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僧侣制度的发展和汉人影响的渗入在内蒙要比外蒙更快些。清朝在内蒙的统治比在戈壁以北更为严密，但是在这两个地区清朝的官员们都越来越多地掌握了一度是蒙古人行使的行政权力。在内蒙，寺院更加集中，游牧民和中国的经济有较密切的联系。但是同样的趋势在外蒙也可看到。正如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蒙古历史中许多重大发展一样，内蒙开辟了道路，外蒙跟着走。
内、外蒙古继续为清朝军队提供骑兵。然而，清朝未使外蒙参与十九世纪清帝国的战争，但内蒙则参加了中国本土反对欧洲人的斗争。例如土默特的王公旺钦巴拉（1795—1847年），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两个著名文学家古拉兰萨（1820—1851年）和尹湛纳希（1837—1892年）的父亲，他曾在1841年的鸦丅片战争中战斗过。科尔沁王公僧格林沁参加过1853到1855年对太平天国的战斗，1858到1860年对英法联军的战斗，1860年对北京周围盗匪的战斗，以及对捻军叛乱的战斗，直至1865年被杀死为止。
在十九世纪，王朝已经完全控制了蒙古人，清朝政丅府不再害怕他们。甚至人口实际上也在衰减，主要原因之一是僧侣制度和性病。藏医用汞来治疗蒙古人中间的性病，但是这种疾病仍然蔓延并继续造成损失。〔1〕 肺结核也很猖獗。
清朝在蒙古的利益日益变成了汉人的利益。占统治地位的满人的观点变得更像汉人，清王朝放弃了原先阻止汉人商业进入草原和在草原移民定居的企图。中国商人在蒙古进行贸易仍需得到许可，但这并不是想要限制汉人在游牧民中间的商业活动，而是为了提高赋税收入，主要是用它来维持王朝的蒙古行政机构。应该说汉人的经济渗入对王朝有利，因为它使蒙古人与帝国的其余部分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与汉人商号关系日益紧密的清朝官吏，坚定地支持中国人的贸易活动。事实上，人们对汉族商人的不满情绪也有时爆发，如1829年在库伦举行的寺院舞蹈仪式上喇丅嘛们就殴打了若干汉人观众。
对于旗里的王公、寺院和汉族债主强加的苛征暴敛，普通蒙古人是很少能幸免于此厄的。无力满足这种要求的人们只好逃走，而且这样的人在整个十九世纪日益增多，但是他们的王公仍然普遍地向旗内臣民索债。旗的当局抓住这种逃亡者时就对他们施以重罚。例如有一次，六十九个欠债未清的人被带枷在旗内各帐篷之间周游示众达两年之久。由于枷太宽而不能通过帐篷的门，所以犯人只好在严冬的露天中过夜。〔2〕 同样地，寺院对那些未能交足份额的沙丅比们也给予残酷的体罚。负债的逃亡者、无法在寺院生活下去的僧侣、以及其牲畜在奄奄待毙中的牧民，只能以抢劫为生（在十九世纪无法无天的行为变本加厉），或是到日益发展的商业-寺院-戍军中心去打短工以勉维生计。在这些初 期的城市中心，特别是内蒙古的边境城镇，以及同样也在库伦、额尔德尼召、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恰克图，穷困的蒙古人变成一种半罪犯性质的劳动阶级，他们以原始的技艺劳动，或以干粗活、卖淫、乞讨和劫掠为生。
在寺院中，高级喇丅嘛和普通僧侣间有巨大的差别。所有参加法事活动的僧侣都接受一份寺院的给养，每个僧侣份额的大小取决于他在寺院教阶中的地位。在整个十九世纪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的份额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悬殊，低级僧侣们经常发现他们靠份额难以活下去。如果他们接受寺院外的活计，他们就不能在寺院做佛事，从而往往完全失去他们的寺院份额。为了活下去，他们乞讨、偷窃或者转回家乡，由家庭养活他们。
大多数蒙古人留在旗内继续做牧民过活，他们发现自己完全受旗的王公们摆布。普通牧民很少采取行动来对抗沉重的赋税，但在非常的场合也有时向盟当局提出申述（蒙语称为扎鲁忽），虽然这种申述的提出按规定说是触犯法律的。偶尔也会发生盟当局迫使一个旗的王公退还非法勒索所得的情况，但即使如此，原告们通常也总不免要受惩罚，因为臣民是不许背离他们旗的王公首脑的。因此，原告们总是竭力隐瞒扎鲁忽组织者和起草者的名姓（他们主要是最底层的、通常又是十分贫困的蒙古贵族，也有来自喇丅嘛的行列者）。许多申述书的文本流传下来，成了一种研究十九世纪蒙古社会经济状况的最重要的资料。〔3〕 特别有趣的是在车臣汗部都嘎尔苏木布勒旗中从1824年持续到1844年的一场争论。扎萨克都嗄尔苏木布勒从他的臣民那里征取巨额租税；因此他的臣民反抗，直到盟当局最后裁决反对他为止。然而与此同时，申述书的组织者们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4〕
臣民和他们的王公打官司的案件中最不寻常的是发生在车臣汗部的反对托克托呼图鲁一事；此人是一个有才能的王公，号称“恐怖脱王”，他是被废黜的车臣汗桑斋多尔济的孙子。托克托呼图鲁的知识和文化水准远在十九世纪一般蒙古人之上，他懂得汉文、满文和藏文，曾几次到中国和西丅藏旅行。1821年，他把全旗臣民应该向他交纳的所有贡赋改用银两交纳，在以后的年代中他试图在该旗搞改良维新。他设立农场以产品供应他的属民并向其他旗出卖剩余物品。他发展狩猎、渔捞，收集野生植物和蘑菇，以降低使畜群减少的肉类消费。为了治病，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开发矿泉。他移入汉族工匠来经营纺织工场并训练蒙古人。他开采金矿、盐和碱。在教育方面，他开办学校，为他所在旗的不论贵族和平民的所有孩子们提供义务教育，并亲自准备教学材料。他给乐师和演员实行专门的训练。他为自己的大多数牧民搜集了关于畜牧业和游牧生活的技术知识，编印成书，加以散发。
当托克托呼图鲁的利益和喇丅嘛寺庙冲突时，他碰到了麻烦。在1837年他搞了一个计划，想将包括一千名僧侣的十一个地方寺院合并成旗的一个单一寺庙，并且要开办一个砖厂来为新庙宇、同时也为他自己的一座王府制作砖瓦。但是，习惯于地方寺庙的牧民们不希望废弃它们。下层僧侣中的许多人为了谋生而住在寺外，也害怕托克托呼图鲁的合并计划将会把他们都撤换掉。高级喇丅嘛认为搬进一座中心寺庙，将会削弱他们作为地区首脑的权力和特权。但是托克托呼图鲁毫不动摇，他继续进行改造中心寺庙的计划。
就在那一年，喇丅嘛们和托克托呼图鲁所在旗的许多世俗人士向旗政丅府请丅愿，要求取消他的合并决定，于是一场漫长的争论从1837延续到1842年。形势一直恶化到在托克托呼图鲁的士兵与抗议者之间爆发了战斗。在新寺院中发生一场示丅威运动，僧侣们叫喊：“让我们回家！”托克托呼图鲁不得不把纠纷提交给盟当局。事丅件一拖再拖。此事被提交给库伦的办事大臣衙门；办事大臣又将它退回到盟里。大胆的抗议者向盟当局提出了一份申诉书，开列了托克托呼图鲁的四十条罪状。当局的反应是逮捕了呈递禀帖的人们。
盟当局也不高兴托克托呼图鲁的合并计划。清朝的政策通常是阻止蒙古的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相结合的，但是托克托呼图鲁显然想要将他所在旗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的权力全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然而对于当局来说，人民的骚丅乱比起托克托呼图鲁夺取更大权力的企图是更不合心意的。因此，它增加了对抗议者的压力，迫使原告中一些人撤消他们的名字，盟当局解决该案时偏袒托克托呼图鲁，然后把判决送往库伦复审。库伦办事大臣支持盟的判决，严厉惩办了抗议者，特别是为首的人，但是清朝当局也乘机使托克托呼图鲁安分守己：他们判处他以很轻的惩罚，解散了他合并起来的寺庙。〔5〕 然而，这并没有能阻碍托克托呼图鲁在1859年成为盟长。
托克托呼图鲁的许多计划在他的时代确是很先进的，但是他没有什么理由能使他的臣民相信他们有分享他的计划成果的任何希望。他的计划是与他的人民的保守思想和控制着十九世纪蒙古人心灵和理想的喇丅嘛寺院的力量相抵触的。
十九世纪蒙古地区游牧生活的衰落有好多征兆，如人口的普遍下降、因当喇丅嘛而使男性人口的减少、蒙古人对汉商债务的增加、清朝对王公们的控制、城市中心的成长以及普通牧民的贫困化，但最突出的征兆也许是草原上农业的扩大以及牧场越来越转作农业用途。作为一项政策，清政丅府正式建立了汉族农业移民区，为它在蒙古领土上的驻军和驿站种植粮食、饲料和谷物。这种移民区的规模有限，只占用小量牧场。但当十八世纪时，人数日增的汉族移民开始非法迁入内蒙草原，他们从寺院和旗的王公那里租种土地，使蒙古牲畜的放牧地区慢慢地缩小了。总的说来，用这种方法转让牧场是非法的，但转让继续进行无阻。汉族商人代王公们偿付欠款以取得土地，并把这些土地租给汉族农民，这就进一步促进了这一逐渐进行的土地转让过程。这是违反清朝法律的，但到了1791年，在内蒙东部郭尔罗斯前旗的汉族移民是如此之多，致使扎萨克向清朝政丅府请求将已经居住在那里的大量山东和直隶农民的地位合法化。在1799年，政丅府设厅管理在吉林当局管辖下的移民，从而最后接受了既成的事实。1802年，置厅助理官员负责郭尔罗斯境内汉族移民事宜，1810年也以同样理由在伯都讷指派了厅的官员。
到1852年，汉商已深深渗入内蒙地区，蒙古人已债台高筑，无法清偿。寺院接管了大量牧地，寺院、商人和扎萨克们将许多放牧地区出租给汉人作为耕地。人民对于沉重的租税、汉族移民、牧场的缩减、债务和王公们的滥用权力等等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高。也许是由于太平军起义的刺激，鄂尔多斯乌审旗持不同政见的蒙古人组成了一种叫做多归轮（圈子）的新型蒙古秘密团体，来表示他们反对不幸的处境。圈的思想作为一种基层反对运动立刻扩展到其他旗中。如同上述札鲁忽文书一样，圈子的成员也起草了一份申述书，他们按圆圈形状签名，使之好象没有人是出头人物。这一次的领导似乎主要又是来自贫困的小贵族和下层喇丅嘛。在运动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目标只针对汉商和汉族移民以及剥削臣民的各旗王公。在蒙古地区针对王朝的反清情绪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出现。
在事实的压力下，清朝对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事业逐渐采取更为赞同的态度。1860年正当王朝将它在北满的无移民的领土抛弃给俄国时，它正式把蒙古最东部的位于哈尔滨附近的边境开放给汉族移民。
牧场转变为耕地的经济后果仍难确定，但是，特别是在内蒙，牧地缩减得如此之多，致使蒙古传统的游牧生活发生了真正的变化。在从前，没有足够牧场的蒙古人暗地里前往邻近各旗的牧场；没有足够牲畜的蒙古人依靠一种游牧放债制度生活，即让贫民为富人放牧牲畜。〔6〕 但是现在当蒙古游牧经济衰落的时候，不但汉族移民，而且完全不再能以牧人身份富裕起来的贫困蒙古人，都开始在草原上从事耕作，从他们所在旗的王公那里或从汉商地主那里租种耕地；汉商地主是以抵债方式获得农业用的土地的。事实上当十九世纪中期，在某些地方十之七八的佃农是蒙古人。和普遍的误解相反，农业在蒙古地区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而在十九世纪它的重要性已显著增加，特别在内蒙更是如此。关于蒙古的农业所知不多，但有些蒙古人在这方面显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看起来至少在外蒙，农民负担的赋税要比牧人少，因此农业生产有时可以得到相当的利润。〔7〕 但并非普遍如此，因为在1861年，内蒙东南的土默特西旗有数千名贫困的蒙、汉农民联合起义，反对蒙古扎萨克和汉族地主凭借出租土地而强加于他们的沉重的租税和苛刻的条件。起义是夭折了，但它说明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时内蒙农业人口的重要性，以及人民对拚命增税的扎萨克们和贪婪的耕地出租者的不满程度。
尽管有这一切苦难，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地也正是由于这些苦难，十九世纪的蒙古人创作了若干优美的文学作品。当然，由于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因而最流行的艺术形式是由行吟诗人和说书艺人所作的说唱。特别受到赏识的是所谓“云游僧”故事（badarchin-u-üliger），它是清代由云游僧人讲述而在蒙古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从中能够看出蒙古人对草原生活衰落状况的不满。在性质上相类似的是脍炙人口的、多少有点侠义小说味道的关于传奇式蒙古民间英雄巴兰先格额的故事，他愚弄僧侣、扎萨克和汉商们。最有趣的是关于生活的“训诫”诗，近似蒙古传统的格言诗，起自十九世纪；在这同一时期，追求幸运的“祈祷文”、赞词和挽歌（直译为“词”）仍然都在流行。这些形式和蒙古的英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格萨尔汗传”），是常被背诵或大声朗读的，它们也仍然是蒙古口头文学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为识字的蒙古人创造了许多用蒙文和藏文写的历史作品，以及相当多的语言学著作，这是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将佛教经典译成蒙文的巨大努力的结果。至于纯文艺，蒙古读者欣赏僧侣阿格旺·哈依杜白（1779—1838年）的小说，其中有些故事公开嘲弄和抨击那些滥用特权和不守清规的寺院成员。胡力沁·山达哈（1825—1860年）写诗，特别是挽歌，他不是简单地从蒙古过去的英雄传说或从丰富的佛教传统文学中，而是从牧民的日常生活中汲取题材。
还有许多其他作家，但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最不寻常的作家也许是丹津饶结（1803—1856年），他出生在内蒙，但却成为外蒙红教的诺颜呼图克图五世。丹津饶结用蒙、藏两种文字写作，赢得了诗人的声誉，他的若干诗歌一直流传到二十世纪而不衰。他的作品主题经常反映对蒙古社会和经济衰落的不满，在暴露蒙古僧、俗领袖之间的对立方面是引人入胜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音乐剧《月亮杜鹃》，开始作于1831年。至少早在十八世纪，基于西丅藏原型的半宗教性“歌剧”已在蒙古寺院演出，它取材于印度- 西丅藏的佛教文学，但是《月亮杜鹃》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它是大家知道的第一部蒙古世俗戏剧。戏剧逐步普及，世俗的演员反复为世俗观众演出戏剧，为蒙古地区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世俗剧院打下了基础。〔8〕
十九世纪蒙古的小说又因为广泛流传着许多西丅藏故事的蒙文译文而受人注意，如“潘查丹特尔”故事，但是蒙文译文常常有很大的变化。然而，这时期蒙古文学中更为重要的外来成份是中国的小说，包括故事和所谓“章回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译成了蒙文；似乎早在十九世纪初蒙古人就已读到了几乎所有重要中国小说的蒙文译本。《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和《三国志演义》特别流行。中国文学的影响是特别显著的，例如，在前面已提到的旺钦巴拉之子尹湛纳希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在为捍卫清朝而参加鸦丅片战争之前，旺钦巴拉已经开始写作一部蒙古全盛时代的历史，他选择了中国章回小说的体裁作为写作形式，但是他在1847年死去，这部著作未能完成。尹湛纳希写作了两部蒙古章回小说，他的人物和背景都来自《红楼梦》，随后续写他父亲的历史章回小说，他象一个汉族学者那样隐居在自己的领地里完成了它，忠实地保持了中国章回小说的叙事形式。这部著作名为《青史演义》，直到二十世纪才出版。〔9〕
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化，在蒙古，俗人与喇丅嘛教会之间的对抗增加了。这种在内蒙特别强烈的情绪，可以在尹湛纳希的兄弟古拉兰萨的作品中看到：后者是一个扎萨克，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家，他挖苦喇丅嘛以引起世俗读者的反宗教兴趣。在十九世纪的更晚时期，一种更深刻地不满蒙古社会秩序的情绪在鄂尔多斯诗人贺什格巴图（1849—1916年，此人最初在旗里当法官，但曾一度与多归轮运动有关系）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现。
建筑学虽然在本质上和古老的游牧环境不相干，它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却因普遍建造寺庙而得到推动。蒙古人最初从他们日益相适应的定居社会学习样式，所以他们建造的寺院不是西丅藏式的，就是中国式的。在十八世纪，混合类型的寺庙开始出现，它们是将西丅藏的和中国的样式或多或少地结合起来，再依据本地圆形蒙古毡帐的样子建造起来的。在这些合璧式的建筑实例中间，最杰出的是耸立有弥勒佛巨大雕像的西丅藏—蒙古型寺院。第一个这种寺院是十九世纪初在库伦建造的。有一种用藏文和蒙文写成的著作（有印刷的书籍和手稿两类）流传下来，它们描述了蒙古寺庙的简史并概括了蒙古建筑工程学的原理。〔10〕 装饰艺术在十九世纪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绝大部分宗教绘画和雕刻等艺术的观念和手法基本上仍是模仿性质的。
十九世纪蒙古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是处于外来影响的支配之下，只有某些本民族的文学著作是例外。
（1〕 舒尔曼：《达丅赖喇丅嘛史》，第345—346页。
〔2〕 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43页。
〔3〕 那桑巴尔吉日等编：《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人民申诉书》，见拉西顿杜格的英译本。
〔4〕 见那扎格多尔济：《满洲统治时期的喀尔喀简史》，第215—223页；《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卷2第256—261页。
〔5〕 《满洲统治时期喀尔喀简史》，第223—236页；《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卷2第261—270页；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79—183页。
〔6〕 纳扎格多尔济：《蒙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第272—276页。
〔7〕 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56—157页。
〔8〕 米哈伊洛夫：《蒙古文学遗产》，第74页。海希格：《蒙古人及其伟大时代的佚文》，第247页；海希格：《蒙古文学史》，卷1第63、215—217页。
〔9〕 海希格：《蒙古文学史》，卷1，第278—290、307—323页。
〔10〕 谢别迪尔尼科夫：《蒙古建筑学》，第86页；马伊达尔：《蒙古的建筑学与城市建筑》，第8页。
2011年2月28日星期一
蒙藏佛教关系研究——嘉木扬·凯朝
一、蒙古帝国时代的蒙藏佛教关系
蒙古佛教的黎明期是在蒙古帝国时代？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教法传人蒙古地区，蒙古帝国太祖博克达·成吉思汗(BogdaCinggisHan 1162-1227，略称成吉思汗)以及蒙古诸皇帝，接受了藏傅佛教：本文以研究传播途径和接受原因为主-在学术界，至今为止，一般都将成吉思汗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之间交换亲笔书函理解为个人关系，本文将加以讨论。
佛教何时传人蒙古族地区的呢？在《三世佛母圣般若波罗蜜多经》(Dusgsum rgyal bai yum Hphags pas/es rab kyi pha rol du phyin pai mdo里有如下记载，释尊曾作过预言，佛教将先从中印度向南一度传播弘扬，此后又将印度的北方再向北方传播弘扬。就是说，佛教将传播到印度东北方向的地域藏族地区和蒙古族地区。释尊在《无垢天女请问经》(Lhamodrimareedbasshusbairedo)预言说，佛涅槃后的二千五百年时，佛法在“红面”(gdolldma真)地域传播，即预言说在蒙古族地区传播。这是因为蒙古族地区的很多地方大地呈红色的缘故。
一般认为在蒙古地区最早传来的佛法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教法。蒙古学界大多以蒙古学者萨襄彻辰著的蒙古文《蒙古源流》(Sagangsecen，Erdeniyintob ci)一书为依据，《蒙古源流》中有如下的叙述：
成吉思汗，四十五岁(公元1206年)用兵于土伯特(tubed西藏)之古鲁格多尔济汗(Kulegedorci qagan)。彼时土伯特汗遣尼鲁呼诺延(Niluku
noyan尼鲁呼，大臣之意)为使，率三百人前来进献驼只、辎重无算，会于柴达木疆域。
成吉思汗赏赐其汗及使臣，并送礼物和信件给萨察克罗杂干阿难达噶尔贝嘛喇(Saskiya cag lo-zawa ananda gerbi)，信中说：“尼鲁呼诺延之还也，即欲聘请喇嘛，但朕办理世事，未暇聘请，愿遥申皈依之诚，仰恳护佑之力”。于是收服阿襄三部(mGaH ris skor gsum)属八十土伯特人众。
另有久明柔白多杰藏文著的《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Hor gyi chos hbyuG)，由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蒙古文著，陈庆英乌力吉汉译注的《蒙古佛教史》等书，都涉及阐述了成吉思汗与萨迦派的萨察克罗杂干阿难达噶尔贝喇嘛的关系。但是萨迦派的历史著述中没有此人。《蒙古佛教源流》中记载说，成吉思汗与萨迦派的高僧萨钦·贡噶宁布(SaskyakundgahsfiiGpo 1092-1158，以下略称贡噶宁布)结成施主与上师(mchodyon)的关系，成吉思汗给贡噶宁布发了信函等等。其实在时间上成吉思汗和贡噶宁布不是同一时代的人，贡噶宁布生存于公元1092-1158年间，成吉思汗则是1162-1227年问的人物，成吉思汗诞生前四年贡噶宁布则已圆寂了。再进一步说，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帝国的皇帝是公元1206年的事情，贡噶宁布去世已有四十八年之久。以此推论，当时萨迦派接受成吉思汗信函等事宜的，应该是萨迦派第三祖扎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16)。当时虽然佛教还没有正式传人蒙古地区，但是，由于成吉思汗发给西藏的信函正式开启了蒙古接受佛教的进程，因此蒙古佛教信众还是非常感激成吉思汗这一恩德的。正因为如此，蒙古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是与成吉思汗有关的。诚然，在这以前，蒙古人对佛教并不陌生，他们通过契丹人、女真人、伊犁龟兹人和畏兀儿人与佛教也曾经产生接触。
其后，蒙古帝国的王子阔端王(Godan han l206-1251)给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Sa skya paNDita ll82-125l以下略称萨迦班智达)发送了“阔端通达亲书”，萨迦班智达接到信函后，前往蒙古地区弘扬佛法七年有余。其间，萨迦班智达亲笔给西藏僧俗写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Buslobrnamslasprigbabshugs)》，解释说明了蒙古帝国的具体情况，成为西藏归顺蒙古帝国的宣言，建立了蒙古帝国和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关系，同时开启了佛教传人蒙古地区的新篇章。阔端王与萨迦班智达的会晤史称“凉州会谈”(今甘肃武威)。上述的蒙古帝国佛教弘传情况，可以说是蒙古佛教的黎明期。
笔者认为，成吉思汗与萨迦派高僧之间交换亲笔书函的情况，不只是侗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当时蒙古帝国与藏传佛教萨迦派之间公共关系的重要文件。有关这些情况在《蒙古源流》、《多桑蒙古史》、《蒙古佛教源流》、《阿勒坦汗传》等文献资料中都有记载。
据蔡巴贡噶多吉著的《红史》记载，噶玛拔希在蒙古帝国的时候，修建佛教寺院3000余座，尚可能包括汉传佛教的寺院，以祈祷国泰民安，使人们安居乐业。尊师还请求蒙哥汗(MongkeHan，1252-1259在位)，在西藏楚布寺建经堂塑造了高达约50尺的释迦牟尼佛像，左右塑造了五方佛和弥勒菩萨、文殊菩萨(manshirborqan蒙古语)、观世音菩萨(aryabaluborqan蒙古语)等九尊造像。
蒙哥汗时期，汉传佛教的高僧海云法师和克什米尔的那摩法师，都先后被封为蒙古帝国的国师，管理蒙古帝国全国佛教事务。更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帝国至元朝时期伟大的国务活动家，禅人宰相耶律楚材(1189-1244)，从成吉思汗时期到窝阔台汗(1229-1241)、贵由汗(1246-1248)时期，约二十六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和传播佛教思想，执行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方略。萨迦班智达没有被封为国师。藏传佛教高僧被封马国师的嚆矢是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洛追坚赞(Hphagspabiogrosrgyalmtshanl239-1280汉译圣者慧幢，以下略称八思巴)。
二、元朝时期蒙藏佛教关系
元朝时期的蒙古地区佛教可从13世纪初期克什米尔国归顺蒙古帝国说起。蒙古人自古以来的宗教信仰，属于萨满教(shamanism)的博克教(Bogeyins^asin)，博克教不强制改变和歧视其他民族和外国人的宗教信仰，允许保持其信仰的宗教，并给予保护。博克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在蒙古地区呈现平等共存的局面。
元世祖忽必烈汗(HubilaiHanl260-1294，SechenHan蒙古语也称薜禅汗)与他的帝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八思巴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使藏传佛教传人蒙古地区并生根发芽逐渐发展壮大，并成为元朝的国教。他们共同推动了蒙古佛教的发展。忽必烈汗首先从八思巴接受了藏传密宗灌顶之一《喜金刚灌顶》(dGyes Pa rdo rje yi dbaG bskul pa)等密宗大法的传承仪轨，封八思巴为“二界大国师”(khams gsum chos kyi rgyal Po)，和帝师，掌管全国的一切宗教事务，是皇帝在佛学方面的导师，具有普天之下万民之卜一人之下的崇高地位：
元世祖忽必烈汗赐予八思巴国师和帝师地位的缘由是对八思巴传授的佛教殊胜见地以及修持的神通力十分景仰，与他精通佛教史学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政治密切相关。上述情况在《宗教源流史》、《元朝帝师八思巴》等文献资料中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八思巴最先参拜中国佛教四大佛山之一，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并首次在五台山创建了蒙藏佛教的寺院。八思巴参拜五台山，给蒙藏佛教和汉传佛教以很大的影响。
忽必烈汗于藏历阳木虎年(1254)，从蒙古与藏地相接壤处的甘肃凉州，给藏传佛教僧侣颁发诏书《优礼僧人诏书》。在《优礼僧人诏书》之中忽必烈汗提到了有关接受八思巴的请求对藏传佛教僧侣以“优待”之意，同时可以看出忽必烈汗对八思巴的信赖及对佛教的期待。从元朝帝师的职务责任也可以看出不仅地位高，而且是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掌握全国的一切宗教事务，还是皇帝在宗教方面的精神导师。八思巴示寂后，忽必烈汗给他建造了舍利塔和金顶佛殿。元末顺帝(1328)下诏规定，汉传佛教寺院内要举办八思巴的示寂日法会等，并且必须与释尊的涅槃日以同等规模举办和供奉。汉传佛教高僧德辉法师所著《敕修百丈清规》中有所记载。
三、蒙古文字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关于蒙古文字，一般认为是从畏兀儿字体而来。但佛教也有以下的说法，萨迦班智达黎明时坐禅在定中，以显现一个女子持揉革搔木跪地为契机，即依搔木形创制蒙古文字。从而，这位定中出现的女子被神化成佛菩萨的化现。实际上萨迦班智达以畏兀儿文字为基础，又参考了梵文、藏文的语法等，字形方面模仿了汉文的竖写方式，创制了蒙古文字。萨迦班智达创制的蒙古文字，其字母和单词具有阳性、中性、阴性三种特性。后来，在此基础上，经蒙古族高僧却吉畏赛(Chos kyi od zer 约 1214—1321)细化加工后完成了现在所用的蒙古文字。
却吉畏赛法师在“a，e，i三个元音字母之上增补了，o、u、6、u”四字的闭音节元音字母，词末位置的126子音字母(蒙古语叫segultu usug=debisgertistig)和记录外来语的35个文母，从而完善了蒙古文字。元成宗乌尔吉图汗(Oljeituhanl294—1310在位)时，建立五所译经院，使用却吉畏赛造的蒙古文字，开始翻译藏文《大藏经》的续藏《甘珠尔》(bKaHHgyur)和论藏《丹珠尔》(bsTanHgyur)。却吉畏赛法师称得上是使用蒙古文翻译藏文《大藏经》的开拓者。
忽必烈汗下诏八思巴造出的“蒙古字”(hor yig)，弥补了元朝“一代制度”，元朝公文书等正式使用蒙古字，对树立和维系元朝的国威起了重要作用。
四、蒙藏佛教活佛转世溯源
蒙藏地区佛教的特征之一是设立“乘愿再来”的“转世真者”，活佛转世制度。在蒙藏地区佛教信众的信仰意识中，活佛是诸佛诸菩萨的再来，众生是以善恶业力、烦恼轮回于六道中，所以，蒙藏地区佛教寺院的经营因有无活佛而决定。
除萨迦派以外，藏传佛教其他教派与蒙古帝国有关系的是噶玛噶举派(KarmabkaHrgyudP3)，蒙古帝国的蒙哥汗(MongkeHan，1252-1259在位)曾封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Karmabagsi 1204-1283)为“国师”，并授玉印，总领天下释教的重任，赐金边黑僧帽，尊崇为“噶玛拔希”。“拔希”一词是蒙古语，“老师”、“L-师”之意，以此为契机，蒙古佛教和藏传佛教诸派先后都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即前后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管理内蒙古地区、北京以及包括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黑龙江蒙藏佛教事务的章嘉呼图克图（Zang skya Qutugtu)，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 btsun dam paGutugtu)等大活佛转世系统：这些大活佛对于蒙藏地区政治、宗教、文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并影响着蒙藏僧俗的日常生活，
在蒙藏佛教徒的心目中，能今僧俗信众幸福和解脱的高僧，俗称“呼毕勒罕(Qubilgan)”，汉地佛教徒称“活佛”。“呼毕勒罕”是蒙古语“化身”的意思；蒙藏佛教徒对学修有成就，能够以自己的意愿转世的人，称之为“呼毕勒罕”，(下文顺其习惯叫法，以“活佛”之称代之)。在三大语系佛教中，唯独蒙藏族地区佛教有活佛转世制度。据《藏传佛教》一书载，清朝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册承认的呼图克图(Qutugtu)160人，呼图克图是蒙古语音译，是对上层大活佛之封号。其中，西藏30人，内蒙古57人，蒙古19人，青海和甘肃35人，北京14人。解放初期的1949年至民主改革的1959年之间，仅西藏自治区就有活佛约3000至4000人‘：41。又据《西藏和蒙古的宗教》，1900年之前，仅在蒙古族地区就有转世活佛243人，其中内蒙古地区(包括北京、东北三省的吉林、辽宁、黑龙江)占157人。
从蒙古民族执政的元朝、汉民族执政的明朝、满族执政的清朝三个朝代以来，汉民族受蒙藏佛教的影响甚大。随之，汉民族的僧俗把蒙藏佛教的高僧俗称“老佛爷”(Lao fo ye)“喇嘛爷”(La ma ye )“活佛”（Huo fo)等。特别是称呼“活佛”的叫法最为普遍，自此，凡是蒙藏佛教的高僧几乎都叫成活佛了。
明清时代在蒙藏地区佛教中确立了“活佛转世”制度。在蒙古历史和蒙古佛教史中，影响最大的是号称为弥勒佛化身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btsun dam pa Qutugtu，至尊圣人之意)，蒙古人俗称他为“温都尔格根”undurgegen)，温都尔格根是蒙古语，高贵的圣人之意。1911年12月29日蒙古国独立时，曾一度把他推上了皇帝宝座，年号为“共戴”。
多罗那它尊者(Tarangthal575—1634，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第一世)是著名的《印度佛教史》的作者，藏名为衮嘎宁波(KundgaHsfiingpo欢喜心之意)。多罗那它尊者于1614年，在现西藏自治区拉孜县彭错林区创建了一座达丹彭错林寺((dal ldan phun tshogs gliG)。不久，蒙古的土谢图汗部的阿巴岱汗(AbadaiHan l534—1586)，派人到西藏邀请高僧藏巴汗，于是，就派遣了格鲁派以外的觉囊派的高僧多罗那它尊者前往蒙古传教。万历四十二年(1614)多罗那它尊者到达蒙古后，常驻库伦，即今日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传授佛法和佛教文化。
多罗那它尊者前往蒙古之时，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 tan rgya mtsho1589—1616功德海)赠给多罗那它尊者“迈达理(MaidariY’的称号，迈达理是梵文maitarya的音译，意为弥勒佛。因此，蒙古人都把多罗那它尊者称之为，“迈达理格根(Maidari gegen)”，格根乃蒙古语是指活佛之意，即是说，多罗那它尊者是弥勒佛“乘愿再来”的活佛。多罗那它尊者赴蒙古之后，讲经说法，兴建寺院，受到蒙古王公贵族和民众的欢迎。
多罗那它尊者于1634年，示寂于蒙古的喀尔喀部，在蒙古传教弘法二十余年。第二年土谢图汗衮布恰好生育一子，蒙古各部汗王认定衮布之子为多罗那它尊者“乘愿再来”的转世活佛，将他尊为蒙古地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635—1723)”，此即成为蒙古最大活佛转世之肇始。
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生精进于弘扬佛法，特别是在佛像艺术方面，师尊亲手创作，创造出独具艺术特色的蒙古佛像、菩萨像、阿罗汉像，开拓了蒙古佛教艺术史上的新篇章。
扎纳巴扎尔(Zanabazar乍那巴乍耳)，是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受居士戒即在家戒(obasig sanwar乌巴什戒)的法名。尊师三岁时(1638)，由扎木巴力巴诺们汗(rGyal dpal pa nomon qagan)授的在家戒。由旺希布如勒喇嘛授了出家戒，法名为罗布桑丹贝成勒(bLo bo bzaG bstan baHi phrinlas)。
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罗布桑丹彬多密(1724—1757)是清雍正、乾隆年间出现在蒙古地区的一位著名政教领袖。他为维护祖国统一，平息叛乱，抵制沙俄的分裂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明清时期蒙藏佛教关系
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定都，正式建立了明朝，为明太祖。元朝最后的皇帝，元／烦帝妥惧帖睦尔(ThgonthemUrl333年-1368年在位淤大都北京出走，返回了蒙古草原(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进入了史称的北元时期。
随着元朝的终结，在蒙古地区盛兴弘传的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实力也随之渐渐衰退。萨迦派约在蒙古族地区传播佛教文化约二百多年，为促进蒙古地区的宗教文化起了重大作用。
蒙古地区佛教文化进入明朝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转折。蒙古人主要是与藏传佛教的格鲁派进行了频繁的交流，他们之间的开拓者是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AhanKhan 1507—1582)，格鲁派方面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thso 1543—1588，福德海，以下略称三世达赖喇嘛)。阿勒坦汗与三世达赖喇嘛最初是1578年在青海湖会晤的，后来阿勒坦汗邀请三世达赖喇嘛到现在的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kukekota，汉译为青城之意)，给蒙古佛教信众讲经说法，故称呼和浩特市为“归化城”，意为归依佛教的城市。又在呼和浩特市特为三世达赖喇嘛建造了弥勒寺(汉名“灵觉寺”，蒙古名“美代召”)”，美岱召是由城墙和寺院建筑群组成的塞北蒙古高原堪称一绝的“城寺”。三世达赖喇嘛在此弘扬佛法，讲述经论，为佛教文化在蒙古地区的弘扬起到了推动作用。
阿勒坦汗和三世达赖喇嘛二人互赠了尊号。阿勒坦汗封给三世达赖喇嘛的尊号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以表示对其尊敬。“圣”是梵语的意译，“Ariya'’在佛教裹表示超出世间的高贵人物；“识一切(bukun—iailadugci蒙古语)是蒙藏佛教对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称号”；“瓦齐尔达喇”（vajra-dhara)是梵语的音译，意为“执金刚”，是指蒙藏佛教对密宗方面修行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称号；“达赖(dalai)”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则是藏语“上师”之意。这样，整个尊号合起来意为，在显密两方面皆有成就、超凡人圣、学修知识渊博如大海一样的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名号的由来。三世达赖喇嘛赠给阿勒坦汗的尊号是，“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咱克喇瓦尔第(cakravarti)'’是梵语，转轮王之意，“彻辰汗(secenhan)”是蒙古语，聪明睿智之王的意思，这就是说，阿勒坦汗是像印度著名的转轮圣王一样的伟大的聪明睿智之圣王。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danrgya mtsho 1589—1616，功德海)出生于蒙古族家庭。随之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在蒙古地区迅速传播。阿勒坦汗接受格鲁派教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三世达赖喇嘛的尽心尽力。而且当时蒙古人所追求的宗教意识也接近格鲁派教法的内容，这一教法逐渐替代了蒙古地区原有的博克教(Bogeyin sasin即萨满教的一种)信仰。
阿勒坦汗携三娘子于万历六年(1578)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于青海湖的察布恰勒庙(仰华寺)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阿勒坦汗在仰华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赐予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的称号，正式迎请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到蒙古地区弘扬佛法。三世达赖喇嘛到达蒙古时，阿勒坦汗已圆寂。据《蒙古源流》所载三世达赖喇嘛的行经路线分析，传说中的三世达赖喇嘛曾在灵觉寺坐床还是可信的。万历十六年(1586)，三世达赖喇嘛在内蒙古圆寂，其转世灵童呼毕勒罕，即四世达赖喇嘛是阿勒坦汗的孙子苏木尔岱青之子，名云丹嘉措(Yon dan rgya mtsho l589—1616，功德海)。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长大后，被送回西藏坐床，于是西藏僧界即派迈都哩雅·呼图克图来内蒙古掌教弘扬佛法。这次迎请迈都哩雅·呼图克图(Gutugtu)来灵觉寺主持弥勒佛的开光典礼仪式是由阿勒坦汗的孙媳五兰妣吉主持的，此史实在《蒙古源流》中记载颇详。美岱召即“灵觉寺”的城门石匾上也记下了五兰妣吉修建泰和门的经过，时间均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可知史籍不误。由于迈都哩雅·呼图克图长期在灵觉寺掌教弘扬佛法，人们便称之为“迈都哩雅召”，以后又俗称其为“美岱召”。
