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政府28日召开例会听取国家紧急情况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决定将实施疫情防控高度戒备状态的期限延长两个月至12月31日。当日，蒙古国确诊病例累计340例，均为境外输入。治愈出院312例。
蒙古国旅居外国的公民超过19万人。2月1日以来，蒙古国政府应本国公民请求，通过铁路、公路和派出专机等运输方式，累计从外国接回2.6万余人。蒙政府将继续安排包机赴相关国家和地区接回本国公民。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自今年2月13日宣布进入疫情防控高度戒备状态以来，蒙古国政府分别于3月22日、4月28日、5月27日、6月30日、7月10日、7月29日、8月25日和9月14日8次延长疫情防控高度戒备状态期限。
Нэгэн өрнийн мэргэн хүн хэлэхдээ “ Түүхийг чинь бичиж байгаа хүмүүс өнөө цагийг чинь эзэмдэж ,ирээдүйг чинь заах болно” гэжээ.
Энэ үнэн байна. Бид олон зүйлийг үнэн зөвөөр ойлгохоо байжээ. Бидний түүхийг бичсэн хүмүүсийн хэмжээнд,тэдний хүсэж байгаагаар л бид өөрсдийгөө үнэлж цэгнэж,сэтгэх болсон байна.
“ Өмнөд Монгол” ток шоу нь чухам энэ онгорхой орон зайг нөхөж Өмнөд Монголын мартагдсан болон гуйвуулагдсан түүх бичлэгийг залруулахад оршиж байна. Бид үнэнийг нээн харуулахын тулд түүхийн үнэнийг судлахаас гадна, ээдрээт амьдралын хүнд бэрхийг туулан гарсан эдүгээ амьд сэрүүн байгаа ахмад буурлуудын бодит ярилцлага,эрдэмтэн судлаачдын сэтгэл зүрхний үгийг дамжуулах эрхэм зорилготой билээ.
Түүнээс гадна бид өргөн олонд нээлттэй байх зарчимыг баримталж байгаа бөгөөд ,өөрийн үзэл санаа, мэдлэг,баримтуудыг олон нийтийн сүлжээгээр дамжуулах хүсэлтэй хэн бүхэнд манай хаалга нээлттэй байх болно. “
位于法国城市南特的布列塔尼公爵城堡历史博物馆说，他们将把展览推迟到至少三年之后。
据报道，这家博物馆同中国官方的争议包括使用“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等措辞。
成吉思汗被现代蒙古国奉为民族英雄，同时作为元太祖被列为中国的历史人物。
博物馆馆长吉利特（Bertrand Guillet）解释，“我们为维护人性、科学和道德价值决定停止展览筹办”。
吉利特在接受法国广播公司采访时透露，他们同位于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馆合作了三年，“展览的一切工作都已就绪，已经开始准备运输展品。”
吉利特介绍，他们需要内蒙方面的实物展品“印证、彰显”历史，解释蒙古帝国和草原地区在中西方联系、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吉利特说，问题的起因是，中国国家文物局对博物馆施压，要求他们改变原来的展览计划，代之以符合中国设想的展览，令他们难以接受。
英国《卫报》援引吉利特说，中国要求法国展览馆在展览中加入“带明显偏见改动蒙古文化、以更符合中国新的国家叙事”。
博物馆说，中国当局要求展览取消一些用词，包括“成吉思汗”，“帝国”和“蒙古人”，随后他们还要求审查展览的介绍、地图和图例。
不过，布列塔尼公爵城堡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也对媒体说，他认为，争议正好发生在内蒙古双语政策引发争议的敏感时期，“或许再过几个月，这件事就不至于发生”。
中国官版“草原文化”
不久前中国在内蒙古推行新的双语教育政策，招致蒙古族民众的不满和抗议。他们认为新政策危及到蒙古语言的生存，违反了中国关于民族平等的法律。
旅居德国的蒙古族政治流亡人士、“内蒙古人民党”主席特木其勒图说，中国国家文物局干预法国蒙古题材的展览，和最近对境内蒙古族推行语言同化的政策背后的动机都一样，就是要通过淡化蒙古人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认同，达到加强同化的目的。
特木其勒图认为，多年来中国当局在内蒙古宣传所谓的草原文化，以此偷梁换柱，取代蒙古文化，淡化蒙古民族意识。他认为，这次中国官方不愿意展览使用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的字样应该也是这个动机。
法国博物馆展览风波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许多报道采用标题--“中国不许成吉思汗展览使用成吉思汗的名字”。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蒙古退休文化官员对BBC中文网说，内蒙古的确有宣传草原文化、打造草原文化自治区的说法。把草原文化视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符合官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说法，而强调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会涉及国际因素，这可能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
批评人士说，中国当局在内蒙古宣传作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草原文化，而不刻意强调蒙古文化和历史.
不过，这位蒙古族的前官员还说，蒙古文化是草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官方提倡并资助草原文化的研究和其他相关活动，在客观上也有促进蒙古族文化活动的积极意义。
近现代的泛蒙古主义运动都以蒙古帝国到创立者成吉思汗作为民族统一的象征
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指导进行的民族识别确认了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中国在其中的5个少数民族地区成立了省级民族自治区。另外在许多省份内部也有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中国国务院在2005年发布的《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中国国土面积的2/3。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从20世纪初一直到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从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蒙古国、到内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都先后存在过不同的以统一蒙古为目标的泛蒙古主义运动。
近现代的泛蒙古主义运动都以蒙古帝国的创立者成吉思汗作为民族统一的象征，成吉思汗仍被视作蒙古民族的祖先，现在仍然受到不同国家蒙古民众的崇拜和祭奠。
在德国的特木其勒图认为，成吉思汗和他缔造的蒙古帝国到现在仍被许多蒙古人当作民族统一的象征，这可能是中国不希望法国展览强调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的原因。
多年前，有中国学者向当局献策以解决中国的”民族分裂“问题。胡鞍钢在2011年撰文提倡学习美国的”民族熔炉“模式，”不允许任何族群有自己的历史地域范围和特权“，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同化。
2011年，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胡联合刊登在中国科学院内部刊物《国情报告》中的文章“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明确提出，要与时俱进推动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认同。”
文章推崇美国处理民族（种族）的方法，认为美国、巴西、印度等国家实行的大熔炉模式比较成功，而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大拼盘模式比较失败。
点击以下链接阅读全文：
这个被称为”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思路将过去苏联的民族自治模式作为反面经验教训，建议取消依据苏联模式建立的民族自治区制度，淡化民族和地域的传统联系，改变以民族划界的自治实体，达到弱化民族标识、强化国家公民观念的目的。
南特歷史博物館12日發出聲明指出，多年來和中國內蒙古博物館合作，負責研究蒙古歷史以及成吉思汗的展覽。今年因為疫情，展覽日期已經被推遲至2021年上半年，沒想到又因為中國對蒙古少數民族的立場，被迫延後到2024年才得以展出。
該聲明繼續說明中共當局的干涉內容，指出北京當局不停干預該展覽，試圖將成吉斯汗、蒙古帝國以及蒙古語從展覽中移除，更針對展覽內容進行控制，例如文字、簡介等，目的就是「試圖改寫歷史，讓獨特的蒙古歷史文化徹底消失，撰寫符合中共當局認同的國家敘事」。
南特歷史博物館館長居耶（Bertrand Guillet）表示，雖然知道中國有可能會為此大聲抗議，但在歷史學家等專家的建議下，決定站在捍衛自身的科學及道德觀點，通知南特市長「取消和中國的合作」；在這樣的狀況下，館方將改變合作對象，展覽內容改由歐美收藏家提供，並延至2024年10月進行展覽。
斥中共欲竄改蒙古歷史 法國博物館憤怒取消和中國合作
法國南特（Nantes）歷史博物館多年來和中國內蒙古博物館合作，但今年因為北京當局強烈審查有關蒙古的語言及文化，讓館方決議和中國停止合作，讓中共審查大踢鐵板。「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指出，蒙古面臨的文化清洗將會成為下個國際社會關注中共暴行的導火線。
和中國內蒙古博物館合作多年的法國南特歷史博物館12日發出聲明，爆料中共當局不斷干涉展覽內容，打算把成吉斯汗、蒙古帝國以及蒙古語從展覽中移除，試圖改寫歷史，更打算讓獨特的蒙古歷史文化徹底消失。
南特歷史博物館館長居耶（Bertrand Guillet）表示，雖然知道中國有可能會為此大聲抗議，但在歷史學家等專家的建議下，決定站在捍衛自身的科學及道德觀點，通知南特市長「取消和中國的合作」。
蒙古面臨的「文化清洗」是在維吾爾集中營之後，將會成為下一個國際社會關注中共暴行的「導火線」；而外界也普遍擔憂，中共日後會否用同樣手法，抹殺香港人的語言、文化及歷史。
德国之声中文网）法国南特博物馆周一发表声明，“为了维护人的价值、科学的价值以及坚守伦理，我们决定停止原定与内蒙古合作举办的展览。”法方认为，中国试图在法国推行审查。苏黎世出版的《日报》就此事发表评论，这篇题为《这个蒙古人何以惹恼了中国》的评论写道：
“中国有毛泽东，俄罗斯有列宁，美国有迪伦，英国有丘吉尔，瑞士也有亨利·杜南。而上述这些国家还可以举出很多名人伟人的例子。但蒙古却只有一个伟人：成吉思汗。这位13世纪的独裁者，成功统一蒙古各部，缔造了一个世界帝国。蒙古武士吃苦耐劳、勇猛善战。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蒙古人建立起了历史上仅次于大不列颠的庞大帝国。
中国政府显然不愿意蒙古人当中也出现伟人，即便是一位也不可以。如同对待藏人、维吾尔人，抑或香港一样，中国要实现对一切少数群体的绝对统治，蒙古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法国南特博物馆同内蒙古博物馆开展合作，自然令中国人大为不满。他们事无巨细，执意要参与决策展览的所有细节，而事件正是发生在中国今年夏季加强了对蒙古少数民族的打压程度之后。”
内蒙古教材改革引发反弹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官方近日出台新政，要求当地以蒙古语授课的学校改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政治课和历史课也将改以汉语授课，取代蒙古语教科书。蒙古族学者、教师及家长担忧新政策是政府强行加速同化的手段，不仅将令蒙古语陷入生存危机，也是剥夺蒙古人最后的民族身份的象征。消息公布后，内蒙古多地爆发威及罢课抗议。
评论写道，作为启蒙运动的发源地，法国当然不会允许一个专制国家对法国的事情指手画脚。因此，决定无限期推迟展览计划。
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警告美国不要发布针对驻港国际金融机构的制裁令，否则中方将采取反制措施。《商报》就此报道称：
“美国对国际金融机构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同镇压香港民主运动的责任者发生任何生意关系。美国有可能在近期内发布相应的制裁令。美国和英国政治家此前对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提出批评，宣称上述两家银行对引发争议的港版国安法提供了支持。这项法律为打压香港持续数月的抗议行动奠定了基础。
路透社周三获取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拟定了一份十人名单，其中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美国国务院称，今后六十天内将宣布同上述十人发生金融业务的银行机构。随后就有可能发布制裁措施。”
(德国之声中文网) 位于法国西部城市南特的历史博物馆周一 (10月12日)宣布，因为中国政府企图干预，该馆的成吉思汗展将延后至少3年。
博物馆表示，原计划与中国呼和浩特内蒙古博物馆合作举办的展览筹备工作受阻，因为中国文物局想要修改展览内容，“其中明显包括偏重改写蒙古文化以支持新的民族叙事的内容”。
博物馆还提到，中国当局要求删除展览中部份字眼，包括 “成吉思汗”、“帝国 ”和 “蒙古人”，后来甚至还要求控制展览文本、地图、宣传册和和通讯资料等各种媒体内容。
博物馆说：“今年夏天开始，中国政府对蒙古少数民族的立场趋于强硬。”馆长吉莱 (Bertrand Guillet)在停展声明中说:“我们决定以捍卫人文、科学和道德价值的名义停止制作这档展览。”
这档展览本来预计在19日推出，先是因为疫情延后到2021上半年，现在又因中国政治审查往后延至2024年10月。
过去在中国互联网上有许多关于成吉思汗是否为中国人，或是元朝是否为中华民族历史的相关讨论，但是官方未曾明确定调。
学者表示支持
许多学者在13日表示支持。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的亚洲专家倪雅玲 (Valerie Niquet)在推特上说 :“中国政权禁止不符合其官方叙事的历史叙事。并试图在国外做同样的事情。”
基金会另一位研究员邦达兹（Antoine Bondaz）也在推特上支持博物馆的决定，称报道中的中国要求是 “疯狂的”。
他说:“南特博物馆和呼和浩特博物馆曾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直到北京改变了政策，并试图将其叙事强加给国外。”
流亡海外的香港民运人士罗冠聪也转发了相关新闻，并将此事件与新疆和香港情势连结。他说:“在维吾尔集中营之后，蒙古面对的文化清洗无疑将成为下一个国际社会关注中共暴行的导火线。外界普遍担忧中共日后会否用同样手法，抹杀香港人的语言、文化及历史。”
内蒙古先前才因为当局要求学校用普通话而不是蒙语教授政治、历史和文学等政策，引发生数周的抗议和学校抵制活动。现在中国又爆出政治审查蒙古历史展览内容，格外引人关注。
蒙古族在中国14亿居民中约占650万，主要居住在北方的内蒙古自治区。
為此問題，筆者與內蒙古人民黨主席、南蒙古大呼拉爾（議會）主席、自由印太聯盟副主席席海明，有了一次約談。席海明認為，最近在內蒙古地區因蒙古語教學問題，引發中小學生與學生家長、教師的抵制與反對，一度激起社會各界的聲援與抗爭，究其本質，是中共專制獨裁政府的特性所致，是中共長期歧視性民族政策的惡果。以下是我們談到的幾個問題，與讀者分享……
蒙古語教學問題是否有結果
網絡上有視頻傳播：內蒙古大學副校長齊木德道爾吉教授十分委婉低調地指出：內蒙古幾十年的民族教育其實很成功，如今對現有民族語言教育做不適當的修改，是對成功模式的否定，不利於民族的團結，更不利於社會的穩定發展……。但目前這段溫良恭讓的視頻竟然已被屏蔽，忠言逆耳，眼下蒙古語教學問題的走向如何？中共當局的政策有否稍微退讓並做調整呢？可惜答案是否定的。
席海明說：中共的事，說起來一言難盡，中共採取封閉與阻斷措施，從幾個方面限制與落實：
1、中共對學生、家長與老師的抵制與抗拒言行，及社會上與網絡群體中談論的蒙語教育問題，定性是「反政府、分裂國家」行為。
2、中共通過數字化監控監管，杜絕與切斷內蒙與海外的一切聯繫，中共指海外的媒體與社會聲援與支持，是「海外敵對勢力」推波助瀾。
3、關閉與刪除一些微信群組與視頻等，比如上述內蒙古大學副校長齊木德道爾吉教授的視頻講話被刪除，前一陣議論與傳播關於蒙古語教學問題的微信群組，一一被網警封閉。
席海明指出：目前與內蒙古的連線全部被切斷，前一陣國內傳言，內蒙古各盟各城市，因蒙古語教育新規定而引發反對抗議運動，政府抓捕了約有五千餘人，也有傳說八至九千人左右。
席海明憤懣道：中共的統治愈來愈專橫野蠻了，幾乎超過了毛時代的紅色恐怖，可說是登峰造極了。
蒙古民族的悲情與痛苦
席海明說：作為蒙古族後裔，面對內蒙古地區被中共政策性蠶食，我們在自己土地上演變成了少數民族，這已經夠悲催與傷心了，眼下中共政府還嫌漢化的腳步太遲緩，居然直接從我們民族的文化與語言開刀與閹割，是可忍孰不可忍！
席海明掰著手指道：蒙古人講蒙語，天經地義，但是外界可能不清楚，不了解，我們內蒙古人講蒙語有「三難」。
一難：內蒙古大環境被異化了。蒙古廣袤草原是我們祖先留下的家園，而我們蒙古人卻成了這片土地上的少數民族，內蒙古人口計2470.6萬餘（2010年統計數據），其中漢人是1965萬餘，占79.54%，蒙古族人是422萬餘，僅占了17.11%。社會生活的大環境，發生了質的變化，在我們土地上還留存多少蒙古族傳統的民風民俗民情呢？
二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是文化與語言發展的大環境。內蒙古地區的地級大城市有九個，比如: 呼和浩特、包頭、烏海、赤峰、通遼、鄂爾多斯、呼倫貝爾、巴彥淖爾、烏蘭察布，這些城市的人口均在200〜400萬之間，大城市的文化與語言環境，幾乎被破壞，猶如斷壁殘垣，失去了基礎土壤，很多城市的蒙古族孩子大都不會說蒙古語了。反而在草原與農村，還能保留住蒙古族的民風民俗，及傳統文化與語言。
三難：中共原來政策性規定的「雙語教育」，只是保留了一小塊蒙古文化與語言自由翺翔的空間，對我們蒙古人來說，已是彌足珍貴了。但還是遭遇中共的權力限制與政策消滅，比如：在內蒙古地區，同樣是申辦孩童的幼稚園，蒙古人遞交申請，不予批准，而漢人的申請，就批准。目前僅有的「雙語教育」還被政策性壓縮，這還讓不讓蒙古民族生存了？
警告中共的民族惡政策懸崖勒馬
面對中共的野蠻霸淩政策，席海明憤慨道：令我義憤填膺，不僅是我，我的蒙古族同仁與朋友們，都想為家鄉的父老鄉親做些什麽，但這也難，我們一旦出手，結果反而害人。中共猶如土匪黑幫綁架一般，動輒拿我們國內的親屬家人撒氣報復。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席海明就是轟動全國的內蒙古學生運動領袖，為此一生名列中共安全機構管控的黑名單之首，北京「八九民運」時期，他成為中共眼裡「長鬍子的幕後黑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一路輾轉抵達德國。
席海明說道：中共政府真是口蜜腹劍，表面上一口一個民族自治政策，什麽民族團結政策，可在現實生活中，還是繼承歷史上漢人的「何日平胡虜」，及孫中山的「驅逐胡虜」政策。蒙古人曾經統治過這個世界，是英雄與高尚的民族，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共的體制內，我們保持與維護著民族的尊嚴與禮儀，但並不等於蒙古族可任人欺負與淩辱。
近期來，中共欺淩香港的《國安法》，及在新疆維吾爾地區搞的「集中營」人權案例等，令我們蒙古族人民也看清了中共政府真實面目。希望中共政權懸崖勒馬，避免重演香港、西藏、維吾爾、台灣等一幕幕人間悲劇。
席海明說道：我們的孩子學習蒙古語，是天大的好事，應該受到國家、社會的支持與鼓勵。每年的9月26日是「歐洲語言日」，這一天用來「慶祝歐洲語言的多樣性」，提醒公眾注意語言的重要性和多樣化，以擴大學語言的範圍、推廣多語制和文化傳播，這樣能促進歐洲語言和文化的豐富多彩。
1993年，聯合國通過了一個決議：《民族、宗教和語言上屬於少數群體的權利宣言》，第一條包括：1、各國應在各自領土內保護少數群體的存在及其民族或族裔、文化、宗教和語言上的特徵並應鼓勵促進該特徵的條件。2、各國應採取適當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以實現這些目的。
席海明呼籲：我敦促中國政府按部就班，回歸到憲法與法制上來，中國《憲法》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讓我們的孩子們平靜地回到教室學習蒙古語，若中共政府強行阻斷孩子學習蒙文的機會，是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播種仇恨，孩子們有自己的記憶與覺悟。若中共執迷不悟，無疑在造就新一代中共政權的反抗者。
最後席海明問候家鄉人：向這次風波中，我們的孩子、家長與老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誠摯的問候！希望我的家鄉蒙古草原，重回「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天然景致中......
