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汉人与藏人以及蒙古人

——在物欲与心灵之间
“西藏问题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民族矛盾，还是政治或者文化矛盾？”
“中共暴政以汉人为主体，这个铁血强权对西藏半个世纪的大屠杀和大迫害，是否证明汉藏矛盾构成西藏问题的主题？”

“万年冰川易融，百年血仇难消——藏汉之间的血仇将因佛的慈悲而消融，还是将由于中共当局的暴虐而孕育出又一次血海淹没历史的时刻？”

“所有这些问题，都因为刻意的谎言或者灵智的蒙昧而处于朦胧之中。为击碎谎言和蒙昧的硬壳，让真相裸露出来，则必须首先审视汉族的命运——弥漫在汉族命运上的，不仅有重重谎言和蒙昧，更有血雾般迷茫的民族悲哀。迄今为止，没有谁真正理解汉族的历史和命运。… … 。”

大地还覆蓋在铁黑的暗夜之中，一条陡急的峰脊则斜指向泛起淡青色晨光的天空，犹如一道切割暗夜和白天的锋刃。金圣悲端坐于峰脊上的身影，像一片青铜色的泪影——哲人在从事他的事业，即思想。

汉，意指壮丽、盛大的水势；以汉为族称，恰好表述出这个族群的文化之源——冲开重山峻岭，撞破铁壁高崖，在辽阔的神州大地之上，奔腾万里的金色狂涛巨澜。那金色灿烂的大河，超越时间，涌流在永恒之巅，成为东方文化的象征。

周朝末年，诸侯争锋；春秋战国，群雄并起。统一的专制体制由此被撕裂。专制统治的裂痕恰是思想蓬勃涌现的空间。一时之间，学术百家争鸣，精神的盛典，旷绝古今；思想百华齐放，文化繁荣，无与伦比。中国文化的苍穹，群星璀璨；中国文化命运凯歌行进。这一时期，不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石，而且把精神自由，思想多元的文化传统，刻在时间的鐡碑之上。此后的千年历史，相当程度上都是在执行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遗嘱。

思想可以于瞬间之内超越永恒，然而思想的实效性却滞后于时间。强汉盛唐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积淀的思想文化内涵的充分展现。其间，虽然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亦有君主试图强化思想控制，不过，由于思想多元的文化传统的顽强，仍然阻止了类似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那种绝对的心灵控制主导中国的命运。

宋朝经济繁荣，却又是汉文化思想停滞的起点。儒学被皇家钦定为国学。这意味着专制者要用铁血强权，把儒学推上绝对真理的王座，并以绝对真理的名义控制人的思想。然而，儒学毕竟没有非理性化为信仰，所以，宋朝皇室依然没有能力如欧洲神权政治那样，达到对心灵的极权主义性的绝对控制；国学之下，彿学、道学等其它精神派别，除某些例外，没有受到类似“异教徒”的指控和迫害；诗词歌赋等文学形式，也还能在儒学精神之外找到生存空间。尽管如此，儒学的国学化还是成为扼杀创造性思维的专制铁手。思想文化的脚步因此戴上沉重的铁链而难以前行。

已经充分展现者只有两种命运，或者如盛开之后的花一样凋残，或者从创造性思维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强汉盛唐的充分展现，意味着春秋战国时期累积的文化能量的充分释放，而宋朝强化思想控制的倾向，又关死文化创造性思维的铁闸，于是，一个思想凝固的时代开始了。
意志是人类命运的根本动力，而思想文化是意志的源泉。思想之泉的干涸，不仅预言文化的整体衰落——除了文学，因为，精神的压抑必然导致情感的苦痛，情感的苦痛则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文学之美以情感的痛苦为皈依——而且预言中国历史命运将失去进步的根本动力。
蒙古狂飚犹如从虚无间骤然奔腾而出的宿命的诅咒，冲荡万里，横扫欧亚大陆。对于庸人和弱者，败于蒙古并不是耻辱。因为，蒙古铁骑的刀锋所向披靡，无人可敌；蒙古武士的神勇来自苍天。但是，对于汉唐之际曾经独步云端的中国，亡于蒙古意味着历史性的挫败；蒙古统治下，汉人沦为低等族群，从而严重摧残了大汉民族的尊严与自信。

不过，历史毕竟又给了汉人一次机会，以太阳和满月的名义再次崛起：蒙古败亡，消失于大漠；明朝出世，重建中国。遗憾之处在于，这次崛起并不是由于汉人找回了曾经的尚武精神，而是由于蒙古战刀在比古罗马更荒淫的腐败中锈蚀。蒙古人似乎只满足于以征服世界来证明武士的荣耀，而并不在乎，也没有兴趣长久地维护王朝统治。同时，明朝的建立也只表述本能反抗的结果，而不是一次文化的创生运动。

于是，思想继续停滞在御用儒学之中，妇女缠足也在继续隐喻专制对人的束缚——汉唐之际，舞女为舞姿之美而缠足；宋明之际，妇女缠足却堕落成一种儒学的道德表述。康德曾有言：道德应当用以律己；当道德成为对他人的要求时，道德必定虚伪化，并成为束缚自由人性的枷锁。而真实人格则将由于道德的虚伪而异化为谎言。

明朝同宋朝相比，精神控制更加严厉；儒学，这个伦理道德之学，被专制者用来驯化社会。结果却是道德异化为伪善的教条和人格的谎言化。伪善的道德之下，只有奴性，没有人性；人格一旦沦为谎言，生命便表述最丑陋而堕落的本能存在。另外，明朝的命运也告诉人类，只有诸如“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创生运动，才能引导命运走出历史的轮回；一个历史进程如果不是被创造性思维所推动，不是以创造性的文化精神为时代意志，则只会预言过去的逻辑将再次主宰现实。

如果忽略细节性，满清对明朝的征服，同几个世纪前蒙古对宋的征服几乎毫无二致：来自草原的民族，挟自然的野性与勇猛，以数量上根本不成比例的骑士，击败了多如虫蚁的汉人

——被御用儒学道德所伪善化和怯懦化的汉人。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便是满人对汉人尊严和自信的摧残，比蒙古人更彻底。满人用屠刀迫使汉人改变祖宗的发式：男人都留起一条猪尾巴式的大辫子。与此同时，绝大部分汉人儒生都无视改变发式使祖宗蒙受的侮辱，成为满清的“忠臣“，从而显示出专制御用儒学的人格伪善性。

满清是汉文化的消费者，他没有能力为中国注入历史发展的文化动力。清朝，中国国土扩展，疆域辽远。然而，文化却仍然停留在早已枯萎的时间中。这个从宋朝开始的思想文化的停滞，将再次决定欧亚大陆东部这片壮丽山河的命运。中国思想文化冻结于千年之前的历史，西方思想文化却以“文艺复兴“的名义，展开数百年的狂飙突进；康熙大帝沉醉于拓展疆土的丰功伟绩，西方诸国则把精神能量的聚积作为当务之急。

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停滞中，西方却冲破中世纪思想停滞的长夜，迎来命运的晨光。对于中国，历史开始又一次屈辱的轮回。只是这次使中国蒙受失败屈辱的，不是来自大漠草原的自然野性，而是在思想创造中崛起的西方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缺少的不是诗意之美，也不是与心灵有关的哲理；中国文化的缺失在于两个离世俗生活更近的领域。首先，中国文化没有率先进入科学理性领域，而科学理性构成近现代物性能量的智慧源泉。所以，科学理性的缺失使中国在物性能量的意义上，丧失同西方文化竞争的资格。其次，在政治法律领域，或者社会管理领域，中国仍然被宿命拴在数千年前的国家权力家族私有的铁柱上，而西方文化则以古希腊文化复兴的名义，创造出属于近现代的民主法治原则。国家权力家族私有的政治文化，剥夺了中国文化在社会正义领域同西方文化竞争的资格。

在历史轻蔑的斜视下，承受失败和无尽的屈辱——这便是近代史上中国的命运。弱者的命运本就意味着失败与屈辱。不过，最艰难的却是中国文化的命运。这种艰难，前所未有。蒙古的征服和满人的征服都只表现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控制；在文化领域，蒙古和满人在相当程度上是汉文化的继承者。所以，元朝和清朝，中国在政治的意义上亡国，汉人的文化祖国仍然存在。近代，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军事力量的逼迫，更是一种也具有数千年精神传承的文化的逼迫。文化的逼迫比武力逼迫更深刻，因为，逼迫的锋芒直指文化的祖国和心灵的故乡，而人的本质在于文化或者心灵的存在。

曾经创造出冠古绝今的诗意之美和丰饶智慧的汉文化处于危难之中，亟需创造性思维为她注入精神能量，来弥补科学理性和社会正义的缺失。只有如此，汉文化才可能以独特的精神魅力，再次感动历史，征服命运，从时代之巅，摘取美与真理的王冠。所谓“危难见真情“，然而，中国文人表现出的真情，却是对文化祖国的诅咒，对心灵故乡的背叛，对精神家园的离弃。他们把近代的失败归罪于中国文化精神，并以侮辱中国文化为学术时尚。他们只想作一件事——争当思想的乞丐，向西方乞讨真理。同满清时改换祖宗发式的儒生一样，他们也长出一根猪尾巴式的辫子，只是他们的辫子长在灵魂中，而且风骚地展现出西方猪尾巴的风韵。

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统却曾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尽管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千年黑暗以基督教为宗教基础，但是，在上帝放弃了世俗的权杖，并作出忏悔之后，西方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抛弃基督教，反而把它作为文化传统之一，虔诚地保留下来。西方知识分子对文化传统的态度不仅意味着对文化祖国的深情，同时也在表述一个真理：文化传统的罪错都属于过去，都随时间的枯叶飘落于虚无化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蕴涵的智慧之美则属于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抛弃文化传统，也就抛弃了一种文化命运的未来。

国运衰败当然有文化的原因。不过，应当为中国的近代衰落负责的，并不是中国文化精神，而只是儒学的文化命运：儒学被专制权力奉为国学而形成的千年思想停滞。中国文化需要的是自由的拯救。只要复活春秋战国“百华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自由、思想多元的局面，中国文化的再次崛起，必将成为历史的趋势。然而，近现代中国文人，心灵间骄傲地摇曳著一条荷兰猪的小尾巴式的辫子，亢奋于作思想乞丐。金钱可以通过乞讨获得，真理却不能；创造性思维是趋近真理的华山之路。似乎命运也瞧不起思想乞丐而故意恶作剧，中国文人最终为中国乞讨到的，乃是西方文化极权主义传统的近现代经典——马克思主义。

二十世纪中叶，中共建政标志著中国，一个万年文化古国的沦亡。中共宪法载明，全体中国人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指导。这意味着，中共用最高法律形式宣示它的意志，即要用铁血强权和国家暴力，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的地位；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对中国人进行西方极权主义式的绝对心灵控制的精神铁牢；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的殖民地。

中共官僚集团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用以控制中国的政治代理人，中国人则是中共官僚集团的政治奴隶；中国文化精神被中共暴政摧残殆尽，存在的只是中国文化的废墟和残骸，中国文化精神已湮灭，中国文化之魂已消失，中国人是西方极权主义的文化奴隶。政治奴隶和文化亡国奴——这是当代中国人的真实地位。

以色列从亡国到复国的历史，经典性地论证了一个箴言：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意志史；人的本质在于意志的存在。犹太人亡国千年仍能复国，乃是因为其国虽灭，而犹太人的文化之魂未销；以色列作为文化的存在，作为意志的存在，从来没有灭亡过。对于任何民族，文化精神的死亡都意味着比国土沦丧更惨痛的悲剧。原因在于那是一种意志命运的灭绝，那是比肉体死亡更深刻的人类本质的死亡。当代中国人，或者说汉民族，就处于这种意义上的命运悲剧之中。

经过数千年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爱恨情仇，如果只从生理特征的角度理解汉人，已经不准确了。事实上同被称为汉人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生理特徴的差异，可能并不比中国人与韩国人或者日本人之间的差异更小；汉民族基本成为一个文化的概念。在中共暴政以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之名对汉文化的摧残之下，汉人已经亡国灭种；中国人乃是魂飞魄散的行尸走肉，乃是丧失心灵家园的孤魂野鬼。悲惨至极之处则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文化亡国灭种的事实，更没有意识到主宰中国命运的中共暴政，乃是西方极权文化全面征服中国文化的政治结果——中国人生活在蒙昧之中。

文化之魂被魔鬼灭绝，肉体仍然活着——这是当代汉民族存在的含义。没有文化之魂的行尸走肉，必然表述丑陋至极的人格状态。当代中国人只是一个猥琐的奴性，一个无耻的谎言和一堆污秽的物欲。而当代中国的所谓民族主义，正是无魂的汉民族丑陋人格的集中表现。

奴性入骨的中国人在中共暴政前，大都怯懦如鼠，驯顺如兔。然而，奴才也有情感发泻的本能冲动，人毕竟不是朽木。只不过，奴才的情感发泻以不触怒，乃至讨好主人为前提。中共暴政在摧残中国文化精神的同时，又竭力通过粉饰中国文化的残骸，来遮盖其叛卖文化祖国、彻底焚毁心灵家园的汉奸卖国贼的罪孽，并试图欺骗历史。中共暴政掩饰万年难消的罪恶的需要，恰好为中国十五亿政治奴隶提供了一条情感发泻的河道，即民族主义。

无魂的民族人格中流泻出的民族主义，也必然没有文化魅力，没有精神的高贵与美感。无魂的民族主义只配表现私欲和物欲至上的极端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于是，在暴政前像兔子一样即使被宰杀也发不出一声呻吟的中国人，却会由于“九. 一一”事件而爆发出街头流氓无赖般的狂喜；却会对藏人抗争暴政的行为恶毒诅咒，并为暴政对藏人的血腥镇压而欢呼鼓舞。命运就是如此残酷——一个文化上已经亡国灭种的民族，竟然为虎作伥，蘸着藏人的血泪，替摧残了其精神家园的铁血强权，磨砺屠刀。

