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的集体化和大清洗

[摘要]在大清洗纪念馆里，是大量遇难者的头骨，上面弹孔清晰可见。

大清洗纪念馆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附近，有一幢被铁丝网圈起来的红色小楼，它的正式名称叫“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馆”，俗称“大清洗纪念馆”。这幢红色小楼原来是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改国名为“蒙古国”）第二任主席、第九位总理根登的住宅。1993年被改造成纪念馆，而根登本人则死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

在大清洗纪念馆里，是大量遇难者的头骨，上面弹孔清晰可见，除了陈列遇难者遗骨外，纪念馆里有挖掘大屠杀埋尸坑的现场照片，各地大屠杀的遇难者统计数据，以及描述蒙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种种惨烈景象。

苏联解体和随之而来的蒙古民主化，这段几乎给每个蒙古人家庭都留下深重苦难的历史立即被解冻，在民间一致呼吁下，蒙古总统授权成立调查委员会，对大清洗进行取证并重新建构这段历史。真相开始一点点浮现出来。

1992年，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历史学家木汗达莱·仁钦率队在库苏古尔省的木伦挖出第一个埋尸坑，显露出100多具尸体，因为是永久冻土，尸体仍保存完好，可以从死者衣物上判断多为僧侣。由于政治原因，当政的人民革命党一度终止继续调查和挖掘。

2003年，乌兰巴托东部地区发现一个更大的埋尸坑，有600多具尸骨。经技术鉴定发现，多数人双手被反绑，脑部被枪击或被钝器猛击而死，还有些人死前脖子被扭断，生前皆受过酷刑折磨。

由苏联直接指挥制造的大清洗，留下的档案文献不完整，蒙古大清洗确切的死亡人数，目前尚无定论，遇难人数有从3.6万至10万人不等的版本。

根登：觉醒的害人者最终被害

决定把根登旧居改成“大清洗纪念馆”的，是根登的女儿策零·杜兰。根登旧居变成纪念馆，也许最能体现“大清洗”的残酷无情和历史的复杂吊诡。

根登，极“左”政策的执行者，甚至是大清洗的罪魁祸首之一，但他又是大清洗的受害者。

根登等人在斯大林授意下大力推行各项恐怖政策：强制集体化、消灭民营经济、关闭寺院、没收教产充公……这场浩劫激起大规模的民众暴动之后，斯大林又在党内寻找“极‘左’路线”的替罪羊，多名领导被驱逐，但根登却幸免于难。

1933年大清洗之初，斯大林授意根登效法苏联在党内抓“反革命集团”，他照办。但到了1934年以后，斯大林的指令与根登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觉醒的良知不可调和，最终剑拔弩张。

斯大林多次催逼根登要在1937年前全面清除宗教阶层，暗示杀掉10万僧侣，这道命令触碰到根登的情感底线，但他不敢公开违抗，只能阳奉阴违。由于他的消极抵制，致使这一任务被延期两年。根登很快丧失了斯大林的宠信。

1936年在蒙古驻苏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斯大林再次训斥根登不能贯彻清洗宗教界的政策，并对其百般嘲讽。根登终于忍耐不住，仗着酒劲大骂斯大林：“你这个血腥的格鲁吉亚人，你实际上已变成了一个红沙皇！”随后，根登夺过斯大林的烟斗，摔碎在地，然后把桌子板凳砸个稀烂。

在座者全部瞠目结舌，他们都明白，这意味着根登政治生涯的终结，也意味着他的生命已走到尽头。

斯大林随后命令一直与根登争宠的乔巴山重组中央会议，解除根登一切职务。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大会上，与会者严厉批判根登“破坏苏蒙友谊”。1937年底，根登被扣上“反革命罪和日本间谍罪”遭处决。

根登之后的蒙古，进入了乔巴山时代。在驻蒙苏军协助下，乔巴山忠实执行莫斯科指令，轰轰烈烈的“红色恐怖自残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在这个草原国度留下了无数的埋尸坑。

