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的律师

hohbolog
十一长假即将到来，我约了几个朋友想要去蒙古国旅游，9月27日到了口岸城市二连浩特。9月28日，我从蒙古国住二连领事馆处轻松领取到签证，买了当天下午从二连到扎门乌德的681次列车票顺利通过了火车站安检，在进站口查验车票和护照时查验护照的一个武警战士告知我说到值班室进一步核实身份。我以为这是出境必须履行的手续就被两个武警战士引领，来到边防检查站值班室。接待我的是个武警少尉警官，他询问我住所地、职业、姓名等在电脑前操作了一番，又拿上我的护照出去近半个小时回到值班室对我说“对不起！你不能出境”，我问他“为什么？什么原因？”，他回答“我们不知道原因，电脑系统显示你是属于不能出境人员”，我说“我持有合法护照，又有蒙古国签证，你们无权阻止，你们必须说明不让我出境的原因！”，他回答“通辽市公安局已经把你列入到不能出境人员名单，你可以到通辽市公安局查询”。

做为律师我知道什么人不能出境，法律规定一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认定的犯罪嫌疑人；二是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三是被判处刑罚正在服刑的； 四是正在被劳动教养的；五是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的人员。我可以排除前四中情形，那我肯定是被通辽市公安局认定为“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的人员了”。我万万没想到一个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奔波12年的职业律师，自己不知不觉中已被通辽市公安局认定为人民的“敌人”，成了“囚徒”。做为律师我深知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意味着什么，我真的想不起来在何时何地实施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我无法想象“文化大革命”已过去40年，竟然还有人随意给一个公民“扣帽子”划为“阶级敌人”，更无法忍受的是在一个法制的国度里一个维护他人合法权益的执业律师却无法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被划为“阶级敌人”，成为“囚徒”。

我自以为我虽称不上优秀公民但起码也称得上是“良民”（伪满时期没有反日情绪，拥护伪满政府的民众叫良民），但今天我才发现在这个国度里我已成了一个被“专政”的对象。在这强权泛滥，法律尊严随意糟蹋的时代做为一名律师我很无奈，只因我无法以正常的法律途径维护我合法权益，所以今天我只能采取这种无奈的行为，在车身张贴抗议条幅，先在二连市区示威，表示抗议，在车身张贴抗议条幅驱车路径锡林浩特市，赤峰市回通辽市等候通辽市公安局对我的“制裁”，“专政”！

注：胡宝龙律师是内蒙古自治区享有盛誉的著名律师，2000年创办了蒙古族律师组成的蒙嘎里律师所，立志要维护蒙古族合法权益。他曾经多次被内蒙古卫视蒙古语“法制先行”节目邀请为嘉宾，为广大牧民提供法律咨询。
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今天也被中共公安剥夺了自己作为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为蒙古族法律基本权利而努力工作的律师今天被中共当局当作危害国家安全的一分子了。
转载: http://user.qzone.qq.com/102909037?ptlang=2052
http://www.lupm.org/chinese/pages/20100930.htm

福布斯发布内蒙古富豪榜 庆华集团掌门人居首--“黑金”煤炭是他们最主要的生财之道

2010年9月25日，《福布斯》中文版第一次发布了“内蒙古富豪榜”。今年共有10位商业精英榜上有名，他们的财富总值达到340亿元，其中8位来自采矿业。榜首之位由中国庆华集团董事长霍庆华以65亿元身家夺得，内蒙古众兴煤炭集团的林来嵘和亿利资源集团的王文彪均以39.5亿元的身家并列第二。

借着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东风，内蒙古的地下资源迅速转化为巨额财富。过去以羊绒闻名于世的内蒙古，如今已成为中国煤炭业的领头羊，而在这个行业中，中国又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2009年内蒙古自治区GDP达到9,700亿元，距离万亿俱乐部只有一步之遥。从2000年至2009年，内蒙古GDP的现价增速达到20.4%，连续8年全国第一。中国西部大开发10年，内蒙古并不是唯一的资源富地，但却跑赢了其他11个西部省市。这一方面缘于相对较低的起点，但更重要的驱动力来自活跃的大型民营企业、以及果敢的民营企业家。

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内蒙古的企业数量不可同日而语，但却是大型民营企业的舞台，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并不多。这些“大民企”往往依托于当地能源优势，采取多元化发展策略，资产规模庞大，成长速度惊人。而它们的掌舵人更像是盘旋在草原上的雄鹰，眼光锐利，动作敏捷，不放过任何一个发财致富的机会。

“黑金”煤炭是他们最主要的生财之道。内蒙古已探明煤炭储量达到7,016亿吨，继续居全国之首。其中，鄂尔多斯地区的煤炭储量就占全国的1/6。多年来，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一直饱受争议，伴随着能源利用率低、对环境污染严重等指责。但相对于山西的煤炭同行，内蒙古的“煤老板”们显然更具后发优势。他们执掌的煤炭企业不但规模较大、技术装备先进，而且在起步和发展过程中就考虑了循环经济、提高附加值等因素。

内蒙古“首富”霍庆华的循环经济工业园就坐落在阿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发展模式，他投资建设了一批重点工业项目，主要包括300万吨重介洗煤、200万吨焦化、20万吨焦炉煤气制甲醇、1亿块粉煤灰蒸压砖等。10年间，庆华集团的生意已经辐射到宁夏、青海、甘肃甚至蒙古国。

在延伸煤炭产业链、开发清洁能源上，少数极具实力的“大民企”已经起航。2009年3月，伊泰集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间接煤制油品项目正式投产，预计未来8到10年生产规模还将提升至1,000万吨。今年5月，汇能集团也宣布了自己的煤化工布局，其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暨1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的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但对于生产成本较高的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大部分企业还处于观望阶段。

煤炭行业缔造的财富正在渗透到内蒙古的其他行业，这为该地区的企业家们创造了新的机遇。林来嵘则将集团业务扩展到了铁矿开采，而王文彪也在努力开发适合干旱地区种植的农作物。在大兴土木的“造城运动”中，房地产开发和路桥建设也为企业家创造了无限商机。武世荣的万正投资集团主要投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他的目标是帮助鄂尔多斯发展成为内蒙古最具活力的商业和购物中心城市。但遗憾的是，此次榜上没有来自乳制品、牛羊肉制品行业的富豪。

疾速发展也让他们遭遇着成长中的烦恼。致富机会太多令一些企业家盲目多元化中犯错跌倒；对国家宏观政策的把握失误，让大规模投资陷入进退两难；“西部大开挖”破坏了原本美好的生态环境；还有与中央直属企业之间“竞争多于合作”的微妙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上榜富豪中有一位曾经是政府官员。在煤炭行业的低谷，郭金树卸任鄂尔多斯市煤炭管理局局长，创办了汇能煤电集团。另一个特点是，内蒙古富豪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并不紧密。只有一位富豪榜成员的业务已经上市，即王文彪的亿利资源。

在地域分布上，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为中心的“金三角”地区诞生的富豪最多，仅鄂尔多斯就占据了6个席位。不过，内蒙古12个旗县发展失衡的格局正在得到改变。凭借65亿元问鼎榜首、来自西部盟阿拉善的霍庆华就为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呼包银(银川)”正在替代传统“金三角”，让企业家的眼界更为开阔。与此同时，东部五盟市也加快了融入东三省经济圈。今年4月，内蒙古与东北三省签署25项合作协议，这无疑为赤峰、通辽等地的创业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的主要创始人王林祥此次并未上榜，因为他表示自己持有的股份并不多，集团主要是由员工集体拥有。蒙牛集团的牛根生也未上榜，因其控股情况不明。小肥羊集团董事长张钢所持有的股份价值亦不足以让其跻身本榜。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0/09/201009271027.shtml

内蒙古大肆采矿导致荒漠化、沙化严重

2010年3月19日至21日，内蒙古强烈沙尘暴、滚滚黄沙蔓延至中国江南，影响到朝鲜半岛，日本、台湾，甚至美国西海岸也刮起内蒙古黄沙。从4月到9月出现了19次的沙尘暴。

　　中共大肆在内蒙古的开垦、采矿、挖矿，导致千年形成的植被被毁于一旦。植被严重破坏，土地严重沙化，导致了草原生态用一百年也很难恢复。

　　更重要的是：汉人内蒙古大肆采矿导致荒漠化、沙化异常严重！

　　开矿后，沙土弃于草原和河道，成为沙源；采矿与风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山风阴冷，并夹杂着黄沙往人鼻孔、眼睛和耳朵里钻。当地牧民认为沙患更多的是来自大肆开矿。采矿挖山破坏了植被，矿被选走了，沙被扔到了河道里。下大雨，沙就被冲到了其他地方，刮风就继续往外蔓延。

　　2008年奥运会前夕，为了控制沙尘进京，当局在内蒙古强力全面关停了所有的矿企。但是2010年，随着各种矿产品价格回升，内蒙古各类矿企开足马力复产和扩大开挖量和开采量。

　　挖矿废弃的黄沙堵塞河道，破坏农田草地，造成了环境破坏；因为河道被矿渣堵塞，自从大肆开采后，黄沙也多了起来，草地逐步被征用，没有征用的也被矿渣掩埋。

　　内蒙古当年在所谓农业学大寨时，草原造田，土地严重沙化，风沙漫卷历来已久，在公路上，过去风沙大的时候小车都无法通行。

目前，内蒙古沙化及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全区草原面积的63%，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44.9%。“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是内蒙古生态环境目前形成的特征。”

　内蒙古的某些区域，进入农耕社会不足60年。农业学大寨年代开始开发草原造田，导致植被破坏，风沙日益严重。内蒙古每年刮风沙20多次，漫天黄沙，五十米外就看不到人。沙化最严重的地方，大片植物也枯死了。

　　泛滥的非法，无管制采矿在内蒙古泛滥成灾。对生态环境产生异常破坏作用。有些采矿的地方有树有草，但是开挖着挖了不管，植被就被毁了。采矿无方案，以采代探、乱采乱挖、植被破坏、环境污染严重。

沙尘暴含大量煤尘 露天矿成污染源。从内蒙古高原上卷起的弥漫黄沙随着强劲大风席卷南下，直达香港和台湾地区。此次强沙尘还漂洋过海，波及朝鲜半岛、日本、美国西岸。

　　一天时间，北京地区的降尘总量累计达到15万吨，相当于4000万北京人每人能分到10公斤沙尘。在这些沙尘里，经过分析、采样比较，沙尘中所含的砷、硒、锑三种元素的浓度非常高。这三种元素只能从煤里面来，说明沙尘暴带来了大量的煤矿里面的煤灰。沙尘暴能够把内蒙古广大地区煤矿里面扬起的沙尘带到各地去。

举例：
这里是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沙尘暴对当地人来说，并不陌生。最近几年，即使不刮沙尘暴，当地人也是常常被灰尘包围。“你看这窗台上，全是这样的灰，你晾出处咱们的白衣服，白天晾出去，到晚上都是黑的”，当地人说。

附近的煤矿、煤厂很多，刮风的时候，黑颜色的东西就过来了。污染的罪魁祸首就是附近的几座大型露天煤矿。当地路上行驶的都是重型的大卡车，车轮扬起的巨大灰尘淹没着周围的一切....

《蒙古包网盟》网站负责人曹都先生被取保候审

据悉，《蒙古包网盟》网站负责人，在辽宁省朝阳市教育学院任教的曹都先生与2010年7月23日被取保候审。

曹都（Sodmongol）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原住民问题永久论坛（UNPFII）第9次会议的特约代表。他在4月18日为了参加在纽约的会议准备飞往美国前在通过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后被中国当局逮捕的。

据说，曹都先生被取保候审后，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被安排到一个汉校做闲职。每个月必须到当局指定地点做思想回报，被限制在指定区域活动，出门必须得到有关部门批准。

在此期间，几经磨难的《蒙古包网盟》网站（http://www.mongolger.net/）或（http://mongolger.net/）终于被中共当局彻底关闭。网站的数据资料当时被保存在胡琴呼女士（原名高玉莲）等几位网站志愿维护人员的电脑硬盘里。

当局派人到内蒙古、深圳等地强行删除了网站遗存数据。其中，通辽公安局有个叫吴仲福副局长、通辽安全局肖燕何大队长、白光副大队长（蒙古人）三个人胡琴呼家里，使用恐吓、威逼的手段强行删除了网站被保留的全部数据后，要求胡琴呼女士写保证书，此后绝对不允许再上载、复制和传播《蒙古包网站》遗存数据。
本站编辑报道。

治边疆新思维还是权宜之计？

作者 雅尼克
今年8月19日，新疆七五事件一周年刚刚过去，位于新疆西部的阿克苏市发生爆炸案，造成七人死亡十四人受伤。案发之后，到任不久的中共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就处理此案提出了意见，引起关注，本台也给予了报道。

张春贤表示，此案“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伤害的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暴力犯罪分子“不代表哪个民族，也不代表哪个宗教”，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张春贤在谈话中虽仍然提到“与境内外三股势力的斗争”这样的传统意识形态用语，但重点已经转变。

张春贤于今年四月份调任新疆接替以强硬派著称的王乐泉。此次张春贤对阿克苏事件的表态，传达了某种新思维。按照中国意识形态话语诠释，所谓“三股势力”，是指“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中国官方话语一直认为，所谓三股势力各自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本质并无根本不同，他们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幌子，进行暴力恐怖活动。

然而，2009年七月五日新疆发生的骚乱使这一将族群、宗教、恐怖视为一体的强硬政策受到严峻挑战。长期以来，中国官方的民族政策，尤其是新疆和西藏政策以维护统一，粉碎分裂为重心。这是典型的传统帝国统治手段。十八世纪，满清帝国曾经在征服新疆时对蒙古准噶尔族群实行屠杀，“全行剿灭，不留余孽”。史称准噶尔屠杀。站在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高度，中国进入世界秩序中心之后的今天，历史上发生过的这种种族清洗之类的反人类暴行已不可想象。通过其他强制手段谋求同化也难以如愿。对于如维吾尔或西藏这样本身拥有悠久文化传统，又有着深厚宗教信仰的民族来说，汉化也无可能。实际上，不仅对于新疆或西藏，甚至对于被称为“同文同种”的台湾，强制归顺的时代已经过去。

从摆脱中华帝国心态，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出发，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建构超越不同族裔的精神价值。从国家认同角度出发，中国今后的发展前景如何？极而言之，未来中国发展逃不出以下两个大方向：

一是未来民族国家的建构向着单一民族的方向发展，汉族的传统、文化、习俗、信仰成为所有这一民族国家成员的精神依归。而对少数族裔实行同化。同化意味着失去自我，失去本族裔认同；拒绝同化则有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于是争取独立成为最后选择。

第二种前景即是参照多族裔现代民主国家如美国的国家认同模式，在族裔平等基础上打造一套为大家共同认可的超族裔、超文化，超宗教的普适价值，并为这套普适价值建构坚实的制度和法律保证。参照欧洲的经验，实际上，国家无论大小，族裔无论多寡，任何现代民族国家都无法避免建构国家认同的艰巨任务，无论是建立各族裔共享的精神价值，还是打造保障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多元民主制度。比利时人口仅有千万上下，同中国广州市人口相差无几，但却面临着讲荷兰语的弗拉芒族与讲法语的瓦隆族的分裂危机。法国被认为是以共和价值整合民族国家的样板国家，但其国家认同却受到来自北非等地以伊斯兰信徒为主的移民浪潮的强大冲击。基督教无疑是欧洲的文化传统，但是欧洲联盟2005签署的《欧洲宪法条约》和2007年通过的《里斯本条约》则不提基督教信仰。面对现代族群融合与国家认同，对于中国这种多族裔的大国说来，只有各族裔都能接受的价值和共同的法律规范才能成为认同准则。

中共新任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上任之初，提出的上述以“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为重点的新疆维稳观可以称之为治疆新思维。但是，这一新思维是体现了经过“七五”新疆骚乱之后中国官方对民族政策的整体反思，还是面对新疆维汉矛盾激化的权宜之计还须进一步观察。
法广电台

12月10日是哈达获释的日子

蒙古族学者哈达因"分裂国家罪"和"间谍罪"被判处15年监禁。今年12月10日是他刑满出狱的日子。就在出狱前，由于拒绝认罪，他在狱中被禁止购买食品。

1995年，正在内蒙古大学就读研究生的哈达因倡导保护濒临消亡的蒙古语言文化，呼吁政府修正民族政策，因言获罪。哈达的妻子新娜表示，12月10日是哈达获释的日子。不过，近几个月来，身体状况极差的哈达在狱中被禁止购买食品。新娜说："他已经是最后几个月了。以前还挺松动了，以前是给点钱、花点钱，--因为他身体不好，狱方还挺照顾，买点肉，隔一个星期还吃一顿、改善一顿。最近，我儿子是八月份去的，就不让他吃小灶了。实际上有些腐败分子都有单人房间，有电视，活得都可好。他们就是变相地整他吧。我让我儿子告诉他，咱们就忍着吧，已经14年忍了，还差这三个月吗？"

"这涉及一个尊严问题"
新娜说，现在经常有人找哈达谈话，让他认罪，内蒙政法委、呼和好特市政法委找他谈话，狱方经常找他谈话："我爱人你想也挺烦心的。以前也没人这么整他。如果认罪，他就可以提前释放。他这个案子当年一共抓了很多，最后就判了两个。那个小伙子他判了10年。他也是觉得先出来，就认罪以后提前三年出来。上次这个小伙子也跟我说了，要不然认罪早点出来。我说，已经这样子了，它这涉及到一个尊严问题吧。我先生自己也是这样的。已经这样了，所以就没有走这样的路。"

在狱中近15年，56岁的哈达如今身体状况很糟糕。新娜说，以前网上有人登的她爱人的照片，与现在判若两人："头发都白了，特别憔悴。这也是十多年精神、肉体的折磨必然的。我说，等回来自己调整吧。精神还可以。身体很弱，很多这儿疼那儿疼的。全凭精神在坚持。"

15年前，警方带走哈达和新娜，并搜查他们家的时候，他们的儿子还只有11岁。这些年来，新娜和儿子完全依靠在呼和浩特开办的一家蒙古学专业书店"蒙古学书社"为生，生活非常艰难："我最近心脏不好，今天有两个朋友来了，还说呢，得注意。其实主要是累，每天在店里闹十多个小时。人不是说，心脏主要是精神和劳累么。再注意点，别他来了，我再病倒了。他出来了还需要我们照顾。"

新娜上次见到丈夫是4月份的事情。见面时，她也与丈夫谈了他出狱之后的事。夫妻二人还是希望利用法律武器上诉："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案子是不公的，是典型的一种民族问题上的迫害。他定的罪是分裂国家罪，间谍罪。这都是不实之词。我们也想通过法律程序继续上诉。另一方面，他现在需要调养。这么多年，体质这么差。"

新娜说，她有一次看到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照片，感触特别深："他在集中营的那个照片，我爱人现在就这个状态。很憔悴，很瘦弱。他（索尔仁尼琴--编者注）出来以后，我看那照片就好一些。都一样，都受到精神的折磨。那么瘦，穿一个破棉袄。特别憔悴，气色很不好。现在我爱人就这样的。有一次我偷拍了一张，网上有，状态很不好。现在监狱方面也不让拍照了。他真实的情况只有出来之后才能看到。"
德国之声

中国少数民族只是所谓“文化符号”

自从2008年拉萨“3.14”事件、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中国报刊上冒出“淡化民族论”的观点。

族群与民族这两个概念按相关惯例同时使用。“在中国民族问题上，把少数民族被当作含糊的文化概念，而不是地域集团利益概念、利益集团概念。现在的中共少数民族政策，人为地按所谓“少数”民族成分划了太多的地域边界、利益边界。