据《元史》1291年的记录，在蒙古民族执政的元朝时代，全国约有佛教寺院4万座，僧侣约20万人，即包括汉传佛教和蒙藏佛教寺院。蒙古地区佛教到了清朝，可以称之为黄金时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1662—1820)，蒙古地区的佛教寺院和僧侣人数达到历史上最多的时期。
蒙古地区的佛教寺院既是僧众的修行道场，又是道德教化、慈善事业、民族文化的中心，还是广大人民大众求医的医疗场所。在过去的岁月裹蒙古地区多数人家的男孩中半数以上均出家为僧，由于蒙古人笃信佛教，因而送到佛教寺院为僧的大多是家裹最聪明的孩子。蒙古人认为，送子为僧，全家有相当于塑造了一座金塔(Almnsuburga)一样的福报。佛教寺院中的医药僧院，即是培养医药学人才的场所，又是疗病的场所。医学高僧深得广大农牧民的爱戴和崇敬。
蒙古族地区的佛教寺院又是该地区经济贸易活动的中心。过去，蒙古族地区佛教寺院的形式乃相当于草原的城镇，每年、每月、每个季度几乎都举行盛大的“庙会”，在“庙会”上，蒙古牧民用他们的牛、马、羊及皮毛和肉类等畜产品，交换中原各族商人带来的布匹、茶叶、食盐等物品，这种友好的经济贸易活动，为促进蒙汉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僧侣参与丧事。有关办死者的丧事，因地区和民族的习俗而不同，以此而论蒙古地区的丧葬习俗(蒙古称：Geg u r orosigulga yin yoson)，有自然葬、火葬、土葬、水葬、风葬。一般在大乘佛教徒的宗教意识中，称死亡为往生或成佛，都要延请喇嘛主持超度。这些情况在《蒙古风俗》和《蒙古贞风俗》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摘自《宗风》乙丑·春之卷）
作者：嘉木扬·凯朝
蒙古佛教的黎明期是在蒙古帝国时代？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教法传人蒙古地区，蒙古帝国太祖博克达·成吉思汗(BogdaCinggisHan 1162-1227，略称成吉思汗)以及蒙古诸皇帝，接受了藏傅佛教：本文以研究传播途径和接受原因为主-在学术界，至今为止，一般都将成吉思汗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之间交换亲笔书函理解为个人关系，本文将加以讨论。
佛教何时传人蒙古族地区的呢？在《三世佛母圣般若波罗蜜多经》(Dusgsum rgyal bai yum Hphags pas/es rab kyi pha rol du phyin pai mdo里有如下记载，释尊曾作过预言，佛教将先从中印度向南一度传播弘扬，此后又将印度的北方再向北方传播弘扬。就是说，佛教将传播到印度东北方向的地域藏族地区和蒙古族地区。释尊在《无垢天女请问经》(Lhamodrimareedbasshusbairedo)预言说，佛涅槃后的二千五百年时，佛法在“红面”(gdolldma真)地域传播，即预言说在蒙古族地区传播。这是因为蒙古族地区的很多地方大地呈红色的缘故。
一般认为在蒙古地区最早传来的佛法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教法。蒙古学界大多以蒙古学者萨襄彻辰著的蒙古文《蒙古源流》(Sagangsecen，Erdeniyintob ci)一书为依据，《蒙古源流》中有如下的叙述：
成吉思汗，四十五岁(公元1206年)用兵于土伯特(tubed西藏)之古鲁格多尔济汗(Kulegedorci qagan)。彼时土伯特汗遣尼鲁呼诺延(Niluku
noyan尼鲁呼，大臣之意)为使，率三百人前来进献驼只、辎重无算，会于柴达木疆域。
成吉思汗赏赐其汗及使臣，并送礼物和信件给萨察克罗杂干阿难达噶尔贝嘛喇(Saskiya cag lo-zawa ananda gerbi)，信中说：“尼鲁呼诺延之还也，即欲聘请喇嘛，但朕办理世事，未暇聘请，愿遥申皈依之诚，仰恳护佑之力”。于是收服阿襄三部(mGaH ris skor gsum)属八十土伯特人众。
另有久明柔白多杰藏文著的《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Hor gyi chos hbyuG)，由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蒙古文著，陈庆英乌力吉汉译注的《蒙古佛教史》等书，都涉及阐述了成吉思汗与萨迦派的萨察克罗杂干阿难达噶尔贝喇嘛的关系。但是萨迦派的历史著述中没有此人。《蒙古佛教源流》中记载说，成吉思汗与萨迦派的高僧萨钦·贡噶宁布(SaskyakundgahsfiiGpo 1092-1158，以下略称贡噶宁布)结成施主与上师(mchodyon)的关系，成吉思汗给贡噶宁布发了信函等等。其实在时间上成吉思汗和贡噶宁布不是同一时代的人，贡噶宁布生存于公元1092-1158年间，成吉思汗则是1162-1227年问的人物，成吉思汗诞生前四年贡噶宁布则已圆寂了。再进一步说，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帝国的皇帝是公元1206年的事情，贡噶宁布去世已有四十八年之久。以此推论，当时萨迦派接受成吉思汗信函等事宜的，应该是萨迦派第三祖扎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16)。当时虽然佛教还没有正式传人蒙古地区，但是，由于成吉思汗发给西藏的信函正式开启了蒙古接受佛教的进程，因此蒙古佛教信众还是非常感激成吉思汗这一恩德的。正因为如此，蒙古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是与成吉思汗有关的。诚然，在这以前，蒙古人对佛教并不陌生，他们通过契丹人、女真人、伊犁龟兹人和畏兀儿人与佛教也曾经产生接触。
其后，蒙古帝国的王子阔端王(Godan han l206-1251)给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Sa skya paNDita ll82-125l以下略称萨迦班智达)发送了“阔端通达亲书”，萨迦班智达接到信函后，前往蒙古地区弘扬佛法七年有余。其间，萨迦班智达亲笔给西藏僧俗写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Buslobrnamslasprigbabshugs)》，解释说明了蒙古帝国的具体情况，成为西藏归顺蒙古帝国的宣言，建立了蒙古帝国和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关系，同时开启了佛教传人蒙古地区的新篇章。阔端王与萨迦班智达的会晤史称“凉州会谈”(今甘肃武威)。上述的蒙古帝国佛教弘传情况，可以说是蒙古佛教的黎明期。
笔者认为，成吉思汗与萨迦派高僧之间交换亲笔书函的情况，不只是侗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当时蒙古帝国与藏传佛教萨迦派之间公共关系的重要文件。有关这些情况在《蒙古源流》、《多桑蒙古史》、《蒙古佛教源流》、《阿勒坦汗传》等文献资料中都有记载。
据蔡巴贡噶多吉著的《红史》记载，噶玛拔希在蒙古帝国的时候，修建佛教寺院3000余座，尚可能包括汉传佛教的寺院，以祈祷国泰民安，使人们安居乐业。尊师还请求蒙哥汗(MongkeHan，1252-1259在位)，在西藏楚布寺建经堂塑造了高达约50尺的释迦牟尼佛像，左右塑造了五方佛和弥勒菩萨、文殊菩萨(manshirborqan蒙古语)、观世音菩萨(aryabaluborqan蒙古语)等九尊造像。
蒙哥汗时期，汉传佛教的高僧海云法师和克什米尔的那摩法师，都先后被封为蒙古帝国的国师，管理蒙古帝国全国佛教事务。更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帝国至元朝时期伟大的国务活动家，禅人宰相耶律楚材(1189-1244)，从成吉思汗时期到窝阔台汗(1229-1241)、贵由汗(1246-1248)时期，约二十六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和传播佛教思想，执行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方略。萨迦班智达没有被封为国师。藏传佛教高僧被封马国师的嚆矢是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洛追坚赞(Hphagspabiogrosrgyalmtshanl239-1280汉译圣者慧幢，以下略称八思巴)。
二、元朝时期蒙藏佛教关系
元朝时期的蒙古地区佛教可从13世纪初期克什米尔国归顺蒙古帝国说起。蒙古人自古以来的宗教信仰，属于萨满教(shamanism)的博克教(Bogeyins^asin)，博克教不强制改变和歧视其他民族和外国人的宗教信仰，允许保持其信仰的宗教，并给予保护。博克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在蒙古地区呈现平等共存的局面。
元世祖忽必烈汗(HubilaiHanl260-1294，SechenHan蒙古语也称薜禅汗)与他的帝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八思巴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使藏传佛教传人蒙古地区并生根发芽逐渐发展壮大，并成为元朝的国教。他们共同推动了蒙古佛教的发展。忽必烈汗首先从八思巴接受了藏传密宗灌顶之一《喜金刚灌顶》(dGyes Pa rdo rje yi dbaG bskul pa)等密宗大法的传承仪轨，封八思巴为“二界大国师”(khams gsum chos kyi rgyal Po)，和帝师，掌管全国的一切宗教事务，是皇帝在佛学方面的导师，具有普天之下万民之卜一人之下的崇高地位：
元世祖忽必烈汗赐予八思巴国师和帝师地位的缘由是对八思巴传授的佛教殊胜见地以及修持的神通力十分景仰，与他精通佛教史学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政治密切相关。上述情况在《宗教源流史》、《元朝帝师八思巴》等文献资料中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八思巴最先参拜中国佛教四大佛山之一，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并首次在五台山创建了蒙藏佛教的寺院。八思巴参拜五台山，给蒙藏佛教和汉传佛教以很大的影响。
忽必烈汗于藏历阳木虎年(1254)，从蒙古与藏地相接壤处的甘肃凉州，给藏传佛教僧侣颁发诏书《优礼僧人诏书》。在《优礼僧人诏书》之中忽必烈汗提到了有关接受八思巴的请求对藏传佛教僧侣以“优待”之意，同时可以看出忽必烈汗对八思巴的信赖及对佛教的期待。从元朝帝师的职务责任也可以看出不仅地位高，而且是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掌握全国的一切宗教事务，还是皇帝在宗教方面的精神导师。八思巴示寂后，忽必烈汗给他建造了舍利塔和金顶佛殿。元末顺帝(1328)下诏规定，汉传佛教寺院内要举办八思巴的示寂日法会等，并且必须与释尊的涅槃日以同等规模举办和供奉。汉传佛教高僧德辉法师所著《敕修百丈清规》中有所记载。
三、蒙古文字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关于蒙古文字，一般认为是从畏兀儿字体而来。但佛教也有以下的说法，萨迦班智达黎明时坐禅在定中，以显现一个女子持揉革搔木跪地为契机，即依搔木形创制蒙古文字。从而，这位定中出现的女子被神化成佛菩萨的化现。实际上萨迦班智达以畏兀儿文字为基础，又参考了梵文、藏文的语法等，字形方面模仿了汉文的竖写方式，创制了蒙古文字。萨迦班智达创制的蒙古文字，其字母和单词具有阳性、中性、阴性三种特性。后来，在此基础上，经蒙古族高僧却吉畏赛(Chos kyi od zer 约 1214—1321)细化加工后完成了现在所用的蒙古文字。
却吉畏赛法师在“a，e，i三个元音字母之上增补了，o、u、6、u”四字的闭音节元音字母，词末位置的126子音字母(蒙古语叫segultu usug=debisgertistig)和记录外来语的35个文母，从而完善了蒙古文字。元成宗乌尔吉图汗(Oljeituhanl294—1310在位)时，建立五所译经院，使用却吉畏赛造的蒙古文字，开始翻译藏文《大藏经》的续藏《甘珠尔》(bKaHHgyur)和论藏《丹珠尔》(bsTanHgyur)。却吉畏赛法师称得上是使用蒙古文翻译藏文《大藏经》的开拓者。
忽必烈汗下诏八思巴造出的“蒙古字”(hor yig)，弥补了元朝“一代制度”，元朝公文书等正式使用蒙古字，对树立和维系元朝的国威起了重要作用。
四、蒙藏佛教活佛转世溯源
蒙藏地区佛教的特征之一是设立“乘愿再来”的“转世真者”，活佛转世制度。在蒙藏地区佛教信众的信仰意识中，活佛是诸佛诸菩萨的再来，众生是以善恶业力、烦恼轮回于六道中，所以，蒙藏地区佛教寺院的经营因有无活佛而决定。
除萨迦派以外，藏传佛教其他教派与蒙古帝国有关系的是噶玛噶举派(KarmabkaHrgyudP3)，蒙古帝国的蒙哥汗(MongkeHan，1252-1259在位)曾封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Karmabagsi 1204-1283)为“国师”，并授玉印，总领天下释教的重任，赐金边黑僧帽，尊崇为“噶玛拔希”。“拔希”一词是蒙古语，“老师”、“L-师”之意，以此为契机，蒙古佛教和藏传佛教诸派先后都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即前后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管理内蒙古地区、北京以及包括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黑龙江蒙藏佛教事务的章嘉呼图克图（Zang skya Qutugtu)，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 btsun dam paGutugtu)等大活佛转世系统：这些大活佛对于蒙藏地区政治、宗教、文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并影响着蒙藏僧俗的日常生活，
在蒙藏佛教徒的心目中，能今僧俗信众幸福和解脱的高僧，俗称“呼毕勒罕(Qubilgan)”，汉地佛教徒称“活佛”。“呼毕勒罕”是蒙古语“化身”的意思；蒙藏佛教徒对学修有成就，能够以自己的意愿转世的人，称之为“呼毕勒罕”，(下文顺其习惯叫法，以“活佛”之称代之)。在三大语系佛教中，唯独蒙藏族地区佛教有活佛转世制度。据《藏传佛教》一书载，清朝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册承认的呼图克图(Qutugtu)160人，呼图克图是蒙古语音译，是对上层大活佛之封号。其中，西藏30人，内蒙古57人，蒙古19人，青海和甘肃35人，北京14人。解放初期的1949年至民主改革的1959年之间，仅西藏自治区就有活佛约3000至4000人‘：41。又据《西藏和蒙古的宗教》，1900年之前，仅在蒙古族地区就有转世活佛243人，其中内蒙古地区(包括北京、东北三省的吉林、辽宁、黑龙江)占157人。
从蒙古民族执政的元朝、汉民族执政的明朝、满族执政的清朝三个朝代以来，汉民族受蒙藏佛教的影响甚大。随之，汉民族的僧俗把蒙藏佛教的高僧俗称“老佛爷”(Lao fo ye)“喇嘛爷”(La ma ye )“活佛”（Huo fo)等。特别是称呼“活佛”的叫法最为普遍，自此，凡是蒙藏佛教的高僧几乎都叫成活佛了。
明清时代在蒙藏地区佛教中确立了“活佛转世”制度。在蒙古历史和蒙古佛教史中，影响最大的是号称为弥勒佛化身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btsun dam pa Qutugtu，至尊圣人之意)，蒙古人俗称他为“温都尔格根”undurgegen)，温都尔格根是蒙古语，高贵的圣人之意。1911年12月29日蒙古国独立时，曾一度把他推上了皇帝宝座，年号为“共戴”。
多罗那它尊者(Tarangthal575—1634，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第一世)是著名的《印度佛教史》的作者，藏名为衮嘎宁波(KundgaHsfiingpo欢喜心之意)。多罗那它尊者于1614年，在现西藏自治区拉孜县彭错林区创建了一座达丹彭错林寺((dal ldan phun tshogs gliG)。不久，蒙古的土谢图汗部的阿巴岱汗(AbadaiHan l534—1586)，派人到西藏邀请高僧藏巴汗，于是，就派遣了格鲁派以外的觉囊派的高僧多罗那它尊者前往蒙古传教。万历四十二年(1614)多罗那它尊者到达蒙古后，常驻库伦，即今日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传授佛法和佛教文化。
多罗那它尊者前往蒙古之时，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 tan rgya mtsho1589—1616功德海)赠给多罗那它尊者“迈达理(MaidariY’的称号，迈达理是梵文maitarya的音译，意为弥勒佛。因此，蒙古人都把多罗那它尊者称之为，“迈达理格根(Maidari gegen)”，格根乃蒙古语是指活佛之意，即是说，多罗那它尊者是弥勒佛“乘愿再来”的活佛。多罗那它尊者赴蒙古之后，讲经说法，兴建寺院，受到蒙古王公贵族和民众的欢迎。
多罗那它尊者于1634年，示寂于蒙古的喀尔喀部，在蒙古传教弘法二十余年。第二年土谢图汗衮布恰好生育一子，蒙古各部汗王认定衮布之子为多罗那它尊者“乘愿再来”的转世活佛，将他尊为蒙古地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635—1723)”，此即成为蒙古最大活佛转世之肇始。
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生精进于弘扬佛法，特别是在佛像艺术方面，师尊亲手创作，创造出独具艺术特色的蒙古佛像、菩萨像、阿罗汉像，开拓了蒙古佛教艺术史上的新篇章。
扎纳巴扎尔(Zanabazar乍那巴乍耳)，是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受居士戒即在家戒(obasig sanwar乌巴什戒)的法名。尊师三岁时(1638)，由扎木巴力巴诺们汗(rGyal dpal pa nomon qagan)授的在家戒。由旺希布如勒喇嘛授了出家戒，法名为罗布桑丹贝成勒(bLo bo bzaG bstan baHi phrinlas)。
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罗布桑丹彬多密(1724—1757)是清雍正、乾隆年间出现在蒙古地区的一位著名政教领袖。他为维护祖国统一，平息叛乱，抵制沙俄的分裂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明清时期蒙藏佛教关系
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定都，正式建立了明朝，为明太祖。元朝最后的皇帝，元／烦帝妥惧帖睦尔(ThgonthemUrl333年-1368年在位淤大都北京出走，返回了蒙古草原(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进入了史称的北元时期。
随着元朝的终结，在蒙古地区盛兴弘传的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实力也随之渐渐衰退。萨迦派约在蒙古族地区传播佛教文化约二百多年，为促进蒙古地区的宗教文化起了重大作用。
蒙古地区佛教文化进入明朝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转折。蒙古人主要是与藏传佛教的格鲁派进行了频繁的交流，他们之间的开拓者是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AhanKhan 1507—1582)，格鲁派方面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thso 1543—1588，福德海，以下略称三世达赖喇嘛)。阿勒坦汗与三世达赖喇嘛最初是1578年在青海湖会晤的，后来阿勒坦汗邀请三世达赖喇嘛到现在的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kukekota，汉译为青城之意)，给蒙古佛教信众讲经说法，故称呼和浩特市为“归化城”，意为归依佛教的城市。又在呼和浩特市特为三世达赖喇嘛建造了弥勒寺(汉名“灵觉寺”，蒙古名“美代召”)”，美岱召是由城墙和寺院建筑群组成的塞北蒙古高原堪称一绝的“城寺”。三世达赖喇嘛在此弘扬佛法，讲述经论，为佛教文化在蒙古地区的弘扬起到了推动作用。
阿勒坦汗和三世达赖喇嘛二人互赠了尊号。阿勒坦汗封给三世达赖喇嘛的尊号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以表示对其尊敬。“圣”是梵语的意译，“Ariya'’在佛教裹表示超出世间的高贵人物；“识一切(bukun—iailadugci蒙古语)是蒙藏佛教对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称号”；“瓦齐尔达喇”（vajra-dhara)是梵语的音译，意为“执金刚”，是指蒙藏佛教对密宗方面修行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称号；“达赖(dalai)”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则是藏语“上师”之意。这样，整个尊号合起来意为，在显密两方面皆有成就、超凡人圣、学修知识渊博如大海一样的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名号的由来。三世达赖喇嘛赠给阿勒坦汗的尊号是，“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咱克喇瓦尔第(cakravarti)'’是梵语，转轮王之意，“彻辰汗(secenhan)”是蒙古语，聪明睿智之王的意思，这就是说，阿勒坦汗是像印度著名的转轮圣王一样的伟大的聪明睿智之圣王。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danrgya mtsho 1589—1616，功德海)出生于蒙古族家庭。随之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在蒙古地区迅速传播。阿勒坦汗接受格鲁派教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三世达赖喇嘛的尽心尽力。而且当时蒙古人所追求的宗教意识也接近格鲁派教法的内容，这一教法逐渐替代了蒙古地区原有的博克教(Bogeyin sasin即萨满教的一种)信仰。
阿勒坦汗携三娘子于万历六年(1578)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于青海湖的察布恰勒庙(仰华寺)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阿勒坦汗在仰华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赐予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的称号，正式迎请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到蒙古地区弘扬佛法。三世达赖喇嘛到达蒙古时，阿勒坦汗已圆寂。据《蒙古源流》所载三世达赖喇嘛的行经路线分析，传说中的三世达赖喇嘛曾在灵觉寺坐床还是可信的。万历十六年(1586)，三世达赖喇嘛在内蒙古圆寂，其转世灵童呼毕勒罕，即四世达赖喇嘛是阿勒坦汗的孙子苏木尔岱青之子，名云丹嘉措(Yon dan rgya mtsho l589—1616，功德海)。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长大后，被送回西藏坐床，于是西藏僧界即派迈都哩雅·呼图克图来内蒙古掌教弘扬佛法。这次迎请迈都哩雅·呼图克图(Gutugtu)来灵觉寺主持弥勒佛的开光典礼仪式是由阿勒坦汗的孙媳五兰妣吉主持的，此史实在《蒙古源流》中记载颇详。美岱召即“灵觉寺”的城门石匾上也记下了五兰妣吉修建泰和门的经过，时间均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可知史籍不误。由于迈都哩雅·呼图克图长期在灵觉寺掌教弘扬佛法，人们便称之为“迈都哩雅召”，以后又俗称其为“美岱召”。
据《元史》1291年的记录，在蒙古民族执政的元朝时代，全国约有佛教寺院4万座，僧侣约20万人，即包括汉传佛教和蒙藏佛教寺院。蒙古地区佛教到了清朝，可以称之为黄金时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1662—1820)，蒙古地区的佛教寺院和僧侣人数达到历史上最多的时期。
蒙古地区的佛教寺院既是僧众的修行道场，又是道德教化、慈善事业、民族文化的中心，还是广大人民大众求医的医疗场所。在过去的岁月裹蒙古地区多数人家的男孩中半数以上均出家为僧，由于蒙古人笃信佛教，因而送到佛教寺院为僧的大多是家裹最聪明的孩子。蒙古人认为，送子为僧，全家有相当于塑造了一座金塔(Almnsuburga)一样的福报。佛教寺院中的医药僧院，即是培养医药学人才的场所，又是疗病的场所。医学高僧深得广大农牧民的爱戴和崇敬。
蒙古族地区的佛教寺院又是该地区经济贸易活动的中心。过去，蒙古族地区佛教寺院的形式乃相当于草原的城镇，每年、每月、每个季度几乎都举行盛大的“庙会”，在“庙会”上，蒙古牧民用他们的牛、马、羊及皮毛和肉类等畜产品，交换中原各族商人带来的布匹、茶叶、食盐等物品，这种友好的经济贸易活动，为促进蒙汉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僧侣参与丧事。有关办死者的丧事，因地区和民族的习俗而不同，以此而论蒙古地区的丧葬习俗(蒙古称：Geg u r orosigulga yin yoson)，有自然葬、火葬、土葬、水葬、风葬。一般在大乘佛教徒的宗教意识中，称死亡为往生或成佛，都要延请喇嘛主持超度。这些情况在《蒙古风俗》和《蒙古贞风俗》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摘自《宗风》乙丑·春之卷）
作者：嘉木扬·凯朝
抗锦·官布扎布
抗锦·官布扎布（Gombojab Hangin，1921--1989），美国世界著名蒙古学家，内蒙古人。1941年留日回内蒙古后，先后担任德王政府秘书处德王私人秘书、蒋介石政府察哈尔代表等职。1948年，得到拉铁摩尔的援助移居美国。1948—1953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协助拉铁摩尔的蒙古学发展事业。1953—1964年，加利福尼亚等大学进行深造和讲学。1961年，与其他同事合作，建立了美国蒙古学学会，并当选为该学会执行秘书长和主席，兼任该学会刊物编辑。抗锦先生他们所建立的美国蒙古学学会对美国蒙古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和重要作用，该学会会员目前已多大400多名，主要研究和支持发展美国和蒙古人的文化、科学、教育业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等，抗锦先生直到终身一直主持了该学会的领导工作。1965年，他受聘于印第安那大学工作，1970年获得蒙古学博士学位，1982年成为该大学正式教授。1987年当选为国际蒙古学学会秘书长之一。生前，抗锦先生编写了很多关于蒙古学研究和教学方面的教科书，成为美国科学学会“蒙古计划”的执行者之一和印第安那大学著名的蒙古学专家，主要研究蒙古语言、文学和翻译，撰写了诸多学术著作，特别是在研究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研究方面的成绩很突出。如《蒙英字典》、《蒙英词典》、《蒙古语基础知识》、《一些历史术语的解释》、《尹湛纳希和他的历史小说<青史演义>》、《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1970）、《<青史演义>--尹湛纳希著的蒙古第一部历史小说的研究》（1973，附《青史演义》两部不同手稿的英译章节。1989年在蒙古国去世。
美国蒙古学学会
美国蒙古学学会(The Mongolia Society, Inc., USA):于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同年，在抗锦·官布扎布和斯特尔特等美国著名蒙古学家们的建议和推动下，美国成立了蒙古学学会，成为第一个建立类此学会的西方大国。1987年，美国与蒙古建立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该学会是以研究介绍蒙古和蒙古历史、语言文化为目的的非政治性、非商业性组织。当时委派了以杭锦先生为首的、由7人组成的学会领导组，出台了关于接纳学会成员条件及交纳会费说明等的学会规章制度和委任了学会秘书长、财政管理秘书等。1963年3月，召开了蒙古学学会成员组织会议，正式通过了学会章程，明确指定该学会的职责和目标：1.给美国民众提供关于蒙古人的准确的知识和了解的机会,扶持帮助美国人民与蒙古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建立文化交流关系。2.鼓励美国籍蒙古人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做出杰出的贡献。 3. 搭建对蒙古学感兴趣的一切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的桥梁，协助在蒙古学领域的学术合作。该学会逐渐成为全方位报道关于蒙古古今等事物的中心。1963年秋，为了与学会编辑部合并，学会领导组从纽约搬迁到印第安那大学。从1964年开始，在克吕格尔先生的努力下，编辑出版了学会主要论著集《非定题论著》（The Mongolia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s）和《专题论著》（The Mongolia Society Special Papers）等两种连续出版物。1965年创办了《蒙古学学会消息》（The 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1974年改刊名为《蒙古学研究》（Mongolian Studies, Journal of the Mongolia Society），前后刊载了该学会成员和其他蒙古学家的关于蒙古学各个领域研究方面的较高学术价值的多篇论著。1965年建立帝卢瓦呼图克图奖学金，1992年建立了杭锦·官布扎布奖学金，专门以资鼓励那些在蒙古学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年轻有为的学者。该学会的发展比较快，成立的当年就有了近百人的学会成员，成员的大部分为来自各大学和各国的著名蒙古学家、阿尔泰学家和边缘学科专家。1971年会员增加的二百多名，正式注册成功了《非商业性社团》的法定地位。到1990年时会员增加到三百多名，2005年时增加到四百多名，从此成为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在国际蒙古学学会和英、法、德、加等国家设立分会机构的，与其他蒙古学学会和机构有密切联系的，组织性很强的学术团体。美国蒙古学学会成立以来，多次召开了学会年会和各类型学术讨论会议和协调交流等工作，得到了非凡的学术成果和社会效益。目前美国蒙古学学会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的西方最大的蒙古学科学学会。
2011年2月26日星期六
西藏、蒙古、新疆必将要求更多的自主权，甚至独立
当今伊斯兰世界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危机和石油能源危机。对此中国茉莉花运动号召者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他们必须问答的问题：一是西藏、蒙古、新疆必将要求更多的自主权，甚至独立。二是农民对土地私有化的要求。
国共两党都曾经利用西藏、蒙古和新疆做为棋子，许诺他们独立，然后食言。民族冲突的结果：印度必将联合西藏、伊朗和土耳其必将联手新疆、俄罗斯必将联合蒙古和前苏联境内各国、中国必将联合朝鲜，因此印度、伊朗、俄罗斯和中国必将逐鹿中亚。
因此带来南北韩国的冲突，东部必将美国和日本、台湾拖进泥淖，加上欧美和英联邦在阿富汗的利益和由来已久的伊斯兰文化的冲突，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不可避免。南美和非洲可能会保持中立，但是非洲黑人将会以雇佣军的角色加入。
如果解决得好，不会出现这种混战，最好的结果将会是中国走苏联老大哥的道路，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条件是中国军队保持中立，并且跟埃及一样倾向于民主派，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农民和地产商的冲突必将引发一场新的土地争夺，如果这样的，即使避免世界大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将导致内战不可避免。
国共两党都曾经利用西藏、蒙古和新疆做为棋子，许诺他们独立，然后食言。民族冲突的结果：印度必将联合西藏、伊朗和土耳其必将联手新疆、俄罗斯必将联合蒙古和前苏联境内各国、中国必将联合朝鲜，因此印度、伊朗、俄罗斯和中国必将逐鹿中亚。
因此带来南北韩国的冲突，东部必将美国和日本、台湾拖进泥淖，加上欧美和英联邦在阿富汗的利益和由来已久的伊斯兰文化的冲突，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不可避免。南美和非洲可能会保持中立，但是非洲黑人将会以雇佣军的角色加入。
如果解决得好，不会出现这种混战，最好的结果将会是中国走苏联老大哥的道路，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条件是中国军队保持中立，并且跟埃及一样倾向于民主派，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农民和地产商的冲突必将引发一场新的土地争夺，如果这样的，即使避免世界大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将导致内战不可避免。
阿巴嘎旗玛尼图煤矿将遭灭顶之灾
大自然赐予平坦的草原一个原始而古老的煤矿（玛尼图煤矿）。前几十年一直是小型开采，近几年随着能源的紧张，煤价的暴利，一些私有企业（有无开采证？）的介入，把地下煤搞得天翻地覆慨而慷，几天的开采抵得上过去一年的开采。更有甚者，各私包井口都时行露天开采，把煤矿搞得黑尘飞扬，周边环境一片漆黑，人畜个个生活在被污染了的世界。更不可宽恕的是：露天开采把煤矿弄得到处是高山峻岭，到处是万丈深渊（资源是否正确合理挖掘？）。
如此下去，用不多久煤矿将要寿终正寝。那些开发商令利智昏，现代化机械24小时挖掘，一年的利润大概几千万，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为棚户区改造做点贡献呢？他们把煤矿人可害惨了，污染环境不说，没有地下水吃不说，把居民的房子采得东倒西歪。要不阿巴嘎旗政府为什么要申报棚户区改造项目呢？钱都让政府和煤老板得了（煤矿居民区地下有煤能买很多钱），而棚户区居民又要每平米拿多少钱去买房子呢?笔者静观佳音！
如此下去，用不多久煤矿将要寿终正寝。那些开发商令利智昏，现代化机械24小时挖掘，一年的利润大概几千万，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为棚户区改造做点贡献呢？他们把煤矿人可害惨了，污染环境不说，没有地下水吃不说，把居民的房子采得东倒西歪。要不阿巴嘎旗政府为什么要申报棚户区改造项目呢？钱都让政府和煤老板得了（煤矿居民区地下有煤能买很多钱），而棚户区居民又要每平米拿多少钱去买房子呢?笔者静观佳音！
Inner Mongolian Dissident Hada Detained after Prison Term
Advocating "self-determination of Southern Mongolia",Hada was accused of conspiracy to subvert the state and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 prison. Two mon...
满洲人对蒙古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满洲几乎灭绝了蒙古族!
一般人都以为满洲和蒙古是朋友.，蒙古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也是满洲的伙伴,对满洲给了巨大的支持.然而.满洲人却对他们的恩人,对蒙古人狠下毒手.几乎将蒙古彻底灭族!!诸位请看:
1.满洲人对蒙古族采用减丁政策对各部进行分化瓦解,对于人口比较多和凝聚力比较强的蒙古各部,进行人口控制.比如,科尔沁蒙古的男丁上限是8万,超过的就要杀掉.类似的让蒙古军队打前锋变相减丁的方式更多了.通过这种手段,在清末,蒙古人口从明末的1200万减少的清末的几十万人.这样不是意图灭亡蒙古族是什么?
2对强大的蒙古部落彻底灭绝.清帝先和准葛尔蒙古人结亲麻痹蒙古人.然后伺机发兵灭绝蒙古人.满洲军队攻打蒙古准葛尔部，实行了野蛮的种族灭绝政策。将准葛尔部几十万男人全部杀死!
满洲军队用从西方引进的火炮屠杀英勇的准葛尔人，从此准葛尔成为了一个地名。”。《清高宗实录》和《平定准噶尔方略》中的几段文字；乾隆谕令前线将领：“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此次进兵非同一般，各将厄鲁特彻底剿灭，永绝根株”乾隆对投降部众的安排：“大兵进剿，厄鲁特等自必畏罪投诚。如有前赴巴里坤者，即将伊等头目先行送赴京师，所属人众亦随即移至内地过巴里坤后，其应行剿戮者即行剿戮。所余妻子，酌量分赏官兵，母得稍存姑息”“如稍怀叵测，即移至巴里坤，再令移入肃州，即行诛戮”乾隆还认为：“厄鲁特俱行剪除，回众自必倾心归顺”。前线将领的报告：“尽唤男丁而出，屠 戮有声。”由此可见，清军屠杀不是某些人或某一部的单独随意的行为，而是整个军队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统一行动，屠杀的总指挥就是乾隆，目的就是要对准噶尔部斩尽杀绝。在这场精心策划的屠杀中，几十万准噶尔人惨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鲜血染红了卫拉特草原，准噶尔人遭到了无情的灭族之灾，“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啸亭杂录》卷3）看,满洲人就是这样对待蒙古亲家的!
满洲人对蒙古人犯下的滔天罪行
后金的种族灭绝政策－－“减丁”政策：后金在入主中原成为清朝之前正是蒙古的北元时期，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蒙古人在与满洲人的无数次较量中失败了，但后金也没有取得对蒙古人的绝对优势，蒙古人的游移不定使他们无法从根本上铲除这个让他们寝食难安的民族，但蒙古人自身的四分五裂却给了他们个个击破的可能。于是，一个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政策就这样被满洲人切实地实施到蒙古人身上了，他们定期来到蒙古草原，对高于车轮的男丁一律予以全杀，史书上将这种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政策称为“减丁”。这是满洲人对蒙古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
清对四卫拉特蒙古人的惨杀：卫拉特蒙古人在葛尔丹、策旺阿拉布坦、阿木尔撒纳时期人口已经达到7－80万，准葛尔汗国这个的国家在历史学家手中却成了大清版图的一部分。当然如果没有葛尔丹雄心勃勃的东征可能清就没有吞并准葛尔汗国的口实，然而葛尔丹的失败却为清对卫拉特蒙古人展开吞并和血腥杀光提供了可能，经过这种惨杀之后的卫拉特蒙古人一下子锐减到6000多人，这是卫拉特蒙古人在300年间人口才发展到15万的根本原因所在。这还不算清对青海和硕特蒙古人的屠杀，这是满洲人对蒙古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二。
清对蒙古人的愚民、弱民杀手锏－－宗教：喇嘛教是俺达汗于15世纪引入蒙古社会的，当清建立政权之后正是喇嘛教在蒙古人中大行其道的时侯，清及时洞察到了蒙古人的这一弱点，于是他们致力于控制宗教以征服蒙古人，满洲人语“建一座庙胜十万兵”,出家的蒙古僧众几十万之多。清的这种大力推崇喇嘛教的政策曾经使46.8%的蒙古男性变成了不得生育的喇嘛。这是满洲人对蒙古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三。
清的“以蒙制蒙”政策和“以蒙挡箭”政策：在大清建国之后，逐步被征服的漠南蒙古就成了清对付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的有力武器，从此，无论是来自蒙古方面的或者是任何其他方面的威胁，其首当其冲的就是蒙古人，他们用蒙古人征服了卫拉特蒙古人，用蒙古人征服了和硕特蒙古人，他们用蒙古人对付太平天国，他们用蒙古人对付八国联军。蒙古人就这样在被迫的自相残杀和替人挡箭的过程中消耗殆尽了。这是满洲人对蒙古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之四。
http://mybbaying.blog.163.com/blog/static/9386337720111245628476/
1.满洲人对蒙古族采用减丁政策对各部进行分化瓦解,对于人口比较多和凝聚力比较强的蒙古各部,进行人口控制.比如,科尔沁蒙古的男丁上限是8万,超过的就要杀掉.类似的让蒙古军队打前锋变相减丁的方式更多了.通过这种手段,在清末,蒙古人口从明末的1200万减少的清末的几十万人.这样不是意图灭亡蒙古族是什么?
2对强大的蒙古部落彻底灭绝.清帝先和准葛尔蒙古人结亲麻痹蒙古人.然后伺机发兵灭绝蒙古人.满洲军队攻打蒙古准葛尔部，实行了野蛮的种族灭绝政策。将准葛尔部几十万男人全部杀死!
