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蒙古人的悲惨历史

一九二九年七月至十二月爆发的中东路事变可谓是中苏之间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保守估计也超过二十万，战事持续达近五个月之久，最终以东北军的失败而告终。中东铁路又称东省铁路、东清铁路，是沙俄侵华的产物。18世纪末，沙俄为侵略中国东北和称霸远东，根据1986年贿赂李鸿章签订的《中俄密约》，建筑通过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的铁路，由华俄道性银行承办，开始修筑满洲里经哈尔滨到浽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后来又根据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修筑了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即今滨满线（哈尔滨——满洲里）和滨绥线（哈尔滨——绥芬河）。由主线和支线组成的中东铁路，从1897年开始修建至1903年建成，全长2437公里，穿行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成为沙俄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侵略的工具与基地。沙俄除独揽经营大权外，还夺取了所谓铁路属地的行政和司法特权，以及一系列的经济特权，仅伐木一项一年就砍伐原木三四亿元，中国人反而不能在沿线伐木，松花江航线被帝俄垄断，占据了大量土地，日俄战争后更在沿线驻军达十余万。1904年，日本与沙俄为争夺中国东北而爆发日俄战争，沙俄战败后，于1905年和日本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将中东铁路长春至旅大一段转让给日本，这就是日后俗称的南满铁路。从此，中国东北以长春为界，分别成为日俄的势力范围。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中东路仍为流亡中国的沙俄残余势力霍尔瓦特中将所控制，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不承认苏联，并同华俄道胜银行订立《管理东省铁路合同》，1918年至1920年春天，在日、美、法、意等武装干涉下，中东路还一度实行“国际共管”。苏联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苏愿将中东铁路无偿移交中国，但在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发布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则提出对于中东铁路经营一事要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另订新条约，表示了中苏共管中东路的意向。但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不承认苏联，对宣言没有接受，因此中东铁路仍被沙俄残余势力控制。923年开始，苏联政府曾先后三次派人来华，与北洋军阀商谈两国复交等事宜，1923年中苏开始进行建交谈判。北洋军阀在1923年对苏态度发生转变。

主要原因如下：第一，1923年1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同孙中山共同签署的《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公表，北京政府担心苏联会弃北而就南；第二，苏军肃清内乱后，将大量军队集中于中苏边境驻扎，北京政府害怕苏军会集中武力夺取中东路；第三，“临城劫车案”引起各国的联合干涉，有重现八国联国侵华这势，北京政府也急需友邦支持。于是，就任命王正廷为中俄事务督办，为中苏重开谈判作准备。1923年9月，苏俄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代理外交部长）加拉罕来北京。在与北京政府外交部总长顾维钧的会谈中，他提出中苏互相承认，再开始交涉，顾维钧则坚持先谈判中苏间的悬案，再承认苏联。在谈判和承变的顺序问题上，双方长期不能达成一致，与此同时，加拉罕与王正廷也开始了非正式的接触和谈判，焦点问题仍和以前一样，主要是外蒙问题、中东路问题和庚子赔用途等。1924年3月，双方好不容易达成妥协，草签了一个协定，双方都松了一口气。没想到却因此引来一场轩然大波，按一般惯例，协定草案应先向外交部长汇报，并经内阁全体会议讨论罢方可签字。王正廷可能是疏忽了，竟忘了这道程序。结果，外交总长顾维钧首先起来反对，他提出草案中有三大疑点：按规定应废除沙俄同中国以及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却不包括苏俄同外蒙“独立”新政府签署的条约；苏联从外蒙撤军具有条件性；俄国东正教会房地产的移交问题。顾维钧的态度得到内阁同僚的一致附和。同时，列强也千方百计想加以阻挠，因此北京政府宣布王正廷越权，提出中苏顾维钧与加拉罕之间直接进行。

苏方对此作出强烈反应。3月16日，加拉罕下最后通牒，限北京政府3日内承认草案。3天期满后，他又转达苏联政府的指示，说中苏之间的正式谈判已宣告结束，如要重开谈判，中国必须立即恢复苏联的邦交。

