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究竟是蒙古人，还是外国人？中国史学界一直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造成这样的激烈争论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所继承的近现代疆域与国境与蒙古人有直接的历史关系。
蒙古国1921年从满清正式独立
至于现在的蒙古国，确切地来说，是区别于内蒙古，而不是严格意义的蒙古人称呼。科学的蒙古势力范围，包括：蒙古国全境与唐努乌梁海地区（即"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与"图瓦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联邦的部分地区），内蒙古，青海德都蒙古，新疆卫拉特蒙古，西伯利亚地区布里亚特蒙古和中亚诸国的蒙古人地缘政治势力范畴。
就现状而言，现代蒙古国主流民意对中国是带有极大排斥性的，不管是历史文化，还是政治经济，在蒙古人看来，现代疆域的中国不论从民族国家，还是从历史来看，他并不具有正统性和合法性的"庞大怪物"国家。真正的“中国”，他应该回到，包括他以往的中原区域的那个范畴。
蒙古人千方百计抵制中国殖民对蒙古的影响力，并严厉打击政坛上主张走亲华路线政治人物，蒙古人奉行以俄罗斯为最佳战略伙伴的基础上与中美日等国奉行平衡外交。所以，关于成吉思汗的国籍认证，蒙古人学者永远会坚称成吉思汗永远是蒙古国人。
当然，中国某些学者不知道是什么动机，不允许成吉思汗是外国人，并拿出所谓历史资料进行论证，甚至说"成吉思汗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他都是中国人"；台湾学者则认为"无须考证，现在的法理上，成吉思汗就是中国人"；而俄罗斯学者则支持蒙古国看法。美国与东南亚等国则认为"铁木真拥有双重国籍：既属于中国人，也属于蒙古国人"。
中国"成吉思汗学"权威专家朱耀廷还特意接受媒体采访，正式声明：成吉思汗是中国人！他的理由是："成吉思汗是中国人，同时又是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人，是历史上蒙古民族的缔造者。因为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中亚游牧文化大家庭当中的一员，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蒙古族的祖先是东胡。”
蒙古族成吉思汗研究专家巴拉吉尼玛进一步解释道：
"更多的中国人对成吉思汗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起码他是中国人，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成吉思汗对中国有所贡献，现在中国版图的组成跟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有很大的关系，严格来说蒙古人把版图搬到中国的领土上来，这是蒙古人的贡献，成吉思汗的一种贡献。成吉思汗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甚至是千年以来的第一个人。希望中国人有这样的认识，只要有了这个认识之后有一个感觉，曾经有过的辉煌。解读成吉思汗就是我们解读辉煌，解读强大。"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民族"、"国家"与"族群"三个概念。
1．就"民族"而言，从历史角度来讲，“中华民族”属于蒙古人，这是学者应该存在的共见识。
2．就"蒙古人"而言，需要区分"政治"，"文化"与"地理"的蒙古人。蒙古帝国的发展重心是在蒙古，后来占领中国入主中原，在蒙古大帝国的四大汗国的版图中，中国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在中国的部分，即元朝的时候，云南首次臣服于蒙古，云南当时大理国有三百多年历史，西藏也首次纳入蒙古版图，台湾纳入蒙古人版图，把蒙古族的统治地区，包括西伯利亚地区当时也都在蒙古人的版图。蒙古大帝国之元朝部分的疆界就超过了中国所有的朝代，实际是为中国的近代的国界打下了基础，中国继承了以上疆域。就是说：这些区域并非是汉人的故乡，也并非是汉人自己打下来的。满清也是继承了以上疆域建立王朝的。
所以，成吉思汗的蒙古国自古以来就是中亚各个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历史上各个帝国的统治者或是蒙古人的直接祖先，或与蒙古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千多年来，中亚的居住者、建国者与统治者的后代，便是现在的蒙古人。
2010年6月30日星期三
查干苏力德
我们今天要向大家讲述的是，一杆遗失的旗帜。这面旗呢名叫查干苏力德，在汉语的意思里就是九游白纛，九游白纛中的纛字在古汉语里讲就是古代军队的大旗，这可决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据蒙古历史记载，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源头，建九游白纛做皇帝。可以这么说，查干苏力德就是蒙古帝国的一种标志。德国波恩大学的一位学者克劳斯夏加斯曾经七次来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找寻这个查干苏力德，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可是不久前呢，听说在鄂尔多斯的乌审旗地区，发现了查干苏力德的踪迹，那么这个查干苏力德究竟是一面什么样的旗帜，它又是怎样被找到的？
每天清晨，鄂尔多斯蒙古人都会怀着虔诚的心情来到门前的路马风旗前，祭祀圣主成吉思汗。据说，这两杆路马风旗分别代表着成吉思汗和各部落的苏力德。鄂尔多斯人姓氏众多，来自全蒙古各地，很多家族都拥有自己的苏力德标记，所以鄂尔多斯地区有很多苏力德的遗存。
在鄂尔多斯乌审旗达布查克镇上，有一个人，二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查干苏力德的研究。他叫嘎日迪诺日布，这些年让他感到困惑的是，虽然有一些古书籍之类的证据可以表明查干苏力德曾经在鄂尔多斯存在过，但他在这一地区却始终没有找到与查干苏力德有关的更详细的原始文献。查干苏力德是蒙古帝国的标记，据《蒙古秘史》等历史记载，公元1206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召集大会，树九游白纛，成力了蒙古大帝国，被尊为成吉思汗。
离达布查克镇不远，有一个牧民，叫根敦桑布，一天，他的儿子在柴堆下突然发现了一捆用毛毡包裹的破旧的古书。
牧民 其木格巴特尔：我和根敦桑布是老朋友，他当过喇嘛，经常被邀请做婚礼祝颂人，他懂蒙、藏两种语言，他有很多藏书。我曾借过他一本《少年阿拉坦高力汗》。他去世以后，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向他的儿子借书看。于是他的儿子拿来一大包书给我，我发现其中一本是关于查干苏力德祭祀的书，而且这本书很破旧。他的儿子说不知什么时候，父亲藏在柴堆下面，后来他才发现的。
其木格巴特尔老人恰巧是嘎日迪的师哥，于是他很快就把这些奇妙的古书拿到了嘎日迪的家里。
学者 嘎日迪诺日布：这都是祭祀查干苏力德的经文，我找了不知有多少年，终于找到这些书了，有《圣主成吉思汗长生天查干苏力德祭祀经文》、《圣洁经》、《敬献供品经》、《七斗星祭祀经文》等。
这些书籍的内容是有关祭祀查干苏力德的经文和祭祀习俗，其木格巴特尔老人还记得，他小的时候跟着长辈们吟诵过这些经文的韵律。从笔记和语言文字来看，显然是经过许多年，经过许多人才抄录完成的。全书共分三十六部，据推测，最后写成的时间距现在也有三百多年。
这本古书的发现无疑使寻找查干苏力德的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查干苏力德究竟是不是在鄂尔多斯地区存在过？这古书上讲的查干苏力德是不是《蒙古秘史》中所载的九游白纛呢？显然，现在做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在乌审旗海流图庙里，有人供奉着一杆苏力德，据说，祖辈曾经祭祀过查干苏力德的人们，每年都会到这里参拜。
牧民 特木尔巴瓦：我们祖祖辈辈都祭祀查干苏力德，文革时候被强迫中断了祭祀，但是我心里一直惦念着祭祀的事，后来我们就用替代圣物来祭祀查干苏力德。
牧民 阿木尔朗贵：我们听说以后，每年都来这里祭祀。因为我的祖辈也是祭祀查干苏力德的。
除了查干苏力德祭祀经文古书的发现，这一线索无疑又为查干苏力德曾经在鄂尔多斯的存在提供了另一个依据。
乌审旗的察罕陶日木原来叫做查干淖尔，据《元史》第一百卷兵志马证中记载，查干淖尔地区就是元朝时期在全国各地官办的十四大牧场之一，主要以放马为主，查干淖尔这个蒙语名称是汉语的白色的湖泊。白色的湖泊枯干后成为蒙古语的查干陶日木，意思是枯干的白色湖泊。据《元史》白品志第86卷第2243页的记载中，元仁宗的母亲答懿皇太后把察罕淖尔改建为徽政院，这个徽政院就是成吉思汗大蒙古国查干苏力德的所在地——吉给，蒙古语中的吉给是可汗或降临习徽祭祀的驻地名。
在明代魏宦的著作《皇明九边考》卷七中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到，在鄂尔多斯南部，查干淖尔城的大体方位。在今乌审旗西南部陶利镇吉给的位置。
离吉给不远处，还有一个古城遗址叫哈敦太后，意思是皇后城。在这张清朝时期绘制的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古城的标记。当地老人们说哈敦太后这个地名是蒙古军攻打西夏时跟随成吉思汗的也遂夫人行宫而得名。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后遗体秘密送往漠北蒙古大营时，为了稳定西夏战局，部分蒙古军人守护着在蓟北的查干苏力德。守卫也遂夫人行宫的部分别术替布人也留在这里数百年。
大约在二百多年前，查干苏力德从乌审旗察罕陶日木移到该旗东部一个叫古日贲浩莱的地方，直到六十多年前，依然有专人在这里祭祀和守护着查干苏力德。
牧民巴特尔：我在这里生活了七十年，我的父亲是祭祀查干苏力德的主持。一九四四年，我十三岁的时候，曾经参加过查干苏力德的祭祀活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查干苏力德遭到破坏，祭祀活动也被迫中断。为了写好《查干苏力德研究》一书，嘎日迪诺日布走遍了乌审旗的各个村落，寻访了三百多个乌审部和别术替部的蒙古人。很多人证实了查干苏力德曾经在古日贲浩莱存在过。随着调查的深入，似乎线索也越来越清晰了，嘎日迪诺日布却无法轻松，查干苏力德在鄂尔多斯存在过的事实逐渐得到了肯定，但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曾经存在于鄂尔多斯地区的查干苏力德已经消失了，而那些祭祀过查干苏力德的人们也已经大多不在人世了，那么，这就给渐渐明朗的寻找工作蒙上了一层迷雾。那么，也许有人要问，这查干苏力德到底是什么样的？祭祀查干苏力德的程序又是怎样进行的？
为了进一步正确了解查干苏力德，几经周折，嘎日迪诺日布找到了一位1944年亲自修缮过查干苏力德的人，他叫青日布。
嘎日迪诺日布：这大约有三尺长。
青日布： 和我见过的一样。
嘎日迪诺日布：那这火焰呢？
青日布：这画的也对，除了中间的蓝宝石外，其余的都是金黄色的。
嘎日迪诺日布：和您在一九四四年修缮过的苏力德一样吗？
青日布： 一样。
老人说的查干苏力德的造型和资料上的记载是吻合的。嘎日迪诺日布终于可以将查干苏力德展示给大家看了。
嘎日迪诺日布：这苏力德代表政权，这边是太阳和月亮，下面是北斗星，共有九颗星。这下面是千里眼，是蓝色的，蒙古人自古崇尚蓝色。这个衬托苏力德的圆板叫吐扎日嘎，它代表着兴盛的摇篮，也象征着查干苏力德将从这里升腾。这个火焰代表了永恒的宇宙，是民族振兴的标志。苏力德有九个缨鬃。历史上记载的查干苏力德有九足九缨。
查干苏力德的旗杆上挂着一面白旗，旗面上印着有插在狮子背上的苏力德，在苏力德的四周，有天鸟、苍狼、白鹿和骏马等图案。这些图案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寓意，插在狮子背上的苏力德象征着可汗亲自举着苏力德的意思。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嘎日迪诺日布的论述《查干苏力德研究》也渐渐成型，他把多年研究和查证的结果送给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乔吉教授审阅。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蒙古史学会副会长/国际蒙古学家联合会执行委员 乔吉：我看过嘎日迪的手稿，这本书搜集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资料集中反映了查干苏力德到鄂尔多斯后的历史背景、祭祀习俗等很多内容，利用这些资料研究查干苏力德很有意义。有很多国内外学者也在研究这个课题，也搜集了一部分资料，但都没有嘎日迪先生这样全面。
在古代，蒙古人信仰萨满教。他们认为，苏力德是他们的神灵，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二十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嘎日迪诺日布和祭祀查干苏力德的乌审部和别术替部的后人们来到古日贲浩莱，想告慰查干苏力德的神灵。这里除了一些破碎的石块和一棵枯死的古树之外，已看不到任何有关查干苏力德的痕迹了。尽管如此，他们却想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虔诚的心情。
看来啊，寻找和论证查干苏力德的任务应该算是完成了，然而时隔不久，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让这个结局又有了新的变化。
嘎日迪诺日布写完关于查干苏力德的书后，祭祀查干苏力德的人们来他家要求恢复查干苏力德的祭祀活动，这恰巧就是嘎日迪诺日布多年来的梦想。
嘎日迪诺日布：虽然研究查干苏力德的书写完了，我也想过几天清闲的日子，但不知为什么，我做梦也想着查干苏力德，所以我想应该恢复查干苏力德。
2002年夏，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陶利镇塔来乌素伊克萨萨草原举行了恢复查干苏力德祭祀的隆重仪式。祭祀活动由乌审部和别术替部蒙古人主持，而祭祀的程序是依照那本古书中的记载进行的。在一年中，查干苏力德的祭祀活动有日祭、月祭和年祭等三十多次。
诵经：长生天赐予力量，太阳赐予光芒，普天之下，四海之内，驱除邪恶，赐福吉祥。
颂词：苍天赐予我们的查干苏力德，驱除邪恶的查干苏力德，神圣伟大的查干苏力德，我们能够领受您的赐福吗？
这些祭祀中，每年正月初三的千盏珠拉祭祀，农历五月初三的代松腾格力祭祀和每九年举行一次的威猛大祭祀等规模盛大。五月初三的代松腾格力祭祀很特别，祭祀举行之前，查干苏力德的四个角落各安排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儿，在他们中间的查干苏力德脚下，安排一名乌审部十三岁的男孩儿，这九个男儿代表着成吉思汗的九员大将。主持祭祀者叫珠木，珠木引领经文诗，吟诵查干苏力德经文，都乐图珠日合启辞经文等经文后，跪在查干苏力德脚下的那个男孩儿吟诵天经，吟诵完天经后，珠木向代表成吉思汗的九员大将的九位男孩儿念颂词，分发金奁牟肉、金玉玫肠、银鄂金舌等祭祀灼肉。这是唯一在查干苏力德祭祀里看到的习俗。最后，前来参拜的人们向查干苏力德敬献酥油、奶食品和哈达，沿着顺时针方向绕行查干苏力德三圈，默默地祈祷平安、长寿。
作为蒙古帝国的标志，查干苏力德见证了蒙古帝国的建立和发达，而成吉思汗这个神秘的人物也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很多像查干苏力德一样难以破解的谜团，解读这些秘密，可以使我们对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帝国有一定的了解。
自古以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旗，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所缔造的大蒙古国也不例外，大蒙古国的国旗还有一个神秘的名字叫“九斿白纛”。九斿白纛，也称九足白徽或者九足白旗、九脚白旄纛等，蒙古人俗称查干苏力德，这面旗帜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人认为，九斿白纛是大蒙古国的国徽。九游白纛中的纛字在古汉语里解释是古代军队的大旗。
据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所著的《成吉思汗评传》一书介绍， 公元1206年(丙寅，蒙古人称为虎儿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对中国和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年的春天，斡难河上游岸边一片平坦的草原上，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忽勒里台”。忽勒里台，广义而言，可指一切集会。它是蒙古民族一种朴素的民主形式，时间多在春、夏季召开。后来成吉思汗将其定为制度，忽勒里台便专指讨论军国大事的会议，其权责为选举大汗、决议和战、修正宣布法令等。这种会议只限贵族参加，但是很富于民主色彩，可以广开言路，博采众议。就在这次忽勒里台大会上，成吉思汗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也客·蒙古·兀鲁思，汉语意为大蒙古国。俗称蒙古汗国。蒙古汗国的建立，对于蒙古部族的发展，对于其后统一中原，进而征服亚欧，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成吉思汗树起了一面引人注目的白色大旗，旗上还有9条飘带，史称“九斿白纛”或者“九足白纛”，蒙古人俗称“查干苏力德”。蒙古人以白色为吉祥的颜色，“足”和“斿”都是指旗上的飘带、穗子。9又是蒙古人认为吉祥的数字，所以用9条飘带。蒙古人相信这个旗帜代表着军队的守护神，可以引导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蒙古军队打仗前要祭旗出征，胜利后也要用牲畜摆供祭祀。据传，成吉思汗的仪卫存有纯白大旗备用，国王用九尾白旗，中间画着黑色月亮。后来蒙古族人民供奉的苏勒德，可能就是从这面大旗演变而来的，它象征着胜利、幸福、吉祥，是民族的守护神。
学者明安特·额尔德木图曾经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00年第1期发表研究成吉思汗的“纛”的布置图的文章，他在这篇题为《成吉思汗的四斿黑纛及九斿白纛初探》的文章中则指出，成吉思汗的四游黑纛摆放位置是中间一纛，四角上各有一纛；九斿白纛的摆放位置是中间一纛，四方和四角各有一纛。这种摆放位置毫无疑问是在反映以汗为中心的最高统治者的尊严和权利。四斿黑纛和九斿白纛的摆放位置最初和北方游猎民族的性崇拜观念中的×、＋、反万字符等图形为基础，加上天地宇宙观、星位图、阴阳八卦和五行说理论，又与蒙古族的敖包文化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成吉思汗的四游黑纛和九游白纛的位置图。
另外还有一面黑鬃为缨的苏力德，叫“哈日苏力德”，那是军旗。
九鼎察罕苏力德
一、九鼎察罕苏力德的历史来源：
察罕苏力德是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立蒙古大帝国时制定的国徽旗帜。它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亲自主持并以他的九名大臣依托创建的九鼎察罕苏力德旗。
察罕苏力德是蒙古大帝国的标志性国旗。它竖起的那一刻起一直跟随着历朝皇帝崇拜祭祀的旗帜，已经历了蒙古大帝国（1206-1260）、大元朝（1206-1368）、北元朝1368-1635）等三个重要历史时期。
蒙古大汗立格登灭亡后于1635年到鄂尔多斯乌审旗的察哈尔部落人捍卫并祭祀了大察罕苏力德近373年一直保持到至今。
据历史资料记载，很早以前就祭祀察罕苏力德，苏力德象征着蒙古人的豪气、斗志和渴望和平的精神信仰，因而九鼎察罕苏力德成了蒙古帝国的标志。
二、九鼎察罕苏力德的构造：
称为金徽旗的察罕苏力德和它的使者苏力德及长矛(战器)形成的。大察罕苏力德由底座，苏力德旗杆、满拉、呼胡勒、陶里、色素米等组成的。苏力德杆插在一个大石头刻的乌龟背上（钻窟窿），苏力德杆长度有十三尺，五米分粗的盖木头作的。大察罕苏力德东侧距1.5米处立着长矛，插在石狮背上，长矛杆长度有九尺桦树作的。大察罕苏力德杆上顶挂着三角白旗，上面画着上和尔鸟的图案。苏力德圈内还有五颜四色的彩旗迎风飘杨。
三、九鼎大察罕苏力德的祭祀程序：
很早以前，察罕苏力德的祭祀活动举行在每个月的初一、初三，这个习俗延续了几百年。随着年代的流失，祭祀活动的时期和祭品越来越简化了。已形成了每年的春初一，全年五次举行祭祀活动。春节初一举行苏力德春拜祭祀.一般祭祀都举行在春节初三,主要祭祀旗帜,农历五月初三举行祭祀活动(还称夏营盘大祭祀或奶食祭祀)农历六月初三举行祭祀活动(称它为羊羔祭祀或小祭祀)。活动农历的七月初三，农历的十月初三都举行祭祀活动。如遇上十二生肖的年轮，即（辰年）就举行隆重而大型的祭祀仪式，重新更换苏力德杆和其它全部器具。
成吉思汗的九鼎察罕苏力德坐落乌审旗召以来，从近百年的祭祀活动看，有官府衙人，行政职员外，具体祭祀的人物主要有旗手一名、旗师一名、九鼎护卫一至九人、箭手一名、套马手一名、刽子手一名、替身一名、总管一名、主将一名、先锋壮士三名,还有向导等参加完成祭祀活动。祭祀察罕苏力德的通常程序是咏诵祈祷词后举行赛马、射箭、摔跤等竞技活动，活动完毕将众多前来祭祀者送来的马、山羊系上彩绸带后诵读《熏香词》《牲灵词》。
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畔的金顶大帐前矗立起了“察罕苏力德”。“察罕苏力德”，汉语意为“九斿白纛”，“九斿白纛”中的“纛”字在古汉语里有古代军队的大旗的意思。
做为主基调的蓝色和白色是蒙古民族最为崇尚的颜色；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的有机组成，凸现出蒙古民族追求和谐、热爱和平的愿望。
“察罕苏力德”上面是太阳和月亮，下面是北斗星，共有七颗星。下面是千里眼，是蓝色的，蒙古人自古崇尚蓝色。
衬托“察罕苏力德”的圆板叫吐扎日嘎，它代表着兴盛的摇篮，也象征着“察罕苏力德”将从这里升腾。火焰代表了永恒的宇宙，是民族振兴的标志。“察罕苏力德”有九个缨鬃。历史上记载的“察罕苏力德”有九足九缨。
“察罕苏力德”的旗杆上挂着一面白旗，旗面上印着有插在狮子背上的苏力德，在苏力德的四周，有天鸟、苍狼、白鹿和骏马等图案。这些图案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寓意，插在狮子背上的苏力德象征着可汗亲自举着苏力德的意思。
在斡难河畔，“察罕苏力德”成为一个一代天骄的精神之旗，成为一个蒙古帝国的精神之旗，成为一个蒙古民族的精神之旗！
我是蒙古族人
我没有考证过我与成吉思汗有怎样的关系，我的祖先又是何时迁移到辽西那片土地上的，对于自己的民族，除了课本上学的，所有的记忆都源于童年时代。
我小时候长在姥姥家，那个是很大的村庄，全村98％的住户都是蒙古族，所以没觉得有什么稀奇，老人们在一起时都说蒙语，偶尔说汉语时，也带有很浓的蒙语腔调，年轻的如妈妈这一代人，说蒙语的不多，但大多能听懂蒙语，她们对人的称呼中也有蒙语的影子，比如叫妈妈为“阿嬷”，叫爸爸为“阿伯（第二音）”发音有些像蒙语的“阿布”（爸爸），叫哥哥为“阿（第三音）哥（第二音）”叫姐姐为“阿（第三音）姐（第二音）”。老太太们都梳蒙古头，长长的银发盘在头顶，用一根簪子别住，他们讲究蒙古礼仪，拜年时行蒙古礼，这么多年我记不太清楚了，印象中有点象清朝大臣叩见皇上说“喳！”时的姿势，双膝弯曲，一手抚膝盖，一手向下做触地的动作，嘴里还要说着类似于“大吉大利”、“健康长寿”之类的祝福话。姥姥年轻时是地主家的二小姐，我看过她出嫁时的首饰，金银首饰颇有蒙古风情，还看过她的蒙古袍，但是是短款的，姥姥说过去都穿长袍。
蒙古族招待客人最好的主食是馅饼，那种馅饼皮薄馅香，除了草原上的蒙古族人都烙得好之外，也只有老家人能做得出来，面要活得很稀，几乎不能空手拿起，然后在里面包馅，皮越薄越好，烙时还不能露馅，四个姨中属老姨烙的最好，又大又圆又薄，去年我休年假回姥家，老姨用大锅烙了好几锅，吃得宝爹这个汉族人满嘴流油，大赞好吃，可惜我最不拿手的就是厨艺，不会做，能吃到这么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也只有回老家或者是到妹妹家里了。
我小学时学过几天蒙语，课本上的蒙语与姥姥她们的口语有些差别，但总体差不多，那时不把蒙语当回事，没好好学，现在只零星记住些单词，如“额吉”（妈妈），“阿布”（爸爸）、“稳的阁”（鸡蛋）等一些常见的物品，1－10这几个数我会用蒙语说，还会哼字母歌及民歌《花好月圆》，但只是机械的唱，歌词大意已不记得，哦，我还会用蒙语说“我们是蒙古儿童”，我以前会用蒙语写我的名字，现在姓不会写了，名字倒是能写的形似，也不知对不对。现在想想非常后悔，为什么不好好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呢？哪怕是能跟姥姥对上几句话也好啊，姥姥今年已89岁，和她岁数差不多的老人多已去世，那个村庄里能和姥姥用蒙语交流的恐怕也只有87岁的姥爷了，88岁的奶奶蒙语说的也很好，只是她们不常见面，没有沟通的机会。
三姨和姥姥在一个村子，她家我的二表妹一直学蒙语，初中时考了阜新蒙师，但专业是英语，后来又念了本科，现在在一所中学教英语，去年见着她，我说你蒙语还特别好吧，等退休了教我，她笑说，忘的也差不多了，没有应用的机会。我叹息，说咱们这辈人真是忘本啊，没有几个会蒙语的了，都汉化了。
70岁的舅舅早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他的蒙语不错，听、说都没问题，但他也没有说的机会，我生了儿子后，宝爹一次去舅家问蒙语里“好汉”怎么说，舅舅说是“赛汉夫”，回来后宝爹说儿子的小名就叫“赛汉夫”吧，我说你拉倒吧，叫着也不顺嘴啊，还不如叫什么“巴特尔”、“额尔墩仓”（粮仓）、“腾格尔”上口呢。给儿子上户口时，我说民族栏里写“蒙古族”吧，虽说考学、就业没什么照顾，但儿子毕竟是蒙古族的后代，要让他知道他的祖先曾金戈铁马创造了那样一个辽阔的疆界，创造了那样一个不可复制的辉煌历史。宝爹一脸不屑，说，现在还不是我们汉人的天下！去派出所的路上经过深思熟虑，回来后告诉我说民族随他了，汉族，以防以后有什么政治运动！天啊，我说简直是愚昧之极，真要有那一天，你以为写了汉族就好用了吗？再怎么他也是我蒙古族的崽儿！还有你，一样脱不了干系！谁让你娶了蒙古族女人做老婆！
很愦憾，到现在我也没去过草原，没骑过马，没喝过奶酒，没一睹那达慕大会的风采。99年我结识了一个阜新蒙古族朋友俐，那时她在西郊度假村营销部工作，她请我去村里的蒙古包里吃馅饼，喝奶茶，蒙古族厨师烙的馅饼的确很正宗，和老姨的手艺不分上下，奶茶第一次喝，有淡淡的咸味，刚开始不习惯，喝着喝着就喜欢上了，俐说，是蒙古人都会喜欢的。
蒙古村里有一个“黑骏马”艺术团，因为和俐很熟，几个演员也进了蒙古包里聊天，我说我是蒙古族的，还拿出身份证给他们看，他们热情好客的天性马上就表现出来，给我拉马头琴，跳蒙古舞，唱《敖包相会》，在悠扬的琴声中，我仿佛回到了梦中的草原：那里有湛蓝的天空，清澈的河水，明媚的阳光，成群的牛羊，我可以看悠悠白云，听风之絮语；可以数点点繁星，品花之馨香；我可以纵情高歌，翩翩起舞，和心爱的人儿策马扬鞭驰骋在她宽广的怀抱中。
让我心驰神往的草原！
现在，我和大多数女人一样，为了工作、生活每天穿梭于繁华的都市之中，我不说，没人知道我是少数民族，但是，我身上流淌着这个古老民族的血液，他的豪爽、善良、淳朴、坚韧将是我一生永远磨不掉的印迹！
蒙古人正在遭遭受着种族和经济的殖民化
蒙古国内的反华情绪高涨，这反映出蒙古人正在遭遭受着种族和经济的殖民化。而这种担心源于历史上从来就是敌对的关系，而苏联长达70年鼓励蒙古人把中国人看成敌人的做法，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蒙古媒体基于现实原因，经常指责中国人故意输入有缺陷的产品、偷走街头的孩子卖器官，媒体播放节目时常揭露中国男人诱奸蒙古女人和大批农民出身的经商者和挖矿、淘金者肆意破坏蒙古的草原环境。近年来蒙古国内出现了主要由青年知识层为主的年轻人构成的泛蒙古组织，他们经常对中国人发出死亡威胁。
蒙古官方对这种反华浪潮视而不见。蒙古国政府和所有主要政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指导和引导作用，以便树立本国的游牧民族形态意识。乌兰巴托的中国农民出身的商人认为，对华人的攻击具有政治动机。媒体经常揭露中国人渗透蒙古矿业以及中国的劣质食品，这助长了仇恨浪潮。
这种民族主义直接影响到蒙中贸易，这从当前蒙古国议会辩论如何开发塔班陶勒盖就能一目了然。将该地区的煤、金、铜和铀矿运出需要修建一条新铁路线。其中一个方案得到莫斯科支持，但跟俄罗斯铁路线相连要在400公里外。相比之下，若新修铁路直接通往中国，将只有80公里。但后一个方案遭到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及政府的反对，他们认为将该矿与中国铁路系统相连有违国家利益。这表明，蒙古国对中国的一贯警惕情绪仍然占首位。
蒙古媒体基于现实原因，经常指责中国人故意输入有缺陷的产品、偷走街头的孩子卖器官，媒体播放节目时常揭露中国男人诱奸蒙古女人和大批农民出身的经商者和挖矿、淘金者肆意破坏蒙古的草原环境。近年来蒙古国内出现了主要由青年知识层为主的年轻人构成的泛蒙古组织，他们经常对中国人发出死亡威胁。
蒙古官方对这种反华浪潮视而不见。蒙古国政府和所有主要政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指导和引导作用，以便树立本国的游牧民族形态意识。乌兰巴托的中国农民出身的商人认为，对华人的攻击具有政治动机。媒体经常揭露中国人渗透蒙古矿业以及中国的劣质食品，这助长了仇恨浪潮。
这种民族主义直接影响到蒙中贸易，这从当前蒙古国议会辩论如何开发塔班陶勒盖就能一目了然。将该地区的煤、金、铜和铀矿运出需要修建一条新铁路线。其中一个方案得到莫斯科支持，但跟俄罗斯铁路线相连要在400公里外。相比之下，若新修铁路直接通往中国，将只有80公里。但后一个方案遭到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及政府的反对，他们认为将该矿与中国铁路系统相连有违国家利益。这表明，蒙古国对中国的一贯警惕情绪仍然占首位。
2010年6月27日星期日
蒙古国民对中国的八大观点
一、中国曾是蒙古的一部分
二、成吉思汗是蒙古人，不是中国人，不要脸
三、中国人很坏很脏，没有文化，没见过世面
四、内蒙古是被中国抢走的，那地方本来是蒙古人的
五、蒙古国比中华民国早三个月从满清独立，所以蒙古早于中国建国
六、你们中国有的我们蒙古也都有，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七、蒙古的物价可能贵一点，那是因为质量好；你们中国物价便宜，那是因为质量差
八、内蒙古不代表蒙古，我们蒙古国才是正宗。
二、成吉思汗是蒙古人，不是中国人，不要脸
三、中国人很坏很脏，没有文化，没见过世面
四、内蒙古是被中国抢走的，那地方本来是蒙古人的
五、蒙古国比中华民国早三个月从满清独立，所以蒙古早于中国建国
六、你们中国有的我们蒙古也都有，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七、蒙古的物价可能贵一点，那是因为质量好；你们中国物价便宜，那是因为质量差
八、内蒙古不代表蒙古，我们蒙古国才是正宗。
蒙古最后一个君主——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及其家人
博克多格根，（1869年－1924年），又称博克达汗（蒙古语 Богд хаан）蒙古语圣人。藏族人。他是外蒙古的藏传佛教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名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外蒙古精神领袖 1911年后是皇帝。
博克多格根出生在西藏沃卡壩卓地方，他父親是第十二世達賴成烈嘉措宮中的會計，4岁时被选定后和父母一起去了蒙古。宣统年间，失明，成为盲人。1911年12月29日，他宣布外蒙古从清朝独立，自称大蒙古国皇帝，年号共戴。1915年因大部分王公不支持独立，改为自治。受袁世凯册封为外蒙翊普輔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保持自治君主地位。
1919年，中華民国北洋政府徐树铮軍占領外蒙古時，把他軟禁。1921年，罗曼·冯·恩琴男爵率軍奪取外蒙古，占领库伦，还博克达汗自由身，使他復位。不久，蒙古人民革命党革命家苏赫-巴托尔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击败中国北洋军阀军队，夺取蒙古实际政权，博克达汗7月10日架空为立宪君主而继续在位，他又想重归中国，派了一个人到内蒙古去，请求北京政府派兵收复外蒙古。结果没有成功。
1924年，博克达汗死後（有人说苏联杀死他），蒙古人民革命党宣布活佛不再转世，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他死后，佛教受限制，但是他居住的博克达汗冬宮保存下来，现在成为乌兰巴托的旅游胜地。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作为居士在清末娶的第一任妻子（1870－1923年），喀尔喀蒙古人，俗名沙拉扣肯，法名敦都克拉穆（即顿珠拉姆的蒙语音译），被外蒙古尊为女活佛图吉尼母，宣统年间，清政府以她是哲布尊丹巴女弟子的名义，加封她“察罕达拉額爾德尼車臣”（意思是白度母）名号。1911年12月29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登基为“大蒙古国”的皇帝，这个妻子成为皇后。1923年病故。
至于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的第二任妻子的情况如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第一任妻子1923年病故后，1923年夏天，哲布尊丹巴又命令外蒙古各地为他选妃，在外蒙古选择了15个18－20岁的年轻貌美蒙古女子，最终选定了19岁的格嫩皮勒（Genenpil）为续弦妻子，她是一个蒙古平民的女儿。然而，结婚不久，Genenpil因不习惯“宫廷”生活，提出离婚，哲布尊丹巴也批准了，她回到了父母身边。然而，外蒙古政府以不能没有“皇后”为名，又迫使她回到哲布尊丹巴的身边，继续担任“皇后”。1924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死后，她再次回到父母身边，此后是否再婚，不详。虽然她只是一个蒙古平民的女儿，并没有实际参与蒙古的政治和宗教事务，然而，1937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大清洗中，她被逮捕。1938年，被处决。蒙古国有一部电影就是反映她的悲惨命运的。
哲布尊丹巴后来被苏联红军枪毙。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八世哲布尊丹巴在俄国支持下乘机于12月28日宣布独立，自任日光皇帝，改元共戴，但未得到广泛认可。 1915年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受袁世凯封为呼图克图汗，保持了自治君主的地位。 1919年徐树铮趁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内战之际，率领中国军队进占库伦，取消外蒙古自治。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击败中国军队，夺取蒙古实际政权，7月10日将哲布尊丹巴架空为立宪君主。 1924年八世哲布尊丹巴突然圆寂，人民革命党政府（共产党政权）宣布不再寻找转世灵童，11月24日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开始限制和控制喇嘛教信仰。该世系在蒙古终结。但在拉萨，西藏地方政府寻找了他的转世。
在蒙古国生活的八大利好
尽管蒙古国是一个比较排华的国家，物价贵得离谱，但在蒙古国生活，也有不少在国内无法比拟的好处，这些好处尤其值得中国认真学习。现总结如下：
一、吃肉随你便
蒙古国是一个典型的畜牧业国家，养殖有大量的牛、羊、马、骆驼、鹿等动物，还有不少的黄羊、牦牛、狼、野马、山鸡、鹰隼等野生动物。肉食是蒙古人的主食，牛肉、马肉、羊肉、骆驼肉等一般都是4.5—7.5元一斤，是国内价格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所以在这里吃肉很便宜，对于吃肉较少的中国人来说，在这里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大块吃肉，大快朵颐。
二、热水随你用
蒙古国地处高纬度、高原地区，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一年四季几乎都笼罩在寒冷中，最冷时达零下50多度。夏季非常短暂，阳历9月就开始飞雪，至次年6月还不停下。在这样的气候下，蒙古国的供热体系建设得非常完善，其中热水一年四季免费供应，而且热水的温度能高到接近于开水的程度。在乌兰巴托，在任何时候在任意一个有水龙头的地方，都能随时享用到烫人的热水。
三、绒衫随你挑
蒙古国的著名特产首推羊绒衫和驼绒衫，尤其是羊绒衫最被来蒙旅游人士热捧。羊绒在国际上被称作“软黄金”，羊绒织物不仅手感好，而且保暖性高，重量轻，皮肤触感好，因而羊绒衫在国际上的价格普遍昂贵。比如在中国国内，一件正宗的羊绒衫价格可能高达2000多元。但在蒙古国，因羊绒产量高，100%纯度的羊绒衫一件一般300到1000元，是国内价格的二分之一。由此，来蒙的中国人回国前买得最多的蒙古商品便是羊绒衫，尤其青睐GOBI、GOYO、ALTAI等品牌，有人一口气买下十几件也不奇怪。
四、电视随你看
蒙古国的电视频道特多特开放。首先节目高度国际化，可以看到来自俄罗斯、中国、德国、英国、韩国、日本、印度、美国和蒙古本土等九个国家的近七十个知名电视频道，打开电视，俄语、英语、中文、德语、韩语、日语、印度语和蒙古语等多种语言扑面而来。其次是高度开放，蒙古的电视节目充分满足蒙古各阶层需要，综合、娱乐、新闻、电影、体育、音乐等各种频道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几个成人频道。
五、名牌随你买
蒙古除了有采矿业和皮毛加工业等工业，其它方面几乎全赖进口。他们用他们的畜牧业和矿产业所赚得的钱大量进口世界各地的各种商品。而且他们进口的商品，多是名牌产品，质量差的基本不要。比如中国的大多数商品，在蒙古人看来质量最差。所以在蒙古的正规商场和购物中心，来自中国的商品其实比较少见，更多的商品来自韩国、日本、俄罗斯、德国、美国、土耳其、意大利等国家，而且许多都是原装名牌产品。只要你有钱，在这里你可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名牌商品。
六、商品品质高
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子民，游牧的习性已经深入到了他们的骨髓，他们崇尚自由和闲散，迷信“今朝有酒今朝醉”，基本上没有人去琢磨发展国家的制造业，更没有人会去琢磨怎样制造假冒伪劣。所以在蒙古国生活，你不用担心会有假钱，也不用担心商品的品质问题。比如他们的食品，绝对不会有注水牛肉，绝对不会有饱受污染的蔬菜，有的是原生态食品。再比如他们进口的商品，多是各国品牌商品，原装正宗，品质信誉极高。
七、姑娘随你抱
在蒙古，只要你肯花钱，满街蒙古小妞随你抱。但是你也要小心了，蒙古法律视嫖娼为违法行为。如果被举报或被警察抓住，肯定没你好果子吃！轻则被巨额罚款，驱逐出境，重则会被判刑坐牢。
八、后门随你走
在蒙古，只要你对衙门或部门官员送上一笔可观费用，包你事事顺畅。上到总理、议长，国会议员，下到具体办事的政府官员和盖章批条子的，只要有回扣或贿赂一下他们，你想买地买矿，买房产或倒卖黄金，或洗钱，转移资产到海外，都包你成功。但是给你一个忠告，千万别让那些泛蒙古组织的人找到了，谈们的嗅觉很灵的，只要被他们抓住，轻则你会倾家荡产，重则人头落地。
一、吃肉随你便
蒙古国是一个典型的畜牧业国家，养殖有大量的牛、羊、马、骆驼、鹿等动物，还有不少的黄羊、牦牛、狼、野马、山鸡、鹰隼等野生动物。肉食是蒙古人的主食，牛肉、马肉、羊肉、骆驼肉等一般都是4.5—7.5元一斤，是国内价格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所以在这里吃肉很便宜，对于吃肉较少的中国人来说，在这里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大块吃肉，大快朵颐。
二、热水随你用
蒙古国地处高纬度、高原地区，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一年四季几乎都笼罩在寒冷中，最冷时达零下50多度。夏季非常短暂，阳历9月就开始飞雪，至次年6月还不停下。在这样的气候下，蒙古国的供热体系建设得非常完善，其中热水一年四季免费供应，而且热水的温度能高到接近于开水的程度。在乌兰巴托，在任何时候在任意一个有水龙头的地方，都能随时享用到烫人的热水。
三、绒衫随你挑
蒙古国的著名特产首推羊绒衫和驼绒衫，尤其是羊绒衫最被来蒙旅游人士热捧。羊绒在国际上被称作“软黄金”，羊绒织物不仅手感好，而且保暖性高，重量轻，皮肤触感好，因而羊绒衫在国际上的价格普遍昂贵。比如在中国国内，一件正宗的羊绒衫价格可能高达2000多元。但在蒙古国，因羊绒产量高，100%纯度的羊绒衫一件一般300到1000元，是国内价格的二分之一。由此，来蒙的中国人回国前买得最多的蒙古商品便是羊绒衫，尤其青睐GOBI、GOYO、ALTAI等品牌，有人一口气买下十几件也不奇怪。
四、电视随你看
蒙古国的电视频道特多特开放。首先节目高度国际化，可以看到来自俄罗斯、中国、德国、英国、韩国、日本、印度、美国和蒙古本土等九个国家的近七十个知名电视频道，打开电视，俄语、英语、中文、德语、韩语、日语、印度语和蒙古语等多种语言扑面而来。其次是高度开放，蒙古的电视节目充分满足蒙古各阶层需要，综合、娱乐、新闻、电影、体育、音乐等各种频道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几个成人频道。
五、名牌随你买
蒙古除了有采矿业和皮毛加工业等工业，其它方面几乎全赖进口。他们用他们的畜牧业和矿产业所赚得的钱大量进口世界各地的各种商品。而且他们进口的商品，多是名牌产品，质量差的基本不要。比如中国的大多数商品，在蒙古人看来质量最差。所以在蒙古的正规商场和购物中心，来自中国的商品其实比较少见，更多的商品来自韩国、日本、俄罗斯、德国、美国、土耳其、意大利等国家，而且许多都是原装名牌产品。只要你有钱，在这里你可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名牌商品。
六、商品品质高
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子民，游牧的习性已经深入到了他们的骨髓，他们崇尚自由和闲散，迷信“今朝有酒今朝醉”，基本上没有人去琢磨发展国家的制造业，更没有人会去琢磨怎样制造假冒伪劣。所以在蒙古国生活，你不用担心会有假钱，也不用担心商品的品质问题。比如他们的食品，绝对不会有注水牛肉，绝对不会有饱受污染的蔬菜，有的是原生态食品。再比如他们进口的商品，多是各国品牌商品，原装正宗，品质信誉极高。
七、姑娘随你抱
在蒙古，只要你肯花钱，满街蒙古小妞随你抱。但是你也要小心了，蒙古法律视嫖娼为违法行为。如果被举报或被警察抓住，肯定没你好果子吃！轻则被巨额罚款，驱逐出境，重则会被判刑坐牢。
八、后门随你走
在蒙古，只要你对衙门或部门官员送上一笔可观费用，包你事事顺畅。上到总理、议长，国会议员，下到具体办事的政府官员和盖章批条子的，只要有回扣或贿赂一下他们，你想买地买矿，买房产或倒卖黄金，或洗钱，转移资产到海外，都包你成功。但是给你一个忠告，千万别让那些泛蒙古组织的人找到了，谈们的嗅觉很灵的，只要被他们抓住，轻则你会倾家荡产，重则人头落地。
2010年6月26日星期六
蒙古人统治俄罗斯250年间所产生的后果
俄罗斯曾经有200多年被蒙古国占领历史，即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200多年也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因而，可以肯定：蒙古对俄罗斯这段占领史，对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性格，打上了深深烙印——前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勒?奥克帕拉德尼科夫就曾指出：“蒙古征服者入侵俄罗斯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各公国联合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斗争。客观上蒙古的入侵促进了俄罗斯的统一，同时为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汗国灭亡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俄罗斯国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来讲，蒙古人对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联邦版图是一个最大的贡献。”因而，对这段历史进行必要的梳理，也就成了我们了解今天的俄罗斯的一个窗口和路径。
1235年，蒙古大汗命令术赤之子拔都与诸王长子在老将速不台的辅佐下统军西征。蒙古远征军先后征服了钦察、俄罗斯，直入欧洲腹地。大汉蒙哥根据当年成吉思汗分封的旨意，将“拔都征服的所有疆域”，包括钦察、阿兰、阿速、斡罗斯等的土地，以及诸如不里阿耳，蔑怯思等其他国土“都授予拔都。这就是蒙元王朝分封的三大汗国中疆域最广，持续最久的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拔都一直遵循着只有大汗才能代表蒙古王朝，钦察汗国只是蒙古王朝藩属的信念。拔都在贵由、蒙哥时期都接受了大汗派来检括俄罗斯户口的官吏，并同意蒙哥任命驸马刺真之子乞解担任驻俄罗斯的达鲁花赤。而且，拔都还进一步完善了从钦察汗国到蒙古王朝都城哈拉和林的驿站设施，以保证蒙古王朝的政令传达和欧亚之路的安全便利畅通。
