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族源新考

作者：苏日巴达拉哈 　来源：《蒙古族族源新考》
第一章
这本小册子很不成熟，只能给蒙古族族源的研究，提供一些浅鲜的见解和线索，意在抛砖引玉，企求读者不吝赐教，共同探讨蒙古民族的根源。
　　
蒙古民族是蒙古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土著民族。探讨蒙古族根源的资料，在蒙古古史中俯拾即是，开卷可得，不须求教外籍。凡是相当或接近蒙古语的人名、地名、山川河流、古迹名胜、传说故事、歌谣经咒等，有些就是有关蒙古族放源的线索或痕记。只要下功夫去挖掘、发现、解剖、分析，揭开假象，暴露实质，注意历代史官的错读、伪证和地方语音之异，就不难识别真伪，找出蒙古族族源的线索。
　　
诸夏、诸狄、诸羌、诸夷、诸蛮、诸戎等许多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融合繁衍，共同缔造了蒙古的灿烂文化。蒙古民族是蒙古大家庭中的主要成员，在蒙古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伟大作用，是中华民族中一支不可抵估的力量。蒙古民族的历史在中国通史中占有一定的分量与地位。蒙古民族的起源则应当是蒙古族历史中的首要章节和重要的部分。蒙古民族的根源在血统上与北方各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在文化上与奠基中原的诸夏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关系。蒙古历史的开篇第一章便记载了“獯鬻”、“渠搜”、“北狄”等以及“土方”、“鬼方”、“方”各周围的方国。姬周之兴，更有赖于各民族联合起来的力量推翻了强大的殷商。西周、东周、秦、汉以至隋唐，一部中国通史，实实在在是一部民族融合史。北方民族中的蒙古，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其民族从始至终扮演着连台角色，从不同的角度，出现在蒙古的历史舞台上。中外学者却没有人把各个不同时期不同称谓的蒙古民族的历史联贯起来，只是寻觅“蒙古”的踪迹，这样就腰斩了蒙古民族的整个历史。蒙古族族源问题，由于志趣不同，要求各异，其结果也就与历史的真面目背道而驰了。
　　
清朝皇帝为了拢络和统治蒙古民族，提出了“满蒙同源论”。谁都知道，满洲是女真部族，女真源于肃慎，肃慎是我国东北长白山区的古老民族。蒙古是我国北方斡难河畔蒙瓦部的先民，曾以“蒙陈”的称谓出现在《隋书·铁勒传》。“没歌部”的名称见于《魏书·序纪》。“没骨人”的角色刺杀了秃发树机能。“木骨闾”（蒙古勒）的儿子“车鹿会”（石头儿）建立了以蒙古人（蒙古人当时是高车民族中的一个部族。）为统治中心，以高车民族为基础的柔然汗国。与女真迥异，和满洲各不相同，天各一方，风俗各异，语言不同。清代学者皆知其否，谁又敢冒死以驳清帝之论呢？蒙古学者萨岗彻辰借佛教之三十三天界，隐喻蒙古民族源于天国之说，否定清帝的谬论，引伸为印度——西藏——蒙古和系列关系，变图腾“孛儿贴赤那”（苍狼）、“豁埃马阑勒”（惨白色鹿）为人名，埋没了民族形成年代的证据，使读者产生了错觉，误以为蒙古民族来源于印度——西藏。
　　
更有甚者，无视中国民族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有谓裔出黄帝者。他们的论据是《汉书·匈奴传》：“其先祖夏后氏这苗裔”和《魏书·序纪》：“黄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以及《前燕录·慕容传》：“昔高辛氏游于海滨，以少子厌越以君北夷，世居辽左，号曰东胡。”孰不知，此皆民族融合之笔，是诸夏融于诸狄。后世反客为主，视被融之人为祖也。若鲜卑拓拔、鲜卑慕容皆祖黄帝，鲜卑宇文低何以又祖炎帝呢？文曰：“炎帝被黄帝所灭，子孙避居北野，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焉。”夏后氏子职，黄帝之裔以及炎帝后代殆皆因乱避祸北逃而融于北族，是移民而非先祖。
　　
屠寄著《蒙兀史史记》以蒙兀室韦和室韦蒙瓦为据，谓蒙古源于东胡、室韦。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将“蒙豁勒”称为“蒙兀儿”，且对室韦叙述甚多，意在室韦为蒙古之源。
　　
王国维氏循《旧唐书·室韦传》：“河出俱轮泊”的“泊”字之误，误证俱轮泊为呼伦泊，把东北流之额尔古纳河当成了《旧唐书·室韦传》中的“屈曲东流的望建河”，把南流入湖的达兰敖罗木河，当成了北流逆行的额尔古纳河河源。
　　
其实，屠寄在光绪二十五年已经完成了《黑龙江舆地图》，在海拉尔河转向东北流易名为额尔古纳河的转弯处绘有明显的河水流向标志，是额尔古纳河原于海拉尔河。在达兰敖罗木河，也绘有南流标志，以示入湖潴蓄之水。但近年来仍有谓额尔古纳河源于呼伦湖者。望诸公一读《呼伦贝尔志略》、《黑龙江志稿》，以及《黑龙江舆地图说》，呼伦湖、额尔古纳河等真像，自会大白，额尔古额河源于呼伦湖之说，不攻自破了。关于蒙古族源于室韦的说教，笔者有不同的见解，下面另文详述。
　　
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著《匈奴民族考》，原名为《蒙古民族起源考》，提出蒙古族源于匈奴的见解。其根据是语言相通，习俗相同，军政制度相似。惟对匈奴兴于大青山下，蒙古成长于肯台山脉三河之源的天各一方，无法联接起来。匈奴的后裔与蒙古族的世系更不能衔接，无法证实蒙古族源出匈奴。其实，明代王圻所著的《稗史汇编》早已阐明“匈奴之国其种有五……”，其中就包括匈奴、突厥、蒙古。阐明匈奴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突厥、蒙古是匈奴国家之民，不是匈奴民族之裔。突厥和蒙古的祖先，是匈奴国家的成员，不是匈奴民族的子孙。
　　
土特学者荣祥著有《蒙古族源浅探提纲》（未出版），主张蒙古族源于白狄——匈奴——柔然。较之白鸟库吉略高一筹，惟纳匈奴于白狄之中，尚兼鲁莽。白狄、柔然、蒙古纳入一系，尚不悖谬。
　　
新《元史》提出蒙古源于突厥，其依据是从语言、习俗，到社会制度、军政法规、图腾崇拜、祖源传说等都有相同、相似、相近之处。但突厥晚出，蒙古早见，时间不能颠倒，主次不可倒置。没有突厥源于蒙古的证据，当然就没有理由说蒙古源于突厥。突厥、蒙古同源于北方狄历。突厥习俗尚赤，属于赤狄。蒙古尚白，属于白狄。二者同源别支，只有姊妹之谊，并非祖孙相承。有谓蒙古源于突厥者，非也。
　　
《明史》谓蒙古族为鞑靼，明译《蒙古秘史》也把“忙豁勒”译成“达达”，把收名《忙豁仑纽察脱察安》（蒙古秘史）译成《元朝秘史》，故有蒙古族源于鞑靼之说。“达旦”一词，始见于唐代《会昌一品集》李德裕致没斯书中。李德裕是据“塔塔儿”之名的汉字标音。中原学者以示其异，由达旦、达靼，演变为鞑靼。
　　
辽金二史则直书其音曰阻卜、阻、术不姑者，盖取“拓拔”之蒙古语读音。突厥文阙特勤碑文中有“塔塔儿”之名，《蒙古秘史》也记载着“塔塔儿”之事，由塔塔儿演化为鞑靼，此为“鞑靼”一词之源。塔塔儿、阻卜是从贝加尔湖南迁的一支。其主力为来自西伯利亚之鲜卑拓拔部，经过九难八阻，南下阴山匈奴之故地。其另一支，则返回大兴安岭，活动于呼伦湖、贝尔池之间。至辽金已发展成大族，界于北族与辽金之间，隔绝了北方各族与中原的联系。蒙古兴起以前，人们只知道辽金边外有鞑靼，不知有蒙古，人皆以鞑靼盖蒙古，以为蒙古为鞑靼支系。故有蒙古民族源于鞑靼之说。其实不然。鞑靼是塔塔儿之音变，塔塔儿源于柔然檀檀（檀檀为塔塔儿之音变。）。鲜卑拓拔部从大兴安岭北上西伯利亚与土著丁零杂居，后来由于拓拔与土著丁零力量对比的变化，强龙难压地头蛇，不得已南迁贝加尔湖。
　　
贝加尔湖地区的丁零尤盛，拓拔无法立足，其主力南下匈奴故地的五原。一部分退居贝加尔湖地区的森林之中，接受了突厥文化，《唐书》称之为“木马突厥”。另一部分就是上面所说呼伦贝尔地区的阻卜，他们在柔然的影响下，接受了蒙古的文化，后世为成吉思汗所灭，遗人全部鬲合于蒙古。鞑靼是檀檀（柔然国人）和鲜卑拓拔的结合体，蒙古是狄历中之白狄。
　　
狄历、鲜卑同出于蒙古高原。呼伦贝尔的鲜卑拓拔又与檀檀融合。蒙古与鞑靼在历史的进程中错综复杂，渊源深远。但谓蒙古族源于鞑靼，则非是。有人说：“北迁的夏族是秦汉时代的匈奴”，“夏之属国豕韦北迁后称失韦、室韦”，“也是室韦自辽东半岛半迁的一支”，“辽、金、元、清四代，都应是室韦的后裔。”（节录《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第12-15页《夏史初曙》座谈纪要中的谈话。）。
　　
北迁夏族是秦汉匈奴一语，来源于《史记·匈奴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荤弱，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徙，中国谓之匈奴。”服虔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史记·匈奴传》的正文已有矛盾，若再参照《匈奴传》的注解，更难贯通。古今学者皆认为“荤粥”、“猃狁”是匈奴的先民先族，明虔的就解也说得很清楚。《匈奴传》正文又说，在唐虞以上荤粥、猃狁就住在北方。唐虞比夏后氏要早得多，而晚出的夏后氏怎能是唐虞时代的民族之祖呢？匈奴既然是夏族，又为什么不行夏礼用夏言呢？“夏政戎索”习俗可以“戎”化，语言又为什么改易呢？我们只能承认夏后氏子孙，有人向匈奴祖先部落方面移民。认为匈奴以夏为祖是欠妥的。
　　
豕韦是夏之属国，属华夏之邦，有高度文化，国虽灭，华夏文化尚存，淳维、豕韦皆可北迁，夏代文化不能泯灭。古公父尚不忘后稷、公刘之业，豕韦又岂能逆转历史进程，以文明之族倒退为后进之部落。且失韦、室韦，是山名鲜卑之音变。豕韦为诸夏之姓，二者并无牵扯，两者岂能相混。
　　
至于“辽、金、元、清都是室韦后裔”的说教，大有混淆不清之感。辽为契丹之国，契丹出自宇文，宇文自称为炎帝之裔（见《周书·文帝纪》。）。
　　
尽管《周书》虚夸托大，契丹为鲜卑民族则无误，并非诸夏豕韦之裔，更非室韦所出。且《唐书·北狄傅。室韦传》云：“室韦，契丹别种，东胡北边，丁零之苗裔也。”契丹在南，室韦在北。论祖源，契丹早于室韦；论地域，契丹与室韦南北相邻，同时并存，史书也相提并论。契丹之辽岂能是室韦之裔。
　　
金与清皆女真族，女真是肃慎之裔。舜二十五年肃慎氏来宾。尧舜之世肃慎已见于史。非隋唐室韦之裔。室韦之中虽有女真部族习俗，但绝非诸夏豕韦之裔。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强大汗国，《唐收》虽有“蒙兀室韦”、“室韦蒙瓦”之文，只能是居住在斡难河《唐书》称望建河）畔的蒙古部族，并非蒙古之源。
　　
蒙兀、蒙瓦在大室韦之西，大室韦在室韦本部的西北数千里，且地域隔绝，语言不通，方壮猷教授已明示“大室韦与室韦不是一个民族。”（见《辅仁学志》第二卷第二期《室韦考》。）
　　
按照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要有共同的居住区域，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大室韦与室韦部落并不具备上述的基本条件。那么，本来不是一个民族，又怎能是祖孙相承的一脉相传呢。关于室韦与蒙古的关系和室韦的详细情况，后面有专文论述。这里只说明辽、金、元、清并非室韦之裔，以及诸夏豕韦与鲜卑之室韦并无瓜葛。
　　
蒙古民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与各兄弟民族的历史发展是相差无几的。各族都是从蒙昧时期过渡到野蛮时代。所谓“野蛮”是与后世的文明相对而言，并非贬语。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进入到氏族社会的初期阶段，当原始人群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和人类的活动当中，形成了共同的语言，从大群分成小群的时候，为了区别不同的群体，就产生了群体标志的概念。用什么做标志呢？当时的人，只能在生产生活中所见所闻的事物中选择，在敬畏的物体中去寻找。黄帝时代的人感觉到云中孕育着风雷雨雪，冷暖祸福，由敬畏而崇拜，故黄帝族五个部族以云为名（尚有以兽为标志和虫、鸟为标志的黄帝部族）。火，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故神农氏以火为标志。狄族中之高车、突厥、蒙古皆以“狼”为标志。这些标志受人类的尊敬崇拜，就是今天所说的“图腾”和“图腾崇拜”。这些标志、图腾，人类的子孙们为了表示尊崇和怀念，随着时代的变迁演化出很多的动人神话，以示其族来历之不凡。有的人还把最显赫的皇帝、可汗、单于、天神、圣女等附丽其间，以示祖源之崇高神圣。
　　
近来有些蒙古族同胞对本民族崇敬的狼图腾大为不满。他们认为，狼之为物，危害人群，其性凶残，不应用做部族标志，崇拜之图腾。
　　
古今之狼不变，狼的习性亦无变化，惟狼所处的环境，则古今大异，狼与人的关系古今亦不一样，人对狼的看法，也就有古今之别。
　　
太古时代生物繁茂，资源丰富，狼猎取的动物，遍地皆是，不需要侵犯有自卫能力的人。即使人类发展到狩猎经济阶段，狼也不侵犯受人保护的少量牲畜。
　　
人类看到的狼却是机智、勇猛、护群、爱仔、不争食、不互斗，配合默契，围斗凶兽猛兽，轮番作战，各有分工，似有指挥者也。原始狩猎人群吸收了狼的优点，以狼为师，自然要产生对狼的尊敬崇拜，以狼为氏族标志和部落的图腾也就不奇怪了。后世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生态失掉了平衡，人类突飞猛进，进入了畜牧经济，饥饿的狼自然不会再选择家畜或野牲，也不会舍易而就难。从畜牧经济开始，狼就被人视为破坏畜牧业生产的灾星害兽了。尽管如此，人类对狼图腾的崇拜，依然如故，甚至更加神化和美化了。我们对狼图腾的崇拜，应有全面的认识。
　　
尊狼拜祖是图腾崇拜。人自是人，人不是狼的后代，狼也不是人祖。图腾是民族形成年代的标志之一。凡是富有图腾色彩的祖源传说，其民族形成的年代，必在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契丹民族虽然晚出，但其源于鲜卑，尚有青牛白马的图腾迹象。室韦、失韦虽然称国，却无图腾痕迹，与形成于图腾崇拜时代的民族不能相提并论。
　　
当人类的生产水平有了新的飞跃，更由于梦境的反映，人类萌生了祈求本氏族祖宗护佑的概念，在图腾崇拜的同时，又产生了祖宗崇拜。图腾是神物，祖宗则是人物。自从祖宗崇拜在人类思想中扎根以后，新的图腾就不再产生了。所以说，凡是富有图腾色彩的祖源故事，就证实这个民族形成于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或更早。
　　
祖宗崇拜虽然取代了图腾崇拜，图腾的形象却仍然存在于人类的思想深处，只是不再产生新的图腾罢了。在后世的润色中，差不多都把祖宗的形象和图腾揉合在一起了。例如《高车传》的单于幼女与狼结合，《突厥传》的突厥小儿与狼相配，《魏书·序纪》的拓拔力微与神女会，以及人化白鸿等把人与物揉合在一起了。
　　
《蒙古秘史》的开篇第一章便说：“天命所生的苍色狼与惨白色鹿同渡腾吉思水来到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山前，产生了巴塔赤罕”。这是很明显的图腾崇拜，是两个以狼鹿为图腾的姻族。蒙古民族的图腾崇拜，就是形成于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的有力证据。《国语·周语》记载着：“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学家翦伯赞考证：“白狼白鹿是当时的氏族”（翦伯赞《中国史纲》，三联书店，1950年版。）。
　　
《多桑蒙古史》第二章云：“成吉思汗诞生之二千年前，蒙古被他族灭”。这个“他族”正是周穆王的劲旅。两书遥相呼应，证实此狼鹿氏族正是蒙古部落。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云：“蒙古民族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年代，即原始公社制度时代。”俄国学者俾丘林也说：“蒙古民族的起源约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11-13世纪蒙古史研究概况》（内蒙图书馆藏）。），“远在纪元前二千五百年，这个民族游牧于中国的北部沙漠。”这个地方在中国称做“北狄之地”（张穆著《蒙古游牧记·喀尔喀西部总叙》。）。
　　
根据以上的资料足以证实蒙古民族是形成于图腾崇拜社会阶段的北狄之地，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土著民族。蒙古的正音是“忙豁勒”、“蒙古勒”。此语做何解释？说法各异，终无正解。抛开以往许多曲解不谈，有两种说法颇可参考。“蒙”乃山名或河称，依此山傍此河之人群，谓之“蒙”氏族：“高勒”（即豁勒、古勒）是河或核心之义。
　　
本文取其“核心”之解，蒙古勒就是以“蒙”部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魏书·序纪》写做“没歌部”，《魏书·秃发乌孤传》写做“没骨人”，《魏书·蠕蠕传》写做“木骨闾”，皆是以“蒙”为核心的部族联盟——蒙古勒（忙豁勒）。
　　
另一种说法是，蒙古云者，天族之义。蒙古族史学家道润梯步说：“忙豁勒是由长生天演变而来”（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第二页。）。《多桑蒙古史》云：“忙古，突厥语生长天”，“蒙哥，突厥语为生长”（见《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六章、第八章夹注。）。《太平寰宇记·突厥传》云：“始波罗亦呼为莫贺咄”。高楠顺《印度哲学宗教史》第二六六页：“始波罗为人格神”，同书第二七九页又译作“自在天”。莫贺咄为忙豁勒之音变，始波罗即莫贺咄。上面所说的突厥语也就是蒙古语。在历史上蒙古人承认与突厥民族为同族，如《多桑蒙古史》第七章突厥族之“康里人以为突厥与蒙古人为同种，必受善待”。同书第八章蒙古军使人告诉突厥族的钦察人说：“彼此皆突厥，何必助异族而害同类。”至于详细划分为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那是后来的事。在历史上突厥人与蒙古人的交往频繁亲如一家，何曾有过“舌人”译者。在远古时代蒙古与突厥并非异类，乃是同族分支。
　　
蒙古民族的远祖狄历与丁零，确为“天族”。狄历、丁零、古音颠连（见《双溪醉隐集》丁零诗注。）。匈奴语颠连为天。祁连山即颠连之音变，是谓“天山”。匈奴刘勃勃改姓赫连，解之曰“徽赫与天连”，是谓“天”也。匈奴语与蒙古语的关系，后面有专文论述，这里先指出蒙古之称为“天族”之义。再证以成吉思汗口中的“长生天”，蒙古之为天族是有其一定根据的。笔者以为“二者兼收”可矣。前者有蒙山、蒙河之存在，以及《隋书·铁勒传》有“独洛河北”、“蒙陈”（“蒙陈”的“陈”字为衍文，独洛河北有“蒙山”和“蒙河”。）部落可证。以蒙为核心的部族联盟的见解应当承认。至于“天族”也符合蒙古民族的风情信仰，尤其在蒙古学者的笔下，处处有所表现。《蒙古源流》、《大黄册》、《白史》、《青史》等都发挥了“蒙古是为天族和以蒙为核心”的内在含义。
　　
如“我这如琼珍之必塔国经辛惫至以致建立总中心而号称至高无上的库克蒙古勒，此后曰库克乌鲁苏蒙古勒。”（见《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蒙古版，第144页。）《恒河之流》说：“蒙古勒之意为：征服了各种语言的人为‘蒙’，占据中央而统帅一切为‘古勒’”（见乔吉校注：《恒河之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蒙文版，第51页。）。“中心”是“蒙古勒”第二音节“古勒”（即高勒）。“库克”是“青天”的“青”字，表示“天”的颜色，象征“天”的存在。全语的汉译是“以蒙部族为总中心的至高无上的天国蒙古”。以往对“库克突厥”、“库克蒙古勒”，汉译为“青突厥”、“青蒙古”。但突厥尚赤，蒙古尚白，所谓“青突厥”、“青蒙古”者，乃“天族突厥”和“天族蒙古”。“库克乌鲁苏蒙古勒”则是“天国蒙古”或“蒙古天国”。所谓“必塔”，即“北狄”音转。《黑鞑事略》云：“沙漠之北有蒙古山”，《青史演义》也说：“在居住古代蒙部落之河的蒙国中央举行了会盟，此后我们这个国家便成了被尊崇之极的库克蒙古勒”（见尹湛纳希《青史演义》蒙文新版，第1251页。）。“蒙河”的流入斡难河的穆丽哈河。
　　
蒙山、蒙河都在沙漠以北，正是蒙古人土生土长的祖籍“北狄之地”，是蒙古民族起源发迹之区。以山河之名命其部族者，北方民族有之。如沿黑龙江东徙依乌桓水（即黑龙江）以居的称乌桓，傍鲜卑山游牧的称鲜卑。蒙河之族称蒙部落，完全符合历史现状。
　　
“蒙古”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公元之初（《晋书·乞伏国仁传》和《十六国春秋。西秦录》两书略异。《西秦录》称“纥干为佑邻五世祖”，《国仁传》为“佑邻五世孙”，共十代。）。乞伏国仁十世祖乞伏纥干称为“乞伏可汗托铎莫何”。《晋书》解释“托铎”为“非神非人”。“托铎”乃蒙古语“索多”的异书，超圣非凡之义：“莫何”即《突厥史》中之莫贺咄，《北狄传》中之“莫弗何”乃“忙豁勒”之音变，永恒长生之义。全译是：“永恒长生超圣非凡之乞伏可汗。”俄国学者俾丘林提到之“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已经出现了蒙古民族”
　　
一语，与公元初“蒙古”一词的使用，并不矛盾。公元前二十世纪的蒙古民族，尚未用“蒙古”为部族名。《魏书·高车传》云：“初号狄历”，当时是以“狄历”称之。古史谓“尧北教乎八狄”。唐虞以前的“狄”就是蒙古民族的古称，或是蒙古民族为“狄”之一种。史学家只说蒙古民族存在于公元前二千五百年的时代，未明示其称谓是什么。公元以后，北方各族多以“蒙古”为尊号，冠于官衔之上。三世纪虽然已出现“没歌部”、“没骨人”、“木骨闾”等以“蒙古”为名号的部族，但六世纪兴起的突厥汗国，仍以“莫贺咄”为尊号，北方各族仍以“莫何”、“莫弗何”、“莫贺咄”为部族首领的尊称。“蒙古”一词既然为“天”字，与汉文的“帝”与“皇”则为同义词了。
　　
公元以后，漠北之族，大量南下阴山一带，其中包括蒙古人，居于拓拔之北。拓拔什翼犍战败，率国人避居阴山之北，高车尽叛。这些高车人虽不能断定都是南迁的蒙古人，至少也包括大量的蒙古人在内，其迁来时代，当在“没歌部”出现之前。阴山，在萨满赞词中称之为“母纳山”，急读曰“蒙”，是蒙古人的第二故乡。阴山因蒙部落的迁入而得“母纳”之名。布利亚特学者班兹罗夫《黑祭祀》中的“蒙山”，就是“母纳山”，即古之阴山，今之大青山。“忙豁勒”的正确解释是“以蒙部为总中心的永恒天族”。
　　、至于“忙古”是突厥语，“颠连”是匈奴语，两者语言并为蒙古人使用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匈奴、突厥、鲜卑、蒙古同源于蒙古高原的一个语系，后来分布四方，各奔前程，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不同的环境里受到了不同的影响，在语言文化上相互吸收、掘弃、融合。随着年代的消逝，语言、习俗、生产、生活都有了变化，逐渐形成了略异于古语的各自的语言了。匈奴早灭，语言所遗不多。
　　
突厥、蒙古并存共长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语族，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原始时代形成的共同语言，紧密地联系着两族人民，有些语言既是突厥语也蒙古语，有时也相当于匈奴的遗语。俄国史学家俾丘林说：“从蒙古人与通古斯人和突厥人在语言的习惯和文法形式上的一些相似处去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三个民族来自一个根源。他们在大约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前就分为三支。”“蒙古语言在文法上与突厥语言相似，许多字根亦互同。”（见《11-13世纪蒙古史研究概况》。）由此可知，蒙古人使用匈奴语和突厥语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蒙古、突厥，分属于白狄、赤狄的狄历一系，与匈奴、鲜卑共为来自蒙古高原的三大系。这三大支系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按照形成、发展、繁衍、分裂、融合、变化，再发展、再繁衍、再分裂、再融合、再变化的社会发展规律，螺旋式地向前迈进和向上发展。一些民族壮大了，一些民族消失了，一些民族吸收了兄弟民族的文化，丰富了自己的精神文明，用这丰富多采的灿烂文化和强大的力量，招来一些民族的依附，不断地产生新的影响，吸收新的营养，多次的融合和被融合，形成了繁荣昌盛光辉灿烂的伟大中华民族。蒙古高原三大支系的匈奴、鲜卑在历史上放尽了光彩，发挥完了他们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偃旗息鼓，融合到兄弟民族的行列之中去了。只剩下狄历一系的突厥与蒙古两大支系，在继续发挥着她的热和光，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争芳吐艳。
　　
匈奴和鲜卑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都有卓越的贡献，都创造了历史奇迹，都善于开拓疆土，开发资源，寻找牧场，远征荒原。发迹于阴山山脉的匈奴，足迹遍欧亚，引进了西域文明和欧洲文化，先与夏民融合，后投入汉庭的怀抱，制造了边界的长期宁静。鲜卑拓拔部，开发了西伯利亚，统治了中原的北方，主动放弃了本民族的特征，接受了汉文化的洗礼，自觉地融于汉族文明。白狄柔然汗国，在战略上牵制了元魏无力南征，制造了南北朝和柔然三足鼎立的局面。柔然国的后期，拼命吸收汉族文化，采用汉语年号和官制。隋朝的普六茹杨氏、唐朝的大野李氏都赖突厥以兴，借突厥之力统一了全国。元魏以降中原王朝的精兵猛将多来自北狄之族，如阿史那、契、仆骨……等。至于隋唐皇室，其族何属，尚无定论，然其自称汉臣之裔，史家又何必多所考究，其为民族融合之裔，自难讳言。
　　
凡是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各族人民，首先要接受汉文化的洗礼，在历史上则标榜本民族是炎黄之裔，以示夸耀！此风此俗，除金、元之外，各代皆然。如匈奴祖夏后氏、元魏祖黄帝、慕容氏祖轩辕、辽祖神农。其民族姓氏亦牵强附会地用汉字美化。如赫连本为匈奴语“天”字，却用“徽赫与天连”解之，铁伐车为拓拔或秃发本音，却解为“鲜精铁足堪伐人”。匈奴贵族呼衍氏即鲜卑之呼延氏，此氏族流入中原至今不绝。屠各氏亦即鲜卑独孤氏。匈奴须卜氏乃鲜卑拓拔辽金阻之卜。“北匈奴西走，遗民数十万落，诣辽杂处，自称鲜卑而服属之。”（见《汉书·匈奴传》。）这数十万落遗民，本来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又有鄂尔浑河畔的匈奴拔也稽部落的遥相呼应，本可独立经营，何以不战自溃改变氏族呢？这是一支从东胡收降的鲜卑部落，匈奴盛时自称匈奴，为匈奴服役，匈奴破败，岂能不思乡念祖而“诣辽”称鲜卑呢？
　　
鲜卑的个别高门，跻身匈奴贵族，这就是呼衍、须卜之流。鲜卑慕容氏，自释其姓为“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慕容先人无此姓氏，曾祖莫护跋率部入居辽西，祖木延位至左贤王，父涉归拜为单于迁辽东。二子以河为名曰吐谷浑（吐护真水，今之老哈河），曰奕洛（古袅娜个水，又名饶乐水，今之西拉木仑）。
　　
奕洛取河为姓，蒙古语“木仑”为江河之江，美书为慕容。从大兴安岭北上西伯利亚与丁零错居的一个群体，自称拓拔氏。拓拔氏在洛阳奠都以后，美化其姓曰“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拔，故姓拓拔。”（见《魏书·序纪》。）匈奴须卜氏即鲜卑拓拔氏，卜读拔音。须卜、阻卜、都波、秃巴思、秃马敦、秃麻、吐麻、图瓦等历代之姓，莫非皆以黄帝的土德王为纲吗？北族之倾慕汉族文化竟至如此地步。
　　
蒙古与鲜卑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尤其是鲜卑拓拔部长期与蒙古先族杂居共处，故有蒙古民族源于鲜卑之说。此说殆受《唐书·室韦传》之影响。书云：“契丹之类也”，“契丹别种”等云。契丹源于宇文。宇文、拓拔皆索发。人以为蒙古之源非拓拔即契丹，然无证无据，只凭推断，势难成立。拓拔北据幽都之北，广漠之野，与丁零同壤历两千余年，终未化丁零为鲜卑，反被丁零排挤南徙。
　　
拓拔之裔阻卜（塔塔儿）与突厥、蒙古为世仇。突厥文阙特勤碑文有“三十姓塔塔儿吾之仇敌也”。杀害蒙古可汗俺巴孩，毒死蒙古领袖也速该，终被成吉思汗所灭，是仇而非亲。蒙古与契彤为邻，《契丹国志》云：“北有蒙古里国，不与契丹战争”，和睦相处，非仇非亲，皆非蒙古族族源。
　　
《蒙古源流》中之“诸葛那颜”乃隐讽清朝皇帝。“诸葛”乃蒙古语“东方”。满洲在蒙古之东，清朝的政策真正削弱了蒙古的实力。对蒙古，以“满蒙同源”怀柔与镇压相结合。对汉族，以“刘备转世”大施关羽的伎俩，欺世骗人。满洲是女真部落，女真是之裔，远古之肃慎也。有谓蒙古民族源于者，非是。
　　
《唐书·室韦传》、《隋书·室韦传》虽有“其语言也”，“与同俗”，所指乃室韦本部。西北数千里外之大室韦、蒙兀室韦则非。文中有“丁零之苗裔”，是丁零，非。原始群落在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应有的条件和环境进入了氏族社会，又经过很长的时间，具备了前面所说的形成民族的若干要素后，才逐渐地形成了民族。
　　
当社会进入高级阶段，各民族除了繁衍分支外，就不会形成新的民族体了。凡是把“蒙兀室韦”当做蒙古族族源者，就是明示蒙古民族是八、九世纪形成的新兴民族，这种设想是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的。
　　
在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蒙古民族形成于蒙古高原，成长于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的森林和草原上。世世代代活动于贝加尔湖周围，阴山山脉以北，大兴安岭以东，阿尔泰山以西。成吉思汗雄跨欧亚是北方晚盛的强族。
　　
黄帝斩尤灭苗黎代神农而有天下，北逐獯鬻。虞舜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搜、氐、羌等是民族融合，诸夏称雄之始。“流共工于幽陵，北燮北狄”，这是狄夏相交之章。
　　
由传说时代的五帝以迄于今日，诸狄之族在蒙古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此海之滨到黄河流域，有过翻天覆地的活动。中原建国的赤狄、白狄、长狄，起于阴山的匈奴，蒙古人创建的柔然汗国，以及高车王国、突厥汗国、回纥、契、薛延陀、黠戛斯等诸狄之邦，都为蒙古描绘了美好的河山。单于、可汗诸狄之族，开拓疆土，勾通中外，交流文化，融合民族，发挥了促进和制约的积极作用。匈奴单于呼韩邪促成匈汉团结，元魏孝文帝主动接受汉族文明，促成鲜卑汉化，唐朝政治深入北疆，皆赖铁勒各族之助；汉匈联姻，隋唐下嫁，乃继承周王与狄后的故事，黠戛斯可汗自称李陵之后与唐联宗，皆民族团结之佳话。
　　
炎黄儿女诸狄子孙共同缔造了巍峨的中华。蒙古民族亦有功蔫！我们对各民族的列祖列宗，都表示敬意，不能因当时的特殊环境和特定的历史阶段恶意地中伤个别人物。历史上形成的蔑称贬语，自不必强行纠正，但对少数民族要自觉地尊重，切勿因片语只字有伤民族感情。戏剧和电影勿再出现谩骂的台词与侮蔑的表情。

