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的“中华民族”

二十世纪初推翻清帝国的革命，最初鼓吹的是“驱逐靼虏 恢复中华”的大汉族主义。随着中华民国接管帝国，口号便改成了“五族共和”。然而帝国境内并非只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僮、彝、苗等族的人口数量也不少，为何不在共和之列？由此可知所谓的五族，更多指的是领土——满是满洲东北，蒙是蒙古，回是新疆和西北，藏是西藏，这几个地区正是清帝国扩张疆土所留下的遗产。这种对领土的界定反映出中国主权意识的觉醒。

然而当时的中国开始向主权体系转型，却缺乏有效贯彻主权的能力。同时，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也同样开始主权意识觉醒的过程，也要在世界主权体系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华民国在内忧外患、自身难保的飘摇年代，上述几个地区中，蒙古一多半面积变成了独立的蒙古国；西藏切断了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保持了四十年的实际独立；新疆则两次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国家；东北也有十四年的时间沦为满洲国。中华帝国名存实亡，连中国本土也免不了被日本侵占。

那时中国的“救亡图存”要同时解决两重任务，一是抗击帝国主义的外部侵略，二是避免中华帝国的内部分裂。对前者，民族主义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对后者，民族主义却会带来诸多不利。于是便提出这样的任务——如何既让民族主义可以为帝国所用，又能避免帝国管辖的其他民族产生自身的民族主义呢？为了解决这个悖论，“中华民族”的概念便应运被推上台面。

“中华民族”概念的演变不赘，它最终定格于极其实用的目标和相当粗糙的意识形态。制造这个概念的意图在于，如果帝国境内的所有民族都认同共属“中华民族”，因而放弃本民族的立场和追求，整合在统一的“中华民族”中，民族主义就可以被用来调动整个中国一致对外，却不必担心导致内部的民族分裂。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民族是立足于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之上的，不是可以人为制造。不妨看一个细节，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听到日本进攻中国时，在场的人看到他“脸上闪耀着愉快的神情”（ 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作为藏民族的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绝没有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担忧，有的只是藏民族可以因此免受威胁的宽慰。

当毛泽东接管中国，他接受了蒙古国的独立，把解放台湾停留于口号，却对西藏进行了彻底占领，实现了远超过清帝国达到的主权控制。不过，毛时代并不那么需要“中华民族”的概念，他有更有效的手段——阶级斗争。当时中共的民族问题纲领归纳为一句话“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管哪个民族，都分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各民族被压迫阶级属于同一个阵营，不该被民族不同所区分，各民族的压迫阶级则一概是敌人。按照这种逻辑，民族是不重要的（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何况民族），闹民族性是干扰阶级斗争，强调民族特点是混淆大是大非。任何矛盾只能以阶级观点处理和解决。“亲不亲，阶级分”，而不能以民族分。既然同属一个阶级，民族自治就不是必要，以人口最多的汉人充当各族人民的领导，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到了邓小平时代，阶级斗争已经在中国搞得天怒人怨，难以为继。中共转向以发展经济为中心，采取对西方的开放，也要求必须放弃阶级斗争，否则怎么和资本主义世界合作。这时，传统的任务有一次以新的形式提出，在打开国门之时，如何防止西方民主制度对中共专制制度形成挑战，民族主义再一次被当作武器。而“中华民族”的重新被祭起，目的仍然在于让民族主义充当只对外不对内的专制工具。

中共政权对言论的控制和对信息的垄断，并且以国家机器制造铺天盖地的宣传，使得民族主义在今日中国变成最强的意识形态。在百度中文搜索引擎上输入“中华民族”，可以得到一千七百二十万个匹配条目，略见一斑。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遭遇的摩擦，成为培育民族情绪的养料。尽管在其他很多方面，中国国民和政权并不一致，但是在遇到对外矛盾时，大都会站到和政权一致的立场上。

然而民族主义是双刃的，并非只供单方面利用。政权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不会局限于政权的鸟笼，单纯充当政权工具，而是自然会为每个民族所用，用以凝聚本族人民、调动本族意志，甚至成为追求民族独立的动力。以为人为制造“中华民族”可以避免这种后果，只是当权者的黄粱之梦，在以血缘、文化和历史为根基的民族挺身之时，“中华民族”必然如同纸板布景那样一触即垮。

其实，鼓吹和推行中华民族的概念，不但难以实现整合其他民族的目标，反而成为刺激民族对立的重要原因。因为中华民族的本质在于围绕汉族而形成的大一统，是对其他民族异质性的否定。为了换取其他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当局大量使用小恩小惠对进行笼络，从而引起汉人不满和吃亏心态，以及实施法制方面的失衡；同时，当局又处处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警惕，严防其他民族有自立可能，政治上进行压制，文化上进行同化，从而导致少数民族的日益对立和远离；而在经济上，中华民族的一体化性质使得民族差异无法体现，少数民族无法得到自我保护的权利，结果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总是居于优势，其他民族在经济发展中得不到应有份额，反而要付出生态资源方面的巨大代价，以及在自己的家乡日益边缘化。

这次发生在藏区的广泛对抗，出现藏人针对汉人的暴力行为，清楚地表现了藏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不认同。而当局的反应，也同样把中华民族抛在了一边，将事件中的藏汉对立性质无限放大，激发了汉族民众对藏人群体的敌视，从而形成了煽动民族仇恨的效果。之所以如此，在于中共政权唯一可以调动的意识形态仅剩民族主义，它迫切需要利用中国民众在国际瞩目的西藏问题上为自己抵挡国际社会批评。虽然它的确做到了让国内外汉人站到自己一边，然而这样的民族主义实际已经变成种族主义，在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了以血缘划分的汉人和藏人对立。长期精心营造的中华民族招牌，在这次事件中被轻易打碎。

当“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剥掉“民族大家庭”的外衣，回归到大汉族主义的本质，在国内是欺压弱势民族的种族主义，在国际是对抗全球民主社会的极端民族主义。历史上同时具有对内种族主义和对外极端民族主义的，是人们记忆犹新的法西斯强权。那是不是预示着中国的明天呢？

法西斯是对世界的威胁，也会是中国的灾难。当年的世界联合消灭法西斯，今日世界会接受一个新法西斯的崛起吗？展望中国的未来，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