中共让族群仅仅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文化身份而存在，与“族群作为一种身份标识，不能在社会政策中被过度使用，族群的意义，只能是文化上的；只会局限在文化领域中。”中国的民族分界、民族身份已经“文化化”，即“去政治化”。所谓“中华民族“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同化手段。

民族概念的淡化：
民族和民族问题不是一个王朝所能任意摆布和作用的。民族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族问题具有普遍、长期、复杂、国际性。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利益、文化、语言与共同心理和血缘共同体。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共同的信仰宗教起着绝对作用。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的多。一个民族的长期存在期间，会有很多个王朝兴起和灭亡。中共政权也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在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不可人为毁灭和同化性。

中共对民族问题的政治手段，在历史上曾有很多败绩。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人为推进“民族融合”的极端路线措施。在民族地区反地方民族主义的绝对扩大化，残害民族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大批民族干部，民族上层人士受打压迫害致死。

中国所谓56个民族．汉人约占92％．所谓“少数民族”占8％．为此，中共建立了5个所谓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 个自治县．还有1173个民族乡。因此，冒出了55个"少数民族"，其中44个民族还建立了自治地方。

文化语言和血缘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淡化”民族论，把所谓“中华民族”这一政治概念不能强加替于民族之上，也不能代和涵盖“民族”与“族群”一词的学术概念。

阿拉善被搞成今天这个样子，你当老子什么都不懂？

“党”要求以科学发展观看问题，可是这些地方官员各个都殖民地总督的嘴脸，忽悠谁呢？
阿拉善不是沙尘源，扯你妈的蛋谁信，当老子没去过西部？
阿拉善的沙漠除了巴但吉林，都是历史到现在垦荒导致的，几大沙漠都是恳荒出来的。当老子没学过历史地理？
在阿拉善搞原子弹实验，导致额旗搬迁几次，当老子是不懂污染？
黑水河上游建立大坝，开垦，大量使用河水，导致下游河流枯竭，居延绿洲生态受到近代最大的一次破坏。乃至于西部地区近代最大的生态灾难。你当老子不知道你们这些殖民地总督模样官员的无能？罪恶？
在阿拉善搞开挖，所有山头都开挖，到处都是碾金厂，氰化工厂，洗煤场，选场，大量的使用有限的水资源，使地下水位枯竭性下降，而且往大地，河流里倾倒剧毒污染物，你当老子不知道？这些项目不是你们这些总督大人批的，你们能白批？你们睁一眼，闭一眼，以开发为幌子给这些破坏环境的人打掩护，能是义务的？不给你们钱？

这些官员，往往和奸商一起，一唱一合，不把科学发展观当回事情。
以殖民底总督的嘴脸教训牧民。
把自己的罪恶推给牧民，
你敢公开你的财产不？总督大人！
你敢公布你把牧民强制搬迁后，把那片地方在买给资本家，矿老板给你的好处费不？你敢公布不？

这就是当年和锡盟开恳，导致沙漠化那群人是一样的人，一样的思路。
外来的一群五毛专家。
你能你妈的把工矿企业的疯狂破坏调查一下不？
你能你妈的把农业开垦对水资源的利用，地下水的下降调查一下不？

你能不要假祸于牧民不？
你们掌握着话语权，想你妈的怎么造谣就怎么造谣。想怎么导向，就怎么导向，你敢公布你的姓名和财产不？

别你妈的装腔作势。说白了，你就是想买矿。想捞点。想搞阿凡达。

草原就是在体制内沦丧的，还什么体制内的善意， 别这么风情万种。恶政是恶党造就的！

禁牧与粮食补贴

最近十几年内蒙古执行的两个政策。先不谈政策对与错，我来分析一下它给草原带来的直接后果。

咱们看一下禁牧，禁牧的结果草场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问题。

（1） 由于不适应圈养方式，牧民的一部分牛羊会死掉。
（2） 由于禁牧，牧民无法圈养那么多牛羊只能卖掉很大一部分，这时牛羊贩子会趁机打压牛羊价格，使牧民损失惨重。
（3）由于禁牧第一年，大部分牧民把牛羊低价出售，所以第二年牛羊肉会涨价，但是涨幅不会很大，因为没有禁牧地区牛羊肉会进来，得利的的是外省的人。

再看一下“粮食补贴”，他是为了增进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结果会带来以下问题。

（1） 由于种粮有补贴农民会开垦更多土地。
（2） 更多外出务工的农民回乡种地使城市出现“农民工黄”现象。
（3）由于耕地增加需要抽更多的地下水灌溉。

单看这两个没什么大问题，合起来就问题大了。

（1）由于禁牧只罚不赏得不到禁牧补贴，所以牧民得到的只有损失。（听说巴特尔主席上台后要给牧民发放禁牧补贴，不知道是真是假。）
（2）由于放牧没有利润，为了生存牧民们会放弃放牧、开始耕种。
（3）更多的牧民会转向农民。

还有“退耕还林”是自愿的，“禁牧还草”是强制性的。再说最近几年种树根本活不了。以前的树林也一片一片的旱死呢，我觉得应该是地下水下降太快原因。

通过分析我得出很奇怪的的结论：保护草原 = 把牧民变成农民。等于把草原变成沙漠。

各级政府处于闹钱的私利，都有打着“保护草原”的幌子。大肆破坏草原的事情，大家一定要能辨别，那些才真的是为保护草原。

最近几年工业化成了草原最大杀手，开垦和工业化更是破坏草原的"双动力"！
牧民的出路在哪里？禁牧以后牧民生活怎么样？

为朋友祈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6d9f980100iedx.html

1920 年代蒙古问题之争

———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__敖光旭
内容提要　蒙古问题既为中俄复交久拖不决之主要原因,亦因中俄交涉而由舆论之边缘进至中心视野。知识界由友俄到出现联俄与仇俄之争,苏俄对蒙古问题的介入乃是导致这一变化最敏感、最直观之因素。各方对“民族自决”及其基本范畴之不同阐释与论争,将蒙古问题高度意识形态化。随主权话语渐次压倒革命话语,告别“自决”之趋势因以出现。“民族自决”本为被压民族、国家之理想诉求,其流播世界辄成不同势力之政治利器。蒙古问题乃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首要之民族问题,外来“民族自决”在此遭遇特殊困境,促使其由外交及政治争端,延伸至思想学术领域,并对中国民族学之建构发生特殊影响。

关键词　民族自决　蒙古问题　主权　革命　中俄交涉
“蒙古问题”亦称“外蒙古问题”,不仅是晚清民初国内首要之民族问题,亦为国人了解苏俄对华政策的最直观窗口。苏俄全权代表越飞即坦陈:“蒙古是我们对华政策中最为敏感的问题。”①此外,它不但长期成为中苏复交之瓶颈和死结,亦为欧战后国际之一焦点问题。②1920年代之蒙古问题,因苏俄因素而由社会舆论之边缘视点而渐趋中心视野③,进而关乎中国之政局与思潮,并成为各种意识形态及民族理论交锋最烈、论争最深入持久的领域之一。中共、国民党、醒狮派、研究系及知识界其他势力,在此问题上之歧异与斗争,首先表现为对外来的“民族自决”概念的不同认知及阐释。以往学界分别对民族自决理论问题和蒙古问题之研究,成果相当丰厚,惟对1920年代“民族自决”与蒙古问题具体而复杂之联系关注不够。张启雄《独立外蒙的国家认同与主权归属交涉》一文,虽涉及此问题,然局限于辛亥革命时期蒙古独立运动。其他研究亦未对中国本部各界之反应及错综复杂之思想学术斗争,作纵深之历史解析。因欧战及俄国革命而起之民族自决浪潮,对蒙古问题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适国内革命激进主义与民族保守主义激烈交锋,蒙古问题受到革命与主权、理论与实际、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严重困扰。此种背景下之纷争,亦投射出中国现代民族理论建构之某种理路。此层因无专文,故作尝试。①辛亥革命之际,部分蒙古王公以“民族自决”相尚,在日俄两国极力怂恿之下亟谋独立。嗣经中、俄、蒙三方交涉,中方仅保有对蒙之“宗主权”,而俄方实际控制该地。及十月革命发生,白军谢米诺夫率部入蒙,蒙古各部对红俄亦“切实防范”②,北洋政府遂趁机派兵克复库恰。红俄则组织蒙古国民党及蒙古青年革命团,继续蒙古独立运动。1921年赤军不顾北京政府一再反对,藉追歼白党进占库恰等地,扶助成立蒙古国民政府。③蒙古问题自此成为十月革命后,中俄复交之最大障碍。国内舆论对此问题之看法纷然杂陈,并不断出现局部或偶发之侧面冲突。随中俄交涉之艰难进行,护蒙派与弃蒙派、亲俄派与仇俄派、稳健派与急进派益形分殊。及1924年春,交涉步入最后关头。

3月14日,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未经授权,即与加拉罕签订“王加草约”,实际承认苏俄控制蒙古之现状,引发政潮,知识界大规模之“国民外交”运动亦因之高涨。与此同时,在蒙古问题上首次出现大范围之正面交锋,它系统、全面、集中地投射出五四以来各界在该问题上之矛盾。谁是帝国主义?3月15日,曾友豪于《时事新报》发表《外蒙古问题》,认为“不单法律上、事实上、或国防上,中国宜完全统治外蒙古。即外蒙古人民,也曾觉他们有做中华民国国民的必要”。按国际公法“,一国固有的土地,除了经过宣战被敌国占住,非经条约别样规定,其主权仍旧属于固有该地的政府”。就国防言之,外蒙为中国北方屏障。“一经失去,不特满洲、内蒙古、新疆各属,岌岌可危,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及各特别区域将受其影响??况现在西藏问题,与外蒙问题相似。”文章进而提出保守外蒙之方策:“(一)防守外蒙的军队,不可因北京政治的变换而进退,须长戍该地;(二)速改外蒙为行省,使其政治设施,受各省同样的待遇;(三)厉行殖边政策,运输内地剩余的人民以实空地,及奖励资本家前往开垦富源;(四)速实行感化蒙民的教育政策。”④曾氏之论,当时并非鲜见,中国政府在交涉中所以力争蒙古,依据与此差同。外报亦云:外蒙这片极大的土地,乃中国将来“唯一不二之一条活路”,且在国防上言,保有满蒙方可免他国之侵略。⑤

3月19日,施存统于《评论之评论》发表《蒙古问题与治藩政策》,指陈曾友豪一面反对帝国主义,一面以帝国主义自居,是“莫名其妙的矛盾思想”。中国本受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自己却又以帝国主义压迫蒙古。蒙古人民受中国政府统治,至少应有两个前提:一为蒙古多数人民愿意;二为蒙古人民有平等参与中央政府组织之权利。瞿秋白亦于《向导周报》撰文批评曾氏之论,实为传统“理藩政策”,正与日本之治高丽、法国之治安南无异。①在亲俄派视之,外蒙已然一独立国家,故与高丽、安南相提并论,而此种提法与苏俄提法类似。1919年8月3日,苏俄政府致蒙古人民与蒙古自治政府宣言即称:“蒙古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②

曾友豪《外蒙古问题》之国家主义立场,在稳健知识界颇能引起共鸣,于是成为引发论战之契机。据实而论,曾氏统治外蒙之“三大理由”和四点方策,无疑与中国传统治蒙政策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也与蒙古及中国本土激进势力所理解之“民族自决”相悖。按当时情形,实行感化蒙民之教育政策,的确与轻视文化差异性的种族同化存在关联。而移民殖边,本身即激化汉蒙矛盾之重要根源。吴文藻曾批评学者们在认识蒙汉矛盾时,偏于政治方面而忽略经济因素,进而强调:“蒙汉两族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乃基于农垦经济与畜牧经济的利害不相容。”③曾氏速改外蒙为行省一策,亦正与俄国立场针锋相对。民国初立之际,俄国政府就曾向中国提出三要求:“不驻兵,不殖民,与乎蒙古由蒙人自治,不得视为行省,而干涉其自治之权。”④

蒙古、青海、西藏三大区域,在前清时代被视为“外藩”,固与本部22行省不同。⑤满洲入主中原之际,对蒙古各部惟以征服为务;之后所取之政策,多为愚民与怀柔,同时隔绝满汉之接触,以利其统治。至清末,专以游牧为主之蒙地益形贫弱。帝俄则积极推进扶蒙抑华外交,致蒙人“反华亲俄”倾向日渐明显。⑥王勤在《蒙古问题》书中论曰:清廷之蒙古政策,“实为蒙古问题发生之最大原因”⑦。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社会主义浪潮渐及外蒙,内蒙留日学生则带回民族自决主义,因以出现蒙古民族自救运动。⑧及辛亥革命,部分王公亟谋独立。其独立之最要理论即是,蒙古领土自古属于蒙古人民,未尝一属中国,惟为清廷之藩属,今满洲既倒,蒙古与中国之关系即已断绝。⑨陈崇祖于《外蒙近世史》论曰,外蒙独立,民族自决主义“实为其主因”。刘曼仙亦有同样判断:“外蒙古独立的动机,是由于民族思想的勃兴。”蒙古临时政府曾议决由四部蒙古各派代表一人,前赴巴黎和会“,要求其根据民族自决之宣言,承认蒙古恢复其故国。此外,蒙古独立之理论,亦深受革命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之刺激。国粹派主张建立独立之“皇汉民族国家”,即汉人“以一民族建立一国家”。汉人以此论排满,而蒙人则援此论以排汉。此种逻辑亦延伸至革命派一侧,章太炎甚至提出“:蒙古则自古未尝宾服”“,故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①北京政府颁布五族共和大纲,从事民族民主运动之蒙人多不接受。达乌里蒙古临时政府代言人曾撰《蒙古与中国之关系》,称蒙古已形成独立之民族国家,谓蒙古为中国之蒙古,犹如谓中国为日本之中国。②该文对五族共和大纲所定蒙古待遇条件更为不满,以其为违背共和精神之殖民和愚蒙政策“,诚为第二日韩合并条约矣”③。

在蒙古自决派看来,改外蒙为行省,无异否认其民族国家地位;但在争取完全独立过程中,又以暂取“联邦制”为宜,这样或可防范中国之“侵略”。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大期间,共产国际明确要求国民党在处理蒙事时,必须承诺“民族自决”原则,实行联邦制而反对行省制,否则即是“中国帝国主义”。④至于何谓“帝国主义”,在当时知识界并无明确界说,厥为与“民族自决主义”相对之物。施存统等指曾友豪之论调为“帝国主义”,盖基于此种语境。

对蒙古“自决”之同情,并不局限于所谓“共产派”,它至少是五四时期大部趋新势力之态度。早在1919年《,每周评论》即对传统“愚蒙政策”进行批评,主张“我们应该睁开眼看看世界思想的潮流,不要关起门来,还在家中用那几千年前的羁縻主义才好”。“强制同化主义,已反乎现在的潮流”,传统羁縻政策“也实在没有再用的价值”。甚至以为“,当民族自决主义盛行的时代,蒙人果能自动,果能自治,未始没有商榷的余地。”该文特别强调处理蒙古问题应坚持平民主义,而不应以蒙古贵族之意愿为依归。⑤梁启超也曾回忆:“巴黎和会将开,余尝与同志拟议,欲草一蒙古西藏自治案,与山东满洲问题诸案同时提出。盖思彻底的适用民族自决主义,而以我国为天下倡也。”⑥此等拟议,厥以当时流行之世界主义为前提,而以国家主义为世界战乱和纷争之源。

为回击《评论之评论》及《向导周报》,3月27、28日《时事新报》连载曾友豪《崇拜苏俄与断送蒙古》上下篇,指责施存统等“想用一时未曾实现的主义,解决万目注视的问题”,“因信仰苏维埃俄罗斯政府是根据正当的原则而设立,便以为中国政府没有收回现在受苏俄操纵政权的外蒙古资格”。⑦曾氏此言确有所指,此前高君宇即撰文强调,中俄同盟“是中华民族脱离压迫的第一要件”。

苏俄在革命未成之时交还蒙古,不过为帝国主义加一块殖民地,为军阀添置地盘。⑧张国焘亦称:苏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是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大本营”,俄蒙结成军事及经济同盟,均是“解放全世界”之革命步骤。⑨曾友豪接着指出,苏俄一面主张社会革命,一面用帝国主义外交手段与列强谈判,才是“莫名其妙的矛盾思想”①。满汉蒙回藏五族及22行省、蒙与藏、青海的结合,是中国存在的要素。在苏俄未脱帝国主义或未退出外蒙之前,“不论中国事实上的政府是孙中山、曹锟、吴佩孚、张作霖或存统先生,我必竭力鼓吹国人助其收回”;蒙古应受中国统治之三理由,即是防止居心叵测之苏俄侵略中国的理由。苏俄不能放弃以前掠去的西伯利亚,不能撤退驻军,故仍属帝国主义。②

此处将孙中山与施存统及军阀曹、吴、张并提,实另有原委。自越飞来华与孙中山接触谈判,国民党拟以蒙古问题上之让步,换取俄援之意图愈来愈明,故致国内护蒙派之不满。曾氏表示“极端赞成蒙古自决”,然又提出:民族自决由理想变为现实之前提是,大同主义或世界主义成为各国共守之信条;亲俄派首先假设苏俄为国际正义之化身,故处理蒙古问题悉以苏俄为依归。然事实上苏俄仍属帝国主义,以“未曾实现的主义”适用于该问题,难为一谈。应该说,指苏俄为帝国主义并非自此时起。早在越飞使华之际《商报》《时事新报》《中华新报》、《哈尔滨国际协报》、《益世报》等即指出,红俄是否抛弃帝俄之满蒙政策,乃一大疑问,甚至说苏俄对华外交,不过于白党旌帜之上涂以赤色而已;并就此与上海《民国日报》及《向导周报》发生争论,此后各方关于此问题之讨论一直时断时续。③总体而言,大部知识界对苏俄之观感,数年间历经巨变:从五四时期的“友俄狂飚”,至1924年要求驱逐苏俄外交代表加拉罕。而对蒙古“自治”之同情,相当程度缘自苏俄两次对华宣言,以及宣言所激起之理想主义、国际主义与激进主义。国人多将宣言视为苏俄世界革命、民族自决精神之体现,许多激进团体还宣称响应其国际主义,戮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④加以威尔逊民族自决之说同时风行世界,国内鼓吹蒙古去留悉以“民族自决”为衡者,颇不乏人。张君劢在言及蒙古等问题时说:“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余极欣悦,以为国际主义从兹可以实现,两国外交必可得一总解决。”⑤时在巴黎通讯社、后来成为醒狮派领袖之一的李璜,亦为苏俄“发过狂热”“,曾希望他能够解决欧洲以及世界终不能了的局面”,1919—1921年间还为此写了三四十篇有关苏俄的通讯。⑥《星期评论》认为,对华宣言“是为谋世界全体的幸福,决不是专为一国”⑦。上海《民国日报》谓:宣言所体现之原则,“实在是自有国家这个东西以来,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所不愿作,不能作,不敢作的”⑧。

