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总统向老人及其家人致以节日问候，赠送了节日礼物并表示："纳乌鲁兹节是春天来临的日子，这一天也将带来希望与欢乐。" 科勒什•阿克苏力坦在蒙古教育界工作了53年之久。
其中在蒙古国国立大学经济系以教授身份工作40年，后13年则在蒙古大学执教。 目前，这位已经退休的功勋教育人士，与妻子、四个子女及六个孙儿一起，居住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2017年3月26日星期日
蒙古国总统拜访该国知名哈萨克族教育家过纳乌鲁兹节
纳乌鲁兹节期间，蒙古国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拜访该国知名哈萨克族教育家、学者科勒什•阿克苏力坦，并同其家人共同欢度佳节。
蒙古国总统向老人及其家人致以节日问候，赠送了节日礼物并表示："纳乌鲁兹节是春天来临的日子，这一天也将带来希望与欢乐。" 科勒什•阿克苏力坦在蒙古教育界工作了53年之久。
其中在蒙古国国立大学经济系以教授身份工作40年，后13年则在蒙古大学执教。 目前，这位已经退休的功勋教育人士，与妻子、四个子女及六个孙儿一起，居住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蒙古国总统向老人及其家人致以节日问候，赠送了节日礼物并表示："纳乌鲁兹节是春天来临的日子，这一天也将带来希望与欢乐。" 科勒什•阿克苏力坦在蒙古教育界工作了53年之久。
其中在蒙古国国立大学经济系以教授身份工作40年，后13年则在蒙古大学执教。 目前，这位已经退休的功勋教育人士，与妻子、四个子女及六个孙儿一起，居住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2017年3月23日星期四
蒙古帝国为何停止西进征服世界
1851年，爱德华·克雷西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从马拉松到滑铁卢改变世界历史的十五大战役》，这本书中首次提出的“决定性战役”的概念，日后变得非常流行，并引起后世许多历史学家的效仿。发生在1260年的艾因贾鲁特战役正是这样一场被许多人视为终结了蒙古帝国向西扩张的决定性战役。
1252年7月，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发动了蒙古帝国的第三次西征，在各宗王部众中每十人抽出二人，组成十二万大军，交由胞弟旭烈兀统率西进。蒙古铁骑如狂飙一样扫过中东大地，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并处死哈里发，立国五百余年的阿拔斯王朝最终灭亡。1260年初，蒙古军又攻克了今天依旧战火频燃的叙利亚重镇阿勒颇与大马士革。这年夏天，蒙古军的先锋已经抵达加沙，距离非洲只有一步之遥。
但这时，蒙哥大汗去世（1259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的消息传到旭烈兀军营，旭烈兀命前锋怯的不花镇守叙利亚，自己则率领主力于1260年6月26日东回大不里士（建立伊利汗国），第三次西征在事实上已经结束。虽然旭烈兀也曾经遣使埃及，要求马穆鲁克王朝素丹（又译“苏丹”、“算端”）投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埃及已经成为蒙古的下一个目标——第三代蒙古大汗贵由曾经在国书里要求罗马教皇降服，但蒙古军从来没有制定过入侵意大利的计划。事实上，在充满制度自信的13世纪的黄金家族征服者眼里，“大蒙古国”与别国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战争或者降服。
统治埃及的马穆鲁克（原意为“奴隶”）在蒙古人的威胁面前选择了抵抗，竟斩杀蒙古使者及其随从3人。最高统治者库土斯素丹下令征召全国军队，逃役者处以笞刑。为了筹措军饷，库土斯命令征收所得税和人丁税。1260年7月16日，库土斯亲率倾国之兵（大约3万人）离开埃及，开赴叙利亚，最终于9月3日在距约旦河左岸的贝桑西北15公里处艾因贾鲁特与怯的不花率领的蒙古军（可能只有1万人）相遇。即使这只是一支蒙古军偏师，即使马穆鲁克军队可能在人数上占有很大优势，战役仍然十分激烈，直到库土斯亲自上阵，高呼“愿安拉佑其臣仆战胜鞑靼人”，马穆鲁克人才艰难获胜，俘杀怯的不花并重夺直到幼发拉底河的叙利亚地区。但马穆鲁克的统治集团注定只能同患难，无法共富贵。1260年10月24日，利欲熏心的大将拜伯尔斯由于没有获得阿勒颇作为封地，居然在叙利亚回兵埃及的路上，手起刀落，把库土斯的头给砍了，并继任了素丹的王位。
这场战役的经过仅此而已。蒙古人虽遭失败，但主力尚存，就像怯的不花自己说的那样，“不应当让汗王过分伤心于一支蒙古军队的丧失。他可以设想到这只是在一年内他的兵士的妻子没有怀孕，他的马场内没有生驹……”短短两个月后，1260年11月底，一支蒙古军队就又重新进入叙利亚，再次抢掠了阿勒颇。可见旭烈兀并没有放弃夺取“肥沃新月地带”的企图，而艾因贾鲁特战役的“伟大历史意义”，如《全球通史》里所说的“挽救了伊斯兰教世界，标志着蒙古帝国衰亡的开端”，也显得颇有些言过其实了。
疲于内战的“黄金家族”
实际上，伊利汗国的主要目标是叙利亚而不是埃及。因为伊利汗国的蒙古人经由臣属的安纳托利亚和小亚美尼亚的“间接”商路远远不够。为鼓励贸易尤其是从地中海贸易中分享更多的商业利益，伊利汗国必须控制叙利亚，掌握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与西方世界展开直接贸易的出海口。
但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旭烈兀（和他的伊利汗国后继者们）却无法把这一企图付诸实施。原因在于，旭烈兀与“黄金家族”在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亲戚们发生了分裂。伊利汗国占据的外高加索地区（里海和黑海之间的陆路地区）是金帐汗国唯一一条通向南方地中海、黑海地区的通道。因此，金帐汗国大汗别儿哥公然向旭烈兀索要阿塞拜疆的土地，旭烈兀对他的这位堂兄当年为蒙哥大汗效力时经常派遣急使向自己发号施令本来已经很不满，如今干脆撕破脸皮“虽说他是兄长，但他即毫不谦逊，而对我威胁强迫，那我就再也不尊重他了”，干脆将自己的汗国首都定在了阿塞拜疆地区的大不里士（今属伊朗）。于是，黄金家族第三代之间的亲情在利益面前已经荡然无存，1262年起，旭烈兀与别儿哥为争夺阿塞拜疆的地盘兵戎相见，结果旭烈兀先胜后败，不久在郁闷中去世（1265年）。
“黄金家族”之间的仇恨仍在延续。别儿哥趁旭烈兀之子登基未久，以30万骑兵南下，结果在一条河边被伊尔汗国的军队阻止，两军隔河相互射箭，相持了14天。最后别儿哥病死道中，大军于是护送他的灵枢回国。到了1280年，新任金帐汗脱脱蒙哥再次入侵伊利汗国，结果被“杀死了军队的一个统将和许多士兵”，脱脱蒙哥也因战败而心痛至极，最后一命呜呼。”十年之后，金帐汗忙哥帖木儿又率一万多人入侵伊利汗国边境，又被杀死三百人，俘虏若干……就这样，已然形成血海深仇的两个蒙古国家在外高加索地区两败俱伤的战事竟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
不唯如此。1270年，觊觎伊利汗国土地的察合台汗八刺也进兵伊利汗国，虽被伊利汗国打得落花流水，仅带着五千残兵逃回；但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之间从此也变得兵连祸结。1272年伊利汗派军侵入察合台汗国、次年更攻入察哈台汗国的首府，纵兵一周，“居民之未能逃走者多被屠杀，伊利汗国的军队带回波斯的俘虏达五万人之多。”但伊利汗国的东部边境也不断遭受来自河中的察合台军队劫掠，人畜财物损失无算，譬如1295年察合台汗国军队五万就在伊利汗国抄掠达2个月之久，“将20万妇女，儿童掳走充作奴隶”。甚至晚至1314年，察合台汗也先不花为了在与元军交战失利后避免“我们的地盘和兀鲁思（指国家）就会变得比瞎子的视界和蚁穴更为狭窄”，居然“向西方及呼罗珊之地掠夺”，入侵伊利汗国以弥补失地。虽然比起钦察汗国的入侵这些战事尚未构成对伊利汗国的严重威胁，但也已经足够使得大不里士的统治者们焦头烂额不暇他顾。
幸运的马穆鲁克
马穆鲁克人完成了政权的整合。这是一个由一批外来的突厥奴隶在埃及建立起来的军事寡头政权。“作为奴隶出身的新兴统治者拜伯尔斯急切需要获得合法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哈里发的册封。1261年，拜伯尔斯把逃亡到大马士革的前阿拔斯王朝末代哈里发的叔父请到开罗，并在市中心的大清真寺使他在盛大和隆重的仪式上就任哈里发，称穆斯坦绥尔，并迅速地诏告伊斯兰世界。作为政治利益回报，“新任哈里发在同一清真寺为拜伯尔斯穿上阿拔斯王朝的黑色长袍，被册封为全世界的素丹”。于是，马穆鲁克王朝成了合法的穆斯林王朝，开罗也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中心。
等到伊利汗国在与蒙古国家的内战间隙中终于腾出手来进军叙利亚时，他们需要面对的已经是一个通过战胜地中海东岸的一系列十字军国家而变得更为强大的马穆鲁克王朝。1277年，马穆鲁克军队甚至敢于主动进攻今天土耳其境内的蒙古驻军，当地的“蒙古军统帅阵亡，（1.4万）蒙古军大多被击毙”。1281年，5万伊利汗国的蒙古军，在3万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等基督教盟军协助下浩浩荡荡进军叙利亚。这年9月，马穆鲁克素丹亲率8万军队与蒙古军展开会战，初战双方互有胜负，直到素丹亲临战场指挥并遣将诈降，蒙古军统帅遭突袭，坠马而逃，蒙古军大乱。马穆鲁克人乘机发起总攻，以优势兵力全线击溃敌军，收复阿勒颇，再一次将蒙古人逐出叙利亚。
即使在伊利汗国最为兴盛的合赞汗（1295-1304年在位）时期，马穆鲁克人仍旧是蒙古人难以征服的劲敌：马穆鲁克的骑兵精于骑射，刀法也极其出色，可以在策马飞奔时挥刀劈中悬挂在空中的一枚沙果。1299年，合赞汗进行全国动员，“十人中检军五人，每人应有马五匹，军装全副……以驼五千运输军粮”，集结了九万骑兵入侵叙利亚，第一次击败马穆鲁克军队并重夺大马士革。但当第二年2月合赞汗返回大不里士后，征服地相继叛归马穆鲁克，4月份的时候，大马士革城的公共祈祷中又恢复了马穆鲁克素丹的名字，蒙古人在叙利亚所统治的时间还不足百天。
合赞汗遂于1300年又命统帅忽都鲁沙进军叙利亚，由于天气严寒，不利作战，双方便鸣金收兵。不久，合赞汗提出议和，条件是要求马穆鲁克称臣，这一提议遭到了马穆鲁克的拒绝。合赞汗只能于1303年三征叙利亚。作为先锋的5万蒙古军与马穆鲁克军队于4月20日在大马士革附近的苏法尔草原激战，初战蒙古军告捷，但终因蒙古军缺水乏食，全军溃败，死伤不计其数。埃及军奋勇追击，俘虏蒙古士兵1万余人，缴获战马2万匹，给蒙古军以毁灭性打击。11月，合赞汗只能撤军回波斯。
苏法尔草原的惨败重创了伊利汗国的军事力量。从此之后，在波斯的蒙古人再也力继续对外扩张。1312年，一支小规模的蒙古军尝试攻掠叙利亚，结果无功而返。这也是蒙古军最后一次越过幼发拉底河。这时的“埃及、叙利亚和希贾兹素丹国（指马穆鲁克），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支柱和穆斯林的宗教堡垒”。而此时，距离艾因贾鲁特战役，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之久。
1252年7月，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发动了蒙古帝国的第三次西征，在各宗王部众中每十人抽出二人，组成十二万大军，交由胞弟旭烈兀统率西进。蒙古铁骑如狂飙一样扫过中东大地，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并处死哈里发，立国五百余年的阿拔斯王朝最终灭亡。1260年初，蒙古军又攻克了今天依旧战火频燃的叙利亚重镇阿勒颇与大马士革。这年夏天，蒙古军的先锋已经抵达加沙，距离非洲只有一步之遥。
但这时，蒙哥大汗去世（1259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的消息传到旭烈兀军营，旭烈兀命前锋怯的不花镇守叙利亚，自己则率领主力于1260年6月26日东回大不里士（建立伊利汗国），第三次西征在事实上已经结束。虽然旭烈兀也曾经遣使埃及，要求马穆鲁克王朝素丹（又译“苏丹”、“算端”）投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埃及已经成为蒙古的下一个目标——第三代蒙古大汗贵由曾经在国书里要求罗马教皇降服，但蒙古军从来没有制定过入侵意大利的计划。事实上，在充满制度自信的13世纪的黄金家族征服者眼里，“大蒙古国”与别国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战争或者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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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各汗国 资料图 |
这场战役的经过仅此而已。蒙古人虽遭失败，但主力尚存，就像怯的不花自己说的那样，“不应当让汗王过分伤心于一支蒙古军队的丧失。他可以设想到这只是在一年内他的兵士的妻子没有怀孕，他的马场内没有生驹……”短短两个月后，1260年11月底，一支蒙古军队就又重新进入叙利亚，再次抢掠了阿勒颇。可见旭烈兀并没有放弃夺取“肥沃新月地带”的企图，而艾因贾鲁特战役的“伟大历史意义”，如《全球通史》里所说的“挽救了伊斯兰教世界，标志着蒙古帝国衰亡的开端”，也显得颇有些言过其实了。
