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和突厥祖先是匈奴--包括现在的中亚突厥诸国、保加利亚、匈牙利等民族都源于匈奴

匈奴在罗马被称为Huni或Huna, 他们最早大概于公元前10世纪前后就生活到了欧亚大陆的东北大草原上。这群人是匈奴民族的直接祖先，并在日后分化成了亚欧平原上的两大种族，突厥和蒙古种族。

前9到8世纪，当时的周人称为“严狁”的匈奴人，当时他们生活在今天的内蒙鄂尔多斯，春秋时被称为“北戎”的匈奴部落。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后半叶，匈奴似乎也成为了一支统一的、强大的民族，他们由一位名叫单于的首领统帅着，并产生了自己的文字，其文字中可以明显发现和后世的蒙古和突厥词根的被继承关系。

统一的匈奴疆域广大，单于住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以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这儿，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于的继承人）住在东面，可能在克鲁伦高地。右贤王住在西面，在杭爱山区、今乌里雅苏台附近。这个游牧民族，所有的人员在行进时，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所以他们的每一个游牧民，都是军人，而他们的行进方向，始终习惯性地朝南，于是，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

匈奴人非常凶悍，据史记记载，他们的战术往往是，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会引诱敌人军队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然后埋伏起来，以雷雨般的箭惩罚追赶者，直到敌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才一举而消灭之。加上匈奴的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的弓箭技术相当先进。

公元前公元前214年匈奴头曼单于打败了甘肃的大月氏人。头曼之子、继承者冒顿在约前209年打败了满洲边境上的另一支蛮族东胡。

大约在公元前177或176年，冒顿彻底征服了甘肃西部的大月氏人。冒顿之子，继承者老上单于在结束了大月氏人的威胁后，把大月氏人驱逐出甘肃，迫使他们向西迁徙，由此产生了发端于亚洲高原的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各民族大迁徙。

大月氏人西迁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结束了希腊在阿富汗地区的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该王国是由亚历山大的希腊王公继承者所建立的）。大约在在公元前140－130年间，游牧部落实际上已经从希腊国王赫利克勒斯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建立了大夏国。而大夏国不久就臣服于大月氏人在“妫水”以北（即今阿姆河以北，和锡尔河之间）建立的大月氏国。并在前126年左右被大月氏吞并。在公元1世纪左右，大月氏人统一了各部落，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古代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贵霜王朝。其疆域从阿富汗扩张到了北印度的旁遮普。

公元前167年，匈奴老上单于进入汉人国家中原的陕西，直至彭阳（都城长安以西）。公元前158年，他们返回渭河以北，直接威胁着长安。 公元前142年，他们进攻山西北部大同附近雁门方向的长城。

公元前60年，匈奴发生内战，呼韩邪和郅支两位单于互相争位，前51年，呼韩邪归与中原汉人皇帝汉宣帝和好，随之打败郅支单于，占领了匈奴故地，被称为东匈奴。

郅支单于则向西攻击，在咸海流域打败乌孙人和康居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被称为西匈奴。这支向西迁徙的匈奴人在以后的400年间，就此不为人所记录，直到公元4世纪末，他们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入侵欧洲时，这些匈奴人以及他们的首领巴拉米尔和阿提拉才再次让世人震惊。

公元48年，东匈奴发生分裂，南方的8个匈奴部落在首领的率领下起来反对蒲奴单于。游牧于内蒙古。

公元375年，一支更为强悍的匈奴人突然出现在顿河的左岸，从此走上了让欧洲震惊的征服之旅。这支匈奴人的来源，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猜测是公元前36年被西汉征服的西匈奴郅支单于的后代，至于他们这400年间的历史，由于他们没有和任何一个当时的文明势力所接触而记录，所以已不可考。

匈奴人一进入欧洲，没有受到过欧亚平原的蛮族冲击的欧洲文明国家和半文明国家对他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公元375年，匈奴征服了顿河至捷列克河之间的阿兰人。幸存的阿兰人辗转流离到了高卢南部，成为了现代加泰罗尼亚人的祖先。

公元376年，匈奴打败了当时在第聂伯河以西的东哥特王国，使大多数东哥特人臣服。残存的东哥特部落，进入了巴尔干。同年，西哥特人，为了躲避匈奴人的入侵，被迫放弃在中欧平原的土地，度过多瑙河南下，进入罗马帝国。