此时，北京政府日子相当难过，国内各社会团体纷纷通电，要求政府承认苏联，签订协定，北京学联更是以火烧赵家楼的旧事来警告顾维钧，而顾维钧家中确实有人送去过炸弹，结果误炸了管家和厨师。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大上正式确立的“联俄”方针，使北京政府有苏联会同孙中国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建交的担忧。同时国际上也出现了竞相承认苏联的热潮。这一切，使北京政府恍然觉察，与苏联恢复交行已事不宜迟。

表面上，中苏谈判象是已中断的样子，但私下的磋商却一直持续，北京政府态度明朗化以后，这种节奏进一步加快。经反复交涉，加拉罕同意中国方面提出的三项修正案。双方还约定协议草案仍保持草签时的原样，修改通过声明和交换照会进行，声明和换文。

5月31日，顾维钧与加拉罕代表中苏双方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包括正文及7个声明、1个照会，还有《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前者规定，两国立即恢复正常的使领关系，并在1个月内举行会议，商议解决悬案的详细办法，废止帝俄与中国及第三国订立的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利益的条约，包括将来或现在的条约；苏联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和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租借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中东铁路由中国赎回，在没有赎回之前，铁务业务由两国共管；苏联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一旦中苏会议上商定有关问题，驻外蒙的苏军将全部撤退。后者规定：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持，营业事务实行两国共管，其余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事、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外）等，均由中国政府管理，苏联政府将允诺中国将来可以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之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称归中国，两国政府承认对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中俄解决，不许第三者干涉。协议还规定：中东路设理事长，为最高决议机关，理事长为中方，副理事长为俄方，设路局局长一人由俄方担任，副局长二人，俄华各一，均由理事会委派，由各国政府核准，正副局长职权由理事会规定；路局各处正副处长由理事公委派，如处长为华人，则副副处长为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级人员按中俄两国各半任用。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曾宣布“独立”，公开宣称：自1924年5月1日起，一切北京订立关于东三省、蒙古、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故此为了争取东北当局对有关中东路协定的支持，苏联政府又于同年9月与东方地方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除重复《中俄协定》之内容外苏方还作了进一步的让步，中东路无偿全部交给中国的期限从旧俄时代规定的八十年缩短为六十年，并在此期间内允许中国赎回。

《中俄协定》同《奉俄协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是继《中德协约》后中国与大国缔结的又一平等条约，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发展，并确定同年的9月3日－9日为全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并发动了收回教育权和非基督教运动，而中国在这两个条约中也获得很大的利益。

中苏在中东路事件上争执　　
《奉俄协定》签定以后，苏联即更换了中东铁路的主要负责人，掌握了中东路的经营管理大权，但对协定内容并没有加以认真执行，除苏方长期掌握中东铁路各项大权，中苏在以下几个问题仍存在着巨大的争执：

①员工问题：用人方面，根据协定双方对等分配，但实际中东路的2700多名职员中，（注意是职员，不是指职工，主要指管理人员），中国职员仅占400人，且大部分为翻译或低级职员。协议规定人员配备是华人为正，则俄人为副，如俄人为正，则华人为副。但实际操纵实权的东铁管理局局长一直是由俄人担任，几个大处的正处长也是俄人，如机务处、车务处、商务处、财务处。一些本应由华人担任的职务，以华人不懂技术为借口　　改为雇用无国籍的白俄人担任（白俄原指流亡在中国的沙俄残余势力，他们没有苏联国籍，也可泛指在华无苏联国籍的俄人，这里指的后者），如理事会的技术处，以白俄为正处长，这些白俄人当然听命于苏方。

②归还中国权益问题。中东路铁路不仅仅是一条铁路那么简单，还经营着大量航运、电信、农场、矿山、学校等，奉俄协定规定不属于铁路经营的电报、电话、农场、矿山、学校等按规定应一律归还中国政府的许多设施，并没有交还。张作霖先后强行收回松花江航行权、中东路苏方所设电报电话、中东路教育权（1926年9月4日，东省特别区教育管理局局长李绍庚率警封闭中东铁路管理局学务处，强行收回中东铁路沿线教育权）、接管东省路管理局的全部大小船只及附属财产改为东北海军江运部、工务、地亩、医务、电务、经济调查权以及大量中东路的大量财产，苏方对此虽然通过外交方式提出多次抗议，不过仍采取默认的方式。