“大汉民族，曾经创造出令太阳都黯然失色的璀璨文化，现状却丧魂落魄，沦落成道德良知之外的存在。十五亿政治奴隶和文化亡国奴不仅在证明中共暴政，这个西方极权文化建立的东方巴士底狱，具有存在的人性基础，而且为中共暴政戕害人类的自由事业，提供了像中国北方的沙尘暴般滚滚不息的人力资源… … 。”思想至此，金圣悲不禁为大汉民族的命运而伤感，他那颗风中的红焰之心，也变得寒意彻骨。

金圣悲一直试图说服藏人接受一个道理，即西藏问题的实质不是藏汉民族矛盾，而在于中共暴政对西藏实施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但是，不久前，他的努力曾受到参摩的尖锐质疑。参摩问：“当士兵射杀尼姑时，当狱卒用铁链抽断思想犯的肋骨时，我该怎样辨别他是共产党，还是汉人？”

参摩刀锋般的质疑在金圣悲的沉默之上划出道道眩目的火光——金圣悲只能以铁铸的沉默为盾，对抗参摩的质疑——哲人从参摩的质疑中感受到凛冽逾冰雪的仇恨，同时，仇恨又由于一百二十万死难藏人尸骨的论证，而获得鹰血般殷红的正义性；哲人没有能力拭去闪辉在仇恨刀锋上的正义，却又不愿把仇恨之刀插在精神之巅，所以，他只能沉默。

当时，沉默的只是语言，金圣悲的思想却无法沉默：“政治奴隶无尊严。但是，人最渴望自己没有的。在中共暴政的国家恐怖主义之下，汉人像被打怕的狗一般低贱。不过，他们又想要找到尊敬自己的理由，以医治那颗因政治奴隶和精神亡国奴的屈辱而疼痛的心。无魂的民族主义就是当代汉人自慰的理由。通过对藏人和维人的蔑视，汉人对尊严的政治奴隶式的渴望，得到一丝满足。”

“是的，参摩的质疑实质是历史对汉人提出的无可囬避的逼问——‘如何证明你不是中共’。尽管中共是一个超越民族界限的政治形式，尽管中共的文化内涵是东方所有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天敌，然而，中共的主体毕竟由生理意义上的汉人构成，屠杀藏人的主要民族属性，也是汉人。汉人的命运悲剧在向历史诉说一个黑暗的真理——一个民族如果在文化的意义上被灭绝了，他就不应当继续生存；活在丧失民族文化之魂的状态中，与活在屈辱和罪恶中是同一囬事。”

“为免遭天谴，汉人必须证明自己同中共的区别，唯有如此，才能证明自己不是屠杀藏人的反人类罪的主谋。证明的唯一方式，就是变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殖民地的命运，摧毁西方极权主义建立的东方巴士底狱，让所有被囚禁在这个铁牢中的民族，当然也包括藏族，获得自由，并对中共暴政的反人类罪，当然也包括对藏人的文化性种族灭绝罪，进行末日的审判

—— 一个属于魔鬼的时代的末日。”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消弭藏汉两族百年血仇的慈悲之路，也是汉人的灵魂得到拯救之路。对藏人的屠杀是以中共暴政的名义实施，但汉人毕竟是实施屠杀的主体民族。只有彿心，才能宽恕那沐浴在血河涙涛中的罪恶；只有达赖喇嘛能说服藏人，以慈悲之心忘记汉人的屠杀之罪。当然，只有自救者，才能得到拯救——中国人必须否定极权暴政，以源于古希腊文化的普世价值为正义的基石，创建民主法治，才能为容纳中间道路的哲理，找到政治的空间… … 。”

过去面对参摩质疑时的思想，从虚无的时间中无声地浮现，又随虚无的时间渐渐消逝。此刻，金圣悲端坐在伸展向天空深处的陡峭山脊之上，感到天边的落日似乎就近在身旁，近得好像心与无法遗忘的遥远恋情之间的距离。艳红的雷电，萦绕于巨大的落日之巅，并在落日上劈开道道裂痕，从青铜色的裂痕中飘出吟颂大悲咒的彿音。金圣悲突然感到一阵空虚，并如同一盏黄金雕成的酒杯，渴望美酒充实它高贵的空虚。而能够充实哲人精神空虚的，唯有思想。

“藏人比汉人幸运。汉人的文化之魂已经变成枯骨，绝大部分汉人的存在只表述猥琐而丑陋的物欲，而藏人仍然是文化的存在，意志的存在；在精神流亡之中，藏人顽强地坚守着对文化祖国的忠诚。”

“藏人比汉人幸运，但幸运，并非苍天的恩赐，而是源于藏人真实而高傲的人格。他们没有像汉民族的文人那样，在国运艰难的时刻，背叛文化的祖国，以作思想乞丐为荣。这或许是因为藏人的天性中本来就没有背叛的基因，他们宁愿在命运的烈焰中同心灵的家园一起焚毁，化作深红或者铁黑色的灰烬，也绝不诅咒精神的故乡，绝不背叛文化的祖国。”

“忠诚于历史，并不等于时间废墟中的徘徊。从达赖喇嘛尊者到藏人的知识分子和僧人，都在精神流亡的苦难中反思民族的文化传统。整个民族都在反思之中——反思，有的炽烈，有的深沉，有的悲怆，有的哀伤，然而，无论反思的风格如何，所有的反思都在表述对文化祖国和对真理的忠诚；藏民族没有，也不会像汉族文人那样，以真理的名义诅咒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新思潮启蒙者端智嘉、新学派创建人加扎、青年反对派领袖李科先，也只是嘲讽假‘活佛’，批判鬼神迷信和污染佛教的巫术，要求僧人退出权力，回归彿学和庙宇，而并没有否定藏传彿教；他们现代化的呼唤中，属于古老文化精神的英雄人格也处处回荡。”

“藏人的命运是文化与心灵的力量的宣示，她告诉历史：在强权的逼迫前，放弃文化传统，就意味着放弃了一切；失去心灵家园，就意味着失去一切希望；相反，即便失去了土地和自由，只要文化的祖国还是心灵间的信仰，那麽，这个族群就仍然拥有一切。”

“任何能在历史间留下时间也抹不去的痕迹的民族，他的命运中都必然有一座祭坛，供奉这个民族超越时间的理由。属于蒙古民族的祭坛上，供奉著一阵狂风、一柄战刀和一缕云霞——狂风象征踏碎辽远地平线的蒙古神骏；战刀象征蒙古武士无与伦比的神勇；那一缕嫣红的云霞则是蒙古美女歌舞的神韵。蒙古人创造出的古老的英雄史诗比藏人的更辉煌。因为，成吉思汗的刀锋最锐利。然而，在中共暴政前，曾经承载蒙古英雄史诗的千里草原黯然湮灭于枯黄的沙漠，蒙古的命运消逝在极权铁幕的阴影中；那曾经使蒙古武士的眼睛里云霞萦绕的蒙古美女歌舞，也沦为取悦庸人的声波的震颤和肉体的摇曳。”

“蒙古命运的消逝是一首历史的哀歌。哀歌随荒凉的风飘散之后，铁铸的墓碑裸露在人类的视野之外。只有虚化万物的时间和蒙古命运的鬼魂，会阅读我刻在鐡碑上的铭文。成吉思汗的战刀虽然眩目，令太阳都不敢直视，可是，能够使一个民族踏碎一切艰难，书写万年历史的，则唯有文化精神的丰饶和心灵的顽强。”

“蒙古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要想让湮灭于大漠间的蒙古命运，借朝日之魂复活，回归历史，首先必须重建蒙古的文化精神和心灵信仰。有的人正在苦思，以长生天的名义重建精神的家园；也有人祈愿达赖喇嘛发慈悲之心，引领蒙古人重返心灵的信仰，毕竟四世达赖喇嘛降生于蒙古草原，六世达赖喇嘛圆寂于蒙古大漠。”

“蒙古命运复活是艰难的事业，比赋与顽石以灵魂还艰难。我曾走遍内蒙古高原，追寻在野草丛中燃烧的落日和蒙古英雄史诗的魂魄。我找到的，只是荒漠草原中的几座蒙古包；蒙古包里，几个神智被烈酒烧焦的醉汉诅咒无聊的生活。或许，只有暗夜深处偶然飘来的一缕马头琴的音韵，还在倾诉对蒙古魂的苦恋。而外蒙古虽然有独立之名，却没有独立之魂——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外蒙古与其说是蒙古英雄史诗文化的遗嘱执行人，不如说是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化的拙劣模仿者更准确。”

“蒙古自由命运今日的艰难与荒凉，主要原因在于，面对中共暴政的文化性种族灭绝，蒙古人没有意志与勇气，像藏人那样，以民族整体的名义，走上精神流亡之路，来宣示保卫文化祖国和心灵家园的誓言——蒙古人没有意志和勇气如藏人那样，展开精神领域的卫国战争。同时，蒙古民族也丧失了产生当代的精神成吉思汗，或者说自己的达赖喇嘛的文化能力。达赖喇嘛不仅是藏人的精神领袖和政治象征，而且是藏传彿教，一种精神内涵丰饶如海的文化形态的生命承载者。对于精神领域的卫国之战，深厚的文化底蕴意味着强大的战力之源。”

“或许这是由于创造古英雄史诗的过程中，蒙古民族已经耗尽来自天启的精神能量。辉煌怒放之后，静静地亲吻美丽的凋残，这也是属于英雄人格哲学的意境。让古老的荣耀像阳光闪耀的金叶，挂在白桦树般的时间的枝头——这也或许是蒙古民族诀别历史所能达到的最富诗意的意境。蒙古文化意境黯然湮灭，隐入茫茫的虚无。然而，无论如何，蒙古英雄史诗的残骸不该埋葬在极权专制的铁幕下，而应当有一片以自由的风为安魂曲的辽阔墓地；蒙古人也不该沦为极权专制的政治奴隶，而应当以自由人的身份作蒙古英雄史诗的守墓人… … 。”

每次思想走进荒凉的蒙古命运，金圣悲都会处于自我撕裂的痛苦状态：心想为今日之蒙古高原作狂风之哭，眼睛却如风蚀的铁黑色顽石，只有裂痕，没有涙影。因为，他爱那个曾经美丽高贵的民族——那是狂风和铁石之爱。对于许多人，特别欧洲人，蒙古英雄史诗只意味着侵略、屠杀。对于金圣悲却并非如此。历史有时如同一只冷酷的鉄笔，会刻下每一个罪恶和悲剧，有时却又犹如一个淘金者，会让血腥、死亡等阴暗的事件，像滚滚沙石般漏掉，而只保留与人性一致的金粒。历史呈现在金圣悲视野间的蒙古英雄史诗，就仿佛一捧灿然生辉的金粒——血腥的罪恶和刀痕累累的白骨都在时间中消逝，保留下来的是辽远的诗意；诗意中，蒙古铁骑象征著踏破地平线的制约，跃上落日之巅的自由意志，蒙古武士的神勇则表述雄性的壮丽。对于哲人金圣悲，唯有诗意才是不朽的真理。但是，属于蒙古民族的诗意，已经作为悼亡的花环，被命运雕刻在当代极权专制的铁幕上，而鉄雕的花环也会由于专制的黑暗而枯萎。”

“是的，鉄雕的花环也会枯萎，只有心灵中怒放的信仰的繁花，才会超越永恒。达赖喇嘛尊者引领藏人走上精神流亡之路，正是藏民族坚守自己作为心灵存在的誓辞。”金圣悲的思想离开蒙古的命运，重归藏人命运的意境，就像离开血锈覆蓋的枯死的时间，重归刀锋上颤动的现实。

“藏人中的芸芸众生，他们的意识间，彿的信仰或许如风中紫穗的羽毛草，有几分纷乱，有几分迷离，但是，作为藏民族形而上意境的承载者——绝大部分仁波切、僧人、学者和诗人，无可置疑地向时代表述，藏民族是一个明澈而丰饶的心灵存在。藏人是不幸的，由于丧失国土，沦为政治奴隶而不幸；藏人又是幸运的，因为，被神圣的苦难托向苍穹之巅的心灵，乃是值得人类仰视的精神之美。”

“汉人正用物性的膨胀和物欲的泛滥证明幸福。然而，只能用物欲为幸福作证的族群最不幸。不幸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精神必然被黑暗的物欲所充塞，幸福最终却又并不能通过物欲得到证明。如果说当代藏人是心灵的象征，那麽，当代汉人便是物欲的存在，由于物欲而腐烂的人格间涌现出的，乃是生命丑陋的极致，丑陋得连顽石都会为之作呕。”

“春秋战国之际，乃至强汉盛唐之时，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侠者剑客；有‘虽万千人而吾往矣’的勇者；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有叱诧万里风云的英雄；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圣者；有‘两袖清风，一身铁骨’的志士；有洞察天机，纵横世间的智者；有心胸锦绣，高风亮节的诗人；有听松观竹，赏菊品箫之雅人——大汉民族的美人格真可谓灿若群星，华逾百花。反观今日之汉人，人类万年历史间用来描绘丑人格的所有概念——背信弃义、奴性怯懦、浅薄嚣张、阴毒虚假、猥琐卑劣、自私自利、淫秽放荡、阿谀奉迎等等，都如一条条腐肉，挂在汉人的生命中。此情此景，思之令人欲哭无泪，念之令人心如死灰。”

金圣悲记起，一位藏族流亡诗人曾说，他不厌恶蒙古人，尽管蒙古人也杀过藏人；但是，他厌恶汉人——“汉人嫌我们牧区的藏人不干净，我们嫌汉人的心不干净。就算汉人没有杀过我们，西藏也要离开中国。我们真的厌恶汉人的心，我们不想同汉人打交道。”

