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冈彻辰

在乌审旗图克镇梅林庙嘎查的一处沙地柏丛中，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在满眼新绿的沙丘的衬托下，显得庄重而独特，令人心生敬意。这里便是萨冈彻辰纪念馆，里面供奉着萨冈彻辰及几位先祖的画像。萨冈彻辰，是蒙古族三大史学巨著之一《蒙古源流》的创作者。另外两部巨著为《蒙古秘史》、《蒙古黄金史》。

    生前事

    1604年，历史正在为一场朝代更替的变局做着准备。

    在萨拉乌苏河畔一个叫伊可锡伯尔的地方，月牙状的沙丘之间，大片大片的水草茂盛地生长着，哈日嘎坦部蒙古人在这片土地上悠然地放牧着牛羊。这年的某一天，一声嘹亮的婴儿初啼，让沉寂的沙地蓦然一惊———成吉思汗第22代后裔萨冈彻辰出生了。从那以后，萨刚彻辰家族世世代代定居的牧场，便多了一个活跃的身影，也在史册上多了一位彪炳千秋的著名人物。

    萨冈彻辰的家族当时很有影响力，他的七世祖巴尔斯博罗特济农统领着包括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3个万户之众。他的六世祖衮必里克墨尔根为鄂尔多斯万户之主。他的六世叔祖就是著名的阿拉坦汗，也称俺答汗，是土默特的万户之主。他的曾祖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切尽黄台吉），是阿勒坦汗麾下5名执行官之一，因具有超群能力，以至于明朝《武功录》中专门有一篇传记《切尽黄台吉列传》，称赞他“善用奇兵”。

    萨冈彻辰聪慧好学，年少时，便显现出过人的能力。11岁时，他以“六万户中首行佛教之人的后代”而获得“彻辰皇台吉”称号，萨冈是他的名字，彻辰是封号，有“贤者”之意。18岁时，他已成为鄂尔多斯万户三代表之一，与土默特万户的代表等共议漠南蒙古政事。

    1622年，萨冈彻辰代表鄂尔多斯博硕克图济农出使明朝，解决了当时双方的一些纠纷和矛盾。1624年，博硕克图济农去世，他继续在博硕克图济农的儿子策凌和林沁二人手下执政，表现出超出常人的智慧和能力。

    10年后，林丹汗被后金军队追袭，经鄂尔多斯西遁。萨冈彻辰与尔邻勤济农也被裹胁西奔，大约迁到了巴丹吉林沙漠深处。林丹汗不幸病逝后，他主动与察哈尔部联系，商定东返之事。然后劝额臣济农共同行动，一同回到了原驻牧地，使鄂多尔斯部落得以保留。为此额臣济农赐给他“达尔汗”称号。

    1636年4月，漠南蒙古16部49个大小领主，给满人清太宗皇太极献上“博格达彻辰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集体臣服满清。1649年，鄂尔多斯部会盟于大召（伊克昭），接受清朝的分封，萨冈家族被编划入鄂尔多斯右翼前旗（乌审旗）。由于对故国宗祠的眷念，萨冈彻辰未与清朝积极合作。因此，尽管萨冈彻辰是长子，清朝却未按例任命他为该旗首领，而是由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次子一系任旗札萨克。精通佛教和蒙藏汉文、学识渊博的萨冈彻辰悄然下野，隐居在鄂尔多斯西部草原上。

    回到家乡时，萨冈彻辰已经接近不惑之年。他不时肃然于锡伯尔庙群，倘佯于伊克布当的黄沙绿草中间，凝眸思索，感慨万千。萨冈彻辰站在统万城的断壁残垣之上，俯瞰着浩浩东流的萨拉乌苏水，想起察哈尔部最后没落的经历，想起林丹汗宏图大业的崩溃，想起明、清王朝更替的血雨腥风。追古思今，他决定写一部著作，让子孙后代记住蒙古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曾经创造的辉煌。

    夜晚，萨冈彻辰毡包的灯彻夜地亮着，翻书的影子在包壁上定格。蒙文、藏文、汉文的资料文献渐渐薄了下去，佛教经典著作一本本翻阅完毕。白天，他的身影又出现在草原上，出现在牧人的毡包里，大量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听进耳中，记在心里，变成文字……一番番春秋冬夏，诉不尽酸甜苦辣，1662年，鸿篇巨著《蒙古源流》终于写完了最后一笔。而历史，也已到了清康熙元年，萨冈彻辰已经年届花甲。

