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特殊論

“內蒙特殊論”的四個根源
最近內蒙發生連串示威抗議活動，起因于錫林郭勒草原兩個牧民的被害事件，一位是西烏旗蒙族牧民莫日根，因不滿運煤卡車破壞草原，攔路抗議，於五月十日被卡車司機蓄意撞死。另一位是阿巴嘎旗滿族青年閆文龍，也是抗議媒礦污染，與礦工發生衝突，於五月十五日遭礦區車輛撞成重傷，不治而亡。兩起事件的起因，都是當地民眾自發保衛家園，反對開礦，與肆意破壞草原生態的漢族開發商矛盾衝突，導致悲劇。事件進一步刺激蒙族青年學生和更多牧民走上街頭，與公安武警對峙，遭到驅打和逮捕。當局如驚弓之鳥，立刻採取軟硬兩手。一方面由自治區書記胡春華出面，和當地學生教師對話安撫，下令煤礦停產整頓；責令拘留肇事司機，速審速判，一人死刑，一人無期。另一方面，又秋後算賬，加強鎮壓力度，從北京軍區調遣精銳部隊，對內蒙局部地區實施戒嚴，抓捕嫌疑師生，封鎖學校和機關大門，防止學生和民眾上街，造成新一輪白色恐怖氣氛，引起世界各地蒙古人的抗議聲討，以及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
回顧最近二十幾年，內蒙給人的印象比較穩定，不大鬧事。說難聽點，就是蒙古人軟弱可欺，容易統治。久而久之，形成一種“內蒙特殊論”，無論中央地方，漢族蒙族，似乎都篤信不疑。開明如胡耀邦者，也不能免俗。導致特殊論的原因，可歸結為下列四點：

一是地理（或地緣政治）原因。對於中國內地來說，內蒙不像西藏和新疆那麼遙遠。它靠近華北和中原，離北京的最近距離只有數小時車程，如果內蒙有什麼緊急情況，北京很容易採取措施，發兵鎮壓，所以不容易“鬧事”。

二是人口原因。內蒙不像西藏和新疆那樣，當地主體民族依然佔有相對優勢的比例。從“維基百科”引證中國官方2000年的統計資料看，西藏人口總數為260多萬，其中藏人比例為93％，漢人6％，其他少數民族1％；新疆人口總數1800多萬，其中維族占45％，漢族占40％，其他伊斯蘭教民族接近13％。而內蒙的情況就大不一樣。經過長期歷史演變，如今內蒙的蒙族人口，已經成為很少的少數了。2,330多萬人口當中，漢族1,846萬，大約占八成；蒙族約400萬，占一成七；加上其他少數民族，一共占兩成左右。再考慮到許多蒙漢通婚家庭的子女和親屬，雖然事實上跟純粹漢人沒什麼區別，但為了享受政策優惠，往往也登記為蒙族。如果把這些事實上的漢族從蒙古人中去掉，那麼真正蒙古人所占的比重，恐怕還會更少（大約一成五左右）。假如發生民族對抗，比例懸殊太大，蒙古人難占上風。

三是歷史原因。共產黨征服新疆，發生在三大戰役取勝之後，共和國建立前夕的1949年九月底。解放軍的“和平進藏”，到五十年代初才逐步完成。雖然兩地基本上屬於“和平解放”但也經歷了若干戰鬥和曠日持久的談判過程。內蒙的情況則不同。早在共和國建立之前的1947年春天，延安培養的西部蒙古人代表烏蘭夫，就成功說服了以哈豐阿為代表的東蒙自治政府，解散了以民族獨立為奮鬥目標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收編了五個師的蒙古騎兵，成功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內蒙自治政府，不但輕而易舉地提前解放了內蒙古大部分領土，而且幫助共產黨在東北和華北打敗了國民黨的數百萬政府軍。因此，五十年代的毛澤東和黨中央，對蒙古人不但信任，而且感激，讓烏蘭夫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隨後合併原綏遠省全部，原熱河、察哈爾、寧夏部分地區，令內蒙古自治區的面積擴大到110萬平方公里，僅次於新疆（160萬）和西藏（120萬），位居第三。烏蘭夫當時地位之高，權力之大，在少數民族當中，可能空前絕後。上述歷史因素，使得漢人和蒙古人的關係，比跟其他民族更為密切。各屆中央高官，都稱讚內蒙是民族自治區中的模範樣板，甚至派遣藏族和維族幹部，去內蒙學習“先進經驗”。