③财务问题。中东路经营所得以卢布结算，并存入苏联远东银行，经争取，改为存在远东银行和中国银行各一半，原东省特别区的教育经费也由苏方承担一半。

④俄文报纸问题。奉俄条约签定后，苏方在东北创办了相当多的亲苏俄文报纸，内容难免带有宣扬社会主义成份，奉系对此监察甚严，每年以“宣传过激”遭到停刊的亲苏俄文达十余份之多。

⑤其它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苏方支持中国共产党、通过东北向南方邮寄革命报刊（如1926年3月4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指令哈尔滨戒严司令部，将苏联寄往广东省俄文马列主义书籍103捆、《前进报》225捆扣留）、哈尔滨市政权问题（哈尔滨市公议会长期由俄日英等国控制，俄人占优势，经多次要求将正式文字改用华文、增加华人议员、交涉无效，1926年4月30日，张作霖下令取消哈尔滨市公议会，组设市自治临时委员会，被沙俄侵占28年的哈市政权得以收回曾遭到驻哈外国领事团一致质问）、苏方成立的中东路职工会被奉系称为非法问题、东北军使用中东路运兵费用问题。

　　虽然双方在这些问题存在众多摩擦和冲突，但大体上仍相安无事，到1928年中东铁路还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由中东路督办被称为全国第一肥缺可想而知。

东北政局的变化
奉系的势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达到了顶点，不仅一度占据了中央政权，势力遍及全国，就连远在东南的孙传芳都宣布拥戴奉系，全国仅有的反奉势力仅有此时仅占据广东省大半的广东革命政府，1926年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等十六人更是联名通电全国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对抗北伐。自护国战争之后，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使北洋军阀距离统一全国的理想如此之近。奉军的实力也达到空前的地步，仅东北国防军就有十八个师之多（最多时编制达二十个师，后缩为十四个师），拥有全国首屈一指的海空军实力。但是从此奉系走了下坡路，其过程十分复杂，本文仅讲述其中几个最重要且与中东路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事件。

1925年10月16日孙传芳等通电讨伐张作霖，奉浙战争开始，标志着奉系势力没落。紧接着11月22日奉军第三军团副军长兼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在滦洲召集部属举行会议，宣布倒戈反奉。23日，郭松龄遣兵出关，其后宣布将所部改组为国民革命军。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郭松龄反奉”。

郭松龄是奉军中最善长作战的将领，所率部队又是东北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因此张作霖与日军签订了“日张密约”，日军8000余人乔装张军，向郭松龄军左翼进攻，郭松龄反奉失败被杀。郭松龄反奉仅持续一个月，但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影响极大，无论是“皇姑屯事件”、“杨常事件”、“中东路事变”甚至“九一八事变”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郭松龄反奉也标志着奉系势力的彻底没落，奉军士气为此大受打击极为低落，此后数年屡战屡败。

1927年4月6日—9日，张作霖命令奉军和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军、警、特务搜查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驻京办事处，逮捕苏联使馆人员及李大钊等中共党人，搜走大量机密资料并予以发布。4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就中国军警搜查使馆，违犯国际公例、侵犯使馆尊严，向中国当局提出抗议。9日，苏联政府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郑延禧递交最后通牒和抗议照会。10日，苏联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此事开创了民国史上可以搜查外国使领馆，逮捕外交人员的恶劣先例，甚至演变成广州起义枪杀苏联副领事等人的事件。一个月以后，奉军主力在豫南大战中被张发奎、唐生智部战败，直鲁军在津浦线被蒋介石军队战败。

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发表返奉通电，3日晚上，日使芳泽逼张作霖正式签署“日张密约”（郭松龄反奉时私订的），张拒不接见。深夜，张作霖秘密乘火车离北京返奉。4日晨5时27分，在奉天附近的皇姑屯，张作霖所乘专车被炸。吴俊升等人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后，也于当天死去，此即“皇姑屯事件”。

6月19日，张学良就任奉天督办，统领奉系，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1929年1年10日张学良将原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处决。翌日通电宣布杨、常二人朋比为奸，阻挠易帜，用人唯亲，动用公款等罪状。此即“杨常事件”，树立起其在东北军中的绝对权威。

中东件事变的爆发
1929年，张学良下令回收中东电话权，苏联予以默认，但苏联驻奉天领事库兹涅佐夫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收回中东路电话权问题，向张学良提出抗议，要求偿还百万元安装费。