“红俄蒙古”的诞生

1921年7月11日，苏俄扶植外蒙建立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签订苏蒙条约，互相给予承认并派驻代表。

1922年，苏联控制外蒙全境，向其军队、政府派驻政委、顾问，实行改组和教育，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金融货币体系，逐步驱除所有第三国商业力量与人员，甚至严禁第三国人员踏足外蒙。

人民党的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虚有其职，苏联委派的共产国际代表藏于幕后，在苏联军政、特务机关配合下，监督人民党政府推行莫斯科提出的苏化政策。

如果新选拔上来的亲苏干部不能贯彻更苛刻的新路线，则立马清洗，换上更年轻的“忠诚”干部，党内“反革命集团案”层出不穷，均由苏联特务机关操刀。

1922年8月，担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民党创党元老鲍陀反对过激苏化政策，希望保持独立自主，与中国维系良好关系，他与临时政府首任总理，亦是创党元老之一的查格达尔扎布等40名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团”遭逮捕，他俩与其中13人被处决。

1923年2月22日，30岁的苏赫巴托离奇死亡（乔巴山后来说他是被丹增毒杀的），又借此掀起了更猛烈的“反右斗争”，原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的一些有名望的王公、僧侣、学者在此期间亦被排挤、逮捕。

“国家元首”——哲布尊丹巴过着被软禁的生活，1924年5月亦离奇死去，（蒙古史学家多认为被苏联特务机关谋害），苏蒙当局宣布禁止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

8月份，人民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整党改组”大会，党名更改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声称要按莫斯科指示贯彻“绕过资本主义，直奔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实行内政外交“一边倒”，逐步掀起阶级斗争，加快把苏联之外所有国家资本驱逐出去的步伐。

创党元老丹增此时接替死去的苏赫巴托担任人民军总司令，他不赞同共产国际代表制订的路线，并认为这是在武力胁迫下的会议，作为会议主席他拒绝参会，8月26日深夜，还在会议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命令逮捕丹增并立即执行枪决，随后又揪出赞同丹增观点的干部，政府秘书长巴瓦桑等打成“反革命集团”处决，丹增的总司令职务由乔巴山暂兼。

完成这波清洗后，当年11月，苏蒙当局正式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国名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通过苏维埃宪法，建立苏式一党专政体制，首都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作为共产国际成员，人民革命党宣称“用马列主义无敌学说，以其科学理论的璀璨光辉照亮了战斗道路”，但苏联为在国际社会面前营造外蒙一切都是“蒙古人民选择和内部自然演变”，非其插手所致的假象，亦为了不引起其他国家紧张，所以人民革命党一直假装不叫“蒙古共产党”。

只要外蒙还存在对外交往、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宗教信仰和对传统文化敬畏，苏联即难以实行全面控制。20年代中期，外蒙已被苏联控制的情况下，其对外贸易额中，苏联仅占两成份额，苏联国企的劣质商品在蒙古市场上毫无竞争力，甚至处于入超状态，如此则苏联也不能以低价或免费方式从蒙古获得皮毛、木材和矿产。

苏联始终认为人民革命党的党员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旧思想”，难以改造，无法忠实贯彻斯大林命令，解决的思路是“从娃娃抓起”。

在苏联，共青团必须绝对接受苏共领导，为其下属组织，但在外蒙，却用“蒙古革命青年团”来监督蒙古人民革命党，若党有贯彻莫斯科政策不给力的情况，青年团可以抨击和告密，甚至矛头公开指向党的领导人，青年团还负责发起各种苏式社会改革战役。

20年代中期，大量年轻人被选拔赴苏进行政治培训，回国后送到青年团各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经过历练后再充实到党的高层。

青年团挑选狂热成员组建了“意识形态战斗旅”，其职责为：发起对传统文化、习俗服饰的清除运动；贬损蒙古传统社会中地位崇高的僧侣、学者的威望，转化和打击信教百姓；协助搜查、举报、没收寺庙财产，摧毁寺院和文物；搜查集体化运动中牧民隐匿的财产和抓捕逃亡牧民。