四是經濟原因。另外，人們習慣於把民族衝突和經濟上的貧富差距掛鈎。就經濟狀況而言，內蒙的富裕程度，的確超過許多內地發達省區，更遠超其他民族自治區。據官方2010年統計資料顯示，內蒙人均GDP高達49,467元，在僅次於上海、天津、北京、江蘇和浙江，位居第六，高於廣東（第七）、遼寧（第八）、山東（第九）、福建（第十）等省市自治區，更遠遠高出位居第25的新疆（23,080元）和第30的西藏（19,483元）。我沒找到按照民族排列的人均產值和收入數字，只能大致估計，內蒙牧區的蒙族家庭收入，可能低於當地城鎮家庭收入，但不會低於當地或周邊漢族農民的家庭收入，應該遠遠高於新疆維族和西藏農牧民的平均收入。換句話說，內蒙自治區蒙古人的平均富裕程度，高於維族和藏族。如果按照貧富邏輯推理，那麼蒙古人的不滿程度，也應該更低才對。

正是由於上述四個原因，許多人（包括胡耀邦在內的北京上層），都認為內蒙不同于新疆和西藏，民族矛盾和衝突較少，甚至少到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即使中央制定針對藏族和維族的讓步政策（或者寬鬆政策），那些政策也不應該（或不可能）同等套用到內蒙，因為內蒙“情況特殊”。連思想最開放、待人最溫和的胡耀邦總書記，都持這種論調，其他強硬派領導人，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不幸的是，“內蒙特殊論”的神話，被最近突然發生的草原抗議潮斷然否定。蒙古人同仇敵愾，面對當局的懷柔和強化鎮壓，毫不示弱。因此，人們不禁要問：內蒙有可能繼西藏和新疆之後，成為北京高層另一個棘手難題嗎？對此，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內蒙究竟是怎麼回事？哪里出了問題？為什麼蒙古人如此憤怒和不滿，居然豁出身家性命，與上百噸的重型卡車拼死活？

欲知答案，我們將在另一篇文章《內蒙特殊論為何破產？》中詳加分析。

“內蒙特殊論”為何破產？
內蒙問題與西藏新疆問題相比，的確有其特殊性。但是，特殊性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帶來福祉，也可以造成禍害，要根據不同的歷史條件做具體分析。從總體上說。內蒙問題的複雜性和嚴重性，往往被刻意忽略或者人為掩蓋，不但海外所知很少，就是在中國內地，也很少報導。最近的莫日根事件，宣佈“內蒙特殊論”已久破產。為什麼破產？我想從四個方面加以說明。

第一，蒙漢關係中的恩怨情仇。五十年代烏蘭夫所領導的內蒙古自治區，就曾經較好地維護過各族人民的合法權益。比如在舉國瘋狂的大躍進和大饑荒事情，雖然內蒙也不得不服從毛澤東和黨中央，也幹了許多破壞國計民生的蠢事，但比起多數省份的普遍愚蠢，還是好些。不但基本上沒餓死過人，還幫助一些內地來的災民，擺脫了死亡命運。這些德政，主要歸功於當時內蒙有相對自主和比較寬鬆的經濟政策，能開荒、種地、打獵，好歹混飽肚皮。

可惜這種極為有限的自治權，僅僅維持了十幾年。到六十年代中期，北京上層因大躍進失敗出現路線分歧，毛澤東試圖以強化階級鬥爭維持個人獨裁。到文革前夕，通過華北局馬拉松會議（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至７月２５日），鬥跨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唐、張淮三，河北的林鐵，山西的衛恒，以及內蒙的烏蘭夫，從而拉開文革的序幕。打倒烏蘭夫及其家族成員的殺手鐧，是所謂“民族分裂罪行”，強行製造了一個“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

