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匈奴人是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游牧民族，他们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称霸了阿尔泰山以东的广阔草原近八百年。其彪悍的军事风俗令人印象深刻，并对后世的游牧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字】匈奴 军事风俗
匈奴人的种族属性至今仍倍受争议，一部分学者（如林翰）认为匈奴人属于白种的突厥人种；另一部分学者（如策·道尔吉苏荣）则认为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
关于匈奴人的语言，大多数学者主张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匈奴语属于乌拉尔语系的语言。
匈奴文化是典型的草原文化，她的音乐、文学、节日、婚俗等都带着浓郁的草原气息。匈奴文化和比她较早的斯基泰文化一同构成了灿烂的早期草原文化。她生活的这片广袤草原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勒泰山脉，现在普遍被称为蒙古草原。蒙古草原和钦察草原（哈萨克草原）组成了欧亚草原的主体，两者以阿尔泰山脉为天然界限。这片草原自古以来便有众多民族和部落相互争夺畜群和牧场，于是她便成了一块战火从未熄灭过的土地。
同时，这里的气候也极为恶劣，尤其是在冬季，由于靠近西伯利亚，寒流会直接南下，因此大白灾常常导致游牧民族人畜两亡。夏季则有干旱、蝗灾、雷电等灾害，同样严重危害了游牧民的人身和牲畜财产安全。
在近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游牧民族在这严酷的草原上经受着一次次的考验，并产生出了一系列剽悍的军事风俗。
公元前4世纪，匈奴人出现在华夏族群的边缘。“匈奴”一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著作《逸周书·王会》《山海经·海内南经》以及《战国策·燕策三》中。公元前318年（秦惠文王七年）的记事中也出现了“匈奴”字样。《史记·秦本纪》有“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的字样【陶克涛：《毡乡春秋·匈奴篇》，18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赵将李牧也曾帅十五万人与匈奴作战。而匈奴的出现，也使得曾今不断出现的戎狄之名逐渐消失了，这也从侧面证明戎狄被华夏族势力挤压至北方后融入了蒙古高原的土著游牧民族当中，从而成为了匈奴人的一部分。而“戎”在《说文》中的解释是“兵”；《诗·大雅·抑》的“修尔车马，弓矢戎器”中的“戎”也是指“兵器”【陶克涛：《毡乡春秋·匈奴篇》，8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个民族他称的含义是：“兵器”，其尚武的民风可见一斑。而这种尚武的风俗进入蒙古高原后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造就了匈奴人剽悍的军事风俗。
强大的匈奴战争机器有两个巨大的优势：其一是高效的兵器和骑兵，这属于硬件优势。匈奴人的铁制兵器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能够铸造适合骑兵使用的长剑，匈奴角弓的巨大威力也使匈奴人得以获得远程作战的优势。考古发现的匈奴兵器以铜、铁、骨、木为原料，主要有弓、箭镞、弩机、刀、剑、戈、矛、斧、流星锤等【马利清：《匈奴、原匈奴历史文化的考古学探索》，76-82页，内蒙古出版社，2005年】。匈奴铁扎甲被大量装备于匈奴骑兵，而在内蒙古甚至出土了一件青铜板甲，其工艺和防护效果令汉帝国的工匠们也望尘莫及。匈奴军队由机动灵活的骑兵构成，《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尽为甲骑”、“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而在白登之围，冒顿单于亲征的队伍为四十多万骑兵。《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即匈奴骑兵的坐骑，西面全是清一色的白马，东面是清一色的青马，北面是清一色的黑马，南面是清一色的赤黄马。可见匈奴骑兵军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劲旅。他们常常采取迂回包抄、马背转身放箭、车轮箭阵、佯装撤退而诱敌深入等战法和战术作战，使得在建国初期缺乏骑兵的汉帝国难以与之对抗。
各个匈奴墓葬出土的铁制匈奴刀剑
各个匈奴墓葬出土的铁制匈奴刀剑
其二是剽悍的军事风俗，这属于软件优势。军事风俗由匈奴人生活的环境决定，军事风俗又决定了匈奴人生活的方式，从而反作用于环境。这便是军事理论家们所说的：“凡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锋晖：《中华弓箭文化》，6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而军事风俗则另匈奴帝国的硬件优势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
匈奴军事风俗繁多，几乎涉及了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军事风俗贯穿了每一个匈奴人的世俗生活。也就是说，一个匈奴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军事风俗的影响。约丹尼斯在他的《哥特史》中记载，匈奴人（至少是西迁后的匈奴人，欧洲匈奴人）的婴儿一出生就被残忍对待，成年人会用剑割男婴的脸，使他在未得乳汁哺育之前先练习忍受创伤。
匈奴军队入侵欧洲
匈奴军队入侵欧洲