4月，张学良召集张作相、张景惠、吕荣寰等讨论中东铁路的问题，苏联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允许华人担任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处长，但要求中国方面承认中东路苏联工会。张学良故此认为苏联态度软弱，不久即收回中东铁路哈尔滨气象观测站，苏联亦予为默认。张学良更认为苏联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得蒋介石密电。电文大意是：冯玉祥组织“护党救国军”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有关，让张派人搜查苏驻哈领事馆。张学良立即密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不知读者对此人有否印象，此人土匪出身，后投靠倭贼，任伪满国务大臣达十年之久，其人长于书法而无气节，曾有书法言“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印于伪满邮票，印象甚深，此为我中华民族之耻，莫忘之！），张景惠即派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使馆，搜走两箱秘密资料，并称苏共定于本日正午12时至下午3时在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地窖内召开“第三国际共产宣传大会”，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在搜查中将前来领事馆的中东路沿线各站、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负责人39人逮捕，甚至抓走苏联驻哈总领事，同时封闭了苏联职工会，并强迫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晚10时，张景惠电令“沿线军警严加防范”。29日，张景惠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此即为“中东路五二七事件”，成为中东路事变的开端。

苏联对此事反应速迅，做好了战与和的两手准备，6月5日，海参崴当局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表示愿意以缩小中东铁路局长权限作为交换条件。13日苏联增兵海兰泡，吉林省当局亦调兵赴瑷珲增防。17日苏联增兵满洲里附近，万福麟派第三旅增防呼伦贝尔。

6月22日—25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对苏会议，决定改编陆军屯兵吉蒙边界，接收中东路方法等问题，7月7日，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商谈有关中东路的对策，会谈内容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蒋肯定对收回中东路表示支持7月10日，东三省当局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地配置军队，没收铁路电报、电话，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叶木沙诺夫、副局长艾斯孟特等苏联高级官员全部免职，令范其光代理局长，解散苏联职工联合会、共产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军等团体，逮捕苏联人200余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

13日，苏联就中东路事件向南京政府发出为期3日的最后通牒。同时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自7月1日至13日经由轮船发往萝北、瑷珲、乌云、奇克、逊河等县公文邮件，均被苏军扣留。15日中东路货车停驶，乌苏里铁桥被苏方破坏，吉林、黑龙江军队开往五站、满洲里。　　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停止与中国的铁路交通，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规定的一切权利，并警告中国东北当局和南京政府，中东路如不恢复原状，中国将有莫大危险，战争至此已不可避免。

中东路事变的起因
1929年东北易帜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头面人物吴铁城来到东北，与张取得联系，曾有言“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蒋介石更是片面夸大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使张学良认为苏联在东北势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同时蒋认为东北依旧是一个独立王国，奉俄开战，只会使自己获得渔翁之利。

同时，东北军中一些少壮派，向张提供了一些错误的讯息，说苏联内部空虚，边境武装不堪一击，战端一开，必然土崩瓦解，尤其连年收成不好，军需民食大成问题，即或引起战争，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奉系，张学良决定对苏实施强硬政策。

这些人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为首（兼任中东路中方理事方，九一八后曾任伪满产业大臣、伪满驻南京大使等职），孙科在十多年后的《中苏关系》一书中，提到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变是“宵小”所致，所指的宵小就是吕荣寰。据许多东北军老人回忆，吕之所以要挑起中东路事变，是因为中东路历年铁路盈余很多，苏方局长主张用于建设，修建铁路，而吕荣寰等则要按股分利，以便从中贪污，于是怂恿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以致酿成战事。

主张收回中东铁路路权的除吕以外，还有负责对苏外交的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和在张手下办理对苏外交的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后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司长、公使、大使等职）、李绍庚（后任中东铁路理事长，九一八投靠伪满，任中东铁路督办，1935年任伪满州国交通大臣衙任外交部大臣，1945年3月任伪满驻南京大使）等，张国忱、邹尚友、李绍庚全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个学校是帝俄在哈尔滨办的学校，华人学生从小住在俄国人家里寄住，所授的课程也全是俄文课本，由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但俄语很好，就是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是帝俄那一套，对帝俄时代的将军也有特殊的崇信。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夫斯基，他向张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时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时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张、邹等人此时正想挤掉吕荣，由张取而代之。他们对吕不懂俄语，不谙俄情，却占据全国第一肥缺，心有不甘，同时他们有南京政府外交部也有联系，由蔡运升去职、邹尚友到外交部任职可知。