1302年，脱脱和术赤长子斡鲁答的后王伯颜一起出兵，与元朝军队联合夹击反叛的海都、都哇。1303年，海都之子察八儿和都哇向元朝政府请和，于是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又都共同归属于北京的大元王朝。这也是至今为止蒙古族带给中华帝国最大的版图。 1308年，元武宗遣使册钦察汗国封脱脱汗为“宁肃王”。脱脱汗之后，其子月即伯登位。1314年，元仁宗按例遣使册封，予以承认。元朝还应月即伯之请，设立总管府，掌管术赤后王在平阳、晋州、永州三处分地的岁赐。
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长达二百二十五年，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9世纪开始形成的基辅罗斯并不是一个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体。蒙元王朝征服俄罗斯，并将其分封为钦察汗国后，俄罗斯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钦察汗国允许俄罗斯各公侯国保留自治政权，但必须向钦察汗国称臣，接受册封和诏令，缴纳贡赋，承担军役。钦察汗国前期还在俄罗斯建立了“八思哈”制度，即由部分居民组成十户、百户、千户等军事组织，由蒙古人任指挥，八思哈遍布俄罗斯各地。“八思哈及其队伍实质上代替了蒙古的军队。八思哈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使俄罗斯处于俯首听命的状态。”同时，钦察汗国还在所有的俄罗斯城市里设置了总督与长官，并从俄罗斯诸公国的王公中选取一人，册封为全俄罗斯大公，受封者负责征缴全俄罗斯对钦察汗国的贡赋。钦察汗王可以随意任免俄罗斯的大公，而大公则须到汉王面前叩首。钦察汗国通过这些制度和措施来加强对整个俄罗斯的严密统治。
俄罗斯史学界通常把这两百多年的时间，称为“鞑靼——蒙古人的桎梏”，但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其中，大多数人对蒙古的统治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蒙古的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使东北罗斯脱离了欧洲大家庭，阻碍与遏制了俄罗斯的正常发展”。但是，也有少数人看法例外，如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就主张蒙古的统治有好处，认为它加速了俄罗斯的统一，特别是“莫斯科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在当代学者中，还有人从其他角度，对蒙古的统治进行分析。这些人以古米廖夫为代表，认为所谓的“蒙古人的桎梏”并不存在。相反，“基辅罗斯与金帐汗国的联合，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蒙古对俄罗斯这200多年的征服史，究竟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在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下，俄罗斯人能够生存、发展并重新独立，这说明他们是一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民族，确实令人们敬佩。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尽管两百多年的统治没有让俄罗斯人屈服，他们却不可能不受到蒙古人的影响。蒙古人对俄罗斯人的统治不仅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大致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蒙古的统治促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蒙古征服俄罗斯后，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反省。他们逐渐意识到，分裂和分权是自己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基辅罗斯后期近两个世纪的分裂和分权，俄罗斯便一蹶不振，无法制敌。蒙古人的到来就是上帝对俄罗斯人的惩罚。因此，只有进行统一和中央集权，才能使自己壮大起来，赶跑蒙古人，重新获得独立。于是，独立、统一和实现中央集权，逐渐成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三方面是同时进行的。作为这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莫斯科公国虽然不择手段，却依然顺应了俄罗斯的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
经过不懈奋斗，俄罗斯于1480年重新独立，于1521年实现完全统一，并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任务基本是在蒙古统治的外部压力下完成的。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除了给予外部压力外，蒙古人的统治方式也是令俄罗斯成为中央集权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各公国原有的市民代表会议——“谓彻”被解散。由于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谓彻”当然无法继续生存。再加上与西方的交往被割断，俄罗斯无法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它的民主进程只能中断。
在与民主擦肩而过的同时，俄罗斯不得不接受来自东方的影响。由于蒙古帝国西征打开了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眼看亚洲，注意力由西转向东，受到亚洲的吸引。由于蒙古人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承袭了中国的政权模式，这就为后来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体制打下了深深的东方烙印。莫斯科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是其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另外，蒙古人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统治者受到极大启示。蒙古人管理国家的许多办法在俄罗斯一直沿用下来。这对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在经济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采邑制和农奴制的发展。蒙古统治时期，蒙古人对土地的极度渴望和对俄罗斯人民的奴役剥削，同样深深地刺激了俄罗斯统治者，激发了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欲和对农民的控制欲。于是，采邑制和农奴制便形成和发展起来。
15、16世纪之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俄罗斯大公开始依靠分封贵族，对抗旧的波雅尔世袭贵族。分封贵族也叫封地贵族或服役贵族，他们通过为大公服役的方式，获得大公赐予的采邑和农民。分封贵族不能终生享有这些采邑和农民，更不能进行转让和买卖。一旦丢官弃职，他们便失去土地和农民。这样，以服役为条件而分封的采邑制逐渐兴起，旧的世袭领地制日趋衰落。在采邑制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权与占有权发生分离。分封贵族只有对土地的占有权，而大公则对全国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和最终支配权。这是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的反映。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与壮大，农民的自由程度也在下降。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尤利节法令》，规定农民在每年的尤利节前后一周内，在完成主人分配的农活后，可以选择在其他主人的土地上劳动。1581年，沙皇伊凡四世[9]颁布《禁年令》，禁止农民在尤利节前后逃走和转移。1597年，沙皇费多尔颁布《追捕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如果在5年内被找回，则仍归原主。1649年，沙皇阿列克赛[11]颁布《无限期找回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只要被找回，就仍归原主。同年，缙绅会议[12]通过《法律大全》，在法律上承认了农奴制度。
至此，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俄国农民被完全剥夺了自由，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最终确立。
再次，蒙古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西欧的往来，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使俄罗斯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蒙古人的到来，在打开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同时，却在无意之中割断了俄罗斯于欧洲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这种隔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伊凡三世时，俄罗斯才恢复了与欧洲国家的往来。而13—15世纪正是西方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宗教改革和商业革命也将接踵而至。西欧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相比之下，俄罗斯显然落伍了。它没有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东正教的俄罗斯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与富格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相类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一模一样的城市。这样，当1480年蒙古人退出时，俄罗斯文明已经和西欧文明大相径庭。因为忙于生存，俄罗斯错过了两个多世纪的黄金时间。它没有与西方同步发展，而是自成一体，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差了一大截。尽管俄罗斯努力地追赶，差距却一直存在，以至于在数个世纪里，被西欧列强视为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
再其次，蒙古的统治与征战使俄罗斯吸收了蒙古的特务制度、作战技术和扩张主义，这些东西至今仍在俄罗斯发生作用。
蒙古人是第一个把间谍提升到国家利益高度的民族。每逢战前，他们都会派出间谍，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关于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13世纪的蒙古人之所以会战无不胜，间谍在其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在蒙古统治期间。俄罗斯人以蒙古人为老师，接受了特务制度，并把间谍作为服务君主的工具。伊凡四世在位后期，曾一度实行特务恐怖统治。他组成了一支人数为1000人的“特辖军”。他们身穿黑色服装，在马鞍上挂着扫帚和狗头，是沙皇的鹰犬。特辖军负责抓捕和处决沙皇的反对者。后来，由于打击面过大和积怨太多，伊凡四世不得不解散特辖军。彼得一世在位时，为了加强对教会的控制，规定实行“忠诚审查”。如果神职人员发现有人正在进行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立即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如果教徒在忏悔时，说出自己有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他就会被隔离审查。彼得一世设立了“秘密办公厅”，负责抓捕和审查政治犯，从而开始了秘密侦探和特务制度。“秘密办公厅”与之前的蒙古间谍和之后的苏联时期的“克格勃”是一脉相承的。
在扩张主义的方面，俄罗斯也青出于蓝。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就可以看作是莫斯科公国在俄罗斯进行内部扩张的过程。在摆脱蒙古统治后，俄罗斯立即展开对外扩张。扩张从15世纪末开始，持续了数世纪，自西向东，最终建成世界上的面积第一大国。这一过程是蒙古西征的重演，不过方向相反了，时间也较慢长。结果，蒙古人不仅被赶回蒙古高原的老家，还一度被沙皇俄国和苏联控制。原来的征服者变成被征服者，原来的被征服者则成了征服者。
最后，在宗教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俄罗斯的教俗合一。蒙古人的统治是野蛮的。但是，他们却对东正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和保护的政策。蒙古人同样接受上帝，没有强迫俄罗斯人改变宗教信仰。为了借助东正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蒙古人支持东正教会，保留了教会的一些特权，免收其贡赋。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蒙古人的预期。14世纪初，在伊凡一世的动员下，俄罗斯东正教总主教的驻节地迁往莫斯科，使莫斯科逐渐代替基辅，成为俄罗斯的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地位大大提升。王权与教权的结合不仅加强了他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此后，总主教和大公之间保持了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公底米特里[19]即位时年仅9岁，由总主教阿列克赛摄政。大公亲政后，总主教依然精心辅佐，使莫斯科发展顺利。底米特里推行的一系列比较明智的政策，都与总主教不无联系。在东正教会的帮助下，莫斯科公国承担起领导俄罗斯人民反抗蒙古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重任。
随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东正教总主教进入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近臣会议，与大公等政府要员共商国事、共同决策。直到1917年帝俄时代结束，教俗关系基本保持和谐。东正教会始终是君主的忠实奴仆。
还值得一提的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酒鬼众多。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俄罗斯人与其他欧洲人一样，用葡萄或粮食酿酒，酒的度数较高。他们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快。到了蒙古统治时期，由于许多蒙古人与俄罗斯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就成了携带蒙古人基因的鞑靼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用马奶酿酒，酒的度数较低。人体在饮用这些奶酒后，会产生一种酶，用以分解酒精。因此，蒙古人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慢。所以，有蒙古基因的鞑靼人，尽管在外貌上没有蒙古人的特征，却在酒精代谢方式上与蒙古人接近。当喝完同样多的烈酒后，他们会更容易醉。由于体内的酒精分解速度较慢，他们会醉得更厉害，表现为站不直、易激动、思维混乱，甚至情绪突然低落。
俄罗斯气候严寒，人们被迫喝酒取暖。由于苏联解体后，一度发生政治经济危机，不少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得不通过大量饮酒来麻痹神经。再加上俄罗斯盛产伏特加烈酒，因而，携带蒙古人基因的俄罗斯酒鬼越来越多，举世闻名。今天，俄罗斯人的酒精消耗量已位居全世界榜首。一个俄罗斯人平均一年喝掉的酒中起码含有15升纯酒精，每7个俄罗斯人中就有1个是酒鬼。也就是说，在俄罗斯，至少有200万酗酒者。如果仅对俄罗斯男子而言，这个比例则会加倍。过量饮酒曾经一度造成俄罗斯的健康危机。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9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掀起一场禁酒运动，但成效甚微，以失败告终。目前，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仍然比女子低好几岁。究其缘由，蒙古帝国统治时期的民族通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总之，由于蒙古的统治，俄罗斯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俄罗斯这个大帝国的很多制度，都可以在蒙古统治时期找到源头。例如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经济上的农奴制度、军事上的扩张好战、宗教上的服从世俗等等，都与蒙古人的统治不无联系。可见，近世俄国的种子是在蒙古统治时期播种的。无论蒙古人的统治造成的利多还是弊多，有一点应该是能获得公认的，那就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人发展起了一种既不同于东方、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明。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深远影响，使俄罗斯人有了蒙古人的影子。
1235年，蒙古大汗命令术赤之子拔都与诸王长子在老将速不台的辅佐下统军西征。蒙古远征军先后征服了钦察、俄罗斯，直入欧洲腹地。大汉蒙哥根据当年成吉思汗分封的旨意，将“拔都征服的所有疆域”，包括钦察、阿兰、阿速、斡罗斯等的土地，以及诸如不里阿耳，蔑怯思等其他国土“都授予拔都。这就是蒙元王朝分封的三大汗国中疆域最广，持续最久的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拔都一直遵循着只有大汗才能代表蒙古王朝，钦察汗国只是蒙古王朝藩属的信念。拔都在贵由、蒙哥时期都接受了大汗派来检括俄罗斯户口的官吏，并同意蒙哥任命驸马刺真之子乞解担任驻俄罗斯的达鲁花赤。而且，拔都还进一步完善了从钦察汗国到蒙古王朝都城哈拉和林的驿站设施，以保证蒙古王朝的政令传达和欧亚之路的安全便利畅通。
1302年，脱脱和术赤长子斡鲁答的后王伯颜一起出兵，与元朝军队联合夹击反叛的海都、都哇。1303年，海都之子察八儿和都哇向元朝政府请和，于是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又都共同归属于北京的大元王朝。这也是至今为止蒙古族带给中华帝国最大的版图。 1308年，元武宗遣使册钦察汗国封脱脱汗为“宁肃王”。脱脱汗之后，其子月即伯登位。1314年，元仁宗按例遣使册封，予以承认。元朝还应月即伯之请，设立总管府，掌管术赤后王在平阳、晋州、永州三处分地的岁赐。
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长达二百二十五年，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9世纪开始形成的基辅罗斯并不是一个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体。蒙元王朝征服俄罗斯，并将其分封为钦察汗国后，俄罗斯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钦察汗国允许俄罗斯各公侯国保留自治政权，但必须向钦察汗国称臣，接受册封和诏令，缴纳贡赋，承担军役。钦察汗国前期还在俄罗斯建立了“八思哈”制度，即由部分居民组成十户、百户、千户等军事组织，由蒙古人任指挥，八思哈遍布俄罗斯各地。“八思哈及其队伍实质上代替了蒙古的军队。八思哈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使俄罗斯处于俯首听命的状态。”同时，钦察汗国还在所有的俄罗斯城市里设置了总督与长官，并从俄罗斯诸公国的王公中选取一人，册封为全俄罗斯大公，受封者负责征缴全俄罗斯对钦察汗国的贡赋。钦察汗王可以随意任免俄罗斯的大公，而大公则须到汉王面前叩首。钦察汗国通过这些制度和措施来加强对整个俄罗斯的严密统治。
俄罗斯史学界通常把这两百多年的时间，称为“鞑靼——蒙古人的桎梏”，但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其中，大多数人对蒙古的统治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蒙古的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使东北罗斯脱离了欧洲大家庭，阻碍与遏制了俄罗斯的正常发展”。但是，也有少数人看法例外，如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就主张蒙古的统治有好处，认为它加速了俄罗斯的统一，特别是“莫斯科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在当代学者中，还有人从其他角度，对蒙古的统治进行分析。这些人以古米廖夫为代表，认为所谓的“蒙古人的桎梏”并不存在。相反，“基辅罗斯与金帐汗国的联合，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蒙古对俄罗斯这200多年的征服史，究竟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在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下，俄罗斯人能够生存、发展并重新独立，这说明他们是一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民族，确实令人们敬佩。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尽管两百多年的统治没有让俄罗斯人屈服，他们却不可能不受到蒙古人的影响。蒙古人对俄罗斯人的统治不仅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大致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蒙古的统治促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蒙古征服俄罗斯后，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反省。他们逐渐意识到，分裂和分权是自己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基辅罗斯后期近两个世纪的分裂和分权，俄罗斯便一蹶不振，无法制敌。蒙古人的到来就是上帝对俄罗斯人的惩罚。因此，只有进行统一和中央集权，才能使自己壮大起来，赶跑蒙古人，重新获得独立。于是，独立、统一和实现中央集权，逐渐成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三方面是同时进行的。作为这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莫斯科公国虽然不择手段，却依然顺应了俄罗斯的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
经过不懈奋斗，俄罗斯于1480年重新独立，于1521年实现完全统一，并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任务基本是在蒙古统治的外部压力下完成的。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除了给予外部压力外，蒙古人的统治方式也是令俄罗斯成为中央集权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各公国原有的市民代表会议——“谓彻”被解散。由于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谓彻”当然无法继续生存。再加上与西方的交往被割断，俄罗斯无法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它的民主进程只能中断。
在与民主擦肩而过的同时，俄罗斯不得不接受来自东方的影响。由于蒙古帝国西征打开了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眼看亚洲，注意力由西转向东，受到亚洲的吸引。由于蒙古人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承袭了中国的政权模式，这就为后来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体制打下了深深的东方烙印。莫斯科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是其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另外，蒙古人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统治者受到极大启示。蒙古人管理国家的许多办法在俄罗斯一直沿用下来。这对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在经济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采邑制和农奴制的发展。蒙古统治时期，蒙古人对土地的极度渴望和对俄罗斯人民的奴役剥削，同样深深地刺激了俄罗斯统治者，激发了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欲和对农民的控制欲。于是，采邑制和农奴制便形成和发展起来。
15、16世纪之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俄罗斯大公开始依靠分封贵族，对抗旧的波雅尔世袭贵族。分封贵族也叫封地贵族或服役贵族，他们通过为大公服役的方式，获得大公赐予的采邑和农民。分封贵族不能终生享有这些采邑和农民，更不能进行转让和买卖。一旦丢官弃职，他们便失去土地和农民。这样，以服役为条件而分封的采邑制逐渐兴起，旧的世袭领地制日趋衰落。在采邑制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权与占有权发生分离。分封贵族只有对土地的占有权，而大公则对全国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和最终支配权。这是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的反映。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与壮大，农民的自由程度也在下降。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尤利节法令》，规定农民在每年的尤利节前后一周内，在完成主人分配的农活后，可以选择在其他主人的土地上劳动。1581年，沙皇伊凡四世[9]颁布《禁年令》，禁止农民在尤利节前后逃走和转移。1597年，沙皇费多尔颁布《追捕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如果在5年内被找回，则仍归原主。1649年，沙皇阿列克赛[11]颁布《无限期找回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只要被找回，就仍归原主。同年，缙绅会议[12]通过《法律大全》，在法律上承认了农奴制度。
至此，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俄国农民被完全剥夺了自由，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最终确立。
再次，蒙古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西欧的往来，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使俄罗斯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蒙古人的到来，在打开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同时，却在无意之中割断了俄罗斯于欧洲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这种隔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伊凡三世时，俄罗斯才恢复了与欧洲国家的往来。而13—15世纪正是西方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宗教改革和商业革命也将接踵而至。西欧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相比之下，俄罗斯显然落伍了。它没有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东正教的俄罗斯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与富格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相类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一模一样的城市。这样，当1480年蒙古人退出时，俄罗斯文明已经和西欧文明大相径庭。因为忙于生存，俄罗斯错过了两个多世纪的黄金时间。它没有与西方同步发展，而是自成一体，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差了一大截。尽管俄罗斯努力地追赶，差距却一直存在，以至于在数个世纪里，被西欧列强视为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
再其次，蒙古的统治与征战使俄罗斯吸收了蒙古的特务制度、作战技术和扩张主义，这些东西至今仍在俄罗斯发生作用。
蒙古人是第一个把间谍提升到国家利益高度的民族。每逢战前，他们都会派出间谍，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关于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13世纪的蒙古人之所以会战无不胜，间谍在其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在蒙古统治期间。俄罗斯人以蒙古人为老师，接受了特务制度，并把间谍作为服务君主的工具。伊凡四世在位后期，曾一度实行特务恐怖统治。他组成了一支人数为1000人的“特辖军”。他们身穿黑色服装，在马鞍上挂着扫帚和狗头，是沙皇的鹰犬。特辖军负责抓捕和处决沙皇的反对者。后来，由于打击面过大和积怨太多，伊凡四世不得不解散特辖军。彼得一世在位时，为了加强对教会的控制，规定实行“忠诚审查”。如果神职人员发现有人正在进行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立即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如果教徒在忏悔时，说出自己有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他就会被隔离审查。彼得一世设立了“秘密办公厅”，负责抓捕和审查政治犯，从而开始了秘密侦探和特务制度。“秘密办公厅”与之前的蒙古间谍和之后的苏联时期的“克格勃”是一脉相承的。
在扩张主义的方面，俄罗斯也青出于蓝。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就可以看作是莫斯科公国在俄罗斯进行内部扩张的过程。在摆脱蒙古统治后，俄罗斯立即展开对外扩张。扩张从15世纪末开始，持续了数世纪，自西向东，最终建成世界上的面积第一大国。这一过程是蒙古西征的重演，不过方向相反了，时间也较慢长。结果，蒙古人不仅被赶回蒙古高原的老家，还一度被沙皇俄国和苏联控制。原来的征服者变成被征服者，原来的被征服者则成了征服者。
最后，在宗教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俄罗斯的教俗合一。蒙古人的统治是野蛮的。但是，他们却对东正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和保护的政策。蒙古人同样接受上帝，没有强迫俄罗斯人改变宗教信仰。为了借助东正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蒙古人支持东正教会，保留了教会的一些特权，免收其贡赋。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蒙古人的预期。14世纪初，在伊凡一世的动员下，俄罗斯东正教总主教的驻节地迁往莫斯科，使莫斯科逐渐代替基辅，成为俄罗斯的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地位大大提升。王权与教权的结合不仅加强了他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此后，总主教和大公之间保持了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公底米特里[19]即位时年仅9岁，由总主教阿列克赛摄政。大公亲政后，总主教依然精心辅佐，使莫斯科发展顺利。底米特里推行的一系列比较明智的政策，都与总主教不无联系。在东正教会的帮助下，莫斯科公国承担起领导俄罗斯人民反抗蒙古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重任。
随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东正教总主教进入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近臣会议，与大公等政府要员共商国事、共同决策。直到1917年帝俄时代结束，教俗关系基本保持和谐。东正教会始终是君主的忠实奴仆。
还值得一提的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酒鬼众多。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俄罗斯人与其他欧洲人一样，用葡萄或粮食酿酒，酒的度数较高。他们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快。到了蒙古统治时期，由于许多蒙古人与俄罗斯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就成了携带蒙古人基因的鞑靼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用马奶酿酒，酒的度数较低。人体在饮用这些奶酒后，会产生一种酶，用以分解酒精。因此，蒙古人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慢。所以，有蒙古基因的鞑靼人，尽管在外貌上没有蒙古人的特征，却在酒精代谢方式上与蒙古人接近。当喝完同样多的烈酒后，他们会更容易醉。由于体内的酒精分解速度较慢，他们会醉得更厉害，表现为站不直、易激动、思维混乱，甚至情绪突然低落。
俄罗斯气候严寒，人们被迫喝酒取暖。由于苏联解体后，一度发生政治经济危机，不少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得不通过大量饮酒来麻痹神经。再加上俄罗斯盛产伏特加烈酒，因而，携带蒙古人基因的俄罗斯酒鬼越来越多，举世闻名。今天，俄罗斯人的酒精消耗量已位居全世界榜首。一个俄罗斯人平均一年喝掉的酒中起码含有15升纯酒精，每7个俄罗斯人中就有1个是酒鬼。也就是说，在俄罗斯，至少有200万酗酒者。如果仅对俄罗斯男子而言，这个比例则会加倍。过量饮酒曾经一度造成俄罗斯的健康危机。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9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掀起一场禁酒运动，但成效甚微，以失败告终。目前，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仍然比女子低好几岁。究其缘由，蒙古帝国统治时期的民族通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总之，由于蒙古的统治，俄罗斯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俄罗斯这个大帝国的很多制度，都可以在蒙古统治时期找到源头。例如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经济上的农奴制度、军事上的扩张好战、宗教上的服从世俗等等，都与蒙古人的统治不无联系。可见，近世俄国的种子是在蒙古统治时期播种的。无论蒙古人的统治造成的利多还是弊多，有一点应该是能获得公认的，那就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人发展起了一种既不同于东方、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明。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深远影响，使俄罗斯人有了蒙古人的影子。
蒙古国总统参加大胜利65周年开幕仪式
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说，65年前我们一同消灭了法西斯主义，为我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和平的新环境。这次战争不是一次小战役，无数战士为此付出了生命。
当时我们只有一个选择，这是胜利。如果不能战胜敌人，那我们只能成为奴隶。这次战争把我们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先烈们为后代夺取了权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他们！世界上30多个国家与俄罗斯一起斗争，英国、法国、美国、蒙古国、波兰等国家代表团也来参加在莫斯科市举行的大胜利节活动。此次大胜利65周年阅兵典礼由陆军、武装力量机械部队、空军三个部分组成。阅兵典礼上，10500名俄罗斯陆军士兵，151个武装力量机械部队参加了检阅。第三部分检阅中，俄罗斯空军向群众展示了俄罗斯空军的实力。
蒙古国总统查•额勒贝格道尔吉、国防部部长鲁•包勒德和蒙古国驻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德•伊德维赫滕等出席了当日的活动。
总统参观大胜利中央博物馆
当天，查•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参观了大胜利中央博物馆。蒙古国总统查•额勒贝格道尔吉和其随行官员在博物馆典礼大厅向“胜利的军人”纪念碑敬献花圈，悼念为祖国和人民、为了胜利而牺牲的军人，并举行了一分钟默哀。该博物馆除了展示大胜利相关展品外，还展示了1939年哈拉哈河战争相关展品。
总统对蒙古军人服装和战地照片非常感兴趣。
博物馆还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蒙古国人民帮助俄罗斯红军提供援助物资的照片，以及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军创始人霍尔洛•乔巴山向俄罗斯红军代表团授予援助物资的照片及报道相关消息的报纸等。
总统接见老战士应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邀请出访俄罗斯参加大胜利65周年典礼活动的蒙古国总统查•额勒贝格道尔吉及蒙古国代表团在莫斯科驻蒙古国大使馆会见了参加过战争的老战士代表。其中包括两次获得“俄罗斯英雄”称号的飞行员Viktor Gorbatko、屡建战功的俄罗斯飞行员Vladimir Janibekov、参加过哈拉哈河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Georgii Pankratev及Smirnov等40多位老战士代表。蒙古国驻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德•伊德维赫滕在发言中强调，世界历史上特别强调5月9日是因为大胜利并不是俄罗斯一个国家的胜利，而是拯救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蒙古国总统查•额勒贝格道尔吉发言时说：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蒙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一样，热烈庆祝大胜利。270万蒙古人不会忘记在战争中牺牲的2700万俄罗斯英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总统还向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哈拉哈河战争的俄罗斯老战士授予蒙古国奖章。格•恩赫
蒙古喉音歌手高歌抗议中国窃取蒙国粹
双声部哼唱并不是爱国抗议的常见形式，但对中国窃取了他们的传统艺术的蒙古传统歌手们来说却是再好不过的途径了。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or UNESCO, in November listed Mongolian throat singing as an art native to China, outraging Mongolian performers and fans who proudly remember that Genghis Khan conquered China 800 years ag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年11月把蒙古喉音演唱列为了中国的原产艺术形式，这让蒙古喉音歌手们及其歌迷气愤不已。他们可都还记得成吉思汗800年征服中国的事情呢。
Sandwiched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Mongolians fear China’s growing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power will overwhelm their landlocked country.
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做夹心饼干的蒙古人担心，中国持续增长的经济、外交实力会把他们这个内陆国家打压得喘不过气来。
“Mongolians have neither lost nor forgotten the heritage passed down to us by our ancestors,” said Sumiyabazriin Zagd-Ochir, one of many throat singers who crowded into Ulan Bator’s Central Cultural Palace to defend their claim to the art.
“蒙古人民从来没有丢掉或者遗忘祖先们传给我们的遗产。”喉音歌手Zagd-Ochir如是说。他和众多喉音歌手一起聚集在乌兰巴托的中央文化宫，要捍卫对此艺术的权利。
China is the sole country named on the UNESCO representative listing for throat singing, although the brief explanation says Mongolian communities in Inner Mongolia in China, western Mongolia and Russia all practice the art.
中国是教科文组织文件上代表喉音演唱的唯一国家，虽然后面还跟着一组简单的说明写道：中国内蒙、蒙古国俄罗斯西部的蒙古族群都会表演这种艺术。
Throat singers can simultaneously produce two different notes. A hum in the throat harmonizes with the melody.
