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汉人去林彪死去的地方——蒙古国温都尔汗

2007年8月下旬，我去买从北京直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火车，两星期内的车票全部售空。每年6月到9月，是蒙古气候最好的时候，自然成为去蒙古旅行的旺季。我决定改乘汽车，到达中蒙边境后，再转火车去蒙古的乌兰巴托。

　　下午5点刚过，我来到北京木樨园长途汽车站。6点30分开往中蒙边境二连浩特的长途客车，停在车场左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我找到了自己的铺位，爬了上去。买票时，特别要了右侧第一排上铺位置。我把车上棉被放在身后，靠在上面，透过正前方大车窗向外看，视野极佳。汽车沿着八达岭高速公路向西北方向行驶。舒舒服服靠在铺上，我开始回忆起我的目的地，那个人烟稀少，带有些世外神秘感的国家。两年的时间，过得会是这么快。2005年8月，我第一次去蒙古旅游，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星期。

客车到达二连浩特时，还不到凌晨4点，比我预想的早了很多。我知道火车站附近有几家宾馆，但苦于天黑，看不清宾馆标志。出租车司机把我拉到了几条街外，质次价高，他可以拿回扣的关系宾馆。

　　上午9点，我来到二连火车站对面的国际列车售票处，购买当日下午从二连发车前往乌兰巴托的火车票。10点钟开始售票，烈日下，人们排成了不长不短的队。排队购票者中间，中国人与蒙古人大约各占一半。蒙古人夹塞理直气壮，走过来前看看后看看，喜欢哪个位置，直接就站进去。下一个就轮到我去卖票窗口，一位妙龄蒙古女郎走过来，招呼没打，大模大样站到了我的前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交恶，这里是边防前线。如今这座边境小城街道繁荣，许多乌兰巴托人专程坐火车跑来购物。

第二天早上，我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我准备从乌兰巴托前往达达勒苏木旅游。有几条不同的路线，偶尔还会有从乌兰巴托出发的直达车。我对着地图，请“戈壁旅游”旅店漂亮的女店主参谋，策划最佳的东行路线。达达勒苏木位于肯特省境内。我先在地图上找到肯特省省会。我有一个习惯，见到新的外语地名，总是看看我会怎么把它翻译成为中文。我研究着这个肯特省会城市的英文名称：“Ondorkhaan”，反复拼读，想把它准确念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好像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念了几遍，突然灵机一动，知道了为什么。

　　温都尔汗！林彪全家出逃飞机坠毁的地方。
　　第二次来蒙古，我竟然忘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在蒙古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大事。我在地图上描了描，基本上是顺路，自然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我选择了先到温都尔汗，然后转车去达达勒苏木的路线。

　　我当即去汽车站，买了两天后早上8点钟由乌兰巴托发车去温都尔汗的车票。在蒙古的省会转车去更小的地方，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林彪事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从头到尾都还有着许多未解之谜。

　　帮助我出谋划策的女店主40岁左右，在苏联读的大学，使我惊讶的是，她居然不知道有林彪坠机这回事。是啊，林彪在蒙古连个屁都不算一回事儿！我下楼出去，在大门外遇到了会四国语言的一楼店主包洛德，他正在冲洗他的四轮驱动的丰田。

　　“我说，你去过温都尔汗吗？”我小心地试探性的问包洛德。
　　“去过好多次，怎么样？”
　　“你可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
　　他困惑的望着我。什么事啊？
　　“36年前。”我接着说...

　　“啊，我不需要知道，你说的是林彪坠机的事情吧，我专门去了一次现场。”
　　“跟我说说，你都知道什么？”

　　“林彪是你们的二号领导人，对吧？许多年前了，啊，19年前，我去的坠机现场。当时飞机还在那，我记得机头朝上，机身和尾部都融化了。后来俄国人走了，那架飞机残骸也被人拉走了。”

　　“谁拉走了飞机残骸？”我小心翼翼的问道：
　　“听说当地牧民把剩下的东西做价，当成废金属卖给了中国人。”
　　“对于坠机原因，你们蒙古政府的官方解释是什么？”我还想继续探究...