如今看来,苏俄当时对蒙政策,实含双重动机——促进远东革命与保障自身国家利益。怀特指出“使用传统的‘分而治之’办法,以使蒙古反对中国,中国反对日本,以及亚洲反对西方”,最终确保俄罗斯之民族利益和世界革命胜利,一直是莫斯科之既定方针。⑨亦有时论云:在苏俄视之,“得有外蒙,方足供其国内之原料,方足以居控制中国之地势”。联系到1945年斯大林所说:蒙古对苏联来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所以蒙古必须保持独立①,前后显然存在联系。1924年2月研究系报纸分析说:“蒙古天产甚富,由俄人观之,蒙古不啻一油煤皮革金货之栈房??然而俄政府于稍行其理想主义之后,仍恢复旧日之传统政策,则已显而易见。”②对占有蒙古之巨大经济意义,苏俄国际法专家S.Kotliarevsky也直言不讳:“战前,蒙古是俄国能够成功面对外贸竞争的少数几个市场之一。如今由于畜牧养殖,蒙古正成为世界最富的国家之一,作为苏俄国家经济后备仓库的意义会越来越重要。”③1921年8月10日莫斯科《经济生活日报》说:这是俄国市场能够自由获取物产的唯一地方。④苏俄曾反复强调,出兵蒙古纯系“防御白党”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其实更主要的意图是抵抗“中国帝国主义”。1923年,苏联官方发言人就说:鉴于存在中国重新向蒙古“扩张”之危险,俄国军队完全有理由驻扎库伦。他的结语明确表明,当初出兵并非为保卫蒙古人民;“如果不立即采取决定性措施从经济上巩固俄国在蒙的政治成就,因1921年军事胜利及革命事件而带来的政治影响将化为乌有”。⑤至俄蒙关系,也带有明显殖民和不平等色彩。⑥越飞在给列宁等人的信中表示,苏俄在蒙古及中东铁路问题上之政策,过于注重“商业目的”而忽略世界革命计划,因而“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⑦。他与马林都认为,不能因为200万蒙古人而损害同中国民族主义者和4亿中国人的关系。⑧

称苏俄为帝国主义,从学理上讲并不严密。不过随国家主义思潮之崛起“,赤色帝国主义”之说益发流行,竟至引发1925年11—12月“联俄与仇俄问题”大讨论。指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蒙古问题系首要之依据。参与此次论战的自由主义学者江绍原即言:“苏俄近来在蒙古的势力,似乎很使不少的中国人眼红。他们所说的赤色帝国主义,正指这一类的事实而言。”⑨苏俄之控制蒙古,在积极方面被视为世界革命之步骤;而在消极方面,却是赤色帝国主义之“铁证”。由此可见,苏俄对蒙政策,实为国人对其观感发生巨变之首要直观因素。

“自决”还是“他决”?
施存统所言蒙古自决之两前提,实为中国与苏俄何者为帝国主义之具体化和延伸。曾友豪不仅表示“极端赞成蒙古自决”,更表示赞成施氏所主张之两前提,惟双方所持之论据及评判标准相去甚远。曾氏论曰:在哥萨克骑兵鱼肉蒙民之下,不仅无法寻出蒙民公意,也决无自决可言。如谓红俄受蒙人欢迎,无异袁世凯钦派代表欢迎袁氏做皇帝。蒙人如要自决,定要和汉满回藏四族结合,且要帮助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政府驱逐哥萨克兵。改外蒙为行省,与各省共同组织中央政府,正是施存统所言之第二条件,即平等参政。中国国会现在不能代表蒙古,何以见得以后决无改善?①

《崇拜苏俄与断送蒙古》受到舆论广泛关注,施存统再于《评论之评论》发表《反抗帝国主义和收回蒙古》,李春蕃于《觉悟》杂志发表《崇拜帝国主义与压迫蒙古》。前者称,在蒙古多数平民看来,苏俄政府远好于北洋政府。改为行省也只能替军阀添置几个督军省长来压迫蒙民,况且蒙古经济、地理等情形都与本部不同,正不必采同一政治组织。文章还表明:“在中国未成为真正的民主的国家以前,反对任何军阀政府派兵去镇压蒙古,同时亦应主张俄兵退出蒙古,让蒙古人民完全独立自治;但若蒙古人民欢迎俄兵驻蒙协助时,我们便不应反对。”②因蒙民欢迎俄兵便不应反对一语,颇为一般读者所忌,何泽芗《告时事新报》一文补充说,施存统之本意是主张中俄都不驻兵蒙古,让蒙古人民自治。③论辩往复之际,张东荪提出《蒙古问题之我见》,声明赞成蒙古自决,然在未弄清蒙民是否愿归中国统治及尚未实行自决之前,蒙古仍是中国领土。他支持曾友豪所言,速改外蒙为行省,即平等参政之举措。不过该文所附编者按,对张东荪之“和事老”态度却有微词。按曰:即便北京收复蒙古是“理藩政策”,赤俄将蒙古拿去何尝不是?俄国早移蒙古于治下,而蒙民并未自决。俄国侵略本性未改,与其把蒙古交在俄国治下,还不如暂交在非人民政府的北京政府下。④

以当时情形,派北兵收蒙戍蒙,可能导致大规模蒙汉冲突,劫掠杀戮或不可免。徐树铮规复蒙古的前车之鉴,当为明证。部分蒙民之归附苏俄,此亦重要原因。客观来讲,苏俄及蒙古左派势力在蒙之建树,诸如推行社会及经济革新等,颇使蒙古呈现出若干新气象。在多数蒙民看来,苏俄政府好于北京军阀政府之判断,亦有部分依据。然以多数蒙民皆存叛华归俄之念,似无充分实据。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蒙民意愿如何之争议,不但存在于国内亲俄派与反亲俄派之间,也存在于莫斯科高层之中。苏俄外长契切林坚持说,蒙古人民大众“曾经象期待救星一样”盼望红军的到来,而“以最激烈的方式仇视中国人”。⑤细察其语境,显然出于苏俄对蒙古战略地位之重视,故有所偏颇。而越飞在1922年11月给外交副长加拉罕的密函中则提到:“很怀疑整个蒙古是否会跟我们走。”⑥他还通过对蒙古社会进行阶级分析,指出苏俄之对蒙政策是没有阶级基础的:“阶级分化无论在蒙古,还是在中国远未强烈到克服民族团结情绪的程度。”⑦红军入蒙不久,从事蒙古独立运动之部分知识分子,即对蒙古当局一味归附莫斯科表示担忧。有识之士遂草拟《敬告外蒙国民政府当道书》,痛陈辛亥以来“,蒙古之一兴一废,或治或乱,常随外援之代替以为转移”,遑论所谓“自决自治”,因而对外蒙政府“一任俄使之操作”大惑不解。“盖吾民族目前之所争者,惟在完全之自治权,非必完全之独立国也。”“且中国与吾蒙古疆域连接,经济上实有相互为命之关系”,应积极增进中蒙人民之沟通。“不然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徒苦吾民族耳。”⑧谢彬虽承认俄蒙关系异常密切,但也强调:外蒙对于中国“,形式上之关系,虽经断绝。精神上,则多有关联之处。”蒙古国民党之党纲与中国国民党精神一致,且表示如与中国本部组织联邦国家,“对外统一,对内分治,则外蒙甚愿通“未必就是他们的本来面目”。①《敬告外蒙国民政府当道书》亦指出,就外蒙现状,“现在之独立国不独无建设之资格”“,亦无期成之必要也”。②醒狮派之胡国伟则以为,蒙古独立运动“完全出于苏俄的诱惑和唆使,已是万口一辞,谁也不能否认”③。与此相关,有人认为以蒙古现今状况,根本谈不上自决,遑论蒙古与中国本部行联邦制。1926年殷德华发表《联邦与中国》,斥责在蒙藏区域实行联邦制,乃是救火添薪之“离散制”。“盖蒙疆之谋独立,纯为外人所煽动诱惑,其地人民,未尝闻有联邦之思想,亦未尝有联邦之要求，此制今日行之本部各省,尚足以酿成割据之局,矧遥遥边疆,人民乏政治思想,而强邻有吞噬野心,如赤子离襁抱而伍虎狼,其祸岂可幸免。今日联邦行于蒙藏等地,是将蒙藏等地,拱手送诸外人,其患岂独割据而已哉?”④《向导周报》所刊振宇答宋先礼函中,并未正面回应其质疑,而是强调:“蒙古独立与解放的主要条件,就是与社会主义的劳农俄国联盟。”⑤自由主义提倡之“民族自决”,以“民意”、“平等”等理念为核心;而共产主义者所提倡之“民族自决”,显然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依归,与其谓“民族自决”,毋宁谓民族中之无产阶级“自决”。

以上关于蒙民归属取向及有无自决能力之判断,多出自仇俄派或反亲俄派,情绪化显而易见,未必客观准确。不过,仍可从中得一大致结论:外蒙之独立及脱离中国,诚有蒙古民族主义觉醒之原因,然居于支配地位者,则是苏俄主导下之革命“自决”,亦可称之为“他决”。部分国内人士对此报以同情和容忍,还与1920年代平民主义之盛行存在关联。从长时段来看,倾向离俄联华者,盖蒙古上层居多。上海《民国日报》曾发文公开表示“,所谓‘五族共和’是五族的人民共和,而不是五族的贵族共和,蒙古王公之意见无足轻重”⑥。有人对中国与苏俄之蒙古政策亦一贬一褒:“中国之驭蒙,驭其贵族,苏俄之结蒙,结其平民。”⑦更有人认为“,我们今日只当问中俄交涉对于人民的利害究竟怎样,所谓‘政府’的态度是不相干的”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将下层蒙民与上层王公分别来看,一定程度上隐含着阶级分析之推论。其实,利用俄国境内之布里雅特蒙族以统御蒙古,乃苏俄之重要策略,对此很难以“平民”、“贵族”之别来作解释。《盛京时报》即指出,俄人拟“先由俄属布里雅特蒙族,胁迫外蒙,倡言蒙族统一主义,欲联合所有蒙族地方,建立一大蒙古国。此种实情,国人或未深知”。且俄人可随时借口蒙人之请求入侵外蒙,此为将来大患。⑨

“卖国贼”与“反革命”
论争之初揭示出来的分歧,更多的是政治、外交之表层碰撞。究竟谁是帝国主义,蒙民多数之意愿究竟如何,对此等主要问题,双方均不能出示翔实精确之证据,并作周密之论证。随论战的深入和规模之扩展,双方分歧的核心争点始逐渐浮现。

4月2日《时事新报》刊发蓝孕欧《反对亲俄派》一文,索性将双方论战上升到爱国与卖国高度。文章说,亲俄派与亲日派一样,都是卖国贼。反对军阀政府收蒙,实际就是赞成俄兵长驻蒙古,任哥萨克骑兵蹂躏蒙古。外蒙为我固有领土,主张巩固疆围自与帝国主义无涉。“在世界大同主义未实现以前,国家主义一时自难消灭。就现在世界各国的趋势,也使我们弱小的中国人不得不主张爱国。”苏俄对华实行帝国主义政策,故不主张联俄。①随后张季忻《斥袒俄者》更谓:如说“现在北京政府是没有资格去统治蒙古,这条只是反面;正面便是主张蒙古永久留在俄人手里,而不交给中国”②。4月6日,李春蕃发表《帝国主义者底“特色”》反击蓝孕欧,称“又有一帝国主义者”,以“三大帝国主义式的理由”“,高谈五族的国家主义”。“亲”某国“联”某国,并不就是“卖国”“亲’和‘联’是以国家底利益为前提‘,卖国’是以个人底利益为前提”。③同日施存统《革命与反革命》一文指斥《时事新报》及其师梁启超“,专门做投机生意”,并称北京政府历来是卖国政府,蓝、曾等人在蒙古问题上与北京政府同一步调,就是“卖国贼一流人物!”他称,反对军阀政府派兵赴蒙,正如反对军阀政府派兵蹂躏其他各省一样。赞成军阀政府收蒙者“,完全是与全国被压迫人民利益相反的反革命党”。主张“联俄”并非“亲俄”,联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故此次争论“,完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④“革命与反革命”之说,显然激怒了更多的收蒙派。4月8日,曾友豪在《论反对中国现存政府收回外蒙的主张》中说,瞿秋白、施存统等不反对北京政府向其他国家收回权益,偏反对政府收回外蒙是自相矛盾。俄人欺骗手段“如果不比英法美日更厉害,总和英法美日为一丘之貉了”。莫斯科的黄金“已把许多天理良心勾引去了”。文章还指责施存统等人对社会主义一知半解,“念了几篇关于共产党人或苏俄的文字,便要做社会主义的老师”。⑤

双方固然存在根本分歧,不过互诋“卖国贼”,足证不乏共同之处,只是纷争之中但见其异,而不见其同。其实不难发现,中国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及具有国家主义倾向者,均有救助中国、救助世界之方略,惟步骤与方法容或有异。具体到蒙古独立,中共要人瞿秋白认为中国与蒙古同受列强欺凌,若要联合蒙古反对列强“,惟有互相承认绝对的自决权”,否则会招致外蒙之反感。因而主张:“国民革命运动之联合,反对军阀的弹压政策,协助外蒙的独立自治;国民革命成功以后,汉蒙自由结合而成统一的共和国。”⑥从后来的论争中可以看出,李春蕃等人之本意为:革命成功是目的,至蒙古之去留则无关紧要,它可以与中国联合,也可独立,更可以和苏俄联合。⑦而曾友豪则表示“极端赞成世界大同”,然现局之下,只能以救护中国为救护世界之基本。“现存中国政府收回外蒙古后,将来真正民意政府成立时,外蒙人民,与其余四族,即可合力救护中国,救护世界。”⑧一强调以国家为本位,由救护中国进而救护世界;一主张以“民族自决”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实行革命之途径,在完成世界革命之前提下解放中国。此前蔡和森即将蒙藏问题置于世界革命中加以考察,提出“为同隶于一版图的被压迫民族计,惟有互任并互助其各个之自决与独立,然后再联合以抵抗国际帝国主义”⑨。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与苏俄之意图并非完全一致。其主张确有破除国家樊篱之理想主义层面,但不能据此否认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国家观念之内在联系。五四时期众多自由主义者所以转向共产主义,关键是深信俄国式革命及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中共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在蒙古问题上自不能不受制于莫斯科,然以其所作所为,纯以苏俄利益为旨趣,亦与史实不符。其声言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或并非饰词。

孙中山曾指陈:五四运动以来,革新思潮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唱”①。革命乃1920年代主要政治势力之共同诉求和价值标准,而新派势力往往在革命与苏俄之间划上等号。1925年陈威伯在《反共产与反革命》中,批评国中流行之新逻辑:“布尔什维克者,革命党也。反布尔什维克者,反革命也。”②研究系也以革命相尚,故被“革命与反革命”之说所激怒。它与此时之国家主义者均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实行革命,而部分共产主义者在阶级革命与国家革命之间却呈现出内在之紧张或不确定性。《时事新报》指中共为“卖国贼”,中共指研究系为“反革命”,可谓各自价值体系合乎逻辑之推延。其争点亦集中表现为革命与外交、联俄与主权之争。东吴法科大学教授黄秩容特撰《呵亲俄者》一文,申论“承认北京政府是对内的问题,而收回外蒙则是绝对的对外问题,我们若因对内的问题而妨碍对外的问题,这是万万不可的”。施存统极力否认“亲俄”、“袒俄”名词,而主“联俄”,并称联俄须以不丧失主权为限。③

论战之初,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亦卷入论战。该报总编辑叶楚伧4月6日发表《我主张蒙兵保蒙》一文,反对曾友豪将蒙古“改为行省”之说。因北兵所到之处无不民怨沸腾,改置行省之目的又在“派北兵去戍”,故其根本错误为“目无蒙人”,因提出“蒙兵保蒙”、“蒙兵治蒙”主张。④曾友豪反驳道:“说到蒙兵治蒙这句话,我以为不应对着中国说,而只应对着俄国说。俄国如真知尊重民族自决的道理,当然自行撤兵,让蒙古自己练兵以为疆防。”⑤4月9日叶楚伧再以《重申蒙兵保蒙的我见》回应,文章强调该报态度是:“既不愿委外蒙于中国之外,又不忍置外蒙于军阀之下。”⑥时《评论之评论》及《觉悟》均系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之副刊,中共党员复列籍国民党,故外间多视国共两党为一体,因于论争中对孙中山亦频加弹射。曾友豪称,拿破仑军队高唱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口号蹂躏欧洲,正如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五宪,军队却在广东鱼肉百姓。⑦蓝孕欧亦号召国人声讨广州高谈民族主义却反对收蒙的人们。⑧4月15日,国民党老党员沈定一也加入论战,支持蒙古独立。他在《蒙古独立问题》中称:“蒙古独立,正是被国际帝国主义重围中一支首先冲开血路”的被困之军。“我们比较围层更厚的部队,即腾不出手来援助蒙古,只〔至〕少也该替蒙古发一声喊壮声威。”⑨

国共两党被稳健舆论一并视同“亲俄派”,其实两者对蒙政策并不一致,即国民党内部之分歧,也不亚于国共两党。国民党内部也存在“护蒙”派与“弃蒙”派之别,上海《民国日报》与广州政府所掌控之《广州民国日报》,在蒙古问题上之持论,几针锋相对。其所以如此,一因蒙古问题乃国民党换取苏俄援助之最大筹码,故措辞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一因国民党自身亦深受自由主义民族由主义者所以转向共产主义,关键是深信俄国式革命及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中共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在蒙古问题上自不能不受制于莫斯科,然以其所作所为,纯以苏俄利益为旨趣,亦与史实不符。其声言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或并非饰词。

孙中山曾指陈:五四运动以来,革新思潮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唱”①。革命乃1920年代主要政治势力之共同诉求和价值标准,而新派势力往往在革命与苏俄之间划上等号。1925年陈威伯在《反共产与反革命》中,批评国中流行之新逻辑:“布尔什维克者,革命党也。反布尔什维克者,反革命也。”②研究系也以革命相尚,故被“革命与反革命”之说所激怒。它与此时之国家主义者均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实行革命,而部分共产主义者在阶级革命与国家革命之间却呈现出内在之紧张或不确定性。《时事新报》指中共为“卖国贼”,中共指研究系为“反革命”,可谓各自价值体系合乎逻辑之推延。其争点亦集中表现为革命与外交、联俄与主权之争。东吴法科大学教授黄秩容特撰《呵亲俄者》一文,申论“承认北京政府是对内的问题,而收回外蒙则是绝对的对外问题,我们若因对内的问题而妨碍对外的问题,这是万万不可的”。施存统极力否认“亲俄”、“袒俄”名词,而主“联俄”,并称联俄须以不丧失主权为限。③论战之初,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亦卷入论战。该报总编辑叶楚伧4月6日发表《我主张蒙兵保蒙》一文,反对曾友豪将蒙古“改为行省”之说。因北兵所到之处无不民怨沸腾,改置行省之目的又在“派北兵去戍”,故其根本错误为“目无蒙人”,因提出“蒙兵保蒙”、“蒙兵治蒙”主张。④

曾友豪反驳道:“说到蒙兵治蒙这句话,我以为不应对着中国说,而只应对着俄国说。俄国如真知尊重民族自决的道理,当然自行撤兵,让蒙古自己练兵以为疆防。”⑤4月9日叶楚伧再以《重申蒙兵保蒙的我见》回应,文章强调该报态度是:“既不愿委外蒙于中国之外,又不忍置外蒙于军阀之下。”⑥时《评论之评论》及《觉悟》均系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之副刊,中共党员复列籍国民党,故外间多视国共两党为一体,因于论争中对孙中山亦频加弹射。曾友豪称,拿破仑军队高唱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口号蹂躏欧洲,正如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五宪,军队却在广东鱼肉百姓。⑦蓝孕欧亦号召国人声讨广州高谈民族主义却反对收蒙的人们。⑧4月15日,国民党老党员沈定一也加入论战,支持蒙古独立。他在《蒙古独立问题》中称:“蒙古独立,正是被国际帝国主义重围中一支首先冲开血路”的被困之军。“我们比较围层更厚的部队,即腾不出手来援助蒙古,只〔至〕少也该替蒙古发一声喊壮声威。”⑨