1967年春，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青中將（安徽出身的長征老紅軍，對內蒙歷史很無知）奉旨空降內蒙，帶著民族偏見上任。他利用“清理階級隊伍”的機會，先搞“挖肅運動”（全稱“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後搞“內人黨專案”。因為烏蘭夫已被搞掉，“黑線”比較清楚，凡受烏蘭夫重用的幹部在劫難逃。但許多延安出身的高級幹部，由部隊關押起來審查，因此，他們受的折磨反而比較少。“內人黨專案”則屬於挖暗藏的敵人，因此疑神疑鬼，普遍使用逼供手段，打擊面越來越寬，歷時一年半之久（1967年11月到1969年5月。如果包括全面軍管之後鄭維山、尤太忠繼續深挖，則時間更長）。最後，在總數不過兩三百萬的蒙古人當中，居然關押48萬多，差不多平均每五個蒙古人，就有一個被打成“新內人黨徒”，其中致死16,222人，傷殘87,188人，死傷總數高達十萬三千多 。這場自上而下，由政府和軍方主導的大迫害，與群眾運動無關，和紅衛兵、造反派的瓜葛也很少，完全是由北京高層授意，由滕海青一幫大漢族主義高官具體執行的民族大清洗。 這種針對少數民族的長時間關押、批鬥和虐殺狂潮，之所以發生在內蒙，而沒有發生在西藏和新疆，原因也許很多，但跟上文提到的地理、歷史和人口比例等因素，不無聯繫。假如蒙族人口的比例不是百分之十五，而是百分之五十或者更高，恐怕滕海青和他的幕後指使者們，也不至於如此肆無忌憚。

如果總結教訓，這也許可以看成一種物極必反。早年的烏蘭夫和蒙古人，曾經對毛澤東愚忠過份，跟得太緊，比如六十年代初派內蒙騎兵赴西藏“平叛”，他們自持有功，到處宣講，從未聽說有懺悔之意 。但他們沒料到“唇亡齒寒”，老毛一翻臉，就整到蒙古人頭上，手段之惡劣，有過之無不及。當然，這也導致另一次物極必反，讓烏蘭夫和蒙古人開始清醒，一度消沉的民族意識，再度抬頭。例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圍繞清理漢族盲流（即減少漢族往牧區的移民）問題，內蒙再起衝突。新任書記周惠，和重新複出掌權、主管中央民族事務的烏蘭夫之間，意見不合，導致蒙族學生上街抗議，並派代表團到北京上訪，要求中央參照西藏、新疆的標準，對內蒙施行同樣寬鬆的民族政策，給蒙古人以更大的自治權。結果，遭到胡耀邦和鄧小平的堅決壓制。不僅上訪團無功而返，學生代表被秋後算帳，連同情他們的許多蒙族幹部也遭到清洗。另外，周惠還使用分化東西部蒙古人的傳統手法，“以夷治夷”，讓蒙古人互相揭發。烏蘭夫長子布赫，烏的心腹雲世英等土默特旗高官，見風轉舵，把群眾抗議的責任推到東部蒙古人頭上，中央只好把廷懋、傑爾格勒、寶音圖等幾位東部出身的高官撤職查辦。烏蘭夫本人也因此失勢，再度遭到鄧小平冷落。雖然沒有被第二次打倒，但從此失去實權，只掛個國家副主席閒職。1987年內蒙古慶祝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烏蘭夫率中央代表團參加。這是他文革複出之後，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回到故鄉。據一位蒙古學者說，他不顧中央多次勸阻，執意要去伊盟祭拜成吉思汗陵，面對祖宗遺像，哭了十分鐘。此事引起鄧的更大不滿。1988年烏蘭夫逝世，鄧連烏的追悼會也不參加 。