诗人说这番话时，金圣悲能看出，他眼睛里的厌恶之情，甚至埋葬了仇恨。此刻又想起诗人当时的神情，金圣悲的思想似乎蒙上一层铁锈：“比仇恨更强烈的厌恶——那是心灵对腐烂物欲的厌恶，那是信仰人格对物欲人格的厌恶。或许不是血写的仇恨，而是人格的厌恶，在藏汉两族关系上划出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痕… … 。”

金圣悲的思想渐渐具象为一个情景：靠近藏北无人区，一座牧人帐幕内的四壁上，贴满中国、印度、尼泊尔、美国的钞票；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的价值足够买十几座帐幕，而牧人却把钞票当作装饰品，他看重的是钞票的装饰美学的价值——这就是荒野中的藏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凝视这个仿佛刻在眼睛上的景象，金圣悲意识到，当代的汉人和藏人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宿命：一个是由于心灵的家园被强权摧残而在物欲中腐烂的存在，一个是在物欲的诱惑和流亡的苦痛中坚守心灵原则的存在——一个沦落入形而下的物性世界，一个仍然属于心灵和意义的范畴。

“中共铁血强权正在把它的能量发挥到极致，试图逼迫藏人像汉人一样，由精神王国退向物性的领域，由丰饶的心灵存在，退化为一堆终将腐烂发臭的物质。强权正在把一个心灵的命运逼入绝境。”

思想至此，金圣悲那颗风中的红焰之心感到深深的恐惧。因为他知道，绝望并不意味着荒凉的空虚，而是压缩著雷电与狂风的能量的意境；一旦被逼入绝望，藏人半个世纪以来为信仰自由而献出的累累白骨和无尽苦难，将化作不可阻遏的野性和暴力，从绝望的深渊中奔腾汹涌而出。那一刻，时间和顽石将被点燃，历史将因浸透殷红的血而窒息。

“我的智慧之镜映出了藏人绝望之后的景象。不过，我并不为这个景象而悲伤；唯一让我痛苦的，只是达赖喇嘛尊者定然会因此而垂泪——避免这个悲剧，是尊者终生追求的生命意义之一… … 。噢，佛的涙定然是金色的，涙将滴落在太阳之上，但是，即便采撷一片烈焰，也无法拭去金色的泪痕，因为，佛的涙比火焰炽烈。… … 我愿阻止那令佛垂泪的景象出现，然而，在一个诗意凋残并拒绝哲学的时代，我，一个哲人能够阻止命运之轮吗？”

金圣悲的思想像一缕干枯的风，颓然飘落在紫色的悲哀之上。过了许久，悲哀才消逝于虚无，他的思想之风重新开始追寻真理和悲哀的漂泊：“心灵的绝望预言生命力的爆发，那是比黑暗宇宙中的新星爆发更璀璨的意境；物性的满足则意味着精神的空洞。汉人正处于这种满足之中——不是物欲的满足，物欲的深渊即便倾太平洋之水也难以使之满溢；而是物性的满足，即满足于将物欲的疯狂追求作为生命的唯一价值。”

在自由的国度，物性的满足终将坍塌为精神危机和心灵的困惑。中共极权之下，对物欲的疯狂追逐在缺乏基本社会正义的背景中趋向极端时，必将撞碎社会秩序的脆弱外壳，引发历史性大动荡。毛泽东，一个沉醉于痛饮人类血泪的极权魔鬼曾预言，‘我死之后，血雨腥风’。迄毛泽东被时间关进死亡的永恒铁牢至今，虽然藏人、维人数次喋血，以汉人为主体的‘六.四’学生的血也曾烧裂夜空，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表述毛泽东所预言的血雨腥风。

“呵，我已经看到，非正义的社会外壳破碎的过程中，当代汉人，十五亿块被心灵抛弃且道德良知泯灭的丑陋物质，将如同十五亿只阴狠歹毒的大耗子，怀着一颗颗腐烂的心，为物欲和私欲而互相疯狂搏杀。那才是毛泽东预言的实现，而黑色的血海将漫上苍天，淹没太阳… … 。”逼视汹涌在未来时间中的黑血之潮，金圣悲的眼睛变得像骷髅眼眶中的黑洞一样冷漠空虚，似乎只有这属于枯骨的眼睛，才不会因为看到那悲惨的命运而流泪——金圣悲不愿让高贵的涙垂落在鼠辈的悲剧命运间。

金圣悲在用思想逼视汉人命运的过程中，也看到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共靠两种泯灭理性与良知的方式，超越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奇迹的象征。这两种方式，一是对中国辽阔国土上的自然资源进行毁灭性的开发利用，一是对数亿农民工奴工般的劳动的剥夺。建立在泯灭理性与良知基础上的经济奇迹不仅没有受到谴责，反而被人类视为经济危机的拯救者，国际资本为短期暴利则疯狂涌入中国。中共用物性贪欲成功地玩弄了世界。当然，也可能人类的灵魂本就是物欲的奴隶，而资本肮脏的天性就在于物性的贪婪。”

“经济能量转化为极权政治扩张的能量，这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基本逻辑。如果中国社会秩序的外壳被专制孕育的社会矛盾冲破之前，中共强权就迈出全球扩张的决定性步伐，那麽人类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劫难，那是比古十字军东征和希特勒崛起还恐怖的劫难。因为，西方极权主义的东方政治代理人，中共暴政，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能量，而且挟持了十五亿块只能听懂物欲召唤的物质。当十五亿无魂的汉人以全球极权主义政治扩张为泻洪口，纵情发泻政治奴隶长期被压抑的生命力时，人类历史将又一次表述兽性的泛滥。”

“噢，我看到了烈焰烧焦的暗红的大地，还有枯黑的苍穹。那是大劫难过后的景象：暗红色的大地属于世界，枯黑的苍天属于中国。宿命早就讲述过一个铁律——大劫难之源最终将承受大劫难的所有悲情与苦痛。枯黑的苍天就将是对中国的惩罚。一个曾创造过风华绝代的东方文化意境的民族，竟成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殉葬者，这意味着万年时间也不能使之虚化并湮灭的耻辱；背负比熄灭的太阳还沉重的耻辱，汉民族只配在枯黑的苍穹下，永远作向隅悲泣的鬼魂，直到时间的血流尽。”

“中共强权，是古犹太智慧刻在历史起点处的对东方的恶咒。为摆脱这个万年之前设定的恶咒，汉民族必须重建文化的祖国，精神的家园，必须重返心灵的意境。但是，这个民族还能获得成为心灵存在的精神能量吗？”

金圣悲思想的目光，在这个问题前垂下了，他无法以思想直视这个问题。他相信英雄的血能点燃冰冷的死灰和铁铸的阴影，但他知道，尽管他有英雄炽烈的血，却也难以点燃汉民族已经在物欲和奴性中腐烂的生命。而生命不能在理想主义中重新燃烧起来，心灵之光就不会照亮枯黑的命运的苍穹。”

“当代汉民族的全部悲剧都归结为心灵的故乡灰飞烟灭；藏人的全部希望则在于保持了民族心灵的存在。对心灵的忠诚——这或许是观音菩萨赐与藏人的打开幸运之门的金匙。菩萨，这是一个慈悲的概念。理解了寂灭的真理，从欲念中得到解脱，从而与宇宙绝对精神一致，同时，却又发下誓愿，帮助一切众生都脱离生命苦海之后，自己才会归于寂灭的真理——这便是菩萨的大慈悲之情。”

“藏传彿教徒相信转世，并相信达赖喇嘛是观音菩萨转世。我相信转世中传承的是菩萨利益众生的大悲悯的精神——精神便意味着从心灵到心灵的过程。除此之外，我不愿对转生再作任何解读。保持某些神秘主义的意蕴，以使灵性和智慧不足的芸芸众生比较容易进入信仰的意境，或许对于宗教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一种慈悲之意。不过，对于智者，唯有趋近纯粹而明澈的哲学意境，使转世回归精神的范畴，彿学才与真理一致。在这一点上，藏人的新学派是对的。”

“然而，无论如何，菩萨的大悲悯和达赖喇嘛的彿心，都是藏人能保持心灵存在状态的天启和怙主… … 。”金圣悲的心突如其来凝结在一个晶莹的领悟之上：“难道我已经找到了藏人之魂——菩萨的慈悲心就是藏人的魂！”

不过，很快他又意识到，那个顿悟是不准确的。因为，藏人的生命风格中，除了慈悲的彿意，还有英雄的情怀和自由自在的诗意。金圣悲不禁发出狂风般的叹息，站起身来，走下铁黑色的陡峭山脊，走向晚霞如暗淡血迹的天边——尽管已经暮色苍茫，金圣悲依然要踏上寻找藏人之魂的旅程。他不能休息，而必须日夜不停地追寻。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心中的梅朵。

寻找藏人魂，是金圣悲对梅朵的承诺。梅朵就在他那颗随风摇曳的火焰之心中。只有找到藏人魂，他的火焰之心才会熄灭，梅朵才会解脱红焰焚身的痛苦。“可是，如果烈焰熄灭了，心消失了，梅朵也将化作一缕嫣红的灰烬飘散。我，一个丢失了心的哲人，又将到哪里去寻找真理？”金圣悲如是想，并怅然若失。

元世祖忽必烈：创元朝帝国的黄金后裔

是谁在风中吟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拨动历史的琴弦，聆听草原帝国的凯旋，于静音的空白时光，寻找一位仰慕已久的大汗。

翻开历史的页页篇章，纵古驰今的思绪，随着一串红木佛珠进入时光之河，荡起层层的涟漪，也荡起风云的板荡。它像是摇曳在天国的一株仙葩，庇护着中土的文明。

蒙古人的血性，像是长生天选中的豪杰，在历史的天空，留下的浓厚色彩。他们像是来自银河的勇士，所向披靡，几乎战无不胜。骨子里流淌的勇猛，注定了这个民族与生俱来肩负的使命。

成吉思汗的预言

蒙古人的主要生活之一是猎牧，小孩要从三岁起，被族人用绳子系在马背上“从众驰骋”，四五岁起便能拉小弓、短箭射猎，即使身为蒙古贵族的子弟也不例外。

广袤的草原狼群出没，成年蒙古人对付狼群是很平常的事，不过对于一个11岁的少年，用短刀斗狼，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一次，忽必烈带着弟弟阿里不哥去寺院朝拜，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狼。为了保护六岁的弟弟，忽必烈被一只狼咬伤了右腿，疼痛难忍之际，又猛然看见一群狼涌来。

忽必烈与狼群狭路相逢，这一幕在他的人生，留下了一道深刻的痕迹。未来成就帝业的过程中，等待他的又何止是一群狼？危险的时刻，忽必烈父亲的侍卫队及时赶到，从狼口下救出了这对面如土灰的兄弟。

成吉思汗的刚毅沉雄，尤其在战场上一呼百应的磅礴气势，在年少的忽必烈心中深深扎下了根。这像是成吉思汗留给忽必烈最宝贵的财富，助成帝业的王者之气。

当忽必烈听说远征了六年的祖父成吉思汗要回到三河之源时，兴奋的难以入眠，软磨硬泡征得母亲的同意，带着弟弟旭烈兀(伊儿汗国的建立者)，骑马前去迎接祖父的到来。半路上忽必烈想出竞赛打猎的方式，沿河一路打猎而去，直到迎见成吉思汗的大帐，把沿路打下的猎物当作礼物，送给祖父。

成吉思汗看到孙子表现的勇猛，非常高兴的为他主持了拭油的仪式，按照蒙古的习俗，凡是在大拇指上被拭油的人，不论他年纪大小，都拥有“勇敢猎人”的称号。

成吉思汗带着他所有的孙子到金帐挑选礼物，其他的孩子选了金刀、珍宝和珠玉，唯有忽必烈选了一串红木佛珠。成吉思汗问他：“征服天下，要靠金戈铁马。”当时忽必烈回答说：“马上能打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

成吉思汗听后心里一惊，像是惊鸿从他心中掠过，留下瞬间的一瞥。惊讶，也更是惊喜，像是心中泛起的光华，安抚他久久征战疲惫的心神。成吉思汗想到了十世先祖阿兰。先祖阿兰和她的丈夫生了两个儿子后，丈夫就撒手人寰。谁也没有想到，寡居的阿兰又连续生了三个儿子。

面对族人的质疑，长子、次子的蔑视，阿兰把她的五个儿子叫到一起，对他们说她曾经三次梦到有白色神光从天而降，化作金色神人。阿兰看着金色神人，因此有感而孕。每到天亮时，金人就迎着彩霞飞去。这就是三个儿子降生的原因。

长子、次子听后哑口无声。在中国的正史中，记载着许多有感而孕的故事。古时，有娀氏之女简狄与二女行浴，有玄鸟飞过堕其卵，简狄取而吞食，因而怀孕生契，就是商人的始祖。而有邰氏之女姜原，履巨人脚印感孕而生后稷，即周室的始祖。

这些留在正史的记载，为绚丽的历史时空增添了更多的神秘。阿兰所说后来的三子是金色天神的后代，是上天之子。因为这段传说，这三子的后代被草原部落称为纯洁的蒙古人，这个家族也被称为黄金家族。只不过人事有代谢，光阴的飞逝，淹没了久远的传说。

忽必烈的童言，唤醒了大汗遗忘的梦。黄金家族像草原一样辽阔的胸怀，像雄鹰一样的勇猛精神，使他深信有朝一日，家族子孙一定会结束纷乱的格局，把黄金的精神推向中土。
想着想着，成吉思汗露出惊喜的神色，高兴的举起忽必烈仰天感叹：“将来一统天下者，必吾孙也。”

忽必烈制定的国策，多以民为本。（

草原的夜色宽广寥寂，繁星在银河闪烁，带给草原一望无际的静谧梦幻。忽必烈从小养成每晚出来观看星星的习惯。他心中的那颗帝星，随着忽必烈的成长，也渐渐移居到天空最灿烂的位置。

