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问题与蒋介石

蒋介石在这之后利用各种场合评价和回顾了自己1923年的访苏一事。在归国后不久的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写信给廖仲恺，流露出对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不满。《与廖仲恺书痛抉党政病根》（1924年3月14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1984，第102“～105页。这一资料已被许多学者引用。蒋在信中写道：“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合作始终，以互策成功者也。“蒋介石还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抱有戒心，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写道：“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这封信因写于国共合作之后不久，所以对在中国国内的中共党员的批评还比较含蓄。但他对中共的不满，明显流露在对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批判上。他写道：“中国人只崇拜外国人，而抹杀本国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自知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蒋介石基于这种对苏联和中共的不满，在信中对廖仲恺提醒道：“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使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摘自《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共的不满源于以下三点：苏联共产党的目的在于扶植中共，使其获取中国革命的正统地位，不打算与国民党长期合作；苏联想将蒙、满、回、藏据为己有；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举止与做派。

在1956年出版的《苏俄在中国》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以下征引均出自该书。一书中，蒋介石站在当时的反共立场就1923年的访苏经历曾这样回忆道：“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不满表现在共产国际所采取的强调阶级对立的政策上。

关于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蒋介石在书中写道：“（访苏使自己）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他还因民族利益问题与苏联政府之间产生了对立。他写道：“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

关于对中共的不满，他这样写道：“（共产党）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访苏成员）四人之中，三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分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

他还写道：“总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印象“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蒋介石这种对苏联批判和猜疑的背后所隐含的反共产国际、反苏、反中共的立场是以三位一体的形态存在的。

从该书的内容来看，蒋介石对苏联、中共的不满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可加上以下三点：一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决议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国情的不正确认识，这种不正确认识具体体现之一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二是苏联政治体制的专制性格；三是（访苏）代表团中与中共的对立。蒋介石的立场在1924年和1956年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必须从1923年的文献资料主要根据蒋介石的日记。以下征引蒋日记时，只在正文注明日期。以及历史背景来考察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探讨这种立场在其访问苏联一事中所包含的意义。

第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对苏共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以及在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怀疑和不信任。这种感觉一方面来自于1923年他访苏时在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接触过程产生对立时的亲身经历，另一方面源于他在经历了长期与苏联、共产国际以及中共的对立之后，在1956年时所具有的一种更为全面的感情。我们必须搞清楚这种不信任和猜疑的背后所隐含的具体的对立点。

第二个问题是蒋介石在少数民族地区问题特别是蒙古问题上与苏联产生的严重对立。如上所述，西北计划包含了蒙古的地位及其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之类的敏感内容。

蒋介石在1923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考虑给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又译齐契林）寄信一事。他还于10月21日拜访了齐采林，谈到“蒙古自治问题及根本计划“的问题。这证实了蒋介石在经过这些准备工作之后，于10月26日寄信给齐采林。“蒋介石：《致俄外长齐采林书谈本党民族政策》（1923年10月26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第93页。

在这里，我们通过信函的内容来分析双方的对立。据信函所记载，对立起因于10月21日所举行的会晤。针对齐采林所谓“蒙古人怕中国人”的发言，蒋介石要求他予以澄清。蒋介石指出:“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国民党所要追求的是:“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亲爱协作的目的“。所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个民族分立”。“西北问题，正是包括国民党要做的工作的真意”。对蒋介石来讲，中国人普遍地将中国和蒙古视为一体，渲染“蒙古人怕中国人”具有将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含义，因而违背中国人的传统认同。围绕蒙古问题，蒋与苏联是有矛盾的。

第三个问题，对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批判，可以从对滞留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的不满中得到证实。1923年10月10日在双十节这一天，蒋在自己的寓所召集居住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就革命的历史发表了演说。演说本身很顺利，他本人好像也感觉不错。但到了第二天即10月11日，他听到了传言，“以余昨日演说为有崇拜个人之弊，甚笑中国人自大之心及其愿为外人支配而不愿尊重国内英雄“。虽不能断言说此话的这些年轻人都是共产党员，但他们留学苏联受苏联的影响，并对国民党持批判的态度。所以，这些人在蒋介石看来都是“共产党员”。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第四个问题是围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的矛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42～345页。这个决议是在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在这之前的11月25日，国民党的代表五人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听取了国民党对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成立由布哈林、科拉罗夫、库西宁、阿姆特尔、维经斯基组成的委员会与国民党代表团共同起草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3年11月26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29页。从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积极地说明了中国的立场，并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交换了意见。《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录》（1923年11月26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30～338页。

蒋介石在1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检束文件。审查第三国际对我党决议文，普泛不实，其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骄慢虚浮”。蒋介石为何感到“决议“与事实不符呢？在这里我们来探讨一下蒋介石感到不协调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11月28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和在这之前的11月25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的“讨论”。