满洲军队用从西方引进的火炮屠杀英勇的准葛尔人，从此准葛尔成为了一个地名。”。《清高宗实录》和《平定准噶尔方略》中的几段文字；乾隆谕令前线将领：“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此次进兵非同一般，各将厄鲁特彻底剿灭，永绝根株”乾隆对投降部众的安排：“大兵进剿，厄鲁特等自必畏罪投诚。如有前赴巴里坤者，即将伊等头目先行送赴京师，所属人众亦随即移至内地过巴里坤后，其应行剿戮者即行剿戮。所余妻子，酌量分赏官兵，母得稍存姑息”“如稍怀叵测，即移至巴里坤，再令移入肃州，即行诛戮”乾隆还认为：“厄鲁特俱行剪除，回众自必倾心归顺”。前线将领的报告：“尽唤男丁而出，屠 戮有声。”由此可见，清军屠杀不是某些人或某一部的单独随意的行为，而是整个军队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统一行动，屠杀的总指挥就是乾隆，目的就是要对准噶尔部斩尽杀绝。在这场精心策划的屠杀中，几十万准噶尔人惨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鲜血染红了卫拉特草原，准噶尔人遭到了无情的灭族之灾，“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啸亭杂录》卷3）看,满洲人就是这样对待蒙古亲家的!
满洲人对蒙古人犯下的滔天罪行
后金的种族灭绝政策－－“减丁”政策：后金在入主中原成为清朝之前正是蒙古的北元时期，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蒙古人在与满洲人的无数次较量中失败了，但后金也没有取得对蒙古人的绝对优势，蒙古人的游移不定使他们无法从根本上铲除这个让他们寝食难安的民族，但蒙古人自身的四分五裂却给了他们个个击破的可能。于是，一个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政策就这样被满洲人切实地实施到蒙古人身上了，他们定期来到蒙古草原，对高于车轮的男丁一律予以全杀，史书上将这种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政策称为“减丁”。这是满洲人对蒙古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
清对四卫拉特蒙古人的惨杀：卫拉特蒙古人在葛尔丹、策旺阿拉布坦、阿木尔撒纳时期人口已经达到7－80万，准葛尔汗国这个的国家在历史学家手中却成了大清版图的一部分。当然如果没有葛尔丹雄心勃勃的东征可能清就没有吞并准葛尔汗国的口实，然而葛尔丹的失败却为清对卫拉特蒙古人展开吞并和血腥杀光提供了可能，经过这种惨杀之后的卫拉特蒙古人一下子锐减到6000多人，这是卫拉特蒙古人在300年间人口才发展到15万的根本原因所在。这还不算清对青海和硕特蒙古人的屠杀，这是满洲人对蒙古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二。
清对蒙古人的愚民、弱民杀手锏－－宗教：喇嘛教是俺达汗于15世纪引入蒙古社会的，当清建立政权之后正是喇嘛教在蒙古人中大行其道的时侯，清及时洞察到了蒙古人的这一弱点，于是他们致力于控制宗教以征服蒙古人，满洲人语“建一座庙胜十万兵”,出家的蒙古僧众几十万之多。清的这种大力推崇喇嘛教的政策曾经使46.8%的蒙古男性变成了不得生育的喇嘛。这是满洲人对蒙古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三。
清的“以蒙制蒙”政策和“以蒙挡箭”政策：在大清建国之后，逐步被征服的漠南蒙古就成了清对付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的有力武器，从此，无论是来自蒙古方面的或者是任何其他方面的威胁，其首当其冲的就是蒙古人，他们用蒙古人征服了卫拉特蒙古人，用蒙古人征服了和硕特蒙古人，他们用蒙古人对付太平天国，他们用蒙古人对付八国联军。蒙古人就这样在被迫的自相残杀和替人挡箭的过程中消耗殆尽了。这是满洲人对蒙古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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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24日星期四
卫拉特—西蒙古文化变迁
内容简介：卫拉特蒙古，在清代又称额鲁特蒙古或厄鲁特蒙古。明末清初，卫拉特有四部：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土尔扈特西迁后。原附属于杜尔伯特部的辉特部加入四部行列，又组成卫拉特四部。四部中准噶尔和杜尔伯特贵族姓绰罗斯，和硕特贵族姓博尔济吉忒，辉特部贵族姓伊克明安，土尔扈特贵族姓氏史书不载。
卫拉特蒙古各部游牧于巴尔喀什湖的以东以南和湖的周围区域，崇德初年开始与清朝有贸易住来，清廷对于西北边陲的游牧部落是十分重视的。康熙年间噶尔丹入侵喀尔喀，深入内蒙古，兵锋遥指北京，造成对清廷的极大威胁，自康熙朝开始，采用武力征服和政治招降等手段，历经雍正一代，直至乾隆年间才得以征服卫拉特蒙古。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题解
第二节 民族学有关文化变迁研究和理论和方法
第三节 前人关于卫拉特——西蒙古文化的研究
第四节 本课题研究范畴与研究方法
第二章 斡亦刺惕早期文化
第一节 早期居住地
第二节 物质文化
第三节 精神文化
第三章 历史上的卫拉特蒙古位空间变迁
第一节 地域区位的变迁
第二节 人文区位的变迁
第四章 历史上的卫拉特蒙古文化变迁
第一节 经济文化的变迁
第二节 宗教信仰的变迁
第三节 语言文字的变迁
第四节 示制文化的变迁
第五章 青海海西蒙古文化变迁的田野考察
第一节 区域状况
第二节 家庭
第三节 婚姻
第四节 生育
第五节 宗教信仰与丧葬
附录：甘肃省肃北蒙古人文化变迁
第六章 文化变迁的个案研究
第一节 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人文化变迁的个案研究
第二节 内蒙古阿拉善蒙古人文化变迁的个案研究
第七章 跨居国外的卫拉特蒙古文化变迁
第一节 跨居俄罗斯的卫拉特蒙古人及其文化变迁
第二节 跨居其他国家的卫拉特蒙古人及其文化变迁
第八章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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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23日星期三
蒙古的铀矿开采权的争夺战一直在俄罗斯、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
2011年俄罗斯宣布批准同蒙古建立合资企业开采铀矿；俄媒体宣称：俄罗斯在同中国针对蒙古铀矿开采权的争夺战中占了先机。据克里姆林宫新闻局对外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已批准了俄蒙两国间签署的关于建立合资企业开采蒙古境内铀矿的政府间协议，成为首个与蒙古签署联合开采铀矿协议的国家。
俄媒体报道说，针对蒙古的铀矿开采权的争夺战一直在俄罗斯、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为得到铀矿开采权，俄罗斯方面展开了从部长到总理，从合资到免除债务、提供贷款的全方位的出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总经理谢尔盖•基里延科就同蒙古方面讨论关于共同开采铀矿的问题，在乌兰巴托同蒙古国家核能局局长索德诺门•恩赫巴特草签了俄蒙建立合资企业的协议。俄方还为此开出了优惠条件：免除蒙古对俄罗斯的近1.8亿美元债务，还将向蒙古提供一笔1.25亿美元信贷，并针对蒙古传统进口产品开放俄罗斯市场，发放3.75亿卢布的肉、奶产品进口配额等等，这些优惠条件都在蒙古总理2010年12月14日访问莫斯科期间，与俄总理普京落实到了双方签字的协议内。
此外，根据俄蒙间签署的人才培训协议，俄方还将每年为蒙方至少培养15名铀矿勘探、开采专业人才。普京在同蒙古总理的会谈中表示说：“2011年将庆祝两个重要的日子：蒙古独立90周年与俄蒙建交90周年，俄蒙之间的关系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说，中国核工业集团同持有铀矿的开采许可证的加拿大Khan Resources公司达成了收购协议，根据该收购协议，中方将间接获得蒙古铀矿的开采权。但蒙古政府却在获知中加收购协议之后，吊销了加拿大公司的许可证，使得中加两方鸡飞蛋打。蒙古方面还称，加拿大方面因为违反了转让股权必须获得蒙古方面同意的相关法律，许可证将不会被恢复。
据俄原子能公司总经理基里延科透露，俄蒙铀矿开采合资联合将在5个月后建成，合作项目资金将分几个阶段拨付，其中基础阶段将投资3亿美元。
蒙古国铀矿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确立15个战略矿。有资料显示，苏联专家曾在1970年勘查蒙古国铀储量，已探明储量为6万吨，而实际可能铀储量约为数十万吨。
俄媒体报道说，针对蒙古的铀矿开采权的争夺战一直在俄罗斯、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为得到铀矿开采权，俄罗斯方面展开了从部长到总理，从合资到免除债务、提供贷款的全方位的出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总经理谢尔盖•基里延科就同蒙古方面讨论关于共同开采铀矿的问题，在乌兰巴托同蒙古国家核能局局长索德诺门•恩赫巴特草签了俄蒙建立合资企业的协议。俄方还为此开出了优惠条件：免除蒙古对俄罗斯的近1.8亿美元债务，还将向蒙古提供一笔1.25亿美元信贷，并针对蒙古传统进口产品开放俄罗斯市场，发放3.75亿卢布的肉、奶产品进口配额等等，这些优惠条件都在蒙古总理2010年12月14日访问莫斯科期间，与俄总理普京落实到了双方签字的协议内。
此外，根据俄蒙间签署的人才培训协议，俄方还将每年为蒙方至少培养15名铀矿勘探、开采专业人才。普京在同蒙古总理的会谈中表示说：“2011年将庆祝两个重要的日子：蒙古独立90周年与俄蒙建交90周年，俄蒙之间的关系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说，中国核工业集团同持有铀矿的开采许可证的加拿大Khan Resources公司达成了收购协议，根据该收购协议，中方将间接获得蒙古铀矿的开采权。但蒙古政府却在获知中加收购协议之后，吊销了加拿大公司的许可证，使得中加两方鸡飞蛋打。蒙古方面还称，加拿大方面因为违反了转让股权必须获得蒙古方面同意的相关法律，许可证将不会被恢复。
据俄原子能公司总经理基里延科透露，俄蒙铀矿开采合资联合将在5个月后建成，合作项目资金将分几个阶段拨付，其中基础阶段将投资3亿美元。
蒙古国铀矿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确立15个战略矿。有资料显示，苏联专家曾在1970年勘查蒙古国铀储量，已探明储量为6万吨，而实际可能铀储量约为数十万吨。
中国警方日前公布失踪异议人士哈达录像
据法新社星期三报道，中国警方最近公布了失踪的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的一段录像。在录像中，哈达看起来身体健康，但是明显地没有人身自由。
这段录像是总部设在美国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传出的。去年12月10号，哈达在服满15年的刑期后获释，但是随即被警方带走，目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http://www.rfa.org/mandarin/Xinwen/jyxw0223-02232011103316.html
这段录像是总部设在美国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传出的。去年12月10号，哈达在服满15年的刑期后获释，但是随即被警方带走，目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http://www.rfa.org/mandarin/Xinwen/jyxw0223-02232011103316.html
哈达与家人接受访问片段曝光 揭露续遭中国当局禁锢（视频）
内蒙古异见人士哈达被中国当局囚禁15年后，本应在去年12月10号刑满出狱，但至今已超过2个月，他与妻子新娜和儿子维勒斯一家三口仍处于失踪状态，本周一突然有一段1分31秒，他们三人接受访问的短片被人上载到分享网站youtube，片段中哈达透露目前仍被当局禁锢。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建报道。
下载视频
哈达在短片中以蒙古语接受访问，表示是15年来自己首次与妻子和亲人一起过年，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回家之后，把健康问题搞好，言语中透露了目前仍被禁锢，无法回家。
总部设在美国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形容，片段中的哈达看起来老了很多，手上拿着眼镜，显示视力也出现退化，而将有关片段上载到youtube的网民名字，过去则曾被中国国保当局采用。
哈达的妻子新娜在访问中则表示，中国有关领导人已比从前人性化，希望以后还会有进一步改善。她说：“当然，我感谢有关方面，还有，我认为这一届的领导人在思路上，他还是人性化的，比以前好多了，我希望今后更好。”
她还说，有关方面曾找过她谈话，但对她说了甚么，则因片段经过剪接，无从得知。片段中她是这样说的：“前些阵子找我谈过话，我也觉得如果这么做的话，好多人就好解决了，我认为这是开明的、明智的、符合现代思维的，我们看电视看到贾庆林的讲话，我们就感觉到内容很好，不是以往那种调子，这就是表明中国这届领导人在民族问题上，他有一个好的认识，这里面和我谈的基本问题是一样的。”
而哈达的儿子维勒斯在访问中则表示，等了15年终于等到一家团聚，感谢那么多年来亲戚朋友们的关心。他说：“15年来我们的等待终于是等来了今天，谢谢这么多年来关心我们一家人的这些人。然后，我们能有今天，跟很多亲戚朋友，或者是很多朋友的关心是离不开的。”
流亡日本的内蒙古人民党秘书长忽必思嘎拉图估计，片段是中国有关当局放上网作为宣传之用的，但同时却暴露了他们一家人其实仍遭到禁锢。他本周三向本台表示：“那是给外面看的，就是说在春节时候，哈达跟家人还能一起过春节，其实增加他在内蒙古军区，招待所的饭店拘留的（事实），跟最初公开照片的地点都一样嘛。”
他还估计，哈达一家人是在有关当局的威胁下，对中国领导人表态支持，而他们愿意这样做，也是希望能够早点重获自由。他说：“既然是春节过年，应该是欢欢乐乐的嘛，三个人表情非常僵硬，尤其是哈达，用蒙语讲的那句话，看得出来他的心态。”
忽必思嘎拉图还表示，有关片段是在本周一被放上网的，不排除与刚过去的周日，中国多个城市有人响应“茉莉花革命”上街表态有关，而事实上，近日他与内蒙古的一些人士联系，也同样遇上障碍。他说：“我从日本往内蒙的同事转送相关茉莉花的新闻时，内蒙都显示不了，我通过Messenger甚么的给他们贴过去，他们说是看不到嘛。”
有分析也认为，继山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被软禁的片段，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住所传送的讯息相继曝光后，哈达接受采访的片段也被放了上网，是中国当局有意分散外界对“茉莉花革命”的关注。
哈达是中国一次性坐牢时间最久的异见人士之一，他因为主张「争取南蒙自决」，被当局以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和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等罪名判监禁15年。本应在去年12月10号刑满出狱，网上随后也流传了哈达与妻子新娜和儿子维勒斯团聚的照片，以及哈达与舅舅会面的短片，但哈达一家三口就从没有正式公开露面。
哈达出狱后一家人仍被禁锢的消息，引起了许多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见人士和蒙古族人权人士的关注，曾发起连串抗议活动，而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也敦促中国当局尽快释放哈达和他的家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建的采访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ada-022320111137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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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在短片中以蒙古语接受访问，表示是15年来自己首次与妻子和亲人一起过年，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回家之后，把健康问题搞好，言语中透露了目前仍被禁锢，无法回家。
总部设在美国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形容，片段中的哈达看起来老了很多，手上拿着眼镜，显示视力也出现退化，而将有关片段上载到youtube的网民名字，过去则曾被中国国保当局采用。
哈达的妻子新娜在访问中则表示，中国有关领导人已比从前人性化，希望以后还会有进一步改善。她说：“当然，我感谢有关方面，还有，我认为这一届的领导人在思路上，他还是人性化的，比以前好多了，我希望今后更好。”
她还说，有关方面曾找过她谈话，但对她说了甚么，则因片段经过剪接，无从得知。片段中她是这样说的：“前些阵子找我谈过话，我也觉得如果这么做的话，好多人就好解决了，我认为这是开明的、明智的、符合现代思维的，我们看电视看到贾庆林的讲话，我们就感觉到内容很好，不是以往那种调子，这就是表明中国这届领导人在民族问题上，他有一个好的认识，这里面和我谈的基本问题是一样的。”
而哈达的儿子维勒斯在访问中则表示，等了15年终于等到一家团聚，感谢那么多年来亲戚朋友们的关心。他说：“15年来我们的等待终于是等来了今天，谢谢这么多年来关心我们一家人的这些人。然后，我们能有今天，跟很多亲戚朋友，或者是很多朋友的关心是离不开的。”
流亡日本的内蒙古人民党秘书长忽必思嘎拉图估计，片段是中国有关当局放上网作为宣传之用的，但同时却暴露了他们一家人其实仍遭到禁锢。他本周三向本台表示：“那是给外面看的，就是说在春节时候，哈达跟家人还能一起过春节，其实增加他在内蒙古军区，招待所的饭店拘留的（事实），跟最初公开照片的地点都一样嘛。”
他还估计，哈达一家人是在有关当局的威胁下，对中国领导人表态支持，而他们愿意这样做，也是希望能够早点重获自由。他说：“既然是春节过年，应该是欢欢乐乐的嘛，三个人表情非常僵硬，尤其是哈达，用蒙语讲的那句话，看得出来他的心态。”
忽必思嘎拉图还表示，有关片段是在本周一被放上网的，不排除与刚过去的周日，中国多个城市有人响应“茉莉花革命”上街表态有关，而事实上，近日他与内蒙古的一些人士联系，也同样遇上障碍。他说：“我从日本往内蒙的同事转送相关茉莉花的新闻时，内蒙都显示不了，我通过Messenger甚么的给他们贴过去，他们说是看不到嘛。”
有分析也认为，继山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被软禁的片段，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住所传送的讯息相继曝光后，哈达接受采访的片段也被放了上网，是中国当局有意分散外界对“茉莉花革命”的关注。
哈达是中国一次性坐牢时间最久的异见人士之一，他因为主张「争取南蒙自决」，被当局以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和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等罪名判监禁15年。本应在去年12月10号刑满出狱，网上随后也流传了哈达与妻子新娜和儿子维勒斯团聚的照片，以及哈达与舅舅会面的短片，但哈达一家三口就从没有正式公开露面。
哈达出狱后一家人仍被禁锢的消息，引起了许多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见人士和蒙古族人权人士的关注，曾发起连串抗议活动，而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也敦促中国当局尽快释放哈达和他的家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建的采访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ada-02232011113710.html
蒙藏往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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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旨意，道尔吉耶夫在彼得堡建立的藏传佛教寺院 |
三、世间八法的纠葛
据说，世间凡夫与佛门修行人之间的一项根本不同，就在于能否超越“得失乐苦称讥誉毁”即“世间八法”的纠葛。也就是说，能否超越获得与失去，能否看破快乐与痛苦，能否漠视赞同与反对，能否对赞美与诋毁无动于衷，是衡量俗人和僧人的重要尺度之一。你会因涨工资而高兴吗？ 你会因丢了钱包而沮丧吗？你会因自己国家的强大而振奋吗？你会因亡国而悲愤吗？这就是俗人，是被“世间八法”所左右的凡夫。而修行人，心里却只有佛法，没有世间八法。如来佛，常常被当作超越了“世间八法”的典范来告诫佛家弟子。据《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四十四卷十一页里说：“如何世尊超世八法？答：如来虽遇利等四法；而不生于高欢喜爱。如来虽遇衰等四法；而不生于下戚忧恚。由此名超。故称不染。非谓无漏，立不染名。如妙高山，住金轮上，八方猛风不能倾动。诸佛亦尔。住净尸罗，世间八法不能倾动。”
然而，道尔吉耶夫却没有摆脱掉“得失”（图伯特国家利益）对自己的困扰和纠葛。藏地独立的实现和维持（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成了他佛法修行之外的一项重大人生目标。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1900年代的藏地在事实上是独立的，道尔吉耶夫与噶厦政府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只是想通过条约的形式来给这种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赋予某种国际法层面的确认而已。也许，道尔吉耶夫可以超越“称讥誉毁”四法，可以不在乎来自英国人的无端诽谤，也可以不在乎来自中国人的恶意中伤。但是，当独立的图伯特遭到任何一个周边大国的入侵时，他却超越不了沮丧颓唐；当他看到维持并实现图伯特独立的外交可能性时，他也超越不了欣喜若狂。他既是僧侣，又是外交官；既是佛教徒，又是世俗爱国主义者。他本该静下心来诵经读书，却不得不在各种外交游戏中纵横捭阖。这种双重身份，一直困扰着道尔吉耶夫，使他成为一个无法彻底超越世间八法的苦恼僧人。
不过，这种心灵的困扰并没有扼杀道尔吉耶夫对佛学的才能。虽然很多中国人对道尔吉耶夫总是持否定诋毁态度，一位叫肖继业的中国学者对道尔吉耶夫的攻击口吻还算比较委婉，在《中国科技纵横》2005年03期发表的论文《藏传佛教在俄罗斯》里开场便说：“俄罗斯的佛教史上，有位颇有争议又很富传奇色彩的喇嘛，名叫多吉耶夫（道尔吉耶夫）。他是一个很有分量而又有历史性色彩的人物。” 不过，肖对道尔吉耶夫佛学造诣的描述正好验证了达赖喇嘛对道尔吉耶夫“是一个优秀的学者”的评价：“1886年在哲蚌寺学佛六年后，他得到‘格西’（相当于佛学博士）的最高头衔，并且被指派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宗教顾问，时间长达十年之久。” 但是，作者似乎并没有被道尔吉耶夫的虔诚和才智所打动，也没有钦佩他获得“格西”头衔，反而把这长达六年的佛法学习以及后来对十三世达赖喇嘛长达十年的辅佐解释为“成功地打入了西藏政权的上层后，他利用便利，为沙皇俄国搜集情报。”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些诬蔑字句还是颇有文革味道的，却没有丝毫逻辑推理和资料考证。
还好，在谈及他的佛学“格西”殊荣之后，肖并没有忘记描述一下道尔吉耶夫的外交才能：“这位熟知西藏，雄辩滔滔的布里亚特人频繁地在西藏，俄罗斯的外交关系中穿针引线，使得他备受重视。在宗教界看来，他是一位为了佛教传播不遗余力有胆有识的圣人。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给了他5万银币，授权他在沙俄首都圣彼得堡建寺。尽管希腊正教教会（应为俄国东正教会？）强烈反对，但Kalachahakra寺院还是在1915年落成。这是第一座在欧洲国家首都实践佛教仪礼的佛寺，它融合了西藏，蒙古及欧洲的建筑特色，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法会，是当地佛教活动与文化中心。每值佛事，都城里为数不少的布里亚特人及卡尔梅克人都会举家前往，同时它也引起东方研究院佛学学者的关注。1938年，这座位于滨海大街91号的喇嘛庙被苏联政府收归国有，先后由军医院，电台，动物研究所占用，直到1989年才交还给佛教教会。”
在以上这段文字里，如果肖不得不承认道尔吉耶夫对佛教的虔诚和贡献，那么下一段描述更明确地肯定了道尔吉耶夫对佛教的誓死捍卫：“苏联建立初期，当政府镇压基督教会，批驳有神论的时候，由于多吉耶夫颇具辩才，机智地声称佛教非但不是有神论，而且提倡利他的人生观，曾使佛教暂免一劫，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境内依然寺院林立。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执政，任凭多吉耶夫再口若悬河也于事无补。1923年多吉耶夫被捕，次年死在监狱里。” 这里虽然没有提及道尔吉耶夫被捕的具体原因，但另一位中国学者房建昌所著《苏联西藏学小史》里的描述却给了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在斯大林时代，由于他仍然狂热地从事西藏佛教的传播，被认为从事有损于共产主义的宣传，锒铛入狱，最后以八十九岁的高龄病死于乌兰乌德的牢房里。” 这就是被某些人诬蔑为间谍的老人，一个虔诚的信者，一个睿智的高僧，一个在血雨腥风的世界里不肯放弃彼岸追求的人，一个在共产主义的风暴中不肯放弃弘扬佛法的人，他最后被捕的原因是“仍然狂热地从事西藏佛教的传播”。
回到《达赖喇嘛的外交官----道尔吉耶夫》里对道尔吉耶夫在1900年到达日本长崎时所作的描述：“一个四十出头，精力充沛的男人。他体格强健，皮肤黝黑，目光敏锐，头颅巨大。不过，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那刚毅的棱角鲜明的下颚，仿佛映衬着他的不屈个性与坚定意志。”
道尔吉耶夫，达赖喇嘛的外交官，在长崎做了短暂停留后，肩负着西藏政府的重托，搭上了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客船，从一个列强之国前往另一个列强之国。身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僧侣，弘扬佛法是他责无旁贷的使命；而身为一名外交官，他却不得不在列强之间周旋，施展其外交才能，尽可能维护西藏政府的最大利益。在“上帝死了”的世界，他不得不穿行于此岸与彼岸之间。在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年代，他不得不往复于僧俗两界，以一个僧侣的身份在世俗世界里纵横捭阖，施展政治外交手腕，拉拢依靠某个列强，来对抗更危险的对手，维护西藏最大的政治外交利益。
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居然不得不在“利益争斗”中左右斡旋，显然违背了超越俗人的“世间八法”（得失苦乐称讥誉毁）的教义。毕竟，世间八法的第一项便是不为“利益”所动。如来佛超越了世间八法，能够不为利益所动，而道尔吉耶夫却在追求西藏的政治利益和外交利益，费尽心机谋求西藏的独立。可以想象，道尔吉耶夫心中的“理想世界”与他所直面的“现实世界”里，各有其难以割舍的东西。他虽然笃信佛法，却无法抛开世俗政治目标。这让人想起同样徘徊于僧俗两界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想起他那首著名的情诗：“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的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多情善感的仓央嘉措，心里装着佛法，也装着儿女情长；热爱西藏的道尔吉耶夫，心里装着佛法，却也装着西藏独立之梦。作为佛教僧侣，俩人都有各自的内心困惑。
1900年8月，轮船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道尔吉耶夫踏上了俄罗斯帝国的疆土。这是他第二次穿越欧亚大陆，往返于拉萨和彼得堡之间。道尔吉耶夫在自传里对自己忙于外交奔波的一生作出这样的描述：“一个被世间八法之魔所擒获的迷惘流浪的僧人”。这句话，既是他对自己徘徊于僧俗两界之人生的最终定义，也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迷惘与纠葛。不难看出，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专心致志地研修佛法啊，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远离世间八法啊。但是，时代却没有成全他。（未完）
http://woeser.middle-way.net/
2011年2月22日星期二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就国际互联网自由问题发表讲话（全文）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即时发布 2011年2月15日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互联网的是与非：网络世界的选择与挑战”为题发表讲话 2011年2月15日
乔治∙华盛顿大学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国务卿克林顿: 非常感谢大家，下午好。十分高兴能再次来到乔治∙华盛顿大学，过去近20年时间里，我在不同的背景下在这里度过了不少时光。我要特别感谢纳普（Knapp）校长和勒曼（Lerman）教务长，因为这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来阐述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关注，而且我知道也引起了这样的关注。或许在我今天的演说中，我们可以开始一场更加热烈的辩论，对我们从电视机上实时看到的需求作出反应。
1月28日午夜过后几分钟，整个埃及的互联网被屏蔽。在此前四天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埃及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有一个新政府。整个世界，从电视机上、手提电脑上、手机上和智能手机上注视着局势的每一步发展。来自埃及的图片和视频在网上大量涌现。通过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新闻记者传递现场报道。抗议民众协调下一步的行动。各阶层公民在国家的这一历史关头相互交流着希望与担忧。
世界各地亿万人民作出了实时反应：“你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们同你们在一起。”而后，政府动用了切断机制。手机服务中断，电视卫星信号遭到干扰，几乎整个国家都无法上网。政府不愿意人民相互交流，不愿意让新闻媒体向公众传递消息，当然不愿意让全世界目击一切。
埃及发生的事件让人们联想起18个月以前在伊朗发生的另一次抗议活动，那时，在有争议的选举结束后，成千上万的民众举行了游行。伊朗的抗议者也通过网站进行组织。手机拍摄的一个视频显示一位名叫妮达（Neda）的女青年被一名准军事部队成员打死，在几个小时内，各地的人都看到了这个视频。
伊朗当局也利用了技术。革命卫队（Revolutionary Guard）通过查找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成员的网上档案追踪他们。而且，如同埃及，伊朗政府曾一度完全关闭互联网和移动网络。在当局查抄抗议者住宅，袭击大学宿舍，实施大规模逮捕，虐待并向人群射击后，抗议活动终止。
但在埃及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尽管网络被关闭，但抗议活动继续进行。人们通过传单和口头传话组织示威游行，他们使用拨号调制解调器和传真机与世界联络。五天后，政府的行动有所收敛，人们在埃及又可以上网了。随后，埃及当局力图通过互联网控制抗议活动，下令移动电话公司发亲政府短信，逮捕博文作者和抗议活动的网络组织者。然而，在抗议活动进行了18天之后，政府失败，总统辞职。
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和在伊朗发生的事情——伊朗本周再次使用暴力对付争取基本自由的抗议民众——远非仅仅事关互联网。在这两种情况中，人们都是因为对生活中的政治与经济条件的极度不满而举行抗议。他们上街游行，高呼口号，而当局则跟踪、阻止和逮捕他们。这些都不是互联网所为，而是人的作为。在这两个国家，公民和当局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反映了互联技术的力量——它一方面发挥了加速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又成为扼杀或压制这一变革的手段。
目前，一些方面正在就互联网是一种解放力量还是压制力量展开辩论。但我认为，这样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不得要领。埃及之所以鼓舞人心并非因为他们使用推特作为联络手段，而是因为人们走到一起，坚持要求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伊朗的情况之所以恶劣并非因为伊朗当局使用脸谱来跟踪和逮捕反对派人士，而是因为其政府时时侵犯伊朗人民的权利。
因此，无论这些行动让我们倍受鼓舞或义愤填膺，均是我们的价值观使然，包括我们作为人类的尊严感、由此衍生的各种权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项原则。正是这些价值观驱动我们去思考我们前行的道路。现在有20亿人上网，接近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我们来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活在不同类型的政体之下，抱有各种不同的信仰；然而，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重要方面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
互联网已经成为21世纪的公共场所——世界的公民广场、课堂、市场、咖啡馆和夜总会，我们所有20亿网民以及每时每刻还在增加的人们都对互联网上发生的事情产生影响，同时也受其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挑战。为了保持一个能够给世界带来最大利益的互联网，我们必须认真讨论一下有关指导原则：现有哪些规则、哪些规则不应当存在、理由是什么；哪些行为应加以鼓励或阻止，如何去做。
此处的目的不是要告诉人们如何使用互联网，一如我们不应告诉人们如何使用任何公共广场，无论是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还是时报广场（Times Square）。这些公共场所的价值来自于人们能够在那里从事的各种活动，无论是举行一次集会、出售蔬菜、或是私下交谈。这些场所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互联网提供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平台，它并不也绝不应当服务于某一特定议程。但是，如果全世界的人们每天要在网上走到一起，进行安全与富有成果的活动，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愿景来指导我们。
一年前，作为该愿景的一个起点，我曾呼吁全球承诺保障互联网自由，以保护网上的人权，就如同我们在网络以外保护人权一样。个人自由表达其观点的权利、向领导人请愿的权利、基于他们的信仰进行礼拜的权利——这些都是普世权利，无论是在公共广场还是在私人博客中行使。集会与结社自由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常常在网上聚集起来谋求共同利益，正如聚集在教堂或工会大厅一样。
我把网络上的表达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共同称为相互联络的自由。美国支持世界各地人民享有这一自由，我们呼吁其他国家也这样做。因为我们希望人们有机会行使这种自由。我们也支持让更多人上网。另外，由于互联网必须平稳、可靠地运行才有价值，我们支持当今由多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使互联网能够经受跨越网络、边界和区域的各种形式的干扰而始终保持畅通。
在我讲话后的一年来，全世界人民继续使用互联网来解决共同的问题，并在网上揭露政府腐败，俄罗斯的民众在网上跟踪荒火并组织起志愿消防队，叙利亚的孩子们利用“脸谱网”(Facebook)揭露老师对他们的虐待，中国的网民在互联网上组织帮助父母们寻找失踪孩子的大规模活动。
与此同时，互联网继续在许多国家受到多种限制。在中国，政府审查互联网内容，把搜索请求重新定向到错误页面；在缅甸，独立的新闻网站被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所破坏；在古巴，政府正试图建立一个全国内联网，而不让其公民进入全球性的互联网；在越南，批评政府的博客作者遭到逮捕和凌辱；在伊朗，当局封锁反对派和新闻媒体的网站，打击社交媒体，并为迫害其公民在网上窃取他们的个人身份资料。
这些行为反映出一种复杂且极不稳定的局面，在以后数年中，随着更多的数以十亿计的人们与互联网连接，情势必将变得更为严重。我们今天所作的选择将决定未来互联网的面貌。企业必须选择是否以及如何进入那些互联网受到限制的地区的市场；人们必须选择在网上如何规范自己的行动、哪些信息可以与人共享以及与谁共享、哪些观点可以表达以及如何表达；各国政府则必须选择是否履行它们保护言论、集会与结社自由的承诺。
对于美国而言，选择一清二楚。在互联网自由的尺度上，我们将自己置于开放的一端。我们认识到开放的互联网会带来种种挑战。它要求有基本规则，防范不端和有害行为。就像所有自由一样，互联网自由也会引起紧张，但是我们相信其利大于弊。
今天我想要讨论几个我们在保护与捍卫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时必须应对的挑战。我会率先指出，我本人或者美国政府都没有全部的答案。我们甚至不确定我们知道全部的问题。但我们致力提出问题，协助引导对话，不仅捍卫普世原则，也捍卫我们人民和伙伴的利益。
第一个挑战是实现自由与安全。自由与安全通常被视作平等而对立：拥有其中一个越多，另一个就相对越少。事实上，我认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没有安全，自由是脆弱的。没有自由，安全是压制性的。我们的挑战在于找到恰当的尺度：有足够的安全让我们享有自由，但不使其过多或过少而危害自由。
为互联网找出这种恰当尺度至关重要，因为带给互联网史无前例的力量的那些特征——开放、平等效应、广度与速度——也能让有害行为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恐怖份子和极端份子集团利用互联网来吸收成员、策划和发起攻击。人贩子利用互联网来寻找及诱拐新的受害者使之沦为现代奴隶。儿童色情狂通过互联网利用儿童。骇客闯入金融机构、移动电话网络以及个人电子邮件帐户。
因此，我们需要有成功的战略来打击这些以及其他威胁，但又不至于限制互联网最了不起的特征——开放。美国正在网上积极追查与遏止犯罪份子和恐怖份子的活动。我们投资于本国的网络安全，旨在既预防网络事件，也减少它们的影响。我们正在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打击网络空间的跨国犯罪。美国政府倾注投资，协助其他国家培养各自的执法实力。我们也批准了《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Budapest Cybercrime Convention）。该公约确定出各国必须采取的步骤，以确保互联网不被犯罪份子与恐怖份子利用，同时仍然保护本国公民的自由。
在我们竭力防范攻击或逮捕犯罪份子的同时，我们继续坚持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美国有决心制止网上和网下的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在这两个领域中，我们都将依照我们的法律和价值观来追求这些目标。
然而，其他人采取了不同的途径。安全经常被用来作为蛮横镇压自由的借口。这种战术在数字时代并非新技俩，但是随着互联网赋予政府新的能力来追查及惩罚维权人士和政治异议人士，它现在带来新的影响。那些逮捕博客作者、窥探公民的和平活动、限制公民上网的政府，可能宣称这是出于安全原因。按照他们的定义，这也许甚至是诚心实意的。但是他们采取的是错误路线。那些箝制互联网自由的政府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使人民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但不可能永久。