第二章　蒙古民族的根源

一　图腾崇拜

　　氏族社会以前，是以不同的图腾形象标志着某一个人群以区别其他不同的群体。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的人类的精神支柱。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民族，都是在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成长起来的，没有超越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而实现祖宗崇拜的。
　　
原始哲学的萌芽，人类思维现象在睡梦中的出现，使人产生了“灵”与“魂”的概念。人体之外有魂，物体之外有灵，产生了万物有灵的思想概念。自然灾害和风调雨顺交替地出现，使人类表现出来畏与爱的意识，祈求图腾形象的“灵”来保佑本人本族。这时的图腾已经不是单纯的记号民或标志了，而是本族的护卫者、保佑者了。人类怀念死去的亲人，而这些死人又频频在梦中出现。在图腾崇拜的后期，祖宗崇拜也在人类意识当中，取得了越来越显著的地位，为将来的取而代之创造条件。
　　
图腾这个词，对我们是陌生的。我们只知道我们所选择的良禽益兽水火风云是我们的崇拜和依靠的对象。但图腾又是什么呢？
　　
王玉哲教授在他的《上古史纲》中说：“图腾的痕迹，是原始社会单位，系存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现象的名称而区分，作为本族的族徽，相信其本身与该项同名之动植物有亲密的关系，或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由那种动植物转变而来的，这就是图腾。”
　　
诸夏之族的伏羲氏十一个氏族，以龙为图腾。少氏以凤为图腾。黄帝族有五个氏族以云为图腾，五个氏族以兽为图腾，四个氏族以鸟为图腾，还有一个以虫为图腾，黄帝本身以熊为图腾。炎帝神农氏五个氏族皆以火为图腾。共工氏以水为图腾。九黎族八十一个部落组成了熊、罴、虎、豹四大图腾，并以为总图腾。殷商的祖先以燕为图腾。姬周以天鼋为图腾。诸狄之族有以犬为图腾的犬戎。
　　
狄历各族以狼图腾为主。高车祖老狼，突厥祖狼母，薛延陀祖狼头人。蒙古族以苍狼白鹿为图腾。回纥的图腾是松柏，回纥的分支又是狮图腾。哈萨克的图腾是白鸿。鄂温克族各姓氏都有自己所崇拜的图腾，他们以熊为主，有天鹅、鸭、鹰，以及各种水鸟。所以《山海经》上的上物有兽首人身，有人首兽身，有翅能飞，穿胸飞头等，就是神化了的图腾形象。后世子孙为了炫耀祖宗身世之不凡，增加了许多附加成分。《高车传》把匈奴单于之女加了进去。犬戎的传说把高辛氏附丽其间。突厥的另一种祖源传说则把射摩（萨满）舍利海神女与金角白鹿奉为祖源。图腾形象多种多样，多姿多态，无论怎样变幻，她也是全族中不可侵犯的神圣物体，她具有团结氏族、维系血统的组织能力和威力。族外婚制的推行，图腾也是甄别血缘的主要标志。
　　
各氏族崇拜的图腾形象，与该氏族的生产生活有直接的联系。蒙古人被称为森林之王，与以水火为图腾的神农、共工等农业氏族不同，只能选给人以智，供人效法的“狼”和为人服役的“鹿”为图腾，狼教会了人类围猎，鹿温顺善驮运。
　　
这两种图腾形象都是直接为狩猎经济服务的。以渔猎为生产手段的鄂温克族，视熊为兽中雄长，水鸟为捕鱼服务，都是生产生活中反映的产物。但也有例外，如周人祖天鼋，以示吉祷长寿。
　　
犬戎的祖源传说影响极大。它传入中原后，演化为制造人类万物与开天辟地之元祖。《山海经》注解引《搜神记》云：“高辛氏有老妇，居王室，得耳疾，取之，得物大如茧，盛瓠中，覆之以，俄顷，化为犬，其文五色，是为犬戎”。
　　
这个以犬为图腾的氏族，是戎狄族中最强者，曾与周穆王战，后来也颠覆过周室，杀过周天子，曾经称雄一时，把中原搞得天翻地覆。可惜有关犬戎事迹的文字，史册无多，无法窥视这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戎狄之族。犬戎的祖源传说，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与瓠象征着天圆地方的宇宙概念，是太古时代哲学萌芽的产物。
　　
天圆地方，万物在共中。天地相合则万物生，天地相接变幻无究。症化为犬，犬变成人。五色青黄赤白黑、五色示五行水火木金土。五行分布在五方东西南北中。
　　
这个传说孕育着古朴的进化论和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哲理。中原学者引进了这一哲学理论，化瓠为开天辟地制造万物的盘古氏，发展了这一传说。
　　
远古时代，在周穆王以前，犬戎是北方部族联盟的中心氏族，以西周为中心点，犬戎略偏西北，狼鹿之族就包括在以犬戎为中心的部族联盟之中，故有“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一直到元魏以后，《魏书》著者，才把狼图腾的故事补述清楚。《魏羽。高车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种，初号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匈奴单于有二女，姿容秀美，乃于国北无人处，筑高台，纳女其上，以待天迎，三年后，有老狼来台下，守台呼，经久不去，穿台下为空穴，小女往就之，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其人好引声长歌”。这就是后世润色的图腾故事。这个故事当然不是发生在单于时代，而是在距此几千年的氏族社会以前的事。后人润色，为了祖源的尊荣，把单于拉进来了。这个狼图腾不是高车族的独有，而是上承狄历、丁零而承继下来的。狄历、丁零也是崇拜狼图腾的人群。匈奴国北，是狄历、丁零。今日蒙古民族特有的高亢嘹亮的歌声，曾写进了高车传的祖源故事之中。蒙古源于狄历、丁零、高车、铁勒的痕迹，深深地刻在《高车传》中。
　　
赤狄突厥的图腾故事有多种传说。其中有“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北，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娶二妻，冬神夏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化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契骨。其一居践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号为突厥，即纳都六设也。其一国于处折水。”（见《周书·突厥传》。）
　　
马长寿教授在《突厥人与突厥汗国》中引俄文资料考证，“白鸿”为哈萨克族古代崇拜的图腾。匈奴北的索国，确是有迹可寻，索伦之先，为北夷索离国，在匈奴北。
　　
索伦渐东，接受了女真文化，但其语言习俗仍不脱北狄模式，近突厥似蒙古。突厥源于北狄索国，并非妄谈。翦伯赞著《中国史纲》中指出：“塔里木盆地一带，遍布由蒙古西徙的诸氏族。”突厥阿史那氏正是由蒙古西徙的一氏族。两说互证，知其来源于北狄。
　　
明代王圻著《稗史汇编》云：“突厥之先乃射摩舍利海神女与金角白鹿交而生。”《周书·突厥传》云：“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别种也，姓阿史那氏，后为邻国所灭，有一小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刖足断其臂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闻儿在，重遣杀之，使者见在狼侧，并欲杀狼，于时若有神凭，投狼于西海之东，落高昌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围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外托妻孕，其后各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前建狼头纛，亦不忘本也。”蒙古民族中的杜尔伯特、准噶尔等部族的祖源传说，似脱胎于回纥的祖源故事。杜尔伯特，准噶尔的祖源故事云：“天女与孛汗私合，生子弃之树下，孛汗往寻，见群鸟在上面飞翔，遮住阳光，小儿不受曝晒，小树枝伸入婴儿口中，滴入树汁。这树枝的形状和斡亦刺人蒸奶子酒用的弯管‘绰罗子’相似，所以他的子孙就称‘绰罗斯’”。还有一种传说：“杜尔伯特与准噶尔为一族，是从天而降。猎人见一树生瘤，内有一小儿，树的形状是‘绰尔窝’管状，故称‘绰罗斯’”。又有一种传说：“杜尔伯特、准噶尔，是绰罗斯分支，其始祖木孕而生，吸取树汁长大，其父是袋。”鄂尔多斯成吉思汗大庙的祝词里有“以袋为父，以瘤树作母的乌古特之乌里忽台巴丹太师。”
　　
乌古特即乌古思。拉施特丁笔下的乌古思是回纥的祖先。乌古思六族的图腾是青鹰、白鹰、猎鹰、鹫、隼、山羊。回纥则崇拜松柏、三乌与狮子。绰罗斯的祖源故事云，既是木孕而生，又有群乌掩护，与回纥的祖宗出身大致相同。三河之源（三河之源，即土拉河、斡难河、克鲁伦河发源处。）是成吉思汗祖宗之地，土拉河流域是回纥祖先发源之区。蒙古与回纥是血肉相联的同族同胞，有亲近的血缘关系。回纥的祖源故事云：“哈剌和林诸山中之秃忽剌、薛灵哥（秃忽剌即土拉河；薛灵哥即色楞格河。）二水会流处，有地名忽木兰术，有二树相邻。一树类松，如扁柏常青，结实如松实；另一树则野松也。二树之间忽有小丘，日渐增长，上有天光烛照，中有音声，如同歌唱，忽开一门，中有五室，有类帐幕，上悬银网，各网有一小儿坐其中，口上悬管，以供哺乳，五婴与空气接触，即能行动，已而出室，及其能言之时，索其父母，人以树示之，五儿对树礼拜，树作人言，嘱其进德修业，祝其长寿，名垂不朽。五儿不可的斤，美而慧，有才，尽通诸国语，畏吾儿人奉之为汗。天帝赐之三乌，乌尽知诸国语。”
　　
蒙古额鲁特族中的绰罗斯一支，源于古代回纥。回纥与蒙古又是骨肉相连。上面罗列的祖源故事都已走形变样，原来的故事经过子孙后代的美化加工修润得完美动听，保留的原形本质不多。这些故事的初愿是把本氏族的图腾形象表现出来，使子孙后代不致忘本，为了追求美化和玄妙感，几乎原意尽失。
　　
《蒙古秘史》开篇第一章便说：“天命所生苍色狼与妻房惨白鹿，渡过腾吉思水，来到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山，产生了猎人之汗”。明译《元朝秘史》没有理解蒙文的原义，按照字面直译为：“天生的苍狼与惨白鹿相配了，生了一个人，名叫巴塔赤汗。”狼鹿不同类，习性各异，岂能相配？狼鹿又怎能生人？译者把“妻房”误译为“相配了”；把“巴塔赤汗”译为“生了一个人，名叫巴塔赤汗”。“巴塔赤汗”是猎人或牧人的领袖——汗。译者把职称尊号当成了人名。“产生”与“生产”的含义相同而又不同。译者以为，既为传宗接代，自然就生儿育女，又有古史为例，两物相交可以生人。译者就继承前代的神话，把巴塔赤汗写成狼鹿所生了。“苍狼”、“白鹿”都是人类崇拜的图腾。男方是苍狼部落，女方是惨白鹿部落。他们渡过了“腾吉思”（腾吉思，突厥语“海、湖”。）来到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山，领导着狩猎和游牧生产。北方民族语的“巴塔赤汗”是猎者或牧人的领袖（见《蒙古秘史词汇选释》第146页“巴塔赤汗”条。），是职务尊称，不是人名。这从《蒙古秘史》的文字中可以得到证明。巴塔赤汗以下都有“儿子”的字样和称谓，如巴塔赤汗的儿子塔马察，塔马察的儿子豁里察儿蔑儿干，豁里察儿蔑儿干的儿子……唯独在“巴塔赤汗”之前，没有“儿子”的称谓，只写“产生了”巴塔赤汗。
　　
很明显，苍狼部族领导着狩猎生产和游牧生活，当时是一个领导核心。塔马察这一代很快就把领导权旁落了。他的儿子豁察里儿只取得了“蔑儿干”的称号。
　　
二十传至合不勒，把诸狄蒙古统一起来，建立起一个不太巩固的大蒙古联盟。所以只三传至忽图剌汗，以后数十年间就散漫无共主了。
　　
《蒙古源流》、《新元史》等蒙古历史，忽略了苍狼白鹿这样的图腾形象，把蒙古民族形成年代的特征与证据抹煞了。
　　
世界民族都经过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而产生祖宗崇拜。蒙古民族是与尧舜齐名，与炎黄同时代的群体，它具有图腾的特征，完全正常。以狼为图腾也不独蒙古及高车、突厥，其他民族以狼为祖者亦复不少。狼虽然有害于畜牧业生产，狼的本身却具有值得赞赏的优越之处。匈奴冒顿食狼乳，突厥之先狼哺育，狼之爱超乎其他动物以至于人类。以这样的动植物认之为祖，拜为图腾又何不可，较之同类相残者要好得多。图腾本身与人无关，只因后世润色使之神化，对有关的传说故事，美化失真。蒙古人民崇拜之狼图腾，有其历史意义。人民对狼鹿之崇拜由来已久，乌孙王子曾受牝狼哺乳，薛延陀政衰，狼头人示警。《蒙古源流》也记载着不伤害苍狼白鹿的故事。（见新译校注《蒙古源流》第四，第一七○页。）
　　
在蒙古各部族中对狼称的忌讳亦多，如：布里亚特称狼为天狗。图腾崇拜者坚信，大祸临头时，图腾会保佑平安，化险为夷。如果对图腾不尊敬就会有大灾难。好些民族不敢直呼狼的大名。立陶宛人称狼为“野外狗”。雅库特人以为狼是上古乌卢。托依翁巨神之子。
　　
科里亚克人承认狼是鹿的东家，冻土带的老爷。北印第安人的神话说，狼是主宰动物界的长者。在天文学上有轩辕星座，概指为黄帝之星宿。天狼星却不知何所指。以此高车、突厥、蒙古等民族崇拜狼图腾，有其充分的依据和道理。
　　
“孛儿贴”象征苍天的颜色，所谓“孛儿贴赤那”者，实际上乃是“天狼”。下传十代孛儿只吉列蔑儿干以妻子忙豁勒真豁阿的部族称号为姓，曰“忙豁勒”；以苍狼的苍色为氏，曰“孛儿只斤”。从此以后，他的子孙皆称为忙豁勒孛儿只斤氏。忙豁勒在历史上演变为莫贺咄、莫弗何、木骨闾、蒙古勒、忙古、没歌、没骨、萌骨、蒙古。《蒙古秘史》云：“全蒙古合不勒汗管著有来”。所谓“全蒙古”指忙豁勒真豁阿之诸系子孙。