至于张景惠，他是张学良的父执，而东省特区行政长官一职，在东北非常重要，这一要职甚至比省主席还要重要。因为北满经济动脉中中东路的一半经营权和沿线的地亩、教育、工矿等行政管理权，以及有二十万以上白俄居住的哈尔滨管理权，都归其所有，而张是人所共知的庸碌无能、事理不明，是非不分。托玛夫斯基则企图利用中国在西伯利亚搞复辟，日后在东北组织的两路拒俄联军全有身着军服的白俄人参加。

东北军也有不少人反对对苏采取强烈，“辅帅”张作相就是其中反对最强烈的一位，他对张学良说：收回中东路是好事，可是这事非同小可。进兵接收，势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国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能打胜，只凭东北军去打苏联能行吗？恐怕收不回中东路，反而惹出麻烦，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机捣乱。张学良觉得张作相把困难想的太多，派人回吉林规劝张作相：“根据多方情况，苏联决不能在远东作战，收回中东会马到成功的。”张作相看到张学良主意已定，也就不再坚持，但张相作的意见后来都不幸料中。

步兵第四旅旅长刘翼飞也是反对出兵，张认为刘是支持其出兵，原意让刘去吉林劝张作相，对刘说拟派十个旅开赴东铁沿线收复中东路，结果刘十分直接地回答：“我们如果仅仅出十个步兵旅就能击败苏联的话，那我们就不致退回关外，老将也不致遇害了。”张说：“根据各方情况，苏联决不能打！”刘说：“从军事学来看，打仗有没有把握，不在于敌人能不能打，而在于我们怕不怕和行不行。”张中止派刘去吉林，对人说：“怎么翼飞这次也气馁了呢？”

苏联对华断交之后，王家桢（张学良秘书，在日本很有影响力，田中奏折就是他通过蔡智堪搞到的）接到驻东京办事人拍来的电报说苏联对华断绝外交了，他知道事情严重。苏联与中国断交，南京肯定能先接到通知，那么南京也不能不首先通知东北当局，但当时南京政府方面毫无消息。当时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王拿着电报大帅府秘书厅向王树翰秘书长说：“事情弄严重了，苏联和咱们断绝国交了！”王树翰很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从哪来的消息？”王家桢出示了东京来电，王树翰非常惊慌地打电报给张学良，请张即日返沈。让王家桢气愤的是，这个绝交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以前，南京始终未告知东北政府。

奉苏军队战斗力对比
1929年的苏军，距离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还早，国内战争期间的将领都还在世。二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使苏军获得并熟练使用大量技术兵器，如飞机、重炮、坦克等。苏军当时的士气也很高，苏军的政治工作作得很出色。

反观奉军，长期以来占据东北，故战事不利时可退往东北，战事有利时可以出兵关内，故此勇敢精神不够。奉军多数将领都是土匪出身，军事素质差，军队兵员素质亦差，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这一点暴露无疑，因此奉军一度大力发展海空军，空军实力一度号称全国最强，大力任命年青将领，但总体上进取精神仍然不足。　　

7月20日，苏联在黑龙江上扣留中国海城号、宜兴号两艘轮船。21日—23日，苏联驻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黑河、绥芬河领事及海关职员和侨民经满洲里回国。至23日止，苏联人经满洲里回国者已达500余人，多半为妇女和儿童。23日，中东铁路500余名苏联员工呈请辞职，代局长范其光以其“无故辞职违则，妨碍路务”予以免职，至本日止苏联员工辞职或离职者593人。同时，苏联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扣留华轮，除航务局被扣5艘外，商船也有5艘被扣。沿江电报线亦被苏方割断。

7月28日，苏军步兵1个团、铁甲车3辆、炮4门，到十八里小站，割断通满洲里电线，勒令中国军警撤退。该站驻军1个排和4名警察，因寡不敌众，于晚7时撤退。29日，苏军炮击中国密山县当壁镇。