第二个挑战在于既保护透明度，也保护机密。互联网强大的透明文化是基于它能够使各种各样的信息唾手可得。然而，除了作为公共空间外，互联网也是私人交流的渠道。要使这一点得以继续，就必须能够保护在线的机密交流。设想一下人们和组织机构依靠保密交流来运作的种种方式。企业开发新产品以便领先同业时会举行秘密商谈。新闻记者对某些具体的信息来源予以保密，以保护他们不被曝光或遭到报复。政府也仰赖网上和网下的机密交流。联机技术的存在可能使保密更加困难，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保密的需要。
我知道，近几个月来因为“维基解密”（WikiLeaks）的缘故，政府的保密工作已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但从许多方面看，这方面的议论并不切实际。从根本上看，“维基解密”事件一开始就是一种盗窃行为。政府文件遭到盗窃，如同有人用公文包偷走文件一样。有人认为，这样的盗窃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政府有责任使我们的一切工作在我国公民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进行。对此，恕我不敢苟同。如果我们行动的每一步都必须公诸于众，则美国既不能为我国公民提供安全保障，又不能促进全世界的人权和民主。保密通讯使我国政府有可能顺利开展工作，否则将一事无成。
请考虑一下我们与前苏联诸国为保障流失核材料的安全共同进行的工作。由于我们对具体细节实行保密，恐怖主义分子或罪犯就不太可能找到并盗走核材料为他们自己所用。再考虑一下 “维基解密”公诸于众的文件内容。在不考虑任何具体文件是否真实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维基解密”公布的许多电文都与全世界各地的人权工作有关。我们的外交人员与维权人士、新闻记者和公民密切合作，共同抵制专制政府的恶行。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维基解密”公布这些外交电文，增加了人们面临的危险。
保密工作对于上述这类行动至关重要，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因为只要敲击键盘就可以把能够造成危险的信息发往世界各地。当然，各国政府也有责任保持透明。我们获得人民的许可进行治理，但这种许可必须在了解工作性质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因此，对于在什么情况下还不能向公众公布我们的工作内容，我们必须有明智的判断。我们必须经常审查我们的标准，坚持严格的标准。在美国，我们有各种法律，保证政府的工作向人民公开。奧巴馬政府还启动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计划，在网上公布政府的有关资料，目的是鼓励公民参与，普遍提高政府的开放程度。
美国政府为保护美国，为保障我国人民的自由及支持全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拥有的能力，取决于哪些情况需要公开及哪些情况应该而且必须不予公开，对两者需要进行权衡。这杆天平应该而且将始终向公开化倾斜，但天平完全倾向一边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我需要明确一点。我说过“维基解密”事件一开始就是一种盗窃行为，这种做法如同有人用公文包偷走文件一样。我们批评“维基解密”的行为，并不是因为它使用了互联网。我们致力于互联网自由的承诺不因“维基解密”受到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最后还要说一句：在泄密事件发生后的一些日子里，有报道说美国政府进行了干预，强迫民营企业拒绝向“维基解密”提供服务。情况并非如此。现在，有些政治人士和专家学者公开号召企业断绝与“维基解密”的关系，而其他人则批评他们这种做法。公务员是我国公开辩论中的组成部分，但表达意见与强制行动仍然有区别。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观或执行涉及“维基解密”的决策，工商业可能已经作出的业务决定并非按照奧巴馬政府的指令行事。
第三个挑战是，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同时采取包容和谦和的态度。我不需要告诉在座各位：互联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言论 -- 虚假的、 攻击性的、 煽动性的、新奇的、真实的和美好的，应有尽有。
互联网上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意见和想法，既说明了互联网的开放性，又反映了我们人类的多样性。在互联网上，每一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保护所有人的言论自由。但我们说的话会产生后果。仇视性或诽谤性的话语有可能煽起敌对情绪，加深分裂并引发暴力行为。这股力量在互联网上得到提升。偏执的言论往往会被扩大，达到无法收回的地步。当然，因特网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化解分歧、建立信任和理解的特殊空间。
一些人认为，为了鼓励宽容，政府必须封杀煽动仇恨的观点。我们认为，限制言论的措施很少奏效，往往还会成为侵犯言论自由的借口。相反，历史一再证明，对付恶意言论的更好办法是鼓励更多的言论。人们能够也应该公开反对不宽容与仇恨。通过自由辩论，那些 有价值的观点一般会得到加强，而站不住脚的观点和错误的观点一般会被淘汰，这一过程或许不会立即完成，但终将如此。
这种做法虽然不会立刻使每一个煽动仇恨的观点丧失欺骗性或说服每一位偏执狂改变想法，但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认识到，这种做法的效果远胜于任何其他做法。删除文字、封杀内容、逮捕发表意见的人，这些行为压抑言论，但并不触及所表达的思想。这只会迫使持那些观点的人们走向边缘，其结果是他们的信念加深，也不会受到挑战。
去年夏天，美国负责追踪和打击反犹太主义活动的特使汉娜·罗森塔尔（Hannah Rosenthal）率领美国伊玛目和穆斯林领袖代表团访问了达豪（Dachau）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中有许多人曾不承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没有人谴责否认大屠杀的言论。然而通过参观这些集中营，他们表示愿意听取不同观点。此行产生了实效。他们在一起祈祷，他们用笔留下和平的祝愿，游客留言簿中的许多文字是用阿拉伯语写成。参观结束时，他们宣读了一份共同起草和签名的声明，毫无保留地谴责否认大屠杀的言论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反犹太行为。
思想交流的平台发挥了作用。这些领袖人物并未因其过去的立场遭到逮捕或被勒令保持沉默，他们的清真寺没有被关闭。国家并没有用暴力迫使他们就范。人们只是向他们陈述事实，与他们沟通和交换看法。
美国根据法规以及我们的国际义务对某些类别的言论加以限制。我们有关于诽谤和诋毁、损害名誉以及直接煽动暴力的言论的法规。不过，我们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执行这些法规，而且公民有权就这些法规的具体实施提出上诉。即使大部分人认为某一言论具有侵犯性，我们也不加以限制。的确，历史上基于我们今天看来是错误的理由禁止某种观点的例子不胜枚举。人们曾因为否认君权神授或呼吁不分种族、性别或宗教人人平等而受到处罚。此类限制手段可能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观点，今天，类似的限制在世界上某些地区依然存在。
然而，在网络言论方面，美国选择恪守我们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原则。我们敦促我国人民言语文明，认识到其网络语言的威力及影响力。我们在本国目睹了网上的恃强凌弱言行所造成的可怕而悲惨的后果。我们这些在政府中任职的人员应该作出表率，这体现于我们所确定的基调和倡导的思想。不过，作出表率还意味着帮助别人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干涉和剥夺那些选择。我们以法律的力量保护言论自由，我们借助理性的力量战胜仇恨。
这三大原则并非总是能够毫不费力地同时得到促进。它们会导致紧张关系，构成挑战。但是，我们不必作出取舍。自由与安全、透明度与保密性、言论自由与宽容——这些要素共同奠定了自由、开放、稳定的社会以及自由、开放、稳定的因特网，使普世人权得到尊重，也为更大进步和长久繁荣创造空间。
有些国家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剥夺网上权利，竭力筑起永久的墙壁，把经济交流、政治讨论、宗教表达、社会互动等不同类别的活动隔离开来。这些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保留或压制网络活动。然而这并非易事。搜索引擎将商家与新顾客连接起来，还通过传递和组织新闻信息吸引用户。社交网络并不仅仅是朋友们分享图片的空间，人们借此交流政治观点，支持社会公益活动，或联络专业人员就新的商机进行合作。
至于那些分割互联网、封锁政治内容或从总体上禁止某些类别的意见表达的墙壁、或允许某些形式的和平集会但禁止其他形式的和平集会、或恐吓人民不让他们表达其想法的屏障，竖立起来很容易，但长期维持就没那么容易，不只是因为人类的智慧会找到绕过和穿越它们的方法，还因为互联网并没有分成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互联网，互联网只有一个。要把企图改变这一现实的屏障维持下去需付出各种代价，包括道德、政治和经济代价。短期内一些国家也许能够承受这些代价，但我们相信长期维持下去是不可能的。试图在商业上开放而禁止自由表达是要在多方面付出机会代价的，包括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政治稳定性、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潜力。
当国家限制互联网的自由时，它们也限制了自己的经济前途。它们的年轻人不能充分了解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对话和辩论，不能充分看到激励人们推陈出新的自由追求。禁止对官员进行批评使政府更容易腐败，从而带来有长期影响的经济扭曲。法治下的思想自由和公平竞争是激发经济创新的要素。
所以，不足为奇的是，由70多家企业组成的欧美商业理事会（European-American Business Council)上周发表了一项强有力的支持互联网自由的声明。如果你在大力推行政治审查和监视政策的国家投资，你的网站可能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被关闭，你的服务器可能被政府非法侵入，你的设计可能被盗窃，你的工作人员可能因为不遵守某项出于政治动机的命令面临被逮捕或驱逐出境的威胁。在未来某个时间，这种情况给你的利润和信誉带来的风险将大于潜在的回报，特别是在其他地方的市场出现机会的时候。
就此而言，有些人会指出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似乎是一种例外，在那里，互联网受到严厉审查，经济增长却依然强劲。显然，有许多企业愿意接受严格的互联网政策而进入这些市场。而在短期内——甚至也许在中期——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成功地维持一个被分割的互联网。但是，这些限制将带来长远的代价，最终成为一个抑制增长和发展的绞索。
政治上也会有代价。让我们看一下突尼斯，该国的网络经济活动是与欧洲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网络审查与中国和伊朗不相上下。突尼斯一度把互联网分为经济互联网和“包罗所有其他内容”的互联网，最终无法持续。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以各种方式使用连接技术，组织起来，讨论他们感到不满意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知，其结果是激发了一场导致革命性变革的运动。叙利亚政府也在试图解决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就在上周，政府三年来首次取消了对脸谱网（Facebook)和优兔网(Youtube）的禁令。但昨天，一位十几岁的女孩仅仅因为在博客上表达了她的政治观点被裁定犯有间谍罪，并被判处五年徒刑。
这也是难以为继的。如果使用平台就会锒铛入狱，那么想得到表达平台的要求就不能满足。我们认为，为互联网自由设置了障碍的政府——不管是技术过滤、审查制度、或是对那些在网上行使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利的人进行攻击——最终会发现自己是作茧自缚。 他们将面临一个独裁者的两难境地，要么让墙壁坍塌，要么为继续维持而付出代价，后者意味着更多地使用镇压手段，这犹如在失利的一手牌上加倍下注，另一方面，思想封锁和人才损失也导致日益失去更多机会。
我呼吁世界各国和我们一道接受一个信念，即一个开放的互联网会促使国家更强大、更繁荣。从根本上说，它源于美国200多年来一直抱有的另一个信念，即开放社会能带来最持久的进步，法治是公正与和平最坚定的基础，蓬勃的创新来自对各种不同思想的表达和探索。这并不是寄希望于电脑或手机，而是寄希望于人民。我们相信，与世界各地有同样的寄托，即希望遵循开放社会赖以生存的普世权利的政府和人民结成合作伙伴，我们就能保持互联网作为人人共享的开放空间。这将长期惠及我们共同的进步和繁荣。美国将继续倡导发展这样一个互联网，使人民的权利得到保护，对创新打开大门，在全世界各地共同操作，获得足以获得人民信任的安全保障，达到能支持他们工作的可靠程度。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迎来了一个全球联盟的出现，这个联盟由国家、企业、公民社会和数字活动人士组成，力争推动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得到了全球各地一些政府的大力合作，并因全球网络倡议（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而深受鼓舞，该倡议汇聚起公司、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共同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诸如如何应对政府的审查规定，如何决定是否出售可用于侵权的技术，以及如何在云端运算的环境下处理隐私问题。在大家齐心协力推动这项共同事业的时候，我们需要已对互联网自由做出有原则、有意义的承诺的强大企业伙伴。
我们认识到，网络自由要具备真正意义就必须应用到现实世界的积极行动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公民社会2.0倡议（Civil Society 2.0 Initiative）积极努力，联络非政府组织和倡导人士，提供将扩大他们的影响的技术和培训。我们还承诺继续与世界各地的人民进行对话。你们可能已经听说，上周，我们在原有的法语和西班牙语之外，又推出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推特简讯(Twitter feed)。我们还将推出类似的中文、俄语和印地语推特。这使我们能够随时通过尚未被有关政府封锁的联网渠道与人民进行实时、双向的对话。
我们对互联网自由的承诺是对人民权利的承诺，我们也会相应地采取行动。关注和应对互联网自由受到的威胁已经成为我国外交人员和发展专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正在我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馆和使团从事促进互联网自由的实地工作。美国会继续为处于互联网受压制的环境中的人们提供帮助，使他们避开过滤机制，让这些人的能力比审查者、骇客以及那些因他们的网上言论而殴打和关押他们的恶棍更胜一筹。
尽管我们力求保护和支持的各项权利清晰明确，但侵犯这些权利的各种手段却越来越错综复杂。我知道有些人批评我们没有对任何一项技术注资，但我们认为对抗互联网上的压制行为没有什么制胜的法宝。没有所谓的“app” （应用软件）。（笑声）你们大家现在就开始做吧。（笑声）因此，我们采取全面和创新的方法——外交与技术相结合，维护各种工具的分配网络，对第一线人员提供直接的支持。
近3年来，我们已通过一项公开程序发放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竞争性赠款，该程序包括由技术和政策专家进行的跨机构评估，以支持正在利用尖端手段对抗互联网压制行为的新涌现的技术人员和活动人士群体。今年，我们还将追加提供2,500万美元赠款。我们正在采用风险资本方式，支持综合开发技术、工具和培训，并随着更多的人转而使用移动装置而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我们倾听当地的呼声，了解数字维权人士在哪些方面需要帮助，我们的多样性做法意味着我们能够为应对他们所面临的一系列威胁进行适应性调整。我们支持多种工具，以便在压制性政府找到办法钳制其中一种工具的时候能让其他工具发挥作用。我们投资开发尖端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压制性政府不停地翻新钳制手段，而我们必须走在他们前面。
此外，我们正在率先努力，以增进网络安全和网上创新，建设发展中国家的能力，提倡开放和共同操作标准，并加强应对网络威胁的国际合作。国防部副部长林恩就在昨天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了讲话。所有这些努力都在继续推进10年来为维护一个开放、安全、可靠的互联网开展的工作。在今后一年中，本届政府将完成一项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为今后继续开展这项工作制定路线。
这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一项重点内容，其重要性今后几年只会日益增加。为此，我设立了网络事务协调员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Cyber Issues），以促进我们在网络安全和其他事务上的工作，并为国务院内部及与其他政府机构的合作提供便利。我已提名由克里斯托弗·佩恩特（Christopher Painter）领导这个新设立的办公室，他曾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网络安全资深主任，20年来一直在这个领域从事领导工作。
近10年来互联网用户迅猛增加，凡目睹者无不赞叹。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今后20年，还将有近50亿人加入上网行列。而未来将由这些人来决定。
因此，我们正着眼于长期的工作。与网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不同，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进展需要多年的努力，不可能几秒钟即产生效果。我们今天阐述的行动方针将决定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是否将得到机会享有一个开放的互联网带来的自由、安全与繁荣。
展望未来，让我们牢记，互联网自由所涉及的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网上活动，而是关系到确保互联网继续是一个可以从事各种活动的空间——从宏大、划时代、历史性的运动直至微小、普通的人类日常活动。
我们要求保持互联网的开放，为了埃及抗议者可以通过社会媒体组织游行；为了身处异地的留学生通过电子邮件向家人发送她本学期拍摄的照片；为了越南律师写博文揭露腐败现象；为了美国少年受到欺侮后从网上获得支持的言论；为了肯尼亚小企业主利用移动银行管理盈利；为了中国哲学家撰写论文从网上查找学术期刊；为了巴西科学家实时与海外同行分享数据；为了人们每天在通过互联网与亲人联系，查看新闻，从事自己的工作并参与决定自己命运的讨论之时进行的无以计数的互动。
互联网自由涉及保护进行所有这些活动的空间，以便这一空间不仅为今天在场的学生所用，而且为你们之后的学生和所有的后来者所用。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我们正在作出积极的努力，抵制我们一贯反对的那些人，那些想采取扼杀和压制手段、想宣扬他们自己对现实的看法而不接受任何其他看法的人。我们要求你们为这场斗争贡献力量。这是一场捍卫人权、保护人类自由与人类尊严的斗争。
非常感谢大家。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216Remarks-by-Secretary-of-State-Clinton-on-Internet-Freedom.html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互联网的是与非：网络世界的选择与挑战”为题发表讲话 2011年2月15日
乔治∙华盛顿大学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国务卿克林顿: 非常感谢大家，下午好。十分高兴能再次来到乔治∙华盛顿大学，过去近20年时间里，我在不同的背景下在这里度过了不少时光。我要特别感谢纳普（Knapp）校长和勒曼（Lerman）教务长，因为这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来阐述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关注，而且我知道也引起了这样的关注。或许在我今天的演说中，我们可以开始一场更加热烈的辩论，对我们从电视机上实时看到的需求作出反应。
1月28日午夜过后几分钟，整个埃及的互联网被屏蔽。在此前四天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埃及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有一个新政府。整个世界，从电视机上、手提电脑上、手机上和智能手机上注视着局势的每一步发展。来自埃及的图片和视频在网上大量涌现。通过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新闻记者传递现场报道。抗议民众协调下一步的行动。各阶层公民在国家的这一历史关头相互交流着希望与担忧。
世界各地亿万人民作出了实时反应：“你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们同你们在一起。”而后，政府动用了切断机制。手机服务中断，电视卫星信号遭到干扰，几乎整个国家都无法上网。政府不愿意人民相互交流，不愿意让新闻媒体向公众传递消息，当然不愿意让全世界目击一切。
埃及发生的事件让人们联想起18个月以前在伊朗发生的另一次抗议活动，那时，在有争议的选举结束后，成千上万的民众举行了游行。伊朗的抗议者也通过网站进行组织。手机拍摄的一个视频显示一位名叫妮达（Neda）的女青年被一名准军事部队成员打死，在几个小时内，各地的人都看到了这个视频。
伊朗当局也利用了技术。革命卫队（Revolutionary Guard）通过查找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成员的网上档案追踪他们。而且，如同埃及，伊朗政府曾一度完全关闭互联网和移动网络。在当局查抄抗议者住宅，袭击大学宿舍，实施大规模逮捕，虐待并向人群射击后，抗议活动终止。
但在埃及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尽管网络被关闭，但抗议活动继续进行。人们通过传单和口头传话组织示威游行，他们使用拨号调制解调器和传真机与世界联络。五天后，政府的行动有所收敛，人们在埃及又可以上网了。随后，埃及当局力图通过互联网控制抗议活动，下令移动电话公司发亲政府短信，逮捕博文作者和抗议活动的网络组织者。然而，在抗议活动进行了18天之后，政府失败，总统辞职。
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和在伊朗发生的事情——伊朗本周再次使用暴力对付争取基本自由的抗议民众——远非仅仅事关互联网。在这两种情况中，人们都是因为对生活中的政治与经济条件的极度不满而举行抗议。他们上街游行，高呼口号，而当局则跟踪、阻止和逮捕他们。这些都不是互联网所为，而是人的作为。在这两个国家，公民和当局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反映了互联技术的力量——它一方面发挥了加速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又成为扼杀或压制这一变革的手段。
目前，一些方面正在就互联网是一种解放力量还是压制力量展开辩论。但我认为，这样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不得要领。埃及之所以鼓舞人心并非因为他们使用推特作为联络手段，而是因为人们走到一起，坚持要求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伊朗的情况之所以恶劣并非因为伊朗当局使用脸谱来跟踪和逮捕反对派人士，而是因为其政府时时侵犯伊朗人民的权利。
因此，无论这些行动让我们倍受鼓舞或义愤填膺，均是我们的价值观使然，包括我们作为人类的尊严感、由此衍生的各种权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项原则。正是这些价值观驱动我们去思考我们前行的道路。现在有20亿人上网，接近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我们来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活在不同类型的政体之下，抱有各种不同的信仰；然而，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重要方面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
互联网已经成为21世纪的公共场所——世界的公民广场、课堂、市场、咖啡馆和夜总会，我们所有20亿网民以及每时每刻还在增加的人们都对互联网上发生的事情产生影响，同时也受其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挑战。为了保持一个能够给世界带来最大利益的互联网，我们必须认真讨论一下有关指导原则：现有哪些规则、哪些规则不应当存在、理由是什么；哪些行为应加以鼓励或阻止，如何去做。
此处的目的不是要告诉人们如何使用互联网，一如我们不应告诉人们如何使用任何公共广场，无论是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还是时报广场（Times Square）。这些公共场所的价值来自于人们能够在那里从事的各种活动，无论是举行一次集会、出售蔬菜、或是私下交谈。这些场所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互联网提供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平台，它并不也绝不应当服务于某一特定议程。但是，如果全世界的人们每天要在网上走到一起，进行安全与富有成果的活动，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愿景来指导我们。
一年前，作为该愿景的一个起点，我曾呼吁全球承诺保障互联网自由，以保护网上的人权，就如同我们在网络以外保护人权一样。个人自由表达其观点的权利、向领导人请愿的权利、基于他们的信仰进行礼拜的权利——这些都是普世权利，无论是在公共广场还是在私人博客中行使。集会与结社自由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常常在网上聚集起来谋求共同利益，正如聚集在教堂或工会大厅一样。
我把网络上的表达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共同称为相互联络的自由。美国支持世界各地人民享有这一自由，我们呼吁其他国家也这样做。因为我们希望人们有机会行使这种自由。我们也支持让更多人上网。另外，由于互联网必须平稳、可靠地运行才有价值，我们支持当今由多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使互联网能够经受跨越网络、边界和区域的各种形式的干扰而始终保持畅通。
在我讲话后的一年来，全世界人民继续使用互联网来解决共同的问题，并在网上揭露政府腐败，俄罗斯的民众在网上跟踪荒火并组织起志愿消防队，叙利亚的孩子们利用“脸谱网”(Facebook)揭露老师对他们的虐待，中国的网民在互联网上组织帮助父母们寻找失踪孩子的大规模活动。
与此同时，互联网继续在许多国家受到多种限制。在中国，政府审查互联网内容，把搜索请求重新定向到错误页面；在缅甸，独立的新闻网站被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所破坏；在古巴，政府正试图建立一个全国内联网，而不让其公民进入全球性的互联网；在越南，批评政府的博客作者遭到逮捕和凌辱；在伊朗，当局封锁反对派和新闻媒体的网站，打击社交媒体，并为迫害其公民在网上窃取他们的个人身份资料。
这些行为反映出一种复杂且极不稳定的局面，在以后数年中，随着更多的数以十亿计的人们与互联网连接，情势必将变得更为严重。我们今天所作的选择将决定未来互联网的面貌。企业必须选择是否以及如何进入那些互联网受到限制的地区的市场；人们必须选择在网上如何规范自己的行动、哪些信息可以与人共享以及与谁共享、哪些观点可以表达以及如何表达；各国政府则必须选择是否履行它们保护言论、集会与结社自由的承诺。
对于美国而言，选择一清二楚。在互联网自由的尺度上，我们将自己置于开放的一端。我们认识到开放的互联网会带来种种挑战。它要求有基本规则，防范不端和有害行为。就像所有自由一样，互联网自由也会引起紧张，但是我们相信其利大于弊。
今天我想要讨论几个我们在保护与捍卫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时必须应对的挑战。我会率先指出，我本人或者美国政府都没有全部的答案。我们甚至不确定我们知道全部的问题。但我们致力提出问题，协助引导对话，不仅捍卫普世原则，也捍卫我们人民和伙伴的利益。
第一个挑战是实现自由与安全。自由与安全通常被视作平等而对立：拥有其中一个越多，另一个就相对越少。事实上，我认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没有安全，自由是脆弱的。没有自由，安全是压制性的。我们的挑战在于找到恰当的尺度：有足够的安全让我们享有自由，但不使其过多或过少而危害自由。
为互联网找出这种恰当尺度至关重要，因为带给互联网史无前例的力量的那些特征——开放、平等效应、广度与速度——也能让有害行为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恐怖份子和极端份子集团利用互联网来吸收成员、策划和发起攻击。人贩子利用互联网来寻找及诱拐新的受害者使之沦为现代奴隶。儿童色情狂通过互联网利用儿童。骇客闯入金融机构、移动电话网络以及个人电子邮件帐户。
因此，我们需要有成功的战略来打击这些以及其他威胁，但又不至于限制互联网最了不起的特征——开放。美国正在网上积极追查与遏止犯罪份子和恐怖份子的活动。我们投资于本国的网络安全，旨在既预防网络事件，也减少它们的影响。我们正在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打击网络空间的跨国犯罪。美国政府倾注投资，协助其他国家培养各自的执法实力。我们也批准了《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Budapest Cybercrime Convention）。该公约确定出各国必须采取的步骤，以确保互联网不被犯罪份子与恐怖份子利用，同时仍然保护本国公民的自由。
在我们竭力防范攻击或逮捕犯罪份子的同时，我们继续坚持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美国有决心制止网上和网下的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在这两个领域中，我们都将依照我们的法律和价值观来追求这些目标。
然而，其他人采取了不同的途径。安全经常被用来作为蛮横镇压自由的借口。这种战术在数字时代并非新技俩，但是随着互联网赋予政府新的能力来追查及惩罚维权人士和政治异议人士，它现在带来新的影响。那些逮捕博客作者、窥探公民的和平活动、限制公民上网的政府，可能宣称这是出于安全原因。按照他们的定义，这也许甚至是诚心实意的。但是他们采取的是错误路线。那些箝制互联网自由的政府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使人民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但不可能永久。
第二个挑战在于既保护透明度，也保护机密。互联网强大的透明文化是基于它能够使各种各样的信息唾手可得。然而，除了作为公共空间外，互联网也是私人交流的渠道。要使这一点得以继续，就必须能够保护在线的机密交流。设想一下人们和组织机构依靠保密交流来运作的种种方式。企业开发新产品以便领先同业时会举行秘密商谈。新闻记者对某些具体的信息来源予以保密，以保护他们不被曝光或遭到报复。政府也仰赖网上和网下的机密交流。联机技术的存在可能使保密更加困难，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保密的需要。
我知道，近几个月来因为“维基解密”（WikiLeaks）的缘故，政府的保密工作已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但从许多方面看，这方面的议论并不切实际。从根本上看，“维基解密”事件一开始就是一种盗窃行为。政府文件遭到盗窃，如同有人用公文包偷走文件一样。有人认为，这样的盗窃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政府有责任使我们的一切工作在我国公民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进行。对此，恕我不敢苟同。如果我们行动的每一步都必须公诸于众，则美国既不能为我国公民提供安全保障，又不能促进全世界的人权和民主。保密通讯使我国政府有可能顺利开展工作，否则将一事无成。
请考虑一下我们与前苏联诸国为保障流失核材料的安全共同进行的工作。由于我们对具体细节实行保密，恐怖主义分子或罪犯就不太可能找到并盗走核材料为他们自己所用。再考虑一下 “维基解密”公诸于众的文件内容。在不考虑任何具体文件是否真实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维基解密”公布的许多电文都与全世界各地的人权工作有关。我们的外交人员与维权人士、新闻记者和公民密切合作，共同抵制专制政府的恶行。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维基解密”公布这些外交电文，增加了人们面临的危险。
保密工作对于上述这类行动至关重要，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因为只要敲击键盘就可以把能够造成危险的信息发往世界各地。当然，各国政府也有责任保持透明。我们获得人民的许可进行治理，但这种许可必须在了解工作性质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因此，对于在什么情况下还不能向公众公布我们的工作内容，我们必须有明智的判断。我们必须经常审查我们的标准，坚持严格的标准。在美国，我们有各种法律，保证政府的工作向人民公开。奧巴馬政府还启动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计划，在网上公布政府的有关资料，目的是鼓励公民参与，普遍提高政府的开放程度。
美国政府为保护美国，为保障我国人民的自由及支持全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拥有的能力，取决于哪些情况需要公开及哪些情况应该而且必须不予公开，对两者需要进行权衡。这杆天平应该而且将始终向公开化倾斜，但天平完全倾向一边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我需要明确一点。我说过“维基解密”事件一开始就是一种盗窃行为，这种做法如同有人用公文包偷走文件一样。我们批评“维基解密”的行为，并不是因为它使用了互联网。我们致力于互联网自由的承诺不因“维基解密”受到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最后还要说一句：在泄密事件发生后的一些日子里，有报道说美国政府进行了干预，强迫民营企业拒绝向“维基解密”提供服务。情况并非如此。现在，有些政治人士和专家学者公开号召企业断绝与“维基解密”的关系，而其他人则批评他们这种做法。公务员是我国公开辩论中的组成部分，但表达意见与强制行动仍然有区别。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观或执行涉及“维基解密”的决策，工商业可能已经作出的业务决定并非按照奧巴馬政府的指令行事。
第三个挑战是，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同时采取包容和谦和的态度。我不需要告诉在座各位：互联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言论 -- 虚假的、 攻击性的、 煽动性的、新奇的、真实的和美好的，应有尽有。
互联网上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意见和想法，既说明了互联网的开放性，又反映了我们人类的多样性。在互联网上，每一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保护所有人的言论自由。但我们说的话会产生后果。仇视性或诽谤性的话语有可能煽起敌对情绪，加深分裂并引发暴力行为。这股力量在互联网上得到提升。偏执的言论往往会被扩大，达到无法收回的地步。当然，因特网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化解分歧、建立信任和理解的特殊空间。
一些人认为，为了鼓励宽容，政府必须封杀煽动仇恨的观点。我们认为，限制言论的措施很少奏效，往往还会成为侵犯言论自由的借口。相反，历史一再证明，对付恶意言论的更好办法是鼓励更多的言论。人们能够也应该公开反对不宽容与仇恨。通过自由辩论，那些 有价值的观点一般会得到加强，而站不住脚的观点和错误的观点一般会被淘汰，这一过程或许不会立即完成，但终将如此。
这种做法虽然不会立刻使每一个煽动仇恨的观点丧失欺骗性或说服每一位偏执狂改变想法，但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认识到，这种做法的效果远胜于任何其他做法。删除文字、封杀内容、逮捕发表意见的人，这些行为压抑言论，但并不触及所表达的思想。这只会迫使持那些观点的人们走向边缘，其结果是他们的信念加深，也不会受到挑战。
去年夏天，美国负责追踪和打击反犹太主义活动的特使汉娜·罗森塔尔（Hannah Rosenthal）率领美国伊玛目和穆斯林领袖代表团访问了达豪（Dachau）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中有许多人曾不承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没有人谴责否认大屠杀的言论。然而通过参观这些集中营，他们表示愿意听取不同观点。此行产生了实效。他们在一起祈祷，他们用笔留下和平的祝愿，游客留言簿中的许多文字是用阿拉伯语写成。参观结束时，他们宣读了一份共同起草和签名的声明，毫无保留地谴责否认大屠杀的言论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反犹太行为。
思想交流的平台发挥了作用。这些领袖人物并未因其过去的立场遭到逮捕或被勒令保持沉默，他们的清真寺没有被关闭。国家并没有用暴力迫使他们就范。人们只是向他们陈述事实，与他们沟通和交换看法。
美国根据法规以及我们的国际义务对某些类别的言论加以限制。我们有关于诽谤和诋毁、损害名誉以及直接煽动暴力的言论的法规。不过，我们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执行这些法规，而且公民有权就这些法规的具体实施提出上诉。即使大部分人认为某一言论具有侵犯性，我们也不加以限制。的确，历史上基于我们今天看来是错误的理由禁止某种观点的例子不胜枚举。人们曾因为否认君权神授或呼吁不分种族、性别或宗教人人平等而受到处罚。此类限制手段可能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观点，今天，类似的限制在世界上某些地区依然存在。
然而，在网络言论方面，美国选择恪守我们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原则。我们敦促我国人民言语文明，认识到其网络语言的威力及影响力。我们在本国目睹了网上的恃强凌弱言行所造成的可怕而悲惨的后果。我们这些在政府中任职的人员应该作出表率，这体现于我们所确定的基调和倡导的思想。不过，作出表率还意味着帮助别人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干涉和剥夺那些选择。我们以法律的力量保护言论自由，我们借助理性的力量战胜仇恨。
这三大原则并非总是能够毫不费力地同时得到促进。它们会导致紧张关系，构成挑战。但是，我们不必作出取舍。自由与安全、透明度与保密性、言论自由与宽容——这些要素共同奠定了自由、开放、稳定的社会以及自由、开放、稳定的因特网，使普世人权得到尊重，也为更大进步和长久繁荣创造空间。
有些国家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剥夺网上权利，竭力筑起永久的墙壁，把经济交流、政治讨论、宗教表达、社会互动等不同类别的活动隔离开来。这些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保留或压制网络活动。然而这并非易事。搜索引擎将商家与新顾客连接起来，还通过传递和组织新闻信息吸引用户。社交网络并不仅仅是朋友们分享图片的空间，人们借此交流政治观点，支持社会公益活动，或联络专业人员就新的商机进行合作。
