和国首都埃利斯塔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音乐庆典。
音乐庆典在被称为俄罗斯和欧洲最大的佛教寺院“释迦牟尼佛黄金精舍寺”前举行，绘有布达拉宫背景的庆祝达赖喇嘛尊者八十大寿的大横幅悬挂在寺庙正门前。由330名年轻的演员在音乐盛典上演奏了传统乐器“冬不拉”。数千名来自卡尔梅克共和国和蒙古共和国的各界人士参加了这一盛会。
迪洛仁波切在庆典上发表讲话指出：“这次音乐庆典是‘一个历史性事件’， 对参加这次为达赖喇嘛尊者长寿音乐庆典的演员和观众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迪洛仁波切还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是卡尔梅克人的根本上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能够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音乐庆典是很大的荣幸。”
该活动获得了卡尔梅克文化和旅游部、教育和科学部、埃利斯塔市市长办公室、卡尔梅克国立管弦乐团、卡尔梅克妇女联盟和其他组织的大力支持。
为纪念达赖喇嘛尊者八十大寿，西藏戏剧表演艺术学院将应邀赴卡尔梅克共和国首都埃利斯塔表演西藏传统歌舞和戏剧，以增加卡尔梅克民众对西藏文化的了解。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和西藏基金会联合于公历7月6日达赖喇嘛尊者八十岁诞辰日当天,在莫斯科中央电影院举行庆祝活动，西藏戏剧表演艺术学院将应邀表演西藏传统歌舞。
西藏与蒙古
赞普朗达玛(公元836–842年)也同样遭遇之前一些赞普所经历的厄运，普遍的说法是他在毁灭西藏佛法并残暴而短时间地统治西藏后，于公元842 年被弑。他死后，由于王位继承问题引发的冲突使聂赤赞普开创的西藏赞普王统宣告中断，国家瓦解而分裂成许多的小王国，这些小国之间相互倾轧联盟等不一而足。
这以后便是被称为「西藏分裂时期」的时代，期间西藏的对外关系的重心从中国转向印度和尼泊尔，从而对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产生了新的深远影响。被西藏人称为「佛法后宏期」的时代就是从阿底峡等众多印度法师被邀请到西藏为契机得到长足发展的。
尤其是西藏新出现的萨迦、噶举等教派广泛建立的众多寺院，从而使世俗酋长或官员的统治势力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开始面对新出现的宗教领袖的挑战，这是超越宗教与文化复兴的运动，它不仅改变和重塑了西藏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基础结构，而且也改变了国家的基本性质。西藏人不再热衷于政治和军事扩张，而是将其强烈的感情转移到了宗教与精神生活方，由此，宗教意识和影响普遍地影响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西藏人从西藏南部和西部的边界外退回或被赶出，从而使西藏的势力局限于喀拉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和喜玛拉雅山脉所环绕之西藏高原的范围内，他们的尚武精神和进攻的性格被削弱，西藏人从此再也没有跨出边界以外寻求扩张。正如汤玛斯(FWThomas)所说:「在抑止人们的杀戮精神与残酷心态方面没有任何宗教比佛教更有效。」
中国的唐朝比聂赤赞普的后裔多维持了一代人的时间，到907 年唐朝灭亡时，中国人已经收回了大部分以往被西藏人占领的土地。唐朝灭亡以后，中国也陷于分裂状态，对与西藏交界各州的统治也告瓦解，中藏边界之间出现了「无人占领地区」，由地方豪酋统治。其后的中国「五代」(公元905–960)与宋朝(公元960–1276)期间，两国之间除了边界居民间的礼节性往来或小规模冲突以外，两国政府之间并无实质意义上的交往，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蒙古成为中亚的第三股力量先后征服两国时为止。
公元1206 年，成吉思汗(公元1167–1227)被所有蒙古人尊奉为汗王以后，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最终建立了这个世界前所未闻的庞大帝国。他于公元1207 年征服唐古特(中文西夏，藏语弭药)，公元1218 年征服高丽后便开始进攻金国，金国从公元1126 年开始征服和统治着中国的北部地区。公元1234 年，他的继承者窝阔台(公元1229–1248)征服了金国，一年以后，窝阔台开始侵略西方的欧洲和中国的宋朝。公元1279 年，蒙古人最终征服了中国。
蒙古人的扩张行为、尤其是对位于西藏北部之唐古特国的征服， 让西藏人感到惊讶，并因而意识到与蒙古建立友好关系是明智的，虽然西藏的一些史籍中有一些西藏官员早在公元1207 年就向成吉思汗投诚纳贡的记载，但对于蒙古树立至高无上权威之过程的说法目前仍在争议中。即使如此，成吉思汗的孙子、统治青海湖的阔瑞于公元1240 年向西藏派出了一支军队，并邀请西藏主要世家之一的萨迦班智达(公元1182–1251)前往阔瑞驻地等无疑是历史事实。做为具有很大权势的西藏佛教之大喇嘛、萨迦派的领袖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前往阔瑞的首府并向诸蒙古人介绍了西藏的宗教与文化。皇子阔瑞为了表示对班智达的尊敬与回报，将当时尚未统一的整个西藏之政权献给萨迦班智达，然而，由于很难说阔瑞的势力遍及所有地域或萨迦班智达的权势遍及整个西藏，因而这一授权的实际效果虽然极为有限，但是其重要意义在于藏语中被称为「雀庸」 (mChod-Yon)的特殊檀越(供施)关系就是由此确立的，这种檀越关系不仅是蒙古元朝皇帝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为近代历史上满清皇帝与西藏达赖喇嘛之间的特殊关系奠定了基础。对于献上政治权力的行为，五世达赖喇嘛在其所著的史籍中解释说:
「据天命文殊薛禅皇帝之敕令，将雪域西藏与大西藏之所有境土供献给俱福萨迦派，因而有了『天上日月双辉，地上一对供施』的说法。」 (此所谓西藏指西藏中部「卫」而言的，因此另称「大西藏」
有关檀越关系，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做较详细的讨论。
由于当时王子(阔瑞)和上师(萨迦)都不具有各自国家最高权威的事实至为明显，因此，这个时期的「檀越关系」仅从两人的个人性质的角度去考虑即可。这一后来演化成俱政治属性的檀越关系是上师(喇嘛)在满足施主宗教需求的同时，不仅需要施主以武力保护上师及其教法，而且有时还包括保护上师的世俗政治权益来做为回报。
实际上，直到公元十三世纪，通过萨迦班智达的继承人法王八思巴(公元1235–1280)，忽必烈(公元1259–1294)才在西藏拥有了某种程度的实质权威。忽必烈极为崇信自己的上师，献给上师「国师」「帝师」等名号，这些名号还为法王八思巴的后人所拥有。如此佛教成为整个蒙古帝国东部地区的国教，西藏的萨迦喇嘛则具有宗教上的最高权威。做为对喇嘛献上名号的回报，喇嘛给「未开化」之蒙古统治者们对中国及周边各国的统治权威赋予合法性，由此形成了诸蒙古国王与西藏人之间极为特殊的相互依存关系。
法王八思巴首创了政教两种责任结合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蒙古诸国王作为统治者为众生安乐而在世俗政治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西藏喇嘛则统辖宗教，并为至高无上的领袖，通过政教结合的理论，双方互为依赖。根据这一理论，蒙古诸国王被看作是佛教宇宙中帝王系统的合法继承者，而不是中国某代王朝的继承者。如此，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就被尊奉为印度诸转轮圣法王和西藏诸法王以及古代的圣者(众敬王)行列而备受尊崇。西藏喇嘛赋予蒙古王室的这一神圣谱系，不仅使蒙古统治者成为不只是对蒙古、西藏和中国等国家，甚至具有了统治整个世界的合法依据。
正如之前的蒙古王子向萨迦班智达做出的奉献一样，法王八思巴在宗教方面获得「帝师」名号的同时，也获得了统治整个西藏(包括卫藏、康、安多)之政治权利的供养。法王八思巴通过负责佛教和西藏事务的机构(宣政院)以及任命一个负责政治和军事事务的大臣实现对西藏的统治。
在蒙古统治时期，西藏成为这个帝国一个特殊的部分，但却从未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例如，为了西藏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需要而经国王特许的边界贸易市场继续存在，这在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不存在的。
公元1350 年，西藏完全摆脱蒙古而获得独立，万户长降秋坚参(公元1350–1364 年)重新成为统一集权之西藏的统治者，在他与蒙古国王之间只保持着一种形式上的联系。
公元1279 年，忽必烈从宋朝皇帝的手中夺取了中国，这标志着中国丧失独立。此后的八十九年间，中国成为东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后者的疆域一度包含了整个蒙古、西藏、中国以及高丽的部分地区，此外还有西伯利亚(从阿姆河口到伊哲〔 Irtych 〕) 、安南的一部分以及缅甸北部等。公元1368 年，中国人推翻异族建立的元朝，重新获得了独立。
西藏在忽必烈征服中国以前就已处于他的统辖之下，也在中国恢复独立之前就已经获得真正的独立。因此蒙古对西藏的征服统治与蒙古对中国的征服统治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关联。蒙古与西藏的关系是民族、文化、尤其是通过宗教建立的两个民族密切友好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不管是蒙古或西藏均未与中国人一起分享。蒙藏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在蒙古帝国衰亡以后仍然继续存在，并由此成为中亚政治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摘自《西藏的地位》作者：迈克尔. c . 范普拉赫， 藏译汉： 跋热. 达瓦才仁
这以后便是被称为「西藏分裂时期」的时代，期间西藏的对外关系的重心从中国转向印度和尼泊尔，从而对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产生了新的深远影响。被西藏人称为「佛法后宏期」的时代就是从阿底峡等众多印度法师被邀请到西藏为契机得到长足发展的。
尤其是西藏新出现的萨迦、噶举等教派广泛建立的众多寺院，从而使世俗酋长或官员的统治势力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开始面对新出现的宗教领袖的挑战，这是超越宗教与文化复兴的运动，它不仅改变和重塑了西藏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基础结构，而且也改变了国家的基本性质。西藏人不再热衷于政治和军事扩张，而是将其强烈的感情转移到了宗教与精神生活方，由此，宗教意识和影响普遍地影响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西藏人从西藏南部和西部的边界外退回或被赶出，从而使西藏的势力局限于喀拉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和喜玛拉雅山脉所环绕之西藏高原的范围内，他们的尚武精神和进攻的性格被削弱，西藏人从此再也没有跨出边界以外寻求扩张。正如汤玛斯(FWThomas)所说:「在抑止人们的杀戮精神与残酷心态方面没有任何宗教比佛教更有效。」
中国的唐朝比聂赤赞普的后裔多维持了一代人的时间，到907 年唐朝灭亡时，中国人已经收回了大部分以往被西藏人占领的土地。唐朝灭亡以后，中国也陷于分裂状态，对与西藏交界各州的统治也告瓦解，中藏边界之间出现了「无人占领地区」，由地方豪酋统治。其后的中国「五代」(公元905–960)与宋朝(公元960–1276)期间，两国之间除了边界居民间的礼节性往来或小规模冲突以外，两国政府之间并无实质意义上的交往，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蒙古成为中亚的第三股力量先后征服两国时为止。
公元1206 年，成吉思汗(公元1167–1227)被所有蒙古人尊奉为汗王以后，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最终建立了这个世界前所未闻的庞大帝国。他于公元1207 年征服唐古特(中文西夏，藏语弭药)，公元1218 年征服高丽后便开始进攻金国，金国从公元1126 年开始征服和统治着中国的北部地区。公元1234 年，他的继承者窝阔台(公元1229–1248)征服了金国，一年以后，窝阔台开始侵略西方的欧洲和中国的宋朝。公元1279 年，蒙古人最终征服了中国。
蒙古人的扩张行为、尤其是对位于西藏北部之唐古特国的征服， 让西藏人感到惊讶，并因而意识到与蒙古建立友好关系是明智的，虽然西藏的一些史籍中有一些西藏官员早在公元1207 年就向成吉思汗投诚纳贡的记载，但对于蒙古树立至高无上权威之过程的说法目前仍在争议中。即使如此，成吉思汗的孙子、统治青海湖的阔瑞于公元1240 年向西藏派出了一支军队，并邀请西藏主要世家之一的萨迦班智达(公元1182–1251)前往阔瑞驻地等无疑是历史事实。做为具有很大权势的西藏佛教之大喇嘛、萨迦派的领袖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前往阔瑞的首府并向诸蒙古人介绍了西藏的宗教与文化。皇子阔瑞为了表示对班智达的尊敬与回报，将当时尚未统一的整个西藏之政权献给萨迦班智达，然而，由于很难说阔瑞的势力遍及所有地域或萨迦班智达的权势遍及整个西藏，因而这一授权的实际效果虽然极为有限，但是其重要意义在于藏语中被称为「雀庸」 (mChod-Yon)的特殊檀越(供施)关系就是由此确立的，这种檀越关系不仅是蒙古元朝皇帝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为近代历史上满清皇帝与西藏达赖喇嘛之间的特殊关系奠定了基础。对于献上政治权力的行为，五世达赖喇嘛在其所著的史籍中解释说:
「据天命文殊薛禅皇帝之敕令，将雪域西藏与大西藏之所有境土供献给俱福萨迦派，因而有了『天上日月双辉，地上一对供施』的说法。」 (此所谓西藏指西藏中部「卫」而言的，因此另称「大西藏」
有关檀越关系，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做较详细的讨论。
由于当时王子(阔瑞)和上师(萨迦)都不具有各自国家最高权威的事实至为明显，因此，这个时期的「檀越关系」仅从两人的个人性质的角度去考虑即可。这一后来演化成俱政治属性的檀越关系是上师(喇嘛)在满足施主宗教需求的同时，不仅需要施主以武力保护上师及其教法，而且有时还包括保护上师的世俗政治权益来做为回报。
实际上，直到公元十三世纪，通过萨迦班智达的继承人法王八思巴(公元1235–1280)，忽必烈(公元1259–1294)才在西藏拥有了某种程度的实质权威。忽必烈极为崇信自己的上师，献给上师「国师」「帝师」等名号，这些名号还为法王八思巴的后人所拥有。如此佛教成为整个蒙古帝国东部地区的国教，西藏的萨迦喇嘛则具有宗教上的最高权威。做为对喇嘛献上名号的回报，喇嘛给「未开化」之蒙古统治者们对中国及周边各国的统治权威赋予合法性，由此形成了诸蒙古国王与西藏人之间极为特殊的相互依存关系。
法王八思巴首创了政教两种责任结合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蒙古诸国王作为统治者为众生安乐而在世俗政治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西藏喇嘛则统辖宗教，并为至高无上的领袖，通过政教结合的理论，双方互为依赖。根据这一理论，蒙古诸国王被看作是佛教宇宙中帝王系统的合法继承者，而不是中国某代王朝的继承者。如此，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就被尊奉为印度诸转轮圣法王和西藏诸法王以及古代的圣者(众敬王)行列而备受尊崇。西藏喇嘛赋予蒙古王室的这一神圣谱系，不仅使蒙古统治者成为不只是对蒙古、西藏和中国等国家，甚至具有了统治整个世界的合法依据。