由于东西哥特人的离去，匈奴人到405年左右，已经完全占据了乌拉尔山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广大草原，并开始进攻欧洲。406年，他们经喀尔巴阡山豁口占据了匈牙利平原，他们由此扩张到多瑙河右岸，成为了罗马帝国的邻国。

在随后的30年间，虽然匈奴帝国对罗马帝国的巨大财富充满渴望，但由于忙于自身内部的权利混战，所以基本上两大帝国的边境依然保持平静。直到435年，阿提拉杀兄即位后，阿提拉统一了匈奴全境，威武的的“上帝之鞭”开始了挥舞了。

441年，阿提拉东罗马宣战，他度过多瑙河，横穿今天塞尔维亚和保加力亚，然后劫掠了色雷斯，东罗马帝国强悍的重步兵方阵，在阿提拉的骑兵箭手冲击下，几乎不堪一击，（阿提拉的进攻基本上淘汰了罗马步兵方阵的作战方式）历时7年的不断进攻，让整个东罗马帝国几乎崩溃。448年，无力再战的东罗马帝国，隔地求和，将多瑙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割让给阿提拉，这块土地，包括了今天的塞尔维亚全部，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大部。除此之外，东罗马还承诺了高额的岁贡，并允许了阿提拉在希腊北部的劫掠。

451年，阿提拉对西罗马帝国的领土和联姻要求遭到拒绝后，阿提拉开始进攻西罗马帝国。阿提拉统领惊人的五十万大军进入高卢，1月度过莱茵河，4月，阿提拉火烧梅斯，接着围困奥尔良。7月，由于阿提拉担心东罗马帝国的援军，主动撤退。

452年春阿提拉入侵意大利，攻克并焚毁了阿奎莱亚。他还占领了米兰和帕维亚，进行了恐怖的大屠杀，并开始向罗马进军，罗马皇帝瓦伦丁三世从罗马逃走，7月，罗马主教利奥一世答应交纳贡赋，并把罗马皇族公主荷罗丽娜嫁给他。阿提拉于是撤退。

阿提拉的恐怖征服在453年他离奇身亡后，突然终止。阿提拉的匈奴帝国，在他死后如同潮水一样退却了。归顺的东哥特人在后方立刻反叛，并在454年杀了他的长子。他的另外几个儿子，有的率部退到了黑海沿岸，有的归附了西罗马帝国，还有的继续向东罗马帝国进攻，468年，阿提拉的儿子顿吉兹奇在多瑙河下游被东罗马帝国击败，其本人兵败被杀，头颅被拿到了君士坦丁堡示众。

最后，就是那些残留在黑海北岸的匈奴人部落了。他们分为了在亚速海西北和顿河河口的两个部落，由于东罗马帝国的挑拨，两支部落不久成为敌人。自相残杀了几十年，其中还有进攻君士坦丁堡的举动，但被击败。两支匈奴部落，在内战中日趋式微，最后在6世纪来自俄罗斯平原的阿瓦尔人的征服中消亡。我们所知道的匈奴的最后一点踪影是，那支在亚速海的匈奴人，最后和当地人融合通婚后，形成了另一支游牧民族保尔加人，他们在阿瓦尔人的征服中，逃离了南俄平原，进入了巴尔干，是保加利亚民族的先祖之一。

在人类历史上神奇的匈奴民族，并没有消亡，他们的后裔演变成了蒙古人，突厥人两大种族。这个民族给历史留下的最难忘的记忆是，他们居然可以纵横万里，对当时世界上的三大文明巅峰，汉，波斯，罗马，都造成极大的威胁，不改其民族本色，其生命力之顽强，令人感叹。

突厥民族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突厥民族在几乎所有的文明中心都留下了他们的历史，并至今生生不息着。他们曾是欧亚草原的霸主，他们在历史上首度在西域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他们再次被蒙古人兄弟征服后又实现了了第二次融合，使自身血液脱胎换骨并回归于蒙古，形成了真正的亲生兄弟。然后他们做过中国的皇帝。他们主宰过伊朗高原，他们征服了神话般的罗马帝国，他们统治了半个欧洲。也是他们，是伊斯兰人民中的第一个觉醒的民族，开展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

