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什达瓦部族的故事

在准噶尔汗国末期，在确定该国最高统治者汗位问题上,政治高层内部发生严重的对立甚至混乱，这混乱中准噶尔汗国贵族达什达瓦(Dashidava)被杀害。为了逃避更严重的后果，达什达瓦(Dashidava)之寡妻率领的部族，离开水草丰盛的伊犁，迁移至清军西北大营巴里坤(Barkoel)。最终在这个时期，准噶尔汗国和清朝长期对峙中，后者取得了胜利。为了拉拢准噶尔贵族层，清朝政府封赐达什达瓦妻子为“车臣默尔根哈敦”(Tsecen Mergen Hatun)。

乾隆来纳军机大臣的建议，决定把他们再移往外蒙古(Halkh Mongol)的鄂尔坤(Orhun)，达什达瓦部族暂时安定下来。

1744年，在承德兴建的第一座皇家庙宇普宁寺即将落成，需要大批喇嘛住持。这时车臣默尔根哈敦已经病故，在总管布林(Bvrin)的请求下，乾隆决定调该部的喇嘛一百余名及家人、奴仆近七百人，迁往热河。这批喇嘛分两批由鄂尔坤起程，于当年九、十月份抵达热河，因路上病故、逃亡等原因，实到喇嘛一百零四人及家眷等近五百人。

1759，留在鄂尔坤的部众被全部迁往热河。这年十一月初，乾隆晓谕军机处“……既愿内移，则来年交春后，三宝即率伊等量力行走，至热河居住……”转年正月十五，达什达瓦部众在理藩院郎中三宝（满族大臣）和总管布林（准噶尔官员）的带领下，行程万余里，用时四个月，于五月初五抵达承德。据清代热河副都统富当阿在乾隆二十四年的奏折称：“查两次移来热河安插之达什达瓦人及前往军营人等，男妇大小共二千一百三十六口”。达什达瓦人原为准噶尔部一大族人，从伊犁(ILI)迁出时，有人口一万余，至此仅余五分之一。

一段插曲

先到热河的达什达瓦人，均为喇嘛及其家眷，乾隆将一百零四人全部安置在普宁寺诵经，“每名每月得给钱粮一两，米二仓斗”，而且下旨兴建有一千间房屋的“蒙古营”，待第二批人员抵达热河，当即可以住进新居了。

1744年，达什达瓦兄弟伯格里的妻子奏请率部内迁，被乾隆“准其携带属人，赴察哈尔正黄旗居住”。正当察哈尔总管巴尔品奉旨进行安置之时，一件突发事件引起了乾隆的注意。

因车臣默尔根哈敦已经过世，伯格里之妻经常恃强抢占族中人口、财产，后来发展与清廷派出的郎中苏章阿关系暖昧，更是一手遮天、巧取豪夺。当伯格里之妻率部开拔之后，达什达瓦部族立即上告，乾隆闻讯，命御前侍卫成林，将苏章阿械选清军乌里雅苏台大营，经审讯核实后砍头正法，并派理藩院员外郎索诺穆，将伯格里妻子、女儿扎岱及女仆二人安置京师，并将她所属男女一百六十余人，解送保定，分给保定、天津、青州、沧州、德州驻防满洲八旗官兵为奴。如今在清代宫廷档案中，还存有保定府城守尉纳玛依、青州将军达色、天津将军噶尔锡关于“分赏”这些人口的奏报。

后期故事

定居承德的达什达瓦人，按规定仅能编五个牛录，乾隆命他们编成三十一个牛录，全部入蒙古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设三品总管一员，四品副总管一员，四品参领一员，五品佐领二员，六品骁骑校二员，所有人员按等级领有终生的俸银禄米，为方便食用牛羊和骑射习俗，并划出北起五道梁、南止罗汉山、西至狮子园、东到磬锤峰的广阔牧场。

1760年，在普宁寺增建了一座经学院——普佑寺，用达什达瓦部族从伊犁带来的固尔(Guulz)扎庙中烧毁的佛像残片，重新铸成高一米的释迦牟尼鎏金坐像。

1764年，在 “蒙古营”正对的高埠上，仿照已经毁于战火的伊犁固尔扎庙，修建起如今依旧风貌巍然的安远庙，将第二批到承的十七名喇嘛安置其中。

1765年，为加强西北边防，乾隆从承德达什达瓦部中选调官兵五百携家眷一千余人，与东北锡伯族人一同迁往伊犁。如今，他们生活在昭苏县(Mongolkvrai)。

据《清鉴》记载；“准噶尔(Jungar)部众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皆厄鲁特人种也，俗耐劳苦、勇战斗，以一人能劫数十人为壮士，自天山以南、葱岭以西，诸部一闻其至，无不畏伏”，经多年战乱，“二十余万户，死于瘟者十之四，窜于俄者十之二，死于兵者十之三，说者以为是厄鲁特人种之一大厄运”。

留在承德的达什达瓦官兵二百余人及家属近千人。这些额鲁特人以自己蒙文名字的头一个音节为姓，全村的人主要有寇、徐、赵、吉、杜、白、那、于、武九大姓。他们都是厄鲁特(Oeled)蒙古人的嫡传，他们来自同一个部族准噶尔，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姓氏绰罗斯(Tso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