蓬佩奥：美国组建了顶回中共威胁的联盟
因特朗普总统感染新冠病毒而缩短了亚洲访问行程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接受休·休伊特节目（the Hugh Hewitt Show)的采访时重点谈到了中国，包括由四个民主国家组成的四方会谈是否是针对中国的“小北约”、台湾问题以及梵蒂冈与中国续签任命主教的协议。
蓬佩奥星期二在东京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外长举行了四方会谈。他星期五在回答有关这个四方会谈是否是事实上针对中国的“小北约”的问题时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在整个亚洲建立一系列的关系，使得他们能够挑战中国共产党，而美、日、澳、印四大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之一。
他对主持人休·休伊特说：“这些外长都明白这个共同的威胁以及我们共同努力的机会，休，不仅只是在外交上，而是在经济领域进行合作，顶回中国共产党的掠夺行为。”
蓬佩奥提到了印度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包括政府停止从中国购买任何产品以及禁止使用中国的应用程序。他说，“那是非同寻常的。”
他说：“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联盟，该联盟将顶回这个威胁，并维持良好的秩序、法治以及疾病的公民尊严，而这取决于由民主国家而不是威权政权来控制这个世界。”
他在休伊特的节目上还表示，希望美国国务院能够将四方会谈的模式“机构化”。
他说：“这个四方会谈的模式，这四个强大的经济体、大国和民主国家共同努力顶回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是一个我希望我们国务院能够以在今后几十年为美国人民提供强有力保护的方式将它机构化的东西。”
蓬佩奥：台湾是美中之间的“冲突点”
在台湾问题上，主持人休伊特说，英国《金融时报》这个星期讨论了美中两国是否会因台湾而走向战争的问题。该报的记者提到，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军事专家和一些对北京的鹰派人士呼吁华盛顿对台湾的防务做出更明确的承诺。他问蓬佩奥对此有何评论。
蓬佩奥回答说，特朗普政府一直在不懈努力，以确保美国与北京之间就台湾问题达成的谅解能够得到落实，包括履行《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已经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一系列谅解。
他说：“我们确保履行这些承诺，无论是与这些协议相一致的向台湾出售武器，还是我们的军队愿意确保台湾及其周边的航行自由。这些是美国应该承担和正在承担的义务。”
在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之际，华盛顿大幅度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引起了北京的强烈不满。北京通过举行军事演习以及派遣军机飞越台海中线等举动引发了台海关系的紧张以及美中两国因台湾而爆发战争的担忧。
蓬佩奥国务卿在采访中承认，台湾问题是一个“冲突点”。
“我们认识到，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冲突点。我们不想这样。我们想要和平。但我们将确保履行我们对台湾的所有义务，”他说。
呼吁梵蒂冈为中国所有受到宗教迫害的人挺身而出
在节目上，蓬佩奥除了再次谴责中共隐瞒新冠疫情导致疫情扩散到全球并在香港问题上违背自己的国际承诺以外，也呼吁罗马天主教教廷的领导人像以往那样发挥“道德见证”的力量，为受到宗教迫害的人挺身而出。
他说：“圣座有能力施加巨大影响。他们的道德见证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他们在世界舞台上谈论当今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可怕活动：巨大的宗教压迫，圣经的中国化，拆除宗教建筑---不只是基督教的建筑，天主教建筑，而是各个宗教---对穆斯林的压迫是令人恐怖的---今天在新疆发生的事情是自193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的最糟糕的情况。我已经呼吁天主教会和梵蒂冈天主教领袖为这些人挺身而出。”
这位美国国务卿说，天主教会在历史上这样做过。他提到了教宗保罗二世为受到苏联压迫的欧洲人民争取自由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说，人民今天需要同样的道德见证。
蓬佩奥10月1日访问了梵蒂冈，与梵蒂冈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并讨论了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不过，教宗方济各以“不会在美国大选前接待任何政治人物”为由拒绝与他会面。蓬佩奥最近在访欧前发表文章，公开呼吁罗马教廷不要与北京续签一个为期两年的主教任命协议。
在美国驻梵蒂冈大使馆9月30日在罗马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蓬佩奥说，在中国，宗教自由正在遭到攻击，其猛烈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地方。
他当时说：“那是因为，与所有共产党政权一样，中国共产党以终极道德权威自居。一个越来越具有压制性、因自身缺乏民主合法性而感到恐惧的中共，以可怕的规模，日夜不息地试图掐灭自由的灯火，特别是宗教自由。”
今年八月底九月初，内蒙古通辽市、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等多地的数万学生和家长发起罢课及抗议集会，反对当局加强汉语教学，遭到当局驱散和抓捕。一个月后，参与维权的蒙古族律师胡宝龙被捕。
现旅居美国的蒙古人诺民本周三（7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她从胡宝龙的姐姐那里得知消息：“我直接给他姐姐打过电话，他姐姐不想说，电话里没办法说。通辽当地有学生家长说，（当局）为了平息家长们的愤怒，把他抓进去。大概在十几天前，我就问宝龙是否被抓了，她（姐姐）说是。群里说他被检察院起诉了，批捕了。”
胡宝龙是通辽市蒙嘎立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该律师事务所主要是为蒙古族人提供法律服务。当年曾经在胡宝龙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的诺民对本台说：“当时我们也在用蒙古语做法律网站，那时，我们的网站是内蒙古唯一的法律网站。当时他代理巴图张嘎案，就因为他代理那个案子以后，不准他出国了。”
通辽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留8人
据通辽蒙古族人披露，当地蒙古族人反对汉语教学，共有8人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其中包括9月上旬被捕的胡宝龙律师。据悉，胡宝龙近日已经被通辽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现旅居日本的学者忽必斯对本台说，胡宝龙被捕前，9月4日曾联系过他，当局指胡宝龙向境外“泄露秘密”：“胡宝龙这次抗议是因为他的孩子今年要入小学。他是以父亲，家长的身份抗议‘双语教育’。另外一个人说他被抓是向境外人士传递消息。他的消息都是在微信上，一般人都知道的普通信息。”
忽必斯说，他跟胡宝龙谈话内容不涉及内蒙古的消息：“我们跟他联系的时候也是谈日常事务，没有涉及到秘密的事情，也不会涉及敏感的话题。对他下手是怀疑他对通辽市学生家长的抗议。”
胡宝龙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曾参与八九学潮。从事律师职业后，胡宝龙曾代理内蒙古异议人士巴图张嘎案、著名蒙古族维权作家高玉莲（已去世）案。
蒙古人塔拉告诉本台，胡宝龙曾参与中国民主运动：“他在1989年的时候参加学生运动，他后来在通辽创办律师事务所，有一个自己的公司。他主张自由，属于中国异议人士，他也曾被拒绝出境，对他的打压一直存在。这次他在微信群给大家解释双语教育。”
胡宝龙在2000年创办了蒙古族律师组成的蒙嘎里律师事务所，立志要维护蒙古族合法权益。他曾经多次被内蒙古卫视蒙古语“法制先行”节目邀请为嘉宾，为广大牧民提供法律咨询。2010年9月28日，胡宝龙被二连浩特边防警察禁止出境，理由是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并被告知其通辽市公安局已经把他列入到不能出境人员名单。
记者：乔龙 责编：胡力汉 嘉远 网编：瑞哲
约翰·贡布扎布·杭锦1937年毕业于多伦淖尔日本人办的“Good Neubour Institute”（优等学堂），随后被派往北海道帝国大学学习。1941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张家口任教，后来自1943年至1947年在德穆楚克栋鲁普的秘书处工作，并任德穆楚克栋鲁普的私人秘书。在南京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中任察哈尔人代表，并且在1947年至1948年期间担任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1948年底，经欧文·拉铁摩尔帮助，他迁居美国，开始了学术事业。最初其身份为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普通研究员（1948年至1953年，在该大学帮欧·拉铁摩尔组织蒙古学研究），佐治亚大学（1956年到1959年）及加利福尼亚大学（1959年到1964年）的蒙古语教师（196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数学硕士学位）。1982年，他成为印第安纳大学教授。1965年，他进入印第安纳大学，1970年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此前，他已编写过多种蒙古语教材，包括读本、词典、语法，并任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蒙古研究计划”主要执行人之一，已经是蒙古语言学及史料学知名专家。1973年到1979年，发表了研究19世纪蒙古作家尹湛纳希（1837年－1892年）著作的系列论文，并将尹湛纳希的名著《呼和·苏达尔》（《青史》）介绍进入研究领域。
他还参加翻译并出版了汇集赞辞、颂诗、谜语、谚语、绕口令等的蒙古民间文学。他还同其他作者在1986年完成了《现代蒙古语—英语词典》。他是1961年创立的美国“蒙古学会”的创立人之一，此后曾经分别任过该学会的执行主席及董事长，并任该学会杂志及其他出版物的编辑。[1]据《纽约时报》报道，他还帮助蒙古人民共和国获得了联合国及美国承认。[2][3]自1970年起，他先后多次分别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那里有其亲属居住。1987年，他当选为国际蒙古学会秘书之一。1989年，他到乌兰巴托的国际蒙古学会秘书处任职。1989年10月11日，因突发急病，在乌兰巴托逝世。根据其遗愿及其家人愿望，其遗体安葬在乌兰巴托市公墓。
美国“蒙古学会”将第14卷《蒙古学》（1991年出版）作为专号纪念他，并自1991年至1992年学术年度起，颁发以约·杭锦命名的奖学金，以资助来自蒙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的蒙古族大学生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
在其家乡太仆寺旗建有贡布扎布纪念馆。
家庭
他是总管萨木栋隆日普的后裔。萨木栋隆日普的哥哥是总管杭锦寿；萨木栋隆日普的父亲是总管那日图。
生前曾担任国际蒙古学会总干事，毕生致力于国际蒙古学的普及、宣传和研究。在他的家乡—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贡宝力格草原上，建起了官布扎布纪念馆。
抗锦·官布扎布（Gombojab Hangin，1921--1989），美国世界著名蒙古学家，内蒙古人。1941年留日回内蒙古后，先后担任德王政府秘书处德王私人秘书、蒋介石政府察 哈尔代表等职。1948年，得到拉铁摩尔的援助移居美国。1948—1953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协助拉铁摩尔的蒙古学发展事业。1953—1964 年，加利福尼亚等大学进行深造和讲学。1961年，与其他同事合作，建立了美国蒙古学学会，并当选为该学会执行秘书长和主席，兼任该学会刊物编辑。抗锦先 生他们所建立的美国蒙古学学会对美国蒙古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和重要作用，该学会会员目前已多大400多名，主要研究和支持发展美国和蒙古人的文化、科 学、教育业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等，抗锦先生直到终身一直主持了该学会的领导工作。1965年，他受聘于印第安那大学工作，1970年获得蒙古学博士学 位，
1982年成为该大学正式教授。1987年当选为国际蒙古学学会秘书长之一。生前，抗锦先生编写了很多关于蒙古学研究和教学方面的教科书，成为美国科 学学会“蒙古计划”的执行者之一和印第安那大学著名的蒙古学专家，主要研究蒙古语言、文学和翻译，撰写了诸多学术著作，特别是在研究尹湛纳希的《青史演 义》研究方面的成绩很突出。如《蒙英字典》、《蒙英词典》、《蒙古语基础知识》、《一些历史术语的解释》、《尹湛纳希和他的历史小说<青史演 义>》、《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1970）、《<青史演义>--尹湛纳希著的蒙古第一部历史小 说的研究》（1973，附《青史演义》两部不同手稿的英译章节。1989年在蒙古国去世。
美国蒙古学学会
美国蒙古学学会 (The Mongolia Society, Inc., USA):于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同年，在抗锦·官布扎布和斯特尔特等美国著名蒙古学家们的建议和推动下，美国成立了蒙古学学 会，成为第一个建立类此学会的西方大国。1987年，美国与蒙古建立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该学会是以研究介绍蒙古和蒙古历史、语言文化为目的的非政治性、 非商业性组织。当时委派了以杭锦先生为首的、由7人组成的学会领导组，出台了关于接纳学会成员条件及交纳会费说明等的学会规章制度和委任了学会秘书长、财 政管理秘书等。1963年3月，召开了蒙古学学会成员组织会议，正式通过了学会章程，明确指定该学会的职责和目标：1.给美国民众提供关于蒙古人的准确的 知识和了解的机会,扶持帮助美国人民与蒙古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建立文化交流关系。2.鼓励美国籍蒙古人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做出杰出的贡献。 3. 搭建对蒙古学感兴趣的一切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的桥梁，协助在蒙古学领域的学术合作。该学会逐渐成为全方位报道关于蒙古古今等事物的中心。
1963年秋，为 了与学会编辑部合并，学会领导组从纽约搬迁到印第安那大学。从1964年开始，在克吕格尔先生的努力下，编辑出版了学会主要论著集《非定题论著》（The Mongolia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s）和《专题论著》（The Mongolia Society Special Papers）等两种连续出版物。1965年创办了《蒙古学学会消息》（The 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1974年改刊名为《蒙古学研究》（Mongolian Studies, Journal of the Mongolia Society），前后刊载了该学会成员和其他蒙古学家的关于蒙古学各个领域研究方面的较高学术价值的多篇论著。1965年建立帝卢瓦呼图克图奖学 金，1992年建立了杭锦·官布扎布奖学金，专门以资鼓励那些在蒙古学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年轻有为的学者。该学会的发展比较快，成立的当年就有了近百 人的学会成员，成员的大部分为来自各大学和各国的著名蒙古学家、阿尔泰学家和边缘学科专家。1971年会员增加的二百多名，正式注册成功了《非商业性社 团》的法定地位。到1990年时会员增加到三百多名，2005年时增加到四百多名，从此成为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在国际蒙古学学会和英、法、德、加等国家设 立分会机构的，与其他蒙古学学会和机构有密切联系的，组织性很强的学术团体。美国蒙古学学会成立以来，多次召开了学会年会和各类型学术讨论会议和协调交流 等工作，得到了非凡的学术成果和社会效益。目前美国蒙古学学会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的西方最大的蒙古学科学学会。