疲于内战的“黄金家族”
实际上，伊利汗国的主要目标是叙利亚而不是埃及。因为伊利汗国的蒙古人经由臣属的安纳托利亚和小亚美尼亚的“间接”商路远远不够。为鼓励贸易尤其是从地中海贸易中分享更多的商业利益，伊利汗国必须控制叙利亚，掌握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与西方世界展开直接贸易的出海口。
但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旭烈兀（和他的伊利汗国后继者们）却无法把这一企图付诸实施。原因在于，旭烈兀与“黄金家族”在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亲戚们发生了分裂。伊利汗国占据的外高加索地区（里海和黑海之间的陆路地区）是金帐汗国唯一一条通向南方地中海、黑海地区的通道。因此，金帐汗国大汗别儿哥公然向旭烈兀索要阿塞拜疆的土地，旭烈兀对他的这位堂兄当年为蒙哥大汗效力时经常派遣急使向自己发号施令本来已经很不满，如今干脆撕破脸皮“虽说他是兄长，但他即毫不谦逊，而对我威胁强迫，那我就再也不尊重他了”，干脆将自己的汗国首都定在了阿塞拜疆地区的大不里士（今属伊朗）。于是，黄金家族第三代之间的亲情在利益面前已经荡然无存，1262年起，旭烈兀与别儿哥为争夺阿塞拜疆的地盘兵戎相见，结果旭烈兀先胜后败，不久在郁闷中去世（1265年）。
“黄金家族”之间的仇恨仍在延续。别儿哥趁旭烈兀之子登基未久，以30万骑兵南下，结果在一条河边被伊尔汗国的军队阻止，两军隔河相互射箭，相持了14天。最后别儿哥病死道中，大军于是护送他的灵枢回国。到了1280年，新任金帐汗脱脱蒙哥再次入侵伊利汗国，结果被“杀死了军队的一个统将和许多士兵”，脱脱蒙哥也因战败而心痛至极，最后一命呜呼。”十年之后，金帐汗忙哥帖木儿又率一万多人入侵伊利汗国边境，又被杀死三百人，俘虏若干……就这样，已然形成血海深仇的两个蒙古国家在外高加索地区两败俱伤的战事竟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
不唯如此。1270年，觊觎伊利汗国土地的察合台汗八刺也进兵伊利汗国，虽被伊利汗国打得落花流水，仅带着五千残兵逃回；但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之间从此也变得兵连祸结。1272年伊利汗派军侵入察合台汗国、次年更攻入察哈台汗国的首府，纵兵一周，“居民之未能逃走者多被屠杀，伊利汗国的军队带回波斯的俘虏达五万人之多。”但伊利汗国的东部边境也不断遭受来自河中的察合台军队劫掠，人畜财物损失无算，譬如1295年察合台汗国军队五万就在伊利汗国抄掠达2个月之久，“将20万妇女，儿童掳走充作奴隶”。甚至晚至1314年，察合台汗也先不花为了在与元军交战失利后避免“我们的地盘和兀鲁思（指国家）就会变得比瞎子的视界和蚁穴更为狭窄”，居然“向西方及呼罗珊之地掠夺”，入侵伊利汗国以弥补失地。虽然比起钦察汗国的入侵这些战事尚未构成对伊利汗国的严重威胁，但也已经足够使得大不里士的统治者们焦头烂额不暇他顾。
幸运的马穆鲁克
马穆鲁克人完成了政权的整合。这是一个由一批外来的突厥奴隶在埃及建立起来的军事寡头政权。“作为奴隶出身的新兴统治者拜伯尔斯急切需要获得合法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哈里发的册封。1261年，拜伯尔斯把逃亡到大马士革的前阿拔斯王朝末代哈里发的叔父请到开罗，并在市中心的大清真寺使他在盛大和隆重的仪式上就任哈里发，称穆斯坦绥尔，并迅速地诏告伊斯兰世界。作为政治利益回报，“新任哈里发在同一清真寺为拜伯尔斯穿上阿拔斯王朝的黑色长袍，被册封为全世界的素丹”。于是，马穆鲁克王朝成了合法的穆斯林王朝，开罗也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中心。
等到伊利汗国在与蒙古国家的内战间隙中终于腾出手来进军叙利亚时，他们需要面对的已经是一个通过战胜地中海东岸的一系列十字军国家而变得更为强大的马穆鲁克王朝。1277年，马穆鲁克军队甚至敢于主动进攻今天土耳其境内的蒙古驻军，当地的“蒙古军统帅阵亡，（1.4万）蒙古军大多被击毙”。1281年，5万伊利汗国的蒙古军，在3万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等基督教盟军协助下浩浩荡荡进军叙利亚。这年9月，马穆鲁克素丹亲率8万军队与蒙古军展开会战，初战双方互有胜负，直到素丹亲临战场指挥并遣将诈降，蒙古军统帅遭突袭，坠马而逃，蒙古军大乱。马穆鲁克人乘机发起总攻，以优势兵力全线击溃敌军，收复阿勒颇，再一次将蒙古人逐出叙利亚。
即使在伊利汗国最为兴盛的合赞汗（1295-1304年在位）时期，马穆鲁克人仍旧是蒙古人难以征服的劲敌：马穆鲁克的骑兵精于骑射，刀法也极其出色，可以在策马飞奔时挥刀劈中悬挂在空中的一枚沙果。1299年，合赞汗进行全国动员，“十人中检军五人，每人应有马五匹，军装全副……以驼五千运输军粮”，集结了九万骑兵入侵叙利亚，第一次击败马穆鲁克军队并重夺大马士革。但当第二年2月合赞汗返回大不里士后，征服地相继叛归马穆鲁克，4月份的时候，大马士革城的公共祈祷中又恢复了马穆鲁克素丹的名字，蒙古人在叙利亚所统治的时间还不足百天。
合赞汗遂于1300年又命统帅忽都鲁沙进军叙利亚，由于天气严寒，不利作战，双方便鸣金收兵。不久，合赞汗提出议和，条件是要求马穆鲁克称臣，这一提议遭到了马穆鲁克的拒绝。合赞汗只能于1303年三征叙利亚。作为先锋的5万蒙古军与马穆鲁克军队于4月20日在大马士革附近的苏法尔草原激战，初战蒙古军告捷，但终因蒙古军缺水乏食，全军溃败，死伤不计其数。埃及军奋勇追击，俘虏蒙古士兵1万余人，缴获战马2万匹，给蒙古军以毁灭性打击。11月，合赞汗只能撤军回波斯。
苏法尔草原的惨败重创了伊利汗国的军事力量。从此之后，在波斯的蒙古人再也力继续对外扩张。1312年，一支小规模的蒙古军尝试攻掠叙利亚，结果无功而返。这也是蒙古军最后一次越过幼发拉底河。这时的“埃及、叙利亚和希贾兹素丹国（指马穆鲁克），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支柱和穆斯林的宗教堡垒”。而此时，距离艾因贾鲁特战役，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之久。
2017年3月22日星期三
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哈萨克同胞欢庆纳乌鲁兹节
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哈萨克同胞22日举行纳乌鲁兹节庆祝活动，千人同时演奏哈萨克传统民族乐器冬不拉欢庆节日。
该地区庆祝活动仍在进行当中。庆祝活动还包括，哈萨克传统民间运动比赛和歌舞演出等。 据悉，巴彦乌列盖省 (Баян-Өлгий) 是蒙古国自治省之一，是蒙古国中唯一一个以哈萨克族穆斯林为主的省份，首府为乌列盖市，人口93%为哈萨克族。
内蒙杭锦旗蒙古族学校墙壁开裂 上千学生家长忧子女安全 - RFA
内蒙古杭锦旗蒙古族实验小学及中学教学楼因内外墙壁出现大面积裂痕，引发上千家长担心教学楼垮塌，不敢送孩子上学。3月20日，杭锦旗教育局召开家长会称，教学楼主体没有安全隐患，要家长放心。但有学生家长向本台透露，该教学楼落成后，没有验收合格证明。
3月20日，内蒙古杭锦旗蒙古族实验小学和中学的学生家长担心学校新建不足五年的教学楼的安全，不敢送孩子上学。
一位家长20日晚间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家长发现学校教学楼的外墙和教室墙壁出现很多裂缝，而且脱落的水泥墙皮用手一掰就断，引起家长们恐慌。她说：
“蒙古族实验小学的楼房出现裂痕，所以家长就不送孩子去上学。今天是星期一，从今天开始，部分家长就不送孩子去上学。学校发布消息说，上面给了400多万元修建费，要重新修建学校”。
21日，部分学生家长送子女上学，其余在家持观望态度。该名家长说，家长要求校方出示建筑物验收合格证，但校方没有：“家长提出需要学校建筑的验收合格证。但是学校拿不出来合格证。所以出现僵持局面。一部分家长继续没送孩子上学。星期一开始，部分家长没有送孩子上学，今天开始送了。家长当下送孩子上学，害怕楼房不安全。如果不送，孩子如何上学，进退两难”。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杭锦旗教育局和蒙古族实验小学办公室，前者的电话长时间无人接听，后者电话被接到传真机。
家长们说，当地政府于2009年决定搬迁两所蒙古族学校，分别是蒙古族小学与蒙古族中学。而学校的旧址地块出让给了房地产开发商。当时该校教师们不愿搬迁，向旗教育局递交请愿书。2013年，教育局责令两所学校搬进新校舍，至今该校无建筑物验收合格证等相关证件。
另一位小学生家长对记者说，教学楼有质量问题，他担心孩子的安全：
“质量问题，担心孩子上学安全，怕那楼塌下来”。
记者：全校现在有多少学生？
回答：700多人。
记者：这所学校盖了几年？
回答：四、五年，新楼。
两天前，杭锦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就学生家长们的担忧回复称，经专家组核查，蒙古族实验小学教学楼、宿舍楼等主体结构无质量安全隐患，对核查鉴定过程中发现的一层部分填充墙有斜向裂缝，外墙保温层起皮、开裂、脱落等，不影响主体结构安全。
一位家长说：“我们杭锦旗总共就两个蒙古族学校。一个是小学，一个中学，两学校盖的都不好，才盖了四、五年垮塌也不一定。我们学生家长怕出事”。
20号，旗教育局召集学生家长开会，对学生家长进行安抚。教育局官员在会上多次强调校舍安全，还称可以抵抗八级地震。家长们的诉求是，要求校方及早出示有资质单位的正式红头文件，说明裂缝无大碍，希望校方主要领导书面保证，一旦楼房倒塌，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等。还要求校方在一周内，满足家长的要求，否则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目前，不少家长为了孩子的安全，正在设法替孩子选择其他学校就读。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石山、何平）
2017年3月11日星期六
俄罗斯网站揭露 蒙古驻俄大楼变地下赌场
（乌兰巴托11日综合电）最近有消息流传指，蒙古国驻俄罗斯外交部名下一幢大楼，疑“变身”秘密赌场，私藏价值近百万美元（约400多万令吉）的赌具。蒙古外交部否认知情，且质疑事件真确性，称大楼早已出租，该处并没有外交人员工作。
事件由一个名为“生命”的俄罗斯网站揭露，蒙古传媒亦有传载。消息指莫斯科警方日前收到线人提供一张“瑜珈俱乐部”的宣传单张；警方认为有可疑后，到达阿尔巴特大街一栋大楼，发现现场是蒙古驻俄大使馆领事部属下的办公室。
警方破开装有电子锁的铁门后，发现大堆筹码、老虎机等赌博用具及总值近35万美元（约150万令吉）的卢布现金。俄警方立案调查，指在外交大楼经营赌场，违反《维也纳国际公约》。
事件由一个名为“生命”的俄罗斯网站揭露，蒙古传媒亦有传载。消息指莫斯科警方日前收到线人提供一张“瑜珈俱乐部”的宣传单张；警方认为有可疑后，到达阿尔巴特大街一栋大楼，发现现场是蒙古驻俄大使馆领事部属下的办公室。
警方破开装有电子锁的铁门后，发现大堆筹码、老虎机等赌博用具及总值近35万美元（约150万令吉）的卢布现金。俄警方立案调查，指在外交大楼经营赌场，违反《维也纳国际公约》。
2017年3月7日星期二
蒙古拟将可勘探土地增加逾一倍至20.9%
此举旨在利用采矿行业对新资源的需求，并帮助支撑蒙古国的财政。该国上月与IMF达成55亿美元的救助协议。
随着外国投资者涌入蒙古开发其矿业资源，该国经济在2011至2013年间曾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自2016年以来，由于政府过度支出，加上大宗商品价格大跌，蒙古国陷入经济危机，货币大幅贬值，债务飙升，迫使政府提高利率并削减支出。
内蒙逾200农牧民抗议乱收公路费 五人赴自治区上访警拘一人 - RFA
议政府每25公里就设置一个收费站，要求政府免费。另有五名代表带着一千多人签名的诉求，到呼和浩特向自治区政府请愿，其中一人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
在北京全国“两会”期间，内蒙古各地政府向当地农牧民下达禁止到北京上访的警告，还称，牧民可以向旗政府上访。但是，3月3日，有牧民因到内蒙古自治区信访局请愿，被自治区信访官员劝回旗政府信访局后，立即被公安拘留。一位要求匿名的牧民3月5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两天前，五位请愿者带着乌审旗一千多牧民签名的请愿信，到自治区信访局请愿，被官员好言相劝，称乌审旗信访办人员会耐心接待他们，没想到五人被抓，其中四人4号获释，唯一的一位汉族请愿者被拘留10天。他说：“被抓到那个人叫高子国，我们五个人就抓了他一个。我听说还有人就不知道了。我现在准备去他家访问，又怕公安局抓人”。
记者：什么时候放的？
回答：昨天（4日晚上），抓我们的时候是3日夜间（4日凌晨），昨天的事情。