正如之前的蒙古王子向萨迦班智达做出的奉献一样，法王八思巴在宗教方面获得「帝师」名号的同时，也获得了统治整个西藏(包括卫藏、康、安多)之政治权利的供养。法王八思巴通过负责佛教和西藏事务的机构(宣政院)以及任命一个负责政治和军事事务的大臣实现对西藏的统治。
在蒙古统治时期，西藏成为这个帝国一个特殊的部分，但却从未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例如，为了西藏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需要而经国王特许的边界贸易市场继续存在，这在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不存在的。
公元1350 年，西藏完全摆脱蒙古而获得独立，万户长降秋坚参(公元1350–1364 年)重新成为统一集权之西藏的统治者，在他与蒙古国王之间只保持着一种形式上的联系。
公元1279 年，忽必烈从宋朝皇帝的手中夺取了中国，这标志着中国丧失独立。此后的八十九年间，中国成为东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后者的疆域一度包含了整个蒙古、西藏、中国以及高丽的部分地区，此外还有西伯利亚(从阿姆河口到伊哲〔 Irtych 〕) 、安南的一部分以及缅甸北部等。公元1368 年，中国人推翻异族建立的元朝，重新获得了独立。
西藏在忽必烈征服中国以前就已处于他的统辖之下，也在中国恢复独立之前就已经获得真正的独立。因此蒙古对西藏的征服统治与蒙古对中国的征服统治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关联。蒙古与西藏的关系是民族、文化、尤其是通过宗教建立的两个民族密切友好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不管是蒙古或西藏均未与中国人一起分享。蒙藏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在蒙古帝国衰亡以后仍然继续存在，并由此成为中亚政治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摘自《西藏的地位》作者：迈克尔. c . 范普拉赫， 藏译汉： 跋热. 达瓦才仁
佛教在蒙古 - 札奇斯欽
提要:蒙古佛教的流傳有兩個路線，一為漢地的佛教，二為土番的佛教，尤其是忽必烈奉蒙哥可汗之命，遠征大理遇到八思巴喇嘛之後，始正式歸依佛法，令天下崇奉佛教。問題是：從一三六八年，至一五七八年，大約二百一十年間，佛教幾乎絕跡，本文對此提出了極為正確的答案。本文敘至一九四九年變色之後的蒙古佛教，內容中肯，實為不可多得的蒙古佛教簡史。
一、初期的接觸
在蒙古民族還沒有建立其廣大帝國之前，原有的宗教信仰，只是北亞游牧民族共同傳統----以長生天MongkeTenggeri為主宰的----泛靈論，或泛神論，也就是一般通說所稱的薩滿信仰。由於這種泛靈論或泛神論的觀點，使擴張中的蒙古領袖們自然會對各種互相排拒的宗教，都一律視為他們泛靈論觀念中的一個支派，各教的神祇也不過是泛靈觀念中的諸神靈之一，自然不會有什麼特殊的愛憎而予以差別待遇，使之得以平等發展並存共榮。這樣的政策，曾使蒙古帝國的建立，減少了許多因宗教異同而發生的阻撓。
可是一個從古樸簡單的游牧社會，一躍而成世界之主的蒙古人，面對許多不同的文化，新奇的生活，都不能不有所愛慕和採納，對於外來的宗教，當然也是如此。同時也因所接觸的外族文化愈多，愈複雜，其原始簡單的宗教信仰，愈不能像一個有哲理，和隆重法儀的宗教，更吸引或滿足這些世界征服者們的精神需求。這也是使許多蒙古人有的信奉了基督教，有的信奉了佛教或回教的一個理由。然而在中國建立元朝的這一支蒙古汗族，為什麼信奉了佛教，而在佛教的諸宗派之中，又特別的皈依了藏土的教法呢﹖除宗教家們另有他們所謂的「緣」、「數」或「上帝的安排」等理由之外，自然存有它歷史和文化的因素。
這一點恐怕不能不從文化類型的異同，或文化距離的遠近，來從事探討。蒙古和西藏都是內陸亞細亞的高原地帶，地勢廣闊、乾燥、寒冷，而適於游牧的地區。因此由於自然環境的類似，也容易產生類似的文化，和經濟的形態。蒙藏兩民族間文化的溶合，雖不及蒙古與阿爾泰語族的畏兀兒等突厥系諸民族，和滿洲等東胡系的民族更為親密；但蒙古與西藏究竟還是屬於游牧民族同一類型的範疇。所以在文化距離上，彼此還是比純農業民族容易接近。從聚居於漢民族周邊接受漢文化的程度來說，高麗、日本、安南，遠比畏兀兒、土番(當時的西藏)、蒙古為深。這不能不說是由於農業與游牧兩種文化類型不同所產生的結果。因此蒙古與西藏的接觸和文化交流，自然比蒙古與漢地之間來得自然，而且容易溶合。
就創造元朝的忽必烈可汗本身而言，雖因多接觸漢儒而有愛好漢文化的傾向，也照樣有蒙古游牧君主所特有的文化傳統和愛好。所以以忽必烈這樣一個愛好中原文化的蒙古君主，在宗教信仰一方面，最後竟接受藏土的佛教，並不足為奇，何況自佛教徒立場來說，漢地佛教與土番佛教又都是遵奉同一佛陀所傳的顯密兩宗呢﹖
蒙古人所接觸到的佛教，是來自兩個路線﹕一個是漢地的佛教，一個是土番的佛教。其時間的先後，可能是與漢地的佛教接觸在先。其主要的人物，在僧則是海雲法師，在俗則是居於宰相地位的耶律楚材。漢地的佛僧也曾首先參與了蒙古帝國的宗教行政工作。佛祖歷代通載，海雲法師傳說﹕「丁未(一二四七)貴由(定宗)皇帝即位(註1)，頒詔命師統僧，賜白金萬兩。師於昊天寺，建大會為國祈福。」又說﹕「辛亥(一二五一)，蒙哥(憲宗)皇帝即位，頒降恩詔，……命師復領天下僧事。」可是對蒙古可汗們發生較大影響的，可能是與土番佛教同屬密宗的喀什米爾的佛僧那摩。元史鐵哥傳，說﹕鐵哥姓伽乃氏，迦葉(棄)彌兒人。……父幹脫赤，與叔父那摩，俱學浮屠氏。幹脫赤兄弟相謂曰﹕『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盍往歸之﹖』乃偕入見，太宗禮遇之。定宗師事那摩。……憲宗尊那摩為國師，授玉印，總天下釋教。
從這一段來看，憲宗除命漢僧海雲掌僧政之外，又命喀什米爾僧那摩「總天下釋教」；但未說明這兩件事發生的時間，是同時或是先後。以斯欽的推測，可能是在丁巳(一二五七)海雲法師示寂之後。
不論這幾位佛僧怎樣受到可汗們的尊重，但都沒能使蒙古的統治者們改宗。其真正皈依的，還是後來的忽必烈(世祖)可汗。他最初接觸到的，還是海雲其人。他對這位未來的元朝創建人，從為政的立場上，說明佛教的功用。這一次的說道，對於忽必烈可汗後日接受佛法，不無影響。海雲法師傳說﹕「壬寅忽必烈大王請師赴帳下，問佛法大意。師初示以人天因果之教，次以種種法要，開其心地。王生信心，求授菩提心戒。時秉忠書記為侍郎，劉太保(註2)也。復問﹕『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師曰﹕『包含乎法界，子育四生，其事大備於佛法境中。
此四大洲，如大地中一微塵許，況一四海乎。若論社稷安危，在生民之休戚。休戚安危，皆在乎政，亦在乎天，在天在人，皆不離心，而人不知，天之與人，是其問別，法於何行﹖故分其天也人也。我釋迦氏之法，於廟堂之論，在王法正論品，理固昭然，非難非易，唯恐王不148頁能盡行也。又宜求天下大賢碩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當有所聞也。』……將別，王問﹕『佛法此去如何受持﹖』師曰﹕『信心難生，善心難發，今已發生，務要護持，專一不忘。元受菩提，心戒不見，三寶有過，恆念百姓，不安善撫，綏明賞罰，執政無私，任賢納諫，一切時中，常行方便，皆佛法也。』」這時由於蒙古軍事上的勝利，土番佛教薩迦宗Saskya-pa的第四代法主薩迦‧班弟達‧公哥‧堅藏‧班藏不Saskyapandi-taKun-dgahrgyal-mtshandpal-bzan-po，來到奉命西征的宗王闊端Koton的營帳。根據西藏史料紅冊(註3)，「薩迦‧班弟達，甲辰(一二四四)年，伯侄三人前往北方。」他的這兩個侄兒之一，就是後日的大元帝師八思巴Hphags-pa。另一個則是奉可汗之命營轄土番全境的阿達克‧察那‧多結Mnahbdagphyag-nardo-rje。
後來忽必烈奉蒙哥可汗之命，遠征大理在六盤山之時，遇到八思巴喇嘛，從此結下宏法之緣。換言之，蒙古可汗們皈依佛法，是從闊端一系宗王改宗而起。
關於八思巴大師的活動紀錄甚多，現在扼要的摘錄於左﹕
一、元史，釋老傳說﹕「歲癸丑(一二五三)，(八思巴)年十有五，謁世祖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一二六○)，世祖即位，尊為國師。」
二、同傳又說﹕「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至元六年(一二六九)，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而字書有闕，於制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149頁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今後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大寶法王。」(傳八九，一下～二上)。
三、元王磐為八思巴大師所寫的行狀說﹕ 「甲戊(一二七四)，師年三十六歲，時至元十一年，皇上專使召之。歲抄抵京。……時則天兵飛渡長江，竟成一統；雖主聖臣賢所致，並師陰助之力也。為真金皇太子，說器世界等彰所知論。尋又力辭西歸，皇上堅留不可。」(註4)
四、釋老傳最後說﹕ 「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八思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從上列的幾條，可以看到這位大師與蒙古可汗的關係是從友而師。蒙古新字的制作，證明這位大師對梵文、藏文和蒙古語文及音韻學都有極深的造詣。可汗及朝廷不僅只欽佩其才能，更深信他有無限功德神力，能佑國護民。他為太子講經一事，說明他不僅要使蒙古汗室成為信奉佛教的虔誠信徒，也要使他們成為真正了解佛學的人士。由於以上種種的因素，纔會使元朝的皇帝奉為帝師。
關於政治與宗教的分野，蒙文史書金輪千輻(註5)說﹕皇后……向可汗奏稟說﹕『喇嘛的法諭是﹕捨去己身的惡念，不得違犯法旨，堅守誓約，愛惜生靈，發菩提心，終生想念成佛，我所皈依是如此。』可汗說﹕『若是那樣，我是可汗，怎能不違反他的話呢﹖可汗沒有低於任何人的道理。』不予同意。於是皇后對喇嘛回覆說﹕『關於朝廷政事，喇嘛對可汗，什麼法諭都不要降下，還是到朝廷寶座之前，向可汗稟奏。』之後，又對可汗稟奏說﹕『喇嘛說﹕有關佛法的事，不要違背喇嘛的法諭，在朝廷可汗為長。』可汗降旨。說﹕『若是那樣，還可受戒。』」
可見從八思巴大師傳戒之時，開始就確立了宗教領袖不干政的良好的典範。雖然若干傳統的史家都愛說﹕「元之天下，半亡於僧」，恐怕這也是不了解異民族文化背景，而下的斷語，何況元代的史料中，找不到帝師干政的任何證據。元代的宗教行政和管理土番事宜的宣政院，雖是「領以帝師」，而實際上的政務則是由任院使的在俗官吏來處理，帝師不過是只領其名而已。
此外另一件在中國宗教史的大事，則是八思巴大師對於漢地佛教的大力支持。元僧祥邁撰寫的至元辨偽錄說﹕「時今上皇帝，建城上都，為國東藩，蒙哥皇帝聖旨，倚付將來，令大集九流名士，再加考論，俾僧道兩路，邪正分明。今上皇帝承前聖旨事，意普召釋道兩宗，少林長老為頭。眾和尚每，張真人為頭，眾先生每，就上都官中，太閣之下，座前對論。內眾即有那摩國師，拔合斯八國師，西蕃國師，河西國僧、外五路僧、大理國僧、漢地中都圓福超長老、奉福亨長老、平濼路開覺邁長老、大名津長老、塔必小大師、提點蘇摩寶刮、譯言真定蒙古歹，北京詢講主，大名珪講主、中都壽僧錄、資福朗講主、龍門育講主、太保聰公等、三百餘僧。儒士竇漢卿、姚公茂等。丞相蒙速速、廉平章、丞相沒魯花赤、張仲謙等二百餘人，共為證義。道士張真人、蠻子王先生、道錄樊志應、道判魏志陽、講師周志立等二百餘人，共僧抗論。」(註6)
又元王磐等奉敕所撰寫的，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說﹕臣磐等，謹按釋教總統合台薩哩所錄事跡，昔在憲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鏤板本傳四方，其言淺陋誕妄，意在輕蔑釋教，而自重其教。罽賓大師蘭麻總統，少林福裕，以其事奏聞，時上居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詣上所辯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為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為僧。僧問道曰﹕『汝書謂化胡成佛經，且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151頁陰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哉。』上謂侍臣曰﹕『吾亦心知仁義，乃孔子之語。謂佛覺仁覺義。其說非也。』道者又持史記諸書以進，欲以多說僥倖取勝。帝師辯的達拔合思曰﹕『以謂何書﹖』曰﹕『前代帝王之書。』上曰﹕『今持論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師曰﹕『我天竺亦有史記。汝聞之乎﹖』對曰﹕『未也。』帝師曰﹕『我為汝說。』天竺頻婆娑羅王讚佛功德有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道不能對。帝師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否﹖』曰﹕『無。』『然則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此外更有何經﹖』曰﹕『無。』帝師曰﹕『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無。』帝師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不載，其為偽妄明矣﹗』道者辭屈。尚書姚樞曰﹕『道者負矣』上命如約行罰，遣使臣……將道者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為僧。樊偽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為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區，至是悉命歸之。(註7)
從以上這兩段的記載，可以看出這是一場佛、儒兩家聯合對付道家的一場辯論大會，其中最有力的證言，是出自八思巴之口，使道家屈服，這不僅增加了他個人的榮譽，也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和社會方面予以極大的影響。
元史釋老傳說﹕「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可是蒙古帝國對各種宗教一視同仁的傳統，並未使元朝的皇帝因他自己信奉佛教，而排斥其他的信仰。因之在有元一代，佛教在蒙古民族之興，也是只限於上層階級的一部分，似未能普及於一般民眾之間，舊日的薩滿信仰仍是流行。
二、佛教的中衰
從一三六八年元順帝北徙之後，到一五七八年阿勒坦汗從三世達賴喇嘛皈依佛教之時為止，二百一十年之間，在蒙古究竟有沒有佛教的活動，是一件極有趣味的問題，一般都以為在蒙古人退回大漠之後，他們與外界隔絕，佛教、基督教及回教，都因此沒能夠在蒙古人中繼續活動，而漸漸的消失，這時原有的薩滿信仰似乎又成了他們唯一的或最普遍的宗教。
按元室所供養的是土番佛中的薩迦宗。這一個宗派在十四世紀三十年代已趨衰微。他們統治土番的政權，也為柏木古魯宗所代替。但不論在土番的宗教活動如何，於元順帝北徙之後，這些宗派都不能像以前那樣，大量派人到蒙古傳法。這樣在蒙古的活動自然要冷卻下來，何況蒙古外有明軍的壓境，內有部落間的戰爭，秩序紊亂，也是使他們難以活動。但是我們也不能說，從一三六八年之後，在蒙古就不再有佛教的活動。
關於這一個問題，首先予以注意而且提出若干證據的，是近人沈曾植、張爾田兩氏。在他們沈氏箋證、張氏校補的蒙古源流箋證中說﹕「據明史西域傳，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和林國師朵兒濟‧怯列思‧巴藏卜遣其講主汝奴汪叔來朝，獻銅佛、舍利、白哈丹布，及元所授玉印一、玉圖書一、銀印五、金字牌三。明年國師復入朝，又獻佛像、舍利。又史概正統十一年(一四四六)，也先請給國師封號、銀印諸器物，不許。則漠北紅教大師未嘗斷絕也。」(註8)。
張爾田氏也在同處說﹕「案華夷譯語，有僧亦鄰真、藏卜，仍住持泰寧萬壽寺敕。則明初三衛供養之喇嘛，蓋亦紅教也。」152頁這都是土番佛僧在蒙古活動的佐證。