参考文献
〔俄罗斯〕马·伊·戈尔曼，西方的蒙古学研究，陈弘法 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年
J. G. Hangin, 68, Professor, dies. The New York Times. 1989-10-19 [2008-09-21].
Sh. Baatar. John Hangin Gombojab. Zamdaan Journal. [2011-02-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22）.
关于公布第二批旗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划定第一批旗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太仆寺旗政务门户，
在美国，正式讲授蒙古语并广泛开展蒙古学研究，是本世纪30年代的事情。但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美国没有过对蒙古学研究感兴趣的人。相反，欣赏蒙古历史、文化、文学和民间故事的学者，在美国早已有之，尽管他们人数不多，而且很分散。
美国第一位名符其实的蒙古学家，就是杰里迈亚·柯廷。相传他懂60多种语言，而我们至少可以相信他通30种语言，要比现在绝大多数学者能够运用的语言还要多几倍。他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就学，1863年获得学位，后来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学者。他撰写过3部蒙古学研究巨著，都是在他逝世以后由他的妻子阿尔马·卡德尔·柯廷负责出版的。
柯廷的第一部著作为《蒙古人的历史》(波士顿，1908年，426页)。当时的关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以热情的文笔为该书写过长达7页的学术性序言。这位以英勇、知识渊博著称的总统，一方面称赞作者是那一时代美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另一方面高度褒奖了该书的主题—雄壮的蒙古历史。
第二部著作是《蒙古人在俄国》(波士顿，工908年，481页)，可以看作是第一部书的续篇。全书分为20章，其中一半内容是斯拉夫人的历史，其余部分除了写蒙古占领时期的历史之外，剩下的都是俄罗斯的历史。
柯廷的第三部书为《南西伯利亚之行:蒙古人及其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波士顿，319页)。正如它的标题所示，此书实为一部叙述蒙古人与他们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的专著。其中，作者从若干部蒙文《格斯尔传》里摘录介绍的内容和根据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故事翻译的部分，占全书内容的一半以上。尽管他的书中有很多不足之处，然而，他毕竟是第一个用英文记录并研究蒙古口头文学的著名学者。他被世人推崇为杰出的蒙古学家，是当之无愧的。他的遗著，无疑是有关布里亚特蒙古人民风俗习惯、婚宴礼制以及萨满教信仰的重要文献。
在当时，对于蒙古学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另一位著名学者，就是B·劳费尔(Laufer，1874——1934年).这位学者的著作《蒙古文学概况》(布达佩斯，1907年)，直到前不久还是西方语文中唯一的蒙古文学手册。他不仅为论述“Burkhan”(佛)、“saman”满)等宗教语词发表了儿篇论文，而且还为美国各大图书馆收集蒙文书籍作出了贡献。1907—1910年间，劳费尔曾经到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地旅行。受芝加哥市纽贝里图书馆、约翰·克里拉图书馆、费里德博物馆(今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委托，他共购买了30000册汉文、日文、藏文和蒙古文的古典文学、历史、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书籍和出版物，从而为美国远东图书情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提到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罗伊·查普曼·安德雷斯为一首的较大规模的“中央亚细亚考察”活动.在1922——1930年间，他们迸行了5次考察，并以古生物研究为主，就人类学、考古学、地质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等方面的间题先后发表了151篇论文。安德雷斯本人也联系当时在内外蒙古进行考察活动的情况，写出几本普及性的著作。
在美国，最早开设蒙古语文课程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勃克利大学。该校曾经有一位东方语教授，叫作费迪南德·莱辛。他从1936年起讲授蒙古语文，从1942年起着手编写《蒙英辞典》。自50年代起，他有了懂蒙古语的助手，从而出版了最早一部大型《蒙英辞典》(勃克利，1960)。在50年代初，蒙古人玛格达布仁·哈拉图托德参加这部辞典的编辑工作，到了50年代术，杭锦·贡布扎布也投入了此项工作。后来，哈拉图托德移居日本，过了一个阶段之后，他又应著名的海西希教投之邀，到联邦德国波恩大学中央亚细亚研究所工作，在欧洲留下了自己蒙古学研究的足迹。
从40代末开始，美国的蒙古学研究才得到加强。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由于二次大战的影响，有几位著名学者，如田清波、鲍培、赛瑞斯等人移居美国.与此同时，定居美国的蒙古族一专门人才和操各种方言的蒙古移民数量也有所增加;第二，在美国兴起世界主义，人们对外国语言、文化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
在美国，开始从多方面进行蒙古学研究的最早一位学者是拉铁摩尔教授。1938年，拉铁摩尔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工作.1日48年末，鄂嫩·乌尔贡格、杭锦·贡布扎布两人成为他的科研助手。次年春天，迪罗瓦·呼图克图以及上述二位蒙古族科研人员的妻室也迁到关国，成为美国的第一批蒙古侨民。从50年代起，又有一些印度和欧洲的各种蒙古血统移民陆续迁到美国。据不完全统计，定居美国的蒙古人已达2000人以上。
参加由拉铁摩尔领导的佩奇学院蒙古学研究行列的学者有:约翰·德·弗朗西斯(历史学家)、威廉·奥斯汀(语言学家)、戴维·阿伯尔、赫伯特·弗里兰(人类学家)以及上述三位蒙古族科研人员.此外，还有部分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如德斯蒙德·马丁、杰勒德·弗里特斯等，从1950年起，该学院开设蒙古口语课程，并且开展了察哈尔、达斡尔、喀尔喀方言语言学、社会人类学、亲属关系学方面的研究。1953年，拉铁摩尔主持的蒙古学研究和佩奇学院同时被取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学院开展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该学院却发表过一定数量的蒙古学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戴维·阿伯尔的《卡尔梅克部族亲戚关系》(1953年)、《察哈尔与达斡尔人的行政(1912一1945年)》(1962年)、弗里兰的《蒙古社会及血族关系结构》(1957年)、奥斯汀的《达斡尔语语法概论》(1952年)等。
40—50年代，在美国语言学研究方面，结构主义派占主导地位。由于战争的需要和影响，在美国高等院校中除了讲授欧洲语言之外，还开展了世界其他语言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因此，生机勃勃、富有活力的蒙古语一言自然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兴趣。
著名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住过很长时期。从1926年起，他到中国边疆地区进行学术考察，1928年发表了第一部著作《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伦敦，1928年)。1929—1930年间，他到东北地区旅行，研究那里的满族和蒙古族，发表了《满州——冲突的摇篮》(1932年)、《满州的蒙古人》(1934年)，等著作。1937年，他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以及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他于1940年发表的《中国内陆亚细亚边疆》，至今还是研究内陆亚细亚的研究人员所欣赏的经典著作。1941年，他发表了有关到鄂尔多斯、察哈尔地区旅行的《蒙古游纪》。1945和1949年，他出版了有关中国形势的两部著作，即《亚洲问题的解决》和《亚洲形势》。
1963年，拉铁摩尔应邀到英国利兹大学工作，使那里的汉学——蒙古学研究得到发展。他于1970年退休.嗣后，他活跃于英国、日本和美国之间，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拉铁摩尔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展蒙古学研究之际，哈佛大学的著名蒙古学家弗朗西斯·沃德曼·柯立甫，也在研究中国中古时期蒙汉合壁碑铭，并从1949年起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连续发表几篇优秀论文，有效地推动了对中古时期蒙古语的研究事业。他发表的论文主要有:《1362年的西宁王忻都公碑文》(1949年)、《1335年张应瑞碑文》(1950年)、《1338年竹温台碑文》(1951年)等。此外，他还特别细致地释读出几篇碑记，从而在如何进行语文学研究方面，给后来的研究生或科研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柯立甫对《蒙古秘史》、《黄金史》、《蒙古源流》以及《水晶念珠》等蒙古历史文献也有所研究，翻译发表了一些原著。早在1956年，他完成《蒙古秘史》的翻译工作，并于1957年开始排了版。但由于某种原因，此书直到1982年才出版。这是用英文翻译的正文，没有注释。据说此书的第二卷是注释部分，我们期待它早日出版。
对柯立甫的工作提出建议，并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的又一位著名蒙古学家，就是田清波。他是比利时的天主教传教士，曾在鄂尔多斯居住多年。他的著述极为丰富。如《鄂尔多斯方言辞典》(三卷，北京，1941——1944年;1968年将这部三卷本辞典合印为一本，在纽约出版)、《鄂尔多斯民间故事》(1947年，北京)等。他还发表过许多有关甘肃蒙古人语言、文化方面的作品，深受各国蒙古学家的敬佩。
田清波移居美国之后，常住弗吉尼亚州阿林顿，继续从事科研工作。1953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了田清波的重要著作《(蒙古秘史)论文集》。当时，哈佛燕京学社还为柯立甫翻译的《黄金史》(罗布桑丹津著，乌兰巴托版)写了序言。该学社出版的《蒙古语文丛书》中又介绍了柯立甫翻译的《蒙古源流》(四卷，1956年)，1959年发表了他的《水晶念珠》译著。
与田清波在同一个学社工作的又一位学者是亨利·塞瑞斯.他以研究明代蒙古史而著名。其主要研究成果有:《萧大亨的(北虏风俗)研究及其法译本》、《达延汗后裔谱系表》、《明代汉一蒙关系，第一卷:洪武时期中国蒙古人》(布鲁塞尔，195的、《明代汉一蒙关系，第二卷:纳贡与外交集团(1400一1600)》(布鲁塞尔，1967年)、《明代汉一蒙关系，第三卷:贸易关系，马市(1400一1600)》(布鲁塞尔，1975年)。另外，塞瑞斯还撰写过很多蒙古学研究论文.