　　“我不记得有过官方解释。很长一段时间内，老百姓传说是中国的林彪，政府对此事严加保密。后来听当地人说，飞机坠毁十几分钟以后，就有军人赶到了现场，设立了封锁线，以后若干天时间内，没有人能接近现场。”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那就是说，蒙古(苏联)方面在飞机坠毁前，就已经对其有紧密的跟踪，并且提前做了相应的封锁现场的部署。

　　“我还听人说过，林彪根本没在那架机里面。哎，你觉得他在不在里面？”包洛德反过来问我。

　　“我也听说过这种说法，所谓林彪已经在飞机坠毁前一天死亡。但后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原因是近年来，几个很接近林彪的当事人的回忆，基本上都符合中国政府的林彪死于坠机的说法。那些当事人有些已经在国外定居，似乎没有再保守秘密的必要。”

　　还是没有谜底，不管怎么样，实地去看看。
　　9月中旬的乌兰巴托，寒意渐浓，清晨时分尤甚。我来到了汽车站。背着一个双肩跨包，提着一个小手提包，带上了旅游指南，照相机，卫生日用品，几件替换衣服，少量食品，蒙古语简单会话手册。我计划离开10天左右。

　　蒙古属于世界上背包旅行最便利的国家之一，交通不算发达，旅游服务设施稍感欠缺。此外，蒙古语好多不包含元音的发声，大大增加了模仿的难度，自然也增加了利用会话手册进行交流的难度。

　　我坐在左面靠窗的位置，是前后两排间距不大，坐着很舒服的那种中型客车。我旁边是一位胖胖的中年女性，随身带着个大号编织袋，她比我来得晚，上车后，我站起来帮她把编织袋放到头顶行李架上。她往座位上一坐，我再往窗口挤一挤。

　　温都尔汗是肯特省的省会。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全程330公里，行车8小时，大部分是高等级公路，汽车行走平稳，在蒙古旅行，算得上是难得的享受。

　　肯特省由西北部的肯特山脉和东部的大平原组成，离开乌兰巴托，向东走不太久，就进入了省界。路两边都是大草原，这个季节，草地已经失去了碧绿。

　　可能是早晨起得早，车里的许多人在打瞌睡。我没有睡意，取出旅游指南，翻看寻找上面的肯特省地图。旁边的妇女说了句什么，我朝她笑了笑，摇摇头，表示听不懂。她用手指着左面的车窗，意思是你向外看。

　　离开公路不远的平原上，矗立着一座超巨大的银色雕像，骑在战马上的成吉思汗雕像。成吉思汗身披铠甲，面向东方，雕像下面是高大的基座。我们的客车没有减速，雕像从车窗外掠过，我回头向侧后方望去，只见广阔的草原背景下，阳光洒在岿然傲立的成吉思汗身上，给人横空出世的感觉。没想到路上有这么个漂亮风景。我扭头朝邻座女士感谢的笑笑，伸出拇指表示赞赏，她骄傲地点点头。

　　客车到达温都尔汗，已经是下午4点。按照旅游指南的推荐，我住进了城东边的额尔德斯宾馆。蒙古建筑绝大多数是前苏联设计，大而粗糙，千篇一律。如果是到了比较小的城市，这种特点尤其明显。宾馆房间很大，摆放着几件简单粗笨的家具，至少有十几只苍蝇在房间内飞舞。

　　温都尔汗是省会，有两万人口，城里平时看不到几个人。城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正中一辆苏式坦克纪念苏联卫国战争。广场北面是博物馆，图书馆，市政厅，以及其它政府部门。值得一提的还有位于城西的一座佛教寺庙，里面有十几个喇嘛。17世纪时，这座寺庙本是蒙古的第一所佛学院，全盛时期，曾经有过1000名喇嘛。1938年春，在苏联指挥下，逮捕了喇嘛们，毁掉了原有的建筑。

　　我计划雇辆车，去林彪飞机坠毁的地方。网上资料显示，准确的坠机地点，是在温都尔汗北70公里处的贝尔赫苏木附近。没有当地人的帮助，我不可能找到那个地方，从而我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英文翻译。

　　借助于手边的会话手册，我在投宿的宾馆内，在市邮电局内，在邮电局旁的网吧内，在城里的几家饭店内，到处打听有没有谁能够讲英文，结果是一无所获。第二天是星期六周末，我继续寻找，结果在市图书馆得到了一点有用的线索。女馆员比划着建议，星期一上班后，我去当地的中学试一试，学校里面有英文老师，她给我写下了英文老师的名字。这个方案似乎可行，问题是，老师可能抽不出时间陪我。