在忽必烈的一生中，第一个真正传授他汉文化的老师是北方的高僧——海云法师。海云8岁出家，精通佛学，被金宣宗赐法号为“通元广慧大师”。

1214年，成吉思汗大军和金国大战，手下大将木华黎遵守成吉思汗“不毁有喇嘛、佛经的寺院”的命令，将金国的僧人另行安置后，派人上报大汗：“海云和尚和他的师父已经找到。”成吉思汗闻讯后，叮嘱木华黎：“你派人来说的大长老、小长老，都是和上天打交道的人。你要供给他们衣物、食粮，好好供养。若再有僧侣，一并妥善安置，请他们向长生天祈祷祝福。”这里的“小长老”就是海云和尚。

1235年，蒙古帝国要登记中原户口，当时凡被登记者，都要在肩膀上打一个小烙印。海云禅师为此事，极力劝阻燕京的断事官忽秃忽取消这一做法（忽秃忽：成吉思汗收养的战争弃儿，后收为义弟）。因此，海云和尚受到蒙古大汗和王公贵族的礼遇和尊重。

1242年，忽必烈将海云禅师请到漠北“问佛法大意”，由此海云成为忽必烈接受汉文化的第一位师父。海云离开漠北时，将他最中意的弟子，精通释儒道的奇才——释子聪（即：刘秉忠）留在忽必烈的身边。

这时，蒙哥大汗命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重事，让他担负治理中原的重任，忽必烈需要在燕京以北选择良地设府驻扎，他问释子聪：“何地最宜？”精通《易经》的释子聪在桓州以东、滦河以北的龙岗之地，为忽必烈选择了设府驻扎的风水宝地——金莲川。

说起金莲川还有一段来历。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金世宗完颜雍为选择“帝王的营帐”，来到一处山川，这里山石造型，或人或物，或禽或兽，真如巧夺天工，栩栩如生，颇有长白风韵。他看到川中开满了一望无际的金莲花，信步闲游置身满川的金莲之中，连烦恼忧愁都瞬间消散。于是，完颜雍从“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意，将此川改为金莲川。

在磅礴的历史中，金莲川像是散落在人间的一处仙苑，每当盛开的季节，一望无际的璀璨金色，占尽了八百里风光，她的奇异风采连征战的帝王都为之神往。

金莲本是佛家仙蕊，原本和世俗参政议政的幕府并无交集。不过，当“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来到金莲川后，为了更好的融入中原文化，他广招中土名家讲经论道。

在忽必烈招揽的贤士中，既有奇僧、神童；又有儒家名士，这些奇人文士出入藩府奔波世俗，心系天下犹如白壁温润厚泽。他们就像一朵朵的金莲花，在一个特别的历史时空，彼此相连盛开绽放心中的才华，成就着一代帝王的伟业。

元朝画家刘贯道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绘制的《元世祖出猎图》局部。（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黄金家族的黄金精神

忽必烈逐渐改变了蒙古传统的统治方法。当时中原汉地名士，对忽必烈寄予厚望，真的把他看成是“中国之主”。

文士不思以时而变，导致文弱之弊积重难返，精华颓丧。而蒙古人起于草野，开创帝国，纵横捭阖，无所畏惧。没有中原陈规陋习的阻挡，一切以时事变通为要，刚健勇武为文弱的中原，注入新的精神。财力、人力为中原所用，人种、异教皆能兼容并包，上合天意，下顺民心，所以能得天下。

历史上，有道明君为讨伐荒淫无道的暴虐昏君，不可避免的发动战争，夏启应天顺人而建国，也不得不“与有虞氏大战于甘”；成汤灭暴君夏桀，两军在鸣条也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血战。

忽必烈禁止军队滥杀，一再告诫“将士毋得妄加杀掠”，以“不杀一人”的曹斌为榜样，同时禁绝宋朝鞭背、黥面等刑罚，这就是忽必烈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做出的决定。

忽必烈制定的国策，多以民为本。他禁止诸王、后妃、公主、驸马擅取官物；“禁以俘掠妇女为娼”，凡是买卖良家妇人的，卖买者以两罪罚之。对于贫困百姓难以抚养的子女，忽必烈也“命有司量给赡养”。对于往年“官民所贷官钱，贫不能偿，诏免之”，即不能偿还贷款的，忽必烈下诏全免。

参看《元史》，每当看到“禁扰民”“诏免之”等字样时，常会让人几多震撼。人言现代文明如何发达开放，可是能有多少政府能做到忽必烈统治时，“诏免”赋税，官钱，把百姓的福祉放在心上？

至元八年，平滦路昌黎县有户人家，生了一个男婴，婴孩出生时，夜空绽放一片光芒，萦绕良久不见散去。于是有人奏请是否要除掉。忽必烈当下挥挥手说：“何幸天生一好人，奈何反生妒忌！”意思是上天降下一好人于我国都，怎么能反生妒忌加以暗害。随即忽必烈吩咐有司赐予钱财加以恩养。

忽必烈虽是蒙古人，但他重视汉族文化，常常邀请汉人名士为他讲解《尚书》、《易经》、《孝经》等传统典籍。在他的保护下，源远流长的中土文明，免遭无敌的蒙古铁骑的破坏，并扭转了南宋走向华而不实的文弱之风，为中华注入健康强劲的动力，这就是元朝“大哉干元”的刚健精神。

当历史翻过这一页，重新回味黄金家族存在的意义，他们的战马能在广阔的欧亚大陆嘶啸驰骋；他们的战箭能在新旧秩序的较量中，尽情的穿梭。这些犹如来自银河的勇士，在漫长的历史中于瞬间留下风采，以弓箭书写他们的神勇，以驰骋的自由意志打开帝国的恢宏长卷。
这个开创了元朝帝国的黄金后裔，在漫漫青史以弓箭这支巨笔，写就了淬火百炼真金的黄金精神；也以驰骋的战马，打开帝国辽远疆域的辉煌。当历史走过这一页，赫然发现中原文明的力量，因为它曾经融化了一个所向披靡的帝国。

論「三蒙統一」活動與相關問題

蘇聯瓦解開始後冷戰時期，美國的全球戰略隨之調整，中國成為美國世界霸權所要瓦解的下一個目標，於是有「頭號敵人」、「拆散中國」、「五獨攻心」之說甚囂塵上，「五獨」者指的是「新獨」、「藏獨」、「港獨」、「台獨」及「蒙獨」，除了「台獨」比較為人所知外，本文特別介紹「蒙獨」，可見「五獨攻心」，並非空穴來風，中國不能不警惕，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更不宜見木不見林，尤不可做「拆散中國」的幫凶，以免誤國誤人。 編者

   所謂「三蒙統一」，根據中共內蒙古國家安全廳蘇蒙局勢分析小組，於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編印的內部刊物《蘇蒙情況反映》第三十四期上「警惕『三蒙統一』活動」一文指稱，「三蒙統一」的說法係於一九九○年二月十八日，由「蒙古民主黨」領導人蘇索巴林在該黨成立大會上首次所提出，其初步構想是：以蒙古現有版圖為中心，將俄羅斯境內的布里亞特、圖瓦、卡爾梅克等三個共和國，加上中共的內蒙古自治區、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合併成立「大蒙古國」。而為求達成上述目的，其行動綱領的近期規劃是，先進行宗教、文字統一的工作；長期規劃則是，依靠美國等西方勢力，以實現「三蒙統一」的事業。

   《蘇蒙情況反映》三十四期所載該文並記錄有蒙古肯特省「民主聯盟」主席達木丁蘇榮的談話摘要，他說，「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宗教、文字不行。無論住在幾個國家，只要有統一的宗教和文字，就能把一個民族自然地連在一起。」而方法是大力發展黃教（喇嘛教），興建寺廟、佛教學校等，讓蒙古成為世界黃教的中心。該文亦引述前蘇聯布里亞特科學院院長丹巴的說詞，他說，「國家獨立、民族統一是當代的潮流，蒙古要從中、蘇兩大國身上割下兩塊肉，光靠自己力量是辦不到的，只有依靠美國等西方勢力，『三蒙統一』事業始可望實現。」此外，蒙古的一些組織更提出「奮鬥十五年實現蒙古民族統一」的說法。

   由以上仍嫌簡略的資料可知，所謂「三蒙統一」構想或口號的提出，應與蘇聯式微、蒙古民主化與恢復自主化的運動同步，其實質應為一民族主義運動，甚至可以認為，它是晚近蒙古民主化、自由化發展動力的精神基礎。

   但前引刊物那篇文章中也指出：「一九九○年秋，美國利用『蒙古民主聯盟』總協調員昭日格等人訪美期間，提供渠等活動經費，並支持其接見旅美蒙古人，策劃建立大蒙古國問題」；「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三日，美國密宗黑教主持人林雲大師率團赴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訪問，其間曾暗示該區活佛要多觀察外界情況」；「近年日本部分組織和多位社會知名人士亦積極支持『三蒙統一』活動」；「近年蒙古佛教聯盟副主席將其布多次赴呼和浩特市活動，主動介紹達賴近況，迫切要求該區宗教界人士出去訪問達賴」；「近年達賴二度訪蒙，主要目的是在甘丹寺利用誦經機會物色知己，從事『西藏獨立』和『三蒙統一』活動」。這些資料同樣證明了中共方面對外蒙古動向的密切注意與高度警惕，並且似已明顯的以「蒙古民主黨（聯盟）」為具威脅性的潛在敵人。而由中共內蒙安全部門的分析人員的說法來看，他們無異是把外蒙的「民主聯盟」與重要宗教領袖，視為與美國、日本、達賴等「境外勢力」相互勾結利用，以破壞或分裂中國領土主權完整、製造中共政權統治的麻煩為目的之假想敵。

   針對上述情況，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辦公廳於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曾發出題為「關於中央對內蒙古指示精神和自治區黨委常委會議討論紀要等文件擴大傳達學習範圍的通知」，其中包括有中共中央對內蒙古維護穩定之指示七項要點，內容值得重視者有：「美國中央情報局持續在幕後支持土耳其搞東土，又搞大蒙古，其破壞是必然的，鞏固關鍵在於自己的頭腦要清醒，特別是高級幹部，尤以西藏、內蒙古、新疆等地」；「周邊地區的穩定很重要，要注意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周邊地區（西藏、內蒙古、新疆）進行滲透活動，要特別注意敏感地區的穩定工作，不要以為在台上，政權在手，就一定不會出事」；「當前影響穩定的突出表現有二：一是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和搗蛋；二是如何處理好各種社會矛盾。地方黨政領導不能只抓經濟工作與物質文明，不抓政治與精神文明」；「各級領導幹部對治安與滲透的問題要有新的認識，……特別是在熱點地區工作的幹部，要依靠群眾，發揮專政機關與群眾相結合的優勢，靠廣大群眾與專政機關結合打擊反動勢力，並重視基層組織的建議」；「……迅速發展經濟與文化教育事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時做好廣大群眾的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的宣傳教育，搞好民族團結，保持社會穩定，縮小民族分裂勢力的活動市場」；「加強對內蒙古自治區民族幹部進行馬列主義民族觀和黨的民族政策的教育，在民族政策上避免強調少數民族的特殊性，並加強中華民族團結的宣傳教育，充分發揮民族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的作用。在處理涉及民族問題時，由民族幹部出面較漢族幹更有效」；「對蒙古今後可能召開之世界蒙古人大會之類的活動，蒙古自治區黨委和政府應阻止人民參加，並批駁某些錯誤論點」。

   這份「通知」除了列有中共中央的「指示」之外，也比較詳細的記錄了「會議討論」的諸多重點，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由於蘇聯、東歐劇變，兩極格局被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對國內進行『西化』、『分化』，國際上極端民族主義思潮氾濫，『泛蒙古主義』活動加劇，少數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活動日趨猖獗，其與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同達賴集團組織相結合，在境內外建立各種民族分裂組織，進行各種破壞活動，妄圖將內蒙古分裂，建立『大蒙古國』」。這是明白指出美國是「大蒙古國」問題的幕後要角，並且有意促成內蒙古的由中國分裂出去。而提出這種看法的則包括中共中央與內蒙自治區的中共領導幹部，我們認為這裡面更值得去了解的在於，內蒙古的中共漢族幹部與蒙古族幹部之間，對此一問題是否在看法上完全一致？如果不是，其不一致之處又是什麼？因為所謂「泛蒙古主義」並非「西化」，它甚至可以說是反「西化」的。以蒙古在民主化後的首任總理邊巴蘇倫的夫人蘇‧杜蘭瑪汗德女士所撰論文─「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the MongolianState Policy」（《蒙古秘史與蒙古國家政策》）之中所強調的，蒙古國家政策的現行指導綱領實繫於蒙古歷史精神與民族傳統文化，蒙古國將以恢復對成吉思汗的崇拜來追求與鞏固蒙古民族的光榮與獨立，這種論點應為近年來蒙古領導菁英用以號召其人民與國外同胞的基本宗旨，它很可能會對內蒙古的蒙古族人產生影響，而導致「分化」效果，但與「西化」似無直接關聯。

   因此，內蒙古的民族問題的深層原因，應該是漢族幹部與群眾，在改革開放大潮下出現「西化」傾向，而蒙族幹部與群眾卻在北鄰蒙古國家的「統戰」呼喚下，出現「離心」傾向，二者當然會有矛盾。