1949年，尼·鲍培迁居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他的到来，给美国的蒙古学研究带来积极的影响。在苏联居住时，鲍培就以蒙古学研究名扬遐迩。到美国之后，他对蒙古学研究的贡献更为显著了。他不仅在蒙古语言研究、阿尔泰学研究方面著述可观，而且为培养蒙古语言专门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对蒙古方言，尤其对布里亚特、达斡尔方言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不但在蒙古语文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著，而且也有许多研究蒙古民间文学、英雄史诗的著作和翻译作品。在蒙古语文学家当中，鲍培教授的著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第一流的。
在鲍培的弟子中，对蒙古学研究颇有贡献的学者，除了约翰·克鲁格(印地安纳大学)、捷米斯·鲍森(勃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法夸尔(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包国义(乌恩斯钦，同上)等人以外，还有在其它国家工作的学者。如冈田英弘(东京外国语学院)等。
本世纪60年代，是美国蒙古学研究的黄金时代。50年代末，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与此同时，美国学术委员会制定出“乌拉尔——阿尔泰学研究方案”，在政府的资助下，开展了由若干大学的学者参加的13Q多项乌拉尔一阿尔泰学研究课题。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主任约翰·洛茨教授负责该研究方案。并在组织工作中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位老一辈的阿尔泰学家卡尔·门基斯教授。后来，曾在耶鲁大学以论文《(蒙古秘史)语言》获得博士学位的约翰·斯特里特和在勃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的杭锦·贡布扎布应聘到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蒙古语，并研究喀尔喀蒙古语，编写了《英蒙辞典》、《蒙古语课本》和《蒙古语读本》。同时，在杭锦·贡布扎布、斯特里特及他们学生的倡议下，于1961年秋成立了美国最早的“蒙古协会”—文化、科研协会。因为经费不足，哥伦比亚大学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在1962—1963年间停办。随之，乌拉尔——阿尔泰学研究中心转到了印地安纳大学。约翰·斯特里特教授亦由华盛顿大学调到威斯康星大学。杭锦·贡布扎布则调至印地安纳大学。
约翰·斯特里特教授是以研究普通语言学为主的。但是，他也一直在研究阿尔泰语比较语言学、蒙古语与日语的关系以及《蒙占秘史》语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撰写的《喀尔喀蒙语结构))一书于1963年在布鲁明顿出版。他还研究过《蒙古秘史》中的部分介词，如“Bep”，‘Gu”，“qi/ehu.等。
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印地安纳大学成立了乌拉尔一阿尔泰学系。从此，除原有的乌拉尔语言学家之外，又不断增加了阿尔泰学家和内陆亚细亚研究专家，从而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乌拉尔一阿尔泰学与内陆亚细亚研究。同时，在该校成立《乌拉尔一阿尔泰学丛书》出版社，大大地推动了乌拉尔一阿尔泰研究的深入发展。这项出版工作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已经出版的150多部书中，有30多种是以蒙古学研究为题的。
在印地安纳大学乌拉尔——阿尔泰学研究、内陆亚细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著名的法籍学者伯希和的杰出弟子戴尼斯·西诺做出的贡献最大.他是从英国剑桥大学被聘请来的。他不仅在印地安纳大学乌拉尔——阿尔泰学系任教，而且还在美国教育部的资助下，创建了起初为“乌拉尔——阿尔泰学研究中心”，后改称“内陆亚细亚与乌拉尔族源研究中心”的科学研究中心。另外，他还创办了“内陆亚细亚科学研究协会”，同时主持三个教学、科研单位的工作。
所谓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地区，是指由芬兰西部往东，到东部的西伯利亚、太平洋地区，往南包括阿拉伯海、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的广大地区二其居民有13000万人。语种有:玛扎尔语(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芬兰语、土耳其语、蒙古语、朝鲜语等。根据地理、文化关系，也把西藏学研究列入乌拉尔一阿尔泰学系的工作之中。
目前，该系设有三个部分(乌拉尔、阿尔泰、内陆亚细亚)五个研究室(匈牙利、芬兰、土耳其、蒙古、西藏)。该系是研究生系，不授予学士学位，除了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外，还颁发匈牙利学研究证书。
蒙古学研究可分为历史、语言、文化三个学科。研究生可选学古典语文或者现代语文。曾经讲授过蒙古学研究课程，或者现在仍讲授这一课程的教授中，有戴尼斯·西诺。他是历史系教授，讲授蒙古帝国时代及其前期的历史。作为中亚历史学家、阿尔泰学家，他曾为蒙古学研究做出过多方面的贡献。他的专著《中欧研究介绍》(威斯巴登，1963年)，一直是西方科研人员和大学生所使用的文献学手册。这位学者在阿尔泰学研究、内陆亚细亚研究和索古学研究界颇有声望，多年来一直担任“国际阿尔泰学家常务理事会”的总秘书长。他还是美国“蒙古学会”的主席。由于到了退休的年龄，他现在已不担任教学工作，但仍为“内陆亚细亚与乌拉尔族源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对于印地安纳大学蒙古学研究贡献突出的学者，乃是约翰·克鲁格。他曾在丹麦哥本哈根中亚研究所学习突厥语和蒙古语，后经鲍培的指导，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主要著作是:突厥语种的楚瓦什语、雅库特语、图瓦语手册以及与卡热·哥伦贝克合著的《蒙古一占典(书面)语言介绍》(威斯巴登，1955年)、《(蒙古源流)诗文》(海牙，1961年)、《斯特拉林堡地理学(1730)中的卡尔梅克语词》(斯德哥尔摩，1975年)、《蒙古碑文逆引辞典》(布卢明顿，1967年)、《卫拉特蒙古语范例辞典》(三卷，布卢明顿，1978——1984年)、《蒙古八思巴文文献》英文译本(原文系鲍培于1941年用俄文撰写，威斯巴登，1957年)。另外，他与杭锦·贡布扎布一起参加了《现代蒙负辞典》、《蒙古民间故事译文选》的编辑和翻译工作。他不仅发表了一系列蒙古学研究著作，而且还担任过几个学术研究刊物的编辑。1984年，他退休后仍担任“蒙古学会”的总编，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杭锦·贡布扎布的主要著作有:《蒙英辞典》、《英蒙典辞》、《基础蒙古语教程》、《(青史演义)研究》、《若干史学名词解释》等。他在印地安纳大学讲授现代蒙古口语课程，同时从事介绍蒙古文化、文学方面的工作。近年来，他翻译了一些蒙古文学作品。美国“蒙古学会”创建以来，他一直担任该学会领导工作。
也是在60年代，鲍培的学生捷米斯·包森来到勃克利市加利福尼亚大学继承了莱辛教授的事业，保持了蒙古语文学教学传统，他发表的主要著作有:《布里亚特蒙古语读本》(布卢明顿，1962年)、《现代蒙古语:初学课程与读本》(布卢明顿，1964年)、《萨迎格言》(布卢明顿，1969年)。
从1965年起，也就是鲍培的学生乌恩斯钦(包国义)去洛杉矶之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开设了蒙古语文课。乌恩斯钦是内蒙古科尔沁人，曾在华盛顿大学讲授蒙古语文，同时从事蒙古学研究，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他钻研图书馆学，又一次获得硕士学位。他的著述有:《(蒙古秘史)研究》(《蒙古秘史》第九章之翻译和注释，布卢明顿，1965年)、《科尔沁村里的婚俗分(1964年)、《科尔沁蒙古人的家庭与族系》(1964年)、《科尔沁蒙古人的生育与儿童教育》、与捷米斯·包森合著的《关于科尔沁蒙古方言笔记》。
乌恩斯钦在洛杉矶大学以讲授汉语为主，并担任大学生顾问。他有时也根据学生们的要求，讲授蒙古语文，一直到1986年退休。
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还有鲍培的天才研究生，后来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戴维·法夸尔。他有下列有关蒙古学研究著述:《首都华盛顿珍藏的蒙文手稿与木刻版书籍》一文，发表在《中亚研究》第一卷(1955年)，《关于普林斯顿大学盖斯特图书馆所藏蒙文书籍》一文，发表在上述刊物第六卷。
在70年代初，著名的札奇斯钦教授被聘请到犹他州普罗沃市杨伯翰大学，一直工作到1986年才退休。他在台湾从事蒙古学研究多年之后移居到美国。他主要研究元朝历史，发表了很多汉文论著。移居美国之后发表的部分著述有:《蒙古文化与社会》及《一位蒙古呼毕勒罕:甘珠尔瓦呼图克图传》(这两部著作均与保罗·海尔合著)。另外还有一些用英文和汉文发表的论著。
与札奇斯钦一起工作的保罗·海尔教授，也是对蒙古学研究颇感兴趣的人。他收集日本侵占大陆时期蒙古与日本关系方面的材料，发表过关子内蒙古近、当代状况的论文。在华盛顿州华盛顿大学，亨利·施瓦茨教授从70年代起就对蒙古学研究产生了兴趣。他编写了一部《蒙古短篇小说选》(一1974年)。又于1978年发表了拥有298?条西文文献学词条的《蒙古学论著目录》。
以上介绍的是美国蒙古学研究概况。除上述蒙古学家之外，过去在其他大学工作或者独立进行蒙古学中某些课题研究的学者，也不乏其人。例如，北加罗利纳大学的罗伯特·儒彭教授，发表过专著《二十世纪的蒙古人》(两卷，布卢明顿，1964年)，他还以蒙古人民共和国为研究课题发表了许多论文。至于那些只发表过一两篇论文的学者为数更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蒙古学研究是东方学研究中自成体系的较大的分支。凡是从事世界史、亚洲史与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都不可能不涉及蒙古学研究，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蒙古语言更是生机盎然，民族知识分子和专家队伍迅速壮大起来，那些不通晓蒙古语言的外籍学者再也无法进行蒙古学研究了。我认为，美国的蒙舌学研究是令人注目的，并且能够不断向前发展。
原刊《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8年第2期
这个用汉语写的推特帖子说：“这是情愿链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家园。在大饥荒时期，淳朴的牧民收养过上万名汉地的饥饿孤儿。但现在中共对我们这样下重手。草原也已经被破坏的面目全非。我们再无法忍受了，请您帮助我们！愿神保佑。”
蒙古人在白宫网站的联署信说，自2020年9月以来，在蒙古，中国政府试图强迫蒙古族小学用汉语代替蒙古语教授课程。当学生家长们反对这个政策，试图保留自己的母语时，遭到警方逮捕和拘押。也有很多蒙古人因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
这份联署信提出中共这个新政策的三宗罪：侵犯人权，破坏世界遗产，违反中国自己的宪法：
1，侵犯人权。因为我们生而平等和独立。教育中如果缺失母语，会导致民族灭种。
2，破坏世界遗产。蒙古文在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中共的这项新政策粗暴践踏了教科文组织这项协定。
3，违宪。该政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宪法中的民族自制法。
蒙古人为拯救自己的语言文化将内蒙境内的抗争扩大的国际：9月12日在东京举行集会示威活动之后，9月13日10h30将在巴黎七区安德烈-塔尔迪厄广场（Place André Tardieu）举行捍卫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的集会。
此外，在十月第一个周末，包括维吾尔人，蒙古人，藏人，香港人在内的各族民众，计划在巴黎共同集会示威，抗议中共政权对他们的镇压和迫害。
中共当局最近在内蒙古自治区推行教育改革，要求蒙族学校以汉语而非蒙古语教授重要课程，导致数万人抗议和罢课。蒙古人担心新的课程会灭杀蒙古族文化。
为了捍卫本民族语言文化，许多蒙古族家长将孩子接回家。蒙古族教师，新闻记者，公务员等体制内人士也加入这场抗争运动。
当局则威逼家长和教师，强迫学生返校。严控微信和微博，并以滋事为由逮捕抗议群众。据港媒报道，目前至少23人被捕。
据中央社报道，中共这项政策与其在西藏、新疆推行的类似做法相呼应，目的是让少数民族被占优势的汉族同化。
台湾多个原住民团体9月11日集会支持蒙古人捍卫本民族语言文化。他们在立法院正门召开记者会表示，母语是族群的身分证，母语灭亡就是族群灭亡，声援蒙古族人争取语言权的行动。
中国媒体在报道这一“退信”事件时强调官方的两个立场：
内蒙是中国一部分，内蒙双语教育改革是中国内政，不容干涉；
信函所阐述观点完全错误，中方不予接受。
但是，蒙古前总统究竟阐述了什么观点呢？中国媒体没有报道。不过，这位蒙古前总统在推特上发出了此信的蒙文、英文和中文版，还呼吁：“我希望你们所有人转发此信，直到收信人看到为止。”
额勒贝格道尔在信中认为，内蒙古双语教育改革侵犯了中国宪法赋予内蒙古的蒙古族孩子的蒙语学习权，让他们“非常痛苦”、他不能“袖手旁观”。
他还认为中国对内蒙的双语教学改革是“通过语言来瓦解和消灭作为独立少数民族的蒙古族人”，而且“暴行正在不断增加，而对此事越来越收紧的新闻报道也变得愈发让人心惊。”
BBC中文梳理内蒙古双语新政引发的争议、以及围绕争议的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八个关键问题。
1) 内蒙古双语教学政策有什么新内容？
8月26日，内蒙古教育厅发布了《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
文件规定从今年秋天开学起，内蒙古民族语言授课的小学一年级开始使用全国通用的语言教材。在今后两年小学一年级的政治课和历史课也开始逐步改用汉语授课。
与往年相比，将原来小学二年级起开设的《汉语》课程提前到小学一年级，而且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
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民族语言授课中小学其他学科课程设置不变，使用教材不变、授课语言文字不变，蒙古语文课时不变，因此现有双语教育体系并没有改变。
至于用汉语授课，新疆在2017年已经从小学一年级用汉语教授语言、政治和历史三科；西藏在2018年开始。
2）内蒙民众反对什么？
内蒙古的蒙古语请愿者使用了内蒙古历史上"独贵龙"运动的签名方式，把名字签成圆圈并按手印，显示抗议者平等承担责任，没有首要领导者
内蒙古的蒙古语请愿者使用了内蒙古历史上"独贵龙"运动的签名方式，把名字签成圆圈并按手印，显示抗议者平等承担责任，没有首要领导者
内蒙古民众表示，他们反对的并不是加强汉语教学，他们也认识到学好汉语的重要性，但他们担心的是本民族语言的传承。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的克里斯多夫·阿特伍德教授（Christopher Atwood）多年研究蒙古和内蒙古问题。他最近就内蒙古“双语教学”所撰写的文章认为：中国如今正在结束一项持续了四分之三世纪的试验。这一试验是在某些特定族群如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中实行少数民族语言教育。
“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是中国昔日权利下放和采用苏联模式所留下的遗产，现在正在被双语教育新模式所替代。在这种新模式中，汉语是教学语言，而少数民族语言最多只是一门课程，每天学一小时。”
阿特伍德教授认为，这一模式在今年夏天引进到内蒙古，可能引发了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
包括阿特伍德教授在内的外界观察人士认为，导致中国当局对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原因，与“第二代民族政策”有很大关系。
3）中国怎么解释内蒙新政？
在本次内蒙古双语教学争议中，当局表示，这一改革是为了“提升民族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汉字）应用水平，是民族地区群众和学生的现实要求。”
在中国政府看来，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扩大少数民族就业的最好办法就是提高少数民族的汉语水平。
曾经担任中国国家语言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宇明说，要大力提倡双语教育，少数民族学生在学好母语的同时，要学好普通话。不学好母语就失去了民族之根；不学好普通话，将来就难以走遍全国，难以参与国家管理。
4）中国法律如何规定少数民族语言权利？
人民币上印有藏文、维文、蒙文和壮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发推说，这说明“民族团结在中国社会早已根深蒂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除了汉族之外，共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除了回族一直使用汉语文，满族近代改用汉语文外，其余53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不过，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并不多。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共有21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而现在，中国官方称共有约30种文字：除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俄罗斯等12个有较长文字历史的民族之外，中国还在1949年之后为壮族、布依族、苗族、纳西、侗、黎等少数民族制订了文字方案。
在法律层面，中国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都规定“各民族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各少数民族自治区也都制订了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规定。如内蒙古从2005年5月开始实施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规定，蒙古语言文字是自治区的通用语言文字，各级国家机关执行职务时，同时使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可以以蒙古语言文字为主；
在学校教育中，重点扶持以蒙古语言文字授课为主的各级各类教育，培养兼通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各类专业人才。
在西藏、新疆、青海等地也都有类似的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旨在确保少数民族文字的传承与使用。
5）中国民族政策有变化吗？
早在2004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留学美国的学者马戎发表了“理解民族关系新思路”一文，首次提出21世纪的中国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和前苏联的经验教训，要淡化族群意识，强化国民意识。
2011年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胡联合刊登在中国科学院内部刊物《国情报告》中的文章“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明确提出，要与时俱进推动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认同。”