国共两党被稳健舆论一并视同“亲俄派”,其实两者对蒙政策并不一致,即国民党内部之分歧,也不亚于国共两党。国民党内部也存在“护蒙”派与“弃蒙”派之别,上海《民国日报》与广州政府所掌控之《广州民国日报》,在蒙古问题上之持论,几针锋相对。其所以如此,一因蒙古问题乃国民党换取苏俄援助之最大筹码,故措辞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一因国民党自身亦深受自由主义民族由主义者所以转向共产主义,关键是深信俄国式革命及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中共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在蒙古问题上自不能不受制于莫斯科,然以其所作所为,纯以苏俄利益为旨趣,亦与史实不符。其声言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或并非饰词。

孙中山曾指陈:五四运动以来,革新思潮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唱”①。革命乃1920年代主要政治势力之共同诉求和价值标准,而新派势力往往在革命与苏俄之间划上等号。1925年陈威伯在《反共产与反革命》中,批评国中流行之新逻辑:“布尔什维克者,革命党也。反布尔什维克者,反革命也。”②研究系也以革命相尚,故被“革命与反革命”之说所激怒。它与此时之国家主义者均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实行革命,而部分共产主义者在阶级革命与国家革命之间却呈现出内在之紧张或不确定性。《时事新报》指中共为“卖国贼”,中共指研究系为“反革命”,可谓各自价值体系合乎逻辑之推延。其争点亦集中表现为革命与外交、联俄与主权之争。东吴法科大学教授黄秩容特撰《呵亲俄者》一文,申论“承认北京政府是对内的问题,而收回外蒙则是绝对的对外问题,我们若因对内的问题而妨碍对外的问题,这是万万不可的”。施存统极力否认“亲俄”、“袒俄”名词,而主“联俄”,并称联俄须以不丧失主权为限。③

论战之初,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亦卷入论战。该报总编辑叶楚伧4月6日发表《我主张蒙兵保蒙》一文,反对曾友豪将蒙古“改为行省”之说。因北兵所到之处无不民怨沸腾,改置行省之目的又在“派北兵去戍”,故其根本错误为“目无蒙人”,因提出“蒙兵保蒙”、“蒙兵治蒙”主张。④

曾友豪反驳道:“说到蒙兵治蒙这句话,我以为不应对着中国说,而只应对着俄国说。俄国如真知尊重民族自决的道理,当然自行撤兵,让蒙古自己练兵以为疆防。”⑤4月9日叶楚伧再以《重申蒙兵保蒙的我见》回应,文章强调该报态度是:“既不愿委外蒙于中国之外,又不忍置外蒙于军阀之下。”⑥时《评论之评论》及《觉悟》均系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之副刊,中共党员复列籍国民党,故外间多视国共两党为一体,因于论争中对孙中山亦频加弹射。曾友豪称,拿破仑军队高唱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口号蹂躏欧洲,正如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五宪,军队却在广东鱼肉百姓。⑦

蓝孕欧亦号召国人声讨广州高谈民族主义却反对收蒙的人们。⑧4月15日,国民党老党员沈定一也加入论战,支持蒙古独立。他在《蒙古独立问题》中称:“蒙古独立,正是被国际帝国主义重围中一支首先冲开血路”的被困之军。“我们比较围层更厚的部队,即腾不出手来援助蒙古,只〔至〕少也该替蒙古发一声喊壮声威。”⑨

国共两党被稳健舆论一并视同“亲俄派”,其实两者对蒙政策并不一致,即国民党内部之分歧,也不亚于国共两党。国民党内部也存在“护蒙”派与“弃蒙”派之别,上海《民国日报》与广州政府所掌控之《广州民国日报》,在蒙古问题上之持论,几针锋相对。其所以如此,一因蒙古问题乃国民党换取苏俄援助之最大筹码,故措辞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一因国民党自身亦深受自由主义民族自决思潮之影响。①

总体来看,革命与外交(或主权)始终是1920年代蒙古问题之矛盾主线。1923年孙越宣言签订,规定中俄复交可在苏军不必撤出蒙古之前提下实行,而苏俄方面则须大力援助广州政府,以推倒北廷。因与北京政府数年所争相距甚远,遂引起稳健舆论之非议,最激烈之论战则发生于《商报》与上海《民国日报》之间。邵力子索性指出:“无好政府也实在不能讲外交。”②直白地讲,国民党对俄外交之策略即是先革命后外交,或曰以外交换革命。《商报》主笔陈布雷则认为,希望产出好政府再接收蒙古,恐期之无日。蒙古撤军乃中国与苏俄间之外交问题,不应与改造政府混为一谈。③其时,赞同以外交换革命之论调颇为盛行。陈布雷亦承认“,此种论风,几于弥漫全国,试披京沪报纸,满纸皆是叹词。”④而在1924年的这场大论战中,亲俄派之声势已不如从前之盛。更值得注意的是,论战并不局限于国、共、研究系之间。中俄交涉中之“反革命”与“卖国贼”,亦即革命与外交问题,引起知识界、舆论界之广泛关注和讨论,且与“国民外交”运动相应和。3月29日北京学联发动声援苏俄外交之示威后,进一步刺激国内知识界之反思,此后舆论总体发生逆转,维护国家主权之声浪渐居主流地位。《香港华字日报》也发表文章,指责施存统等“明目张胆,断卖国土”“,广州之大元帅又欲承认外蒙古独立让与苏俄保护。志在金钱、志在乘机攘夺权势”。同时呼吁国人“内清卖国贼,外力争蒙古”。⑤《商报》称国人之助外人,形同“中风狂走”“,自有对外交涉以来,未有今之怪异纠结者也”。⑥

陆叙百《卖国式的对俄运动》亦叹曰:“此真举世未闻之怪事也。”⑦蓝公武发表对中俄交涉之主张,强烈批评亲俄派“并主义交涉为一谈”,“隐然以中国国民而为俄代表之后盾”。⑧此文几为京沪所有著名报刊所转载,足见普通舆论之倾向。至如何对待军阀政府与外交《京报》亦论曰“:不能谓政府疆吏既混帐该死,俄国即应当公然对我侵略也。”⑨当然,仍有部分论者沿袭革命思维,这在1925年底“联俄与仇俄”问题论战中至为明显。时已参加中共工作的陈翰笙,于《联苏俄的理由》中坦陈:“即使他们对于外蒙有什么阴谋,我们为急于抵抗英国起见亦只可暂时牺牲一部分权利,先谋达到解决大局的目的。忍其小而图其大,方才能成功。”论战主将之一、国民党左派刘侃元甚至提出,为革命成功,东三省亦可让日本“挪去”,此或可为中国“解决一重大隐忧”:“失去一东三省,能救出其余十九省,失去一两千万同胞,能救出三亿七八千万同胞,并不算得不偿失。”lv依此类推,失去一蒙古,又何足惜哉。

蒙古问题首先是外交与国内民族问题,进而演变为要不要“联俄”之重大政治问题,实际成为国人了解苏俄之重要窗口,也是亲俄派与反亲俄派、联俄派与仇俄派的分水岭之一。此一分流过程贯穿整个1920年代,进而对中国政局、革命与“反革命”、革命阵营内部“左派”与“右派”之组合及中国向何处去,皆产生不容忽视之影响。

“民族自决”还是“国家自决”?
论战后期,核心争点逐渐移至“民族自决”之理论与现实问题。还在4月2日,李春蕃文章就指出,双方根本分歧就是:“一主张民族自决,一主张弱小民族不能自决”,这表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互相水火的”。他以为“,承认一切民族,都有权利可以决定他们一民族底命运。不管这民族是大是小,它若要和他民族联合,就与他民族联合。它若要独立,组织一个独立的国家,就宣布独立。其他民族,绝对不能干涉,应该让它自决。我们对于蒙古,也是这样。”①显而易见,李氏主张者即瞿秋白所言“绝对的自决权”。4月4日徐剑缘《卖国的罪案》直接指出:“亲俄派要想把外蒙卖给苏俄,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所以找到了一个‘民族自决’的理由以自护。”此风一开,将来亲日派亦可主张满洲民族自决,亲英派亦可主张西藏民族自决。②由前文可知,指研究系之《时事新报》否认民族自决原则,显然与事实不符;而指责亲俄派纯以民族自决为借口,一意断送外蒙与苏俄,亦不乏偏激之嫌。互以“民族自决”相诘责,表明双方尚共具价值认同,只是各自所理解之含意,及阐释“民族自决”之话语系统相异。而此类相异之点,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决”是否适用于蒙古问题。

4月8日《时事新报》记者按曰:“民族自决一语用于蒙古,是绝对不适用的,因为蒙古是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主人翁之一,并不是汉族的藩属或奴隶。”五族人民同样受困于军阀,不能享有主人地位,民族自决论者总是假想蒙族受虐于汉族“,其结论自然完全是狗屁不通了”。③随后中华书局王寿昌撰文批评那些高唱民族自决的人,“简直是亡国奴的头脑”④。蓝孕欧亦不失时机,发表《再斥袒俄者》,指责李春蕃“看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便大放厥辞,硬把民族自决一语用诸蒙古问题上去”。文章特别提到:“要谈民族自决就应该以中华民族为单位,换言之就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一句话。”俄人占蒙古,就是“扰乱中华民族自决的原则”。蓝氏以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中华民族”自决或中国自决,而蒙古与中华民族本属一族,并非“异族”。中国各地言语、风俗均不同,不能以为异族之标志“,世界上焉有同民族而行民族自决的”?他还借用孙中山民族主义演讲,说明提倡民族自决,是指团结中华民族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⑤李春蕃随后反驳道:“帝国主义者”故意曲解“民族自决”是“国家自决”。其实“,民族和国家,是有分别的”,蒙古民族与汉族决不是同一民族。⑥

至此,民族自决是否适用于蒙古,复细化为如下子命题:其一,通常所谓“self2determinationofnations(民族自决)”中之“nation”,究指“民族”抑或“国家”;其二,蒙古是否系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是否有“绝对的自决权”。

“中华民族”一词在当时已成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之主流思想,孙中山也曾对合满汉蒙回藏等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之“五族共和”思想不断阐发。“中华民族”概念,实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nation2state)建构之产物,与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等提法完全一致,只是斯时内化及近代化之程度不及后者。蓝孕欧否认具有悠久历史之蒙古为一民族,已趋另一极端,映射出国家主义蒙古观在理论上之缺陷。以蒙古为独立民族,作为蒙古独立之根本依据早经提出。至少在1922年9月《,向导周报》就刊文认为“:蒙古在他的经济和文化方面,样样与中国截然不同,他自成为一种民族,是毫不容疑问的事实。”即按资产阶级所唱的老调“民族自决”,蒙古人民也有决定自己命运之权利。①此类认识不仅存在于共产主义者之间,国民党之相当部分亦视为正论。1926年11月《觉悟》杂志刊载彭十严文章说:“蒙古以历史,宗教,性质,习惯,语言文字无一不与汉族两样,我们断不能说她不是另一民族。”如主中国民族(即汉族之通称)自决,就无理由说蒙古民族不应自决。②显然,急进派之推论与国家主权严重冲突,曾友豪在论战中就提出:若以风俗、制度不同主张蒙古分离,中国各地又何尝一致,是否应照民族自决原则“将中国分为几千百国”?③是“民族”自决还是“国家”自决,这一争议本来就贯穿于欧洲数百年之国家主义运动。欧陆民族国家之建构不过两种形式:一是“一民族一国家”模式,一是多民族国家模式,且后者居绝对之多数。前者既为一理想之类型,从事民族主义运动者多肆力鼓吹,并往往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及政治势力之利器。沙俄曾标榜“民族自决”,企图以泛斯拉夫主义瓦解、吞并波兰。1866年恩格斯尖锐指出:“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俄国试图通过偷换“民族自决”中之“民族”概念———将nation偷换为nationality,以实现其泛斯拉夫主义之梦。④准此而论,将民族自决应用于蒙古,至少有以nationality偷换nation之嫌。再如,威尔逊与列宁均曾提倡“一民族一国家”之民族自决⑤,然威尔逊之论不过门罗主义在20世纪之延伸,目的是适应美国之世界扩张。⑥

列宁强调“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⑦,但其自决之中心目的,是服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之建立与巩固。迨1920年,斯大林即宣布鼓吹国内民族分立,就是“反革命的企图”⑧。因有论者曰:民族自决对苏俄来说并非“目的或理想”,而是“借着‘民族自’以达到‘世界革命’的目的”。⑨应该说,中世纪以后的资产阶级“民族自决”原则,乃是列宁“民族自决”思想之重要来源,后者虽经阶级斗争理论的改造,依然面临难以克服之困境。正因如此,越飞强烈反对在蒙古推行“民族自决”。他坦率指出:“必须承认,从革命的对外政策的角度看,民族自决原则把那些特殊的教条变成莫大的错误。我们很清楚,这一原则根本不是我们的,而且,它实质上同阶级原则大相径庭。我们把它当做自己的口号,并非出自原则性的思想,而是出自策略和宣传鼓动的考虑。”①

早有学者指出,种族、民族、国家、政邦四者“,向为中西学术界及政论上最易滥用之名词”,对付此种外国名词,必须斟酌特殊情形,由译意确定译名。②"nation”兼有“民族”与“国家”双重含义,及“self2determinationofnations”思想传入中国,“民族”与“国家”之混用、滥用、曲解、误读更有过之,蒙古问题之争议旷日持久,重要根源即在文本来源缺乏严密性与确定性,以及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之激烈斗争。因而,李春蕃在总结此次论争时说:“这次曾友豪和施存统所引起的蒙古问题的论战,是‘北京军阀的奴才’的帝国主义者与‘反对北京军阀’的民族自决主义者的冲突。”③

论战之中,亲俄派对论敌抬出孙中山民族主义不以为然,并以国民党一大所规定之民族自决原则为据,反制对方言论。诚然,国民党一大宣言关于民族自决之表述,颇易令人误解:一面承认中国各民族之自决权,一面强调在中国范围内实行自决。④中共多从民族分立权方面理解,而国民党右翼多强调在五族共和前提下自治。据报载,张作霖曾致电孙中山征求对中俄交涉意见,孙电复曰:其事关国体者,当力争。”⑤此所谓“国体”,即国家主权。4月11日《广州民国日报》刊发《革命党与蒙古》,明确表示:“革命党第一个主义,就是民族主义,主张民族主义的革命党,断不肯抛弃蒙古。”⑥4月3—11日《,广州民国日报》连发4篇专论,抨击苏俄及无条件承认苏俄运动,在外间视之,无异孙中山与广州政府之代言。5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孙科之国民党对蒙主张》,文曰:“内外蒙皆属中华民国之领土,蒙古民族,为中华民族之一。孙总理近在高师演讲民族主义,即已明言汉满蒙回藏,合为中华民国之国族。”⑦施存统13日发表《蒙古问题争论之结局》,表示不愿再战。⑧国民党高层态度之趋于明朗,显然是影响论战之关键性因素。同时国内舆论之逆转,亦为促使亲俄派偃旗息鼓之重要原因。蓝孕欧也见好即收,发表《斥袒俄者之末次》。该文直陈世界大同实现之前,中华民族应该保持主权,不可“以国家殉主义”。施存统等作为国民党员,在蒙古问题上之主张显然违背国民党党章之规定,也与孙中山民族主义背道而驰。⑨值得关注的是,对中华民族自决还是蒙古民族自决问题,国民党内长期存在分歧和表述混乱,游离于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复因该党在二三十年代意识形态中之支配地位,此种双重诠释对蒙古问题之长期复杂化,存在深刻影响。

邹鲁曾透露,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鲍罗廷即于北京召集国共两党及蒙古要人,会议独立事。席间鲍“无非引总理民族自决之言,希谅解外蒙之独立”,邹则“据总理民族自决,合组国民政府及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为中华民族之言,拒其独立”。席散,邹私语戴季陶曰,外蒙表为独立,实苏俄欲其为附庸。戴季陶顿足答曰:“中国人自了中国事足矣。”lu在这位国民党权威理论家那里,外蒙俨然外国矣。1926年12月,戴季陶在国立中山大学演讲“三民主义的国家观”,主张对蒙藏之独立运动“,不特许可他,还应该赞助他,应该尊重他,这个问题,不但在理论上有这样处置的必要,就是在事实也必须如此”。他批评国家主义者只有一半的道理,即“一半要自己独立得到平等,还有一半是不要人家独立,不许人家平等”。演讲中还提及,国民党一大期间,许多同志均认可必须承认蒙藏之独立运动。①至少国民党左派之蒙古观,带有浓厚之自由主义色彩。他们对待蒙古问题之首要基准,似乎就是“平等”与“自由”,主权或在其次。1928年,陈公博在《民族主义之科学的说明》中曰:“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蒙古和西藏要求独立,我们也是承认的。”若俄人援助蒙古独立,系以蒙古利益为前提,其自决似无不可。②蒋廷黻在1933年还说:“外蒙古问题是苏俄帝国主义和中华帝国主义的冲突。”③至二战结束之际,在斯大林欲强取蒙古时,蒋介石还声称:“外蒙独立在主义与道义上论,皆无问题,但今日俄国之要求,却非蒙古之真独立耳!”④

告别“自决”:民族学之反思
蒙古问题发生时期,适值中国民族主义之发达期。不过固有思想尚未形成严密之系统,且十之八九为种族观念,故民族主义之发达,多因西洋思想之输入,中国民族学(当时或称“人类学”、“民种学”、“人种学”等)亦赖此酝酿发育。论战过程中,民族理论之捉襟见肘,基本概念之似是而非,尤其是西方民族学理论与中国实际之反差等问题,可谓毕现无遗。清末立宪派与国粹派就满汉关系所作的论争,堪为近代中西民族理念之首次大整合,卒使颇具激进倾向之“排满兴汉”、“一民族一国家”大行其道。及民国成立“,中华民族”“、五族共和”之说复风行国内,而蒙藏等族、知识界之部分,仍以自由主义“民族自决”与之反对。外来民族自决理论与国内民族关系现状、国家主权之矛盾,遂成中国民族学臻于成熟之相关因素,而蒙古问题则成为“民族自决”中国化之重要转换中枢和民族问题学术制高点之一。

尽管直接间接参与1920年代蒙古问题讨论之个人及组织,政治立场、文化背景及所属派别不同,但大抵尚能遵循各自或共同之学理与逻辑,从而使民族理论与蒙古问题讨论之互动成为可能,而论争本身即当时国内诸民族思想交锋、汇集之地。共产主义者对蒙古问题之见解偏于理想和革命,三民主义之蒙古观失之于汗漫游移,研究系知识分子之持论虽多立于国家主义,然缺乏深厚连贯之学理支撑。而国家主义派在知识界之崛起,为解决“民族自决”与蒙古问题,提供了特有的意识形态视角和思想学术资源。自1923年始,国家主义运动开始异军突起。1926年吴文藻指出:“国家主义大有驾乎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二者之上之趋势。”⑤1929年6月陈启天曾提到:“经过六年间的努力,直接受我们的影响的至少有十万人,间接受我们影响的更不计其数。”⑥

具体而言,自由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所以在蒙古问题上聚讼纷纭,就学理一层而言,首先是对“民族”与“国家”之概念解读不同。或者说,他们在此问题上之分歧,最终在形而上之层面,表现为对此等概念及其关系之不同阐释。四者虽兼及精神与物质因素,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中共之“民族”范畴,多缘自列宁、斯大林之相关思想,强调客观物质因素,尤其是“经济上的联系”①。譬如在蒙古问题讨论中《,向导周报》即发表《从经济的视察不单是援助蒙族独立》,强调社会经济决定社会政治,勉强把经济程度与汉族不同的蒙古,置于同一政治制度之下,就是违反民族自决精神。②