關於這一個時期的佛教活動，在現在可以看到蒙文史料中，還找不到什麼可供參考的資料。所以只有依賴漢文的記載。皇明實錄，太祖實錄，卷八十七、洪武七年(一三七四)，二月戊戍條，說﹕「故元和林國師朵兒只‧怯烈失思、巴藏卜，遣其講主汝奴汪叔來朝，進表，獻銅佛一，舍利一，白哈丹布一，及元所授玉印一、玉圖書一、銀印四、銅印五、金字牌三。」又同書，卷八十九，洪武七年五月庚辰條，說﹕「和林國師朵兒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及甘肅平章汪文殊奴等至京師。國師獻佛像、舍利及馬匹。」
這兩條記載，與沈曾植氏所引明史西域傳的記載吻合。說明到元亡後的的第七年，在和林仍有土番的國師。這一個故元國師朵兒只‧怯烈失思‧巴藏卜rDo-rjebka-sisdpul-bzan-po 的南來歸附明廷，是否影響了蒙古貴族對於佛教的信仰，我們找不出任何憑證，可供參考。但從想像中，可以推測的此一行動，必然會使蒙古可汗對於土番佛僧的敬重，大為冷卻。
明實錄，英宗一三七，正統十一年(一四四六)春正月庚辰條，說﹕「瓦剌太師也先Egen奏﹕所遣朝貢灌頂國師剌麻禪全Byams-chen精通釋教，乞大賜封號，並銀印，金襴袈裟，索佛教中合用五方佛畫像、鈴、杵、鐃、鼓、纓絡、海螺、咒施法食諸器物。事下禮部議。」(明實錄抄，蒙古篇三，一三一。)
這一段的記載，證明在瓦剌極盛時代，其最強大的君長也先仍是敬禮佛僧的。而且還對他所供養的喇嘛授以灌頂國師的法號。證明也先對於這一個使臣的喇嘛禪全是非常重視的。同時也可察覺當時由蒙古君長遣明的使臣中，常由僧侶為首。更可想像，在這幾個任使臣的高僧之外，必有許多不做政治活動，只傳教法的普通僧伽。可是按蒙154頁古的史料來說，在元朝北徙之後的一段時期，就宗教的意義來說，是被稱為「黑暗時代」的。
總之在這一段時期之內，佛教的活動似乎是很暗淡的消沉下去。所以蒙古源流的著者在記述阿勒坦汗在臨終之前所作的遺命裡說﹕「從前無佛法時，我祖先無經教，惟供奉各地方之神祇--Ongghon,Chelig。」(註9)
三、佛教的再興蒙古勢力的挫敗，為時短暫，不久又恢復了北亞游牧強權的地位，與明朝爭霸。十六世紀中，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的西征藏土，再度連繫了蒙古與西藏間的緊密關係，造成了佛教在蒙古再度振興，普遍弘道的因素。這次戰爭的勝利，反使阿勒坦汗對於佛教發生嚮往。一五七七年，阿勒坦汗遣使西藏，迎奉法主索諾木‧札木蘇(亦作鎖南‧嘉錯Bsod-namrgya-mtsho)。
翌年，雙方在青海湖濱相會，行傳戒皈依，頂禮供養之禮。阿勒坦汗以「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Wachir-daradalaiLama)之法號，贈與大師。大師也以「咱克喇瓦爾－徹辰－可汗(TsakrawarSechenKhan)之尊號，贈與阿勒坦汗。阿勒坦汗的皈依，使佛教在蒙古迅速發展。當時宮帳駐蹕於東部內蒙古的大汗圖們Tumen也信奉了佛法。甚至與大汗和阿勒坦汗對立的衛拉特四族的領袖們，也以佛教為他們的皈依。
這時西藏佛教的領導中心業經變遷。曾受忽必烈可汗支持的薩迦大寺。其權威隨著政治上的演變，已趨衰落。由宗喀巴大師所建立，重修持，衣冠尚黃色，通稱為黃教的格魯宗Dge-lugs-pa，正在興起。宗喀巴大師成佛後，這一個新的宗派，就由大師兩大弟子轉世法身，繼續領導。前所述為阿勒坦汗授戒法的索諾木‧札木蘇，就是宗喀巴大師大弟子第三世的法身。所以當他自阿勒坦汗接受達賴喇嘛的法號以後，就以三世達賴喇嘛自稱。宗喀巴大師另一弟子的轉世，就是後來駐錫後藏札什倫布大寺的法主，班禪‧額爾德尼Pan-chenErdeni。
在阿勒坦汗承受戒法之後，達賴喇嘛就指派棟闊爾‧滿珠錫里‧呼圖克圖，代表自己，駐錫於土默特首府Koke-khota(青城)--也就是明人所稱的歸化城，弘揚佛法。一五八三年，阿勒坦汗死。一五八五年，三世達賴喇嘛東來歸化城，親為阿勒坦汗修佛事，祈冥福，並在鄂爾多斯諸部弘法。於是歸化城就成了蒙古佛教的第一個中心，寺廟建築相繼而起。漠北喀爾喀部的阿巴岱台吉也親至歸化城展拜大師，行皈依之禮。
三世達賴喇嘛於一五八八年在內蒙古涅槃。四世的法身卻轉生於阿勒坦汗之家。如此蒙古成吉思可汗的「黃金血胤Altan-uragh，與西藏佛教的正統，結為一元。這時由西藏前來蒙古弘法的，並不只是稱為黃教的格魯宗一支，其他各宗派也派遣了法師，東來宣法。他們佈道的工作及於滿洲，使滿洲皇室也尊奉了佛教。
漠北喀爾喀蒙古佛教之興，是由於出身於成吉思可汗「黃金血胤」之族的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高超的道行，和政治上諸因素所造成的。因此在喀爾喀或漠北蒙古諸部的佛教，建立了一元領導的制度。這種政治與宗教的配合，有使業經散漫的蒙古諸部，復有趨於統一的傾向。這一個因素，曾於一六九一年使喀爾喀諸部，舉族歸附滿清，也使外蒙古終於在一九一一年向滿清宣佈獨立。政治與宗教的分合，是蒙古史上一個重要而不可忽略的現象。元朝的帝師們，除對土番的行政外，照例是迴避干與政治的。但在佛教再興的這一個階段內，政治與宗教卻時時糾纏在一起。
隨著成吉思可汗的統一(一二○六)，蒙古游牧封建社會開始發展，在這一個階段中，封主或貴族階級都是屬於俗世的，從來沒有以僧侶為封主的。自從阿勒坦汗接受佛法之後，在這游牧封建社會裡起了一個新的變化。這就是貴族僧侶和僧侶貴族的形成。
這種新興的僧侶貴族，到了滿清統治蒙古的時代，又加以法律上的統一和制度化。概言之，大凡有「呼圖克圖」Khutughtu、「諾們汗」Nom-unKhan、「班第達」Pandita、「沙不隆」Shabrang、「綽爾吉」156頁Chorji，和「呼必勒罕」之號的喇嘛，都可以稱之為僧侶貴族或宗教貴族。蒙古語通稱為「格根」，字義是「光明者」，也就是漢語中訛譯的「活佛」。他們多半是一寺之主，其中有的擁有土地、人民。依據清代的法律，其中受到朝廷正式承認的。此外還有許多較小的寺主，或「呼必勒罕」，而未列名於清廷之檔冊中的。然而滿洲的統治者又不願見蒙古宗教領袖影響力過度的提高，所以在公開的一面滿清政府還是不容僧侶干政的。
宗教對於人生的影響，有時會超過法律的力量。一個民族接受某一種宗教，就是接受其對於自己生活的規範和指導。元朝蒙古可汗們接受佛教之時，因信仰只屬於上層階級，其影響所及，遠較十六世紀後半期蒙古民族徹底改宗之際，微弱得多。
就一般來說，元朝亡覆之後，蒙古經過了長年對外，和對內的封建或部落間的戰爭，人生難無空虛之感。這時佛教隨著君長貴族們的改宗，帶來了重慈悲、反殺生、反戰爭的和平希望，給上起可汗下至庶民心理上極大的懺悔和安慰，使他們都希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再做已往的諸惡，從事修福。這一個心理上的改變，給蒙古帶來了和平與安定，也帶來了削弱和衰微。
在阿勒坦汗接受佛法之際，就公佈了「供奉四項僧侶，不令其從長征，侍畋獵，不使其服徭役，納供賦。同時也公佈了常人歐打辱罵僧侶，與侵犯貴族官吏同罪的條例。這樣，在蒙古社會上又出現了與一般平民不同的「僧侶」，這一個新的階級。他們在法律上的地位高於常人，除誦經禮佛外，不服兵役，不出征，不從獵，不納賦稅，不服徭役。換言之，他們對於俗世政權不負任何義務。往昔這種免役免稅的榮典，是只贈與有殊勳的功臣；現在只要出家為僧，就可以享受。如此鼓勵了父母使子嗣為僧的志趣，增加了僧侶的數字。其結果使蒙古的軍力、生產力，和人口增殖率，都受到極嚴重的影響。
元代蒙古諸可汗和貴族們改宗佛教之時，對於蒙古的原有薩滿信仰，似乎未作任何干涉。但是從十六世紀七十年代，蒙古全盤接受嚴持戒律的黃教以後，佛教的僧侶不再容有異端外道的存在。他們在佈道之初，就嚴格要求揚157頁棄薩滿信仰。他們一面把蒙古泛神論中的諸天、龍王等類的神祇，納入了佛教諸護法的範圍之內；一面又以政治力量，禁止薩滿信仰，焚毀其偶像。他們以佛教儀規，喇嘛祝禱，取代了原有祭祀山川神祇、卜算、祓除、醫療等類的薩滿活動；同時也禁止了以人和家畜殉葬，和殺生獻祭的習俗。使薩滿活動轉入地下，而不再為蒙古一般社會所重視，基本上改變了蒙古人的信仰。就文化史的觀點來說，這確實是由泛靈崇拜，轉入有宗教哲理、深奧教義信仰的一大進步。也如此佛教的勢力關閉了蒙古曾為各種宗教平等敞開的大門。
翻譯佛經，是當時的一件大事。蒙古末代可汗林丹所推動的大藏經蒙譯工作，對於蒙古文化貢獻尤大。後來隨著蒙譯佛經的流通，蒙古文字和它的正寫法也趨於普遍。從此佛教化的人名(包括藏語在內)，幾佔全部人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當然由於寺廟的建築，佛像和法儀的製作，都使蒙古在建築、繪畫、和造形藝術上有了極大的進步。因此充分受到印度影響的西藏藝術，深刻的影響了蒙古。
在諸般影響中，經濟上的反應最為嚴重。蒙古民族受到自然環境和游牧生活的限制，經濟生活本來就是屬於匱乏一型的，自全盤改宗佛教以後，修佛事，建寺廟，佈施，供養，都成了一般人民經常最大支出之一。有時封主們為了廣修善舉，布施藏土大寺，也會命令人民捐輸家畜。如此蒙古地方大量資財，或剩餘生產所得，都投入於不再生產的「善舉」之內。終使經濟發展，甚至於有所節餘，都不可能，人民生活，陷於窮困。更由於男子出家為僧的數字不斷增加，使極大部分的勞動力脫離了生產。但另一方面，寺廟在蒙古游牧社會中，形成了信仰、文化、經濟、教育和醫療的中心。它對社會長期而廣大的貢獻，也不應因上述的缺憾，而予以一律抹殺。
蒙古的寺院大致上可以分作五類﹕一、Sume是寺廟的總稱。二、Kuriyen字義是僧院，是
比較大型的寺院。三、Khural是經會之所，是小型的寺廟。四、Keid字義是精舍，但有時作為寺廟的代稱。五、Jise是廟產管理的地方。此外還有以Juu來稱寺院的，這就是在若干漢語資料中所見的「召」字。如，額爾德尼召等。寺廟大小不一。
據158頁說佛教盛時，內蒙土默特左旗瑞應寺的僧眾曾達萬名以上。庫倫大寺的盛況，更是可想而知了。四、佛教的衰落 在滿清統治蒙古之前，無論佛教怎樣的流通，甚至於干與到政治問題，都不是一種有計劃的發展，更談不到受外力的利用。
但是在滿清統治之後，蒙古的宗教，卻變成了外族統治的工具之一。清高宗在他的「御製喇嘛說」中，坦白的寫道﹕「蓋黃教，總司以此二人(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曲庇番僧也(註10)。」因此滿洲朝廷對於西藏佛教的每一措施，都是以鞏固其對蒙古的統治為目的的。甚至到清朝末年，陳澹然為姚錫光「籌蒙芻議」所寫的序言中還說﹕「我朝之御蒙古，□建以分其生。......其術可謂神矣(註11)！」這種宗教政策，與佛教已在蒙古所造成的影響，互相作用，互為因果，使蒙古的人口、經濟，甚至政治都陷衰退而不可自拔的絕境。
在滿清統治將近三個世紀之中，西藏佛教已與蒙古文化溶為一體，成為不可分的民族特徵之一，同時也成了導致民族衰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滿清的朝廷又恐宗教領袖取代成吉思可汗的子孫而領導蒙古，一面尊崇，一面壓迫，一面離間，一面利用。由於這種矛盾政策，終於造成了以保護宗教信仰為理由的外蒙獨立運動(一九一一)。同時又因亞洲局勢的急遽轉變，在蒙古領導階層中，已經有人逐漸的脫離原來的信仰，轉而採取了反對的態度。在清朝末年，內蒙古賓圖旗的郡王棍楚克蘇隆已經奏請清廷「取締宗教，以祛迷信」了(註12)。
不久由於學校的建立，風氣漸開，新興的智識份子更是以反宗教，反封建的領導者自居，而把蒙古民族之所以衰弱的原因，都加在宗教之上。也由此而導致了新與舊，革新與保守，反教與保教的對立。一九二一年外蒙古赤色政權成立。一九二四年外蒙佛教領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圓寂，佛教徒失去了有力的領袖。
三十年代是史大林獨裁血腥統治的時代，凡是在俄共陰影之下的地區，都遇到嚴重的迫害。
因之在外蒙也發生了反抗的行動。當然這一連串反俄抗共的革命，都被擊潰。於是在所謂清黨肅正的過程中，從一九二一年開始已經受到壓迫，一九二四年以後開始大衰的佛教，又遭到極大的迫害。極左分子把大部分反抗的罪名都加在佛教領袖，僧侶和寺院上。遭到牽連而被處死的僧侶甚多。寺廟除在烏蘭巴托(舊日庫倫)的岡丹大寺，和漠北最初建立的僧院額爾德尼召兩處外，其餘大都遭到殘破，蕩然無存。僧眾們也都被迫還俗了。這是漠北蒙古佛教所遭到的大劫。但宗教無形的力量，並未因此完全消失，其在人民心靈深處的信仰，仍然未滅。當然在表面上，或是從新興的青年一代看來，佛教在外蒙已是歷史上的陳跡。因之外蒙當局也曾公開的聲明過，在它的境內已經沒有喇嘛的存在了。外蒙古的新勢態，對於內蒙古青年們，曾引起極大的幻想。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東北，內蒙東部地區相繼淪陷。日本軍部為應合蒙古知識份子的希望，廢除了傳統的封建制度；但又為應合一般民眾心理，保護佛教寺院的舊制。惟於其兵役制度中，卻未規定喇嘛不服兵役。如此基本上否定了蒙古僧侶傳統的特權。因之使幼兒們出家為僧的數字大減。
一九三三年，西部內蒙發生了自治運動，藏藉「活佛」章嘉‧呼圖克圖以蒙旗宣化使的頭銜，擬入蒙「宣化」，扼止此一運動的發展。因之引起了知識份子普遍的憤怒。不僅「宣化」未成，反更激起了，反對佛教的活動。
一九三七年以後，西部內蒙倫陷，日軍為加強對此一地區的控制，作成一套「喇嘛政策」，擬以宗教為控制蒙古人民的工具。甚至進而擬以日本的真言宗為基礎，改革蒙古的佛教，使之日本化。因此使蒙古當局不得不自行著手，以避免日本人過分的介入。第一個步驟，是以復古為革新，成立喇嘛印務處，管理宗教行政。另一面則推行考試制度，其不及格者一律勒令還俗。當然這是新舊兩派領導人物對於佛教政策的一個妥協。
當第二次大戰開始之後，蘇俄改變其宗教政策，採取和緩的態度。於是在外蒙的佛教又行復活。首先把已經改160頁為博物院的岡登大寺，又恢復其寺院地位。一九二四年八世哲布尊丹巴大師圓寂，並未尋找他的化身坐床。因之只得找出一位舊日的堪佈喇嘛來領導宗教活動，而所謂一度絕跡的僧侶，又有少數的出現。當然與早年盛世相比，尚不及其萬分之一。不過宗教活動總算是復甦了。不久又建立了黃教創始者宗喀巴大師的像，供人膜拜。在蘇俄鞭史大林之屍後，在蒙古的宗教活動也比較活躍一些。舉凡亞洲佛教團體的集會，也時常有蒙古代表的參與。去(一九八○)年春，十四世達賴喇嘛以佛教領袖的身分，訪問烏蘭巴托之時，前來膜拜聽經的，計達三萬之眾。據說其中還有不少的青年。
內蒙自一九四九年變色之後，佛教立即遭到壓迫，但是為了安撫一般人民起見，又予以相當的利用，一度曾以察罕格根大師為「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文革之際，全國各宗教均受到嚴重的打繫，其中佛教所遭遇的迫害，恐怕是遠在「三武之禍」以上。內蒙的佛教，當然也不會例外。至於當前的情形如何，尚無可靠的資料足供研判。
位於貝加爾湖周邊的布里雅特蒙古地區，在布爾雪維克革命之後，佛教雖也曾遭到壓迫，但其所受到的殘破，似乎多少比較外蒙輕微。若干寺院尚保持完整。近年來宗教活動已經相當恢復，佛學研究亦早經開始，當然這些活動都免不了要受政治的「領導」。
註釋﹕
(註1)定宗貴由可汗即位的年代是丙午，一二四六。
(註2)劉秉忠元史一五七有傳。
(註3)紅冊，原名Hu-landeb-ther又名Deb-therdmar-po，是一三四六年公哥‧多結Kundgahrdorje寫的。其後又有人略加補充。一九六四年，日本稻葉正就，佐藤長兩教授予以日譯，並由法藏館出版。
(註4)見大正大藏，卷四九，七○七頁。王磐，元史一六○有傳。
(註5)金輪千輻，原名AltanKurdunMingghanKegesutu是由達爾瑪Dharma於一七三九年寫成的。一九五八年德國波昂大學海西格W‧Heissig 教授影印於Wiesbaden出版。
(註6)至元辨偽錄，楊州藏經院光緒三十年(一九○七)版，卷四。
(註7)見至元辨偽錄卷七。
(註8)蒙古源流箋證卷七，一頁下，註釋。
(註9)蒙古源流，原名Erdeni-yintobchi 是十七世紀中，由撒囊撤辰SaganSechen所寫，乾隆時漢譯，名為蒙古源流。惟此本與蒙文原書有些出入。筆者所用的，是一九五五年由德國海尼士E‧Haenisch教授於柏林影印出版的庫倫本。
(註10)衛藏通志，漸西村舍本，卷首。
(註11)姚錫光，籌蒙芻議，光緒三四年(一九○八)本，序文第一頁下。
(註12)清實錄，宣統政紀，卷二八，宣統二年十二月庚寅條。
一、初期的接觸
在蒙古民族還沒有建立其廣大帝國之前，原有的宗教信仰，只是北亞游牧民族共同傳統----以長生天MongkeTenggeri為主宰的----泛靈論，或泛神論，也就是一般通說所稱的薩滿信仰。由於這種泛靈論或泛神論的觀點，使擴張中的蒙古領袖們自然會對各種互相排拒的宗教，都一律視為他們泛靈論觀念中的一個支派，各教的神祇也不過是泛靈觀念中的諸神靈之一，自然不會有什麼特殊的愛憎而予以差別待遇，使之得以平等發展並存共榮。這樣的政策，曾使蒙古帝國的建立，減少了許多因宗教異同而發生的阻撓。