战斗旅做过的最荒诞事情是逼迫散落在各处的游牧民集合到一个地方，强迫他们同一时间起床，同一时间进食，同一时间睡觉，没完没了的开会和学习。

在青年团的要求下，禁止了蒙古人最重大的传统新年——白月节，“白月节是一个封建节日，尽管已被禁止，但还有很多蒙古人在过节，党的领导必须有人为此受谴责”，一位叫卢瓦桑的青年团成员曾这样炮轰人民革命党中央。

血腥集体化：荒诞的阶级划分

苏蒙当局这些做法引起全国一片不满和谴责，但莫斯科把这归结于阶级斗争不彻底。1928年底肃清掉党主席为首的“丹巴道尔吉右倾集团”，第二年，共产国际代表再次发出通牒，必须要全面展开对“封建主、富牧、僧侣”等反动派的阶级斗争，没收他们的财产，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大改造。

为此又进行了一次“党风大整顿”，1.8万名党员中，有5306人被开除，其他的要求重新审查登记，紧跟斯大林指示的乔巴山从此开始崛起。

苏联强行引入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荒诞到匪夷所思的程度，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苏联禁止任何其他货币在蒙古流通，控制蒙古中央银行发行“图格里克”（蒙古货币单位），强行与卢布挂钩，汇率为1蒙图：1.3卢布。

阶级是这样划分的：
财产600蒙图以下——贫牧
财产600至2400蒙图——中牧
财产2400至3000蒙图——中富牧
财产3000蒙图以上——富牧
拥有500头牲畜，价值约为2.5万蒙图左右——封建主

在苏联要是有八九头牛，几十头羊就是富农了，财产要被没收，政治上受歧视，轻则劳教，重则处决。

蒙古是畜牧经济，体系脆弱，食品来源单一，与农业地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一个牧民要维持赤贫的生存水平，25至30头羊是下限，若在更荒凉的戈壁地区，这个人均标准还得提升。一个牧民家庭，若以5口人计，拥有125头羊，仍是赤贫，要达到二三百头才能维持基本温饱，草原上雪灾、瘟疫、狼灾频繁，如遇灾害，牲畜大量死亡，即便一个所谓“封建主”亦会一夜赤贫，甚至面临饿死的威胁。

当时比较贵的母羊，一头的价格50蒙图，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拥有能维持基本生存的几十头牲畜，就是“反动阶级”中富牧了，财产要被充公，同时还要遭受政治歧视，不准使用水源和草场，政府要征收惩罚性重税。后来连所谓贫牧、中牧也不能保留牲畜，要充公到集体牧场（相当于苏联的集体农庄）。

政策执行到最极端的时候，一个家庭只能留下300蒙图的财产（相当于6头母羊），不管家庭成员数量是多少，完全不顾牧民死活。

据乔巴山的私人苏联顾问克奇科夫多年后回忆，大清洗时从受害者那里收缴来的财产堆满了内务部仓库，肃反干部们可从中“揩油”，悄悄塞入私囊；仅克奇科夫所知的一次，仓库管理者海默维奇就给了乔巴山和格鲁伯奇克3.4万蒙图。1939年2月，乔巴山从苏联返回蒙古，送给前妻的钻石吊坠就价值1.5万多蒙图。

1930年，乔巴山的报告中指出，经过第一阶段的“充公战役”，没收了520万蒙图的财产，但苏联仍不满意，严厉批评了人民革命党，继而发起更猛烈的第二次“充公战役”，到1932年春天，共计“罚没”1000万蒙图财产，并且准备全面向寺院下手，但这时全境爆发了僧侣领导的牧民武装大暴动和大逃亡。