二、　狄

《墨子·节葬篇下》云：“尧北教乎八狄”。狄与尧并称，狄族形成于唐尧以前，居北方。狄，来源于狄历，简称北狄，是北方民族的统称或泛称。古音“颠连”是匈奴语“天”的象征，是北方民族至高无上的天神。
　　
汉族学者释“狄”，多从字形字义和字的结构上探讨。系从犬，从火，从犬戎之族，从拜火之俗。然“狄”来源于民族语言，与汉文字形字义并无联系，用汉字释义殊有南辕北辙之嫌，越深入则越牵强。“狄”字是狄历的简称，汉魏以降称丁零，字虽易，音未变。各史写法不一，有写丁令、丁灵者，有解释丁零、丁灵为不同种族者，所释皆非。丁零、丁令、丁灵皆一音同义，一语的异书，皆读做“颠连”，是北方民族语中对“天”的尊誉。如：称天山为祁连山，刘勃勃改姓赫连，谓：“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见《十六国秦秋。夏录。赫连勃勃》。）狄历、丁零、祁连、赫连皆“颠连”之读音。狄历居北方，史称北狄，即“流共工于幽陵，以燮北狄。”（见《史记·五帝本纪》“舜归而言帝曰……”。）之“北狄”。凡是叙述蒙古民族历史之经典著作，皆以“北狄”为蒙古民族之始。《多桑蒙古史》第一章云：“在远古之时，中亚游牧民族概名之曰‘北狄’”。《蒙古源流》和《蒙古大黄册》也说：“东渡腾吉思海，行至布尔汗哈勒都纳出，逢‘北狄’人众。”翦伯赞著《中国史纲》（见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第13页，三联书店，1950年。）云：“残留在蒙古高原瀚海盆地一带的人群，一部分北徙贝加尔湖沿岸，成为鞑靼人（这里的鞑靼人指的是祖居贝加尔湖的蒙古先民。）的祖先。另一部分已沿黑龙江东徙……再有一部分则向北陕北部一带南徙，成为北狄的祖先”，“大约在纪元前一千七百年代，在正北一带如蒙古、察哈尔、热河、绥远、山西、河北北部，北及贝加尔湖，东至黑龙江流域布满了诸狄。”（见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第159页，三联书店，1950年。）《魏书·高车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种，初号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这短短的四句，却说出了不同时期的狄历与丁零。《墨子·节葬篇》有八狄之说。赤狄最大，白狄次之。长狄等诸狄在历史的进程中隐退了。高车是赤狄之族。所谓“高车”，是他称，称呼乘高轮车的人。敕勒是蒙古语“车”的音译，亦有写做“铁勒”的。
　　
所谓“高车丁零”不是两个孤立的称谓，而是乘高轮车的丁零人，以与远古的北丁零区别之。此篇记事虽名之为《高车传》，实乃乘高轮车的丁零之历史。狄历虽有赤白之分，丁零虽有乘车骑马之别，然狄历、丁零源出一系，有小别而无大异。高车之俗虽属赤狄，与白狄蒙古亦大略相同。所不同者一尚赤，一尚白，习俗略有小异而已。
　　
周武王组织民族联军，进商之都城朝歌，亡纣灭殷，周族统治了中原，诸狄之族随灭殷大军南下，在山西、河北、陕西、河南等许多地方建立诸狄之国，与中国诸侯角逐，也曾闹得天翻地覆。颠覆过朝廷，杀过周王。但也曾与周室联姻，与诸侯结亲。经过八百年的兼并融合，诸狄之国先后并于诸侯，诸侯并其地，并融其人。《中国史纲》云：“以戎与狄最富有历史活力，在春秋时把黄河中游一带闹得天翻地覆。由于燕赵的强盛，北狄之族，除一部分在河北定县建立了一个中山国，其余大部分退出中原回到蒙古。”《史记·匈奴传》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北北蛮。”服虔注曰“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荤粥又写作獯鬻、薰育。猃狁又写作玁狁、严允。这两个族称同时出现在唐虞以上，很明显的是两个民族同时并存。服虔又说：“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是一个民族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称谓。近世学者考证，亦谓荤粥、猃狁、匈奴是一个民族。
　　
但在《匈奴传》中又有匈奴冒顿北服浑庾、屈射、丁令、隔昆、薪犁之国。浑瘐即荤粥，邻于丁令，服于匈奴。显然古之荤粥与猃狁、匈奴不是一族，与丁令却有唇齿之谊。先于黄帝来到黄河中游的荤粥与匈奴北服之浑（窳）瘐，以及《隋书·铁勒传》中独洛河北之“浑”似为同族。浑窳与丁令相接，浑与蒙陈相邻，荤粥被黄帝逐北，似为北狄蒙古民族。被秦收服之绲戎与周之猃狁、殷之鬼方则是北狄匈奴之族。殷商时代之土方，在今日包头之西北，方在陕西无定河流域，似皆北狄蒙古之先民。周初所谓之“戎狄”，蒙古匈奴之先民兼而有之。殷朝末年，周族的先祖不逃避朝廷的迫害，奔于戎狄之间，从戎狄之俗，畜牧为业，下传……古公父，复后稷、公刘之业，耕耘土地，播种百谷，破坏了草场，引起民族纠纷，戎狄薰育攻之，古公率百姓越沮漆，度梁山，止于歧山之下，乃贬戎狄之俗，积谷作城，为建立国家打基础。古公为了安定生产不受侵扰，向薰育部族赠送一些农产品，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太王事薰育”。古公就在这民族团结，生产安定的条件下创建周朝的国家，为灭殷做准备。
　　
周族吸收了狄族的文化与诸夏商殷的文明奠定了周人的规范，把狄人的“天道观念”与“天圆地方”的宇宙概念等朴素的哲学思想引进了中原，代替了商殷文化中的上帝。把狄夏文化融合在一起，发展成为周的文化。
　　
狄汉的文化交流、血统融合始于周，频于晋，秦、赵继之。狄汉接触则是始于黄帝，载于尧舜，盛于西周，春秋鼎盛。秦、汉之交，匈奴乘机崛起，兴于阴山，南收白羊河南王，西击走月氏，东灭东胡，北服浑窳、屈射、丁零、薪犁、隔昆之国，建立了以匈奴为主的北狄大联盟。匈奴是一个多民族的部落联盟，吸收诸夏文化融汇西域文明，不分民族，选贤用能。
　　汉将卫律、李陵、李广利位至诸王殊勋，汉朝公主频频下嫁，汉匈两族世代联姻，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的故事，传为美谈，昭君之墓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
　　
王昭君在汉匈团结的事业上有其卓越的功劳。但文人笔下的过奖，应结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方能取信于各族人民。历代史官在正统思想的指导下，笔下或有偏袒，多谈汉昭君，少谈了匈奴王。
　　
若匈奴单于思想顽固，南北讲和，或条件改变，即使昭君神威，又何以扭转乾坤？又如：《突厥传》谓突厥为平凉杂胡。《南齐书》谓芮芮虏塞外杂胡也。概因这些民族未能上攀炎黄高第，不敢冒诸夏之孙。正统史官以为非我族类，称其为“虏”、“胡”、“杂胡”，或在名称的字面上加犬旁，添革旁以示异类。殊不知这些“虏”、“胡”、“杂胡”在伟大的汉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功莫大焉！
　　
中原诸狄之国并于诸侯，融于诸夏，扩大了诸夏的队伍。南匈奴南依汉庭，除匈奴人外带来了大量的丁零人，最终皆融于汉族。匈奴统治大漠南北，把丁零兵将引进中原。汉末魏晋的武装力量有大量的丁零兵将和他们的眷属，故魏晋皆有护丁零中郎将之职。东晋十六国争雄，还有丁零翟（念狄音）氏的军事割据。
　　
拓拔部征服了十六国，统一蒙古的北方，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最后，元魏孝文帝主动废弃了民族语言与习俗，自愿地与汉族融合，以致普六茹杨隋、大野氏李唐，皆捐弃本族本籍，冒认为汉臣之裔。由唐虞至宋辽在扩大汉民族队伍，发展汉民族文化的诸事业上，蒙古民族的列祖列宗先民先族都建立了丰功伟绩。凡有正统观念者，不应视之为异类。今日之时应正确对待历史上的“虏”、“胡”、“杂胡”等蔑称贬语。
　　
黄帝北逐獯鬻之时，狄族已大，尧舜时代北狄尤盛，周之先祖不投狄避祸，是狄之力量足以庇护来人。西公父破坏草场，耕耘种植，以游牧为生的戎狄，为保护草场牧地而战斗。古公避居歧山而纳献，是狄之强盛，商殷时代北方的土方、鬼方、方皆狄人之国。史书史所记之犬戎、义渠、渠搜、搜瞒、襜褴、林胡、白羊、浑窳、隔昆和匈奴（犬戎以犬为图腾。义渠，蒙古语，主人。
　　渠搜，颜面俊秀。搜瞒，箭也。襜褴，颠连之异书。林胡，森林之族。白羊，富也。
　　浑窳，人也。隔昆，汉之坚昆，唐之黠戛斯，元之吉尔吉思。），皆源出狄历，是狄历之族。这些民族的子孙后裔都融和于伟大的汉民族行列之中了。
　　“胡”之称谓，虽非明白的贬词，并非毫无歧视之义，更非美称。以汉文释“胡”为不守规范，如：胡作非作、胡来、胡闹等。虽有疑问之解，以指民族，更不通顺。以蒙古语解之，有谓“人”者，声不谐，与“儿子”或“孩子”之音虽近，称人则义贬，称部族更不通，岂有自称为“儿子”部落的呢？若再加上一个“杂”字，侮蔑之义就明显而突出了。或谓“胡”，乃匈奴人自称，其根据是来自匈奴单于上汉帝书，其中有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乃天之骄子。”
　　故指为匈奴自称，细审之，则非是。匈奴单于不识文字，也不一定通汉语，焉知“胡”为何物。此乃汉士人援古例加美词润色而成。匈奴单于只闻“吾强”和“天之骄子”可矣，又焉知“胡”非美称呢！
　　
为狄历立传者，当以《魏书》始，《魏书·高车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种，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有小异，其种有狄氏、韦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无都统大帅，当种各有君长，为性粗猛，党类同心，至于寇难，翕然相依，斗无行阵，头别冲突，乍出乍入，不能坚战，其俗蹲踞亵黩，无所忌避，婚姻用牛马纳聘以为荣。俗无俗，不作酒，迎妇之日，男女相将，持马酪熟肉节解，主人延宾，亦无行位，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复留其宿，明白将妇归。颇讳娶寡妇而优怜之，其畜产自有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俗不清洁，喜致雷震。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其中，张臂引弓，佩刀挟槊，无异于生，而露坎不掩，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幅数至多。”“无都统大帅”，“不能坚战”，高车各部虽有勇而同心，但没有组织，没有统一的指挥，各部落各自为战，无法发挥其协同战斗的威力，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经常遭受拓拔部的劫掠。木骨闾的儿子车鹿会针对高车的这一致命弱点，把高车各部组织起来统一到柔然汗国的领导之下，拯救了民族，保住了人民的生命畜产。高车虽为赤狄之裔，传中所记与白狄蒙古之风俗习惯尽同，只“讳娶寡妇”，与蒙古不同。
　　
或许是赤狄高车独特之俗。赤狄突厥与白狄蒙古的婚制相同，父兄死娶其父亲嫂娣。《高车传》所指之“寡妇”乃族中无承继之人者，旁无兄弟可纳，下无亲故可投者，应“优怜之”。“俗不清洁”与白狄蒙古亦同，与柔然相当。《魏书·悦般国》云：“与蠕蠕结好，其王尝将数千人入蠕蠕国，俗与大檀相见。入其界百余里，见其部人不浣衣、不绊发、不洗手，妇人口舐器物……乃驰还。大檀遣骑追之不及，自是相仇。”悦般国人是匈奴国家中的高车族，不愿随北匈奴西去，留在乌孙西北，在黾兹北建悦般国。柔然国人皆高车，柔然汗族木骨闾子孙，为白狄之裔，丁零高车之族，与悦般国王有同族之谊，故两国结好。但悦般国人在西域文明的薰陶下，其风俗已经伊斯兰化了。“剪发齐眉，以醒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嗽，然后饮食。”（见《魏书·悦般国》。）见柔然部人的不吉之俗，以为非其同类，故恶之。白狄蒙古承继了高车不洁之俗。其日的草原牧民与悦般所记相同，不浣衣、不洗手、口舐食具。拉施特丁《史集》、《多桑蒙古史》、《蒙鞑备录》、《默鞑事略》等书，都记载着蒙古人曾不讲清洁的情景。如“蒙古妇女从不洗涤衣服……不洗涤食具，不以水洗涤家用器物”（见《多桑蒙古史》第161页引拉施特丁《史集》第九章。），“禁洗涤衣服，应服之至于破敝。”（见《多桑蒙古史》第十章。）“其俗多不洗手而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于衣袍上，其衣至损不解浣濯”。（见《蒙鞑备录》第11页。）《高车传》所云之“喜致雷震”正是白狄蒙古。传云：“俗不清洁，喜致雷霆，每霆则呼号射天。”
　　
蒙古人认为洗涤衣物悬晾必致雷震。“蒙古兀良哈部人，欲止风暴则詈天及雷电；其他蒙古族则反是。设有雷鸣，则藏伏于庐帐中，惧不敢出。”（见《多桑蒙古史》第292页附录一。）“鞑人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状。”（见《黑鞑事略》第16页。）“死亡葬送，掘地作坎，而露坎不掩”，此正蒙古草原之野葬，但因人而异。《高车传》所述乃贵族之殡仪，一般人民，选地弃之可矣！“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高车之生产生活也尽与蒙古同。
　　
“鞑人地饶水草，宜羊马为其生涯，只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见《蒙鞑备录》第9页。）“其畜牛马犬羊驼”，“其居穹庐（即毡帐）牧而庖者以羊为常……其饮马乳与牛羊酪。”（见《黑鞑事略》第6页。）《高车传》所记之风俗习惯、生活生产与蒙古习俗对照，高车即蒙古也。《高车传》所记：“文成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的热烈场面与蒙古之“那达慕”（“那达慕”即游艺大会，古以跑马、射箭、摔跤为主。）相比，将如何？阴山，是蒙古人的第二故乡，自然也是高车人的家园。“拓拔什翼犍率国人败避阴山之北，高车尽叛，不得刍牧。”（见《魏书·序纪》建国二十七年。）阴山皆高车，拓拔式微在此受到高车人的袭击。此外之“歌吟忻忻”与前面之“好引声长歌”，皆蒙古人之所爱好，高车或蒙古皆喜爱歌舞，魏明帝之赠乐器，是投其所好。高车之种有六：“狄氏、袁（韦）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见《北史·高车传》。）六种之袁纥氏，袁韦形近，韦回同音，实乃回纥部族。《唐书·回纥传》云：“回纥，其先匈奴之裔，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依托高车，臣属突厥，近谓为特勒，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此回纥，即高车六种之袁纥氏。在以回纥为核心的漠北十五部大联盟，其中就有蒙古土默特的先族和图瓦共和国的先民。唐谓之“都播”或“都波”，《蒙古秘史》写作“秃马敦”、“秃巴思”，《元史》写作“吐麻”、“秃马”。第十一姓乞袁氏，实即成吉思汗之始祖“乞颜氏”，或称“乞引氏”。袁、颜、引，大致同音，是史官按自己的方言所注音。《多桑蒙古史》第二章云：“成吉思汗诞生之二千年前（成吉思汗诞生于公元1162年，上推二千年。）蒙古与他族战，族灭。（被周穆王军队所灭，八个狄人部落全部被浮。）”
　　
仅遗特古斯、乞颜两对夫妇，遁走一山，四面险峰，山名阿儿格乃衮（“格乃衮”山岳之岳：“阿儿”即阿尔泰山之岳。），其地肥沃，有平壤茂草。乞颜后裔繁盛，山谷窄隘，不足以容，乃谋出山。先是，其民常采铁矿于其中之一山，遂积多木，篝火穴中，以七十煽火，铁矿尽溶，遂辟一道。成吉思汗后裔为君主者，为了纪念此事，每于除夕召铁工至内延锤铁，隆礼以谢天恩。
　　
蒙古民族起源于此。多桑根据这个传说，把蒙古民族的起源，上推至公元前十世纪以前。至于被灭族以前的蒙古，起源于何时？灭于何地？阿儿格乃衮座落何方？这是蒙古民族起源的关键性问题。文中之“七十”是用七十张牛皮做的鼓风襄。这是蒙古人祖先的一大创造。阿儿格乃衮乃金山之岳，证以《唐书·突厥传》，金山确有避难之处。传云：“车鼻避薛延陀，率部窜金山之北，三垂斗绝，唯一面可通车骑。”乞颜避难之处，是为阿尔泰山，阿儿格乃衮是阿尔泰山的异书，有何疑焉！
　　
至于写作“额儿格涅坤”、“额尔古纳昆”，字虽异，音不变，皆阿尔泰山也。有谓为“额尔古纳河之山者，或谓额尔古纳人者”，皆是牵强附会，欲强纳蒙古族源于额尔古纳河者也。多桑引拉施特丁之言曰：“耳闻目睹额儿格涅坤山蒙古人之言：谓此山不甚险峻。”是山不是河。《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一版。）开篇第一章便说：“大约公元七世纪，在唐朝望建河，今天我国版图的额尔古纳河南岸幽深的密林里，蒙古族先民，便留下了活动的踪迹。《旧唐书》称它为‘蒙兀室韦’，它是唐王朝所属室韦诸部之一。”拉施特丁的著作《史集》提到，当时蒙古人普遍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额尔古捏昆”。也就是额尔古纳河，与《旧唐书》记载相符。根据《蒙古秘史》记载，就在七世纪，成吉上汗的始祖孛儿贴赤那，带领着蒙古部离开额尔古纳河的密林西迁，渡腾汲思海（原注：当指呼伦湖）到了鄂嫩河上游的不儿罕山驻牧。
　　
首先应当指出，额尔古纳河不是望建河，腾吉思水不能以呼伦湖当之，额尔古纳河更不是额儿古涅坤。至于西迁的动机、路线、当时的历史背景，《简史》都没有交待。
　　
本节是“狄”的专论，上述问题不在本节范围之内，容在“蒙兀室韦”中专门探讨。“狄”是蒙古民族最古老的称谓，来源于北方民族“狄历”，汉译为“天”，简称为“狄”。因其居于北方，故曰北狄。北狄部落獯鬻先于黄帝来到黄河中游。
　　“北狄”始见于五帝本纪唐虞时代。

三　从蒙古高原的群体到柔然汗国建立

在蒙古高原大内海的地方，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原始人，为了活下去，必须成群结伙地去找寻食物，采集可食之物。为了不受野兽的威胁伤害，更必须凑在一起集体行动以抵御外来的侵扰。为了传达彼此之间的思想信息，就需要表达的方式方法。除了面部表情、手脚动作以外，最重要的是声音。当时是从最简单的音符开始，开长日久，在漫长的岁月里，就逐渐形成了表达力最强的语言，这就奠定了用不同声音表达感情传递信息的原始方法。使用统一信号的人群，我们可以称其为“语群”。我所说的“语群”是说蒙古语的群体，可以称之为“蒙古语群”。
　　
这个在遥远的古代所形成的蒙古语群，就是使用蒙古语的各族各系的总根源。
　　不管各族各系在历史的进程中怎样发展，如何演变，只要还保存着自己语言的特征，就能找出他的根源。《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写道：“蒙古民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年代，即原始公社制度时代……蒙古语系和突厥语系的中亚部落，是蒙古部族构成的基本部分……蒙古语在与突厥语和通古斯语混合时，取得了优胜地位，丰富了它的字汇，同化了这些语言，对自己的文法体系，除了加以改进之外，并无改变。”
　　
蒙古通史承认蒙古民族历史，始于最遥远的古代。蒙古语言也是北方民族的基本语言，并谈到了在历史进程中语言的分合问题，俄国史学家俾丘林也说：“远在纪元前二千五百年以前，蒙古民族游牧于邻近中国的北部沙漠地方。”华西里也夫也说：“在太古时候的中亚广大领土上所讲的语言与今天所讲的语言是相近的。东部为满洲语，中部为蒙古语，西部为突厥语……蒙古语言在很早的时候就存在了。”（见《11-13世纪史研究概况》。）华氏所说的突厥语和满洲语，在古代是由蒙古语演变而分化的。所以，一直到今天，他们的语言有些还是相同相通和一样的。来源于鄂尔多斯高原的群体，形成了汉藏语系，他们是以炎黄为中心的诸夏和诸羌。来源于蒙古高原使用蒙古语的群体，形成了阿尔泰语系的诸狄。
　　
尽管这些群体在历史的长河中东奔西走，变化多端，但他们使用的语言，基本音素不变。他们的思想素质、心理状态、生活习俗的特征，基本形态不变。这就是他们之间无形的纽带。不管在时间上相隔多久，在空间上相距多远，在感情上总有一种脉脉相关的无形的联系。
　　
蒙古高原大内海的蒙古语人群，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化，生态失去了平衡，内海涸竭了，生活资料越来越少，为了活下去，这个大群体就分散开了，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开辟自己的新天地。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各自的发展变化也越来越大，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北上贝加尔湖的一支，开辟了幽都（大兴安岭古称幽都之山，见《山海经》。）之北，广漠之野的西伯利亚。后来，鲜卑拓拔部从大鲜卑山来到这里，带来了鲜卑文化，形成了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的大国，积六十七世，鲜卑之名大振，远近皆知此地为鲜卑之国，遂得“西伯（鲜卑）利亚”之名。鲜卑古读音为“西伯”。来自蒙古高原的狄历，是这里最原始最古老的居民，拓拔鲜卑来到这里，远交近掠，反客为主，真正的土著反而默默无闻了。
　　
匈奴冒顿北侵，史书才把狄历的真面目公布于世，原来他们是自称天族的群体。《史记·匈奴传》写作丁零，丁零乃狄历之音变，狄是北方民族至尊至贵的至高天神。人们只知匈奴为北狄的一支，不知北狄的根源在贝加尔湖。
　　
公元前三世纪之末，起于阴山的匈奴北征，丁零人又增加了一个无比强大的斗争对象。匈奴用汉降将卫律为丁零王，这是匈奴统治丁零之始。
　　
鲜卑和匈奴也都是来自蒙古高原大内海的蒙古语人群。匈奴是从蒙古高原南下山、陕北部的一支，由于匈奴在蒙古的历史舞台上最先崭露头角，建立了以匈奴为核心的民族联盟的国家形式，在历史上就把匈奴当做“北狄”的唯一代表。
　　
匈奴的语言与蒙古的语言基本相同，其所不同者，由于史官的方言作祟，注音并不准确，无法对照，因而失真，匈奴的风俗习惯与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完全一样。
　　蒙古的军事组织、战略战术、社会制度、政治法律亦皆承袭匈奴而有所发展。
　　其原因是，同出一源，语出一系，蒙古先民丁零在匈奴长期统治下耳薰目染，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被匈奴文化所融合了。
　　
鲜卑是从蒙古高原沿黑龙江东徙的一支。“东徙辽东半岛之东北，与北徙渤海北岸之殷族混种，成为东夷的祖先。”（见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第83页，三联书店，1950年版。）“乌桓与鲜卑本为同族，是沿黑龙江东徙的蒙古高原系人种之一分支。”留在黑龙江沿岸的分支，因当时的黑龙江叫做“乌桓水”，这支人就以水为名，称为“乌桓”。还有一支留在鲜卑山（大兴安岭），就以山为名，称鲜卑。除东部鲜卑在发式上学中原外，其他如语言、习俗，皆与蒙古相同。
　　
丁零在匈奴统治期间，东有乌桓，西有乌孙，北有鲜卑拓拔部，从公元前六九年开始，丁零不断地联合乌桓、乌孙攻击匈奴，杀人甚众，掳获亦多，匈奴受创甚巨。据《汉书·匈奴传》记载：“丁零比三岁入盗匈奴”，差不多三年丁零就要进行一次大袭扰。丁零民族在战争中把自己锻炼得强大了，与鲜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然在对匈奴的斗争中，双方是一致的。到了公元八五年，鲜卑与丁零配合作战，在西域的协助下把北匈奴驱逐出去。
　　
《后汉·南匈奴传》云：“时北虏衰耗，党众离叛，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行而去。”南单于上窦太后书说：“北匈奴畏丁零、鲜卑，逃循远去”。鲜卑檀石槐崛起，“南抄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丁零之敌，变成了鲜卑檀石槐的战斗联盟。已经强大了的丁零，人民不能向南发展，就转而向北，对相仇已久的拓拔鲜卑就发挥了“强龙难压地头蛇”的地头蛇的威力，使鲜卑拓拔无法容身，只得南迁大泽。有人说大泽是呼伦湖，的确有一支迁回大兴安岭，在呼伦湖、贝尔池之间活动，形成了辽金时代的大族阻卜，《蒙古秘史》称之为塔塔儿。真正的大泽，是贝加尔湖。贝加尔湖是丁零聚居之地，鲜卑拓拔来到这里岂有插足之处，再次南迁就困难重重，走了一年多，历经九阻八难，丢盔落甲，部卒离散，到达阴山下五原的匈奴故地时，已经溃不成伍。没有逃出来的很大一部分，退入到贝加尔湖森林中，接受了突厥的文化和黠戛斯族的统治，《唐书》称其为“木马突厥都波”，但在回纥的篇章里又为都波单独立传。在《蒙古秘史》中称其为“林木中人”，名之曰秃巴思、秃马惕，与成吉思汗的祖先联姻，是今日之土瓦、图瓦，《蒙古源流》中的土默特是其后裔。这个部族的民族成分凡三变化：由鲜卑而突厥，由突厥而蒙古。
　　
鲜卑拓拔到达五原以后，组织了“掠骑”。这时阴山迤北活动着很多高车部落，他们是从漠北通过各种渠道来到阴山游牧的。高车是他称，“高车丁零”是使用高轮车的丁零人。这些部落有很多氏族是漠北“蒙古勒”的分支，他们居住在阴山一带。由于“蒙”部落的居住，漠北人就称阴山为“蒙”山，用蒙语读之为“母纳山”。拓拔的“掠骑”就经常抢掠这富庶的高车蒙古，抢得牲畜补充军需，掠得人丁以为兵卒，老幼妇孺以为奴婢，柔然汗国创始人的父亲就是从蒙古部抢去的儿童，指部落为氏，所以就把这孩子叫做“木骨闾”，也就是“蒙古里”。
　　
史学家公认柔然的语言是蒙古语，却没有人承认柔然是蒙古人创建的国家。“柔然”是“襜褴”之音变，襜褴来自“颠连”，颠连即丁零，丁零即狄历。狄者，乃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天神。柔然者，乃天神之国。柔然是国号，不是族称。柔然国的统治者是蒙古族，柔然汗国的基干是高车民族的各部落。柔然汗国创建以前的高车是“无都统大帅”，“党类同心”，“不能坚战”，被拓拔部钻了这空子，以高车为鱼肉，明征暗抢，无法抗御，人畜亡失，身家不能自保。正在这危急关头，木骨闾的儿子车鹿会振臂一呼，群起响应，柔然汗国应运而生。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蒙古人创建的国家。它以保卫民族不受侵掠为第一国策，吸收了拓拔的鲜卑文化，引进了西域文明，远交近攻，开始与十六国中的汉羌国家联姻结盟，后期与南朝的宋、齐交聘。社仑之世（社仑为蒙古语彩虹）已转守为攻，牵制拓拔魏不敢南侵，形成了南北朝三方鼎立的对峙局面，在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大影响，使南朝得以偏安。拓拔部对高车倍极残酷，公开的武装侵夺，奇袭的掠骑劫掠，拓拔什翼犍建国二十七年破蒙古（《魏书·序纪》的原文为没歌）部，获马牛羊数百万头。侵掠高车之笔，对待铁勒之虐的记载甚多。高车恨拓拔入骨，故当拓拔什翼犍战败失利，率国人避居阴山之北，高车尽叛，四面袭击，不得刍牧，只得退去。
　　
柔然社仑经历了曲折起伏，继承了狄历民族的传统文化，总结了各族各国政治军事的经验，创造了高车民族柔然汗国独特的军事组织和政治制度，给后起之突厥汗国和未来的蒙古帝国奠定了基础。正如拓拔珪所说：“社仑学中国，立法制战阵，足成边害。”史载：天兴五年社仑犯塞，天赐三年社仑寇边，永兴元年又犯塞。如果社仑不死，元魏岂有宁日。“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见《魏书·列传第九十一》。）从一个“还”字，已知漠北是柔然的根据地。
　　
漠北是狄历、丁零的发祥地，是铁勒高车的乡里。《魏书》曰：“社仑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这是《魏书》对柔然的侮蔑。社仑回到漠北，受到高车各族的热烈欢迎，高车部族全都加入了抗拒元魏的行列，社仑如鱼得水，声势大振。“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读壮音，为蒙古语“百”的音变。），幢置帅一人；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或临时捶挞。”（见《魏书·蠕蠕传》。）鄂尔浑河一战，兼并了匈奴余种，国益富强，国境西至焉耆，东到朝鲜，北逾贝加尔湖。社仑死后，内部争立，无暇对外。大檀继立，国威再振。始光元年大檀寇云中，骑围世祖拓拔焘五十余重。神
元年大檀遣子入塞寇边。大檀威名远扬，远处西方的悦般国王，慕名来访。《魏书·悦般国》云：“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赢弱不能去者住黾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而其人清洁于胡。俗剪发齐眉，以醒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悦般国人为高车族。高车语言，即是突厥、蒙古语。北匈奴西走，这一部分高车人留在黾兹北，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闻柔然之盛，大檀之威，倾慕之余，特来相会，却被小小的误会，断送了友谊的前程，大檀化友为敌，同族相拒，是为大檀失策。
　　
魏太和十一年柔然汗国豆仑之世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柔然汗国的支柱副伏罗部弃豆仑西走，自立为高车国王。先是副伏罗部为柔然所役属。豆仑之世，柔然离乱，国部分散，副伏罗部阿伏至罗与从弟穷奇俱统领高车之众十余万落。“太和十一年，豆仑犯塞，阿伏至罗等固谏不从，怒，率所部之众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为王。”（见《魏书·高车传》。）副伏罗的离走，影响颇巨，震动很大，部族离心，群情动荡，引起了统治阶级的自相倾轧。豆仑被杀立那盖，那盖传伏图，伏图征副伏罗被杀，丑奴（丑奴，蒙古语“狼”的音译。《蒙古秘史》写作“赤那”。）立，众杀丑奴立阿那瑰，阿那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镇压六镇起义，残害高车同族。柔然汗族尽失人心，招来了国亡族灭的惨重结局。
　　
“西魏大统十一年，周文帝遣使突厥，其国皆相庆，谓大国降使，是为吉兆。时铁勒（即高车阿伏至罗部）将伐柔然，突厥土门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乃求婚于柔然，阿那瑰大怒，辱之曰：尔是吾锻奴，何敢发是言耶！突厥土门怒与之绝，乃求婚于魏，周文帝许之，十七年元月以魏长乐公主妻之。魏废帝元年正月突厥土门发兵击柔然，大破之于怀荒北，阿那瑰自杀。突厥木杆可汗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乃率兵击柔然残余灭之。”（节录《周书·突厥传》）突厥为柔然服役，在金山为国家冶炼，与阿伏至罗同为铁勒，与柔然汗族亦为同族异姓，何以降阿伏至罗又灭柔然呢？柔然可汗怀恨副伏罗部西叛而引起的国内动荡，屡次出击副伏罗部，一是惩罚性的报复，二是杀一儆百，防止他部再叛。多次出击，各有胜负，断断续续的拉锯战进行数十年，直接受害者则是双方的牧民，沿途的老百姓。大统年间，副伏罗部积蓄了力量准备向柔然突袭。
　　
突厥土门不忍双方的自相残杀，乃击副伏罗尽降其众。这种弭战祸求共存的举动，不但没有被阿那瑰赏识，反以门第之见不屑与奴为伍的浅见，拒突厥于国门之外。
　　北朝后期的杰作《木兰辞》就是这拉锯战争年代的产物。辞中“天子”与“可汗”
　　并称，是柔然后期接受了汉族文化，引进了汉语年号和官员职称，既用天子又称可汗，朝廷中故有尚书之职。明驼是腿长足健，跪而透明，千里不疲，非牧民不能识别。《木兰辞》下阕点明了时代背景，“木兰抱杼嗟，借问复为谁”，她慨叹同族相残的战争，从军者为的是谁呢？木兰是否实有其人，或为文士借题发挥，也未可知，若有其人，应是蒙古姑娘，决非社会所传之中原汉族之女。
　　
车鹿会始建柔然，是以人民的组织者、民族的捍卫者的姿态出现的。应天顺人，受到高车部族的拥戴。柔然建国之始，尽管羽翼未丰，国家初具规模，拓拔不敢动也。盖因众高车一致拥护这个新兴的国家，如众星捧月，团结一致，无隙可击。车鹿会四传分国，后魏得以分别侵袭，个个击破。社仑发奋图强，柔然始大，高车各部在柔然汗国的领导下，培养了民族意识，提高了思想觉悟，使身家性命子女畜产有了切实的保障，畜产丰收，生活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后来柔然统治者自相倾轧，争权夺位，招致了政治混乱，国力分散。内战频繁，丁壮死伤，破坏了生产关系，损害了生产力，使统治者的尊严，一败涂地。掠骑残暴，记忆犹新，车鹿会的号召，言犹在耳。逼走副伏罗，痛绝突厥主，投降拓拔，镇压高车。汗室淫威穷凶极恶，高车诸部离心离德。突厥的狼头纛所至，高车望风来归。
　　
突厥土门，起于金山之阳，率高车之众，逐高车之贼。柔然的骨干支柱，纷纷变为突厥的力量。“薛廷陀代为强国，柔然之灭也，分属于突厥。”（见《唐书·回纥传》薛延陀条。）柔然未灭之时，薛延陀隶属于柔然汗国。回纥十五部联盟是元魏时代在柔然汗国领导下的坚强力量，柔然国灭，突厥资其财力称雄北方。
　　
《隋书·铁勒传》罗列了五十多个部族，“虽姓氏各别皆称铁勒，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在突厥有国以前，皆隶属于柔然。柔然地大部众，战斗力强，若非汗族内哄，以社仑大檀之勇，足以取代拓拔而有天下。
　　
突厥灭柔然，是统治者的更替。两国之民皆铁勒，两姓可汗皆狄历。突厥阿史那氏是柔然汗国的锻奴。突厥举义，可称之为奴隶革命。奴隶上升为统治者，又可称为统治者的更替。柔然、突厥皆铁勒，同为狄历、丁零之裔。所不同者，突厥为赤狄，柔然主为白狄，高车之众，赤白相间。白狄居北方，色尚白，属水。
　　
赤狄居白狄之南，南方属火，尚赤。故入中原建国者，以赤狄为主，南方近汉边，有迁西方者，是为西丁零或西部高车。高车崇拜的图腾是狼，突厥的图腾也是狼，突厥在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以图腾的形象号召崇拜狼图腾的部族，怎能不望纛而归心呢！
　　
柔然国灭，在《隋书·铁勒传》的独洛河北又出现了“蒙陈”部落。突厥、回纥盛时，这个部落也就隶属突厥、回纥。在一般情况下，回纥汗国所属各部族，统以回纥称之。所以藏文史籍中称蒙古为“霍尔”。霍尔是“回纥尔”、“唯吾尔”、“畏兀儿”的变音。盖回纥盛时，蒙古处于回纥汗国之下。约定俗成，辗转流传，清代的藏文史籍仍称蒙古为“霍尔”不变。
　　
蒙古民族起源于公元前九千年至一万年之间（见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第77页、83页，三联书店，1950年版。）的蒙古高原大内海原始人群中的蒙古语群体。“黄帝北逐獯鬻”（见《史记·五帝本纪》。）这个群体中的一支——獯鬻，南下黄河流域，被晚来的黄帝族驱逐回来了。“流共工于幽陵，以燮北狄”（同上书《尧本纪》。），唐虞时代，第一次出现“狄”的名称，这时“狄”已经很强大了。帝尧派共工氏到今日的北京，对“狄”和解抚慰。“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见《国语·周语》周穆王西狩犬戎条。）。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以前，犬戎联盟中崇拜狼图腾和鹿图腾的八狄被灭，成吉思汗始祖乞颜，是这次浩劫中的幸存者。（见《多桑蒙古史》第二章。）“匈奴冒顿东灭东胡北服浑窳（瘐）、屈射、丁零、隔昆、薪犁之国。”（见《史记·匈奴传》中屈射与车师音近，车师疑为西迁之屈射。）以上这五个北狄之国的浑窳就是被黄帝逐北的獯鬻（或写作荤粥、薰育，都是同音异书），丁零就是狄历。隔昆汉称坚昆，唐之黠戛斯。《魏书·高车传》云：“初号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
　　
《魏书》第一次把狄历的世系列化，那就是狄历——丁零——高车——铁勒。土拉河之“蒙陈”部落（见《隋书·铁勒传》中独洛河北有蒙陈……。），是第一次用“蒙”字标名的。从前的各史用的是莫河、莫贺咄、木骨闾、没歌、没骨等。
　　
辽金始有萌古、蒙古里。《蒙古秘史》自称为“忙豁勒”。“蒙陈”是铁勒部落。“没歌”、“没骨”、“木骨闾”均在高车范畴。蒙陈在漠北土拉河北。没歌、没骨、木骨闾在母纳山（漠南之“蒙山”，古之阴山，今之大青山），母纳山是蒙古人的第二故乡。
　　
柔然汗国是蒙古人创建的，木骨闾是柔然之国父，柔然国内有赤狄之裔，亦有白狄部落。综观匈奴柔然之史，未见赤白之分。匈奴是诸狄联盟，柔然汗国是蒙古史中光辉而又惨痛的篇章。二者与族源无关。蒙古族族源上溯蒙古高原，狄历、丁零。蒙古部落出现在铁勒之中。