牧民提供的请愿现场视频显示，3月4日，有不少牧民在乌审旗政府门前静坐或散步，要求政府官员出面与牧民对话。一位牧民称，在乌审旗政府门前，也聚集了上百名请愿者。他们要求政府免费提供公路使用权：“好多的农牧民，有两、三百人，最后的答复是出了个文件，（公路）不免费。就是按照计划做。现在还是提前交钱（预付款），你交500元走多少次，交1000元走多少次”。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农民对记者说，乌审旗境内有多条主要公路，旗政府官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都有免费通行证，牧民却要付费：“乌审旗境内不到50公里，有两个收费站。这两天就是因为这个上访。旗里面的领导干部，亲戚朋友，办的都是免费证。现在农牧民很不满。昨天和前天到内蒙信访局又被骗了，把人叫回来以后关押”。
4日下午，乌审旗政府发出内部指示称，当天的会议明确了关于收费站完全免费这与国家政策不符，所以农牧民持身份证免费不可能实现。但考虑农牧民经济困难，对农牧民推行预存费用优惠政策，即预存500元免费通行50次，预存800元免费通行85次，预存1000元免费通行110次，请各包村领导将此政策务必传达给农牧民，并做好解释工作，届时收到旗交通局文件，组织各村统一给群众进行办理。该通知还要求官员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密切关注村里群众自建的微信群（能加入尽量加入），随时掌握群众动态，确保农牧民不再因收费站事宜进行上访。
农牧民在一份要求免除乌审旗过路费请愿信中提到道，乌审旗农牧民每年、每月、每日不知付出了多少路费，买路费已成了民众的心头之痛，我们生活需要出行，特别供孩子上学，每天得几次通过收费站。而乌审旗境内的公路都设有收费站，其中不到50公里就要过两个收费站的不止少数。一次出行来回要交六十元人民币。
一位牧民无奈的说：“我们当地农牧民交不起这个费，我们每天送学生来回都要付路费，去我们政府办事要掏钱。乌审旗是我们全旗的经济文化中心，我们买点农副产品都要去乌审旗，来回都要掏钱”。
早前，内蒙古各旗多位牧民因接受记者采访而遭到当局警告，他们不敢公开姓名接受采访，一位牧民称：“内蒙古农牧民受苦情况，你看不到的事情，你不知道的太多”。这位牧民希望记者到当地采访，披露地方黑幕。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石山RFA
乌审旗政府漠视民意并强力打压以防民众再次上访！
2017.3.4 日旗政府食言并开始抓人 同时网上还出现各类贴文 明确表示当地民众要求免费“没戏 ” 还出台了一个说是减轻负担的新规（老百姓没几人赞成！）更有甚者还明目张胆的恐吓要“密切关注”以确保当地民众不得再次因过路费问题上访！...一堆“霸王条款”充斥于网络 微信群明显沉寂 但仍暗流涌动！
乌审旗老百姓不堪重负 要求减免当地农牧民过路费的请愿无果 便自己动手休整土路绕道而行...虽然不方便但毕竟减轻了负担！可是 当地相关部门又堵住了路口...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可乌审旗政府偏偏以吃窝边草为“己任” 换句话说乌审旗政府就是要收当地老百姓的过路费 哪怕老百姓千人签名请愿？！想绕道行驶没门！你签你的名 我收我的费！你有理我有权！
请问： 人民政府为何拒绝倾听老百姓的呼声？！乌审旗政府对千余人的签名请愿为何敷衍及置之不理？！不仅漠视民意还抓上访代表恐吓微信群群主强行散群法律依据何在？！当地政府不作为老百姓向更高层反映问题为何要强力打压？！这一切都是乌审旗政府倒行逆施的铁证！
送千人签名表民意 抓上访代表伤民心！为民上访无罪 速放高子国代表！不堪重负 强烈要求减免当地百姓过路费！...... 2017.3.6. 新娜
2017年3月5日星期日
2016年度中国人权报告
誓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仍没有改变其威权统治的迹象。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掌权到2022年甚至更久，在其领导下，包括言论表达、集会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前景依然黯淡。
2016年，中国在少数领域略有进步，包括2月制定的审判规则可望降低审前羁押率，最高人民法院持续重审死刑寃案，以及各地法院受理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的反歧视诉讼。但上述正面发展都不足以掩饰政府系统性打压独立公民社会声音，制定多部侵犯人权的新法，以及高度政治化的反腐败运动对原本脆弱的司法系统造成进一步伤害。
超过16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在2015年7月针对人权倡导者的全国大逮捕中被拘押至今──成为当局敌视独立公民社会的最知名受害者。他们大多遭到秘密关押，不能与家属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系。家属、律师和支持者试图追查下落或营救他们时，往往也成为当局打击的目标。
这些人多以长期投入捍卫人权行动而闻名，当局一方面将他们秘密关押，另一方面却通过官方媒体大篇幅报导加以污蔑。这种公然宣传的手法，迥异于过去政治案件（例如2009年的刘晓波案）的处理方式，目的显然是要惩罚维权人士，同时秉承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意志，将独立公民社会抹黑成国家安全威胁。
中国当局2016年在香港和其他国家对异见人士实行强迫失踪，引发全球关切。北京11月决定为一起政治案件干涉香港司法审判，使司法独立和一国两制遭受重创。在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北京持续高压统治，不仅禁止政治活动，民族与宗教认同的和平表达也经常受限。
当局也进一步限制言论表达自由。11月，政府通过钳制网络自由与匿名性的《网络安全法》，同时加强整肃报导偏离党路线的媒体单位。多年来，互联网在检查与监控下做为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而被寄予厚望，但当局在过去一年颁布多项办法，对网络实施更严密的控制。
中国政府在处决人数方面继续领先全球，现有46种罪名可以判处死刑。中国学者9月表示，处决人数在2005年已“降低六成”到“只有几千人”，但官方统计数据仍为国家秘密。
人权护卫者
如前所述，超过16名人权律师与维权人士在2015年7月起对人权倡导者的全国大抓捕中遭到拘押。官方媒体播放其中部分人士被强迫认罪的视频，以报纸头版“揭露”其私生活，并污蔑他们的工作是意图“破坏社会稳定”的“重大犯罪团伙”，而且有“境外势力”撑腰。当局刻意挑选立场亲北京的四家港媒和一家台媒采访庭审过程，不让其他外媒进入法庭。
2016年8月，经过四天闭门审判，天津法院对北京锋锐律师所主任周世锋和资深民运人士胡石根判处重刑，其他两名维权人士则获缓刑。部分在押人士已交保获释，包括律师王宇及其丈夫、公民代理人包龙军在内，但他们的律师和好友至今无法和他们联系。本文撰写时，前述16人大多仍被羁押候审。
当局对人权倡导者的敌意在2016年达到新高。有些维权人士以往可以开展倡导工作，现在却被打入监牢。6月，从2012年起记录中国各地群体事件的卢昱宇和李婷玉被捕，罪名是“寻衅滋事”。劳工维权人士孟晗、曾飞洋被控“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模糊罪名，没有可靠证据即被定罪。孟晗被判处有期徒刑21个月，曾飞洋则获缓刑四年。据官媒报导，他们都曾“接受境外资助”“煽动工人罢工”。
除了比较严重的“颠覆”等政治罪名外，当局日益常用“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等模糊的公共秩序罪名对付维权人士。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是，过去专门用来起诉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颠覆”罪名，近来被扩及并未直接挑战共党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北京锋锐律所案即为一例。
1月，维权人士张海涛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为境外刺探并非法提供情报”等罪被判有期徒刑19年。6月，民运人士吕耿松、陈树庆也以“颠覆”罪被重判10年。
1月，推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广州律师唐荆陵被法院判刑五年。9月，北京人权律师夏霖被编造诈骗罪名，判刑12年。官方律师协会1月注销山东律师刘书庆的执业资格，5月又拒绝更新北京律师刘晓原的执业证。这两名律师都曾参与营救2015年7月大抓捕中被捕的同业。
当局持续收紧对独立民间组织的管控。1月，一名为人权律师提供资助的瑞典籍非政府组织（NGO）负责人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被拘留23天，并在被迫上电视认错之后遭驱逐出境。4月，全国人大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授予公安机关前所未有的权力，限制境外组织在中国的工作，也限制国内组织获取国外资助、与外国机构合作的能力。8月，当局发布关于国内公民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新文件，要求“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9月，新制定的《慈善法》正式实施，可能使公民社会筹募资金的限制更多、受到国家管控更严密。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原本已因检查和惩罚而极度受限，2016年又遭遇特别严重的打压。环保人士雷洋5月遭警拘捕死亡后不久，公安部发布新规定要求警员执行某些勤务必须录像。仅有少数媒体突破官方检查，发布引发全国议论或政策改变的报导。
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巡视三大官媒，指示各媒体必须对党绝对効忠。同月，当局关闭拥有三千五百万追随者的网络名人任志强微博账号，因为他批评习近平巡视媒体之举。
3月，一则呼吁习近平辞职下台的匿名信被张贴在无界新闻网，公安部门为此传讯约20人。同在3月，广西公安拘捕以出版政治主题书籍闻名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董事长何林夏；他在5月以“受贿”罪名遭批捕。5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电总局”）据报与网络视频公司会谈，要求各公司向政府出售部分股权，以利加强内容管控。
6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网信办”）发布新规定，要求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提供者保存用户日志信息60天，以减少“非法信息”传播。国家网信办并下令各新闻网站“清理”跟帖评论，扫除被政府禁止的观点。广电总局也发布新规定，要求移动游戏开发者的作品须经政府审核通过才能上线。
7月，当局将腾讯网两名编辑主管撤职，因为该网一则新闻标题误植，辱及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月，北京网信办关闭分属搜狐、新浪、网易和凤凰网的七个网络新闻频道栏目。同样在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成立第八局，负责拉拢在新媒体上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来支持中共。也在同月，北京当局将《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编辑撤职或降级，导致这份立场温和、深获党内自由派耆老支持的历史评论类杂志走向关门。
8月，国家网信办对全国网站提出多项要求，包括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审查网上内容；广电总局则发布通知，责令所有媒体不得在综艺节目中“追捧西方生活方式”或“恶搞优秀传统”。
10月，当局以“传播错误思想”为由，关闭在知识分子中富有影响力的《共识网》（21ccom.cn）。11月，国家网信办对网络直播平台发出新规定，要求业者审核用户内容是否涉及危害国家安全。
香港
根据《基本法》，香港在外交与国防以外的所有事务上均应享有自主权，并可保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和其他公民自由。实际上，北京却日益干涉特区的政治参与、言论与集会权利。
从2015年10月到12月，香港铜锣湾书店的五名员工陆续失踪。该书店以出版、销售中国政治书籍闻名。其中一人是瑞典公民桂敏海，在泰国失踪。另一人李波是英国公民，在香港失踪但护照还留在家中。3月，五名失踪者中的四人在中国电视频道上承认走私禁书后获释。瑞典公民桂敏海则继续被拘押在不明地点，断绝与外界联络。6月，获释四人之一的林荣基，突破逮捕机关的命令，向媒体揭露他被拘押在中国大陆的情形。中国中央政府至今仍未说明，内地安全单位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到特区执法，港府也没有积极要求中央作出说明。
7月，王健民和呙中校被深圳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刑5年和2年。这两人都定居内地，同时在香港出版和销售评论中国政治的杂志。辩护律师表示，既然该杂志是在香港销售，他们的行为并不违反中国法律。