喉音歌手可以同时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部，可以用喉部发出的低鸣，与主旋律产生共鸣。
具有世界竞争力的蒙古国超级品牌“Mogul”电脑开始销售
5月6日，具有世界竞争力的蒙古国超级品牌“Mogul”电脑销售开幕式在“URGOO”电影院举行。为了生产蒙古国品牌电脑，从事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MCSElectronics”公司从2008年开始研制“Mogul”品牌电脑。
在公司技术工作人员的多年劳动、试验研究下，“Mogul”电脑问世并开始销售。2000年起，本公司技术人员自己安装维纳斯（Venus）、阿波罗（Apollo）、雅典娜（Athena）等品牌电脑并面向市场销售。
公司伙伴机构、产品用户、国家政府官员、著名歌唱演员以及世界顶级电脑公司英特尔公司代表出席了
开幕式。英特尔公司代表说，2008年“MCS ELECTRONICS”公司向我们提出了新建电脑公司项目。对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同时也是计算机、网络和通信产品领先企业— — 英特尔公司来说，我们愿意支持本公司业务。在全体技术工作人员的努力下，“MCS ELECTRONICS”公司目前成功生产出了“Mogul”电脑。
“Mogul”这个名字是十六世纪蒙古帝国的名字。以此作为电脑品牌是希望该品牌电脑能像十六世纪的蒙
古帝国一样，在２１世纪征服全世界。目前，本公司主要生产Nationmate、Workmate、Homemate、Mediamate、Exrtreme等５种款式电脑以及两种笔记本电脑。“Mogul”电脑使用了世界最先进、最高质量的零件。因此，它可以与Dell、Acer等名牌电脑相竞争。
在公司技术工作人员的多年劳动、试验研究下，“Mogul”电脑问世并开始销售。2000年起，本公司技术人员自己安装维纳斯（Venus）、阿波罗（Apollo）、雅典娜（Athena）等品牌电脑并面向市场销售。
公司伙伴机构、产品用户、国家政府官员、著名歌唱演员以及世界顶级电脑公司英特尔公司代表出席了
开幕式。英特尔公司代表说，2008年“MCS ELECTRONICS”公司向我们提出了新建电脑公司项目。对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同时也是计算机、网络和通信产品领先企业— — 英特尔公司来说，我们愿意支持本公司业务。在全体技术工作人员的努力下，“MCS ELECTRONICS”公司目前成功生产出了“Mogul”电脑。
“Mogul”这个名字是十六世纪蒙古帝国的名字。以此作为电脑品牌是希望该品牌电脑能像十六世纪的蒙
古帝国一样，在２１世纪征服全世界。目前，本公司主要生产Nationmate、Workmate、Homemate、Mediamate、Exrtreme等５种款式电脑以及两种笔记本电脑。“Mogul”电脑使用了世界最先进、最高质量的零件。因此，它可以与Dell、Acer等名牌电脑相竞争。
蒙古国中华总商会
本会具备利用蒙古金融机构秩序不健全之便，利用中国使馆通过秘密渠道注入的巨额资金与自筹资金，进行集团购买、吞并蒙古国家地表以及地下矿产，房产，黄金，洗钱和转移资金（海外账户），从长远利益出发，逐步控制蒙古国金融市场为最终目的的非营利性团体。
商会通知（2010/05/04）：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通知，请会员单位派人参加使馆会议，
时间：2010年05月14日下午15:00时，地点：使馆会议室
地址：蒙古国乌兰巴托市松根海尔汗区13小区香港酒店401室
电活：976 11 681866 传真：976 11 681869
Email: shanghui_hr@sina.com
会 长：张春山 电话：00976 99114638； 0086 13674885306
秘书长：商那拉图 电话：00976 99710033； 0086 13015002659
蒙古政府主办--蒙古消息报
国外读者：
订价：$110美元/全年；$55美元/半年；
（注：不含汇款手续费）
国际汇款：
A/C Name: Ministry of Finance
Bank: Bank of Mongolia
（Swift: BOMUMNUB）
Add: 210646 Ulaan-baatar, Mongolia
A/C No.: 021088506
Corp Bank: Federal Feserve Bank of New York, NY
(SWIFT: FRNYUS33)
请在备注中注明：
收款单位：MONTSAME "Menggu Xiaoxi Bao"
蒙古国内读者：
订价：27,600图/全年；13,800图/半年；6,900图/季；
电子版：$50美元（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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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21日 星期五
第19 期 总号(4077）
目 录
第一版
捷克共和国总理访问蒙古国新闻简讯
新闻简讯
彭博资讯-期货价格
第二版
蒙古国政府本周非例行会议
王刚副主席会见蒙古国民主党代表团
蒙古国总统查•额勒贝格道尔吉会见捷克总理杨•菲舍尔
蒙古国和捷克签署教育文化领域合作协议
将签订在捷克工作的蒙古公民社会保障协议
蒙古国、捷克举行商务论坛
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主席会见捷克总理
第三版
第四版
第五版
外汇行情
第六版
蒙古国税务总法 （连载）
第七版 广告
第八版 广告
成立蒙古民族文化交流协会申请书
申请书
尊敬的校团委及社团联合会领导：
我是机械电器工程学院08高职电气自动化专业的，我受其他发起人委托，向校团委及社团联合会递交“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民族文化交流协会”成立申请书，我们志愿成立民族文化交流协会。
在我们学校，社团组织刚刚起步，发展如雨后春笋。我们学院民族学生众多，然而汉族同学与其他少数民族同学交流却很少，特别是民族文化习俗，相互之间不甚了解。我们希望通过成立民族文化交流协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宣扬各民族的特色文化，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团结各民族，为我们的文明和谐学院献出微薄之力。
“宣扬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友谊”是我们的工作方向。我们将做好各民族的文化宣传工作，积极开展各种民族文化特色活动。如在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节搞展板及签名活动与其他文艺文化类社团如阳光文艺社、文学社等社团合办联谊活动，创办自己的文艺舞台，通过文艺晚会宣传本协会的影响。并在周末适当时候区民族区了解文化习俗，并在生活上给少数民族同学提供帮助。除此之外，我们将组织有困难的民族同学会员在本市勤工俭学，以供娱乐，，在促进友谊的同事锻炼自己。
当然这绝非把几个同学凑在一起就能完成的，只搞形式是不行的，那样智慧适得其反，而要切实有效的开展工作才能达到我们成立社团的最终目的。我们筹办成员将团结一心，凝聚成一股绳，积极的投入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成绩，扩大社团的影响力，特别是民族文化交流协会，我们的目标是把各民族的文化通过协会这个纽带宣传到同学当中去，不仅让会员有所收获，而且要把民族文化交流协会学院中传承下去，让同学们充分的了解各民族的特色文化，这将是我们的长远发展计划。
民族文化交流协会是由在校关心少数民族文化的汉族同学和少数民族同学组成的群众性社团组织，接受院党团委的指导及社团联合会的领导。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民族文化交流协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希望院领导能够批准。
此致，敬礼
申请人：民族文化交流协会 筹备组
尊敬的校团委及社团联合会领导：
我是机械电器工程学院08高职电气自动化专业的，我受其他发起人委托，向校团委及社团联合会递交“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民族文化交流协会”成立申请书，我们志愿成立民族文化交流协会。
在我们学校，社团组织刚刚起步，发展如雨后春笋。我们学院民族学生众多，然而汉族同学与其他少数民族同学交流却很少，特别是民族文化习俗，相互之间不甚了解。我们希望通过成立民族文化交流协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宣扬各民族的特色文化，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团结各民族，为我们的文明和谐学院献出微薄之力。
“宣扬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友谊”是我们的工作方向。我们将做好各民族的文化宣传工作，积极开展各种民族文化特色活动。如在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节搞展板及签名活动与其他文艺文化类社团如阳光文艺社、文学社等社团合办联谊活动，创办自己的文艺舞台，通过文艺晚会宣传本协会的影响。并在周末适当时候区民族区了解文化习俗，并在生活上给少数民族同学提供帮助。除此之外，我们将组织有困难的民族同学会员在本市勤工俭学，以供娱乐，，在促进友谊的同事锻炼自己。
当然这绝非把几个同学凑在一起就能完成的，只搞形式是不行的，那样智慧适得其反，而要切实有效的开展工作才能达到我们成立社团的最终目的。我们筹办成员将团结一心，凝聚成一股绳，积极的投入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成绩，扩大社团的影响力，特别是民族文化交流协会，我们的目标是把各民族的文化通过协会这个纽带宣传到同学当中去，不仅让会员有所收获，而且要把民族文化交流协会学院中传承下去，让同学们充分的了解各民族的特色文化，这将是我们的长远发展计划。
民族文化交流协会是由在校关心少数民族文化的汉族同学和少数民族同学组成的群众性社团组织，接受院党团委的指导及社团联合会的领导。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民族文化交流协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希望院领导能够批准。
此致，敬礼
申请人：民族文化交流协会 筹备组
一个汉人去林彪死去的地方——蒙古国温都尔汗
2007年8月下旬，我去买从北京直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火车，两星期内的车票全部售空。每年6月到9月，是蒙古气候最好的时候，自然成为去蒙古旅行的旺季。我决定改乘汽车，到达中蒙边境后，再转火车去蒙古的乌兰巴托。
下午5点刚过，我来到北京木樨园长途汽车站。6点30分开往中蒙边境二连浩特的长途客车，停在车场左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我找到了自己的铺位，爬了上去。买票时，特别要了右侧第一排上铺位置。我把车上棉被放在身后，靠在上面，透过正前方大车窗向外看，视野极佳。汽车沿着八达岭高速公路向西北方向行驶。舒舒服服靠在铺上，我开始回忆起我的目的地，那个人烟稀少，带有些世外神秘感的国家。两年的时间，过得会是这么快。2005年8月，我第一次去蒙古旅游，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星期。
客车到达二连浩特时，还不到凌晨4点，比我预想的早了很多。我知道火车站附近有几家宾馆，但苦于天黑，看不清宾馆标志。出租车司机把我拉到了几条街外，质次价高，他可以拿回扣的关系宾馆。
上午9点，我来到二连火车站对面的国际列车售票处，购买当日下午从二连发车前往乌兰巴托的火车票。10点钟开始售票，烈日下，人们排成了不长不短的队。排队购票者中间，中国人与蒙古人大约各占一半。蒙古人夹塞理直气壮，走过来前看看后看看，喜欢哪个位置，直接就站进去。下一个就轮到我去卖票窗口，一位妙龄蒙古女郎走过来，招呼没打，大模大样站到了我的前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交恶，这里是边防前线。如今这座边境小城街道繁荣，许多乌兰巴托人专程坐火车跑来购物。
第二天早上，我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我准备从乌兰巴托前往达达勒苏木旅游。有几条不同的路线，偶尔还会有从乌兰巴托出发的直达车。我对着地图，请“戈壁旅游”旅店漂亮的女店主参谋，策划最佳的东行路线。达达勒苏木位于肯特省境内。我先在地图上找到肯特省省会。我有一个习惯，见到新的外语地名，总是看看我会怎么把它翻译成为中文。我研究着这个肯特省会城市的英文名称：“Ondorkhaan”，反复拼读，想把它准确念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好像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念了几遍，突然灵机一动，知道了为什么。
温都尔汗！林彪全家出逃飞机坠毁的地方。
第二次来蒙古，我竟然忘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在蒙古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大事。我在地图上描了描，基本上是顺路，自然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我选择了先到温都尔汗，然后转车去达达勒苏木的路线。
我当即去汽车站，买了两天后早上8点钟由乌兰巴托发车去温都尔汗的车票。在蒙古的省会转车去更小的地方，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林彪事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从头到尾都还有着许多未解之谜。
帮助我出谋划策的女店主40岁左右，在苏联读的大学，使我惊讶的是，她居然不知道有林彪坠机这回事。是啊，林彪在蒙古连个屁都不算一回事儿！我下楼出去，在大门外遇到了会四国语言的一楼店主包洛德，他正在冲洗他的四轮驱动的丰田。
“我说，你去过温都尔汗吗？”我小心地试探性的问包洛德。
“去过好多次，怎么样？”
“你可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
他困惑的望着我。什么事啊？
“36年前。”我接着说...
“啊，我不需要知道，你说的是林彪坠机的事情吧，我专门去了一次现场。”
“跟我说说，你都知道什么？”
“林彪是你们的二号领导人，对吧？许多年前了，啊，19年前，我去的坠机现场。当时飞机还在那，我记得机头朝上，机身和尾部都融化了。后来俄国人走了，那架飞机残骸也被人拉走了。”
“谁拉走了飞机残骸？”我小心翼翼的问道：
“听说当地牧民把剩下的东西做价，当成废金属卖给了中国人。”
“对于坠机原因，你们蒙古政府的官方解释是什么？”我还想继续探究...
“我不记得有过官方解释。很长一段时间内，老百姓传说是中国的林彪，政府对此事严加保密。后来听当地人说，飞机坠毁十几分钟以后，就有军人赶到了现场，设立了封锁线，以后若干天时间内，没有人能接近现场。”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那就是说，蒙古(苏联)方面在飞机坠毁前，就已经对其有紧密的跟踪，并且提前做了相应的封锁现场的部署。
“我还听人说过，林彪根本没在那架机里面。哎，你觉得他在不在里面？”包洛德反过来问我。
“我也听说过这种说法，所谓林彪已经在飞机坠毁前一天死亡。但后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原因是近年来，几个很接近林彪的当事人的回忆，基本上都符合中国政府的林彪死于坠机的说法。那些当事人有些已经在国外定居，似乎没有再保守秘密的必要。”
还是没有谜底，不管怎么样，实地去看看。
9月中旬的乌兰巴托，寒意渐浓，清晨时分尤甚。我来到了汽车站。背着一个双肩跨包，提着一个小手提包，带上了旅游指南，照相机，卫生日用品，几件替换衣服，少量食品，蒙古语简单会话手册。我计划离开10天左右。
蒙古属于世界上背包旅行最便利的国家之一，交通不算发达，旅游服务设施稍感欠缺。此外，蒙古语好多不包含元音的发声，大大增加了模仿的难度，自然也增加了利用会话手册进行交流的难度。
我坐在左面靠窗的位置，是前后两排间距不大，坐着很舒服的那种中型客车。我旁边是一位胖胖的中年女性，随身带着个大号编织袋，她比我来得晚，上车后，我站起来帮她把编织袋放到头顶行李架上。她往座位上一坐，我再往窗口挤一挤。
温都尔汗是肯特省的省会。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全程330公里，行车8小时，大部分是高等级公路，汽车行走平稳，在蒙古旅行，算得上是难得的享受。
肯特省由西北部的肯特山脉和东部的大平原组成，离开乌兰巴托，向东走不太久，就进入了省界。路两边都是大草原，这个季节，草地已经失去了碧绿。
可能是早晨起得早，车里的许多人在打瞌睡。我没有睡意，取出旅游指南，翻看寻找上面的肯特省地图。旁边的妇女说了句什么，我朝她笑了笑，摇摇头，表示听不懂。她用手指着左面的车窗，意思是你向外看。
离开公路不远的平原上，矗立着一座超巨大的银色雕像，骑在战马上的成吉思汗雕像。成吉思汗身披铠甲，面向东方，雕像下面是高大的基座。我们的客车没有减速，雕像从车窗外掠过，我回头向侧后方望去，只见广阔的草原背景下，阳光洒在岿然傲立的成吉思汗身上，给人横空出世的感觉。没想到路上有这么个漂亮风景。我扭头朝邻座女士感谢的笑笑，伸出拇指表示赞赏，她骄傲地点点头。
客车到达温都尔汗，已经是下午4点。按照旅游指南的推荐，我住进了城东边的额尔德斯宾馆。蒙古建筑绝大多数是前苏联设计，大而粗糙，千篇一律。如果是到了比较小的城市，这种特点尤其明显。宾馆房间很大，摆放着几件简单粗笨的家具，至少有十几只苍蝇在房间内飞舞。
温都尔汗是省会，有两万人口，城里平时看不到几个人。城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正中一辆苏式坦克纪念苏联卫国战争。广场北面是博物馆，图书馆，市政厅，以及其它政府部门。值得一提的还有位于城西的一座佛教寺庙，里面有十几个喇嘛。17世纪时，这座寺庙本是蒙古的第一所佛学院，全盛时期，曾经有过1000名喇嘛。1938年春，在苏联指挥下，逮捕了喇嘛们，毁掉了原有的建筑。
我计划雇辆车，去林彪飞机坠毁的地方。网上资料显示，准确的坠机地点，是在温都尔汗北70公里处的贝尔赫苏木附近。没有当地人的帮助，我不可能找到那个地方，从而我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英文翻译。
借助于手边的会话手册，我在投宿的宾馆内，在市邮电局内，在邮电局旁的网吧内，在城里的几家饭店内，到处打听有没有谁能够讲英文，结果是一无所获。第二天是星期六周末，我继续寻找，结果在市图书馆得到了一点有用的线索。女馆员比划着建议，星期一上班后，我去当地的中学试一试，学校里面有英文老师，她给我写下了英文老师的名字。这个方案似乎可行，问题是，老师可能抽不出时间陪我。
出师不利，比原来想的更困难，我心里很沮丧。
傍晚前后，我在宾馆呆不住，走出门漫无目标，从城东逛到城西。肚子有些饿了，走进了加油站后面的一家饭店。饭店的营业面积不小，空荡荡没有客人。吧台前，一个看上去很有风度的中年女士，旁边还有两个小姑娘服务员。我选择了靠门口的餐桌，拿起菜单本看，上面的菜居然有中蒙两种文字。
中年女士走过来，用蒙语问：“您想吃点什么？”
我问她：“您能说中文吗？”
几句话过后，原来她是蒙族人，住在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她的丈夫是那边一家酒店的厨师。这家饭店的老板是肯特省的省长，去中国访问时，邀请她们夫妇两个来这里，帮省长经营这家饭店。因为她会蒙语，能与当地人交流，实际上可以算是这的经理。她把丈夫叫出来，丈夫是汉族人，中等身材，长得很精干，话不是特别多，人非常和气。
“你是来考察生意的吧？”中年女士问我，她姓包。
“不是，我是个游客。”我回答她。
她很惊讶，你怎么会一个人旅游来到这里？我向她解释，我的旅游计划是去北边的达达勒苏木，因为是顺路，决定在温都尔汗拐个小弯，看看林彪飞机坠毁的地方。我需要请个英文翻译陪我一块去，现在还没有着落。
原来是这样。夫妻两个开始帮我想主意。两个人都没有去过坠机现场，对具体行程说不出什么来。但是，他们有个现成的人选，应当能帮上我的忙，只是不知道时间安排上是不是能合适。省长有个外甥，名字叫钦日格，由于生意上的原因，经常在温都尔汗与达达勒苏木之间来回走，他的英文讲的非常好。
“说来真是凑巧，”包女士说，“前几天我碰到钦日格，他说新买了一本书，这的蒙古人写的，说的就是林彪事件。他还问了我一些问题。说不定他会有兴趣也去坠机地点看一看。”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请她无论如何帮我联系一下，没问题，她说，不过要等到星期天晚上钦日格才会过来。我告诉她，我的时间可以灵活，大不了在温都尔汗多等两天。困扰了我两天的问题，突然就这样解决了。
当我坐上钦日格开的丰田面包车，前往贝尔赫苏木时，已是三天后了。我们一行总共四个人，钦日格带着两个助手。林彪葬身之地位于贝尔赫苏木附近。钦日格今年26岁，乌兰巴托人，大学毕业后，来到肯特省发展，英语很流利。他目前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监工正在达达勒苏木建造的一处旅游村。对于林彪事件，他知道得很少，近来才开始感兴趣。
“听说你手头有本关于林彪的书？”我问他。行驶中，我坐在驾驶位旁边，钦日格的两个助手坐在后面。钦日格一只手在身边皮包内搜索，摸出来一本书，递给了我。是本蒙文书，书中封面封底有许多照片。我已经许多年没有关心过这件事，看这些照片还是觉得新奇，一个逝去的荒唐年代的记录。其中有蒙古方面拍摄的现场照片，我是第一次见到。
“这本书里有没有讲飞机是如何坠毁的？”这是我真正好奇的问题。
“没有肯定的结论。如果说有人知道真相，那也只能是俄国人。但据书上讲，俄国人也是被搞了个措手不及。”林彪出逃的时候，蒙古的边防实际上是前苏联在操作，蒙古政府只是摆设而已。
“说说看，你有何高见？”钦日格反过来问我，“是不是中国导弹打下来的？”
“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一定要我回答，那么我认为不是中国方面打下来的，因为既不合乎常识，也不合乎逻辑。”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包洛德说的，苏联人很快封锁现场的事情。我接着说：“不过我同意你刚才的话，坠机的原因可能真的没有人知道。但如果有人知道，那一定是个俄国人，他们装哑巴，那这件事就永远是个谜。”
两个小时后，上午11点钟左右，我们到达了贝尔赫苏木。钦日格要我们几个人在车里稍等，他去找当地人问问，坠机地点是在哪个方向，怎么个走法。地点是在离贝尔赫苏木不到10公里外，这点是肯定的。问题是一旦走到草原上，地貌处处相似，找到具体的坠机位置，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转向朝东南方行驶。车窗外面，仍然是在蒙古到处可见的风光，茫茫的草原，起伏的丘陵，泛黄的秋草，偶尔的羊群与蒙古包。大约半小时后，钦日格把车停在路边，我抬眼四面一看，目光之中，全都是荒野。
“是这里吗？”我有些疑惑。
“我还拿不准。”钦日格回答。
我们从车上走下来。这时候我看到了，路的另外一面，距离我们大约百米外的荒野之中，有一座栏杆围起来的，孤零零的白色佛塔。
“也许是这儿吧，你看看，是不是林彪死后，有人来这立了一座塔。”我半开玩笑半认真。
“我想不会的。”钦日格说，“这塔确实是亲属立的，为了纪念家中死去的亲人，不过这肯定是当地人的塔，并且是在1990年以后。在那之前，这样的塔是不允许建立的。”
他说的有道理，但怎么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野里冒出来这么个佛塔？莫非曾经有过哪个游牧人家，住在这里的时候，家中没了亲人？从佛塔的形状规模，好像不是普通牧民人家立的，如果是有势力的人家，怎么会在这样的荒野？
钦日格回到车上，找到了他的那本书。他四面八方转了转，看看书，抬头望望远方，再看看书，反复了好几遍。我知道了，他是在根据书中的现场照片，对比远处的山形。
“咱们走，”钦日格招呼大家上车，“不是这里。”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当地的向导。靠自己这样瞎碰，看来没有多大希望。
往北边望过去，很远的地方有个蒙古包，钦日格打方向盘，把车转上了草原，直接朝蒙古包开过去。我用手托住棚顶，草地坑洼很多，不小心颠起来会撞脑袋。
“林彪家里，还有亲人吗？”钦日格突然问我。
“他出逃的时候，女儿没有跟着走，如果没有意外，他应当还有活着的亲人。”我在心里算了算，“他女儿现在是60几岁的人了。”
“他只有一个女儿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应当是一儿一女，妻子和儿子都在飞机上。”我回忆了一下，“对了想起来了，据说正是他的女儿，把全家出逃的行动报告给了当时的总理，以致他们走的非常匆忙，好像是飞机起飞时，撞在了什么东西上。”
钦日格扭头看着我：“真的吗？那他女儿不是要了全家的命？”
我没有回答。疯狂的造神运动，残酷的政治斗争，再与人性搅和在一起，我说不清楚。
我们一共走访了四个蒙古包，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可以带路的牧人。第一家蒙古包内只有女主人在，她甚至从来没听说过有飞机坠毁这件事。后两家都听说过，也知道现场就在附近，但都没法说出准确的位置。
十几分钟后，牧人把我们直接带到了坠机现场。
这是块硕大的半沙漠草原盆地，现场比较平坦，周围远方是隆起来的山丘。我从钦日格手中拿过来他的那本书，就着照片对了一下山形，准确无误，就是这个地方。数十载岁月的侵蚀，离开坠机现场百米开外，根本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什么特殊之处。靠近一些，在方圆几百平方米的圈内，可以明显感觉到与周围不一样。
我走进了坠机中心圈内。一只印着成吉思汗肖像的伏特加酒瓶，端端正正立在坠毁地的正中央。成吉思汗伏特加是蒙古生产的最好的伏特加，价格比较昂贵，不是生活在这里半沙漠区的牧民消费得起的饮料。酒瓶内没有酒，但瓶子内外几乎一尘不染。看起来近一两天中，有人曾经从远处来过这个地方，留下了这只空酒瓶。酒呢？喝掉了？还是洒掉了？谁还能记得这里呢？
曾经烧焦的土地，已经稀稀拉拉长出了青草，毕竟36年过去了。我弯下腰在地面上仔细查看，寻找坠毁飞机上残留的小物件。只不过十几分钟，我捡到了五件东西：一只锈的很厉害的螺栓，一个扭曲的线轴形状的金属零件，一块溶化后重新凝结的铝合金铊，一个半边烧焦了的电容器，还有一块质地很好的白色细磁茶杯的残片。
钦日格和他的两个助手，也在聚精会神弯腰搜索。他们捡到的最好的东西，是一只烧焦的变压器线圈，应当是仪表里面的东西，比我的电容器大得多。想跟他把线圈要过来，没好意思开口。看他们认真的样子，显然也想留几件纪念品。
还是无法推测飞机坠毁的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飞机在接触地面时，没有发生猛烈的撞击，因此爆炸是发生在飞机降落之后。尽管含沙地面非常坚硬，从天而降的撞击不会不留下一个深坑。另一个证据是，这是个相对于四周比较平坦的地区，有可能飞行员在迫降时，对地面条件做过选择。
在蒙古草原上起降中小型飞机，并非不可能的事情。据说早年的蒙古民航驾驶员，会把苏制小型民航机直接降落在草原上：“看到下面的蒙古包了吗？”他会告诉乘客，“我有个哥们儿住在那，好久不见，我下去看看，你们也进去休息喝杯茶。”看完朋友后，开飞机接着走，跟公共汽车一样。
再向北二百公里以外，就是蒙俄边界。林彪全家的死亡带有些宿命的色彩。
回到车上重新上路后，钦日格突然对林彪事件兴趣大增。他一边接着开车，一边向我提了一箩筐问题。他属于以后的一代人了，我先测验一下他的历史知识。
“知道毛泽东吧？”
钦日格点头。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中国搞过一场文化革命，这个你也知道吗？”
“当然知道，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这些在中学历史课里都学过，”他伸手拍拍皮包，“我的这本书里面也有介绍。”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时候，林彪是最重要的支持者，三年后，他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入了中共党章。因此，在文革初期，他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但当他的接班人地位确定后，在下一步的政策方向上，他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新的历史分析资料表明，林彪当时认为，中国应当开始更重视国家经济建设。这样的看法，意味着结束甚至否定文革，当然是毛泽东所无法容忍的。于是林彪在利用权术登上了自己政治生涯顶峰的同时，逐渐失去了毛泽东对其忠诚的信任。此后，政治联盟间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又持续了两年，终于在1971年9月，林彪携全家出逃国外，葬身蒙古荒原。
林彪出逃事件爆发时，中国仍然处于已持续了五年的文革狂热之中。这个突发的恶性事件，对中国民众尤其是对知识阶层心理上的震动，怎样形容也不过分。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这个国家是不是出了根本的问题。林彪死后的1972年，文革势力收敛，中国社会出现短暂解冻。可惜好景不长，在毛泽东的默许下，极左势力反扑，开始了新一轮的灾难。然而，林彪事件所引起的强烈震动，导致了人们对文革的态度，有了本质上的变化。以后的几年中，尽管极左势力花样不断翻新，但已经逐渐失去了民心支持，强弩之末，越来越处于守势了。
“可以这样来理解，”我对钦日格说，“林彪事件为中国摆脱极左思潮，七年后启动伟大的改革开放，做了意识上转弯的准备。即使不去讨论林彪当时的主观愿望，因为确实还有太多的谜团，只着眼于实际效果，也应当承认，在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关头，林彪事件客观上促成了文革的结束，以及后来的根本转折。”
钦日格静静的听着，似乎在琢磨着什么事情。后来我发觉，这个家伙真正感兴趣的，是想着如何利用飞机坠毁地，吸引中国游客，在肯特省未来旅游发展中牟利。
“等我过些天回到温都尔汗，”他说，“我去省博物馆跟他们谈谈，看看能不能在历史展区里增加个有关林彪的栏目。”思索了片刻，他接着说：“你估计会有好多中国游客来这访问？我得追踪一下那架飞机残骸去了哪里。”
“没错呀，”我说，“回去后，跟你的省长舅舅说说，在博物馆开辟一个专栏。将来有多少中国游客会来这儿？那我可说不出来，但不管怎么样，发生在你们邻国领导人身上这么大的事情，总该在地区的博物馆里有个位置吧。”
随后一段时间，我们不再说话。与其他蒙古汽车驾驶员一样，钦日格车开的很疯，面包车在半沙漠的土路上下颠簸。我从口袋里取出捡来的纪念品，用纸巾拂去尘土，一件件仔细端详。金属部件锈蚀严重，看不出个所以然，但小小的镀膜电容器上，还能清晰辨认出“BRUSH”这几个字母。BRUSH是英国一家电子产品公司的名称，三叉戟飞机制造厂的电子零件供应商。
“你在想什么？”看到我盯着这些东西沉思，钦日格又忍不住问我。“没什么，”我说，觉得有些唐突。”....
下午5点刚过，我来到北京木樨园长途汽车站。6点30分开往中蒙边境二连浩特的长途客车，停在车场左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我找到了自己的铺位，爬了上去。买票时，特别要了右侧第一排上铺位置。我把车上棉被放在身后，靠在上面，透过正前方大车窗向外看，视野极佳。汽车沿着八达岭高速公路向西北方向行驶。舒舒服服靠在铺上，我开始回忆起我的目的地，那个人烟稀少，带有些世外神秘感的国家。两年的时间，过得会是这么快。2005年8月，我第一次去蒙古旅游，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星期。
客车到达二连浩特时，还不到凌晨4点，比我预想的早了很多。我知道火车站附近有几家宾馆，但苦于天黑，看不清宾馆标志。出租车司机把我拉到了几条街外，质次价高，他可以拿回扣的关系宾馆。
上午9点，我来到二连火车站对面的国际列车售票处，购买当日下午从二连发车前往乌兰巴托的火车票。10点钟开始售票，烈日下，人们排成了不长不短的队。排队购票者中间，中国人与蒙古人大约各占一半。蒙古人夹塞理直气壮，走过来前看看后看看，喜欢哪个位置，直接就站进去。下一个就轮到我去卖票窗口，一位妙龄蒙古女郎走过来，招呼没打，大模大样站到了我的前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交恶，这里是边防前线。如今这座边境小城街道繁荣，许多乌兰巴托人专程坐火车跑来购物。
第二天早上，我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我准备从乌兰巴托前往达达勒苏木旅游。有几条不同的路线，偶尔还会有从乌兰巴托出发的直达车。我对着地图，请“戈壁旅游”旅店漂亮的女店主参谋，策划最佳的东行路线。达达勒苏木位于肯特省境内。我先在地图上找到肯特省省会。我有一个习惯，见到新的外语地名，总是看看我会怎么把它翻译成为中文。我研究着这个肯特省会城市的英文名称：“Ondorkhaan”，反复拼读，想把它准确念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好像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念了几遍，突然灵机一动，知道了为什么。
温都尔汗！林彪全家出逃飞机坠毁的地方。
第二次来蒙古，我竟然忘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在蒙古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大事。我在地图上描了描，基本上是顺路，自然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我选择了先到温都尔汗，然后转车去达达勒苏木的路线。
我当即去汽车站，买了两天后早上8点钟由乌兰巴托发车去温都尔汗的车票。在蒙古的省会转车去更小的地方，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林彪事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从头到尾都还有着许多未解之谜。
帮助我出谋划策的女店主40岁左右，在苏联读的大学，使我惊讶的是，她居然不知道有林彪坠机这回事。是啊，林彪在蒙古连个屁都不算一回事儿！我下楼出去，在大门外遇到了会四国语言的一楼店主包洛德，他正在冲洗他的四轮驱动的丰田。
“我说，你去过温都尔汗吗？”我小心地试探性的问包洛德。
“去过好多次，怎么样？”
“你可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
他困惑的望着我。什么事啊？
“36年前。”我接着说...
“啊，我不需要知道，你说的是林彪坠机的事情吧，我专门去了一次现场。”
“跟我说说，你都知道什么？”
“林彪是你们的二号领导人，对吧？许多年前了，啊，19年前，我去的坠机现场。当时飞机还在那，我记得机头朝上，机身和尾部都融化了。后来俄国人走了，那架飞机残骸也被人拉走了。”
“谁拉走了飞机残骸？”我小心翼翼的问道：
“听说当地牧民把剩下的东西做价，当成废金属卖给了中国人。”
“对于坠机原因，你们蒙古政府的官方解释是什么？”我还想继续探究...
“我不记得有过官方解释。很长一段时间内，老百姓传说是中国的林彪，政府对此事严加保密。后来听当地人说，飞机坠毁十几分钟以后，就有军人赶到了现场，设立了封锁线，以后若干天时间内，没有人能接近现场。”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那就是说，蒙古(苏联)方面在飞机坠毁前，就已经对其有紧密的跟踪，并且提前做了相应的封锁现场的部署。
“我还听人说过，林彪根本没在那架机里面。哎，你觉得他在不在里面？”包洛德反过来问我。
“我也听说过这种说法，所谓林彪已经在飞机坠毁前一天死亡。但后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原因是近年来，几个很接近林彪的当事人的回忆，基本上都符合中国政府的林彪死于坠机的说法。那些当事人有些已经在国外定居，似乎没有再保守秘密的必要。”
还是没有谜底，不管怎么样，实地去看看。
9月中旬的乌兰巴托，寒意渐浓，清晨时分尤甚。我来到了汽车站。背着一个双肩跨包，提着一个小手提包，带上了旅游指南，照相机，卫生日用品，几件替换衣服，少量食品，蒙古语简单会话手册。我计划离开10天左右。
蒙古属于世界上背包旅行最便利的国家之一，交通不算发达，旅游服务设施稍感欠缺。此外，蒙古语好多不包含元音的发声，大大增加了模仿的难度，自然也增加了利用会话手册进行交流的难度。
我坐在左面靠窗的位置，是前后两排间距不大，坐着很舒服的那种中型客车。我旁边是一位胖胖的中年女性，随身带着个大号编织袋，她比我来得晚，上车后，我站起来帮她把编织袋放到头顶行李架上。她往座位上一坐，我再往窗口挤一挤。
温都尔汗是肯特省的省会。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全程330公里，行车8小时，大部分是高等级公路，汽车行走平稳，在蒙古旅行，算得上是难得的享受。
肯特省由西北部的肯特山脉和东部的大平原组成，离开乌兰巴托，向东走不太久，就进入了省界。路两边都是大草原，这个季节，草地已经失去了碧绿。
可能是早晨起得早，车里的许多人在打瞌睡。我没有睡意，取出旅游指南，翻看寻找上面的肯特省地图。旁边的妇女说了句什么，我朝她笑了笑，摇摇头，表示听不懂。她用手指着左面的车窗，意思是你向外看。
离开公路不远的平原上，矗立着一座超巨大的银色雕像，骑在战马上的成吉思汗雕像。成吉思汗身披铠甲，面向东方，雕像下面是高大的基座。我们的客车没有减速，雕像从车窗外掠过，我回头向侧后方望去，只见广阔的草原背景下，阳光洒在岿然傲立的成吉思汗身上，给人横空出世的感觉。没想到路上有这么个漂亮风景。我扭头朝邻座女士感谢的笑笑，伸出拇指表示赞赏，她骄傲地点点头。
客车到达温都尔汗，已经是下午4点。按照旅游指南的推荐，我住进了城东边的额尔德斯宾馆。蒙古建筑绝大多数是前苏联设计，大而粗糙，千篇一律。如果是到了比较小的城市，这种特点尤其明显。宾馆房间很大，摆放着几件简单粗笨的家具，至少有十几只苍蝇在房间内飞舞。
温都尔汗是省会，有两万人口，城里平时看不到几个人。城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正中一辆苏式坦克纪念苏联卫国战争。广场北面是博物馆，图书馆，市政厅，以及其它政府部门。值得一提的还有位于城西的一座佛教寺庙，里面有十几个喇嘛。17世纪时，这座寺庙本是蒙古的第一所佛学院，全盛时期，曾经有过1000名喇嘛。1938年春，在苏联指挥下，逮捕了喇嘛们，毁掉了原有的建筑。
我计划雇辆车，去林彪飞机坠毁的地方。网上资料显示，准确的坠机地点，是在温都尔汗北70公里处的贝尔赫苏木附近。没有当地人的帮助，我不可能找到那个地方，从而我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英文翻译。
借助于手边的会话手册，我在投宿的宾馆内，在市邮电局内，在邮电局旁的网吧内，在城里的几家饭店内，到处打听有没有谁能够讲英文，结果是一无所获。第二天是星期六周末，我继续寻找，结果在市图书馆得到了一点有用的线索。女馆员比划着建议，星期一上班后，我去当地的中学试一试，学校里面有英文老师，她给我写下了英文老师的名字。这个方案似乎可行，问题是，老师可能抽不出时间陪我。
出师不利，比原来想的更困难，我心里很沮丧。
傍晚前后，我在宾馆呆不住，走出门漫无目标，从城东逛到城西。肚子有些饿了，走进了加油站后面的一家饭店。饭店的营业面积不小，空荡荡没有客人。吧台前，一个看上去很有风度的中年女士，旁边还有两个小姑娘服务员。我选择了靠门口的餐桌，拿起菜单本看，上面的菜居然有中蒙两种文字。
中年女士走过来，用蒙语问：“您想吃点什么？”
我问她：“您能说中文吗？”
几句话过后，原来她是蒙族人，住在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她的丈夫是那边一家酒店的厨师。这家饭店的老板是肯特省的省长，去中国访问时，邀请她们夫妇两个来这里，帮省长经营这家饭店。因为她会蒙语，能与当地人交流，实际上可以算是这的经理。她把丈夫叫出来，丈夫是汉族人，中等身材，长得很精干，话不是特别多，人非常和气。
“你是来考察生意的吧？”中年女士问我，她姓包。
“不是，我是个游客。”我回答她。
她很惊讶，你怎么会一个人旅游来到这里？我向她解释，我的旅游计划是去北边的达达勒苏木，因为是顺路，决定在温都尔汗拐个小弯，看看林彪飞机坠毁的地方。我需要请个英文翻译陪我一块去，现在还没有着落。
原来是这样。夫妻两个开始帮我想主意。两个人都没有去过坠机现场，对具体行程说不出什么来。但是，他们有个现成的人选，应当能帮上我的忙，只是不知道时间安排上是不是能合适。省长有个外甥，名字叫钦日格，由于生意上的原因，经常在温都尔汗与达达勒苏木之间来回走，他的英文讲的非常好。
“说来真是凑巧，”包女士说，“前几天我碰到钦日格，他说新买了一本书，这的蒙古人写的，说的就是林彪事件。他还问了我一些问题。说不定他会有兴趣也去坠机地点看一看。”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请她无论如何帮我联系一下，没问题，她说，不过要等到星期天晚上钦日格才会过来。我告诉她，我的时间可以灵活，大不了在温都尔汗多等两天。困扰了我两天的问题，突然就这样解决了。
当我坐上钦日格开的丰田面包车，前往贝尔赫苏木时，已是三天后了。我们一行总共四个人，钦日格带着两个助手。林彪葬身之地位于贝尔赫苏木附近。钦日格今年26岁，乌兰巴托人，大学毕业后，来到肯特省发展，英语很流利。他目前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监工正在达达勒苏木建造的一处旅游村。对于林彪事件，他知道得很少，近来才开始感兴趣。
“听说你手头有本关于林彪的书？”我问他。行驶中，我坐在驾驶位旁边，钦日格的两个助手坐在后面。钦日格一只手在身边皮包内搜索，摸出来一本书，递给了我。是本蒙文书，书中封面封底有许多照片。我已经许多年没有关心过这件事，看这些照片还是觉得新奇，一个逝去的荒唐年代的记录。其中有蒙古方面拍摄的现场照片，我是第一次见到。
“这本书里有没有讲飞机是如何坠毁的？”这是我真正好奇的问题。
“没有肯定的结论。如果说有人知道真相，那也只能是俄国人。但据书上讲，俄国人也是被搞了个措手不及。”林彪出逃的时候，蒙古的边防实际上是前苏联在操作，蒙古政府只是摆设而已。
“说说看，你有何高见？”钦日格反过来问我，“是不是中国导弹打下来的？”
“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一定要我回答，那么我认为不是中国方面打下来的，因为既不合乎常识，也不合乎逻辑。”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包洛德说的，苏联人很快封锁现场的事情。我接着说：“不过我同意你刚才的话，坠机的原因可能真的没有人知道。但如果有人知道，那一定是个俄国人，他们装哑巴，那这件事就永远是个谜。”
两个小时后，上午11点钟左右，我们到达了贝尔赫苏木。钦日格要我们几个人在车里稍等，他去找当地人问问，坠机地点是在哪个方向，怎么个走法。地点是在离贝尔赫苏木不到10公里外，这点是肯定的。问题是一旦走到草原上，地貌处处相似，找到具体的坠机位置，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转向朝东南方行驶。车窗外面，仍然是在蒙古到处可见的风光，茫茫的草原，起伏的丘陵，泛黄的秋草，偶尔的羊群与蒙古包。大约半小时后，钦日格把车停在路边，我抬眼四面一看，目光之中，全都是荒野。
“是这里吗？”我有些疑惑。
“我还拿不准。”钦日格回答。
我们从车上走下来。这时候我看到了，路的另外一面，距离我们大约百米外的荒野之中，有一座栏杆围起来的，孤零零的白色佛塔。
“也许是这儿吧，你看看，是不是林彪死后，有人来这立了一座塔。”我半开玩笑半认真。
“我想不会的。”钦日格说，“这塔确实是亲属立的，为了纪念家中死去的亲人，不过这肯定是当地人的塔，并且是在1990年以后。在那之前，这样的塔是不允许建立的。”
他说的有道理，但怎么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野里冒出来这么个佛塔？莫非曾经有过哪个游牧人家，住在这里的时候，家中没了亲人？从佛塔的形状规模，好像不是普通牧民人家立的，如果是有势力的人家，怎么会在这样的荒野？
钦日格回到车上，找到了他的那本书。他四面八方转了转，看看书，抬头望望远方，再看看书，反复了好几遍。我知道了，他是在根据书中的现场照片，对比远处的山形。
“咱们走，”钦日格招呼大家上车，“不是这里。”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当地的向导。靠自己这样瞎碰，看来没有多大希望。
往北边望过去，很远的地方有个蒙古包，钦日格打方向盘，把车转上了草原，直接朝蒙古包开过去。我用手托住棚顶，草地坑洼很多，不小心颠起来会撞脑袋。
“林彪家里，还有亲人吗？”钦日格突然问我。
“他出逃的时候，女儿没有跟着走，如果没有意外，他应当还有活着的亲人。”我在心里算了算，“他女儿现在是60几岁的人了。”
“他只有一个女儿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应当是一儿一女，妻子和儿子都在飞机上。”我回忆了一下，“对了想起来了，据说正是他的女儿，把全家出逃的行动报告给了当时的总理，以致他们走的非常匆忙，好像是飞机起飞时，撞在了什么东西上。”
钦日格扭头看着我：“真的吗？那他女儿不是要了全家的命？”
我没有回答。疯狂的造神运动，残酷的政治斗争，再与人性搅和在一起，我说不清楚。
我们一共走访了四个蒙古包，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可以带路的牧人。第一家蒙古包内只有女主人在，她甚至从来没听说过有飞机坠毁这件事。后两家都听说过，也知道现场就在附近，但都没法说出准确的位置。
十几分钟后，牧人把我们直接带到了坠机现场。
这是块硕大的半沙漠草原盆地，现场比较平坦，周围远方是隆起来的山丘。我从钦日格手中拿过来他的那本书，就着照片对了一下山形，准确无误，就是这个地方。数十载岁月的侵蚀，离开坠机现场百米开外，根本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什么特殊之处。靠近一些，在方圆几百平方米的圈内，可以明显感觉到与周围不一样。
我走进了坠机中心圈内。一只印着成吉思汗肖像的伏特加酒瓶，端端正正立在坠毁地的正中央。成吉思汗伏特加是蒙古生产的最好的伏特加，价格比较昂贵，不是生活在这里半沙漠区的牧民消费得起的饮料。酒瓶内没有酒，但瓶子内外几乎一尘不染。看起来近一两天中，有人曾经从远处来过这个地方，留下了这只空酒瓶。酒呢？喝掉了？还是洒掉了？谁还能记得这里呢？
曾经烧焦的土地，已经稀稀拉拉长出了青草，毕竟36年过去了。我弯下腰在地面上仔细查看，寻找坠毁飞机上残留的小物件。只不过十几分钟，我捡到了五件东西：一只锈的很厉害的螺栓，一个扭曲的线轴形状的金属零件，一块溶化后重新凝结的铝合金铊，一个半边烧焦了的电容器，还有一块质地很好的白色细磁茶杯的残片。
钦日格和他的两个助手，也在聚精会神弯腰搜索。他们捡到的最好的东西，是一只烧焦的变压器线圈，应当是仪表里面的东西，比我的电容器大得多。想跟他把线圈要过来，没好意思开口。看他们认真的样子，显然也想留几件纪念品。
还是无法推测飞机坠毁的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飞机在接触地面时，没有发生猛烈的撞击，因此爆炸是发生在飞机降落之后。尽管含沙地面非常坚硬，从天而降的撞击不会不留下一个深坑。另一个证据是，这是个相对于四周比较平坦的地区，有可能飞行员在迫降时，对地面条件做过选择。
在蒙古草原上起降中小型飞机，并非不可能的事情。据说早年的蒙古民航驾驶员，会把苏制小型民航机直接降落在草原上：“看到下面的蒙古包了吗？”他会告诉乘客，“我有个哥们儿住在那，好久不见，我下去看看，你们也进去休息喝杯茶。”看完朋友后，开飞机接着走，跟公共汽车一样。
再向北二百公里以外，就是蒙俄边界。林彪全家的死亡带有些宿命的色彩。
回到车上重新上路后，钦日格突然对林彪事件兴趣大增。他一边接着开车，一边向我提了一箩筐问题。他属于以后的一代人了，我先测验一下他的历史知识。
“知道毛泽东吧？”
钦日格点头。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中国搞过一场文化革命，这个你也知道吗？”
“当然知道，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这些在中学历史课里都学过，”他伸手拍拍皮包，“我的这本书里面也有介绍。”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时候，林彪是最重要的支持者，三年后，他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入了中共党章。因此，在文革初期，他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但当他的接班人地位确定后，在下一步的政策方向上，他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新的历史分析资料表明，林彪当时认为，中国应当开始更重视国家经济建设。这样的看法，意味着结束甚至否定文革，当然是毛泽东所无法容忍的。于是林彪在利用权术登上了自己政治生涯顶峰的同时，逐渐失去了毛泽东对其忠诚的信任。此后，政治联盟间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又持续了两年，终于在1971年9月，林彪携全家出逃国外，葬身蒙古荒原。
林彪出逃事件爆发时，中国仍然处于已持续了五年的文革狂热之中。这个突发的恶性事件，对中国民众尤其是对知识阶层心理上的震动，怎样形容也不过分。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这个国家是不是出了根本的问题。林彪死后的1972年，文革势力收敛，中国社会出现短暂解冻。可惜好景不长，在毛泽东的默许下，极左势力反扑，开始了新一轮的灾难。然而，林彪事件所引起的强烈震动，导致了人们对文革的态度，有了本质上的变化。以后的几年中，尽管极左势力花样不断翻新，但已经逐渐失去了民心支持，强弩之末，越来越处于守势了。
“可以这样来理解，”我对钦日格说，“林彪事件为中国摆脱极左思潮，七年后启动伟大的改革开放，做了意识上转弯的准备。即使不去讨论林彪当时的主观愿望，因为确实还有太多的谜团，只着眼于实际效果，也应当承认，在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关头，林彪事件客观上促成了文革的结束，以及后来的根本转折。”
钦日格静静的听着，似乎在琢磨着什么事情。后来我发觉，这个家伙真正感兴趣的，是想着如何利用飞机坠毁地，吸引中国游客，在肯特省未来旅游发展中牟利。
“等我过些天回到温都尔汗，”他说，“我去省博物馆跟他们谈谈，看看能不能在历史展区里增加个有关林彪的栏目。”思索了片刻，他接着说：“你估计会有好多中国游客来这访问？我得追踪一下那架飞机残骸去了哪里。”
“没错呀，”我说，“回去后，跟你的省长舅舅说说，在博物馆开辟一个专栏。将来有多少中国游客会来这儿？那我可说不出来，但不管怎么样，发生在你们邻国领导人身上这么大的事情，总该在地区的博物馆里有个位置吧。”
随后一段时间，我们不再说话。与其他蒙古汽车驾驶员一样，钦日格车开的很疯，面包车在半沙漠的土路上下颠簸。我从口袋里取出捡来的纪念品，用纸巾拂去尘土，一件件仔细端详。金属部件锈蚀严重，看不出个所以然，但小小的镀膜电容器上，还能清晰辨认出“BRUSH”这几个字母。BRUSH是英国一家电子产品公司的名称，三叉戟飞机制造厂的电子零件供应商。
“你在想什么？”看到我盯着这些东西沉思，钦日格又忍不住问我。“没什么，”我说，觉得有些唐突。”....