　　出师不利，比原来想的更困难，我心里很沮丧。

　　傍晚前后，我在宾馆呆不住，走出门漫无目标，从城东逛到城西。肚子有些饿了，走进了加油站后面的一家饭店。饭店的营业面积不小，空荡荡没有客人。吧台前，一个看上去很有风度的中年女士，旁边还有两个小姑娘服务员。我选择了靠门口的餐桌，拿起菜单本看，上面的菜居然有中蒙两种文字。

　　中年女士走过来，用蒙语问：“您想吃点什么？”
　　我问她：“您能说中文吗？”
　　几句话过后，原来她是蒙族人，住在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她的丈夫是那边一家酒店的厨师。这家饭店的老板是肯特省的省长，去中国访问时，邀请她们夫妇两个来这里，帮省长经营这家饭店。因为她会蒙语，能与当地人交流，实际上可以算是这的经理。她把丈夫叫出来，丈夫是汉族人，中等身材，长得很精干，话不是特别多，人非常和气。

　　“你是来考察生意的吧？”中年女士问我，她姓包。
　　“不是，我是个游客。”我回答她。
　　她很惊讶，你怎么会一个人旅游来到这里？我向她解释，我的旅游计划是去北边的达达勒苏木，因为是顺路，决定在温都尔汗拐个小弯，看看林彪飞机坠毁的地方。我需要请个英文翻译陪我一块去，现在还没有着落。

　　原来是这样。夫妻两个开始帮我想主意。两个人都没有去过坠机现场，对具体行程说不出什么来。但是，他们有个现成的人选，应当能帮上我的忙，只是不知道时间安排上是不是能合适。省长有个外甥，名字叫钦日格，由于生意上的原因，经常在温都尔汗与达达勒苏木之间来回走，他的英文讲的非常好。

　　“说来真是凑巧，”包女士说，“前几天我碰到钦日格，他说新买了一本书，这的蒙古人写的，说的就是林彪事件。他还问了我一些问题。说不定他会有兴趣也去坠机地点看一看。”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请她无论如何帮我联系一下，没问题，她说，不过要等到星期天晚上钦日格才会过来。我告诉她，我的时间可以灵活，大不了在温都尔汗多等两天。困扰了我两天的问题，突然就这样解决了。

　　当我坐上钦日格开的丰田面包车，前往贝尔赫苏木时，已是三天后了。我们一行总共四个人，钦日格带着两个助手。林彪葬身之地位于贝尔赫苏木附近。钦日格今年26岁，乌兰巴托人，大学毕业后，来到肯特省发展，英语很流利。他目前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监工正在达达勒苏木建造的一处旅游村。对于林彪事件，他知道得很少，近来才开始感兴趣。

　　“听说你手头有本关于林彪的书？”我问他。行驶中，我坐在驾驶位旁边，钦日格的两个助手坐在后面。钦日格一只手在身边皮包内搜索，摸出来一本书，递给了我。是本蒙文书，书中封面封底有许多照片。我已经许多年没有关心过这件事，看这些照片还是觉得新奇，一个逝去的荒唐年代的记录。其中有蒙古方面拍摄的现场照片，我是第一次见到。

　　“这本书里有没有讲飞机是如何坠毁的？”这是我真正好奇的问题。
　　“没有肯定的结论。如果说有人知道真相，那也只能是俄国人。但据书上讲，俄国人也是被搞了个措手不及。”林彪出逃的时候，蒙古的边防实际上是前苏联在操作，蒙古政府只是摆设而已。

　　“说说看，你有何高见？”钦日格反过来问我，“是不是中国导弹打下来的？”
　　“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一定要我回答，那么我认为不是中国方面打下来的，因为既不合乎常识，也不合乎逻辑。”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包洛德说的，苏联人很快封锁现场的事情。我接着说：“不过我同意你刚才的话，坠机的原因可能真的没有人知道。但如果有人知道，那一定是个俄国人，他们装哑巴，那这件事就永远是个谜。”

　　两个小时后，上午11点钟左右，我们到达了贝尔赫苏木。钦日格要我们几个人在车里稍等，他去找当地人问问，坠机地点是在哪个方向，怎么个走法。地点是在离贝尔赫苏木不到10公里外，这点是肯定的。问题是一旦走到草原上，地貌处处相似，找到具体的坠机位置，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转向朝东南方行驶。车窗外面，仍然是在蒙古到处可见的风光，茫茫的草原，起伏的丘陵，泛黄的秋草，偶尔的羊群与蒙古包。大约半小时后，钦日格把车停在路边，我抬眼四面一看，目光之中，全都是荒野。