同样在7月，香港法院依据香港《公安条例》判决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非法集会”、罗冠聪“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会”罪名成立。他们因为在2014年发起的一次和平静坐而被检控，其行动引发长达79天争取民主的“雨伞运动”。虽然法院仅对三人判处社区服务等轻微惩罚，但他们遭到检控即足以令人忧虑，因为过去香港和平抗议的领导人很少遭到起诉。
7月，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新规定，立法会参选人必须正式声明承认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此后，有六名参选人因和平倡导香港独立而遭选务官员取消提名资格。8月，教育局发言人警告教师不得在校园鼓吹港独，否则可能失去教师资格。9月，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创新高，六名支持香港自决人士当选议员。
11月，中国全国人大对《基本法》（香港实质宪法）有关议员宣誓的条文做出解释，似有意迫使香港高等法院阻止两名主张港独的议员当选人就职。这是中国当局首度针对进行中的香港司法案件做出《基本法》释法。
新疆
当局在2016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放松对新疆基本人权的限制，以及遏止当地普遍的民族与宗教歧视。新疆自治区是一千万维吾尔族人的故乡，他们大多是穆斯林；同时汉族移民的人数则在不断增加。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的不满，既表现在和平抗议活动，也导致炸弹攻击和其他暴力事件。中国政府宣称该地区存在恐怖主义威胁，因此在当地大力反恐。然而，由于当地鲜有独立信息来源，外界难以得知有关抗议、暴力、恐怖主义与反恐行动的详情。
6月，据媒体报导，伊犁公安局宣布护照申请人必须交验基因血样、指纹、声纹和“三维成像”等信息。新疆居民出境旅行原本就受严格限制，新规定更加高门槛。在穆斯林斋月期间，地方政府当局再度禁止公务员和学校师生封斋，并下令餐厅照常营业。
8月，新疆当局发布《反恐法》实施办法；该法于2016年1月生效实施，内容侵犯人权。6月，就读广州市七十五中学的十名维族学生据报涉嫌恐怖活动被捕，截至本文撰写时未有进一步消息。
维族经济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因和平批评政府新疆政策，被安上毫无根据的分裂罪名判处终身监禁。10月，他获颁年度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
西藏
藏人的言论、集会与迁徙等基本自由持续面临常规性剥夺。2016年，当局在没有明确威胁下重点推动侵犯人权的“反分裂”与“维稳”斗争，并且禁止几乎所有西藏自治区居民到境外旅游。
8月，中共汉族干部吴英杰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新任党委书记，预料将延续前任陈全国的铁腕统治和社会控制政策。依据2016年展开的十三五规划，西藏自治区设定了宏大目标，包括大量基础建设工程和城市开发；青海和四川藏区也计划大规模开采矿产。许多外界报导的公众抗议都以农村圈地为起因，包括5月在甘肃发生的一场抗议曾遭安全部队镇压。
宗教自由持续受限，包括针对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强拆和逼迁计划，将使这个世界最大藏传佛教社群由2016年的一万人以上，在2017年9月前减少到五千人以内。笔名雪江（Shokjang）和鲁米（Lomik）的藏族作家分别被判刑三年和七年半；因计划出书被捕的鲁贡确嘉措（Lu Konchok Gyatso）和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藏语教学式微而被捕的札西文色（Tashi Wangchuk）于本文撰写时均仍在押。
截至本文撰写时，2016年又有两名藏人自焚，地点都在四川。至少四名藏人据信在狱中死亡，包括2008年被捕失踪至今的甘孜寺比丘尼益西拉东（Yeshe Lhakdron）。
宗教自由
政府限制人民只能信仰五种官方认可的宗教，且一切宗教活动必须在政府许可的场所进行。各宗教的教职人员任命、出版、财产和设立宗教院校均受到政府管控。不受政府管控的宗教团体则被归类为“邪教”。以气功修炼为主的法轮功信仰团体于1999年7月被查禁，遭受国家迫害至今。
浙江省被称为中国“基督教中心地带”，2015年为抵抗省府拆除教堂十字架而被捕的人士部分已经获释。2月，浙江官媒播出人权律师张凯被强迫认罪的视频，他因向抗拆十字架基督徒提供法律意见而被秘密拘押禁与外界联系，直到3月获释。但金华市牧师包国华、邢文香夫妇则被分别判处14年和12年有期徒刑，该案普遍被视为对他们反对拆十的报复。
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宗教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呼吁各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适应“中国特色”。
8月，天津法院将资深民运人士及基督徒胡石根判处七年半有期徒刑。根据起诉书描述，胡石根的罪状包括“以非法宗教活动作为平台...散布颠覆国家政权思想”。
9月，中国政府发布《宗教事务条例》的修订草案，该条例制定于2005年，包含侵犯人权的规定。修订草案规定，各宗教应“维护国家安全”，禁止未经登记为宗教团体的个人和组织到境外出席宗教会议。
贵州当局自2015年12月起拘押活石教会牧师仰华（原名李国志），同时将拥有500名成员的活石教会宣布为非法，令其关闭。
性取向与性别认同
中国没有保障人们免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歧视的法律，同性伴侣关系也不被法律承认。或许因其抗争行动不被国家视为威胁，LGBT人士在2016年成功推动了一些维权诉讼。
1月，河南法院开庭审理孙文林（化名）诉当地民政局不受理其与同性伴侣婚姻登记案，虽然法院4月判决孙文林败诉，但他的案件──中国法院首次立案的同性婚姻诉讼案──吸引到媒体广泛关注。6月，河南法院立案审理余虎（化名）诉精神病院强制其接受19天同性恋“扭转治疗”案。同样在6月，广东大学生秋白（化名）因教科书将同性恋称为疾病而起诉教育部。秋白曾在2015年为同一议题控告教育部，因教育部表示将予回应而撤诉。后因当局迟不回复，她决定再次提告。
6月，针对联合国设立独立专家，致力防范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问题的决议，中国投下反对票。
妇女权利
中国妇女在高等教育和就业方面遭受系统性歧视，并且面临家庭暴力和性骚扰。政府表面提倡性别平等，却未尽力解决上述侵权问题。
当局日益敌视公民社会，并在2016年扩及女权人士。1月，北京众泽妇女法律谘询服务中心因创办人郭建梅受到官方压力而关闭。
4月，广州法院做出指标性判决，一名妇女控告两家公司召聘歧视获判胜诉。但法院仅判赔人民币两千元（约合300美元），遭女权人士批评处罚过轻。
障碍者权利
虽然中国已于2008年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身心障碍者仍在求学、求职等各方面遭遇阻碍与歧视。政府仍然会将维权人士关进精神病院。
2013年草拟的残疾人教育法迄未通过。官方指导原则依然允许高校拒绝某些障碍考生录取特定专业。7月，河南考生宋奕辰因视障遭天津中医药大学退档事件，引发媒体高度关注。
有关召聘公务员的官方指导原则，仍然歧视特定障碍人士。8月，河南视障人士谭劲松应征当地法制办，却以笔试第一名成绩被淘汰。
关键国际行为者
2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中国持续任意拘押和侦讯律师，骚扰及恐吓批评政府人士与NGO工作者，以及新定境外NGO管理法对基本人权的负面效应表示关切。
2016年2月，欧洲联盟通过强烈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3月，由美国领衔的十二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联名谴责中国“人权纪录不断恶化”。加拿大、欧盟、德国和美国等多国政府都曾在2016年发布声明，就公民社会遭打压、香港书商被强迫失踪、以及境外NGO管理法等议题向中国表达关切。然而，没有任何国家因为北京人权纪录持续恶化而对其实施更具体的制裁。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7月进行任内倒数第二次访华时，终于对公民社会遭打压表示关切，并敦促中国当局“让公民在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享有充分表意及参与角色”。美国总统欧巴马9月进行任内最后一次访华时，没有公开发表任何有关人权的谈话。G20成员国9月在杭州开会时，不仅没有谴责中国的人权纪录，连杭州当地因此次会议而产生的侵权情况，例如当地维权人士被拘留，或中国对独立公民社会组织参与G20会议所加诸的各种限制，也没有加以谴责。
外交政策
7月，国际常设仲裁法院驳斥中国对南海大部分区域的主权声索，认定北京的主张缺乏法律效力。中国则否定该法庭的合法性，并表示不会执行仲裁结果。
2016年，中国没有动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享有的否决权。然而，中国曾在2015年12月动用程序否决权，试图阻止有关朝鲜人权情势的讨论。中国也对增派维和部队前往南苏丹和增派联合国警察前往布隆迪等决议案投下弃权票。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中国代表团均拒绝对普受国际肯定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授予联合国认证。
8月，中国同意联合国赤贫问题特别报告员奥斯顿（Philip Alston）访问。但就像过去做法一样，当局限制奥斯顿的行动与会见，这名特别报告员在离华记者会上肯定中国在经济方面有所进展，但对“公民社会空间日益紧缩”提出抨击。
中国2015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于6月在北京召开首届理事会。与会各国政府均未推动亚投行制定人权保障政策，以要求该行查明并解决融资项目中的人权风险。亚投行并未公开说明该行是否将谘询非政府组织意见，特别是在不欢迎独立监察者的国家。
在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中，北京施压亚美尼亚、柬埔寨和肯尼亚等国政府，将台湾公民遣送中国大陆。这些人涉嫌诈骗大陆民众，但显然没有机会就遣送决定向各国合格法院提出申诉。
中国当局声称，截至9月追回500名“外逃经济罪犯”，使“天网行动”执行两年来总共追回人数接近2,000人。截至本文撰写时，还不清楚这些人回国候审时能否会见家属或自己选择的律师，也不清楚各国在将他们遣返前是否要求中国做出任何保证。
https://www.hrw.org/zh-hans/world-report/2017/country-chapters/298748
2016年，中国在少数领域略有进步，包括2月制定的审判规则可望降低审前羁押率，最高人民法院持续重审死刑寃案，以及各地法院受理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的反歧视诉讼。但上述正面发展都不足以掩饰政府系统性打压独立公民社会声音，制定多部侵犯人权的新法，以及高度政治化的反腐败运动对原本脆弱的司法系统造成进一步伤害。
超过16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在2015年7月针对人权倡导者的全国大逮捕中被拘押至今──成为当局敌视独立公民社会的最知名受害者。他们大多遭到秘密关押，不能与家属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系。家属、律师和支持者试图追查下落或营救他们时，往往也成为当局打击的目标。
这些人多以长期投入捍卫人权行动而闻名，当局一方面将他们秘密关押，另一方面却通过官方媒体大篇幅报导加以污蔑。这种公然宣传的手法，迥异于过去政治案件（例如2009年的刘晓波案）的处理方式，目的显然是要惩罚维权人士，同时秉承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意志，将独立公民社会抹黑成国家安全威胁。
中国当局2016年在香港和其他国家对异见人士实行强迫失踪，引发全球关切。北京11月决定为一起政治案件干涉香港司法审判，使司法独立和一国两制遭受重创。在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北京持续高压统治，不仅禁止政治活动，民族与宗教认同的和平表达也经常受限。
当局也进一步限制言论表达自由。11月，政府通过钳制网络自由与匿名性的《网络安全法》，同时加强整肃报导偏离党路线的媒体单位。多年来，互联网在检查与监控下做为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而被寄予厚望，但当局在过去一年颁布多项办法，对网络实施更严密的控制。