   這份「通知」中列舉了近二十條八○年代後在內、外蒙地區發生的「破壞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的分裂活動事例，其值得注意者諸如：「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三蒙統一委員會』、『布里亞特聯盟』、『公太吉─德穆楚克棟魯布協會』、『蒙古青聯會』等四個組織在蒙古圖書館召開秘密會議。阿木古朗（『三蒙統一』活動頭面人物）稱：這次會議以『三蒙統一』為宗旨，號召世界有蒙古血統的人要為蒙古族的振興和統一而奮鬥。目前『三蒙統一』要改變活動方式，現階段主要以宣揚成吉思汗精神為主，先從思想和文化上把蒙古人統一起來，然後由內蒙古、布里亞特鬧獨立，最後達到統一的目的。」「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蒙古民主黨『伊勒桃布其』報，刊登署名為『內蒙古教師和大學代表』的信，信中說，你們（蒙古國）要努力發展經濟，否則會被中國吞併，我們要實現『三蒙統一』建立大蒙古國，現在內蒙古的蒙古人受漢人欺壓，文化、土地、資源被佔用。」「一九九三年七月三日，『西藏青年大會』、『東土耳其斯坦青年民主聯盟』、『內蒙古民族解放陣線』成員，於達賴生日宴會中，商定年底舉行聯席會議，討論今後如何互相支持聯合行動，加強『民族解放鬥爭』。」「一九九三年七月九日，烏蘭巴托召開「世界蒙古人大會』，前蒙古國總理邊巴蘇倫對在中國成立內蒙古分部提出四條任務：一，聯絡內蒙古社會各界知名人士，把他們聚集在『世界蒙古人聯合會』的旗幟下；二，負責與台灣蒙藏委員會聯繫；三，負責與達賴喇嘛聯繫；四，負責與『世界蒙古人聯合會』擬設聯合國辦事處聯繫。特木其勒圖等人並在會中散發題為『我們抗議中國對內蒙古人民的壓迫』材料，該文攻擊『中國在內蒙古進行種族滅絕的政策』、『美國印地安人的悲劇正在內蒙古上演』。」「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赤峰蒙文師範專科學校發現『蒙古人聯合會赤峰分會』的非法組織，起草『蒙古人聯合會赤峰分會總綱、成員章程及工作要點』，聲稱『蒙古人聯合會是以蒙古族為主體，是蒙古族各階層的先鋒隊，是為蒙古民族利益奮鬥的忠實代表，是實現蒙古族統一事業的領導核心。聯合會最終目標是聯合世界各地的蒙古民族，共同建立光明發達的蒙古國，成為世界上政治、軍事、外交方面領先的蒙古國』，並散發『給蒙古同胞的公開信』，稱『蒙古人如今要面臨滅亡』、『蒙古族的解放和統一像當年中國的解放一樣，是歷史的必然趨勢』。鬥爭的方法是『首先發展自己的經濟來源，加強文化意識和民族意識，擴大自己的力量，條件成熟後要轉變成政治鬥爭。漢族內部混亂，我們就像立陶宛離開蘇聯一樣，離開漢人』。」

   綜合以上來自內蒙中共安全部門內部文件與分析報告之所透露者，我們似可歸納出以下幾點意見做為結語：

   一、外蒙自蘇聯的高度控制下解放獲得真正獨立後，可說百廢待舉，但此中最關重要的，仍為經濟建設，故極有必要與中共、日本、南韓等近鄰，以及美國、德國等建立經貿關係，以利生存發展，但也因此很難避免別具用心的國家藉此對他進行影響。而較諸外蒙當局的小心謹慎務求萬全的對外姿態，外蒙國內某些「民主組織」卻賣力演唱「三蒙統一」高調，並多方企圖在內蒙建立分支，則說明了：蒙古國領導階層頗善於玩弄小國的狡智，以爭取實惠。只有在上述情況下，蒙古朝野才能同時從中共與美國雙方取得可能的利益。這是可以理解與同情的。

   二、蒙古民族之擁有輝煌歷史乃一事實，重獲獨立後的蒙古國家（Mongolian State ）的恢復祖先崇拜，係尋回認同與自尊的自然發展，但以今天外蒙整體來看，尚並無條件成為亞洲強權，即使「三蒙統一」，因此所帶來的新問題，亦將迫使蒙古國必須尋求俄、中的善意援助支持，則又何必非割回這兩塊別人身上的肉不可？

   三、一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蒙古駐日本大使雲登回答日本眾議院成員山本重信的話十分誠實。山本問：「現在對建立一個獨立、統一的蒙古國家呼聲很高。大使閣下談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雲登答：「我可以談談個人的看法。我對中國的內蒙古情況不太了解，但對蘇聯布里亞特比較熟悉。我想就人口問題而言，布里亞特蒙古人只佔百分之三十二，百分之六十八的人是俄羅斯及其他民族。如果說『統一』，這部分人怎麼辦？再加上內蒙古的人口，要遠遠超過我們蒙古十幾倍，我們怎麼辦？」具體而生動的反映出蒙古國的並無「擴張主義」。當然，我們無法確知蒙古國內是否有人出於民族主義感情，而被外國利用為工具，執行了破壞鄰國主權的壞事。

   四、內外蒙古的統一，在情理法三方面都具正當性，但這個問題嚴重的涉及現階段的中國與蒙古國的關係定義，十分敏感。從長遠看，最好的發展是：內蒙做為中國的一部分，當它與外蒙二者的經濟、文化、社會發展到達有如統一前的西德、東德的情況時，外蒙人民可能自動的選擇與內蒙統一。這對蒙古民族與全中國都是有利無害的。

阿嘉活佛在蒙古获得荣誉证书颁发现场 （图）

华盛顿邮报：蒙古4000年猎鹰驯化传统面临失传 (组图)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蒙古有一群依靠猎鹰捕猎为生的人。他们生活在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的阿尔泰山上。图为一次成功的捕猎后，训鹰师用猎物身上最珍贵的部位——肺奖励此次捕猎的“功臣”，他的脸上露出一丝骄傲的神色。

在遥远的草原生活这这样一群人，他们通过训练老鹰，让老鹰为他们捕捉猎物，近日，外媒报道称蒙古4000年的猎鹰驯化面临失传，让人倍感唏嘘，更是引发网友热议，据传蒙古的阿尔泰山，人迹罕至，却生活着一群靠猎鹰捕猎为生的人，如今，这项独特的传统正面临失传的尴尬境地。目前，全世界仅剩下约70名训鹰师。由于阿尔泰山常年与外界隔绝，这一传统才得以在蒙古流传至今。

但这一传统却面临着失传，他们驯化猎鹰，并且在它每次成功捕猎后，便以猎物的肺来奖励它，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在鹰的腿上戴上精美的装饰物，作为奖励！猎鹰的寿命通常在40年左右。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猎鹰就像亲人一样。为了训练好猎鹰，训鹰师必须从鹰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和它们的感情。培养一只猎鹰通常需要3至4年的时间，整个驯化过程只能由一个人完成，只有这样鹰和人之间才能充分信任。

《狼图腾》作者姜戎获蒙古文学

近日，世界蒙古族作家联合会在蒙古授予小说《狼图腾》的作者姜戎该联合会最高奖“文学”奖章。“文学奖”是四年一度的由世界蒙古族作家联合会颁发的最高奖项。
　　
由于姜戎从来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委托他到现场领奖。不过姜戎发表了获奖感言：“听到世界蒙古族作家联合会会长呼兰女士和全体蒙古读者们将把‘文学奖’的奖章授给我以后，我高兴得险些不能自抑。因为这是只有莎士比亚、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学巨匠才配接受的巨大荣誉。可是，《狼图腾》只是我的处女作。我酷爱和崇尚草原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所以对于收到蒙古人民的这份敬意感到很高兴。”

姜戎把蒙文版《狼图腾》的稿费和“文学奖”奖金都捐给了蒙古草原保护基金会。

2004年4月出版的《狼图腾》讲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知青在内蒙古草原与草原狼、游牧民族相依相存的故事。

该书在国内出版后，被译为30种语言，在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截至今年6月，该书在中国再版了160多次，销售近600万册，还被拍摄成同名电影。

2010年《狼图腾》被翻译成蒙文在蒙古出版。

日本协助的内蒙古独立

清初，沙俄就不断侵扰蒙古地区，康熙年间，居于天山以北的蒙古一部勾结沙俄叛乱，在康熙的亲征下，1697年平叛。但沙俄仍在边境制造事端。1727年中俄签定的《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为后来的外蒙独立留下了隐患。清末新政借“移民实边”之名加紧了对蒙古地区的压榨和压迫，从而引发了蒙古社会普遍的离心倾向，为日俄两国在此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

1904年，一场在蒙古领土上争夺蒙古领地的日俄战争打响。战后从1907年到1910年，两国又先后签订了两次《日俄密约》，划分它们在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它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之内，设立专门机构，派遣特务间谍深入蒙古地区搜集情报，拉拢蒙古王公上层，图谋占领蒙古。

十八世纪初各省相继响应宣布脱离清朝统治。但是蒙古不一样，满蒙世代姻亲，蒙古大公与清王朝的利益紧紧钮结在一起。在革命派要求“民主”“共和”之际，他们站在清王朝一边，一面誓死效忠清廷，一面极力反对“民主”“共和”。外蒙古的大公则是另一种态度，因为沙俄的活动，这些封建王公与活佛提出了联俄独立，并在沙俄武力支持下，于1911年底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立活佛（活佛在蒙古语中又称博克多格根）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年号“共戴”，驱除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第二年即1912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协约》(即《库伦条约》)及附属《专条》，规定俄国扶植外蒙古“自治”，同时沙俄在外蒙古享有广泛的权利。这样外蒙古实际上就在俄国的控制之下了。

就在俄国扶持喀尔喀蒙古独立时，日本在协助内蒙古独立

1911年12月，喀尔喀蒙古“独立”的消息一传来，亲满清的蒙古大公贡桑诺尔布就和宾图王棍楚克苏隆“访问俄国代理公使，探问若内蒙古独立时，望得到俄国何等程度的实际援助”。在得到俄国否定的回答后，贡桑诺尔布又立刻转向日本寻求帮助。日军占领区军政事务长官川岛浪速，也就是川岛芳子的养父以此为契机，在旅顺建立基地开始“满蒙独立运动”，企图建立一个日本控制下的“满蒙王国”。1912年，由于南北议和，局势有变，日本政府改变立场支持中国北洋政府，至1912年6月“满蒙独立运动”失败。

日本谋蒙古没有进展，沙俄的战果却极其丰盛。

1913年，沙俄利用袁世凯政府的内外交困，与袁订立《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北洋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该条约使北洋政府徒有宗主虚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1915年再订《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文件，沙俄对此十分满意。

1915年夏，袁世凯帝制运动进入高潮，而南方各省反袁运动已呈山雨欲来之势，日本政府和军部一致采取了倒袁并进而扶植一个亲日政府的方针。具体办法是：一面支援反对帝制的南方派；一面使在川岛浪速等唆使下的宗社党、蒙古部族在满洲举兵，南北呼应，以颠覆袁世凯的政府，将满蒙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万事俱备之时，日本外务省派驻东北的领事机关和驻军，认为宗杜党等土匪乃乌合之众，不只成功无望，反而会有损于日本“国威”，因而反对川岛的计划，极力主张扶植张作霖，以更加稳妥地实现使满蒙独立的计划。川岛浪速两次发起的满蒙独立运动均胎死腹中，但日本从来没有放弃过控制满蒙的意图。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在外蒙将撤治时，因皖系军阀徐树铮争功并不顾蒙古传统强推新政改革，致使蒙古各阶层谋求外部势力进行独立。外蒙共产运动、民族分离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寻求共产国际帮助，列宁因此转而支持外蒙的分离运动；外蒙古领袖哲布尊丹巴则致信日本天皇，希望日方协助其恢复独立。

1920年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蒙古共产党成立，开始肃清外蒙境内的“敌人”，即北洋政府驻蒙官员、驻军、外蒙支持统一的人仕。1921年2月，白军将领恩琴应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邀请，率他自己建立的亚洲骑兵师共800人进入外蒙古，在日本的支持下，他很快击败高在田率领的北洋军队，进入喀尔喀蒙古首都库伦，成为外蒙古的实际统治者。不久，他着手袭击蒙古红军，失败后被处决，喀尔喀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同年11月25日喀尔喀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与苏联在1922年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1924年11月26日在苏联第三国际支持与行动下，蒙古人民党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允许苏联驻军。

乔巴山领导的早期的蒙古人民军

日本政府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独霸世界论调。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将“满蒙”视为征服中国乃至征服世界的根基。

经过长久的谋划，日本暗杀张作霖，通过满洲事变占领内满洲，并于次年侵占东北，扶植爱新觉罗·溥仪成为“满洲国”皇帝。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十四年里,内蒙古东部地区被纳入“满洲国”管辖,东蒙古人扮演着建立“满洲国”的“国家主人”的重要角色，成为“满洲国”“五族协和”中的主要成员。

在“满”以及东蒙古到手后，日本开始准备对喀尔喀蒙古进行扩张。1935年1月24日，日本主张呼伦贝尔之贝尔湖以南的哈尔哈庙，是满洲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喀尔喀蒙古不该派兵屯驻，苏日爆发第一次边界冲突。苏联、日本、满洲国、喀尔喀蒙古四方代表在哈尔滨争执不休，冲突延续到隔年12月苏联才让步。然而苏日满蒙之间漫长且不明确的疆界并没有厘定，成为日苏不断冲突的根源。

经过张鼓峰、诺门罕几次冲突，苏联和日本在1941年4月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特别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正式承认了满洲国，并换取了日本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承认。至此，日苏长达几十年的蒙古争夺战彻底画上句号，而民国政从未有过此事的控制权。

草原“丝绸之路”或将成为蒙古学研究新点

8月22日正在召开的第四届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草原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成会议主题，历史上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草原丝绸之路正在成为蒙古学研究新热点。

蒙古学是以蒙古族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的第四届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蒙古国、俄罗斯、匈牙利、中国、韩国等国家的近百名蒙古学专家学者参与。