至于那些分割互联网、封锁政治内容或从总体上禁止某些类别的意见表达的墙壁、或允许某些形式的和平集会但禁止其他形式的和平集会、或恐吓人民不让他们表达其想法的屏障，竖立起来很容易，但长期维持就没那么容易，不只是因为人类的智慧会找到绕过和穿越它们的方法，还因为互联网并没有分成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互联网，互联网只有一个。要把企图改变这一现实的屏障维持下去需付出各种代价，包括道德、政治和经济代价。短期内一些国家也许能够承受这些代价，但我们相信长期维持下去是不可能的。试图在商业上开放而禁止自由表达是要在多方面付出机会代价的，包括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政治稳定性、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潜力。
当国家限制互联网的自由时，它们也限制了自己的经济前途。它们的年轻人不能充分了解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对话和辩论，不能充分看到激励人们推陈出新的自由追求。禁止对官员进行批评使政府更容易腐败，从而带来有长期影响的经济扭曲。法治下的思想自由和公平竞争是激发经济创新的要素。
所以，不足为奇的是，由70多家企业组成的欧美商业理事会（European-American Business Council)上周发表了一项强有力的支持互联网自由的声明。如果你在大力推行政治审查和监视政策的国家投资，你的网站可能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被关闭，你的服务器可能被政府非法侵入，你的设计可能被盗窃，你的工作人员可能因为不遵守某项出于政治动机的命令面临被逮捕或驱逐出境的威胁。在未来某个时间，这种情况给你的利润和信誉带来的风险将大于潜在的回报，特别是在其他地方的市场出现机会的时候。
就此而言，有些人会指出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似乎是一种例外，在那里，互联网受到严厉审查，经济增长却依然强劲。显然，有许多企业愿意接受严格的互联网政策而进入这些市场。而在短期内——甚至也许在中期——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成功地维持一个被分割的互联网。但是，这些限制将带来长远的代价，最终成为一个抑制增长和发展的绞索。
政治上也会有代价。让我们看一下突尼斯，该国的网络经济活动是与欧洲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网络审查与中国和伊朗不相上下。突尼斯一度把互联网分为经济互联网和“包罗所有其他内容”的互联网，最终无法持续。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以各种方式使用连接技术，组织起来，讨论他们感到不满意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知，其结果是激发了一场导致革命性变革的运动。叙利亚政府也在试图解决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就在上周，政府三年来首次取消了对脸谱网（Facebook)和优兔网(Youtube）的禁令。但昨天，一位十几岁的女孩仅仅因为在博客上表达了她的政治观点被裁定犯有间谍罪，并被判处五年徒刑。
这也是难以为继的。如果使用平台就会锒铛入狱，那么想得到表达平台的要求就不能满足。我们认为，为互联网自由设置了障碍的政府——不管是技术过滤、审查制度、或是对那些在网上行使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利的人进行攻击——最终会发现自己是作茧自缚。 他们将面临一个独裁者的两难境地，要么让墙壁坍塌，要么为继续维持而付出代价，后者意味着更多地使用镇压手段，这犹如在失利的一手牌上加倍下注，另一方面，思想封锁和人才损失也导致日益失去更多机会。
我呼吁世界各国和我们一道接受一个信念，即一个开放的互联网会促使国家更强大、更繁荣。从根本上说，它源于美国200多年来一直抱有的另一个信念，即开放社会能带来最持久的进步，法治是公正与和平最坚定的基础，蓬勃的创新来自对各种不同思想的表达和探索。这并不是寄希望于电脑或手机，而是寄希望于人民。我们相信，与世界各地有同样的寄托，即希望遵循开放社会赖以生存的普世权利的政府和人民结成合作伙伴，我们就能保持互联网作为人人共享的开放空间。这将长期惠及我们共同的进步和繁荣。美国将继续倡导发展这样一个互联网，使人民的权利得到保护，对创新打开大门，在全世界各地共同操作，获得足以获得人民信任的安全保障，达到能支持他们工作的可靠程度。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迎来了一个全球联盟的出现，这个联盟由国家、企业、公民社会和数字活动人士组成，力争推动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得到了全球各地一些政府的大力合作，并因全球网络倡议（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而深受鼓舞，该倡议汇聚起公司、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共同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诸如如何应对政府的审查规定，如何决定是否出售可用于侵权的技术，以及如何在云端运算的环境下处理隐私问题。在大家齐心协力推动这项共同事业的时候，我们需要已对互联网自由做出有原则、有意义的承诺的强大企业伙伴。
我们认识到，网络自由要具备真正意义就必须应用到现实世界的积极行动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公民社会2.0倡议（Civil Society 2.0 Initiative）积极努力，联络非政府组织和倡导人士，提供将扩大他们的影响的技术和培训。我们还承诺继续与世界各地的人民进行对话。你们可能已经听说，上周，我们在原有的法语和西班牙语之外，又推出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推特简讯(Twitter feed)。我们还将推出类似的中文、俄语和印地语推特。这使我们能够随时通过尚未被有关政府封锁的联网渠道与人民进行实时、双向的对话。
我们对互联网自由的承诺是对人民权利的承诺，我们也会相应地采取行动。关注和应对互联网自由受到的威胁已经成为我国外交人员和发展专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正在我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馆和使团从事促进互联网自由的实地工作。美国会继续为处于互联网受压制的环境中的人们提供帮助，使他们避开过滤机制，让这些人的能力比审查者、骇客以及那些因他们的网上言论而殴打和关押他们的恶棍更胜一筹。
尽管我们力求保护和支持的各项权利清晰明确，但侵犯这些权利的各种手段却越来越错综复杂。我知道有些人批评我们没有对任何一项技术注资，但我们认为对抗互联网上的压制行为没有什么制胜的法宝。没有所谓的“app” （应用软件）。（笑声）你们大家现在就开始做吧。（笑声）因此，我们采取全面和创新的方法——外交与技术相结合，维护各种工具的分配网络，对第一线人员提供直接的支持。
近3年来，我们已通过一项公开程序发放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竞争性赠款，该程序包括由技术和政策专家进行的跨机构评估，以支持正在利用尖端手段对抗互联网压制行为的新涌现的技术人员和活动人士群体。今年，我们还将追加提供2,500万美元赠款。我们正在采用风险资本方式，支持综合开发技术、工具和培训，并随着更多的人转而使用移动装置而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我们倾听当地的呼声，了解数字维权人士在哪些方面需要帮助，我们的多样性做法意味着我们能够为应对他们所面临的一系列威胁进行适应性调整。我们支持多种工具，以便在压制性政府找到办法钳制其中一种工具的时候能让其他工具发挥作用。我们投资开发尖端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压制性政府不停地翻新钳制手段，而我们必须走在他们前面。
此外，我们正在率先努力，以增进网络安全和网上创新，建设发展中国家的能力，提倡开放和共同操作标准，并加强应对网络威胁的国际合作。国防部副部长林恩就在昨天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了讲话。所有这些努力都在继续推进10年来为维护一个开放、安全、可靠的互联网开展的工作。在今后一年中，本届政府将完成一项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为今后继续开展这项工作制定路线。
这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一项重点内容，其重要性今后几年只会日益增加。为此，我设立了网络事务协调员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Cyber Issues），以促进我们在网络安全和其他事务上的工作，并为国务院内部及与其他政府机构的合作提供便利。我已提名由克里斯托弗·佩恩特（Christopher Painter）领导这个新设立的办公室，他曾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网络安全资深主任，20年来一直在这个领域从事领导工作。
近10年来互联网用户迅猛增加，凡目睹者无不赞叹。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今后20年，还将有近50亿人加入上网行列。而未来将由这些人来决定。
因此，我们正着眼于长期的工作。与网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不同，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进展需要多年的努力，不可能几秒钟即产生效果。我们今天阐述的行动方针将决定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是否将得到机会享有一个开放的互联网带来的自由、安全与繁荣。
展望未来，让我们牢记，互联网自由所涉及的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网上活动，而是关系到确保互联网继续是一个可以从事各种活动的空间——从宏大、划时代、历史性的运动直至微小、普通的人类日常活动。
我们要求保持互联网的开放，为了埃及抗议者可以通过社会媒体组织游行；为了身处异地的留学生通过电子邮件向家人发送她本学期拍摄的照片；为了越南律师写博文揭露腐败现象；为了美国少年受到欺侮后从网上获得支持的言论；为了肯尼亚小企业主利用移动银行管理盈利；为了中国哲学家撰写论文从网上查找学术期刊；为了巴西科学家实时与海外同行分享数据；为了人们每天在通过互联网与亲人联系，查看新闻，从事自己的工作并参与决定自己命运的讨论之时进行的无以计数的互动。
互联网自由涉及保护进行所有这些活动的空间，以便这一空间不仅为今天在场的学生所用，而且为你们之后的学生和所有的后来者所用。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我们正在作出积极的努力，抵制我们一贯反对的那些人，那些想采取扼杀和压制手段、想宣扬他们自己对现实的看法而不接受任何其他看法的人。我们要求你们为这场斗争贡献力量。这是一场捍卫人权、保护人类自由与人类尊严的斗争。
非常感谢大家。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216Remarks-by-Secretary-of-State-Clinton-on-Internet-Freedom.html
美国之音网站被黑客攻陷
*伊朗网络军团所为*
美东时间星期一中午，(北京时间星期二午夜)左右，美国之音的官方网站被网络黑客攻陷，取而代之的是伊朗国旗和一枝AK-47冲锋枪。
还有几行英文口号：
我们证明我们能做到。
克林顿女士，从美国内心深处，你愿意倾听被压迫国家的愿望和心声？
伊斯兰世界不相信美国的阴险毒辣。
我们呼吁你停止干涉伊斯兰国家。
美国首都第二大报纸华盛顿时报星期一晚间报道说，是伊朗黑客攻陷美国之音网站的。这个黑客组织声称自己是“伊朗网络军团”(the Iranian Cyber Army)。
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办的一个全球性传媒机构，旗下有广播、电视、还有世界主要语言的互联网站。该黑客组织声称，他们已经黑掉了美国之音大约90个网页。
*VOA网站被黑长达10多小时*
美国之音网站中午被黑客攻陷，中间断断续续恢复了几次。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注意到，VOA网站(英文)在中午就无法登陆，但下午5点左右，恢复正常。但不久就再度被黑，一个半钟头后，网站恢复正常，但7点左右很快又被黑掉，八点恢复正常，但很快再度被黑，一直到美东时间晚上11点，网站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
*伊朗网络军团有前科*
伊朗网络军团到底是何许人，何种组织，还没有详细报道。但是，华盛顿时报报道说，2009年12月，美国的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曾被其攻陷，当时，该网络黑客也宣称自己是伊朗网络军团。
华盛顿时报还报道说，研究网络安全的专家认为，有人怀疑，这个网络组织，是伊朗政府操控的。伊朗曾出现了支持民主的绿色运动，但这个网络军团反对这种运动，所以，被政府网罗其下。
去年一月，中国最大网络搜索引擎百度(baidu.com)也被黑客攻陷，当时，黑客宣称自己就是这个伊朗网络军团。去年1月12日，百度被黑客恶搞，网页瘫痪长达几个小时。为此，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度公司，曾把支持网站运行的美国电子网站供应商(Register.com)告上了美国纽约法庭，说其管理不善导致百度被黑，经济损失巨大
美国之音报道
一些自称是伊朗网络军的电脑黑客袭击了美国之音的网站。他们用一面伊朗国旗及AK-47突击武器的形象，以及下面的反美标语短暂地破坏了几十页新闻报导。
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星期二夸耀这次袭击，并指出这次以伊朗网络军名义发动的袭击是由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实施的。
美国之音官员说，黑客们没有渗入这个政府资助机构的电脑网络，但是他们的确进入了一个外部计算机系统，并将美国之音的网络流量转移到黑客自己的网站上。这个外部计算机系统运行一个域名服务器，即世界各地都能得到的互联网地址数据库。
这次网络袭击开始于星期一晚上，一直持续到星期二早上。美国之音说，在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以后，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也没有造成数据丢失或受损。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222-VOA-HACKED-116700909.html
2011年2月21日星期一
蒙古人如何开始征服世界
蒙古地区，自古以来是诸游牧部落的活动场所。自夏、商以来，大大小小的部族和部落出没在这块广阔的草原地带，各部族和部落的兴衰、更替的历史，直到13世纪初才告结束，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民族。
至于蒙古民族之族源，现、当代多数学者认为出自东胡。
东胡，是包括同一族源、操有不同方言、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公元前5至前3世纪，东胡各部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各部落过着"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公元前3世纪末，形成东胡人的部落联盟，与匈奴为敌，不断向西侵袭。冒顿单于(前209-前174年)时，匈奴遂强，东袭东胡，破灭东胡各部，大掠其民众及牲畜。东胡各部均受匈奴人统治达3个世纪之久(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末)。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势力衰落。乌桓、鲜卑乘机而起。
乌桓、鲜卑是东胡人的后裔。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破灭东胡以后，一部分东胡人居于辽河流域的乌桓山，一部分居于潢水流域的鲜卑山，故称乌桓、鲜卑。据《后汉书》记载，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年)，汉朝击破匈奴，北单于出走，鲜卑人转徙到该地居住。匈奴余者10万余落，皆自称鲜卑。鲜卑至此便强盛起来，到2世纪中叶，即檀石槐统治时期，据《三国志》描述:"尽据匈奴故地"，占据"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的广大地区，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的鲜卑部落军事联盟。各部首领割地统御，各有分界。檀石槐死后，鲜卑部落军事联盟也随之瓦解。
根据考古发掘与汉籍中记载的有关鲜卑人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也基本证明蒙古人与鲜卑人有渊源关系。
4世纪中叶，鲜卑人的一支，自号"契丹"，生活在潢水和老哈河流域一带。居于兴安岭以西(今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人的一支，称为"室韦"。室韦，始见于《魏书》，作失韦。室韦与契丹同出一源，以兴安岭为界，"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北史》卷94《室韦传》)。6世纪以后，室韦人分为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恒室韦、大室韦等五部，各部又分为若干分支。
按语言学家从语系方面的推论，活动在蒙古地区的诸部分为蒙古语系和突厥语系两大部分。在突厥文史料中，称室韦为"达怛"(鞑靼)。732年在斡尔浑河右岸建立的《阙特勒碑》文中，记有三十姓达怛。三十姓达恒可能是紧邻突厥的一个强大的室韦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突厥人用这一名字称呼所有的室韦部落。后来，达怛又成为蒙古诸部的总称。因为，"他们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是大部分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敬"，"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都被称为塔塔尔〔鞑靼〕"(拉施特《史集》卷1第1册)。由于蒙古部的强大，"达怛"一名逐渐又被"蒙古"所代替，成为室韦诸部的总称。
文字记载蒙古之称谓，始见于《旧唐书》，称作"蒙兀室韦"，是大室韦的一个成员，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以南地区。这和拉施特《史集》记载的蒙古历史传说也基本吻合。传说曰:"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古代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与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了内讧，终于引起战争。据值得信赖的贵人们〔所转告〕的一则故事说，另一些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这两家人逃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过一条羊肠小道，历尽艰难险阻可达其间外，任何一面别无途径。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气候〕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尔古涅-昆。"额尔古涅-昆意指额尔古纳河以南的山林地带。
随着蒙兀室韦部的逐渐强大，内部又产生出许多新的分支。这些分支各有各的名号，室韦这一称号逐渐消逝，到12世纪以后，为蒙古诸部名称所替代。
"蒙兀"与"蒙古"是同名异译。"蒙古"("蒙高勒" mon-gol)一词在蒙古语中意为:"永恒的火焰"。
蒙古部，最初只是一个包括捏古斯和奇颜两个氏族的小部落。他们在额尔古纳河以南的山林地区生息繁衍，大约经过400年时间，部落才逐渐兴盛起来，从原氏族部落中分出若干分支。各个分支以某个名称著称，并单独成为一个斡巴黑(氏族)。当他们走出额尔古涅-昆时，已经分出70个分支(灶)--斡巴黑。这70个斡巴黑被称为"迭尔勒勤蒙古"。
迭尔勒勤蒙古到10至12世纪时，共有兀良合特、弘吉剌特、斡罗纳兀特、许慎、速勒都思、伊勒都尔勤、巴牙兀特、轻吉特等18个部落。
8世纪后半叶，迭尔勒勤蒙古从额尔古涅-昆走出后，以孛尔帖赤那为首的若干部西迁到克鲁伦河、斡难河(鄂嫩河)、土拉河的发源地--布尔罕合拉敦山一带居住。
在金代，他们"持强中立，无所羁属"(《金史·宗浩传》)。
孛尔只斤氏的始祖是孛端察尔。出自孛端察尔的诸氏族部落，因各有名号，概被称为"尼伦"。到屯必乃的儿子合布勒汗时，才复用古老的奇雅特称号，其子孙被称为奇雅特氏。发展到合布勒汗的孙子也速该巴特尔时，起用孛尔只斤，他自称孛尔只斤-奇雅特。奇雅特氏是蒙古部的古老姓氏，孛尔只斤-奇雅特是其分支。依照血统，成吉思汗应该是奇雅特氏人，其祖辈是该氏族的族长。所以自成吉思汗始，奇雅特就以高贵和伟大而闻名于世，并且凌驾于其他各部之上。
迭尔勒勤蒙古和尼伦蒙古，通称为"伊克蒙古"(大蒙古)。成吉思汗就是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蒙古国，国号为"伊克蒙高勒兀鲁思"(大蒙古国)。
在当时，蒙古语系其他诸部有札剌亦尔部、塔塔尔部、篾尔奇特部、斡亦剌特部和巴尔虎特部等；突厥语系诸部有克烈亦特、乃蛮和汪古三大部落(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
据传说，蒙古人的祖先——室韦人，在远古时期以树叶为衣，用木、石做器皿。5至6世纪他们已过着夏季定居、冬逐水草的半定居生活。
狩猎在室韦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弓箭是当时的主要生产工具，其箭尤长，主要用于捕猎。牧业尚未居主要地位，只饲养马、牛、猪，没有羊。农业仅能种植粟、麦、黍，收获很少，一直到隋、唐时期，室韦的农业仍处在"剡木为犁，人挽以耕，田获甚褊"的原始状态。
室韦人在冬天逐水草迁徙时，以牛车为交通工具，在车上搭起用柳条编制成的固定房屋。这种车蒙古语称之为"古列延"，它一直保留到13世纪。当时已能对皮毛进行各类加工，用皮制舟，用角、骨制做弓箭。乳品加工和酿酒业在当时也有一定发展。
从8世纪中叶自西迁到肯特山后，一直到9世纪40年代，蒙古部始终是个狩猎部落。此后，蒙古部逐渐过渡为游牧部落。其原因是，西迁后突厥畜牧业生产技术的影响，以及原统治蒙古草原的回鹘汗国于840年被黠戛斯攻灭后，被迫向天山南北迁徙。为此，三河流域即成为蒙古人的天地，有利的自然条件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为蒙古部向游牧业转化创造了条件。饲养的牲畜有马、牛、羊和骆驼。据《契丹国志》记载，蒙古人"不与契丹战争，惟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进行交换"。从10世纪以来，蒙古人已有了相当数量的剩余牲畜和畜产品，并用此交换中原地区和中亚的丝绸、布匹与金银饰品。
蒙古人向游牧业转化后，游牧业成为主要经济部门，其特点是逐水草迁移，没有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随着游牧经济发展的需要，从牧民中逐渐分离出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他们过着定居生活。土拉河和克鲁伦河流域是人们定居下来比较早的地区，这里已有许多村落和城郭。另据《蒙古秘史》记载和出土文物考证，在10世纪，居住于斡难河(鄂嫩河)流域的蒙古部已有发达的冶炼业，已有多种铁制工具和锻铁的风箱，不仅能制造金、银饰品，还能制造铁车等。
蒙古人可追溯得最远的男祖先，是从成吉思汗上溯到2000年前的捏古斯和奇颜。传说中的捏古斯和奇颜，可能是远古时代两个氏族的名称，他们在额尔古涅-昆生息繁衍400年，从原氏族群体中分出70个分支--斡巴黑(氏族)。蒙古人的斡巴黑，是出自共同男祖先的人们所组成的血缘集团。每个斡巴黑都保持血缘上的绝对纯洁性，有明确而详细的世系族谱，世代相传。亲族间不能互为婚姻，只能与外族通婚，这种古老的族外婚制在蒙古保留了很长时间，在12世纪的蒙古社会中依然能看到此种迹象。
13世纪的蒙古铁骑
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术灵活、智勇兼备，是一支令人生畏的旋风部队。 13世纪初，在大草原上的蒙古骑兵摆脱了欧洲传统军事思想的束缚，建立了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宏伟帝国。这支军队的建立应归功于雄才大略的铁木真。正是他把一个许多部落的民族，建成为一个无往不胜的军事组织；也正是由于他出色的组织指挥才能，蒙古各部落的首领尊称他为成吉思汗，意为非凡的领袖。
“汗国”一词原指一个蒙古游牧部落或一支野战部队，后来变成了“巨额数量”的同义词。打了败仗的敌人始终无法相信，自己竟会被一支游牧部族所征服，因而他们一直错误地坚持认为，蒙古军队是一群声势浩大却又缺乏纪律的乌合之众，他们之所以取胜完全是依靠兵力上的优势。事实上，蒙古军队取胜的秘诀恰恰在于成吉思汗拥有一支前所未有的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而且军纪极其严格的军队。
组织体制 简洁单一
蒙古军队取得作战胜利的基础不是数量而是质量。通常，蒙古军队比它主要敌手的军队规模要小。成吉思汗组建的最大一支军队是他用来征服波斯的那支部队，人数也不过24万。后来他们用来征服俄罗斯和整个东欧及中欧地区的军队也从没超过15万。
简洁单一的组织体制是蒙古军队的显著特征。标准的蒙古野战部队由３个骑兵纵队组成。每个纵队有10000骑兵，大体相当于一个现代骑兵师，每个骑兵纵队包括10年骑兵连，每连100人；每个骑兵连包括10个班，每班10人。所有骑兵一般都是骑马作战，一旦马匹垮掉，一部分士兵就只好在骑兵部队的掩护下立于马后射箭。
武器使用权 积极创新
蒙古人在武器方面没有什么重大改革，但对当时武器的使用方法作了一些创新。在典型的蒙古军队中，从事突击行动的重骑兵占到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他们头戴简易头盔，全身披着盔甲，盔甲通常是皮制的，也有的敌人好里缴获的锁子铠甲。重骑兵的马匹往往也披有少量皮制护甲。重骑兵的主要兵器是长枪，每个士兵的腰间还带一柄短弯刀或一根狼牙棒。
每个部队中的另外百分之六十为轻骑兵，他们的任务是侦察掩护，为重骑兵提供火力支援，肃清残敌以及跟踪追击。轻骑兵除了戴一顶头盔外，身上一般不披盔甲。他们的主要兵器是弓。这种弓相当大，至少需要166磅的拉力，射击距离为299至300码。他们身带两种箭，一种轻，箭头小而尖，用一于远射，另一种较重，箭头大而宽，用于近战。同重骑兵一样的是，他们也有一柄很重的短弯刀或狼牙棒，或一根套索，有时也有一支头上带钩的标枪或长枪。
每个士兵在战前都要披一件丝质长袍。这种长袍用生丝制成，编织得相当细密。成吉思汗发现简很难穿透这种丝衣，只是会连箭带衣一同插进伤口。因此，医护人员只须将丝布拉出，便可将箭头从伤口中拔出。
严格训练 机动保障
为了确保和驾驶高度的机动性，每个蒙古骑兵都有一匹或向匹备用马。这些马紧跟在部队后面，行军途中，甚至在战斗进行过程中都可以随时用来更换。换马是提案 接力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可以保证安全，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预定任务的完成。
蒙古军的骑兵和战马都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和精心挑选的。成吉思汗认识到没有素质过硬的士兵和战马，便难以达到良好的机动性。因此，蒙古骑兵都是从当时训练得最好的士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在三四岁的时候就被送入戈壁沙漠中的学校，进行严格的骑马射击训练，因而他们个个具有过人的驾驭马匹和使用武器的本领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体格强壮，能适应战斗的需要；他们能在快速撤退时回头射击跟在其后的敌人；能够吃苦和忍耐严酷的气候条件，不贪图安逸舒适和美味佳肴。不容忽视的是：训练过程中形成的那种严格的纪律制度，使他们个个都服从命令，严谨不怠，这种中世纪的其它军队中是闻所未闻的。
对战马的训练也极其严格。与欧洲马匹不同，蒙古马不论严冬酷暑都生活在野外，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必要时可以连行数日而不进粮草，甚至能在相当短时间内在最险恶的地形上越过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
由于行军时不必马匹带饲料，士兵又自带各人的食物和装备，而且通常只带最少的用量，因此，蒙古军队不需要拖带庞大的后勤供应辎重车队，也不必保留一个后方供应基地。由于大部分蒙古战马都是母马，士兵能喝马奶生活，因此也减轻了军队食物供应的负担。这同时也使蒙古军队的机动性大大增强。
战术战法 灵活巧妙
成吉思汗及其剽悍的将领在战术战法上从不因循守旧。蒙军最常使用的作战方法是在轻骑兵的掩护下，将部队排成许多大致平行的纵队，以一条很宽的阵地线向前推进，各主要部队间由传达室令兵传送消息。当第一纵队遇到敌人主力时，该纵队便根据情况或停止前进或稍向后退，其答卷部队仍旧继续前进，占领敌人侧面和背后的地区。这样往往迫使做人后退以保护其交通线，蒙军趁机逼近敌人并使之在后退时变得一片混乱，最后将敌人完全包围关彻底歼灭。当发现非主力敌军后，附近所有的部队均以此为目标实施突击。这时，有关敌人的位置、兵力、运动方向等全部情报都被迅速送往总指挥部，估后再转给各野战分队。如果敌人不多，则由靠得最近的指挥官立即率部迎战。如果委员长人规模太大，无法马上吃掉，那么蒙军主力便在骑兵掩护部队的后面迅速集结，然后高速前进，在敌人还来不及集结兵力的时候就将其分别击溃。
标准的蒙军战斗队形是由5个横队组成，每个横队都是单列的。各横队之间相隔很宽的距离。前两个横队都是重骑兵，其余为轻骑兵。在这5个横队的前面。另外还有一些轻骑兵负责侦察、掩护。当敌对双方的部队越来越靠近时，位于后面的3列轻骑兵便穿过前两列重骑兵之间的空隙向前推进，经过仔细瞄准后向敌人投射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标枪和互箭。接着，在仍然保持队形整齐的情况下，前两更重骑兵先向后撤退，然后轻骑兵依次退后。即使敌人的阵线再稳固，也会在这种预有准备的密集箭的袭击下发生动摇。有时光靠这种袭击就能使敌人溃散，不必再进行突击冲锋，那么样就下令让轻骑兵撤退，由重骑兵发起冲锋。命令的传送方式是白天采用信号旗和三角旗，夜晚则采用灯光或火光。
作战时，各个骑兵队靠得很紧。但是如果位于中央的部队已经跟委员长人交为，那么两翼部队便向侧翼疏开，绕向敌人的两侧和后背。在进行这种包抄运动时，常常借助烟幕、尘土来迷惑敌人，或者利用山坡或谷地的掩护。完成对敌人的包围后，各部即从四面八方发动戟，引起敌阵大乱，最后将敌人撒谎击溃。
蒙古人在作战中善于运用计谋和策略，这一点使他们在作战时往往非常占先，减低了自己的损失，增加了敌人的伤亡。比如，作战中蒙军常使用烟幕。他们常常派一支小分队，在草原上或牧民居住区烧起大火以迷惑敌人，掩蔽自己的作战意图或行动。蒙军首领常常先派一支先贵队持久战敌人，打一个便后撤，引诱敌人尾随。撤退可能会持续绿几天，下到敌人发觉自己已落入蒙军的、陷阱进，已无路可逃了。
情报系统 周密广泛
周密广泛的情报系统对于蒙军取胜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蒙军每次作战所采取的战术都是预先周密细致辞地计划好的。情报系统是参与制定作战方案的一个重要部门。作战方案的制定首先要对完整而又准确的情报进行仔细研究和分析。蒙军情报网遍布欧亚大陆，其机构之词庞大，工作之周密超过了中世纪的所有国家。间谍一般都是披着商贾的外衣从事情报活动的。
一旦对情报作出了分析估计，整个战役的进行路线便被确定下来，并指定各骑兵纵队的路线和作战目标，下级指挥官在不违背整体作战方案的前提下有一定的指挥权。命令的传递和战斗情报的交换通过信心令兵迅速敏捷地往来于作战总部和下属部队之间实现，这就确保了各级指挥机构的直辖市统一，同进使成吉思汗绐终能亲自指挥最大范围内的作战行动，直至战争的最后胜利。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功绩在于建立起了一支以弓箭、长枪为主要武器，以骑兵为主体的蒙古军队。这是一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有着良好纪律养成以及绝妙无双的军事体制的军队。他们穿梭穿梭懂得并充分运用突然袭击和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同时采取智取计赚的战术手段。战争实践证明，这的确是一支令人生畏的所向无敌的旋风部队。
回鹘文与回鹘式蒙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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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鹘文寫本殘片 |
回鹘语一般是指回鹘人公元9世纪西迁之后至14世纪之间的语言。8世纪的鄂尔浑碑铭中有一部分是回纥人刻成的，但其语言和后东突厥汗国时期的碑刻基本一致，称为古突厥语。14世纪，伊斯兰化的东察合台汗国吞并吐鲁番及哈密以后，回鹘语受到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演化为察合台语。
文字
漠北回纥王朝年代的古突厥语是用古突厥文写成的。多数回鹘语文献使用则用回鹘字母写成，这种文字是在粟特文的基础上创制的。除此以外，回鹘人还使用过摩尼文、叙利亚字母、婆罗米文来拼写自己的语言，在敦煌一带短暂地使用过藏文字母，主要是宗教经典为主。在元代亦有使用八思巴字来拼写回鹘语的印章。而契约文书则全部使用回鹘文字母拼写。14世纪由回鹘语演化而成的察合台语一般用阿拉伯文字书写。
回鹘文又称回纥文或畀兀儿文，是八至十五世纪回鹘人的文字，用以拼写自己的突厥族语言。回鹘文是拼音文字，由18个辅音及5个元音字母来拼写字词。[[#_note-0{{subst:MediaWiki:Cite references link suffix}}|[1]]]几个字串联写成一个字词，字词之间留空白以隔开不同字词。字母在词头、词中、词末会有不同形状。回鹘文由上至下拼写成列，列与列由左至右排。
自唐代至明代（8～15世纪）主要"流行于今吐鲁番盆地和中亚楚河流域。这种文字的文献，近代发现于哈密、吐鲁番和甘肃地区。11世纪的《突厥语词典》、13世纪的《蒙鞑备录》都曾记述过这种文字。根据《九姓回鹘可汗碑》等文物推断，回鹘文是在叙利亚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回鹘文从什么年代开始使用，目前尚无定论。10世纪后，今新疆南部回鹘人虽已改用阿拉伯字母，但回鹘文并未完全停止使用。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重抄的《金光明经》回鹘文译本，证明这种文字一直到17世纪仍在使用。字母数目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最少为18个，最多达23个。23个字母中有5个字母表示8个元音，18个字母表示22个辅音。在早期文献中有的字母表示两个以上的语音，在后期文献中才在相应字母左方或右方加一个点或两个点予以区别。字母分词首、词中、词末等形式。有句读符号。在摩尼教文献中还在句读符号上加红色圆圈。段落用对称方形的四个点隔开。有印刷体和书写体。书写体又分楷书、草书两种。楷书用于经典，草书用于一般文书。行款起初由右往左横写，后改为从左往右竖写。
现存回鹘文文献甚多,包括宗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经典、医学著作、文学作品、 公文、契约(回鹘文卖身契、尤素夫·哈斯·哈吉布用回鹘文写的《福乐智慧》)、碑铭等。明代《高昌馆杂字》传到欧洲后,德国人J.克拉普罗特(1783～1835)进行研究,于1820年出版《回鹘语言文字考》。1870年,匈牙利人H.万伯里(1832～1913)发表《回鹘语文献与福乐智慧》。19世纪末,俄国人 B.B.拉德洛夫(1837～1918)翻译并出版了《福乐智慧》全文。随着20世纪中国西北考古工作的兴起，已出土大量文献,多存于欧洲。中国学者袁复礼(1893～1987)1930年在新疆发现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残本),经历史学家冯家升(1904～1970)整理，于1951年影印出版。近年在新疆陆续发现新的文献新疆哈密县出土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字母来源
学界相信回鹘文是来自五世纪的粟特文。早在突厥汗国时代 (A.D. 552-299)，粟特文已经被介绍入突厥人的世界。在蒙古国 (外蒙古) 杭爱省的 Chanuj 河流域布古特 (Bugut) 之地发现一块纪功碑。这块布古特碑一面为婆罗谜文、三面为粟特文。虽然此碑是纯粹的粟突文字语言，却是史上所见为时最早的突厥人的碑铭。天山以北、取代西突厥汗国的突骑施汗国 (Turgis) 发行了一种中原模式的方孔圆钱，其上有粟特文铭文，学界称为突骑施钱。不过，突厥汗国年代主要使用鲁尼文 (突厥鲁尼文，Runic script)。到了回鹘汗国年代 (744-840)，回鹘汗国大量起用粟特商人作为生意伙伴，其后又皈依摩尼教，粟特人的势力大增。如九姓回鹘可汗碑等多块可汗纪功碑皆有使用粟特文；不过，回鹘汗国仍然主要使用突厥鲁尼文。
由于受粟特文薰陶，回鹘人开始采用粟特文字母来拼写自己的突厥语，渐渐演变为回鹘文字。1950年代在蒙古国 (外蒙古) 乌布苏省图尔根苏木之地发现的一块乌兰浩木碑铭，是现时发现最早的回鹘文字录纪。到了西元840年回鹘汗国被黠戛斯人击溃，部份回鹘人退到西域的高昌一带建立新国家，史称高昌回鹘，或称为西州回鹘、畏兀儿；另一部份流入甘肃的甘州、瓜州和沙州，史称甘州回鹘。此后回鹘人大量使用回鹘文字。百多年来考古学界在甘肃敦煌及新疆吐鲁番一带出土了大量回鹘文字的佛经、契约文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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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鹘文字母、粟特文字母、摩尼文字母对照表 |
到成吉思汗兴起后，命令原乃蛮掌印官塔塔统阿以回鹘文字拼写蒙古语，成为回鹘式蒙古文。而满洲文则借自回鹘式蒙古文。尤其是在东亚大陆，回鹘文时常伴随着回鹘佛教而出现。元朝蒙古人信奉佛教，回鹘佛教就在元朝境内多次以回鹘佛教经文而出现。
本来粟特文及其祖先的阿拉米文都是由右至左横写、行数从上至下。然而，回鹘文却转了逆时针90度，变成从上到下写直书、行数从左至右。其后的回鹘文、满洲文皆跟随回鹘文的书写方向。无法知道为何出现这种改变。但学者们推测这是受到直书的汉文影响。
由于擅长通商的回鹘人通晓诸国语言，被元朝及四大汗国采用为书记官员，回鹘文在四大汗国变成紧次于蒙古文的官方语言。到了帖木儿兴起，回鹘文被上升为官方语言，大量伊斯兰化时代用阿拉伯字突厥语写成的著作被改为用回鹘文书写。然而，随着帖木儿汗国衰落，回鹘文在中亚渐渐衰落。
吐鲁番、哈密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回鹘人继续使用回鹘文，继续信奉回鹘佛教。到16世纪东察合台汗国吞并了明朝保护的哈密卫，吐鲁番及哈密的佛教被消灭，只残存河西走廊一带裕固族先民仍然信奉回鹘佛教、使用回鹘文。
现存最后见到的回鹘文记录是1910年沙俄学者马洛夫 (S. E. Malov) 在甘肃酒泉文殊沟发现的一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金光明经) 写本，共397叶。此写本的跋文写着“大清康熙二十六年 ...”(Dai Ching Kang-si yigirmi altinc yil ...)，即西元1687年。
回鹘式蒙古文
又称传统蒙古文字，畏兀儿蒙古字、畏兀字、畏吾字等，属拼音文字类型，脱胎于源自叙利亚字母、粟特文字母的回鹘文字母。之后在成吉思汗时代，由于察合台字母在中亚地方广泛使用，被借用来纪录蒙古语，并慢慢演变成今日的式样。
自元世祖委托国师八思巴另制八思巴字，每以“畏兀字”呼之，以示区别。但虽然诏令屡下，当时的蒙古人仍然喜欢使用蒙古文字，八思巴字遂转以转写他族语音。直到明朝创建，元顺帝北逃，新字便罕见有人使用。岭北等处诸蒙古人仍以畏兀儿字体为正宗。
十六世纪蒙古信奉佛教，广译遍传佛经， 蒙古文字因而普及、定型。因此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为蒙古之文艺复兴。在这之前书写蒙古语的之部分缺失，皆改进之。此时引入许多藏语、梵语之内典用语，取代以往蒙古人使用的词汇。并且为了便于转译藏、梵语音，另造变体字母。字母之改良以阿里嘎里为大宗。1587年，喀喇沁翻译者阿尤希固什修改旧有的字体，自创了阿里嘎里字体，这个字体可以表达所有的藏、梵语语音，且可以表达诸蒙古语所无之辅音群。此时部分古语遂弃而不用。学界谓此时之书面蒙文为古典蒙文。
清朝时，亦取鉴蒙古字体，创满文以书满语。二者字体相似，故能触类旁通。此后自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古典蒙文得以充分发展。北京、内蒙古之木版印刷业俱盛，谙蒙语之帝王或者是藏族法师都参与编纂辞典、语法书等。