四　成吉思汗家族


我们首先谈一下《元朝秘史》和《蒙古秘史》的不同译名，这对了解成吉思汗家族和蒙古民族历史有一定的关系。《元朝秘史》的标题是“忙豁仑纽察脱察安”。“忙豁仑”是蒙古一辞的原读音，本应忠实地译成《蒙古秘史》，为什么把“蒙古”译成“元朝”呢？《蒙古秘史》成书在前，蒙古改称元朝在后。《蒙古秘史》将忙豁勒，全部译成“达达”。可是“忙豁勒真豁阿”却全部音译没有改动。明译《蒙古秘史》在时间上和内容上都很不合适。它是以记叙成吉思汗家族为主，其他部族世系包括蒙古尼伦世系在内，都从简从略，或一字不提。元朝为成吉思汗子孙的家天下，以国代家，以家括族，译为《元朝秘史》，或即其义。
　　
《元朝秘史》是孛儿只斤氏的家族史。不但不包括孛儿只斤以外的蒙古氏族，就是孛儿只斤家族内的各部落，也是有选择性的。若以《元朝秘史》为蒙古民族史者，就大大缩小了蒙古民族的范围，只窥视了蒙古民族历史的一角。
　　
成吉思汗的始祖是高车后十二姓的乞袁氏（袁、颜同音，即乞颜氏）。《元朝秘史》则是从苍狼白鹿开始的。对于蒙古民族中的祖源传说，把苍狼白鹿与乞颜联系起来了。前面所述，传说在周穆王时代，在周朝的西北、北方有一个以犬图腾为中心的部族联盟，在犬部族的周围，有很多不同图腾的部族，其中有四个白狼图腾的部落，有四个白鹿图腾的部落。狼鹿两个氏族，世代婚姻，双方男女互相嫁娶。周穆王攻打犬部落的时候，消灭了犬部落的有力助手，八个狼鹿部落，在这场浩劫中的幸存者，只有特古斯、乞颜氏两对夫妇。他们逃到阿尔泰的高山之中，在那里繁衍生息。经过了大约一千五百年，狼鹿部落的子孙又繁殖了起来，烧山化铁，开辟了通向外界的道路。狼鹿部落的子孙走出阿尔泰山，各自去开辟自己的新生活。有个称做斡勒忽那惕的部落，是翁吉刺氏族的分支，他走的最早，也最远，他到达了大鲜卑山，住在拓拔祖先石窟的周围，接受了女真文化。《魏书》给他单独立传，称之为“乌洛侯国”。乞颜氏族出山后，没有远走，加入了住在鹿浑海西北的高车联盟，这就是高车后十二姓中的乞袁氏。
　　
高车联盟，隶属于柔然汗国，个别部族却反复无常，常与国家为敌，高车后十二姓中的副伏罗部，在柔然可汗豆仑年年代里，副伏罗部阿伏至罗就独立称王，在前部西北建高车王国，与国家为敌，双方交战互有胜负，你攻我战的拉锯战，达三十年之久。柔然国家的锻工突厥阿史那家族，就在金山之阳，先降服了副伏罗部，再出击柔然的阿那瑰。高车各部族抛弃了柔然汗族，转到突厥的狼头纛下。
　　
突厥可汗率领众高车，东灭柔然，来到了高车族的祖籍漠北。时间是六世纪中叶。崇拜苍狼图腾的乞颜氏族，与姻族白鹿部落，就在这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中，渡过布伦托海三源之一的腾吉思水，来到敖嫩河源的不儿突山（肯特山脉的一支）前，发展繁衍。这就是成吉思汗家族的根源。《蒙古秘史》开篇第一章就说：“奉天命所生的苍色狼与妻房（族）惨白色鹿同渡腾吉思水。”六世纪中叶，在蒙古这个远离文化中心的中原的部族来说，文化和意识形态还是比较原始的。当时虽然已经是祖宗崇拜的社会阶段，图腾崇拜的思想意识，在人们中间还是根深蒂固的。
　　
为了标明他们的民族渊源，图腾形象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蒙古秘史》开篇第一章就把本民族崇拜的图腾形象——苍狼，写在全书之首。
　　
《蒙古源流》说“渡腾吉思水”是东渡，指腾吉思是拉萨北之腾格里湖，或指为青海。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也说是东渡，但他说蒙兀室韦在黑龙江南，又如何东渡呢，他引用了《蒙古源流》的解释，如腾格里湖，如青海等，但不知他又置蒙兀室韦于何地？近年出版的《蒙古族简史》指为呼伦湖，只是著者忘记了《蒙古秘史》称呼伦湖为阔连海子。为什么开始称为“腾吉思水”的地方，又称其为“阔连海子”呢？呼伦湖水宽浪急，古代之人，无法越渡，潮来则浪涛鼓荡，水溢数丈，马饮水都不敢头向湖心，以防潮来不及逃走。在呼伦湖北面，从海拉尔河流入呼伦湖的一条细流，名曰达兰鄂罗木河，天旱时水流甚小，可以徒渡。
　　
若想渡河，又何必绕路而舍近求远，去渡不可渡的呼伦湖呢？溯黑龙江、石勒克河，逆敖嫩河而上本可顺利地到达不儿罕山，何必南行千里渡呼伦湖，再北行千里奔赴不儿罕山呢？清代李文田注《元朝秘史》以里海当之腾吉思，一则失之过远，一则名称不符。里海名为宽田吉思，白海湖也，远非狼鹿同渡之腾吉思。
　　
腾吉思为突厥语海湖之义。突厥语的地名，应在突厥的地方去找，比较合理，当不会出现在东胡室韦之中，更不会出现在吐蕃境内。查《新疆图志》，在突厥故地却发现了几个腾吉思。《汉书·陈汤传》中有阗池，是为腾吉思音转。此其一也。
　　
还有崆吉思，空格斯、空吉斯等许多同名异书之湖。在《新疆图志·藩部志三》中云：“阿勒台（即阿尔泰）西南赛里山之阳曰霍博克萨里，其东南则布伦托海（即鹿浑海），居噶勒扎尔巴什淖尔之侧，乌陇古河环流其南，东行至十二台间乌陇古河、青吉斯河、布尔干河、察罕河，各大水两岸丰茂，再东则至科布多之沙马盖台，倚乌兰达巴罕大岭。”《藩部志四》又云：“凡金山东南乌陇古河、布尔干河、青吉斯河诸水皆汇于此泊（指布伦托海）。”至此，苍狼白鹿同渡之腾吉思水得矣！鹿浑海西北的高车人，随金山之阳的突厥大军东灭柔然，在鹿浑海通向不儿罕山的途中，有一条横贯南北的大水，它就是腾吉思水。
　　
狼鹿之族来到不儿罕山，下传二十三代，成吉思汗生。成吉思汗生于公元1162年，上推二十三代，正是公元六世纪中叶。公元552年突厥败柔然，公元554年突厥东征柔然，高车民族向漠北大迁徙。成吉思汗的祖先乞颜氏，同他的姻族也随着民族大迁徙的浪潮渡过了腾吉思水来到不儿罕山前，选出了狩猎的领导人，巴塔赤汗就是猎人之汗。“巴塔赤”是狩猎者，不是人名。《元朝秘史》误译为“产了一个人，名叫巴塔赤汗”。《蒙古源流》为了掩盖真像，证实的人的名字，把“巴塔赤汗”说成是两兄弟，曰“必塔斯干”、“必塔察干”。《蒙古源流》之独创，掩盖了当时的生产形式和经济形态。这个“巴塔赤汗”的称谓正说明成吉思汗始祖来到不儿罕山之初是狩猎经济，生产方式已经由原始的狩猎，进化到有计划、有领导、有组织的狩猎生产和分配制度了。这个巴塔赤汗是受尊敬的，所以只称其职务和尊号而不叫名字。在《蒙古秘史》中不乏此例，如想昆必勒格、王汗，皆如此。“想昆”是辽封官号“相公”：“必勒格”是尊称。王，是金之封号；汗，是蒙古语尊号。二人则另有真名。巴塔过汗也是如此。
　　
根据《蒙古秘史》的文字推断，猎人之汗的儿子塔马察，没有官衔，是一个普通猎人。塔马察的儿子忽里察儿，只得到了“墨尔根”的称号，墨尔根六传孛儿只吉台，再得“墨尔根”的称号，他与忙豁勒真豁阿结婚，这一代在成吉思汗家族史中是一次大的变化。虽然《蒙古秘史》是以父系氏名开始的，那是后世在父系社会中追述的。当时的社会制度尚处于母系阶段，以女方为主。“忙豁勒”是部族名：“豁阿”是女人的美称。孛儿只吉台嫁到了忙豁勒（蒙古）部，加入了蒙古部族，这是高车乞颜氏的子孙称蒙古之始。他的子孙就是父名为姓，姓孛儿只斤；以母姓为氏，曰忙豁勒。从此以后，乞颜氏的后裔在追述祖源的时候，除了本支系的称谓以外，还要加上“蒙古孛儿只斤”的姓氏。由于家族的庞大。孛儿只斤的子孙就不断地获得了“伯颜”、“墨尔根”的称号。
　　
忙豁勒真豁阿生脱罗勒真，人称伯颜，娶妻孛罗黑臣豁阿。从这一代起，母系制度已经解体，父系制度已经确立了。伯颜生二子，曰都娃锁豁儿、朵奔。墨尔根。孛儿只斤家族从下一代起，开始分裂了。都娃锁豁儿的四个儿子，另起炉灶，称朵儿边氏。《蒙古源流》谓：即后世之卫喇特四姓，曰：厄鲁特、巴噶图特、辉特、赫喇古特。此说不可靠。都娃锁豁儿的四个儿子自产为“朵儿边氏”移居贝尔湖之东，辽金边外处。当俺巴孩遇难，他的从人逃回报信，路经朵儿边驻地，借马被拒一事，说明朵儿边氏确居辽金边外的贝尔湖无疑。似与西部之四卫喇特无关。
　　
朵奔。墨尔根娶秃马敦（土默特）的姑娘阿兰豁阿，生二子。朵奔。墨尔根死后，阿兰又生三子，蒙古的神话故事就产生了。蒙古孛儿只斤氏的世系又转到阿兰的幼子孛端察儿的名下了。孛端察儿七传至合不勒，再获汗位。
　　
综观以上世系，从巴塔赤汗二十传才再登汗位。在这五百年间，漠北的汗统，不是世袭而是公选。巴塔赤汗以后，乞颜氏子孙再未获得汗位。从合不勒汗起，组织起蒙古部族联盟，三传至铁木真，蒙古汗统几度起伏几经曲折，才转为家天下。这个家天下，是经过会议在氏族内推选，还不是父传子的家天下。合不勒卒，未传其子，而立俺巴孩。俺巴孩死，众立忽图剌。忽图剌死后，蒙古无共主垂四十年。从成吉思汗起，才开始了父传子的家天下。“成吉思”做何解释，或云：“《元史译文证补》谓：成吉思称名之义，即天子之义。”别有蒙古人云：“即位时有孔雀飞至，振翅有声，似成吉思者，故以定称。”《蒙鞑备录》云：“成吉思者，乃译语天赐二字也。”其他尚有以成吉思当腾吉思者，谓成吉思汗者为海皇帝也，正如达赖之称海活佛。近代学者有谓成吉思汗为天可汗者。要解决“成吉思”这个称号来自何方，做何解释？只有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历史背景中去寻答案。
　　
合不勒称汗，虽然是“全蒙古合不勒汗管著有来。”（见《蒙古秘史》。）但只能是蒙古氏族间的松懈联盟，尚不具备国家形式，不能发挥国家的作用，更不能调动全体蒙古人的力量，在军事和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合不勒的七个儿子，在与塔塔儿战斗中，全被杀害，全体蒙古人没有做出什么反应。蒙古可汗俺巴孩被塔塔儿人捉去，献与大金家，惨遭杀害。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巴阿秃儿与塔塔儿十三战，报不得仇，也就作罢了。俺巴孩从人跑回来送信，途经蒙古的朵儿边氏的牧地，连换马这样应尽的义务，都被拒绝了。也速该巴阿秃儿被塔塔儿人毒死，全体蒙古人也都没有反应。泰亦赤兀惕的人，同族相残。也速该的部人离叛，铁木真屡陷险境，险遭杀害。各蒙古部族，各树一帜，各自为政。铁木真在斗争中取得了经验，学得了知识，锻炼了自己，丰富了思想意识，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群众，重振家业，再整旗鼓，刚刚取得了初步胜利，十三翼之战开始了。
　　
这些来自蒙古民族内部的敌人，被成吉思汗击退了。铁木真的好朋友扎木合叛变了。相依为命的王罕进攻自己的义子铁木真。如此种种，受磨难的还是广大的牧民群众。牧民群众在这水深火热灾难重重之中，盼望有个坚强的领导，消除战争，解救人民，出现个太平年景，过上安定的生活。当时有个萨满，他能在最冷的天，坐在冰上，使冰化成气，上升为雾，他赤身露体地在冰上跑来跑去，人们都以为神。他说，他能和长生天谈话，传达长生天的旨意。铁木真就用他来拢络群众，宣传铁木真的政治主张，号召各部族听从铁木真的指挥。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传达了长生天的旨意，指定铁木真做一个坚强的可汗。其实这是广大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这位通天萨满就假长生天的意旨，赋与了铁木真。成吉思就是坚强的意思。说得更清楚更透彻些，成吉思汗就是“坚强有力，有强制能力的可汗。”
　　
物先自腐而后生虫。蒙古民族的自相残杀招致了女真金人的残酷扫荡。女真人除了定期逐杀蒙古人以外，还用塔塔儿人为助手，擒拿蒙古的领袖人物。“成吉思”的称号就是在这内忧外患灾难频仍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坚强有力，有强制能力”的称号，是当时社会的要求，群众的呼声。铁木真本人也同意。“成吉思汗轻视亚洲君主所习用之尊号，曾命令后裔勿采用之。所以继承诸人仅称汗或可汗，诸宗王可径称其主之名。此名在书信及封册中毫无何种荣号附丽其间。中书省所撰之文书措词简洁，不喜波斯文体浮华之弊。”（见《多桑蒙古史》第10章，第162页。），有谓成吉思汗为“天可汗”者，是对当时社会背景的误解，对成吉思汗的不了解。该文（见《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146页。）更缺乏语言根据。成吉思汗虽然容纳一切为他服务的各种宗教，但他本人却只信奉萨满（见《多桑蒙古史》第10章，第162页。），崇拜最高主宰长生天。“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著，无一事不归之天。”（见《黑鞑事略》笺证第12页。）“在长生天的气力里，在皇帝的福荫里”，把皇帝置于长生天之下，不敢与天公试比高，更不敢谮越长生天。所谓“天可汗”是诸铁勒对唐朝皇帝的谄称，是铁木真所不取也。关于“成吉思”的解释和背景，如此而已。
　　
清李文田注《元朝秘史》在合不勒汗文下注曰：“诸书叙述蒙古改元天兴，在金熙宗皇统七年（即公元1147年），是合不勒汗无可疑者。”李氏又引宋孟珙《蒙鞑备录》云：“旧有蒙古斯国，在金人伪天会间，亦尝扰金虏为乱，尝与之战，后乃多与金帛和之。”李氏说：“据此知蒙古斯国即合不勒称汗事”。李氏截肢断句，只取孟文之半，孟珙对祖元之疑，舍而不取。李氏又引宋黄震《古今纪要。逸篇》云：“又有蒙古国者，在女青东北，至我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鞑靼始并其名号称大蒙古国者。”清沫学者屠寄也以合不勒当之祖元皇帝。屠氏在其巨著《蒙兀儿史记》中引《续纲目》曰：“据大金国志纪宋高宗绍兴十七年，蒙古益强，兀术讨之不能克，乃议和，割西平河北二十七团寨与之，岁遗牛羊米豆，册其长熬罗孛极烈为蒙辅国王，不受。自号大蒙古国，自称太祖元明皇帝，改元天兴。”屠寄说，熬罗即合不勒。这些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章本，把读者引入了迷途。
　　
昙花一现的熬罗孛极烈，无头无尾，来无踪，去无影，既无年代年限，更是无所作为，在历史上横插一笔，其真实性甚为可疑。恐怕连昙花也不是，近似臆造。孟珙为宋代人，对蒙古甚了解，与金、蒙多次接触，对祖元皇帝的传说甚疑。
　　
孟珙在他著的《蒙鞑备录》中说：“按李谅《征蒙记》曰：蒙人尝改元天兴，自称太祖元明皇帝。今鞑人甚朴野，略无制度。珙曾讨究于彼，闻蒙已残灭久矣。”注云：“《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又有蒙国者，在女真东北，唐谓之蒙兀部，金人谓之蒙兀亦谓之萌骨人，不火食，以鲛鱼皮为甲，可捍流矢，自绍兴初始叛，都元帅宗弼用兵，连年卒不能讨，反厚贿之，其主亦称祖元皇帝，至金亮之时，并为边患，其来久矣！……至是鞑靼乃自号大蒙古国，边吏乃以蒙鞑称之。然二国东西相望凡数千里，不知何以合为一名也。盖金国盛时置东北招讨司以捍御蒙兀高丽。西南招讨司以统隶鞑靼西夏。蒙兀所据盖吴乞买创业时二十七团塞。而鞑境东接临潢，西与夏为邻，南距静州，北抵大人国云云。此录盖本李记，但李作疑词，此录直谓，前蒙古国已灭。今之蒙古乃鞑靼耳。”孟珙又说：“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只是刻指以记之……其国迄今文书中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关于祖元皇帝熬罗孛极烈的大蒙古国，前人所记，似有似无，迷离难解。“不火食”这岂是蒙古民族？“鲛鱼皮为甲”，东北满洲的鱼皮鞑子或有之。高丽在女真之东，蒙兀与高丽为邻。此蒙兀与合不勒汗之蒙古虽为同名，但非一族。或东北亦有称蒙兀者？吴乞买创业在女真境内东北方向，蒙古人以游牧为主，为北方民族，要女真之二十七团寨何用？且蒙古人的活动范围，经纬分明，东接临潢，距东北之蒙兀有几千里之遥，李谅尚作疑词，后人又何必强拟对象呢？女真东北的蒙兀与合不勒汗的蒙古，东西遥望，中隔女真、室韦、阻，异族介乎其间，何以能合而为一呢？蒙古地区与宋朝边境，中隔女真和金国的卫星族，没有机会与宋接触（蒙宋接触是以后的事）。当时汉文化还没有进入草原，合不勒时代的蒙古人，还没有吸收汉文化使用汉语文的愿望与要求，在合不勒周围还没有汉人辅佐。其“祖元”、“天兴”等汉族称号，何由而来呢？
　　
合不勒时代的蒙古人，不识文字，不懂汉语，焉知“祖元”、“天兴”为何物？合不勒汗除在三河地区留有遗迹（三河地区是额尔古纳河中游所纳之三条大河，其中有哈布尔（合不勒）河，哈布尔河上游有孛儿只斤河，都与合不勒的姓氏有关。）外，并未东行，怎到女真的东北去开辟大蒙古国呢？
　　
成吉思汗西征时，俘虏了太阳汗的掌印官，问他太阳汗的金印有何用处？答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才，一切皆用之。当时的成吉思汗尚不知有符玺这类的东西，焉知其用途，成吉思汗的曾祖又怎能使用这“祖元”、“天兴”呢？成吉思汗使用回纥文字，是因语言相通，音韵相同，同一语系。汉语则大不相同，其为汉藏语系，与蒙古语大不一样。成吉思汗破金灭夏之后，汉文化才象潮水般涌进了蒙古草原。
　　
使用汉字拼写蒙古语的《蒙古秘史》，是在成吉思汗子孙的时代。忽必烈改称元朝，才开始使用汉文年号。至于说熬罗孛极烈自封为太祖元明皇帝，更是荒唐可笑！成吉思汗轻视亚洲君主所习用的尊号，他是承祖上之德以训后世的，其曾祖合不勒又怎能喜欢这富丽堂皇的尊号呢！屠寄《蒙兀儿史记》在祖元之后又写道：“大败胡沙虎于海岭，是岁宋绍兴七年也（公元1137年），未几，合不勒病，部众议立俺巴孩为主。”公元1137年合不勒已退位，当非1147年之祖元皇帝。
　　
合不勒的继承人俺巴孩汁是被塔塔儿人捕送金朝廷处死的。蒙古既有迫使金人求和纳款割地的武装力量，怎么连保卫本民族可汗的能力都没有呢！割地纳款曾几何时，蒙古震慑金人的威力哪里去了？俺巴孩遇害后，曾经压倒金人的蒙古武装，又为什么对小小的塔塔儿，十三战也报不得仇呢？很明显，渡河扰金的是女真东北的熬罗孛极烈，不是女真西北的合不勒汗。蒙古民族拥有无边无际的肥沃草原，以游牧狩猎为主体经济的行国，没有象农业国那样的土地要求，要金人二十七团寨何用！《蒙古秘史》把领忽、想昆、土敦、必勒格、伯颜、墨尔根、巴阿秃儿等微官末职、荣誉尊号一个不漏地记载在史册上，而对蒙辅国王为什么不载呢？
　　
《金史·百官志》记载：“其官长皆称孛极烈，位之显者，相当于国相。”《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一，引史愿《亡辽录》云：“沙漠之北置西北路都招讨府，奥隗乌隗部族衙，卢沟河统军司，倒塌岭衙，镇慑鞑靼、蒙古，迪烈诸国。”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十记载：“金国盛时置东北招讨司以捍御蒙兀高丽。西南招讨司以统隶鞑靼西夏。”根据这些记载，蒙古在沙漠之北，是为合不勒统帅之部族。女真东北与高丽为邻者尚有一蒙兀，绝不能与沙漠之北的合不勒混为一谈。但历史所载，不能视为全部子虚。
　　
当柔然盛时，其国境西至焉耆，东至朝鲜。柔然的武装力量到达了朝鲜。公元552年突厥始击柔然，一击即溃，公元554年柔然即灭亡。柔然庵罗辰领导的武装力量尚强，由于汗国的迅速瓦解和汗族的急骤溃灭，庵罗辰虽有回天之力，已不及挽救，只得西走，开辟新天地。后来欧洲出现的阿瓦族，就是庵罗辰的部族。庵罗辰的部落在东北高丽附近，留下了部分柔然遗民。女真的金延封庵罗辰之裔为孛极烈。
　　
熬罗既庵罗之音变，将庵罗孛极烈写成熬罗孛极烈亦非误差。柔然后期已经采用了汉语年号和帝号。祖元、天兴，殆为庵罗辰子孙。柔然汗族系出蒙古，其称大蒙古国者，宜也。笔者以为诸史对此事均有记载，尽管其真实性甚为可疑，但各史不能全都是捏造杜撰。以历史事件推断，柔然汗国的版图甚大，几百年的统治，岂能在两年之间就烟消云散呢！地大人多，军事力量分散，分布在女真东北的一支武装，躲过了突厥的攻击，养精蓄锐，东山再起，不亦可乎。再证以方壮猷氏《室韦考》（方壮猷《室韦考》，见《辅仁学志》第二卷第二期。），隋代室韦之末曰：“魏时兴安岭原为蒙古种之柔然人所据，魏以后，柔然为突厥所灭，余部之遗存者，自西东窜，与同种之失韦民族混居，皆自称失韦，因而其使臣之随失韦使朝中国者，亦皆冒失韦之称，故中国记载此等新附之柔然人与失韦本部人不能辨别，遂亦通称之曰室韦，至唐末始别称此等新附之柔然曰鞑靼。”
　　
女真建金，封俺罗辰之裔为孛极烈，不亦可乎。再对照室韦之中，北室韦的酋长是乞引莫贺咄（有书乞安蒙兀图者），即蒙古乞颜氏。大室韦地处不儿罕山，有蒙瓦部。熬罗孛极烈殆为庵罗辰之子孙无疑！成吉思汗家族是蒙古民族中之一氏族，是崇拜狼图腾的狄历——丁零——高车的分支，乃是高车十一姓乞袁（颜）氏的后裔。