可是一個從古樸簡單的游牧社會，一躍而成世界之主的蒙古人，面對許多不同的文化，新奇的生活，都不能不有所愛慕和採納，對於外來的宗教，當然也是如此。同時也因所接觸的外族文化愈多，愈複雜，其原始簡單的宗教信仰，愈不能像一個有哲理，和隆重法儀的宗教，更吸引或滿足這些世界征服者們的精神需求。這也是使許多蒙古人有的信奉了基督教，有的信奉了佛教或回教的一個理由。然而在中國建立元朝的這一支蒙古汗族，為什麼信奉了佛教，而在佛教的諸宗派之中，又特別的皈依了藏土的教法呢﹖除宗教家們另有他們所謂的「緣」、「數」或「上帝的安排」等理由之外，自然存有它歷史和文化的因素。
這一點恐怕不能不從文化類型的異同，或文化距離的遠近，來從事探討。蒙古和西藏都是內陸亞細亞的高原地帶，地勢廣闊、乾燥、寒冷，而適於游牧的地區。因此由於自然環境的類似，也容易產生類似的文化，和經濟的形態。蒙藏兩民族間文化的溶合，雖不及蒙古與阿爾泰語族的畏兀兒等突厥系諸民族，和滿洲等東胡系的民族更為親密；但蒙古與西藏究竟還是屬於游牧民族同一類型的範疇。所以在文化距離上，彼此還是比純農業民族容易接近。從聚居於漢民族周邊接受漢文化的程度來說，高麗、日本、安南，遠比畏兀兒、土番(當時的西藏)、蒙古為深。這不能不說是由於農業與游牧兩種文化類型不同所產生的結果。因此蒙古與西藏的接觸和文化交流，自然比蒙古與漢地之間來得自然，而且容易溶合。
就創造元朝的忽必烈可汗本身而言，雖因多接觸漢儒而有愛好漢文化的傾向，也照樣有蒙古游牧君主所特有的文化傳統和愛好。所以以忽必烈這樣一個愛好中原文化的蒙古君主，在宗教信仰一方面，最後竟接受藏土的佛教，並不足為奇，何況自佛教徒立場來說，漢地佛教與土番佛教又都是遵奉同一佛陀所傳的顯密兩宗呢﹖
蒙古人所接觸到的佛教，是來自兩個路線﹕一個是漢地的佛教，一個是土番的佛教。其時間的先後，可能是與漢地的佛教接觸在先。其主要的人物，在僧則是海雲法師，在俗則是居於宰相地位的耶律楚材。漢地的佛僧也曾首先參與了蒙古帝國的宗教行政工作。佛祖歷代通載，海雲法師傳說﹕「丁未(一二四七)貴由(定宗)皇帝即位(註1)，頒詔命師統僧，賜白金萬兩。師於昊天寺，建大會為國祈福。」又說﹕「辛亥(一二五一)，蒙哥(憲宗)皇帝即位，頒降恩詔，……命師復領天下僧事。」可是對蒙古可汗們發生較大影響的，可能是與土番佛教同屬密宗的喀什米爾的佛僧那摩。元史鐵哥傳，說﹕鐵哥姓伽乃氏，迦葉(棄)彌兒人。……父幹脫赤，與叔父那摩，俱學浮屠氏。幹脫赤兄弟相謂曰﹕『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盍往歸之﹖』乃偕入見，太宗禮遇之。定宗師事那摩。……憲宗尊那摩為國師，授玉印，總天下釋教。
從這一段來看，憲宗除命漢僧海雲掌僧政之外，又命喀什米爾僧那摩「總天下釋教」；但未說明這兩件事發生的時間，是同時或是先後。以斯欽的推測，可能是在丁巳(一二五七)海雲法師示寂之後。
不論這幾位佛僧怎樣受到可汗們的尊重，但都沒能使蒙古的統治者們改宗。其真正皈依的，還是後來的忽必烈(世祖)可汗。他最初接觸到的，還是海雲其人。他對這位未來的元朝創建人，從為政的立場上，說明佛教的功用。這一次的說道，對於忽必烈可汗後日接受佛法，不無影響。海雲法師傳說﹕「壬寅忽必烈大王請師赴帳下，問佛法大意。師初示以人天因果之教，次以種種法要，開其心地。王生信心，求授菩提心戒。時秉忠書記為侍郎，劉太保(註2)也。復問﹕『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師曰﹕『包含乎法界，子育四生，其事大備於佛法境中。
此四大洲，如大地中一微塵許，況一四海乎。若論社稷安危，在生民之休戚。休戚安危，皆在乎政，亦在乎天，在天在人，皆不離心，而人不知，天之與人，是其問別，法於何行﹖故分其天也人也。我釋迦氏之法，於廟堂之論，在王法正論品，理固昭然，非難非易，唯恐王不148頁能盡行也。又宜求天下大賢碩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當有所聞也。』……將別，王問﹕『佛法此去如何受持﹖』師曰﹕『信心難生，善心難發，今已發生，務要護持，專一不忘。元受菩提，心戒不見，三寶有過，恆念百姓，不安善撫，綏明賞罰，執政無私，任賢納諫，一切時中，常行方便，皆佛法也。』」這時由於蒙古軍事上的勝利，土番佛教薩迦宗Saskya-pa的第四代法主薩迦‧班弟達‧公哥‧堅藏‧班藏不Saskyapandi-taKun-dgahrgyal-mtshandpal-bzan-po，來到奉命西征的宗王闊端Koton的營帳。根據西藏史料紅冊(註3)，「薩迦‧班弟達，甲辰(一二四四)年，伯侄三人前往北方。」他的這兩個侄兒之一，就是後日的大元帝師八思巴Hphags-pa。另一個則是奉可汗之命營轄土番全境的阿達克‧察那‧多結Mnahbdagphyag-nardo-rje。
後來忽必烈奉蒙哥可汗之命，遠征大理在六盤山之時，遇到八思巴喇嘛，從此結下宏法之緣。換言之，蒙古可汗們皈依佛法，是從闊端一系宗王改宗而起。
關於八思巴大師的活動紀錄甚多，現在扼要的摘錄於左﹕
一、元史，釋老傳說﹕「歲癸丑(一二五三)，(八思巴)年十有五，謁世祖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一二六○)，世祖即位，尊為國師。」
二、同傳又說﹕「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至元六年(一二六九)，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而字書有闕，於制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149頁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今後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大寶法王。」(傳八九，一下～二上)。
三、元王磐為八思巴大師所寫的行狀說﹕ 「甲戊(一二七四)，師年三十六歲，時至元十一年，皇上專使召之。歲抄抵京。……時則天兵飛渡長江，竟成一統；雖主聖臣賢所致，並師陰助之力也。為真金皇太子，說器世界等彰所知論。尋又力辭西歸，皇上堅留不可。」(註4)
四、釋老傳最後說﹕ 「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八思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從上列的幾條，可以看到這位大師與蒙古可汗的關係是從友而師。蒙古新字的制作，證明這位大師對梵文、藏文和蒙古語文及音韻學都有極深的造詣。可汗及朝廷不僅只欽佩其才能，更深信他有無限功德神力，能佑國護民。他為太子講經一事，說明他不僅要使蒙古汗室成為信奉佛教的虔誠信徒，也要使他們成為真正了解佛學的人士。由於以上種種的因素，纔會使元朝的皇帝奉為帝師。
關於政治與宗教的分野，蒙文史書金輪千輻(註5)說﹕皇后……向可汗奏稟說﹕『喇嘛的法諭是﹕捨去己身的惡念，不得違犯法旨，堅守誓約，愛惜生靈，發菩提心，終生想念成佛，我所皈依是如此。』可汗說﹕『若是那樣，我是可汗，怎能不違反他的話呢﹖可汗沒有低於任何人的道理。』不予同意。於是皇后對喇嘛回覆說﹕『關於朝廷政事，喇嘛對可汗，什麼法諭都不要降下，還是到朝廷寶座之前，向可汗稟奏。』之後，又對可汗稟奏說﹕『喇嘛說﹕有關佛法的事，不要違背喇嘛的法諭，在朝廷可汗為長。』可汗降旨。說﹕『若是那樣，還可受戒。』」
可見從八思巴大師傳戒之時，開始就確立了宗教領袖不干政的良好的典範。雖然若干傳統的史家都愛說﹕「元之天下，半亡於僧」，恐怕這也是不了解異民族文化背景，而下的斷語，何況元代的史料中，找不到帝師干政的任何證據。元代的宗教行政和管理土番事宜的宣政院，雖是「領以帝師」，而實際上的政務則是由任院使的在俗官吏來處理，帝師不過是只領其名而已。
此外另一件在中國宗教史的大事，則是八思巴大師對於漢地佛教的大力支持。元僧祥邁撰寫的至元辨偽錄說﹕「時今上皇帝，建城上都，為國東藩，蒙哥皇帝聖旨，倚付將來，令大集九流名士，再加考論，俾僧道兩路，邪正分明。今上皇帝承前聖旨事，意普召釋道兩宗，少林長老為頭。眾和尚每，張真人為頭，眾先生每，就上都官中，太閣之下，座前對論。內眾即有那摩國師，拔合斯八國師，西蕃國師，河西國僧、外五路僧、大理國僧、漢地中都圓福超長老、奉福亨長老、平濼路開覺邁長老、大名津長老、塔必小大師、提點蘇摩寶刮、譯言真定蒙古歹，北京詢講主，大名珪講主、中都壽僧錄、資福朗講主、龍門育講主、太保聰公等、三百餘僧。儒士竇漢卿、姚公茂等。丞相蒙速速、廉平章、丞相沒魯花赤、張仲謙等二百餘人，共為證義。道士張真人、蠻子王先生、道錄樊志應、道判魏志陽、講師周志立等二百餘人，共僧抗論。」(註6)
又元王磐等奉敕所撰寫的，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說﹕臣磐等，謹按釋教總統合台薩哩所錄事跡，昔在憲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鏤板本傳四方，其言淺陋誕妄，意在輕蔑釋教，而自重其教。罽賓大師蘭麻總統，少林福裕，以其事奏聞，時上居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詣上所辯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為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為僧。僧問道曰﹕『汝書謂化胡成佛經，且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151頁陰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哉。』上謂侍臣曰﹕『吾亦心知仁義，乃孔子之語。謂佛覺仁覺義。其說非也。』道者又持史記諸書以進，欲以多說僥倖取勝。帝師辯的達拔合思曰﹕『以謂何書﹖』曰﹕『前代帝王之書。』上曰﹕『今持論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師曰﹕『我天竺亦有史記。汝聞之乎﹖』對曰﹕『未也。』帝師曰﹕『我為汝說。』天竺頻婆娑羅王讚佛功德有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道不能對。帝師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否﹖』曰﹕『無。』『然則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此外更有何經﹖』曰﹕『無。』帝師曰﹕『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無。』帝師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不載，其為偽妄明矣﹗』道者辭屈。尚書姚樞曰﹕『道者負矣』上命如約行罰，遣使臣……將道者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為僧。樊偽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為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區，至是悉命歸之。(註7)
從以上這兩段的記載，可以看出這是一場佛、儒兩家聯合對付道家的一場辯論大會，其中最有力的證言，是出自八思巴之口，使道家屈服，這不僅增加了他個人的榮譽，也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和社會方面予以極大的影響。
元史釋老傳說﹕「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可是蒙古帝國對各種宗教一視同仁的傳統，並未使元朝的皇帝因他自己信奉佛教，而排斥其他的信仰。因之在有元一代，佛教在蒙古民族之興，也是只限於上層階級的一部分，似未能普及於一般民眾之間，舊日的薩滿信仰仍是流行。
二、佛教的中衰
從一三六八年元順帝北徙之後，到一五七八年阿勒坦汗從三世達賴喇嘛皈依佛教之時為止，二百一十年之間，在蒙古究竟有沒有佛教的活動，是一件極有趣味的問題，一般都以為在蒙古人退回大漠之後，他們與外界隔絕，佛教、基督教及回教，都因此沒能夠在蒙古人中繼續活動，而漸漸的消失，這時原有的薩滿信仰似乎又成了他們唯一的或最普遍的宗教。
按元室所供養的是土番佛中的薩迦宗。這一個宗派在十四世紀三十年代已趨衰微。他們統治土番的政權，也為柏木古魯宗所代替。但不論在土番的宗教活動如何，於元順帝北徙之後，這些宗派都不能像以前那樣，大量派人到蒙古傳法。這樣在蒙古的活動自然要冷卻下來，何況蒙古外有明軍的壓境，內有部落間的戰爭，秩序紊亂，也是使他們難以活動。但是我們也不能說，從一三六八年之後，在蒙古就不再有佛教的活動。
關於這一個問題，首先予以注意而且提出若干證據的，是近人沈曾植、張爾田兩氏。在他們沈氏箋證、張氏校補的蒙古源流箋證中說﹕「據明史西域傳，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和林國師朵兒濟‧怯列思‧巴藏卜遣其講主汝奴汪叔來朝，獻銅佛、舍利、白哈丹布，及元所授玉印一、玉圖書一、銀印五、金字牌三。明年國師復入朝，又獻佛像、舍利。又史概正統十一年(一四四六)，也先請給國師封號、銀印諸器物，不許。則漠北紅教大師未嘗斷絕也。」(註8)。
張爾田氏也在同處說﹕「案華夷譯語，有僧亦鄰真、藏卜，仍住持泰寧萬壽寺敕。則明初三衛供養之喇嘛，蓋亦紅教也。」152頁這都是土番佛僧在蒙古活動的佐證。
關於這一個時期的佛教活動，在現在可以看到蒙文史料中，還找不到什麼可供參考的資料。所以只有依賴漢文的記載。皇明實錄，太祖實錄，卷八十七、洪武七年(一三七四)，二月戊戍條，說﹕「故元和林國師朵兒只‧怯烈失思、巴藏卜，遣其講主汝奴汪叔來朝，進表，獻銅佛一，舍利一，白哈丹布一，及元所授玉印一、玉圖書一、銀印四、銅印五、金字牌三。」又同書，卷八十九，洪武七年五月庚辰條，說﹕「和林國師朵兒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及甘肅平章汪文殊奴等至京師。國師獻佛像、舍利及馬匹。」
這兩條記載，與沈曾植氏所引明史西域傳的記載吻合。說明到元亡後的的第七年，在和林仍有土番的國師。這一個故元國師朵兒只‧怯烈失思‧巴藏卜rDo-rjebka-sisdpul-bzan-po 的南來歸附明廷，是否影響了蒙古貴族對於佛教的信仰，我們找不出任何憑證，可供參考。但從想像中，可以推測的此一行動，必然會使蒙古可汗對於土番佛僧的敬重，大為冷卻。
明實錄，英宗一三七，正統十一年(一四四六)春正月庚辰條，說﹕「瓦剌太師也先Egen奏﹕所遣朝貢灌頂國師剌麻禪全Byams-chen精通釋教，乞大賜封號，並銀印，金襴袈裟，索佛教中合用五方佛畫像、鈴、杵、鐃、鼓、纓絡、海螺、咒施法食諸器物。事下禮部議。」(明實錄抄，蒙古篇三，一三一。)
這一段的記載，證明在瓦剌極盛時代，其最強大的君長也先仍是敬禮佛僧的。而且還對他所供養的喇嘛授以灌頂國師的法號。證明也先對於這一個使臣的喇嘛禪全是非常重視的。同時也可察覺當時由蒙古君長遣明的使臣中，常由僧侶為首。更可想像，在這幾個任使臣的高僧之外，必有許多不做政治活動，只傳教法的普通僧伽。可是按蒙154頁古的史料來說，在元朝北徙之後的一段時期，就宗教的意義來說，是被稱為「黑暗時代」的。
總之在這一段時期之內，佛教的活動似乎是很暗淡的消沉下去。所以蒙古源流的著者在記述阿勒坦汗在臨終之前所作的遺命裡說﹕「從前無佛法時，我祖先無經教，惟供奉各地方之神祇--Ongghon,Chelig。」(註9)
三、佛教的再興蒙古勢力的挫敗，為時短暫，不久又恢復了北亞游牧強權的地位，與明朝爭霸。十六世紀中，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的西征藏土，再度連繫了蒙古與西藏間的緊密關係，造成了佛教在蒙古再度振興，普遍弘道的因素。這次戰爭的勝利，反使阿勒坦汗對於佛教發生嚮往。一五七七年，阿勒坦汗遣使西藏，迎奉法主索諾木‧札木蘇(亦作鎖南‧嘉錯Bsod-namrgya-mtsho)。
翌年，雙方在青海湖濱相會，行傳戒皈依，頂禮供養之禮。阿勒坦汗以「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Wachir-daradalaiLama)之法號，贈與大師。大師也以「咱克喇瓦爾－徹辰－可汗(TsakrawarSechenKhan)之尊號，贈與阿勒坦汗。阿勒坦汗的皈依，使佛教在蒙古迅速發展。當時宮帳駐蹕於東部內蒙古的大汗圖們Tumen也信奉了佛法。甚至與大汗和阿勒坦汗對立的衛拉特四族的領袖們，也以佛教為他們的皈依。