又1648年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僧侣札雅班迪亦改良传统，分析蒙古文字的标音，造新体字“托忒文字”（todo mongɣol），但此新字体只通行于天山南北路、伏尔加河口诸处[3]，东蒙古未有采用。
1686年，喀尔喀僧侣扎那巴扎尔仿造藏文梵字，创造索永布字体，共有字母九十个，左起横书，一样能精确表达藏、梵语，以及蒙古语的语音。索永布字体非常漂亮，寺院经常以此加以装饰，只可惜此字体写起来比八思巴字还不方便，因此罕用于社会上。同年扎那巴扎尔另造横书方块字，通行于喀尔喀各处之佛寺间。
二十世纪初，曾有蒙古字拉丁化之议，当时却未付诸实行。1946年以降，蒙古国改以西里尔字母拼写喀尔喀口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蒙古自治区则仍采传统蒙古字。
与叙利亚字母及阿拉伯字母一样，蒙古字母在一个字的不同位置都有不同的形状。在察合台字母出现之时，其书写方式已从横写改成直写。蒙古语字母可以是每单字一单位，也可以是一单字连其后置词为一单位。大部分的音位须分前缀、字中、后缀——首尾音位各写作前缀型、后缀型，其余则作字中型。作字中型的字母有一纵线以联结整个字。而元音有单独型，辅音则无。
由于蒙古文字的特殊显示方式，系统若要正确显示，需要同时在字体及系统模块两方面同时配合才可以。否则的话，画面就会显示错误。
首先，系统需要有安装有显示蒙古文字的模块。在Microsoft Windows 2000/XP/2003 操作系统，必须把系统的Uniscribe模块（usp10.dll）更换至最新版。此外，亦要有一套与Uniscribe互相配合的OpenType字体。而Microsoft Windows Vista/2008与Windows 7中已经提供了支持文字的模块和字体。现时除Windows Vista/2008Windows 7与附带的字体外只有Code2000（变形尚存在错误）、Mongolian Baiti（变形尚存在错误）可以显示传统蒙古文字及Daicing White可以正确显示满文、锡伯文和达斡尔文。
若系统没有最新的Uniscribe模块，每一个字母都会以它的默认显示型显示。但若没有正确的字体配合，则字母可能会以错误的形态显示，例如：都显示成前缀型或使用了错误的形态变体。
现在非Unicode或部分基于Unicode的蒙古文字体和输入法占据着大部分市场。
只要安装Unicode蒙古字体，如CMs*等，Linux系统就可以运用英文键盘自由输出蒙文字体而不需特殊的文字输入法或文本编辑器，只是显示的字体方向如英文般由左到右横行，方便与其他西方文书或科学文件共存同一页面；但是要如传统书写方式般由左而右直行，可以利用排版软件如Word、OpenOffice.org Writer改变文书方向，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
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
近两天，最让人吃惊的新闻莫过于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广播电视节目可能将被裁撤的消息。考虑到这一行动正好发生于中国为争夺国际话语权而花费巨款推行“大外宣计划”之时，我觉得有必要谈谈自己在中国人权（纽约）做的一项研究课题中的一部分，以让人们了解今天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
中国官方一直认为，“世界上话语权的分配很不平衡，80%的信息被西方媒体垄断”。自从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积聚了财力之后，就开始通过资助或者直接出资创办貌似独立的华文媒体、华文学校，并鼓励开办各种华人社团，作为统战工作的主要工具，并将这三者合称为中国政府的“三宝”。从三年前大张旗鼓地全力推行“大外宣计划”。这一计划分为中、英文（含其它语种）两大部分，正以雄厚的金钱做后盾稳步推进。
香港台湾两地的华文媒体是群体生态，中国政府各有不同方式控制。本文略陈中国政府如何控制港台之外的世界华文媒体。
北京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渗透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开始。2001年11月21日，美国詹姆斯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会刊《中国简讯》（China Brief）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的文章，该文章指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政府花费了巨大努力介入海外的中文媒体，其主要策略有：投资控股、给予媒体在大陆的商业利益、安插人员等等。不少中文媒体被收买，或因不敢得罪中共，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上越来越接近中国大陆媒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日益接近中国的官式语言。该文披露，当时美国主要的四种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发行总量约七十万份，但都受着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因为中国政府“金钱统战”的结果，海外华文媒体已经有不少日益偏离新闻自由的轨道，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与西方主流媒体的价值判断相反。
自本世纪零年代中期开始，北京政府又采用了更成熟的控制与渗透策略。除了采取前述手法继续渗透并加强控制之外，还为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提供了各种交流与聚合的平台。这种平台分为两类：
一是为世界华文媒体从业者提供交流平台。200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其目的是“聚合海内外研究资源”，该中心与中国专事对外传播的政府管理部门及新闻媒体，还有海外华文媒体及其合作组织——世界华人报业协会等有着密切联系与合作关系，组织各种交流活动，为海内外华文媒体的合作及业务拓展提供“对策研究”，共同编纂《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等。国外华文媒体的负责人在这个平台上发表一些什么研究成果呢？大都是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即中国政府）的声音，还有世界各国华文媒体的工作心得，如美国华文杂志《彼岸》的副总编所写的“华文媒体在美国的作为以及与中国大陆传媒之间的互动”，有些文章的标题就是“宣传和推动反独促统是海外华文媒体的光荣使命”。
二、定期举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与各种研修班，对海外华文媒体从业者进行规训。从2001年9月举办第一届世界华文传播论坛以来，至2009年共举办五届，每次与会的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数百家。按中新社社长郭招金的说法，办这论坛的目的就是“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会者心中也明白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据一位与会者事后感想，这种“有吃有喝有玩乐有鼓掌有照相有发言有总结有资料有礼物有欢迎有道别，一种典型的中国庙会式的‘大会’”，对于移民海外者确实有吸引力。举办者意在“招安”，而参加者更是希望自己表现好，在众多受招安者当中鹤立鸡群，备受中国当局重视与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此同时，由中国国务院侨办出面，从2006年开始，经常举办各种海外华文媒体研修班，截止2010年共举办6期，来自法国、英国、美国、巴西、南非、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世界五大洲近百个国家的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参加了这种所谓“集体研修活动”。中国政府的目的很明确，是让海外华文传媒负责人到北京“充电”。每次会上都有负责新闻宣传的官员到会讲课。
除传统的媒体报纸外，中共还广泛涉足电台，电视业，操纵美国一些当地的华语电台，电视。 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英语节目（CCTV-9）24小时不间断通过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有线电视网在美国纽约、洛杉矶和休斯顿三城市播放，这是中央电视台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达成的协议。自从开始这项合作之后，时代华纳旗下的CNN对中共的态度马上转了180度的大弯。
应该说，中国政府统战海外华文媒体很有效果，每逢中国有大型活动，海外华文媒体非常自觉地配合中国政府的宣传。比如奥运前夕，北京奥组委于2007年11月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召开华文媒体见面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在会上对华文媒体的宣传做了原则性的指导。十七大召开，许多华文媒体争相配合，受到国新办称赞。
可以说，世界华文媒体的版图已呈红色与粉红色。港台两地媒体已被北京采用种种手法渗透控制，自由度连年下降。世界各地的中文媒体也早就被中共采取上述各种手法收归己用。还能够坚持独立立场且有规模效应的中文媒体只有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等少数几家。其他少数异议中文网站由于其内容的限制，与其说是公共媒体，勿宁说更象是同仁讨论圈。在中国正以咄咄逼人之势，意图垄断华文媒体话语权时，裁撤美国之音、BBC等媒体的中文广播电视节目上，无异于主动放弃中文世界中最后一块未被北京掌控的言论空间。这一不明智的决策，既对推进全球民主化事业有损，也是对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放弃。
近两天，最让人吃惊的新闻莫过于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广播电视节目可能将被裁撤的消息。考虑到这一行动正好发生于中国为争夺国际话语权而花费巨款推行“大外宣计划”之时，我觉得有必要谈谈自己在中国人权（纽约）做的一项研究课题中的一部分，以让人们了解今天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
中国官方一直认为，“世界上话语权的分配很不平衡，80%的信息被西方媒体垄断”。自从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积聚了财力之后，就开始通过资助或者直接出资创办貌似独立的华文媒体、华文学校，并鼓励开办各种华人社团，作为统战工作的主要工具，并将这三者合称为中国政府的“三宝”。从三年前大张旗鼓地全力推行“大外宣计划”。这一计划分为中、英文（含其它语种）两大部分，正以雄厚的金钱做后盾稳步推进。
香港台湾两地的华文媒体是群体生态，中国政府各有不同方式控制。本文略陈中国政府如何控制港台之外的世界华文媒体。
北京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渗透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开始。2001年11月21日，美国詹姆斯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会刊《中国简讯》（China Brief）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的文章，该文章指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政府花费了巨大努力介入海外的中文媒体，其主要策略有：投资控股、给予媒体在大陆的商业利益、安插人员等等。不少中文媒体被收买，或因不敢得罪中共，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上越来越接近中国大陆媒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日益接近中国的官式语言。该文披露，当时美国主要的四种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发行总量约七十万份，但都受着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因为中国政府“金钱统战”的结果，海外华文媒体已经有不少日益偏离新闻自由的轨道，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与西方主流媒体的价值判断相反。
自本世纪零年代中期开始，北京政府又采用了更成熟的控制与渗透策略。除了采取前述手法继续渗透并加强控制之外，还为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提供了各种交流与聚合的平台。这种平台分为两类：
一是为世界华文媒体从业者提供交流平台。200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其目的是“聚合海内外研究资源”，该中心与中国专事对外传播的政府管理部门及新闻媒体，还有海外华文媒体及其合作组织——世界华人报业协会等有着密切联系与合作关系，组织各种交流活动，为海内外华文媒体的合作及业务拓展提供“对策研究”，共同编纂《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等。国外华文媒体的负责人在这个平台上发表一些什么研究成果呢？大都是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即中国政府）的声音，还有世界各国华文媒体的工作心得，如美国华文杂志《彼岸》的副总编所写的“华文媒体在美国的作为以及与中国大陆传媒之间的互动”，有些文章的标题就是“宣传和推动反独促统是海外华文媒体的光荣使命”。
二、定期举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与各种研修班，对海外华文媒体从业者进行规训。从2001年9月举办第一届世界华文传播论坛以来，至2009年共举办五届，每次与会的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数百家。按中新社社长郭招金的说法，办这论坛的目的就是“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会者心中也明白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据一位与会者事后感想，这种“有吃有喝有玩乐有鼓掌有照相有发言有总结有资料有礼物有欢迎有道别，一种典型的中国庙会式的‘大会’”，对于移民海外者确实有吸引力。举办者意在“招安”，而参加者更是希望自己表现好，在众多受招安者当中鹤立鸡群，备受中国当局重视与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此同时，由中国国务院侨办出面，从2006年开始，经常举办各种海外华文媒体研修班，截止2010年共举办6期，来自法国、英国、美国、巴西、南非、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世界五大洲近百个国家的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参加了这种所谓“集体研修活动”。中国政府的目的很明确，是让海外华文传媒负责人到北京“充电”。每次会上都有负责新闻宣传的官员到会讲课。
除传统的媒体报纸外，中共还广泛涉足电台，电视业，操纵美国一些当地的华语电台，电视。 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英语节目（CCTV-9）24小时不间断通过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有线电视网在美国纽约、洛杉矶和休斯顿三城市播放，这是中央电视台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达成的协议。自从开始这项合作之后，时代华纳旗下的CNN对中共的态度马上转了180度的大弯。
应该说，中国政府统战海外华文媒体很有效果，每逢中国有大型活动，海外华文媒体非常自觉地配合中国政府的宣传。比如奥运前夕，北京奥组委于2007年11月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召开华文媒体见面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在会上对华文媒体的宣传做了原则性的指导。十七大召开，许多华文媒体争相配合，受到国新办称赞。
可以说，世界华文媒体的版图已呈红色与粉红色。港台两地媒体已被北京采用种种手法渗透控制，自由度连年下降。世界各地的中文媒体也早就被中共采取上述各种手法收归己用。还能够坚持独立立场且有规模效应的中文媒体只有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等少数几家。其他少数异议中文网站由于其内容的限制，与其说是公共媒体，勿宁说更象是同仁讨论圈。在中国正以咄咄逼人之势，意图垄断华文媒体话语权时，裁撤美国之音、BBC等媒体的中文广播电视节目上，无异于主动放弃中文世界中最后一块未被北京掌控的言论空间。这一不明智的决策，既对推进全球民主化事业有损，也是对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放弃。
哈萨克族主要部落及其历史
哈萨克族主要部落及其历史
哈萨克民族溯源绵长悠久，在历经了漫长的战乱纷争、部落迁移和多个部落融合之后，终于形成了今天遍布大疆南北的哈萨克民族。
哈萨克族是属于跨国境民族。在很久以前，他们的部落就在哈萨克草原过着游牧生活。其中有些部落的名称，在他们相邻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上曾有记载如塞种、乌孙、匈奴、康居(康里)、阿兰(奄蔡)、克烈、乃蛮、钦察、咄陆(杜拉特)、突骑施(撒里乌孙)、葛逻禄、札刺亦尔、私吉刺特、阿尔根、阿里钦等，但有些部落在公元后才有记载，如突厥、阿尔沁、克依玛克等。
塞种
塞种人为哈萨克族的族源之一。据汉文史籍记载，塞种人原名“允戎”，世居敦煌，后被月氏排挤而西迁，游牧于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到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的广大地区。
在哈萨克族中，包含有不少古塞种人的成分。如哈萨克的克昔恰克。阿尔根及其他部落中都有“支尔塞克”、“别斯塞克”、“波尔塞克”和“卡尔塞克”等氏族部落。说明这些氏族部落都是古代塞种人的后裔。又《汉书·西域传)在涉及到哈萨克族的主要源流之一的乌孙时亦云：“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这也说明哈萨克族中有古代塞种人的成分。
匈奴
在哈萨克民族成分中，有不少匈奴人的后裔。匈奴是古代北方最早建立国家的游牧部族之一。它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衰落于公元1世纪。在匈奴冒顿单于时，征服了邻近许多部族，控地东尽辽河，西至蒽岭。今哈萨克族居住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匈奴的控制之下。
据《汉书·西域传》载，公元前71年，乌孙与朝联合攻击匈奴，乌孙俘获匈奴4万人。这4万人后来无疑都被作为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的乌孙部族所融合。
乌孙
乌孙历来被认为是哈萨克族的先民，是组成哈萨克族的主体部落。乌孙部落现在是哈萨克大玉兹的主体部落。乌孙是我国的一个以游牧为主的古老的部族，公元前2至1世纪崛起于我国西北地区，后在伊犁河流域建立了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权。据《史记》和《汉书)记载，乌孙在西迁伊犁河流域之前，游牧于敦煌、祁连之间(今河西走廊一带)，为“匈奴西边小国”，其有史可考的首领名叫难兜靡。在难兜靡为首领时，乌孙为强邻月氏所攻，国破家亡。其时，难兜靡之子猎骄靡(即后来的昆莫)刚刚诞生，为匈奴单于所收养。
公元前162一161年，在匈奴老上单于支持下，昆莫(猎骄靡)率军向西大举进击，攻破当时在伊犁河流域居住的大月氏，一部分大月氏人继续西徙；一部分人则留在原地。昆莫收取大月氏余众，留居伊犁河流域。此后，乌孙人口激增，势力逐渐强盛起来，建立了一个地域广大、国力强盛的地方政权。其地东接匈奴，北抵康居，西达大宛，南连城郭诸国。政治中心在赤谷城。昆莫分设各官，管理全国。乌孙最盛时，拥有12万户，人口63万，胜兵18．88万人，是西域最强大的“行国”。
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极为密切。早在汉武帝时，通过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女使冯燎与乌孙昆莫、大将联姻，并与汉朝建立了隶属关系，抗击了共同的敌人。此后4百年内，乌孙与中原封建王朝友好往来、和睦相处，为保卫东西方之间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康居
“康居”(康里)是组成哈萨克民族的主要部落之一。康居是2千多年前的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部分康居人迁往他处与别的民族融合亦势所不免。但其主体部落仍然长期在其故地繁衍生息，成为形成哈萨克族的族源之一。据哈萨克族自古相传的康居(康里)部落系谱来看，康居(康里)部落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所以哈萨克这一大部落的先世无疑是在汉代出现于史册的“康居”。
阿兰
在哈萨克诸部落中，有一个名叫阿里钦的大部落，它是构成哈萨克族小玉兹的主体部落。有人认为阿里钦部落的先世即是2千多年前出现于我国史籍中的“阿兰”。阿兰，又名奄蔡或阿兰聊，是一个以游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族．其民俗、服饰与康居大同小异。
汉代时，阿兰是中亚大国，《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均记其“控弦者有十余万人。”
可萨
“可萨”为古突厥汗国的一个部族。“可萨”又作“曷萨”、“阿萨”．有人认为“可萨”，“曷萨”和“阿萨”等即今“哈萨克”同音异译。
据史籍记载，可萨部在古突厥汗国的西部，即汉代奄蔡故地。可萨人的国王，称为答尔罕。可萨人以牧业为主，牧放的主要牲畜为牛和羊。“可萨”有四五个城市，城内有不少人定居，从事商业和农业。商业在可萨人中占有重要地位。
咄陆
咄陆为西突厥的一个部族．“咄陆”又作“都陆”，据对系谱资料的研究，即今哈萨克族大玉兹中的“杜拉特”部落名称的异称。有人认为咄陆是大玉兹乌孙的一支。
突骑施
突骑施是西突厥五部咄陆中最强大的一支，有人认为是乌孙部族的后裔。在哈萨克语中，突骑施被称“撒里乌孙”，意即“黄乌孙”，这也说明突骑施是乌孙的后裔。
葛逻禄
唐代西域的葛逻禄部也与哈萨克族的源流有密切的关系。葛逻禄为突厥诸部之一，故地原在阿尔泰山之西南，原游牧于乌伦古河流域和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塔尔巴哈台山等地。葛逻禄统有谋落、炽俟、踏实力3个部落。8世纪60年代，突骑施部衰落，葛逻禄据有其地，建立葛逻禄汗国，于是突骑施统治下的古代哈萨克诸部又处于葛逻禄政权的管辖之下。在葛逻禄汗国时期，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伊犁。后来，葛逻禄与东来的回纥及西来的祥窘等部联合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其疆域包括伊犁在内的中亚广大地区。有人认为，今哈萨克族中玉兹的阿尔根部落，即古代葛逻禄三部之一的谋落的后裔。
克烈
克烈是今哈萨克族中玉兹的一个大部落，主要居住在阿勒泰地区，另外塔城、哈密、昌吉等地区也有。但克烈部早在蒙古兴起之前，便闻名于世。辽金时期，克烈部游牧于杭爱山与肯特山之间的鄂尔浑河和图拉河流域，西与篾儿乞惕和吉利吉斯部为邻。当时，克烈是人口众多、势力强大的部落，其首领是王罕。王罕是与成吉思汗同时期的人，曾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把秃儿结为兄弟。也速该把秃儿死后，成吉思汗对王罕十分敬重，以父事王罕。后来，克烈部王罕常与成吉思汗的蒙古部结盟攻打鞑靼、篾儿乞惕部。但这种结盟为时不长便告决裂。不久，成吉思汗率军攻破王罕，夺取了克烈部的大部分领地。一部分克列部迁至西部领土(今哈萨克斯坦)，这部分西迁的克烈部后来成为哈萨克族的组成部分。
乃蛮
乃蛮部是今哈萨克族中玉兹的一个大部落，主要分布在我国新疆阿勒泰、塔城和伊犁三个地区。乃蛮部的历史也很久远，是古代突厥诸部之一．辽金时，乃蛮部与其他突厥诸部一样，游牧迁徙。他们的主要居住地是大阿勒台、哈喇和林、可可雷昔刺思山和阔阔也儿的石山等．乃蛮与乞儿吉思、克烈、畏兀儿为邻(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中译本第224页)。
公元1204年，在成吉思汗征服克烈部之后，乃蛮王太阳汗联合篾儿乞惕部和脱黑脱阿札答兰部的札木合等，策划攻打成吉思汗部。由于有人告密，成吉思汗先发制人，突然袭击，将乃蛮部、篾儿乞惕部击溃，太阳汗被杀。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又突然袭击乃蛮不亦鲁黑汗。乃蛮部毫无准备，不亦鲁黑汗被擒，领地被占，部众四散，有不少逃至额尔齐斯河流域和别失八里等地，这些乃蛮部后来都融合到哈萨克族中。
篾儿乞惕
有人认为，“篾儿乞惕”也是哈萨克源流之一，为今哈萨克族中玉兹克烈十二部之一。主要分布在现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篾儿乞惕部落在辽金时并不属于克烈部，是一个独立的强大的突厥部落。后来由于战争的缘故，才融合到克烈部。
辽金时，篾儿乞惕部分布在色楞格河流域一带，北邻吉利吉斯、秃马惕等部，南接克烈部，东连乃蛮部，西抵蒙古部。当时，篾儿乞惕部是人口众多、非常好战的部落，他们常与成吉思汗的蒙古部和王罕的克烈部发生战争。一次，篾儿乞惕部袭击成吉思汗部，把成吉思汗的家和营地抢劫一空，还抢走了他的妻子孛儿帖。
不久，成吉思汗部击溃了篾儿乞惕部，占有其地，一部分篾儿乞惕部向西溃逃。后来，这部西逃的篾儿乞惕人加入了克烈部，成为十二部 阿克克烈之一。
弘吉刺惕
弘吉刺惕为今哈萨克族中玉兹的一个大部落的名称，这一名称，最早见于(辽史》辽金时弘吉刺惕是游牧于蒙古高原的较大的部落之一。分布在克鲁伦河下游到额尔古纳河一带。西与蒙古部为邻，西南与塔塔尔部相接，东南抵金朝边界。
据史籍记载，弘吉刺惕部世代与成吉思汗的蒙古部联姻，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就是弘吉刺惕部落的姑娘。后来，弘吉刺惕部一部分人融合到蒙古族中，另一部分后来西迁成为哈萨克族的一部分。
札刺亦儿
今哈萨克族大玉兹的还有一个名叫札刺亦儿的部落。札刺亦儿在辽金时是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强大的部落之一。
蒙古汗国兴起后，札刺亦儿部被臣服．成吉思汗出征中亚和伊朗时，军中有许多札刺亦儿人及札刺亦儿将领。这些札刺亦儿后来可能留在中亚，成为组成哈萨克族的部落之一。
钦察
钦察是哈萨克族来源之一，“钦察”系哈萨克族中玉兹的一个大部落名称，一般译作“克昔恰克”。
哈萨克族的邻近部落对哈萨克的认识，是由“哈萨克”这个名字而开始的，至今已有几个世纪。这种说法是确切的，因此哈萨克族直到今天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自己部落的名称。
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哈萨克族逐步走向了完善和稳定。勤劳、勇敢的哈萨克族人民也正在为新疆的繁荣富强努力奋斗！
哈萨克民族的溯源
哈萨克溯源
哈萨克人非常重视自己的祖先，每个小孩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背七代祖先的名字，有些人甚至能背出十几代、几十代祖先的名字，由此而作成的氏族谱系对於哈萨克部落氏族的演变及族源的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哈萨克人中有这样一句话：“不知道自己七代祖先名字的人是孤儿”【本来中国人（汉人）的祖先观念已经是够浓厚的了——祭祖、传宗接代等曾经长期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可是和哈萨克人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现在我们有谁还能知道自己哪怕是四、五代祖先的名字呢？不少人恐怕连爷爷的名字都记不清了，更别说爷爷的爷爷了，】。这里要讨论的就是哈萨克的起源问题。中国的研究者往往将哈萨克与乌孙联系起来，理由之一是现在哈萨克人中还有名为“乌孙”的部落；其实还可以再往前推，比乌孙更早还有塞人（Saka）部落游牧在今哈萨克草原的广大区域，在今天的哈萨克人中同样也可以找到许多以“－塞克”结尾的部落名，而“哈萨克”一词本身中的“萨克”也与Saka有关，如有一种看法就认为：“哈萨克”的本义正是“真正的塞人”。
从语言上来看，塞人是属於印欧一系的民族，和波斯人是远亲，乌孙则是突厥一系的民族，但是语言跟种族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考古学的研究证明乌孙和塞人一样都是欧罗巴人种即白种人，因此乌孙与塞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参见拙文《突厥源出塞人小考》】，将乌孙语划归突厥语族，实是因为乌孙处於塞人与突厥先世的交界地带，而突厥本身就是一个混合种族，以铁勒人为主体，其中渗入了不少塞人因子；同样，塞人作为印欧草原上的古老的游牧民族，分布又广，其语言由西到东从印欧语逐步向阿尔泰语过渡，中间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因而乌孙既可以Asii的名称出现在塞人部落联盟中，也可被视为原始的突厥人。
从语言和人种上来看，原始的乌孙最早可能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一带，与坚昆（即後来的黠戛斯、吉尔吉斯）是近亲，後来逐步向南迁徙，曾经在敦煌、祁连生息过一段时间，因受月氏的压迫，又西迁到了伊犁河谷和七河流域一带，在这里他们发展壮大起来，先後击败月氏、塞人，建立了强大的乌孙国，并成为汉帝国对匈奴作战的重要盟友。乌孙国中，有大量的塞人，他们同部分残留的大月氏人一起，接受乌孙人的统治。
大月氏同乌孙一样，也是哈萨克的族源之一，近代哈萨克分为大、中、小三个玉兹，乌孙是大玉兹中最主要的部落，“玉兹”这个词就与“月氏”有关，今天的哈萨克人提起大玉兹时，总以乌孙为代表，他们常说：“大月氏就是乌孙”，可见大月氏很早就融合进了乌孙。与乌孙一起同为哈萨克族源之一的还有康居（康里）、奄蔡（阿兰），这也都是塞人一系的部落，今日哈萨克部落大玉兹中的康里和小玉兹中的阿尔钦被认为分别就是康居和奄蔡的後裔。公元五世纪中叶之後，“乌孙”的名称在中国史籍上就消失了，这时候中亚兴起了嚈哒人，漠北是柔然人的天下，乌孙中有一部分为躲避柔然人的压迫，就逃进了葱岭【哈萨克人爱好自由的传统可以说是相当久远的了】，一部分留在原地，其中因受突厥压力而西迁的一部後来成为突厥西边的可萨（曷萨）部，还有一部分辗转流落到漠北，融合部分铁勒部落後，发展为西突厥十姓之一的突骑施。
突骑施也是现代哈萨克的来源之一，在哈萨克语中，突骑施也叫做“撒里乌孙”，“撒里”是“黄”的意思，“黄”与“黑”相对，是指头发的颜色，可见突骑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是古乌孙人的嫡裔。撒里乌孙也是今日哈萨克的一个部落名。西突厥衰微後，故地上兴起了突骑施汗国，唐帝国也积极扶持它来抵御大食的进攻，以保卫其西部疆域。突骑施汗国内部分“黄”、“黑”两姓，可汗所出的突骑施部是黄姓，即欧罗巴人种，另两部车鼻师和处木昆是黑姓，即蒙古人种【黠戛斯部落中也分赤、黑两姓，赤姓（赤发蓝瞳）为正统嫡传，黑姓（黑发黑瞳）则被认为是李陵的後裔，由此也可以证明突骑施和黠戛斯的先世——乌孙和坚昆的亲缘关系】，黄、黑两姓相争不已，加上後突厥的打击，突骑施汗国很快便衰落了，继之而起的是葛逻禄汗国。
葛逻禄也是现代哈萨克的来源之一，今天的哈萨克部落中也有与之相对应的部落名。葛逻禄在中亚的霸权较为长久，从八世纪到十世纪，持续了近两百年的时间。十世纪中叶，它又作为主体之一，联合部分西迁的回鹘等，建立了著名的喀拉汗国（即中国史籍中的黑汗王朝），汗国的东边是佛教回鹘人的高昌王朝，西南是伊斯兰教塔吉克人的萨曼王朝，後来喀拉汗国灭掉了萨曼王朝，从而统治了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正是在喀拉汗国时期，开始了突厥人大规模的伊斯兰化，而中亚的突厥化也在此时达到高潮。汗国的文化也极为发达，马赫穆德·喀什噶尔就是在这期间写出了成为後世研究突厥学经典之作的《突厥语大辞典》；汗国还以“圣战”的名义出兵灭掉了有千年佛教文化传统的和田国，使整个南疆全部接受了伊斯兰教【後来高昌回鹘归降成吉思汗的蒙古，整个新疆便不再有佛教徒的国家了】。说到这里，还不得不提及赫赫有名的匈奴，它在哈萨克的形成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北匈奴主体西迁後，有很大一部分留在哈萨克草原上，在中国史籍中叫做“悦般”，悦般人非常讲卫生，这一点明显区别於周围的其他族人，今日哈萨克人中也有很多特别注重清洁卫生的习惯，可能就和悦般人有关。悦般到了突厥人统治的时代被叫做“咽面（样磨，牙格马）”，是西突厥十姓之一，上面提到的喀拉汗国的统治者中，也有不少咽面部落。今天哈萨克的大玉兹中有名为阿尔班的部落，中玉兹中有名为阿尔根的部落（又叫做匈奴），据认为就是匈奴人的後代。
契丹亡於女真之後，耶律大石率馀部远走中亚，征服当地各部，建立了喀拉契丹汗国（西辽王朝），成为中亚的新霸主，国亡後，契丹人大部留在原地，也成为哈萨克的族源之一，今日哈萨克中还有名为“克塔伊（契丹）”的部落。契丹源出东胡，当属蒙古人种，黑瞳黑发，故而西辽也被称作“喀拉契丹”，即“黑契丹”。西辽亡於乃蛮，乃蛮和克烈等部也是今日哈萨克的族源之一，至今哈萨克中玉兹中还有叫“乃蛮”和“克烈”的部落，而这两个部落也是生活在我国境内的哈萨克族的主体。乃蛮和克烈虽然後来加入蒙古部，但他们和汪古部一样，原先都是属於突厥系统的，即他们源出於铁勒诸部，从前曾经加入过突厥、回纥的部落联盟，但这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蒙古本身就是一个混合的部族共同体，其核心出自室韦，而加入了不少原属突厥的部落，越往西突厥成分越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的西蒙古语和东蒙古语差别较大【卫拉特蒙古的先世斡亦剌惕活动於蒙古高原西部的唐努乌梁海一带，这正离突厥先世和坚昆栖居的地域不远；而蒙古本部的先世蒙兀室韦则是活动於蒙古高原东部的鄂嫩河、额尔古纳河上游一带，接近大兴安岭，距鲜卑的始居地不远.
按照某些突厥语学者的分类，哈萨克语属於突厥语族中的克普恰克语组。这个克普恰克也是西突厥中的一个部落，在中国史籍中叫做“钦察”【当初正是由於受到钦察人的压力，乌古思－土库曼人才大批西迁，其中的一部迁至小亚细亚，发展成为日後的奥斯曼土耳其，参见拙文《突厥与土耳其》】，俄罗斯人称他们为“波罗维齐”，而在东欧、拜占庭的史籍中则叫做“库曼”。钦察是西突厥西北部最活跃的一个部落，他们向西、南两个方向的发展都很积极。向西，他们一路战胜了伏尔加河、顿河、第涅伯河、德涅斯特河流域的哈扎尔人、保加尔人和佩彻涅格人，一直行进到多瑙河畔，还多次打败罗斯人、拜占庭人和斯拉夫人；向南，他们则逐步占据了里海、河中之间的广大地区，使得原本游牧於此的乌古思部落纷纷向南、向西迁移。於是钦察人势力大盛，欧亚间的那一大片草原也被叫做“钦察草原”，而欧洲的商人要想从陆路去东方，就必然会经过钦察人的领地，因此，他们认为在亚洲掌握库曼语（即钦察语）就跟在欧洲掌握拉丁语（或者说像今天我们掌握英语）一样重要，为此，当时的欧洲还专门出了一本《库曼语汇编》【足以和眼下的《赴美英语指南》、考“托”诸书以及著名的《考“寄”红宝书》相提并论；这部《汇编》也成为後世突厥学家们研究古突厥语言的宝贵材料】。蒙古西征时，钦察和俄罗斯（当时叫斡罗思）组成联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终於挡不住蒙古的铁骑，拔都在征服了钦察和斡罗思全境後，建立了金帐汗国，因为汗国境内以钦察人为主，所以也叫做钦察汗国。後来十五世纪中叶成立的哈萨克汗国，即是从金帐汗国分裂後的一个汗国中再分裂出来的。因此，现代的哈萨克语由钦察语演变而来，哈萨克也通常被归入突厥一系，虽然加入其中的蒙古成分也有不少。
金帐汗国不久便在其东部领土上分出了白帐汗国，後来从白帐汗国中又分出了乌兹别克（月即别）汗国。1456年，为了逃避压迫，钦察草原上的一些部落在两个汗王的带领下从南部的乌兹别克汗国脱离出来，建立了独立的哈萨克汗国，从而奠定了近代哈萨克民族和国家的基础，“哈萨克（Kazak）”一词最早也出现於此，它的本义是“自由自在的人”、“独立不羁的勇士”。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另一个与之同源的词，这就是“哥萨克（Cossack）”，两者本义相同，发音相近，在俄语中，“哈萨克”写作Казах，“哥萨克”写作Казак，几乎完全相同。哥萨克本是俄罗斯人中的一些农奴，因不堪沙皇的压榨，逃到南方，而南方本是突厥语的天下，因此他们也借用表示“自由的勇士”的“哥萨克”这个突厥语词来作为自称。後来，哥萨克又被沙皇徵召为雇佣兵，成为侵略中亚、北亚各族人民的急先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打着“自由战士”名号的哥萨克们，不去设法解放其他被压迫的人民，反倒使更多的民族丧失了自由，美好的名称遭到如此的亵渎是谁也没有料到的】。
1991年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从而取代蒙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看看地图就可以发现，哈萨克还是一个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即它的领土中有一小部分位於里海以北、乌拉尔河以西，那是属於欧洲的地区。这个有趣的现象说来还和蒙古人有关，当然，也离不开俄罗斯人的影响。原来，那片地区本来正是西迁的土尔扈特人的牧地，他们为了躲避新兴的准噶尔人的压迫，不远万里来到伏尔加河下游一带游牧，哪想到俄罗斯人的压迫更厉害，办法，又只得折腾回去【看看《东归英雄传》便可想象其场景之惨烈】，就在这之後，哈萨克小玉兹有一个叫苏丹·布克的部落首领，看上了这片土尔扈特人空出来的牧地，於是投靠沙俄，申请率领部落移居该地，沙俄正好想分裂哈萨克、拉拢小玉兹，因此欣然同意，这样，那片地区就成了哈萨克人的牧地，後来成立加盟共和国时，苏联也就把它划给了哈萨克斯坦。那个本应是“哈奸”的布克，反倒变成了近乎民族英雄的开边功臣，呵呵，历史就是这么爱开玩笑哦。
“哈萨克”是哈萨克语“Kazak”一名的汉语译音。关于这一族称的来源和涵义，众说纷纭。十六世纪的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在其所著《中亚蒙兀史》一书中说，十五世纪中叶，哈萨克人在克烈汗和贾尼别克汁的领导下，脱离乌孜别克汗国迁至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楚河流域，由于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过着迁徙流浪生活，“所以就被称为哈萨克人，〈从此以后〉人们就这样称呼他们。”①因此，不少学者根据这一记述，认为“哈萨克”这一名称产生于十五世纪，其意义为“避难者”、“脱离者”、“流浪者”等。俄罗斯学者л.и.拉夫罗夫则认为，“哈萨克”即八世纪僧人叶俾弗尼著作中的“哈索格”，这一名称在卡巴尔达一巴尔卡尔语中是“无家可归的、处境不好的人”。A.H.别尔纳什塔姆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哈萨克这一名称是由’古代的卡斯甫(kasip)部落和萨克(sak)部落合并以后形成的名称。”因两个名称重叠在一起连读而发生音变，省略了中间的一些音位而形成了“哈萨克”这一新的名称。历史学家M.阿肯占诺夫和文学家C.穆卡诺夫认为，哈萨克一词是由“哈斯”和“萨克”两个词组成，“哈斯”是“真正”、“确实”的意思，而“萨克”则是古代中亚的游牧部落(即我国史籍中的“塞种”)，两词连在一起就是“真正的萨克”或“真正的塞种”之意。①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勇敢”、“大胆”的意思，有的则认为是“自由人”、“独立者”等义。
然而，民间广泛流传的则与上述不同，传说这一名称为“白天鹅”之意。它是由“kaz”和“ak”两个词构成的，前一个词义为“鹅”或“天鹅”，后一个词意为“白”，合起来意为“白天鹅”。民间还有哈萨克祖先由白天鹅化身的姑娘与一勇士结合而生的传说，并有种种与之有关的禁忌和崇拜习俗。
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哈萨克”这一族称很早便出现在中国史籍中。清末学者丁廉认为，“哈萨克”即《唐书》所载之“可萨”、“曷萨”之异名。②史籍除了这两个名称之外，还有“阿萨”、“葛萨”等名，这些名称均为同音异译，在《旧唐书》、《新唐书》、《经行记》等书中屡见不鲜。有不少学者还认为，“可萨”即《史记·大宛列传》中的“奄蔡”的同音异译。若此不误，则“哈萨克”这一名称早在汉代便已存在。
哈萨克族是由古代许多部落和部族不断分化并逐步融合而成的。其中主要有塞种、乌孙、匈奴、康居、可萨、克烈、乃曼、咄陆(杜拉特)、弦吉刺惕、札剌亦尔等。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古代部落或部族都融入哈萨克族，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如乃曼部落，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和乌孜别克等民族都有这一部落，这说明古代的乃曼部落因战争、迁徙等原因分化为若干部分，分别融入这些民族中。