《蒙古源流》内容极其丰富，从开天辟地一直讲到萨冈彻辰自己生活的年代，记述了从成吉思汗到林丹汗近300年的蒙古王统，以及格鲁派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提供了元末到清朝初年的蒙古大汗的完整谱系；详细记载了达延汗统一蒙古本部的过程及达延汗诸子的名号及其属部；生动、真实地描写了鄂尔多斯万户的历史。换言之，《蒙古源流》主要反映了北元时代蒙古人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状况；再现了退入草原的蒙古人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重新融合、生长成一个剽悍的游牧民族的草原历史。这一著作不仅是蒙古族古典史诗性巨著之一，为蒙古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身后名

    出身黄金家族，却因《蒙古源流》而留名。萨冈彻辰成为家乡的“英雄”，部众眼中的“神”。萨冈彻辰去世后，他的陵墓就设在乌审旗和陕西交界的伊克布当地区的绿草黄沙间。他的后代及家乡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丰功伟业，在他的坟墓上立塔，坟塔前供品不断、香火不息。他的属民哈日嘎坦部蒙古人300多年来一直守护和祭祀萨冈彻辰的英灵。当时，他的坟墓四周禁猎、禁耕，一年有5次祭祀，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是大祭，届时，乌审旗王爷都要前去祭拜。

    1766年，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把《蒙古源流》手抄本献给满人乾隆帝。乾隆“龙心大悦”，爱不释手。1777年，乾隆皇帝命人将书译成满文，又从满文译成汉文，定名为《钦定蒙古源流》（简称《蒙古源流》），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刻版印刷，在当时引起极大关注。这是蒙古族史学唯一一部进入国家大典的著作。

    1850年，成吉思汗第26代后裔乌审旗王府左翼协理陶迪把祖先成吉思汗、呼图克台彻辰黄台吉、萨冈彻辰3个人的画像做成了神像———乌兰额金，编写了一部祭祀蒙藏经书带到西藏，让第七世班禅开光后，在萨冈彻辰坟前造“汇众圣熙宝殿”毡房蒙古包，将神像请到里面，供人们祭拜。

    这样的祭祀一直延续到1901年。这一年，满清王朝为了筹划庚子赔款，决定放垦鄂尔多斯沿黄界地。当时乌审旗的王爷同意放垦。为了筹集银子，连萨冈彻辰的安息地，乌审旗萨拉河谷的伊克布当地区也划在了放垦的范围之内。一直守护萨冈彻辰陵地的哈日嘎坦蒙古人不肯屈服，参加了旗民组织的反对放垦的“独贵龙”斗争，最终还是没有斗过官府和王爷，只得把萨冈彻辰的祭祀神像带走，悲愤地离开了世代生活的伊克布当，整体迁移至乌审旗北部的梅林庙地区。

    从此，萨冈彻辰的长眠地，美丽的伊克布当的草滩成了清朝官府和汉族商人、地主的垦荒区。他们招募了大量陕西农民在这里垦荒居住，草原渐渐成了农区，后来清政府索性将其划到了陕西地界，企图一刀砍断哈日嘎坦蒙古人同萨冈彻辰的联系。但忠诚的哈日嘎坦蒙古人，却恪守着对萨冈彻辰的祭祀制度，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大祭时，都从几百里外赶来，供起萨冈彻辰的画像，祭祀这位蒙古族史学家、文学家的英灵。日子久了，哈日嘎坦蒙古人将其称之为萨冈彻辰的陕西陵地。

    1901年后，每年的春季大祭，故土的蒙古人回来祭祀。哈日嘎坦蒙古人一直守护着萨冈彻辰的墓地。不管是战乱、自然灾害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对萨冈彻辰这位文学巨匠的纪念，一直没有间断。近这些年来，陕西的汉族人也对萨冈彻辰的祭祀活动更为隆重。他们按照蒙古人的祭祀礼制，献茶敬酒，诵祈祷词，每年都会为祭祀盛会敬献9只绵羊。

    1994年6月11日，萨冈彻辰纪念馆创建者，哈日嘎坦蒙古人拉格胜布林在梅林庙地区建立了萨冈彻辰纪念馆，供起了萨冈彻辰和他的先祖的画像，还搜集整理了萨冈彻辰的祭祀文献编纂成书。

    在萨冈彻辰诞辰400周年的时候，乌审旗召开了《蒙古源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蒙古史学者齐聚毛乌素沙漠，共同研讨萨冈彻辰和他的《蒙古源流》。专家们对哈日嘎坦蒙古人和萨冈彻辰陕西陵地汉人延续300多年来对萨冈彻辰的守护和祭祀，表示了极大的敬意。