蒙古人的基督教——也里可温
可温蒙古的景教徒，可能就被称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Erkeun或Arkaim）是蒙古语，意为“蒙福的人”，“有福缘的人”。也有人认为，该词的意思是“信奉上帝的人”，或“上帝之子”。无论如何，这个词肯定是蒙古人对基督徒的称谓。元朝以前，中国古籍中并没有这个词。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前，基督徒被称为“迭屑”，而自元世祖忽必烈以后，便改称“也里可温”了。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前，有四个部信奉景教。
克烈部，活动于外蒙古一带。因与该部通婚，成吉思汗家族中有不少人信奉景教。如成吉思汗之子拖雷的妻子就来自克烈部，是一位景教徒，她生了三个儿子，都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蒙哥、忽必烈、旭烈兀。
乃蛮部，活动于西域一带，属突厥语系部族。1204年，该部被成吉思汗攻破，王子逃往西域，不久便放弃景教信仰，转信佛教。
汪古部，活动于河套一带，也属突厥语系部族。蔑里乞部，主要活动于西域一带，属突厥人，或者是与突厥人杂居的蒙古人。
上述四部，除蔑里乞部外，其余三部都不是全民信教，因此，景教在这些部族中的影响力并不很强。加之成吉思汗不喜欢景教，尽管他的后宫中掳来了不少信奉景教的嫔妃，但景教在蒙元时代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元朝时，除了景教以外，天主教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都先后派遣传教士东来。在后来的历史书中，往往将景教与天主教混为一谈，久而久之，在有的学者那里，也里可温就成了景教和天主教的统称。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也把元朝时的景教和天主教统称为也里可温教。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前，有四个部信奉景教。
克烈部，活动于外蒙古一带。因与该部通婚，成吉思汗家族中有不少人信奉景教。如成吉思汗之子拖雷的妻子就来自克烈部，是一位景教徒，她生了三个儿子，都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蒙哥、忽必烈、旭烈兀。
乃蛮部，活动于西域一带，属突厥语系部族。1204年，该部被成吉思汗攻破，王子逃往西域，不久便放弃景教信仰，转信佛教。
汪古部，活动于河套一带，也属突厥语系部族。蔑里乞部，主要活动于西域一带，属突厥人，或者是与突厥人杂居的蒙古人。
上述四部，除蔑里乞部外，其余三部都不是全民信教，因此，景教在这些部族中的影响力并不很强。加之成吉思汗不喜欢景教，尽管他的后宫中掳来了不少信奉景教的嫔妃，但景教在蒙元时代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元朝时，除了景教以外，天主教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都先后派遣传教士东来。在后来的历史书中，往往将景教与天主教混为一谈，久而久之，在有的学者那里，也里可温就成了景教和天主教的统称。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也把元朝时的景教和天主教统称为也里可温教。
中国企业赴蒙古国投资开矿的热情持续升温
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时常可见中国人的身影，若一打听，多数人是来考察蒙古国矿产资源的。在乌兰巴托市一中资宾馆，住满了来自中国的旅客。其中一位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旭隆煤矿的人说，国内的矿产资源已经被瓜分得差不多了，只能到蒙古来看一看了。
据中国在蒙投资企业中华总商会的有关人士透露，仅2004年来蒙古国投资开矿的中国企业就有二三十家。目前来蒙古国投资矿业的中国企业，大部分是来自河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等邻近蒙古国的中国省份。投资主体已由原来的业内人士逐步扩大到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行业。中国企业在蒙古国投资开矿主要侧重有色金属和铁矿。不过，由于蒙古国基础设施较差，目前到蒙古国投资矿产资源开发的大多数企业都处于前期准备阶段，真正开工并获利的较少。
对蒙古国矿产资源投资过热产生"并发症"
在当前我国矿产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投资开发与我国相邻且关系友好的蒙古国的矿产资源，对缓解我国的资源压力、带动蒙古国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但据笔者在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中国在蒙投资企业中华总商会了解到的情况，以及一些中资企业的有关人士反映，目前中国企业在蒙古投资矿产资源已出现过热和无序现象，并由此暴露出一些问题。
其一，国内企业和投资者的纷至沓来，令蒙古国一时难以承受，甚至引起部分蒙古国议员和民众的恐慌。据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方面介绍，近一二年来，来自国内的投资考察团是一个接一个，组织者从省级政府一直到乡一级政府，甚至政协、人大和工会也组团前来，这些考察团开口就谈开矿。还有大量的民营或国有企业单独前来考察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蒙古国工业和贸易部查询矿产资源资料的人很多，基本都是中国人。而且，一些考察团，尤其是由地方主要领导带队的考察团，不仅带着当地媒体的记者，还请蒙古国记者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本身雷声大，雨点小，旅游效果大于考察效果，反而搞得风声鹤唳，其阵势使蒙古国一些人士很紧张，害怕他们的矿产资源被中国企业垄断了。
在今年的蒙古国总统大选中，一些候选人的矛头直指矿产资源开发。有两位总统候选人提出要平均分配社会资源。并且目前在蒙古国社会各阶层反对矿产资源开发，尤其是反对外国人开矿的呼声日渐响起。他们的理由是要为子孙后代留点饭吃。因此，在蒙古国开发矿产资源的政策性风险日益增大。中国在蒙古国的一位投资者说，他的一位蒙古国议员朋友透露，蒙古国正在酝酿对矿产资源法和外国投资法进行修改。
其二，一些中国企业竞相争夺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项目，互相抬价，互相挖墙脚，搞恶性竞争，损害国家整体利益。据一些中资企业人士反映，这种恶性竞争不仅仅是企业间的行为，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暗中支持，尤其是一些较大的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有关地区领导出于自身政绩或体现出访成果的考虑，支持一些较有实力的企业与其他地区企业不惜血本地争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国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抬高了蒙古国矿产资源的价格。
其三，一些中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蒙古国开发矿产资源的真正意图不是要开矿，而是进行炒卖。据介绍，蒙古国绝大多数矿点不通路、不通电、无水、无通讯、无房舍，开矿的前期投入巨大，而且蒙古国的矿产资源勘探工作薄弱，不少地质资料与实际资源状况差距较大，找矿的风险很大。因此，一些实力较弱或不敢承担风险的企业便通过炒卖蒙古国资源来牟利，但是其买家基本为国内企业。因此，在中国各赴蒙古国矿产资源投资考察团的项目签字仪式上，出现不少中国人与中国人签约的镜头。
蒙古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兼政府总理新闻助理宝勒德呼雅格介绍说，中蒙经济贸易合作的前景非常广泛。蒙古国刚刚与欧盟签订了一个7200种产品向欧洲免税出口的协议。目前，亚洲只有两个国家获得这种优惠。斯里兰卡等国的商人已经闻讯到蒙古国来投资办厂，对中国投资者同样是个好消息。过去，美国给蒙古国的出口服装免税政策，吸引中国的一些服装生产企业来蒙古国设厂生产服装获了利。这次欧洲对蒙古国出口的免税商品中，有皮革、羊绒和其他畜产品商品，蒙古国有大量原料，会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前来办厂的。蒙古国政府还在实施一个全国实现电脑化项目，政府对电脑和相应的零部件的进口都实行免税政策，其中也有很多商机。
乌兰巴托市副市长巴特尔昭日格说，中国建筑企业在蒙古国的声誉也非常好。乌兰巴托正在计划建设40000户的住宅楼项目，进口建材都将实行免税政策，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欢迎中国企业前来参与。同时乌兰巴托市也欢迎和支持中国中小企业到乌兰巴托投资发展。
看来，蒙古国是个待开发的、生机勃勃而又商机无限的国家。目前中蒙经济贸易合作面临良好机遇，但是这种合作要从维护两国的利益出发，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注意调整投资结构，着眼于长远，全面、健康发展。我国驻蒙古国使馆、中国在蒙投资企业中华总商会的有关人士建议：
一、国内企业要研究蒙古国的产业政策，调整投资结构，扩大投资范围，不要都去挤矿产资源开发的独木桥。蒙古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产业发展的潜力都很大，如建筑、服装、电子、畜产品加工、生活用品的生产、文化、教育、交通等产业，潜力都较大。国内企业的眼界要开阔一些。
二、国内到蒙古国考察、开发矿产资源的活动要降温。各级政府不要出面组团到蒙古国洽谈矿产资源开发事宜，而应从政策和资金等方面入手支持和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到蒙古国投资开发。同时，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在驻蒙中资企业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中国在蒙投资企业中华总商会应充分发挥协调、监督职能，尽量避免中国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三、中国企业在开发蒙古国投资时，要尽量走多边合作的路，大的项目可适当地与蒙方企业合资合作，或与一些西方国家的企业合作。根据一些中资企业在当地的投资经验，独资企业遇到的问题比合资的多，多边合资遇到的问题又少于双边合资的。
四、中国企业在蒙古国开发矿产资源要求精、求大、求实，不支持国内的小企业到蒙古国炒卖资源。要避免一些中小企业在蒙古国资源开发效果不佳而给中国带来的不良印象。
五、中国企业在蒙古国投资挣了钱以后，一定要回报当地社会，让当地政府和居民受益，以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加拿大艾芬豪公司的做法值得借鉴。这家企业在蒙古国开发矿产资源的同时，还出资给当地建学校、培训教师和医生等，受到好评。
六、在蒙古国开发矿产资源和在其他方面投资，尤其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一方面，蒙古国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国家对环保特别关注，如果企业不重视环保不仅会受到蒙古国政府的制裁，也会引起普通民众的反对；另一方面，蒙古国位于我国的北方，是我国目前主要的沙尘源地之一。蒙古国水资源贫乏，在蒙古国开采矿产资源，必然会对我国的生态安全造成新的隐患，如果企业不重视环保，势必使这个隐患转化成真正的危害。
据中国在蒙投资企业中华总商会的有关人士透露，仅2004年来蒙古国投资开矿的中国企业就有二三十家。目前来蒙古国投资矿业的中国企业，大部分是来自河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等邻近蒙古国的中国省份。投资主体已由原来的业内人士逐步扩大到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行业。中国企业在蒙古国投资开矿主要侧重有色金属和铁矿。不过，由于蒙古国基础设施较差，目前到蒙古国投资矿产资源开发的大多数企业都处于前期准备阶段，真正开工并获利的较少。
对蒙古国矿产资源投资过热产生"并发症"
在当前我国矿产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投资开发与我国相邻且关系友好的蒙古国的矿产资源，对缓解我国的资源压力、带动蒙古国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但据笔者在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中国在蒙投资企业中华总商会了解到的情况，以及一些中资企业的有关人士反映，目前中国企业在蒙古投资矿产资源已出现过热和无序现象，并由此暴露出一些问题。
其一，国内企业和投资者的纷至沓来，令蒙古国一时难以承受，甚至引起部分蒙古国议员和民众的恐慌。据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方面介绍，近一二年来，来自国内的投资考察团是一个接一个，组织者从省级政府一直到乡一级政府，甚至政协、人大和工会也组团前来，这些考察团开口就谈开矿。还有大量的民营或国有企业单独前来考察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蒙古国工业和贸易部查询矿产资源资料的人很多，基本都是中国人。而且，一些考察团，尤其是由地方主要领导带队的考察团，不仅带着当地媒体的记者，还请蒙古国记者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本身雷声大，雨点小，旅游效果大于考察效果，反而搞得风声鹤唳，其阵势使蒙古国一些人士很紧张，害怕他们的矿产资源被中国企业垄断了。
在今年的蒙古国总统大选中，一些候选人的矛头直指矿产资源开发。有两位总统候选人提出要平均分配社会资源。并且目前在蒙古国社会各阶层反对矿产资源开发，尤其是反对外国人开矿的呼声日渐响起。他们的理由是要为子孙后代留点饭吃。因此，在蒙古国开发矿产资源的政策性风险日益增大。中国在蒙古国的一位投资者说，他的一位蒙古国议员朋友透露，蒙古国正在酝酿对矿产资源法和外国投资法进行修改。
其二，一些中国企业竞相争夺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项目，互相抬价，互相挖墙脚，搞恶性竞争，损害国家整体利益。据一些中资企业人士反映，这种恶性竞争不仅仅是企业间的行为，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暗中支持，尤其是一些较大的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有关地区领导出于自身政绩或体现出访成果的考虑，支持一些较有实力的企业与其他地区企业不惜血本地争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国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抬高了蒙古国矿产资源的价格。
其三，一些中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蒙古国开发矿产资源的真正意图不是要开矿，而是进行炒卖。据介绍，蒙古国绝大多数矿点不通路、不通电、无水、无通讯、无房舍，开矿的前期投入巨大，而且蒙古国的矿产资源勘探工作薄弱，不少地质资料与实际资源状况差距较大，找矿的风险很大。因此，一些实力较弱或不敢承担风险的企业便通过炒卖蒙古国资源来牟利，但是其买家基本为国内企业。因此，在中国各赴蒙古国矿产资源投资考察团的项目签字仪式上，出现不少中国人与中国人签约的镜头。
蒙古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兼政府总理新闻助理宝勒德呼雅格介绍说，中蒙经济贸易合作的前景非常广泛。蒙古国刚刚与欧盟签订了一个7200种产品向欧洲免税出口的协议。目前，亚洲只有两个国家获得这种优惠。斯里兰卡等国的商人已经闻讯到蒙古国来投资办厂，对中国投资者同样是个好消息。过去，美国给蒙古国的出口服装免税政策，吸引中国的一些服装生产企业来蒙古国设厂生产服装获了利。这次欧洲对蒙古国出口的免税商品中，有皮革、羊绒和其他畜产品商品，蒙古国有大量原料，会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前来办厂的。蒙古国政府还在实施一个全国实现电脑化项目，政府对电脑和相应的零部件的进口都实行免税政策，其中也有很多商机。
乌兰巴托市副市长巴特尔昭日格说，中国建筑企业在蒙古国的声誉也非常好。乌兰巴托正在计划建设40000户的住宅楼项目，进口建材都将实行免税政策，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欢迎中国企业前来参与。同时乌兰巴托市也欢迎和支持中国中小企业到乌兰巴托投资发展。
看来，蒙古国是个待开发的、生机勃勃而又商机无限的国家。目前中蒙经济贸易合作面临良好机遇，但是这种合作要从维护两国的利益出发，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注意调整投资结构，着眼于长远，全面、健康发展。我国驻蒙古国使馆、中国在蒙投资企业中华总商会的有关人士建议：
一、国内企业要研究蒙古国的产业政策，调整投资结构，扩大投资范围，不要都去挤矿产资源开发的独木桥。蒙古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产业发展的潜力都很大，如建筑、服装、电子、畜产品加工、生活用品的生产、文化、教育、交通等产业，潜力都较大。国内企业的眼界要开阔一些。
二、国内到蒙古国考察、开发矿产资源的活动要降温。各级政府不要出面组团到蒙古国洽谈矿产资源开发事宜，而应从政策和资金等方面入手支持和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到蒙古国投资开发。同时，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在驻蒙中资企业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中国在蒙投资企业中华总商会应充分发挥协调、监督职能，尽量避免中国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三、中国企业在开发蒙古国投资时，要尽量走多边合作的路，大的项目可适当地与蒙方企业合资合作，或与一些西方国家的企业合作。根据一些中资企业在当地的投资经验，独资企业遇到的问题比合资的多，多边合资遇到的问题又少于双边合资的。
四、中国企业在蒙古国开发矿产资源要求精、求大、求实，不支持国内的小企业到蒙古国炒卖资源。要避免一些中小企业在蒙古国资源开发效果不佳而给中国带来的不良印象。
五、中国企业在蒙古国投资挣了钱以后，一定要回报当地社会，让当地政府和居民受益，以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加拿大艾芬豪公司的做法值得借鉴。这家企业在蒙古国开发矿产资源的同时，还出资给当地建学校、培训教师和医生等，受到好评。
六、在蒙古国开发矿产资源和在其他方面投资，尤其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一方面，蒙古国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国家对环保特别关注，如果企业不重视环保不仅会受到蒙古国政府的制裁，也会引起普通民众的反对；另一方面，蒙古国位于我国的北方，是我国目前主要的沙尘源地之一。蒙古国水资源贫乏，在蒙古国开采矿产资源，必然会对我国的生态安全造成新的隐患，如果企业不重视环保，势必使这个隐患转化成真正的危害。
2010年6月25日星期五
蒙古国的环境比内蒙古好多了！
以下是中共方面的报道，读一读就知道是虚假宣传！
根据蒙古国有关部门统计，近40余年来，外蒙古国土面积的42.5%已经不同程度地荒漠化，而且正以每年13%的速度增长。在外蒙古的许多地方，即使夏季也很难见到绿洲，森林大量减少，草原植被遭到破坏，降雨和降雪减少，土地沙漠化，这一切已在外蒙古媒体中得到反映。
但是外蒙古经济困难重重，目前还无力治理生态环境荒漠化的局面。目前，一条布满生气和活力的绿色生态屏障正呈现在内蒙古的大地上。从1998年到2003年，内蒙古森林面积从2.8亿亩增加到3.2亿亩，森林覆盖率从 14.8%提高到17.5%,平均年增加森林覆盖率0.56%,是上世纪80年代的十倍.1998年开始,先后在这里实施了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水土保持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和天然林资源保护等8大生态建设工程，到2010年之前总投资达120亿元。采取措施保护现在的沙区植被，严禁乱砍滥伐，乱采滥挖。合理利用草场，生态明显好转。（中共为什么不提开垦，开矿，开荒造成的内蒙古水土流失，沙尘暴，禁牧，退草等措施究竟是为了什么？）
首先，外蒙的面积比内蒙大，人口约九分之一，除南部是戈壁沙漠外，北部降雨量较多，自然条件整体上比内蒙好上几百倍。
其次：制度不同，管理上当然也有很大的差距，中共即使投入这么钱，但只是破坏后的改善。但是蒙古国的环境保持着纯自然的绿色，知识大批的中国挖矿人在随意的破坏着蒙古国过得原生态。
第三：根据一些资料，边界上我们的环境比他们差了很远。大家可以自己比较一下。因此可得出结论，他们目前的环境比内蒙要好多了。
根据蒙古国有关部门统计，近40余年来，外蒙古国土面积的42.5%已经不同程度地荒漠化，而且正以每年13%的速度增长。在外蒙古的许多地方，即使夏季也很难见到绿洲，森林大量减少，草原植被遭到破坏，降雨和降雪减少，土地沙漠化，这一切已在外蒙古媒体中得到反映。
但是外蒙古经济困难重重，目前还无力治理生态环境荒漠化的局面。目前，一条布满生气和活力的绿色生态屏障正呈现在内蒙古的大地上。从1998年到2003年，内蒙古森林面积从2.8亿亩增加到3.2亿亩，森林覆盖率从 14.8%提高到17.5%,平均年增加森林覆盖率0.56%,是上世纪80年代的十倍.1998年开始,先后在这里实施了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水土保持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和天然林资源保护等8大生态建设工程，到2010年之前总投资达120亿元。采取措施保护现在的沙区植被，严禁乱砍滥伐，乱采滥挖。合理利用草场，生态明显好转。（中共为什么不提开垦，开矿，开荒造成的内蒙古水土流失，沙尘暴，禁牧，退草等措施究竟是为了什么？）
首先，外蒙的面积比内蒙大，人口约九分之一，除南部是戈壁沙漠外，北部降雨量较多，自然条件整体上比内蒙好上几百倍。
其次：制度不同，管理上当然也有很大的差距，中共即使投入这么钱，但只是破坏后的改善。但是蒙古国的环境保持着纯自然的绿色，知识大批的中国挖矿人在随意的破坏着蒙古国过得原生态。
第三：根据一些资料，边界上我们的环境比他们差了很远。大家可以自己比较一下。因此可得出结论，他们目前的环境比内蒙要好多了。
与中国交往，蒙古心存担忧
今年4月，蒙古国总理参加了在中国南方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他先是在北京与中国总理会晤，接着飞赴香港与当地高级官员商谈本国企业在香港上市事宜。
蒙古国总理的中国之行显示了两国逐渐热络的官方关系。过去10年来，中国一直是蒙古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者。中国深入蒙古的经济，耽搁已久的蒙古矿藏开采也引发高度期待，这些都是驱动两国关系的动力。然而，双边关系继续受到其他文化、心理和历史因素的干扰，预示着未来两国关系进展的局限。
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令许多蒙古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乌兰巴托60所大学和中小学，包括美国人的学校和国际学校，纷纷开设中文课以满足学生对学习中文的空前兴趣。2009年8月以来，蒙古伊兹尼斯航空公司新开通了从乌兰巴托到中国内蒙古海拉尔一周两趟的航班。去年夏季，蒙古国政府还邀请四川地震灾区的学生赴蒙“休养”。
对于中国愿意为其提供物资援助这点，蒙古通常很感激，如3月份中国向受困于暴风雪的蒙古游牧民紧急供应了300吨大米和面粉。双边关系在联合国维和军事训练等领域也在强化。2009年7月，来自两国的军人在北京某基地进行了6天训练。这是中国首次与外国举行联合维和演练。
与此同时，蒙古国内的公然反华情绪高涨，这反映出蒙古人担心遭到种族和经济的殖民化。这种担心源于历史上的敌对关系，而苏联长达70年鼓励蒙古人把中国人看成敌人的做法，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蒙古媒体经常指责中国人故意输入有缺陷的产品、偷走街头的孩子卖器官，并播放节目称中国男人诱奸蒙古女人。更可怕的是，近年来蒙古国内出现了主要由受教育程度低下的失业年轻男子构成的极端帮派和组织，他们经常对中国人发出死亡威胁。
最令人担忧的或许是官方对这种反华极端主义视而不见。蒙古国政府和所有主要政党，在一定程度上是操纵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讨好公众以捞取政治好处。乌兰巴托的中国商人认为，对华人的攻击具有政治动机。媒体夸大中国人渗透蒙古矿业以及中国的劣质食品，这助长了仇恨和暴力。
这种民族主义直接影响到中蒙贸易，这从当前蒙古国议会辩论如何开发塔班陶勒盖就能一目了然。将该地区的煤、金、铜和铀矿运出需要修建一条新铁路线。其中一个方案得到莫斯科支持，但跟俄罗斯铁路线相连要在400公里外。相比之下，若新修铁路直接通往中国，将只有80公里。但后一个方案遭到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政府的反对，他们认为将该矿与中国铁路系统相连有违国家利益。这表明，蒙古国对中国的一贯害怕情绪仍然压倒潜在的经济利益考虑。
蒙古国总理的中国之行显示了两国逐渐热络的官方关系。过去10年来，中国一直是蒙古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者。中国深入蒙古的经济，耽搁已久的蒙古矿藏开采也引发高度期待，这些都是驱动两国关系的动力。然而，双边关系继续受到其他文化、心理和历史因素的干扰，预示着未来两国关系进展的局限。
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令许多蒙古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乌兰巴托60所大学和中小学，包括美国人的学校和国际学校，纷纷开设中文课以满足学生对学习中文的空前兴趣。2009年8月以来，蒙古伊兹尼斯航空公司新开通了从乌兰巴托到中国内蒙古海拉尔一周两趟的航班。去年夏季，蒙古国政府还邀请四川地震灾区的学生赴蒙“休养”。
对于中国愿意为其提供物资援助这点，蒙古通常很感激，如3月份中国向受困于暴风雪的蒙古游牧民紧急供应了300吨大米和面粉。双边关系在联合国维和军事训练等领域也在强化。2009年7月，来自两国的军人在北京某基地进行了6天训练。这是中国首次与外国举行联合维和演练。
与此同时，蒙古国内的公然反华情绪高涨，这反映出蒙古人担心遭到种族和经济的殖民化。这种担心源于历史上的敌对关系，而苏联长达70年鼓励蒙古人把中国人看成敌人的做法，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蒙古媒体经常指责中国人故意输入有缺陷的产品、偷走街头的孩子卖器官，并播放节目称中国男人诱奸蒙古女人。更可怕的是，近年来蒙古国内出现了主要由受教育程度低下的失业年轻男子构成的极端帮派和组织，他们经常对中国人发出死亡威胁。
最令人担忧的或许是官方对这种反华极端主义视而不见。蒙古国政府和所有主要政党，在一定程度上是操纵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讨好公众以捞取政治好处。乌兰巴托的中国商人认为，对华人的攻击具有政治动机。媒体夸大中国人渗透蒙古矿业以及中国的劣质食品，这助长了仇恨和暴力。
这种民族主义直接影响到中蒙贸易，这从当前蒙古国议会辩论如何开发塔班陶勒盖就能一目了然。将该地区的煤、金、铜和铀矿运出需要修建一条新铁路线。其中一个方案得到莫斯科支持，但跟俄罗斯铁路线相连要在400公里外。相比之下，若新修铁路直接通往中国，将只有80公里。但后一个方案遭到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政府的反对，他们认为将该矿与中国铁路系统相连有违国家利益。这表明，蒙古国对中国的一贯害怕情绪仍然压倒潜在的经济利益考虑。
卡尔梅克总统领受上苍的启示，拯救蒙古
卡尔梅克总统伊柳姆日诺夫·基尔萨·尼古拉耶维奇（Кирс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Илюмжинов）称：见过外星人，领受上苍的启示，拯救蒙古。
国会议员Andre Lebedev质疑伊柳姆日诺夫是否适任卡尔梅克共和国领袖职务，并担心伊柳姆日诺夫若真的被外星人绑架，他可能已泄漏其职务细节和国家机密。
他致函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表达他的忧心。他在信中写道，假若这整件事情不是个冷笑话，而是历史事件，就应该向克里姆林宫报告。
国会议员Andre Lebedev质疑伊柳姆日诺夫是否适任卡尔梅克共和国领袖职务，并担心伊柳姆日诺夫若真的被外星人绑架，他可能已泄漏其职务细节和国家机密。
他致函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表达他的忧心。他在信中写道，假若这整件事情不是个冷笑话，而是历史事件，就应该向克里姆林宫报告。
中国意欲拉拢蒙古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而蒙古本国以及俄罗斯态度消极
上合组织扩员：巴基斯坦转正最为迫切 蒙古或成“新宠”！6月1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会议除发表了《会议宣言》和《会议成果新闻稿》外，还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和《上海合作组织程序规则》。这意味著，上合组织扩员已经从前几年的动议、酝酿阶段，进入到操作阶段。谁将成为上合组织的新宠儿，也成为此间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
自2001年6月成立以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一直保持在六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斯坦。不过，随著上合影响力的逐渐扩大，以非成员国身份参加相关活动的国家却日益增多。目前，已有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和蒙古四个观察员国。2005年上合又与阿富汗签署了《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系小组议定书》，阿富汗获得了以「特别嘉宾」身份出席上合组织重要会议的资格。今年2月，上合组织秘书长伊马纳利耶夫透露，这次塔什干峰会将讨论新增斯里兰卡和白俄罗斯两个对话伙伴国。
不过，上合成立九年来却一直没有添新丁，「扩员」问题日益受到各方的关注。据伊马纳利耶夫透露，明确提出加入上合申请的国家有两个，伊朗和巴基斯坦。其中巴基斯坦的愿望最为迫切，不但多次提出申请，而且还私下多次向中国表达了希望「转正」的愿望。伊朗由于多年来一直面临著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巨大压力，也非常希望通过加入上合缓解这一境况。
不过，上合组织在接纳新成员问题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分歧。由于俄罗斯非常希望在上合内部建立「能源俱乐部」，所以想把油气资源丰富的伊朗接纳进来。不过中国认为，尽管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有利于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能源合作，但由于伊朗在核问题上未能履行相关国际义务，接纳伊朗影响上合组织的国际声誉，并把伊朗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带进来上合中来，不利于上合集中精力处理本地区重大问题。6月9日，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朗的决议后，上合秘书长伊马纳利耶夫在塔什干峰会上明确表示，根据《接收新成员条例》规定，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不能成为正式成员国。在此情况下，伊朗目前加入上合的可能已被排除。伊朗总统内贾德拒绝出席塔什干峰会，也旁证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巴基斯坦加盟的可能性则较大。巴基斯坦的国际形象不像伊朗那么复杂。但鉴于印巴之间的特殊关系，且两国同为上合观察国，吸纳巴基斯坦要考虑印度的感受。但两国对加入上合组织的态度也明显有异。如前所说，巴基斯坦已经多次申请加入上合，其真诚性勿庸置疑。
此外，印度的态度则比较平淡。此次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出席了上合峰会，而印度只是派出了外长克里希纳出席，两国对上合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一则加入上合对印度来说战略意义并不突出；二是自视很高的印度，可能也不大甘于加入由中俄主导的区域组织。印度当初提出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上合，主要是不想让这个组织成为巴基斯坦单独借重的对象。
另外，印美关系逐渐走近，也让印度对上合组织的兴趣降低。6月1日至4日，首次美印战略对话在华盛顿举行，此次对话反映出两国都有意寻求双边关系新定位的愿望。在此情况下，印度并不急于加入上合组织，只要了解并掌握上合的政策动向即可，而观察国身份已经可以满足这一需求。这样看来，接纳巴基斯坦应当不会引起印度的过分担心。当然，如果一段时间过后，印度也非常希望成为正式成员，上合组织也可以视情况考虑接纳印度。
而四个观察国中的蒙古是否会成为上合新宠，也值得关注。近年来蒙古在中俄美之间奉行平衡外交，加入上合的战略积极性，并不突出。而且蒙古要想加入上合，也要考虑美国的感受。近年来，蒙古与美国打得火势，借美国平衡中俄的意图非常突出。今年3月，北约正式宣布蒙古为第45个向阿富汗派兵的国家。在此情况下，上合组织与蒙古似乎都不急于向对方伸手。
不过，对于上合组织来说，要把握好扩员与处理好现有成员之间及成员内部问题的关系。这其中，同为前苏联成员的中亚四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和纠纷，内部稳定的问题也较突出。就在6月11日塔什干峰会举行的同一天，吉尔吉斯斯坦爆发新一轮暴力冲突，已造成600多人伤亡。虽然冲突主要是吉国内部的问题，但也与外部因素的介入有著不可分割的关系。胡锦涛主席在此次峰会上已经表示，中方愿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继续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显然，对于上合组织来说，解决好成员国之间及成员国内部的矛盾和纠纷，要比扩员更为紧迫。
自2001年6月成立以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一直保持在六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斯坦。不过，随著上合影响力的逐渐扩大，以非成员国身份参加相关活动的国家却日益增多。目前，已有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和蒙古四个观察员国。2005年上合又与阿富汗签署了《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系小组议定书》，阿富汗获得了以「特别嘉宾」身份出席上合组织重要会议的资格。今年2月，上合组织秘书长伊马纳利耶夫透露，这次塔什干峰会将讨论新增斯里兰卡和白俄罗斯两个对话伙伴国。
不过，上合成立九年来却一直没有添新丁，「扩员」问题日益受到各方的关注。据伊马纳利耶夫透露，明确提出加入上合申请的国家有两个，伊朗和巴基斯坦。其中巴基斯坦的愿望最为迫切，不但多次提出申请，而且还私下多次向中国表达了希望「转正」的愿望。伊朗由于多年来一直面临著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巨大压力，也非常希望通过加入上合缓解这一境况。
不过，上合组织在接纳新成员问题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分歧。由于俄罗斯非常希望在上合内部建立「能源俱乐部」，所以想把油气资源丰富的伊朗接纳进来。不过中国认为，尽管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有利于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能源合作，但由于伊朗在核问题上未能履行相关国际义务，接纳伊朗影响上合组织的国际声誉，并把伊朗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带进来上合中来，不利于上合集中精力处理本地区重大问题。6月9日，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朗的决议后，上合秘书长伊马纳利耶夫在塔什干峰会上明确表示，根据《接收新成员条例》规定，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不能成为正式成员国。在此情况下，伊朗目前加入上合的可能已被排除。伊朗总统内贾德拒绝出席塔什干峰会，也旁证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巴基斯坦加盟的可能性则较大。巴基斯坦的国际形象不像伊朗那么复杂。但鉴于印巴之间的特殊关系，且两国同为上合观察国，吸纳巴基斯坦要考虑印度的感受。但两国对加入上合组织的态度也明显有异。如前所说，巴基斯坦已经多次申请加入上合，其真诚性勿庸置疑。
此外，印度的态度则比较平淡。此次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出席了上合峰会，而印度只是派出了外长克里希纳出席，两国对上合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一则加入上合对印度来说战略意义并不突出；二是自视很高的印度，可能也不大甘于加入由中俄主导的区域组织。印度当初提出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上合，主要是不想让这个组织成为巴基斯坦单独借重的对象。
另外，印美关系逐渐走近，也让印度对上合组织的兴趣降低。6月1日至4日，首次美印战略对话在华盛顿举行，此次对话反映出两国都有意寻求双边关系新定位的愿望。在此情况下，印度并不急于加入上合组织，只要了解并掌握上合的政策动向即可，而观察国身份已经可以满足这一需求。这样看来，接纳巴基斯坦应当不会引起印度的过分担心。当然，如果一段时间过后，印度也非常希望成为正式成员，上合组织也可以视情况考虑接纳印度。
而四个观察国中的蒙古是否会成为上合新宠，也值得关注。近年来蒙古在中俄美之间奉行平衡外交，加入上合的战略积极性，并不突出。而且蒙古要想加入上合，也要考虑美国的感受。近年来，蒙古与美国打得火势，借美国平衡中俄的意图非常突出。今年3月，北约正式宣布蒙古为第45个向阿富汗派兵的国家。在此情况下，上合组织与蒙古似乎都不急于向对方伸手。
不过，对于上合组织来说，要把握好扩员与处理好现有成员之间及成员内部问题的关系。这其中，同为前苏联成员的中亚四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和纠纷，内部稳定的问题也较突出。就在6月11日塔什干峰会举行的同一天，吉尔吉斯斯坦爆发新一轮暴力冲突，已造成600多人伤亡。虽然冲突主要是吉国内部的问题，但也与外部因素的介入有著不可分割的关系。胡锦涛主席在此次峰会上已经表示，中方愿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继续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显然，对于上合组织来说，解决好成员国之间及成员国内部的矛盾和纠纷，要比扩员更为紧迫。
蒙古性工作者年龄越来越小，处境糟糕
自蒙古国乌兰巴托邮报:根据蒙古国妇女组织国家网联合亚洲开发银行、蒙古国国家统计局和全国性别平等委员会等机构完成的一份名为《2008年国家性别评估报告》（Country Gender Assessment-2008），蒙古国从事性工作人群的年龄已大为降低。该报告还说虽然蒙古的法律对遭受性侵害的人有所照顾，但法律却给非法提供性服务人员的惩罚力度不够。
研究人员的报告说，根据有关法律，性工作者以卖淫方式赚取的任何收入都会被没收，而且还会受到14到30天的监禁和其他处罚。这项法律规定主观上给了警察以正当的理由频繁的搜查卖淫场所、逮捕性工作者，迫使他们遭受人道和非人道的待遇（subject them to humiliating and dehumanizing treatment）。在遭受逮捕和缴纳高额罚金的威逼之下，他们只得提供性服务和金钱贿赂。由于类似的搜查行动时常有电视台的记者陪同，因此这类行动给性工作者到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性工作者的自暴自弃，加上一些犯罪组织、法律上的歧视和媒体负面报道的推波助澜和误导，从而在公众心中形成了她们是一个“肮脏和无视法律的群体”印象，这些原因剥夺了性工作者基本人权，也使国家错过了给予她们人权保护的机会。