第二，經濟開發上的是是非非。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隨著全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和原材料儲量豐富的內蒙古，立刻成為內地省份爭相開發的唐僧肉。雖然從人均GDP數量上看，內蒙已經超越廣東，居全國第六，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基礎設施也有明顯改善，而且出了不少身家上億的地產商和煤老闆，但問題是，各族普通老百姓（特別是農牧民），並沒有從經濟起飛分享到相應成果，大多數勞動人民，不但淪為弱勢群體，而且徹底毀壞了子孫後代賴以維生的草原生態環境。是的，草原和沙漠上的確建設了不少新城鎮，有些土地被徵用的農牧民也獲得了數量可觀的金錢補償，這些都是事實。但有三個原因，使得大多數人對內蒙的暴富更加不滿。

一是官商勾結，攫取超額利潤。不少煤老闆、房老闆，以及貪官污吏，迅速成為億元大戶 ，留給當地人民的所謂補償款和扶貧款，不過是九牛一毛，聊勝於無，根本沒法幫助他們脫貧致富。

二是缺乏合理監管和稅收分配機制。資源本應歸人民公有，但實際獲利者並非如此。內蒙向內地輸送的油、電、氣，常常超低價供應，由政府承擔虧損。另外，礦區和城區居民，有些也許獲得很高的拆遷補償，成為百萬（千萬）元戶（究竟有多大比例？需要調查）。而同樣蒙受開礦污染的大多數農牧民，所得甚少，甚至什麼也得不到，窮得連磚茶（牧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之一）都買不起。再以大學教師的工資為例，廣東省高校正教授的月薪，平均七八千元，個別上萬元，但人均GDP高於廣東的內蒙古，教授的平均月薪只有三千左右，和廣東的差距是兩三倍。因此，人們形容內蒙開發能源的結果，是“富了商人和貪官，窮了政府和百姓”。

三是惡性開發，導致無窮後患。內蒙煤層很淺，多數露天開採。原本碧綠的草原山丘，被挖得滿目瘡痍，塵土飛揚，一片灰黑，慘不忍睹。百噸卡車所到之處，地表草皮徹底消失，本來就很脆弱的草原生態，遭到難以逆轉的毀滅，更多沙塵暴自然無法避免。人畜賴以生存的水源，經過放射性塵埃的毒化污染，不得不永久放棄。如此大規模地瘋狂開發，等到礦產挖淨，開發商撤走，草原上的百姓如何謀生？據《紐約時報》2011年6月11日報導，達茂旗（比鄰莫日根命案發生的錫盟）政府在鎮上給牧民蓋了不少新樓房，動員他們去住，還給他們發放生活補貼費（每戶每年一兩萬元）等等，但他們必需賣掉自己的牧場和畜群 。問題是，這種改變生存狀態的大變遷，往往伴隨心理和文化上的大調整，並非他們的自願選擇，因此許多牧民拒絕，讓新樓變成鬼城。再說，讓蒙古牧民進城謀生，開餐館做生意，是那麼容易的嗎？賠了錢怎麼辦？除非他們的子女通過專業化教育，能在城鎮就業，否則，往往會造成一兩代、甚至更多人的悲劇。正像接收採訪的蒙族女主人烏榮（Uyung）所說的那樣，“沒有了我們的牲口和草原，我們感到迷失了方向”，“我們發現自己不適合城市，可是現在我們卻被困在這裏”。

寫到這裏，讀者應該不難明白：為什麼錫盟草原的牧民莫日根如此憤怒，要和漢族司機的運煤卡車拼命。不過，要想知道為什麼莫日根命案發生之後，能迅速激發數千蒙族學生，走上街頭，還需要看看另外兩個常常被人忽略的重要因素。