中国政府在处决人数方面继续领先全球，现有46种罪名可以判处死刑。中国学者9月表示，处决人数在2005年已“降低六成”到“只有几千人”，但官方统计数据仍为国家秘密。
人权护卫者
如前所述，超过16名人权律师与维权人士在2015年7月起对人权倡导者的全国大抓捕中遭到拘押。官方媒体播放其中部分人士被强迫认罪的视频，以报纸头版“揭露”其私生活，并污蔑他们的工作是意图“破坏社会稳定”的“重大犯罪团伙”，而且有“境外势力”撑腰。当局刻意挑选立场亲北京的四家港媒和一家台媒采访庭审过程，不让其他外媒进入法庭。
2016年8月，经过四天闭门审判，天津法院对北京锋锐律师所主任周世锋和资深民运人士胡石根判处重刑，其他两名维权人士则获缓刑。部分在押人士已交保获释，包括律师王宇及其丈夫、公民代理人包龙军在内，但他们的律师和好友至今无法和他们联系。本文撰写时，前述16人大多仍被羁押候审。
当局对人权倡导者的敌意在2016年达到新高。有些维权人士以往可以开展倡导工作，现在却被打入监牢。6月，从2012年起记录中国各地群体事件的卢昱宇和李婷玉被捕，罪名是“寻衅滋事”。劳工维权人士孟晗、曾飞洋被控“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模糊罪名，没有可靠证据即被定罪。孟晗被判处有期徒刑21个月，曾飞洋则获缓刑四年。据官媒报导，他们都曾“接受境外资助”“煽动工人罢工”。
除了比较严重的“颠覆”等政治罪名外，当局日益常用“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等模糊的公共秩序罪名对付维权人士。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是，过去专门用来起诉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颠覆”罪名，近来被扩及并未直接挑战共党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北京锋锐律所案即为一例。
1月，维权人士张海涛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为境外刺探并非法提供情报”等罪被判有期徒刑19年。6月，民运人士吕耿松、陈树庆也以“颠覆”罪被重判10年。
1月，推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广州律师唐荆陵被法院判刑五年。9月，北京人权律师夏霖被编造诈骗罪名，判刑12年。官方律师协会1月注销山东律师刘书庆的执业资格，5月又拒绝更新北京律师刘晓原的执业证。这两名律师都曾参与营救2015年7月大抓捕中被捕的同业。
当局持续收紧对独立民间组织的管控。1月，一名为人权律师提供资助的瑞典籍非政府组织（NGO）负责人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被拘留23天，并在被迫上电视认错之后遭驱逐出境。4月，全国人大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授予公安机关前所未有的权力，限制境外组织在中国的工作，也限制国内组织获取国外资助、与外国机构合作的能力。8月，当局发布关于国内公民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新文件，要求“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9月，新制定的《慈善法》正式实施，可能使公民社会筹募资金的限制更多、受到国家管控更严密。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原本已因检查和惩罚而极度受限，2016年又遭遇特别严重的打压。环保人士雷洋5月遭警拘捕死亡后不久，公安部发布新规定要求警员执行某些勤务必须录像。仅有少数媒体突破官方检查，发布引发全国议论或政策改变的报导。
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巡视三大官媒，指示各媒体必须对党绝对効忠。同月，当局关闭拥有三千五百万追随者的网络名人任志强微博账号，因为他批评习近平巡视媒体之举。
3月，一则呼吁习近平辞职下台的匿名信被张贴在无界新闻网，公安部门为此传讯约20人。同在3月，广西公安拘捕以出版政治主题书籍闻名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董事长何林夏；他在5月以“受贿”罪名遭批捕。5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电总局”）据报与网络视频公司会谈，要求各公司向政府出售部分股权，以利加强内容管控。
6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网信办”）发布新规定，要求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提供者保存用户日志信息60天，以减少“非法信息”传播。国家网信办并下令各新闻网站“清理”跟帖评论，扫除被政府禁止的观点。广电总局也发布新规定，要求移动游戏开发者的作品须经政府审核通过才能上线。
7月，当局将腾讯网两名编辑主管撤职，因为该网一则新闻标题误植，辱及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月，北京网信办关闭分属搜狐、新浪、网易和凤凰网的七个网络新闻频道栏目。同样在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成立第八局，负责拉拢在新媒体上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来支持中共。也在同月，北京当局将《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编辑撤职或降级，导致这份立场温和、深获党内自由派耆老支持的历史评论类杂志走向关门。
8月，国家网信办对全国网站提出多项要求，包括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审查网上内容；广电总局则发布通知，责令所有媒体不得在综艺节目中“追捧西方生活方式”或“恶搞优秀传统”。
10月，当局以“传播错误思想”为由，关闭在知识分子中富有影响力的《共识网》（21ccom.cn）。11月，国家网信办对网络直播平台发出新规定，要求业者审核用户内容是否涉及危害国家安全。
香港
根据《基本法》，香港在外交与国防以外的所有事务上均应享有自主权，并可保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和其他公民自由。实际上，北京却日益干涉特区的政治参与、言论与集会权利。
从2015年10月到12月，香港铜锣湾书店的五名员工陆续失踪。该书店以出版、销售中国政治书籍闻名。其中一人是瑞典公民桂敏海，在泰国失踪。另一人李波是英国公民，在香港失踪但护照还留在家中。3月，五名失踪者中的四人在中国电视频道上承认走私禁书后获释。瑞典公民桂敏海则继续被拘押在不明地点，断绝与外界联络。6月，获释四人之一的林荣基，突破逮捕机关的命令，向媒体揭露他被拘押在中国大陆的情形。中国中央政府至今仍未说明，内地安全单位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到特区执法，港府也没有积极要求中央作出说明。
7月，王健民和呙中校被深圳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刑5年和2年。这两人都定居内地，同时在香港出版和销售评论中国政治的杂志。辩护律师表示，既然该杂志是在香港销售，他们的行为并不违反中国法律。
同样在7月，香港法院依据香港《公安条例》判决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非法集会”、罗冠聪“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会”罪名成立。他们因为在2014年发起的一次和平静坐而被检控，其行动引发长达79天争取民主的“雨伞运动”。虽然法院仅对三人判处社区服务等轻微惩罚，但他们遭到检控即足以令人忧虑，因为过去香港和平抗议的领导人很少遭到起诉。
7月，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新规定，立法会参选人必须正式声明承认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此后，有六名参选人因和平倡导香港独立而遭选务官员取消提名资格。8月，教育局发言人警告教师不得在校园鼓吹港独，否则可能失去教师资格。9月，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创新高，六名支持香港自决人士当选议员。
11月，中国全国人大对《基本法》（香港实质宪法）有关议员宣誓的条文做出解释，似有意迫使香港高等法院阻止两名主张港独的议员当选人就职。这是中国当局首度针对进行中的香港司法案件做出《基本法》释法。
新疆
当局在2016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放松对新疆基本人权的限制，以及遏止当地普遍的民族与宗教歧视。新疆自治区是一千万维吾尔族人的故乡，他们大多是穆斯林；同时汉族移民的人数则在不断增加。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的不满，既表现在和平抗议活动，也导致炸弹攻击和其他暴力事件。中国政府宣称该地区存在恐怖主义威胁，因此在当地大力反恐。然而，由于当地鲜有独立信息来源，外界难以得知有关抗议、暴力、恐怖主义与反恐行动的详情。
6月，据媒体报导，伊犁公安局宣布护照申请人必须交验基因血样、指纹、声纹和“三维成像”等信息。新疆居民出境旅行原本就受严格限制，新规定更加高门槛。在穆斯林斋月期间，地方政府当局再度禁止公务员和学校师生封斋，并下令餐厅照常营业。
8月，新疆当局发布《反恐法》实施办法；该法于2016年1月生效实施，内容侵犯人权。6月，就读广州市七十五中学的十名维族学生据报涉嫌恐怖活动被捕，截至本文撰写时未有进一步消息。
维族经济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因和平批评政府新疆政策，被安上毫无根据的分裂罪名判处终身监禁。10月，他获颁年度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
西藏
藏人的言论、集会与迁徙等基本自由持续面临常规性剥夺。2016年，当局在没有明确威胁下重点推动侵犯人权的“反分裂”与“维稳”斗争，并且禁止几乎所有西藏自治区居民到境外旅游。
8月，中共汉族干部吴英杰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新任党委书记，预料将延续前任陈全国的铁腕统治和社会控制政策。依据2016年展开的十三五规划，西藏自治区设定了宏大目标，包括大量基础建设工程和城市开发；青海和四川藏区也计划大规模开采矿产。许多外界报导的公众抗议都以农村圈地为起因，包括5月在甘肃发生的一场抗议曾遭安全部队镇压。
宗教自由持续受限，包括针对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强拆和逼迁计划，将使这个世界最大藏传佛教社群由2016年的一万人以上，在2017年9月前减少到五千人以内。笔名雪江（Shokjang）和鲁米（Lomik）的藏族作家分别被判刑三年和七年半；因计划出书被捕的鲁贡确嘉措（Lu Konchok Gyatso）和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藏语教学式微而被捕的札西文色（Tashi Wangchuk）于本文撰写时均仍在押。
截至本文撰写时，2016年又有两名藏人自焚，地点都在四川。至少四名藏人据信在狱中死亡，包括2008年被捕失踪至今的甘孜寺比丘尼益西拉东（Yeshe Lhakdron）。
宗教自由
政府限制人民只能信仰五种官方认可的宗教，且一切宗教活动必须在政府许可的场所进行。各宗教的教职人员任命、出版、财产和设立宗教院校均受到政府管控。不受政府管控的宗教团体则被归类为“邪教”。以气功修炼为主的法轮功信仰团体于1999年7月被查禁，遭受国家迫害至今。
浙江省被称为中国“基督教中心地带”，2015年为抵抗省府拆除教堂十字架而被捕的人士部分已经获释。2月，浙江官媒播出人权律师张凯被强迫认罪的视频，他因向抗拆十字架基督徒提供法律意见而被秘密拘押禁与外界联系，直到3月获释。但金华市牧师包国华、邢文香夫妇则被分别判处14年和12年有期徒刑，该案普遍被视为对他们反对拆十的报复。
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宗教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呼吁各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适应“中国特色”。
8月，天津法院将资深民运人士及基督徒胡石根判处七年半有期徒刑。根据起诉书描述，胡石根的罪状包括“以非法宗教活动作为平台...散布颠覆国家政权思想”。
9月，中国政府发布《宗教事务条例》的修订草案，该条例制定于2005年，包含侵犯人权的规定。修订草案规定，各宗教应“维护国家安全”，禁止未经登记为宗教团体的个人和组织到境外出席宗教会议。
贵州当局自2015年12月起拘押活石教会牧师仰华（原名李国志），同时将拥有500名成员的活石教会宣布为非法，令其关闭。
性取向与性别认同