本届蒙古学国际研讨会以“草原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为主题，通过围绕这一主题的研讨，推进蒙古学参与到以“一带一路”为契机的世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蒙古学作为世界性的学问，并不局限于解读13世纪蒙古帝国的世界影响或者元朝的历史地位，更重要的是使蒙古学所蕴含的古老知识谱系实现现代的升华，使游牧文明的真谛和草原文化的胸怀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进程中发扬光大。

蒙古国科学院院长博·恩和图布新表示，蒙古国学者与俄罗斯、中国学者一同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实施的丝绸之路项目，正在有力推进各项研究，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在丝绸之路工程框架内，实施了国际性学术研究项目，并将其成果普及推广，相信这些合作研究能够继续进行并取得成功。

联合国教育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基肖尔·辛格说，要赞扬蒙古学在诸多方面的成就，如蒙古语言与文学、文化与宗教、哲学思想、历史传统以及民间智慧、音乐和传说等等，这些都与世界文明相衔接。

草原丝绸之路，西端是古希腊，东端是蒙古高原。历史上，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多个民族相继控制着草原丝绸之路，充当欧亚两种文明的传播者，促进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文化交流。

席海明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届“中国之路”国际研讨会的发言（视频）

席海明谈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和普世关怀 - RFA

在海牙第二届中国之路研讨会上，前排席海明（左二）、
魏京生（左三）、薛伟（右一）(天溢摄)

最近几年，民族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关注。著名蒙古族维权人士席海明先生在第二届中国之路研讨会上谈了民主与民族问题的关系，以及在这个问题上他对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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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由于不断地有藏族人士为了抗议中共政府的西藏政策而采取了自焚的形式，在维吾尔族地区更不断有不同形式的暴力镇压及暴力反抗事件发生，因此中国的民族问题越来越引起欧洲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上周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之路研讨会”上，著名蒙古族维权领袖，欧洲蒙维藏汉协谈会主席席海明先生特别就民族问题和中国民主化的关系做了报告。在报告中，他着重介绍了他在达赖喇嘛的影响下，流亡德国后的思想变化。为此，在报告后，记者采访了席海明先生。

席海明先生首先介绍了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对他的影响。对此，他说，“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最早是在一九八七年的斯特拉斯堡会议上提出了五条和平建议，在这个基础上后来行成了他的中间道路的方针和路线。当时我是坚持独立主张，最初我没有接受中间路线，后来经过观察和思考。此外我来到德国也已经二十多年了，对普世价值、人权为最高原则的了解和思考，还有在东欧解体后，尤其是对于南斯拉夫发生的种族仇恨和冲突的观察和思考，使我我逐渐接受了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和思想。”

对于达赖喇嘛对于他个人及蒙古族生存问题的关心，席海明先生特别介绍说，“而且达赖喇嘛对我个人也非常关注和关心。此外他也对我们蒙古族的命运非常非常关心。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蒙古和西藏是一个母亲的两个孩子。而由于宗教的原因，我们蒙古人也相信藏传佛教，所以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另外我对他还有一种非常亲切的亲情关系。他跟你讨论问题，关心你的一切。”

关于他理解的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席海明先生介绍说，“我觉得中间道路，后来理解了后，更仔细地想了一下，一个他是站在地球村的高度上，以佛教的博大胸怀，高瞻远瞩，对人类的未来提出的。因为在地球上我们都在一起生活，有着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别说是人类之间，包括自然界、动物和生物、植物之间都有一种生态链。所以过去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方式，或者说哲学，已经不适合我们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所以必须要寻求一种共存的方式。”

席海明先生说，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关怀超越藏族，涵盖汉族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对此，他说，“中间道路不是对于侵略者让步，而是对人类的共同关怀。对他来说慈悲每个汉人的生命和他们的存在和藏族人民的生存一样是重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中间道路避免了一种藏汉之间的直接的公开冲突，也就是说这是一条和平的理性的路线。我觉得，在这条路线走下去，人类历史不断地在发展，最后会走向一条光明的路。互相征战，你死我活地斗下去，最后对双方的民众都是悲剧。”

为此，席海明先生最后强调说，民族问题涉及的肯定不只是本民族，所以一定要在坚持自己民族的权利的基础上，努力化对立为理解，化独立为融洽，化干戈为和平。(特约记者：天溢)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gr-08242015110238.html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串票

1938年察南自治政府田赋串票。察南自治政府于1937年9月4日在张家口建立，政权受日军在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长叶冈安直及最高顾问金井章次的直接控制，以张家口为首府，管辖察哈尔南部10个县，1939年9月并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成吉思汗纪元735年（1940年）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串票，是成纪740年蒙古自治邦政府厚和县《买契》。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又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经蒙疆联合委员会规划，于1939年9月1日成立，以成吉思汗纪元为年号。1941年8月，日本者将“蒙疆政府”改为“蒙古自治邦”。

終戦記念日、在靖国神社前控诉南蒙古現状活動（图）

8月15日、日本終戦記念日70周年，从日本全国慕名参拜靖国神社的参拝者比往年多了很多。

南蒙古自由民主运动基金成员于8月15日在日本东京靖国神社前举行控诉南蒙古草原环境恶化、被同化的蒙古文化、传统语言与人权现状。

前東京都議会議員吉田康一郎先生、支持者小島先生、殿岡先生也来到现场进行声援活动。
http://smldf.org/?p=550

内蒙古四子王旗牧民再赴京上访 - RFA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十余位牧民周一上午抵达北京，准备再次就被侵占的草场问题上访。今年1月，牧民们也曾赴京上访，不过，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牧民们在返回内蒙古后还遭到警方打压。有牧民向本台表示，如果不是被逼无奈，他们不会选择这条艰难的上访之路。

曾于今年1月前往北京上访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牧民日前再度赴京请愿。

一名四子王旗牧民周一告诉本台，这次第一批去了12、3人，已于当天上午抵达北京。

记者：“牧民近期又到北京去上访了，有没有这回事啊？”

对方：“有，有十几个，十二、三个。”

记者：“是什么时候去的北京？”

对方：“今天早上到北京的。”

记者：“为什么又决定继续去北京？”

对方：“（上次）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再去北京再等一等，再去看看相关单位有什么答复，我们再去去。去年（2015年1月）去了那么多也没用，最后回来了嘛。”

记者：“准备去哪些部门？”

对方：“这个具体还没定。也是去中纪委、军委什么的。”

今年1月，牧民们前往北京信访局、军委等部门上访无果，返回内蒙古后，又去自治区政府继续讨说法，却遭到警方抓捕并被遣返。其中，敖登画拉等四名牧民还被以“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为名拘留15天。牧民们还一度被警方警告不得与境外媒体联系，否则将会获刑，不少牧民被迫删除微信等即时联络工具。

上述牧民告诉记者，自上次赴京上访至今已有7个月，当地政府却没有给他们任何答复。如果不是迫于无奈，他们也不会选择连续上访。

“没办法，牧民们没办法，还是得走上访的路。”

记者：“可以说是走投无路，所以即使被打压也要继续上访。”

对方：“是。”

今年9月3日北京将举行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近期京城大规模清查访民，不少人被驱赶、监控、软禁。

另一名四子王旗牧民周一向本台表示，牧民们前往北京的路途尚算顺利，未遭截访，虽然担心在北京会被驱赶甚至抓捕，但仍然选择“试试看”。

记者：“到现在为止还顺利吗？”

对方：“嗯，顺利，路上没有拦截的问题。”

记者：“这两天北京也是马上就要阅兵仪式了，可能管治得比较紧，那会不会有一些担心？”

对方：“我们也是这样想过，但是还是试一试，走一步看。”

牧民们长期以来的诉求是承包草场被朱日和军事训练基地征用但补偿不到位。牧民们共被侵占84万亩草场，一亩草场的赔偿只有200元人民币，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而军事基地在演习时还经常造成污染。为此牧民们多年来曾向各级政府部门上访请愿，但始终没有获得一个满意的答复。（特约记者：扬帆；责编：胡汉强/马平）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yf1-08172015102958.html

Mongolchuud ev negdeltei baihi uriyalj baina

致南蒙古大呼拉尔筹委会各团体的- 通知

Mongol Turii chimegui ezleh hiyatadin bodlog

哈达再被断网妻子新娜库存书房被撬门清空 - RFA

左起：新娜、自称库房业主、公安，在库房外

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再被当局断网及要求缴纳物业费，其妻子新娜经营的蒙古学书店多年前被当局查封之后，上周六（8月8日）其存书库房突遭公安撬门入室清空。事发时，一位自称是业主的男子在公安的陪同下，声称要收回房屋。新娜与儿子威勒斯要求对方出示相关文件，但对方拒绝，母子俩被公安带到派出所搜身，并抢走手机和照相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报道。

刑满出狱后，被内蒙古公安24小时监控的蒙古族异议人士哈达，星期天（9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公安专为他安排的住处上周被要求缴纳物业费，遭到拒绝。他说，当局的最终目的是要他们一家人屈服：“最主要的还是要我们屈服。最近让我交付物业费，因为我没有钱付（没有生活来源），而且按照合同应该由公安支付，而且从昨天（8）下午开始，已经屏蔽我的网络，已经无法上网”。

今年60岁的哈达曾在1989年创办蒙古学书店，后与朋友成立“内蒙古民主联盟”并担任主席，他主张内蒙古高度自治。后被内蒙当局以“分裂国家”等罪判刑15年，刑满出狱后又被以“剥夺政治权利”为由，法外羁押4年。去年12月9日获释后，一直受到公安的监控，其银行账户被冻结，妻子新娜经营的书店被当局关闭后，他们存书的库房上周六，被公安撬开大门入室清空，书被运走。

新娜周六告诉本台记者：“我现在现场跟你说话，今天（书库）门口已经有三辆搬家公司的车，一堆工人，还有开锁的师傅，威勒斯想拍照，公安不准拍摄，发生激烈的冲突。我说如果不拍照，没法证实是那么拉走的货物。你拉我们的货就得拍摄”。

新娜说，她向公安提出第一，不同意拉货，因为公安不准他们继续合法经营书店，第二，既然不允许再开书店，现在又强行搬库房就是继续折腾他们，她表示强烈抗议，第三，搬库房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公安承担责任和后果。她说,后来公安将门窗撬开：“有一个开锁的师傅，但没有打开，因为这把锁好像不易开，后来走了。因为他一听说这种情况怕了，他知道有争议，他知道这个问题麻烦。最后是公安厅的两个国保，一个是林科长，还有一个姓季的人，他俩亲自把门锁撬开”。

新娜还说，在争执期间，她曾致电派出所报案。稍后，到场的公安将她和儿子威勒斯带到派出所，手机和两部照相机被扣留：“我刚从派出所回来，现在威勒斯失联了，不知道被抓到哪里去了。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就搜身。我说我们要证明是你们公安厅在拉货、撬门，以后我们要打官司的。威勒斯带着两个照相机，一个手机被收走，不知道怎么处理”。

威勒斯星期一对本台记者说，他的父亲获释，虽然继续受到软禁，但还是有少量的自由，也因此与公安的摩擦减少。可是当局在继续刁难他们一家，制造矛盾。他说：“这次的行动，抢劫手机和照相机，说明他们想把事情闹大。多年来，内蒙古有关方面对我们家的合理诉求，并不向上级如实反映，只是一味的打压，达到震慑蒙古族人和欺骗中央的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处境比四年前，在持续恶化。我们没有生活来源，不准工作，银行卡被冻结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威勒斯说，目前只能通过国际媒体，反映目前的艰难处境，他希望国际社会关注他们一家人持续受到打压的状况。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胡汉强/嘉远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Ql1-08102015093434.html

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通过决议罢免人民党的1名副总理和5名部长

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6日通过了罢免1名副总理和5名部长的决议。

被罢免的这6名官员分别是来自人民党的副总理、财政部长、城市发展和建设部长、交通部长、劳动部长和环境部长。

去年12月，执政的民主党与在野的人民党和“正义联盟”组成联合政府。

今年7月3日，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以不称职为由，宣布将罢免联合政府中来自人民党的高级官员，但人民党随即对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提出的理由予以反驳。

丝绸对沙漠

中国新丝绸之路项目也意在遏止吞噬着越来越多土地的沙漠化。德国专栏作者Frank Sieren 认为，该项目值得一试。

沙漠是中国大敌。它导致土地贫瘠、缺水、沙尘暴。它不断扩展。春秋两季，沙尘暴甚至盘旋于北京上空。可耕地蜕变成几乎一毛不长的沙地。中国国土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已经受到影响。过去50年里，新增沙化土地面积约达173万平方公里，4亿国民直接蒙受土地沙漠化之苦。西北和西部地区沙漠化尤其严重：在新疆，沙漠化土地几乎占65%；在内蒙古，比例也在50%以上。这些地区受到沙尘暴的影响也最严重。沙尘暴可高达数百米，风力可达9级。

对中国政府而言，沙漠化并非新问题。自1977年起就有了关于沙漠在中国扩展的研究。当年，一个联合国会议委托进行了相关研究。沙漠化的原因人们也知道：放牧过度、错误的农耕方式，以及风、水等自然侵蚀。到处缺少树木。政府很早就试图找到解决办法。但这非常困难。虽然，每年都能从沙漠那里夺回近1700平方公里土地，但沙漠化依然继续推进。中国面对的是我们在西方面对的同一个问题：如何能动员人们、尤其是农民，具备环保意识和行为方式？

时间紧迫
在此有一条铁律：谁在现代化进展中获益越少，谁就越不愿为环保而放弃经济增长。只是在经济获得某种增长后，才会出现思维转变。这在德国也一样。不过，北京政府无法长期等待。因为，尤其是在西部大后方，等到人们自己变得理性，可能需要很久。当局无法在每一个农民背后派一个警察，强迫他理性行动。所以，当局目前试着采用将环保纪律与经济进步挂钩的做法。