由于蒙古和突厥民族的部落非常多，因而其中之一的突厥人在历史上建立了非常多的国家，这里只能按照时间顺序，把一些重要的突厥国家历史介绍一下。

突厥民族可能是诞生于阿尔泰山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在这一地区，出土过许多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古代文物，包括青铜面具，匕首，动物饰片，铁制马具，以及棺木中的木雕等等，从这些文物的纹饰和风格看，他们应该是突厥人的早期文化，俄罗斯人将这一文化称为塔锡蒂克文化。随着匈奴人的衰落，其直系继承者突厥人开始在欧亚平原崛起。

突厥人建立的第一个大国，根据突厥史家的观点，就是大名鼎鼎的拓跋部落国家。公元6世纪初，统治漠北的是蒙古柔然部，当时各突厥部落臣属于柔然汗国。6世纪中叶，突厥部在西域崛起，西魏为了拉拢突厥共同对付柔然，把一个公主家给了突厥首领土门（看来真有可能是同族的阿），552年突厥和西魏一起夹攻柔然，柔然阿拉瑰可汗自杀，柔然败亡，突厥于是占领了柔然故地，土门称可汗。建立了广大的突厥帝国。

土门可汗不久去世，他的庞大帝国，被他的儿子和弟弟继承，其子木杆可汗得到蒙古地区建立了东突厥汗国。其弟室密可汗，继承了西域的疆土，包括准噶尔、额尔齐斯河流域、、伊犁河流域、直到怛逻斯河流域，建立了西突厥汗国。

先来看东突厥汗国。从木杆可汗统治期间553－572年，东突厥开始迅速强大起来。560年前后，木杆打败了契丹人，势力到达了辽河西岸。581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即位，西突厥达头可汗拒绝承认沙钵略可汗名义上的宗主地位，东西突厥正式分裂，并引发内战。达头联络辽西的契丹一起进攻沙钵略。当时隋文帝立国不久，在面临突厥有可能重新统一的关头，非常英明地排部队地支持了沙钵略可汗一同对付达头，并在达头退走后，在东突厥内部不断制造权力纠纷。

587年，东突厥都蓝可汗即位，东突厥自此分裂。600年东突厥都蓝可汗死，西突厥达头可汗再次企图统一突厥，西突厥于601年进攻长安，602年进攻内蒙的突利。624年，颉利可汗率突厥精锐骑兵，打到长安附。

突厥帝国的缔造者土门可汗死后，他弟弟室密可汗继承了西部地区，称为西突厥汗国。这时波斯的萨珊王朝日趋强盛，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造成了很大威胁，于是拜占庭人看中了在波斯后方的室密，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与568年与西突厥结成反对共同敌人萨珊波斯的牢固联盟。接着，这位突厥王向波斯宣战。572年，拜占庭人也亲自向波斯宣战，这一战争持续20年（572－591年）。在此期间，西突厥与拜占庭人之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575年，室密可汗去世，达头可汗即位。由于君士坦丁堡宫廷与柔然的残部，也就是阿瓦尔人达成了友好协定，达头非常不满，作为对该条约的报复（达头认为这一条约撕毁了两国之间的联盟），他派出一支由某个名叫波汗的统帅率领突厥骑兵去攻打拜占庭在刻赤附近（黑海沿岸）的潘蒂卡派（576年）。581年，突厥又兵临刻赤城下，直到590年，他们才完全撤出该地区。

西突厥与拜占庭之间的争吵没有妨碍前者继续对波斯的战争。在588至589年期间，他们入侵了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西突厥汗国完成了对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里亚的征服。630年，当玄奘途经该地时，巴克特里亚是昆都士的西突厥可汗儿子的封地。当时的西突厥从哈密一直延伸到威海和波斯。以阿姆河南岸为界与波斯相邻。

达头之孙射匮可汗只获得了塔什干附近一小块地盘。但射匮可汗以此为中心，又开始了统一西突厥的事业。611年，阿尔泰地区的薛延陀部归降于西突厥。611至618年间射匮可汗统治着从阿尔泰山到里海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几乎恢复了西突厥全境