1930年起即有零星的抗暴运动，还抓出一个又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如在“强迫僧侣还俗战役”刺激下，有几十名活佛与王公联名写信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和班禅帮助，驱除苏蒙政权，事发后这些人全被处死。到1931年，前三个月内又逮捕了5191人。

由于饥荒、愤怒的蔓延，1932年，约7000多个家庭，3万多人朝着戈壁和边境四处逃亡，其中500多个家庭在南戈壁省越境时遭边防军射击，死亡人数不详。

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引用导师们的语录告诫人民革命党：“我们杀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越多，就越有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

1932年春天终于在蒙古西部爆发最大规模的武装抗暴，继而蔓延到中部和东部，甚至有大量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青年团的党团员参与，他们扔掉党证、团证，加入暴动，打出驱除“傀儡政府”，反对“集体化”的旗号，捣毁基层政权和集体牧场。

这一次大暴动差点摧毁人民革命党政权，人民革命党只得向苏联紧急求援，在苏军的帮助下，还调入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入境参与镇压，最终才将暴动平息。

牧民因抗拒集体化宰杀牲畜，蒙古损失约750万头牲畜（占当时存栏数的三分之一多），以前残存的一点自由手工业和商业全被摧毁（中国和其他国家商人、工人被驱除殆尽），蒙古的粮食、物资匮乏到极限，国家经济陷入崩溃境地。3年暴乱结果，致使蒙古欠下苏联2950万卢布外债。

当时日本已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对苏联形成压力，在极度经济恶化和民众大规模离心的困境下，作为苏联防止中国和日本的“缓冲国”，蒙古需要“稳定局势”；斯大林只得命令“暂时罢手”，放弃“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路线，实行“纠左”，命令蒙古推行“新经济政策”疗伤，意即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资本主义来缓解经济困境。

集体化牧场暂时被解散，允许牧民拥有自己私人财产，可以进行商品交换，向牧民提供了160多万蒙图的贷款，降低高额赋税，对寺庙的摧毁和强迫僧侣还俗运动暂时终止。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情况有所缓解，两年内牲畜数量增加了34万头，但蒙古的经济大衰退一直持续到40年代后期。

按照苏联惯例，出现重大悲剧，要寻找“替罪羊”，不是帝国主义封锁围堵，就是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时任总理的吉格吉德扎布被免职，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领导执行此次极“左”政策的成员，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被扣上“左倾冒进主义”罪名，驱逐到苏联，一般“左”的下场比“右”要好些，顶多就是帮领袖背下黑锅。

大清洗部署：斯大林送来三万发子弹礼物

同为推行斯大林极“左”政策之一员，根登不但未被免职，还被重用来推行“新经济政策”。平息民众大暴动后，根登在莫斯科汇报工作，明显告了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的“黑状”，把责任推到这二人身上。

斯大林1933年发起大清洗时，蒙古亦步亦趋，在党内炮制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鲁浑贝为首“反革命间谍集团”案。

此案317人被捕，当中有251个是布里亚特人，260人被判3至10年不等监禁，126被流放苏联，56人被处决，遭处决的人中还有位名叫敦格尔吉德的孕妇，这是现代蒙古首次处死孕妇，但以后的大清洗中就见怪不怪了。在斯大林授意下，前任总理吉格吉德扎布先在家中被乱枪打死，然后给他扣上“鲁浑贝反革命集团”要犯的罪名。

根登酒醉后喜欢说胡话，常对苏联和斯大林颇有微词，“既然蒙古的路线失败了，斯大林就应该为此负责”，这种要杀头的话只有他敢讲，按理说根登早就该被清洗掉，兴许斯大林颇为赏识根登相当粗俗的性格，对他格外“宽厚”一些。人们一度认为他将成为蒙古的“小斯大林”。

1934年斯大林召见根登，要求他尽速完成1937年前消灭宗教阶层的任务。“在我们蒙古，喇嘛在人民中比党和政府还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威望，对待他们我必须要另寻良策”，根登为僧侣们辩解。