乌孙历来被认为是哈萨克族的主要先民之一，在近代哈萨克中仍有乌孙这一部落，是大玉兹的主体部落。从语言上看，乌孙语言与哈萨克语相近。这些都说明部分乌孙人融入了哈萨克族。
如果说，“哈萨克”这一族称即中国史籍中的“可萨”或“葛萨”等，那么哈萨克族的最主要的族源应是六世纪出现在汉文史籍中的“可萨”。关于可萨，史籍记载甚少。现一般认为可萨是六世纪以后受西突厥管辖的一个部落，居于南俄草原上。七世纪初曾建立可萨汗国。十一世纪初，在拜占庭帝国和俄罗斯人的联合进攻下，可萨汗国灭亡，有的学者认为，可萨是匈奴的后裔。一世纪北匈奴西迁时，大多数匈奴人迁至南俄草原。据西方史籍记载，公元627年可萨军进攻一座波斯城时，城中居民曾以南瓜绘一匈奴王首，置之城墙以示可萨人，说：“你们君长在此，快来致敬。”当然这不足以证明可萨人就是匈奴人的后裔，但也不能认定可萨人不是匈奴人的后裔。因为匈奴人在西迁的过程中，正好经过南俄草原，有部分人留居于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七世纪后汉文史籍中记述的居于蒙古草原的九姓回纥中的葛萨，可能是未西迁的一支可萨人，后成为回纥的一部。
塞种、乌孙、匈奴、康居、可萨和突厥等是哈萨克族较早的民族源流，至于克烈、乃曼、咄陆等可能都是由上述部族分化而来的，后来成为哈萨克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萨克民族溯源绵长悠久，在历经了漫长的战乱纷争、部落迁移和多个部落融合之后，终于形成了今天遍布大疆南北的哈萨克民族。
哈萨克族是属于跨国境民族。在很久以前，他们的部落就在哈萨克草原过着游牧生活。其中有些部落的名称，在他们相邻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上曾有记载如塞种、乌孙、匈奴、康居(康里)、阿兰(奄蔡)、克烈、乃蛮、钦察、咄陆(杜拉特)、突骑施(撒里乌孙)、葛逻禄、札刺亦尔、私吉刺特、阿尔根、阿里钦等，但有些部落在公元后才有记载，如突厥、阿尔沁、克依玛克等。
塞种
塞种人为哈萨克族的族源之一。据汉文史籍记载，塞种人原名“允戎”，世居敦煌，后被月氏排挤而西迁，游牧于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到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的广大地区。
在哈萨克族中，包含有不少古塞种人的成分。如哈萨克的克昔恰克。阿尔根及其他部落中都有“支尔塞克”、“别斯塞克”、“波尔塞克”和“卡尔塞克”等氏族部落。说明这些氏族部落都是古代塞种人的后裔。又《汉书·西域传)在涉及到哈萨克族的主要源流之一的乌孙时亦云：“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这也说明哈萨克族中有古代塞种人的成分。
匈奴
在哈萨克民族成分中，有不少匈奴人的后裔。匈奴是古代北方最早建立国家的游牧部族之一。它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衰落于公元1世纪。在匈奴冒顿单于时，征服了邻近许多部族，控地东尽辽河，西至蒽岭。今哈萨克族居住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匈奴的控制之下。
据《汉书·西域传》载，公元前71年，乌孙与朝联合攻击匈奴，乌孙俘获匈奴4万人。这4万人后来无疑都被作为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的乌孙部族所融合。
乌孙
乌孙历来被认为是哈萨克族的先民，是组成哈萨克族的主体部落。乌孙部落现在是哈萨克大玉兹的主体部落。乌孙是我国的一个以游牧为主的古老的部族，公元前2至1世纪崛起于我国西北地区，后在伊犁河流域建立了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权。据《史记》和《汉书)记载，乌孙在西迁伊犁河流域之前，游牧于敦煌、祁连之间(今河西走廊一带)，为“匈奴西边小国”，其有史可考的首领名叫难兜靡。在难兜靡为首领时，乌孙为强邻月氏所攻，国破家亡。其时，难兜靡之子猎骄靡(即后来的昆莫)刚刚诞生，为匈奴单于所收养。
公元前162一161年，在匈奴老上单于支持下，昆莫(猎骄靡)率军向西大举进击，攻破当时在伊犁河流域居住的大月氏，一部分大月氏人继续西徙；一部分人则留在原地。昆莫收取大月氏余众，留居伊犁河流域。此后，乌孙人口激增，势力逐渐强盛起来，建立了一个地域广大、国力强盛的地方政权。其地东接匈奴，北抵康居，西达大宛，南连城郭诸国。政治中心在赤谷城。昆莫分设各官，管理全国。乌孙最盛时，拥有12万户，人口63万，胜兵18．88万人，是西域最强大的“行国”。
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极为密切。早在汉武帝时，通过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女使冯燎与乌孙昆莫、大将联姻，并与汉朝建立了隶属关系，抗击了共同的敌人。此后4百年内，乌孙与中原封建王朝友好往来、和睦相处，为保卫东西方之间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康居
“康居”(康里)是组成哈萨克民族的主要部落之一。康居是2千多年前的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部分康居人迁往他处与别的民族融合亦势所不免。但其主体部落仍然长期在其故地繁衍生息，成为形成哈萨克族的族源之一。据哈萨克族自古相传的康居(康里)部落系谱来看，康居(康里)部落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所以哈萨克这一大部落的先世无疑是在汉代出现于史册的“康居”。
阿兰
在哈萨克诸部落中，有一个名叫阿里钦的大部落，它是构成哈萨克族小玉兹的主体部落。有人认为阿里钦部落的先世即是2千多年前出现于我国史籍中的“阿兰”。阿兰，又名奄蔡或阿兰聊，是一个以游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族．其民俗、服饰与康居大同小异。
汉代时，阿兰是中亚大国，《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均记其“控弦者有十余万人。”
可萨
“可萨”为古突厥汗国的一个部族。“可萨”又作“曷萨”、“阿萨”．有人认为“可萨”，“曷萨”和“阿萨”等即今“哈萨克”同音异译。
据史籍记载，可萨部在古突厥汗国的西部，即汉代奄蔡故地。可萨人的国王，称为答尔罕。可萨人以牧业为主，牧放的主要牲畜为牛和羊。“可萨”有四五个城市，城内有不少人定居，从事商业和农业。商业在可萨人中占有重要地位。
咄陆
咄陆为西突厥的一个部族．“咄陆”又作“都陆”，据对系谱资料的研究，即今哈萨克族大玉兹中的“杜拉特”部落名称的异称。有人认为咄陆是大玉兹乌孙的一支。
突骑施
突骑施是西突厥五部咄陆中最强大的一支，有人认为是乌孙部族的后裔。在哈萨克语中，突骑施被称“撒里乌孙”，意即“黄乌孙”，这也说明突骑施是乌孙的后裔。
葛逻禄
唐代西域的葛逻禄部也与哈萨克族的源流有密切的关系。葛逻禄为突厥诸部之一，故地原在阿尔泰山之西南，原游牧于乌伦古河流域和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塔尔巴哈台山等地。葛逻禄统有谋落、炽俟、踏实力3个部落。8世纪60年代，突骑施部衰落，葛逻禄据有其地，建立葛逻禄汗国，于是突骑施统治下的古代哈萨克诸部又处于葛逻禄政权的管辖之下。在葛逻禄汗国时期，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伊犁。后来，葛逻禄与东来的回纥及西来的祥窘等部联合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其疆域包括伊犁在内的中亚广大地区。有人认为，今哈萨克族中玉兹的阿尔根部落，即古代葛逻禄三部之一的谋落的后裔。
克烈
克烈是今哈萨克族中玉兹的一个大部落，主要居住在阿勒泰地区，另外塔城、哈密、昌吉等地区也有。但克烈部早在蒙古兴起之前，便闻名于世。辽金时期，克烈部游牧于杭爱山与肯特山之间的鄂尔浑河和图拉河流域，西与篾儿乞惕和吉利吉斯部为邻。当时，克烈是人口众多、势力强大的部落，其首领是王罕。王罕是与成吉思汗同时期的人，曾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把秃儿结为兄弟。也速该把秃儿死后，成吉思汗对王罕十分敬重，以父事王罕。后来，克烈部王罕常与成吉思汗的蒙古部结盟攻打鞑靼、篾儿乞惕部。但这种结盟为时不长便告决裂。不久，成吉思汗率军攻破王罕，夺取了克烈部的大部分领地。一部分克列部迁至西部领土(今哈萨克斯坦)，这部分西迁的克烈部后来成为哈萨克族的组成部分。
乃蛮
乃蛮部是今哈萨克族中玉兹的一个大部落，主要分布在我国新疆阿勒泰、塔城和伊犁三个地区。乃蛮部的历史也很久远，是古代突厥诸部之一．辽金时，乃蛮部与其他突厥诸部一样，游牧迁徙。他们的主要居住地是大阿勒台、哈喇和林、可可雷昔刺思山和阔阔也儿的石山等．乃蛮与乞儿吉思、克烈、畏兀儿为邻(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中译本第224页)。
公元1204年，在成吉思汗征服克烈部之后，乃蛮王太阳汗联合篾儿乞惕部和脱黑脱阿札答兰部的札木合等，策划攻打成吉思汗部。由于有人告密，成吉思汗先发制人，突然袭击，将乃蛮部、篾儿乞惕部击溃，太阳汗被杀。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又突然袭击乃蛮不亦鲁黑汗。乃蛮部毫无准备，不亦鲁黑汗被擒，领地被占，部众四散，有不少逃至额尔齐斯河流域和别失八里等地，这些乃蛮部后来都融合到哈萨克族中。
篾儿乞惕
有人认为，“篾儿乞惕”也是哈萨克源流之一，为今哈萨克族中玉兹克烈十二部之一。主要分布在现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篾儿乞惕部落在辽金时并不属于克烈部，是一个独立的强大的突厥部落。后来由于战争的缘故，才融合到克烈部。
辽金时，篾儿乞惕部分布在色楞格河流域一带，北邻吉利吉斯、秃马惕等部，南接克烈部，东连乃蛮部，西抵蒙古部。当时，篾儿乞惕部是人口众多、非常好战的部落，他们常与成吉思汗的蒙古部和王罕的克烈部发生战争。一次，篾儿乞惕部袭击成吉思汗部，把成吉思汗的家和营地抢劫一空，还抢走了他的妻子孛儿帖。
不久，成吉思汗部击溃了篾儿乞惕部，占有其地，一部分篾儿乞惕部向西溃逃。后来，这部西逃的篾儿乞惕人加入了克烈部，成为十二部 阿克克烈之一。
弘吉刺惕
弘吉刺惕为今哈萨克族中玉兹的一个大部落的名称，这一名称，最早见于(辽史》辽金时弘吉刺惕是游牧于蒙古高原的较大的部落之一。分布在克鲁伦河下游到额尔古纳河一带。西与蒙古部为邻，西南与塔塔尔部相接，东南抵金朝边界。
据史籍记载，弘吉刺惕部世代与成吉思汗的蒙古部联姻，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就是弘吉刺惕部落的姑娘。后来，弘吉刺惕部一部分人融合到蒙古族中，另一部分后来西迁成为哈萨克族的一部分。
札刺亦儿
今哈萨克族大玉兹的还有一个名叫札刺亦儿的部落。札刺亦儿在辽金时是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强大的部落之一。
蒙古汗国兴起后，札刺亦儿部被臣服．成吉思汗出征中亚和伊朗时，军中有许多札刺亦儿人及札刺亦儿将领。这些札刺亦儿后来可能留在中亚，成为组成哈萨克族的部落之一。
钦察
钦察是哈萨克族来源之一，“钦察”系哈萨克族中玉兹的一个大部落名称，一般译作“克昔恰克”。
哈萨克族的邻近部落对哈萨克的认识，是由“哈萨克”这个名字而开始的，至今已有几个世纪。这种说法是确切的，因此哈萨克族直到今天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自己部落的名称。
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哈萨克族逐步走向了完善和稳定。勤劳、勇敢的哈萨克族人民也正在为新疆的繁荣富强努力奋斗！
哈萨克民族的溯源
哈萨克溯源
哈萨克人非常重视自己的祖先，每个小孩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背七代祖先的名字，有些人甚至能背出十几代、几十代祖先的名字，由此而作成的氏族谱系对於哈萨克部落氏族的演变及族源的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哈萨克人中有这样一句话：“不知道自己七代祖先名字的人是孤儿”【本来中国人（汉人）的祖先观念已经是够浓厚的了——祭祖、传宗接代等曾经长期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可是和哈萨克人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现在我们有谁还能知道自己哪怕是四、五代祖先的名字呢？不少人恐怕连爷爷的名字都记不清了，更别说爷爷的爷爷了，】。这里要讨论的就是哈萨克的起源问题。中国的研究者往往将哈萨克与乌孙联系起来，理由之一是现在哈萨克人中还有名为“乌孙”的部落；其实还可以再往前推，比乌孙更早还有塞人（Saka）部落游牧在今哈萨克草原的广大区域，在今天的哈萨克人中同样也可以找到许多以“－塞克”结尾的部落名，而“哈萨克”一词本身中的“萨克”也与Saka有关，如有一种看法就认为：“哈萨克”的本义正是“真正的塞人”。
从语言上来看，塞人是属於印欧一系的民族，和波斯人是远亲，乌孙则是突厥一系的民族，但是语言跟种族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考古学的研究证明乌孙和塞人一样都是欧罗巴人种即白种人，因此乌孙与塞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参见拙文《突厥源出塞人小考》】，将乌孙语划归突厥语族，实是因为乌孙处於塞人与突厥先世的交界地带，而突厥本身就是一个混合种族，以铁勒人为主体，其中渗入了不少塞人因子；同样，塞人作为印欧草原上的古老的游牧民族，分布又广，其语言由西到东从印欧语逐步向阿尔泰语过渡，中间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因而乌孙既可以Asii的名称出现在塞人部落联盟中，也可被视为原始的突厥人。
从语言和人种上来看，原始的乌孙最早可能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一带，与坚昆（即後来的黠戛斯、吉尔吉斯）是近亲，後来逐步向南迁徙，曾经在敦煌、祁连生息过一段时间，因受月氏的压迫，又西迁到了伊犁河谷和七河流域一带，在这里他们发展壮大起来，先後击败月氏、塞人，建立了强大的乌孙国，并成为汉帝国对匈奴作战的重要盟友。乌孙国中，有大量的塞人，他们同部分残留的大月氏人一起，接受乌孙人的统治。
大月氏同乌孙一样，也是哈萨克的族源之一，近代哈萨克分为大、中、小三个玉兹，乌孙是大玉兹中最主要的部落，“玉兹”这个词就与“月氏”有关，今天的哈萨克人提起大玉兹时，总以乌孙为代表，他们常说：“大月氏就是乌孙”，可见大月氏很早就融合进了乌孙。与乌孙一起同为哈萨克族源之一的还有康居（康里）、奄蔡（阿兰），这也都是塞人一系的部落，今日哈萨克部落大玉兹中的康里和小玉兹中的阿尔钦被认为分别就是康居和奄蔡的後裔。公元五世纪中叶之後，“乌孙”的名称在中国史籍上就消失了，这时候中亚兴起了嚈哒人，漠北是柔然人的天下，乌孙中有一部分为躲避柔然人的压迫，就逃进了葱岭【哈萨克人爱好自由的传统可以说是相当久远的了】，一部分留在原地，其中因受突厥压力而西迁的一部後来成为突厥西边的可萨（曷萨）部，还有一部分辗转流落到漠北，融合部分铁勒部落後，发展为西突厥十姓之一的突骑施。
突骑施也是现代哈萨克的来源之一，在哈萨克语中，突骑施也叫做“撒里乌孙”，“撒里”是“黄”的意思，“黄”与“黑”相对，是指头发的颜色，可见突骑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是古乌孙人的嫡裔。撒里乌孙也是今日哈萨克的一个部落名。西突厥衰微後，故地上兴起了突骑施汗国，唐帝国也积极扶持它来抵御大食的进攻，以保卫其西部疆域。突骑施汗国内部分“黄”、“黑”两姓，可汗所出的突骑施部是黄姓，即欧罗巴人种，另两部车鼻师和处木昆是黑姓，即蒙古人种【黠戛斯部落中也分赤、黑两姓，赤姓（赤发蓝瞳）为正统嫡传，黑姓（黑发黑瞳）则被认为是李陵的後裔，由此也可以证明突骑施和黠戛斯的先世——乌孙和坚昆的亲缘关系】，黄、黑两姓相争不已，加上後突厥的打击，突骑施汗国很快便衰落了，继之而起的是葛逻禄汗国。
葛逻禄也是现代哈萨克的来源之一，今天的哈萨克部落中也有与之相对应的部落名。葛逻禄在中亚的霸权较为长久，从八世纪到十世纪，持续了近两百年的时间。十世纪中叶，它又作为主体之一，联合部分西迁的回鹘等，建立了著名的喀拉汗国（即中国史籍中的黑汗王朝），汗国的东边是佛教回鹘人的高昌王朝，西南是伊斯兰教塔吉克人的萨曼王朝，後来喀拉汗国灭掉了萨曼王朝，从而统治了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正是在喀拉汗国时期，开始了突厥人大规模的伊斯兰化，而中亚的突厥化也在此时达到高潮。汗国的文化也极为发达，马赫穆德·喀什噶尔就是在这期间写出了成为後世研究突厥学经典之作的《突厥语大辞典》；汗国还以“圣战”的名义出兵灭掉了有千年佛教文化传统的和田国，使整个南疆全部接受了伊斯兰教【後来高昌回鹘归降成吉思汗的蒙古，整个新疆便不再有佛教徒的国家了】。说到这里，还不得不提及赫赫有名的匈奴，它在哈萨克的形成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北匈奴主体西迁後，有很大一部分留在哈萨克草原上，在中国史籍中叫做“悦般”，悦般人非常讲卫生，这一点明显区别於周围的其他族人，今日哈萨克人中也有很多特别注重清洁卫生的习惯，可能就和悦般人有关。悦般到了突厥人统治的时代被叫做“咽面（样磨，牙格马）”，是西突厥十姓之一，上面提到的喀拉汗国的统治者中，也有不少咽面部落。今天哈萨克的大玉兹中有名为阿尔班的部落，中玉兹中有名为阿尔根的部落（又叫做匈奴），据认为就是匈奴人的後代。
契丹亡於女真之後，耶律大石率馀部远走中亚，征服当地各部，建立了喀拉契丹汗国（西辽王朝），成为中亚的新霸主，国亡後，契丹人大部留在原地，也成为哈萨克的族源之一，今日哈萨克中还有名为“克塔伊（契丹）”的部落。契丹源出东胡，当属蒙古人种，黑瞳黑发，故而西辽也被称作“喀拉契丹”，即“黑契丹”。西辽亡於乃蛮，乃蛮和克烈等部也是今日哈萨克的族源之一，至今哈萨克中玉兹中还有叫“乃蛮”和“克烈”的部落，而这两个部落也是生活在我国境内的哈萨克族的主体。乃蛮和克烈虽然後来加入蒙古部，但他们和汪古部一样，原先都是属於突厥系统的，即他们源出於铁勒诸部，从前曾经加入过突厥、回纥的部落联盟，但这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蒙古本身就是一个混合的部族共同体，其核心出自室韦，而加入了不少原属突厥的部落，越往西突厥成分越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的西蒙古语和东蒙古语差别较大【卫拉特蒙古的先世斡亦剌惕活动於蒙古高原西部的唐努乌梁海一带，这正离突厥先世和坚昆栖居的地域不远；而蒙古本部的先世蒙兀室韦则是活动於蒙古高原东部的鄂嫩河、额尔古纳河上游一带，接近大兴安岭，距鲜卑的始居地不远.
按照某些突厥语学者的分类，哈萨克语属於突厥语族中的克普恰克语组。这个克普恰克也是西突厥中的一个部落，在中国史籍中叫做“钦察”【当初正是由於受到钦察人的压力，乌古思－土库曼人才大批西迁，其中的一部迁至小亚细亚，发展成为日後的奥斯曼土耳其，参见拙文《突厥与土耳其》】，俄罗斯人称他们为“波罗维齐”，而在东欧、拜占庭的史籍中则叫做“库曼”。钦察是西突厥西北部最活跃的一个部落，他们向西、南两个方向的发展都很积极。向西，他们一路战胜了伏尔加河、顿河、第涅伯河、德涅斯特河流域的哈扎尔人、保加尔人和佩彻涅格人，一直行进到多瑙河畔，还多次打败罗斯人、拜占庭人和斯拉夫人；向南，他们则逐步占据了里海、河中之间的广大地区，使得原本游牧於此的乌古思部落纷纷向南、向西迁移。於是钦察人势力大盛，欧亚间的那一大片草原也被叫做“钦察草原”，而欧洲的商人要想从陆路去东方，就必然会经过钦察人的领地，因此，他们认为在亚洲掌握库曼语（即钦察语）就跟在欧洲掌握拉丁语（或者说像今天我们掌握英语）一样重要，为此，当时的欧洲还专门出了一本《库曼语汇编》【足以和眼下的《赴美英语指南》、考“托”诸书以及著名的《考“寄”红宝书》相提并论；这部《汇编》也成为後世突厥学家们研究古突厥语言的宝贵材料】。蒙古西征时，钦察和俄罗斯（当时叫斡罗思）组成联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终於挡不住蒙古的铁骑，拔都在征服了钦察和斡罗思全境後，建立了金帐汗国，因为汗国境内以钦察人为主，所以也叫做钦察汗国。後来十五世纪中叶成立的哈萨克汗国，即是从金帐汗国分裂後的一个汗国中再分裂出来的。因此，现代的哈萨克语由钦察语演变而来，哈萨克也通常被归入突厥一系，虽然加入其中的蒙古成分也有不少。
金帐汗国不久便在其东部领土上分出了白帐汗国，後来从白帐汗国中又分出了乌兹别克（月即别）汗国。1456年，为了逃避压迫，钦察草原上的一些部落在两个汗王的带领下从南部的乌兹别克汗国脱离出来，建立了独立的哈萨克汗国，从而奠定了近代哈萨克民族和国家的基础，“哈萨克（Kazak）”一词最早也出现於此，它的本义是“自由自在的人”、“独立不羁的勇士”。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另一个与之同源的词，这就是“哥萨克（Cossack）”，两者本义相同，发音相近，在俄语中，“哈萨克”写作Казах，“哥萨克”写作Казак，几乎完全相同。哥萨克本是俄罗斯人中的一些农奴，因不堪沙皇的压榨，逃到南方，而南方本是突厥语的天下，因此他们也借用表示“自由的勇士”的“哥萨克”这个突厥语词来作为自称。後来，哥萨克又被沙皇徵召为雇佣兵，成为侵略中亚、北亚各族人民的急先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打着“自由战士”名号的哥萨克们，不去设法解放其他被压迫的人民，反倒使更多的民族丧失了自由，美好的名称遭到如此的亵渎是谁也没有料到的】。
1991年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从而取代蒙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看看地图就可以发现，哈萨克还是一个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即它的领土中有一小部分位於里海以北、乌拉尔河以西，那是属於欧洲的地区。这个有趣的现象说来还和蒙古人有关，当然，也离不开俄罗斯人的影响。原来，那片地区本来正是西迁的土尔扈特人的牧地，他们为了躲避新兴的准噶尔人的压迫，不远万里来到伏尔加河下游一带游牧，哪想到俄罗斯人的压迫更厉害，办法，又只得折腾回去【看看《东归英雄传》便可想象其场景之惨烈】，就在这之後，哈萨克小玉兹有一个叫苏丹·布克的部落首领，看上了这片土尔扈特人空出来的牧地，於是投靠沙俄，申请率领部落移居该地，沙俄正好想分裂哈萨克、拉拢小玉兹，因此欣然同意，这样，那片地区就成了哈萨克人的牧地，後来成立加盟共和国时，苏联也就把它划给了哈萨克斯坦。那个本应是“哈奸”的布克，反倒变成了近乎民族英雄的开边功臣，呵呵，历史就是这么爱开玩笑哦。
“哈萨克”是哈萨克语“Kazak”一名的汉语译音。关于这一族称的来源和涵义，众说纷纭。十六世纪的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在其所著《中亚蒙兀史》一书中说，十五世纪中叶，哈萨克人在克烈汗和贾尼别克汁的领导下，脱离乌孜别克汗国迁至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楚河流域，由于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过着迁徙流浪生活，“所以就被称为哈萨克人，〈从此以后〉人们就这样称呼他们。”①因此，不少学者根据这一记述，认为“哈萨克”这一名称产生于十五世纪，其意义为“避难者”、“脱离者”、“流浪者”等。俄罗斯学者л.и.拉夫罗夫则认为，“哈萨克”即八世纪僧人叶俾弗尼著作中的“哈索格”，这一名称在卡巴尔达一巴尔卡尔语中是“无家可归的、处境不好的人”。A.H.别尔纳什塔姆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哈萨克这一名称是由’古代的卡斯甫(kasip)部落和萨克(sak)部落合并以后形成的名称。”因两个名称重叠在一起连读而发生音变，省略了中间的一些音位而形成了“哈萨克”这一新的名称。历史学家M.阿肯占诺夫和文学家C.穆卡诺夫认为，哈萨克一词是由“哈斯”和“萨克”两个词组成，“哈斯”是“真正”、“确实”的意思，而“萨克”则是古代中亚的游牧部落(即我国史籍中的“塞种”)，两词连在一起就是“真正的萨克”或“真正的塞种”之意。①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勇敢”、“大胆”的意思，有的则认为是“自由人”、“独立者”等义。
然而，民间广泛流传的则与上述不同，传说这一名称为“白天鹅”之意。它是由“kaz”和“ak”两个词构成的，前一个词义为“鹅”或“天鹅”，后一个词意为“白”，合起来意为“白天鹅”。民间还有哈萨克祖先由白天鹅化身的姑娘与一勇士结合而生的传说，并有种种与之有关的禁忌和崇拜习俗。
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哈萨克”这一族称很早便出现在中国史籍中。清末学者丁廉认为，“哈萨克”即《唐书》所载之“可萨”、“曷萨”之异名。②史籍除了这两个名称之外，还有“阿萨”、“葛萨”等名，这些名称均为同音异译，在《旧唐书》、《新唐书》、《经行记》等书中屡见不鲜。有不少学者还认为，“可萨”即《史记·大宛列传》中的“奄蔡”的同音异译。若此不误，则“哈萨克”这一名称早在汉代便已存在。
哈萨克族是由古代许多部落和部族不断分化并逐步融合而成的。其中主要有塞种、乌孙、匈奴、康居、可萨、克烈、乃曼、咄陆(杜拉特)、弦吉刺惕、札剌亦尔等。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古代部落或部族都融入哈萨克族，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如乃曼部落，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和乌孜别克等民族都有这一部落，这说明古代的乃曼部落因战争、迁徙等原因分化为若干部分，分别融入这些民族中。
乌孙历来被认为是哈萨克族的主要先民之一，在近代哈萨克中仍有乌孙这一部落，是大玉兹的主体部落。从语言上看，乌孙语言与哈萨克语相近。这些都说明部分乌孙人融入了哈萨克族。
如果说，“哈萨克”这一族称即中国史籍中的“可萨”或“葛萨”等，那么哈萨克族的最主要的族源应是六世纪出现在汉文史籍中的“可萨”。关于可萨，史籍记载甚少。现一般认为可萨是六世纪以后受西突厥管辖的一个部落，居于南俄草原上。七世纪初曾建立可萨汗国。十一世纪初，在拜占庭帝国和俄罗斯人的联合进攻下，可萨汗国灭亡，有的学者认为，可萨是匈奴的后裔。一世纪北匈奴西迁时，大多数匈奴人迁至南俄草原。据西方史籍记载，公元627年可萨军进攻一座波斯城时，城中居民曾以南瓜绘一匈奴王首，置之城墙以示可萨人，说：“你们君长在此，快来致敬。”当然这不足以证明可萨人就是匈奴人的后裔，但也不能认定可萨人不是匈奴人的后裔。因为匈奴人在西迁的过程中，正好经过南俄草原，有部分人留居于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七世纪后汉文史籍中记述的居于蒙古草原的九姓回纥中的葛萨，可能是未西迁的一支可萨人，后成为回纥的一部。
塞种、乌孙、匈奴、康居、可萨和突厥等是哈萨克族较早的民族源流，至于克烈、乃曼、咄陆等可能都是由上述部族分化而来的，后来成为哈萨克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
摘要: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属于粘着语 ,内中包括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满洲—通古斯语族等。各语族中虽然涵盖多种不同的语支和方言 ,但是在语音、语法和词汇等方面 ,这些语支和方言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特征。通过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之间语音特点的比较 ,可以揭示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满洲—通古斯语族之间的亲属关系。
1 .阿尔泰语系的由来及其发展变化
19世纪 30年代 ,一些语言学家提出了“乌拉尔·阿尔泰语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又将其分为芬兰·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突厥语、满洲—通古斯语 3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特征 ,具有亲属关系。因此 ,将这 3种语言归为一个语系 ,称之为阿尔泰语系。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都是从一种语言———阿尔泰原始语继承发展而来的 ,只是在继承的过程中形式有所变化 ,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规律。那么 ,阿尔泰原始语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阿尔泰”这一名称 ,源自蒙古西部、中蒙边界交界处的阿尔泰山脉 ,这里是阿尔泰原始语的起源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研究不断深入 ,取得了瞩目的成果。例如 ,蒙古学家Ｇ·Ｊ·兰司铁认为 ,朝鲜语也属于阿尔泰语系 ,因为朝鲜语中也有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某些语法特征。关于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的相互关系和分化的先后次序 ,蒙古语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目前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即蒙古、满洲人的祖先占据原始语言区的北半部 ;突厥、朝鲜人的祖先占据南半部。在这一语言区里各个部落的分布状况为 :北部为满洲—通古斯人 ,西部为蒙古人 ,东部为朝鲜人 ,南部为突厥人。其中 ,朝鲜语同满洲—通古斯语最相近 ,而满洲—通古斯语的语音接近于蒙古语 ,突厥语在语音方面与其它语言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别。原因有二 ,一是突厥语很早就脱离了其它语言 ;二是突厥语在语音方面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变化。朝鲜语由于受汉语影响较早 ,其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可以认为 ,在大量汉语借词进入之前 ,朝鲜语就从共同体内分化出去 ,而其它 3种语言还在一起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 ,朝鲜语是最先分化出去的 ;接着古突厥语分离出去。蒙古语和满洲—通古斯语在一起继续维持了很长时间 ,直到最后分开。总而言之 ,这 4种语言的分化 ,先后顺序不同 ,并且吸收了不同的语言成分 ,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但是它们都是源于阿尔泰语言统一体。下面是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分化示意图 :(略）
2 .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概况
2 . 1蒙古语族
1 3世纪初 ,蒙古族杰出的领袖成吉思汗统一诸部落 ,建立了早期的封建国家。随后便率领蒙古军队东征西讨 ,疆域曾横跨欧亚 ,且其子孙在中原建立了统一的王朝———元朝。因此 ,蒙古族各部落亦散居各地 ,所使用的语言也随之带到了各处。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同地方的语言形成了各自的语言特点 ,即产生了许多方言。因为它们都源于同一种语言———蒙古语 ,故将其称为蒙古语族。蒙古语语言的历史 ,一般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三个时期。 1 2世纪以前的蒙古语称为古代蒙古语 ,1 3世纪至 1 6世纪的蒙古语称为中世纪蒙古语 ,1 7世纪以后的蒙古语称为现代蒙古语。而蒙古语书面语的历史分期与之不同 ,一些蒙古学者将书面语分为前古典蒙古书面语 (1 7世纪以前 )和古典蒙古书面语 (1 7世纪至今 )。
蒙古语族包括 9种方言 ,即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达斡尔语、莫戈勒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和保安语。
1 )蒙古语 ,指居住在我国及蒙古国境内的蒙古族所使用的语言。蒙古语是蒙古语族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最具代表性。现在我国境内的蒙古族所使用的语言为传统蒙文 ;蒙古国境内所使用的语言为新蒙文 ,即 1 941年进行文字改革采用基利尔字母书写的蒙古语 ,一般称之为新蒙文或喀尔喀蒙古语。
2 )布里亚特语 ,指布里亚特族所使用的语言 ,主要分布在前苏联布里亚特地区和贝加尔湖地区。
3)卡尔梅克语 ,指居住在前苏联的卡尔梅克族所使用的语言 ,分布在伏尔加河下游右岸、里海低地的卡尔梅克地区和西伯利亚、中亚等地区。
4)达斡尔语 ,指我国达斡尔族所使用的语言。达斡尔族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附近、嫩江支流一带 ,另外还有几千人居住在新疆的塔城县。
5)莫戈勒语 ,指阿富汗的莫戈勒人所使用的语言。它是一种正在消亡的语言。莫戈勒人现大多改用波斯语。
6 )东部裕固语 ,指居住在我国甘肃省南裕固自治县境内的一部分裕固族所使用的语言。
7)土族语 ,又叫蒙古尔语 ,主要是我国青海省的土族人使用。土族人自称“察罕蒙古” ,意为“白蒙古”。
8)东乡语 ,指我国东乡族所使用的语言。东乡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西、南、北四乡中的东乡 ,故称东乡族。
9)保安语 ,使用保安语的是我国的保安族和土族。保安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土族主要居住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
2 . 2满洲—通古斯语族
满洲—通古斯语族分为两大语支 ,即南支(满洲语支 )和北支 (通古斯语支 )。南语支包括6个语种 :
1 )女真语 (女直 ),是已经死亡的语言。在历史上蒙古兴起时 ,女真语仍然被使用 ,直至明朝 (1 36 8～ 1 6 44年 )。最重要的文献是《华夷译语》 (女真 ),编于 1 6世纪 ,书中包括女真文和用汉字标写女真文的内容。它接近于满洲语 ,可以认为是古满语或满洲语的方言之一。
2 )满洲语 ,1 6 44～ 1 91 1年我国清朝所使用的语言。现在使用满语的人已所剩无几 ,主要是居住在我国东北的索伦人、达斡尔人和满族人。
1 599年 ,他们用当时的蒙古文字试着书写满文 ;1 6 32年加以改革 ,增加了几个字母。
3)果尔迪语 (那乃语 ),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一个少数民族所使用的语言 ,人数约 0 7万人。这一民族 1 931年前没有文字 ,1 937年后用基利尔字母书写。
4)乌尔察语 ,是与果尔迪语使用地区相邻的少数人所使用的语言 ,人数最多不过 0 0 5万人
5)奥罗其语 ,指居住在阿穆尔洲滨海地区的几百人所使用的语言。(施密特 :《奥罗其语》 ,同上 ,1 92 8年第 7期 )
6 )乌德语 ,指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及一些支流地区的少数人所使用的语言。
北语支包括 4个语种 :
1 )涅吉达尔语 ,是指居住在阿姆河河谷的人所使用的语言 ,使用人数不到 0 8万人
2 )埃文基语 ,由生活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北部的 4万人所使用。埃文基语分为 3支方言 ,即北、南、东。 1 930年起有了文字 ;1 938年起使用基利尔字母
3)拉穆特 (鄂温克 )语 ,为居住在堪察加岛上以及雅库特地区的 0 9万人所使用 ,自称Ｅｗｅｎ。此名字起源于埃文基语 (ａｍｕｄｉ“海上的”)。拉穆特语分为 3支方言 :东、中、西。1 931年前无任何文字 ,1 937年开始引用基利尔字母。
4)索伦语 ,为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西北部齐齐哈尔、海拉尔、布特哈、墨尔根和爱辉等市以及俄罗斯边境上的几千人使用的语言。它没有自己的文字 ,读写都用满语。
2 . 3突厥语族
楚瓦什—突厥语族 ,通常称为突厥语族。楚瓦什语和共同突厥语的祖先为共同突厥语出现之前的一个共同体 ,称为前突厥语。其发展关系是前突厥语分为原始楚瓦什语和原始突厥语 ;原始楚瓦什语发展为楚瓦什语 ,原始突厥语发展为突厥语。
突厥语族分为两大语群 ,即Ｚ群 (突厥语 )和Ｒ群 (楚瓦什语 )。在阿尔泰语系中 ,突厥语是唯一的Ｚ群语言 ,即突厥语中位于词中和词尾的Ｚ通常与蒙古语族、满洲—通古斯语族以及楚瓦什语中的Ｒ对应。
2 .3. 1突厥语
突厥语种类为数甚多 ,使用的人数在 50 0 0万人以上。突厥语Ｚ群 (Ｔｏｈｕｚ)一般分为 5支 :1 )雅库特语 ,2 )北群图瓦语等 ,3)西群吉尔吉斯语等 ,4)东群东突厥语 (维吾尔语 )等 ,5)南群土库曼语等。
1 )雅库特语是最北的突厥语 ,使用于东西伯利亚北部雅库特共和国。雅库特人自称“萨哈(Ｓａｘａ)”人 ,而“雅库特”是通古斯人给起的名称 ,他们称之为Ｙｅｋｅ ,人数约 2 4万人。雅库特语无论是在语音方面 ,还是在语法方面 ,都不同于其它突厥语。在词汇方面 ,只有 50 %的词出自突厥语。雅库特人在第一批俄国传教士到来之前 ,没有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借助于俄文字母书写的尝试是在 1 9世纪。 1 979年开始推行以基利尔字母为基础的现行字母。
2 )北群 ,图瓦—哈卡斯语群 ,可以分为 3支 :图瓦语和哈卡斯语 ;阿巴坎方言和黄回鹘语 ;梭尔语、楚雷姆语、土巴语和有关的方言。
3)西群 ,钦察语群 ,这是突厥语中最大的语支之一 ,使用者达 1 0 0 0万人以上。主要包括卡莱语、库梅克语、卡拉柴巴勒卡尔语、克里米亚鞑靼语、伏尔加鞑靼语、巴什基尔语、诺盖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 (卫罗特 )语 ,另外还有不再使用的中古突厥语的库曼语。
4)东群 ,察哈尔语群 ,由一种中古突厥语而得名 ,包括乌兹别克语、东突厥语和撒拉语。
5)南群 ,土库曼语群 ,包括土库曼语、加高斯语、土耳其语和阿塞拜疆突厥语。
2 . 3. 2楚瓦什语
楚瓦什语是突厥语族中唯一的Ｒ语言 ,为居住在前苏联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更确切地讲 ,为居住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 1 50万人所使用的语言。楚瓦什语包括两大方言 :一为阿纳特里方言 ,即下方言 (下河口语 );另一为维里雅尔方言 ,即上方言 (上河口语 )。楚瓦什语的前古语是公元 7至 1 4世纪 ,存在于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河岸的保加尔王国中所使用的古伏尔加保加尔语的一种方言。
1 .阿尔泰语系的由来及其发展变化
19世纪 30年代 ,一些语言学家提出了“乌拉尔·阿尔泰语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又将其分为芬兰·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突厥语、满洲—通古斯语 3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特征 ,具有亲属关系。因此 ,将这 3种语言归为一个语系 ,称之为阿尔泰语系。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都是从一种语言———阿尔泰原始语继承发展而来的 ,只是在继承的过程中形式有所变化 ,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规律。那么 ,阿尔泰原始语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阿尔泰”这一名称 ,源自蒙古西部、中蒙边界交界处的阿尔泰山脉 ,这里是阿尔泰原始语的起源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研究不断深入 ,取得了瞩目的成果。例如 ,蒙古学家Ｇ·Ｊ·兰司铁认为 ,朝鲜语也属于阿尔泰语系 ,因为朝鲜语中也有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某些语法特征。关于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的相互关系和分化的先后次序 ,蒙古语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目前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即蒙古、满洲人的祖先占据原始语言区的北半部 ;突厥、朝鲜人的祖先占据南半部。在这一语言区里各个部落的分布状况为 :北部为满洲—通古斯人 ,西部为蒙古人 ,东部为朝鲜人 ,南部为突厥人。其中 ,朝鲜语同满洲—通古斯语最相近 ,而满洲—通古斯语的语音接近于蒙古语 ,突厥语在语音方面与其它语言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别。原因有二 ,一是突厥语很早就脱离了其它语言 ;二是突厥语在语音方面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变化。朝鲜语由于受汉语影响较早 ,其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可以认为 ,在大量汉语借词进入之前 ,朝鲜语就从共同体内分化出去 ,而其它 3种语言还在一起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 ,朝鲜语是最先分化出去的 ;接着古突厥语分离出去。蒙古语和满洲—通古斯语在一起继续维持了很长时间 ,直到最后分开。总而言之 ,这 4种语言的分化 ,先后顺序不同 ,并且吸收了不同的语言成分 ,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但是它们都是源于阿尔泰语言统一体。下面是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分化示意图 :(略）