中国没有保障人们免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歧视的法律，同性伴侣关系也不被法律承认。或许因其抗争行动不被国家视为威胁，LGBT人士在2016年成功推动了一些维权诉讼。
1月，河南法院开庭审理孙文林（化名）诉当地民政局不受理其与同性伴侣婚姻登记案，虽然法院4月判决孙文林败诉，但他的案件──中国法院首次立案的同性婚姻诉讼案──吸引到媒体广泛关注。6月，河南法院立案审理余虎（化名）诉精神病院强制其接受19天同性恋“扭转治疗”案。同样在6月，广东大学生秋白（化名）因教科书将同性恋称为疾病而起诉教育部。秋白曾在2015年为同一议题控告教育部，因教育部表示将予回应而撤诉。后因当局迟不回复，她决定再次提告。
6月，针对联合国设立独立专家，致力防范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问题的决议，中国投下反对票。
妇女权利
中国妇女在高等教育和就业方面遭受系统性歧视，并且面临家庭暴力和性骚扰。政府表面提倡性别平等，却未尽力解决上述侵权问题。
当局日益敌视公民社会，并在2016年扩及女权人士。1月，北京众泽妇女法律谘询服务中心因创办人郭建梅受到官方压力而关闭。
4月，广州法院做出指标性判决，一名妇女控告两家公司召聘歧视获判胜诉。但法院仅判赔人民币两千元（约合300美元），遭女权人士批评处罚过轻。
障碍者权利
虽然中国已于2008年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身心障碍者仍在求学、求职等各方面遭遇阻碍与歧视。政府仍然会将维权人士关进精神病院。
2013年草拟的残疾人教育法迄未通过。官方指导原则依然允许高校拒绝某些障碍考生录取特定专业。7月，河南考生宋奕辰因视障遭天津中医药大学退档事件，引发媒体高度关注。
有关召聘公务员的官方指导原则，仍然歧视特定障碍人士。8月，河南视障人士谭劲松应征当地法制办，却以笔试第一名成绩被淘汰。
关键国际行为者
2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中国持续任意拘押和侦讯律师，骚扰及恐吓批评政府人士与NGO工作者，以及新定境外NGO管理法对基本人权的负面效应表示关切。
2016年2月，欧洲联盟通过强烈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3月，由美国领衔的十二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联名谴责中国“人权纪录不断恶化”。加拿大、欧盟、德国和美国等多国政府都曾在2016年发布声明，就公民社会遭打压、香港书商被强迫失踪、以及境外NGO管理法等议题向中国表达关切。然而，没有任何国家因为北京人权纪录持续恶化而对其实施更具体的制裁。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7月进行任内倒数第二次访华时，终于对公民社会遭打压表示关切，并敦促中国当局“让公民在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享有充分表意及参与角色”。美国总统欧巴马9月进行任内最后一次访华时，没有公开发表任何有关人权的谈话。G20成员国9月在杭州开会时，不仅没有谴责中国的人权纪录，连杭州当地因此次会议而产生的侵权情况，例如当地维权人士被拘留，或中国对独立公民社会组织参与G20会议所加诸的各种限制，也没有加以谴责。
外交政策
7月，国际常设仲裁法院驳斥中国对南海大部分区域的主权声索，认定北京的主张缺乏法律效力。中国则否定该法庭的合法性，并表示不会执行仲裁结果。
2016年，中国没有动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享有的否决权。然而，中国曾在2015年12月动用程序否决权，试图阻止有关朝鲜人权情势的讨论。中国也对增派维和部队前往南苏丹和增派联合国警察前往布隆迪等决议案投下弃权票。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中国代表团均拒绝对普受国际肯定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授予联合国认证。
8月，中国同意联合国赤贫问题特别报告员奥斯顿（Philip Alston）访问。但就像过去做法一样，当局限制奥斯顿的行动与会见，这名特别报告员在离华记者会上肯定中国在经济方面有所进展，但对“公民社会空间日益紧缩”提出抨击。
中国2015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于6月在北京召开首届理事会。与会各国政府均未推动亚投行制定人权保障政策，以要求该行查明并解决融资项目中的人权风险。亚投行并未公开说明该行是否将谘询非政府组织意见，特别是在不欢迎独立监察者的国家。
在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中，北京施压亚美尼亚、柬埔寨和肯尼亚等国政府，将台湾公民遣送中国大陆。这些人涉嫌诈骗大陆民众，但显然没有机会就遣送决定向各国合格法院提出申诉。
中国当局声称，截至9月追回500名“外逃经济罪犯”，使“天网行动”执行两年来总共追回人数接近2,000人。截至本文撰写时，还不清楚这些人回国候审时能否会见家属或自己选择的律师，也不清楚各国在将他们遣返前是否要求中国做出任何保证。
https://www.hrw.org/zh-hans/world-report/2017/country-chapters/298748
中国：对人权打压持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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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街头挂有中国主席习近平海报的外墙 |
这是人权观察第27次发布《世界人权报告》，内容共计687页，检视90多个国家的人权实践。在其导言中，执行董事肯尼思・罗斯写道，新一代的威权民粹主义者正试图颠覆人权保障概念，将人权视为大多数人意志的绊脚石。面对被全球经济抛弃、日益恐惧暴力侵犯的弱势人群，公民社会组织、传播媒介和社会大众必须重新巩固人权与民主所由建立的价值基础。
“中国的人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前景黯淡，”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当局以人权组织为攻击目标，并大幅加强对这些组织的控制。”
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的容忍度，在2016年毫无改善。许多和平的异见人士仍身困牢狱，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维族经济学者伊力哈木。2015年7月被捕的300馀名人权律师及其支持者中，十六人尚被羁押候审，并有两人已被判处重刑。
今年新增许多针对媒体和互联网的限制措施。2月间，习主席要求国内媒体坚决効忠共产党。传媒管控部门发出多项钳制媒体的新指令，对象涵盖视频、移动应用程序（apps）、游戏、新闻网站和实时直播平台。
中国政府由香港和其他国家掳回批评人士，包括拥有外国籍者，成为2016年国际关注焦点。这些人被绑架的相关情况，乃至中国政府和当事人失踪地国家的政府各自发挥的作用，均尚不明朗。
中国中央政府打压港独言论，但香港有关当局并未积极保护民主程序。立法会选举前，六名候选人被港府取消参选资格；选后，北京又干涉一宗政治案件，压迫香港法院裁定两名独派议员失去议席。
在少数民族居住的新疆和西藏地区，北京依旧维持高压统治，借口防范“分裂祖国”或“恐怖主义”，对各项自由横加限制。
中国政府在4月和11月分别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和《网络安全法》，两法草案均因有侵犯人权之虞而在国内外广遭非议，但最终仅获微幅修正。
在联合国，中国对于保护人权的议案动辙阻挠讨论或弃权。
“中国政府不应迫害维权人士和公民组织，而应肯定他们对中国社会的重要贡献，”理查森说。“否则，北京做为全球人权侵犯者的恶名必将更难洗脱。”
Human Rights Watch | 350 Fifth Avenue, 34th Floor | New York, NY 10118-3299 USA
日本：应改善移民待遇，接纳难民 - 人权观察
日本：应改善移民待遇，接纳难民，作为全球投资者、捐助国却未发挥人权领导作用
（东京，2017年1月12日）－人权观察今天发布《2017世界人权报告》指出，日本少数群体难以充分实现其人权，且政府承认庇护寻求者的纪录十分恶劣。
“日本作为强健的亚洲民主国家，却没有在人权方面发挥全球性的道德领导作用，”人权观察日本分部主任土井香苗说。“成千上万庇护寻求者，包括叙利亚人，仍被日本拒于门外；他们即使成功抵达日本，也很难被承认难民地位。”
这是人权观察第27次发布《世界人权报告》，内容共计687页，检视90多个国家的人权实践。在其导言中，执行董事肯尼思・罗斯写道，新一代的威权民粹主义者正试图颠覆人权保障概念，将人权视为大多数人意志的绊脚石。面对被全球经济抛弃、日益恐惧暴力侵犯的人群，公民社会组织、传播媒介和社会大众必须发挥关键作用，重新肯定为尊重人权的民主政治奠基的各项价值。自2009年4月人权观察东京办公室成立以来，《世界人权报告》首次纳入日本专章。
庇护寻求者和移住劳工到达日本后，生活环境十分艰困。尽管近年来赴日申请庇护的人数大增，2016上半年仍仅有四名庇护寻求者被日本政府认定为难民。技能实习生（Technical Intern Trainees）自2010年起全面适用劳工法，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和越南，多在工厂、农渔业和建筑业工作。不过，由于法律保障偏弱，导致2016年多起虐待案件，包括非法加班、拖欠工资和强迫返国。
同性婚姻尚未获日本法律承认，但性少数议题在2016年得到更多关注，而且承认同性婚姻的地方政府也在增加。为解决日本社会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歧视，包括人权观察2016年关于LGBT学生遭霸凌的报告所纪录的校园性别歧视，国会已成立跨党派小组研商立法解决途径，但未有明显进展。
4月，政府批准《身心障碍者（残疾人）权利公约》的配套立法，《消除对障碍者歧视法》生效施行。7月，一名26岁男性闯入东京西南方相模原市一所公立障碍者服务设施，持刀杀死19人，杀伤27人。然而，迄今仍未实施任何解决障碍者被污名化问题的重大改革，例如保障他们在其社区独立生活的权利。
日本刑事法律也未达人权标准。刑事诉讼法允许在起诉前羁押嫌疑人长达23天，不得取保。日本还在实行死刑，2016年共以绞刑处决三名罪犯。
国会做出进步举措，于5月修正《儿童福祉法》，首度以儿童为权利主体，为日本替代性照料制度由机构照料大幅转向奠下基础。人权观察2014年发布的报告曾指出，接受替代性照料的儿童，百分之85生活在机构之中。
尽管首相安倍晋三于2013年宣布日本将实行“以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外交”，但日本的外交政策仍然著重静默外交（quiet diplomacy），尤其在亚洲。在2016年的所有演说中，安倍仅提到要加强连结共享上述价值的国家。唯有朝鲜是例外，主要因为平壤曾绑架多位日本国民。
对于区域内人权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例如菲律宾、泰国、柬埔寨、越南和缅甸，日本大都保持沉默。首相安倍最近接待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亲善访问时，对后者以反毒运动名义法外杀害逾六千条人命的劣迹未予任何谴责。
“现在正是难得时机，安倍政府应展现亚洲最大民主国家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领导能力，”土井说，她注意到美国于人权议题上的领导地位在这次大选后已大不如前。“若能在保护难民和移住劳工方面做出重大立法改革，2017年可望有好的开始。”
“日本作为强健的亚洲民主国家，却没有在人权方面发挥全球性的道德领导作用，”人权观察日本分部主任土井香苗说。“成千上万庇护寻求者，包括叙利亚人，仍被日本拒于门外；他们即使成功抵达日本，也很难被承认难民地位。”
这是人权观察第27次发布《世界人权报告》，内容共计687页，检视90多个国家的人权实践。在其导言中，执行董事肯尼思・罗斯写道，新一代的威权民粹主义者正试图颠覆人权保障概念，将人权视为大多数人意志的绊脚石。面对被全球经济抛弃、日益恐惧暴力侵犯的人群，公民社会组织、传播媒介和社会大众必须发挥关键作用，重新肯定为尊重人权的民主政治奠基的各项价值。自2009年4月人权观察东京办公室成立以来，《世界人权报告》首次纳入日本专章。
庇护寻求者和移住劳工到达日本后，生活环境十分艰困。尽管近年来赴日申请庇护的人数大增，2016上半年仍仅有四名庇护寻求者被日本政府认定为难民。技能实习生（Technical Intern Trainees）自2010年起全面适用劳工法，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和越南，多在工厂、农渔业和建筑业工作。不过，由于法律保障偏弱，导致2016年多起虐待案件，包括非法加班、拖欠工资和强迫返国。