决议“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军事行动的问题。“决议“强调，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大众）保

持最密接的联系“。“把自己的计划寄托在能在军事上战胜那些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工具的国内反动势力上“，被认为是国民党无法彻底与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主要原因。“决议“的这一部分强调组织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暗示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过于依靠军事行动和军阀不满，表露出不同于蒋在西北计划中所采取的重视军事计划的立场。所以，蒋介石在“讨论“中没有提及这个观点。

决议“第二个令蒋介石感到“不协调“的是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决议“沿用了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通过的列宁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倡导在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取解放的过程中各民族拥有分离与独立的自由，并在获得独立后有权自由结合。但是，这个原则涉及蒙古从中国分离与独立的可能性，与中国传统归属意识有矛盾，因而显得微妙。所以蒋介石在“讨论“中也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有关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作用。蒋在“讨论“中将“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作为三民主义的第三个原则。在这里，他表面上采取了与共产主义相似的政策，但本意则认为国民党主导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所倡导的革命不同。蒋介石认为：“国民党肩负着在中国进行革命工作的责任“中国的革命政党即国民党“。他还指出：“有两个目前原因使我们现在不能开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一是大多数中国人民不识字，所以在人民中开展宣传工作非常困难“。“第二个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民属于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以上的发言表明蒋介石主张排除共产党的领导，吸收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参与中国革命，领导他们的则是国民党。可是“决议“的内容显然不认可国民党的领导权，主张在革命运动中强化无产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蒋介石没有直接提及他对苏联、中共的第五个不满，即有关苏联“专制“的政治体制问题。即使假设蒋介石目睹了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党的纪律以及革命结束后不久仍处于紧张状态的苏联社会，但他并未将这些现象与苏共的“专制“联系起来。在“讨论“中，他也说了些苏联的政治体制与三民主义不符这样的话。但是，就算有这样的想法和考虑，他在1923年想要做的，恰恰是大大加强革命运动中党和军队的主导作用。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蒋并没有将苏共的统治彻底地认为是“专制“的。所以笔者认为，蒋对苏联政治体制的批判性观点，是在其以后长期反共斗争中形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蒋介石对支撑苏联政治体制的人才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苏联政治体制的不满。他的日记并非没有对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人进行批判的内容，不过他的批判比较慎重，而且对其肯定的评价比较多，虽说因调整会见时间，他对维经斯基表示过不满。与刚到苏联时不同，逗留苏联的时间愈长，蒋介石对苏联领导人的那种“烦躁感“也就愈增加，但这种“烦躁感“并没有直接成为“反共“的原因。

与对苏共领导人相比，蒋介石对苏联的官僚层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从9月24日和10月2、11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在苏联逗留期间，他与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官僚层有过广泛的接触。比起对苏共和苏联政府最高领导人，他对官僚层使用了相当严厉的措辞来表明自己的不满。这种不满的感情与其对苏联党和政府统治的猜疑结合在一起，在其以后的反共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在逗留苏联期间，与大伤脑筋的人际关系相比，国民党内部的对立更令蒋介石感到烦恼，并成为他对中共和苏联不满的第六个原因。蒋在自己和代表团成员张太雷、沈定一、王登云以及其他逗留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的交往上，显得格外伤心。

蒋介石在日记中虽说没有提及他们的姓名，但是共产党员张太雷以及渐渐倾向于中共的沈定一与蒋介石、王登云之间的对立是存在的。蒋在9月1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本党团体之现象及同志人心之恶劣，不惟灰心，几无人生乐趣也！“除此之外，他在日记中（10月3、5、22日）还频频提及“交友“之难。虽说没有指明“交友“的对象是谁，但显然是在暗指当时在其身边、与其一同讨论“信稿和意见书“的“友人“伙伴“。他们不是苏联、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而是包含代表团成员在内的中国人。

以上笔者探讨了1923年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抱有怀疑态度和其后来采取的反共立场的六个原因。概括地说，这些原因包括中共和苏联对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发起的挑战；围绕蒙古问题国民党与苏联的对立；逗留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举止、做派和国民党代表团内部存在的对立；共产国际决议案有关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提法与国民党产生的分歧；对苏联领导人和官僚层所抱有的不满。但是，当时的蒋介石并非是无条件地一味反共，他对苏联领导人的评价与感情也绝非全面不佳。和马林的密切接触、与越飞夫妇的交流情形不时地可以在他的日记中见到（9月17、18日，10月10、14、21、23、24、29日）。所以他当时与苏联、中共及共产国际的对立不是全面的对立。蒙古问题涉及微妙的政治因素，比较难以解决，但国民党与苏联在这方面的冲突没有严重到需要断绝关系的程度。从这点来看，蒋介石是“反共”，但与其以后的全面敌对的反共不同。蒋介石的“反共”态度与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动态的评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