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1日星期四

关于匈奴与蒙古关系

在陈述观点以前,我们看看现阶段对匈人的研究大概结果;
1.他们经过了大量的混血,以致考古学家们抱怨“难以找到一个毫无疑问的匈人头骨”。他们的民族构成应该是相当复杂的,有着突厥,日尔曼、哥特、格皮德等众多的成分,这当然和他们的帝国由大量民族部落构成有关。不过主体民族似乎还是蒙古人种。他们肯定是从北方草原迁徙过来的,一些特定的模式已经被建立并等待考古检验。

2.匈人的语言仍然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它是带有强烈突厥特色的。但中间也夹杂了许多印欧语和蒙古语的痕迹,应该是相当地阿尔泰化。暂时还难以判断,哪些词是外来词,或者能否建立起一个唯一的语系对应。

3.匈人和现代匈牙利的关系,有许多学者,如著名的Denis Simor,反对说两者有直接的密切关系。当然,无法排除说匈人为后来的Magyar人先祖之一,比如Arpad是阿提拉的直须系后代无疑。但这中间无疑也经过了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和大量混血,或许可以比喻为现代墨西哥人(印欧混血种)和西班牙人的关系。对现代匈牙利语的研究表明,以往所归入的芬-乌戈尔语系并不能完全反映事实,突厥语的源头是毫无疑问地存在于匈牙利语中的。关于保加利亚人(保格尔人Bulgar),他们也来自于匈人,这倒没什么异议。

4.通常借用霍去病墓的马踏匈奴像来说明匈奴人具有蒙古人种特征,诺颜山匈奴墓葬出土一幅匈奴刺绣画,画中人物蓝眼多,但是画中人物长相明显是蒙古人种。另根据当时出使阿提拉王庭的Priscus以及其他人的绘画和记载,阿提拉王和匈奴人的长相是脸色黝黑,身材粗壮但较矮,腿短脖粗,脸平鼻扁,这和东方民族,尤其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一致。

对于匈奴史而言,中国研究者的态度是很模糊的;否认和作出某些结论,都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有些学者得出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如:"匈奴人属于突厥人种,不可能是蒙古人种","没有任何人,拿得出来证明蒙古人与匈奴人有什么关系,蒙古国诺颜乌拉的据说是匈奴王子墓的头骨更接近欧洲人,研究匈奴的人种应该以匈奴的核心氏族----挛氏(历代单于所出的氏族)的人骨为代表,才有典型意义";必须承认,大部分人都会带着偏见去审视一些事物,从自己习惯的角度,或许只是因为不了解;大部分研究者既不懂突厥语种的一种,也不懂蒙古语;很多人认为自己只靠古代汉文献既可以开展或继续研究;这些人不能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对待文化的跨越性和多样性不能及时做出反映;无法从习俗习惯、语言文字、文化心理层面展开沟通和了解,不能促成相对应的信任和包容,所以其研究也就很难形成融入;对于相同地理大环境中过着同样的经济文化生活的游牧民族,其历史文化的一脉相传,与毗邻的中原农耕文化一样悠久的;也就是说生存环境,与其相适应的经济生活,在血缘、习俗、政治等方面表现了极强的共性;让我们欣慰的是,关于匈奴研究,人们的视角更多关注实质的例子,同时综合各个方面的信息。

匈奴民族的族属和匈奴帝国,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在我们看来是它是从最初的单一民族政治、军事实体走向了多个游牧民族联盟(虽然这种联盟不是传统意义自然形成的联盟,但是匈奴国确实显现这种特征)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但是现在的研究,对于其族属与语族虽很难作出准确判断,目前国内外的学术界集中到了突厥和蒙古这一观点上;但还是有争论,主要是匈奴是属于突厥还是蒙古的问题上,对于这个争论,归根结底还是证明我们的研究存在普遍地认识上的错误,当面对突厥与蒙古的融合性,历史学家们无法跨越的这一个鸿沟。

首先我们要摆清楚关于突厥的认识:无论是史书记栽还是最近挖掘出的突厥石人都证明建立突厥帝国的民族是黄种人,在外貌上和蒙古人一样但混有少量的高加索种族!游牧的流动性决定着兼并、融合,这个特征在政治最高形式上可以演变为部落联盟;中国考古资料、历史记载、匈奴语言呈现突厥蒙古特征,西方考古资料证明匈奴具有混合特征;最早的匈奴部落本身可能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游牧民族的组合,游牧民族的之间的融合、联盟具有普遍性;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匈奴语词汇很多与突厥语、蒙古语相似是客观事实,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