遏止沙漠化之战将与中国政府最重要项目之一相结合：重建丝绸之路。原则就是：谁有环保意识和行为，谁就更易获得经济腾飞的优惠。这是否有效，无人知晓。但无论如何值得一试。上周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的“第5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上，主管农业和水资源事务的中国副总理汪洋宣布将走上这条新路。新丝绸之路的核心是建成一个循古丝绸之路旧迹的
新贸易走廊。

零散项目于事无补
为这条新丝绸之路，中国将投资400亿美元，用于从俄罗斯至巴基斯坦的整个中亚、当然也包括本国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计划，尤其是相对落后的中国西部地区要从政府的这一新设想中获益。

北京计划在下一个五年发展规划中引入一种公私伙伴关系模式。借助这一模式，通过提供财政支持，农民、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将受到鼓励，参与遏止沙漠扩展。该模式将在库布其沙漠试行。数十年来，该地区已作出遏制沙漠化的多种努力。
要获得成功，重要的是不试图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解决问题。因为，要是某个非政府组织使某地重新变得肥沃，而与此同时某个漫不经意的牧民却在另一个地区过度放牧，便将于事无补。

经济发展
所有各方都要戮力合作，所有人都该有这样的意识：自己不单是在为环保出力，通过自己的行为，经济上也会有更光明的前景。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继续配合。人自身的环保意识要远低于我们所希望的程度。而中国，更因经济发展而受到更严重影响。在这里，工业化造成的环境破坏和传统的前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对撞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因此，在中国，相关使命尤其困难。

声明 - 哈达

南蒙古再现“文革” - 巴雅古特

小编案：南蒙古人活着就要为中国专制殖民买单。不仅要用祖辈留下来的巨量资源无偿供养十三亿人，每月还要为中国七百余万在编公务员交纳【高额赋税】用于支出全球排行第一的行政费用。甚至死后决定你身体去向的还是要等中国人的指示，他们说你火葬你只能火葬，他们说你土葬你只能土葬，一个南蒙古人即使死后也要向中国殖民政府交纳一笔高额“死亡税”即：丧葬费。这就是赤裸裸的被殖民的结果之一，普通的南蒙古牧人你死的起么？

南蒙古达尔罕王旗（Darhan hosigu，今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是蒙古著名民族英雄嘎达梅林（gada meiren，1892-1931）的故乡。当年，嘎达梅林反对中华民国军阀“移民实边”、开垦草地的殖民活动而毅然起义，谱写了内蒙古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而如今，英雄家乡的蒙古民众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盛世”治下，活着被百般勒索，死了遭盗墓焚尸，蒙古民众在内蒙古本土，真是到了活无安身之处、死无藏尸之地的地步，连灵魂上天都得买过路费了！

自从党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以来，蒙古人的入土安葬也被纳入了“商业化”操作之中。

科左中旗舍伯图镇（shebertu balgasu），镇政府设了“殡葬管理处”，并规定蒙古人死了必须要火葬，火葬费需付约两千元人民币，其中含骨灰盒，其价位最便宜的是680元，贵的就有上千元或不封顶。而且罚款另算在外。

蒙古族丧葬习惯，历来采取风葬、土葬、火葬三种形式。其中贵族可能要土葬、僧人（喇嘛）要火葬，平民一般风葬，但也因人或因事（如年龄和死因等）而有变化。后来土葬逐渐趋于主流。

哈宝（化名）的爷爷某某今年94岁，是舍伯图镇哈敏埃勒（ham-un ayil）村人。他家是族祖居本地的原住民，自有家族墓地。老人于2008年9月1日去世，结果被当地政府强制实施火化，硬推销骨灰盒一个，逼取“殡葬服务费”2000元人民币。他一个农民家，全年收入不过四、五千元，今年又死人、又破财，而且几乎是花去年收的一半，简直倒霉透了，不知道他过年是怎么过的。

哈宝是笔者亲戚，鼠年正月初一来拜年，结果给我讲了这个“家乡新变化”的故事，在大年初一吉利日子，真是让我听得哭笑不得。
查现行中国法律，确实有强制执行火葬的条规，但那只能在城市等“火葬区”实行，而广大牧区农村地区仍然是“土葬区”，在这个范围内，土葬并不违法。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殡葬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凡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便利的地区，逐步推行火葬，建立火葬设施。已经建有殡仪馆的市、旗、县（市），应把殡仪馆周围一定范围内交通便利的地区划定为火葬区。”而舍伯图镇当地明显地没有具备以上条件，以没有公墓，当地基层政府强制执行火葬的管制不知从何而来？

而上述《实施办法》第七条明文规定：“在火葬区内，遗体一律实行火葬，有土葬习俗的少数民族除外，但自愿实行火葬的，他人不得干涉。火葬区内遗体非经当地民政部门批准，不得外运。”
舍伯图镇就算是“火葬区”，但哈宝的爷爷确确实实是“少数民族”即蒙古族，他差几代也不是“多数民族”，而且蒙古族确实有土葬习惯，这个条例怎么到了舍伯图镇就不执行了呢？

其实，哈宝的爷爷被火葬完后又完“土葬”，家人把爷爷的骨灰盒暂当棺材，庄重地抱回去，按传统习惯安葬于祖坟地。这也是地道的土葬，但政府就不管这个了。其实当地政府看的不是你合法不合法、火葬不火葬，他们盯的是就是那个2000元钱。
当地蒙古人如果不听政府强制而我行我素该怎么样？该镇毛敦埃勒（modun ayil）曾有某人真还试过。

他在去年不顾政府管制，曾把死者土葬了。按传统习俗，出丧人要请送丧乡亲们吃一顿“寿饭”。此时，人们还得意地以为，这回我们把生米做成了熟饭，看政府（殡仪管理处）也就没有什么褶了。
可是政府就是“不信邪”，管理处有关人员早就得知消息，马上总动员，把死者刚被归土安葬的尸体从土坟中挖出来，拉在车上，来到正在会餐的出丧人家，要把家人法办。此时，人们还没吃完“寿饭”呢。
那最后怎么样？结果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政府连“服务”带“罚款”大获而归。而出丧人只好办理第二次出丧，这回可是土葬完后又完火葬，和上述出丧正好相反。

在中国盗墓也是犯法的吧？而这些连法西斯强盗都不敢做出来的事情，活生生地在内蒙古发生着。

四十年前，“文革”“挖肃”肆虐于南蒙古，曾使蒙古人活不顺、死不安，残酷迫害无不至极。在折磨得蒙古人欲活不能，死还不成这一点上，“文革”迫害和现在是一样的。莫非内蒙古“文革”还未结束，或“文革”在南蒙古已而再现？！

牧民上方要草场 无人问津无人理（图）

内蒙察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伊和嘎查原有7万多亩草地，可现在只剩3万7千多亩.哪3万多亩都北政府非法划分给农区。为此事，牧民上方要草场，无果而回。

《论Facebook上“哈达”的虚假账号》 - 读者来稿

据说哈达刚出狱后被中国政府严加控制，允一房子并被安排生活服务人员陪同生活。作为一个身在中国境内被严加防范的高度政治犯，现在竟然可以自由的翻墙上Facebook还申请了一个账号，该账号今年7月底竟然开始每日写一张小纸条上传到Facebok，这几天甚至疯狂到威胁、打压、抹黑海外蒙古人，特别是抹黑为南蒙古自由奋斗34年的席海明先生。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个今年突然出现在FB上的哈达的账号了，或许此账号是被中国政府直接操控，而非哈达本人意识操作。

中国政府此举目的
【一】：利用哈达挑拨海内外蒙古人团结，打击蒙古人为南蒙古自由、民主而努力的势气。
【二】：利用哈达进行抹黑劝告甚至威胁席海明主席尽快退出政治圈，使即将成立的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胎死腹中。
【三】：利用哈达为美国的图门乌力吉等人扫清海外为南蒙古坚守的力量，让他取代反共份子，收编海外反中国殖民主义的南蒙古势力。

无论出现在Facebook上哈达的账号是否是他本人，他都不应该介入海外蒙古政治圈。 因为 可以说在长达19年的岁月里，哈达是在牢房监狱里度过的，同时也是与社会隔绝的十九年。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势与民间反抗信息等等客观判断也停留在1995年他被拘捕的年代。更不要说在这十九年的牢狱之中他可以获取海外蒙古政党或政客的真实信息资料与判断是非。试想你如果被邪恶的政府也囚禁长达近二十年，你出狱后会了解本地的社会么？更何况横跨太平洋或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海外政治情况。

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哈达刚获释还在中国境内，作为一个对民族未来负责任的人，不会也更不应该盲目的向他所不熟悉的海外政治界进行直接的、公开的客观判断，更应该谨慎对待海外蒙古问题，而不是直接诋毁另一方，这么做与竖子何异？所以Facebook上哈达的账号，应该是假的，被冒充的。

对此账号这段时间不断的抹黑、威胁海外蒙古人来看，其立场基本与中国大陆政府利益一致——想方设法阻止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的建立！

据可靠消息透露，中国政府因为恐惧今年底由内蒙古人民党、南蒙古自由联盟党、内蒙古民主党、南蒙古自由民主运动基金、青旗协会、南蒙古青年联盟发起的组建——南蒙古大呼拉议会。目前中国情报部门已经发起一项任务：想方设法阻止南蒙古大呼拉议会的建立，并于海内外不断制造升级冲突及扩散海外主要有影响力的南蒙古政客负面虚假的新闻，特别是对重要发起人席海明的抹黑造谣的人身攻击。对此，小生对中国政府雇用特务及其组建的大肆扩散抹黑席海明主席和内人党的“蒙古新闻网”，和网络五毛制造南蒙古矛盾的人，报以轻蔑之笑。

为了早日在海外能形成与印度达兰萨拉流亡藏人政府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同等影响力的属于我们南蒙古自己的海外权威机构， 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势在必得！ 无论是谁反对，此权威机构都将成为整合团结海外南蒙古力量的势力。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也是未来南蒙古民主化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的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对手。

因组建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需要一个有名望的人牵头才能赋予其灵魂与影响力。 正如热比娅女士在当选世维会主席前，没人知道他们维吾尔之前的机构的名声一样，是热比娅女士赋予了“世维会”频繁出现在国际世界特别是中国舆论的影响力。而海外，有谁能赋予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同等的影响力呢？ 纵观北美还是日本、欧洲的蒙古政客群体， 席海明先生无论资历还是声望始终是排名第一。

对于今年制造无数闹剧者的无端指责，席海明主席早在去年就说了不会寻求改选举法，制造内人党主席的终身制。并且他对外不断表示：2015年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一旦成功组建，他即退出内人党的主席，安心服务于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的活动。请诸位南蒙古同胞了解。 也请你们相互奔走宣传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并参与进来，竞选议员及主席职务。

为了南蒙古，请有识之士们团结起来组建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吧。他不仅是南蒙古人的民主政治成熟后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机构，也是承载海内外南蒙古人希望与力量的所在。

让我们为南蒙古民族自决权与南蒙古大呼拉议会，鞠躬尽瘁！

对一切企图阻止的人说：不！

为了内人党，不得不说的事 - 读者来稿

80年代初内蒙古学生抗议运动的领袖席海明先生是我们敬仰的民族主义者，那次抗议运动是内蒙古民族主义运动中承前启后的重要里程碑。席海明先生创立的内蒙古人民党对我们蒙古人来说也是延续不断的蒙古民族诉求的代表，它是从前的内蒙古人民党为蒙古民族自由和解放奋斗精神的继承者。最近席海明先生及其内人党受到一小撮人围攻和诋毁，我不得不出来在这里代表我周围的兄弟说几句。对我们这些亲历81年学运和受到学运感召的蒙古人来说，任何诋毁席海明及其领导的内人党人就是与我们为敌，与关心内蒙古民运的人为敌。

虽然不了解你们十个人不到拼凑出个南人党是什么货色，但看你们南人党的所谓党章就可以看出你们是一帮政治智慧等于零无知宵小。你们这个所谓的南人党党章明确了南蒙古独立这一条，还指席海明宣布独立为“不现实”为“恶劣言行”。我倒要问问，既然你们南人党认为独立现实，怎么没听你们说过实现独立的一二三具体步骤出来？如果你们私下那些种族主义言论算数的话，那我替你们说说内蒙古独立的步骤：一是用武力清除内蒙古一千好几百万汉人，也就是种族清洗；二是搞种族隔离，在内蒙古高民族歧视。但作为发动群众实现取得权力的目标的政党，你在内蒙古的支持者在那里？两千多万内蒙古人口，一千多万是你要消灭的敌人，还有不到四百万是你团结的对象，这四百万人里面有多少愿意去跟你干种族清洗的勾当？

就算有几个脑子进水的愿意为你们卖命，你们在海外避难做寓公或加入美国国籍领美国的政治资助没有任何危险地隔着大洋指挥，让内蒙人去卖命抗议和斗争，从技术上讲也难维持。因为历史上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如此成功过，即党的领导层在美国，党的工作主力在内蒙古冒死同世界数料最多的中国的军警对抗？过去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没这么干过，内蒙古国民党没有，内蒙古共产党也没有。即使那些宣扬种族之上搞种族清洗和种族屠杀的政党也没有这么搞过。意大利的法西斯，德国的纳粹，都有自己的黑衫党和冲锋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样的法西斯、纳粹领导人也都是身先士卒，带领冲锋队冒枪林弹雨搞政治。躲在西方富裕国家，靠美国政治资助过舒适生活的你们有这个胆量吗？