第三，科技革命造就新生一代。目前中學和大學的在校學生，大部分是80後和90後的新生代。他們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過父輩、祖父輩所受過的精神和肉體折磨，但大部分都間接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因而隨著閱歷的增加和知識的積累，他們開始探尋答案：為什麼蒙古人要背負如此深重的歷史十字架？他們所處的時代，畢竟和他們父輩有很大不同。那時候通訊落後，資訊閉塞，很少知道外界消息，絕大多數家庭和個人都沒有打電話的條件。現在的年輕人個個有手機，多數有電腦和電視，即使在偏僻和分散的草原放牧點，也有摩托車代步。知識和資訊的快速傳播，有助於開闊視野，溝通思想，聯絡感情，打破封閉和孤獨。像這次莫日根之死所引發的連鎖效應，沒有現代化聯絡手段是難以想像的。雖然當局採取封鎖網路、監聽電話甚至切斷手機信號等極端鎮壓手段，但畢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當局的封網行動，也促使青年人研究如何破網，如何繞過防火牆。只要想盡辦法，民眾總會獲得他們想要獲得的外界資訊。應該說，資訊革命給青年人提供了組織起來，集體發聲的技術條件。這是新生代比老一輩人幸運的地方。

第四，世界潮流的深遠影響。最後一個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世界民主潮流對中國各族人民的影響和鼓勵。莫日根事件之初，就有內地報導說，是外蒙派人到內蒙組織煽動的結果，那顯然是無稽之談，有轉移目標，羅織罪名的味道。且不說，外蒙朝野都害怕和內蒙的事情沾邊，避之唯恐不及，怎麼可能派人煽動？再說，內蒙人又不是傻瓜，怎麼可能受人蒙蔽？如果說有什麼外部因素，那也不是某國特務所為，而是世界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潛移默化的影響。具體說來，這些外部影響來自三方面：

一是其他少數民族對內蒙的啟發。中國各地的邊疆民族問題，往往互相關聯，歷來如此，因為大家的處境大同小異。西藏和新疆發生的事情，不可能不對內蒙各民族（蒙、回、滿、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等）有所觸動。我曾經教過的蒙族學生就親口對我說，“每次北京高官聲討‘藏獨’和‘疆獨’的時候，都會順便提到：‘黨中央對你們蒙古人是放心的，因為內蒙的歷史證明，你們緊跟共產黨、毛主席，從來沒有二心’。我們聽了這話極端反感，非常噁心，好像在打我們的臉，揭我們的短，說明我們蒙古人太窩囊，沒出息！”從這樣的感歎當中，我們也能看到，西藏、新疆對內蒙有啟發作用。

二是漢族維權抗暴的感染。近年來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似乎已經積累到臨界點，眼看就要引爆。各地民眾維權抗暴事件層出不窮，而且有從和平上訪、靜坐請願等溫和手段，逐漸向暴力抗爭演變的趨勢。媒體報導，充斥血腥新聞，刀槍棍棒，土制火炮，人肉炸彈，什麼手段都有。公安民警疲於奔命，力不從心，防爆特警和正規部隊都派上用場，已經和局部內戰沒什麼區別。據說維穩經費已超越國防經費，只是各方傷亡數字，我們無從得知。從歷史經驗看，中原各省出現動亂的時候，邊疆民族地區，也往往容易出事。因此，這次內蒙抗議潮，和中國內地頻頻發生的局部動亂，很難說沒有連帶關係。

三是非洲茉莉花革命的鼓舞。這或許是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外部影響。非洲茉莉花來的非常突然，讓所有觀察家大感意外。因為按以往常識，這個地區的人民似乎最為保守，最不容易接收普世價值。可是一夕之間，老百姓突然走上街頭，爆發大規模抗議潮，要求民主改革，迫使專制政府下臺，居然在好幾個國家取得成功。當然，也有利比亞的卡紮菲和敘利亞的阿薩德等頑固腦袋，拒絕順應時代，試圖學習鄧小平，用屠殺維持專制不倒，最後能否成功還在未定之天。不過，聯合國和北約開了個先例，對鎮壓和平示威的極權政府，動手制裁，包括轟炸卡紮菲的宮殿和軍隊。對此決議，中國也投了贊成票。這個先例一開，等於宣佈六四鎮壓為非法（非國際法之法）行為，如果再有類似事件，當局就得三思而行，否則可能招致國際組織的制裁和軍事干涉。世界局勢的這一根本性改變，無形中給和平維權的人民群眾助威壯膽。