　　“是这里吗？”我有些疑惑。
　　“我还拿不准。”钦日格回答。
　　我们从车上走下来。这时候我看到了，路的另外一面，距离我们大约百米外的荒野之中，有一座栏杆围起来的，孤零零的白色佛塔。

　　“也许是这儿吧，你看看，是不是林彪死后，有人来这立了一座塔。”我半开玩笑半认真。
　　“我想不会的。”钦日格说，“这塔确实是亲属立的，为了纪念家中死去的亲人，不过这肯定是当地人的塔，并且是在1990年以后。在那之前，这样的塔是不允许建立的。”

　　他说的有道理，但怎么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野里冒出来这么个佛塔？莫非曾经有过哪个游牧人家，住在这里的时候，家中没了亲人？从佛塔的形状规模，好像不是普通牧民人家立的，如果是有势力的人家，怎么会在这样的荒野？

　　钦日格回到车上，找到了他的那本书。他四面八方转了转，看看书，抬头望望远方，再看看书，反复了好几遍。我知道了，他是在根据书中的现场照片，对比远处的山形。

　　“咱们走，”钦日格招呼大家上车，“不是这里。”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当地的向导。靠自己这样瞎碰，看来没有多大希望。
　　往北边望过去，很远的地方有个蒙古包，钦日格打方向盘，把车转上了草原，直接朝蒙古包开过去。我用手托住棚顶，草地坑洼很多，不小心颠起来会撞脑袋。

　　“林彪家里，还有亲人吗？”钦日格突然问我。
　　“他出逃的时候，女儿没有跟着走，如果没有意外，他应当还有活着的亲人。”我在心里算了算，“他女儿现在是60几岁的人了。”
　　“他只有一个女儿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应当是一儿一女，妻子和儿子都在飞机上。”我回忆了一下，“对了想起来了，据说正是他的女儿，把全家出逃的行动报告给了当时的总理，以致他们走的非常匆忙，好像是飞机起飞时，撞在了什么东西上。”
　　钦日格扭头看着我：“真的吗？那他女儿不是要了全家的命？”
　　我没有回答。疯狂的造神运动，残酷的政治斗争，再与人性搅和在一起，我说不清楚。

　　我们一共走访了四个蒙古包，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可以带路的牧人。第一家蒙古包内只有女主人在，她甚至从来没听说过有飞机坠毁这件事。后两家都听说过，也知道现场就在附近，但都没法说出准确的位置。

　　十几分钟后，牧人把我们直接带到了坠机现场。
　　这是块硕大的半沙漠草原盆地，现场比较平坦，周围远方是隆起来的山丘。我从钦日格手中拿过来他的那本书，就着照片对了一下山形，准确无误，就是这个地方。数十载岁月的侵蚀，离开坠机现场百米开外，根本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什么特殊之处。靠近一些，在方圆几百平方米的圈内，可以明显感觉到与周围不一样。

　　我走进了坠机中心圈内。一只印着成吉思汗肖像的伏特加酒瓶，端端正正立在坠毁地的正中央。成吉思汗伏特加是蒙古生产的最好的伏特加，价格比较昂贵，不是生活在这里半沙漠区的牧民消费得起的饮料。酒瓶内没有酒，但瓶子内外几乎一尘不染。看起来近一两天中，有人曾经从远处来过这个地方，留下了这只空酒瓶。酒呢？喝掉了？还是洒掉了？谁还能记得这里呢？

　　曾经烧焦的土地，已经稀稀拉拉长出了青草，毕竟36年过去了。我弯下腰在地面上仔细查看，寻找坠毁飞机上残留的小物件。只不过十几分钟，我捡到了五件东西：一只锈的很厉害的螺栓，一个扭曲的线轴形状的金属零件，一块溶化后重新凝结的铝合金铊，一个半边烧焦了的电容器，还有一块质地很好的白色细磁茶杯的残片。

　　钦日格和他的两个助手，也在聚精会神弯腰搜索。他们捡到的最好的东西，是一只烧焦的变压器线圈，应当是仪表里面的东西，比我的电容器大得多。想跟他把线圈要过来，没好意思开口。看他们认真的样子，显然也想留几件纪念品。