所以说从这两个民族的历史、语言表现出的共性恰好是给予我们的答案;突厥与蒙古的融合性充分表明匈奴的分化造就了亚欧平原上的两大种族,即突厥和蒙古种族;突厥与蒙古的融合性在语言上说明这两个民族在在分化以前确实有过共同的语言,所以说某些人认为突厥或蒙古与“匈奴的人种到现在为止只能从语言上证明有关系”像是只有小孩子能犯的错误一样让人发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内外出土的考古资料证明以上观点明显存在着问题,所以说突厥与蒙古是同祖的,他们的祖先是匈奴人,阿尔泰语系的共性也说明语言和历史的关系。

我们反驳“蒙古人是成吉思汗以后才形成的”、“蒙古社会没有经历奴隶社会阶段”、“蒙古诗史不具有历史一面”、“蒙古和突厥在古代是不同的种族”等等幼稚的结论,我们承认因历史和研究方法的问题,我们的历史观念在很长的时期是“模式化”的,这些观念是在特殊的时期“无声中形成的”。

匈奴第一个单于头曼统治下的匈奴和冒顿统治下的匈奴都是进行着中的草原部族间的大整合,部族间的大整合在草原在当时具有普遍性,成吉思汗完成了蒙古草原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部族间的大整合实质也是如此;所以说,蒙古民族自匈奴时代开始(可以比这个时期还提前)的民族、国家史一直都是连续的。

我个人的观点更倾向于“匈奴人是蒙古人最重要的祖先”这种观点,因为我们发现他们的社会、文化、信仰更加突出这种特征。
我们要否定一些怪异说法,如:“蒙古人是成吉思汗以后才形成的”、“蒙古社会没有经历奴隶社会阶段”、“蒙古诗史不具有历史一面”等;在语言上接近、习惯上一样,社会习俗相同的亚洲内陆游牧民族应该是匈奴最佳的延续社会自然条件;同时我们知道,对亚洲内陆游牧民族而言,我们习惯了别人的说法,或者很少相信自己的真实。
我的意思是突厥、蒙古、通古斯语民族当中为什么不能有匈奴民族的后裔呢!?难道这不是我们历史研究者的一大让人费解的问题吗!?

回答这个问题似乎需要很多解释,从现已得到的研究结果看,“匈奴民族本身是很多部族的联合族群”这特征不碍我们要寻求的事实。
既然问题的另一面是“蒙古人的祖先是匈奴人”,同时它因不同兴趣的人而表现为疑问句,更多的时候可能是疑惑的形式出现,我们的答案是蒙古人的祖先包括匈奴、东胡等,把我们问题的答案更确切地来表示应该“蒙古人最主要的祖先是匈奴人!”因为蒙古族有英雄诗史《江嘎尔》,它的内容给我们展现了对于"蒙古人最主要的祖先是匈奴人"这一观点的直接证据。
各种历史文献记载、考古资料虽然对以上的答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学者的细心似乎还是停留在犹豫迷茫的阶段,但我们今天看到蒙古族英雄诗史《江嘎尔》中展现的匈奴历史事实特征以及文化特征的相符给大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英雄诗史《江嘎尔》所展现的这些特征确实是独有的,它帮助我们跨越的不仅是时间的距离(当然诗史《江嘎尔》的魅力不仅仅是在这一点上),而且相信这种跨越带来的是对学术界早已形成的“匈奴人即原始蒙古人”这一观点的巩固。

对众多匈奴历史爱好者来讲,研究匈奴历史也是其研究视野的成长过程,我们需要成熟的完整的匈奴历史过程,我们挖掘的不仅仅是个性价值和文化意义;展示宽广深厚的阅历,也就是展示完整的匈奴历史脉络和传承;匈奴历史所展示的游牧民族文化独特的地域气质、人文情感是可以触摸的;所以说认可英雄诗史《江嘎尔》的历史文化真实的一面(众多江格尔学者一直也在努力探讨诗史的历史真实)具有很大的意义。也能梳理有关我们对蒙古历史乃至亚洲内陆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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