文章推崇美国处理民族（种族）的方法，认为美国、巴西、印度等国家实行的大熔炉模式比较成功，而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大拼盘模式比较失败。
此文认为在美国民族大熔炉模式中，政府”千方百计通过国籍法、移民法、教育、立法、司法、行政、传媒等公共政策和法律，着力构建一个统一的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身份“，因此中国也要淡化附加在各族群（民族）成份上的政治权利，等。
6）第二代民族政策对中国决策有无影响？
“第二代民族政策”在中国学界和政界曾引起广泛的讨论和争议，也受到在海外的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批评和谴责。
曾经担任中国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分管民族宗教以及西藏和新疆事务的朱维群2012年曾撰文提出：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他在中国的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上的这一文章还提出：有必要抓紧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普通话和汉字的普及。
朱维群的此番讲话曾被认为是中国官员对少数民族政策最为公开、明确的表态。
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就民族政策曾经多次讲话，被认为在实施层面与“第二代民族政策”颇有契合。
7）习近平是怎么说的？
2014年5月，习近平在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还说：“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双语教育”。
而从政治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正是胡鞍钢“第二代民族政策”一文中的原话。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欧立德教授（Mark Elliott）2015年撰文写道：习近平明确无误地引用这“三交”倡议，“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至少在新疆，他可能想落实一套在精神上更接近同化民族关系模式的政策。”
2014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说：“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特有的地方”。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在一些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既要求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也要鼓励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汉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要积极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
8）外界有哪些批评声音？
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展开的“双语教学”遭到外界的诸多批评，认为这样的政策是中国几十年少数民族政策的大变化，甚至有“违宪”嫌疑。
2020年3月，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评中国在西藏的”双语教育“政策使藏语教学面临威胁，大幅限制和减少了藏族人接受母语教育的机会。
2020年9月，“人权观察”就内蒙古教学语言问题再次批评中国。
该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 Richardson）说，“和新疆、西藏的情况一样，中国当局显然以政治需求凌驾于教育之上。缩减母语教育既是公然否认中国宪法、国际标准和专家共识，也是在削弱蒙古族的独特身份认同。”
9月24日发生的一件事，我认为不是一件仅与个人相关的私事，而是一个值得关注与研究的社会事件及案例，在社群网络对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的今天。我指的是，我使用了长达十二年的Facebook，使用了七个多月的公共主页，以及相当于脸书私信的Messenger，在这天突然被停用了。
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我被凌空一脚踢出了一个虚拟世界，而这个名为Facebook的虚拟世界，正如维基百科介绍的，“是源于美国的社群网络服务及社会化媒体网站。……致力于向人们提供分享平台，让世界更开放，联络更紧密。”顺便问一句，“让世界更开放”的原则是什么？难道不是言论自由的精神吗？
但当我发现我的脸书、主页、Messenger全都不能使用时，并没有太惊讶。或者说，远不如六年前看到我脸书上的一个帖子被删更惊讶。可见那时候在墙外（所谓的“墙”指的是中国网络防火墙）的言论表达空间有多大，以致于连一个帖子被删都难以接受，并会感慨：“第一次遇到删帖的事！没想到脸书也有小秘书了！”（所谓的“小秘书”是中国网络流行语，对新浪微博审查员的戏称）。
被删的帖子是转发2014年12月23日，西藏僧人格绒益西在今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派出所前自焚牺牲的报道，包括视频和文字。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决绝的政治抗议，在这些年燃烧于图伯特许多地方，以及流亡藏人栖息的印度、尼泊尔等国。迄今已达165人，惨烈至极。而相关消息不但严禁出现于中国所有媒体，披露、转发与流传也被严禁，否则会遭严惩。也因此，正如我在《我被脸书公司删除的帖子是什么？》一文中写道：“我的脸书遭删帖迅速成为事件。……这一事件已不只是关涉西藏问题、商业行为、政治立场、网络技术，尤其是言论自由与审查等等话题，显然更为重要。”
然而六年后的今天，却不是删个帖子这么简单了。当时删帖还会发个通知，注明具体的删除理由。如今却是突然停用你的脸书（或者说，你以为是属于你自己的脸书），如同将你一把推出门外。这么一想，我不禁难过起来。毕竟我用脸书十二年了，发布的帖子不计其数，基本都是有关西藏的内容，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就这样化为乌有？
或许我应把两个多月前，我的脸书一度被暂停看作是警告，是在尊者达赖喇嘛85岁寿诞日（7月6日）被停用的。脸书的通知给出了暂停时间，并称“你发布的内容多次违反我们的社群守则”，却没有说明具体是哪些内容违规。我有各种猜测，也尝试联系Facebook了解原因，但没有收到回复。好吧，我这样想，只是暂停三天，那就忍忍吧。
可是我清楚地记得，在被停用前，我最后发布的帖子是分享了他人脸书上发布的著名音乐人Pati Smith与众人合作的音乐视频，以及尊者达赖喇嘛最近的网络直播视频。难道这样的分享意味着“侵犯……侵害他们的某些权利”吗？举报我的“第三方”是谁呢？而且，我并没有收到过Facebook发出的警告，除非是把尊者寿诞日的暂停算作警告。
在几次尝试联系Facebook，并用表单提交了申诉，发送了我的身份证照片都无果之后，我只好将我的脸书被停用的消息发在了推特上。我还专门致推Facebook，希望“给出明确的、真实的理由，而不是借关闭虚假账号来对言论进行封杀。我使用FB账号十二年，可以说我是中国境内关于真实西藏的极其稀少，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声音。我发声也是鼓足勇气，冒着风险，却被声称捍卫自由言论的脸书公司封杀，太讽刺。”
我还告知了我的朋友、香港作家薯伯伯，他在Facebook有相当多的关注者，他的声音或可能被Facebook注意到。薯伯伯旋即在他的脸书上发帖声援，其中写道：“唯色在脸书经常提及西藏实况，要求大众关注西藏及藏人处境，现在不知是什么人或网军发动举报，脸书公司又居然全面配合，封锁唯色的Facebook封号，是什么道理？把墙内最重要的藏人声音封锁，打压墙内异见者的声音，又是否合乎Facebook的政策？”
推特上的反响也很大，如：“连温和如你都容不下，还围追堵截到海外。”“太不尊重人了，那么多年的心血！”“大量恶意检举，的确会导致被封锁，这类状况此前在台湾、香港也都出現过。”还有一些是技术指导性的回复，不过我既不懂也不会那样的技术操作。
推特上还对Facebook这种社群媒体进行了思考和讨论。正如艾未未对我说：“不封你就不对了，西方资本社会的虚伪是彻头彻尾的。”美国艺术家Ian Boyden对我说：“脸书实际上是独裁者的工具。这是非常危险的。”他发推说：“如果言论自由的平台不是中立的，那么言论自由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Facebook的情况说明言论自由已被侵蚀。”之后他发布了删除他的脸书账号的声明。他的朋友评论：“Facebook正在摧毁民主……我们实际上都面临着唯色的危险。”
一些英文推文的讨论是深刻的。关于网络审查，关于独裁者压制政治异见人士的声音对国际商业公司的影响，等等。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FT）等在推特上致推Facebook，询问关闭我的脸书是怎么回事。自由亚洲藏语媒体、西藏之声、香港立场新闻以及藏人文化网站High Peaks Pure Earth（高峰净土）等，对我的脸书停用事件做了报道、转载和翻译。还有更多的权利与公正的捍卫人士也予以了关注。
应该是在激起了众多的关注与反响之后，Facebook方面终于有了回应。有意思的是，却是在薯伯伯的脸书上以留言的方式来表示的，是Facebook香港、台湾、蒙古公共政策总监，声称“实际上是和知识产权内容有关，……和所谓政治审查无关。”当薯伯伯代我问他能否说明究竟是违反了什么内容的知识产权，他回复：“因为隐私原因，我们不方便披露具体什么内容或者谁检举……她的账户应该会被恢复……但是如果屡次违反社群守则，以后还是可能会被封。”薯伯伯反驳：“Facebook的审查机制没有完全公开，而您所说的情况也跟唯色的遭遇不同，外界很难判断到底是纯粹的‘违反社区规定’，还是其他原因，包括政治审查。”
然而27日，我发现我的Instagram也受限，不能点赞和评论。通知显示，“我们对特定活动进行限制，以保护我们的社群”。可是我搞了什么样的“特定活动”？难道我为自己的脸书突然被停用而发声属于“特定活动”？难道我这样的发声会对“我们的社群”造成破坏？Instagram被Facebook公司收购，已是属于Facebook公司的企业。我不禁感慨：这个虚拟世界怎么像一个专制帝国？魔幻现实主义在声称有言论自由的墙外虚拟世界频频发生，太荒诞了！当然，我继续在推特上公布了Instagram的状况。
之后，那位Facebook香港、台湾、蒙古公共政策总监再次出现。他让薯伯伯通知我：“唯色的账户和page都恢复了，我们也发了邮件给她，也可以帮我转给她，确保她明白以后如果再有违反，不一定可以恢复。”虚拟世界风云变幻。我除了公开化，即发布于推特这另一个虚拟世界，别无他法。于是就有学者曾金燕发问：“‘再有违反’什么？很想知道FB如何给出说法……。”是的，这位管理人员的语气颇有审查者的味道，他的警告就像套了一个紧箍咒，让我想起多年前我在新浪微博上的账号屡屡被关闭，最后只好放弃的经历。
而这也就是说，在被禁用4天后，我的脸书账号和公共专页恢复了，messenger也恢复了，对我的Instagram 的限制也取消了。当我重又返回仿佛阔别已久的脸书和专页，就像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我是不是要感谢Facebook公司和那位总监呢？一位朋友向我表示祝贺，说“真好！看来我可能是无期了！前天试着又登录，提示可以下载我的全部资料。就是没有申诉的门道，对它是基本无语了！”我回复：“单凭个人一己之力，FB绝对是会忽略的。”其实我的“死而复生”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
因删除脸书账号而获得某种个人自由的Ian Boyden问我：“你为什么还要继续使用？”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类似两难的问题，我多少有点尴尬地回答：“我和在香港的薯伯伯也讨论过。他说：对于我们这样日渐失去自由的人，任何发声的平台或可以是‘草船借箭’的目的。”当然，这样的想法很可能是天真的。几天前观看的Netflix纪录片《智能社会：进退两难》（The Social Dilemma, 2020），正是揭露了包括Facebook等社群媒体日益膨胀的、几乎难以控制的、如同巨兽的吞噬魔性。而当这头巨魔与极权密切合作时这个世界会怎样，谁也无法预料，除了灾难本身。- 2020/9/30
中华人⺠共和国十一国庆这天，全球有一百五十多个团体，在六十一个城市发起“抗中护自由(RESIST CHINA: FREEDOM NOW!)”行动，台湾有12个⺠间团体也首次前往离中国最近的岛屿金门，召开记者会，对中国霸权表达抗议。
⻄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林欣怡指出，“今天是所谓的中国国庆，但是对全世界来说，我们觉得并没有什么好庆祝的，因为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持续在中国境内侵害人权跟自由，对外也不断地威胁台湾，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同时以他们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输出极权，霸凌不听从中国指示的国家。所以在今天世界各地，包括⻄藏、 维吾尔、南蒙古、香港、中国与台湾的人权团体发起抵抗中国的行动 RESIST CHINA: FREEDOM NOW!(抗中护自由)。”
现场有⻄藏雪山狮子旗，以及维吾尔、南蒙古、台湾独立运动的旗帜，还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和远方台湾政府机关建筑物上飘扬的中华⺠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遥相辉映。与会者高喊 “台湾独立”、“台湾护自由”、“⻄藏要自由”、“香港要自由”、“东突厥斯坦要自由”、 “南蒙古要自由”、“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
台湾12⺠团前进金门向中抗议
现场抗议者隔海远眺就能看见中国厦门。林欣怡提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很多团体选择在当地中国大使馆抗议，但是台湾没有中国大使馆。
林欣怡：“我们就决定来到离中国厦门最近的地方，我们选择到金门古宁头北山播音墙举办记者会，是我们觉得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因为中国不断地打压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但是台湾人不怕中国的挑衅，相反地我们会和全世界的人站在一起抵抗中国。”
林欣怡又说，国际社会并没有公平对待善尽国际责任的台湾，也呼吁全世界要正视台湾的存在。
⻄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札⻄慈仁在记者会上表示：“到现在我们已经六十多年了流亡在世界各地，⻄藏境内的藏人是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他们基本的人权也没有， 他们没有宗教自由，他们没有言论自由。我在台湾已经二十多年了，台湾就是一个⺠主国家，我可以喊“⻄藏独立”不会怎么样，但是一个⻄藏人在自己国家里如果讲⻄藏自由明天就有生命危险。所以在⻄藏里面一百五十几个⻄藏人已经自焚，为了⻄藏宗教自由，达赖喇嘛回家、自己的家。”
札⻄慈仁还说，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宣称中国关心少数⺠族宗教文化教育，事实上⻄藏宗教领袖班禅喇嘛被绑架失踪二十五年，诉求保存藏语文的藏人札⻄文色却被关进监狱。札⻄慈仁要求中共释放班禅喇嘛和札⻄文色。
札⻄慈仁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强调，中华人⺠共和国举办了七十多年的国庆，但是在中共统治底下的所谓“少数⺠族”一直被欺骗、受压迫，并不快乐，今天他站出来抗议北京，不只是为⻄藏人，同样也为受中共压迫的中国⺠运人士、蒙古人、新疆人、香港人发声，也因为在自由⺠主的台湾才能呼吁国际关注、替他们争自由。
台湾人权促进会执委吴佳臻说，中国政府挟着庞大的资金、仗着霸道的国际政治势力，已经对许多国家的体制、经济、甚至基础建设和⺠生造成威胁。呼吁想跟中国打交道的商人或艺人、政治人物或政党，不能跟着中国政府睁眼说瞎话，如果还有一点点道德良知，就不能对各种人权侵害视而不见。
台湾自由图博学联常务理事李芃萱，也是台湾香港边城青年理事长。她表示，香港从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抗争，到现在国安法的施行，香港政府作为北京中共政府的傀儡，已经是毫无下限，纵容警察暴力，强力介入司法;中国政府完全背弃“一国两制”的承诺，自由繁荣的香港已不复存在。
李芃萱说，从今年武汉肺炎的疫情，看见中共的不可信任，也看清中国并非正常国家，完全没有负担起国际社会一分子应有的责任，甚至成为一个无法控制的恶霸。她呼吁各国政府应共同抵抗中共的霸凌，才能不再沦为中共霸凌的受害者。
人权组织于中国国庆日在柏林使馆前举行示威，抗议中国侵犯人权
（德国之声中文网）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一周年的国庆日，德国人权组织在柏林及法兰克福举办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在境内外侵害人权的做法。包括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德国西藏动议组织（Tibet Initiative Deutschland）以及受迫害族群协会(Die Gesellschaft fur bedrohte Voelker）和香港人在德国协会（HongKonger in Deutschland）在内的十一个团体在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
参与示威的百多人中，有旅居柏林的香港人及台湾人，亦有维吾尔族人、藏人及蒙古人，他们举著代表自己所属民族的旗帜及写著“自由西藏”，“拯救蒙古语”、“维吾尔族的人权”等标语。
受压迫民族协会反种族杀戮事务专员谢德勒尔（Hanno Schedler）对德国之声说：“ 这种示威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要强调，在中国政府打压下的受害者不仅仅是一个群体，而是有几个群体，而且他们有很多共通点，例如维吾尔族人、藏人及蒙古人的语言都正受到生存危机。这些群体团结起来很重要。”
德国西藏动议组织（Tibet Initiative Deutschland）Sarah Schäfer则认为，因为新冠疫情的出现，全世界都正注视著中国一举一动，而在香港出现的大规模示威亦令本身而的声名狼藉的中国带来更糟糕的声誉。 “他们越来越害怕，因为他们知道除了我们，还有欧盟以及全世界的政府，都对中国的批评越来越多。”她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去为受压群族发声。
要求实施制裁
不少组织都期望德国政府以及欧盟可在中国打压人权一事上更直言不违，而当中不少都指出德国应对侵犯人权不同程度的制裁。
自民党（FDP) 人权政策专员延森（右)参加了这次示威活动
自民党（FDP) 人权政策专员延森（Gyde Jensen)亦有出席，她在发言后对德国之声表示自民党一直相信，社会自由与经济自由是相辅相成的。 “ 在中国有生意的人对我们说，在中国自由贸易及了解这个政权怎么运作以及变得越来越难，所以很自然地，我们要求中国的经济自由及社会自由两者并行。而我们认为针对性的制裁是最有效的方法。”
谢德勒尔则提出德国应有更明确的供应链法，以保证在中国经营的德国企业及其合作夥伴不雇佣强迫劳动者。
引起社会关注
参与示威的亦有不少关注中国压迫政策的外国人。德国人Christian说：“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对受中国政权打压的群族表达支持。这种类形的示威，对加深国际社会的关注起很大作用。”
美国人Timothy曾经居住中国数年，所以对中国系统性地打压西藏人的事情有所认知，但身边大部分朋友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一无所知。 “我们必需多向各个政府施压，要求经济制裁。”
自小在柏林居住的蒙古人Buyan Togtokh表示参与示威是想对在中国的内蒙古人表达支持及敬意