如前所述,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一度居国内民族思想之主流。他对“民族”与“国家”之界说为,“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并将造成民族之五原因依次排列为: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③纯以“王道”处理国内民族之离合,似符合自由、平等之准则,国家主权之强制性却因以减杀。他对民族形成之解释,总体而言侧重于物质层面,然将血统视为首要因素,显有可议之处。在相当部分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看来,以人种与血统为民族识别之首要标志,直是神话而已。④孙的民族思想为国内民族之分立,至少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⑤齐思和曾指出,孙中山民族主义之主要缺点,是忽略了种族与民族之区别。民族之构成是精神的、主观的,种族则是物质的、具体的。所谓满汉蒙回藏的说法,是以种族划分之结果,期间不适用“民族自决”原则。种族问题既虚无飘渺,则应提倡组织民族主义之国家。⑥
国家主义派在传播西方民族学、人类学上之贡献,向被忽视。1925年7月,胡国伟通过对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及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的考察,发表《民族自决与蒙古问题》。文章论证了“民族纯一”本非立国之条件,合五族而成一共和国家“,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一件事”。“民族自决”之意义,决不是教各国中之各民族分裂,其正确含义应是:“凡备有历史和地理上的关系,而同受外力压迫的各民族,应该本国性的要求,同化于同一的政治和文化之下,造成一个带国性的大民族,尽力摆脱外来的羁绊,实行自决,保全固有的主权。”因而主张“大中华民族自决”,反对蒙古独立。⑦诚然,威尔逊鼓吹一民族一国家,绝非要美国数十民族四分五裂;列宁之民族自决,亦非鼓励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维埃联邦。不过胡氏之论,更多的是经验与现象之总结。

国家主义派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及法国年鉴学派之影响,在民族、国家学说上之发明,实为其学术思想之重心。其中李璜致力于“民族”、“国家”等基本概念之“正本清源”,以证激进民族自决主义之非。他提出“nationalisme”应译为国家主义,但却被国人误作“民族主义”。若将它译为民族主义,“internationalisme”就不应译为“国际主义”,而应译作族际主义。故依西方nationalisme原则,对共处于中国之蒙藏各民族,便不赞成分离。⑧李璜注意到概念误用乃至偷换之危害,却忽略national2isme确有“民族主义”的含义,李的观点显然并不严密。几乎在世界范围内,威尔逊“一民族一国家”之说被视为民族主义之要义,已是不争事实。面对此一悖论,李氏只能避而不谈,但称威尔逊之主义“与国家主义不同”。按西方主流人类学观点“,民族”为文化及精神之范畴“,国家”则为政治之范畴,将“nationalisme”译为国家主义,反不如“国族主义”或“族国主义”精当。欲完整解决上述问题,显然有待民族学上之深层探讨。一般以为,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吴文藻在美发表《民族与国家》,标志中国民族学或人类学之创立。遗憾的是,早年吴氏乃一国家主义者①,其《民族与国家》亦为国家主义思想之结晶,则鲜为人知。该文虽属学术研究,却系针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及国家主义在民族与国家问题上之争议,以及国内民族自决问题而发。吴文藻从种族、民族、国家、政邦概念之源流入手,借用柏伦知理、吕南、席满恩等人之人类学、民族学成果,说明民族与国家为“文化上及心理上之概念”。文中主要观点多与醒狮派相通,且反复引用该派论述,表明国家主义派之相关研究已充分融入其中。

将民族、国家视为一种生物有机体,不但有其形质,更重要的是有其“灵魂”,可谓醒狮派之共同倾向。②吴文藻批评孙中山客观民族说中之五成因“颇有疑问”,以王道之自然力及霸道之武力,作民族与国家之分界,与费希特之唯心论“同为一种玄谈”。他赞同吕南否定种族、语言、公共利益、地理、历史等物质因素,为种族之最后判断标准,强调民族、国家之本质即是“文化精神”,亦即醒狮派常言之“国性”及“民族性”。文章虽非专对蒙古问题而论,然其理论明确昭示:国内民族特有之种族、地理、历史、语言、风俗习惯、生产方式,难为民族分立之理由。“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更具思辨意味的是,吴氏提出,就“文明生活之密度”、“合作精神之强度”、“团体生活之丰厚浓度”而言,单民族国家远不及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自马志尼、密勒提倡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以来,理论辄易掩饰事实,变态竟且视作常情,此乃思想界混淆之所由起。”考此主义之由来,实缘自弱小民族之反抗运动,复有仁人志士主持公道“,发表一种愤世之良心主义”。故民族性之真正要求“,非为独立而独立也,乃为自由而独立也。今之人舍本逐末,竟言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而不明其最后之用意所在,益其思想之混乱也。”③

民族与国家之关系,为20世纪西方民族学主要课题之一。可以说,中国民族学之成立,与破除西方“一民族一国家”理念,并创造性提出“多元一体”构想是同步进行的。有论者指出,吴文藻对中国民族特性及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之反思,为中国民族学或人类学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替代性观点”④,其《民族与国家》“,在实质上可以说开创了中国人类学独立理论思考的道路”⑤。国家主义派将反对蒙古独立,拥护“五族共和”及捍卫五色国旗列为主要政纲,透过其理论上之表述,可清晰看到1920年代的蒙古问题之争与国家主义学说之间的完整思想链条。尽管反对蒙古独立者不必为国家主义者,然其蒙古观却多具国家主义倾向。国家主义派之思想学术,虽不免捉襟见肘之处,却以政治保守主义姿态,提供了解决蒙古问题之现实思路。

辛亥以还之蒙古问题,由边政、外交问题逐渐演变为国内政局及舆论之焦点,进而延伸至学术前沿。它不仅受到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以及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西方“民族自决”理念与中国民族关系现实之严重缠绕,还受到国内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潮消长之制约。

在众多矛盾中,主权与革命为其主要矛盾。简而言之,蒙古问题所以从舆论视野之边缘,进至国内问题之中枢,厥有三因:其一,蒙古问题乃中俄复交之首要障碍,国人在高度关注中俄交涉之同时,不能不将视线移向长期被漠视之蒙古问题。其二,苏俄作为影响1920年代中国之最大国际因素,其对蒙古问题之介入,使之成为国人认知苏俄的重要窗口。亦即它是国人对苏俄态度发生变迁、分化之最直观、最敏感,亦为最大之刺激因素之一,在由世界主义向国族主义转变过程中,起了特殊作用。其三,晚清民初为中国建构民族国家之关键时期,随天下主义之式微及民族主义之勃兴,近代国家意识逐渐浓厚,蒙古问题亦不可再掩。

自1920年代后期,中国主流民族思想逐渐告别“自决”。北伐统一全国之后,南京政权强调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不再提各民族自决,更不容其独立。①抗战爆发后,中共提出“民族区域自治”构想,虽仍具若干理想色彩,言及“自决权”,然不再提“分离权”。②及中共执政,周恩来明确宣布,中国不再采取“民族自决而允许民族分立的政策”③。从“一民族一国家”之民族自决主义,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构想,知识界从蒙古问题此一特殊个案之论争和反思,发散至一般民族学问题,其在思想、学术及外交、政治上之意义,值得学界关注。
〔作者敖光旭,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副教授。广州,510275〕
——————————————————————————————————
①转见林军《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内部分歧》《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第55页。
②1924年蒙古教育界人士郭道甫强调:“现在欧战已息,其足为世界最大问题者,厥惟太平洋问题,但太平洋之问题在中国,而中国之问题,尤在蒙古??如不设法将蒙古问题解决,则将来世界第二次大战争,蒙古或为其导火线。”《欢迎蒙古教育代表纪》,1924年7月26日《时事新报》,第3张第4版。
③白云梯1924年特别指出,中国“惟对于蒙藏问题,不独尚无确实之准备,即对于蒙藏问题之真相,犹未彻底明了。故十年以来,国人对于蒙藏问题,忽而张皇失措,不知所归;忽而忘诸脑后,视若无事。”白云梯:《叙》,郭道甫:《蒙古问题》,出版者不详(藏中山大学图书馆),1934年版,第1页。

①张启雄文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1991年6月,第259—291页。此外,朱源《民国以来华人国家观念的演化》(《认同与国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编印,第1—36页),陈仪深《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37—66页)之相关研究,对本文颇有启发。
②郭道甫:《蒙古问题》,第39页。
③至欧战前后中日俄三国在蒙势力之消长,参看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版,第45—46页。另参见Sow2ThengLeong,Sino2SovietDiplomaticRelations,1917—1926(Canberra: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Press,
1976)第9章China’sLossofOuterMongolia,pp.162—180。
④曾友豪:《外蒙古问题》,1924年3月15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1版。
⑤SSK:《中俄交涉中之外蒙与中国之前途——某外人之观察》,1924年4月2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2版。

①巨缘《时事新报之理藩政策》《向导周报》第57期,1924年3月19日,向导周报社编《向导汇刊》第2集,1927年版,第454页。
②《苏俄政府致蒙古人民与蒙古自治政府宣言》(1919年8月3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页。
③吴文藻《蒙古包》(1934年)《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④王勤:《蒙古问题》,商务印书馆民国19年版,第54页。
⑤燕树棠《蒙古的政治》《现代评论》第7卷第169期,1928年3月3日,第2页。
⑥唯刚《俄蒙交涉始末》《庸言》第1卷第1号,1912年12月1日,第3—5页。
⑦王勤:《蒙古问题》,第46页。
⑧李毓澍:《从蒙共六十年来演变对外蒙现况的探讨》,台北,“蒙藏委员会”1985年版,第1—2页。
⑨Korostovetz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版,第1页。
10.陈崇祖:《外蒙近世史》“自序”,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
11.曼仙:《外蒙民族运动与日俄阴谋》,1929年6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第4张第4版。
12.郭道甫:《蒙古问题》,第10页。
13.柳亚子强调:“人种的起源,各各不同,就有种族的分别。凡是血裔、风俗、语言同的,是同民族;血裔、风俗、语言不同的,就不是同民族。一个民族当中,应该建设一个国家,自立自治,不能让第二个民族占据一步。”柳亚子:《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8年版,第814页。

①章太炎:《中华民国解》,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257页。
②该文云:“蒙古者蒙古人之蒙古也。有独立之历史,独立之人民,独立之土地,又有独立之言语文字,独立之风俗习惯,独立之宗教政治。特缺独立之统治权,不能与世界各国互相酬酢耳。今谓与中国有密切之关系则可,谓中国之蒙古实不可也??汉族人士欲效掩耳盗铃之计,提倡五族同化论,以欺世人。即以蒙古为中国之领土,以遂其用名谊灭亡蒙古民族之心,其误更甚。”郭道甫:《蒙古问题》,第43—44页。
③文章曰:“今者中华烈烈健儿,衮衮诸公苦于满清之专制,激于帝王之淫威,不惜掷头颅绞心血以推倒清室,组织共和国体。独于我蒙古不但未尝提及人民,反尊加王公之特权,以固其专制之势。又从而策封爵位,以招来之攘取蒙古固有之土地权,以为汉族之殖民地,而美之以与内地一律待遇之名词。甚至专重汉文汉语,以消灭蒙古固有文字言语。呜呼,以此而言五族共和,且倡言中华民国有利于蒙古者,其欺天乎欺人乎?惟欺我无识之蒙古耳。”郭道甫:《蒙古问题》,第47—48页。
④参见敖光旭《失衡的外交——国民党与中俄交涉》,提交香港浸会大学主办“孙中山学术会议”,2005年12月。《国内大事述评·蒙古独立的消息》《,每周评论》第15号,1919年3月30日,第2版。
⑤《国内大事述评·蒙古独立的消息》《每周评论》第15号,1919年3月30日,第2版。
⑥梁启超:《叙》,郭道甫:《蒙古问题》,第1页。
⑦曾友豪:《崇拜帝国主义与断送蒙古(上)》,1924年3月27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1版。
⑧君宇《中俄会议——为了谁的利益?》《向导周报》第42期,1923年9月30日,向导周报社编《向导汇刊》第1集,1924年版,第319—320页。
⑨国焘《还是赞助新蒙古罢》《向导周报》第8期,1922年11月2日《向导汇刊》第1集,第68页。

①曾友豪:《崇拜帝国主义与断送蒙古(上)》,1924年3月27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1版。
②曾友豪:《崇拜帝国主义与断送蒙古(下)》,1924年3月28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1版。
③详见敖光旭《革命、外交之变奏———中俄交涉中知识界对苏俄态度之变迁(1919—1924)》(待刊稿)。
④《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新青年·附录》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第1—29页。
⑤《加拉罕之中俄外交谈》,1923年9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第2张第6版。
⑥李璜《对俄问题的我见》《晨报·社会周刊》第3号,1925年10月20日,人民出版社编《晨报副刊》第10分册,1981年影印,第12页。
⑦参见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香港,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1473页。
⑧《中国人与俄国劳农政府通告》,1920年4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第4张第13版。
⑨AllenS.Whiting,SovietPoliciesinChina,1917—1924(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54),p.254.
10.SSK:《中俄交涉中之外蒙与中国之前途——某外人之观察》,1924年4月2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2版。
..............
http://jds.cass.cn/Article/UploadFiles/200804/20080402112126982.pdf

此论文不代表本站立场观点

CADEX就蒙古政府的铁道基础设施整备业务之商务咨询与蒙古铁道公司正式签署框架性备忘录

美国商业资讯：东京--(美国商业资讯)--CADEX株式会社（东京都港区，法人代表：若井紀良，以下简称：CADEX），与蒙古国国有铁道事业会社----蒙古铁道株式会社（总部：乌兰巴托，GM：Batbold，以下简称：蒙古铁道）之间，就完善蒙古国铁道交通基础设施的商务咨询部分正式签署了备忘录并结盟，特公告如下。

结盟背景
蒙古国幅员辽阔，其国土面积约为日本国4倍，地下矿产资源丰富，近年备受世界瞩目。伴随时下对矿产资源需求的增大，蒙古国内的资源开发亦日趋加剧。但是，由于蒙古国内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配套严重不足，致使被开采的矿产资源难以顺利外运，成为影响开发之瓶颈。

现存运送矿产资源等沉重物资而必不可少的铁道运输，是以俄罗斯和蒙古两国政府各自出资一半成立于1949年的乌兰巴托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乌兰巴托铁道）为中心运营的。

就蒙古现状而言，现存轨道网络，运输车辆，运营系统等一系列设施配套已陈旧不堪，而事关推动开发?采掘这一国家战略如此至关重要的矿产资源埋藏区域之轨道交通网络竟尚未完善，为此，蒙古国亟待就包括轨道支线的开辟、货运车辆的采购、铁道系统等基础设施配套寻求合作。

此外，蒙古政府在直面上述问题的同時，尚需应对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克服的难题，即铁道事业在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技术、资金、人才等经营方面的诸多课题，进而使得项目得以顺利进行。

通过此次合作关系的建立，CADEX和其集团公司CADEX LLC Mongolia（总部：乌兰巴托，法人代表：A. Munkhbold，以下简称：CADEX蒙古）作为蒙古铁道的商务顾问，，将首先确保向蒙古铁道提供以技术、人才?教育为中心的项目运营方案，同时也将为蒙古铁道日后得以长期稳定的运营和发展推动并贯彻整个项目。

此外，作为蒙古铁道，可在有效地借鉴使用CADEX在中国铁道相关业务以及项目运营方面所积累的涉及亚洲区域的网络资源、业绩、技巧的同时，亦可与其他国家的协力者相互协作，为早日完善蒙古国内的铁道基础设施配套实现安定的物资运输，开拓新兴的商贸业务，加速地下矿产资源的开发而努力。

有关蒙古铁道
为使蒙古国内的铁道基础设施配套得以迅速完善、国内资源有效开发以及确保面向国际市场的物资供应，蒙古国政府于2008年全资打造了蒙古自己的铁道事业公司。蒙古国政府通过蒙古铁道的建立，就后勤保障的合理化，安全的铁道管理系统，安定的质量管理系统的确立?运营予以实施，从而推动了该国国内铁道设施的现代化，巩固了在国际资源市场影响力，为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有关CADEX株式会社
CADEX株式会社，作为「亚洲的良好伙伴」，是以有助于亚洲区域得以持续发展为初衷而成立的综合商社。近年来，尽管日本在诸多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及评价明显低落。但是，位于亚洲最东边，也就是被称之为极东、这块于地政学具有其独特环境所孕育出的技术、人才、资金力量，无疑就未来发展尚存广大空间的亚洲区域而言尚必不可少。CADEX除国际贸易外，日后将在亚洲区域、通过对人们日益关注的「环境」「生活」「安全?安心」题材所涉及的日本之技术、人才、资金力量的提供及有效利用，为亚洲经济圈的腾飞贡献绵薄之力。详细信息可参照本公司网页：

www.cadex.co.jp
CONTACT:本案咨询机构

CADEX株式会社（担当：　鈴木）
东京都港区西新橋2丁目13-16
TEL: +81(0)3-5157-2081
E-mail: enquiries@cadex.co.jp

北洋汉人军阀小丑徐树铮入侵外蒙古始末

徐树铮是典型的军阀小丑，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侵略军兵力不足，（仅一个不满员旅）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小丑徐虚张声势，一路上大肆张扬，自谓作左宗棠收复新疆之第二，直接入侵库仑。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蒙古哨卡对这支侵略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小丑徐在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吓唬当地蒙古高层人士。

当时敢于和中国汉人侵略军交战的是俄国白俄军队。白俄军队与骑兵小丑徐交手几会和，汉人侵略军被打的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一路上小丑徐树铮还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所谓中华教育。（参见中华书局《徐铁珊公日记》）

蒙古国担心过度依赖中国，新铁路计划倒向俄罗斯

蒙古政府将很快宣布“新铁路计划”建设第一阶段工程开始国际竞标。根据规划，该阶段工程完成后，蒙古可以将矿产直接运往俄罗斯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它将成为蒙古继中国天津港后的第二个出海口。
　　
上周末，竞标预备会议在首都乌兰巴托举行，有竞标意向的俄韩日中等国80余家公司派代表出席会议，蒙古政府向与会者介绍了相关政策。“新铁路计划”完成后，基本上可以形成连接蒙古全国的铁路运输网。目前除连接俄中的纵向铁路单线外，蒙古国内只有乌兰巴托至额尔登特、乔巴山至蒙俄边境的楚伦浩饶特等几小段铁路线。
　　
据当地媒体报道，蒙古开辟第二出海口的另一个目的是为本国矿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提供条件，同时又可以摆脱矿产品出口依赖中国的局面，从而保障蒙古国家安全。目前，韩国、日本、印度等国都对蒙古的矿产品有很大兴趣。
　　
虽然近年来与中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蒙古又担心“过度依赖中国”，因此对中国的投资和需求怀有矛盾心理。

路透社报道称，出于对中国这个邻居的忧虑，蒙古决策者没有选择再建一条直接向南的线路，而是经过俄罗斯“迂回”到太平洋。从蒙古战略矿区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为4500公里，而到中国天津只有1500公里。

印度《经济时报》14日报道说，蒙古去年70%的矿产出口到中国，对中国的过度依赖让蒙古精英阶层感到担心，促使他们在签署投资协议和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时进一步倒向俄罗斯。

国际媒体组织谴责蒙古没收报纸电脑

记者: 海彦 华盛顿 2010年 9月 17日
全球性媒体组织国际记者联合会星期五谴责蒙古有关当局没收一家报纸的存有保密消息来源信息的电脑系统主机。

国际记者联合会9月17号发布新闻稿，谴责蒙古的法警8月27日进入“公众明镜”日报报社，强行没收了这家报纸的电脑主机。

新闻稿说，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一家法庭下令没收这家报纸主机的事件与这家报纸2009年9月1日登载西部哈萨克省的一封读者来信，揭露当地8位地方政府官员腐败有关。这些官员状告这家报纸诋毁名誉，法院于2009年12月24日裁决报纸败诉，要求报纸声明撤回读者来信并道歉。这家报纸上诉，2010年3月，首都城市法庭维持原判。