射匮之弟、继位者统叶护可汗进一步扩张势力。他已经征服了叛乱的铁勒部，重新获得了对阿富汗的统治，并取得了对塔里木盆地部分地区的霸权。

630年，葛逻禄部反叛并杀害了统叶护，西突厥分裂为葛逻禄部和咄陆部两部互相混战，咄陆部可汗为了避免唐朝插手，统一西突厥，不惜进攻唐朝在哈密地区的屯军，但是唐将郭孝恪在今天的乌鲁木齐附近的博格达拉山附近打败了他（约*2年）。逼其逃往阿富汗。唐朝获得了对西突厥汗国的宗主权。

651年，咄陆部贺鲁可汗得到葛逻禄部的承认，恢复了西突厥汗国。为了谋求独立，贺鲁可汗发动了反叛中国的宗主权的叛乱，为了镇压这次叛乱，唐和回纥突厥人（从前的铁勒部）结成联盟。从此直至被蒙古帝国征服.....。

图片报道：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华盛顿抗议胡锦涛访美--2011年1月19日

★ 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s Photos - Washington Protest Jan. 19th, 2011

“孔子学院”的真相

“孔子学院”的实质是什么？
　　“孔子学院”的概念脱胎于德国的“歌德学院”。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大跃进式地建了 40多所“孔子学院”，到2010年，据说全世界的“孔子学院”要达到100所。

“孔子学院”实际上是一个骗局
“孔子学院”是描着“歌德学院”来的，“歌德学院”在全球大约有120多家分院，在北京也有一个。

看看欧洲第一个“孔子学院”成立的报道：

欧洲首个孔子学院
　　（2005年2月）１８日，欧洲首个孔子学院——北欧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挂牌成立。

再看美国的一个“孔子学院”成立的报道：

纽约（2005年）９月１４日电：１４日下午，正在陪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联合国成立６０周年首脑会议的国务委员唐家璇在纽约为“华美协进社孔子学院”揭幕。
　　
从以上两则报道，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和“歌德学院”不同，海外成立的“孔子学院”并不是以国家间的协议为根据的。如果有国家间协议，“挂（揭）牌仪式”上应该有两国政府代表出面。出现在瑞典的张国庆根本不是国家公务员，而在“华美协进社”，唐家璇只能认为是以个人身份参加挂牌仪式的。

　　第二，“孔子学院”的主办权可能不在中方（瑞典“孔子学院”院长是瑞典人，而非中国人）。

　　第三，“孔子学院”根本没有校舍，所谓的“孔子学院”不过是在国外某个大学的某个系或某个民间团体那儿挂块牌子而已。

　　根据以上三点，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歌德学院”需要两国政府的协议，而“孔子学院”不需要？答案是：“孔子学院”根本就不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而是一个大不泡泡。

　　从近两年的宣传中，我们得知，中国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在人家外国建了40多所“孔子学院”，怎么没见人家的“托尔斯泰学院”、“莎士比亚学院”、“但丁学院”、“川端康成学院”杀进中国？难道洋人忘记了“对等原则”？我们岂不是占了大便宜？

　　其实洋人一点儿不傻，他不搭理你，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他（对方国家政府）知道，“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汉办”吹的一个大泡泡，要么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洋人会想，你（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向我（政府）提出建“孔子学院”的要求，也不要求我提供一个专门教汉语的场所，这样，我的教育主权没有受到影响，你的教育主权也没有任何体现，我干吗要搭理你？再则，你不就是在我已有的汉语教学机构挂块牌子吗？没准儿你还会派个教师或专家帮我教教汉语。这不过是某个已有的协议允许的正常的民间往来。你（“国家汉办”）要愿意把它吹成一件大事，你就吹呗。

　　挂了“孔子学院”牌子的那些地方（瑞典大学中文系等）首先会跟它的政府想到一块儿去。它首先要想的是，答应挂块“孔子学院”的牌子，是否会让自己的政府不满，结论是“不会”。接受中国某大学派来的教师，也是正常的。另外，“汉办”还给我钱，干吗不干？于是它就同意挂上这块牌子了。这事儿并不需要向政府汇报。

　　做个类比。我有一个美国朋友，有一天心血来潮，跟我说：我送你一块牌子，上面写的是“五角大楼”，你把它挂在你的书房里；你要是挂了，我就给你100美元。我也许会接受这块牌子和100美元。如果他说他是在弘扬美国的霸权主义，别人只会认为他是开玩笑。