今年27岁、自小在柏林居住的蒙古人Buyan Togtokh表示，参与示威是想对在中国的内蒙古人表达支持及敬意：“我们来自同一部族，都有同一样的文化，语言。而他们正面对文化上的严重打压。”
香港人Anna说她希望藉著在十月一日国庆日抗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值得尊重的一个政权，她亦希望德国的立场能更明确，“默克尔政府不可只执重于对话，她必须抱更强硬态度。”
默克尔在讲话中谈到了香港问题。她说: "我们对香港局势的发展深表忧虑。当地实施的'一国两制'原则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践踏。"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在同中国开展对话时，"我们必须明确表达我们的不同观点。"她指出，中国和欧盟拥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因此，我们必须为人权和言论自由付出努力。"
自民党人权政策专员延森（Gyde Jensen)对默克尔在对华政策方面的明确表态表示赞赏。她对法新社说，希望默克尔的表态不仅停留在口头上，也会付诸行动。"默克尔总理必须为这样一个原则性问题找到答案，即联邦德国以及欧盟应该怎样应对一个从文化和人口层面上，对少数民族实施灭绝的国家，一个不遵守国际条约的国家。"
延森警告说，习近平治下中国的人权状况，不能继续是联邦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小注脚。她表示，联邦德国对华谈判的准则应当是，德国对中国做出的任何让步，都应当以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为前提。这位自民党政治家要求德方在周四开始的欧盟特别峰会上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出明确的信号。
1923年解体的奥斯曼帝国距今还不到一百年历史。从奥斯曼帝国到现如今的土耳其共和国以及他的统治者，还有他们的追随者一直抱有一种情结，那就是联合中亚各突厥民族（其中包括中亚五个斯坦国及新疆的维吾尔人，阿勒泰及塔塔尔人）形成一个有游牧历史与文化承传的大文化圈，首先统一语言以及文字，进而恢复当年的地缘边界及历史荣耀，最后建立“大突厥国”。
奥斯曼土耳其人源于早期的匈奴人的后裔，蒙古人的一个分支，蒙古斯人的游牧部落联盟。他们自中亚大草原迁至小亚细亚后，一直保存着草原民族一贯的彪悍凌厉作风。
来自大草原的蒙古人后裔离开了他们熟悉蒙古高原，来到了一个更大的广袤世界，他们不再需要担心水源干涸的问题，但又需要面对一个新产生的问题：如何统治这片新的广袤草原及其与自己不一样的臣民和族群。 面对这个挑战，游牧出身的匈奴人以及他的后裔蒙古人、突厥人选择的方法很简单：“把自己从牧羊的人转变成“牧人”的人。就像匈奴出身的匈牙利人，还有他的统治者阿提拉（Atia）大帝一样，他们都座实在了这里，养育了匈牙利民族文化但又没有失掉传统的游牧特征。2012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说：“匈牙利民族来自东方，毫无疑问我们的祖先来自亚洲。欧洲人认为我们是匈奴的后代，这里有很多确凿的史料证据，我们相信这个历史是真的。” - 所以在过去几百年的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文化里，都可以寻觅到匈奴及他的后裔继承人蒙古人、突厥与游牧文化的影子。如果你有机会游走于这些国家的乡间草原，可以看到很多你所熟悉的草原游牧特征。
在蒙古人建立的一系列帝国中，继续保持着游牧民族政权的本地化统治方式。在历史上曾经被这些蒙古人视作“游牧人”的被统治者，仍然在自己的土地上以自己的方式耕耘着，因此也仍然保留着具有经济影响力的生产能力；而后来到此地定居的“牧人者”，实际上带着彼此古老的游牧族群文化特征，逐渐融入到了本地的文化及生产圈。于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机的相互融合，蜕变形成了新的具有蒙古血统的突厥化族群。所以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游牧民族帝国来说，它们的命运是共同的，形成了一个兴盛迅速，势不可挡，消亡也奇特，突如其来的民族共同体。匈奴及他的继承者，蒙古人与奥斯曼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融入到了以游牧文化作为特性的民族共同体当中。从阿提拉到存在了三百年的蒙古帝四大汗国，再到铁木儿王朝，再到奥斯曼，奥匈帝国都具有以游牧民族身份建立的铁骑帝国特性，他们既有内在的血缘联系，也有外在文化属性上的区分。从中亚西亚草原到巴尔干，再到俄罗斯乌拉尔以西的这片土地，都是依仗草原与游牧作为生产力，并存与融合交替显现存在了六个世纪之久。而且这种交流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因为他没有海洋的阻隔，骑马民族在草原与陆地上的征服，然后与之相伴的是游牧与迁移，是这个时期形成的交融方式。
当成吉思汗及其子嗣的铁骑在欧亚这片大陆上横行无忌时，蒙古人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征服将会极大地改变这片世界的格局。而一支在其征伐下被迫西迁的突厥游牧民族，最终将在这个欧亚非大陆的交汇点处，缔造出了另一个神奇，一个幅员仅次于蒙古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就像当年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将其疆域范围一度拓展至地中海东岸，小亚细亚半岛巴尔干半岛，俄罗斯及东欧诸国一样，三百年的统治与融合，再加上奥斯曼帝国兴起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形成了现今的许多突厥化的游牧民族共同体。就像当年的蒙古帝国所统治的众多民族一样，后来加入奥斯曼帝国的也有相当部分是蒙古帝国及其四大汗国的子嗣臣民。他们是：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高加索地区各民族、克里米亚人，塔塔尔，阿勒泰人等。其中还有从蒙古高原迁移的蒙古人后裔及少量的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
从历史角度来看，相比从蒙古游牧帝国延伸到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堪称不宜。可以这么说，奥斯曼帝国是突厥化蒙古人建立的。从这个角度看，匈奴即是蒙古人的祖先，匈牙利人的祖先，也是土耳其人及五个斯坦国人的祖先。现今的蒙古国和土耳其都认可这个观点。而哈萨克斯坦等国不仅把匈奴，连后来的蒙古大帝国创造者成吉思汗都定格为自己的祖先。
暂且不说其他斯坦国，近代奥斯曼最后被英国肢解，土耳其爆发革命，国民运动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下获得对，成立现今的政教分离的世俗土耳其共和国。1922年11月1日，苏勒丹制被废除，最后一任苏勒丹穆罕默德六世于11月17日离开土耳其。
土耳其斯坦的大国梦：怀念奥斯曼帝国 关注中亚和中国西部疆域
土耳其近年来在中东地区影响力扩大，其对外政策常被西方描述为“新奥斯曼主义”，领导人埃尔多安也曾被西方媒体叫做“苏勒丹”。
近些年，土耳其的中小学课本也做了改动，对奥斯曼帝国时代作出更多的正面描述。在土耳其人看来，“东土耳其斯坦”才是中国西部疆域的应有名称，土耳其也很关心居住在那里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阿尔泰人，塔塔尔人等突厥同胞，当然那里也有很多蒙古人后裔，譬如西蒙古四大部落联盟，西迁的察哈尔人，阿富汗的哈扎拉蒙古人，以及依居与阿尔泰山脉的突厥化蒙古人部族，他们依然存在于这个已经形成了的游牧共同圈里，这些人当中已经有不少移民到了土耳其，还有其他五个斯坦国，因为那里有他们熟悉的游牧文化，并围绕这个共同的游牧文化形成的诸多产业链和民族历史习俗。
美国国务院本周宣布，国务卿蓬佩奥在10月4日至10月8日期间将出访日本东京、蒙古国乌兰巴托和韩国首尔。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目前人在欧洲的蓬佩奥告诉随行记者，自己检测“阴性结果”，并会继续亚洲之行。时隔一年多之后蓬佩奥再次出访亚洲，正值美中关系降至冰点，美国加紧在全球寻求组建国际联盟制衡中国的挑战。蓬佩奥出访亚洲可以被視為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David R. Stilwell）周五向记者说，此趟亚洲行代表了美国对亚洲盟国和伙伴的坚定承诺。除此之外史达伟还表示，访日期间举办的“四方安全对话”重点将放在针对共同挑战的具体合作上，针对区域安全、网路安全及基础设施等议题进行对话。
“四方安全对话用意在建立及促进印太地区的安全，特别是随着中国在该地区的战术、侵略和胁迫增加。”史达伟说。
近期，除了中美关系降至冰点，中印争执也持续加温。美国国家亚洲安全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资深研究员麦可海（William C. McCahill Jr）告诉本台，“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包含美国、印度这两个与中国有分歧的国家，“我想可以预见，我们的朋友《环球时报》将会像他们平时那样，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指责这是美国人与中国邻国的勾结。”
成立于2007年的“四方安全对话”，包括澳洲、印度、日本和美国，目的在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遏制中国的经济及军事实力。不过根据韩联社9月25日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就韩方加入“四方安全对话”表明消极立场，称忽略其它国家利益的任何构想都并非好主意。
“蒙古国的人肯定（对此事）很敏感，尤其是跨越国界的家庭，他们有着相同的文化，因此会担心中国的民族政策。”麦可海说。
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蓬佩奥在东京期间，将与日本相关官员就共同关注的议题举行会谈。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上任时说，将会继续与美国保持牢固的关系。尽管如此，此次蓬佩奥出访的亚洲国家，这几年在中国议题上，相较于西方国家较为保守，鲜少针对中国实施严厉制裁。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国家因地理位置与中国邻近，经贸依赖度高，对于中美争执不愿选边站。
“如果要制衡中国，必须确保中国周边的这些盟友是和美国在同一个阵线。但现在来讲，除了台湾态度相对明确以外，日本、韩国、蒙古……（立场）不是那么清晰。假如美中冲突持续加剧，他们到底会站在美国这边还是中国这边，这对美国来说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叶耀元说。
此外，虽然蓬佩奥此行并无包含台湾，史达伟也明确表明目前没有访问计划，但叶耀元认为，此趟亚洲行仍对台湾有助益。
“这表示特朗普政府非常在意或非常关注东亚的情势。当反中的大旗继续摇下去，当他能确保东亚这些国家是会与美国站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国家也是间接性的跟台湾站在一起。”叶耀元说。
美台关系近期急速升温，美国政府过去两个月接连派高级内阁官员访台，包含卫生部长阿札（Alex Azar）及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的次卿克拉奇（Keith Krach），美方之前也公布《八一七公报》及“六项保证”相关的两则电报档案，重申对台立场。
点此收听本节目广播 -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本周一播出和刊登的文章《内蒙强推汉语教学是习皇诏令》中，已经介绍了中共当局目前这项招致整个蒙古民族强烈反叛的强推汉语教学政策，都在奉习近平本人的诏令行事。
讽刺的是，其中特别规定了“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是习近平的父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政治局中分管民族和立法等工作的习仲勋，主持起草制订的。
本月初有外界报道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9月1日召开会议，“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强调，推进统编教材使用，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级干部以及教师要主动向学生、家长以及群众宣讲政策，保证学生正常上学……。” 笔者为此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网站发现，如上这段话都是内蒙古自治区网站新闻稿中的“会议指出”，并非是所谓“布小林强调”。
另外，外界报道中所提及的布小林本月以来，先后到通辽和赤峰“调研推进国家统编语文教材使用情况”的两次行踪，自治区政府网站上也有提及，但却都是当地电视台新闻节目中的视频节录，都没有文字报道。
而这家政府网站上刊登出的关于布小林的最新动向，是北京时间本月十一日，“在第三十六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亲切看望慰问内蒙古医科大学教授王玉华、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退休教师姜超霞，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布小林在“看望慰问”过程中，所讲内容都只局限在老师工作的重要，完全回避了“加强国家通用言语文字教育”的敏感问题。
而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在同一时间到不同地点看望慰问老师的过程中，则是特别借一位“蒙古族老师”之口，强调“语言越早学习越好，少数民族的孩子们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眼界会更宽广，学习其他各方面知识更便捷，对成长发展十分有利”。
相比之下 ，做为“蒙古王”传人的布小林内心，对习近平当局时下以强推汉语教学形式削弱民族语言地位的作法应该是“有苦说不出”，所以只好“装聋作哑”。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引述了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的专家李旭练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是“国语”》中的一段内容，强调“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语言、多文种是基本国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语言是一个民族重要而显著的特征，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宪法》的这一规定，从国家根本大法的层面，确立了我国各民族语言的平等地位……。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少数民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有着特殊的感情，往往把对自己语言文字的尊重看成是对自己民族的尊重。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该把学习使用语言文字的权利交到公民的手里，让他们自由选择学习使用或者不学习使用何种语言文字。”
作为“蒙古王”第三代传人的布小林，其内心应该是认同而不是反对这一观点。
也需要强调的是，中共北京政权中的这个“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的从无到有，正是在一九五五年年中，由习近平的父亲、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一手促成的。
四年半前的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时年六十一岁的巴特尔被宣布辞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职务，改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时任内蒙古党委常委、统战部长布小林被任命为自治区副主席、代主席。
查这位布小林的官方简历，却原来也是和习近平一样通过“在职学习”获得了“法学博士”。不过，相比习近平的工农兵学员“学历”，布小林的本科学历倒是和李克强的一样，都是靠通过全国高考进入北京大学本科的。而且布小林和李克强一样，本科都是北大法律系。中共官网对她的介绍文章也和对李克强的介绍文章一样，强调他们的“法学科班出身”和“插队知青”履历。
维基百科对布小林的介绍是：“祖父乌兰夫为开国上将、原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首任主席、书记。父亲布赫为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其家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祖孙三代执政同一省级行政区的家族……。”
这段话中的“执政”二字，就看怎么理解。虽然从乌兰夫到布赫再到布小林是被称之为祖孙三代“蒙古王”，但事实上，当年的乌兰夫是蒙古自治区的党政一把手“双肩挑”，而日后的布赫也好，布小林也好，都只能是担任自己民族地区的行政一把手，党的二把手。区别甚大。
四年半前，时年58岁的布小林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原本排名第8，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突然被任命为自治区代主席，一下从内蒙古常委的排名中跃升第2。外界认为，布小林可谓超常规晋级，被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的相关分析文章称之为“弯道超车”。由此也就炒出了习近平及其一家，与“蒙古王”乌兰夫家族的特殊关系。
几天前有报道说，中共当局在内蒙古强力推行汉语教学，不但招致蒙古人的强烈反抗，而且还遭到一批曾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的反对。《内蒙插队知青公开反对禁蒙语》的公开信中，批评中共当局在内蒙古推行全国汉语统编教材的做法在内蒙古引起轩然大波和极大恐慌，“令我们这些年届七十有余的老知青非常震惊”。网传公开信显示，领衔签名者马晓力是红二代，也是习近平的发小。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内蒙知青”中，也还有宋岩，即前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之女，现在美国生活的宋彬彬等与习近平姐姐习桥桥同龄的“内蒙知青”。
“文化大革命”中，习近平到延安梁家河插队同时，他的姐姐习桥桥则是被发配到地处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生产建设兵团”某部，，因为生活和劳动条件恶劣无比，年轻的齐桥桥患上了很严重的关节炎，同时肺结核复发，还得了风湿热，侵犯心脏。
习桥桥日后回忆说：“……有时候只能捧起渠里的污水喝，那个时候痢疾就像伤风感冒一样，是我们的常见病。”
一九七五年，虽然当时的乌兰夫还被毛泽东和江青下令继续关押在秦城监狱，但他的大女儿云曙碧，还有长子布赫，已经因为被周恩来批示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先后从内蒙当地的监狱里释放并“恢复工作”。
习仲勋秘书的回忆文章中透露：“由于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桥桥身体状况很差。1975年，刚刚恢复工作的云曙碧便把桥桥的关系从巴彦淖尔盟，转到她所工作的哲里木盟的科左后旗，并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休息养病，后来又设法送桥桥回北京治病。”
有回忆录说，乌兰夫的长子、布小林的父亲布赫早在1966年就被关押起来，布小林与双胞胎姐姐布大林、哥哥青戈三人，随祖母云亭与大姑云曙碧一起生活。习桥桥被接过去后，小林和大林都和习桥桥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继续了乌兰夫家族与习仲勋家族的第二代之间的友好情谊。