新闻稿说，在法庭做出判决后，哈萨克省的许多民众绝食抗议，并有3000多位民众联署要求被揭露的地方官员辞职。

*侵害媒体对消息来源的保护*

另外，蒙古记者联合会和蒙古保护独立媒体权益并监督侵害言论自由情况的非政府组织“地球国际”抗议蒙古有关当局利用法律条款侵害媒体自由和保护媒体消息来源的国际惯例。

总部设在乌兰巴托的蒙古保护独立媒体权益“地球国际”的总裁娜仁扎格尔女士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政府官员利用权力侵害媒体权益，危害记者保护消息来源表示担忧。

她说：“现在这家报纸对有关官员如何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使用电脑里的消息来源信息感到担忧。蒙古没有保护揭密者的法律，没有保护记者保密消息来源的法律，但是，这是国际标准和惯例。既然蒙古正在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这两个方面都是要做到的。另外，我们对一些官员利用法律恐吓媒体的做法非常不满。”

国际记者联合会亚太区主任帕克女士在新闻稿中，谴责蒙古有关当局没收报纸电脑主机和保密资料是侵害媒体自由，恐吓媒体，并对有关官员滥用法律危害保护媒体消息来源感到担忧。
在此点击消息来源

蒙古族学者哈达因拒不认罪被禁购买食品

（维权网信息员郑毅报道）因“分裂国家罪”和“间谍罪”被呼和浩特中级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蒙古族学者、社会活动家哈达，在内蒙古赤峰监狱被禁止购买食品。

据了解，哈达将于今年12月10日刑满出狱，结束他15年被监禁的生活。近期，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有关领导及监狱人员找哈达谈话，要求他认罪，遭到哈达拒绝后，哈达在监狱中每月可以自行购买食品的权利被剥夺，并且不准其他犯人与哈达说话。

8月份，哈达的儿子到赤峰监狱见到父亲，感觉他精神很好，但身体状况极差，人苍老虚弱，由于不允许哈达在监狱商店购买食品，营养更加跟不上。

哈达的妻子新娜表示，哈达还有不到三个月就回来了，总算有盼头了！在哈达入狱近15年中，新娜以开《蒙古学书社》为生，长期的操劳，新娜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她非常乐观，并希望能用自己的现身说法写一本书，以见证历史。

另外，一些蒙古族人士认为，在蒙汉民族问题上，政府对待蒙族人的严酷是不自信的表现，希望政府能从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出发，给蒙古族人民以真正的自治、自决权，并希望政府解禁不久前被封锁的《蒙古包》网站，因为老百姓喜欢看真实的东西，更喜欢自己的文化。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0/09/201009171118.shtml

全世界蒙古人应该定期到蒙古进行朝拜，祭祖！

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再修建，改建，扩建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的目的何在？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成吉思汗陵实际上是蒙古人心中的圣地。历史上，在日本军入侵内蒙古时成吉思汗陵遭几度搬迁，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拉拢蒙古人，举行盛大祭奠，迁移成吉思汗陵至榆林，青海，甘肃等地。实际上这是汉人的一种政治策略，只要抓住成吉思汗陵这个问题不放，就可以做出有利于汉人的很多文章来。

现在的中共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起投入巨资对成吉思汗陵进行所谓的全面改建，扩建。对成陵周围的伊金霍洛旗镇１６０多户机关、学校、商店、居民整体搬迁，用汉白玉和紫霞花岗岩加固陵宫墙体，更新陵宫穹顶，更换陵宫台基；重建汉白玉苏勒德祭坛，紫霞花岗岩门牌楼、广场、九十九级台阶式步道和其它文物景点；恢复成吉思汗八白室，绘制陵宫壁画和彩绘，增加蒙元时期文物５００件。

可见中共对成吉思汗陵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当年的国民政府，甚至超越历代政府对南蒙古人的怀柔，控制。我们可以看看中共高官所谓视察成吉思汗陵的新闻。

·卫生部部长陈竺考察成吉思汗陵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视察成吉思汗陵
·十一届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考察成吉思汗陵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视察成吉思汗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视察成吉思汗陵
·山西省党政代表团考察成吉思汗陵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视察成吉思汗陵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视察成吉思汗陵

其实，圣祖成吉思汗的大伟业不仅仅体现在成吉思汗陵，当年圣祖成吉思汗即蒙古可汗位，登大蒙古帝国皇帝位的历史遗迹和地点均在蒙古国肯特省境内。成吉思汗缔造大蒙古帝国时活动的整个区域中心位置就是蒙古国内的BurhanKhaldan，即祭天圣台。那里才是全体蒙古人真正圣地所在。全世界蒙古人应该定期到蒙古进行朝拜，祭祖。

Mongol American Cultural Association--美国蒙古文化协会

Mongol American Cltural Association

Mission Statement The Mongol-American Cultural Association (MACA) was founded in 1988, and formally incorporated in 1992, as a 501-C-3 private, non-profit, non-political organization. The association has two essential purposes: 1. providing charitable and humanitarian support to Mongolia, where Mongolia is understood in its broadest sense, as those areas of the world inhabited by Mongol peoples and 2. promoting and preserving Mongol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Mongolian Children’s Aid and Development Fund (MCADF), which uses publicly donated monies to find innovative means to support children’s institutions, orphans and other deserving groups in Mongolia. The second is achieved through various public cultural programs and a website which contains information and links related to current events and the culture of Mongolia. Both of these purposes are also achieved through modest grants to deserving students and scholars. Membership is open to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who share a common interest with the aims of the association. The association's annual meeting is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nnual Chinggis Qan ceremony, held during the fall season of each year. MACA is operated by a Board of Directors, who donate their time and receive no compensation. There is no paid staff. MACA Board of Directors               Advisory Board to MCADF Sanj Altan                                            James A. Baker III (Honorary) Chinggeltu Borjiged                              Tony Ettinger (Chairman) Palgi Gyamcho                                     Howard Roth Enghe Chimood                                                      Chagaan Baatar

The Mongol Tolbo Archive

Issue #1	Nov '93	Issue #10	Jan '97	Issue #19	Apr '00
Issue #2	Mar '94	Issue #11	Jun '97	Issue #20	Jul '00
Issue #3	Aug '94	Issue #12	Dec '97	Issue #21	Mar '01
Issue #4	Dec '94	Issue #13	Jun '98	Issue #22	Jun '01
Issue #5	May '95	Issue #14	Sep '98	Issue #23	Aug '01
Issue #6	Sep '95	Issue #15	Dec '98	Issue #24	Apr '02
Issue #7	Jan '96	Issue #16	Apr '99	Issue #25	Oct '02
Issue #8	Jun '96	Issue #17	Sep '99	Issue #26	Jan '03
Issue #9	Sep '96	Issue #18	Jan '00	Issue #27	Oct '03

 
MACA Board Members ：

Sanj Altan, President

Sanj Altan was born in 1947 in Pfaffenhofen, Germany. His family emigrated to the US in 1951. His grandparents had fled Russia following the 1918 revolution and were part of the Kalmyk emigre community in Eastern Europe during the 20s, 30s and 40s. He graduated from Rutgers University in 1968 and  from Temple University in 1977, with a Ph.D. in Biostatistics. He is currently employed by Johnson & Johnson where he supports pharmaceutical drug development.
Sanj Altan traces his interest in Mongol culture to his parents, who insisted on speaking their Mongolian dialect at home, and his teachers, the late Professor Gombojab Hangin, who inspired his pursuit of the Pan-Mongol movement, and the late Tsorj Lama, former Abbott of the Khorgha Temple in Western Sunid, Inner Mongolia, who inspired hs spiritual pursuit of the annual commemoration of Chinggis Khan.   

Chagaan Baatar

Chagaan Baatar was born in the Ordos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 He graduated from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in 1983 and came to the Unites States in 1986 to attend graduate school. Chagaan received his MS and Ph.D. degrees, both in physics, from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respectively. He held various research positions in academia,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and is currently employed at the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as a program officer. Chagaan lives in Northern Virginia with his wife and three children.

Chinggeltu Borjiged

Chinggeltu Borjiged was born in 1952. His family originated from Jirimin Qigulgan of Southern Mongolia. They fled to Taiwan dur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 the 1950's. Chinggeltu received a BS degree and a MS degree in Engineering. He worked for AT&T Bell Labs and Lucent Technologies as a member of technical staff for 18 years. Currently he is employed by TDK-Lambda Americas Inc. as a senior mechanical engineer.
Chinggeltu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78 with his wife Monica Unenmedeltei Uriangkhai. They have a son and a daughter, both of whom have graduated from college and are working in their professional fields.
Chinggeltu has devoted himself to helping Mongolia and Mongols as much as he can. His biggest wishes are to see Mongols stand united and perserve their culture. He is willing to work with anyone who has an interest in building a better futur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f Mongols.

Enghe Chimood

Enghe Chimood, an ethnic Mongolian, was born in Taiwan in 1953. He graduated 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1976 with a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ubsequently, he received M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from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 in 1982. Enghe worked for several communication system design companies as a professional engineer until he co-founded a communication systems development company in 1996.
Enghe has been influenced deeply by his parents regarding his root back in Mongolia. He has been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supporting orphan children in Mongolia. Since 1994, with the support from MACA board members, he visited Mongolia regularly and has implemented various tasks of Mongolian Children’s Aide and Development Fund (MCADF) under MACA’s guidance.
Enghe is married to Jane Chimood and has adopted 4 Mongolian orphan children. They now live in Washington DC area in the USA.

Tony Ettinger

Tony Ettinger has been a long time supporter of Mongolia and its people.  In 1995, he founded the Mongolian Children’s Aide and Development Fund with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 and MACA.  He has served as its Advisory Board Chairman since its inception.  On the business front, Tony has been the founder of several market lead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have generated over $1 billion of profits since inception.  He is currently a Managing Director of 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 (FIG), one of the largest 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nagers in the world.  Tony is married to Patti Ettinger and has two children; Jared and Leah Ettinger.

Palgi Gyamcho

Palgi Gyamcho’s parents were originally from Omon Govi Aimag. They fled their native country during the tumultuous period of the 1930’s. They made their way to Inner Mongolia, and eventually went on further south to settle down in Lhasa, Tibet. After less than a decade of tenuous existence in Tibet and with the impending Chinese occupation of the country, they continued their exodus further south on into India. They settled down in Kalingpong, a tiny town nestled in the foothills of the Himalayan range, bordering Nepal, India, Sikkhim, and Tibet.
Palgi and his late brother, Toch-Toch, were born in this town. With the outbreak of Indo-China border conflict, their family once again moved deeper into India to tentatively settle down in Mussoorie. In 1968, the entire family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call Newtown, Connecticut, their final home.
Palgi graduated from Fairleigh Dickenson University and has since then worked at Robert Fulton Company as a design and development engineer. His is married to Tuya Dagvadorj and has three children. The oldest son, Jagi, age 18, is attending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Middle son, Sodnomdarjay , age 13, is in eighth grade, and Chinguun, the daughter aged 9, is enrolled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nggis Khan Ceremony Archive
2009 Ceremony Photos      2008 Ceremony Photos      2007 Ceremony Photos      2006 Ceremony Photos
2005 Ceremony Photos     Older Ceremony Photos   

Video Montage of the Past 20 Ceremonies

http://www.maca-usa.org/index.shtml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蒙古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这里修建生态城

 蒙古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蒙古的面积是德国的四倍，而人口仅有300万。不过，该国人口差不多一半居住在首度乌兰巴托。虽然，乌兰巴托并没有很多大型工业，但该市上空仍然聚集一层厚厚的废气尘埃。乌兰巴托的空气尤其受到那里三座供暖厂的污染，而千家万户在传统的蒙古包里生火做饭，加上取暖，对大自然造成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希望能在这里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北京飞往乌兰巴托只需两小时。途中，人们看到的是无尽的山脉、沙漠以及几乎杳无人烟的草原。乌兰巴托城市出现前，人们就先看到密布在城市上空的烟云，同蔚蓝的天空形成鲜明对照。

蒙古人喜欢用"蓝天之国"来歌颂他们的家乡。在辽阔的草原地区，蓝天之国的说法也的确名副其实。不过，在乌兰巴托，要想欣赏蓝天则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尤其是在冬季，乌兰巴托被一层厚厚的尘埃紧紧地包裹着。这时，该市的气温可以降到摄氏零下30度以下，为居民楼供暖的暖气站不得不开足马力，而在市郊分散于各处的约15万个蒙古包内，为了取暖，可以在炉子里燃烧所有物件。

假如能够降低取暖耗能，节约的将不止是金钱。这也将是为净化这座世界上最寒冷首都的空气做出的贡献。在乌兰巴托西南部靠近机场的地方，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做出示范，告诉人们怎样取暖节能。

生态样板房：两层式建筑，外表涂成黄橙色
在一片72公顷的土地上，人们正在创建一座蒙古-德国生态城，计划修建2200套住房，还有学校、绿地以及购物中心。如果现在来到这里，人们只能看到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孤零零只有两座样品房，它们是两层式建筑，外表涂成黄橙色。这样的小楼在德国的新建小区里也能看到。工人们已开始为修建另外5座生态房打地基。

来自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的埃尔贝克先生负责乌兰巴托综合城市建设项目。他骄傲地站在生态房前，指着房顶上熠熠发光的太阳能电池说：

 "这是用来取暖以及提供热水的。乌兰巴托能源不足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供暖部门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取暖的需要。因此我们考虑寻找其他解决办法。"

乌兰巴托日照充足，为生产太阳能提供了有利条件。这里，每年日照时间平均2800小时，而德国日照时间只有900小时。

对埃尔贝克而言，生态房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即回收和处理废水。人们希望，将以缺水著称的乌兰巴托建设成绿色的植物园。他说：
 "我们将严重污染的水加以处理，并重新利用那些一般的脏水，用他们冲洗厕所，浇灌绿色植物带，让这个城市保持绿色。"

生态样板房：两层式建筑，外表涂成黄橙色

样品房的房间明亮舒适，土质地板显得很温暖。房子都是座北朝南，墙壁封闭得很好，足以抵挡冬季的寒冷。而恰恰是这一点，比社会主义时期建造的500多座高层住宅楼要强得多。乌兰巴托的主要景观依旧是这些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楼房。它们为大约25万人提供6万套住房。这些住宅是俄式建筑，多年失修，目前基本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它们没有经过加厚墙壁的环保隔离处理，窗户经常关不严。蒙古没有测量用户消耗能源和水资源的机制。

2007年，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乌兰巴托西部对一座建于1982年的楼房进行了整修。这座5层的大楼共有大约30套住宅。来自德国的贝克早在德东地区就已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他说：
 "我们在三个月内就完成了整修任务，供暖问题、强化屋顶等，我们对大楼进行了加固和密封，还改善了卫生系统，修建了基础管道。我们几乎将德国的模式一对一地拿到这里来并完成了实施。"

楼房整修之后，大楼的耗能总量降低了70%，而同时，住房的舒适程度也得到明显提高。根据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的推算，如果乌兰巴托所有这类楼房都进行了整修的话，该市目前的三座供暖厂有一座可以关闭。不过，整修房屋耗资巨大，平均算来，每整修一平方米耗资100欧元，但新建房屋耗资却又是它的三至四倍。如果不整修，这些楼房在10年后就到了不得不拆迁的地步。

乌兰巴托的上空重新变蓝，恐怕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在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请听德国之声广播

想去达兰萨拉见达赖喇嘛的东杰一家

中午我们的车在玛多县的一个小镇停下来休息。这里属于藏区,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脸膛黑红穿着藏袍的成年男女,还有穿袈裟骑摩托车的僧侣。一些老人坐在街边晒太阳。小孩子大多穿着牛仔裤,几乎每个小孩头上都戴着一顶HipHop帽。一个小姑娘说,帽子是在镇上买的,12元一顶,现在很流行。

东杰也戴着这样一顶帽子。这个眼睛大大牙齿洁白的男孩子在镇上的小学读四年级。他手里拿着一本藏文书,我们问他这是不是学校的用的课本,他回答说"就是"。再问他是哪门功课用的教科书,他回答不上来。我们又问他家住得远不远,能不能去他家看看。他竟然非常痛快地说"可以",然后带我们去了他家。

东杰的家就住在街边。外面是个卖藏服的铺面门脸,里间是一家人的卧室。铺子里挂满了藏式服装,东杰的父母是一对十分憨厚朴实的藏人夫妇,他们都不会讲汉话,看我们一群人走进来只憨憨地笑。我们问东杰能不能进里屋看看,他一边掀门帘子一边说可以。

里面的屋子是个细长条,估计只有15、6平米的样子。一进门就看见电视柜上方端正摆放的达赖喇喇的大幅照片。在中国,藏人被禁止在家摆放达赖喇嘛的照片。东杰说,在他们这里家家都供放达赖喇嘛的照片。他说,照片是以前在四川买的,现在已经买不到了。我们问他警察不管吗？他说,照片在里屋藏着,警察看不见。我们又问他,警察进来发现了怎么办？他说,警察发现了会罚款,要罚2000元人民币。我们再问,警察发现了会不会把爸爸抓走？东杰点点头说"就是"。

东杰家窄小的屋子里填满了家具,一张大床占了屋子面积的三分之一。床的旁边是个大火炉,一面墙都是彩色的柜子,柜子上挂着两个转经法轮。柜子前面的方桌上散乱着放着几张DVD光盘,一张DVD的封皮上写着"风云之雄霸天下"的字样,看起来像是功夫片。东杰说,DVD在镇子上买的,10元一张。他很喜欢看功夫片。东杰的姐姐穿着校服害羞地坐在窗前的单人床上。我们问她多大了,她说自己17岁,上六年级。我们问她喜不喜欢汉人的流行歌曲,她说喜欢。我们就央求她唱两句,她害羞地笑了笑然后大大方方地唱了起来。她唱的歌词和曲调我们都没听,看起来应该是西北当地流行的音乐。我们又问她知道不知道"S.H.E"和周杰伦,她摇摇头。

东杰的母亲热情地给我们端上满满一盘藏族小吃,给每个人都倒了热茶。东杰的舅舅在10多公里外的寺庙修行,现在赶上庙里放假,舅舅来镇子上看望东杰一家。虽然语言不通,东杰的爸爸和舅舅都坐下来陪我们说话,东杰和姐姐就在中间做翻译。

东杰的爸爸说,外面的藏服店是两年前开起来的,在这之前一家人是牧民,在草原上放牛。后来为了让三个孩子上学,他们放弃了放牧的生活。在中国贫困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儿童可以享受到完全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东杰说,今后他要读大学,去北京当老师。姐姐说,要去西宁当医生。说到这儿的时候,东杰的舅舅开玩笑说,等姐姐长大了让姐姐在家里卖衣服。姐姐生气了,转过身,背对着我们。我们问东杰的爸爸,如果子女以后都想离开这里去大城市工作,他同意不同意。这个汉子笑着说:"同意。"我们又问他,家里只剩下他们夫妻两个人怎么办。他笑着简单地回答:"继续卖藏服。"我们又问,家里住5、6口人挤不挤,想不想住大房子,有条件想不想盖新房。东杰的爸爸一直笑着只用一个词回答:"可以。"

东杰的姐姐手上戴着一串佛珠,东杰说他们每天早晚各要念一次经。我们问东杰的姐姐想不想去达兰萨拉,她说想,但是太远没有钱去。我们又问她为什么想去？她说,"达赖喇嘛是藏族最好的菩萨"

她想去达兰萨拉见达赖喇嘛。
我们和东杰一家人聊了半天,准备起身告辞。我们让东杰教我们用藏语说"谢谢",他教了一遍一转眼就不见了,原来是跑回学校上课了。我们还是没有记住藏语的"谢谢",但是我希望这纯朴的藏人一家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感谢之情。
摘自：黄河十年行生态考察沿途报导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906640,00.html

