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当今中国的一位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是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他的父亲曾是蒙古骑兵一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被清洗出军界”。不过这位作家倒是带着褒奖的口吻在文章中写道：“内蒙古骑兵在结束40年代末的战事后，60年代初期去另一个少数民族区域青海，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1]请注意，他说的是“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没有半点反思和曾经为虎作伥的罪疚感。
杨海英先生的父亲也曾是骑兵第五师的士兵，“因‘出身剥削阶级’，在1957年末遭到‘扫除’，回到了家乡，因此，并没有参加1958年的西藏远征”。杨海英先生与父亲有这样的交心：
“没能够去西藏打仗您觉得怎么样？”，我曾多次这样问过父亲。……
“我无法忍受杀害同为少数民族的藏人。然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如果没有被除队，我应该也会去完成任务吧”。父亲每次都是同样的答案。大多数骑兵或许也是这样的心情吧。
“参加青藏‘剿匪平叛’任务”的蒙古骑兵当年就感到不安。
“……我们追剿俘虏了藏人后，才发现藏人和蒙古人一样过着游牧生活，无论气息还是装扮几乎完全一样。说实在的，我感到了困惑，我们到底在和谁作战。后来，我的亲戚在1990年代到青海省参拜寺庙时，受到了指责：‘你们蒙古人做了罪孽深重的事情’。确实，我们犯下了罪行。” 朋斯克忏悔地回忆道。
当战死两百人的蒙古骑兵班师回朝，迎接他们的虽然先有鲜花、锦旗和军功章，但不久就被全体解除武装，卸甲归田，至文革爆发则遭大肃清，与成千上万的族人经受灭顶之灾。以致于，“许多蒙古人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对其实施的大屠杀理解为‘因果报应的天罚’。蒙古人反省，‘蒙古人和藏人本是如一家人般的关系，但蒙古骑兵却在1959年为了中国共产党而屠杀了藏人。所以遭受了天罚’。”也就是说，本是蒙古民族精英人物、天之骄子的蒙古骑兵，最终的角色却是充当害他亦自害的悲剧佣兵。
杨海英先生以真正的勇气和良知，“基于必须对藏人道歉的心理，背着沉重的民族的忏悔而写”的是一部悲忏之书——悲忏三千多蒙古骑兵被当成佣兵来杀戮“与蒙古草原的游牧民过着同样的生活，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们”。2010年12月的一天，他在西宁探访了一户玉树藏人家庭，希望“听一听被镇压的一方藏人的说法”，这段描述让我动容：
钦彦回忆道，“老人们说，最初只有中国人步兵打进来占领村子，但无法完全制服藏人，所以叫来了蒙古人。蒙古骑兵到达后，首先歼灭了以曲麻莱县的巴干寺为据点的藏人起义军。那座寺院也在战火中被破坏了”。
在此次巴干寺的战斗中，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央玛珍措一家只剩下兄妹俩，其余家人全部遭到杀害。作为蒙古人的我，与蒙古骑兵的受害者这样面对面的接触还是第一次。央玛珍措用西藏风味的奶茶招待了我。她的哥哥达瓦策仁也静静的坐着。我做笔记的手发着抖，没有勇气直视兄妹俩的眼睛。在他们面前，毫无疑问，我属于加害者。
6、
同时，我也开始反思。反思为何我对这段历史知道得这么少？如果不是读到这本书，如果不是听到有良心的蒙古人说起，身为藏人的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悲惨史又知道多少？
是的，蒙古骑兵被派遣“入藏参与镇压”的历史，似乎被刻意掩盖，因此难以被人所知。其原因，杨海英先生的分析是：“第一，将生活在‘世界屋脊’的藏人，从‘比中世纪的欧洲更为黑暗的封建农奴制’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幸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是中国的‘正义’之举。他们不愿将‘正义的军功’让给与西藏同样的‘野蛮人北狄’蒙古人。加之虚荣心也在作祟。中国人步兵在面对藏人游牧民时，陷入了相当艰难的战争中。出于无奈出动了蒙古人骑兵。……第二是善意的解释。中国人害怕，如果暴露了‘使少数民族互相残杀’的阴谋，会使持续至今的民族问题变得更加激烈。当局者也很清楚，中国共产党员利用了支那历代王朝使用的‘以夷制夷’的手段，绝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要从网上搜到有关蒙古骑兵进藏“剿匪平叛”的信息，少之又少，基本都是一句带过。有篇博客短文《骑兵第五师参加青藏平叛战斗记实》[2]，相比算是比较详细：“1958年初夏，我军总参谋部命令骑兵第五师派出两个骑兵团赴青海参加平息叛乱。内蒙古军区于6月初向骑兵第十三、第十四两个团下达了临战准备的命令……基于民族地区和骑兵特点因此决定骑五师参战”，“主要是在青海南端与西藏衔接的很大一块地区……藏民都是佛教徒，户长都是活佛，统治力、号召力很强，群众觉悟很低。该地区是守猎游牧业区，和蒙古族一样善于骑马打猎”，“决定八一（即1958年8月1日）战斗打响。两个骑兵团第一仗打卡纳滩，骑兵第十三团改叫31部队，骑兵第十四团改叫41部队”，“经过历时近三年的剿匪战斗，骑兵第师参战的骑兵第十三团、骑兵第十四团克服重重困难，英勇善战，圆满完成青藏剿匪任务。于1961年胜利回师，归建内蒙古军区。”
事实上，当时除了动用蒙古骑兵“以夷制夷”，伟大、光荣、正确的“解放者”还成立了藏民团、彝民团、新疆民族团来对付各自所属民族。网上找到的一篇官媒文章：《揭秘我军第一支藏族部队：平叛劲旅“藏民团”》[3]，开头即写道：“1950年9月，中共中央西南局给西康区党委的复示‘在军事上如果条件具备，创造一个由我党干部及先进分子掌握的藏族武装是必要的，这个武装属于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待遇与解放军相同。它既是军队，又是生产队，培养干部的学校’。”其中还写道：“藏民团在平叛战争中始终是劲旅、骨干部队之一。……1957年为适应平叛需要新建的骑兵营……藏民团的同志生长在那里,自小会骑马，语言通，习性同，气候适，生活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记录的辉煌战役中，如发生在1959年4月6日至7月21日的“石渠色达战役”，“我方投入兵力”包括的就有藏民团、西藏骑兵团、兰州军区骑一师等，而“叛8000余（人），相邻县叛2000余（人）”，战役结束后，“歼敌”都是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看今天的中共官媒，满目皆是幸福藏人，看不出幸存者的苟活卑屈。恰如曾经生活在共产极权下的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所著的《论小丑》[4]中所说：“……前前后后发生的一切都一再提醒我，我生活在一个畸形变态的社会里，一个方方面面都被不同程度污染的世界。”而“我们必须知道，在公开场合表达普通正常的思想是多么困难，我们还应该知道，真正能够这样做的时间少之又少。虽然已经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危险，人们还是不能简单直接地说出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与之相对的是，官方的谎言无耻地占尽了人们的视线。”
注释：
[1]摘自鲍尔吉•原野散文《掌心化雪•骑兵流韵》:
http://www.xdbzjw.com/ReadNews.asp?NewsID=1702
[2]《骑兵第五师参加青藏平叛战斗记实》，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474e501000bca.html
[3]中华网：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080426/14808354.html
[4]《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诺曼•马内阿著，章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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