總之，是以上四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導致了“內蒙特殊論”的破產。從此之後，內蒙古青年人開始組織起來，走上街頭，發出聲音，合法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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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9年11月11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關於落實政策工作的情況彙報”，載阿拉騰德力海編著《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1999年9月自費印刷，第245－248頁。

[2] 網文：“烏蘭夫家族在內蒙”，載：http://boycott.bokee.com/506140.html。

[3] 茂敖海：《夢幻人生》，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第323頁。

[4] 因為“羊煤土氣”（羊絨、煤炭、稀土、天然氣）而致富的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原名伊克昭盟），每217個人中就有一個億萬富翁；每15個人中就有一個千萬富翁。詳見《僑報週末》2011年6月17日A10版專文“中國式錢都，面上富腳下空？”

[5] New York Times: “中國的民族抗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Ethnic Protests in China Have Lengthy Roots”, published June 10, 2011.

內蒙未來前景與防止矛盾升級
從目前情況看，內蒙抗議事件似乎和平收尾。網上消息說，部隊已經撤離，戒嚴宣佈結束，學生開始恢復行動自由。應該說，莫日根的血沒有白流，起碼為蒙古人爭取合法權益，收到了部分成果。國務院及時出臺七條加快內蒙發展的總原則，儘管具體如何落實還不得而知。被抓的學生和教師，最後如何處理？被草率宣判死刑的漢族司機，是否還有可能上訴減刑？等等，這些情況還要看後續發展。

應該說，這次當局處理事件的手法，有值得肯定的一面。起碼黨委書記胡春華親自出馬，快速與學生代表座談對話，本身就是一種應該提倡的開明作風。當然，無論朝野上下，總有一些人出於種種動機，唯恐天下不亂，希望事態越大越好，傷亡數字越多越好。所幸雙方都有所克制，未令事態惡性發展到大屠殺的地步。如果真到那個程度，可以斷定，吃虧上當的總是弱勢群體，蒙古人的損失，會比漢人更大。據最新消息說，胡春華有可能升官，出任北京市委書記，為進入下屆政治局熱身 。如果消息屬實，不知他的提升，是否跟中央肯定他這次處理內蒙事件有關係。

雖然事態暫告平息，但並不代表內蒙問題從根本上獲得解決。國務院的七條決議，基本上是空頭支票，如果沒有實施細則，也不能徹底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空頭支票很難兌現。除了給受害牧民多一點補貼性的扶貧款之外，官方能做和想做的事情，其實並不多。對礦產資源的瘋狂掠奪，對生態環境的持續破壞，對各族民眾不滿情緒的強力壓制，對帶頭抗議者的抓捕判刑等等，這些千古不變的老套路，還會繼續走下去。

只要黨國體制不改，政治和社會改良停滯，西藏、新疆和其他地區民族區域高度自治不能實現，內蒙古自治區也不可能有什麼新的政策突破。由於上面列舉的那些原因，內蒙古的民族利益衝突，很可能進一步加劇和惡化。因此，我對內蒙的前景憂心忡忡。類似莫日根和閻文龍這樣的悲劇，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發生。它只不過是錫尼喇嘛 和嘎達梅林悲劇的現代翻版。往後還會出現什麼樣的新版本，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以上是我對內蒙抗議潮深層原因的粗淺分析，供批評質疑。總之，做為去國已久的海外華人，一個局外觀察者，我對內蒙的未來前景雖然並不樂觀，就像對中國整體前景不樂觀一樣；但做為以內蒙為第二故鄉的社會學者，在本文結尾部分，我還是願意提出四點建議和希望，供一切關心蒙漢關係的朋友參考，也可說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吧。