曾经长年给习仲勋当秘书、先后陪伴习仲勋及其一家长达二十年之久，日后被习近平尊称为“张老”的张志功曾出版一本《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其中有专章揭秘“内蒙古自治区创立者乌兰夫与习仲勋‘感情至深’”。1988年12月，乌兰夫病逝后，习仲勋亲笔撰文《乌兰夫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文中称乌兰夫是自己“最亲密的老战友” ，“深为敬佩的良师益友”。
文章介绍说：20 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习书记住在北京后圆恩寺胡同甲6号，与之一墙之隔的6号则住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我的印象中，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习书记热情谦和，乌兰夫和蔼慈祥，家处近邻，说话之声隔墙可闻，两家人经常互访走动。习书记以他那惯有的幽默，戏称乌兰夫为“王爷”，经常让我给“王爷”送上一些陕西土特产，乌兰夫也送一些内蒙古的土特产如黄油之类给习书记。
正如明镜网的一篇文章中所形容的那样：“乌兰夫跟当今的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关系，也可以说是铁杆兄弟”。
该文章介绍说：乌兰夫和习仲勋的关系主要是在40年代奠定起来的，到了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关系就更加密切。习仲勋经常去内蒙游玩、休养，其中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被揭露出来，说乌兰夫有一次招待习仲勋花了一万人民币……。还有揭露说，乌兰夫的儿子娶了习仲勋的干女儿做妻子，习家跟内蒙古的关系还真密切。
而中共官方的回忆文章只透露了1961年春节前夕，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兼自治区主席和内蒙古军区第一政委的乌兰夫，特别邀请习仲勋一家到呼和浩特欢度春节。这应该就是习近平一生中的第一次蒙古行。
习仲勋的老秘书张志功回忆道：2012年7月26日，我在呼和浩特拜访了乌兰夫的大女儿云曙碧。她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厅长时，我就认识。她对我说，早在延安时期，她就和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同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又在中央马列学院一起同学3年，她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一九七五年帮助了习桥桥之后，当地汉族官员说，云曙碧对“黑帮子女”的关心是“立场问题”。云曙碧因此受到了批判。
云曙碧回忆说：“习书记和我父亲的感情很深。1986年12月23日，我父亲八十大寿，习书记亲自送来用菠菜做的‘翡翠长寿面’为我父亲祝寿。那感人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呼和浩特的乌兰夫纪念馆里，有一张习书记和乌兰夫身穿蒙古族长袍的合影，这是他们两人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纪念照。
《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书还详细介绍说：从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饥荒。由于乌兰夫没有跟风搞“大跃进”，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状况受“左”的危害较轻，年年上调粮食和紧缺物资支援国家，却受到一些人的责难，说他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习书记于1958年和1961年两次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到内蒙古调查研究。乌兰夫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做法，得到了习书记的称赞。习书记回京后，向周总理如实作了汇报。后来，周总理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扬内蒙古是模范民族自治区。
习仲勋最后一次到内蒙古是1987年。乌兰夫和习仲勋两人都是以在位政治局委员身份，分别担任中央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
被习近平尊称为“张老”的习仲勋老秘书张志功评价说：“习书记和乌兰夫长期共同致力于党的统战和民族工作……。两人都把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当作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大局放在首要地位。这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新中国西北部和北部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如今，如果乌兰夫和习仲勋都会地下有知，会对他们的“革命接班人”习近平人为制造蒙、汉对立的倒行逆施做何感想？
公开信对当局在内蒙古强推汉语教学一事提出严厉批评。公开信写道：“我们是一群曾经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老知青。近日在内蒙古地区突然发生的：关于在全区小学实行全国汉语统编教材的决定。一石激起千重浪，此事在蒙古族同胞中引起轩然大波和极大的恐慌。令我们这些年届七十有余的老知青非常震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次《汉语》统编教材一事，已引起蒙古族同胞不满,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对这种突然的强制性的作法非常不认同和十分抵触”。
公开信提出五点建议：一、责成相关部门尽快收回引起混乱的文件指令；二、要求相关干部总结经验教训，向他们伤害的蒙古族同胞道歉；三、必须停止那些与蒙古族同胞为敌的极端恶劣做法；四、立即停止一些地方乱抓人的横暴做法，以及有奖举报和列出拘捕百人名单等做法；五、不要给请愿的人扣政治犯罪和“被国外反华势力挑唆”等大帽子。
公开信首批签名者有18位。他们是：马晓力、刘进、李卫平、牛立、宋岩、腾平、许晓鸣、孙秋春、矫小红、魏年、杨建敏、胡冀燕、张小艾、黄光光、陈小玲、李志伟、任林、王瑛。
领衔的马晓力是习近平的发小，其父马文瑞（1912年11月4日－2004年1月3日）是陕西子洲人，和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关系密切，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十九大前，马晓力曾发起联名信，要求十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们公布财产；马晓力还写信给当时的中办主任栗战书，抗议中宣部在北京大会堂上演的“红歌会”，指其为“文革再现”。
企业家王瑛女士是首批签名者。王瑛曾明确反对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久前任志强被控经济犯罪，王瑛痛斥“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
签名排在第二位的刘进是北师大女附中高中66届学生，文革初期担任校革命师生代表会主席，其父刘仰峤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和高教部副部长。2014年1月，刘进和昔日同班同学宋彬彬组织了一场向文革初期受迫害的老师和同学的道歉会。这次宋彬彬也签了，用的是宋岩这个名字。1991年，北京的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当年赴内蒙草原插队落户或军垦拓荒的知识青年写的回忆文集《草原启示录》。其中有一篇《点滴思忆话宋岩》，就讲到宋彬彬到内蒙古插队当知青时改名宋岩。经查证，此宋岩确系宋彬彬。
公开信提到文革期间的“内人党”事件。在文革期间，当局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硬是制造了一个莫须有的"内蒙古人民党"的大冤案。在这场运动中，有2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数量多达50万人以上，受迫害者的总数已经超过蒙古族人数的20％。
公开信最沉痛的一句话是，他们深感忧虑，“把一个好端端的内蒙古，生生搞成第二个新疆”。这表明，他们都知道新疆发生了什么。他们对当局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骇人听闻的野蛮行径早就十分不满了。
不错，这封公开信仍然是站在体制内的立场，但是在这一立场内已经表达得相当到位。正是由于大多数签名者的红二代身份以及公开信的体制内立场，因此可望在体制内获得更大的共鸣与呼应，也使得当局很难出重手压制，别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它也再一次证明，正如蔡霞教授所言，体制内、党内、红二代内，反对习近平的声音已经达到何等程度。
中共以去对蒙古语言入手剪灭蒙古文化与历史
1）2020年内蒙古双语教育新政策
中共2020年8月26日发布小学课程改革，要求以蒙古语授课的小学（民族学校）的语文科自2020年9月1日起，改用教育部统编教材；道德与法治科（2016年前称品德与社会）在2021年秋，改用教育部统编教材。以上两科目取消地方语言教学，改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授课。当局在内蒙古推广汉语教学后，引起了不少当地民众不满，让他们产生了会失去母语的恐惧，他们纷纷起来反对新的双语教育政策，指出新政危及蒙古语的生存。
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评判，上述强制性汉化是违宪的。
2）反抗之火
呼和浩特、赤峰市、通辽市等地都出现了抗议或者罢课活动。很多家长会继续让孩子呆在家里，直到他们重新在学校恢复蒙古语授课。抗议者认为，新措施会消灭少数民族文化。8月28日起，区内通辽市乌拉特中旗、奈曼旗和库伦旗、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等地有数万名学生和家长发起罢课及抗议集会，反对当局加强普通话教学及进一步淡化蒙古族母语教学。有罢课学生下跪请求当局收回政策及发起无限期罢课。截至8月31日，有上百名家长、教师和维权代表遭拘捕或被软禁。
3）各方反应
9月初，曾被下令“党媒姓党”的内蒙古广播电视台300多位员工，以独贵龙环状及蒙古文方式签字反对汉语教学新规定。
一群曾在内蒙插队的知青发出公开信，要求停止这一破坏民族团结的恶行，警告不要制造第二个新疆悲剧；这些知青中有许多老红二代。
公开信署名为"曾经在草原插队的老知青"，已签名的有马晓力、刘进、李卫平、牛立、宋岩、腾平、许晓鸣、孙秋春、矫小红、魏年、杨建敏、胡冀燕、张小艾、黄光光、陈小玲、李志伟、任林以及王瑛等18人，日期为2020年9月5日。
中共：反抗就是搞颠覆
中共威胁：官方文件显示，中国蒙古语学校采用汉语教育乃是中央政府的决定。官员近期警告，反对汉语教育就是反政府和颠覆政权。目前已有数百名蒙古族人被捕或被迫辞去公职，他们的子女本周一倘若仍在家中，将被停职停薪。
9月1日晚，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自治区政府主席布小林在会上指出，推进统编教材使用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级干部以及教师要主动向学生、家长以及群众宣讲政策，保证学生正常上学。
9月2日，科尔沁区公安分局分四批发布协查通告，共通缉129人：“2020年8月31日，在通辽市科尔沁区辖区内发生寻衅滋事案，现向社会广泛征集线索。”同时，局方敦促相关人员投案自首，并称能提供线索或协助抓捕者奖励人民币1000元。
内蒙古自治区当局亦拒绝让步，并将此次民众抗议定性为“受境外势力煽动”。9月3日，巴彦淖尔市公安局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涉国家统编教材使用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表示有“别有用心”人士歪曲国家政策，造谣传谣，煽动、挑唆民众非法集会、游行，公安局将依法严厉打击。
连日来，内蒙古公安正采取大抓捕行动。海外蒙古人诺民本周一（9月7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内蒙当局千方百计迫使学生上课：“现在各地组织老师，而且（官员）给每一个老师须找5至10个学生不等的任务，承包给每一个去拉学生。每一个地方都在采取这个办法。有一个（找学生的）车队往牧区开。他们（官员）说，你们跟我们说法律没用，这就是政治任务，直接说‘你们反对双语教学就是反对（政府）、颠覆。”
政府不信任蒙古族公务员
当局也在政府部门内部清查反对“双语教育”公务员。诺明说：“政府现在不相信任何一个蒙族公务员，说他们是‘两面派’。鄂托克旗有一个刑警大队队长，他妻子叫孟根花，在旗蒙族幼儿园当园长还是老师，他们俩主动辞职，另外鄂尔多斯市一位校长好像叫斯琴比利格，她辞职了。锡林郭勒阿巴嘎旗蒙古族中学校长孟克那仁，他是被辞职，辞退了。正蓝旗副旗长布仁特布斯（音），他主动辞职”。中共巴林右旗党委办公室警告公职人员，不送子女到学校，将被开除。
据内蒙正蓝旗《上都新闻》网本周日报道，因拒不执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2020年9月5日,正蓝旗对2名科级领导干部给予停职处分，停职期间停发一切工资，由旗纪委监委进一步调查并启动问责程序。
至少有70多个蒙古族微信群组被关闭，有警察在街上打抗议的蒙族人。
9月3日，《洛杉矶时报》报道指，该报驻北京女记者苏奕安（Alice Su）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一间学校采访时遭到警方扣留，被拘押4个多小时后警方将其从内蒙古驱离。
9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日本广播协会记者就内蒙古双语政策的提问时表示，有关报道是别有用心，国家用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云云。
中共强化民族主义宣传的双刃剑效应
1）目前在南（内）蒙古汉族人口比例已经接近80%，何以蒙族人抗拒同化的声势激烈？
2）语言文化对一个民族的存亡之意义
3）中共为挽救自身统治之合法性，近些年极力宣传大中华（汉族）民族主义，势必激发境内少数民族之民族意识
4）文革中“内人党”式的（对蒙族的）种族灭绝事件所制造的深远仇恨。
蒙古国的声援
蒙古国前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发表视频声明，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尊重蒙古族人保持母语的民族权利，并呼吁各国蒙古族人声援。8月31日，有数十名示威者聚集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声援内蒙古抗议活动。
中共何以此时折腾蒙古文化？
1)极权主义的统治逻辑
2) 内外交困，类似清末，边陲离心的危机日益增强：新疆、西藏、蒙古、香港……
3）习本人的高度危机感，而未雨绸缪。孰知愈折腾，离心力愈大。
中国边陲联手的可能性
离心圈：从新月形到封闭环形
港、藏、维、蒙……，这是紧贴中国大陆边缘线的离心链条。
香港：自去年反送中，至今年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港人抗中离心的大势已经不可收拾。
藏人：西藏达赖喇嘛尊者早在1959年就被迫离藏入印。不意，其精神世界竟然浴火重生。如今，藏传佛教广传全球，流播四海，尊者已为世界宗师。众多藏人为抗议北京而举火自焚，获致广泛同情。中共在藏罪孽已招致国际社会广泛反对。
台湾：脱中入世的大潮已势不可挡，进入美、日、澳、印的印太战略盟国圈。
新疆：北京在新疆实施的残害维吾尔族的集中营迫害政策，引发举世抗议与制裁。
蒙古反抗运动的加入，使新月形的从东北到东南到西南进而到西北与正北方的接近封闭式的围堵共产中国的大战略链条已经接近成型了。
这令人想起1900庚子年间，慈禧纵容义和团（当年五毛党）杀洋人攻使馆，并自下诏书，向列国宣战，宣称要“大加挞伐，一决雌雄”后，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闻讯覆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并迅即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及李秉衡、袁世凯、袁昶等达成“东南互保章程”，以免慈禧愚蠢野蛮的内外政策殃及东南各省。
倘若今日中共为摆脱内政困局，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攻打民主台湾时，中国各边缘地带的主事者，即使平日再胆怯懦弱，但面对自杀式的疯狂，也势必将如同当年李鸿章们一样，划地自保，致使其军令不出中南海，从而令政治中枢在台海铩羽而归，进而重演慈禧当年仓皇辞庙，逃亡西安的活剧。最终的结局，则是红色帝国的解体。“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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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书（左）蒙文写有蒙古学校，新教材（右）汉语蒙古族小学 |
年过三十的“小金”（化名）是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居民。他说，自从近日更换教材的消息曝光后，当局明显加强了警力。
小金：现在满大街都是警察，每个十字路口都至少有4个警察在部署。在开学日那天，很明显在大街上看到很多巡警和武装警车的巡逻。气氛还是很严肃的，这个气氛已维持了很长时间了。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为了防止像内蒙那样的群体性事件发生。”
内蒙古上月底要求学校，新学年起在3个科目改用国家统编课程及汉语授课。据了解，从9月新学期开始，中国东北地区部分朝鲜族小学和初中，也将使用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语文”教材，代替延边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汉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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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族小学使用的延边教育出版社的汉语教材。 右图：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学语文（中文）教材 |
据韩国《朝鲜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表示，部分朝鲜族学校正把其他科目的朝鲜语教材替换为汉语教材，有关改变引发了朝鲜族人的忧虑。虽然根据少数民族优待政策，学生可以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进行高考，但如果从小学开始就使用和汉族一样的标准教材， 意味朝鲜族教育会大幅萎缩。
小金说，朝鲜族家长送子女上汉族学校本来就很普遍，不排除高考也会像教材那样迈向统一。
小金：“少数民族地区改由汉语高考是大趋势，当地教育腐败的情况很严重，向老师行贿这样的事情很普遍，很多朝鲜族家长很讨厌这样的事情。把孩子送到汉族学校学习，汉族学校的朝鲜族比例非常高，有的时候一个班级里面接近一半的人是朝鲜族。”
朝鲜族人响往韩国的自由、民主制度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目前中国境内朝鲜族人口约为180万。小金认为，这次更换教材并未引发示威、罢课等大规模抗议行动，固然与朝鲜族人口基数相对较低有关；更重要是，他们族群一向重视子女教育，不少人都选择把孩子送到大城市。小金说，虽然中央政府一直提倡民族团结，但当局根本留不下朝鲜族人的心。
