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东亚中的日本历史”时，常常将日本定位于中国、朝鲜、日本这种汉字文化圈的框架中。但是，从“欧亚大陆”的观点俯瞰历史，就可发现巨大的时代走向。请看东京大学的杉山清彦副教授以“欧亚大陆”的观点对蒙古帝国至大清帝国时代的分析。
在思考世界中的日本时，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东亚”，一般被总括在中国、朝鲜、日本这一汉字文化圈中。那么，是否将日本定位于共同拥有汉字文化基础的“东亚”就可以了呢？是否它的历史与欧亚大陆的动向无关呢？不是的。尤其与以往主动吸收汉字等中国文化不同，进入13世纪的蒙古帝国时代，欧亚大陆的政治形势是直接波及影响日本的。
蒙古帝国统一欧亚大陆
征服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蒙古帝国，曾犹如征服和破坏的化身为人评说；而现在却更趋向于认为它是欧亚大陆政治统一的全盛时期。起源于欧亚大陆草原的蒙古帝国，很早就占据了沙漠绿洲上的商业城市和贸易通道，在走向庞大的政治一统的同时，打开贯穿世界的通衢大道，推进贸易的保护和振兴，在欧亚大陆促进了人、物、信息的往来和交流。日本的学术界将13-14世纪的这一时期称为“蒙古时代”，将其定位于“地理大发现（又称大航海时代，即新航路的开辟）”之前欧亚大陆统一与交流的时代。
在蒙古帝国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世界各地处于中小规模政权林立状态。在东方，金朝和南宋对峙南北，朝鲜半岛上有高丽，云南有大理，宁夏、甘肃则是西夏的天下。从中亚到西亚，也分布着西辽、花剌子模、古尔王朝、鲁姆苏丹国等，在它们之下进而还有众多的地方争权割据称雄，各霸一方。十字军时代的欧州也是这种政权割据的地区之一。
1206年，统一了蒙古高原各游牧部族，结束了长达350年分裂历史的蒙古部汗铁木真，在忽里台（大聚会，即各部族首领大会）上被拥戴为君主，号称“成吉思汗”，定国名为“大蒙古国”。这就是蒙古帝国的开端。成吉思汗与后继者们展开了一场征服世界之战，至其孙忽必烈（1260-1294在位）时代，在东方，消灭了金、南宋、西夏、大理，降服了高丽；在西方，远征俄国、东欧；在西亚，占领了巴格达，消灭了阿拔斯王朝。
这种大规模的征服扩张，倚仗了强大的骑兵，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它又不单纯是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的。从西方的斯基泰、东方的匈奴开始，在蒙古得以最终建立的游牧国家，是游牧民掌握政权的国家，但不是单纯由游牧民构成的国家。它是一个联合体，由游牧民掌握政治和军事，将定居于绿洲都市、农耕地带的各类民众置于统治之下，并笼络国际商人从事贸易和外交，因此，其成员的生计、语言、习俗总是多民族的、复合型的。蒙古帝国也同样，它在游牧军队军事力量的基础下，集结了各种各样的游牧民、国际商人、农民、市民、工商业者，充分发挥他们在军事、外交、贸易、生产等方面的能力，运作国家，扩张帝国。建立元朝的忽必烈，将首都大都设在现在的北京，同时以这里为驿站和水路，连接陆海交通和贸易通道，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物和信息。《马可波罗游记》详尽地记载了忽必烈时代东方的繁荣景象。
忽必烈于1276年征服南宋后，吸收江南地区的造船、航海技术及海洋知识，试图向海上发展，从海路向亚洲各地遣送了远征军。多数情况下都因遇到强烈抵抗而撤退，但其目的原本不在征服，而是为了扩大通商和确保贸易航路，所以，13世纪末期几乎所有地区都和元朝建立了互通友好和贸易关系。
日本也是其中之一。忽必烈曾于1274年和1281年2次向日本派遣了远征军，即日本所称的“蒙古袭来”。远征军2次都在与迎击的日军交战后遭遇海难——日本将此天佑称为“神风”——，船队覆没，远征以失败告终。这一事件对岛国日本来说是空前绝后的严重局势，然而对元朝来说只不过是继征服大陆之后向海上发展的一环。他们并不是发现了日本具有值得专门为它孤注一掷的特殊价值，因而也没有全力进攻。意在征服“黄金之国日本”的说法，也并没有史料依据。