“孔子学院”的实质

“孔子学院”是没有法律保证、没有校舍、没有教师的“三无学院”。

所谓“没有法律保证”是指“孔子学院”没有国家间条约或协议的保证。在国外建“孔子学院”也有协议，签约的一方（中方）要么是“国家汉办”这个事业单位，要么是某个大学（甚至是某大学的某学院）；签约的另一方（外方），要么是某大学的中文系（或类似院系），要么是“华美协进社”这样的民间社团。

“没有校舍”是“孔子学院”的共同特征。所有的“孔子学院”都只是在人家已有的单位挂块牌子，无一例外。“汉办”总是使用“挂牌”这个词，倒也恰当。

“歌德学院”共有3000多个员工，而“孔子学院”可以说一个教师也没有。“孔子学院”的教师是这样派的：“汉办”跟国内某个大学教“对外汉语”的院系说，你派个人去某某“孔子学院”教书吧，这个学校也许就派个人去。派去的这个人，也许在那儿呆个一年半载，也许呆个三五天，因为他有他的正事。有时候也许根本没有人去，在韩国首尔，挂在“韩中文化协力研究院”的那块“孔子学院”的牌子下，没见到中国人的影儿！那可是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

如果说“孔子学院”招牌下一点儿实在的东西没有，那也有点儿冤枉。“孔子学院”的实质性工作是：中国大学的对外汉语院系向国外有汉语教学的地方派汉语教师或专家，这些教师在那里从事教学、教材、课程设计等方面的工作。现在，中国有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校有几百所，它们都与国外院校（院系）有校际交流关系。只要双方达成协议，中国的学校随时可以派教师出国教学。这个工作，中国已经做了几十年了。以往出国教书，只要带上必要的资料就行了，现在则可能还得扛块 “孔子学院”的牌子。

现在我们知道，所谓的“孔子学院”和汉语教学方面的校际交流根本没有区别。不对，我差点儿忘了，“孔子学院”和校际交流有一个重大区别：在校际交流中，中国派教师，洋人往往要付工资的；“孔子学院”是我们付给洋人钱——毕竟人家挂了我们的牌子！

说到这儿，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国家汉办”并非不了解以往校际交流的做法，可它这会儿为什么哭着喊着要给洋人送钱呢？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如果这钱不是从国库里拿出来又从它手里过一下的话，如果让它自筹资金（只要不到国库去筹就行）的话，或者虽然是国家出钱但不让“汉办”过手的话，“国家汉办”还会有这么大的劲头吗？

关于孔子学院我不时地听到，您的分析很好，看来在海外大建孔子学院并不是政府的主意。所谓“国家汉办”虽然名称上有“国家”二字，但据我所知，它只是教育部的一个事业单位，并不代表政府。那么为什么建孔子学院的钱要由国库里取出来经过“国家汉办”的手送到洋人的腰包里去呢？我还是想不太明白。不错，我们是应该推广汉语，是应该弘扬中华文化，但像这么个推广和弘扬法，恐怕只能是把国家的钱胡造了。依我看，还是把有限的银子用到解决我们国内儿童失学等问题上更值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不管是推广汉语还是做其他什么事情，大跃进式的做法是不会取得好的结果的。可是为什么大跃进的做法最开始总会受到鼓励呢？

人造的“中华民族”

二十世纪初推翻清帝国的革命，最初鼓吹的是“驱逐靼虏 恢复中华”的大汉族主义。随着中华民国接管帝国，口号便改成了“五族共和”。然而帝国境内并非只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僮、彝、苗等族的人口数量也不少，为何不在共和之列？由此可知所谓的五族，更多指的是领土——满是满洲东北，蒙是蒙古，回是新疆和西北，藏是西藏，这几个地区正是清帝国扩张疆土所留下的遗产。这种对领土的界定反映出中国主权意识的觉醒。

然而当时的中国开始向主权体系转型，却缺乏有效贯彻主权的能力。同时，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也同样开始主权意识觉醒的过程，也要在世界主权体系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华民国在内忧外患、自身难保的飘摇年代，上述几个地区中，蒙古一多半面积变成了独立的蒙古国；西藏切断了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保持了四十年的实际独立；新疆则两次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国家；东北也有十四年的时间沦为满洲国。中华帝国名存实亡，连中国本土也免不了被日本侵占。