研究者发现，这些按摩院（massage parlors）一般雇用2--4个按摩女（masseuses），在调查的178个按摩院和桑拿院中，其中大约70%存在提供性服务（sexual services）的现象。仅仅在乌兰巴托市的按摩和桑拿院中从事卖淫（engaging in prostitution）活动的性工作者初步估计就有375人，平均每个地方有3个人从事卖淫活动。这一数字正好与2006年所做的对乌兰巴托市迅速增长的性服务评估结果基本吻合，当时估计在乌兰巴托市6个区的桑拿院中有400多名性工作者。
调查是依据对乌兰巴托市开业的25家桑拿和按摩院中的38名雇员的采访做出的，研究者发现80%的服务项目提供所谓特殊服务或者服务项目没在服务单上开列，每小时或者每次的付费标准是2万图格里克。这些标定的价格可以面议，反过来顾客也可以向桑拿和按摩院提出更高的服务标准。
萨西姆乌尔图（The Tsakhim Urtuu）的研究者了解到，这些在桑拿和按摩院从事卖淫活动女孩的平均年龄是18--25岁。在乌兰巴托调查的234人当中，10%的人来自达尔汗和额尔登特（Darkhan and Erdenet），她们的年龄15--19岁，另外80%的人来自其他地区，年龄为20—29岁。在接受性工作快速评估的100名受访者中，72%的人年龄为20—29岁，22%的人为15—19岁。75%的人从事卖淫活动不到1年，这些人中56%的人年龄仅18—21岁。
2005年所做的调查研究显示，乌兰巴托市91名性工作者和其他地区性工作者的平均年龄为19.4岁，最小仅有15岁，最大25岁。有报道说这些女孩中 60%的人在18岁或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卖淫活动，其中最早的在12岁就已经开始了，最大的在25岁，从事卖身活动的平均年龄为17岁。在接受快速性工作评估的众多受访者中，曾有过有些卖淫女是由于无家可归或者家境贫寒而不得不向成年男人出卖自己初夜权的报道。这些数据清晰的显示年轻妇女正被大量地招募进妓院和卖淫场所，这造成了许多蒙古育龄妇女失去了生育机会。
至于这些妇女为什么从事卖淫活动，快速评估显示42%的人是为了供养他们自己家人（maintain their families），44%的人是因为需要金钱，11%的人说为了赚取学费（earn their tuition）。调查受访者显示，64.3%的人从事卖淫活动的是因为失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困，占到了16.6%。2005年接受调查的大多数人表示她们干这一行是为了能赚钱，这些18岁到24岁的女孩是为了养活一家人而被迫的（占到了8.8—15.4%），同属这个年龄段还有11.8—15.4% 的人表示是把它当做一门正经职业来做得。
数据还清楚的显示，蒙古社会中尽管存在许多卖淫女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现象，但是贫困、失业和低工资待遇现象（poverty, unemployment and low wages）却更多的出现在年轻妇女身上。若是这样，她们可能的唯一选择便是从事卖淫。
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蒙古国的卖淫活动也就只有发生在那些无法享受到更多教育机会的妇女身上。
很明显，高层次教育的私有化和高昂的大学学费蔓延现象（the privat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high tuitions for colleges）给年轻妇女带来了很大压力，为了能负担得起学费，她们被迫从事卖淫活动。《性别与矿业研究》（The gender and mining study）还具体提到了那些在暑假来到一些矿场的女学生为了能赚取学费而不得不面临的遭受性侵害和身体暴力的风险（risks of sexual and physical violence）。
那些来矿场上应聘工作岗位的妇女，来自不同的年龄段，也来自不同地方，所从事的工作也很不一样。由性别平等委员会等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这些妇女每日赚取的收入是2万图格里克。在宾馆工作的妇女比在街上或者其他地方工作的妇女，赚取的收入要高出2.5倍。年龄小的妇女每日是2.5万图格里克，稍大一些的 19—21岁是2万，再大的22—25岁则是1.6万。年轻女孩赚取较高的收入或许是因为她们经受的工作强度大，或者是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快速评估的受访者表示每次性服务的标价是一瓶伏特加酒的价钱到4万图格里克不等，而每名妇女每小时的收费是8千—1万图格里克，或者是每晚上2.5万—3万图格里克。萨西姆乌尔图的报告说在街上的性工作者平均每小时的收费是5千--1万，或者每晚2.5万—5万。根据上面所述，在桑拿院接受性服务的标价是每小时或者每次 2万。不过，没有任何调查能具体的说明组织卖淫活动的那些中介人、宾馆老板以及其他人的收入状况，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自己收容了多少卖淫女。
由性别平等委员会等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每名卖淫女每天接客3.4人。假如这些桑拿和按摩院中的400名卖淫女平均每天按接客3.4人次，每次收费2万图格里克计算，那么这些服务每天所获取的收入将会达到8百万图格里克。鉴于像宾馆、酒吧、夜总会和矿山等许多其他地方还存在许多类似现象，在这些黑暗地带所隐含的收入数量将会是非常巨大的。由于妇女身单力薄，特别是年轻妇女，她们掌握自己命运和金钱的能力也就很差，性服务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这些年轻妇女。
根据性别平等委员会等机构的研究，年轻性工作者的个人开销主要是用在个人必需品和食品上（on necessary personal items and food），分别占到了76.9%和63.7%，还有一些是用在了化妆品上（on cosmetics ，31.9%），一些是用在供养家庭上（30.8%），一些是用于卫生保健（health care ，23.1%），一些是用来给中介人的（fees for brokers ，20.9%），一些是用于租房子上（22%），一些是用来偿还债务（repayment of debts ，14.3%），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用来接受教育（4.4%）和储蓄（4.4%）。那些较早从事卖淫活动的妇女可能会把更多的钱用来供养自己的家人，可以肯定的是性工作者卖淫仅仅是为了生存。
很多研究显示，家庭暴力和性暴力（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violence）是许多年轻妇女逃离自己家庭的重要诱因并迫使她们走进妓院。由2005年完成的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人中1%的人第一次性接触（first entered sexual contact）的年龄为9岁，有10%的人年龄是在12—13岁，25%的人是在14—15岁，三分之一的人是在16—17岁。这些女孩中有19.8% 的人第一次性体验是被人强奸，4.4%的人作为性工作者开始性生活，22%的人是在意外情况下有了性体验（sexual contact by accident）。而且，分别有30.8%的14—15岁、11.1%的16—17岁、2.9%的18—21岁的女孩说她们是因为遭受了强奸才加入性工作者行列的。
由性别平等委员会等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2.9—3.8%的18—25岁卖淫女是被迫与人发生关系的。采访了那些在街上拉客的卖淫女，她们说有一个有组织的网络在监控她们的活动，并向她们提供交通工具、卖淫设施和场所，同时分享她们的收入所得。性工作者们特别提到了警察对这些地下网络的庇护。不过2006 的报告显示尽管有妓女向中介人付费这一事实，但是她们仍不愿向警方报警，因为她们害怕遭到逮捕和罚款，通常她们向警察行贿（usually bribes to policemen）便得到释放。
大多数性工作者都有中介人，由性别平等委员会等机构所做的报告说，这一数字达到了62.6%以上。报道说中介人会向第一位嫖客索费5000图格里克，卖淫女还必须向他报告去了哪里和谁做交易。有些案例说一些年轻女孩在第一次交易时会拿不到现金，因为她们在做这行之前是被这些人所供养的，偶尔还会被带到酒吧遭受毒打。36.3%的人没有直接收到她们客人的付费，这笔钱被中介人拿走，这种现象在14—15岁之间比较普遍，有时竟达到了84.6%。不止于此，有近60%的女孩说，他们的中介人滥施暴力，经常用胶带封住她们的嘴巴并殴打她们，付的钱也很少。
这些资料显示性工作者是被迫服从于中介人和犯罪网络集团的控制和剥削的。年纪小的女孩特别容易被强迫去卖淫，并遭受严厉的欺压，工作条件也非常糟糕。这也显示在半自愿卖淫、强迫卖淫和人蛇集团卖淫三者之间（between semi-voluntary prostitution, forced prostitution and trafficking）性侵害的界限是如此的渺小。
性工作者的工作一直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她们通常会遭受到嫖客的暴力和病态折磨殴打（the violence and ill-treatment from clients）。一位性工作者诉说她曾经有一次差点被一名变态嫖客（a sadistic client）杀死，当时她跟这名嫖客到了一处公寓楼内，这个男人不断的揪她头发，殴打折磨她，还威胁她，如果做爱时嘴巴发出声响就杀死她。近来在额尔登特（In Erdenet）有2名妇女被嫖客残忍杀害，但是警方却拒绝调查此案，因为她们是妓女。在1998年的报告中，性工作者反映年轻嫖客更多是对妓女实施暴力，有一位妓女曾说她的大多数顾客是35岁以上的刚刚释放出狱的单身男人。媒体报道说，有很多的案例证实许多妓女通过中介人把自己卖给从监狱出来的人。
性工作者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并不仅限于嫖客，在做交易本身也面临很高的风险，比如说梅毒、艾滋病等性病的传播，这些都是风险很高的，性工作者对这些性病的了解并不多。她们也不可能获得有效的医疗保护措施，也不能坚持要求嫖客使用避孕套。1998年的一例报告曾说，一名妓女是因为要求她的客人使用避孕套时才遭受殴打的。还有，每一例报道都显示妓女都有遇到过心理疾病的问题，她们中的许多人自甘沉沦，心情沮丧，无法自拔，大量饮酒，吸食毒品。的报告说，她们很多人为从事卖淫活动而自责，其他一些研究也同样提到了卖淫女的自闭、孤立和堕落现象（Other studies record shame, isolation and depression experienced by sex workers）。
一些研究还提到了当前的法律和法规框架体系（the current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的混乱是导致目前卖淫现象集团化、隐秘性蔓延和妇女权益（the increasing institutionalization, hidden expansion of prostitution and violations of women’s rights）不断受到侵害的主要诱因之一。1998年制定的《反卖淫和色情活动法》（Law on Combating Prostitution and Pornography)中有关提供色情服务和拉客，组织卖淫、引诱、招募和强迫他人进入色情场所，为色情活动提供场所等条款为色情活动大开了方面之门。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警方的注意力是在性工作者身上，尤其是那些最易被发现，站在街上揽客，在低档酒店和桑拿院中的弱势群体妓女身上。萨西姆乌尔图的报告说 59.2%的站在大街上揽客的妓女都有过被罚款的经历，她们中40.8%的人表示她们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不愿到警察那里注册。性工作者被社会认为是罪犯，而那些掏钱买春(buy sexual services)的男人则不会受到法律的处罚。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性工作者除了遭受人蛇集团的暴力摧残外，还极易受到身体和性暴力、抢劫、谋杀等方面的威胁。因此对她们来说最主要的是寻求警方的保护，警方事实上也面临很大的风险和工作负担。不过却有高达72%的性工作者表示如果有人强迫她们卖淫或分享她们卖淫收入时，是不会寻求警方的保护的。警察逮捕卖淫女时会要求她们每人付5千图格里克的保释金。曾做过妓女、现供职于非政府组织信念与信仰（Faith and Conviction）的6名妇女曾报告说，警方的一个很大错误之一就是违反了性工作者权益。警察在披着维护法律秩序的外衣下（under the guise of implementing the laws），经常频繁的殴打、监禁卖淫女，并向她们索贿，强迫她们与人发生性交易。警察对卖淫女时常实施严酷暴力，并严重歧视她们，拒绝给予她们国家法律规定的正常法律援助。在额尔登特市两名被杀的卖淫女，警方拒绝展开调查这一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由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媒体所做的全部有关卖淫现象的调查清楚的显示，在蒙古国儿童卖淫现象（child prostitution）也相当普遍，增长速度也非常快。非政府组织对儿童权益所做调查报告说，仅仅在乌兰巴托市就存在大约10个妇女和儿童遭受性摧残的中心区，每个中心区有30—40名年轻女子和女童。这些女童是通过蛇头被绑架或者招募进这些地方的，她们被关在这里，遭受毒打，然后随意被介绍给下一个卖淫组织或集团，直接从事卖淫活动。一些非政府组织报告说，高达60.4%的宾馆和其他娱乐消遣场所都被发现在客人进出时都有成年的卖淫女孩或男孩陪同。迅速蔓延的儿童卖淫现象是蒙古国的一个非常痛心的现象，这形象的说明了蒙古国当前经济所处的困境，国家给予公民的保护和提供就业的机会是多么的无能和低效。还有证据表明，国内贩卖女童的人蛇集团正越来越呈猖獗之势。
一旦儿童卖淫现象被接受，那么女孩中童工的数量将会比男童高得多。由于性工作者心理上存在的严重心理创伤，而且从事卖淫活动的人群越来越广泛，尤其是那些年龄很小的人群，卖淫可能会对这个国家妇女和女童的地位和性别平等造成相当负面影响。
蒙古国卖淫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些性工作者为寻求高额回报而不惜到其他国家组织跨国卖身活动（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prostitution in Mongolia is the migration of sex workers to other countries for a higher return on their work）。很多蒙古性工作者为找工作而到鄂尔多斯、北京、澳门、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这些人当中部分是半自愿的（有些是被人贩子逼迫的），她们为挣钱而像奴隶一样的工作，环境非常糟糕。不过一些报告提到那些获取高额回报的卖身女，通常会较少遭受暴力威胁和骚扰（lower levels of violence and harassment），她们的自愿更多是出于想移民的想法，这些人最初还会可能受到家人、朋友和亲戚的资助，但是她们缺少语言沟通能力，对移民目的的国家的文化背景也知之甚少。
研究人员的报告说，根据有关法律，性工作者以卖淫方式赚取的任何收入都会被没收，而且还会受到14到30天的监禁和其他处罚。这项法律规定主观上给了警察以正当的理由频繁的搜查卖淫场所、逮捕性工作者，迫使他们遭受人道和非人道的待遇（subject them to humiliating and dehumanizing treatment）。在遭受逮捕和缴纳高额罚金的威逼之下，他们只得提供性服务和金钱贿赂。由于类似的搜查行动时常有电视台的记者陪同，因此这类行动给性工作者到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性工作者的自暴自弃，加上一些犯罪组织、法律上的歧视和媒体负面报道的推波助澜和误导，从而在公众心中形成了她们是一个“肮脏和无视法律的群体”印象，这些原因剥夺了性工作者基本人权，也使国家错过了给予她们人权保护的机会。
研究者发现，这些按摩院（massage parlors）一般雇用2--4个按摩女（masseuses），在调查的178个按摩院和桑拿院中，其中大约70%存在提供性服务（sexual services）的现象。仅仅在乌兰巴托市的按摩和桑拿院中从事卖淫（engaging in prostitution）活动的性工作者初步估计就有375人，平均每个地方有3个人从事卖淫活动。这一数字正好与2006年所做的对乌兰巴托市迅速增长的性服务评估结果基本吻合，当时估计在乌兰巴托市6个区的桑拿院中有400多名性工作者。
调查是依据对乌兰巴托市开业的25家桑拿和按摩院中的38名雇员的采访做出的，研究者发现80%的服务项目提供所谓特殊服务或者服务项目没在服务单上开列，每小时或者每次的付费标准是2万图格里克。这些标定的价格可以面议，反过来顾客也可以向桑拿和按摩院提出更高的服务标准。
萨西姆乌尔图（The Tsakhim Urtuu）的研究者了解到，这些在桑拿和按摩院从事卖淫活动女孩的平均年龄是18--25岁。在乌兰巴托调查的234人当中，10%的人来自达尔汗和额尔登特（Darkhan and Erdenet），她们的年龄15--19岁，另外80%的人来自其他地区，年龄为20—29岁。在接受性工作快速评估的100名受访者中，72%的人年龄为20—29岁，22%的人为15—19岁。75%的人从事卖淫活动不到1年，这些人中56%的人年龄仅18—21岁。
2005年所做的调查研究显示，乌兰巴托市91名性工作者和其他地区性工作者的平均年龄为19.4岁，最小仅有15岁，最大25岁。有报道说这些女孩中 60%的人在18岁或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卖淫活动，其中最早的在12岁就已经开始了，最大的在25岁，从事卖身活动的平均年龄为17岁。在接受快速性工作评估的众多受访者中，曾有过有些卖淫女是由于无家可归或者家境贫寒而不得不向成年男人出卖自己初夜权的报道。这些数据清晰的显示年轻妇女正被大量地招募进妓院和卖淫场所，这造成了许多蒙古育龄妇女失去了生育机会。
至于这些妇女为什么从事卖淫活动，快速评估显示42%的人是为了供养他们自己家人（maintain their families），44%的人是因为需要金钱，11%的人说为了赚取学费（earn their tuition）。调查受访者显示，64.3%的人从事卖淫活动的是因为失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困，占到了16.6%。2005年接受调查的大多数人表示她们干这一行是为了能赚钱，这些18岁到24岁的女孩是为了养活一家人而被迫的（占到了8.8—15.4%），同属这个年龄段还有11.8—15.4% 的人表示是把它当做一门正经职业来做得。
数据还清楚的显示，蒙古社会中尽管存在许多卖淫女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现象，但是贫困、失业和低工资待遇现象（poverty, unemployment and low wages）却更多的出现在年轻妇女身上。若是这样，她们可能的唯一选择便是从事卖淫。
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蒙古国的卖淫活动也就只有发生在那些无法享受到更多教育机会的妇女身上。
很明显，高层次教育的私有化和高昂的大学学费蔓延现象（the privat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high tuitions for colleges）给年轻妇女带来了很大压力，为了能负担得起学费，她们被迫从事卖淫活动。《性别与矿业研究》（The gender and mining study）还具体提到了那些在暑假来到一些矿场的女学生为了能赚取学费而不得不面临的遭受性侵害和身体暴力的风险（risks of sexual and physical violence）。
那些来矿场上应聘工作岗位的妇女，来自不同的年龄段，也来自不同地方，所从事的工作也很不一样。由性别平等委员会等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这些妇女每日赚取的收入是2万图格里克。在宾馆工作的妇女比在街上或者其他地方工作的妇女，赚取的收入要高出2.5倍。年龄小的妇女每日是2.5万图格里克，稍大一些的 19—21岁是2万，再大的22—25岁则是1.6万。年轻女孩赚取较高的收入或许是因为她们经受的工作强度大，或者是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快速评估的受访者表示每次性服务的标价是一瓶伏特加酒的价钱到4万图格里克不等，而每名妇女每小时的收费是8千—1万图格里克，或者是每晚上2.5万—3万图格里克。萨西姆乌尔图的报告说在街上的性工作者平均每小时的收费是5千--1万，或者每晚2.5万—5万。根据上面所述，在桑拿院接受性服务的标价是每小时或者每次 2万。不过，没有任何调查能具体的说明组织卖淫活动的那些中介人、宾馆老板以及其他人的收入状况，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自己收容了多少卖淫女。
由性别平等委员会等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每名卖淫女每天接客3.4人。假如这些桑拿和按摩院中的400名卖淫女平均每天按接客3.4人次，每次收费2万图格里克计算，那么这些服务每天所获取的收入将会达到8百万图格里克。鉴于像宾馆、酒吧、夜总会和矿山等许多其他地方还存在许多类似现象，在这些黑暗地带所隐含的收入数量将会是非常巨大的。由于妇女身单力薄，特别是年轻妇女，她们掌握自己命运和金钱的能力也就很差，性服务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这些年轻妇女。
根据性别平等委员会等机构的研究，年轻性工作者的个人开销主要是用在个人必需品和食品上（on necessary personal items and food），分别占到了76.9%和63.7%，还有一些是用在了化妆品上（on cosmetics ，31.9%），一些是用在供养家庭上（30.8%），一些是用于卫生保健（health care ，23.1%），一些是用来给中介人的（fees for brokers ，20.9%），一些是用于租房子上（22%），一些是用来偿还债务（repayment of debts ，14.3%），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用来接受教育（4.4%）和储蓄（4.4%）。那些较早从事卖淫活动的妇女可能会把更多的钱用来供养自己的家人，可以肯定的是性工作者卖淫仅仅是为了生存。
很多研究显示，家庭暴力和性暴力（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violence）是许多年轻妇女逃离自己家庭的重要诱因并迫使她们走进妓院。由2005年完成的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人中1%的人第一次性接触（first entered sexual contact）的年龄为9岁，有10%的人年龄是在12—13岁，25%的人是在14—15岁，三分之一的人是在16—17岁。这些女孩中有19.8% 的人第一次性体验是被人强奸，4.4%的人作为性工作者开始性生活，22%的人是在意外情况下有了性体验（sexual contact by accident）。而且，分别有30.8%的14—15岁、11.1%的16—17岁、2.9%的18—21岁的女孩说她们是因为遭受了强奸才加入性工作者行列的。
由性别平等委员会等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2.9—3.8%的18—25岁卖淫女是被迫与人发生关系的。采访了那些在街上拉客的卖淫女，她们说有一个有组织的网络在监控她们的活动，并向她们提供交通工具、卖淫设施和场所，同时分享她们的收入所得。性工作者们特别提到了警察对这些地下网络的庇护。不过2006 的报告显示尽管有妓女向中介人付费这一事实，但是她们仍不愿向警方报警，因为她们害怕遭到逮捕和罚款，通常她们向警察行贿（usually bribes to policemen）便得到释放。
大多数性工作者都有中介人，由性别平等委员会等机构所做的报告说，这一数字达到了62.6%以上。报道说中介人会向第一位嫖客索费5000图格里克，卖淫女还必须向他报告去了哪里和谁做交易。有些案例说一些年轻女孩在第一次交易时会拿不到现金，因为她们在做这行之前是被这些人所供养的，偶尔还会被带到酒吧遭受毒打。36.3%的人没有直接收到她们客人的付费，这笔钱被中介人拿走，这种现象在14—15岁之间比较普遍，有时竟达到了84.6%。不止于此，有近60%的女孩说，他们的中介人滥施暴力，经常用胶带封住她们的嘴巴并殴打她们，付的钱也很少。
这些资料显示性工作者是被迫服从于中介人和犯罪网络集团的控制和剥削的。年纪小的女孩特别容易被强迫去卖淫，并遭受严厉的欺压，工作条件也非常糟糕。这也显示在半自愿卖淫、强迫卖淫和人蛇集团卖淫三者之间（between semi-voluntary prostitution, forced prostitution and trafficking）性侵害的界限是如此的渺小。
性工作者的工作一直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她们通常会遭受到嫖客的暴力和病态折磨殴打（the violence and ill-treatment from clients）。一位性工作者诉说她曾经有一次差点被一名变态嫖客（a sadistic client）杀死，当时她跟这名嫖客到了一处公寓楼内，这个男人不断的揪她头发，殴打折磨她，还威胁她，如果做爱时嘴巴发出声响就杀死她。近来在额尔登特（In Erdenet）有2名妇女被嫖客残忍杀害，但是警方却拒绝调查此案，因为她们是妓女。在1998年的报告中，性工作者反映年轻嫖客更多是对妓女实施暴力，有一位妓女曾说她的大多数顾客是35岁以上的刚刚释放出狱的单身男人。媒体报道说，有很多的案例证实许多妓女通过中介人把自己卖给从监狱出来的人。
性工作者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并不仅限于嫖客，在做交易本身也面临很高的风险，比如说梅毒、艾滋病等性病的传播，这些都是风险很高的，性工作者对这些性病的了解并不多。她们也不可能获得有效的医疗保护措施，也不能坚持要求嫖客使用避孕套。1998年的一例报告曾说，一名妓女是因为要求她的客人使用避孕套时才遭受殴打的。还有，每一例报道都显示妓女都有遇到过心理疾病的问题，她们中的许多人自甘沉沦，心情沮丧，无法自拔，大量饮酒，吸食毒品。的报告说，她们很多人为从事卖淫活动而自责，其他一些研究也同样提到了卖淫女的自闭、孤立和堕落现象（Other studies record shame, isolation and depression experienced by sex workers）。
一些研究还提到了当前的法律和法规框架体系（the current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的混乱是导致目前卖淫现象集团化、隐秘性蔓延和妇女权益（the increasing institutionalization, hidden expansion of prostitution and violations of women’s rights）不断受到侵害的主要诱因之一。1998年制定的《反卖淫和色情活动法》（Law on Combating Prostitution and Pornography)中有关提供色情服务和拉客，组织卖淫、引诱、招募和强迫他人进入色情场所，为色情活动提供场所等条款为色情活动大开了方面之门。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警方的注意力是在性工作者身上，尤其是那些最易被发现，站在街上揽客，在低档酒店和桑拿院中的弱势群体妓女身上。萨西姆乌尔图的报告说 59.2%的站在大街上揽客的妓女都有过被罚款的经历，她们中40.8%的人表示她们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不愿到警察那里注册。性工作者被社会认为是罪犯，而那些掏钱买春(buy sexual services)的男人则不会受到法律的处罚。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性工作者除了遭受人蛇集团的暴力摧残外，还极易受到身体和性暴力、抢劫、谋杀等方面的威胁。因此对她们来说最主要的是寻求警方的保护，警方事实上也面临很大的风险和工作负担。不过却有高达72%的性工作者表示如果有人强迫她们卖淫或分享她们卖淫收入时，是不会寻求警方的保护的。警察逮捕卖淫女时会要求她们每人付5千图格里克的保释金。曾做过妓女、现供职于非政府组织信念与信仰（Faith and Conviction）的6名妇女曾报告说，警方的一个很大错误之一就是违反了性工作者权益。警察在披着维护法律秩序的外衣下（under the guise of implementing the laws），经常频繁的殴打、监禁卖淫女，并向她们索贿，强迫她们与人发生性交易。警察对卖淫女时常实施严酷暴力，并严重歧视她们，拒绝给予她们国家法律规定的正常法律援助。在额尔登特市两名被杀的卖淫女，警方拒绝展开调查这一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由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媒体所做的全部有关卖淫现象的调查清楚的显示，在蒙古国儿童卖淫现象（child prostitution）也相当普遍，增长速度也非常快。非政府组织对儿童权益所做调查报告说，仅仅在乌兰巴托市就存在大约10个妇女和儿童遭受性摧残的中心区，每个中心区有30—40名年轻女子和女童。这些女童是通过蛇头被绑架或者招募进这些地方的，她们被关在这里，遭受毒打，然后随意被介绍给下一个卖淫组织或集团，直接从事卖淫活动。一些非政府组织报告说，高达60.4%的宾馆和其他娱乐消遣场所都被发现在客人进出时都有成年的卖淫女孩或男孩陪同。迅速蔓延的儿童卖淫现象是蒙古国的一个非常痛心的现象，这形象的说明了蒙古国当前经济所处的困境，国家给予公民的保护和提供就业的机会是多么的无能和低效。还有证据表明，国内贩卖女童的人蛇集团正越来越呈猖獗之势。
一旦儿童卖淫现象被接受，那么女孩中童工的数量将会比男童高得多。由于性工作者心理上存在的严重心理创伤，而且从事卖淫活动的人群越来越广泛，尤其是那些年龄很小的人群，卖淫可能会对这个国家妇女和女童的地位和性别平等造成相当负面影响。
蒙古国卖淫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些性工作者为寻求高额回报而不惜到其他国家组织跨国卖身活动（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prostitution in Mongolia is the migration of sex workers to other countries for a higher return on their work）。很多蒙古性工作者为找工作而到鄂尔多斯、北京、澳门、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这些人当中部分是半自愿的（有些是被人贩子逼迫的），她们为挣钱而像奴隶一样的工作，环境非常糟糕。不过一些报告提到那些获取高额回报的卖身女，通常会较少遭受暴力威胁和骚扰（lower levels of violence and harassment），她们的自愿更多是出于想移民的想法，这些人最初还会可能受到家人、朋友和亲戚的资助，但是她们缺少语言沟通能力，对移民目的的国家的文化背景也知之甚少。
元明时期西域蒙古诸部的突厥化进程
刘正寅
一、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国号“也客蒙古兀鲁思”（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国”。其后随着蒙古的对外扩张，西域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蒙古统治时代。
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整个大蒙古兀鲁思都是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的共同家产。成吉思汗建国后，即按照传统在家族中分配民户，并划定了一定的范围作为封地。后来随着对外扩张，又进行了多次分配。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术赤的封地为从海押立和花剌子模地区扩展至撒克辛和不里阿耳极远地方，以及在这一方向蒙古马蹄所至之地；察合台封地为东起畏兀儿之边，向西经伊犁河流域一直延伸至河中的草原地区，以阿力麻里为其统治中心；窝阔台封地为阿勒台山原乃蛮之地及叶迷立、霍博等处，以叶迷立为其统治中心[1]。不过，察合台等诸王在西域的封地仅限于草原地带，而最为富庶的绿洲农耕城郭之地，按蒙古人古老的习惯，由成吉思汗氏族成员共同分享。其统治权则掌握在蒙古大汗手中，由大汗直接派官员管理。
成吉思汗西征后，察合台受命镇守西域[2]。由于察合台的封地在其所戍守范围之内，故在西域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势力。这必然与大汗派驻西域的行政管理系统发生矛盾。随着其势力的日益坐大与大汗权威的衰落，察合台汗国逐渐侵夺大汗在西域的辖地，将天山以南地区与河中地区农耕区并入版图，又兼并了窝阔台汗国领地。这样，除东部的哈剌火州、哈密外，西域基本上处于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之下。
据《元朝秘史》记载，察合台分得8个千户的属民，窝阔台分得5个千户[3]。而据《史集》记载，“分给第二子察合台汗的军队，有4千人”，其中包括一个巴鲁剌思千户和一个弘吉剌忒千户；“分给第三子窝阔台合罕的军队有4千人”，其中包括亦剌黑—秃阿千户和带儿千户[4]。二者记载分配的属民数目不一致，大概《元朝秘史》记载的是最初的分配，而《史集》反映的是成吉思汗晚期的情况[5]。这些蒙古部众被迁往察合台、窝阔台等诸王封地，游牧于西域各地。但是迁往西域的蒙古部众应该远不止这些。后来由于对西方用兵等原因，又先后有不少蒙古部众被签发往西域。至14世纪，西域蒙古游牧民中已出现有更多的部族名称。由此可以推断，后来有很多蒙古人陆续迁入西域[6]。
蒙古诸部初迁西域，沿袭蒙古游牧传统，不可避免地与西域当地以伊斯兰文明为特点的突厥语民族在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发生冲突。据志费尼记载，成吉思汗令“次子察合台掌札撒和法律，既管它的实施，又管对那些犯法者的征处”[7]。察合台在西域穆斯林中强制推选蒙古习惯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反对。术扎尼说：“可恶的察合台是蒙古成吉思汗的次子，他是一个专横的人，残忍且凶暴无礼，又是一个干坏事的人……在整个[以他为首的]诸部中，甚至曾经不许可按伊斯兰教的训令去杀一只羊，这样所有的羊都搞得不洁。”[8]志费尼也说，因为害怕察合台“的札撒和惩罚，他的臣民秩序井然……他制定了精密的札撒……人们不可以按照穆斯林的方式屠宰牲畜，不得白天入流水中沐浴等等。他把禁止按照合法方式杀羊的札撒颁发到各地，因而一度没有人公开在呼罗珊杀羊，穆斯林被迫吃腐肉”[9]。
迁入西域的蒙古诸部，虽然顽固地保留着蒙古传统习惯，但客观上还是无法避免发达的当地文化的影响，不自觉地开始了他们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这种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5世纪前半期的阿拉伯作家乌马儿（‘Omari）这样描述了蒙古人与突厥语民族钦察人相混合的过程：“……钦察人变成了他们（即蒙古人）的臣民。后来，他们（鞑靼人）与他们（钦察人）接近了，混合了，由于蒙古人（及鞑靼人）移住到钦察人的土地上，与他们通婚并留在他们的土地上生活，于是土地就征服了他们（鞑靼人）的自然的和种族的性质，他们全都变成了钦察人，好象他们（与钦察人）是一个氏族一样”[10]。
这种影响和变化在统治者阶层更为显著，因为他们比一般部众更多地接触到当地文化。在察合台亲信的大臣中就有一些穆斯林官员，“这些人是中亚土著，也是伊斯兰文化的代表，他们起着相当大的作用”[11]。至13世纪下半期，察合台汗国统治者木八剌沙（Mubārak Shāh）等即表现出对定居生活的明显倾向性，并皈依了伊斯兰教。据《史集》记载，察合台汗国“军队仍按旧习在地方上抢劫和为非作歹。因为木八剌沙是个伊斯兰教徒，所以他不允许欺凌臣民。”[12]木八剌沙（Mubārak Shāh）在波斯语中意为“吉祥之王”，其名称就反映出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继木八剌沙之后，八剌（Boraq）也皈依了伊斯兰教。据宏达迷儿记述，“当他回到不花剌，他成了木速鲁蛮，并接受了黑牙思丁（Ghaiats-eddin）算端的教名”[13]。《突厥世系》也说：八剌“在即位两年之后信奉了伊斯兰教，并获得乞牙兀的的称号”[14]。
至14世纪初，这种倾向就更加强烈。察合台后王都哇（Doua）死后，子也先不花（Isan Buqa）在其弟怯别（Kebek）的支持下登上汗位。也先不花是维护蒙古习惯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坚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而其弟怯别则表现出对定居生活的向往。1320年也先不花卒，怯别继立[15]。在其统治时期，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中心逐渐西移河中。怯别在河中南部地区的那黑沙不附近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宫殿，称为哈儿昔（Qarshī）。后来成为一座城镇，“这座城以哈儿昔闻名的理由是这样：怯别汗在离那识波（Nasaf）或那黑沙不二个法拉散（farasang）之地建了宫殿，而蒙古人把宫殿这类[建筑物]是称为哈儿昔的”[16]。怯别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按照当地传统，铸造印有汗的名字的货币，在这在西域蒙古统治者中是第一次。怯别还实行了统一集权的行政制度来代替过去那种地方自治制度。为了征税方便，怯别将其领地分为一些行政单位，称为土绵。怯别本人虽然并不是伊斯兰教徒，却受到了西域穆斯林史家的赞，被他同时代或以后的穆斯林史家加上了“公正的”（‘Adil）统治者的头衔。瓦撒夫把怯别称为“公正的诸王怯别”（Shāhzāda Kabak ‘Adil）[17]，怯别死后不久访问河中的伊本·白图泰也说：“（怯别）也是一位异教徒，但他执法公正，为受害人伸冤，优待和敬重穆斯林。”[18]当然，迁居河中和修建宫殿并不意味着放弃游牧传统，而且怯别本人也没有成为伊斯兰教徒。
在怯别之后，经过其弟燕只吉带和笃来帖木儿的短暂统治，怯别的另一个兄弟答儿麻失里（Tarmashirin）继承汗位（1331-1334）。在他统治时期，西域蒙古诸部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进一步加强。他是西域蒙古诸汗中第一个公开宣布接受并推广伊斯兰教的。据乌马里记载，“当王位传至答儿麻失里时，他接受了伊斯兰教，并从上到下地在全国推而广之。”[19]《突厥世系》也说：“答儿麻失里这位君主成了一个穆斯林，河中地区所有的兀鲁思都效仿他的榜样信奉了伊斯兰教。我们在上文中曾说过八剌汗信奉了伊斯兰教，但在他死后，所有那些在其统治期间成为穆斯林的人终于又恢复了原来的信仰，而所有那些随同答儿麻失里信奉了伊斯兰教的人对他们新的信仰却始终不渝。”[20]这反映了答儿麻失里在蒙古诸部伊斯兰化进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当时西域西部地区蒙古诸部突厥化伊斯兰化的程度。
蒙古诸部突厥化还反应在语言上。很难说这时居于河中的察合台后王还通晓蒙古语言。伊本·白图泰说，当他见到答儿麻失里汗时，后者是用突厥语向他问候；又说答儿麻失里用突厥语念赞词[21]。
与怯别一样，答儿麻失里也定居于河中地区。据伊本·白图泰说，按照成吉思汗札撒的规定，蒙古诸王大臣每年要聚会一次，以监督汗权；而答儿麻失里废弃了这一规定。另外，按照惯例，汗每年要到汗国东部地区去巡游，因为“王权的根源是在那里”，那里的阿力麻里城一直被认为是汗的牙帐所在；然而答儿麻失里却连续四年都滞留在靠近呼罗珊的河中农耕区。答儿麻失里的行为被认为有违札撒，遭到了蒙古贵族中守旧势力的反对；他们驻守在汗国东部草原地区，拥立答儿麻失里汗的堂兄弟不赞·斡兀立（Buzun Oghly），起兵反叛，攻杀答儿麻失里。[22]答儿麻失里接受伊斯兰教，变革蒙古旧习，使汗国西部的蒙古部族进一步融入西域伊斯兰文化中，但遭受到了居于汗国东部草原地区的蒙古贵族的反对，结果兵败被杀。这说明西域蒙古诸部中的守旧势力还很强大，特别是在东部地区，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河中地区蒙古诸部突厥化进一步深入，察合台汗国西部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这是汗国最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社会基础。
不赞夺取汗权后不久被杀，汗国陷于混乱与分裂状态。在诸王争夺汗位的混战中，非成吉思汗系的蒙古军事贵族势力日渐增强。1346年，控制河中的蒙古巴鲁剌思部（Barlas）贵族合札罕（Qazghan）杀死察合台汗合赞算端（Qazan Sultan Khan），另立窝阔台系海都之子答失蛮（Dashman）为汗。合札罕家族控制了汗国的西部，独断专行。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贵族的反对。各部贵族纷纷裂土割据，“在各个地方，各部落都拥立了他们自己的汗，这样就出现了众多的部落王”[23]。汗沦为异密贵族手中的工具，就象走马灯似的一个个被扶上汗位，又一个个被废被杀，汗国陷于混乱、割据之中。