因此，虽然由于这2场战役，影响了日本和元朝的政府间关系的建立，但并没有中断日本列岛和欧亚大陆的交流，相反，民间的海上贸易、人员往来非常频繁。9世纪日本中止了向中国王朝的官方使节团“遣唐使”的派遣，代之出现的是以中国江南地区为中心的民间贸易。海上贸易商频繁地往来与日本列岛，开始将中国产品带到日本。进入蒙古时代，这样的人、物交流进一步扩大，江南的宁波和九州的博多成为枢纽，由于大陆海上商人将据点设在博多，使这里成为日中贸易的一大中心，并因此而繁荣。以学习引进制度为主要目标的遣唐使的目的地是华北的长安，与之相对，以贸易为中心的这一时期，江南优雅的文化直接传入日本，给日本文化带来巨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蒙古时代的大陆和日本列岛的关系，可谓是“政经分离”的。
欧亚大陆中明朝的兴亡
蒙古帝国是游牧国家发展的巅峰，但同时游牧国家特有的弱点依然存在。对在严酷的环境中过着迁徙生活的游牧民来说，具有才干的领导人必不可缺，因而君主是凭借实力选出的，没有一个稳定的继承方式。同时，以动产家畜为财产的游牧民有分割继承的规矩。游牧国家中，君主继位之外，领地内的居民、所有的领地也是在子孙兄弟中分割继承的。因此，进入14世纪，以元朝为首的欧亚大陆各地的蒙古政权，随着君主权力的衰弱、继承之争等，渐渐丧失了向心力。而14世纪在世界相继发生的天灾、疫病——欧洲的黑死病也是其中之一——，则给了蒙古帝国以决定性的打击，动摇了政府在各地的统治。在元朝，白莲教徒的叛乱也日益扩大，领导人物之一的朱元璋（洪武帝，1328-1398）在现在的南京设都，建立了明朝。
以中国史上的王朝交替来说，这确实是“明的成立”，但是，从欧亚大陆的客观形势来看，它不意味“元的灭亡”。这一年，元朝宫廷舍弃大都，撤回了蒙古高原，但这只不过意味着放弃万里长城以南地区。北迁的元朝（北元），仍然保持着与昔日成吉思汗时代不相上下的势力，再加上其它大大小小的蒙古势力，从东北到云南、甘肃，犹如包围着明朝一般割据称雄，各踞一方。如此纵观当时的局势，不如说那一时期处境孤立的是新兴的明朝。虽将北元驱逐到长城以北，但蒙古战线就此止步不前，海上的倭寇又在沿海地区横行猖獗。洪武帝向高丽、日本、琉球等派遣使臣，诏谕域外有海上交通各国，宣告新王朝建立，要求承认和朝贡，同时还请求镇压倭寇，这毋宁说是暴露了明朝的窘境。这个时期，北元的忽必烈直系子孙已经灭绝，由其他成吉思汗家族出身的王族继承了大汗之位，但势力薄弱，反复不断地遭臣下废立。然而，虽然存在内乱和权力抗争，但蒙古对明朝在军事上保持了不曾有过任何动摇的优越地位，处于守势的明朝，于15世纪以后加强了万里长城的修筑，使其成为了事实上的边界线。
为了应对这种来自陆、海的安全危机，明初的外交政策有异于寻常，除外国官方使节之外的交流，均不予认可。为此，民间贸易受禁，贸易只限定在与朝贡使节间的赠答交换以及附带的交易上。依靠这种“政经不可分”的原则，至15世纪初叶，明朝成功地抑制了海上武装势力。但是在内陆，蒙古势力为寻求扩大贸易，屡屡施加军事压力；15世纪末期，随国际贸易的再度兴盛，试图打破规则获取贸易利益的活动，在海上也活跃起来。结果，在其间获得利益且赢得了武装抗争的新兴势力在各地抬头，日本列岛各地的战国“大名”（诸侯）以及将其合并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统一政权，便是其中之一。在明朝内部，东南沿海及长城周围的边境地区也滋长起一股势力，如受惠于经济繁荣的地方有权势者、海商以及吞食了巨额军费的驻屯军等，他们虽然置身朝廷保护之下，却未必服从统治，一统海上势力。往来于东海并掌控了海上贸易的郑芝龙（1604-1664）便是其代表。
在北方，蒙古的俺答汗（1507-1582）连年进攻明朝，以武力迫使明朝开放贸易，其根据地呼和浩特作为内蒙古的中心，通过与明朝的贸易而兴旺繁荣。以“入唐（打入中国）”来挑战明朝国际秩序，同时要求“勘合”即重启对明贸易的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可以说此举有着与俺答汗的军事行动共通的一面。其后，俺答汗与明建立了稳定的关系，而秀吉的构想则随他的死而消亡。但是，犹如更替交接一般，第三个挑战者从东北登上舞台。这就是女真人的领导人、清的奠基者努尔哈赤（1559-1626）。
作为欧亚帝国的大清帝国