“在你的国家不能有两个权力中心，他们能跟你抢夺人民的支持，懂吗，你必须要解决这问题……你的内务处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你应该把内务处改组扩大成内务部”，斯大林耐心教导根登如何清洗，并告诉根登他一心想发展蒙古经济和文化的心思是幼稚浅薄的。

1935年初根登第二次晋见斯大林，带着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内务处处长那木苏赖同去。斯大林痛斥根登不能大力扩军，拖延对宗教阶层清洗：“喇嘛还存在于你们国家，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敌人，只要你善待他们则武装力量建设没有意义，他们能影响你的士兵……你的内务处那木苏赖对这些反革命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你的政府与他们不能共存，你必须毁灭他们。”

根登一行丧气地从苏联回来，召开人民革命党高层秘密会议，70余人与会，虽没有人敢公开批评斯大林，但都在绞尽脑汁讨论如何应对斯大的催逼。根登倡议下，天真地出台了一个决议，试图敷衍斯大林：把蒙古军队扩大到1.7万人，预备役增加至2500人。斯大林看出来了，根登“无药可救”，准备另觅更忠顺者执行大清洗。

1935年3月斯大林给乔巴山送去20辆汽车作为礼物，任命他为副总理，从那会儿起，乔巴山与根登逐渐分道扬镳，矛盾日益激化。

1936年初，根登再次晋见斯大林，不但没有悔意，还向他提出经济、文化援建要求，斯大林训斥根登未能把军事预算提升到60%，指责他领导下的蒙古政府不能贯彻他的建议，还列举“二十大罪状”。“除了我们，根本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你们……你们名义上还是中国一部分呢，我们没有帮助你们的义务。”

面对所有指责，根登皆据理力争，随后在蒙古驻苏使馆宴会上他继续与斯大林辩论，最终爆发了前文所说的冲突。

斯大林除掉根登，勒令解除德米德人民军总司令职务，任命阿玛尔当“傀儡总理”，同时命令蒙古把内务处扩大升格为内务部，点名乔巴山当部长。

1936年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十五周年，总理阿玛尔释放了几个政治犯，斯大林送给十五周年庆典的礼物是“4支步枪和3万发子弹”。此中含意不言自明，警示人民革命党高层，大清洗不能再拖，必须大开杀戒，谁不执行谁亦有性命之忧。

斯大林派来的“肃反专家”占了蒙古内务部工作人员的25.9%。斯大林派查普雅克来指导肃反准备工作，然后是格鲁伯奇克前来坐镇指挥。大清洗真正的总指挥是在莫斯科遥控的斯大林，军事总顾问是伏罗希洛夫。

一切准备就绪后，1937年8月应蒙古政府之“邀请”，苏联增派野战军3万人进驻蒙古，作为肃反的武力后盾，大清洗即将拉开序幕。

鲜血浸染的草原

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响大清洗第一役，当晚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成员、部长会议成员、军队高层全部将领……

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对这65人实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扒光衣服，严禁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伪造的“招供状”上签字为止。根据苏联历次清洗经验，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并供出更多“同伙”名单。

大清洗第一场胜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又根据他们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军队的规模本来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将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有1000多名军人为了避免被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几个人得到赦免，以后绝大部分仍被枪毙。

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识分子，他为了保命，把所有认识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谋”，他因“戴罪立功”得到了较好的关照，但1941年大清洗过后他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

工业联合会的主席普热夫，一个拥有一颗“红心”的干部，也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他对着行刑队大喊：“我承认我犯了罪，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人”，死刑得以延期，普热夫又供出了无数的“同谋”，类似的案例在大清洗中数不胜数。在酷刑和死亡威胁下，极少有人不“认罪”不“咬人”。

蒙古军中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奇死亡，不仅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手段更为粗暴野蛮。内务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团”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的老师肯定就是同谋，若你是老师，你的学生亦同谋，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的仅有26座，8.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国法和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处29198人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会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作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投入监狱。