那时中国的“救亡图存”要同时解决两重任务，一是抗击帝国主义的外部侵略，二是避免中华帝国的内部分裂。对前者，民族主义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对后者，民族主义却会带来诸多不利。于是便提出这样的任务——如何既让民族主义可以为帝国所用，又能避免帝国管辖的其他民族产生自身的民族主义呢？为了解决这个悖论，“中华民族”的概念便应运被推上台面。

“中华民族”概念的演变不赘，它最终定格于极其实用的目标和相当粗糙的意识形态。制造这个概念的意图在于，如果帝国境内的所有民族都认同共属“中华民族”，因而放弃本民族的立场和追求，整合在统一的“中华民族”中，民族主义就可以被用来调动整个中国一致对外，却不必担心导致内部的民族分裂。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民族是立足于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之上的，不是可以人为制造。不妨看一个细节，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听到日本进攻中国时，在场的人看到他“脸上闪耀着愉快的神情”（ 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作为藏民族的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绝没有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担忧，有的只是藏民族可以因此免受威胁的宽慰。

当毛泽东接管中国，他接受了蒙古国的独立，把解放台湾停留于口号，却对西藏进行了彻底占领，实现了远超过清帝国达到的主权控制。不过，毛时代并不那么需要“中华民族”的概念，他有更有效的手段——阶级斗争。当时中共的民族问题纲领归纳为一句话“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管哪个民族，都分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各民族被压迫阶级属于同一个阵营，不该被民族不同所区分，各民族的压迫阶级则一概是敌人。按照这种逻辑，民族是不重要的（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何况民族），闹民族性是干扰阶级斗争，强调民族特点是混淆大是大非。任何矛盾只能以阶级观点处理和解决。“亲不亲，阶级分”，而不能以民族分。既然同属一个阶级，民族自治就不是必要，以人口最多的汉人充当各族人民的领导，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到了邓小平时代，阶级斗争已经在中国搞得天怒人怨，难以为继。中共转向以发展经济为中心，采取对西方的开放，也要求必须放弃阶级斗争，否则怎么和资本主义世界合作。这时，传统的任务有一次以新的形式提出，在打开国门之时，如何防止西方民主制度对中共专制制度形成挑战，民族主义再一次被当作武器。而“中华民族”的重新被祭起，目的仍然在于让民族主义充当只对外不对内的专制工具。

中共政权对言论的控制和对信息的垄断，并且以国家机器制造铺天盖地的宣传，使得民族主义在今日中国变成最强的意识形态。在百度中文搜索引擎上输入“中华民族”，可以得到一千七百二十万个匹配条目，略见一斑。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遭遇的摩擦，成为培育民族情绪的养料。尽管在其他很多方面，中国国民和政权并不一致，但是在遇到对外矛盾时，大都会站到和政权一致的立场上。

然而民族主义是双刃的，并非只供单方面利用。政权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不会局限于政权的鸟笼，单纯充当政权工具，而是自然会为每个民族所用，用以凝聚本族人民、调动本族意志，甚至成为追求民族独立的动力。以为人为制造“中华民族”可以避免这种后果，只是当权者的黄粱之梦，在以血缘、文化和历史为根基的民族挺身之时，“中华民族”必然如同纸板布景那样一触即垮。

其实，鼓吹和推行中华民族的概念，不但难以实现整合其他民族的目标，反而成为刺激民族对立的重要原因。因为中华民族的本质在于围绕汉族而形成的大一统，是对其他民族异质性的否定。为了换取其他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当局大量使用小恩小惠对进行笼络，从而引起汉人不满和吃亏心态，以及实施法制方面的失衡；同时，当局又处处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警惕，严防其他民族有自立可能，政治上进行压制，文化上进行同化，从而导致少数民族的日益对立和远离；而在经济上，中华民族的一体化性质使得民族差异无法体现，少数民族无法得到自我保护的权利，结果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总是居于优势，其他民族在经济发展中得不到应有份额，反而要付出生态资源方面的巨大代价，以及在自己的家乡日益边缘化。

这次发生在藏区的广泛对抗，出现藏人针对汉人的暴力行为，清楚地表现了藏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不认同。而当局的反应，也同样把中华民族抛在了一边，将事件中的藏汉对立性质无限放大，激发了汉族民众对藏人群体的敌视，从而形成了煽动民族仇恨的效果。之所以如此，在于中共政权唯一可以调动的意识形态仅剩民族主义，它迫切需要利用中国民众在国际瞩目的西藏问题上为自己抵挡国际社会批评。虽然它的确做到了让国内外汉人站到自己一边，然而这样的民族主义实际已经变成种族主义，在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了以血缘划分的汉人和藏人对立。长期精心营造的中华民族招牌，在这次事件中被轻易打碎。