這時西藏佛教的領導中心業經變遷。曾受忽必烈可汗支持的薩迦大寺。其權威隨著政治上的演變，已趨衰落。由宗喀巴大師所建立，重修持，衣冠尚黃色，通稱為黃教的格魯宗Dge-lugs-pa，正在興起。宗喀巴大師成佛後，這一個新的宗派，就由大師兩大弟子轉世法身，繼續領導。前所述為阿勒坦汗授戒法的索諾木‧札木蘇，就是宗喀巴大師大弟子第三世的法身。所以當他自阿勒坦汗接受達賴喇嘛的法號以後，就以三世達賴喇嘛自稱。宗喀巴大師另一弟子的轉世，就是後來駐錫後藏札什倫布大寺的法主，班禪‧額爾德尼Pan-chenErdeni。
在阿勒坦汗承受戒法之後，達賴喇嘛就指派棟闊爾‧滿珠錫里‧呼圖克圖，代表自己，駐錫於土默特首府Koke-khota(青城)--也就是明人所稱的歸化城，弘揚佛法。一五八三年，阿勒坦汗死。一五八五年，三世達賴喇嘛東來歸化城，親為阿勒坦汗修佛事，祈冥福，並在鄂爾多斯諸部弘法。於是歸化城就成了蒙古佛教的第一個中心，寺廟建築相繼而起。漠北喀爾喀部的阿巴岱台吉也親至歸化城展拜大師，行皈依之禮。
三世達賴喇嘛於一五八八年在內蒙古涅槃。四世的法身卻轉生於阿勒坦汗之家。如此蒙古成吉思可汗的「黃金血胤Altan-uragh，與西藏佛教的正統，結為一元。這時由西藏前來蒙古弘法的，並不只是稱為黃教的格魯宗一支，其他各宗派也派遣了法師，東來宣法。他們佈道的工作及於滿洲，使滿洲皇室也尊奉了佛教。
漠北喀爾喀蒙古佛教之興，是由於出身於成吉思可汗「黃金血胤」之族的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高超的道行，和政治上諸因素所造成的。因此在喀爾喀或漠北蒙古諸部的佛教，建立了一元領導的制度。這種政治與宗教的配合，有使業經散漫的蒙古諸部，復有趨於統一的傾向。這一個因素，曾於一六九一年使喀爾喀諸部，舉族歸附滿清，也使外蒙古終於在一九一一年向滿清宣佈獨立。政治與宗教的分合，是蒙古史上一個重要而不可忽略的現象。元朝的帝師們，除對土番的行政外，照例是迴避干與政治的。但在佛教再興的這一個階段內，政治與宗教卻時時糾纏在一起。
隨著成吉思可汗的統一(一二○六)，蒙古游牧封建社會開始發展，在這一個階段中，封主或貴族階級都是屬於俗世的，從來沒有以僧侶為封主的。自從阿勒坦汗接受佛法之後，在這游牧封建社會裡起了一個新的變化。這就是貴族僧侶和僧侶貴族的形成。
這種新興的僧侶貴族，到了滿清統治蒙古的時代，又加以法律上的統一和制度化。概言之，大凡有「呼圖克圖」Khutughtu、「諾們汗」Nom-unKhan、「班第達」Pandita、「沙不隆」Shabrang、「綽爾吉」156頁Chorji，和「呼必勒罕」之號的喇嘛，都可以稱之為僧侶貴族或宗教貴族。蒙古語通稱為「格根」，字義是「光明者」，也就是漢語中訛譯的「活佛」。他們多半是一寺之主，其中有的擁有土地、人民。依據清代的法律，其中受到朝廷正式承認的。此外還有許多較小的寺主，或「呼必勒罕」，而未列名於清廷之檔冊中的。然而滿洲的統治者又不願見蒙古宗教領袖影響力過度的提高，所以在公開的一面滿清政府還是不容僧侶干政的。
宗教對於人生的影響，有時會超過法律的力量。一個民族接受某一種宗教，就是接受其對於自己生活的規範和指導。元朝蒙古可汗們接受佛教之時，因信仰只屬於上層階級，其影響所及，遠較十六世紀後半期蒙古民族徹底改宗之際，微弱得多。
就一般來說，元朝亡覆之後，蒙古經過了長年對外，和對內的封建或部落間的戰爭，人生難無空虛之感。這時佛教隨著君長貴族們的改宗，帶來了重慈悲、反殺生、反戰爭的和平希望，給上起可汗下至庶民心理上極大的懺悔和安慰，使他們都希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再做已往的諸惡，從事修福。這一個心理上的改變，給蒙古帶來了和平與安定，也帶來了削弱和衰微。
在阿勒坦汗接受佛法之際，就公佈了「供奉四項僧侶，不令其從長征，侍畋獵，不使其服徭役，納供賦。同時也公佈了常人歐打辱罵僧侶，與侵犯貴族官吏同罪的條例。這樣，在蒙古社會上又出現了與一般平民不同的「僧侶」，這一個新的階級。他們在法律上的地位高於常人，除誦經禮佛外，不服兵役，不出征，不從獵，不納賦稅，不服徭役。換言之，他們對於俗世政權不負任何義務。往昔這種免役免稅的榮典，是只贈與有殊勳的功臣；現在只要出家為僧，就可以享受。如此鼓勵了父母使子嗣為僧的志趣，增加了僧侶的數字。其結果使蒙古的軍力、生產力，和人口增殖率，都受到極嚴重的影響。
元代蒙古諸可汗和貴族們改宗佛教之時，對於蒙古的原有薩滿信仰，似乎未作任何干涉。但是從十六世紀七十年代，蒙古全盤接受嚴持戒律的黃教以後，佛教的僧侶不再容有異端外道的存在。他們在佈道之初，就嚴格要求揚157頁棄薩滿信仰。他們一面把蒙古泛神論中的諸天、龍王等類的神祇，納入了佛教諸護法的範圍之內；一面又以政治力量，禁止薩滿信仰，焚毀其偶像。他們以佛教儀規，喇嘛祝禱，取代了原有祭祀山川神祇、卜算、祓除、醫療等類的薩滿活動；同時也禁止了以人和家畜殉葬，和殺生獻祭的習俗。使薩滿活動轉入地下，而不再為蒙古一般社會所重視，基本上改變了蒙古人的信仰。就文化史的觀點來說，這確實是由泛靈崇拜，轉入有宗教哲理、深奧教義信仰的一大進步。也如此佛教的勢力關閉了蒙古曾為各種宗教平等敞開的大門。
翻譯佛經，是當時的一件大事。蒙古末代可汗林丹所推動的大藏經蒙譯工作，對於蒙古文化貢獻尤大。後來隨著蒙譯佛經的流通，蒙古文字和它的正寫法也趨於普遍。從此佛教化的人名(包括藏語在內)，幾佔全部人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當然由於寺廟的建築，佛像和法儀的製作，都使蒙古在建築、繪畫、和造形藝術上有了極大的進步。因此充分受到印度影響的西藏藝術，深刻的影響了蒙古。
在諸般影響中，經濟上的反應最為嚴重。蒙古民族受到自然環境和游牧生活的限制，經濟生活本來就是屬於匱乏一型的，自全盤改宗佛教以後，修佛事，建寺廟，佈施，供養，都成了一般人民經常最大支出之一。有時封主們為了廣修善舉，布施藏土大寺，也會命令人民捐輸家畜。如此蒙古地方大量資財，或剩餘生產所得，都投入於不再生產的「善舉」之內。終使經濟發展，甚至於有所節餘，都不可能，人民生活，陷於窮困。更由於男子出家為僧的數字不斷增加，使極大部分的勞動力脫離了生產。但另一方面，寺廟在蒙古游牧社會中，形成了信仰、文化、經濟、教育和醫療的中心。它對社會長期而廣大的貢獻，也不應因上述的缺憾，而予以一律抹殺。
蒙古的寺院大致上可以分作五類﹕一、Sume是寺廟的總稱。二、Kuriyen字義是僧院，是
比較大型的寺院。三、Khural是經會之所，是小型的寺廟。四、Keid字義是精舍，但有時作為寺廟的代稱。五、Jise是廟產管理的地方。此外還有以Juu來稱寺院的，這就是在若干漢語資料中所見的「召」字。如，額爾德尼召等。寺廟大小不一。
據158頁說佛教盛時，內蒙土默特左旗瑞應寺的僧眾曾達萬名以上。庫倫大寺的盛況，更是可想而知了。四、佛教的衰落 在滿清統治蒙古之前，無論佛教怎樣的流通，甚至於干與到政治問題，都不是一種有計劃的發展，更談不到受外力的利用。
但是在滿清統治之後，蒙古的宗教，卻變成了外族統治的工具之一。清高宗在他的「御製喇嘛說」中，坦白的寫道﹕「蓋黃教，總司以此二人(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曲庇番僧也(註10)。」因此滿洲朝廷對於西藏佛教的每一措施，都是以鞏固其對蒙古的統治為目的的。甚至到清朝末年，陳澹然為姚錫光「籌蒙芻議」所寫的序言中還說﹕「我朝之御蒙古，□建以分其生。......其術可謂神矣(註11)！」這種宗教政策，與佛教已在蒙古所造成的影響，互相作用，互為因果，使蒙古的人口、經濟，甚至政治都陷衰退而不可自拔的絕境。
在滿清統治將近三個世紀之中，西藏佛教已與蒙古文化溶為一體，成為不可分的民族特徵之一，同時也成了導致民族衰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滿清的朝廷又恐宗教領袖取代成吉思可汗的子孫而領導蒙古，一面尊崇，一面壓迫，一面離間，一面利用。由於這種矛盾政策，終於造成了以保護宗教信仰為理由的外蒙獨立運動(一九一一)。同時又因亞洲局勢的急遽轉變，在蒙古領導階層中，已經有人逐漸的脫離原來的信仰，轉而採取了反對的態度。在清朝末年，內蒙古賓圖旗的郡王棍楚克蘇隆已經奏請清廷「取締宗教，以祛迷信」了(註12)。
不久由於學校的建立，風氣漸開，新興的智識份子更是以反宗教，反封建的領導者自居，而把蒙古民族之所以衰弱的原因，都加在宗教之上。也由此而導致了新與舊，革新與保守，反教與保教的對立。一九二一年外蒙古赤色政權成立。一九二四年外蒙佛教領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圓寂，佛教徒失去了有力的領袖。
三十年代是史大林獨裁血腥統治的時代，凡是在俄共陰影之下的地區，都遇到嚴重的迫害。
因之在外蒙也發生了反抗的行動。當然這一連串反俄抗共的革命，都被擊潰。於是在所謂清黨肅正的過程中，從一九二一年開始已經受到壓迫，一九二四年以後開始大衰的佛教，又遭到極大的迫害。極左分子把大部分反抗的罪名都加在佛教領袖，僧侶和寺院上。遭到牽連而被處死的僧侶甚多。寺廟除在烏蘭巴托(舊日庫倫)的岡丹大寺，和漠北最初建立的僧院額爾德尼召兩處外，其餘大都遭到殘破，蕩然無存。僧眾們也都被迫還俗了。這是漠北蒙古佛教所遭到的大劫。但宗教無形的力量，並未因此完全消失，其在人民心靈深處的信仰，仍然未滅。當然在表面上，或是從新興的青年一代看來，佛教在外蒙已是歷史上的陳跡。因之外蒙當局也曾公開的聲明過，在它的境內已經沒有喇嘛的存在了。外蒙古的新勢態，對於內蒙古青年們，曾引起極大的幻想。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東北，內蒙東部地區相繼淪陷。日本軍部為應合蒙古知識份子的希望，廢除了傳統的封建制度；但又為應合一般民眾心理，保護佛教寺院的舊制。惟於其兵役制度中，卻未規定喇嘛不服兵役。如此基本上否定了蒙古僧侶傳統的特權。因之使幼兒們出家為僧的數字大減。
一九三三年，西部內蒙發生了自治運動，藏藉「活佛」章嘉‧呼圖克圖以蒙旗宣化使的頭銜，擬入蒙「宣化」，扼止此一運動的發展。因之引起了知識份子普遍的憤怒。不僅「宣化」未成，反更激起了，反對佛教的活動。
一九三七年以後，西部內蒙倫陷，日軍為加強對此一地區的控制，作成一套「喇嘛政策」，擬以宗教為控制蒙古人民的工具。甚至進而擬以日本的真言宗為基礎，改革蒙古的佛教，使之日本化。因此使蒙古當局不得不自行著手，以避免日本人過分的介入。第一個步驟，是以復古為革新，成立喇嘛印務處，管理宗教行政。另一面則推行考試制度，其不及格者一律勒令還俗。當然這是新舊兩派領導人物對於佛教政策的一個妥協。
當第二次大戰開始之後，蘇俄改變其宗教政策，採取和緩的態度。於是在外蒙的佛教又行復活。首先把已經改160頁為博物院的岡登大寺，又恢復其寺院地位。一九二四年八世哲布尊丹巴大師圓寂，並未尋找他的化身坐床。因之只得找出一位舊日的堪佈喇嘛來領導宗教活動，而所謂一度絕跡的僧侶，又有少數的出現。當然與早年盛世相比，尚不及其萬分之一。不過宗教活動總算是復甦了。不久又建立了黃教創始者宗喀巴大師的像，供人膜拜。在蘇俄鞭史大林之屍後，在蒙古的宗教活動也比較活躍一些。舉凡亞洲佛教團體的集會，也時常有蒙古代表的參與。去(一九八○)年春，十四世達賴喇嘛以佛教領袖的身分，訪問烏蘭巴托之時，前來膜拜聽經的，計達三萬之眾。據說其中還有不少的青年。
內蒙自一九四九年變色之後，佛教立即遭到壓迫，但是為了安撫一般人民起見，又予以相當的利用，一度曾以察罕格根大師為「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文革之際，全國各宗教均受到嚴重的打繫，其中佛教所遭遇的迫害，恐怕是遠在「三武之禍」以上。內蒙的佛教，當然也不會例外。至於當前的情形如何，尚無可靠的資料足供研判。
位於貝加爾湖周邊的布里雅特蒙古地區，在布爾雪維克革命之後，佛教雖也曾遭到壓迫，但其所受到的殘破，似乎多少比較外蒙輕微。若干寺院尚保持完整。近年來宗教活動已經相當恢復，佛學研究亦早經開始，當然這些活動都免不了要受政治的「領導」。
註釋﹕
(註1)定宗貴由可汗即位的年代是丙午，一二四六。
(註2)劉秉忠元史一五七有傳。
(註3)紅冊，原名Hu-landeb-ther又名Deb-therdmar-po，是一三四六年公哥‧多結Kundgahrdorje寫的。其後又有人略加補充。一九六四年，日本稻葉正就，佐藤長兩教授予以日譯，並由法藏館出版。
(註4)見大正大藏，卷四九，七○七頁。王磐，元史一六○有傳。
(註5)金輪千輻，原名AltanKurdunMingghanKegesutu是由達爾瑪Dharma於一七三九年寫成的。一九五八年德國波昂大學海西格W‧Heissig 教授影印於Wiesbaden出版。
(註6)至元辨偽錄，楊州藏經院光緒三十年(一九○七)版，卷四。
(註7)見至元辨偽錄卷七。
(註8)蒙古源流箋證卷七，一頁下，註釋。
(註9)蒙古源流，原名Erdeni-yintobchi 是十七世紀中，由撒囊撤辰SaganSechen所寫，乾隆時漢譯，名為蒙古源流。惟此本與蒙文原書有些出入。筆者所用的，是一九五五年由德國海尼士E‧Haenisch教授於柏林影印出版的庫倫本。
(註10)衛藏通志，漸西村舍本，卷首。
(註11)姚錫光，籌蒙芻議，光緒三四年(一九○八)本，序文第一頁下。
(註12)清實錄，宣統政紀，卷二八，宣統二年十二月庚寅條。
青海蒙古学生扎西东智捐献骨髓（图）
扎西东智是来自黄南州河南县的蒙古族小伙子，今年22岁的扎西东智是青海民族大学化生学院大三学生。2013年6月，他看到有关征集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的宣传，得知中国现有410多万名白血病患者，每年约有3万名患者因为找不到配型而离世，他被这个数字震惊了，当场加入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队伍，将血样资料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今年4月，扎西东智接到青海省红十字会的通知，他与一名白血病患者基因配型成功，捐献受助方是一位在北京就医的17岁少女。病人病情危急，扎西东智当即表示同意，家人也支持他。
经骨髓库的加急程序，扎西东智立即到青海省人民医院进行检查。经过初配、高分辨配型和全面体检后，最终确定他完全符合捐献条件。
扎西东智在学校欢送会发言中讲到：“我不觉得这举动有多么了不起，我也只是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做好事的机会。那个17岁的姑娘正在病床上等待救援，以后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最艰难的一关我会陪她度过。造血干细胞可以再生，但是人的生命却没有第二次，既然是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就应该给那些即将失去生命的人一个继续绽放的机会”。
他的发言感动了在场所有师生，也赢得了大家由衷而经久不息的掌声。他的善举得到了省红十字会、学校、院系的大力支持。省红十字会研究决定授予扎西东智“青海省红十字会志愿者”称号，并现场向其颁发了证书、绶带和鲜花，学校团委为其颁发了1000元志愿者奖励金。
印度总理莫迪：蒙古是印度"东向政策"的组成部分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5月20日报道，复兴的中国担心美国及其亚洲盟友的遏制和包围，而对于中国在印度洋及印度邻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尼泊尔迅速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印度也感到恼火。
作为有史以来首位对蒙古进行正式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的乌兰巴托之行是印度扭转局势的最新尝试。印度试图向外界表明，中国在印度后院玩的游戏，印度也能够在中国后院玩，只不过阵仗要小一些，与其较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相称——印度的经济规模约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
莫迪声称，印度是蒙古的“第三个邻国”（蒙古位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而蒙古是印度“东向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不仅强调两国的防务合作，将蒙古提升为印度的“战略合作伙伴”，还表示印度将帮助蒙古的军队提升网络安全，并赞扬蒙古是世界“民主的一道新的耀眼光芒”，含蓄地将其东道国蒙古与印度和美国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些国家与中国区分开来。
“这是反遏制。”新德里智库政策研究中心的布拉马·切拉尼表示，“莫迪这是用同样的方式回敬中国。
任期第一年在外交政策方面出奇活跃的莫迪，将本月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访问与对蒙古和韩国的访问安排在一起，这并非巧合。