五　土默特部族的演变

土默特自从登上了蒙古的政治舞台，长期扮演着革命角色，在统治者的队伍里，她并没有高爵显位，一直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但又在政治舞台上，经常崭露头角。由于土默特人的坚强性格和卓越的素质，使她的民族至今不衰。内蒙古有土默特旗，贝加尔湖有图瓦共和国。元朝有秃马敦，唐朝有都波，辽金有阻卜。
　　
他们都是来自西伯利亚的鲜卑拓拔。他们的民族成分也是一变再变。最初是鲜卑族，唐代又称其为木马突厥，到了元朝他们已经是蒙古族了。但万变不离其宗，鲜卑拓拔，人称索虏，就是梳辫子的人，讲的是蒙古语，风俗习惯、生产生活皆与蒙古人相同。大鲜卑山是他们的祖居之地，今日的嘎仙洞就是拓拔祖宗之窟。
　　
学者们以为匈奴冒顿东灭东胡，鲜卑东迁，乌桓南下，其实拓拔北上西伯利亚要比匈奴东来早得多。所谓东胡，是指慕容瑰的祖先。《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云：“慕容瑰，字奕洛瑰，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世居辽左，号曰东胡。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至少，东胡联盟是以慕容之祖先部落为主的。东胡与鲜卑拓拔似无关系，拓拔南下匈奴故地以前，已传六十七代，匈奴灭东胡，拓拔早已北上西伯利亚了。《魏书·序纪》云：“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幽都是大兴安岭；《山海经》云：“有幽都之山，黑水出焉”，概因森林密茂阴郁有似幽冥之都。大兴安岭之北的广漠之野，就是西伯利亚了。再证以“逐女于弱水之北”，弱水是嫩江，嫩江之北，也就是西伯利亚。“南迁大泽”有二说，皆能成立。一曰呼伦湖，确有一支迁回鲜卑山，在呼伦湖一带繁衍生息，辽金时代，已发展成一个部众人多民性强悍的部落了。《辽史》称之曰阻卜，金称阻。《辽史·文学上。萧韩家奴传》云：“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据《辽史》所说，阻卜在辽金边外，几乎是根生土长的了。
　　
阻卜是拓拔的异书，卜音读拔，今日之土默特人仍读卜为拔。阻的字是史官之误，卜亦读普音，金史写卜为。为什么又称塔塔儿呢？突厥文阙特勤碑文中有“塔塔儿吾之仇敌也”。阻卜为拓拔之裔，与突厥有什么仇呢？正如方壮猷所著的《室韦考》中说的：“柔然灭后，东方有很大一部分遗族”，与当地土著错居，阻卜与柔然都是蒙古语族，外貌一样，外界无法分辨。柔然自称檀檀（即大檀），讹为塔塔儿。南北朝的南朝有称柔然为“檀檀”者。阙特勤碑文和《蒙古秘史》所记之“塔塔儿”，正是“檀檀”之音变。辽金以为皆拓拔之阻，蒙古以为皆柔然之檀檀。二者相混，族外人无法分辨。最终皆为成吉思汗所灭。柔然被突厥所灭，故称仇敌。一曰贝加尔湖。拓拔南迁大泽，应以贝加尔湖为标准，一因相距不远，二因贝加尔湖比呼伦湖大得多。到达贝加尔湖的是拓拔主力。贝加尔湖依然是丁零人的天下。拓拔无立足之地，所以再度南迁。这次南迁就困难多了，九难八阻，一是沮洳难行，一是丁零人的袭击，走了一年多，才到达五原的匈奴故地，拓拔力微就位后慨叹当年的“西部内侵，国民离散”。拓拔南下时，很大一部分被阻，没有走出贝加尔湖的森林。这一部分人发展壮大以后，由于环境条件的影响，接受了突厥、蒙古的文化，到唐代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黠戛斯所属的木马三突厥之一的都波，后来演化为秃巴思，是为今日的图瓦；一个是蒙古的林木中百姓，独立存在的都波，《蒙古秘史》称其为秃马敦，与成吉思汗的十二世祖朵奔蔑儿干结亲。这里先说一说南下匈奴故地的主力，下面再交待图瓦与秃马敦的历史。
　　
曹魏黄初元年，岁次庚子，公元220年，拓拔力微在国民离散、部落衰微的形势下即位。昔日之属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已不存在。离卒离散，溃不成伍，只得寄人篱下，投高车没鹿回大人纥豆陵窦宪。力微机智，以临危赠马，献纳亲女，取得了窦宪的欢心和信任，准许率所部北居长川（延水，今东洋河上游，在兴和附近）一席之地。经过二十年的惨淡经营，离散的部众稍稍归队。公元248年窦宪死，力微借故杀了窦宪的两个儿子，兼并了窦宪的部众，这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又过了十年，在定襄之盛乐建立了第一个国都，其址在今天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第二个都城是今日之大同。元魏考文帝再次迁都洛阳，自动放弃了民族语言和习俗，融于汉民族的文化之中，这在民族融合上，开创了先例。
　　
后来到隋、唐、宋、元，拓拔这支庞大的队伍已经踪迹全无了。魏考文帝的这一着，着实扩充了汉民族的队伍。尽管拓拔民族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但他的影响深远，在遥远的西方以至于波斯、阿拉伯等地还称中原为拓拔。八世纪的古突厥碑铭仍称唐朝为拓拔。在西域的某些地方还把汉人叫做“桃花石”，甚至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还能见到“桃花石”这种称谓。
　　
拓拔力微的末年，“掠骑”抢来一个幼童，系来自狼图腾的蒙古勒部，故称之为“木骨闾”。这样，拓拔力微就培养了本民族的掘墓人。木骨闾子孙的柔然汗国，几乎与拓拔魏相始终。柔然衰微，元魏也寿终正寝。公元554年柔然灭。
　　
公元534年拓拔就分裂成东西魏了。公元550年东魏易姓。公元557年西魏改朝。蒙古勒就这样葬送了拓拔魏。《隋书·铁勒传》云：“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金山西南有……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得嶷海东西有……拂懔东则有……北海南则有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文中的韦纥是唐之回纥，今之维吾尔。白山是天山山脉东部之支脉，阿得水是伏尔加河，得嶷海是巴尔喀什湖，拂懔指东罗马，北海是贝加尔湖。隋代都波已不再是鲜卑拓拔了，被纳入了铁勒。《新唐书·回纥传》云：“回纥，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铁勒；其部落曰韦纥、薛延陀、契羽、都播……凡十有五种，皆散处碛北。”
　　
唐代的都播（波）是铁勒民族中回纥联盟的主要成员。《唐书》在回纥之下，为都波立传曰：“亦曰都播，其他北濒小海，西坚昆，南回纥，分三部，结草为庐，无畜牧，捕鱼鸟兽食之，衣貂鹿皮，……。”小海是贝加尔湖。所谓小海，是对北冰洋而说。坚昆即唐之黠戛斯，今之吉尔吉斯。都波是以狩猪为生。《新唐书·黠戛斯传》曰：“古坚昆国也，或曰居勿，曰结骨，亦曰纥嘎斯。其君阿势，阿势衙至回鹘衙所，橐驼四十日行。回鹘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燕北曰雪山，地多水泉，青山之东，有水曰剑河，水悉东北流，经其国，合而北入于海，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桦皮覆室，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猛。”仙娥河是色楞格河，雪山是唐努乌拉山，剑河是叶尼塞河上游。剑河在金元时代是秃马惕部的栖居地区。《多桑蒙古史》说：“秃马敦，好战之民族也。”所谓“好战”是对统治者的不屈服。屠寄《蒙兀儿史记》云：“秃马敦人好歌舞被服缯绘。”秃马敦的妇女貌美，善歌舞，长于刺绣。成吉思汗派豁儿赤为林木中百姓之长，征美女三十于秃马敦，是时秃马敦部长歹都忽勒莎豁儿已故，夫人治事，执豁儿赤以叛。该书又云：“二年丁卯，拙赤帅右手军征林木中百姓，入失黑失惕之地招降秃绵斡亦刺之不里牙惕、巴尔忽、秃巴思。”“豁里秃马敦者，林木中百姓之一种，分两翼，左翼濒于贝加尔湖之南，右翼在西，与乞儿吉思种地相错”。巴尔忽即《唐书》之拔也古，乞儿吉思即唐之黠戛斯，失黑失惕即今日之希什希德河，是叶尼塞河上游华克穆河源头南边的支流。拙赤率大军就是沿希什希德河进入华克穆河、乌鲁克穆河、克穆克穆河流域，降服了这一地区的秃巴思人。秃巴思人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乞儿吉思人居住在叶尼塞河下游，由叶尼塞河东至安加拉河都是乞儿吉思人活动的区域，也是秃巴思人居处游牧之地。两族杂居错处、休戚相关。故有公元1218年秃马惕叛乱，乞儿吉思人配合秃马惕人抗击成吉思汗大军之举。拉施特丁《史集》上说秃马惕人居住之八河，注入安加拉河。经考证：在苏联地图上布里亚特共和国的西北角，排列着许多往北流向安加拉河的支流，较大的并不少于八条。拉施特丁《史集》上明确地写着：“秃马惕人住在乞儿吉思地区内”。是知秃巴思即秃马惕。《蒙古秘史》第九节云：“豁里剌儿台蔑儿干起来的缘故：因为豁里秃马敦地面貂鼠、青鼠野物被自火里禁约，不得打捕的上头烦恼了，听得不儿罕山野物广有，全家起来，投奔不儿罕山的主人。”它和《唐书·都波传》：“无畜牧，捕鱼鸟兽食之”的狩猎经济是一致的。以唐之都波当之蒙古的秃巴思、秃马敦，未致有误！以秃马敦、都波为拓拔后裔演化为铁勒蒙古者，亦颇有根据。
　　
秃马敦即后世之土默特者，有《蒙古源流》（新译校注《蒙古源流》第97页注释②。）可证。并据此推定《蒙古秘史》的土绵秃别干，《亲征录》的土满土伯夷，《元史》的土伯燕、秃满、吐麻，都是秃马惕的异称。但另有学者认为：“归化城的土默特并非元代的秃满。”这一提法，值得学者们考虑。秃马敦演化为后世的土默特，在唐代则是都波。岑仲勉著《突厥集史》卷14引《中亚之突厥族》说：“西伯利亚多数鞑靼及北部乌梁海人往往自称都波，有单用者，有与宗名连用者。中国人常以为叶尼塞河南部人民之总称。又阿尔泰鞑靼，现时亦自称都波。”这个都波，就是秃巴思，他们是狩猎民族，与黠戛斯人唇齿相依，有冶铁技术。
　　
由于萨彦岭全是原始森林，具备充分的狩猎条件，正是《蒙古秘史》所说的林木中人，即《唐书》之都波，阿尔泰的鞑靼。在蒙古民族的根源里，应当叙述的史实很多，如：西部之卫喇特，东部之拔也古、布里亚特，极北之骨利干，以及乃蛮、克烈等，他们的祖源都与蒙古民族的根源有密切的关系。譬如：西藏史籍称蒙古为霍尔（回纥），一因蒙古曾属于回纥联盟，是其成员之一；二因维吾尔的发祥地与蒙古的祖宗之地为紧邻。再如：克烈与蒙古唇齿相连，塔塔儿与蒙古同族相仇，蔑儿乞惕与蒙古同宗相残……等等。这些都没有写，只突出地把土默特的来历叙述了一些，概因中外学者，尚有不承认今日的土默特与秃马惕的关系者。另外，鉴于土默特的民族成分多变化，故据笔者所知，略述如上。