说你们政治智慧等于零，不等于说你们没有自己的小算盘。实际上你们的小算盘打得很响，连我们这些旁观者都看得很清楚。你们不过食人唾余，效仿被你们鄙视的汉人的伎俩。汉人海外民运“吃人血馒头”已经形成了行业规模，养活了一大批打着政治幌子赚钱的从业者，也打开了以政治避难移民美国的途径。你们不过换个蒙古族招牌，在做同样招摇撞骗、投机取巧的事情。只有从投机的角度看，才能看出你们的“精明”。你们搭起南蒙古独立的草台班子，在内蒙古鼓动抗议对抗，借你们操作的内蒙古人权中心添油加醋夸大报道，然跟美国自由民主基金会要钱，然后继续为“南人党”造势… 再收费帮人搞去美国的政治庇护…一边蒙蔽蒙古族同胞，一边蒙蔽美国人。你们这个利益链条谁都看得出。按理说，赚钱越多越光荣，但你们是赚昧良心的钱，你们不该让蒙蔽天真的蒙古族同胞，让他们去为你们赚钱冒风险。再说，诋毁蒙古民族运动领袖，破坏蒙古流亡运动，让内蒙古广大蒙古族人士去冒险拿他们的身家性命作代价，竟是为了你们去争取每年区区的十几万美元资助？下作！

《蒙古王》忍辱刚毅的天命

由俄罗斯导演谢尔盖‧波德罗夫拍摄的《蒙古王》，于2008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提名。成吉思汗作为草原上的雄鹰，早已成为蒙古的神话，影响着东西方的世界史。

《蒙古王》讲述的是少年铁木真随父亲也速该远行，并选择了弘吉剌部落首领的女儿孛儿帖，并承诺五年后前来迎娶。归途中，也速该被敌手塔塔儿人毒杀，部落的财产和牧民也被叛变的部下虏走。铁木真的命运在一夕之间完全逆转。

古语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上天为了把大任和使命降到他身上，一定会先磨砺他的心志，打乱他的生命轨迹，困厄他的身行，使每一步都不能如愿。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坚韧他的秉性和心志，展现出从不可能摆脱的绝境中，获得转败而上的奇迹和能力，使他完成大任。

成吉思汗的早年，也同样经历了寻常人难以承受的屈辱和苦砺。在履行天命的过程中，铁木真处处被人追杀，别人杀了他的父亲，夺了他的妻子，把他当奴隶卖到通古斯，囚禁在监狱。当他被关在通古斯监狱时，他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但依然能沉稳的靠天生养，在牢笼里捕捉生鸟果腹。桀骜不驯的铁木真身陷牢笼，隐忍苦砺。这样一位遭受奇耻大辱的人，按照常理他的心中应该装满的是仇恨。不过无论是影片的塑造，还是正史的记载，成吉思汗并不是一个满怀仇恨的人。

当他的“安答”，曾经歃血为盟结义的兄弟札木合，并不愿意臣服他时，铁木真放了他。札木合对他说：“你释放了你的敌人。”铁木真回答说：“我释放的是我的兄弟。”他的心地非常有原则。相比札木合敢于蒸煮俘虏的凶残，成吉思汗对待俘虏的态度，愿意回家的可以回家，愿意留下的可以留下，表现的非常大度宽仁。

铁木真年少时，叛变的部落中有一个长者，看到铁木真被锁在枷锁中，长者怜悯他的处境，给他吃肉希望他健康的长大。第二次，铁木真被俘虏时，还是这位长者送给他食物，铁木真说：“将来一定会报答你。”长者却说：“将来你不会放过我们任何人。”铁木真并没有争辩而是沉默的看着他。是，有多少人能够领悟他的心境，隐忍宽厚的一面。

铁木真一统蒙古后，在众多的俘虏中，一眼认出了这位长者，特别吩咐下属，好好照顾他，并赐给他牲畜，安排他住在离自己近的帐篷。这个细节也表现出成吉思汗心中没有太多个人的私怨，而是尽可能宽和的对待周围。他的恩威并济，厚重的像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承载着天命的深沉。

影片中，那位能洞悉未来的喇嘛告诉守备大人，说铁木真会毁灭他的国家。但守备大人并不相信，认为一个奴隶能有多大的本事。或许是出于修行慈悲的缘故，喇嘛独自来到囚禁铁木真的监狱，恳求他将来放过珍藏佛经的寺院。喇嘛虽不能普度众生，但他以双脚徒行三千里，把铁木真留给他的一块骨头带到了蒙古，报信给他的妻子。这一幕很感人，它让世人看到一个人的付出和信念，面对天象之下不可避免的战争，真的展现出巨大的力量，守信的成吉思汗也真的在征战中，完好的保存了寺院和经卷。

从这一点看，成吉思汗是个非常有原则、守信的人。从正史的记载，他对其他信仰非常开明。他也不是毫无顾忌的征战屠戮。在他出生时，手中握有的那个血块，注定了一生掌握着生杀的权力。这一天命赋予他一统蒙古，征服大半个地球的使命，以结束混乱黑暗的中世纪，为后世开通洲际相通之路，划定新的世界格局，完成他的天职。

在正史的评价中，称成吉思汗为：“其人英勇果决，有度量，能容众，敬天地，重信义。”明朝的官修正史评价说：“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纪载云。”

明太祖朱元璋给北元阿札失里大王的信中，对一统天下的五位元朝帝王，包括成吉思汗在内，评价说：“覆载之间，生民之众，天必择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祸淫，始古至今，无有僣差。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贰，则福祚无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择焉。昔者，二百年前，华夷异统，势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择元君起于草野，戡定朔方，抚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后嗣不君，于是天更元运，以付于朕。”

民国官修正史评价到：“天下之势，由分而合，虽阻山限海、异类殊俗，终门于统一。”这些留在正史的评价也印证着成吉思汗一统天下，在扫除异类殊俗中创下的彪炳功勋，令后世的帝王学者敬仰和尊重。

《蒙古王》以现代影视的方式，再现了13世纪蒙古的恢宏史诗，在金戈铁马的骁勇中，带给人更多的精神洗礼。走出荡气回肠的历史，人会为蒙古王刚毅忍辱的一生，无限的敬仰和眷恋；也会为他勇猛的铁骑，踏平四分五裂的觊觎和中世纪的黑暗，留下无限的长歌。

《德都蒙古》刊物出版发行

为推进海西州德都蒙古文化建设，经州书画家协会，成立德都蒙古文书法、美术家协会，财务及其他事宜暂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制。该协会机构组成人员初步拟定25人，在德令哈市民族中学下设培训基地。

《德都蒙古》一刊是德都蒙古文化研究会会刊，是集历史、文化、文学和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季刊，是以弘扬德都蒙古文化，培养德都蒙古文艺人才，展示德都蒙古民俗风情为宗旨，体现当代、人文、民族、交流的风格特征，是对区域民族文化的集中挖掘、整理、保护、诠释、传承和发扬。该杂志的发行，为每个关注关心德都蒙古文化的人畅通了交流平台。

中共除了对内地民众加强镇压和管控，对已经缺乏自由的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会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

习近平本月底前可能去西藏视察，如果此次成行，将是习近平第二次到藏区。

来自藏区信息显示，西藏近日明显增加了警备力量，进藏线路上检查点多，还有带机枪的装甲车巡逻，概括起来就是：西藏有更多的军警，更多的武装力量，实施更严格的出入藏区统计和登记。

消息人士表示，西藏正酝酿推行新政策，号称要“彻底消除达赖喇嘛的影响”。此迹象显示，中共除了对内地民众加强镇压和管控，对已经缺乏自由的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会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意味着中共将中断与达赖喇嘛的私下沟通。

席海明：高瑜是蒙维汉藏民众追求自由、自主的挚友，我们要联合为她呼吁 - RFA

为响应记者无国界组织就高瑜问题对欧洲各国政府及欧洲社会发出的呼吁，流亡德国的蒙古族著名维权领袖席海明先生呼吁海内外各民族追求自由的人声援高瑜。

七月二十九号，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就中国女记者高瑜问题发出了一封呼吁信，呼吁欧洲社会关注高瑜的健康和自由，呼吁欧盟外长及各国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让七十一岁的被关押判刑的高瑜女士立即获得自由。这个呼吁在欧洲得到广泛的回应。流亡德国的著名蒙古族维权领袖席海明先生，与高瑜女士有过直接的交流和交往，为此也透过网路和媒体向欧洲舆论，以及流亡世界各国的各族维权团体和人士呼吁，声援高瑜，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高瑜。为此，记者三十一号采访了席海明先生。

关于高瑜女士，席海明先生首先对记者说，“高瑜女士是新闻记者。因为限制新闻自由是共产党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这个新闻自由也是解决民族问题，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而且高瑜的事情不但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新闻自由，而且她本人也是对于民族问题表示过非常理性的关注，这个我本人与她有过接触和交谈，所以我要为她呼吁。”

关于他对高瑜女士的解除和了解，他介绍说，“我跟高瑜是一二年秋天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开会时认识的。我当时演讲的题目是‘民主化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必要前提’民族问题也是中国真正实现民主化的重要内容。讲完以后，高瑜就给我祝贺，并且说她作为记者对内蒙古问题原来了解不多，所以和不好意思，希望多与我了解和交谈。我们聊得很痛快。而且当时聊天中说她也属猴，我也属猴，她比我大一轮，四四年的猴，我是五六年的猴，别人管我叫‘老猴’，我说我不是老猴，高瑜才是老猴。”

为了声援高瑜，席海明先生特别在网路上公布了他和高瑜手拉手，高举呼喊口号的照片，关于这张照片，席海明先生介绍说，“二零一三年的秋天，十一月份，当时我们在加拿大开会，高瑜也去了。我们会后到魁北克，当时在路上我对组织者提出来，到魁北克一定要到当年戴高乐住过的旅店去看一看。这是因为六七年戴高乐访问加拿大的时候到那里住过一晚上，他在那儿对欢迎人群喊出了，‘自由、独立的魁北克万岁’。这我以前在书上看到过，当时弄得加拿大政府很尴尬。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被压迫民族确实对他这种精神很敬佩。”

席海明先生说，他和高瑜正是在那个历史性的地方拍下了这张历史性的照片。对此，他介绍说，“到了那儿之后按照我的要求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地方。但是我在那个旅馆的房间下，戴高乐喊口号的地方，我说我也喊一句口号，‘自由自主的内蒙古万岁！’。我没有喊‘独立’，因为我是认为，现在不是搞独立运动，所以我就喊了‘自由自主的内蒙古万岁！’我喊的时候，高瑜就过来说，我也跟你一起喊一嗓子，我说好吧。这张照片就这么照了下来。”

席海明先生说，这张照片说明，高瑜女士不仅为新闻自由而奋斗，实际上也一直在各方面理解、支持了各民族维护自己的自由和生存权利、对抗专制的斗争，所以，蒙维藏汉各民族应该联合为她进行呼吁。（特约记者：天溢）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gr-07312015102346.html

哈达先生致特木其勒图先生的公开信

蒙古国著名画家恩赫金、蒙赫金及其艺术作品

蒙古国有个家喻户晓的传奇画家家庭：父亲楚勒特木系蒙古国人民画家，曾任蒙古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长达三十多年;其双胞胎儿子中的哥哥恩赫金是蒙古国国家金奖画家，曾两度出任蒙古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弟弟蒙赫金是蒙古国国家功勋画家，驰名国内外。父子两代人领导蒙古国美术界近半个世纪，对蒙古绘画艺术事业的开拓，绘画艺术家的培养，乃至确立当代蒙古绘画艺术地位以及蒙古绘画艺术走向世界发挥了及其重要而独特作用。

双胞胎画家恩赫金、蒙赫金1953年生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自幼受画家父亲熏陶，秉承其艺术细胞，观摩其艺术作品，逐渐热衷于绘画艺术。恩赫金、蒙赫金在国内打下坚实基础后出国深造，专攻欧洲绘画艺术，在柏林、莫斯科师从德国、俄罗斯的艺术大师们。美术学院毕业后兄弟两积极响应祖国召唤，从海外回到蒙古从事艺术创作，并创作出众多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同时将培养新一代绘画艺术家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

上世纪70年代开始，恩赫金、蒙赫金兄弟俩在其父亲楚勒特木的影响下不断探索和追求蒙古美术的发展道路，力求在传统蒙古绘画艺术中融入现代艺术元素，运用特殊的构图、色彩及形象进行艺术创作，使蒙古当代艺术更加丰富多彩，将蒙古国抽象艺术、超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恩赫金、蒙赫金所创作的艺术作品，题材广泛，色彩明亮，其悬浮的颜色和表达的意境具有极强的运动感。

四十年来，恩赫金、蒙赫金在艺术创作道路上，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将西方绘画原理及其巧妙地运用到蒙古绘画题材中，取得辉煌成就，不仅受到蒙古国广大艺术爱好者喜爱，同时得到国际绘画界认可。

恩赫金、蒙赫金的艺术作品深深植根于蒙古高原文化、东方游牧文化，绘画题材及其丰富，形式变化多样。他们的许多作品从一个成熟的艺术家不同角度反映当代蒙古艺术家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情怀，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思想意识和艺术语汇，既有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又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讴歌。

毫无疑问，恩赫金、蒙赫金是蒙古当代最著名的杰出绘画艺术家，其作品代表着蒙古当代油画艺术的发展轨道、美术水准及艺术造诣。恩赫金、蒙赫金所表现的人们对美与力量的追求，人类对自然和谐的认同等洋溢着浓郁的蒙古传统文化特色的众多艺术精品，已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国内外许多游牧民族画家借鉴和学习的楷模。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恩赫金、蒙赫金曾多次代表蒙古国参加海外重要画展，在世界各地举办个人画展，其艺术足迹遍及前苏联、波兰、捷克、前南斯拉夫、挪威、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阿联酋、保加利亚、联合国、印度、奥地利、立陶宛以及中国香港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过各类艺术奖项。

作为蒙古国绘画艺术界领军人物，恩赫金曾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在维也纳从事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工作，得到各国同行的高度评价;恩赫金、蒙赫金的众多绘画艺术作品也被海内外著名美术馆、画廊以及银行家、国家元首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