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对于交通的开发和拓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中发表有关海洋与草原的论说。他指出：海洋和草原是传播语言的工具。古希腊航海家们曾一度把希腊语变成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流行语。马来亚的勇敢航海家们把他们的马来语传播到西起马达加斯加东至菲律宾的广大地区。在太平洋上，从斐济群岛到复活节岛、从新西兰到夏威夷，几乎到处都使用一样的波利尼西亚语——虽然当下，离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在临近这些岛屿的广大洋面上定期航行，已过去许多世代了。此外，由于“英国人统治了海洋”，近年来英语就变成了世界流行语。
回顾古代对外交往历史，不难发现，草原通路的确起到了汤因比所说的语言散布及文化传播等作用。丝绸贸易经过草原地区，西域诸族以及匈奴、乌孙等草原民族对丝路贸易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他们的消费需求、赢利愿望以及商业经验，共同推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汉代各民族，共同成就了史称“丝绸之路”的东西方交通与文化通路。
数以千计的蒙古语地名得以保存
草原民族表现出的超强的交通能力，决定了他们在交通与军事史上的地位。可惜，草原道路的历史遗存难以长久保留。《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张骞因为“知善水草处”，曾经为卫青的远征部队“导军”。然而，决定草原交通线路的“善水草处”，常会发生生态条件变迁，令古代草原交通的具体走向难以为后人知晓。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考古发现证明，有关草原交通的重要信息也可以通过具体的文物形式保存下来。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图，记录了秦朝林区开发、陆路及水路的信息，其中包括交通路径、交通里程、交通机构“关”的设置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图，明确标示了汉代交通道路。内蒙古额济纳和甘肃嘉峪关地区出土的居延汉简，也有关于道路里程的资料。可是，张骞“导军”的草原交通经验则未见记录留存。幸而一些重要的原始资料得以保存，经有见识的学者发现、整理、研究，成为学界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乌云毕力格等编著的《蒙古游牧图》，就是这样一部力作。在这部学术著作中，乌云毕力格等学者考察了日本天理图书馆收藏的45幅手绘“蒙古游牧图”，以深厚的民族史、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素养，对图片进行满语和蒙古语文献校勘，并融通古今、精心探索，发表了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观念。
所谓“蒙古游牧图”，大致制作于清代和民国时期，绘制者接受指令，“详查本旗游牧地”。因此，图片中大小地名、江河支流与河套、各方向之里数及边境之地，无所不包。形成行程差异的空间距离，不同地貌导致的交通条件，甚至作为交通标识的“路牌”等，都是“草原游牧图”必须记载的要素。乌云毕力格认为，这些图片给我们留下了内外蒙古地区数以千计的蒙古语地名的原始资料，记载了大量的寺庙和矿产、企业等文化与经济信息，经认真考察，足以为新的学术发现提供条件，其中涉及生态环境的信息非常珍贵，有关草原交通的资料应当引起交通史研究者的重视。
增益对草原交通史的认知
第二幅《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图》，明确标示“黑砂口”“关郊”“喀拉抄道”“大辇子”“横道子”“东来店”等地名，其中一处“新地仓”，当是物资储运地。标示“公之住址”“王之住趾（址）”之地，当为便于行政管理而设。此外，图中有“额布台”“乌龙台乌里雅苏台”“乌里雅苏台岭”“松树台”“松树台口”“狭台河”等出现“台”字的地名。“乌里雅苏台”在《清史稿》中出现了360次，可知其重要性。而“乌里雅苏台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等衔号，亦显示这一地方的政治地位。《清史稿》卷七八《地理志二五》外蒙古条注：“许俄人在乌里雅苏台通商，俟商务兴旺，再设领事”，明确了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性。而“台”，既是军事设施，也是交通设施。《清史稿》卷一三七《兵志八》记载：“其军台之制，始于顺治四年，自张家口迤西，黄河迤东，设台三百四十四座，台军七百三十二名。”“其内蒙古通驿要口凡五道，曰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以达于各旗。内蒙路近，商旅通行，水草无艰。其外蒙古之驿，则由阿尔泰军台以达于边境各卡伦。康熙朝征准噶尔时，设定边左副将军，而外蒙古军台之设，由内而外，其制始密。自察哈尔而北，而西北，而又西，迄乌里雅苏台，共置四十八台。”——这里说的是“驿”和“台”的关系。
《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图》还著录了“驿”，如“黑色谷驿站”，又以特殊图标显示了“旧察罕城馹站”，“馹站”就是“驿站”。又《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图》标示“喜峰口驿传驻守三音哈克蒙古第八台”。中文目录为292.2.3595者原无标题，整理者题《中华民国察哈尔省北部公文传递路线图》，自“张北”向西北方向、自“二台”至“廿二台”序列完整，分别标写各“台”相距里程。以“台”列名，应是清代以来邮驿秩序的遗存。
据乌云毕力格介绍，波兰学者科特威茨收藏的一幅1805年的蒙古地图，描绘的主题就包括“道路、驿站、边疆鄂博”，可知对草原交通信息的重视，是同类古地图文物绘制的传统。《卓索图盟喀喇沁左旗图》以墨线绘出“官营子行走路途”，又以四个带有箭头的红色线段显示“行走”方向，这是交通史研究者应当珍视的史料。
综观《蒙古游牧图》，可知地图对“鄂博”的重视。“鄂博”即“敖包”，有交通标志的意义。清人姚兴滇《塞外竹枝词》：“鄂博遥看知远近，如飞一骑马蹄忙。”其自注“夷人每出必骑，骑必驰骋。垒小石于山巅，为之鄂博，以志远近。”《昭乌达盟巴林左右二旗图》多处标示某某“山”、某某“砂碛”，即山地和沙漠的显示。又有一处标记“大板”，应当即“大坂”或“达坂”，可能是与交通有关的地貌。类似的说法在汉文史籍中早已出现，《续汉书·郡国志五》可见“大坂”，曹植《赠白马王彪》有“脩坂”，更早的《史记》卷一○一《爰盎晁错列传》中出现的“峻阪”或许意义更为相近。
《卓索图盟喀喇沁左旗图》中的“石桥”，《昭乌达盟巴林左右二旗图》“希拉穆林河”上的“公主桥”，有描画细致的桥的图形，除了为交通史保留重要信息外，也可为桥梁建筑研究提供历史资料。
《蒙古游牧图》中类似的与交通相关的史料还有多种形式的表现。相信经过进一步的认真分析和科学考察，可以增益我们对中华文明进程中历时长久且意义深远的草原交通史的认识。对于《蒙古游牧图》草原交通史料价值的肯定，或可成为学界朋友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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