当“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剥掉“民族大家庭”的外衣，回归到大汉族主义的本质，在国内是欺压弱势民族的种族主义，在国际是对抗全球民主社会的极端民族主义。历史上同时具有对内种族主义和对外极端民族主义的，是人们记忆犹新的法西斯强权。那是不是预示着中国的明天呢？

法西斯是对世界的威胁，也会是中国的灾难。当年的世界联合消灭法西斯，今日世界会接受一个新法西斯的崛起吗？展望中国的未来，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猜测。

四子旗札萨克印（满蒙）

此印为四子旗札萨克官印，虎钮，卧座状，银质，长9.8厘米，宽9.8厘米，高9.8厘米。以满蒙两种文字镌刻印文，汉译为“管辖四子旗札萨克之印”虎钮两侧也分别镌刻相同含义的满蒙文字

中国纯种汉族人如今已无存

来源：重庆晚报
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连汉族的概念，在DNA检测下都已经不复存在

最近，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连汉族的概念，在DNA检测下都已经不复存在。

汉族：
曾经生活在中原地区
“我们一般认为汉族人属于中原人”，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谢小东告诉记者，最近，他刚刚完成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变迁的DNA研究。在中国历史上，中原这个范围主要是现在的河南，还包括山西南部，江苏西部及安徽西北部少数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居住在这里的人才算是中原人，也就是比较纯粹的汉族人。

“但这个说法又不对了，在商周时期，建都于今天西安的西周肯定属于汉族，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同样诞生于陕西的秦则直接被定义为戎，成了少数民族。”谢小东说。“因此，汉族只是某一时期人为的地区性划分，这个民族并不具有其特定的定义，只是为了与周边相区分而建立的。”

而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即使曾经被确切定义为汉族地区的居民，也发生了大规模迁移。由于服兵役、逃避战乱、因罪流放等因素，汉族一直在从中原地区向南迁移。

“根据研究，现在的客家人倒是很纯粹地继承了当时中原人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说古语，风俗习惯也有历史痕迹，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原人，但他们现在只能以少数族群的形式存在了。”

“中国不存在纯种汉族人与长期的大规模人种迁移也有关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周边少数民族甚至周边国家都在不断与汉族融合。”

回族：
一度随成吉思汗远征
回族的名字来自成吉思汗的一支部队：回回探马赤军。成吉思汗平定西部后，便把这支特种部队向东调度。随着成吉思汗的战略部署，回回探马赤军便分散在各个角落，随后成为回族，按照当初的部署分布在中国各地。

“成吉思汗曾在甘肃一带驻扎了大量的回回探马赤军，于是现今甘肃省境内回民人数比较多。”

更多的回回探马赤军随成吉思汗进攻南宋，随地驻扎，“其中在攻打南宋咸阳城一战中，回回探马赤军利用阿拉伯的火炮，把三年没有攻下的咸阳城城墙打出缺口。”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进行大规模DNA检测后确定，这里的回族来源于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越族：
随海平面上涨而迁徙
“越人，也就是河姆渡人，是曾经在中国南方比较兴旺的民族。”谢小东说。
根据考古发现，越人随着海平面上涨逐渐向内陆退缩，最后向湖北、江西、广西迁徙，并最终在广西消失。 “这种消失并不是人种的灭绝，而是完全与当地民族融合，最终自身民族彻底消失，包括语言和文字，但他们的遗传基因却依然顽强地存在。”

西夏：
种族灭绝后彻底消亡
“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时，遭到了空前的抵抗，最终连成吉思汗本人也死在了西夏，这让成吉思汗的军队非常恼火。”谢小东说，蒙古军队对西夏进行了种族灭绝政策。“他们的文化、历史也全部损失殆尽。”这种损失彻底到，即使现代的人种学家刻意去寻找西夏人的基因，也完全找不到范本。