同性婚姻尚未获日本法律承认，但性少数议题在2016年得到更多关注，而且承认同性婚姻的地方政府也在增加。为解决日本社会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歧视，包括人权观察2016年关于LGBT学生遭霸凌的报告所纪录的校园性别歧视，国会已成立跨党派小组研商立法解决途径，但未有明显进展。
4月，政府批准《身心障碍者（残疾人）权利公约》的配套立法，《消除对障碍者歧视法》生效施行。7月，一名26岁男性闯入东京西南方相模原市一所公立障碍者服务设施，持刀杀死19人，杀伤27人。然而，迄今仍未实施任何解决障碍者被污名化问题的重大改革，例如保障他们在其社区独立生活的权利。
日本刑事法律也未达人权标准。刑事诉讼法允许在起诉前羁押嫌疑人长达23天，不得取保。日本还在实行死刑，2016年共以绞刑处决三名罪犯。
国会做出进步举措，于5月修正《儿童福祉法》，首度以儿童为权利主体，为日本替代性照料制度由机构照料大幅转向奠下基础。人权观察2014年发布的报告曾指出，接受替代性照料的儿童，百分之85生活在机构之中。
尽管首相安倍晋三于2013年宣布日本将实行“以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外交”，但日本的外交政策仍然著重静默外交（quiet diplomacy），尤其在亚洲。在2016年的所有演说中，安倍仅提到要加强连结共享上述价值的国家。唯有朝鲜是例外，主要因为平壤曾绑架多位日本国民。
对于区域内人权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例如菲律宾、泰国、柬埔寨、越南和缅甸，日本大都保持沉默。首相安倍最近接待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亲善访问时，对后者以反毒运动名义法外杀害逾六千条人命的劣迹未予任何谴责。
“现在正是难得时机，安倍政府应展现亚洲最大民主国家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领导能力，”土井说，她注意到美国于人权议题上的领导地位在这次大选后已大不如前。“若能在保护难民和移住劳工方面做出重大立法改革，2017年可望有好的开始。”
2017年3月4日星期六
美国务院发布《2016年度各国人权状况报告》
美国国务院3月3日，发布《2016年度各国人权状况报告》。报告有关中国的部分明确指出，由于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权威，几乎所有政府及安全机构全部为其党员所把持，中共中央25名政治局委员及其7名常委垄断了最高权力，习近平本人更独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等大权，中国至今仍是一个独裁专制体制的国家。中国社会受到严密控制的状况，更导致那些致力于公民政治权利及少数民族问题的组织和个人，遭受严重打压。中国公民至今无法享有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而任意及不经正当法律程序的处决、“黑监狱”的法外羁押、刑讯逼供，以及针对记者、律师、作家、网络意见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骚扰、拘禁等，均凸显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报告还就中国西藏地区的宗教迫害，以及当局针对香港、澳门等地内部事务的干涉表达关注。
内蒙古牧民生计所迫借高利贷 官商勾结无力偿还告官无门
内蒙古高利贷公司猖獗，导致贷款的农牧民无力偿还，发生离婚或自杀的悲剧。一些呼伦贝尔牧民告诉本台，因当地的牛羊价格下跌，资金无法正常周转，不得不借高利贷度日，但是高利贷公司和政府官员官商勾结，又与警察联手，以抓打及恐吓等方式，阻止牧民向政府求助。
呼伦贝尔市新巴虎左旗的蒙古族牧民维权代表斯琴2月18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近几年来，由于草原上夏季干旱、冬季大雪等自然灾害，加上牛羊售价大跌等原因，导致牧民收入减少，生活困难。牧民们为了在困境中继续生活，不得不向信用社借贷，但是只能贷5至10万元，无法满足牧民家庭的正常开支，因为这些钱仅够购买饲料。因此，不少牧民不得不找各种小额贷款公司或放高利贷的个人借款，结果出现贷款“利滚利”现象，最后导致借贷人无力还款。放贷者上门抢走牛羊牲畜、财物，甚至以恐吓等手段夺取牧民的财产。斯琴说：“我们这里借2万元，（利滚利后）涨到11万元，借3万元循环涨到20多万元。一般利息5分到10分。每天的高利贷一万元一天150元，还有各种贷款公司也有每天3分到5分的”。
当地另一位要求匿名的牧民告诉本台，近两年饲料草涨价，牛羊价下跌到最低水平：“我们牧民没有任何收入，银行给的小额贷款5至10万元，高的也不超过20万元。我们为了持续发展农牧业和维持生活，不得不贷高利贷。在呼伦贝尔的小额贷款高利贷公司太猖獗了，牧民要到秋后有收入才能还贷款。放贷款的阴谋很多，没有按时还上贷款，他们就来抓牛羊。破产的牧民有很多，失去自己草场地的牧民也很多。有时候，他们小额贷款公司用黑社会势力来打压我们。政府的某些官员跟高利贷公司串通以后，向牧民施加压力”。
据称，牧民们曾多次联名向政府求助，但无济于事。2月14日，当地一百多位农牧民向政府求助，但无人向他们放贷。其中一位女性牧民乌力吉宝音，13日在微信群发出呼吁集体请愿的文字，被警方以“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为名，处以行政拘留5日，于17日获释。
此外，牧民微信群群主斯琴因组织2月14日牧民聚会被公安带走盘问，后在其他牧民的声援下获准回家。但是，这次活动的光盘等资料被公安扣留。牧民们说，希望政府部门能为民做主，帮助他们摆脱困境，重新回到正常生活状态。
特约记者乔龙/责编：吴晶
苏尼特右旗政府抓人“接力”为哪般？
2.22 日王茂小伙因网上传帖被行政拘留十天才获释 2 .23日 来呼上访的年轻人蒙古拉胡又被抓起了 网友调侃苏尼特右旗抓人还搞开“接力”了！
俩人被抓的理由差不多 但起因却不同！王茂小伙是因在网上传帖被抓 而蒙古拉胡被抓据说是顶撞旗领导了 ！怎么顶撞的 ？坊间传闻前一阵苏尼特右旗草监局“被下岗”职工来呼上访外媒的视频报道中 旗委书记布仁接受采访说过一番话后 蒙古拉胡小伙直截了当地进行了反驳 ！...怪不得此视频这俩天又私下热传开来？
先抛开问题的争执不谈 旗政府如此频频抓人 确实有点过份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矛盾冲突不断 小小的苏尼特右旗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也充斥着不和谐 ！ 化解矛盾还是激化矛盾 恰可以考量出当事人的优劣 对话 双赢 才是高明当权者的做派！
前几天旗网站上发布的一则消息 也引人私下议论 最后的结束语颇具文革遗风 什么不信谣不传谣之类含糊其辞大棒文风 真没什么说服力！ 直接把所谓谣言举出一二不就得了 ！政府信息可不能搞什么“鸡对鸭说 ” 更何况网友们都在关注此冲突的走向呢？
抓人“接力”显然是苏尼特右旗政府 在与54 个上访告状蒙古族小伙“较量”中的一个败笔！ 事情还没有结束 仗着有权动不动抓人拘留只能加剧对立. 2017.2.28 新娜
内蒙牧民委托律师见官员遭推诿 被捕牧民文明父亲促政府放人- RFA
翁牛特旗格日僧苏木农牧民代表刘海秋2月21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为争取玉米补贴款，他此前到呼和浩特向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上访，却受到公安威胁和警告，指他与境外势力联系。现在，他委托北京律师尚宝军到当地，为他和全村的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但是政府人员却拒不接待：
“当地政府领导现在躲着不见我们，没有办法。尚律师还在这里，我们给他找了旅店，现在还在那里住着。现在两个维权代表在场，没有办法。当地政府不给我们解决的话，我们还要继续维权。我就是想把中央给的补贴拿到手，这是应该给我们的补贴”。
记者：这次要告哪里？
回答：具体告旗政府。
尚宝军律师说，他此行主要向当地农牧民了解情况，并与政府相关部门官员沟通。他前一天赶到翁牛特旗：
“昨天我本来想和旗领导见一个面，但是旗领导说主管旗长和正旗长都不在。然后说今天上午让我再去，我今天上午再去，也没有见到，他们还是说旗长不在。然后说要通过信访办预约。但是信访办说这个没有道理，律师受委托见旗领导完全用不着通过我们”。
尚宝军曾就农牧民反应的玉米差价补贴问题，到该旗财政局、农业局，向接待人员了解情况。他说：“当然我们来的主要目的是化解矛盾，看能不能从中作一个沟通，尽量不要让这个所谓小问题酿成大问题。很遗憾没有见到主要的旗领导”。
去年11月及12月，翁牛特旗格日僧苏木、白音塔拉苏木等乡镇的农牧民，先后到旗政府和赤峰市政府上访请愿及抗议，请愿者达千人以上，官员曾多次向牧民承诺会发放玉米差价补贴款，但官员一再违背承诺，拒绝发放2016年玉米补贴款。牧民称，如果委托的律师协调不成，稍后将起诉旗政府。
另一方面，科左后旗甘旗卡镇的年轻人文明，因在网上披露该村与邻村的土地纠纷，以及村民多次上访遭当局打压等情况，去年12月中旬被呼和浩特市公安抓走拘留，今年1月被当地检察院批捕。文明的父亲海龙，带着全村人的公开信，到呼和浩特向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请愿。海龙对本台说：
“现在，我和村里的另一位代表，专程从家乡来呼和浩特上访来了。我们村的老百姓曾请人帮忙给李纪恒书记写过一封公开信。文明的媳妇也给政府写信求助，都没有回话。今天，我们专程从家乡来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要向上级部门反映当地政府的欺压百姓和违法乱纪！一句话，我们就是不服气，要讨个说法！”
另一位同行请愿者铁明说，因上访维权，该村先后有数十人被抓：
“来上访的主要原因是与附近林场有土地纠纷。‘草布日高’蒙语是塔的意思，因乾隆年间在这儿修了一座塔而得名。所以，我们村是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老村了，与我们争地的林场是1958年才建起的。现在林场仗着有钱，官商勾结。当地政府也睁着眼睛说瞎话，非说这地是林场的。我们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草布日高村老百姓当然不让了。可是，我们上访告状还抓，前后被抓了50多人，现在还有俩人没放呢！我们走投无路 才冒着风险来呼市上访告状的”。
在呼和浩特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的文明，因在互联网发贴讲述该村村民有冤无处伸的情况，去年12月12日被公安抓走，不久前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逮捕。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石山/嘉華
2017年3月3日星期五
内蒙古牧民遭威胁上访将拘留 牧民讲述官员克扣草场移民补贴 - RFA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有不少牧民计划在“两会”前往北京上访维权，但遭到当地政府人员威胁。官员表示，“谁上访就抓谁”，甚至会拘押判刑。有接受采访的牧民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大吐苦水指，当地政府征占牧民的草原和房屋，扣发当初承诺的补贴款项，令他们的生活苦不堪言。
杭锦旗一要求匿名的蒙古族牧民，3月3日对自由亚洲电台披露，当地官员威胁牧民不准在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一旦发现将追究责任，所以今年的两会,无人敢去北京：
“好像没有（去北京），两会期间他们都怕，不敢走，没有走的。去年年底，还有很多人（进京上访）， 今年没有。我们杭锦旗（政府）下令了，说去北京在两会期间，谁要是闹事就关，拘留、判刑。所以这些牧民就静悄悄的，不敢说话”。
另一位曾到过北京上访的牧民说：“我们上北京，我的亲兄弟就被抓回来拘留10天”。
一位牧民称，巴拉贡镇有不少牧民的居住环境极差，有牧民拍摄了一段视频，向外界反映当地牧民的居住环境。她说：
“这个视频就是他们强制搬迁的时候，把草场上的房屋拆了。拆了房屋以后，政府说每户给70平方米的楼房，但是现在还是没有住处。70平方米的楼房，也没有兑现”。
巴拉贡镇一不愿具名的牧民对记者说，2009年，他们当地牧民家的房子就被政府拆迁，当时承诺会安排牧民居住楼房，但至今没有兑现：
“我们是2008年到09年的移民户，村官答复是一年后，移民户的房子是每一户安排70平方米住房。房子没有给安排，牧民到现在基本失业，就是发一点生活补贴。生活不太好”。
该牧民提供的视频中，牧民的房屋破旧不堪，根本无法居住。另有图片显示，牧民居住的土砖茅草房屋，屋内用品简单，只有锅台和土炕，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
一位牧民对记者说，官员还克扣草场移民补贴，当初承诺每户移民给一万元补贴，实际只给数千元或更少：
“他们说给一万元，给补贴的时候只给几千元钱，有的人一千元钱都没有。就是这么的情况”。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乌兰镇的牧民对本台投诉，当地的天然气开采已有十多年，工业废水排入草场，严重影响了当地生态环境：
“钻井队开采天然气的污水，流入牧民的草场，这个已经十几年了。牧民草场都是天然气泥浆和污水”。