一曰加強對話。當今世界提倡對話，不提倡對抗。你看，連內蒙書記胡春華，都和蒙古人對話了。可見對話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世界上的許多矛盾對抗，往往和當事人的心態有關，總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老是拒絕心平氣和的面對面談判，要談也是假談，像樣板戲裏的唱詞“假談真打，百般花樣”。其實只要放下身段，敞開胸懷，許多矛盾就有化解的可能。

比方哈佛大學黑人教授蓋茨，被地方員警克勞利誤抓，雙方對立嚴重。總統本人批評警方“愚蠢”，惹惱警察局的全體人員。他們寫信給總統，表達不滿。如果總統以勢壓人，也不見得不能擺平一個小小的警局。但是總統技高一籌，沒有反駁，更沒有施壓，反而邀請蓋茨和克勞利，一同到白宮“喝啤酒”，也就是對話 。結果效果很好，使原本緊張的種族關係，得到緩和，因此好評如潮。估計胡溫未必學習奧巴馬，也不大可能邀請死亡牧民莫日根和肇事司機李林東（被判死刑）兩人的家屬，到中南海“喝茅臺”，當面訴說一下各自的苦衷。但無論如何，對話的重要性和奇妙性，不可低估。我想建議海內外一切華人（因為我們不習慣對話），所有矛盾對立的雙方或各方，都應該開展各種各樣的對話活動，讓我們敞開心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果大家不想你死我活，或者同歸於盡，恐怕對話是化解敵意，解除誤會，建立互信的第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可能邁出第二步，第三步。

二曰深入研究。這裏專指對民族關係的歷史、現狀和未來展開深入研究。由於官方長期封鎖檔案，掩蓋甚至歪曲基本事實，弄得我們自己和下幾代人中青年人，都對中國近現代史缺乏基本瞭解。就像我本文所介紹的近百年蒙漢關係中的恩恩怨怨，找不到什麼公開出版物有詳細說明。要不是朋友送給我兩本大陸內部出版的“禁書”，許多八十年代我離開中國之後發生的事情，我自己也稀裏糊塗。詢問內蒙的朋友，他們也說不清楚。研究就是挖掘歷史，搶救歷史，去偽存真，從真實的史料中，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得出比較客觀的、能經得住歷史考驗的結論。並進而以史為鑒，探討中國社會轉型中，切實可行的民族關係新模式和新方案。

三曰創新思維。就是突破現有的條條框框，“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李銳先生最欣賞的治學態度）。要敢於挑戰一切“金科玉律”，無論它看上去多麼權威，多麼不可動搖。只要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堅守人類的普世價值，捍衛民眾的福祉，就沒有什麼不可突破的思想牢籠。比如民族自決權問題，包括通過公投獨立建國的問題，這些東西在中國官方以往的檔中都有記載，憑什麼說，烏蘭夫重新印發給幹部閱讀，就犯了大逆不道的天條？至於如今內蒙古的人口總數中，蒙族的確只占一成多，這個事實誰也沒法否認，因此，在全內蒙公投獨立，似乎無法想像。但是，在草原牧區，畢竟還有蒙族占多數的旗縣，是否可以試驗，在局部地區先施行高度自治的特殊體制。在不傷害大多數人利益的條件下，讓蒙古同胞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說不定，結果會比現在更好，民族關係會比現在更加和諧。

四曰突破僵局。毋庸置疑，現在西藏、新疆、內蒙這三個最大的民族自治區，都不同程度出現了治理上的困境，處在一種僵持狀態。其他若干較小的民族自治地方，也有類似管制危機。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並沒有給民族自治地方帶來更多的和諧與安寧，可見，金錢並非萬能。相反，隨著全國各省市維權風暴的高漲，邊疆地區的民族矛盾和利益衝突，也會日見增多。民族關係的全面理順，可能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等三方面的機緣，包括世界和中國內地局勢的繼續發展變化。但是我相信，只要能加強對話，深入研究，創新思維，目前僵局的某種緩和與突破，還是有可能的。

作者：程惕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