六　“蒙兀室韦”辨析

按照历史考证的常例，孤证不取。“蒙兀室韦”仅《唐书》一见，这个孤证，却受到了特殊的赏识。清代学者屠寄就以“蒙兀室韦”作为蒙古民族之源。屠氏的巨著《蒙兀儿史记》开宗明义第一章便说：“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其先出于东胡。楚汉之际，东胡王为冒顿所杀，余众遁走，或为乌桓或为鲜卑或为室韦契丹，在南者为契丹，北者为室韦，室韦依胡布山以居，分布难水、完水、深末怛水之间。后魏为一部，隋分五大部，曰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至唐，部分愈众，而‘蒙兀室韦’北傍望建河。望建河即完水，今黑龙江也。蒙兀之名始见于此。蒙兀本呼忙豁仑，异文作蒙瓦、盟古、朦古、盲骨子，今通作蒙古……”。屠氏著文不写通称之“忙豁勒”或“蒙古”，而写“蒙兀儿”，意欲在“蒙兀室韦”上有所发挥。屠氏之后，又有王国维之《辽金时代蒙古考》证望建河为额尔古纳河。蒙古民族源于蒙兀室韦之说盛矣！取代了蒙古民族源于匈奴、突厥、吐蕃等诸说。王氏《辽金时代蒙古考》说：“望建出俱伦泊，今由呼伦湖东出者惟额尔古纳河，东北流与黑龙江合……望建河为今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混同江之通称，而蒙兀室韦乃在今黑龙江入混同江处之西南，由是蒙古之居额尔古纳河、斡难河流域者可得而说矣！”王氏博学，精通文史，屠氏之说经王氏之证，海内学者从者如流，蒙古民族源于东胡室韦之说，风行于世，未有持异议者，读者信焉！
　　
望建河，室建河，也只在《唐书·室韦传》一见，他书他史皆未闻。望建河屈曲东流入黑龙江。屠氏称望建河为黑龙江者，虽不中，不远矣！惟望建河乃黑龙江上游，实为斡难河。斡难河下流为石勒喀河，石勒喀河会西南来之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黑龙江与石勒喀河可通称石勒喀，与斡难河不通名。所谓望建河为黑龙江者，不知何所据？《新唐书》云：“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韦，濒于室建河，河出俱伦迤而东，河南有蒙瓦部。”《旧唐书》云：“大山之北有大室韦，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伦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屠氏据《旧唐书》所说蒙兀室韦在西室韦、大室韦之东，故考定其地望为黑龙江南岸，其误在于未审唐人对室韦四至之概念。
　　
王氏考证之误在于不顾望建河之屈曲东流，强以东北流之额尔古纳河当之，并把望建河南之蒙兀室韦，强置于黑龙江入混同江处之西南。黑龙江与石勒喀河，有通称石勒喀河者，未有通称斡难河、石勒喀河、黑龙江、混同江、额尔古纳河等五条河流为望建河者。望建为斡难之音变，石勒喀与室建（室建：见《新唐书》室韦条，与《旧唐书》之望建河为同一条河。）音同。其水流系统、河名谐音等与额尔古纳河并无瓜葛。其次，呼伦湖为潴水湖非交与湖，只有纳入之水，没有吐出之水。《黑龙江志稿》、《呼伦贝尔志略》、《黑龙江舆地图说》等均有明突出的白交待。在《黑龙江舆地图》上且标有水道流向箭标，额尔古纳河上源是海拉尔河，并非呼伦湖。呼伦湖并非《旧唐书·室韦传》所说的突厥东北界的俱伦泊。《旧唐书》明示在西室韦之西，大室韦之更西方，而呼伦湖则在西室韦之东。《黑龙江志稿。额尔古纳河》云：“清宋小濂官呼伦贝尔副都统，周历履勘伦边，调查呼伦水道綦祥，所说与屠氏合。额尔古纳河上源是海拉尔河，西流经呼伦贝尔城北，又西抵室韦格特山之西，凡五百里歧而为二，正流西北趋八里许抵阿巴该图山脚，公一支西南流曰达兰鄂洛木河，西南流六十里潴于呼伦湖。
　　
正流仍北行十里，经俄属阿巴该图兵屯东，折而东北，又二十里，支流傍室韦格特山北行三十里来会，两流间有大洲曰阿巴该图洲。海拉尔河既抵阿巴该图山脚，折而北行，始名额尔古纳河。同书黑龙江条云：“黑龙江古黑水也，《山海经》谓之浴水，《北史》谓之完水，《太平寰宇记》作乌桓水，鄂伦春人呼为石勒喀，二源，远源曰敖嫩河。敖嫩河会音果达河合而为石勒喀河，入黑龙江。近源为海拉尔河，折而北流，改称额尔古纳河，东北流会石勒喀河入黑龙江。”
　　
《呼伦贝尔志略》海拉尔河条云：“海拉尔河，兴安岭支脉吉勒奇老山西麓发源向西流……折向西北流至阿巴该图山南，向西南流六十里入呼伦湖，其另支为正流，由阿巴该图山之西折向东北流是为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大势西北流至阿巴该图山忽折向东北流，其折弯处成六十五度之三角形，即如人以手递物之势，蒙人取其意义，故更名额尔古纳。额尔古纳河起点即海拉尔河之终点，同河而异名，实因其形势而更定者，旧说谓海拉尔河结尾注入呼伦湖，又有谓额尔古纳河为呼伦湖北口溢出，皆未经实地调查，均属谬误。”《黑龙江乡土录》云：“额尔古纳河东北流与斡难河会（指斡难河下游石勒喀河），斡难河西出肯特山，河南有蒙瓦部，即指蒙古祖居之地。所谓河南者，斡难河之南，非黑龙江之南。”
　　
据《乡土录》提示：望建河、室建河皆斡难河异书。斡难、望建，同音，今之斡难，唐人称之望建，未为误也。斡难河与音果达河会，称石勒喀河。石勒喀河与斡难河又可通称斡难河或石勒喀河。室建与石勒喀音近，室建河即斡难河。
　　
斡难河、石勒喀河、黑龙江，屈曲东流，通称望建河或室建河尚可勉强。东北流会石勒喀河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通称望建河则不可。《唐书》明示“屈曲东流”，“河出俱伦迤而东”，绝不能以东北流之额尔古纳河当之。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为一水系。斡难河、因果达河、石勒喀河、黑龙江为一水系，不同水系，不能以同名通称。
　　
《呼伦贝尔志略》、《黑龙江志稿》、《黑龙江舆地图说》等地方图志，皆证实呼伦湖没有外溢之水，纠正了其他有关书籍对呼伦湖的讹传。《黑龙江志稿》黑龙江条注曰：“旧记以额尔古纳河为克鲁伦河之下游，而不知呼伦湖与额尔古纳河地望虽近，绝不相通也。”《呼伦贝尔志略》凡例第十条云：“我国旧图志，如《黑龙江图》、《黑龙江外纪》、《黑龙江述略》、《大清一统志》等诸书，皆以呼伦湖为额尔古纳河之源未经实勘，以讹传讹。兹经实地调查，额尔古纳河源实出自海拉尔河。本志详加订正，不也附合旧说，于山水外交各门重申疏解。”
　　
同书外交篇记载：宣统三年齐齐哈尔会议，中国答辩中重申了呼伦湖、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以及达兰鄂洛木河的关系。宋小濂副都统并在阿巴该图山上，赋诗留念，纠正以往的错误认识。屠寄一行用两年多的时间，用费三万二千余两白金，绘出了正确无误的《黑龙江舆地图》。《唐书·室韦传》之俱伦泊，非今日之呼伦湖，乃薛延陀北之俱伦水或俱伦山。《新唐书·薛延陀》曰：“册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乃树牙郁督军山，直京师东北六千里，东，西叶护突厥，南沙碛，北俱伦水……。”《旧唐书·铁勒传》为俱伦山。此水此山均与今日之呼伦湖无关。望建河河源之俱伦水乃斡难（敖嫩）河发源处，或为敖嫩音变，俱伦山乃敖嫩河源之山不儿罕山。此山此水皆在郁督军山之北，与书文正合。今日之呼伦湖则在郁督军山之东。再者，王氏谓“蒙兀室韦在今黑龙江入混同江处之西南”，就越过了室韦的境界了。
　　
失韦于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44年），始与东魏通使。《魏书》为之立传，传曰：“国土下湿，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同。颇有粟麦及穄，唯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夏则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有酿酒……父母死，男女众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据此，知六世纪中叶，失韦已经是一个颇有收获的农业部族了，兼操渔猎，畜产以猪为主，有牛无羊，耕耘定居，城野交替，有守丧之制、酿酒之技，是一个比较进化的部族。较之当时蒙古民族所处的社会阶段，则大大地前进了。六世纪中叶，成吉思汗祖先刚刚从阿尔泰山前迁来不儿罕山，尚处于母系社会狩猎经济的社会阶段，较之魏之失韦落后的乡了。
　　
隋代室韦，空前膨胀，由魏代之一部，骤增为五大部数十部落，分布地区也从大兴安岭中段，嫩江西侧的一隅之地，发展到北抵外兴安岭，东北达西林穆迪河发源之处，西北深入到敖嫩河源的不儿罕山。气候由国土下湿的低温地带，囊括了冰天雪地，牛畜多冻死的高寒区域。生活生产也多样化了，有破冰捕鱼的渔猎经济，有游牧和农业定居的经济类型。
　　
由东魏武定二年到隋杨国灭也不过七十几年，变化何以如此之大，按正常推算，这段时间只能繁衍两代人，岂能增长五倍？使用面积扩展到东西数千里，不亦异乎。前面所述方壮猷氏论证，颇有道理。公元552-554年突厥灭柔然，从金山之阳向东推进，柔然残部向东退却，突厥未到之处，柔然残部与当地的柔然驻军结合起来，占据一方，自成一部，与室韦之使共同朝隋朝唐，因语言不通，当朝皆以室韦待之。柔然是蒙古民族，系出狄历、丁零，至唐始有发觉，故《新唐书·室韦传》云：“室韦，东胡北边，契丹别种，盖丁之零苗裔也。”契丹别种指魏代失韦之裔，丁零盖指北室韦、大室韦与钵室韦。深末怛室韦是为部落，又云：“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湿，至夏则移向西北贷勃、欠对二山，多草木，饶禽兽，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渐分二十五部……衣服与契丹同，乘牛车，（古代指用竹子或苇子编的粗席。）为覆，如突厥毡车之状……寝则屈木为室，以覆上，移则载行。以猪皮为席，编木为藉。妇女皆抱膝坐，气候寒，田收薄，无羊，少马，多猪牛……与同俗。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其上，居丧三年，年唯四哭。其国无铁，取给于高丽，多貂。”贷勃、欠对二山，皆在内兴安岭。《黑龙江志稿。地理志。山川》内兴安岭条云：“索岳尔济山、洮儿河、桂勒河出其东南，墨尔根河出其西北，色野尔济河出其西。东北起顶为哈玛尔山，又北九十里起顶为阿鲁塔尔奇岭。喀尔喀河出其西，又东北起顶为兴安岭，索伦人呼为达巴库，即《隋书》之贷勃山。……内兴安岭至索岳尔济山蜿蜒东北行，数十起伏至此蟠结为峻阜而东南行。塔哈河出其东北，牛尔河出其西北，嫩江出其东南。多草木，饶禽兽，部人倚为苑圃，即《北史》之欠对山”。
　　据《室韦传》云，室韦的部族为巢居，无羊，无铁，妇人不再嫁。蒙古民族则否，穹庐毡帐，开幕之民，食羊饮酪，精于冶炼，父兄死妻其父妾嫂娣，畜牧狩猎，不知稼禾，与室韦不同风，与不同俗。隋之南室韦，即魏之失韦。《隋书·室韦传》又云：“北室韦分九部落，绕吐纥山而居。其部落渠帅号乞引莫贺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贰之。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冬则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冻死。饶獐鹿，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凿冰没水中而网取鱼鳖。地多积雪……骑木而行，俗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貂，衣以鱼皮。”乞引莫贺咄，即乞颜蒙古勒，显然是成吉思汗祖先的分支，此即丁零之苗裔。
　　
北室韦无畜牧，善用雪撬，俨然《唐书》之都波、拔也古。《隋书·室韦传》接着写道：“钵室韦，依胡布山而住，用桦皮盖屋，其余同北室韦。”钵室韦在外兴安岭。《黑龙江志稿》外兴安岭条：“精奇里城江源，其上旧有鄂博，迤而东北折而东南起顶为朱格朱尔岭，一横出，一纵出，纵出者东南行折而西南起顶为克哈雅岭，又迤南折而东起顶为雅玛岭，即古胡布山（东经17度13分，北纬53度5分），西林穆迪河出其北……。”钵室韦与北室韦同，自然也是丁零苗裔，虽然无法证实是乞颜蒙古勒的同宗，是柔然汗国水骨闾之同族，则无疑义。《隋书·室韦传》说：“深末怛室韦，因水为号，冬月穴居。”室韦中之深末怛部记载最简略，幸有后继部落，知其为也。《黑龙江志稿·地理·山川》第三卷第十八页：“西林穆迪河即隋之深末怛水，古深末怛室韦所居，唐思慕部递居之。思慕与深末怛皆西林穆迪之对音，源出雅玛岭。”《隋书·室韦传》云：“又西北数千里至大室韦，经路险阻，言语不通，尤多貂及青鼠。”上记五部室韦，语言习俗不尽相同，生产生活、地理气候也大不一样。南室韦多草木，饶禽兽，气候略寒，宜农宜牧宜猎。北室韦气候最寒，只能破冰捕鱼，冰上逐鹿。大室韦与其他室韦或专指南室韦》语言不通，交通隔塞，互不往来，当非同族同种。
　　
南室韦即魏之失韦，南接契丹，东邻，西连突厥，在这些毗邻民族的文化影响下，自然要吸收、交流、效法。衣服与契丹同，牛车类突厥状，与同俗。生产生活进化到农业城居，有服丧守孀的体制，有造曲酿酒的技术。比之天寒地冻，畜牧渔猎，食肉衣皮，无鳏寡孤独之天幕之民，又跨进了两个社会阶段。有谓牧羊民族是由养猪转化而来的，不知何所据？由农牧业转到原始渔猎，是社会倒退，宁有此事乎？
　　
据《隋书·室韦传》记载，北室韦距南室韦是十一日程，但气候差距太大，冷暖悬殊。《朔方备乘》谓北室韦在外兴安岭、钵室韦、大室韦在西伯利亚者或不误。以北室韦、钵室韦之地望、方位、气候、物产、民俗度之，似为《蒙古秘史》中之林木中百姓，唐之都波、拔也古、俞折、鞠等铁勒民族相同。蒙古林木中百姓不居穹庐毡帐，衣兽皮，食野牛羊肉，无家畜，其居室以树枝编结之，用桦皮为顶。天时酷寒，冬日猎于雪中，以板系足，持杖撑雪而行。都波人，“其地北濒贝加尔湖，结草为庐，桦皮覆室，无畜牧，不知稼穑，捕鱼鸟兽食之，衣貂鹿皮，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见《新唐书·回纥传》附都波条。）拔也古人“邻于，俗嗜猎射，乘木逐鹿冰上。”（同上书拔也古条。）鞠人“居拔也古东北，有木无草，地多苔，无羊马，人豢鹿若牛马，以鹿皮为衣，聚木作屋。”（同上书鞠条。）林木中百姓、都波，在室韦西北，拔也古在正北，鞠、俞折在东北，地域不同，习俗略异，大体与北室韦同。若以北室韦、钵室韦为气颜蒙古勒，或柔然蒙古勒遗民，大室韦为蒙古人聚居之区，更无疑矣！盖《隋书》、《唐书》所载之铁勒与室韦地望交错，同一地域既有室韦又有铁勒，部族交错，杂乱不清。《唐书》谓室韦北濒海，此海当非北冰洋，亦非呼伦湖，乃贝加尔湖也。《唐书》云都波北濒小海，唐时谓贝加尔湖为小海。《隋书·铁勒传》谓北海南有都波。北海亦为贝加尔湖。土拉河北尚有众多之铁勒部落。西北数千里，路径险阻，语言不通之大室韦，概泛指室韦西北铁勒地区之诸狄之族。室韦之东北、正北、西北皆西伯利亚；从贝加尔湖到三河之源（三河之泊，即斡难河、土拉河、克鲁伦河之源。）皆丁零、铁勒，今之蒙古，是蒙古人民祖宗之地。成吉思汗曾说：“我曾声明保存父祖之遗业风习，俾我三河之源，（见《多桑蒙古史》第二章，第54页。）祖宗所居之地，勿令外人居之。”强纳蒙古地区和民族于室韦之中，是时代之风欤？
　　
两《唐书》记述之室韦，似繁实简，语焉不详。或许著者以为“非显夷”（见《新唐书》北狄、室韦条结束语。）而潦草从事。《隋书》记南室韦二十五部，北室韦九部，尚有钵室韦、大室韦、深末怛室韦等，而《唐书》室韦仅有十七、八部。隋杨有国仅三十七年，在此短期间内，何以骤增骤减如是耶？
　　
《隋书》室韦五部所记之地望、习俗，尚能辨析其为不同族属。《唐书》笼统言之，莫非室韦之中皆同族？《旧唐书·室韦传》云：“地据黄龙北，傍越河，直京师东北七千里，东黑水，西突厥，南契丹，北濒海。其国无君长，惟大酋，皆号莫贺咄，摄管其部而附于突厥，小或千户，大数千户，滨散川谷，逐水草而处，不税敛，每弋猎即相啸聚，事毕去，不相臣制，故虽猛悍喜战而卒不能为强国，剡木为犁，人挽以耕，田获甚褊，土气多寒，夏雾雨，冬霜霰。其俗夫死不再嫁。每部共构大棚，死者置尸其上，丧期三年，土少金铁，率资于高丽。每溽夏，西保贷勃、欠对二山，山多草木鸟兽，然苦飞蚊，则巢居以避。率乘牛车，为室……所居或皮蒙室，或屈木以覆，徙则载而行。其畜无羊少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其语言也。……分部凡二十余，曰岭西部、山北部、黄头部、大如者部、小如者部、婆莴部、讷北部、骆丹部，悉处柳城东北，近者三千，远者六千而赢，最西有乌素固部与回纥接，当俱伦泊之西南，自泊而东有移塞没部，稍东有塞曷歧部，居啜河之阴，亦曰燕支河，益东有和解部、乌罗护部、那礼部、岭西部，直北日讷北支部，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韦，濒于室建河，河出俱伦迤而东，河南有蒙瓦部……。”对《唐书》室韦各部的方向位置，前人多有考证，如丁谦、何秋涛、方壮猷、王国维等诸先辈，考证甚详，然各有得失。
　　
各史室韦部落之名称，多他称，少自称，或以方位名之，如东、西、南、北。或以宽广度名之，如大、小。或以山水名之，如深末怛、塞曷歧、那礼（即索岳尔济山，那都里河）。或以氏族名之，如乌罗护（斡勒忽那惕）、如者（女真）、蒙瓦。或以特征定名，如黄头，乌素固（其地多水）等。部族名称，古以图腾崇拜为中心，后世则以生产、生活、自然环境、祖宗崇拜、民族持征等为中心。如鲜卑山、室韦山，皆蒙古语森林之山；索岳尔济山，蒙古语端坐而受群峰朝拜。考证古代之地名、族称，一要音谐，二要方位走向，三要特征，四要佐证，五要符合史传所记之各种条件。只凭推断，其考证很难准确。且史传所记，诸多疏漏，要求去谬误求精确，发现本来面目。
　　
笔者在这里反复重申疏解，目的在于找出室韦的来龙去脉，对各史所叙室韦之各种面貌、地理位置等，略抒已见，然本节的主题是蒙兀室韦，凡无关宏旨者，恕不一一详考了。魏、隋、唐三史所叙之室韦，大有出入。或语与契丹同，或其语言也，或与同俗。衣服与契丹同，牛车似突厥毡车状。室韦本民族的特征又是什么呢？《唐书》记契丹风俗云：“契丹风俗大抵与突厥略同，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巅。”室韦天葬之俗与契丹、都波同。《唐书》记黑水风俗云：“畜多豕，无牛羊，有车马，田耦以耕，车则步推，有粟麦，土多貂鼠。”室韦生产与相似。综观三史室韦中南室韦之语言习俗杂兼契丹，未见室韦之独立习俗。《隋书》所记之北室韦如前面所述乃唐之铁勒，蒙古之林木中人也。《唐书》记室韦四至云：“东黑水，西突厥，南契丹，北濒海”。
　　
此处之海不知何所指？若以贝加尔湖当之，则丁零在其中。“丁零之苗裔”得矣！若以呼伦湖当之，呼伦湖西南之乌素固部，当室韦之最西部与回纥接。咫尺之地，又西又北，区域又何以如此之小？若以丁谦考证之室韦为据，则北不逾黑龙江，丁零之苗裔，则已远远越出了室韦的北境了！《黑龙江乡土录》第六十八页丁谦《室韦传考证》云：“北室韦地在诺敏河南，南室韦当索岳尔济山北。呼哈乌尔山中至今尚有室韦山，深末怛水即诺敏河源庆吉勒淖尔。大室韦在呼玛尔河境内，确然无疑。室韦五部此为最远者，尚不出黑龙江省界。”丁谦之《唐书·室韦传》考证谓：“北濒海者濒俱伦泊也，室建河即额尔古纳河，故源于俱伦泊，此河东北流与黑龙江上游敖嫩河合。敖嫩河西山肯特山，河之南即蒙古族所居。”
　　
丁谦考证前后矛盾，不足为据。《唐书》既称室韦为“丁零之苗裔”，何以又是“语言”呢？丁零自有语言，又何必弃本族言而使用外来语呢？《隋书》把五部室韦分开叙述，只说南室韦与同俗，大室韦路径险阻，语言不通。很明显，大室韦、北室韦、钵室韦不同于南室韦和深末怛室韦，因其民族成分有异也。
　　
《唐书》室韦之乌素固部，同书地理志则谓为：“涑沫乌素固部”。黄头室韦后化为合苏汗女真或黄头女真，大小如者部，即大小女真。有谓隋之钵室韦，即唐之婆莴室韦者，非是。钵室韦在西林穆迪河发源处之胡布山。婆莴室韦则在黑龙江南之苹果河流域，辽金称之为婆速火，是蒙古弘吉剌之分支。塞曷歧、那礼，为蒙古语山水之名。乌罗护即魏之乌洛侯国，《蒙古秘史》之斡勒忽纳惕，是成吉思汗家族之世代婚姻之部，源出弘吉剌。其他部族无特征，不知其族属。
　　
其中之和解部似与黑车子有关，古高车之后裔，其他则尚有古乌丸人。魏、隋、唐虽有室韦之国，并无室韦之族，只是散居在室韦山周围各民族无组织系统的部落而已，向大国朝贡者，只一二部族耳。《室韦传》云：“其国无君长”，“不相统属”，“不相臣制”。它不是一个政治集合体。“每弋猎即相啸聚，事毕去”，也不是一个经济联合体，只是临时性的联合行动，没有经济的纽带和政治的内容。
　　
所谓室韦国，并不具备国家形态，也不懂真正国家的作用，只是一种习惯性的称谓而已。蒙古语中之“国”可大可小，部族即可称国。室韦国即室韦山之部落也。
　　
室韦山是古鲜卑山，皆指大兴安岭。鲜卑、室韦皆蒙古语“森林”的音译，但鲜卑与室韦有别。凡称鲜卑者，是在鲜卑山形成的民族，如鲜卑拓拔部、鲜卑慕容部、鲜卑宇文部、鲜卑段部以及拓拔的分支鲜卑秃发部。有些部落迁入内地后长期繁衍，因其居地不同而以河西鲜卑、陇西鲜卑称之。鲜卑的历史很长，周成王时（大约在公元前1050年前后）鲜卑就参加过周成王召集的盟会。《国语·晋语》之八云：“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与鲜卑守燎。”韦昭注曰“鲜卑东夷国。”韦昭是三国时人物，他注《国语》时，鲜卑早已东迁辽左，故称其为东夷国，盖指慕容鲜卑之祖。鲜卑民族由形成到消失，其称鲜卑不变。室韦则否，所谓室韦者，乃许多不同语言、不同习俗的部族迁来室韦山者，故室韦山称可变。
　　
如黄头室韦后改合苏汗女真，深末怛室韦至唐改称思慕，黑车子室韦与黑车子鞑靼互称。鲜卑为鲜卑诸民族的总体名称，不易不变。室韦各部落则因时因地而有所改变，与鲜卑有异。鲜卑山与室韦山，历代史书均有所载，然所指不同，未能统一。有谓在科尔沁右翼中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土名蒙格。位于东经121度20分，北纬45度10分，是大兴安岭南行主干余脉，海拔721米。若此，鲜卑山则在大兴安岭南段。或曰拓拔石室已缘李敞告祭碑文的发现而得到确认，即今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之嘎仙洞，鲜卑山在此得矣。这样，鲜卑山则在大兴安岭中段。还有人说，根据嘎仙洞的地理坐标，可以确证《魏书》所载之大鲜卑山在大兴安岭北部。《黑龙江古代文物》说：“大兴安岭北段，古时称大鲜卑山。”
　　
《呼伦贝尔志略》曰：“鲜卑山即外兴安岭”。丁谦著《后汉书·鲜卑传·地理考证》云：“大鲜卑山在俄属伊尔古斯克省北，通古斯河南”等等。笔者认为：嘎仙洞是最可靠的证据，根据地理坐标，确认鲜卑山在大兴安岭北段为正确。
　　
室韦虽来自鲜卑，但室韦山与鲜卑山的位置并不一致。《呼伦贝尔志略》嫩江县条云：“城东北二百五十六里自伊勒呼里山东行南折之正干为库穆尔室韦山。”
　　
额尔古纳河条云“上源海拉尔河挟从水西流经呼伦贝尔城北，又西抵室韦格特山之西。”呼伦县条云：“县南偏东三百里，有高一百五十丈东西九十里之室韦山。”又据《盛京疆域考》卷一汤河考中说：“今鞍山境内之千山，即古之室韦山。”
　　
方壮猷《室韦考》云：“今大兴安岭南部索岳尔济山之北有室韦山，小兴安岭中部，瑗珲之西，亦有库穆尔室韦山。疑唐代兴安岭之古称当名室韦山，秦汉魏晋时代则当称鲜卑山。”马长寿著《乌桓与鲜卑》云：“最早北魏崔鸿著《十六国春秋》中有两个鲜卑山，一在辽宁锦县之东，一在辽西之西北一百里。”《隋图经》云：“鲜卑山在柳城县（今朝阳县》东南。”《方舆纪要》卷八云：“据旧志谓柳城县东二百里有鲜卑山。”究竟哪个鲜卑山是后来的室韦山，抑或室韦山就是古鲜卑山呢？《蒙兀儿史记》说：“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其先出于东胡。”
　　
屠氏对室韦的民族属性，没有搞清楚，对东胡的含义也不甚了解。室韦确有蒙古民族的部落，《新唐书·室韦传》已经交待清楚，是“丁零之苗裔”，不是蒙古的族源。如：北室韦、钵室韦、大室韦，唐之乌罗护、婆莴等皆蒙古，但非什么别种，是住在这里的蒙古部落。室韦不是民族实体，也不是政治经济的联合体，蒙古就是蒙古，不是什么民族或国家的别种。东胡是他称，即东边的民族。
　　
东胡是以慕容鲜卑的祖先为主体的包括乌桓鲜卑的全体部族（拓拔除外）的民族联盟，他真正的名称，史无所载。屠氏谓蒙兀之先出于东胡，是乌桓还是鲜卑，是慕容还是宇文，按《新唐书》所说之契丹别种，丁零苗裔，当然是宇文，但宇文部是南匈奴远属为鲜卑长，东胡之中没有宇文。屠氏所云，令人费解！
　　
蒙古地处斡难河源，当室韦本部之西北数千里外，语言不通与室韦无往还，无法拼凑为一族。蒙兀、蒙瓦仅《唐书》一见，《隋书·室韦传》有大室韦，无蒙兀室韦。在《铁勒传》中土拉河北有蒙陈部。更早在拓拔魏时（三世纪）有木骨闾（蒙古里）、没歌部（蒙古族）、没骨人（蒙古人）。再早则正如俄国史学家华西里也夫所说：“在最早的时候，‘蒙古’是官方的称谓，后来才逐渐变成民族的名称。”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乞伏可汗托铎莫何。”“莫何”就是“蒙古”的异书。
　　
柔然、突厥、室韦都承袭沿用，《突厥传》写作“莫贺咄”、“莫何”、“莫弗何”等与“忙豁勒”相似之音，实皆“蒙古勒”也。“蒙兀室韦”《唐书》乃见，成吉思汗的祖先迁来望建河畔比《唐书》的蒙兀室韦早一百多年。木骨闾的儿子创建蒙古人的国家——柔然，比《唐书》的蒙兀室韦早四百多年。在《唐书》露面的蒙兀室韦，根据地理方位、里程、习俗，是为成吉思汗家族的一支。若以“距仙娥河二百里为室韦”论之，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称蒙古为室韦，或许有之。但此族此地确非室韦，只是某些学者如此称之而已，不能不为之澄清。
　　
在三史的室韦中均无“黑车子”之名。在《唐书·回纥传》末尾有“黑车子”，不称室韦。《会昌一品集》中有“黑车子室韦”，亦称“黑车子达旦”，是室韦与达旦界限不太明显之故。《黑龙江志稿》明确了黑车子居地，在喀尔喀河之源阿鲁塔尔奇岭。塔尔奇即特尔根，蒙语车的音译，山中出车材，因以为名，古黑车子室韦居之。南九十里为哈玛尔山室韦和解部居之。
　　
《契丹史略》云：“黑车子室韦同化于契丹，他们的造车技术在契丹人中间保存下来了。”《蒙兀儿史记》云：“那河为今之嫩江，望建河乃黑龙江”。据此，则《唐书·室韦传》结尾之文不可解矣！“望建河……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越河东南亦与那河合。”黑龙江与嫩江绝不相通，怎能会合？
　　
源于不儿罕山的望建河东流会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源于伊克呼里阿林吉勒齐老山北之海拉尔河西南流，转东北流，改称额尔古纳河，与东流之望建河会入黑龙江。黑龙江屈曲东流会牛满河折东南流，受北来之精奇里江又东南流，受松花江东流。松花江源出长白山，西北流至肇源与嫩江会，东流偏北，右纳忽汗河东北流，再纳牡丹江东北流入黑龙江。此即《室韦传》之“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那河为今之松花江，忽汁河即瑚尔哈河，乃《金史》胡里改路之水。嫩江在《唐书·室韦传》中称“越河”，嫩江源出伊勒呼里阿林，合三水东南流，左受纳约尔河东南流折正南经乌云沃赫浑东，折而东复折而西南，喇都里河自西北来会……至肇源入松花江。松花江东流纳忽汗河……。此即“越河东南亦与那河合。”纳约尔河即越河，乃嫩江东源之水，《唐书·室韦传》称嫩江为越河，喇都里河为室韦那礼部所居。

七　蒙古人创建的柔然汗国

前面已经叙述，柔然汗国是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国家，柔然是国号，是襜褴、颠连的又一写法，远古写作狄历、丁零，读音则为颠连。其不同于狄历、丁零者，狄历、丁零、襜褴等为民族称号，柔然则为国号，并非民族称谓。
　　
所谓柔然者，天国也。柔然汗国的民族，是丁零、高车、铁勒，是狄历之裔，蒙古之先民。柔然汗国与元魏相始终，是拓拔之世仇宿敌。元魏虽强，对此新兴国家却束手无策，只得以语言泄其愤，不称柔然而呼蠕蠕，以柔然为虫类。南朝不呼蠕蠕而写作芮芮，芮芮即檀檀。《南齐书》则称“芮芮虏，塞外杂胡也。”彼此不交恶，史官却怀有敌意！
　　
《魏书·蠕蠕传》云：“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首秃也。”传文明言“发始齐眉”，是有发而非秃也。或曰“发始齐”形容其幼。然而比“变秃”之蒙古语更切音者是“蒙古里”。且柔然又是操蒙古语的国家，人名、习俗、汗号皆蒙古，何以要以“蒙古里”当“秃头”呢？以部族称谓作人名，为数不少，如忙豁勒真豁阿者是也。据土默特学者荣祥考证（荣氏未刊稿《蒙古族源浅探提纲》。）：拓拔掠骑从蒙古部（蒙古部，即没歌部在阴山一带，与拓拔为邻。）抢来的儿童，掠者为了夸耀，以被掠部落名之，曰蒙古里，史官写作木骨闾，使后世学者多一转折！《魏书·蠕蠕传》接着写道：“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穆帝时坐后期当斩，亡匿广漠溪谷间，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纥突邻部（纥突邻部是高车部落。）。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漠北是丁零铁勒的祖居之地。从“还居”来推断，漠北高车之乡，是柔然汗国的根据地。
　　
《蠕蠕传》又云：“社仑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远遁、侵、凶等字眼都是站在正统思想支配下的用辞。“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鄂尔浑河一战，兼并了号称富饶的匈奴余种拔也稽部，国益富强，国境西至焉耆，东到朝鲜，北逾贝加尔湖，社仑自号丘豆伐可汗，社仑死，立其弟斛律号蔼苦盖（聪明）可汗，大檀继位号牟汗纥升盖（制胜）可汗，大檀传吴提号敕连（天）可汗，吴提传吐贺真号处罗（独一无二）可汗，吐贺真传予成号受罗部真（慈惠）可汗，予成传豆仑号伏古敦（永续）可汗。众杀豆仑立那盖，号候其伏代库者（享受幸福者），那盖传伏图，伏图传丑奴号豆罗伏跋豆伐（法制）可汗。大臣杀丑奴立阿那瑰，号敕连头丘豆伐（天上统治）可汗。（括弧里解释全部是蒙古语意）。
　　
柔然习俗，除《魏书·蠕蠕传》略有所载以外，南朝各史亦有叙述，如：“芮芮一号大檀，又号檀檀（均为塔塔儿之异书），亦匈奴别种。自西路通京师，三万余里……西域诸国焉耆、鄯善（罗布泊地区）、黾兹（库车）、姑墨（阿克苏）东道诸国并役属之。无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毡帐为居，随所迁徙……国政疏简，不识文书，刻木以记事，其后渐知书契，至今颇有学者。去北海千余里，与丁零相接。”（见《宋书·索虏传》芮芮条。）“编发左衽。晋世什翼圭入塞内后，芮芮逐水草尽有匈奴故地，威服西域，土气早寒，所居为穹庐……宋世其国相希利堙解星算数术……。”（见《南齐书·芮芮虏传》。）“无城郭，随水草畜牧，以穹庐为居。辫发，衣锦，小袖袍，小口裤，深雍靴……其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见《梁书·西北诸戎传》芮芮条。）从南北朝各国对柔然的简单记载，可以看出柔然汗国的进取心和开拓型的心理素质，更重要的是柔然汗国团结了高车各部族的人民，显示了柔然汗国前期的组织能力和高车人的竭诚拥护。
　　
《高车传》云：“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是高车在柔然的领导下，以国家为楷模。柔然的统治家族木骨闾子孙又是高车之中的蒙古人，二者互为作用，相辅相成。柔然乃强，柔然的政治也是开拓型的。公元407年社仑与羌族的后秦姚兴结亲。公元411年斛律与汉族北燕冯跋联姻。公元五世纪二十年代绕道青海、四川，行程三万余里到达今日的南京与宋建交。又绕过元魏经四川长途跋涉到达南京与南齐通好。聘齐人淳于覃做阿那瑰的秘书监黄门郎，掌管文墨；聘南齐的医师工匠，发展柔然的文化艺术，尽力吸收汉族文化。从公元五世纪中叶就开始采用汉语纪年。如公元464——485年为永康，公元485——492年为太平，公元492——506年为太安，公元506——508年为始平，公元508——520年为建昌等。这是蒙汉文化交流最早的实例。可惜柔然崩溃之速，吸收的文化营养未及在人民中消化就已中断。不过柔然这个庞然大国，要在两三年内踪迹全无，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隋书·铁勒传》中说土拉河北有蒙陈部，唐代望建河（斡难河）南有蒙兀部，外兴安岭有乞颜蒙古勒部（北室韦），西伯利亚有钵室韦，女真东北有庵罗辰的遗裔庵罗孛极烈的大蒙古国（即熬罗孛极烈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的大蒙古国。）。
　　
还有大大兴安岭北部的弘吉剌部分支乌罗护（斡勒忽纳惕）及婆速火（婆莴室韦）等蒙古民族的分支。当时柔然主力部队的庵罗辰部属尚有一定的力量，但他鉴于高车皆叛，基础尽失，友叛亲离回天无术，不得不远走高飞。据西方史书记载，进入欧洲的阿瓦族就是庵罗辰的部族。
　　柔然在文化成就上也有光辉的业绩，上承匈奴的文化遗产，吸收拓拔及南朝的汉族文化和西域的西方文明，下传突厥、蒙古，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蒙古文化。这文化并不单纯指文字而言，而是包括政治、军事、社会制度、生产生活等等。柔然的国家消亡了，柔然的文化却被突厥汗国继承下来了。突厥的国家组织、政治制度、官职称谓、文化习俗，大多来自柔然汗国。学者考证柔然是崇拜狼图腾的民族，他们的依据是“蒙古勒”的词根“古勒”，比定为古蒙古语是狼的隐语——虫。这种比定虽然不尽可靠，但柔然是蒙古民族，崇拜狼图腾是无疑的。建立柔然国的是蒙古人，蒙古人本身就是狼图腾。在此以前蒙古只是高车丁零的一部族，高车是狼图腾，柔然是崇拜狼图腾的国家并不错。
　　
柔然汗国的基石是高车，柔然的文明就是高车文明。各史册介绍柔然的情况太少，我们只得根据高车铁勒的记载研究柔然。　　