当地牧民提供的图片中，工程车辆在向草场排放废水，而草场布满污水。
海外蒙古族维权领袖席海明说，北京年年开全国“两会”，但是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在制造各种问题，不少牧民对北京两会抱有期望，希望向政府反映。但是官员不但不解决问题：
“关啊，抓啊或者威胁。这本身不是人民政府应该做的，这完全是王朝末日的心态。老百姓找政府上访，不是到了生活有困难，活不下去的地步，不会去找你。他们是因生存所迫”。
席海明呼吁中国政府聆听老百姓的声音，而不是采取抵制，甚至抓人的方式处理上访问题。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石山/嘉華
流亡藏人女子足球队拟访美申请签证被拒 - BBC
由流亡藏人组成的一支女子足球队说，她们计划前往美国得克萨斯州参加一次足球比赛，但是申请签证遭拒。
这支足球队表示，她们被告知的拒签原因是，缺乏访问美国的适当理由。这支球队的大多数球员是生活在印度的西藏难民，她们是通过在德里的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的。
美国特朗普新政府决定暂时禁止7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但是名单上并不包括西藏和印度公民。作为美国公民的西藏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奇尔德斯（Cassie Childers）对BBC说，她曾在2月24日带领16名球员前往美国驻德里大使馆参加申请签证的面谈。
她说，她们计划这次旅行已经几个月了，她对签证被拒感到失望。奇尔德斯说，对球员们来说，这是告诉世界西藏妇女能够实现一切的一个机会。奇尔德斯还说，她对美国拒绝向球队发放签证而感到“羞耻”。但是她说，她不认为这次拒签同特朗普政府有任何关系。她说，她曾担心出现这样的结果，因为藏人通常不大容易得到美国签证，美国官员担心他们会在美国申请避难。奇尔德斯说，尽管出现了这样的挫折，但是球员们依然精神状态良好。
球队中的大部分球员是生活在印度的西藏难民
这支球队的大部分球员都持有印度政府对西藏难民签发的“印度身份证”，这种证件拥有护照的效力。球队中还有两名球员持有印度护照，另有4名球员是生活在尼泊尔的尼泊尔公民。
这4名尼泊尔公民向在加德满都的美国大使馆递交了签证申请，还没得到回音。
一位美国官员对美联社记者说，他们不对签证申请个案发表评论，但是重申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支球队原计划参加一年一度的达拉斯杯足球赛，一项为世界各地青年足球队举办的足球赛事。
内蒙草原管理局员工请愿 促当局放因发帖而被捕者 - RFA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草原监督管理局近30名蒙古族员工，自2月12日起持续在呼和浩特市向自治区政府信访局等多个部门上访维权，同时抗议他们的一位同事王茂因在微信群转发维权评论，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请愿代表称，他们都是草原管理局的员工，不满新上任的领导废除原来的文件内容，将他们从事业单位员工变更为合同工。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草原监督管理局的28名管护员带着共同的诉求，连续五天到内蒙古政府信访局、内蒙古民族事务委员会、内蒙古人事厅及内蒙古纪检委等部门上访请愿，并递交了申诉材料。维权代表拉胡2月16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电话采访时说，他们当中的一位同事王茂（蒙古族名字：斯琴巴特尔），因在微信群转发不满政府的言论，被警方以“发布虚假信息”等处以行政拘留10天：“2月12日来到呼和浩特，要求释放我们的同胞王茂和归还我们的工作编制，我们走访了纪检委、信访局、民委、自治区政府。我们就是要求他们（警方）释放我们的同胞。因为我们的工作问题，王茂在网上转发了一些别人的言辞激烈的评论。 “苏尼特右旗政府压迫少数民族”，他转发的是这个，公安局就把他行政拘留10天，指危害公共安全，扰乱社会秩序，虚构什么…… 他蒙古族名字叫斯琴巴特尔，11日被拘留，12日下的通知”。
拉胡表示，他们单位的领导于今年1月15日通知他们，已经做出改变他们编制、重新签署雇佣合同的决定。他说：“原先我们是有编制的工作人员，现在旗政府想推翻之前的聘用制合同，把我们变成劳务合同。劳务合同是可以随时开除的，没有保障的。之前我们签署的合同是有保障的。这个劳务合同我们还没有签。人事聘用合同，我们是在五年前签署的”。
苏尼特右旗草原监督管理局主要负责维护及保护草场，保护生态环境。拉胡称，管理局如果停止原有合同，将令他们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这个政策涉及到我们54个人，我们都是年轻人，一旦停发工资，把我们开除了，这个影响深远。我们就这点收入维持生活”。
记者：政府是什么态度？
回答：政府坚决不执行57号文件，不给我们（事业单位）身份。希望我们签署劳务合同。
另一位维权代表达林太对记者说：“我们政府出了一个57号文件。我们也是考试进去的。从第三年开始换了领导，换了我们的旗委副书记，他们就不认可这个文件。有些领导说这个（57号）文件错了，要修改文件，就是不承认我们”。
达林太说，他们曾就此上访多年，但均无人理会：“我们学历百分之九十八是大专和本科，最低是大专学历。我们都是牧民子弟，我们的父母百分之八九十以上都是牧区的牧民，都是蒙古族”。
记者致电旗委书记布仁查询，他对本台表示，与草场管护员签署的5年合同已经到期。他还称，管护员没有编制：“草场管护员属于一般性的签订劳动协议的人员。他们没有身份，没有机构，也没有编制，他们实际上是无理诉求。五年以后合同期到期了，称职的话可以签署第二轮劳动合同。他们拒签，要事业单位身份，事业要有编制”。
对此，拉胡反驳称，之前他们签署的是“事业聘用合同”，2012年6月份他们的工资还跟事业编制人员的工资一起上涨了68元。第二次涨工资时，他们的工资表提交到旗财政局，领导认为这些管护员是事业编制人员，所以两年没有参与任何考试。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吴晶
内蒙两蒙古族青年微信批评官员被拘 - RFA
蒙古拉胡的妻子告诉本台记者，她的丈夫只是维权，并无违法。拉胡的同事称，他们曾联名向政府表达不满，要求撤销处罚。
苏尼特右旗草原监督管理局员工蒙古拉胡等二十多人，自2月12日起，持续在呼和浩特市向自治区政府信访局等多个部门上访维权，同时抗议他们的一位同事王茂（斯琴巴特尔）因在微信群转发维权评论，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2月23日，蒙古拉胡也被当局行政拘留10天，理由是蒙古拉胡“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他的妻子27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她的丈夫只是为自己和同事维权，并无违法：
“我丈夫蒙古拉胡于2017年2月23日上午被苏尼特右旗公安局传唤，下午通知我们家属说蒙古拉胡因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10天。我作为家属，认为这个行政拘留是不对的。我丈夫他们只是希望找回自己的工作而已，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微信群发表自己的意见，正常的反应自己的诉求，他们并没有违法法律，他们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久前，员工王茂被当地警方以同一理由，处以行政拘留10天，他的28名同事到呼和浩特向自治区政府请愿，要求警方放人。2月16日，蒙古拉胡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曾表示，他们要求释放王茂和归还他们事业单位的工作编制，先后走访了纪检委、信访局、民委、自治区政府。拉胡还说，他们单位的领导于今年1月15日通知他们，已经做出改变他们编制、重新签署雇佣合同的决定，被蒙古族员工拒绝。
蒙古拉胡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同事对记者说：“我们向有关部门上访，把我们两个同事以扰乱公共秩序的名义，各行政拘留10天。一个是蒙古拉胡，一个是王茂，王茂前几天已经释放了。他刚出来的第二天，就把蒙古拉胡抓进去了”。
记者：他说怎么虚构事实？
回答：我们就是在微信上发了不满政府的言论，他们（公安）说不符合事实。其实就是使坏。蒙古拉胡的妻子抗议当局用抓人的方式处理公民表达意见。她说：
“政府部门这样不断的抓人，刚放完人又抓，我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商量，没必要用这么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作为家属表示强烈抗议！”
苏尼特右旗草原监督管理局的这位不愿具名的员工说，他们通过考试进入事业单位，但是新上任的领导却否定之前出台的57号文件，要将他们事业单位编制的劳务合同变为非事业单位编制，引发不满：
“2011年9月16日，苏尼特右旗政府研究决定公开招聘草场管护员60人，随后颁发57号文件，从少数民族大学（及大专）毕业生中招聘60个国家事业单位普通工人，我们双方就签署了锡林郭勒盟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先是签署三年。这期间，两次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上调了工资，我们的工作上调了66元和650元。但是，2014年，旗政府以57号文件错误为由，不承认我们是事业单位编制和上调的工资，因此我们多次上访。2015年，中央纪委要求我们政府执行57号文件，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执行”。
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布仁早前对本台表示，他们与草场管护员签署的5年合同已经到期。他还称，草场管护员属于一般性的签订劳动协议的人员。他们没有身份，没有机构，也没有编制，他们实际上是无理诉求。
54位草原管护员在一份公开信中，要求政府恢复他们事业单位编制，并释放被拘留者。他们还要求警方撤销对王茂和蒙古拉胡的行政处罚。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石山、寇天力
达赖喇嘛确立的第20世章嘉活佛访问日本 - RFA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世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确立的第20世章嘉活佛，顿由嘉措1980年生于青海,现住南印度哲蚌寺。章嘉受日本蒙古佛教会的邀請于2月下旬至3月上旬首次访问日本, 在东京、大阪发表演讲并与旅日内蒙古同胞见面。章嘉还参观了高野山、东大寺等寺院。
章嘉活佛是藏传佛教内蒙古地区最高活佛，与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并称为蒙古两大活佛。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哲布尊丹巴齐名的藏传佛教的四大领袖之一。
中华民国时代的19世章嘉活佛是当时四大活佛中介入中国政治最深的一位。当时的中华民国认为内蒙古的制度不同于西藏的政教合一，而且也不允许内蒙古出现一个统一的世俗领袖和宗教领袖，因此对章嘉活佛进行了压制。不过后来国民党政府又利用章嘉在内蒙古分化瓦解由德王领导的“高度自治”运动，19世章嘉活佛因此受到中华国民政府表彰，被封为“护国大师”。19世章嘉活佛1957年在台北圆寂，据传章嘉圆寂时表示不再转世，但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自行寻访并重新确立了第20世章嘉活佛，但目前第20世章嘉活佛并未受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官方承认。
据2016年11月在日本成立的“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会长席海明表示:“历代章嘉转世都来自内蒙古土族。土族在语言和民族上接近蒙古族，据说现在的20世章嘉也视为内蒙古人。”
章嘉活佛2月26号在东京与旅日内蒙古同胞见面说法时表示说:“能在日本见到家乡蒙古同胞很亲切。”同时章嘉活佛表示，希望去台湾访问。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副会长吉日嘎拉、乌力更等成员20多人参加了法会。
章嘉活佛访日期接受本台独家采访,章嘉表示:“自己目前正在学习和了解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道路',在达赖喇嘛家里谈话时,我们都想家,也说去五台山事。”
（特约记者：南洲 责编：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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