在汗国西部河中地区异密贵族割据混战之际，朵豁剌惕部（Dughlāt）异密家族崛起于汗国东部地区。该家族宣布找到了也先不花汗之子秃黑鲁帖木儿（Tughluk Timur）[24]，并于伊斯兰历748年（1347-1348）在阿克苏将其拥上汗位[25]。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继承者曾致力于恢复汗国的统一，但终归于失败，只能保持其在东部的统治。察合台汗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人们习惯上把秃黑鲁帖木儿及其后裔统治下的地域称为“东察合台汗国”。西部地区则由巴鲁剌思部异密帖木儿（Amir Timur）及其后裔统治，史称“帖木儿帝国”或“帖木儿王朝”。
二
帖木儿1336年出生于撒马尔罕南面的渴石（Kesh，今沙赫里夏勃兹Shahr-i Sabz），属蒙古巴鲁剌思部氏族。河中动乱为帖木儿的崛起创造了良机，他乘乱收集部属，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渐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挫败了东察合台汗统一河中的企图后，帖木儿又消灭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军事贵族，于1370年统一河中之地。此后，帖木儿以撒马儿罕为中心，积极向外拓展，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在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了一个兼有中亚、西亚的庞大帝国。
帖木儿政权的主要支撑是河中地区尚武的游牧和半游牧的蒙古部族，特别是巴鲁剌思家族。这些已基本上突厥化了的蒙古部族自称为察合台人（Chaghatay），而将东部草原地区的蒙古部众篾称为Jatah （意为“抢劫者”）；而东部蒙古部族以保持蒙古传统为荣，反而轻蔑地称察合台人为quraunas（意为“杂种”）[26]。亲历帖木儿帝国的西班牙公使克拉维约（Ruy González de Clavijo）这样写道：“察合台人，因帖木儿之扶植，遂在一般人民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可以随地牧放牛羊，到处可占地耕种，无分冬夏，随意迁徒各地，不受任何限制。此族人邀免各种赋税，但是有服军役的义务。他们大多数任职于帖木儿之侍为军，负保为他个人的安全、防御外方袭击的责任。此族人尚有一特色，即男子虽在服军役之际，仍可挈携家小，保有自己的牲畜，不离身边。遇有战事，则妇女儿童，追随大军之后而行。其族妇女往往胳幼儿效在马驮内，而马驮则紧系在马鞍上。妇女乘马随大军之后，毫不以为苦。骑坐自如，甚至有携儿同乘之时，贫苦之家，多搭乘骆驼，则不免受苦。”[27]
据伊本·阿拉伯沙（Ibn Arabshah）的记载，察合台人中间有四个重要的氏族，即阿尔拉特（Arlat）、扎拉伊儿尔（Jalayir）、忽钦（Qāuchīn）和巴鲁剌思（Barlas）。忽钦一词原来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氏族或部落的名称，而是指军队中享有特权的那一部分的名称。按照撒剌甫丁（Sharaf al-Din）的说法，汗自己的千人团(近卫军)也是用这一名称的。其他三个氏族，都是已突厥化了的蒙古部族。其中阿尔拉特人居住在阿富汗的北部，札剌伊儿人居住在锡尔河附近的忽毡之旁，巴鲁剌思人居住在喀什卡达利亚的岸边。[28]
据克拉维约记载，河中地区“仍保存着蒙古境内所通用的名称与语言，与阿姆河南岸所用者，迥乎不同，南岸所用为波斯语，而此处通用蒙古语；兼晓两种语言之人，为数极少。再者撒马尔罕境内流行之文字为蒙古文，亦为南岸之人所不识，因之帖木儿政府中，雇用若干深悉蒙古语之官吏书记，以处理政务”[29]。王治来认为“这一叙述是不确切的”，“当时河中地区的居民，主要是突厥语族和古代遗留下来的伊朗语族。成吉思汗以后留在中亚的蒙古征服者，基本上已经突厥化，即使有保留了蒙古语的也不会很多。撒马尔罕等城的伊朗语族，不可能不懂波斯语文，又由于长期同突厥人生活在一起并受其统治，也是不可能不懂突厥语的。”因此，王治来推测说：“克拉维约接触的可能主要是一些察合台人。察合台人使用的语言无疑是突厥语，所以这位使者是把突厥语误作为蒙古语了。”[30]如上所述，早在14世纪前半期答儿麻失里汗就在日常交流中使用突厥语，并用这种语言来念诵赞词，很难想象在帖木儿时代蒙古语还能有大的影响。
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帖木儿积极寻求当地土地贵族、城市上层和穆斯林宗教人士的支持。作为一个穆斯林，帖木儿特别尊敬所谓的赛义德族即所谓圣裔，并选择先知的后裔赛义德·巴拉喀（Sayyid Baraka）为自己的精神顾问。帖木儿曾将社会分为十二个等级，赛义德、谢赫、乌勒马等宗教领袖人特被列为第一等级。他对待穆斯林宗教人士的代表，甚至是被征服地区的宗教代表，都很慷慨。每当攻陷一座城池，他总是禁止抢劫伊斯兰机构的财物，严厉处罚任何类似违纪行为。巴托尔德认为“帖木儿除了突厥语外还通晓波斯语，不但对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教，而见对于伊斯兰教的科学和艺术也有一定的了解”[31]。帖木儿虽出身于游牧的突厥化的蒙古人，但倾心于农业地区的文化。在所征服的一切地方，他总是把那些文人、学者、艺术家、工匠通通保护起来，并把他们送到撒马尔罕，让他们从事建筑艺术，开展学术活动。
虽然这些察合台人已经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了，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蒙古游牧文化的传统。据克拉维约说：“察合台人，至今仍过游牧生活，终年居于帐幕之内；冬夏迁徙各地，常择一安全而易于防守之地，张立帐幕。夏季多居于近河滩而平坦之地，在该地播种麦、棉，栽培瓜类。……冬季，察合台人移居到气候温暖之草地。”[32]帖木儿仍认为自己是蒙古传统的继承者。他不得不拥立一个成吉思汗的后裔为汗，并以自己与成吉思汗家族结为婚姻而得冠曲烈干（gūrkān）[33]称号为荣。在制度方面，帖木儿似乎还保存和实行着怯别汗以来中亚的行政管理系统，即将地方分为一个个的“土绵”作为进行管理的单位。而在军事方面，帖木儿采用了蒙古人传统的十进制制度，虽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作为游牧民习惯法，成吉思汗的札撒仍起着重要作用，甚至于凌架于伊斯兰教法之上，因此遭到了当时的神学权威的谴责，他们甚至不承认帖木儿和他的臣属是伊斯兰教徒。这些被称作察合台人的蒙古人与西域其他伊斯兰教徒的显著的外表区别是按照蒙古的习惯留辫子。[34]
1405年帖木儿卒，遗命其孙皮儿·马黑麻（Pir Muhammad）继位。然在其死后，子孙争立，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帖木儿军事征服之上的帝国立即开始解体。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Shahrukh）以哈烈（Heart）为首府，统治呼罗珊地区，明史称为哈烈国；以其子兀鲁伯（Ulugh Beg）统治河中地区。在沙哈鲁和兀鲁伯时期，河中等地的蒙古部族完全融合于当地民族中，最终完成了其突厥化的进程。沙哈鲁与穆斯林宗教人士特别是纳合什班底（Naqshbandiyya）苏非派长老们的关系密切，被穆斯林史家誉为一个理想的统治者。在帖木儿时代仍在执行的蒙古习惯法的札撒，到沙哈鲁时期被完全遗弃，伊斯兰教法的规定取得了至高无上地位。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突厥语文学有了重要的发展。以波斯文字母拼写突厥语而形成的所谓“察合台文”，在帖木儿王朝时期广为流传，并取代了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成为西域操突厥语民族的书面语言。已经突厥化的蒙古部众和其他说突厥语的民族一样，使用察合台文写作。帖木儿后人巴布尔（Babur）就是最优秀的代表，其传记作品《巴布尔回忆录》（Bābur-nāma）堪称察合台文作品的最优秀代表之一。他还长于诗作，其诗集也是16世纪产生的察合台文学作品的杰出典范。《拉失德史》这样评价说：“巴布尔秉性纯良，品德高尚，尤以英勇仁慈过人。在写突厥语诗歌方面，他仅次于异密·阿里·失儿。他曾用最纯粹和最流畅的突厥语写过一部《诗集》(Divan)。他创立了一种诗体，名叫穆拜扬(Mubaiyan)，他还写了一部极为实用的法律论文，现已被人们普遍采用。他还写过一篇优美无比的突厥诗体论，并将圣者大毛拉的Rasala-i-Vālidiyyah转写成诗体。他还有一部《突厥史》[35]，写得平易自然，清新质朴。”[36]
三
如前所述，在察合台汗国后期蒙古各部军事贵族混战、割据中，汗国东部的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拥立秃黑鲁帖木儿为汗，发展成为东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大致包括三部分：（一）蒙古斯坦（Moghulistan），东起阿尔泰山，西到塔拉斯河之东的沙漠，北界塔尔巴哈台山至巴尔喀什湖一线，南包天山山脉。这里是察合台汗国蒙古诸部的传统游牧地，保持着蒙古传统习俗。（二）向阳地（Mangalai Suyah），基本上是西辽时期东部喀喇汗王朝的领地，这时是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世袭领地，包括葱岭以东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六城地区和葱岭以西的费尔干地区，有时也把塔什干地区包括进来。这里主要是农业地区和一些半耕半牧地区，居民多为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语部族，早已经伊斯兰化了。（三）畏兀儿地（Uighuristan），基本上是西辽时期高昌回鹘王国天山以南的领地，包括吐鲁番、焉耆两个地区，有时把库车和哈密两地区也包括进来。[37]
扶立秃黑鲁帖木儿汗后，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权势进一步膨胀。但秃黑鲁帖木儿也不甘于当傀儡汗，为了扩大汗的权力，他不得不寻求自己的支持者。伊斯兰教在当时已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南部农耕地区地，居民大都是操突厥语的伊斯兰教徒。于是他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并在统治下的汗国东部地区大力推行。这一行动马上得到了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支持。作为塔里木盆地的统治者，朵豁剌惕部蒙古贵族不可能不受到突厥-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为了争取到广大穆斯林的支持，牢固地控制住汗国大权，朵豁剌惕部贵族也需要这样做。据《拉失德史》记载，朵豁剌惕部异密图列克对秃黑鲁帖木儿汗说：“三年前我在哈实哈儿的时候，就遵从一个圣者皈依了伊斯兰教，只是由于害怕你，我才没有公开宣读信仰真主的祷词。”[38]并积极辅佐秃黑鲁帖木儿汗在蒙古诸部中推行伊斯兰教。推行伊斯兰教的活动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那些守旧的蒙古部族的反对。《拉失德史》说，蒙古楚剌思部（Churās）曾表示反对，后来经过激烈的较量，反对者失败，“人们大声欢呼，当天就有十六万人剪掉长发皈依了伊斯兰教”，从此“伊斯兰教在察合台汗国的这一整个地区传布开来”[39]。
秃黑鲁帖木儿汗皈依伊斯兰教，仅仅是东察合台汗国蒙古部族信奉伊斯兰教的开始，伊斯兰教只在王公贵族中得以推行，而基本群众并未能马上接受它。这种情况直到秃黑鲁帖木儿汗之孙马哈麻汗（Muhammad Khan）在位时期（1407～1416）才有较明显的改变。据《拉失德史》记载，马哈麻汗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他在汗国内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蒙古人“如不缠头巾，他就要用马蹄铁钉钉入这个人的头中，这种作法是司空见惯的”，“所以当他在位的吉祥时期，大多数蒙古部落都皈依了伊斯兰教。”[40]明永乐十二年（1414）陈诚西使哈烈，路经东察合台汗国，“马哈木王遣人来接”[41]，曾见到这位马合木汗。据陈诚记载，“其王戴小罩剌帽，簪鹚鹆翎，衣秃袖衫，削发贯耳。妇女以白布裹首缠项，衣窄袖袖衣”[42]。陈诚在描述鲁陈（位于今吐鲁番地区）的情景时说：“有为回回体例者，则男子削发，戴小罩剌帽，妇女以白布裹头。”[43]当时明朝人称西域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等民族为“回回”。从衣着装束上看，马哈麻汗及其身边的蒙古贵族已与天山以南农耕区的穆斯林居民没有区别了。
蒙古各部尽管信奉了伊斯兰教，但是仍然保持着非常显著的以游牧为特点的蒙古传统文化。陈诚描述当时的东察合汗国说：“今为马哈木氏王子主之，马哈木盖胡元之余裔，前世锡封于此。不建城郭宫室，居无定向，惟顺天时，逐趁水草，牧牛马以度岁月，故所居随处设帐房，铺毡罽，不避寒暑，坐卧于地……饮食惟肉酪，间食米面，希有菜蔬，少酿酒醴，惟饮乳汁。不树桑麻，不务耕织，间种穄麦，及为毛布。” 并称其所部为“蒙古部落也”[44]。尽管马哈麻汗已是“回回”装束，陈诚仍不称其为“回回”，可见这时的蒙古部众还与西域农耕区的穆斯林居民有着明显的区别。
歪思汗（Vais Khan）时期（1417-1432），瓦剌势力从蒙古高原进入天山以北地区的东部。歪思汗无力抵挡住瓦剌的压迫，统治重心开始向天山以南地区转移。据《拉失德史》载，歪思汗每年都到塔里木、吐鲁木番、罗卜等地狩猎，并参与农业生产，“土鲁番异常缺水，歪思汗却亲自灌溉土地。他不从河里汲水，而是掘一口深井，从井中汲水灌田。……他所耕种的田地非常小，产品从未够上一驮货的价值；但却是他一年的口粮”[45]。这样就使蒙古部众与农耕定居文化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从这时起，汗国内的蒙古部族开始了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的过渡”[46]。
这时期伊斯兰教已为蒙古部族普遍接受，特别是在蒙古上层贵族中，伊斯兰文化逐渐深入人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拉失德史》记载说：“歪思汗即位以后，对宗教非常热忱，而且英武过人。因为他禁止蒙兀儿人攻击穆斯林，所以便用兵征讨异教徒喀耳木人，虽然他屡遭挫败，但却坚持与之为敌，决不愿意放弃圣战（Jalad）。他曾两度被喀耳木人俘获。第一次是在明拉克战役中，被俘后，他被押解到也先大石之前。也先大石思付：‘如果他真正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就不会向我行觐见礼，而会把我看成下等人。’当歪思汗被带进来的时候，他下了马（因为他是骑着马的），（也先大石）恭谨（俯首）地迎上前来。但是，这位汗却转过脸去，连手也不抬。于是，也先大石就确信歪思汗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并以优礼相待，将他释放。后来有人问这位汗为什么不向（也先大石）行臣下之礼，他回答说：‘假如也先大石威风凛凛地对待我，我倒会对他表示恭敬，以便保全性命。但是他却低首下气地迎上前来，我想自己必将就义了；一个穆斯林是不能屈服于异教徒或容忍其行为的，因此我就没理他。’这位汗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使自己免于死难。”[47]不管这里的也先大石是谁[48]，这一事件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自13世纪蒙古兴起以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高贵”世系及其正统地位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瓦剌人按照蒙古社会的传统观念，对身为俘虏的歪思汗也表示出了应有的恭敬，对歪思汗的傲慢表现，理解为身为成吉思汗后裔的所应有的高贵。而歪思汗则是从伊斯兰文化方面来思考，将其行为解释为一个穆斯林对异教徒的不屈服。
《拉失德史》的另一记载也显示了伊斯兰文化在这一时期东察合台汗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歪思汗时期，东察合台汗国大员异密忽歹达（Amir Khudāidad）西投河中的统治者兀鲁伯，“当他们来到撒马儿罕的时候，米儿咱·兀鲁伯对异密·忽歹达说：‘你之精通成吉思汗的图剌[49]，是独步一时的，何妨把其中所有的条格都告诉我，我极想窥见其全豹。’这位异密回答说：‘我们早己完全抛弃了成吉思汗那恶劣的图剌，而改遵伊斯兰教教律（Shaziat）了。但是如果米儿咱·兀鲁伯纵有英明卓见，也仍然赞成成吉思汗的图剌，我自然要教给他，让他放弃伊斯兰教教律而改遵成吉思汗的法令。’米儿咱听了这些话非常不安，因而就没有学习图剌”[50]。忽歹达是朵豁剌惕部异密贵族，把持东察合台汗国朝政几十年，晚年为歪思汗所迫，以朝圣为名出逃。这一记载显示：东察合台汗国已放弃成吉思汗札撒，改遵伊斯兰教法，并且以行蒙古习惯法为耻。
歪思汗死后，大多数异密拥立歪思汗次子也先不花为汗，长子羽奴思（Yunus）被迫率少数拥护者投奔撒马尔罕的兀鲁伯，结果被兀鲁伯作为俘虏送给哈烈的沙哈鲁。此后羽奴思流浪于呼罗珊地区，并得以师从耶思德人大毛拉舍剌甫丁(Sharaf al-Din)。15世纪中叶，羽奴思在帖木儿后王的支持下，统治东察合台汗国西部地区，后又击败东部势力而成为全国的汗。羽奴思汗“喜爱城镇与农耕”[51]，认为“除非他们安身定居于农村或城镇中，否则就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穆斯林”[52]，因此又率部返回塔什干农业区。羽奴思深受伊斯兰文化和定居生活的影响，并得到了宗教界的支持。河中伊斯兰教首领火者阿合剌尔（Khwāja Ahrār）曾这样夸赞羽奴思汗：“一个部落的领袖是这样好的一位穆所林而我们却欺凌他们，这是伊斯兰教法所不允许的。”[53]
然而蒙古部族中的守旧势力依然存在，他们坚持游牧，不满于定居生活。歪思汗早年就曾“逃出宫廷而从事掠夺生涯”，“许多优秀的蒙兀儿青年都自愿去追随他”[54]。尽管羽奴思汗喜欢城镇与定居生活，“但是蒙兀儿斯坦的异密和士卒却非常厌恶城镇，为此，这位汗大部分时间都驻节在蒙兀儿斯坦”；他希望能设牙帐于阿克苏，因为“与蒙兀儿斯坦比较起来，阿克苏更像一个城镇，但是他根据蒙兀儿人的风俗习惯推断，如果他在这里留得太久，这些蒙兀儿便便统统会”离他而去，“因此他不得不召集部众，一同返回蒙兀儿斯坦”[55]。后来当羽奴思汗因向往定居生活而“带领这些蒙兀儿人往达失干的时候，有一批人不愿意去，他们劫持了汗的幼子速檀·阿黑麻汗（Sultān Ahmad Khan），离开了羽奴思汗的队伍，继续留在蒙兀儿斯坦”[56]。速檀阿黑麻在部分蒙古部众的拥戴下返回蒙古斯坦，继续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他多次与瓦剌交锋，被称为“阿剌札（Ālācha）汗”（蒙古语，意为“嗜杀之汗”）[57]。他的外甥巴布儿（Babur）在1502年曾见过他和他的军队，他们“全都是蒙兀儿式的打扮：戴蒙兀儿帽子，穿中国锦缎制的绣花长袍。他们带着蒙兀儿的箭袋，用绿革制的马鞍子，骑蒙兀儿马。全都配有特别的装饰”[58]。
这种情况到叶尔羌汗国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514年阿黑麻汗次子萨亦德汗（Sa‘īd Khan）在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建立政权，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1514—1680）。这时期蒙古斯坦已为瓦剌、哈萨克、吉尔吉斯等民族占据，察后台后王所统蒙古诸部被迫退往天山以南绿洲农耕区。随着由游牧生活方式向农业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蒙古诸部迅速突厥化，逐渐融入今维吾尔族中，成为维吾尔族的一部分，甚至连自己的历史都要忘记了。所以叶尔羌汗国史学家马黑麻·海答儿忧心忡忡地写道：“现在——希吉来历951年（1544），蒙兀儿人中间连一个了解这些（自己历史）传说的人都没有了，我所以敢于不揣冒昧，想把这一艰巨的工作担当起来，是因为考虑到如果我不大胆来写这历史，世界历史的篇幅中，将会看不到蒙兀儿诸汗的史实了。”[59]“这些人的踪迹已经消失，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因为经过这段漫长的时间以后，大家都已不再熟识从前的风俗习惯和治学方式。”[60]巴托尔德认为，有若干征象表明，东察合台汗国蒙古人的语言在16世纪初还是属于蒙古语的[61]。但据《拉失德史》记载，叶尔羌汗国创建者萨亦德汗是用突厥语和波斯语写作，并且长于写诗。其诗作多用突厥语写诗，据作者所知“他只写过一次波斯文诗”[62]。萨亦德汗之子阿布都·拉失德汗（‘Abd al-Rashid Khan）亦擅长诗作，成书于叶尔羌汗国后期的楚剌思《编年史》保留了他的两首诗作，一首用突厥语，一首用波斯语写成[63]。也是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卓势力兴起，渗透进汗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促进了蒙古部众与维吾尔民族的融合。
至叶尔羌汗国后期，察合台后王所统蒙古部众完全溶入当地维吾尔居民中，西域蒙古诸部突厥化最终完成。虽然汗国还保持着蒙古国的名义（自称蒙古国）[64]，但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维吾尔政权。因此清代文献也不再像明朝前期那样把它称作“蒙古部落”，而是称其为“回回”、“回部”[65]；清朝统一西域后编纂的《西域图志》，更把“青吉斯汗族属”（即在西域的成吉思汗后裔）列入“回部世系”中，并明确指出为回部旧汗。
一、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国号“也客蒙古兀鲁思”（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国”。其后随着蒙古的对外扩张，西域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蒙古统治时代。
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整个大蒙古兀鲁思都是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的共同家产。成吉思汗建国后，即按照传统在家族中分配民户，并划定了一定的范围作为封地。后来随着对外扩张，又进行了多次分配。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术赤的封地为从海押立和花剌子模地区扩展至撒克辛和不里阿耳极远地方，以及在这一方向蒙古马蹄所至之地；察合台封地为东起畏兀儿之边，向西经伊犁河流域一直延伸至河中的草原地区，以阿力麻里为其统治中心；窝阔台封地为阿勒台山原乃蛮之地及叶迷立、霍博等处，以叶迷立为其统治中心[1]。不过，察合台等诸王在西域的封地仅限于草原地带，而最为富庶的绿洲农耕城郭之地，按蒙古人古老的习惯，由成吉思汗氏族成员共同分享。其统治权则掌握在蒙古大汗手中，由大汗直接派官员管理。
成吉思汗西征后，察合台受命镇守西域[2]。由于察合台的封地在其所戍守范围之内，故在西域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势力。这必然与大汗派驻西域的行政管理系统发生矛盾。随着其势力的日益坐大与大汗权威的衰落，察合台汗国逐渐侵夺大汗在西域的辖地，将天山以南地区与河中地区农耕区并入版图，又兼并了窝阔台汗国领地。这样，除东部的哈剌火州、哈密外，西域基本上处于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之下。
据《元朝秘史》记载，察合台分得8个千户的属民，窝阔台分得5个千户[3]。而据《史集》记载，“分给第二子察合台汗的军队，有4千人”，其中包括一个巴鲁剌思千户和一个弘吉剌忒千户；“分给第三子窝阔台合罕的军队有4千人”，其中包括亦剌黑—秃阿千户和带儿千户[4]。二者记载分配的属民数目不一致，大概《元朝秘史》记载的是最初的分配，而《史集》反映的是成吉思汗晚期的情况[5]。这些蒙古部众被迁往察合台、窝阔台等诸王封地，游牧于西域各地。但是迁往西域的蒙古部众应该远不止这些。后来由于对西方用兵等原因，又先后有不少蒙古部众被签发往西域。至14世纪，西域蒙古游牧民中已出现有更多的部族名称。由此可以推断，后来有很多蒙古人陆续迁入西域[6]。
蒙古诸部初迁西域，沿袭蒙古游牧传统，不可避免地与西域当地以伊斯兰文明为特点的突厥语民族在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发生冲突。据志费尼记载，成吉思汗令“次子察合台掌札撒和法律，既管它的实施，又管对那些犯法者的征处”[7]。察合台在西域穆斯林中强制推选蒙古习惯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反对。术扎尼说：“可恶的察合台是蒙古成吉思汗的次子，他是一个专横的人，残忍且凶暴无礼，又是一个干坏事的人……在整个[以他为首的]诸部中，甚至曾经不许可按伊斯兰教的训令去杀一只羊，这样所有的羊都搞得不洁。”[8]志费尼也说，因为害怕察合台“的札撒和惩罚，他的臣民秩序井然……他制定了精密的札撒……人们不可以按照穆斯林的方式屠宰牲畜，不得白天入流水中沐浴等等。他把禁止按照合法方式杀羊的札撒颁发到各地，因而一度没有人公开在呼罗珊杀羊，穆斯林被迫吃腐肉”[9]。
迁入西域的蒙古诸部，虽然顽固地保留着蒙古传统习惯，但客观上还是无法避免发达的当地文化的影响，不自觉地开始了他们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这种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5世纪前半期的阿拉伯作家乌马儿（‘Omari）这样描述了蒙古人与突厥语民族钦察人相混合的过程：“……钦察人变成了他们（即蒙古人）的臣民。后来，他们（鞑靼人）与他们（钦察人）接近了，混合了，由于蒙古人（及鞑靼人）移住到钦察人的土地上，与他们通婚并留在他们的土地上生活，于是土地就征服了他们（鞑靼人）的自然的和种族的性质，他们全都变成了钦察人，好象他们（与钦察人）是一个氏族一样”[10]。
这种影响和变化在统治者阶层更为显著，因为他们比一般部众更多地接触到当地文化。在察合台亲信的大臣中就有一些穆斯林官员，“这些人是中亚土著，也是伊斯兰文化的代表，他们起着相当大的作用”[11]。至13世纪下半期，察合台汗国统治者木八剌沙（Mubārak Shāh）等即表现出对定居生活的明显倾向性，并皈依了伊斯兰教。据《史集》记载，察合台汗国“军队仍按旧习在地方上抢劫和为非作歹。因为木八剌沙是个伊斯兰教徒，所以他不允许欺凌臣民。”[12]木八剌沙（Mubārak Shāh）在波斯语中意为“吉祥之王”，其名称就反映出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继木八剌沙之后，八剌（Boraq）也皈依了伊斯兰教。据宏达迷儿记述，“当他回到不花剌，他成了木速鲁蛮，并接受了黑牙思丁（Ghaiats-eddin）算端的教名”[13]。《突厥世系》也说：八剌“在即位两年之后信奉了伊斯兰教，并获得乞牙兀的的称号”[14]。
至14世纪初，这种倾向就更加强烈。察合台后王都哇（Doua）死后，子也先不花（Isan Buqa）在其弟怯别（Kebek）的支持下登上汗位。也先不花是维护蒙古习惯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坚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而其弟怯别则表现出对定居生活的向往。1320年也先不花卒，怯别继立[15]。在其统治时期，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中心逐渐西移河中。怯别在河中南部地区的那黑沙不附近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宫殿，称为哈儿昔（Qarshī）。后来成为一座城镇，“这座城以哈儿昔闻名的理由是这样：怯别汗在离那识波（Nasaf）或那黑沙不二个法拉散（farasang）之地建了宫殿，而蒙古人把宫殿这类[建筑物]是称为哈儿昔的”[16]。怯别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按照当地传统，铸造印有汗的名字的货币，在这在西域蒙古统治者中是第一次。怯别还实行了统一集权的行政制度来代替过去那种地方自治制度。为了征税方便，怯别将其领地分为一些行政单位，称为土绵。怯别本人虽然并不是伊斯兰教徒，却受到了西域穆斯林史家的赞，被他同时代或以后的穆斯林史家加上了“公正的”（‘Adil）统治者的头衔。瓦撒夫把怯别称为“公正的诸王怯别”（Shāhzāda Kabak ‘Adil）[17]，怯别死后不久访问河中的伊本·白图泰也说：“（怯别）也是一位异教徒，但他执法公正，为受害人伸冤，优待和敬重穆斯林。”[18]当然，迁居河中和修建宫殿并不意味着放弃游牧传统，而且怯别本人也没有成为伊斯兰教徒。
在怯别之后，经过其弟燕只吉带和笃来帖木儿的短暂统治，怯别的另一个兄弟答儿麻失里（Tarmashirin）继承汗位（1331-1334）。在他统治时期，西域蒙古诸部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进一步加强。他是西域蒙古诸汗中第一个公开宣布接受并推广伊斯兰教的。据乌马里记载，“当王位传至答儿麻失里时，他接受了伊斯兰教，并从上到下地在全国推而广之。”[19]《突厥世系》也说：“答儿麻失里这位君主成了一个穆斯林，河中地区所有的兀鲁思都效仿他的榜样信奉了伊斯兰教。我们在上文中曾说过八剌汗信奉了伊斯兰教，但在他死后，所有那些在其统治期间成为穆斯林的人终于又恢复了原来的信仰，而所有那些随同答儿麻失里信奉了伊斯兰教的人对他们新的信仰却始终不渝。”[20]这反映了答儿麻失里在蒙古诸部伊斯兰化进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当时西域西部地区蒙古诸部突厥化伊斯兰化的程度。
蒙古诸部突厥化还反应在语言上。很难说这时居于河中的察合台后王还通晓蒙古语言。伊本·白图泰说，当他见到答儿麻失里汗时，后者是用突厥语向他问候；又说答儿麻失里用突厥语念赞词[21]。
与怯别一样，答儿麻失里也定居于河中地区。据伊本·白图泰说，按照成吉思汗札撒的规定，蒙古诸王大臣每年要聚会一次，以监督汗权；而答儿麻失里废弃了这一规定。另外，按照惯例，汗每年要到汗国东部地区去巡游，因为“王权的根源是在那里”，那里的阿力麻里城一直被认为是汗的牙帐所在；然而答儿麻失里却连续四年都滞留在靠近呼罗珊的河中农耕区。答儿麻失里的行为被认为有违札撒，遭到了蒙古贵族中守旧势力的反对；他们驻守在汗国东部草原地区，拥立答儿麻失里汗的堂兄弟不赞·斡兀立（Buzun Oghly），起兵反叛，攻杀答儿麻失里。[22]答儿麻失里接受伊斯兰教，变革蒙古旧习，使汗国西部的蒙古部族进一步融入西域伊斯兰文化中，但遭受到了居于汗国东部草原地区的蒙古贵族的反对，结果兵败被杀。这说明西域蒙古诸部中的守旧势力还很强大，特别是在东部地区，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河中地区蒙古诸部突厥化进一步深入，察合台汗国西部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这是汗国最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社会基础。
不赞夺取汗权后不久被杀，汗国陷于混乱与分裂状态。在诸王争夺汗位的混战中，非成吉思汗系的蒙古军事贵族势力日渐增强。1346年，控制河中的蒙古巴鲁剌思部（Barlas）贵族合札罕（Qazghan）杀死察合台汗合赞算端（Qazan Sultan Khan），另立窝阔台系海都之子答失蛮（Dashman）为汗。合札罕家族控制了汗国的西部，独断专行。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贵族的反对。各部贵族纷纷裂土割据，“在各个地方，各部落都拥立了他们自己的汗，这样就出现了众多的部落王”[23]。汗沦为异密贵族手中的工具，就象走马灯似的一个个被扶上汗位，又一个个被废被杀，汗国陷于混乱、割据之中。
在汗国西部河中地区异密贵族割据混战之际，朵豁剌惕部（Dughlāt）异密家族崛起于汗国东部地区。该家族宣布找到了也先不花汗之子秃黑鲁帖木儿（Tughluk Timur）[24]，并于伊斯兰历748年（1347-1348）在阿克苏将其拥上汗位[25]。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继承者曾致力于恢复汗国的统一，但终归于失败，只能保持其在东部的统治。察合台汗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人们习惯上把秃黑鲁帖木儿及其后裔统治下的地域称为“东察合台汗国”。西部地区则由巴鲁剌思部异密帖木儿（Amir Timur）及其后裔统治，史称“帖木儿帝国”或“帖木儿王朝”。
二
帖木儿1336年出生于撒马尔罕南面的渴石（Kesh，今沙赫里夏勃兹Shahr-i Sabz），属蒙古巴鲁剌思部氏族。河中动乱为帖木儿的崛起创造了良机，他乘乱收集部属，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渐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挫败了东察合台汗统一河中的企图后，帖木儿又消灭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军事贵族，于1370年统一河中之地。此后，帖木儿以撒马儿罕为中心，积极向外拓展，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在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了一个兼有中亚、西亚的庞大帝国。
帖木儿政权的主要支撑是河中地区尚武的游牧和半游牧的蒙古部族，特别是巴鲁剌思家族。这些已基本上突厥化了的蒙古部族自称为察合台人（Chaghatay），而将东部草原地区的蒙古部众篾称为Jatah （意为“抢劫者”）；而东部蒙古部族以保持蒙古传统为荣，反而轻蔑地称察合台人为quraunas（意为“杂种”）[26]。亲历帖木儿帝国的西班牙公使克拉维约（Ruy González de Clavijo）这样写道：“察合台人，因帖木儿之扶植，遂在一般人民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可以随地牧放牛羊，到处可占地耕种，无分冬夏，随意迁徒各地，不受任何限制。此族人邀免各种赋税，但是有服军役的义务。他们大多数任职于帖木儿之侍为军，负保为他个人的安全、防御外方袭击的责任。此族人尚有一特色，即男子虽在服军役之际，仍可挈携家小，保有自己的牲畜，不离身边。遇有战事，则妇女儿童，追随大军之后而行。其族妇女往往胳幼儿效在马驮内，而马驮则紧系在马鞍上。妇女乘马随大军之后，毫不以为苦。骑坐自如，甚至有携儿同乘之时，贫苦之家，多搭乘骆驼，则不免受苦。”[27]
据伊本·阿拉伯沙（Ibn Arabshah）的记载，察合台人中间有四个重要的氏族，即阿尔拉特（Arlat）、扎拉伊儿尔（Jalayir）、忽钦（Qāuchīn）和巴鲁剌思（Barlas）。忽钦一词原来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氏族或部落的名称，而是指军队中享有特权的那一部分的名称。按照撒剌甫丁（Sharaf al-Din）的说法，汗自己的千人团(近卫军)也是用这一名称的。其他三个氏族，都是已突厥化了的蒙古部族。其中阿尔拉特人居住在阿富汗的北部，札剌伊儿人居住在锡尔河附近的忽毡之旁，巴鲁剌思人居住在喀什卡达利亚的岸边。[28]
据克拉维约记载，河中地区“仍保存着蒙古境内所通用的名称与语言，与阿姆河南岸所用者，迥乎不同，南岸所用为波斯语，而此处通用蒙古语；兼晓两种语言之人，为数极少。再者撒马尔罕境内流行之文字为蒙古文，亦为南岸之人所不识，因之帖木儿政府中，雇用若干深悉蒙古语之官吏书记，以处理政务”[29]。王治来认为“这一叙述是不确切的”，“当时河中地区的居民，主要是突厥语族和古代遗留下来的伊朗语族。成吉思汗以后留在中亚的蒙古征服者，基本上已经突厥化，即使有保留了蒙古语的也不会很多。撒马尔罕等城的伊朗语族，不可能不懂波斯语文，又由于长期同突厥人生活在一起并受其统治，也是不可能不懂突厥语的。”因此，王治来推测说：“克拉维约接触的可能主要是一些察合台人。察合台人使用的语言无疑是突厥语，所以这位使者是把突厥语误作为蒙古语了。”[30]如上所述，早在14世纪前半期答儿麻失里汗就在日常交流中使用突厥语，并用这种语言来念诵赞词，很难想象在帖木儿时代蒙古语还能有大的影响。
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帖木儿积极寻求当地土地贵族、城市上层和穆斯林宗教人士的支持。作为一个穆斯林，帖木儿特别尊敬所谓的赛义德族即所谓圣裔，并选择先知的后裔赛义德·巴拉喀（Sayyid Baraka）为自己的精神顾问。帖木儿曾将社会分为十二个等级，赛义德、谢赫、乌勒马等宗教领袖人特被列为第一等级。他对待穆斯林宗教人士的代表，甚至是被征服地区的宗教代表，都很慷慨。每当攻陷一座城池，他总是禁止抢劫伊斯兰机构的财物，严厉处罚任何类似违纪行为。巴托尔德认为“帖木儿除了突厥语外还通晓波斯语，不但对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教，而见对于伊斯兰教的科学和艺术也有一定的了解”[31]。帖木儿虽出身于游牧的突厥化的蒙古人，但倾心于农业地区的文化。在所征服的一切地方，他总是把那些文人、学者、艺术家、工匠通通保护起来，并把他们送到撒马尔罕，让他们从事建筑艺术，开展学术活动。
虽然这些察合台人已经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了，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蒙古游牧文化的传统。据克拉维约说：“察合台人，至今仍过游牧生活，终年居于帐幕之内；冬夏迁徙各地，常择一安全而易于防守之地，张立帐幕。夏季多居于近河滩而平坦之地，在该地播种麦、棉，栽培瓜类。……冬季，察合台人移居到气候温暖之草地。”[32]帖木儿仍认为自己是蒙古传统的继承者。他不得不拥立一个成吉思汗的后裔为汗，并以自己与成吉思汗家族结为婚姻而得冠曲烈干（gūrkān）[33]称号为荣。在制度方面，帖木儿似乎还保存和实行着怯别汗以来中亚的行政管理系统，即将地方分为一个个的“土绵”作为进行管理的单位。而在军事方面，帖木儿采用了蒙古人传统的十进制制度，虽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作为游牧民习惯法，成吉思汗的札撒仍起着重要作用，甚至于凌架于伊斯兰教法之上，因此遭到了当时的神学权威的谴责，他们甚至不承认帖木儿和他的臣属是伊斯兰教徒。这些被称作察合台人的蒙古人与西域其他伊斯兰教徒的显著的外表区别是按照蒙古的习惯留辫子。[34]
1405年帖木儿卒，遗命其孙皮儿·马黑麻（Pir Muhammad）继位。然在其死后，子孙争立，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帖木儿军事征服之上的帝国立即开始解体。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Shahrukh）以哈烈（Heart）为首府，统治呼罗珊地区，明史称为哈烈国；以其子兀鲁伯（Ulugh Beg）统治河中地区。在沙哈鲁和兀鲁伯时期，河中等地的蒙古部族完全融合于当地民族中，最终完成了其突厥化的进程。沙哈鲁与穆斯林宗教人士特别是纳合什班底（Naqshbandiyya）苏非派长老们的关系密切，被穆斯林史家誉为一个理想的统治者。在帖木儿时代仍在执行的蒙古习惯法的札撒，到沙哈鲁时期被完全遗弃，伊斯兰教法的规定取得了至高无上地位。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突厥语文学有了重要的发展。以波斯文字母拼写突厥语而形成的所谓“察合台文”，在帖木儿王朝时期广为流传，并取代了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成为西域操突厥语民族的书面语言。已经突厥化的蒙古部众和其他说突厥语的民族一样，使用察合台文写作。帖木儿后人巴布尔（Babur）就是最优秀的代表，其传记作品《巴布尔回忆录》（Bābur-nāma）堪称察合台文作品的最优秀代表之一。他还长于诗作，其诗集也是16世纪产生的察合台文学作品的杰出典范。《拉失德史》这样评价说：“巴布尔秉性纯良，品德高尚，尤以英勇仁慈过人。在写突厥语诗歌方面，他仅次于异密·阿里·失儿。他曾用最纯粹和最流畅的突厥语写过一部《诗集》(Divan)。他创立了一种诗体，名叫穆拜扬(Mubaiyan)，他还写了一部极为实用的法律论文，现已被人们普遍采用。他还写过一篇优美无比的突厥诗体论，并将圣者大毛拉的Rasala-i-Vālidiyyah转写成诗体。他还有一部《突厥史》[35]，写得平易自然，清新质朴。”[36]
三
如前所述，在察合台汗国后期蒙古各部军事贵族混战、割据中，汗国东部的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拥立秃黑鲁帖木儿为汗，发展成为东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大致包括三部分：（一）蒙古斯坦（Moghulistan），东起阿尔泰山，西到塔拉斯河之东的沙漠，北界塔尔巴哈台山至巴尔喀什湖一线，南包天山山脉。这里是察合台汗国蒙古诸部的传统游牧地，保持着蒙古传统习俗。（二）向阳地（Mangalai Suyah），基本上是西辽时期东部喀喇汗王朝的领地，这时是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世袭领地，包括葱岭以东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六城地区和葱岭以西的费尔干地区，有时也把塔什干地区包括进来。这里主要是农业地区和一些半耕半牧地区，居民多为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语部族，早已经伊斯兰化了。（三）畏兀儿地（Uighuristan），基本上是西辽时期高昌回鹘王国天山以南的领地，包括吐鲁番、焉耆两个地区，有时把库车和哈密两地区也包括进来。[37]