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的过程中，平均每天办案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蒙古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两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处决“反革命”干部群众时，内务部强制党政军成员去观看，乔巴山表情木然，老实忠厚的总理阿玛尔脸上常挂着眼泪，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到眼里。伏罗希洛夫向大清洗中乔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玛尔。

阿玛尔已是蒙古高层剩下的最后一两个有声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后让他当总理装点门面，苏联专家们可以藏在“阿玛尔政府”幌子后面作恶。因此搞掉阿玛尔之前，莫斯科授意先发起宣传攻势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玛尔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苏联“审判”，关押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给他用尽了各种“非人酷刑”。1941年7月10日，特意选在了人民革命党建党日，宣布阿玛尔死刑。与阿玛尔一同被逮捕，送到苏联处决的还有蒙古当时的国家元首，创党元老，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有趣的是，阿玛尔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在狱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鲁布桑札布，但这次，鲁布桑札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与他成了狱友。

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现在难以得到精准数字。这种罪恶的事斯大林也认为见不得人，不会留下详细的“历史罪证”，当时亦不允许报道和研究，历史学者目前常引用的数字是3.6万至5万左右，但研究者认为3.6万这一数字远远被低估。

1939年末，乔巴山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工作总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中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注：乔巴山的数字比苏联顾问的要高）

蒙古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每座寺庙还是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仅有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关闭。

“牢不可破的蒙苏友谊”

在“美丽的蒙古大地”，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被一扫而光，党政军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杀戮殆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亦完全被苏联所控制。

1941年莫斯科迫使蒙古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到30年代末，蒙古与苏联之间的贸易状况彻底颠倒过来，向苏联出口货物仅650万卢布，从苏联进口的产品达7500万卢布。

二战时蒙古对“兄弟般情谊”的苏联发起了“只求贡献不求回报”支援运动，向苏联捐助的金钱和物资远远超过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开始，向苏联捐助羊皮衣服3万件，食品600吨，现金10万美元，黄金300公斤，坦克54辆（其中有32辆T-34坦克），同时低价出售给苏联48.5万只马匹，另无偿赠送3.2万匹。

蒙古真正需要的是苏联的面粉、玉米、盐等产品，但苏联始终为食物匮乏所困扰，为了不给“友邦”添麻烦，蒙古又发起“自给自足”运动。经过多轮清洗，蒙古已不存在抗拒集体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运动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归“国有”。多年后“纠左”，有了点通融，仅允许戈壁地区和杭爱以北地区，每个公社成员可保有50头羊。

蒙古不仅直接派兵参加苏军作战，还强令国民前往苏联服劳役，二战时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着8至10万军力，尽职尽责扮演好了“缓冲国”角色。斯大林两次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时，蒙古又成为他从事国际地缘政治讹诈的马前卒。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发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即斥责了顾忌中国抗议、畏首畏尾的乔巴山，勒令他立即向“东突”送去武器。乔巴山随后命令苏赫巴托的儿子噶尔桑率军把200支步枪、230挺机枪和6挺重机枪、2000枚手榴弹、40万发子弹送到新疆交付给叛军头领乌斯满手，由于这批武器和苏联空军的支持，中国军队平叛失利（注：乌斯满后来又归顺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和蒙古作战）。

连蒙古领袖“小斯大林”——乔巴山的接班人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泽登巴尔”，老早就指示乔巴山好好栽培。娶了苏联妻子的泽登巴尔虽受斯大林青睐，乔巴山未曾想到，赫鲁晓夫发起“反斯大林运动”，泽登巴尔立马响应莫斯科指挥棒，在蒙古发起“反乔巴山运动”。

苏式政治经济体制在蒙古全面确立，把母体的一切弊病全部遗传过来，蒙古长期经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物资匮乏，到20世纪80年代，商店里除了白酒和蜡烛，空空如也。男人们也像苏联一样，沾染上懒惰、酗酒的恶习。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说，尽管人民长期被物资匮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个高干家庭像苏联特权阶层一样，可以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