黄河内蒙古段十年生态沿途考察

今天一行人马到达了乌梁素海。去那里之前我一直在打听乌梁素海在蒙语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这个词在蒙语里是"红柳湖"的意思。乌梁素海是地球同纬度荒漠区最大的湿地型湖泊,也是内蒙古境内第二大淡水湖。现在这里已经被开发成景区。景区入口处一个老汉挑来两桶水在浇花。

老汉操着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他说,浇完这些花需要8桶水。水是从附近的井里打上来的。以前打井,打上20多米就可以打到水,现在要打上80米才能打到水。他讲话的时候,不断有蚊子落在他黑红的脸上,老汉用手驱赶着蚊子眯眼笑着对我说:"来这儿就是来坐坐快艇,吃吃鱼。"

乌梁素海景区内正在建造现代化的别墅,这和一片自然风光很不搭配。一个小贩在浮桥上搭建的商铺里摆放了两台电脑给游客拍快照。窗户上贴着的两张样照。其中一张照片上一个游客的发型被修改成毛泽东的发型,站在他旁边的几个人看起来很像乡村干部。不知道这样的样照能为小贩招揽来多少顾客。

离开乌梁素海我们又去了乌海市的一个村庄。村子附近修建了不少化学工厂、钢铁厂和水泥厂。村子里还有一些土坯房,但是看起来已经没有人居住。

一个19岁名字叫康伟的小伙子在黄河边放羊。他说他在包头上大专,暑假回家帮家里放羊。康伟的父亲为儿子在县城里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楼房,康伟并不高兴。他说,80后90后的人要自己打拼,毕业后他要留在包头工作,赚了钱要找个女朋友。他说,村子里的年轻人都跑到别的地方去"打拼"了,没有人原意留在那片田地。康伟的表弟15岁的康龙开学就该上初二了。他说话时一副成年人的口气,喜欢用一些"发展"、"成效"、"前景"之类的词。我问他这些话是不是从报纸上背下来的,他腼腆地笑着说,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康龙说,等他长大了,"也要去包头、呼和浩特等大城市发展"。我问他要不要带着女朋友一块去大城市发展,他严肃地说:"那要看基础怎么样了。"
摘自：黄河十年行生态考察沿途报导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906640,00.html

伊克昭盟的所谓"羊煤土气"背后

内蒙伊克昭盟康巴什新城,柏油马路宽阔而整齐,城市中心广场上竖立着4座以成吉思汗为题材的巨大雕像。以广场为中心,四周围绕着地方人大、地方政协、地方政府以及博物馆、图书馆等气派豪华的现代建筑物。

宽阔的大道显得有些冷清,只是偶尔才有一辆汽车呼啸而过。远处正在施工建设中的住宅楼高楼林立,据说当地新开盘的商品房售价已经达到平方米7000元人民币,这一房价已远远超过中国许多中等规模城市的平均房价。在广场上经营一个冷饮摊的小贩说,这个地方很多住宅小区的房子销售一空,但是居住率却只有30%。他说,很多人在康巴什上班,但是都在几十公里外的东胜居住。

不少从甘肃来的姑娘在这里找工作,在鄂尔多斯一家普通餐馆做服务员,月收入往往可以达到1600元人民币,而在甘肃这种工作的工资则只相当于这里的一半。

在中心广场卖冷饮的小贩一脸认真地说:"在这里随便拦住一个老汉,他家里一定至少有200万的存款。"不过只是当地人这么有钱,外地人没有。"他又补充道。

伊克昭盟在蒙古语中是"守灵部落"的意思,成吉思汗的陵墓就在这里。这里的自然环境属于干旱到半干旱的荒漠草原,旱生植物的聚集地区。这一地区地下70%的面积都储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另外还拥有大量的稀土和天然气资源。因此这一地区也被赋予了"羊煤土气"(羊绒、煤炭、稀土、天然气)的称号。近几年伊克昭盟发展飞速。甚至有人说康巴什新城两年来新建筑赶上美国拉斯维加斯发展几十年的建筑水平。

但是关注生态发展的环保人士却对伊克昭盟飞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这一地区属于较干旱地区,每年的水资源蒸发量相对于降水量有可能高出20到200倍。水资源的缺乏被看作是当地经济发展潜在的瓶颈。环保人士汪永晨评价说:"经济开发应该有规划,现在这种大手
笔的开发就是一种暴发户式的开发模式。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生态财富在这里仅仅在两年之内就遭到改变。"

康巴什新城道路两旁种植了不少绿色植物,一位环保人士指着路边的杨树忿忿地说:"在这种干旱半干旱地区根本不合适种植杨树之类的高耗水的植物,应该种植耐旱植物,比如胡杨。但是耐旱植物经常不好看。当地政府还是在打生态牌,想改变鄂尔多斯地区生态遭破坏的负面形象,但是做出来的却是只绿化不生态的'形象工程'。"

一些环保人士认为,1949年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曾提出"人定胜天""改造自然"的思路已经过时,现代社会已经过度到生态文明。他们:"不是有钱就能做所有的事情,我们需要环保理念。"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928318,00.html

旅居德国的内蒙古反对派人士特姆其勒图（Shovchuud Temtsilt）对近二十年来蒙中关系的发展变迁极为关注

蒙古能否实现“中俄等距离外交”？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乌兰巴托成吉思汗像正在进行亚洲之行的中国总理温家宝6月1日至2日对蒙古国进行了访问。媒体报道称，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协定。那么，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经济落后的蒙古，又是怎样看待中国这个迅速崛起的邻居呢？

高层接触频繁

中国总理温家宝出访蒙古之际，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对中蒙关系现状予以积极评价：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取得了新的进展，政治互信不断加深，经贸合作继续扩大。近年来，中蒙双方高层接触相当频繁，中国总理温家宝到访前夕，蒙古总理及总统也都先后访问过北京。而当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上台伊始，也以蒙古作为出访的第一站。
乌兰巴托的中国问题专家奥云认为，蒙古地处中国和俄罗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蒙古除了同上述两国发展友好关系，并无其他的选择。她表示："蒙古各大媒体都对本次中国领导人来访极为关注。温家宝访问期间，蒙中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定，内容涉及矿产资源，建筑以及农牧业领域的合作。而且中方承诺向蒙方提供价值5000万人民币的援助。这一切对蒙古的发展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不过，奥云同时也表示，同中方的密切合作在蒙古并非没有争议。很多蒙古人担心，随着中国资本的流入，环境破坏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中国移民的数量会越来多，而来自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会让更多的蒙古人丢掉饭碗。

腐败官僚和企业家为中国利益代言

旅居德国的内蒙古反对派人士特姆其勒图（Shovchuud Temtsilt）对近二十年来中蒙关系的发展变迁极为关注。特姆其勒图认为，中国出于地缘政治以及经济利益的考虑，显然极为重视对蒙古的关系。毕竟中蒙两国拥有数千公里的边界线，蒙古国政府的外交取向，同中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而蒙古国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是中国日益膨胀的国民经济所急需的。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蒙古金矿的童工
但他认为，同北京的合作，对蒙古来说危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姆其勒图说："和中国在非洲的作为一样，中国一方面希望控制蒙古的资源，另一方面，中国也培养了一批腐败的蒙古官僚和企业家作为中方利益的代表。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这种通过正常贸易往来，资源合作等带给蒙古这样一个小国的危险，是当年苏俄统治几十年也不曾出现的。"

过去几年来，蒙古媒体曾披露过多起蒙古政界人士接受中国企业贿赂的丑闻，而透明国际所公布的全球廉政排行榜也显示，蒙古的排名已从2008年的102位下滑至2009年120位。每逢大选，是否过分亲北京也是政治家相互攻讦的热门话题。不过，蒙古的中国问题专家奥云则认为，中国试图对蒙古施加影响其实不足为奇。她说："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试图对小国施加影响，这种现象历来都是存在的，今后也不会发生改变。而这就更需要考验蒙古人的智慧，既要同外界合作，又不至于依附于人。"

寻找”第三个邻居”

九十年代初，蒙古成功实现社会转型开始民主政治后，历届政府均强调，蒙古要在中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寻求均衡外交，并且要拥有"第三个邻居"，也就是说，要摆脱对中俄两大邻国的依赖，建立同西方国家的稳固关系。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乌兰巴托的高层住宅
而当前蒙古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所谓"中俄等距离外交"和"第三个邻居"的外交路线，是否也就名存实亡了了呢？特姆其勒图认为："今天中国主要是试图从经济上控制蒙古，并不能像冷战时期苏俄那样在政治方面对蒙古发号施令。在这个过程中，蒙古也作出了一些努力，比如，蒙古没有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而只保持观察员身份，以突出蒙古没有向中国一边倒的姿态。另外，蒙古还同美国举行军事演习，这种演习规模很小，在军事上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却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特姆其勒图认为，高层频繁互访，经济合作热络的背后，基于历史及现实原因，蒙古民间对中国极为普遍的戒备心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他说："蒙古民间，包括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中国对蒙古的渗透，并对蒙古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他们已经通过内蒙古的实例，看到了中国的扩张能力。内蒙古生活着和他们血脉相连的同胞兄弟，但是，中国几乎已经把内蒙古吞灭掉了。所以，内蒙古的前车之鉴使外蒙人产生了危机感。"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644217,00.html

新疆的少数族群如何看待民族关系

提起新疆，人们总是会想到维汉冲突，却往往会忽略那里的其他少数民族。在这个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还有哈萨克、回、蒙古等族群。同维吾尔人相比，他们似乎对汉族的主导地位更能接受。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遍布四处的新疆哈萨克人

维吾尔族有人口八百万，是新疆除了汉族之外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同时新疆也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共有47个少数民族。哈萨克族是新疆人口第二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大约140万。因此，在伊宁、阿尔塔、乌鲁木齐等新疆城市，哈萨克人都随处可见。24岁的阿维娜（Alwina）来自塔城，新疆大学毕业后，这个哈萨克族姑娘在一家酒馆里面工作。比起一些汉语不好的维吾尔族人，她和汉族人的沟通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学汉语的，就是上了汉语学校，我们家，我妹，我爸我妈都上了汉族学校"。

因为维语和哈萨克语比较相似，所以很多哈萨克人都会说维语。他们看起来似乎比维族人更适应周边环境，一般哈萨克人都会说汉语。或许这就是哈萨克族失业率比维吾尔人低的原因。不过，在阿维娜看来，哈萨克和汉族人在文化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就是用很简洁的方法去做，而我们要走一大步，就是不一样，一道题可以用一种解决方法，就是他们会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做，而我们不是，我们会去考虑很多问题，就是步骤特别多"。

新疆另一个重要的少数族群：回民

回族是新疆另外一个政治诉求不明显，但文化保护意识很强烈的民族。目前在新疆生活的回民大概有一百万人，回民中通行有方言特点的汉语。作为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人，他们更认为自己是汉维两族间的桥梁。比如70岁的马建国（音译），他是乌鲁木齐一个清真寺的管理员，"一般来说，只要到这个清真寺里面来嘛，大家关系都是挺融合的，并不分民族。这一点比以前好多了。以前，维吾尔人当中有大民族主义，认为这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人说了算。"

而回族和汉族的关系也差不多，回族人尽可能和在那里生活的汉族人和平相处。和其它的少数民族相比，回民对中国的认同感更强烈。

为什么哈萨克人和蒙古人对汉人的主导地位比维族人更能接受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哈萨克人和蒙古人都有自己的国家，自从中亚国家对外开放以来，一些少数民族和这些国家的联系增多了，其中有的人选择了移民，而维族人没有这个条件，他们认为新疆才是他们真正的家乡。

从表面上看，中央政府表态要支持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在新疆生活的哈萨克族、蒙古族和维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学校和广播电台，可是这一切都接受着国家的严格监控。而一旦出现独立诉求，中央政府会马上采取干预措施。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754560,00.html

利用太阳能为蒙古供电

项目类型：水力发电站。
项目内容：为1200个家庭5000多用户供电。
项目规模： 76万欧元建造成本
减排二氧化碳：每年525吨。

蒙古的电力需求越来越大。最迟到2012年该国将会出现严重的电力短缺。迄今为止，蒙古政府主要使用燃煤发电和柴油发电机。但是，对气候无害的供电技术越来越得以利用。在这方面。在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游牧民利用太阳能，也建起了小型水电站。如今，这些都可以作为向全国推广的一个范例。

游牧民是气候变化中首当其冲的牺牲者

游牧民的生活方式没有给气候变化带来任何影响，但是，他们现在却已经感受到自然变化带给其灾难性的后果。 
在埃塞俄比亚的博拉娜和索马里地区，游牧民们几百年来赶着牲畜辗转于一片片贫瘠的牧场。援助组织CARE的一份报告表明，游牧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一概顺应旱季和雨季变换，以及草木茂盛和枯竭的变化。他们不需要长期研究，也不需要气温变化表。对他们来说，气候变化早已成为事实。据报告中埃塞俄比亚的牧民叙述，过去每隔六至十年出现一次旱灾，现在几乎每年一次。因此，旱期过后他们根本没有时间休养生息。由于用水短缺，水必须从远处运到当地。干枯的土地被侵蚀的速度更快，牲畜容易得病，新生动物数量下降，农民本来就很微薄的收入更少了—— 他们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四千万受害者
天气的极度变化无常、干旱、洪涝、风暴、气温上升，以及沙漠的步步逼近，使埃塞俄比亚、尼日尔、毛里塔尼亚、肯尼亚和苏丹的几百万游牧民受到威胁。德国最著名的游牧民研究者之一、位于撒勒河畔哈勒市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学研究所的龚特•施雷(Günther Schlee)说：“例如在索马里，那里大多数居民都从事游牧业。”据他估计，目前世界上仍有大约四千万游牧民。
Bildunterschrift: 一群驯鹿冬天在瑞典北部活动
但是，直接受自然变化危害的不仅仅只有非洲的牧民。降雨量较大的暖冬也给芬兰北部和俄罗斯放养驯鹿的牧民带来了很大问题：过去冻结的土地变成了沼泽，动物和牧民陷入泥地，植被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河流推迟结冰或提早融化，放牧的路线和时间都被打乱。

寒冬酿成重灾
蒙古有270万人从事畜牧业── 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游牧民，他们赶着牲畜游牧全国。这个中亚的草原之国受气候变化之害尤其之深，夏季的干旱直接过渡到寒冷的冬季。去年冬天，即便在蒙古也出现了极度寒冷的天气，并下起了罕见的大雪，这使游牧民陷入了生存危机。根据红十字会的信息，最低温度达到零下40度，450万山羊、绵羊、骆驼和马被冻死，数以万计的游牧民失去了生活基础。
无论在埃塞俄比亚、芬兰还是蒙古，游牧民们需要创意来适应变化了的气候条件。在蒙古，这些创意可能就是移动式发电。在干旱地区，则是加强蓄水和取水措施，即打井和修建地下蓄水池。人类学者施雷认为，尤其是要在中期内改变社会和政治框架条件，“因为游牧民的问题绝不仅仅来源于气候变化”。对游牧民来说，比气候变化更严重的是片面扶植定居经济形态的政策、人口的增长，以及日益减少的自由放牧面积。
气候战争：游牧民 VS 定居者？

Bildunterschrift: 肯尼亚的雨水也越来越少，植物枯竭，游牧民的牲畜难觅饮水
社会心里学者罗伯特•威尔泽尔(Robert Welzer)认为，气候变化的社会后果是“现代最大的挑战”。他的著作《气候战争》历数了全世界70起由于气候变化而面临激化的争端。由政府军队和20多股武装分子参与的苏丹内战，就是在定居民和游牧民之间展开的。在威尔泽尔看来，这就是第一场“气候战争”。
自古以来，定居民和游牧民之间就会有冲突发生。游牧民研究者施雷并不认为，气候变化敲响了游牧生态的丧钟，相反：新的移动技术如手机，可以使游牧民的生活更方便。施雷说，“其实，定居的理由越来越少”，游牧生活在工业国家也越来越常见，“大部分音乐会都是游牧民们在组织，从一个国家走到另一个国家，从一家酒店迁到另一家酒店。”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764037,00.html

争取小额贷款在蒙古非常不易--自主创业而非乞求施舍

创办小额贷款金融机构的想法也为蒙古居民摆脱贫困，艰苦创业提供了帮助。尽管如此，蒙古广播电台的卓力格特(Densmaa Zorigt)对接受德国之声表示，争取小额贷款在蒙古非常不易。
创办小额贷款金融机构的想法也为蒙古居民摆脱贫困，艰苦创业提供了帮助。尽管如此，蒙古广播电台的卓力格特(Densmaa Zorigt)对接受德国之声表示，争取小额贷款在蒙古非常不易。

额尔登特位于乌兰巴托以西350公里处，是蒙古第二大城市，该城居民人口为10万，现年46岁的阿尔坦策策格(Altantsegtseg) 就是其中的一位。

阿尔坦策策格有一家自己的家俱厂，厂房就坐落在额尔登特城边。阿尔坦策策格领导的企业由两栋小型建筑组成。在这位强干的女性将自己的机械设备搬入前，那里曾被用作私人住房。在工厂的院子里，一位工人正在往床架上喷漆；其他职工则在缝纫机旁忙碌，或是忙着为床垫铺弹簧。阿尔坦策策格家俱厂每月的产床量为60张，每张床都带有床垫。创业之初，这位女性企业家曾获得德国技术合作公司提供的小额贷款担保基金的帮助：该基金为贷款人清偿一半贷款提供担保。有了这样的担保，创业企业家们便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

"绝大多数银行都要求贷款人出具安全还贷的数据和担保。但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幸亏有了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项目的参与，才使我们获得了低息贷款银行的资助。现在我们的企业正在扩建之中：在未来的三个月内，我们计划再购进一台缝纫机。 "

蒙古银行的贷款利息通常较高。贷款期也很短。3%的月贷款利息不在少数。放贷的风险预估越大，利息也就越高。尤其是贫穷，或是月收入低的蒙古居民无法享受这样的贷款。因为他们无法为贷款银行提供足够的保障。

2005年，阿尔坦策策格与丈夫一道开始生产床垫。如今，这家家庭企业已能保障企业12名员工的收入。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不仅帮助蒙古的创业企业家获得银行贷款，还教会他们如何有效运作自己手中获得的资金。比如登德夫(Toin Dendev)就参加了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开办的商业培训项目。这位来自额尔登特的老先生在乌兰巴托销售马鞍。
"在我因为健康原因退休后，我看到了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登出的一则培训广告。于是我接受培训，并参加了该公司于2007年搞的经商规划比赛，我的创业计划是生产马鞍和折叠装，我为此得了一等奖。"

也有一些银行同样采取了灵活对待自己客户的政策。尤其是创建于2001年的蒙古哈斯银行(XAC-Bank)就极具创新精神，该银行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小额贷款试点项目合并的产物，旨在为社会边缘群体和受社会歧视族群提供帮助。哈斯银行不断开拓新的经营渠道，比如客户可随时通过手机了解自己的帐面情况，也可以办理汇款业务等。该银行在争取更多客户的同时，也尝试着不断摸索经商新路。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833135,00.html

蒙古新纳粹仇视中国人 蒙古社会并不排外 -- 席海明：中国在蒙古的"新殖民主义"

蒙古共和国的一些新纳粹组织从全球化浪潮中看到的威胁不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不是城市商业文化对游牧文化的冲击，而是生活在那里的中国人。

他们自称要捍卫蒙古血统的纯洁，他们开着敞蓬奔驰轿车在乌兰巴托大街上招摇印有德国纳粹党十字标志的旗帜，行纳粹向元首希特勒致敬的举手礼节。

目标就是中国人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离开蒙古的土地，把中国人清除出去。只有把生活在蒙古的中国人，中蒙混血以及那些持有蒙古护照的中国人都赶出蒙古，我们的目标才能算实现了。"