前代史学家认为丁零、丁灵、丁令不是一族，高车、敕勒、铁勒也不是一种，大家都引经据史各抒己见。笔者根据民族语言，对照汉文史料，我觉得史学家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在丁零诗下注云：“史记：‘西至令居，姚氏音令为连’”。《汉书·地理志》云：“令居，孟康亦音令为连”。
　　
《魏书》：“丁令在康居北，丁音颠，令音连”。《太平御览》：“丁令亦音颠连”。民族语言以音为准，不重字形字义，丁令、丁灵、丁零是同音，也是同一个词，没有令、灵、零之分，皆音“颠连”，与《李牧传》“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之“襜褴”、“林胡”之“林”同为丁零的异写，乃颠连也。
　　
颠连来源于狄历。内蒙古考古学者陆思贤的文章（《内蒙古草原与天盖论》，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说道：“狄是北方草原民族的至高天神，被周民族接受以后，发展为完整的天命观念，代替了商代的上帝。狄就是天，狄族就是天族。”其他以祁连、敕连、赫连为天者，也都是颠连之音变。
　　
铁勒、敕勒、特勒，亦为一音之变，是一个民族用不同的汉字注音，皆来源于蒙古语“车”的音译，高车则是义译，是他称。蒙古语“车”是“铁勒格”、“特勒格”。丁零人为什么又被称为车族呢？这是丁零人的科学成就。高轮车是什么样子，无从知道，在承德避暑山庄虽然展览着古代草原上使用的车子，但不知是否有高轮车。丁零民族因乘高轮车而得高车之名，它当非一般车辆，一定是适于草原牧民和森林中狩猎民族使用的车辆，在北方民族的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拥有很高的声誉，否则，不会被北方民族这样的重视而用产品名称代替民族的真名实姓。
　　
中原各国也很重视车辆的发展。万乘之君就是一个赫然大国。若与高车民族相比，中原大国亦有逊色。屠寄《蒙兀儿史记》载：“斡难河上的扎剌亦儿是部，以千车为营，都七十营。”扎剌亦儿蒙古民族中的一个小部落，竟有车七万辆，比之万乘之君将苦何？唐朝宰相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多次提到黑车子。在《蒙古秘史》中写“车”之笔多达二十达。尤其是“黑车子”、“铁车军”更为突出。
　　
《长春真人西游记》写道：“三月十五日起之东北，四旁远有人烟，皆黑车白帐。”《蒙古游牧记》卷三记载：“每岁秋狝，各旗供奉给杭爱车二百辆。”杭爱是山名，是高车祖居之地。这杭爱车莫非就是高车，至清代尚存。《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也记载着“车”，说：“牛拖棚车在前一时代就已被使用了，这种棚车的残遗，曾在伏尔加河流域一个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冢墓里发现的。在南西伯利亚和北中国的青铜器中也能找到由牲口挽着的棚车小画像。”据史书记载，匈奴、蒙古的妇女和男人一样出征作战，丈夫战斗，妻女管理车辆辎重帐房牲畜。
　　
在柔然、突厥、高车以至于蒙古人民的现实生活中，棚车是必不可少的，平时同贮藏物品的仓库，游动时老幼妇女乘坐之。又在《蒙古秘史》中记载着许多显赫的妇女都是乘坐黑车子。如莫拿伦驱车伤众儿。月伦乘车被朵奔蔑儿干所获。
　　
阿兰豁阿迁来不儿罕山乘坐的是黑车子等等。高轮车只有《高车传》上说：“车轮高大，辐数至多。”它的图式没有流传下来，很难确切知道它的模样。只有鲁不鲁乞著的《东游记》第二章记载着蒙古人高车的大概轮廓，他说：“帐幕做得很大，宽度可达三十英尺。在地上留下的两道轮迹之间的宽度为二十英尺。帐幕放在车上时，伸出车轮两边之外各有五英尺。一辆车用二十二头牛拉，十一头牛排成一横排，两排在车前拉车。车轴之大，犹如一条船的桅杆。一个人站在车上的帐幕门口赶车……把所有的寝具和贵重物品收藏在箱子里，把箱子捆在高车上，渡河时用骆驼拉车。当把帐幕安置在地上时，将装箱子的车排列有两边，距帐幕半掷石之远，帐幕坐落在两排车子之间，仿佛像两道墙。结过婚的妇女，为自己制造非常美丽的车子。一个富有的蒙古人，有一二百辆放置着车箱的车子。拔都有二十六个妻子，每个妻子有座大帐幕，拥有足足二百辆车子……一个妇女可以赶二十或三十辆车子，因为地势平坦，把车子一辆接一辆地拴在一起，用牛或骆驼拉车。赶车的妇女坐在前面的车子上，赶着牛。其余的车子在后面也就紧跟上了……北方大车可载四五千斤，用牛骡十数驾之，管车者二人，叱咤之声，牛骡任其指挥。”《蒙古秘史》记载着两种车辆：哈剌兀台。贴儿坚（黑车子）、合撒黑。贴儿坚（大车）。从它们简单地描述看，都不同于鲁不鲁乞所记的大车。
　　
《黑鞑事略》云：“鞑主徙帐以从校猎（校猎：大规模有组织的官方围猎。），官属从行，曰起营。牛马橐驼以挽其车，车上空，可坐可卧，谓为帐舆。舆之四角，或植以杖，或交以板，用表敬天，谓之饭食车。”这种车与鲁不鲁乞所记之大车或稍近之。上面鲁不鲁乞所记载之车，证实蒙古民族也是高车部族。公元429年（神jia二年），北魏大败柔然，缴获甲车甚多（见《魏书·崔浩传》。）。
　　
柔然是高车民族，善于使用车辆，故有甲车甚多。精致的高轮车，是丁零民族在手工业上的一大成就，传至北魏因以高车得名，而扬名四海。
　　
《南齐书》云：“芮芮虏……所居穹庐毡帐。”《梁书》云：“芮芮国……以穹庐为居”。各史记载柔然的居舍，完全一致，都说是穹庐毡帐，就是今天草原上牧民所住的蒙古包。这个穹庐毡帐创始于何时？虽然不知道，但自从历史上记载北方民族的时候起，“穹庐毡帐”就出现了。有人说，穹庐毡帐是由林木中人的“撮罗子”或“仙人柱”转化演变的，不知有何根据？也许草原牧民尚在森林中处于狩猎经济的时代使用过撮罗子这一类的住处。当林木中人走出森林演化为草原牧民的时候，就已经住进穹庐毡帐成为天幕之民了。穹，乃苍穹，天也。用白毡做成的像圆天式的居处，汉族文士美其名为“穹庐”。“毡帐”是说明材料和性质，这是草原牧民的哲学思想与科学创造相结合的产物。柔然继承了这一伟大而实而的成果。
　　
犬戎民族的祖先创造天圆地方的槃瓠哲学。传入中原演化为开天辟地制造万物的盘古氏。在北方，这一哲学思想又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深入到生产生活中去，为人民服务。“穹庐”体现了天圆地方人在其中的哲理，适应了草原牧民生产生活的需求，有很高的实用价值。穹庐呈流线型，圆而不锐，迎风而立，巍然不动，因其不兜风，不挡风，不受风力牵动之故也。拆装容易，搬迁方便，设计巧妙，计算精确，易于掌握，妇幼老弱都能拆会搭。蒙古包与高轮车不同，高轮车在经济类型的不断演变中，已经失掉了它的本来面目，以至失传。蒙古包则不然，沿用至今无大变化。解放后除增加了地板、壁炉、钢丝床外，内外造型保持原样。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著《蒙古史》第二章云：“蒙古人的住处是圆的，象帐幕一样，是用树枝和细棍构成的。帐顶中央有一圆孔，以便射入光线和排烟，在帐幕中央生火。帐的侧面和帐顶都以毛毡覆盖，帐门也是以毛毡制成的，帐幕大小，视其主人地位的贵贱而定；帐幕能够迅速拆开并重新搭起来，以牲畜驮运，一头牛拉就足够了，最大的帐幕也有用四头牛以上搬运的。出发作战或去任何地方，经常携带帐幕。”鲁不鲁乞说：“蒙古人的帐幕以一个用交错的棍棒做成圆形的骨架，这些棍棒的顶端汇合成一个小圆圈向上伸出一个象烟囱一样的东西，以白毛毡覆盖在骨架上面。帐幕有时达三十英尺宽。帐幕的门，朝向南方。主人的床榻安置在帐内的北边，妇女在左边，男人在右边。”蒙古包的最大优点是，就地取材，发挥了林木和牧业副产品的积极作用。制毡、捻绳用的毛，制墙、做顶、支架、门框、搭杆用的木料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方产品。《黑鞑事略》云：“其居穹庐，即毡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穹庐有二样，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如南方罘，可以舒卷，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一窍，谓之天窗，背以毡为衣，马上可以载。草地之制，以柳木织定硬圈，径用毡挞（搭）定，不可卷舒，车上载行，水草尽则移，初无定日。”《长春真人西游记》云：“克鲁伦河两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庐帐。”《马可波罗游记》云：“其房屋用竿结成，上覆以绳，其形圆，行时携带与俱，交结其竿，使其房屋轻便，易于携带。”柔然之穹庐毡帐，当与上面所述蒙古人之蒙古包无异，所异者，突厥牙帐东开，蒙古则门朝南开。柔然无记载。现今草原上所用者为舒卷式或拆折式，拆折式的柳笆墙多为六块或八块，舒卷式者不多见。
　　
《南齐书》云：“芮芮虏……编发左衽。”《梁书》云：“芮芮国……辫发，衣锦，小袖袍，小口裤，深雍靴。”《北史·突厥传》云：“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
　　
我们先从柔然的发式说起，然后再谈柔然人的服饰。历史上记载北方民族的发式有椎发、索发、被发、披发、编发、辫发。称谓虽多，但除椎发外，其余都是辫发的不同称谓。后来由于出土文物的证实，匈奴的椎发，也是辫发，否定了“一撮之发，其形如椎”的古人说法。
　　
《淮南子·齐俗训》云：“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箕踞反言”，是我国古文献中唯一明言匈奴发式者。拖发，就是把头发拖在后边，于发端总之以结。（节录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75页。）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旁的马踏匈奴像，从匈奴的面部正面看去，发好像是披的。解放后在长安县沣水西岸的客省庄古墓中发现两个腰牌，上面透雕着两个胡人在两匹马的中间作赤膊跌跤状，两人的头发都是从头顶拖向脑后，挽以一髻，这是匈奴男子发式最可靠的证据。关于妇女的发式，从诺颜乌山匈奴墓发掘报告的叙述，当为辫发。
　　
孔子口中与汉书笔下所称山戎匈奴的被发就是辫发，但何以不说明是辫发，大抵中国自周代以后，中原的礼沿即结发留髻，看不惯戎狄不结发。山戎匈奴辫发即称为被发。《论语》刘注：“谓山戎匈奴系编发，编，古读辫，被发、编发古可通指辫发。山戎、匈奴，已知是编发外，鲜卑、突厥、高昌、蒙古都是辫发的民族。”（程溯洛《女真辫发考》，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1947年。）
　　
上面所引之披发、被发、编发、辫发，是一个发式在不同操作阶段的不同名辞，是将头发编成辫子披之或被之而已。《蒙鞑备录》云：“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囱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郑所南著《心史·大义略叙》云：“鞑主剃三搭，辫发。三搭者，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却析两旁发，垂绾两髻，悬加左右肩衣袄上，曰不浪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不能狼顾。或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郑麟趾著《高丽史》卷二十八记载：“蒙古之俗，剃顶至额，方其形，留发其中，谓之怯仇儿。”怯仇儿（格）蒙古语发辫也。约翰。普兰诺。加宾尼所见之蒙古人发辫是：“在头顶上把头发剃光，剃出一块光秃的圆顶，从一个耳朵到另一个耳朵把头发剃去三指宽，在前额上面，也同样把头发剃去二指宽。在这剃去二指宽的地方和光秃圆顶之间的头发允许它生长，长到眉毛那里；由于从前额两边剪去的头发较多，在前额中央剪去的头发较少，就使得中央的头发较长；其余的头发允许它生长，把它编成两条辫子，每个耳朵后面各一条。”鲁不鲁乞在他的《东游记》里，也描述了他所见的发辫：“在头顶上把头剃光一方块，并从这个地方前面的左右两角继续往下剃，经过头部两侧，直至鬓角，把两侧鬓角和颈后的头发剃光，把前额直至前额骨顶部的头发剃光，在前额骨那里，留一簇头发，下垂直至眉毛。头部两侧和后面留着头发，把这些头发在头的周围编成辫子，下垂至耳。”
　　
上面摘录有关辫发的资料，虽然说法有异，总体还是一致的，只是撰述人观察的角度或有不同而已。椎发并不像有些壁画那样在头顶中央留一撮发，系成朝天的椎形。椎发也是辫发。鲜卑的索发，也是辫发，辫发是由细绳索系而成，用索系发，故曰索头。柔然的被发、披发、辫发，也和上面所述一样，辫发也。辫发的发式是非常古老的，由戎狄，到匈奴、鲜卑、柔然、蒙古；从狄历、丁零到铁勒、高车以及北方所有的民族，和东北的肃慎、女真、满洲，都是辫发。
　　
上面所述柔然的服式是：“衣锦，小袖袍，小口裤，深雍靴。”最重要的是“左衽”。匈奴、鲜卑、高车、柔然、蒙古都是游牧民族，他们的衣着打扮都不能与当时的生产生活脱离。牧民的衣着，必须适合于骑马放牧，套马抓羊，穿着汉人的宽袍带履，是无法活动的。柔然的衣着没有现成资料，只能从其他游牧民族中去印证。这些游牧民族中，只有蒙古民族尚有点滴有关衣着的资料。但蒙古民族是右衽，大袍有马蹄袖，与柔然之“小袖袍”和“左衽”不符。但经内蒙古考古学家李逸友同志考证，蒙古确有“左衽”风习。在他的《左衽服式札记》中说：元代社会上流行崇尚左衽的风尚。虽然在宋人著作中皆称蒙古为右衽，但左衽服式在蒙古人当中并未绝迹，甚至受到崇尚。他说：“1976年在察右前旗土城子，原集宁路遗址，发现一批窖藏丝织品中有一件印金提花绫长袍，通长126厘米，交领，左衽，窄袖。”“在元名人四像图卷上绘有四位官员，一位蒙古族，三位汉族都着左衽衣服。”“山西太原晋祠元代改塑的宫女像穿着左衽长袍”。
　　
“陕西西安湖广义园，发现元代陶俑中有三个汉族侍者，穿着左衽长袍。”（见《左衽服式札记》油印本，存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明《洪武实录》第二十六卷第十一页下，有这样的条文：“其辫发，椎发，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可见当时的民族服装包括左衽的服式在内，是很盛行的，所以才明令禁止。
　　
柔然的服式借鉴于蒙古人的衣着，虽有右衽之差，也是有它的转变过程。据十三世纪中叶普兰诺。加宾尼在出使蒙古汗国的时候，见到的蒙古人的衣报是：“用粗麻布，天鹅绒或织锦制成长袍。两侧从上端到底部是开口的，在胸部折叠起来，在左边扣一个扣子，在右边扣三个扣子，在左边开口直至腰部。各种毛衣的外衣样式都相同；不过，在外面的外衣以毛向外，并在背后开口；在背后有一个垂尾，下垂至膝部。”（见《出使蒙古记》第8页，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宽大的长袍在前面开口，在右边扣扣子。突厥的长袍在左边扣扣子。”（见鲁不鲁乞《东游记》第五章。）这就是右衽习俗的演变过程，也是柔然文明的一个创造。这种前后左右开口的长袍，适合于骑马，在骑马的时候多开口不会影响动作，这是在生产生活中摸索出来的创造。
　　
柔然是北方民族中最善于使用铁器的国家，突厥是专给柔然锻冶的民族。柔然的开矿冶铁事业非常发达，也许是柔然能够在北方称霸的原因之一。蚩尤以庐山五金制做兵器，是中国冶炼之始。其次就是北方民族了。匈奴兵器中以刀梃为主，尤其是径路刀，都来源于铜铁。柔然则有专业部族从事锻冶，它的范围相当可观。在成吉思汗诞生之两千年前，蒙古的祖先就懂得采矿炼铁了。
　　
他们在阿尔泰山蒙难之时，就记载着“其民曾采铁矿于其中之一山”，以致有“熔铁辟路”之举。《汉书·西域传》记载，黾兹能铸冶，有铅。山国出铅，姑墨出铜，难兜出银、铜、铁，羌和莎车都有铁山。《水经注·河水篇》云：“黾兹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之用。”《新疆图志·实业编》第十页记载：“特穆尔淖尔在伊犁西南，三面皆山，万流汇归，潴为大泽，其周六百里，沿岸潮砂可熬铁，即唐之碎叶川，汉之阗池，又称热海。特穆尔图乃蒙古语有铁。”《唐书·拔也古传》云：“漫散碛北，产良马精铁。”“图瓦居民对铜的开采和冶炼，从远古时代就已开始了。出土的铜器，证明了这一点。在克木奇克河和查丹河的一些支流，发现了一些史前期开采过铜矿的遗迹。克木奇克河全部流域和乌鲁克木河流域部分支流河谷铁矿的蕴藏量极为丰富。”（（苏）卡鲍著《图瓦历史与经济概况》，辽宁大学译。）
　　
图瓦，在唐朝是都波，元朝是秃马敦，北方西方的五金矿藏，皆在柔然汗国境内。柔然汗国不但有五金资源，还有冶炼材料，更有一大批冶炼和采矿的技术工人，真可谓得天独厚。
　　
《辽史》载：“室韦东部多坑冶。室韦人善于冶炼和铁器制作。”那是十世纪以后的事情。十世纪以前隋唐时代的室韦，一再明示“其国无铁，取给于高丽”，“土少金铁”等。室韦之地柔然锋芒所及，六、七世纪尚未发现室韦有铁。
　　
由此证实，世代冶炼，五金资源丰富的柔然、突厥、蒙古与无铁的南室韦并无瓜葛。南室韦与北室韦、大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也不是一个民族。《蒙古秘史》中记载着打铁和打铁风箱之笔甚多。铁木真的名字就是精铁的意思。
　　
我们首先要明确柔然是蒙古人建立的国家，但因为柔然可汗阿那瑰在魏肃宗之宴时向孝明帝启奏：“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这就招致了读者的怀疑，其实这是很明显的谄词。人们以为出自柔然可汗之口，当不会错，其实还是真正的错了，所谓“出自大魏”，说的是柔然国家创始人之父木骨闾是由拓拔的骑队里逃出来的。木骨闾的出身并非源于拓拔，而是高车中的蒙古部。当时的高车各部遍布于阴山山脉，大部则称其名，小部则泛称高车，拓拔什翼犍曾攻没歌部（蒙古部）破之，获牛羊马数百万头。拓拔什翼犍兵败，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尽叛。高车五部合聚在阴山祭天等都说明阴山为高车盘踞之地。拓拔掠骑未闻有掠刘虎、秃发和其他近邻者，只掠高车各部。木骨闾来自高车自无疑义，并不是“源于大魏”。有人说，柔然是蒙古民族之源，也不对。木骨闾的子孙自称为郁久闾氏。这个新兴家族只能是蒙古勒的一个新兴氏族。是在拓拔力微时代由一个人开始繁殖的，是蒙古历史中一支响亮而有声色的插曲。它的后代也和其他蒙古部落一样，是蒙古民族中的一个成员，不能视为蒙古民族之源。
　　
柔然汗国在蒙古民族的历史中，有它一定的地位和值得探索的价值。在中国通史中也不能忽视它的历史作用，尤其在牵制北魏形成鼎立局面上有其功过。其过只是阻碍了拓拔帝国的大统一，其功是交流文化，发展医药卫生科学技术，集北方民族之大成，吸收西域文明、汉族文化，形成了柔然文明，下传突厥、蒙古。

第三章　北狄与蒙古

　　“从伏羲时代（蒙昧上期》开始从鄂尔多斯迁徙的夏族，到神农时代（野蛮下期）在汾河河谷、黄河河谷分化成诸夏的时候”（见翦伯赞《中国史纲》第81页，1950年，三联书店。），蒙古高原的蒙古语群体也分化为诸狄。“大约在纪元前一千七百年前后在正北一带，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山西、河北北部，东至黑龙江流域，北至贝加尔湖都布满了诸狄。”（同上书，第159页。）
　　
从蒙古高原出走的诸狄，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开辟自己的新天地。彼此之间距离越来越远，发展变化也越来越大，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体系。由于长期的隔绝，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同源同种的观念就越来越淡薄，甚至于仇视敌对了。但是有一个无形的纽带，贯穿在这些群体之间，使后世知道，在太古时代他们是同源。
　　
这个无形的纽带就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共同语言、共同习惯和共同的心理素质。尽管这些人群千变万化，他们的语言不会有本质的改变，蒙古语怎么变也变不成汉语或藏语。后世的语系语族，是按照这一发展变化而形成的。按照语言学家的划分，诸狄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在这一语系中，各语族中的蒙古语成分都占很大的比重。总之，万变不离其宗，蒙古语群体中分离出来的许多群体，不管它怎么变，也会发现它那无形的纽带，识别出它是来自蒙古高原的人种。
　　
诸狄之族以“北狄”见史最早，以“獯鬻”之诸夏接触最先，第一个登上蒙古政治舞台的狄族是北狄匈奴。所以古代史官写北方民族时，多以为是匈奴的后裔。
　　
古代史官认为獯鬻（獯鬻也有写作荤粥或荤育，它的读音与《匈奴传》中的“浑窳”、“浑瘐”为同一读音。）、猃狁是匈奴的祖先，但在史书上獯鬻与猃狁并列，匈奴之族当不会有两个祖先吧！“唐虞以上有獯鬻、猃狁居于北蛮”，“北服浑窳屈射丁零隔昆薪犁之国。”獯鬻与浑窳同音，都读作荤育，当为一族。
　　匈奴的祖先只能是猃狁，猃狁与獯鬻都是北狄。春秋时代有“浑戎”、“绲戎”。唐代《北狄传》中有“浑”部，《铁勒传》中也有“浑”。我疑“黄帝北逐獯鬻”与后世的浑戎、绲戎、浑窳和浑部等皆为同族，与丁零为邻，不是匈奴的祖先离开蒙古高原北上贝加尔湖的一支，开辟了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的西伯利亚。
　　
后来鲜卑拓拔部从大鲜卑山来到了西伯利亚。两个同源同种同语言同风俗的民族又在这里会合了。就在这里，拓拔部大肆发展，形成了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的大国，名驰远近，这个地区就因鲜卑而得名西伯利亚了。鲜卑的三十六国九十九姓中当有不少土著丁零。丁零与鲜卑在这里的几度融合与分裂，就出现了鲜卑与丁零的融合体，《唐书》谓之都波，《蒙古秘史》谓之秃巴思、秃马敦，《元史》谓之吐麻、秃马，辽金谓之阻卜、阻bu3，突厥蒙古称其为塔塔儿。
　　
丁零在匈奴、鲜卑南北交侵的形势下，联合了鲜卑抗击匈奴，匈奴终因“畏丁零鲜卑而逃遁远去”（见《后汉书·南匈奴传》）。鲜卑、匈奴的长期侵略，教育了丁零民族，侵略者给丁零带来了新的营养，培养和锻炼了丁零的民族意识，在与鲜卑的力量发生变化的时刻，外来的鲜卑终于被排挤出去了。
　　
丁零在匈奴北，其西为坚昆，坚昆即唐之黠戛斯，隋称结骨，是铁勒民族。降至汉魏，有西丁零出，地当新疆北路，南为乌孙、车师，西南为康居。乌孙约当伊犁一带地区。伊犁东北多沙漠，沙漠之东北为丁零，则丁零正当阿尔泰山一带地域，故此处所指之丁零当指西者而言。北丁零西为坚昆，西丁零东为坚昆，二者以坚昆为隔。惟坚昆居唐努乌梁海之地，当居西丁零之东北，故北丁零与西丁零在坚昆南部可相接也。降至元魏，高车之众，则驰骋于新疆蒙古之间。
　　
后徙鹿浑海，鹿浑海为高车之根据地，鹿浑海为今之布伦托海，此处之众，当即汉末之西丁零。降至隋代，高车之活动区域更广，由蒙古之土拉河起而新疆北路，而中亚里海，东西数千里，尽为其族之居地。丁零之地域，汉居贝加尔湖一带。
　　
汉魏之际，西丁零出，居新疆北路。元魏之时史称高车，蒙古与新疆北路为其活动地域。葱岭之西，亦有迹焉。“《隋书》之铁勒，其域更广，东自土拉河起，西至里海，茫茫数千里，均为铁勒游牧之地。”（节录王日蔚《丁零民族史》，载《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二期。）徙于鹿浑海的时间，是西丁零出现之前，似为公元一世纪。副伏罗部西叛前部自立为王的时间则是公元492年（太和十六年）。
　　
从蒙古高原南徙的一支，后来形成了以匈奴为首的北狄联盟。明代王圻著《稗史汇编》卷十六有云：“匈奴之国，其种有五，一种黄毛者，一种短项矮胖，一种黑发白身，一种名突厥，一种乃巴塔赤汗。”匈奴之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种的国家，它包括了北狄的许多民族和部落，“北匈奴西走遗民数十万落，自称鲜卑诣辽杂处。”（见《汉书·匈奴传》。）这数十万落遗民原来就是鲜卑人。
　　
“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黾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魏书·悦般国》。）这二十多万人，原来就是高车人。匈奴冒顿北服浑窳、屈射、丁零、隔昆、薪犁之国，派汉降将卫律为丁零王，李陵为右校王，分掌东西部落，故黠戛斯（隔昆）可汗自称李陵之后与唐联宗。后世学者谓蒙古源于匈奴者，盖亦本此，因蒙古之先世丁零曾隶属于匈奴也。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写了一篇《匈奴民族考》，原名是《蒙古民族起源考》，他主张蒙古民族源于匈奴。他把匈奴遗留的语言与突厥、蒙古、通古斯的语言做了对比。其中大部分都与蒙古相同，相近或相似。在人种学上，学者们也主张匈奴是蒙古人种。匈奴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社会制度、军事组织、政治法律等又都被一千多年以后的蒙古汗国继承起来了。据此认定蒙古源于匈奴，或者勉强讲得通。蒙古民族的先民曾隶属于匈奴国家，民族之间的血统融合、文化薰陶是很正常的。但这都是匈奴联盟形成以后的现象，匈奴在北服丁零以前，蒙古的先民早已经是森林之王、草原上的主人了。匈奴起于大阴山下，蒙古先民成长于西伯利亚。大南大北，地域不相邻，世系不衔接，纵然是同俗同语，也难冒认匈奴为源。
　　
十二、三世纪蒙古汗国的一切政治制度、军事法律确是承继了匈奴的遗风，成吉思汗雄跨欧亚，与匈奴、柔然、突厥的气质是一脉相传的开拓型的心理素质。
　　
《汉书·匈奴传》云：“匈奴，行国也，逐水草迁徙，无城郭，然亦各有分地。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牧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梃，利则进，不利则退。自单于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毡裘。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有巫者，出兵必占吉凶。其攻战，斩首虏，赐一扈酒，而所得虏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妻子奴隶。”又云：“匈奴妇女行列，在军中主营落、辎重、畜牧，不妒而甘服勤劳，故男女皆自食其力，无单家，而众以强。”匈奴的生产生活、政治、宫事、法律、社会制度等已被后起的诸狄之国所继承。史册上记柔然汗国的事情不多，只知道突厥汗国是继承柔然的文化遗产，兹录《突厥传》所戴，以资与匈奴对照。“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亲属男女各杀羊马祭之，诣帐门以刀嫠面且哭，血泪俱流。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惟尊者不得不淫。移徙无常，而各在地分。可汗恒处都督军山，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祭他人水，拜祭天神。郁督军山西五百里有高山突出，上无草树，谓为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其书字类胡，而不知年历，唯以草青为记，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敬鬼神，信巫，重兵死，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
　　突厥的生产生活、社会制度与匈奴基本相同，尤其是婚制婚俗，祭祀日期，崇拜对象都是一致的，只是匈奴无泣血嫠面的记载。一千三百年以后的蒙古汗国的各种社会制度竟与匈奴如出一辙。如宋人徐霆所著《黑鞑事略》云：“其死于军中者，若奴婢自驼其主尸以归，则止给以畜产，他人致之，则全有其妻奴畜产。”
　　
孟珙著《蒙鞑备录》云：“其俗出师不以贵贱多带妻拿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物、财物之类。其妇女专管张立毡帐、收卸鞍马、辎重、车驮等物事，极能走马。”匈奴政治制度中的贵族、大人组成的联席会议，这种会议精神，一直传到十二、三世纪的蒙古，称为耶克库鲁尔台（即大会议的意思）。蒙古与匈奴的差异是皇帝的称号，匈奴为单于，蒙古为可汗。其实这两种称号的解释都与皇帝相同。
　
　皇者，大也、天也；帝者，也是天，是大的意思。单于不能读成禅呼，还是单于，是撑犁的异书，都是蒙古语“腾格里”（天）的音变。古代史官为了区别于一般名称，王者名称不书撑犁而写单于。汗，是最大最高的意思，“哈屯”也是这样解释。最高最大的山称“汗山”，最高最大的人物称汗，最伟大的女性称“哈屯”，最大最深的河称“哈屯高勒”。蒙古人视黄河为最大之河，故称其为“哈屯高勒”。《蒙古源流》编造了“唐古特王后不屈身事成吉思汗而投黄河自杀”的故事，故称黄河为“哈屯高勒”。真是天大的笑话，成吉思汗未纳其后，又何以成“哈屯”呢！
　　
匈奴集北狄各族文明之大成，吸收西域文明及西方文化，又依靠汉族文武降人交流汉族文化，形成了独立的匈奴文化。传至鲜卑、柔然、突厥，又有了新的发展。蒙古虽然不是源于匈奴，却继承了匈奴的优良传统文化。
　　
《周书·突厥传》云：“突厥，大抵与匈奴同俗。”《隋书·铁勒传》云：“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匈奴、突厥、铁勒之俗又与蒙古同。马长寿著《北狄与匈奴》云：“匈奴语言上的通则与蒙古语言上的通则，不相违背。”突厥语中蒙古语成分的比重相当大。近代学者一致承认柔然使用的语言是蒙古语。柔然的部族皆高车，蒙古又是铁勒中土拉河北的部族。这样，从狄历、丁零、铁勒、高车、柔然、突厥到蒙古，世代相接，世系相衔，是为一脉相联也。
　　
“晋文公攘戎狄于河西誾洛之间，号曰赤狄、白狄。”（见《汉书·匈奴传》。）誾音银，誾是无定河，洛是洛河。春秋时代之前，白狄居北方，北方属水，俗尚白；赤狄在白狄之南，南方属火，俗尚赤。后来虽然西迁塔里木，其称赤狄，其俗尚赤也不变。清祁韵士辑《西陲要略》在厄鲁特旧俗纪闻中写道：“台吉靴以红香牛皮为之，中嵌鹿皮，剌以文绣。宰桑（宰桑，官称，是部落中协助部落长的官员。）用红香牛皮为之，不嵌不绣，民人无敢用红者，是以红为贵。”
　　
土默特旗三娘子的故事，传为蒙汉团结的佳话，评述很多。阿拉坦汗为成吉思汗嫡系子孙，为白狄之裔，其俗尚白。三娘子喜着红紫。学者以为三娘子性喜艳丽。细审之，三娘子出身厄鲁特赤狄之族，喜着红紫，为其民俗也。蒙古民族尚白之俗，证据颇多。《元史·太祖本纪》云：“建九游白纛即皇帝位。”《蒙鞑备录》云：“成吉思汗之仪卫建大纯白旗以为认识，此外并无他旗。”《蒙古秘史》云：“成吉思汗对兀孙老人说：你可做别乞，（别乞为一族中之长者。）骑白马，着白衣，坐在众人上面。”《多桑蒙古史》第四卷第一章云：“扎兰丁以类似蒙古人之白旗付给自己的军队，嘉泰丁见之遁走。”《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卷第八十七章云：“是日依俗，大汗及其一切臣民皆衣白袍，男女老少皆衣白色，盖以白衣为吉服。”其他，如陵园以八白室为享殿。祭祀必杀白马。臣民进贡以九白为上品等。尚白尚赤之俗，相传沿袭至今不变。笔者目睹，每逢喜庆节日，锡盟王公百姓皆着白缎袍。笔者家乡土尔扈特则否，以红紫为上，盖土尔扈特为翁汗之裔，为突厥族，俗尚赤之故也。
　　
赤狄白狄皆北狄之族。春秋时代进入中原之狄以赤狄为主，后来赤狄衰白狄盛，然二者均在中原闹得天翻地覆，除为诸侯所并，大部回到了蒙古本土。从蒙古西迁者以赤狄为主，守土未动者，皆白狄。柔然汗国括诸狄为一家，发挥各部族的才智和力量，使柔然日趋强盛。赤狄突厥为柔然汗国锻冶，除供柔然国内之用，尚以商品与西方交换，这是北狄民族经营商业之始，突厥因之富强。后来，柔然政衰，友叛亲离，部族离散，内战频仍，使人民陷于灾难之中。突厥起自金山之阳，降阿伏至罗，击柔然，这一场铁工起义的革命风暴，两年间席卷了柔然全境。
　　
现在的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用语发音，在十二、三世纪时，不知是怎样划分的。克烈王罕与蒙古也速该巴阿秃儿结为兄弟，互依互助，杂居共处，情深谊厚，下传至成吉思汗，两族人民交往亲密，未闻因赤白之分，信仰不同（王罕信仰景教之耶稣基督。蒙古人信仰萨满。）而相背，更未闻两族之间有翻译舌者在其中，莫非两族人民精通对方之语言乎？从资料中看到康里人（克烈）以为突厥与蒙古为同种。蒙古人对钦察人说：彼此皆突厥。看来在十二、三世纪突厥和蒙古的界限，还不十分明显。
　　
赤狄白狄始而一族，继而分裂，分裂后又联合，联合后又斗争。成吉思汗最终以联合汪古（突厥族），重用斡亦剌（后世的卫拉特），灭克烈、乃蛮而趋于统一。赤狄白狄未因习尚不同而斗争，民族内部也未因习俗相同而不争。王罕、也速该未因耶稣萨满而不和。泰亦赤乌惕、札木合也未因同族而不加害于铁木真，铁木真也未因同族而不消灭异己。
　　
自古以来，民族融合，民族斗争，互相交替。统治民族希望把异民族融合到自己的行列中来，有的顺理成章，效果显著，有的弄巧成拙，自己民族反被融合。魏孝文帝鉴于鲜卑拓拔氏统治全中国的力量不足，人数少得可怜，而且昏庸之辈太多，终究要被融化，要想把拓拔贵族永久置于统治者的宝座，只有把本民族变成全中国人数最多的汉人。除自称是“黄帝子昌意少子”的后代外，变拓拔为元氏，改籍贯为洛阳，以行政命令废除民族语言和民族习俗仪礼、服饰等。孝文帝这位民族融合的激进派，确实收到了显著效果，把鲜卑人都变成汉人了，但拓拔氏的统治宝座，依然没有坐稳。
　　
鲜卑普六茹坚和大野李渊，他们采用了不同于孝文帝的现实性方法。他们寻找到汉朝名人显宦为始祖，以汉为正统，改姓杨李，再加上贞观之治，赢得了广大上层人物质拥护与支持，谁还来纠缠杨李是鲜卑还是汉人？
　　
蒙古的历史，认真地讲，它是一部民族史。在太古时代的三苗、九黎、炎帝、黄帝的几个有名的大族，除此之外，在边远的地方，还有很多大族，如东北的肃慎，北方的狄历，西北的犬戎……。我国历史的开篇第一章就是民族融合，各民族的历史也是如此。匈奴如此，柔然更是如此。突厥接受过来的柔然汗国的叛逆部族，最终又摧垮了突厥政权。在这旋螺式的反复中，有些民族壮大了，有些民族消逝了。为了对北狄民族有个轮廓式的概念，只有《隋书·铁勒传》和蒙古史还能提供一些材料。
　　
《隋书·铁勒传》云：“……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固、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此文之地名，由“西海”开始，部族名则由“土拉河”开始。土拉河即隋之独洛河，这证明铁勒之源在土拉河北。土拉河北诸姓，大都是蒙古民族的基干。“仆同”蒙古语“鹿”，“韦纥”就是回纥。“拔也古”与蒙古之“巴儿忽”同音，殆即巴儿忽惕族也。“覆罗”即高车之“副伏罗”。有人认为“吐如纥”、“斯结”为“吐如，纥结斯”之误，“纥结斯”即唐之“黠戛斯”，今之吉尔吉斯。但与下面之纥骨重复。“蒙陈”也应当分开，“蒙”是今日之蒙古，“浑”是《匈奴传》上与丁零为邻的“浑窳”。“斛”与“薛”是两姓。由土拉河往西，则是“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落职、乙、苏婆、郍曷、乌欢、纥骨、也、於尼欢等。”（见《隋书·铁勒传》。）伊吾为今之哈密，白山即天山，在伊吾北一百二十里。契弊为《唐书》之契苾羽，纥骨即结骨，今之柯尔克孜。於尼欢与大兴安岭之乌罗护同音，或许是同族，但乌罗护东迁似在五世纪以前。“金山西南有薛延陀、 勒儿、十盘、达契、康国。”十盘似悦般国，薛延陀即唐之薛延陀未变，康国今之撒马尔罕。“北傍阿得水则有诃、拔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末、渴达等。”（见《隋书·铁勒传》）　　阿得水为伏尔加河，诃即唐代阿跌。“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见《隋书·铁勒传》）羯三为唐代之曷萨。“拂懔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嗢昏等。”（见《隋书·铁勒传》）“北海南则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铁勒。”（见《隋书·铁勒传》）拂懔指叙利亚、巴勒斯坦等罗马统治的东方地区，也指拜占廷帝国。阿兰即阿兰聊，亦称奄蔡。（节录《突厥集史》下册，第662页。）《隋书·铁勒传》记载了七个分布区，四十五个部族，可考者尚不足二十。隋代的铁勒民族早已到达了里海、黑海，其后裔之蒙古雄跨欧亚，是有其前因后果的。五百年后的蒙古民族，雄跨欧亚，毛主席也曾赞为“一代天骄”。
　　
但在成吉思汗诞生以前，蒙古地方还是各自为政高车式的散漫无共主。据《多桑蒙古史》第一卷附录二，记载着当时各部族的分布情况，与隋唐时代相比则大不一样了。来自阿尔泰山岳（阿儿格乃衮）的乞颜、特古思后裔之蒙古诸部落除斡勒忽纳惕东迁大兴安岭中部，弘吉剌惕迁额尔古纳河下游以外，余皆活动于斡难河、克鲁伦河、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的森林和草原地带。故成吉思汗有云：“三河之源，祖宗所居之地”。成吉思汗家族成长之地，是以肯特山脉中之不儿罕山为中心。其他如扎剌儿十部居斡难河流域，塔塔儿六部居呼伦湖、贝尔池之间，蔑儿乞惕四部与秃马惕为邻。《唐书·黠戛斯传》中的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波、弥列、哥饿支中的弥列，就是蒙古的蔑儿乞惕。巴儿忽惕即唐代之拔也古。
　　
斡亦剌惕居八水灌溉之地，合八水为谦河上流。忽里部、忽阿剌失部、不里牙惕部因居色楞格河外皆名巴儿忽惕，其地因名巴儿忽真隘。秃马惕即唐之都波，居地近乞儿吉思（今之柯尔克孜）。忽勒合真部、客儿木真部居乞儿吉思地尽处，巴儿忽真隘附近。兀儿速惕、帖良古惕、客思的迷等三部居乞儿吉思、谦谦州之森林中与林木中兀良哈同居这一地带。克烈惕部分五部在斡难河流域与蒙古部落杂居。乃蛮部大，人众，占地辽阔，居阿尔泰山、哈剌和林，北界额尔齐斯河，邻于乞儿吉思，东接客烈部，西临沙漠与畏吾儿（维吾尔）相望。汪古惕部居长城附近。自从朵奔蔑儿干以后，有些部落逐渐东移，如朵儿边氏的四支，东移到辽金边外，弘吉剌氏之分支婆速火部移到苹果河流域，在三河地区还有合不勒的足迹和斡勒忽纳惕的遗址。他们怎样来到这里，史无明文，不敢臆测。
　　
蒙古部族在公元三世纪第一次在史册上露面，她以“没歌部”的称谓独立于高车之外。蒙古民族在此以前早已有之，只是不叫“蒙古”而已。在太古时期，她是北狄部落，匈奴盛，曾隶于匈奴。鲜卑檀石槐号称强大，也只“北拒丁零”而已。后来草原上统治者的更替，突厥、回纥、塔塔儿都成了蒙古人的别称。
　　
西藏人元代以后称蒙古为“霍尔”。元以后，汉人概称蒙古为鞑靼。鞑靼乃塔塔儿之音变；霍尔乃维吾尔，古之回纥。
　
第四章　结束语