7月31日苏军又出动20架飞机在中国军队上空盘旋侦察。10月15日，苏驻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之苏联人员被东省特别区法院判刑，19日东省特区当局以“有接济共党嫌疑”，对苏联远东银行实行监管，由市政局，总商会和银行公会组成保管远东银行财产委员会，21日南京外交部电令驻德国公使蒋作宾中止与苏联谈判，这一系列事件对于苏军的全面进攻起了火上烧油的作用。

10月30日，苏军再占同江。31日早9时，苏舰7艘突然破坏拦江索，进入富锦江岸，与中国军队激战，有少数骑兵登岸。中方的"利绥"，"利川"舰先后自沉只有"江亨"舰参战，但仅发炮三发便自沉（有其与苏军激战一小时，不实），舰员争相逃命，此即富锦之役。午后7时，苏船21艘由松花江上驶，骑兵一部由吐子元上陆，节节进逼富锦。9时，苏舰7艘靠近富锦江岸，步骑炮兵约六七百名登陆。东北军不战自溃，11时富锦县城被占。中国军队退向桦川。苏军将“文武机关分别焚烧”，通讯机关尽数破坏。将锦昌火磨等“所有面粉”“分给　　贫民”，并将“械弹及军需品尽数掠去”。11月1日晚，苏军步骑炮兵由东门撤走。2日晨苏舰陆续撤走。

以后苏军连续起动进攻，至11月11日成立了哈尔滨戒严司令部，15日宣布戒严。

中方资料对此描述如下：十一月十七日早七时，苏军以四万余人兵力(苏方资料都称苏军当面只有7632人，但在技术兵器上占有优势)，大炮三、四百门，坦克车四十余辆，飞机三十众架开始了大规模地进攻满洲里和扎贲诺尔。首先在满洲里投掷炸弹，国民党驻军司令部、电车房、三十八团楼房、宪兵所均被炸毁。无线电台也被震坏，当时满洲里防疫医院院长被炸身亡。据国民党军队称当时是”敌众势猛，弹如雨注”。　　同日在扎贲诺尔车站方面已于10时被苏军占领，凌晨四点查罕敖拉广信公司煤矿也被苏军占领，矿区被炸为焦土，所存煤炭付之一炬，煤矿经理孙鹤云被捕，不久又被释放。

十八日下午一时，扎贲诺尔煤矿也被苏军占领，国民党受军韩光第旅长、张林雨团长阵亡，全旅官兵伤亡过半，千余被俘，呼伦贝尔盟渔税局李局长正值在扎贲诺尔矿也中弹身亡。

与此同时，满洲里车站战况越来越激烈，进攻扎贲诺尔的苏军也调到满洲里方向，苏军发起的进攻非常凶猛，一时间硝烟弥漫、炮弹横飞，当时炸毁民宅多处，日本领事馆隔壁的日本旅馆也被炸毁。双方激战两昼夜，国民党军队饮食困难，加上疲劳过度，苏军以战胜之师，猛烈攻击到满洲里车站南山头，国民党军队濒于危急关头，梁忠甲旅长亲自率领全旅官兵全力抵抗，苏军进展缓慢。此时扎贲诺尔方面已经完全失守，国民党军失去外援，战事不利于国民党军队。十九日，国民党军队司令部所在地南山头已经几乎无兵，苏军飞机投弹甚密，双方越战越近，最后达到了刀刃相交。喊杀之声，闻于数里。在国民党军队司令部门前的战斗最为激烈，但由于寡不敌众，国民党军队伤亡甚众，加之外无援军渐渐不支。

双方一直对峙到二十四日晨三时，国民党军队弹尽授绝，无力持久。不得已而向扎贲诺尔方向猛烈进攻，试问突破苏军包围。绕道达贲湖退守，以待援军。但最厅不得突围，被苏军迎头堵击，将国民党军队中央突破而左右均遭苏军攻击，无可奈何只得退回满站，随后苏军炮火猛烈轰击市区。当时．市区秩序大乱，一些无业流氓乘机枪掠民财、—些商店、房屋均被炸毁、焚烧。此时，国民党军队仍拟扼守四门，进行背城一战。后经当时满站政、警、绅、商各界在一起协商；认为情况十分危迫，国民党军队已弹药尽绝，而援军又一时不能开到。苏军则越攻越猛，越逼越紧。如果再少许延长时间，势将要牺牲众多生命。另一方面考虑当时侨居满市的日本人比较多，其生命财产：又没法保护。根据这种情况，于是便一面请求国民党驻军梁忠甲族长考虑满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另一方面又推举胪膑县长齐肇豫赴满站东巴里木地方，当时市政公所翻释股长赵永禄赴八十六号小站．在苏军炮火猛攻之下，分别与苏军司令官交涉停战。当时，苏军总指挥沃斯特洛索斯基要求解除国民党军队全部武装。