　　还是无法推测飞机坠毁的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飞机在接触地面时，没有发生猛烈的撞击，因此爆炸是发生在飞机降落之后。尽管含沙地面非常坚硬，从天而降的撞击不会不留下一个深坑。另一个证据是，这是个相对于四周比较平坦的地区，有可能飞行员在迫降时，对地面条件做过选择。

　　在蒙古草原上起降中小型飞机，并非不可能的事情。据说早年的蒙古民航驾驶员，会把苏制小型民航机直接降落在草原上：“看到下面的蒙古包了吗？”他会告诉乘客，“我有个哥们儿住在那，好久不见，我下去看看，你们也进去休息喝杯茶。”看完朋友后，开飞机接着走，跟公共汽车一样。

　　再向北二百公里以外，就是蒙俄边界。林彪全家的死亡带有些宿命的色彩。
　　回到车上重新上路后，钦日格突然对林彪事件兴趣大增。他一边接着开车，一边向我提了一箩筐问题。他属于以后的一代人了，我先测验一下他的历史知识。

　　“知道毛泽东吧？”
　　钦日格点头。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中国搞过一场文化革命，这个你也知道吗？”
　　“当然知道，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这些在中学历史课里都学过，”他伸手拍拍皮包，“我的这本书里面也有介绍。”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时候，林彪是最重要的支持者，三年后，他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入了中共党章。因此，在文革初期，他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但当他的接班人地位确定后，在下一步的政策方向上，他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新的历史分析资料表明，林彪当时认为，中国应当开始更重视国家经济建设。这样的看法，意味着结束甚至否定文革，当然是毛泽东所无法容忍的。于是林彪在利用权术登上了自己政治生涯顶峰的同时，逐渐失去了毛泽东对其忠诚的信任。此后，政治联盟间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又持续了两年，终于在1971年9月，林彪携全家出逃国外，葬身蒙古荒原。

　　林彪出逃事件爆发时，中国仍然处于已持续了五年的文革狂热之中。这个突发的恶性事件，对中国民众尤其是对知识阶层心理上的震动，怎样形容也不过分。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这个国家是不是出了根本的问题。林彪死后的1972年，文革势力收敛，中国社会出现短暂解冻。可惜好景不长，在毛泽东的默许下，极左势力反扑，开始了新一轮的灾难。然而，林彪事件所引起的强烈震动，导致了人们对文革的态度，有了本质上的变化。以后的几年中，尽管极左势力花样不断翻新，但已经逐渐失去了民心支持，强弩之末，越来越处于守势了。

　　“可以这样来理解，”我对钦日格说，“林彪事件为中国摆脱极左思潮，七年后启动伟大的改革开放，做了意识上转弯的准备。即使不去讨论林彪当时的主观愿望，因为确实还有太多的谜团，只着眼于实际效果，也应当承认，在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关头，林彪事件客观上促成了文革的结束，以及后来的根本转折。”

　　钦日格静静的听着，似乎在琢磨着什么事情。后来我发觉，这个家伙真正感兴趣的，是想着如何利用飞机坠毁地，吸引中国游客，在肯特省未来旅游发展中牟利。

　　“等我过些天回到温都尔汗，”他说，“我去省博物馆跟他们谈谈，看看能不能在历史展区里增加个有关林彪的栏目。”思索了片刻，他接着说：“你估计会有好多中国游客来这访问？我得追踪一下那架飞机残骸去了哪里。”

　　“没错呀，”我说，“回去后，跟你的省长舅舅说说，在博物馆开辟一个专栏。将来有多少中国游客会来这儿？那我可说不出来，但不管怎么样，发生在你们邻国领导人身上这么大的事情，总该在地区的博物馆里有个位置吧。”

　　随后一段时间，我们不再说话。与其他蒙古汽车驾驶员一样，钦日格车开的很疯，面包车在半沙漠的土路上下颠簸。我从口袋里取出捡来的纪念品，用纸巾拂去尘土，一件件仔细端详。金属部件锈蚀严重，看不出个所以然，但小小的镀膜电容器上，还能清晰辨认出“BRUSH”这几个字母。BRUSH是英国一家电子产品公司的名称，三叉戟飞机制造厂的电子零件供应商。

　　“你在想什么？”看到我盯着这些东西沉思，钦日格又忍不住问我。“没什么，”我说，觉得有些唐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