这本小册子是针对屠寄氏“蒙兀源于东胡室韦”的说法而提出的不同论据。我们没有理由承认“与同俗”，“其语言也”的民族是蒙古民族之源。我们为什么要把具有居丧守孀之制、制曲酿酒之技的农业养猪的先进民族，拉回到牧猎经济原始文化的社会制度中来呢？
　　蒙古民族有自己的独立语言，有自己的特有传统习俗、心理素质、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规律，有自己的祖先和自己的民族，何必去说话，行呢？蒙古民族中何曾有一丝半缕的痕迹？室韦与蒙古究竟是什么关系？
　　
蒙古民族从森林之王发展到草原英雄，是有其特具有传统力量和社会组织。从蒙古高原飞驰欧亚，是因为她具有北狄民族特有的气质、魄力和特殊的军事组织、政治结构以及大无畏的开拓精神。绝非散居室韦山诸族可比。
　　
英国人道森在他写的《出使蒙古记》序言中说：“从公元前三世纪的匈奴，到中世纪时期的东突厥和畏吾儿，最后到十三世纪的蒙古人的都城，都在鄂尔浑河上游流域河谷，彼此相距很近的地方，它们有它们自己的古老的文化传统。尽管在人种和语言方面发生种种变迁，但这些传统从来没有完全丧失。1924年在诺音乌拉发现的匈奴诸汗的坟墓说明早在公元初年，匈奴就已经和外界有非常广泛的文化上的接触。当时不仅同中原，而且同伊朗、叙利亚和东欧都有接触。稍晚的时期在哈剌和林附近和硕柴达木湖发现的东突厥的重要碑文，是具有很高文学质量的作品。这就证明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和独创形式的文化。最后，在同一个世纪中，回纥人取代了东突厥作为蒙古的统治力量。回纥被迫退到吐鲁番和哈密绿洲，他们就把文化传统传给了他们在外蒙的继承人，克烈部、乃蛮部等。这些部落又对于更为原始的蒙古人，发挥了文化影响。这些蒙古人或许起源于贝加尔湖东方和北方的森林地区。当成吉思汗团结了蒙古各民族，包括突厥人和蒙古人，领导他们向东方和西方征服世界时，他不但继承了帝国的传统，也继承了文化的传统，还继承了草草古老民族的高度专门化的军事传统。”
　　
道森忽略了“柔然汗国是蒙古人的国家”这一点，没有注意柔然的语言风俗和社会制度的蒙古模式，以及柔然所处的地理环境等重要因素。
　　
蒙古民族是起源于蒙古高原原始人群中的蒙古语群体。北上贝加尔湖原始森林的部分，被称为森林之王。从森林中的狩猎经济，发展成为草原上的牧猎民族。在西伯利亚接触了来自大鲜卑山的拓拔文化。在贝加尔湖接受了来自汉族边缘阴山的匈奴文化。内迁诸狄又带来了中原文化，结合蒙古民族古代的狄历文化，形成了蒙古民族自己的独立文化，和区别于其他北方民族的意识形态。蒙古先民——丁零依靠自己的力量驱逐了匈奴，逼走了鲜卑。蒙古人自己建立的柔然汗国有力地牵制了元魏，促成南北朝三足鼎立的局面。突厥吸收了西域文明，继承了柔然汗国的传统文化，有舍取地发扬光大，形成了光辉灿烂的突厥文明。回纥民族发挥了自己的传统优势，把北方各族的优秀文化，兼收并蓄，使回纥的文化之光，照遍森林草原，传之万世而不衰。退居土拉河北的“蒙”部落和迁来不儿罕山的乞颜氏族，在新旧文化交织的影响下，建立了以忙豁勒为中心，以合不勒为领导的蒙古部族联盟。从成吉思汗起，在蒙古草原上燃起了熊熊大火，烧遍了欧亚，照遍了全世界。
　　
以农业为基础的神农氏，被游牧部落的黄帝族所并。夏桀的儿子率部众，北逃避敌，融于匈奴。周族祖先，奔于戎狄之间，从戎狄之俗，先融于戎狄，再破朝歌，建立了八百年的周王朝。内入诸狄，在中原与诸侯角逐，立国称王，把中原搞得天翻地覆。总之，北狄民族富于开拓精神，属于开放型的气质。愿蒙古民族的历史被认真地传之于世。

附 古代蒙古人的信仰——萨满
　　在公元520年，柔然发生了一件萨满制造的宫廷内讧，最终导致可汗丑奴被杀。
　　柔然可汗宠信一个名叫地万的女萨满，封为圣母，把太子藏起来，托言上天。事泄被绞死，丑奴可汗复杀执刑之人，引起了宫廷政变。
　　古代史官不用“萨满”这个名词，在文字上只称其为“巫”。在匈奴时代，萨满在政治、军事上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凡战争或其他处于犹豫状态的事件，最后要取决于萨满。北方民族的萨满，大不同于中原的巫。萨满必须具备许多常识或知识，能够观察事物的发展，预测未来，敢预言吉凶。柔然也是如此，只是其传简略未及叙述而已！
　　
萨满是北方民族的原始信仰，起源甚早，在母系制度的社会里已经非常发达与成熟了。萨满差不多都是氏族领袖，被中原神化了的西王母，就是萨满兼酋长。
　　
创造天圆地方的槃瓠学说的也是一位女萨满，“高辛氏有老妇居宫中，得耳疾，取之得物大如茧，盛瓠中，复之以槃，俄顷化为犬……”。这位老妇就是萨满，成为犬戎之祖。她对天地万物的认识有了新的升华，产生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天地相合则万物生。茧，可以解释为原始细胞，犬代表万物万象，五色化为五行水火木金土，五方东西南北中，五色青黄赤白黑，五味等等的朴素唯物思想和进化的意识，因之就产生了最原始的信仰，即天地万物的自然崇拜。尤其是“天”是古代蒙古人最高的崇拜对象。柔然就是“天”。柔然汗国就是“天王之国”。
　　
柔然是丁零、狄历之音变，读音为颠连，汉文写作柔然，实与襜褴同音。
　　古人认为来自天体的自然变幻给人以享受，也会给人以灾祸。人类在趋吉避凶的本能活动中，对自然界的变幻，产生了畏与敬的思想意识。因这些祸福都来之于天，对天就产生了最崇高的崇拜与信仰。天以外的崇拜对象，古人认为皆附属于天，皆遵从天的意旨，按天所制定的一切去执行。比如万物之间的相生相克，兴旺与衰亡，都是天在冥冥中起作用。当人类产生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以后，古人也就联想到天地万物的领导者，想到了这个神秘的天空是谁来主持？就模仿人类的分工，模拟了天的主宰者。有人说“狄历”就是北方民族的最高天神，情理虽近，但也不便盲从。
　　
日月星云风雷雨雪等一切自然现象，古人认为都是在天的主宰下，按着天意活动。森林火灾，陆地的水灾，疾病死亡等，这是天的惩罚。太阳给以温暖，月亮给以光明，北斗七星指示方向，这些都是使人类直接受益的天体现象。上天主宰一切，大地养育万物。万物是天所生，万物赖地以长，古人把天比做生身之父，把地比做养身之母，于是又产生了敬拜天地之俗：“匈奴，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见《汉书·匈奴传》。），五部高车合聚祭天，走马游绕，歌声吟吟，未有如是之盛者。（见《北史·高车传》。）“突厥牙帐东开，盖敬日之始出也。”（见《周书·突厥传》。）“五月中旬祭他人水，拜祭天神。郁督军山西五百里有高山突出，上无草树，谓为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见《周书·突厥传》。），“天所生大突厥。”（见《周书·突厥传》。）“蒙古人承认有一主宰与天合名之曰腾格里。崇拜日月山川五行之类，出帐南向，对日跪拜。”（见《多桑蒙古史》第一章，第33页。）上面所述，皆是北方民族敬拜天地的一些表现。
　　
由远古的槃瓠，一直流传到元、明、清而不衰。
　　“火”给人类生活创造了新的内容，是生产生活上的一次大革命。中原有钻水取火的燧人氏，北方草原树多草盛，自然火早已有之，后世萨满的祭火祝词，明显地体现了对天地的敬拜对与火的尊崇。祝辞曰：杭爱山不儿罕哈勒图山头所生榆树做成的火神女王，你自开天辟地时出生，你从大地母亲的足迹出生，你是天父腾格里所做成。
　　
北方民族对天地敬拜之外，就算对火的崇拜与信仰了。火是人类最直接的受益者，她给人以光明、温暖，延续人的生命，调济人类生活，改变人类生活的环境条件。《周书·突厥传》曰：“突厥之先，出于索国（见《辽海丛书·全辽备考下》布特哈志略：本汉属北夷索离国。匈奴北确有索国。），在匈奴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居跋斯处折施山（当即《唐书·黠戛斯传》中之白山，今汗腾格里山，在乌鲁兀穆河西北。），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曰突厥。”突厥祖先尚处于无火时代，是伊质泥师都开始使用火。
　　
古人自从发现和使用火，就把火置于仅次于天地的崇高位置。火能为人造福，火也能毁灭一切，古人认为火是天的使者，是生活的力量，智慧的源泉，精神的支柱，兴旺发达的象征。自从火在氏族家庭中取得一席优越地位之后，古人就以为火是直接观察行动，鉴别善恶的神灵。祭天地用清水，祭火用榆柳松脂。
　　
不自觉的梦幻，启迪了人类的想象能力，日常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由于冥思苦想会在梦幻中反映出来，有时还会得到答案。久而久之，在人的思想中就产生了“翁衮”（翁衮，蒙古语“灵”也。）的意识形态，认为万物本身之外尚有“灵”，就逐渐形成了“万物有灵”的意识形态。
　　
古人在生产生活和对大自然的斗争中，感受了自然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自然界对人类的各种刺激，促使人类感情冲动，产生了遐想，开阔了视野，原始的朴素的哲学明芽了。个别人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对自然变幻，反应敏锐，产生了追索探求的要求，在冥思苦想中神态失常，或痴呆疯傻，或喜怒无常。但这种人都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和老练的生活知识，在平日的观察中积累了各种常识，粗知自然变化、社会发展和事物进化的规律，更善于观察人的心理状态，逆料一般事物发展变化的结局，这种人物的出现，给氏族或社会带来了幸福，她可以指导生产、掌握分配，大都被推选为氏族长或部落的首领，这就是后世的所谓萨满，或珊蛮。萨满在蒙古语里是沉思默想的意思或紊乱纷乱的意思。这种人若再具有特异功能或懂些幻术之类的东西，那就更加玄乎而博得人们的尊重与信任了。若再掌握一些民间流传的医药知识，用精神疗法和药物结合去给人治病，那就更神乎其神了。
　　
国内外学术界一致承认萨满起源于太古时代。采集经济的时代，萨满已经形成了，她带领人们趋吉避凶，寻找食物。原始狩猎时代萨满就更为重要，她领着人们追踪猎物，指导和组织围猎。氏族社会形成以后，人类的社会单位是以图腾形象为标志而区分的。萨满就是氏族领袖，她团结本单位的成员，给在以精神力量，排难解忧，指挥生产，管理分配，向大自然进军。
　　
《多桑蒙古史》说：“萨满者，其幼稚宗教之教师也。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者、医师于一身。击鼓诵咒，逐渐激昂以至迷惘，以为神灵之附身也。继之舞跃暝眩，妄言吉凶。”萨满由产生、兴盛一直到衰亡，并没有形成象其他宗教那样的组织形式，没有堂皇的庙宇建筑，没有庄严肃穆的神佛塑像，没有统一的经卷，没有繁文复杂的仪礼。经文咒语祝辞赞语也是口传心授，灵活多变。笃信萨满的北方民族，谁也没想到为萨满立庙建寺，只有翁衮所依托的灵堂，这灵堂是石头堆砌而成，只是选择在高山峻岭之上，使人能够很容易看见和拜祭。它起着保卫行旅，保佑一方的作用，它的实用价值是路标，能够根据石堆的式样，判断出地点方向，从而不会迷路。这些灵堂在北方的草原上到处都是，蒙古人称之为“敖包”。萨满死后，要进入灵堂受祭，当地的英雄人物或有益于地方的长者，死后都要进入灵堂受祭。究竟哪些灵堂祭祀哪些人物？只有当地人知道，因为没有灵牌之设，也没有设灵牌的习俗，外地人无从知晓。
　　
“灵”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感觉。来源于梦幻，是一种幻觉，是人类本身的自我感觉。本来是虚无空洞的，古人却要煞有其事地大作文间。古人认为天之灵在天上，树之灵在树中，山水之灵在山水之间。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灵”才独立于躯壳之外。生人之灵影随形，大人物死后，“灵”才能进入灵堂受祭。这些“灵”，都是人类的保护者，人类感到有某种伟大的“灵”，监护着自己，精神上就产生了安全感，在工作时认为“灵”在护卫着自己，就产生了无所畏惧的精神。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受思想支配，这就是人的“灵”。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也被归结到物体本身之灵在起作用。这就形成了“万物皆有灵”的概念。
　　
“萨满”本身必须具备“反应敏税，接受能力迅速，逻辑性强，预见准确，判断少差误”，若本身再有“特异功能”（《蒙古秘史》记载着通天萨满阔阔出在严寒的天气里，赤身裸体出入于森林之中，坐在冰河当中，水蒸气在他头顶上浮动。），在的复杂的事物当中经受了考验，取得了人们的信任，这就是萨满。
　
　萨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形式，她没有教主，没有宗教的领导阶层，没有职业萨满，不脱离生产，不受报酬，所得祭品，大家分享。她是在人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萨满的意识形态充满了与大自然搏斗的战斗精神。这些都表现在萨满的一切活动中。萨满作法不是温文尔雅的诵经礼拜，而是高歌狂舞，锣钹锵锵，促使人们精神振奋、斗志高昂，教人以战斗的姿态，向一切困难斗争。没有俯首贴耳听从摆布的祈求祷告，也不寄托任何希望于来世，更没有天堂地狱之说。
　　
（喇嘛化的萨满在喇嘛贵族的影响下懂得了天堂地狱。）萨满的最高信仰是“天”。
　　萨满自称是天与人之间的媒介，是天的使者，向天报告人的行为动作和祈求愿望，向人传达天的旨意，这样的萨满，是为通天萨满。柔然汗国的萨满圣母地万，以幻术藏匿太子，讹称上天，事败被杀。蒙古的通天萨满阔阔出宣传上天的旨意，奉铁木真为成吉思汗，后因骄横被杀。这些“天的使者”都没有预测到自己的恶果。其原因是偏离了萨满的轨道，为了个人利益，为自己制造陷阱。萨满思想本来是一种战斗性的哲学，有意识地弄虚作假，没有不失败的。
　　
萨满的意识形成，突出地表现了阶段社会以前的人民性。当社会发展到阶段社会的全盛时代，就不能不有所偏离而为统治者服务。社会发展到父系社会以后，萨满也随之变化，由社会的主宰者，变成了统治者的工具了。这个工具终究还是来自人民，有浓厚的人民气息。封建帝王感到萨满虽好，但在使用上却不能得心应手，就转而利用伊斯兰教和佛教，将“皇帝的福荫里”改为“回教福荫里”了。（见《多桑蒙古史》第六卷第七章）蒙古忽必烈时代，佛教处于全盛时代。
　　
元朝退出北京回到蒙古地区以后，佛教一度衰微，萨满又被捧上被信仰的宝座。统治者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又借助于活佛的力量，达成了消灭萨满的政教统一的协议，从此萨满就走向了消亡。
　　
世代相传的萨满，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尽管以行政命令推行佛教，但在辽阔的草原上萨满依然保留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上刀山、下火海等法术，并非全是骗术，若无特异功能，也属于气功之类。敖包耸立在山巅峻岭，游牧民触景生情，都要给翁衮（敖包）磕几个头，怀念自己的萨满。
　　
敖包建筑在明快雄伟的高山丘陵，既是一方百姓的精神安慰，又是过往行旅的保护神，更主要的是用它来辨别方位地点。要想削平这些乱石堆成的敖包，谈何容易！任凭喇嘛贵族说教和王爷的命令，萨满的灵堂（敖包）依旧巍然屹立。
　　
即使削平了山巅的敖包，也铲除不了人们心中的敖包。喇嘛贵族也只得改变主意，就在原来萨满的敖包上，装饰了佛教的仪表，插上藏文经旗，取消血祭，改用素供。尽管如此，翁衮和萨满的形象，依然活跃在人的心灵深处。在北方民族的名山大岭，依然屹立着萨满的灵堂，依托于敖包的翁衮，在北方民族中间依然盛行流传。
　　
萨满这一形象，是在原始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演化出唯心的思想意识。在精神作用的基础上注重实践。比如在漫长的狩猎活动中，萨满就总结出不少用野生动植物治疗疾病的经验。萨满治病是以精神疗法为主，佐以针炙药物，凡有迷信色彩浓重的地方，都是后世加进去的。人的最初感受是人体本身，抬头望天，低头见地，饥寒冷暖、食、色皆人之本能。在萨满的信念中，天，是第一性，没有从天所生的日月星辰风云雨雪，就没有万象万物。地是从属于天，是第二性。
　　火，仅次于天地的位置。萨满虽然不是拜火教，火也是人类顶礼膜拜的对象之一。在日常生活中绝对禁止对火的不尊敬，不准在火堆前说脏话，做丑事……。
　　笔者略述北方民族原始宗教形式萨满的梗概，是为了怀念北方民族原始哲学思想的萌芽！愿这一宝贵遗产，将被继续挖掘，以期有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