同时，国民党军队要求苏军进入市区要严守纪律，并对解除武装的官兵保全生命，并要求优待。苏军全部答应了条件。不久即停战，这样国民党军队战斗三天无效，苏军进入市区。国民党军队被解除武浆，全旅被俘官兵约七千余人，轻伤六百余人。梁忠甲旅长，李、张两参谋长及各团长均于二十四日送往苏联境内：魏副旅长阵忘，其余官兵伤亡两千余人。

苏军进入满洲里是十一月二十日早晨十点，随即设立了总司令部和卫戍司令部，在满洲里车站设立了政治探访局，局长为戈彼乌成员。苏军首先给予工人、农民面粉和钱币以便生活。然后将战时民间被抢物资收集到一起，张贴布告，让失主前来认领，并在发放物品时拍摄了照片作为宣传材料。

苏军设立的政治探访局专门搜查流窜到满洲里的白党和反对苏联政府的人。当时满洲里俄侨尼基金中学校长戈拉肖夫，房产业主会长果洛阔夫、教堂神甫伊兹沃里斯等二百五十多人以及扎贲诺尔矿华俄职工约二百人均被逮捕，先后押解苏境。同时在各机关职员中进行搜查，逮捕了警察署长和官兵九十多人，以及路警、巡警等五十多人也被逮捕押解苏联。市区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秩序管理，颁布了军事管制条例，街上行人只能通行到夜晚十点。苏军占领后几天，一些商店开始营业，苏联的卢布和中国的银圆同时使用。教堂也开始礼拜，个别学校复课，还开放了几个电影院，专门放映一些宣传苏联社会制度的电影。至此，东北军一线全面崩溃。

11月23日苏机12架轰炸海拉尔。呼伦公安局等自海拉尔向博克图站撤退。24日苏军攻占海拉尔。苏方资料与此相近：“11月17日清晨苏联太平洋第1师和骑兵独立第9旅的部队向离边境40公里远的密山开进。骑兵旅在航空兵支援下消灭了不少中国部队，于傍晚时分抵达了密山敌军的后方。及时赶到的步兵击溃了奉天骑兵第一师和白卫军的几个团。敌人的损失光被击毙的就近1500人。苏军占领了敌人的司令部，缴获了7面团旗和大量的武器。

在后贝加尔地区，中国部队的兵力将近16000人。布柳赫尔决定对敌人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11月17日凌晨3时库班骑兵第5旅从阿巴盖图伊镇出发，步兵35师尾随其后，越过河的冰面，沿额尔古纳河东岸向扎贲诺尔集群后方挺进。中午在该城以东10-12公里处切断铁路，从后方进攻扎贲诺尔。切断敌人从满洲里的退路。中国部队的一个营为了避免被包围，向骑兵旅侧翼发起突击。红色骑兵以勇猛的冲锋把敌人打的溃不成军。第二天骑兵在步兵第8团的支援下再次进攻扎贲诺尔。争夺扎贲诺尔的战斗持续了两昼夜。敌人虽然完全被包围，而且他们的技术又不如我们，但是还是进行了前所未见的抵抗。他们把工事修的非常坚固，以至野战炮兵和榴弹炮兵都未能炸毁战壕和掩蔽部的盖板。经过两昼夜战斗18日苏联军队终于打跨了敌人的顽抗，冲进占领了该市。