“韩国也是这一策略的一部分。”切拉尼说，“印度试图与中国的周边国家携手，以提升自己有限的力量。”
莫迪外交政策活动的第一阶段是迅速修复印度与南亚邻国的关系，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会运用对佛教和印度教（二者皆是源自印度）的共同信仰打文化牌。一年前，他邀请所有相关领导人参加他在新德里举行的就职典礼，并选择不丹作为其就任总理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
其后莫迪访问了尼泊尔、缅甸、毛里求斯和斯里兰卡。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影响力及中国潜艇停靠斯里兰卡港口的事件让印度安全部门感到忧虑。预计很快莫迪将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签订一份各方等待已久的印度与孟加拉国边界重划协议。莫迪最近的活动只把印度在1947年之后结下的敌人、棘手的邻居巴基斯坦排除在外。
印度外交战略的第二阶段，是与世界及太平洋强国进行接触，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但也包括日本和美国等与印度同样担忧中国的海洋和领土野心的国家。莫迪对乌兰巴托和首尔的访问表明他早已进入第三阶段：把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的外交争斗移到中国的门口。
对于印度去年提出向越南出售军舰，以及印度与美国发表共同声明要求南海的航行自由，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做出愤怒反应。他们不会注意不到莫迪最近对蒙古大草原上的马匹和弓箭的兴趣。
作为有史以来首位对蒙古进行正式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的乌兰巴托之行是印度扭转局势的最新尝试。印度试图向外界表明，中国在印度后院玩的游戏，印度也能够在中国后院玩，只不过阵仗要小一些，与其较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相称——印度的经济规模约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
莫迪声称，印度是蒙古的“第三个邻国”（蒙古位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而蒙古是印度“东向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不仅强调两国的防务合作，将蒙古提升为印度的“战略合作伙伴”，还表示印度将帮助蒙古的军队提升网络安全，并赞扬蒙古是世界“民主的一道新的耀眼光芒”，含蓄地将其东道国蒙古与印度和美国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些国家与中国区分开来。
“这是反遏制。”新德里智库政策研究中心的布拉马·切拉尼表示，“莫迪这是用同样的方式回敬中国。
任期第一年在外交政策方面出奇活跃的莫迪，将本月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访问与对蒙古和韩国的访问安排在一起，这并非巧合。
“韩国也是这一策略的一部分。”切拉尼说，“印度试图与中国的周边国家携手，以提升自己有限的力量。”
莫迪外交政策活动的第一阶段是迅速修复印度与南亚邻国的关系，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会运用对佛教和印度教（二者皆是源自印度）的共同信仰打文化牌。一年前，他邀请所有相关领导人参加他在新德里举行的就职典礼，并选择不丹作为其就任总理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
其后莫迪访问了尼泊尔、缅甸、毛里求斯和斯里兰卡。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影响力及中国潜艇停靠斯里兰卡港口的事件让印度安全部门感到忧虑。预计很快莫迪将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签订一份各方等待已久的印度与孟加拉国边界重划协议。莫迪最近的活动只把印度在1947年之后结下的敌人、棘手的邻居巴基斯坦排除在外。
印度外交战略的第二阶段，是与世界及太平洋强国进行接触，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但也包括日本和美国等与印度同样担忧中国的海洋和领土野心的国家。莫迪对乌兰巴托和首尔的访问表明他早已进入第三阶段：把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的外交争斗移到中国的门口。
对于印度去年提出向越南出售军舰，以及印度与美国发表共同声明要求南海的航行自由，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做出愤怒反应。他们不会注意不到莫迪最近对蒙古大草原上的马匹和弓箭的兴趣。
蒙古国设立驻呼伦贝尔领事馆开馆
内蒙古呼伦贝尔位于俄蒙中三国交界地带，边境线1733公里，有8个国家级通商口岸。其中，对蒙古国有海拉尔航空口岸、额布都格口岸和阿日哈沙特口岸。2014年，对蒙口岸进出境旅客达10万人次，进出境货物40万吨。
蒙古国驻呼伦贝尔领事馆在为蒙古国公民办理领事业务的同时，还可以辐射蒙东和东北地区，为赴蒙投资提供便捷服务。内蒙古呼伦贝尔能源重工业与蒙古国东部地区的产业互补性强，领事馆的设立将更好地促进内蒙古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与蒙古国东部地区的出口加工合作、国际商贸物流和人文旅游合作交流，深化双方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蒙古国总统封世界《蒙古秘史》收藏第一人：来自内蒙古的80后 - 朝格都那仁
“这是日本1907年出版的《蒙古秘史》、这是土耳其2010年出版的《蒙古秘史》，这是韩国2011年出版的《蒙古秘史》，这是2010年白俄罗斯出版的《蒙古秘史》……”朝格都那仁身着西服、打着领带，一边走一边向前来参观的民众介绍着。
谁也不曾想到，眼前这位仅32岁的“80后”，竟是世界《蒙古秘史》收藏第一人。“这个封号是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给的。”朝格都那仁清晰记着这一天：2014年11月17日。
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记录下彼时的感受：今天见了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高度评价我收藏的《蒙古秘史》。我收集的《蒙古秘史》有世界25个国家21个语言文字的518个版本。总统今天宣布我为世界《蒙古秘史》收藏第一人。(注，目前已增至30个国家和地区，650多种版本。)
此言非虚，在6月16日下午由其本人组建的《蒙古秘史》收藏研究中心，迎来的第一批客人中，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被眼前所见的罕见《蒙古秘史》版本所折服。
在一间约为50平米的展馆里，朝格都那仁所展示的《蒙古秘史》，几乎囊括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已出版的版本，就连世界上最袖珍的《蒙古秘史》他也纳入期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所收藏的《蒙古秘史》中，日本国方面出版的《蒙古秘史》，他收藏到的版本几乎占到一半以上。据他统计，在日本《蒙古秘史》方面的书籍共出过35种版本100多本书，而他则收集到了18种73本。
32岁的朝格都那仁，是土生土长的内蒙古人。谈及自己收藏《蒙古秘史》的缘由，这位不善言辞的年轻人笑称，仅仅是出于对蒙古族文化的热爱，很自然的喜欢上了，没有其它特别的原因。
事实上，朝格都那仁为此付出了很多。他常常为了一本书，要飞到一个国家去找，而这一切全部是自费，没有任何赞助单位。对此朝格都那仁解释说，好在自己经营着一家公司，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让他内心颇为振奋的是，在他即将出版的《世界蒙古秘史奇观》的书中，他将收集到的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蒙古秘史》版本结集成册，并配以蒙古语、中文、西里尔蒙文、英文进行介绍。
“这是令我最开心的事”，朝格都那仁表示，收藏世界《蒙古秘史》各个国家的版本、研读《蒙古秘史》将会是他一生的爱好。
谁也不曾想到，眼前这位仅32岁的“80后”，竟是世界《蒙古秘史》收藏第一人。“这个封号是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给的。”朝格都那仁清晰记着这一天：2014年11月17日。
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记录下彼时的感受：今天见了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高度评价我收藏的《蒙古秘史》。我收集的《蒙古秘史》有世界25个国家21个语言文字的518个版本。总统今天宣布我为世界《蒙古秘史》收藏第一人。(注，目前已增至30个国家和地区，650多种版本。)
此言非虚，在6月16日下午由其本人组建的《蒙古秘史》收藏研究中心，迎来的第一批客人中，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被眼前所见的罕见《蒙古秘史》版本所折服。
在一间约为50平米的展馆里，朝格都那仁所展示的《蒙古秘史》，几乎囊括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已出版的版本，就连世界上最袖珍的《蒙古秘史》他也纳入期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所收藏的《蒙古秘史》中，日本国方面出版的《蒙古秘史》，他收藏到的版本几乎占到一半以上。据他统计，在日本《蒙古秘史》方面的书籍共出过35种版本100多本书，而他则收集到了18种73本。
32岁的朝格都那仁，是土生土长的内蒙古人。谈及自己收藏《蒙古秘史》的缘由，这位不善言辞的年轻人笑称，仅仅是出于对蒙古族文化的热爱，很自然的喜欢上了，没有其它特别的原因。
事实上，朝格都那仁为此付出了很多。他常常为了一本书，要飞到一个国家去找，而这一切全部是自费，没有任何赞助单位。对此朝格都那仁解释说，好在自己经营着一家公司，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让他内心颇为振奋的是，在他即将出版的《世界蒙古秘史奇观》的书中，他将收集到的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蒙古秘史》版本结集成册，并配以蒙古语、中文、西里尔蒙文、英文进行介绍。
“这是令我最开心的事”，朝格都那仁表示，收藏世界《蒙古秘史》各个国家的版本、研读《蒙古秘史》将会是他一生的爱好。
额济纳旗策克口岸的蒙古国玛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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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克口岸的蒙古国南红玛瑙 |
早餐后即驱车从达来呼布镇出发，沿着新修的高速路向北疾驰60公里，9点先到中蒙边境的策克口岸。这是内蒙古继满洲里和二连浩特之后，新开辟的第三个内蒙贸易口岸。
从策克口岸的边境界碑处远远望去，一望无际空旷原野，点缀着一字排开的小山，肉眼看不到什么人烟。据了解，这里主要的进口贸易产品是蒙古国的煤炭。巨大的洗煤厂，几乎占据整个口岸建筑群的半壁江山。不过这两年的煤价下跌，使得进口煤炭的利润大打折扣，许多大投资者在此遭遇滑铁卢，折戟沉沙。口岸路边上有几十家新开的商铺，其中不乏主营玉石玛瑙贸易的商家。考察团成员在一位呼和浩特小伙子开的铺子里，买到四件产于蒙古国的南红玛瑙标本(图)。
南红是近年玉石市场上最热门的玛瑙品种，鲜艳亮眼的红色玛瑙无可替代，使得南红的价格一路攀升，堪比和田玉和缅甸翡翠。
古语云：乱世藏金，盛世藏玉。蒙古国的南红玛瑙，在戈壁中沉睡了千百万年后，如同俄罗斯玉、巴西水晶，波罗的海琥珀一样，都是在这一场空前高涨的收藏热潮驱动下，被点石成金一般提升为拥有巨大利润的贸易商品的。从店家那里打问到，目前的优质的蒙古国南红进口量已经日益减少，玛瑙贸易也随着经济的起伏而由热趋冷。策克口岸的玉石商铺中，除了进口的玛瑙，也出售额济纳本地产的各种玉石和玛瑙，其中一种黄绿色、带错落斑纹的玉石，产自小马鬃山。昨天傍晚在额济纳旗博物馆大厅左侧看到的那一件迎宾用的大山子，原来就是小马鬃山玉料。外观上比较接近祁连山玉。从小马鬃山新开发的玉矿，到大马鬃山新发现的古代玉矿，和我们华夏文明相伴随四千年之久的“西玉东输”路线图，正在得到根本性的改写和路网细部的重构。
2015年6月16日星期二
英国《金融时报》迈克•卡特《到蒙古国猎鹰去》 - 英国作家游蒙古
6月12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布署名迈克•卡特，题为《到蒙古国猎鹰去》的专栏文章，讲述作者本人在蒙古国境内同生活在当地的哈萨克人一同狩猎的故事。作者在文中详细的描述了当地哈萨克人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并记录了当地人讲述的历史故事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全文转载如下：
"您瞧那儿。"Alpamas低声说道。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但一无所见。他连续朝前方掷了几块石头后，只见20米远的地方，有只动物迅速窜逃：这是一只野猫，这种平脸的珍稀野猫长得既壮实又好看，学名Pallas's cat。野猫惊恐万分，但石块对它们的威胁微不足道。这时半空中突现两个硕大的黑影，顺着雪地飞掠而来——这是两只翼展达2米（甚至更长）的金雕，它们配合默契，几乎是贴着地面一路穷追沿Z字形路线拼死逃窜的野猫。金雕快速伸出利爪（长度足有孩子指头那么长），把野猫逮了个正着，"消失"在雕翎中，只听见一阵凄惨的叫声过后，就悄无声息了。
我这是与生活在蒙古西部边陲的哈萨克猎鹰人在一起，这儿是全世界最为偏僻荒凉的地方，蒙古国的国土面积比法国、德国以及西班牙三国总和还要大。哈萨克人是游牧民族，他们并非仅限于生活在哈萨克斯坦，而是散布于中亚的大片区域。2000多年来，他们依靠牦牛、山羊、绵羊、双峰骆驼及骏马这五畜，过着温饱的生活，他们训练金雕，并依靠其来狩猎。除猎鹰狩猎之外，这种传统生活昔日一直是蒙古大草原上多数游牧民族的主要生活方式，这种境况直至近年才有所改观，如今的蒙古社会正发生着巨变。
拜访猎鹰人的旅程刚开始就差点"夭折"。我乘坐的飞机抵达乌兰巴托（Ulan Bator，蒙古首都）机场上空200米时，飞行员不得不暂时放弃着陆。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桓时，他解释说：乌兰巴托的浓雾遮蔽了机场跑道。"这儿的烟雾实在严重。"飞机安全降落后，我为期一周游的导游布央德尔吉(Buyandelger)对我说。驱车前往市区时，一股浓烈刺鼻的烟雾扑面而来，挥之不去。乌兰巴托是全世界最寒冷的首都，官方公布的最低温度达零下49度。
布央德尔吉（蒙古人通常只使用单名）解释说，苏联解体后，乌兰巴托（当地人称呼其为UB）的面积扩大为原来的三倍，人口130万，超过了全国人口的一半。一路上，我们看到路边很多悬挂着众多蓝色丝带的萨满教神圣敖包(ovoo)，又看到了很多的热电厂（它们的大烟囱里冒着滚滚浓烟，直插冰冷的天空）；也看到了流光溢彩的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与施华洛世奇(Swarovski)的专卖店（因应最新发展起来的采煤业与采铜业），还看到了古老的喇嘛庙，它们被高耸的五星级酒店以及拔地而起的现代居民楼围了个严严实实。