在战场上，匈奴人和斯基泰人、秦人一样，也有猎头的习俗。《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其攻战，斩虏首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可见匈奴人有猎头的习俗，在战争中砍下敌人的头颅是荣誉的象征，可以得到部落的赏赐。而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记载，斯基泰人也有着相同的猎头习俗：斯基泰人在战利品中展示他们砍下的敌人头颅以及挂在马缰绳上的头皮，以夸耀自己的英勇善战。匈奴人的赐酒赏赐制度有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只是为了表彰氏族中勇敢的人，后来随着阶级分化和私有制的产生，氏族贵族为了扩大利益而诱导普通的氏族成员参加劫掠战争， “斩虏首赐一卮酒”便演变为“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即以分发战利品为奖励，鼓励普通氏族成员积极参加战斗。这样的军事风俗便成了司马迁所说的：“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匈奴人会将敌人的头颅制作成饮酒的器具，《汉书·匈奴传》中记载匈奴统治者与人盟约的情况：“登山，刑白马，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酒”。斯基泰人也有用头颅做饮器的军事风俗，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斯基泰人的做法如下：头皮被割下后的头颅有更加实用的价值，斯基泰人会将敌人的头颅从眉骨、耳朵上方一线锯开，将颅腔制作成喝酒用的碗。穷苦人家只会在“头颅碗”的外部包裹一层牛皮使用，而富有的人则会在此基础上将“头颅碗”的内壁镀上黄金。这样的“恐怖”风俗成了匈奴人无形中对敌人施加的心理压力，可见匈奴军事风俗对敌人的心理战意义。
至于匈奴单于如何训练他的军队，大概是和后世的所有游牧民族一样采用“狩猎军事训练”的方法。通过大规模的出猎，可以训练战士们包围和攻击猎物的技能，从而使他们能在日后将之运用到战场上去。另一方面，游牧人对牲畜的管理和调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建立优秀的指挥能力的军事训练，因此，匈奴的各级将领几乎可以在每日的游牧生活中锻炼出指挥军队的技能。这又能证明军事理论家们的那条理论的正确性，即：“凡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
关于单于训练军队的方式，冒顿单于训练亲兵的故事倒是一个传奇的例子，《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冒顿单于的鸣镝练兵弑父必定是一个特例，但这个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鸣镝作为一种发号施令的特殊武器，匈奴人军事风俗中的一部分。
但匈奴人崇尚英雄或勇敢的人是不争的事实，而英雄也是所有游牧民族军事风俗中的中坚人物。在匈奴的社会中，勇敢被标榜，而且并不计较勇敢的动机和效果。例如《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头曼单于欲废长立幼，决定害死在月氏当人质的太子冒顿，于是发兵攻打月氏。月氏怒而想要杀死冒顿，但冒顿抢夺了月氏的一匹战马，独自逃回了匈奴。头曼单于见状，觉得冒顿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便打消了杀他的念头，并给了他一万骑兵，继而又让他继承太子之位。
军事风俗对匈奴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匈奴人甚至希望在死后能和活着的时候一样作战，因此在匈奴的墓葬中有大量的武器作为陪葬。匈奴墓地发掘情况显示，兵器一般出土于男性墓葬中，以铜、铁、骨、木质地为主，主要有弓、箭镞、弩机、刀、剑、戈、矛、斧、流星锤等。匈奴角弓以木为胎，内固兽角，外贴牛筋，弓梢末端为骨质，属于筋角复合弓，威力巨大。匈奴箭镞形制多样，有铜、铁和骨三种质地，其中包括著名的匈奴鸣镝。其他种类的匈奴箭镞出土数量众多，尤其是在外贝加尔南部、蒙古国北部和中部地区出土的箭镞。匈奴刀剑多以铁制成，还有少量的铜刀。刀大多安装有木柄，分直背弧刃、弧背直刃、直背直刃等几种形制，刀鞘带有装饰物。匈奴短剑多发现于鄂尔多斯地区，具有较明显的鄂尔多斯式短剑的风格，双刃，柄末端常装饰有动物纹饰，有的为铃首或环首。长剑一般长1米左右，双刃。这些精良的兵器在主人死后一直陪伴着他长眠，实现他到另一个世界搏杀的愿望。这便是匈奴人军事风俗影响下的丧葬习俗。
在匈奴人的宗教信仰中，也充斥着军事风俗的影子。匈奴人的祭祀活动除了对天、地和一般的鬼神之外，还对一个特殊的神进行祭祀。这个神便是“径路”，径路其实是一种刀，也许是作为战神的象征物。另一种观点认为，蒙古语中有一个词便是“径路”的音讹，意为鬼魂或者中阴（来世今生之间、生死之间的意思）。径路神大概就是阎罗一样的神，径路刀大概就是鬼魂刀，是可以直通生死的物件【陶克涛：《毡乡春秋·匈奴篇》，214-21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将直通生死的物件定位刀剑，也许正是因为刀剑在军事上关乎胜败存亡的重要作用。这种习俗可能和斯基泰人建造祭坛以铁剑为战神的化身来祭祀的习俗有一定的联系，属于军事风俗影响下独特的游牧民族宗教活动。
此外，匈奴人在作战时间的选择上也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影响，例如，匈奴人在作战前要观月的圆缺，如果是满月，则会出兵；而如果是残月，则会收兵。这与他们的日月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看来，匈奴人的军事风俗也受到了其宗教信仰的影响。
强大的匈奴战争机器，曾经震撼了从长安到罗马的广阔地区，匈奴人也成为唯一一个同时让汉帝国、波斯萨珊帝国和罗马帝国这三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感到惶恐的民族。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们剽悍的游牧民族军事风俗，那正是匈奴人生命力的象征。当四散的末代匈奴人逐渐放弃游牧生活、军事风俗和祖先的追求，渐渐定居在匈牙利、巴克特利亚和华北的农耕区时，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也黯然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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