扶立秃黑鲁帖木儿汗后，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权势进一步膨胀。但秃黑鲁帖木儿也不甘于当傀儡汗，为了扩大汗的权力，他不得不寻求自己的支持者。伊斯兰教在当时已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南部农耕地区地，居民大都是操突厥语的伊斯兰教徒。于是他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并在统治下的汗国东部地区大力推行。这一行动马上得到了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支持。作为塔里木盆地的统治者，朵豁剌惕部蒙古贵族不可能不受到突厥-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为了争取到广大穆斯林的支持，牢固地控制住汗国大权，朵豁剌惕部贵族也需要这样做。据《拉失德史》记载，朵豁剌惕部异密图列克对秃黑鲁帖木儿汗说：“三年前我在哈实哈儿的时候，就遵从一个圣者皈依了伊斯兰教，只是由于害怕你，我才没有公开宣读信仰真主的祷词。”[38]并积极辅佐秃黑鲁帖木儿汗在蒙古诸部中推行伊斯兰教。推行伊斯兰教的活动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那些守旧的蒙古部族的反对。《拉失德史》说，蒙古楚剌思部（Churās）曾表示反对，后来经过激烈的较量，反对者失败，“人们大声欢呼，当天就有十六万人剪掉长发皈依了伊斯兰教”，从此“伊斯兰教在察合台汗国的这一整个地区传布开来”[39]。
秃黑鲁帖木儿汗皈依伊斯兰教，仅仅是东察合台汗国蒙古部族信奉伊斯兰教的开始，伊斯兰教只在王公贵族中得以推行，而基本群众并未能马上接受它。这种情况直到秃黑鲁帖木儿汗之孙马哈麻汗（Muhammad Khan）在位时期（1407～1416）才有较明显的改变。据《拉失德史》记载，马哈麻汗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他在汗国内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蒙古人“如不缠头巾，他就要用马蹄铁钉钉入这个人的头中，这种作法是司空见惯的”，“所以当他在位的吉祥时期，大多数蒙古部落都皈依了伊斯兰教。”[40]明永乐十二年（1414）陈诚西使哈烈，路经东察合台汗国，“马哈木王遣人来接”[41]，曾见到这位马合木汗。据陈诚记载，“其王戴小罩剌帽，簪鹚鹆翎，衣秃袖衫，削发贯耳。妇女以白布裹首缠项，衣窄袖袖衣”[42]。陈诚在描述鲁陈（位于今吐鲁番地区）的情景时说：“有为回回体例者，则男子削发，戴小罩剌帽，妇女以白布裹头。”[43]当时明朝人称西域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等民族为“回回”。从衣着装束上看，马哈麻汗及其身边的蒙古贵族已与天山以南农耕区的穆斯林居民没有区别了。
蒙古各部尽管信奉了伊斯兰教，但是仍然保持着非常显著的以游牧为特点的蒙古传统文化。陈诚描述当时的东察合汗国说：“今为马哈木氏王子主之，马哈木盖胡元之余裔，前世锡封于此。不建城郭宫室，居无定向，惟顺天时，逐趁水草，牧牛马以度岁月，故所居随处设帐房，铺毡罽，不避寒暑，坐卧于地……饮食惟肉酪，间食米面，希有菜蔬，少酿酒醴，惟饮乳汁。不树桑麻，不务耕织，间种穄麦，及为毛布。” 并称其所部为“蒙古部落也”[44]。尽管马哈麻汗已是“回回”装束，陈诚仍不称其为“回回”，可见这时的蒙古部众还与西域农耕区的穆斯林居民有着明显的区别。
歪思汗（Vais Khan）时期（1417-1432），瓦剌势力从蒙古高原进入天山以北地区的东部。歪思汗无力抵挡住瓦剌的压迫，统治重心开始向天山以南地区转移。据《拉失德史》载，歪思汗每年都到塔里木、吐鲁木番、罗卜等地狩猎，并参与农业生产，“土鲁番异常缺水，歪思汗却亲自灌溉土地。他不从河里汲水，而是掘一口深井，从井中汲水灌田。……他所耕种的田地非常小，产品从未够上一驮货的价值；但却是他一年的口粮”[45]。这样就使蒙古部众与农耕定居文化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从这时起，汗国内的蒙古部族开始了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的过渡”[46]。
这时期伊斯兰教已为蒙古部族普遍接受，特别是在蒙古上层贵族中，伊斯兰文化逐渐深入人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拉失德史》记载说：“歪思汗即位以后，对宗教非常热忱，而且英武过人。因为他禁止蒙兀儿人攻击穆斯林，所以便用兵征讨异教徒喀耳木人，虽然他屡遭挫败，但却坚持与之为敌，决不愿意放弃圣战（Jalad）。他曾两度被喀耳木人俘获。第一次是在明拉克战役中，被俘后，他被押解到也先大石之前。也先大石思付：‘如果他真正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就不会向我行觐见礼，而会把我看成下等人。’当歪思汗被带进来的时候，他下了马（因为他是骑着马的），（也先大石）恭谨（俯首）地迎上前来。但是，这位汗却转过脸去，连手也不抬。于是，也先大石就确信歪思汗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并以优礼相待，将他释放。后来有人问这位汗为什么不向（也先大石）行臣下之礼，他回答说：‘假如也先大石威风凛凛地对待我，我倒会对他表示恭敬，以便保全性命。但是他却低首下气地迎上前来，我想自己必将就义了；一个穆斯林是不能屈服于异教徒或容忍其行为的，因此我就没理他。’这位汗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使自己免于死难。”[47]不管这里的也先大石是谁[48]，这一事件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自13世纪蒙古兴起以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高贵”世系及其正统地位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瓦剌人按照蒙古社会的传统观念，对身为俘虏的歪思汗也表示出了应有的恭敬，对歪思汗的傲慢表现，理解为身为成吉思汗后裔的所应有的高贵。而歪思汗则是从伊斯兰文化方面来思考，将其行为解释为一个穆斯林对异教徒的不屈服。
《拉失德史》的另一记载也显示了伊斯兰文化在这一时期东察合台汗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歪思汗时期，东察合台汗国大员异密忽歹达（Amir Khudāidad）西投河中的统治者兀鲁伯，“当他们来到撒马儿罕的时候，米儿咱·兀鲁伯对异密·忽歹达说：‘你之精通成吉思汗的图剌[49]，是独步一时的，何妨把其中所有的条格都告诉我，我极想窥见其全豹。’这位异密回答说：‘我们早己完全抛弃了成吉思汗那恶劣的图剌，而改遵伊斯兰教教律（Shaziat）了。但是如果米儿咱·兀鲁伯纵有英明卓见，也仍然赞成成吉思汗的图剌，我自然要教给他，让他放弃伊斯兰教教律而改遵成吉思汗的法令。’米儿咱听了这些话非常不安，因而就没有学习图剌”[50]。忽歹达是朵豁剌惕部异密贵族，把持东察合台汗国朝政几十年，晚年为歪思汗所迫，以朝圣为名出逃。这一记载显示：东察合台汗国已放弃成吉思汗札撒，改遵伊斯兰教法，并且以行蒙古习惯法为耻。
歪思汗死后，大多数异密拥立歪思汗次子也先不花为汗，长子羽奴思（Yunus）被迫率少数拥护者投奔撒马尔罕的兀鲁伯，结果被兀鲁伯作为俘虏送给哈烈的沙哈鲁。此后羽奴思流浪于呼罗珊地区，并得以师从耶思德人大毛拉舍剌甫丁(Sharaf al-Din)。15世纪中叶，羽奴思在帖木儿后王的支持下，统治东察合台汗国西部地区，后又击败东部势力而成为全国的汗。羽奴思汗“喜爱城镇与农耕”[51]，认为“除非他们安身定居于农村或城镇中，否则就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穆斯林”[52]，因此又率部返回塔什干农业区。羽奴思深受伊斯兰文化和定居生活的影响，并得到了宗教界的支持。河中伊斯兰教首领火者阿合剌尔（Khwāja Ahrār）曾这样夸赞羽奴思汗：“一个部落的领袖是这样好的一位穆所林而我们却欺凌他们，这是伊斯兰教法所不允许的。”[53]
然而蒙古部族中的守旧势力依然存在，他们坚持游牧，不满于定居生活。歪思汗早年就曾“逃出宫廷而从事掠夺生涯”，“许多优秀的蒙兀儿青年都自愿去追随他”[54]。尽管羽奴思汗喜欢城镇与定居生活，“但是蒙兀儿斯坦的异密和士卒却非常厌恶城镇，为此，这位汗大部分时间都驻节在蒙兀儿斯坦”；他希望能设牙帐于阿克苏，因为“与蒙兀儿斯坦比较起来，阿克苏更像一个城镇，但是他根据蒙兀儿人的风俗习惯推断，如果他在这里留得太久，这些蒙兀儿便便统统会”离他而去，“因此他不得不召集部众，一同返回蒙兀儿斯坦”[55]。后来当羽奴思汗因向往定居生活而“带领这些蒙兀儿人往达失干的时候，有一批人不愿意去，他们劫持了汗的幼子速檀·阿黑麻汗（Sultān Ahmad Khan），离开了羽奴思汗的队伍，继续留在蒙兀儿斯坦”[56]。速檀阿黑麻在部分蒙古部众的拥戴下返回蒙古斯坦，继续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他多次与瓦剌交锋，被称为“阿剌札（Ālācha）汗”（蒙古语，意为“嗜杀之汗”）[57]。他的外甥巴布儿（Babur）在1502年曾见过他和他的军队，他们“全都是蒙兀儿式的打扮：戴蒙兀儿帽子，穿中国锦缎制的绣花长袍。他们带着蒙兀儿的箭袋，用绿革制的马鞍子，骑蒙兀儿马。全都配有特别的装饰”[58]。
这种情况到叶尔羌汗国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514年阿黑麻汗次子萨亦德汗（Sa‘īd Khan）在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建立政权，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1514—1680）。这时期蒙古斯坦已为瓦剌、哈萨克、吉尔吉斯等民族占据，察后台后王所统蒙古诸部被迫退往天山以南绿洲农耕区。随着由游牧生活方式向农业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蒙古诸部迅速突厥化，逐渐融入今维吾尔族中，成为维吾尔族的一部分，甚至连自己的历史都要忘记了。所以叶尔羌汗国史学家马黑麻·海答儿忧心忡忡地写道：“现在——希吉来历951年（1544），蒙兀儿人中间连一个了解这些（自己历史）传说的人都没有了，我所以敢于不揣冒昧，想把这一艰巨的工作担当起来，是因为考虑到如果我不大胆来写这历史，世界历史的篇幅中，将会看不到蒙兀儿诸汗的史实了。”[59]“这些人的踪迹已经消失，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因为经过这段漫长的时间以后，大家都已不再熟识从前的风俗习惯和治学方式。”[60]巴托尔德认为，有若干征象表明，东察合台汗国蒙古人的语言在16世纪初还是属于蒙古语的[61]。但据《拉失德史》记载，叶尔羌汗国创建者萨亦德汗是用突厥语和波斯语写作，并且长于写诗。其诗作多用突厥语写诗，据作者所知“他只写过一次波斯文诗”[62]。萨亦德汗之子阿布都·拉失德汗（‘Abd al-Rashid Khan）亦擅长诗作，成书于叶尔羌汗国后期的楚剌思《编年史》保留了他的两首诗作，一首用突厥语，一首用波斯语写成[63]。也是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卓势力兴起，渗透进汗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促进了蒙古部众与维吾尔民族的融合。
至叶尔羌汗国后期，察合台后王所统蒙古部众完全溶入当地维吾尔居民中，西域蒙古诸部突厥化最终完成。虽然汗国还保持着蒙古国的名义（自称蒙古国）[64]，但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维吾尔政权。因此清代文献也不再像明朝前期那样把它称作“蒙古部落”，而是称其为“回回”、“回部”[65]；清朝统一西域后编纂的《西域图志》，更把“青吉斯汗族属”（即在西域的成吉思汗后裔）列入“回部世系”中，并明确指出为回部旧汗。
蒙古文化帝国的创建和扩张
懦弱者正因其懦弱，才会绞尽脑汁放暗箭。但是他们还能阻挠多久？ 也不看看今天几月几号？ 好好读懂“时代”。
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现代蒙古人并不想改变国界现状，但是，文化形式的“蒙古帝国”的创建和扩张，这种欲望谁也挡不住。
第一步，首先是跨越国界蒙古各部的统一。然后，便是蒙古文化大军的再一次横扫世界。在中国，蒙古音乐文化先遣军远征中原江南，已经战果累累了。“铁改余”等民众对蒙古文化的归附，姜绒等北京知青对蒙古文化的赞美。这一切，都因为蒙古文化的强劲魅力
如果将来我们和蒙古国，布里亚特，卡尔梅克等结成坚不可摧的文化同盟，那么，把蒙古文化推向美日和欧洲乃至全世界，只是时间问题。记住，蒙古人是一个不会修长城的民族，不是一个靠封闭来自保的民族。
蒙古人的生存方式，必须是扩张，曾经的军事上的，和将来文化上的！
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现代蒙古人并不想改变国界现状，但是，文化形式的“蒙古帝国”的创建和扩张，这种欲望谁也挡不住。
第一步，首先是跨越国界蒙古各部的统一。然后，便是蒙古文化大军的再一次横扫世界。在中国，蒙古音乐文化先遣军远征中原江南，已经战果累累了。“铁改余”等民众对蒙古文化的归附，姜绒等北京知青对蒙古文化的赞美。这一切，都因为蒙古文化的强劲魅力
如果将来我们和蒙古国，布里亚特，卡尔梅克等结成坚不可摧的文化同盟，那么，把蒙古文化推向美日和欧洲乃至全世界，只是时间问题。记住，蒙古人是一个不会修长城的民族，不是一个靠封闭来自保的民族。
蒙古人的生存方式，必须是扩张，曾经的军事上的，和将来文化上的！
布里亚特将举办“世界蒙古人”的展览和论坛
The working group organizing the “Forum for the world’s Mongolians” will hold a meeting in Ulan Ude, in Buryatia, Russia, sometime in February. According to the political dispensation of Buryat, The income of Buryat’s tourism industry will increase if the forum is a success. The Cultural Ministry of Buryat will organize a concert of Mongolian, Inner Mongolian, Kalmyk’s and Buryat’s singers and hold an exhibition during the festival. Also the main focus of the meeting, coming from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of Buryatia will be the debut of a book named “The Legend of the steppe”.
The book will consist of folklore from all Mongolian nations, and exerpts from other famous Mongolian nationals biographies, such as B.Renchin, Ts.Damdinsuren, Zanabazar, the Bogd Khan, as well as other notable people such as the tallest man, Gongor and Namkhai avarga. President Ilyumjinov from Kalmyk, and noted Mongolist scholar, Saishaalt, from Inner Mongolia were included in the book. Kh.Mergen is working to create the book about notable Mongolians. Buryats will build a “Cultural Palace” of Mongolia, while offering people Mongolian books, movies and newspapers.
组织举办“世界蒙古人的论坛”在乌兰乌德在布里亚特共和国，俄罗斯，在某个时候。根据布里亚特政治体制，布里亚特的旅游业收入将增加，如果论坛是成功的。
在布里亚特文化部将组织一个有蒙古，内蒙古，卡尔梅克的和布里亚特的歌手音乐会和节日期间举办的展览。也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焦点，来自于对布里亚特文化部将在名为“草原传奇”一本书。
这本书将包括来自蒙古民俗国家，如Renchin，Ts.Damdinsuren，Zanabazar博格达汗，以及其他著名人士等著名蒙古国民传记，摘录，如最高的人，和Namkhai。来自卡尔梅克总统Ilyumjinov，并指出Mongolist学者，Saishaalt来自内蒙古，已列入本书。 Kh.Mergen正在努力创造一个明显的蒙古人的书。 Buryats将建立一个“蒙古文化殿堂”，而为人们提供蒙古方面书籍，电影和报纸。
The book will consist of folklore from all Mongolian nations, and exerpts from other famous Mongolian nationals biographies, such as B.Renchin, Ts.Damdinsuren, Zanabazar, the Bogd Khan, as well as other notable people such as the tallest man, Gongor and Namkhai avarga. President Ilyumjinov from Kalmyk, and noted Mongolist scholar, Saishaalt, from Inner Mongolia were included in the book. Kh.Mergen is working to create the book about notable Mongolians. Buryats will build a “Cultural Palace” of Mongolia, while offering people Mongolian books, movies and newspapers.
组织举办“世界蒙古人的论坛”在乌兰乌德在布里亚特共和国，俄罗斯，在某个时候。根据布里亚特政治体制，布里亚特的旅游业收入将增加，如果论坛是成功的。
在布里亚特文化部将组织一个有蒙古，内蒙古，卡尔梅克的和布里亚特的歌手音乐会和节日期间举办的展览。也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焦点，来自于对布里亚特文化部将在名为“草原传奇”一本书。
这本书将包括来自蒙古民俗国家，如Renchin，Ts.Damdinsuren，Zanabazar博格达汗，以及其他著名人士等著名蒙古国民传记，摘录，如最高的人，和Namkhai。来自卡尔梅克总统Ilyumjinov，并指出Mongolist学者，Saishaalt来自内蒙古，已列入本书。 Kh.Mergen正在努力创造一个明显的蒙古人的书。 Buryats将建立一个“蒙古文化殿堂”，而为人们提供蒙古方面书籍，电影和报纸。
蒙古族人口增至423.83万 高层次人才遍布海内外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６０年以来，蒙古族人口数量、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内蒙古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１９４７年，内蒙古总人口为５６１．７万人，其中蒙古族８３．２万人。至２００６年底，内蒙古总人口增至２３９２．３５万人，蒙古族人口则增至４２３．８３万人。
据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学会秘书长介绍，上世纪７０年代末，蒙古族居民的平均寿命已上升为６４．１岁，是自治区成立前的两倍。（按他的逻辑，以前蒙古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2岁）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蒙古族居民的平均寿命已提高至６８．５５岁。
６０年来，蒙古族居民的整体文化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至２００６年底，内蒙古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平均每万名蒙古族人口中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达１３４人，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蒙古族高层次人才已遍布海内外。（但都是一些患痴呆、麻木症的知识分子）
另一种声音：
蒙古人没那么多吧!我觉得纯蒙古族就200多万！47年的时候内蒙就有80几万了，那时外蒙才50几万，再加上当年中共的“人多力量大”的人口政策，发展到现在也不会低于外蒙的240万，估计所谓“纯种”蒙古人300万多些还是有的。
内蒙古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１９４７年，内蒙古总人口为５６１．７万人，其中蒙古族８３．２万人。至２００６年底，内蒙古总人口增至２３９２．３５万人，蒙古族人口则增至４２３．８３万人。
据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学会秘书长介绍，上世纪７０年代末，蒙古族居民的平均寿命已上升为６４．１岁，是自治区成立前的两倍。（按他的逻辑，以前蒙古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2岁）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蒙古族居民的平均寿命已提高至６８．５５岁。
６０年来，蒙古族居民的整体文化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至２００６年底，内蒙古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平均每万名蒙古族人口中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达１３４人，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蒙古族高层次人才已遍布海内外。（但都是一些患痴呆、麻木症的知识分子）
另一种声音：
蒙古人没那么多吧!我觉得纯蒙古族就200多万！47年的时候内蒙就有80几万了，那时外蒙才50几万，再加上当年中共的“人多力量大”的人口政策，发展到现在也不会低于外蒙的240万，估计所谓“纯种”蒙古人300万多些还是有的。
四世达赖喇嘛是蒙古人
一位世居大都的忽必烈第三十代世孙谈西藏问题--四世达赖是蒙古人。本人为成吉思汗第三十二代世孙，忽必烈汗第三十代世孙，本家族与西藏相关渊源如下：
1、蒙哥汗（忽必烈大哥）时期征服吐蕃，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2、忽必烈汗时期（元朝）对西藏进行了实际的统治；
3、明代中叶，藏传佛教黄教派被排挤出藏，传教至蒙古草原的元朝（史称北元），固始汗派兵进藏扶持黄教派，册封****、班禅，确立黄教派在西藏的宗教统治地位；
4、清代初，****五世访问北京，顺治帝在故宫太和殿接见（顺治帝生母为孝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清朝初年的实际统治者）；
5、乾隆年间，西藏因藏王继承问题发生变乱，清廷派四川总督策楞（博尔济吉特氏）带兵进藏平叛，从而确立西藏政教合一的开始；
6、清朝末年，本人曾祖父锡纶（光绪年间的伊犁将军）的哥哥锡缜（清代大学问家）任驻藏办事大臣。
由于时间短促，来不急查证具体时间，但绝对是真实的历史，有案可查！
谨以此文，作为我48岁生日的纪念，
博尔济吉特·亚
再说西藏与我们家族的历史渊源
在我发表《西藏与我家族的历史渊源》之后，本家兄弟、巴林右旗王爷后裔达胡巴雅尔来京出差，又告诉我几个鲜为人知的事情，应该说，也算是前面提到的文章之续篇吧，一是四世达赖是蒙古人，也是我们本家博尔济吉特氏，另外就是拉萨的布达拉宫本家族曾经出资续建和修缮。看来我们家族对在西藏的文化、历史和宗教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我们热爱西藏，我们热爱祖国，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这应该是不用争的事实！
所谓主权，宗主权的概念是西方的概念，我们东方不予接受！就像说中国历史边界不清楚一样，那也是我们东方人的概念，你们蛮夷之人哪能够理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按照我们东方人的概念统治世界的话，欧洲的大部分是蒙古人的！
夏威夷被美国统治不到200年，西藏归中央政府管辖达800年，如果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多长时间才算是统一的国家呢？否定西藏是中国的，那就更应该否定夏威夷是美国的！一个只有区区200年历史的杂种民族和那几个英伦海盗的叫嚣，实在是令人可笑！
1、蒙哥汗（忽必烈大哥）时期征服吐蕃，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2、忽必烈汗时期（元朝）对西藏进行了实际的统治；
3、明代中叶，藏传佛教黄教派被排挤出藏，传教至蒙古草原的元朝（史称北元），固始汗派兵进藏扶持黄教派，册封****、班禅，确立黄教派在西藏的宗教统治地位；
4、清代初，****五世访问北京，顺治帝在故宫太和殿接见（顺治帝生母为孝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清朝初年的实际统治者）；
5、乾隆年间，西藏因藏王继承问题发生变乱，清廷派四川总督策楞（博尔济吉特氏）带兵进藏平叛，从而确立西藏政教合一的开始；
6、清朝末年，本人曾祖父锡纶（光绪年间的伊犁将军）的哥哥锡缜（清代大学问家）任驻藏办事大臣。
由于时间短促，来不急查证具体时间，但绝对是真实的历史，有案可查！
谨以此文，作为我48岁生日的纪念，
博尔济吉特·亚
再说西藏与我们家族的历史渊源
在我发表《西藏与我家族的历史渊源》之后，本家兄弟、巴林右旗王爷后裔达胡巴雅尔来京出差，又告诉我几个鲜为人知的事情，应该说，也算是前面提到的文章之续篇吧，一是四世达赖是蒙古人，也是我们本家博尔济吉特氏，另外就是拉萨的布达拉宫本家族曾经出资续建和修缮。看来我们家族对在西藏的文化、历史和宗教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我们热爱西藏，我们热爱祖国，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这应该是不用争的事实！
所谓主权，宗主权的概念是西方的概念，我们东方不予接受！就像说中国历史边界不清楚一样，那也是我们东方人的概念，你们蛮夷之人哪能够理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按照我们东方人的概念统治世界的话，欧洲的大部分是蒙古人的！
夏威夷被美国统治不到200年，西藏归中央政府管辖达800年，如果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多长时间才算是统一的国家呢？否定西藏是中国的，那就更应该否定夏威夷是美国的！一个只有区区200年历史的杂种民族和那几个英伦海盗的叫嚣，实在是令人可笑！
香港女记者曝光中国人在蒙古的可怕遭遇！
坐在乌兰巴托成吉思汗酒店大堂，一名中国人走过来在我的对面坐下，他自我介绍是在当地的中国商人，有话要和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媒体说。听他讲了好久，才明白了他要表达的意思，那就是在蒙古的中国商人没有表达的渠道，在发生问题之后，没有办法为自己解释。
他擧了一个例子，那就是一个中国人在当地经营的煤矿，因为一名中国员工开车不小心撞死了一名蒙古人，结果在蒙古媒体大量报道下，细节被不断渲染，甚至偏离了事实，而这些报道，激发了当地人的强烈不满，煤矿被一百多名蒙古人包围，要为死者讨回公道，为了平息民愤，这家煤矿的执照被政府吊销，但是政府所罗列的这家煤矿不符合蒙古有关规定的罪状，都不至于吊销执照。
因为事情已经变得政治化，虽然这名煤矿主尝试走法律途径，但是连他自己都觉得希望不大。这名煤矿主也在酒店里面，看上去很彷徨的样子在那里走来走去，因为同一时间，酒店里面正在举行中蒙经贸论坛，两国的总理刚刚对者两百多名中国和蒙古的企业家发表完讲话，希望进一步推进两国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关系。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在蒙古工作很久的朋友也告诉我，这一年多，在当地的中国商人，遇到的麻烦越来越多了。
我想是因为过去一年多，来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人越来越多，就好像在非洲，关于中国公司的负面报道变得多了起来。这里面的原因很多，首先，对于商业媒体来说，有新闻价值的，当然是哪些有冲突性的所谓的“负面新闻“，这一点，对于很少被“负面”报道，或者看“负面”报道的中国企业和中国商人来说，会觉得很不适应。但是这是无法改变的，只能学习应对。所谓的表达渠道，也就是主动地接触媒体，比如召开记者会，接受访问，而不是传统的思维，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出面为自己摆平，而且当政府介入到经济商业纠纷里面之后，很容易把问题政治化。
其次同样也是这些中国企业和商人们自己的认知问题。在蒙古也好，其他的国家投资也好，是否了解当地国家的法规，是否懂得如何和工会打交道，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把自己习惯的一套在国内做生意，经营的方法搬到国外，即便是哪些经济水平远远低于中国的地方，也同样会遭遇到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因为这些方法，原来在那些国家，是走不通的，或者是要承担法律风险的。
当然，在一个缺乏法治，讲求关系，金钱利益输送的地方，这些方法可能是走得通的，但是同样也有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于其他的用这样方法的竞争者，也来自于当地民众。几年前在非洲采访，就有一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当面向中国领导人投诉，中国企业不单单行贿，而且还留下了很多劣质项目。
事实上，如果一个地方，这些关系能够走得通，也就意味着当自己的企业遇到麻烦的时候，是不能够指望透过法律途径解决的，而在这些地方，还会有人身安全的风险，这个时候，当地政府当然是不会承担起保护个人安全的职责的，这个时候，只能去找自己国家在当地的使领馆了。
当然，说到使领馆，正是这个商人抱怨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遇到麻烦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找。私交不错的，当然可以打手机或者直綫电话，但是大部分的人，只能够打总机，或者是中国的电信服务公司在大家抵达一个国家之后所提供的热綫电话，当然，如果有尝试过的话，都会有同样的体会，那就是，当遭遇紧急情况的时候，这些电话是帮不了自己的。
不过説到使领馆，忽然想起了朋友的另外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在泰国的香港人，因为在当地经商的关係，需要提供一份住址证明。结果去了中国使馆，对方表示，无法提供这样的服务，想起来自己还有一本英国海外公民护照，於是去了英国大使馆，很简单，交了工本费，因为对方需要和香港入境処有文件往来，一个星期之后拿到了证明。
这名蒙古的中国商人要求不高，他说，他只是希望中国使馆能够让在当地的中国人知道，比如在马路上遇到了当地交通警察的勒索，知道应该打电话去当地警察局的哪个部门投诉，或者是这些中国人到了蒙古，可以获得一本使馆提供的手册，上面可以提供更多的资讯，比如当地的法规，各种联系方法，而不是让这些企业在当地一边撞墻，一边慢慢摸索。
虽然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確实不应该过於依赖政府，但是既然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而且如果在一个地方，中国商人遭遇问题，不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那末政府就有了解决问题的责任。不然的话，当小纠纷演变为政治化问题，对谁都没有好处。而且，正如这名商人的感嘆，如果一个国家对自己在海外的国民不尊重不爱护的话，又如何要求別人尊重和爱护？
他擧了一个例子，那就是一个中国人在当地经营的煤矿，因为一名中国员工开车不小心撞死了一名蒙古人，结果在蒙古媒体大量报道下，细节被不断渲染，甚至偏离了事实，而这些报道，激发了当地人的强烈不满，煤矿被一百多名蒙古人包围，要为死者讨回公道，为了平息民愤，这家煤矿的执照被政府吊销，但是政府所罗列的这家煤矿不符合蒙古有关规定的罪状，都不至于吊销执照。
因为事情已经变得政治化，虽然这名煤矿主尝试走法律途径，但是连他自己都觉得希望不大。这名煤矿主也在酒店里面，看上去很彷徨的样子在那里走来走去，因为同一时间，酒店里面正在举行中蒙经贸论坛，两国的总理刚刚对者两百多名中国和蒙古的企业家发表完讲话，希望进一步推进两国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关系。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在蒙古工作很久的朋友也告诉我，这一年多，在当地的中国商人，遇到的麻烦越来越多了。
我想是因为过去一年多，来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人越来越多，就好像在非洲，关于中国公司的负面报道变得多了起来。这里面的原因很多，首先，对于商业媒体来说，有新闻价值的，当然是哪些有冲突性的所谓的“负面新闻“，这一点，对于很少被“负面”报道，或者看“负面”报道的中国企业和中国商人来说，会觉得很不适应。但是这是无法改变的，只能学习应对。所谓的表达渠道，也就是主动地接触媒体，比如召开记者会，接受访问，而不是传统的思维，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出面为自己摆平，而且当政府介入到经济商业纠纷里面之后，很容易把问题政治化。
其次同样也是这些中国企业和商人们自己的认知问题。在蒙古也好，其他的国家投资也好，是否了解当地国家的法规，是否懂得如何和工会打交道，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把自己习惯的一套在国内做生意，经营的方法搬到国外，即便是哪些经济水平远远低于中国的地方，也同样会遭遇到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因为这些方法，原来在那些国家，是走不通的，或者是要承担法律风险的。
当然，在一个缺乏法治，讲求关系，金钱利益输送的地方，这些方法可能是走得通的，但是同样也有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于其他的用这样方法的竞争者，也来自于当地民众。几年前在非洲采访，就有一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当面向中国领导人投诉，中国企业不单单行贿，而且还留下了很多劣质项目。
事实上，如果一个地方，这些关系能够走得通，也就意味着当自己的企业遇到麻烦的时候，是不能够指望透过法律途径解决的，而在这些地方，还会有人身安全的风险，这个时候，当地政府当然是不会承担起保护个人安全的职责的，这个时候，只能去找自己国家在当地的使领馆了。
当然，说到使领馆，正是这个商人抱怨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遇到麻烦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找。私交不错的，当然可以打手机或者直綫电话，但是大部分的人，只能够打总机，或者是中国的电信服务公司在大家抵达一个国家之后所提供的热綫电话，当然，如果有尝试过的话，都会有同样的体会，那就是，当遭遇紧急情况的时候，这些电话是帮不了自己的。
不过説到使领馆，忽然想起了朋友的另外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在泰国的香港人，因为在当地经商的关係，需要提供一份住址证明。结果去了中国使馆，对方表示，无法提供这样的服务，想起来自己还有一本英国海外公民护照，於是去了英国大使馆，很简单，交了工本费，因为对方需要和香港入境処有文件往来，一个星期之后拿到了证明。
这名蒙古的中国商人要求不高，他说，他只是希望中国使馆能够让在当地的中国人知道，比如在马路上遇到了当地交通警察的勒索，知道应该打电话去当地警察局的哪个部门投诉，或者是这些中国人到了蒙古，可以获得一本使馆提供的手册，上面可以提供更多的资讯，比如当地的法规，各种联系方法，而不是让这些企业在当地一边撞墻，一边慢慢摸索。
虽然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確实不应该过於依赖政府，但是既然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而且如果在一个地方，中国商人遭遇问题，不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那末政府就有了解决问题的责任。不然的话，当小纠纷演变为政治化问题，对谁都没有好处。而且，正如这名商人的感嘆，如果一个国家对自己在海外的国民不尊重不爱护的话，又如何要求別人尊重和爱护？
台湾帮美国在蒙古建监听站搜集大陆电讯情报
位于台湾阳明山的卫星通讯中心在台湾军方情报机构的协助下，美国已在蒙古设立了监听站，负责搜集和分析中国大陆内陆地区的电讯情报。
据台媒体称，在美国的“牵线搭桥”下，台湾军方情报机构的高层人员曾经前往乌兰巴托，协助美国设立针对中国的监听站。
据台军情局内部人士透露，2003年夏天，现任国安局长薛石民当时以军情局长的身份，带领军情局通电处长朱国伟、组长高焕隆和组员吴佑公，从韩国飞往蒙古，并密访半个月。
据悉，该监听站的主要工作是严密监视中国大陆内蒙古、东北、新疆等地区的电讯情报。为了提高蒙古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台军情局还派技术专家前往蒙古，负责组装、保养及维护监听设备，军情局通电处则定期轮流派人员到蒙古监听站，监听中国上述地区的电讯情报，并派员破译中国的电讯密码。
为配合蒙古监听站的设置，军情局还特别将“电讯技术室”三组负责中国新疆、内蒙古与东北内陆的监听系统——“安庆”卫星天线，移往位于新店的溪园营区，而蒙古站所获得的有关中国大陆的情报则由美、台、蒙三方共享。
其实，美台之间在第三方领地内展开对中国大陆的情报合作，不止蒙古一家，印度也设有专门搜集中国大陆内陆地区电讯情报的监听站。
台湾与印度之间发展情报合作，始于李登辉任内后期。陈水扁上台后，继续采取措施确保情报合作渠道的畅通。据了解，除了技术交流外，台在驻新德里的代表处也设有负责情报搜集和交换的“武官”，印度军方的高级军官还曾到台湾活动。有可靠消息指出，印度空军参谋长曾应台前空军“总司令”陈肇敏之邀赴台，两人还抽空打了场高尔夫球，但会谈内容迄今无人知晓。
据报道，设在印度的监听站主要负责搜集中国西藏、新疆、青海和四川的电子情报；每隔7─10天，通过美国外交邮件把截获的密码送往台湾；台情报部门有关方面对破译后的情报进行分析，然后报告给台湾和美国有关当局，以便掌握中国的军事动态。
台湾一位情报高官直言不讳地说，美国在蒙古和印度设立监听站后，几乎可以整体掌握中国内陆的电讯情报。分析人士指出，台湾帮助美国建监听站，不仅反映出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准军事同盟”关系已经隐然成形，也凸现出美台欲拉拢中国周边国家制衡中国大陆的野心。
监听站是主要的信号侦查手段
军事专家指出，随着现代侦察技术的发展，过去主要的情报侦察手段——人力情报侦察(即传统的间谍)，由于接触范围小、危险性大、被发现后易对国家关系造成破坏等原因，其重要性已逐渐让位于技术侦察手段。技术侦察手段范围很广，上到在太空中运行的间谍卫星、中到侦察飞机、下到间谍船、监听站等。
由于监听站具有监视范围大、人员不需要进入对方境内、可追踪目标进行实时侦察等特点，成为各国主要的侦察手段。像美国在日本、韩国以及太平洋的其他地区都设有多个雷达监听站，密切监视西太地区的军事态势。台岛内也建有多个监听站，负责搜集中国大陆和沿海的军事情报，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设在台北阳明山的监听站，由美台情报机构共同运作。
通常来讲，监听站主要进行信号侦查，即通过搜集被侦察国上空的电磁讯号，通过分析、比对、验证来获得军事情报。搜集方式可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所谓主动式，就是使用雷达主动收集被侦察国军方的武器装备、军队布防等所发出的各种电磁讯号，例如战机的起降、部队与部队之间的通联等等都会释放出大量的电磁波。在搜集这些讯号之后，加以处理，就会得出相关的军事情报。所谓被动式信号侦查，是指己方雷达释放出雷达波，然后被动接受那些被反射回的雷达波，加以整理和分析，得出军事情报。这类情报搜集方式对判别对方武器装备的性能大有裨益。
一般情况下，每个监听站都有各自的重点侦察方向，像蒙古的监听站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的西北和东北等地区，印度的监听站主要针对西南地区，而台岛内的监听站主要是针对东南和华南地区。这些监听站存有大量有关解放军的情报资料，随时跟踪负责区域内解放军的动向，企图掌握解放军的战术举动和背后的战略意图。
台湾拉拢周边国家制衡中国大陆