小金：“朝鲜族并不是在当地有很严重的民族歧视问题，但是当朝鲜族在政府部门或者机关工作达到一定职位后，就很难再往上提升了。举例说，以前朝鲜族比较多的时候，一个机关单位一把手肯定是汉族，二把手是朝鲜族。但现在很多一把手二把手都是汉族了，因为已经没有朝鲜族人才了，大家都已经走了。我感觉就是，能达到一定社会地位的朝鲜族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和平民老百姓还是没有归属感。”
他说，不少朝鲜族人心里向往的是与他们文化和语言相通的韩国。
小金：“在中国没有就业并且有很多不公的情况下，我们至少还有一个退路，就是一个强大的韩国。大部分（朝鲜族）人还是会倾向于去韩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有更好的就业，有更好的医疗，有更好的法治。大家都用脚投票了。没法跟中国共产党对抗的话，那就跑到韩国去。当然还有一个朝鲜，但我没有见过正常的、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在中国受到不公的情况下移民到朝鲜的。”
在小金眼里，韩国的自由、民主、包容是中国朝鲜族人的避风港。他又认为，如果蒙古共和国能像韩国一样自由、民主、强大、富有，蒙古族也会像朝鲜族那样，用脚来投票。
记者：高锋 责编：胡力汉、何平 网编：瑞哲
口号：“还给蒙古族人语言权，拒绝同化灭族！”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原住民宣教委员会、泰雅尔族民族议会、台湾原住民族政策协会、台湾原住民族部落行动联盟等多个原住民团体，11日在立法院门口声援蒙古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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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原民立委伍丽华称，灭绝族群最快的办法就是灭绝语言 |
台湾长期推行“国语” 母语被贴野蛮的标签
尤哈尼说，今天用同样痛心的经历，站在这里就是要呼吁全世界的人，千万不要去摧残少数民族的语言，就像过去中国国民党摧残台湾原住民语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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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原民会主委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说，原住民语言就是族群身分证 |
到场声援的无党籍立委林昶佐全程以台语的母语声援蒙古族人。林昶佐说自己身为一个3岁小孩的父亲，他还特别拜托幼儿园的老师，如果孩子说台语，请老师也以台语回应，不要让孩子觉得不自在。
林昶佐说，现在中国政府的行为，却是彻底打压蒙古孩子学习、使用母语的空间，甚至可能因此导致一个民族毁灭。他呼吁全世界应团结支持蒙古族人，一起捍卫他们学习、使用母语的权利。
民进党原住民立委伍丽华说，一个民族的语言，承载了该民族的世界观与知识观，灭绝一个族群最快的方式，就是断绝母语的学习，很遗憾现在还有强权国家抱持着种族同化的观念。
伍丽华：“我们希望在世界各个强权国家，如果还在行使这种用强势的语言，去灭绝另一个语言，所有的正义之士，都应该起而抗之。”
席慕容：“汉族文化铜墙铁壁，蒙古族支离破碎”
来自泰雅族的原住民牧师欧蜜伟浪特别引用台湾诗人席慕容的经历指出，席慕容的父母都来自蒙古，分别在国民党执政时代担任过立委与国大代表。席慕容曾说，“在她的记忆深处，5岁之前还会说蒙语，会唱蒙古歌，听父母说着家乡的美好。”后来辗转迁徙的岁月，她学会了国语、广东话，也学会台语，能说流利的英文，却把蒙古语忘了。席慕容曾形容，“汉族的文化铜墙铁壁，蒙古族的支离破碎”。
知道自己的身份是普世的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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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女原住民总会议长阿布丝‧打给丝非来南提醒，人要知道我是谁 |
阿布丝‧打给丝非来南：“要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想这是普世的基本人权。所以我们站在这里，要声援蒙古族人能够为自己的语言，牺牲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
阿布丝呼吁，台湾民众要团结起来一起声援蒙古族人，让中国政府能够停止对蒙古族母语的迫害与霸凌，让蒙古族人能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语言。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台北报道 责编 许书婷 申铧 网编 瑞哲
点击这里收听广播 - 中国当局在内蒙古强推汉语教学政策，海内外舆论哗然。一名去年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的蒙族女孩乌兰托娅对这一政策感到迷惑，忧虑在内蒙古的亲人。有法学专家认为，当局此举违反了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
自从看到新闻关于内蒙古双语政策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住在加拿大东岸的乌兰拖娅陷入了深深的忧虑： “特别担心，语言是文化的灵魂，用强制手段不让人学习母语，这太伤感情了。被这样对待的话，那一定会抗拒的，不能接受的。”
乌兰托娅幼时随着父母从内蒙古移居到北京，虽然已经不太会说蒙语，但她说，现在听到蒙语歌曲、看到蒙古语言文化上的东西都会特别感动，可能就是天然血液里流的东西吧！
乌兰托娅说，内蒙的多数人民都是蒙、汉语都能说的，的确内蒙牧区的人不太说汉语，但这并不影响汉蒙一家亲： “很多牧区是不怎么说汉语的，如果让他们完全学汉语，是很痛苦的，而且不太需要。那里有很多汉人，因为各种迁徙的关系到了牧区都开始说蒙语，这种交流是没有问题的，从来没听过有什么民族争议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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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方便露脸的乌兰托娅看着住处附近的美丽红枫，却忧心着在内蒙古的亲人。(乌兰托娅提供) |
曾在中国大学法学院任教、如今移民加拿大西岸的沈生则说，中国这次加大同化力度，违反了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甚至也违背了国际人权法。中国已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支持联合国的《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这些都是支持本族语言文化教育的理念。现在北京当局突然把矛头对准一向柔顺的蒙族，实在令人不解： “成吉思汗的子孙你不激怒他，他是温顺的，一旦激怒他，蒙古人不会罢休。(中国政府) 他自己在国内找了敌人，国外又找了蒙古国来和他对抗，实在想不出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
他说，加拿大重视英语、法语、汉语、印度语等不同族裔宗教文化，反而使加拿大因此更美好，中国应该更有自信地接纳不同的种族文化。
在中国庆祝国庆的这天，数百位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不同族裔团体的抗议人士，共同参加“10·1全球反共日”的“抗中护自由(RESIST CHINA: FREEDOM NOW!)”行动，在美国国会大厦前的映像池（Capitol Reflecting Pool）举行集会，共同抗议中国共产党迫害蒙古人，维吾尔、西藏、香港的人权自由，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也出席并谴责中国的暴行。
此次“抗中护自由”行动由全球150多个团体在61个城市举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大厦前，包含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维吾尔运动（Campaign for Uyghurs）、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South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华府香港关注组“(DC4HK)等十几个人权团体的代表，在美国国会大厦前轮流上台演说，谴责抵制中共的极权统治以及对少数民族的迫害。 抗议人士高举着被中国政府消失的维吾尔人照片，还有代表东突厥斯坦的星月蓝旗、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自由南蒙古旗以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黑色旗帜，搭配“自由西藏”、“自由南蒙古”等标语，在象征民主自由的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
来自加州的联邦众议员佩里(Scott Perry)在演说中痛斥中国共产党道德尽失，是邪恶的政权。
“因为中国共产党自行宣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所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包括各种压迫、建集中营……这些犯罪活动最终都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在这之中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佩里同时宣布将推动一项法案，将把中国共产党视为跨国犯罪组织。此话一出，台下欢呼声不断。
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告诉在场的群众，中共对少数族群实施文化灭绝、压迫香港威胁台湾，在习近平带领下，这个政权成为世界最大的威胁。他在接受本台访问时，也替受到压迫的中国汉人发声。
“（在中国）只要有任何反对声音就（被）拖到监狱里，而且在监狱里实施比以前更加残酷的迫害手段，包括每个政治犯都接受酷刑的惩罚。在中国我们看到很多少数民族受到迫害的状况，但汉人也是受到很多政治上的迫害。”杨建利说。
除此之外，在国家广场的草坪上，百余位维吾尔抗议人士也上演行动剧场，以戏剧方式表现出中共在新疆地区对维吾尔人的酷刑虐待。多数人身穿印有“喀什市看守所”字样的蓝背心，手持消失或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亲友的照片静默站立，有的身着中国公安制服，身旁站着被矇眼上铐的犯人，展现中共的极权统治。
众议员苏奥齐（Tom Suozzi）在演说后也走向抗议群众，逐一慰问手持照片的维吾尔人士，询问照片中的人是否为他们亲友。
“大多数美国人以前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共产党会变得像我们一样，会被我们的民主制度影响，但这根本没有发生……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仅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也对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构成威胁。”苏奥齐说，并细数中共在海内外暴行。
在此前一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举行关于西藏人权的听证会上，佩里及苏奥齐皆有出席，他们替西藏人权及宗教自由感到担忧，更担心中国意图将控制范围扩张至全球各地，并在西藏重现新疆维吾尔地区的暴行。
美国维吾尔活动人士罗珊•阿巴斯(Rushan Abbas)接受本台访问时，厉声谴责中共针对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的暴行，她说：“今天十月一日，是残酷的邪恶政权建立并占领东突厥斯坦（即新疆）的日子， 他们开始残酷镇压人民， 因此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抵抗中国共产党的野蛮恶行和专制行动。”
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手持东突厥斯坦的国旗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今天中国在习近平这个暴君的领导下，在庆祝他们的71周年，实际上从1949年开始这个政权就是一个血腥、暴虐的政权……任何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就抓捕、屠杀。这71年当中人们的自由越来越少。”
十八岁的香港人权奋斗者何在思(Joyce Ho)戴着黑色口罩出现在现场。她除了谴责中共对一国两制的失信，也呼吁年轻人勇于发声。“香港的抗议活动主要是由年轻人推动的，展现了年轻人的影响力和力量。支持民主和人权运动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这个世界的未来。”
“抗中护自由”行动不仅仅在华盛顿举行，其实在全球六十多个城市遍地开花，在英国，南蒙古，西藏、维吾尔及香港民众前往英国议会大厦抗议，要求英国政府针对中共迫害人权采取行动。此外包含美国波士顿、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国城市皆有抗议活动。
2020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后的第71个所谓“国庆日”。这天中午时分，数以百计的示威者手持“中共停止在南蒙古文化灭绝”，“自由维吾尔”、“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中共停止监视藏人”、“赤纳粹”等标语，齐聚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外，抗议中共的专制暴政与全球极权主义扩张。
在示威者中，有蒙古人，香港人、藏人、维吾尔人团体及华人民运组织，亦有来自越南、蒙古国、菲律宾等国的人士。在现场，有部分示威者焚烧了一面中国国旗。还有人向领事馆大门泼墨，并因此遭到警方票控。
参加活动的蒙古人及维吾尔人士则表达了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共文化灭绝及民族压迫政策的抗议。来自蒙古国的Tuya Bliss女士说：“最近，中国政府和中共推出了一项政策，对内蒙古，也就是南蒙古进行压迫。他们建立了一个教育系统，试图在中小学抹杀当地蒙古人的母语蒙古语。我们蒙古人在中国境内是‘少数民族’，这意味着我们有我们的传统和文化。”
维吾尔人Erkin Horlik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土地、文化和语言，我们失去了一切。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土地，现在他们又要对我们进行种族灭绝，仅仅因为我们是维吾尔人。”
在活动现场，有越南人及藏人表示，他们反对中共的极权扩张。
来自越南的Long Tran表示：“中共是一个非常坏的组织，它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并且侵蚀它周围的国家。”
Sonamtso女士指出：“作为一个藏人，同时也是一个世界公民，我想说，在这样一个中共在东突厥斯坦、南蒙古、香港实行迫害，威胁台湾、越南、菲律宾及世界各国，试图扩张他们的极权统治的艰难时刻，我们聚集在这里发声。”
现场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也对本次示威发表了看法。方政说：“这次十一，在领事馆前是一个全球性的、围堵中共的抗议示威。所以在这个议题上，我们海外的民运团体和参加的各个组织，包括其他国家的人权活动人士，我们大家有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推翻中共的极权政权。”
在整个示威活动过程中，旧金山中国领事馆一直紧闭大门，没有敢对示威者的诉求作出任何回应。
华盛顿 —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星期将访问亚洲三国。此行被认为是在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之时，蓬佩奥为谋求巩固美国与亚洲盟友和伙伴关系的一次重要访问。
.@SecPompeo will travel to Tokyo, Japan; Ulaanbaatar, Mongolia; and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from October 4-8, to meet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discuss our shared vision of a free, peaceful, and secure Indo-Pacific. https://t.co/sUiMCoFuLc
— Morgan Ortagus (@statedeptspox) September 29, 2020
10月1日，在中国庆祝共产党建立政权71周年之际，蒙古人，藏人和维吾尔人等活动人士发起了他们所说的“国际行动日”，在全球多地举行抗议活动，谴责中共当局侵犯人权的行为。
数百名民主活动人士聚集在美国首都国会大厦前举行集会。另外，数百名示威者在这一天走上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抗议北京对待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方式。
根据流亡藏人的英语新闻门户网站Phayul和《自由西藏》组织提供的消息，一些藏人、维吾尔人、内蒙古人、香港人、台湾人以及中国人10月1日(星期四)在全球25个国家的多个城市举行抗议中共当局的活动，包括在中国驻外使馆以及代表处举行实地和网络抗议活动。这是组织者宣布的“国际行动日”抗议活动的一部分。
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活动团体在中共“国庆日”谴责北京对西藏的统治，并敦促国际社会呼吁“各国政府对中国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并让北京为其严重的人权侵犯负责”。总部设在达兰萨拉的几个非政府组织呼吁对中国的扩张政策采取行动，并敦促国际奥委会不让中国主办2022年冬奥会。
在伦敦的活动人士也参与了“抵制中国”的运动，包括在英国议会大厦上投射一个视频。在视频中，来自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和香港人的代表详细描述了他们的同胞面临的人权问题，并敦促英国政府更加坚定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等。
这个投影活动由自由西藏、西藏网络、英国藏民社区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联合组织。
当天晚些时候，在伦敦塔上出现了第二个投影，一个拳头上写着生活在中共压迫下的国家和人民的名字。
美国、欧洲、亚洲等地的蒙古人，藏人社区青年组织也与众多基层活动团体共同开展了一些抗议活动。
与此同时，来自华盛顿和纽约的十多个民主活动团体也在中共“国庆日”来到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前，集会抗议中共统治。他们指责中国共产党政权迫害蒙古人，藏人和维吾尔人等少数族群，抹杀南蒙古人的语言和文化，打压异议人士，侵蚀港人自由，并对台湾进行霸凌和军事恫吓。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到场声援。
在加州洛杉矶，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首先在中国城举行了拔除中共国旗活动；后与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洛杉矶维吾尔人组织、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中国民主平台、南加州越南人社区组织、洛杉矶香港论坛等一起，高举各自的旗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集会，呼应“抵制中国，现在自由”的全球行动。他们抗议中共强势碾压人伦，呼吁把自由还给台湾人、香港人、维族人、蒙古人、西藏人和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