与此同时对方其他部队包围了满洲里的中国部队。向他们提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敌人决心防守，步兵第1旅、骑兵第3旅和一个炮兵营从嵯岗至扎贲诺尔方向增援。布柳赫尔命令立即发起总攻。11月20日清晨起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拼命企图突围。他们企图在布里亚特蒙古族骑兵营的阵地上突破。汗讲诺夫从塔昌卡（一种苏式马车，苏军常常在上面架设重机枪做为机动火力）上向进攻的中国士兵散兵线扫射。这只是敌人的诱惑性突击，敌人的主力企图向南突围。后贝加尔集群的所有炮兵和装甲列车都参加了作战，航空兵不断从空中不断从空中进行轰炸。由于伤亡惨重，中国部队只好缩回城里，接着也就投降了。只有少数残敌逃进小山深处。

第15、17旅被彻底击败。战斗结果：俘虏8000多人，打伤近1000人。俘虏中包括西北战线长官（西路护路军司令）梁忠甲将军和他的司令部人员以及近250名军官。敌人被击毙1500人。对方缴获了敌人所有的火炮、两列装甲列车和大批物资、武器和装备。

第1旅和骑兵第3旅的官兵放下武器投降。然而这项和平建议再次遭到了拒绝。苏联军队被迫继续进攻。于11月23日占领嵯岗车站。四天以后占领了海拉尔城。”

根据苏方资料，在这次战斗，苏军死亡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而崔可夫在回忆录认为苏军俘虏了张学良，实际张学良在中东路之役中一直呆在沈阳，崔可夫将梁忠甲当作张学良。

中东铁路的结局：1935年2月23日苏联同日本和伪“满洲国”签订买卖中东路的协定，获日币14000万元，1945年8月14日，根据雅尔塔协定，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和四项协定，其中《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规定将中东铁路驻南满支线合并成中国长春铁路，由两面三刀国共同经营以30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1952年12月31日，根据《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苏联政府将中东路的一切权力及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嵯岗镇，位于新左旗北部，东经118°06′，北纬49°16′。东与陈巴尔虎旗交界，南以新开湖与吉布胡郎图苏木毗邻，西与满洲里相连，北隔额尔古纳河与俄罗斯相望。全镇辖区面积3021平方公里,总人口为8849人,下辖三个嘎查三个社区,双哇牧场(根据新左旗人民政府2005年11月30日旗长办公会议纪要,嵯岗镇正式接收双娃牧场行政管理权),畜牧业是全镇的主导产业,奶牛业是全镇的支柱产业巴音查干、额尔敦乌拉等2个社区，伊和乌拉、嘎拉布尔、巴音乌拉等3个嘎查。嵯岗，系蒙古语，谐音“查干”，意为“白色”。1900年，修建中东铁路时在此设火车站。车站建有一座给水塔，高约20米，水泥抹灰，远望为白色水塔，以此得名为嵯岗。1956年，嵯岗建镇。1959年，嵯岗镇、嵯岗牧场、854湖北牧场、乌力吉图合营牧场、嘎拉布尔人民公社合并成立嵯岗总牧场。1962年，嵯岗单独建镇至今。全镇总户数1 657户。总人口5 039人。

巴音乌拉嘎查 东与嘎拉布尔嘎查毗邻，南与莫达木吉苏木交界，西与吉布胡郎图苏木接壤，北依嵯岗镇。土地面积425.75平方千米。巴音乌拉，蒙古语意为“富饶的山”，嘎查驻地自兴浩莱，系蒙古语，意为“建有土房的沼泽地”。1958年为牧业生产队。1984年改称嘎查，隶属嵯岗镇。总户数120户。总人口545人。

伊和乌拉嘎查 东与陈巴尔虎旗交界，南与嘎拉布尔嘎查毗邻，西连嵯岗牧场，北与俄罗斯隔额尔古纳河相望。边境线长36.3千米。土地面积690平方千米。伊和乌拉，蒙古语意为“大青山”，以山得名。嘎查驻地和日木图系蒙古语，意为“院墙”。1958年为牧业生产队。1984年改称嘎查，隶属嵯岗镇。总户数139户。总人口586人。

嘎拉布尔嘎查 东与陈巴尔虎旗接壤，南与莫达木吉苏木毗邻，西与巴音乌拉嘎查交界，北与伊和乌拉嘎查隔海拉尔河相望。土地面积466.75平方千米。嘎拉布尔，蒙古语意为“永恒”，嘎查驻地苏里陶日莫，蒙古语意为“池塘”。1958年为牧业生产队。1984年改称嘎查，隶属嵯岗镇。总户数130户。总人口45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