巴特是"泛蒙古"(Dayar Mongol)组织的成员，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毫不掩饰他对中国人的仇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逐渐对外开放的蒙古共和国境内生活着数万外国人，而像"泛蒙古"这样的以纳粹为榜样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主要把矛头指向中国人，用巴特的话说，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们是蒙古人。"

中国是蒙古最大的外来投资国，中国人在蒙古的矿业开发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中国人认为，他们在蒙古创造出就业岗位，为丰富的蒙古矿产资源提供了主要销售市场，他们在蒙古的经济活动是一种"双赢"局面。而巴特则毫不含糊地说，"只有把中国人驱逐干净，才对蒙古有利。"

据中国的《侨务工作研究》杂志报道，2006年曾在蒙古发生了一些专门针对华人中餐馆、超市及宾馆的打砸事件。在英美新闻媒体关于蒙古"新纳粹"的报道中说，这些新纳粹主义者恐吓要将跟中国男人发生亲密关系的蒙古女子剃光头。

新纳粹到底有多大影响？

巴特声称，"只要是血统纯正的蒙古人，都会支持我们"，但却不能给出该组织成员的统计数字。在乌兰巴托从事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尼亚姆先生对德国之声说，"这些新纳粹组织最近两年在蒙古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虽然这些组织自己宣称有几千名成员，但是估计其实这些人也就是几十人，大都是爱走极端的年轻人，他们通常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有的人没有工作。"

从中国内蒙古流亡到德国的政治异见者席海明对蒙古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颇为关注。他指出："按照在西方社会人们的理解，这一组织确实是属于极右组织。我觉得他们是缺乏理性，是一种情绪发泄。他们对德国历史不了解，把纳粹标志不当回事儿。在德国，使用纳粹标志是很重大的事件。"

有人认为，蒙古新纳粹势力的出现，是因为经济上越来越强大的中国让蒙古人感到了威胁。尼亚姆则指出，蒙古是个人口只有两百多万的小国，经济也不发达，对一个强大的邻国自然带有警惕和不安的态度，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世界上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的不仅仅是蒙古。不过，尼亚姆认为，"蒙古社会并没有普遍的排外情绪，蒙古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对外开放以来，政府的政策是鼓励开发旅游业，欢迎国外游客，普通民众对国外游客持欢迎态度。据我的观察，中国人到蒙古来旅游或经商，并不会遭遇特别的危险。"

席海明：中国在蒙古的"新殖民主义"

席海明认为，在蒙古从事经济活动的中国人也都是生活在生存压力下的普通人，新纳粹组织将矛头对准普通中国人和在蒙中经济贸易活动中发挥作用的蒙古人，让他感到不能理解。他说：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在蒙古推行一种'新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不是占据土地，而是利用金钱来收买蒙古的政治与经济精英阶层，达到控制资源的目的。对于这一问题，新纳粹主义的排外做法于事无补，只能给新殖民主义政策帮忙，只会损害蒙古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民族感情。"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872793,00.html

蒙古国二战曾援苏300公斤黄金建一支坦克旅

据有关资料显示，1942年2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向苏联捐赠了250万图格里克、300公斤黄金和10万美元，并用这笔资金在苏联生产了T34、T70等型号的坦克53辆，组建以“革命蒙古”命名的坦克旅。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蒙古人民还多次向苏联捐赠棉衣、食品、马匹等物资和金钱。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兼作家哈罗德·莱姆的力作《征服世界的人——成吉思汗》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兼作家哈罗德·莱姆的力作《征服世界的人——成吉思汗》近日公开发行。这部在西方世界畅销五十余年而不衰的名著是首次被翻译出版，它的付梓刊行将便于成吉思汗研究者和爱好者们的珍藏和研究。

原著作者哈罗德·莱姆是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他创作了诸如《十字军东征》、《亚历山大大帝》、《荒原之狼：哥萨克族人大冒险》、《野蛮人的行进》、《哥萨克人的领袖》、《西部之剑》、《彪悍的杀手》、《沙漠之剑》等数部有世界影响力的名著。其中，《征服世界的人——成吉思汗》以其明畅的笔法、跌宕的文学表达和宏大的史诗风格而晓喻世界文坛，迄今为止，这部名著已拥有德、法、俄、日、西班牙等二十多种语言的译本。一本只有十余万字篇幅的小册子，竟然在西方热销半个多世纪而不衰，这在出版界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当然，这部名著之所以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是与其本身独特的文学魅力密切相关的。具体来说，《征服世界的人——成吉思汗》一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色：

纪实手法与文学表达相得益彰。哈罗德·莱姆身上的多重身份和多样才能，使得他的这部著作呈现出严谨与趣味并存、学术因子与文学元素互渗的独特色彩。书中除少数情节外，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有典可循、有章可据的。作者非常注重采集翔实丰富的史料，也分外看中对历史细节和故事情节的描述。这种从历史中来的严谨的纪实手法与回到文学园囿中去的趣味创作之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既消弭了由于繁冗史料的堆砌带来的枯燥乏味，增加了阅读的欣悦效果，又驱除了由于文学加工的虚拟带来的浅薄虚妄，强化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厚重感。

细节与史诗场面相辅相成。哈罗德·莱姆是一位天生的电影编剧家，他的杰作《十字军东征》之艺术成就为美国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西席尔·地密尔（Cecil B.Demille）所欣赏，并聘请他为电影顾问、编剧。在《征服世界的人——成吉思汗》一书中，我们也能明显地感受到他的出色的电影编辑才能。书中仅用十余万字（以汉字计）便将成吉思汗的一生完美再现于读者眼前，篇章结构紧凑，情节跌宕起伏，给读者以一气呵成的快感。作者非常会布置作品的节奏，琐碎的生活细节与宏大的历史场面悉注笔端，却丝毫没有让读者有些微的不合拍的杂乱之感。相反，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既能激情观赏到重大事件的宏大开阔、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为之动容动心，又能深刻触摸到伟大人物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和深沉咏叹的生命搏动。在细小音节与宏大乐章的跳跃律动中，一个血肉丰满、真实感人的成吉思汗从沉重的历史故纸堆中脱颖而出，平易近人地走向千年以后仍为他着迷疯狂的亿万读者。

再现描绘与研究视野互为表里。在该书中，哈罗德·莱姆没有将笔触局限于真实再现历史画面和历史人物的纪录层面上，而是带着研究、审视的犀利目光来诠释成吉思汗这个“千年风云第一人”的。无论是引经据典，还是细节描绘，作者都表现出一种探究的姿态，透露出一种追根到底的决心。作者既想生动再现人物的历史原貌，又急于表达自己对这个人物的见解，使得这部作品呈现出再现描绘与研究视野互为表里的创作格局。它给读者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和认知触动是具有震撼力的，也富有启迪性的。因此，这部著作不应只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更应该当作一部研究成吉思汗的专著来慎重对待。
内蒙古日报

蒙古人历史意识形态问题

18至19世纪清朝对蒙古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保留其天人合一的自然游牧经济，汉人军阀的入蒙、汉人商人盘剥，让蒙古人至今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始终不能忘却。

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从1960年代中期起，蒙古通讯社指责中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蒙古始终怀有觊觎之心。

蒙古报刊杂志上每天有上百篇揭露中国人不轨行为的文章。1966年蒙古和前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后，大批苏军进驻蒙古。

蒙方对自己的历史问题始终抱有及其的敏感态度和强烈反应。国际蒙学家大会每年都会邀请中国专家，但中方只参加文学语言艺术等部分，涉及历史问题一概回避。2006年，蒙古国政府举行纪念“大蒙古帝国国”建国800周年活动，邀请中方高层级的官员参加，但中方经过慎重考虑，派了一个政协副主席前往，“说声祝贺就完了”，“具体什么都不谈”。

1989年3月，蒙古外长贡布苏伦访华。5个月后，中方外长钱蒙古进行了正式访问，当时北京发生了89事件，西方国家制裁和孤立中国。

1989年年底，蒙古彻底民主化。12月10日，一些青年第一次公开批评国家政策，乌兰巴托四处都能见到批评国家政策、呼吁民主改革的传单，全国各地爆发群众示威。

次年2月，反对党蒙古民主联盟诞生，并于1990年3月在首都苏赫巴托广场发动静坐绝食，要求当时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

经过审时度势，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巴特蒙赫作出离职决定，自愿辞职。蒙古由社会主义制度转入民主化市场经济体制。1990年夏天，蒙古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化多党制议会自由选举，1991年1月13日，通过了第一部尊重人权自由的民主宪法。
《凤凰周刊》2009年第10期

蒙古国政府决定划定扎门乌德市等5个经济专属区

蒙古国政府召开例行会议，会议讨论决定划定经济专属区事宜。划定了奥云陶勒盖铜金矿、塔旺陶勒盖煤矿、赛音善达市、汗楚格特车其市附近的地区属于经济专属区。

会议决定东戈壁省赛音山达市的3521.5公顷土地用于建筑工业园区；南戈壁省汗博格德市的7736.1公顷土地用于奥云陶勒盖金铜矿的开采；南戈壁省汗楚格特车其市的3661.3公顷土地用于塔旺陶勒盖煤矿的开采；中央省、色楞格省的12084.9公顷土地将用于建设国际机场；东戈壁省扎门乌德市的882.3公顷土地均划定为经济专属区。

蒙古国毒品犯罪现象

据蒙古国媒体报道，近年来蒙古国吸毒贩毒现象出现逐年增加趋势，该国境内已形成走私、贩卖和吸毒网络，毒品走私活动也日益扩大。

据统计，蒙古国1999年在国内查出吸毒人员45名，而近期调查显示，吸毒人员已经增加到410人。这些吸毒者中多数为女性和未成年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事文艺工作的年轻人。

蒙古国反毒品协会主席勒哈格瓦苏伦说，蒙古国于2000年出台了反毒品法，但实施效果不理想。最近3年，戒毒中心的人数不断增加。被送到戒毒中心的吸毒者51％为女性，30岁以下的青少年占59％。该协会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果断措施，严防青少年吸毒。

针对涉毒案件增加的情况，蒙古国警方近期在扎门乌德、乌兰巴托、阿拉坦布拉格等地区开展缉毒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

大蒙古帝国空前绝后四百年

当年蒙古40万人灭亡40多个国家、征服720多个民族、消灭军队超过千万，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大蒙古帝国。这究竟是怎样一种气魄、怎样一种精神？

近日推出的大蒙古帝国历史大作《狼性征服：蒙古帝国空前绝后四百年》或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狼性征服》讲述的是从1206年到1635年这四百多年蒙古帝国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再现了蒙古帝国的血腥征服史，同时也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兴衰史。

和静土尔扈特汗王府

天山网讯：和静县隆重举行土尔扈特汗王府修缮竣工。

１７７１年，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在首领渥巴锡汗的率领下，百折不挠、浴血奋战，回归故乡。定居和静后２００多年里，曾建立了许多王宫和庙宇，汗王府是最具代表的一座王宫。王宫用青一色砖瓦修建而得名，是一座具有俄式建筑风格、构造精美的宫殿式王宫，是土尔扈特部落最后一个汗王府和盟长公署，曾一度是南路旧土尔扈特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最高权力机关，是东归历史文化的见证。

据了解，和静县城中心的土尔扈特汗王府暨民族博物馆，占地８５１０平方米，是展示“东归”历史文化及察吾呼沟文化专题型博物馆。该馆包括土尔扈特“东归”前后历史文化、建筑实体、艺术展品及察吾呼沟文化出土文物两部分。目前，和静县土尔扈特汗王府暨民族博物馆已成为和静县研究东归历史和东归文化的中心。

德国将向蒙古国提供300万欧元无偿援助---成为蒙古国的第二大援助国

本月抵达蒙古国访问的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长尼贝尔说，德国将向蒙古国提供300万欧元无偿援助，用于改善蒙古矿产企业管理、人才培训、高附加值产品工业等领域，目的是为了减少贫困等。

　　蒙古国财政部长巴亚尔朝格特表示，德国是蒙古国主要的欧洲伙伴国，自1990年以来德国累计向蒙古国提供了2.9亿欧元的无偿援助，成为蒙古国的第二大援助国。

　　尼贝尔访问期间，蒙古国总理巴特包勒德、对外关系部长赞登沙塔尔、矿产能源部长召力格特官员与他举行会谈，并就双方合作等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贝尔是1991年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长访蒙后该部部长的又一次访问。

内蒙古发现成吉思汗时代使用的蒙古文岩文---大蒙古帝国皇帝玉玺的开头语

近日，专家在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山中发现了成吉思汗时代使用的蒙古文——回鹘体蒙古文岩文。

回鹘体蒙古文是在成吉思汗时期使用的改良自回鹘文的传统蒙古文。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造新体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作为元朝法定文字。１６世纪－１７世纪回鹘体蒙古文经过改革，形成近代蒙古文，成为今天通行的蒙古文直接前身。

蒙古语文学会名誉会长、民族大学教授哈斯额尔敦前不久参加首届内蒙古鄂托克·阿尔寨文化高层论坛观看“鄂托克旗岩画图片展览”时，在一幅照片上发现隐隐约约有三行回鹘体蒙古文岩文。随后有关专家前往鄂托克旗棋盘井镇乌仁都西嘎查阿玛乌苏沟进行实地考察，并发现有两处蒙古文岩文以及藏文岩文和佛塔、法轮、人面像等岩画。

哈斯额尔敦说：“这两处岩文，一处刻的是地地道道的回鹘体蒙古文。另一处刻的是时代较晚的蒙古文，有现代蒙古文的特点，其内容是佛教的咒文六字真言。”

他说，至于回鹘体蒙古文岩文的内容，现在还不能够定论，乍看类似“长生天气力里”字样，但因岩壁风蚀，有些字节看不清，需要进一步研究。

内蒙古鄂托克旗地方志办公室副译审仁钦道尔吉介绍，“长生天气力里”，是大蒙古帝国皇帝玉玺的开头语，蒙古帝国时期的圣旨、诏书、令牌的开头，都有写“长生天气力里”这几个字的惯例。

蒙古国旅游业强劲复苏

蒙古国旅游业去年遭受较大冲击，不过今年头８个月出现强劲复苏，旅游业收入创新高。

据蒙古国国家旅游中心公布的数据，今年头８个月蒙古国接待的外国游客达３１．５万人次，同比增长２７．３％。头８个月的旅游业收入达到创纪录的１．５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４％。

数据显示，来自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外国游客数量均有大幅提高。来自亚太地区的游客数量增长了３０％，来自欧洲国家的增加了２６％，来自美国的游客增长了２０％，来自澳大利亚和非洲的游客猛增５０％以上。

据了解，蒙古国旅游业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发展迅速，２００６年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人数已超过１０万。不过，由于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经济不景气，加之来自欧美和中国等主要游客来源国的游客减少，蒙古国去年外国游客人数和旅游业收入均大幅下降。

蒙古国政府和相关旅游部门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恢复出口猎隼以吸引阿拉伯国家游客；举办多项国际性的文体活动及富有游牧文化特色的节日活动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等。

蒙古自由联盟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了“乌兰巴托2010年夏季会议”

2010年8月12日，蒙古自由联盟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了“乌兰巴托2010年夏季会议”。

参加本次会议的有蒙古自由联盟党成员代表，日本国本党成员及支持者、蒙古国国民运动、劳动党党首以及内蒙古人民党成员等各界。

会议伊始，由蒙古自由联盟党党首 Rubin 先生发言。Rubin 先生阐述和总结了本党近几年的社会活动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会议接着制定并通过了“南蒙古自由民主运动基金”总则和执行方案。

会上通过基金，授予了至今还在中共监狱里被莫须有的罪名关押的哈达先生“南蒙古人权活动先锋”的荣誉称号。

会议上还宣布了本党通过“南蒙古自由民主运动基金”，面向在为南蒙古自由民主活动中做出过贡献的南蒙古各界人士颁发荣誉和奖励的方案。接着与会者发表了各自对本党活动的认识，对未来活动重点的建议，蒙古国问题和世界各地蒙古人联合、蒙古民族未来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等，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会议最后通过了阐述本党今后工作重点和本党立场的“乌兰巴托宣言”。
http://www.lupm.org/chinese/pages/100911.htm

内蒙古和蒙古国方面拟共同出资建蒙古国境内运煤公路

近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和蒙古国方面就提升甘其毛都口岸原煤过货量达成共识，拟共同出资建设蒙古国境内运煤公路。

甘其毛都口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川井苏木境内,与蒙古国南戈壁省嘎顺苏海图口岸相对应， 2007年9月12日被国务院批准为常年开放口岸.该口岸设计年货运能力20万吨，年客运能力10万人。

按照双方达成的意向，该公路为一级不限载公路，宽12米，全程245公里，项目总投资约3.7亿美元，建设工期为两年。该公路项目建设主体为两国企业在蒙古国共同参与的股份合作公司，由蒙古国阿吉纳公司控股，出资为51％，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一家企业出资49％，投资收益按实际出资比例依法分配。项目建成后对于改善原煤过货通道、提升原煤过货量，特别是促进双方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目前，蒙古和内蒙古双方正在进行项目前期申报工作，争取项目核准文件尽快进入实施阶段。

胡锦涛欲让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春华进十八大，自己会继续担任一届军委主席，

中共高层无法将妻子．子女送国外做裸官，而每个家庭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后代的保护主要来白接班人是否可靠。这种考量从邓小平选接班人开始，已经几乎是最重要的因素。对家族的保护，一是接班人可靠，二是领导层有足够自己的人马。

现在正处在十八大布局关键时期，习近平．李克强接班基本成定局，胡锦涛现在正努力的是要安排习．李之后的人选，胡饰涛最中意的人选是一一胡春华，在努力让他进入十八大政怡局。在2009年犯月，卢展工．孙春兰．王氓．孙政才．胡春华分别任命为河南省．福建省．辽宁省．吉林省和内蒙古白怡区党委书记。这次“批量’任命的，基本都是胡锦涛的人马。

对胡春华的提拔开始紧锣密鼓。胡锦涛和胡春华等嫡系每月私下碰头一次，研讨策略。现在看来，胡锦涛的想法遇到很大阻力，在近期的一次政怡局学习会上，胡锦涛提出要提拔年轻干部。胡锦涛说：我党历来有选拔优秀干部的做法，多数在关键时刻选出的干部都是正确，当年战争时期，我们的领袖干部者『朋多岁，比现在的年轻多啦，我们要重用年轻干部。

胡锦涛的这番讲话显然为把胡春华提拔进入招大做铺垫，因为胡春华年轻领导。胡春华是胡锦涛在西藏时一手提拔的。

博讯记者了解，胡锦涛对以后的安排显然考虑了子女的前途。胡锦涛的儿子胡侮峰已经是厅级，估计会继续在仕途高升。而胡侮峰和其他领导人后代一样，不用去贪，白然有大笔的银子“合法”收入口袋。为了避免后人被打压．情算，胡锦涛对招大的安排需要有白己的人马。

胡锦涛的基本思路是，胡春华进入招大，掌管中宣部。白己继续担任一届军委主席，期间继续安排胡春华成为习近平后的总书记。

现在看来，这种安排阻力非常大。因为中共多年来对提拔上层干部有一套做法，要在基层．中层．中央者『锻炼，每个位置做2年以上。胡春华和孙政才提升陕速，不具备这个条件。但胡锦涛在这个问题上，可浙同样的理由调整习．李的安排，他们也是直接从地方到中央，没有中央的经验。

胡锦涛在政怡局学习会上还具体讲了胡春华在西藏的优秀表现，建议让胡春华掌管宣传工作。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0/09/20100910005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