曾经建立了金朝的通古斯民族女真人，在13世纪金灭亡后，处于元、明两个朝代的统治之下。16世纪明朝宫廷及富裕阶层中蔓延起奢侈之风，于是对西伯利亚的特产貂皮和入药的朝鲜人参之需求高涨，原产地东北沸腾在贸易热潮之中。为此，女真人之间以贸易利益为基础，新兴势力成长壮大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由群雄之一的努尔哈赤成功地统一了全女真人，登上汗位，建立后金。后由皇太极继位，打进南蒙古，征服了北元直系察哈尔部。以此为契机他将民族名称由女真改为满洲，1636年定国号为大清（清）并称帝。至此，成吉思汗、忽必烈以来的蒙古大汗地位被满洲人继承。1644年明朝内乱导致灭亡，清朝便趁机越过长城迁都北京，就这样，明皇帝的地位也由清皇帝接替了。
大陆的这般动乱也不是与日本列岛无缘的。明朝灭亡后，拥戴明朝王族的政权在江南各地成立并与清朝展开对抗，但这些被称为南明的政权，在内部纷争不断的状态下，被南下的强悍的清军逐一击溃。其中福建的福州政权实力派人物、海军将领郑芝龙，曾于1645年和第二年先后两次派使者赴日，要求派遣援军。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23-1651在任)与重臣、各诸侯商议，认为在清军已经控制华北、华中的情况下，为了那些没有格外情理的明朝残余势力而派遣大军远渡东海，是极不现实之举，结果，两次都拒绝了派遣援军的要求。但是，中国大陆的动乱和对日本的波及并未就此结束，郑芝龙在降伏清朝后，他的儿子、以国姓爷闻名的郑成功（1624-1662）仍站在南明一边继续进行抵抗，并屡次派使者向日本求援。南明与1662年灭亡，而郑成功则于前一年控制了台湾，并将根据地转到台湾，其势力一直抵抗到1683年。
平定了南方的这些抵抗和叛乱的，是清朝第四代皇帝康熙（1661-1722在位）。康熙皇帝在北方与打入黑龙江一带的俄国交战，1689年缔结了尼布楚条约，将俄国势力驱逐出黑龙江流域。这一时期，在欧亚大陆中部，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势力迅速扩张，至18世纪中期的大约70年间，形成了清、准噶尔、沙俄三个帝国的鼎立时代。从依海相连的日本来看，17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战乱终告结束，海上和平也得到恢复；但从欧亚大陆整体来看，这三个帝国的战争和外交的“大博弈”则刚刚开始。本该是天下太平的1717年，从清朝发出的“南洋海禁”令中，也可窥视出其在西北方面的对立前线中，与准噶尔帝国作战之际，巩固海防、消除背后隐患的用意所在。对大陆国家清朝来说，陆、海的局势总是联动的。这种紧张关系因1755年准噶尔帝国的崩溃而终结。乾隆皇帝（1735-1796在位）消灭了宿敌准噶尔帝国，将其领地命名为“新疆”（新疆土），至此清朝版图达到最大。就这样，清朝皇帝统治的是辽阔而呈多样化的领土，他既是满族的君主，同时又继承了蒙古大汗和明朝中华皇帝的地位，对于内陆地区，它是西藏佛教、伊斯兰教的保护者，而对于汉族以及朝贡国，又以一个信奉儒教的皇帝而君临。
作为中国、日本之镜的“欧亚大陆”
如上所述，日本列岛既非与大陆局势毫无关联，亦非单方受到影响。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存在着从陆地时代向海洋时代转变的趋势，这不仅限于欧州向海洋发展，亚洲也切切实实地朝向新的潮流转变，从以蒙古帝国为巅峰的内陆游牧民族势力推动历史进程的时代，逐渐走向大陆政权受到海上贸易动向、武力行使影响的时代。从倭寇的活动到秀吉的军事行动、而后德川幕府的出现，可以说都反映出了这种变化趋势。另一方面，满族的清朝继承了蒙古帝国欧亚大陆的辽阔疆域及复合帝国，现代中国的领土是对清朝版图的延承，这一点在理解现代时是不可忘记的。“欧亚大陆”这一视点，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中国，可以说都是令人重新审视其历史的明镜。
杉山清彦SUGIYAMA Kiyohiko署名文章 -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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