"这儿是蒙古包区。"布央德尔吉（简称布央）告诉我。在一大片望不见尽头的陡坡上，矗立着成千上万的蒙古包，它们是蒙古游牧民族最为传统的圆顶帐篷。我们漫步其中，犹如穿行于篝火堆中，因为每个蒙古包都烧煤取暖而冒着浓烟。"乌兰巴托60%多的居民住在蒙古包里。"布央解释道。过去15年，游牧民不断涌入乌兰巴托市定居，原因就是气候变化——夏天干旱，冬天则频发"白色死神"(zuds)的灾难性天气，结果导致牲畜全部死光。"牲畜就是牧民的命根子：它们提供肉与奶、既可作蔽体之用，又是交通工具。牧民们如今没有了牲畜，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得进城来。"布央说。
第二天，我与布央"离别"烟雾笼罩的乌兰巴托，乘坐飞机翱翔在永恒的碧空（蒙古人的说法）。从飞机上向下俯瞰，前苏联大型合作农场的轮廓以及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依稀可见，大草原上点缀着座座白色蒙古包，在阳光的照射下犹如一面面闪闪发亮的小镜子。
我们飞了四个小时才抵达与中俄交界的乌列盖(Ölgii)。曾见过猎鹰捕猎的少数老外往往会来乌列盖市现场观看猎鹰表演。这儿的市郊每年十月都会举办传统活动。乌列盖建有多家酒店，举办此类活动可让游客一饱眼福，但我们的计划则是远离乌列盖市，深入不毛之地，前往牧民住所，亲身体验他们的狩猎生活，实地观看金雕捕猎。这是Steppes Travel旅行社举办的"热身体验"活动，以检验整个组织工作（针对付费游客的首批行程将于今年年底推出）。
我们从乌列盖出发，驾驶四轮驱动的越野车全速行驶了五个小时，穿行于茫茫的冰天雪地上，一群群云雀不时在我们车周围集聚，除了寥寥几个放牧的牧民外，放眼望去，没有其它生灵之踪迹。我们最终抵达猎鹰人的冬季居所——这是一座位于山北风处的单层泥土砖房，夏季的圆顶帐篷则被"拆卸"成块，堆放在房顶，开春后由骆驼负责运往夏季牧场。男主人叫Kalehkhan，女主人叫Gakku，两人今年都是45岁，共生养了四个男孩——2岁的Jarken、3岁的Jambel、12岁的Jakhlag以及14岁的Jargal。
待我们坐着低矮的小马扎围坐于桌子后，女主人Gakku就端来了第一道菜——一大盘各式牦牛奶制品，就像层层摞起的婚礼蛋糕：甜奶酪块、干豆腐以及方盒酸奶（粘稠得只能用劲吸），享用这些美味时，我们得喝着咸味的酥油茶。Kalehkhan解释道：每到夏季，牲畜得放牧，而牧民对奶脂与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大幅减少，这时牧民家庭主要靠奶制品存货维系。在房屋角落处，女主人Gakku正在炉火中添加充作燃料的牦牛粪。
女主人随后端来了主菜——一整盘羊肉，感觉整只羊都开了炸：盘中央是羊头，周围摆放着羊肚、羊腰子、羊肠以及羊脖子。Kalehkhan首先祈祷，感谢羊的无私牺牲，然后用手撕了一块羊颊肉递给我，布央马上向我解释：哈萨克人的待客之道是客人必须吃第一口肉。随后大家就开始争相用手撕肉，蘸完汁后，大快朵颐起来。"我们哈萨克人喜欢吃肉，"Kalehkhan用手撕扯下一块羊肝后说。"羊吃草，人吃肉。"
第二天早晨，我们踏着积雪，来到Kalehkhan的牲畜栏里，他们正在给我们即将乘坐的马匹打马掌。这些蹲坐的马匹身材矮小，身高超不过14手宽（1 hand相当于4英寸），但非常强壮，速度也很惊人，每天能跑100公里。13世纪时，它们曾是成吉思汗(Genghis Khan)的秘密武器，帮助他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陆上帝国。
我的那匹马当时双腿捆绑、使劲踢蹬，喘着粗气。钉马掌时，马被翻过身来背着地，马脖子也被膝盖顶着。"蒙古马属于半野生半驯化状态，"布央说。我禁不住想：用膝盖顶住马脖子肯定让它满腔怒气。"你必须用真功夫降服它，否则它就不会理你。你常骑马吗？"
我回答道："不太骑。"
"那麻烦了。"布央说。
一位眼睛碧蓝的牧民把缰绳递给我。而其他牧民的脸上（有些饱经风霜、目光锐利的牧民带着明显的斯拉夫人特征，有些则是慈眉善目的藏族人特征）诉说着游牧民族经历的几千年风雨迁徙生活。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清脆的马蹄声，越过冰封的大草原，他们是Tugelbaya 与Dalaikhan（两人都是55岁），Dalaikhan身穿狐皮外套、头戴皮帽，深色裤子上用艳丽颜色绣着无比神圣的藏传佛教经文。两只金雕张开翅膀，停栖在两人的右臂上。这是我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一幕。
我们前去狩猎，不断向山上骑行，跨下的马走得越稳当，我就越有自信心。我们顺着裸露狭窄的山脊行走，凛冽的寒风刮在脸颊上，感觉气温比零下28度的实际温度还要低。不时有踩掉的积雪掉入深不见底的Sagsai山谷，向下俯看，只见牛羊群犹如白色帆布上的小煤尘颗粒。"蒙古的牛羊数多过全国总人口。"诗人Zahava Hanan曾这样写道，"所以山川地形还能保持着最原始的风貌。"
我们的四周就是广袤静寂的阿尔泰山(Altai Mountains)，它绵延的群峰犹如冰封的海洋。与我结伴而行的是Dalaikhan27岁的儿子Alpamas，他开始低声吟唱起来。布央说："歌的内容是那些良马。"
向山上骑行时，Dalaikhan解释说：猎鹰捕猎始于2000年前，但如今只有蒙古的哈萨克牧民还依然延续着这个古老传统。"良马与猎鹰就好比哈萨克人的双翼。"他说这是哈萨克族的古老谚语。他向我讲述猎人（哈萨克人称为berkutchi，即带着鹰的猎人）如何拉着绳子顺着悬崖下到鹰巢。在对付母鹰拼命攻击的同时，从鹰巢中快速挑出长有最锐利爪与敏锐眼睛的雏鹰（往往只选雌鹰，因为它们个头大）。他对我说：雏鹰的训练周期长达六年，金雕一般能活大约25年，长到12岁时，就把它放归山野，为的是让它们能够繁衍下一代。这是哈萨克游牧民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另一明证，证明了他们之间生生不息、年代久远的相互依存关系。
. . .
突然传来一阵尖叫，只见一只野兔拼命逃窜。两位猎人立刻摘掉金雕的眼罩，然后放飞它们。从海拔2600米的山脊向下俯瞰，犹如身处大剧院的二楼厅坐：我们看到两只金雕突然改变方向后向下俯冲，犹如无声的空中芭蕾，居高临下的两位猎人也向山下飞奔，紧追不舍。野兔最终逃之夭夭，两只金雕则飞回两位牧民身边，Dalaikhan的金雕因判断失误，俯冲时不慎刺穿了翅膀，雪地上则留下了猩红的细血丝。
当晚晚餐后，主人拿出了伏特加酒，举行了蒙古人的"三弹礼仪"(three-toast ritual)。布央把右手无名指伸入酒杯，随后在自己额头抹了一下，最后把剩余酒倒在手上。他解释道，这种礼仪可追溯至成吉思汗的父亲遭仇家毒杀。如果手上的戒指变色，说明酒中有毒。
Alpamas从墙上取下一把冬不拉（这是哈萨克人的二弦琴，弹奏出的声音就像琵琶）后，开始弹唱起凄婉的歌曲——内容就是巍峨的群山、逝去的先祖，当然还有骏马。随后，布央开始表演喉音歌唱（throat-singing，即呼麦，蒙古语称为 orkhoomii)——通过嘴形的变化在胸腔与腹部唱出两个声部的旋律，用凄婉神秘的和声模仿暴风雨与动物的各种声响。在房间角落处，戴着眼罩的金雕则站在凳子上，鹰头则滑稽地来回转动。在如此蛮荒偏僻之地的小小泥土砖房外，凛冽的寒风正在肆意呼号。
与哈萨克猎鹰人相处的最后一天，我们有幸抓获了野猫，抑或说我们前功尽弃。野猫"消失"在金雕翅膀下没一会儿，又不可思议"现了形"，然后一溜烟跑得不见了踪影。我觉得这是个迪斯尼式的美好结局。而对于哈萨克猎人来说，他们失去了毛皮与肉。迪斯尼式的美好结局在这种生存环境中毫无一席之地。
骑马返回居所时，我问布央未来的蒙古会是什么模样。他向我介绍30%的蒙古人仍过着游牧生活，但这部分人数在不断减少；他还介绍了2008年发生在乌兰巴托的骚乱事件；又介绍了乌兰巴托每年新增4.5万辆汽车；最后他向我介绍了帐篷区的高失业率问题。"每年有来自乡村的成千上万的牧民涌入乌兰巴托市，生活在帐篷区的孩子害怕牲畜，您能想象到吗？"
随着"驾驾"的声音，我们突然在大草原上飞奔起来；这些优秀的猎鹰人则兴奋地笑着喊着，惊恐万状的我则感觉命悬一线。
***
迈克•卡特是Steppes Travel旅行社（网址：steppestravel.co.uk）的游客。每位游客的九天蒙古猎鹰之旅("Eagle Hunters of Mongolia")最低旅费为3075英镑，伦敦至乌兰巴托的单程机票若是计入，则每位游客的游费不低于3695英镑。
"您瞧那儿。"Alpamas低声说道。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但一无所见。他连续朝前方掷了几块石头后，只见20米远的地方，有只动物迅速窜逃：这是一只野猫，这种平脸的珍稀野猫长得既壮实又好看，学名Pallas's cat。野猫惊恐万分，但石块对它们的威胁微不足道。这时半空中突现两个硕大的黑影，顺着雪地飞掠而来——这是两只翼展达2米（甚至更长）的金雕，它们配合默契，几乎是贴着地面一路穷追沿Z字形路线拼死逃窜的野猫。金雕快速伸出利爪（长度足有孩子指头那么长），把野猫逮了个正着，"消失"在雕翎中，只听见一阵凄惨的叫声过后，就悄无声息了。
我这是与生活在蒙古西部边陲的哈萨克猎鹰人在一起，这儿是全世界最为偏僻荒凉的地方，蒙古国的国土面积比法国、德国以及西班牙三国总和还要大。哈萨克人是游牧民族，他们并非仅限于生活在哈萨克斯坦，而是散布于中亚的大片区域。2000多年来，他们依靠牦牛、山羊、绵羊、双峰骆驼及骏马这五畜，过着温饱的生活，他们训练金雕，并依靠其来狩猎。除猎鹰狩猎之外，这种传统生活昔日一直是蒙古大草原上多数游牧民族的主要生活方式，这种境况直至近年才有所改观，如今的蒙古社会正发生着巨变。
拜访猎鹰人的旅程刚开始就差点"夭折"。我乘坐的飞机抵达乌兰巴托（Ulan Bator，蒙古首都）机场上空200米时，飞行员不得不暂时放弃着陆。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桓时，他解释说：乌兰巴托的浓雾遮蔽了机场跑道。"这儿的烟雾实在严重。"飞机安全降落后，我为期一周游的导游布央德尔吉(Buyandelger)对我说。驱车前往市区时，一股浓烈刺鼻的烟雾扑面而来，挥之不去。乌兰巴托是全世界最寒冷的首都，官方公布的最低温度达零下49度。
布央德尔吉（蒙古人通常只使用单名）解释说，苏联解体后，乌兰巴托（当地人称呼其为UB）的面积扩大为原来的三倍，人口130万，超过了全国人口的一半。一路上，我们看到路边很多悬挂着众多蓝色丝带的萨满教神圣敖包(ovoo)，又看到了很多的热电厂（它们的大烟囱里冒着滚滚浓烟，直插冰冷的天空）；也看到了流光溢彩的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与施华洛世奇(Swarovski)的专卖店（因应最新发展起来的采煤业与采铜业），还看到了古老的喇嘛庙，它们被高耸的五星级酒店以及拔地而起的现代居民楼围了个严严实实。
"这儿是蒙古包区。"布央德尔吉（简称布央）告诉我。在一大片望不见尽头的陡坡上，矗立着成千上万的蒙古包，它们是蒙古游牧民族最为传统的圆顶帐篷。我们漫步其中，犹如穿行于篝火堆中，因为每个蒙古包都烧煤取暖而冒着浓烟。"乌兰巴托60%多的居民住在蒙古包里。"布央解释道。过去15年，游牧民不断涌入乌兰巴托市定居，原因就是气候变化——夏天干旱，冬天则频发"白色死神"(zuds)的灾难性天气，结果导致牲畜全部死光。"牲畜就是牧民的命根子：它们提供肉与奶、既可作蔽体之用，又是交通工具。牧民们如今没有了牲畜，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得进城来。"布央说。
第二天，我与布央"离别"烟雾笼罩的乌兰巴托，乘坐飞机翱翔在永恒的碧空（蒙古人的说法）。从飞机上向下俯瞰，前苏联大型合作农场的轮廓以及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依稀可见，大草原上点缀着座座白色蒙古包，在阳光的照射下犹如一面面闪闪发亮的小镜子。
我们飞了四个小时才抵达与中俄交界的乌列盖(Ölgii)。曾见过猎鹰捕猎的少数老外往往会来乌列盖市现场观看猎鹰表演。这儿的市郊每年十月都会举办传统活动。乌列盖建有多家酒店，举办此类活动可让游客一饱眼福，但我们的计划则是远离乌列盖市，深入不毛之地，前往牧民住所，亲身体验他们的狩猎生活，实地观看金雕捕猎。这是Steppes Travel旅行社举办的"热身体验"活动，以检验整个组织工作（针对付费游客的首批行程将于今年年底推出）。
我们从乌列盖出发，驾驶四轮驱动的越野车全速行驶了五个小时，穿行于茫茫的冰天雪地上，一群群云雀不时在我们车周围集聚，除了寥寥几个放牧的牧民外，放眼望去，没有其它生灵之踪迹。我们最终抵达猎鹰人的冬季居所——这是一座位于山北风处的单层泥土砖房，夏季的圆顶帐篷则被"拆卸"成块，堆放在房顶，开春后由骆驼负责运往夏季牧场。男主人叫Kalehkhan，女主人叫Gakku，两人今年都是45岁，共生养了四个男孩——2岁的Jarken、3岁的Jambel、12岁的Jakhlag以及14岁的Jargal。
待我们坐着低矮的小马扎围坐于桌子后，女主人Gakku就端来了第一道菜——一大盘各式牦牛奶制品，就像层层摞起的婚礼蛋糕：甜奶酪块、干豆腐以及方盒酸奶（粘稠得只能用劲吸），享用这些美味时，我们得喝着咸味的酥油茶。Kalehkhan解释道：每到夏季，牲畜得放牧，而牧民对奶脂与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大幅减少，这时牧民家庭主要靠奶制品存货维系。在房屋角落处，女主人Gakku正在炉火中添加充作燃料的牦牛粪。
女主人随后端来了主菜——一整盘羊肉，感觉整只羊都开了炸：盘中央是羊头，周围摆放着羊肚、羊腰子、羊肠以及羊脖子。Kalehkhan首先祈祷，感谢羊的无私牺牲，然后用手撕了一块羊颊肉递给我，布央马上向我解释：哈萨克人的待客之道是客人必须吃第一口肉。随后大家就开始争相用手撕肉，蘸完汁后，大快朵颐起来。"我们哈萨克人喜欢吃肉，"Kalehkhan用手撕扯下一块羊肝后说。"羊吃草，人吃肉。"
第二天早晨，我们踏着积雪，来到Kalehkhan的牲畜栏里，他们正在给我们即将乘坐的马匹打马掌。这些蹲坐的马匹身材矮小，身高超不过14手宽（1 hand相当于4英寸），但非常强壮，速度也很惊人，每天能跑100公里。13世纪时，它们曾是成吉思汗(Genghis Khan)的秘密武器，帮助他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陆上帝国。
我的那匹马当时双腿捆绑、使劲踢蹬，喘着粗气。钉马掌时，马被翻过身来背着地，马脖子也被膝盖顶着。"蒙古马属于半野生半驯化状态，"布央说。我禁不住想：用膝盖顶住马脖子肯定让它满腔怒气。"你必须用真功夫降服它，否则它就不会理你。你常骑马吗？"
我回答道："不太骑。"
"那麻烦了。"布央说。
一位眼睛碧蓝的牧民把缰绳递给我。而其他牧民的脸上（有些饱经风霜、目光锐利的牧民带着明显的斯拉夫人特征，有些则是慈眉善目的藏族人特征）诉说着游牧民族经历的几千年风雨迁徙生活。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清脆的马蹄声，越过冰封的大草原，他们是Tugelbaya 与Dalaikhan（两人都是55岁），Dalaikhan身穿狐皮外套、头戴皮帽，深色裤子上用艳丽颜色绣着无比神圣的藏传佛教经文。两只金雕张开翅膀，停栖在两人的右臂上。这是我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一幕。
我们前去狩猎，不断向山上骑行，跨下的马走得越稳当，我就越有自信心。我们顺着裸露狭窄的山脊行走，凛冽的寒风刮在脸颊上，感觉气温比零下28度的实际温度还要低。不时有踩掉的积雪掉入深不见底的Sagsai山谷，向下俯看，只见牛羊群犹如白色帆布上的小煤尘颗粒。"蒙古的牛羊数多过全国总人口。"诗人Zahava Hanan曾这样写道，"所以山川地形还能保持着最原始的风貌。"
我们的四周就是广袤静寂的阿尔泰山(Altai Mountains)，它绵延的群峰犹如冰封的海洋。与我结伴而行的是Dalaikhan27岁的儿子Alpamas，他开始低声吟唱起来。布央说："歌的内容是那些良马。"
向山上骑行时，Dalaikhan解释说：猎鹰捕猎始于2000年前，但如今只有蒙古的哈萨克牧民还依然延续着这个古老传统。"良马与猎鹰就好比哈萨克人的双翼。"他说这是哈萨克族的古老谚语。他向我讲述猎人（哈萨克人称为berkutchi，即带着鹰的猎人）如何拉着绳子顺着悬崖下到鹰巢。在对付母鹰拼命攻击的同时，从鹰巢中快速挑出长有最锐利爪与敏锐眼睛的雏鹰（往往只选雌鹰，因为它们个头大）。他对我说：雏鹰的训练周期长达六年，金雕一般能活大约25年，长到12岁时，就把它放归山野，为的是让它们能够繁衍下一代。这是哈萨克游牧民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另一明证，证明了他们之间生生不息、年代久远的相互依存关系。
. . .