    日本国蒙古文化学者井上先生不禁感叹道：“让我惊讶的是，鄂尔多斯的人们，把一个历史人物当作神来祭祀，尤其是几百年。鄂尔多斯人的这种爱护文化的精神太神奇了。”

传世书

    《蒙古源流》因为史学价值和文学性，而被后世人所推崇。许多学者认为，《蒙古源流》就是蒙古族的《史记》，萨冈彻辰就是蒙古族的司马迁。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贺希格陶格陶夫说：“蒙古族史诗性著作中，由皇宫撰写收藏或翻译出版的有3部，《蒙古秘史》是蒙古帝国时期在皇宫里撰写并密藏在皇宫里，另一个著作是《金册》，是密藏在蒙古四个汗国之一伊儿汗国的皇宫里。它主要记录了蒙古族古代历史。而《蒙古源流》当时不是在皇宫里撰写的，是萨冈彻辰撰写的著作，并在清朝皇宫里翻译出版的。这些书籍一旦通过皇家，它的撰写收藏以及翻译出版都将成为一种皇宫的政治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这充分说明它的重要性。”

    《蒙古源流》全书以编年体上溯蒙古部落的崛起及成吉思汗王统的起源，并与印度、西藏诸王世系联系到一起，下述元至清初蒙古族的历史文化及佛教传播，历述元明两代蒙古各汗的事迹，其中有关明代北元时期蒙古部封建主纷争的内容占全书之半。书中对北元达延汗及俺答汗时期政治、经济、宗教、领地划分、各部战争和诸汗世次、名号、生卒年及人地诸名、职官等的叙述，在所有蒙古文史籍中最为详细。此书还收录了很多蒙古民间传说、诗歌及藏、梵、汉、满等语言资料。作者在《蒙古源流》中自称，此书系根据《古昔蒙古汗等源流大黄册》等7种蒙、藏文字资料写成。

    《蒙古源流》具有草原史书的风格，并且佛教影响贯穿全书，成吉思汗———忽必烈系黄金家族正统观念强烈。比较其他同时代的蒙古文史书，《蒙古源流》的史书编撰技能趋于成熟，趋向规范化。

    《蒙古源流》的版本之多和流传之广，是其他蒙文史籍所不及的。仅蒙文钞本和木刻本见于著录的就有30多种，分别藏于呼和浩特、北京、沈阳等地以及蒙古、俄罗斯等国。故宫博物院另藏有蒙古文钞本、满蒙汉合璧钞本等。

    1766年，乾隆皇帝下令将《蒙古源流》依次译成满文和汉文，由此而产生了“故宫精钞本”。后将此本交武英殿刻版印刷，被称作“殿本”。“殿本”的蒙、满、汉3种本子传到国外而形成“海外本”。“殿本”汉译本译自满文，满文又译自蒙文，在满译过程中有大量错译，最后影响到汉译本。

    流传于蒙古地区的蒙文本，在其漫长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两大系统。一个以库伦本为代表，另一个以殿本为代表。其中库伦本优点较多，它不仅内容完整，用字古老，字迹工整清晰，而且保存得也相当好，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最佳版本。

    20世纪以来，一批依靠新印刷技术出版的版本先后问世。1905—1906年，日本人内藤湖南从沈阳故宫获得所藏满蒙文殿本《蒙古源流》后，制成晒蓝本带回日本。1936年北京文殿阁书庄影印再版了施密特本。1955年，德国学者海涅什在柏林出版了库伦本的影印本，1959年、1967年，他又在威斯巴登先后出版了蒙文殿本、蒙文故宫精钞本的影印本。1956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了由柯立夫编辑、田清波作导言的3种版本的影印本。1962年，呼和浩特市出版了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阿勒黑苏勒德本的影印本。

    除此之外，外还出版了众多的校勘本和音写本。自满清乾隆年间《蒙古源流》译出满文本、汉文本后，至20世纪90年代，又陆续出版了不少其他文种的译注本。在国外，施密特的德文译注比清代汉译本仅晚50多年，为西方学者认识《蒙古源流》创造了条件。1940年，日本学者江实，在东京据满文本译成日文出版。1964年，美国学者克鲁格，在布鲁明顿出版了英译注本。1981年，韩国学者崔鹤根，在汉城出版了第一部朝鲜文《蒙古源流》。1981年，内蒙古学者道润梯布，在呼和浩特市出版了《新译校注〈蒙古源流〉》。1997年，当时为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的年轻学者乌兰，写出了《〈蒙古源流〉研究》一书，该书以库伦本为底本，参照其他16种版本，对《蒙古源流》一书的全文作了拉丁文音写，并作了汉译和校勘注释，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关于《蒙古源流》最为完备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