美台之间针对中国大陆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情报合作，早已是众人皆知的秘密。美台不断地拉拢中国周边国家进入“情报合作圈”，主要是出于制衡中国大陆的险恶用心。
首先，通过拉拢中国周边国家，可以扩大情报来源。由于地理位置和技术侦查手段性能的限制，美台过去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主要来自于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则是“鞭长莫及”。虽然美国有间谍卫星不间断地对中国内陆地区进行窥探，但间谍卫星通常获得的是战略情报，重要的战役和战术情报无法获得。可以说，美台难以获得全方位的有关解放军的情报，而在蒙古和印度地区设立监听站，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
其次，美台与印度、蒙古等国家展开情报合作，可获得有关苏(俄)制武器装备的重要情报信息。尤其是与印度的情报合作，对台而言可谓是“受益匪浅”。台湾的主力战机是法制“幻影2000”和部分美制战机，印度的主力战机则是法制“幻影2000”加俄制战机。通过情报交换，台湾可获得印度提供的有关俄制战机的重要战术性能情报，特别是“幻影2000”在与俄制战机进行对抗时所出现的问题，这些情报对于台军研发对付解放军的战役战术十分关键。
再次，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与蒙古和印度进行情报合作，借以拓展“外交空间”。台当局意识到，在无法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通过情报合作等手段是维持台与其他国家联系的方式，这种联系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联合制华”的作用。在协助美在蒙古建立监听站的消息披露后，台媒体高兴地声称，这是台当局“情报外交”的重要成果。
相关链接 台驻蒙“代表处”多从事政治活动
台湾与蒙古没有“外交”关系，但台当局为扩大其“生存空间”，于2002年9月，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设立了“台北贸易经济代表处”。“代表处”位于乌兰巴托百货商店北面的“台湾经济贸易文化中心”大楼。大楼地上五层，地下一层，灰白色，地处繁华地段。办公楼夹在两栋居民楼之间，周围环境比较差。
“台北贸易经济代表处”隶属台“外交部”，除为台湾商人提供投资咨询、观光等服务外，更多的是从事政治活动，加强与驻在国的政经联系。
据台媒体称，在美国的“牵线搭桥”下，台湾军方情报机构的高层人员曾经前往乌兰巴托，协助美国设立针对中国的监听站。
据台军情局内部人士透露，2003年夏天，现任国安局长薛石民当时以军情局长的身份，带领军情局通电处长朱国伟、组长高焕隆和组员吴佑公，从韩国飞往蒙古，并密访半个月。
据悉，该监听站的主要工作是严密监视中国大陆内蒙古、东北、新疆等地区的电讯情报。为了提高蒙古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台军情局还派技术专家前往蒙古，负责组装、保养及维护监听设备，军情局通电处则定期轮流派人员到蒙古监听站，监听中国上述地区的电讯情报，并派员破译中国的电讯密码。
为配合蒙古监听站的设置，军情局还特别将“电讯技术室”三组负责中国新疆、内蒙古与东北内陆的监听系统——“安庆”卫星天线，移往位于新店的溪园营区，而蒙古站所获得的有关中国大陆的情报则由美、台、蒙三方共享。
其实，美台之间在第三方领地内展开对中国大陆的情报合作，不止蒙古一家，印度也设有专门搜集中国大陆内陆地区电讯情报的监听站。
台湾与印度之间发展情报合作，始于李登辉任内后期。陈水扁上台后，继续采取措施确保情报合作渠道的畅通。据了解，除了技术交流外，台在驻新德里的代表处也设有负责情报搜集和交换的“武官”，印度军方的高级军官还曾到台湾活动。有可靠消息指出，印度空军参谋长曾应台前空军“总司令”陈肇敏之邀赴台，两人还抽空打了场高尔夫球，但会谈内容迄今无人知晓。
据报道，设在印度的监听站主要负责搜集中国西藏、新疆、青海和四川的电子情报；每隔7─10天，通过美国外交邮件把截获的密码送往台湾；台情报部门有关方面对破译后的情报进行分析，然后报告给台湾和美国有关当局，以便掌握中国的军事动态。
台湾一位情报高官直言不讳地说，美国在蒙古和印度设立监听站后，几乎可以整体掌握中国内陆的电讯情报。分析人士指出，台湾帮助美国建监听站，不仅反映出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准军事同盟”关系已经隐然成形，也凸现出美台欲拉拢中国周边国家制衡中国大陆的野心。
监听站是主要的信号侦查手段
军事专家指出，随着现代侦察技术的发展，过去主要的情报侦察手段——人力情报侦察(即传统的间谍)，由于接触范围小、危险性大、被发现后易对国家关系造成破坏等原因，其重要性已逐渐让位于技术侦察手段。技术侦察手段范围很广，上到在太空中运行的间谍卫星、中到侦察飞机、下到间谍船、监听站等。
由于监听站具有监视范围大、人员不需要进入对方境内、可追踪目标进行实时侦察等特点，成为各国主要的侦察手段。像美国在日本、韩国以及太平洋的其他地区都设有多个雷达监听站，密切监视西太地区的军事态势。台岛内也建有多个监听站，负责搜集中国大陆和沿海的军事情报，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设在台北阳明山的监听站，由美台情报机构共同运作。
通常来讲，监听站主要进行信号侦查，即通过搜集被侦察国上空的电磁讯号，通过分析、比对、验证来获得军事情报。搜集方式可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所谓主动式，就是使用雷达主动收集被侦察国军方的武器装备、军队布防等所发出的各种电磁讯号，例如战机的起降、部队与部队之间的通联等等都会释放出大量的电磁波。在搜集这些讯号之后，加以处理，就会得出相关的军事情报。所谓被动式信号侦查，是指己方雷达释放出雷达波，然后被动接受那些被反射回的雷达波，加以整理和分析，得出军事情报。这类情报搜集方式对判别对方武器装备的性能大有裨益。
一般情况下，每个监听站都有各自的重点侦察方向，像蒙古的监听站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的西北和东北等地区，印度的监听站主要针对西南地区，而台岛内的监听站主要是针对东南和华南地区。这些监听站存有大量有关解放军的情报资料，随时跟踪负责区域内解放军的动向，企图掌握解放军的战术举动和背后的战略意图。
台湾拉拢周边国家制衡中国大陆
美台之间针对中国大陆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情报合作，早已是众人皆知的秘密。美台不断地拉拢中国周边国家进入“情报合作圈”，主要是出于制衡中国大陆的险恶用心。
首先，通过拉拢中国周边国家，可以扩大情报来源。由于地理位置和技术侦查手段性能的限制，美台过去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主要来自于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则是“鞭长莫及”。虽然美国有间谍卫星不间断地对中国内陆地区进行窥探，但间谍卫星通常获得的是战略情报，重要的战役和战术情报无法获得。可以说，美台难以获得全方位的有关解放军的情报，而在蒙古和印度地区设立监听站，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
其次，美台与印度、蒙古等国家展开情报合作，可获得有关苏(俄)制武器装备的重要情报信息。尤其是与印度的情报合作，对台而言可谓是“受益匪浅”。台湾的主力战机是法制“幻影2000”和部分美制战机，印度的主力战机则是法制“幻影2000”加俄制战机。通过情报交换，台湾可获得印度提供的有关俄制战机的重要战术性能情报，特别是“幻影2000”在与俄制战机进行对抗时所出现的问题，这些情报对于台军研发对付解放军的战役战术十分关键。
再次，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与蒙古和印度进行情报合作，借以拓展“外交空间”。台当局意识到，在无法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通过情报合作等手段是维持台与其他国家联系的方式，这种联系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联合制华”的作用。在协助美在蒙古建立监听站的消息披露后，台媒体高兴地声称，这是台当局“情报外交”的重要成果。
相关链接 台驻蒙“代表处”多从事政治活动
台湾与蒙古没有“外交”关系，但台当局为扩大其“生存空间”，于2002年9月，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设立了“台北贸易经济代表处”。“代表处”位于乌兰巴托百货商店北面的“台湾经济贸易文化中心”大楼。大楼地上五层，地下一层，灰白色，地处繁华地段。办公楼夹在两栋居民楼之间，周围环境比较差。
“台北贸易经济代表处”隶属台“外交部”，除为台湾商人提供投资咨询、观光等服务外，更多的是从事政治活动，加强与驻在国的政经联系。
爱心助学的“巴特尔”叔叔
蒙语“巴特尔”是英雄的意思。6月5日一大早，阿拉善蒙古族完全中学的12名学生迎来了他们既陌生又熟悉的远方客人，一年多来资助这些贫困孩子完成高中学业的银川人邹义。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巴特尔”叔叔。
记者在蒙古族完全中学办公室见到了这位“巴特尔”叔叔，他是一位身材高大，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中年男子，与记者见面居然用蒙语说：“赛音白奴……”。（你好）直接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一个生在银川，工作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汉族律师，怎么会想到来阿拉善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资助贫困学生？带着对他行为的不解，记者开始了采访。经过几个小时的交谈，终于看到了重重迷雾下真实而善良的一颗爱心……
邹义是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级合伙人。1972年出生在宁夏银川市，按邹义的话说，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孩子。邹义学习优异，1992年在上大学的四年间就拿到了政治哲学和法律专业的毕业证，并顺利考上了律师资格证，之后又在银川、上海、北京等地从事律师工作。2008年底的一个偶然的机会，邹义从网上看到一个叫“蒙古情”网站上发布的，海拉尔一中几名贫困学生需要帮助的帖子。他联系几位好友资助了这16名贫困学生。
2009年11月，邹义在“蒙古情论坛”和“蒙古青年论坛”上看到阿拉善蒙古族完全中学贫困生的信息，因为那种“山前山后”的地缘关系，他开始关注这些阿拉善的贫困学生。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能帮助更多的孩子，邹义动员身边的更多朋友，吕妍、吴萍、张卫东、董国群、朱红、陆怡、袁金海、布仁那苏图等人也参与到了其中，现在他们已经对12名贫困学生开展了“一对一”的捐助活动。
邹义告诉记者，他很早以前就喜欢蒙古民族，所以给自己起了一个“巴特尔”的蒙古族名字。在工作中他结识了很多蒙古族人，包括德德玛、哈琳等。为了学习蒙语，他还专门买书来看，现在不仅能说很多个蒙语单词，还会唱一小段蒙语歌曲。
“我对蒙古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蒙古民族那种淳朴、善良、豪迈性格深深打动着我……”邹义不仅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更是一个富有责任心的人。在与孩子们交流的过程中，邹义不时冒出一两句蒙语，逗得孩子们开怀大笑。他不仅给孩子带来了欢乐，还带来了勇往直前，不懈努力的勇气。邹义希望孩子们不要有任何负担，开心快乐地生活学习，他对孩子们还抱有一点希望，那就是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让蒙古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发扬光大。记者听到他不止一次说道：“孩子们，母语是多么美好的语言，希望你们一定要发扬光大蒙古语言。”
邹义的爱心小团队，对他的这次阿拉善之行都给予了深深的祝福，从他的手机短信上，记者读到：“老邹，辛苦啦，祝愿孩子们快乐健康阳光可爱”，“我想跟孩子们说，不要因为有资助就有负担，尽力就行。成绩不重要，更希望你们成为健康快乐的孩子”，“珍惜时间，用心读书，快乐学习”……一条条充满关心爱心的短信通过邹义向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传达，这种心与心之间的交流也许只有他们之间才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受资助的孩子们幸福的笑着，说：“感谢叔叔阿姨们的帮助，我们会努力学习，开心生活！”
“我是父亲心爱的骏马，永远爱恋着草原，无论在哪里，我的根在草原……”邹义为孩子们唱着这首蒙古族歌曲，眼睛里，脸上写满了幸福，他说：“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的内心是幸福的……。
阿拉善报社记者 斯琴高娃
记者在蒙古族完全中学办公室见到了这位“巴特尔”叔叔，他是一位身材高大，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中年男子，与记者见面居然用蒙语说：“赛音白奴……”。（你好）直接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一个生在银川，工作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汉族律师，怎么会想到来阿拉善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资助贫困学生？带着对他行为的不解，记者开始了采访。经过几个小时的交谈，终于看到了重重迷雾下真实而善良的一颗爱心……
邹义是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级合伙人。1972年出生在宁夏银川市，按邹义的话说，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孩子。邹义学习优异，1992年在上大学的四年间就拿到了政治哲学和法律专业的毕业证，并顺利考上了律师资格证，之后又在银川、上海、北京等地从事律师工作。2008年底的一个偶然的机会，邹义从网上看到一个叫“蒙古情”网站上发布的，海拉尔一中几名贫困学生需要帮助的帖子。他联系几位好友资助了这16名贫困学生。
2009年11月，邹义在“蒙古情论坛”和“蒙古青年论坛”上看到阿拉善蒙古族完全中学贫困生的信息，因为那种“山前山后”的地缘关系，他开始关注这些阿拉善的贫困学生。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能帮助更多的孩子，邹义动员身边的更多朋友，吕妍、吴萍、张卫东、董国群、朱红、陆怡、袁金海、布仁那苏图等人也参与到了其中，现在他们已经对12名贫困学生开展了“一对一”的捐助活动。
邹义告诉记者，他很早以前就喜欢蒙古民族，所以给自己起了一个“巴特尔”的蒙古族名字。在工作中他结识了很多蒙古族人，包括德德玛、哈琳等。为了学习蒙语，他还专门买书来看，现在不仅能说很多个蒙语单词，还会唱一小段蒙语歌曲。
“我对蒙古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蒙古民族那种淳朴、善良、豪迈性格深深打动着我……”邹义不仅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更是一个富有责任心的人。在与孩子们交流的过程中，邹义不时冒出一两句蒙语，逗得孩子们开怀大笑。他不仅给孩子带来了欢乐，还带来了勇往直前，不懈努力的勇气。邹义希望孩子们不要有任何负担，开心快乐地生活学习，他对孩子们还抱有一点希望，那就是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让蒙古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发扬光大。记者听到他不止一次说道：“孩子们，母语是多么美好的语言，希望你们一定要发扬光大蒙古语言。”
邹义的爱心小团队，对他的这次阿拉善之行都给予了深深的祝福，从他的手机短信上，记者读到：“老邹，辛苦啦，祝愿孩子们快乐健康阳光可爱”，“我想跟孩子们说，不要因为有资助就有负担，尽力就行。成绩不重要，更希望你们成为健康快乐的孩子”，“珍惜时间，用心读书，快乐学习”……一条条充满关心爱心的短信通过邹义向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传达，这种心与心之间的交流也许只有他们之间才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受资助的孩子们幸福的笑着，说：“感谢叔叔阿姨们的帮助，我们会努力学习，开心生活！”
“我是父亲心爱的骏马，永远爱恋着草原，无论在哪里，我的根在草原……”邹义为孩子们唱着这首蒙古族歌曲，眼睛里，脸上写满了幸福，他说：“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的内心是幸福的……。
阿拉善报社记者 斯琴高娃
只有一个蒙古！
虽然我们，或者别人，可以用行政区划，国家地域把这个民族划分到若干“块”，也可以用部落，祖先，和语言让这个民族内部看来有这么大的差距，但我由衷地希望，所有的安达，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记住一件事，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蒙古族！
只有一个蒙古，因为这个民族今天只有这一个名字！我们属于一个民族，属于这个唯一的、祖先曾为之奋斗的民族！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蒙古人，就记好了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一些人虽然讲着你听不懂的话，却有着和你一样的骄傲和希望，如果不愿意承认，请不要说你是“哪里”“哪部”的人，因为你无权代表你故乡所有的亲人和同胞。
北方的蒙古国，更往北方的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也许你没有亲人在那里，也许你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也许你因为种种原因看不上他们，但是只要在外人面前，我们就必须是一道铁打的墙，必须没有裂纹，必须用一个声音说话！我们要重新成为受人尊重的民族而不是北亚游荡的贱民，而要民族得人尊重，我们必须首先自重！
只有一个蒙古，因为这个民族今天只有这一个名字！我们属于一个民族，属于这个唯一的、祖先曾为之奋斗的民族！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蒙古人，就记好了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一些人虽然讲着你听不懂的话，却有着和你一样的骄傲和希望，如果不愿意承认，请不要说你是“哪里”“哪部”的人，因为你无权代表你故乡所有的亲人和同胞。
北方的蒙古国，更往北方的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也许你没有亲人在那里，也许你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也许你因为种种原因看不上他们，但是只要在外人面前，我们就必须是一道铁打的墙，必须没有裂纹，必须用一个声音说话！我们要重新成为受人尊重的民族而不是北亚游荡的贱民，而要民族得人尊重，我们必须首先自重！
到蒙古国投资矿业，应首先贿赂蒙古官方高层
从2010年4月17日开始，蒙古国总统颁布了新的总统令，要无限期地停止颁发新的矿产勘查许可证和禁止转让许可证。
进入新世纪以来，蒙古国巨大的矿产资源潜力吸引了众多国际矿业资本，许多中国企业加入到这一淘金潮中。蒙古国矿业协会主席丹巴近日在京指出，到目前为止，有20个国家近5000个企业到蒙古国投资。其中，中国企业持有的矿产勘查许可证达3900多个，投资近2亿多美元。
在接受采访时，丹巴多次强调，欢迎那些具备世界先进技术、拥有高新设备和环保手段并且对环境资源影响小的企业来蒙古国投资。
蒙古国是一个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现已发现或探明有石油、煤、铜、钨、金、银、钼、铝、铁、铅、锌、铀、锰、萤石、磷、盐、石墨、石膏、滑石等80多种矿产，其中最有资源开发远景的矿产主要是铜、金、铀和萤石，盐、天然碱、磷块岩也具有较大优势，石油和煤具备一定的潜力。蒙古国自1997年颁布矿业法以来，推动了矿业的快速发展，矿业产值的增长率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颁发的矿权证由最初的198个上升到目前的5000多个。
全球矿产品价格的上升，给蒙古国矿产勘查开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与此同时，投资矿业中存在的风险也不能忽视。业内人士介绍说，近些年来，蒙古国政府出台了包括新矿产法在内的一系列相关的法规政策，对其矿业投资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投资蒙古矿业的风险正在加大，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丹巴主席就此表示，目前看来虽然矿业法有修改的必要，但是法律的频繁改动显然不利于该产业的发展步伐。所以，蒙古国在修改矿业法前需要听取行业专家以及同行的建议，并会为此进行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业内专家提醒说，从2010年4月17日开始，蒙古国总统颁布了新的总统令，要无限期地停止颁发新的矿权证。
蒙古国颁发了1.5万个开采和勘探许可证，但目前有效的矿权证只有5000多个，其中包括3000多个勘探证和2000多个开采证。
进入新世纪以来，蒙古国巨大的矿产资源潜力吸引了众多国际矿业资本，许多中国企业加入到这一淘金潮中。蒙古国矿业协会主席丹巴近日在京指出，到目前为止，有20个国家近5000个企业到蒙古国投资。其中，中国企业持有的矿产勘查许可证达3900多个，投资近2亿多美元。
在接受采访时，丹巴多次强调，欢迎那些具备世界先进技术、拥有高新设备和环保手段并且对环境资源影响小的企业来蒙古国投资。
蒙古国是一个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现已发现或探明有石油、煤、铜、钨、金、银、钼、铝、铁、铅、锌、铀、锰、萤石、磷、盐、石墨、石膏、滑石等80多种矿产，其中最有资源开发远景的矿产主要是铜、金、铀和萤石，盐、天然碱、磷块岩也具有较大优势，石油和煤具备一定的潜力。蒙古国自1997年颁布矿业法以来，推动了矿业的快速发展，矿业产值的增长率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颁发的矿权证由最初的198个上升到目前的5000多个。
全球矿产品价格的上升，给蒙古国矿产勘查开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与此同时，投资矿业中存在的风险也不能忽视。业内人士介绍说，近些年来，蒙古国政府出台了包括新矿产法在内的一系列相关的法规政策，对其矿业投资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投资蒙古矿业的风险正在加大，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丹巴主席就此表示，目前看来虽然矿业法有修改的必要，但是法律的频繁改动显然不利于该产业的发展步伐。所以，蒙古国在修改矿业法前需要听取行业专家以及同行的建议，并会为此进行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业内专家提醒说，从2010年4月17日开始，蒙古国总统颁布了新的总统令，要无限期地停止颁发新的矿权证。
蒙古国颁发了1.5万个开采和勘探许可证，但目前有效的矿权证只有5000多个，其中包括3000多个勘探证和2000多个开采证。
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
《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贺扬灵著）是商务印书馆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一月出版的一部调查实录性著作。这部书今天仍有可读性，其可读性在于它的“实录”性质、在于今日开发西北。
贺扬灵，1901年生，1947年7月病逝。国民党早期政要人物。江西永新人。曾就读武昌师范大学，1926年底随北伐军进驻南昌。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秘书、内政部编审、绍兴县县长、浙西行署主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第五处处长等职。
《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写作和出版前后，正值（1931）“九一八”，日本进一步虎视中国，缘于察绥(今内蒙古中西部部分地区)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富饶的物质资源，这里为侵略者垂涎。察绥地区面临危亡，一心御外侮，抗日烽火燃遍察绥大地。1933年一年里，大事迭出。傅作义令华北军第59军218旅开往多伦，阻击由热河进犯独石口及多伦的日伪军队。西陲宣化使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为日本侵犯榆热，宣化抗击祈祷胜利”的通电。
日本关东军加紧侵略步伐，提出《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纲要案》，以挑拨察北“蒙汉”民族感情，煽动民族分离。在内蒙古东部策划蒙汉分离，操纵自治瓦解“中华民”族后，又诱惑内蒙古西部封建王公搞“高度自治”。此时的国民政府早已抛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所倡导的“民族平等”主张。这年10月国民政府派内政部长黄绍竑率员到察绥地区视察，贺扬灵就是作为随员与黄绍竑一起到察绥进行调查的。
贺扬灵在《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的“自序”中说“去秋随黄部长入蒙巡视，我是奉命主持经济调查的”。黄绍竑到察绥作了很多事，但最主要的是与德王、云王在百灵庙就“高度自治”问题进行谈判。国民政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这里不论，但成就了贺扬灵对察绥地区所作的诸多调查，并完成了《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一书的写作和出版。
这部书写作仅仅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而用于调查的时间却很长，计算一下约一年多的时间，即1933年10月至1934年底。贺扬灵自己说是经历了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南京至天津再至北京，摄取的对象是旅居内地的蒙古人中的优秀知识分子、平津间的舆论界和教育界。第二个阶段是由北平至张家口再至绥远。摄取的对象是察绥省府，了解省县与盟旗间的经济关系及当时所构成蒙汉间的冲突等。第三个阶段由绥远至百灵庙，摄取的对象是各王公代表对于各盟旗间的经济状况及其本身生活，这个阶段所采取的方法是与王公代表谈话。第四个阶段是由百灵庙出发分两组到锡盟、乌盟两地，摄取的资料是盟旗间的财政收入，蒙民的生活现状及生产数量等。第五个阶段由百灵庙至绥远，摄取的资料是对伊克昭盟、土默特旗、察哈尔进行抽查，对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张家口各市场的商业状况调查。第六个阶段是次年（1934年）春天再次来绥远，活动多在平绥、包绥线上，作实地考察。由此可见调查有宽度和深度，可知书中描述的现状和汇集的各种数字的可信度。
书中很多章节是用数表形式表现，比如第四章“蒙古行商的市场关系及其交易状态”、第五章“察绥蒙民的生产量”、第九章“河套的渠务状况”等。作者最终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由于是对“经济的解剖”，因此少有政论，而对“民族”这个敏感问题作者侧重挖掘历史上的关系和社会进程中的关系。全书虽然字数不多，但参考书目达一百多种，如中文著作有绥远民众教育馆出版的杨增之等编辑的《绥远省各县调查概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正旺译的《中国西北部之经济状况》、平绥铁路车务处编印的《平绥铁路沿线特产调查》等63种，日文著作有《蒙古地誌》《蒙古通志》《蒙古经济统计表图》《内蒙古诸部落之缘起》等22种，报纸杂志49种，如《西北问题季刊》《东方杂志》《地学杂志》《新亚细亚》《大公报》等刊发的有关文章，另有英法文书刊46种。为写一部约21万字的书而去阅读如此浩繁的图书典籍，且花费大量时间到实地考察，可见作者治学之认真、严谨。
读这样的书，对作者当时的思想状况应该有所了解。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文中提到贺扬灵，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因杨振声、郁达夫两先生应聘主持中文系讲现代文学，学生文学团体因之而活动，胡云翼、贺扬灵、刘大杰三位是当时比较知名而又活跃的青年作家。”铁竹伟《我心中的周恩来》记述贺扬灵升为国民党浙西行署主任后，在长兴政工队员大会上训政时说过的一段话：“国民党的主义好，但不如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强，纪律好，不如共产党那样会做群众工作。”他举出了陪同周恩来绍兴视察的例子后说“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从《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的序言中也可了解作者的一些情况。该书共有4篇序言，除作者自序外另有“黄（绍竑）序”、“甘（乃光）序”、“傅（汝霖）序”。其中“黄序”为首序。黄绍竑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信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1949年曾与四十三名国民党知名人士联名通电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至三届委员等职。他在该书“序言”中说贺扬灵“擅长史地，究心边政”，“赴绥作实地考察，殚心探究，凡与蒙疆经济、政治、社会、宗教诸问题有关资料，周咨博访，搜罗宏富。归来勾稽史实，参证自己调查实录，纂成《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一书，详加浏览，则条分理析，纲举目张，立论持平，无偏无倚，且全书悉本历史眼光，作客观剖析，犀利精辟，尤多独到之处”，对“政治、宗教、与社会问题皆能独具慧眼，发掘其特得之知，无一语踏袭前人，在边疆史地专著中，可谓生而别开。……文笔之生动，词旨之畅达”。时任内政部政务次长甘乃光在序中称此书“精辟无伦，启蒙疆之秘钥，开远略於来兹，匪特史地之良著，抑亦边事之导师也。”傅汝霖序中亦有“专研边疆史地，搜罗宏富，方法严密”等评价。
民国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古今中外学术的整合、调适、创新时期，在学术研究方法上其交流渗透和融合也是空前的，贺扬灵无疑受时代与环境的熏陶，在编著《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一书时体现了创新，也能看出作者忧国忧民、关注蒙疆、注重祖国西北的一面。从学术资料的角度讲，为后人留下的是财富。
《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版本记录为“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初版”，但检索有关古今书目，未见其他再版版本。《内蒙古晨报》
贺扬灵，1901年生，1947年7月病逝。国民党早期政要人物。江西永新人。曾就读武昌师范大学，1926年底随北伐军进驻南昌。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秘书、内政部编审、绍兴县县长、浙西行署主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第五处处长等职。
《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写作和出版前后，正值（1931）“九一八”，日本进一步虎视中国，缘于察绥(今内蒙古中西部部分地区)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富饶的物质资源，这里为侵略者垂涎。察绥地区面临危亡，一心御外侮，抗日烽火燃遍察绥大地。1933年一年里，大事迭出。傅作义令华北军第59军218旅开往多伦，阻击由热河进犯独石口及多伦的日伪军队。西陲宣化使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为日本侵犯榆热，宣化抗击祈祷胜利”的通电。
日本关东军加紧侵略步伐，提出《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纲要案》，以挑拨察北“蒙汉”民族感情，煽动民族分离。在内蒙古东部策划蒙汉分离，操纵自治瓦解“中华民”族后，又诱惑内蒙古西部封建王公搞“高度自治”。此时的国民政府早已抛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所倡导的“民族平等”主张。这年10月国民政府派内政部长黄绍竑率员到察绥地区视察，贺扬灵就是作为随员与黄绍竑一起到察绥进行调查的。
贺扬灵在《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的“自序”中说“去秋随黄部长入蒙巡视，我是奉命主持经济调查的”。黄绍竑到察绥作了很多事，但最主要的是与德王、云王在百灵庙就“高度自治”问题进行谈判。国民政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这里不论，但成就了贺扬灵对察绥地区所作的诸多调查，并完成了《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一书的写作和出版。
这部书写作仅仅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而用于调查的时间却很长，计算一下约一年多的时间，即1933年10月至1934年底。贺扬灵自己说是经历了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南京至天津再至北京，摄取的对象是旅居内地的蒙古人中的优秀知识分子、平津间的舆论界和教育界。第二个阶段是由北平至张家口再至绥远。摄取的对象是察绥省府，了解省县与盟旗间的经济关系及当时所构成蒙汉间的冲突等。第三个阶段由绥远至百灵庙，摄取的对象是各王公代表对于各盟旗间的经济状况及其本身生活，这个阶段所采取的方法是与王公代表谈话。第四个阶段是由百灵庙出发分两组到锡盟、乌盟两地，摄取的资料是盟旗间的财政收入，蒙民的生活现状及生产数量等。第五个阶段由百灵庙至绥远，摄取的资料是对伊克昭盟、土默特旗、察哈尔进行抽查，对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张家口各市场的商业状况调查。第六个阶段是次年（1934年）春天再次来绥远，活动多在平绥、包绥线上，作实地考察。由此可见调查有宽度和深度，可知书中描述的现状和汇集的各种数字的可信度。
书中很多章节是用数表形式表现，比如第四章“蒙古行商的市场关系及其交易状态”、第五章“察绥蒙民的生产量”、第九章“河套的渠务状况”等。作者最终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由于是对“经济的解剖”，因此少有政论，而对“民族”这个敏感问题作者侧重挖掘历史上的关系和社会进程中的关系。全书虽然字数不多，但参考书目达一百多种，如中文著作有绥远民众教育馆出版的杨增之等编辑的《绥远省各县调查概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正旺译的《中国西北部之经济状况》、平绥铁路车务处编印的《平绥铁路沿线特产调查》等63种，日文著作有《蒙古地誌》《蒙古通志》《蒙古经济统计表图》《内蒙古诸部落之缘起》等22种，报纸杂志49种，如《西北问题季刊》《东方杂志》《地学杂志》《新亚细亚》《大公报》等刊发的有关文章，另有英法文书刊46种。为写一部约21万字的书而去阅读如此浩繁的图书典籍，且花费大量时间到实地考察，可见作者治学之认真、严谨。
读这样的书，对作者当时的思想状况应该有所了解。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文中提到贺扬灵，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因杨振声、郁达夫两先生应聘主持中文系讲现代文学，学生文学团体因之而活动，胡云翼、贺扬灵、刘大杰三位是当时比较知名而又活跃的青年作家。”铁竹伟《我心中的周恩来》记述贺扬灵升为国民党浙西行署主任后，在长兴政工队员大会上训政时说过的一段话：“国民党的主义好，但不如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强，纪律好，不如共产党那样会做群众工作。”他举出了陪同周恩来绍兴视察的例子后说“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从《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的序言中也可了解作者的一些情况。该书共有4篇序言，除作者自序外另有“黄（绍竑）序”、“甘（乃光）序”、“傅（汝霖）序”。其中“黄序”为首序。黄绍竑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信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1949年曾与四十三名国民党知名人士联名通电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至三届委员等职。他在该书“序言”中说贺扬灵“擅长史地，究心边政”，“赴绥作实地考察，殚心探究，凡与蒙疆经济、政治、社会、宗教诸问题有关资料，周咨博访，搜罗宏富。归来勾稽史实，参证自己调查实录，纂成《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一书，详加浏览，则条分理析，纲举目张，立论持平，无偏无倚，且全书悉本历史眼光，作客观剖析，犀利精辟，尤多独到之处”，对“政治、宗教、与社会问题皆能独具慧眼，发掘其特得之知，无一语踏袭前人，在边疆史地专著中，可谓生而别开。……文笔之生动，词旨之畅达”。时任内政部政务次长甘乃光在序中称此书“精辟无伦，启蒙疆之秘钥，开远略於来兹，匪特史地之良著，抑亦边事之导师也。”傅汝霖序中亦有“专研边疆史地，搜罗宏富，方法严密”等评价。
民国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古今中外学术的整合、调适、创新时期，在学术研究方法上其交流渗透和融合也是空前的，贺扬灵无疑受时代与环境的熏陶，在编著《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一书时体现了创新，也能看出作者忧国忧民、关注蒙疆、注重祖国西北的一面。从学术资料的角度讲，为后人留下的是财富。
《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版本记录为“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初版”，但检索有关古今书目，未见其他再版版本。《内蒙古晨报》
蒙古国毒品问题日益严重
据蒙古国媒体报道，近年来蒙古国吸毒贩毒现象出现逐年增加趋势，该国境内已形成走私、贩卖和吸毒网络，毒品走私活动也日益猖獗。
据统计，蒙古国１９９９年在国内查出吸毒人员４５名，而近期调查显示，吸毒人员已经增加到４１０人。这些吸毒者中多数为女性和未成年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事文艺工作的年轻人。
蒙古国反毒品协会主席勒哈格瓦苏伦说，蒙古国于２０００年出台了反毒品法，但实施效果不理想。最近３年，戒毒中心的人数不断增加。被送到戒毒中心的吸毒者５１％为女性，３０岁以下的青少年占５９％。该协会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果断措施，严防青少年吸毒。
针对涉毒案件增加的情况，蒙古国警方近期在扎门乌德、乌兰巴托、阿拉坦布拉格等地区开展缉毒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
据统计，蒙古国１９９９年在国内查出吸毒人员４５名，而近期调查显示，吸毒人员已经增加到４１０人。这些吸毒者中多数为女性和未成年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事文艺工作的年轻人。
蒙古国反毒品协会主席勒哈格瓦苏伦说，蒙古国于２０００年出台了反毒品法，但实施效果不理想。最近３年，戒毒中心的人数不断增加。被送到戒毒中心的吸毒者５１％为女性，３０岁以下的青少年占５９％。该协会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果断措施，严防青少年吸毒。
针对涉毒案件增加的情况，蒙古国警方近期在扎门乌德、乌兰巴托、阿拉坦布拉格等地区开展缉毒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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