气候变化迫使“马背上的民族”蒙古人进城谋生

蒙古大草原，如同双面人。夏天阳光和煦，熠熠生辉；冬天冰雪覆盖，更像是西伯利亚。蒙古刚刚经历了几十年不遇的严酷寒冬，BBC记者琳达·普莱斯利最近实地考察发现，马背上的民族，被迫放弃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游牧生活方式，进城寻找活路。

蒙古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严酷寒冬我从来没有同时穿过这么多层衣物。两双袜子、两双手套、登山运动员的裤子下面是保暖秋裤、背心、保暖背心、厚毛衣、套头衫、大披肩，最后再裹上一件厚厚的羽绒大衣。 这件大衣比我平时穿的衣服至少大三号，而且特难管教。虽然戴上帽子我就几乎成了聋子，但穿在身上却没有什么大问题。走进室内脱下来，我把大衣卷成一团放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大衣慢慢地舒展开双臂，好像要逃出门外。

想出门？恐怕只有上帝才能解释原因。我们到乌兰巴托的当天，天气之冷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鲁塔尔（音译，Lutaa）是我们在当地的联络人和翻译。他不仅比我们这帮伦敦人穿的衣服要少好几层，看起来也比我们更暖和。鲁塔尔身材颀长、衣冠楚楚，棒球帽拉到眼镜框边。在乌兰巴托，他敏捷地在各个约会地点穿梭，我们却穿着厚重的大衣、笨手笨脚、哆哆嗦嗦地跟着。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好像永远跟在鲁塔尔的后面。想从背包里拿出电池、录音器材，手指已经成了冻香肠，不再听使唤。但是，用鲁塔尔的话说，现在，天气已经好转了。 蒙古人把刚刚经历过的这种严冬叫做“极限”。意思是，夏天伏旱，冬天暴雪严寒。这样的极端气候带来的后果是，数以百万计的牲畜死亡。牛、马、绵羊、骆驼、山羊，在夏天就没有足够的青草饲料，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了冬天，冰雪覆盖着草场，牲畜又没有足够的过冬饲料。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大批牲畜相继死亡。 大屠杀之后的战场在乌兰巴托，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牲畜的尸体。这里，有破破烂烂的棚屋，有用煤渣石块随意搭盖的摇摇欲坠的房子，其间，还能看到几顶蒙古包。圆顶、木架的蒙古包，是祖祖辈辈的牧民们在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移动之家。

乌兰巴托人口接近150万，几乎相当于蒙古共和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六、七年前，蒙古接连遭遇了好几年的极端气候，严寒暴雪导致大约1100万头牲畜死亡。之后，乌兰巴托接纳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内移民。 我们看到的那些牲畜尸体是死狗。死狗躺在街边深雪覆盖的下水沟里，已经冻僵了，身上的毛直挺挺的，挂满了霜花。说实话，当时这番景象并没有让我太难过，因为，这些狗看起来更像是在熟睡。 但是，当我们随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起来到戈壁阿尔泰省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惨景。戈壁阿尔泰位于乌兰巴托以西，开车大概需要两天的时间。那里的景象，犹如大屠杀之后的战场，惨不忍睹。 我们看到成群的死羊尸体，秃鹫在附近空中盘旋；一头死牛，脖子被咬烂了，血淋淋的。马，自古就被蒙古人视作神圣加以崇拜，也是游牧民族生存中不可或缺的伴侣。

但是，眼前的景象却是如此丑陋，马头已经开始腐烂，惨景令人终生难忘。 不再放牧的牧民 这条被冻死的狗离主人家仅几步之遥我们走访了一个破落的街区，这里的砖房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在凛冽的寒风中，一个当地人告诉我们，附近有家人刚刚搬来。 在临时搭建的棚区，我们找到了这家人。巴亚库（Bayarkauu）和她丈夫的脸上，刻画着严冬的折磨。这对夫妻疲惫不堪，脸上的皮肤如同皱皱巴巴的棕色薄纸。走进他们还算暖和的蒙古包，我再一次脱掉那件不听话的羽绒大衣。巴亚库给我们端上了热气腾腾、加了一大把盐的奶茶。 巴亚库一家原先有70头牲畜，只有24头活了下来，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所以，他们打起了行囊。下一次再安扎蒙古包，就不会是在山脚下、或是大草原了。 巴亚库一家想搬到城里去，希望能在那儿找到出路，至少，孩子们能够找到工作。 又一个蒙古家庭，被严峻的寒冬所逼迫，即将放弃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游牧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