突然传来一阵尖叫，只见一只野兔拼命逃窜。两位猎人立刻摘掉金雕的眼罩，然后放飞它们。从海拔2600米的山脊向下俯瞰，犹如身处大剧院的二楼厅坐：我们看到两只金雕突然改变方向后向下俯冲，犹如无声的空中芭蕾，居高临下的两位猎人也向山下飞奔，紧追不舍。野兔最终逃之夭夭，两只金雕则飞回两位牧民身边，Dalaikhan的金雕因判断失误，俯冲时不慎刺穿了翅膀，雪地上则留下了猩红的细血丝。
当晚晚餐后，主人拿出了伏特加酒，举行了蒙古人的"三弹礼仪"(three-toast ritual)。布央把右手无名指伸入酒杯，随后在自己额头抹了一下，最后把剩余酒倒在手上。他解释道，这种礼仪可追溯至成吉思汗的父亲遭仇家毒杀。如果手上的戒指变色，说明酒中有毒。
Alpamas从墙上取下一把冬不拉（这是哈萨克人的二弦琴，弹奏出的声音就像琵琶）后，开始弹唱起凄婉的歌曲——内容就是巍峨的群山、逝去的先祖，当然还有骏马。随后，布央开始表演喉音歌唱（throat-singing，即呼麦，蒙古语称为 orkhoomii)——通过嘴形的变化在胸腔与腹部唱出两个声部的旋律，用凄婉神秘的和声模仿暴风雨与动物的各种声响。在房间角落处，戴着眼罩的金雕则站在凳子上，鹰头则滑稽地来回转动。在如此蛮荒偏僻之地的小小泥土砖房外，凛冽的寒风正在肆意呼号。
与哈萨克猎鹰人相处的最后一天，我们有幸抓获了野猫，抑或说我们前功尽弃。野猫"消失"在金雕翅膀下没一会儿，又不可思议"现了形"，然后一溜烟跑得不见了踪影。我觉得这是个迪斯尼式的美好结局。而对于哈萨克猎人来说，他们失去了毛皮与肉。迪斯尼式的美好结局在这种生存环境中毫无一席之地。
骑马返回居所时，我问布央未来的蒙古会是什么模样。他向我介绍30%的蒙古人仍过着游牧生活，但这部分人数在不断减少；他还介绍了2008年发生在乌兰巴托的骚乱事件；又介绍了乌兰巴托每年新增4.5万辆汽车；最后他向我介绍了帐篷区的高失业率问题。"每年有来自乡村的成千上万的牧民涌入乌兰巴托市，生活在帐篷区的孩子害怕牲畜，您能想象到吗？"
随着"驾驾"的声音，我们突然在大草原上飞奔起来；这些优秀的猎鹰人则兴奋地笑着喊着，惊恐万状的我则感觉命悬一线。
***
迈克•卡特是Steppes Travel旅行社（网址：steppestravel.co.uk）的游客。每位游客的九天蒙古猎鹰之旅("Eagle Hunters of Mongolia")最低旅费为3075英镑，伦敦至乌兰巴托的单程机票若是计入，则每位游客的游费不低于3695英镑。
蒙古国著名历史学家：哈萨克是突厥的真正继承者
记者：请谈谈哈萨克汗国55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您的与此相关的研究
伊斯拉姆：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历史紧密相联，讲哈萨克汗国首先要讲突厥汗国。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阿勒克依•马尔古兰（Әлкей Марғұлан）坚持说哈萨克民族有3000年的历史，叶尔姆汗•别克马汗诺夫（Ермұхан Бекмаханов）撰写哈萨克汗国历史，他们都遭到了迫害。我从1962年以来一直在进行蒙古和哈萨克历史比较研究，如果，只研究突厥历史，我们无法完全认识游牧民族的历史，所以，蒙古史有特殊地位。蒙古历史开始于1206年成吉思汗创立游牧民族帝国，哈萨克是在这个帝国中的许多民族和族群中的一员，其中包括克普卡克（қыпшақ）、克烈（ керей）、乃曼（ найман）、加拉伊尔（ жалайыр）、孔尔阿特（ қоңырат）等许多部落。对此，成书于1240年的《元朝秘史》（中文）里有详细的记录。我把这本书以《蒙古秘史》的书名翻译成哈萨克语，用其中的资料和突厥历史做比较，进行了50年的研究。现在，世界上有28个突厥民族和族群，7个独立国家，其中之一是蒙古国。在苏联时期，以至于以后的历史课程里讲的都是突厥-蒙古史。突厥民族和蒙古族最大的区别是蒙古族信仰佛教。3000年以来，在今天的蒙古国境内，从萨克人（сақ）时期和匈奴（ғұн）时期开始， 居住的民族首属哈萨克人。
蒙古国打算把匈奴历史确定为2226年，哈萨克学者认为，匈奴是中亚民族、游牧民族的代表哈萨克人的前身。2226年前，穆德赛因（Мүдде Сайын哈萨克历史上有记载）建立国家，然后，库勒铁根和波勒格恩（Көктүріктің Күлтегін мен Білген）建立了卡尔-阔尔姆（Қар-Қорым）国，在此之前卡尔-阔尔姆（Қар-Қорым）的所在地是乃曼（Найман）国的首都。在离乌兰巴托28公里的地方，过了纳赖合（Налайх）市可以看到托纳阔克（Тоныкөк）的墓，离那里不远，是克烈（Керей）国的首都。
我通过研究《蒙古秘史》得知，1206年游牧民族帝国建立时，乃曼（Найман）国的秘书塔塔图恩卡（Тататұнқа ）掌管帝国的公文事务，他曾教成吉思汗的亲弟弟哈斯尔（Хасыр）识字。还了解到蒙古语里教师（багш）一词，是来自哈萨克语（бақсы）。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证明，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使用的是古突厥语，例如，铁木真的名字是从哈萨克语Жеңіс хан演变而来的；蒙古人把4名将军写成 4个төбет，蒙古学者认 为，从前突厥人称公狗为төбет，我在论文里写过，哈萨克语里төбет一词的含义至今没有变。《蒙古秘史》最早的版本中40%是用古突厥语写成的，我的研究证明了古突厥语和哈萨克语同源。根据史料，我认为，当时的乃曼（найман）历史学家塔塔图恩卡(Тататұнқа)和克烈（керей）历史学家赤纳盖•奇恩散（Шынағай Чинсан）共同书写了《蒙古秘史》。
记者：哈萨克是突厥真正传人吗？
伊斯拉姆：当然。我认为突厥民族的母系是哈萨克，父系是突厥。这个结论已被欧洲历史学界在突厥学研究领域证实过。如果说，世界上主要有8个游牧民族，哈萨克、蒙古和吉尔吉斯是公认的游牧民族。在他们之前有萨克人（сақ）部族，我们都源自于它。Қазақ（哈萨克）是出自қассақ和нағызсақ，我可以证明。在苏联时期，持这样的观点的只有阿勒克依•马尔古兰（Әлкей Марғұлан, ）叶尔姆汗•别克马汗诺夫（Ермұхан Бекмаханов）,穆萨泰•阿肯江诺夫（ Мұсатай Ахынжанов ）等几个人。
我有两个导师，一位是把"蒙古秘史"翻译成蒙语的科学院院士臣丁•达姆丁素仁（Цэндийн Дамдинсурэн），第二位是科学院院士琳钦•比姆巴耶夫Ринчэн Бимбаев。他们在有关突厥和蒙古同源的著作中写到："我们同宗同源。Біз түбіміз бір, киіз туырлықты, ағаш уықты, тегіміз бір халықпыз。"
在大学读书时，我曾写过成吉思汗的法律«Ұлы Яса»是突厥民族、哈萨克人写的。蒙古人在历史上尚武善战，我证明моңғол（蒙古）出自мың қол（一千个骑士）。在历史上，蒙格特（мыңғыт）部族妇女也挎着宝剑，穿戴就像男人，因为，如果男士数量不过千，得不到独立放牧的机会。为了生存，无论如何都要凑足一千骑士，蒙古的名字来自于此。
记者：现在，有人说成吉思汗是蒙古，有人说是哈萨克，有人说是塔塔尔，您怎么认为？
伊斯拉姆：是有这样的争议。就此，可以具体地讲，成吉思汗唯一在世的后人是哈萨克著名的建筑师朔特•瓦利汗诺夫（Шот-Аман Уәлиханов），他是成吉思汗第23代后人。阿布莱汗和乔坎•瓦利哈诺夫等哈萨克历史人物也是成吉思汗的后人。
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在蒙古帝国800周年纪念活动中，蒙古国成吉思汗科学院为成吉思汗的后代朔特•瓦利汗诺夫（Шота Уәлиханов）授予名誉院士称号，成吉思汗科学院名誉院长证书和成吉思汗金质奖章。哈萨克斯坦延续成吉思汗血脉8个世纪之久，我通过媒体，表达了自己的自豪之情。
成吉思汗家族和哈萨克人不分你我，他们聚集众多族群，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在那里，哈萨克人（称为克普恰克）位居水草丰茂之地安居乐业，他们中间的克烈和乃曼在蒙古帝国内显示了突出的文明发展程度。
记者：您是为蒙古国科学发展做过重大贡献的社会活动家，这是不是意味着蒙古国科学界和政界认同您的观点？
伊斯拉姆：历史学家讲求诚实，深度探寻历史并用丰富的材料求证其真伪。我深入研究了《蒙古秘史》，我的《世界哈萨克历史》《克烈的大篷车Керейлер керуені》《蒙古国哈萨克历史》《成吉思汗和游牧民族》《突厥民族同源》等著作是我对科学所做的一点贡献。我的《哈萨克父老乡亲》里详细地介绍了哈萨克民族。同时，我多年来研究以突厥民族为主的7个亚洲国家以及近其它30个国家历史写成的《图兰世界》（Тұран әлемі）蒙古语版获得国家图书奖。
我主持翻译了穆赫塔尔•阿沃佐夫 伊利亚斯•叶森博尔林 沙比提•姆卡诺夫 卡勒马汗•阿布德卡德尔若夫 朱巴恩•莫勒达尕利耶夫 安瓦尔•阿勒姆江诺夫 沃尔加•苏莱曼诺夫 等人的著作，以及《德恩穆哈麦德•阔纳耶夫自传》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在历史的长河中》（Тарих толқынында）和《充满考验的10年》（Сындарлы он жыл）。在1995年的阿拜年之际，我将阿拜的全部著作翻译成蒙古语，我还翻译了哈萨克经典影片《克孜吉别克》（Қыз Жібек）。我们现在正在争取以图冉•热斯库洛夫（Тұрар• Рысқұлов）名字命名一条乌兰巴托大街。
记者：请谈谈图冉•热斯库洛夫在蒙古国历史上的地位。
伊斯拉姆：乌兰巴托的名字是图热斯库洛夫起的。1920年列宁委派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蒙古国，1924年，当蒙古国制定宪法时，热斯库洛夫起的蒙古国首都的名字被写入宪法。1974年蒙古国独立50周年，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外长安德列•葛罗米柯等参加了庆祝活动。去蒙古国之前，勃列日涅夫给时任哈萨克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德恩穆哈麦德•库纳耶夫打电话说："我准备前往乌兰巴托参加蒙古国独立和蒙古宪法颁布50周年庆祝活动，你知道热斯库洛夫参与了制定蒙古国宪法和宣布蒙古国独立的相关事项，而且那里还有你的同胞，我希望你能一起去。"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热斯库洛夫在蒙古历史上的地位。
记者：请谈谈庆祝哈萨克汗国建立550周年纪念活动的意义
伊斯拉姆：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巨大勇气和成就之一是他宣布了哈萨克历史的重要节点-哈萨克汗国成立550周年。哈萨克人在3000年的历史中，为后人留下了广袤的国土，保持了民族语言、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这样的民族在世界上不多见。
哈萨克民族有句谚语，大致是说，知道7代家谱的人心怀大众，只想自己的人没有大出息。"Жеті атасын білген ұл жеті жұрттың қамын жер, өзін ғана білген ұл құлағы мен жағын жер"像哈萨克人那样，人人铭记至少7代家谱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其中，有人可以记住70代家谱，他们还将民族历史写进民谣和诗歌口口相传。一代人按照30年计算，70代是2100年。
我认为，中亚突厥-蒙古民族中，可以永垂青史 的历史人物有三个，即成吉思汗、现代土耳其国家的缔造者穆斯塔法•阿塔图尔克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创造的业绩，使哈萨克斯坦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古代回鹘体蒙古文《昭告天地书》
内蒙古岩画研究人员日前在大兴安岭一处岩石上发现黑色竖排文字。经文字专家初步确认，此处墨书岩画为13－14世纪用回鹘体蒙古文书写的《昭告天地书》。
发现这处古代蒙古文题记的岩石上蒙古文的大意为：
“天地之书：平民不得入内！天地之书：提防占据之人！因此特书。”后附有多个人名。但人名目前还未译出。
根据岩画所在地方的地理位置、地质环境特征，此处蒙古文题记可能是蒙古汗廷《昭告天地书》，而岩画所书的巨岩，可能为蒙古族原始宗教萨满教的礼仪活动处所。
回鹘体蒙古文是成吉思汗时代用回鹘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蒙古文字。在大兴安岭岩石上发现的古代蒙古文，虽然因年代久远，大部分文字结构受损，辨别有难度，但部分文字可根据线条走向判断其结构，据此再联系语句环境，可判断具体内容。
这处在较罕见的古代蒙古文墨书岩画，对研究蒙元早期发祥史、宗教信仰演变、迁徙脉络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发现这处古代蒙古文题记的岩石上蒙古文的大意为：
“天地之书：平民不得入内！天地之书：提防占据之人！因此特书。”后附有多个人名。但人名目前还未译出。
根据岩画所在地方的地理位置、地质环境特征，此处蒙古文题记可能是蒙古汗廷《昭告天地书》，而岩画所书的巨岩，可能为蒙古族原始宗教萨满教的礼仪活动处所。
回鹘体蒙古文是成吉思汗时代用回鹘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蒙古文字。在大兴安岭岩石上发现的古代蒙古文，虽然因年代久远，大部分文字结构受损，辨别有难度，但部分文字可根据线条走向判断其结构，据此再联系语句环境，可判断具体内容。
这处在较罕见的古代蒙古文墨书岩画，对研究蒙元早期发祥史、宗教信仰演变、迁徙脉络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2015年6月14日星期日
蒙古、捷克将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自贸区合作备忘录
俄塔斯社6月10日消息，欧亚经济委员会执委会主席赫里斯坚科表示，欧亚经济联盟将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框架下与蒙古、捷克签署自贸区合作备忘录。
赫里斯坚科称，目前已有以色列、埃及、印度等40个国家希与欧亚经济联盟开展互惠合作。
赫里斯坚科称，目前已有以色列、埃及、印度等40个国家希与欧亚经济联盟开展互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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