2 .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概况
2 . 1蒙古语族
1 3世纪初 ,蒙古族杰出的领袖成吉思汗统一诸部落 ,建立了早期的封建国家。随后便率领蒙古军队东征西讨 ,疆域曾横跨欧亚 ,且其子孙在中原建立了统一的王朝———元朝。因此 ,蒙古族各部落亦散居各地 ,所使用的语言也随之带到了各处。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同地方的语言形成了各自的语言特点 ,即产生了许多方言。因为它们都源于同一种语言———蒙古语 ,故将其称为蒙古语族。蒙古语语言的历史 ,一般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三个时期。 1 2世纪以前的蒙古语称为古代蒙古语 ,1 3世纪至 1 6世纪的蒙古语称为中世纪蒙古语 ,1 7世纪以后的蒙古语称为现代蒙古语。而蒙古语书面语的历史分期与之不同 ,一些蒙古学者将书面语分为前古典蒙古书面语 (1 7世纪以前 )和古典蒙古书面语 (1 7世纪至今 )。
蒙古语族包括 9种方言 ,即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达斡尔语、莫戈勒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和保安语。
1 )蒙古语 ,指居住在我国及蒙古国境内的蒙古族所使用的语言。蒙古语是蒙古语族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最具代表性。现在我国境内的蒙古族所使用的语言为传统蒙文 ;蒙古国境内所使用的语言为新蒙文 ,即 1 941年进行文字改革采用基利尔字母书写的蒙古语 ,一般称之为新蒙文或喀尔喀蒙古语。
2 )布里亚特语 ,指布里亚特族所使用的语言 ,主要分布在前苏联布里亚特地区和贝加尔湖地区。
3)卡尔梅克语 ,指居住在前苏联的卡尔梅克族所使用的语言 ,分布在伏尔加河下游右岸、里海低地的卡尔梅克地区和西伯利亚、中亚等地区。
4)达斡尔语 ,指我国达斡尔族所使用的语言。达斡尔族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附近、嫩江支流一带 ,另外还有几千人居住在新疆的塔城县。
5)莫戈勒语 ,指阿富汗的莫戈勒人所使用的语言。它是一种正在消亡的语言。莫戈勒人现大多改用波斯语。
6 )东部裕固语 ,指居住在我国甘肃省南裕固自治县境内的一部分裕固族所使用的语言。
7)土族语 ,又叫蒙古尔语 ,主要是我国青海省的土族人使用。土族人自称“察罕蒙古” ,意为“白蒙古”。
8)东乡语 ,指我国东乡族所使用的语言。东乡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西、南、北四乡中的东乡 ,故称东乡族。
9)保安语 ,使用保安语的是我国的保安族和土族。保安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土族主要居住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
2 . 2满洲—通古斯语族
满洲—通古斯语族分为两大语支 ,即南支(满洲语支 )和北支 (通古斯语支 )。南语支包括6个语种 :
1 )女真语 (女直 ),是已经死亡的语言。在历史上蒙古兴起时 ,女真语仍然被使用 ,直至明朝 (1 36 8～ 1 6 44年 )。最重要的文献是《华夷译语》 (女真 ),编于 1 6世纪 ,书中包括女真文和用汉字标写女真文的内容。它接近于满洲语 ,可以认为是古满语或满洲语的方言之一。
2 )满洲语 ,1 6 44～ 1 91 1年我国清朝所使用的语言。现在使用满语的人已所剩无几 ,主要是居住在我国东北的索伦人、达斡尔人和满族人。
1 599年 ,他们用当时的蒙古文字试着书写满文 ;1 6 32年加以改革 ,增加了几个字母。
3)果尔迪语 (那乃语 ),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一个少数民族所使用的语言 ,人数约 0 7万人。这一民族 1 931年前没有文字 ,1 937年后用基利尔字母书写。
4)乌尔察语 ,是与果尔迪语使用地区相邻的少数人所使用的语言 ,人数最多不过 0 0 5万人
5)奥罗其语 ,指居住在阿穆尔洲滨海地区的几百人所使用的语言。(施密特 :《奥罗其语》 ,同上 ,1 92 8年第 7期 )
6 )乌德语 ,指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及一些支流地区的少数人所使用的语言。
北语支包括 4个语种 :
1 )涅吉达尔语 ,是指居住在阿姆河河谷的人所使用的语言 ,使用人数不到 0 8万人
2 )埃文基语 ,由生活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北部的 4万人所使用。埃文基语分为 3支方言 ,即北、南、东。 1 930年起有了文字 ;1 938年起使用基利尔字母
3)拉穆特 (鄂温克 )语 ,为居住在堪察加岛上以及雅库特地区的 0 9万人所使用 ,自称Ｅｗｅｎ。此名字起源于埃文基语 (ａｍｕｄｉ“海上的”)。拉穆特语分为 3支方言 :东、中、西。1 931年前无任何文字 ,1 937年开始引用基利尔字母。
4)索伦语 ,为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西北部齐齐哈尔、海拉尔、布特哈、墨尔根和爱辉等市以及俄罗斯边境上的几千人使用的语言。它没有自己的文字 ,读写都用满语。
2 . 3突厥语族
楚瓦什—突厥语族 ,通常称为突厥语族。楚瓦什语和共同突厥语的祖先为共同突厥语出现之前的一个共同体 ,称为前突厥语。其发展关系是前突厥语分为原始楚瓦什语和原始突厥语 ;原始楚瓦什语发展为楚瓦什语 ,原始突厥语发展为突厥语。
突厥语族分为两大语群 ,即Ｚ群 (突厥语 )和Ｒ群 (楚瓦什语 )。在阿尔泰语系中 ,突厥语是唯一的Ｚ群语言 ,即突厥语中位于词中和词尾的Ｚ通常与蒙古语族、满洲—通古斯语族以及楚瓦什语中的Ｒ对应。
2 .3. 1突厥语
突厥语种类为数甚多 ,使用的人数在 50 0 0万人以上。突厥语Ｚ群 (Ｔｏｈｕｚ)一般分为 5支 :1 )雅库特语 ,2 )北群图瓦语等 ,3)西群吉尔吉斯语等 ,4)东群东突厥语 (维吾尔语 )等 ,5)南群土库曼语等。
1 )雅库特语是最北的突厥语 ,使用于东西伯利亚北部雅库特共和国。雅库特人自称“萨哈(Ｓａｘａ)”人 ,而“雅库特”是通古斯人给起的名称 ,他们称之为Ｙｅｋｅ ,人数约 2 4万人。雅库特语无论是在语音方面 ,还是在语法方面 ,都不同于其它突厥语。在词汇方面 ,只有 50 %的词出自突厥语。雅库特人在第一批俄国传教士到来之前 ,没有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借助于俄文字母书写的尝试是在 1 9世纪。 1 979年开始推行以基利尔字母为基础的现行字母。
2 )北群 ,图瓦—哈卡斯语群 ,可以分为 3支 :图瓦语和哈卡斯语 ;阿巴坎方言和黄回鹘语 ;梭尔语、楚雷姆语、土巴语和有关的方言。
3)西群 ,钦察语群 ,这是突厥语中最大的语支之一 ,使用者达 1 0 0 0万人以上。主要包括卡莱语、库梅克语、卡拉柴巴勒卡尔语、克里米亚鞑靼语、伏尔加鞑靼语、巴什基尔语、诺盖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 (卫罗特 )语 ,另外还有不再使用的中古突厥语的库曼语。
4)东群 ,察哈尔语群 ,由一种中古突厥语而得名 ,包括乌兹别克语、东突厥语和撒拉语。
5)南群 ,土库曼语群 ,包括土库曼语、加高斯语、土耳其语和阿塞拜疆突厥语。
2 . 3. 2楚瓦什语
楚瓦什语是突厥语族中唯一的Ｒ语言 ,为居住在前苏联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更确切地讲 ,为居住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 1 50万人所使用的语言。楚瓦什语包括两大方言 :一为阿纳特里方言 ,即下方言 (下河口语 );另一为维里雅尔方言 ,即上方言 (上河口语 )。楚瓦什语的前古语是公元 7至 1 4世纪 ,存在于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河岸的保加尔王国中所使用的古伏尔加保加尔语的一种方言。
乌梁海部
乌梁海部，也称兀良海、兀梁哈部，其分支包括席日勒特德、尼格斯尔、毕德兀特等，最早分布于肯特山、鄂嫩河一带，是古老的北方蒙古部落之一。在蒙元时期，这个部落被纳入蒙古民族共同体之中，曾出现过者勒蔑、速不台这样辅佐成吉思汗建功立业的著名人物。元亡明兴，在退回草原、与明朝隔长城相对峙的蒙古诸部中，仍然有着被称作乌梁海的蒙古部落活动于大漠南北。
在古代乌梁海部落有两大分支：一是游牧于草原上的乌梁海游牧民为迭儿列斤蒙古，意思是“一般蒙古人”。 据波斯史学巨著《史集》记载，“兀良合特人（乌梁海的复数形式）声称，他们曾参与过点燃额尔古纳昆的七座火炉”。蒙古人借助大火使山壁融化，当无数炙热的铁水溢出，自额尔古纳昆通往大草原的通道也随之打开了。
他们是成吉思汗名将者勒篾后裔所率之部，跟随额勒只带从不儿罕山迁徙南下到西拉沐沦河、老哈河与大凌河沿岸，被称为朵颜乌梁海，所辖区域以嫩江为中心，东起乌裕尔河，西至洮尔、绰尔两河流域，与东蒙古部落相融合，组建了蒙古喀喇沁左中右翼三旗、土默特左翼旗，其境域大体相当于今日之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宁城县、喀喇沁旗、朝阳市。
二是西伯利亚森林中的乌梁海人，成吉思汗统一林木中百姓后，其中一位乌梁海首领率领他的属民来到布儿罕山之地，深得成吉思汗信任。当成吉思汗过世并安葬于布儿罕山，这支乌梁海人不再出征，授命世代守卫成吉思汗及其后各蒙古大汗的灵柩，他们被称为布儿罕乌梁海或大禁地乌梁海。北元时代，形成庞大的乌梁海万户。
其后，部分乌梁海西迁至蒙古国西部阿尔泰山一带，与讲突厥语图瓦人及特棱古特人的属地连成一片，被卫拉特人征服便成卫拉特部落属民，1754 年被清朝所征服。乌梁海人与图瓦人、特棱古特人生活方式都相同，住在阿尔泰山、唐努山山林中，过狩猎生活，都是准噶尔属民。清朝将他们统称为乌梁海人并分为三支：居住于唐努山者称为“唐努乌梁海人”，1921年始改称为“图瓦”；居住在阿尔泰山者称为“阿尔泰山乌梁海人”；环阿尔泰诺尔居住的称为“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人”。
特棱古特人被称为阿尔泰诺尔乌梁海，是清朝乌梁海三部之一,分为两个旗，信奉喇嘛教，现生活在今俄罗斯联邦阿尔泰边区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1864年，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其地。
图瓦人被称为唐努乌梁海，分为五个旗，四十八个苏木，信奉喇嘛教，现在生活在俄联邦图瓦自治共和国。唐努乌梁海地处蒙古国西北部，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位于两山之间狭长地带，总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实际上应分为三部分：俄罗斯联邦图瓦自治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蒙古库苏古尔省。后两部分事实上唐努乌梁海的痕迹已经消失，通常所指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实质上就是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清灭准噶尔汗国后，阿尔泰山南留下了很多户不同属的部众，其中有准噶尔人，乌梁海人，辉特人，图瓦人，特棱古特人。无疑他们当中原先的乌梁海人占绝大多数，他们归属清朝后，清政府把这两部分人混编为阿尔泰乌梁海七旗，这样阿勒泰乌梁海人中就有了讲蒙古语和讲图瓦语的两部分人。原先阿勒泰乌梁海被安置于今蒙古国乌兰固木及科布多省一带，1758 年在他们的请求下，清朝将他们安置在今新疆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乌梁海有七旗，以额尔齐斯河为界，分为左右两翼，左翼四旗和右翼三旗共27 苏木。阿勒泰乌梁海部，在1933年马仲英的暴乱等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仇杀中，许多人逃至蒙古国,还有很多人死于战乱，留下的部分人生活在今新疆阿尔泰市以及青河、布尔津等县，麦林旗、冬库尔旗全部迁居蒙古国。
左翼四旗：
太文贝子旗，有6苏木，即阿合苏木（即兄长之意），奥尔次克苏木，土默特苏木（也称克里布凯苏木），郭恩茨嘎苏木，乌梁海苏木，桑苏木。清朝时主要分布在额尔齐斯河、汗德尕河流域，他们讲蒙古语，是现在新疆阿勒泰市汗德尕特蒙古乡蒙古人主要组成部分。
麦林旗，有4个苏木，名称不详，当时主要分布在克兰河流域，他们讲蒙古语，现在分布于蒙古国。
察干索颜旗，有2个苏木，即木尔古特苏木、特凌古特苏木，主要分布于今新疆阿勒泰地区切木尔切克乡，讲图瓦语。
哈喇索颜旗，有4个苏木，即辉特苏木、夏那嘎齐苏木、哈拉撒勒苏木、哈特特须苏木，当时主要分布于新疆布尔津河和禾木河一带，讲图瓦语，是今住布尔津县禾木喀纳斯蒙古乡的蒙古族的主要组成部分。
右翼三旗：
巴伦贝子旗，有4个苏木，即阿合苏木、奥尔次克苏木、色尔瓦苏木、明嘎特苏木，当时主要分布于大小青河流域，讲蒙古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分布于青河县德阿热勒乡。
冬库尔旗，有3个苏木，名称不详，当时主要分布在富蕴县可可托海一带，讲蒙古语。现在其大部分分布在蒙古国。
阔库木恰克旗，有4个苏木，厄尔格特苏木、佳格都瓦苏木、匈古尔苏木、魁克苏木，主要分布在可可托海一带，讲图瓦语，现在大多分布在哈巴河县的铁列克乡白哈巴村。富蕴县铁买克乡，阿勒泰市的阿拉哈克乡有少部分。
在元朝北撤后，蒙明双方战事不断，乌梁海与其他的一些东蒙部落渐渐形成了一股相对独立的力量，明人把他们泛称为兀良哈三卫，因其分布于大兴安岭之南，蒙古人则称之为山阳万户。北元蒙古政权之中，兀良哈（乌梁海），鞑靼（东蒙古），瓦剌（西蒙古）三足鼎立。其后，强大的乌梁海在鞑靼与瓦剌的支持下不断南下。此前东蒙草原上的主要部落为契丹、塔塔尔、弘吉剌特等部，因其势力微弱，最终成为了乌梁海部落属民。在朵颜乌梁海排除明朝军事干扰，把蒙古游牧民族的政治边界重新推回到长城边界之时，在西蒙河套地区的鞑靼右翼势力逐渐兴起。以土默特万户领主阿拉坦汗为首的右翼蒙古势力大举扩张，乌梁海首领审时度势，归顺了右翼蒙古的黄金家族。从此乌梁海、土默特、喀喇沁万户的黄金家族世代通婚，享有塔布囊（女婿）称号，乌梁海部落也渐渐融合为了右翼蒙古喀喇沁万户，此前称为永谢布万户的一部分，并以喀喇沁为号。乌梁海之名仅以姓氏形式见于后世喀喇沁的乌梁海王族。
乌梁海名将辈出，最为著名的是大将军速不台，以极少的兵力横扫俄罗斯与东欧，西方蒙古学者仍把他视为蒙古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将军。速不台（速别阔台）(1175-1248) 蒙古国大将，蒙古兀良哈人。初以质子事成吉思汗，为百户。1206年，任千户长。1212年，攻金桓州时，率先攻破其城。1216年，成吉思汗遣他歼灭蔑儿乞部残余势力，1219年大军至也儿的石河与蔑儿乞人大战，全歼其众。1222年，同哲别一起率2万骑士征服阿哲儿拜占、谷儿只(格鲁吉亚)，越高加索山，败阿兰、钦察联军。次年，进入南俄，在迦勒加河败俄罗斯、钦察8万联军，后经里海、咸海之北东归。1231年，参加伐金战争。次年与托雷一起指挥三峰山战役，全歼金之精锐部队，统帅诸路大军围汴梁。1233年，金主渡河北走，追败于黄龙冈，占领汴梁，俘其后妃。1234年，攻破蔡州，金主自焚死。1235年，参加长子军西征，任副统帅，率先锋军破不里阿耳，败钦察首领八赤蛮。1240-1241年，占领俄罗斯，进兵孛烈儿(波兰)、败马札儿(匈牙利)，近至维也纳附近。1242年，窝阔台汗死讯传到前线，西征军东还。1246年，贵由汗即位，速不台回师土拉河。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为忽必烈汗大元帝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速不台将军之兄者勒篾同样是位有名的大将军，虽没有特别光辉的赫赫战功，但却是成吉思汗宿卫亲军的大统领，任务重大，深得大汗信任，其家族掌控着多个乌梁海千户，他们构成东蒙地区的一支极为强大势力，今喀喇沁乌梁海氏便是其家族的后裔。
在古代乌梁海部落有两大分支：一是游牧于草原上的乌梁海游牧民为迭儿列斤蒙古，意思是“一般蒙古人”。 据波斯史学巨著《史集》记载，“兀良合特人（乌梁海的复数形式）声称，他们曾参与过点燃额尔古纳昆的七座火炉”。蒙古人借助大火使山壁融化，当无数炙热的铁水溢出，自额尔古纳昆通往大草原的通道也随之打开了。
他们是成吉思汗名将者勒篾后裔所率之部，跟随额勒只带从不儿罕山迁徙南下到西拉沐沦河、老哈河与大凌河沿岸，被称为朵颜乌梁海，所辖区域以嫩江为中心，东起乌裕尔河，西至洮尔、绰尔两河流域，与东蒙古部落相融合，组建了蒙古喀喇沁左中右翼三旗、土默特左翼旗，其境域大体相当于今日之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宁城县、喀喇沁旗、朝阳市。
二是西伯利亚森林中的乌梁海人，成吉思汗统一林木中百姓后，其中一位乌梁海首领率领他的属民来到布儿罕山之地，深得成吉思汗信任。当成吉思汗过世并安葬于布儿罕山，这支乌梁海人不再出征，授命世代守卫成吉思汗及其后各蒙古大汗的灵柩，他们被称为布儿罕乌梁海或大禁地乌梁海。北元时代，形成庞大的乌梁海万户。
其后，部分乌梁海西迁至蒙古国西部阿尔泰山一带，与讲突厥语图瓦人及特棱古特人的属地连成一片，被卫拉特人征服便成卫拉特部落属民，1754 年被清朝所征服。乌梁海人与图瓦人、特棱古特人生活方式都相同，住在阿尔泰山、唐努山山林中，过狩猎生活，都是准噶尔属民。清朝将他们统称为乌梁海人并分为三支：居住于唐努山者称为“唐努乌梁海人”，1921年始改称为“图瓦”；居住在阿尔泰山者称为“阿尔泰山乌梁海人”；环阿尔泰诺尔居住的称为“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人”。
特棱古特人被称为阿尔泰诺尔乌梁海，是清朝乌梁海三部之一,分为两个旗，信奉喇嘛教，现生活在今俄罗斯联邦阿尔泰边区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1864年，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其地。
图瓦人被称为唐努乌梁海，分为五个旗，四十八个苏木，信奉喇嘛教，现在生活在俄联邦图瓦自治共和国。唐努乌梁海地处蒙古国西北部，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位于两山之间狭长地带，总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实际上应分为三部分：俄罗斯联邦图瓦自治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蒙古库苏古尔省。后两部分事实上唐努乌梁海的痕迹已经消失，通常所指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实质上就是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清灭准噶尔汗国后，阿尔泰山南留下了很多户不同属的部众，其中有准噶尔人，乌梁海人，辉特人，图瓦人，特棱古特人。无疑他们当中原先的乌梁海人占绝大多数，他们归属清朝后，清政府把这两部分人混编为阿尔泰乌梁海七旗，这样阿勒泰乌梁海人中就有了讲蒙古语和讲图瓦语的两部分人。原先阿勒泰乌梁海被安置于今蒙古国乌兰固木及科布多省一带，1758 年在他们的请求下，清朝将他们安置在今新疆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乌梁海有七旗，以额尔齐斯河为界，分为左右两翼，左翼四旗和右翼三旗共27 苏木。阿勒泰乌梁海部，在1933年马仲英的暴乱等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仇杀中，许多人逃至蒙古国,还有很多人死于战乱，留下的部分人生活在今新疆阿尔泰市以及青河、布尔津等县，麦林旗、冬库尔旗全部迁居蒙古国。
左翼四旗：
太文贝子旗，有6苏木，即阿合苏木（即兄长之意），奥尔次克苏木，土默特苏木（也称克里布凯苏木），郭恩茨嘎苏木，乌梁海苏木，桑苏木。清朝时主要分布在额尔齐斯河、汗德尕河流域，他们讲蒙古语，是现在新疆阿勒泰市汗德尕特蒙古乡蒙古人主要组成部分。
麦林旗，有4个苏木，名称不详，当时主要分布在克兰河流域，他们讲蒙古语，现在分布于蒙古国。
察干索颜旗，有2个苏木，即木尔古特苏木、特凌古特苏木，主要分布于今新疆阿勒泰地区切木尔切克乡，讲图瓦语。
哈喇索颜旗，有4个苏木，即辉特苏木、夏那嘎齐苏木、哈拉撒勒苏木、哈特特须苏木，当时主要分布于新疆布尔津河和禾木河一带，讲图瓦语，是今住布尔津县禾木喀纳斯蒙古乡的蒙古族的主要组成部分。
右翼三旗：
巴伦贝子旗，有4个苏木，即阿合苏木、奥尔次克苏木、色尔瓦苏木、明嘎特苏木，当时主要分布于大小青河流域，讲蒙古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分布于青河县德阿热勒乡。
冬库尔旗，有3个苏木，名称不详，当时主要分布在富蕴县可可托海一带，讲蒙古语。现在其大部分分布在蒙古国。
阔库木恰克旗，有4个苏木，厄尔格特苏木、佳格都瓦苏木、匈古尔苏木、魁克苏木，主要分布在可可托海一带，讲图瓦语，现在大多分布在哈巴河县的铁列克乡白哈巴村。富蕴县铁买克乡，阿勒泰市的阿拉哈克乡有少部分。
在元朝北撤后，蒙明双方战事不断，乌梁海与其他的一些东蒙部落渐渐形成了一股相对独立的力量，明人把他们泛称为兀良哈三卫，因其分布于大兴安岭之南，蒙古人则称之为山阳万户。北元蒙古政权之中，兀良哈（乌梁海），鞑靼（东蒙古），瓦剌（西蒙古）三足鼎立。其后，强大的乌梁海在鞑靼与瓦剌的支持下不断南下。此前东蒙草原上的主要部落为契丹、塔塔尔、弘吉剌特等部，因其势力微弱，最终成为了乌梁海部落属民。在朵颜乌梁海排除明朝军事干扰，把蒙古游牧民族的政治边界重新推回到长城边界之时，在西蒙河套地区的鞑靼右翼势力逐渐兴起。以土默特万户领主阿拉坦汗为首的右翼蒙古势力大举扩张，乌梁海首领审时度势，归顺了右翼蒙古的黄金家族。从此乌梁海、土默特、喀喇沁万户的黄金家族世代通婚，享有塔布囊（女婿）称号，乌梁海部落也渐渐融合为了右翼蒙古喀喇沁万户，此前称为永谢布万户的一部分，并以喀喇沁为号。乌梁海之名仅以姓氏形式见于后世喀喇沁的乌梁海王族。
乌梁海名将辈出，最为著名的是大将军速不台，以极少的兵力横扫俄罗斯与东欧，西方蒙古学者仍把他视为蒙古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将军。速不台（速别阔台）(1175-1248) 蒙古国大将，蒙古兀良哈人。初以质子事成吉思汗，为百户。1206年，任千户长。1212年，攻金桓州时，率先攻破其城。1216年，成吉思汗遣他歼灭蔑儿乞部残余势力，1219年大军至也儿的石河与蔑儿乞人大战，全歼其众。1222年，同哲别一起率2万骑士征服阿哲儿拜占、谷儿只(格鲁吉亚)，越高加索山，败阿兰、钦察联军。次年，进入南俄，在迦勒加河败俄罗斯、钦察8万联军，后经里海、咸海之北东归。1231年，参加伐金战争。次年与托雷一起指挥三峰山战役，全歼金之精锐部队，统帅诸路大军围汴梁。1233年，金主渡河北走，追败于黄龙冈，占领汴梁，俘其后妃。1234年，攻破蔡州，金主自焚死。1235年，参加长子军西征，任副统帅，率先锋军破不里阿耳，败钦察首领八赤蛮。1240-1241年，占领俄罗斯，进兵孛烈儿(波兰)、败马札儿(匈牙利)，近至维也纳附近。1242年，窝阔台汗死讯传到前线，西征军东还。1246年，贵由汗即位，速不台回师土拉河。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为忽必烈汗大元帝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速不台将军之兄者勒篾同样是位有名的大将军，虽没有特别光辉的赫赫战功，但却是成吉思汗宿卫亲军的大统领，任务重大，深得大汗信任，其家族掌控着多个乌梁海千户，他们构成东蒙地区的一支极为强大势力，今喀喇沁乌梁海氏便是其家族的后裔。
唐努图瓦
图瓦人或译作土瓦人，也称“德瓦”、“库库门恰克”，自称“特瓦人”，历史悠久，早在古代文献就有记载。中国史籍称之为“都播”、“都波人”,“萨彦乌梁海人”、“唐努乌梁海人”或“图巴”、“秃巴思”、“乌梁海种人”等。清代将乌梁海人划分为三支：一支是居住于唐努山称为“唐努乌梁海人”，1921年改称“图瓦”；一支是居住阿尔泰山称为“阿尔泰山乌梁海人”；一支是环阿尔泰诺尔居住称为“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人”。俄国旧称“索约特人”、“唐努图瓦人”， 意为源自萨彦之人。
唐努乌梁海是亚洲腹地的一个古老地名，地处蒙古国西北部，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位于两山之间狭长地带，大体包括西伯利亚南端叶尼塞河上游河谷近20万平方公里地区。唐努乌梁海实际上应分为三部分：俄联邦图瓦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蒙古库苏古尔省。事实上在后两部分，唐努乌梁海的痕迹已消失，通常所说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实质上就是指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唐努乌梁海与图瓦人同源同种，由于历史原因，图瓦人现在分别居住于中俄蒙三国，即俄罗斯图瓦人，中国图瓦人和蒙古国图瓦人。
俄罗斯图瓦人。唐努乌梁海，目前是俄罗斯联邦一共和国，其主体民族仍是俄罗斯族，乌梁海人即图瓦人已成为少数民族。图瓦人系蒙古族一支，明代称兀良哈人，迁徙至唐努乌梁海地区后改称图瓦或土瓦人。
唐努乌梁海在唐代为都播地，归安北都护府管辖。北宋时属黠嘎斯地，南宋时属西辽政权，称谦谦州。元朝时属岭北行省，称益兰州。明代属蒙古瓦剌部，清代才被称为唐努乌梁海，为外蒙古扎萨克图汗辖地。根据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中俄在此以萨彦岭为界，清政府在此地设置5旗48佐领，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
沙俄从17世纪开始，一直妄图吞并包括唐努乌梁海在内的蒙古地区。1864年10月7日，沙俄强迫中国签订《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侵占中国西北新疆和外蒙古地区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根据这个条约，沙俄侵占了西北定边左副将军所属乌梁海十佐领及科布多所属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二旗，即图瓦自治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1912年，乘外蒙古叛乱之机，沙俄直接吞并唐努乌梁海。1914年，乌梁海成为沙俄“保护国”。1921年宣布成立“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受苏联保护。1944年10月，土瓦人民共和国苏维埃通过决议加入苏联，改名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92年苏联解体，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通过主权宣言，宣布该国为主权国家，更名为图瓦共和国。目前，该国仍为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名为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图瓦人总数现有20万左右，其中约3万人分布于蒙古国境内。
中国图瓦人。中国图瓦人主要分布于新疆布尔津县禾木喀纳蒙古族自治乡，哈巴河县白哈巴村等地，大约有两千五百余人。有学者认为，图瓦人是成吉思汗西征时遗留的部分老弱病残士兵，逐渐繁衍至今。据禾木喀纳图瓦老人说，他们祖先是500年前从西伯利亚迁移而来，与现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图瓦人属同一民族。他们至今保存着1918年民国政府颁发的“乌梁海左翼左旗札萨克”银印。
图瓦人即是晚清《新疆图志》所记载的“乌梁海”人，他们定居在阿尔泰山深山密林，世代以放牧和狩猎为生。他们勇敢强悍，善骑术、善滑雪、能歌善舞，现基本保持着比较原始的生活方式。图瓦人喀纳斯村，位于喀纳斯湖南岸2-3公里处的喀纳斯河谷地带，周围山青水秀，环境优美，海拔1390米，是布尔津县前往喀纳斯湖旅游必经之路。
图瓦人多穿蒙古长袍长靴，居住的木屋用松木垒砌，有尖尖的斜顶。他们以奶制品、牛羊肉和面食为主要饮食，常喝奶茶和奶酒。他们还保留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和语言。图瓦人的交际语是门恰克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与哈萨克语相近，他们都会讲哈萨克语。现在新疆的图瓦人从小学开始已经基本普及蒙古语。
图瓦人有春节、敖包节和邹鲁节三大节日。春节是图瓦人比较隆重的节日，每当春节来临时，他们身着节日盛装，欢聚在喀纳斯湖周围，举行赛马、射箭、摔跤、滑雪撬等比赛活动。敖包节又称“塔克恩”节，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日举行。图瓦人的信仰虽以藏传佛教为主，但原始宗教对其也有较深的影响，他们仍保留了许多原始自发的自然崇拜，每年都举行祭山、祭天、祭湖、祭树、祭火、祭敖包等宗教祭祀仪式。敖包节就是图瓦人祭祀天地日月和大自然的节日。邹鲁节即汉语的“点灯节”，又称入冬节，时间是每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这也是新疆图瓦、土尔扈特等蒙古人特有的节日，在这一天所有在外放牧的牧民都要回到村庄，主要是为了纪念活佛马盒卡拉逝世日。
蒙古国图瓦人。在蒙古国乌布苏省有乌布苏乌梁海人和唐努乌梁海人(又叫查塘人)两支，巴彦乌列盖省有阿尔泰乌梁海人，总人数3万余人。
唐努乌梁海是亚洲腹地的一个古老地名，地处蒙古国西北部，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位于两山之间狭长地带，大体包括西伯利亚南端叶尼塞河上游河谷近20万平方公里地区。唐努乌梁海实际上应分为三部分：俄联邦图瓦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蒙古库苏古尔省。事实上在后两部分，唐努乌梁海的痕迹已消失，通常所说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实质上就是指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唐努乌梁海与图瓦人同源同种，由于历史原因，图瓦人现在分别居住于中俄蒙三国，即俄罗斯图瓦人，中国图瓦人和蒙古国图瓦人。
俄罗斯图瓦人。唐努乌梁海，目前是俄罗斯联邦一共和国，其主体民族仍是俄罗斯族，乌梁海人即图瓦人已成为少数民族。图瓦人系蒙古族一支，明代称兀良哈人，迁徙至唐努乌梁海地区后改称图瓦或土瓦人。
唐努乌梁海在唐代为都播地，归安北都护府管辖。北宋时属黠嘎斯地，南宋时属西辽政权，称谦谦州。元朝时属岭北行省，称益兰州。明代属蒙古瓦剌部，清代才被称为唐努乌梁海，为外蒙古扎萨克图汗辖地。根据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中俄在此以萨彦岭为界，清政府在此地设置5旗48佐领，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
沙俄从17世纪开始，一直妄图吞并包括唐努乌梁海在内的蒙古地区。1864年10月7日，沙俄强迫中国签订《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侵占中国西北新疆和外蒙古地区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根据这个条约，沙俄侵占了西北定边左副将军所属乌梁海十佐领及科布多所属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二旗，即图瓦自治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1912年，乘外蒙古叛乱之机，沙俄直接吞并唐努乌梁海。1914年，乌梁海成为沙俄“保护国”。1921年宣布成立“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受苏联保护。1944年10月，土瓦人民共和国苏维埃通过决议加入苏联，改名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92年苏联解体，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通过主权宣言，宣布该国为主权国家，更名为图瓦共和国。目前，该国仍为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名为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图瓦人总数现有20万左右，其中约3万人分布于蒙古国境内。
中国图瓦人。中国图瓦人主要分布于新疆布尔津县禾木喀纳蒙古族自治乡，哈巴河县白哈巴村等地，大约有两千五百余人。有学者认为，图瓦人是成吉思汗西征时遗留的部分老弱病残士兵，逐渐繁衍至今。据禾木喀纳图瓦老人说，他们祖先是500年前从西伯利亚迁移而来，与现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图瓦人属同一民族。他们至今保存着1918年民国政府颁发的“乌梁海左翼左旗札萨克”银印。
图瓦人即是晚清《新疆图志》所记载的“乌梁海”人，他们定居在阿尔泰山深山密林，世代以放牧和狩猎为生。他们勇敢强悍，善骑术、善滑雪、能歌善舞，现基本保持着比较原始的生活方式。图瓦人喀纳斯村，位于喀纳斯湖南岸2-3公里处的喀纳斯河谷地带，周围山青水秀，环境优美，海拔1390米，是布尔津县前往喀纳斯湖旅游必经之路。
图瓦人多穿蒙古长袍长靴，居住的木屋用松木垒砌，有尖尖的斜顶。他们以奶制品、牛羊肉和面食为主要饮食，常喝奶茶和奶酒。他们还保留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和语言。图瓦人的交际语是门恰克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与哈萨克语相近，他们都会讲哈萨克语。现在新疆的图瓦人从小学开始已经基本普及蒙古语。
图瓦人有春节、敖包节和邹鲁节三大节日。春节是图瓦人比较隆重的节日，每当春节来临时，他们身着节日盛装，欢聚在喀纳斯湖周围，举行赛马、射箭、摔跤、滑雪撬等比赛活动。敖包节又称“塔克恩”节，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日举行。图瓦人的信仰虽以藏传佛教为主，但原始宗教对其也有较深的影响，他们仍保留了许多原始自发的自然崇拜，每年都举行祭山、祭天、祭湖、祭树、祭火、祭敖包等宗教祭祀仪式。敖包节就是图瓦人祭祀天地日月和大自然的节日。邹鲁节即汉语的“点灯节”，又称入冬节，时间是每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这也是新疆图瓦、土尔扈特等蒙古人特有的节日，在这一天所有在外放牧的牧民都要回到村庄，主要是为了纪念活佛马盒卡拉逝世日。
蒙古国图瓦人。在蒙古国乌布苏省有乌布苏乌梁海人和唐努乌梁海人(又叫查塘人)两支，巴彦乌列盖省有阿尔泰乌梁海人，总人数3万余人。
北方民族突厥回鹘
突厥是铁勒族的一支，初游牧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后来迁移到高昌 (今新疆吐鲁番)的北山(今博格多山)。公元5世纪中叶，柔然族攻占了高昌，突厥人被迫迁居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公元552年，突厥首领土门灭柔然，遂以漠北为中心，建立突厥汗国，自称伊利可汗。木杆可汗时(公元553-572年)，突厥势力更加强盛，辖境东自辽水，西至里海，南达阿姆河，北抵贝加尔湖。公元 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随后东突厥向隋请和，585年，沙钵略可汗率领部众，驻牧在漠南一带。东突厥在始毕可汗(609-619年)的统治下，势力又强大起来，曾率领10万骑兵围隋炀帝于雁门。公元628年，役属于突厥的薛延陀在漠北建立政权。630年，唐朝联合薛延陀，向突厥大举进攻，东突厥政权亡。 682年，南迁至漠南的东突厥族骨咄禄叛唐，重新建立了一个突厥政权，通称“后突厥”。后突厥在漠北于都斤山(今蒙古杭爱山)建立牙帐，在漠南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设南牙帐，派官驻守。公元745年，回纥首领率部众灭后突厥。
土门弟室点密在公元 562年自立为可汗，号称“十姓部落”，在今新疆一带建立西突厥政权。隋末唐初，西突厥政权控制了中亚及我国西域广大地区。公元640-648年间，唐朝在对突厥的战争中，先后占领了天山以北地区，并在西域设置了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等军事据点。公元651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叛唐，并攻掠西域各地。唐朝遂于651-657年屡次发兵平乱，终于657年击灭西突厥政权。
回鹘原称回纥，唐德宗时改称回鹘。唐初，漠北有九姓铁勒，回鹘即其中之一。回鹘部落联盟中以药罗葛为首，后来的回鹘各可汗，大多出自这个氏族。驻牧在仙娥河(又名娑陵水，今蒙古色楞格河)和温昆河(今蒙古鄂尔浑河)流域。 隋唐时期，回鹘受突厥政权统治。公元 605年(隋大业元年)，回鹘联合仆骨等部族起来反抗，终于摆脱突厥的统治，逐渐强大起来。公元646年(唐贞观二十年)，回鹘配合唐军攻灭了薛延陀政权，首领吐迷度自称可汗，接受唐朝管辖，唐在其地分置六府、七州。公元744年，回鹘首领骨力裴罗自立为可汗，建立回鹘政权。这时回鹘控制地区，东起今额尔古纳河，西至今阿尔泰山，势力日益强盛。公元 840年回鹘政权被黠（xia）戛斯推翻，大部分回鹘人向西迁徒。一支迁到葱岭以西，一支迁到河西走廊，一支迁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西州回鹘又向西发展，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西州回鹘后来改称为“畏兀儿”，也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人。
突厥、回鹘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突厥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使用动物名称作符号以计算年份。唐代以前，大漠南北的蒙古高原大半属于突厥语世界。突厥和回鹘草原贵族都力图加强对蒙古东部地区契丹人、室韦一达怛人的统治，在契丹、室韦驻有官员。后突厥还似乎曾向兴安岭一带移民。突厥、回鹘势力进入蒙古东部地区，便向室韦一达怛等族打开了通向大漠南北的门户。突厥和回鹘对室韦一达怛人的经济文化都有影响。
土门弟室点密在公元 562年自立为可汗，号称“十姓部落”，在今新疆一带建立西突厥政权。隋末唐初，西突厥政权控制了中亚及我国西域广大地区。公元640-648年间，唐朝在对突厥的战争中，先后占领了天山以北地区，并在西域设置了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等军事据点。公元651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叛唐，并攻掠西域各地。唐朝遂于651-657年屡次发兵平乱，终于657年击灭西突厥政权。
回鹘原称回纥，唐德宗时改称回鹘。唐初，漠北有九姓铁勒，回鹘即其中之一。回鹘部落联盟中以药罗葛为首，后来的回鹘各可汗，大多出自这个氏族。驻牧在仙娥河(又名娑陵水，今蒙古色楞格河)和温昆河(今蒙古鄂尔浑河)流域。 隋唐时期，回鹘受突厥政权统治。公元 605年(隋大业元年)，回鹘联合仆骨等部族起来反抗，终于摆脱突厥的统治，逐渐强大起来。公元646年(唐贞观二十年)，回鹘配合唐军攻灭了薛延陀政权，首领吐迷度自称可汗，接受唐朝管辖，唐在其地分置六府、七州。公元744年，回鹘首领骨力裴罗自立为可汗，建立回鹘政权。这时回鹘控制地区，东起今额尔古纳河，西至今阿尔泰山，势力日益强盛。公元 840年回鹘政权被黠（xia）戛斯推翻，大部分回鹘人向西迁徒。一支迁到葱岭以西，一支迁到河西走廊，一支迁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西州回鹘又向西发展，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西州回鹘后来改称为“畏兀儿”，也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人。
突厥、回鹘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突厥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使用动物名称作符号以计算年份。唐代以前，大漠南北的蒙古高原大半属于突厥语世界。突厥和回鹘草原贵族都力图加强对蒙古东部地区契丹人、室韦一达怛人的统治，在契丹、室韦驻有官员。后突厥还似乎曾向兴安岭一带移民。突厥、回鹘势力进入蒙古东部地区，便向室韦一达怛等族打开了通向大漠南北的门户。突厥和回鹘对室韦一达怛人的经济文化都有影响。
蒙古民族的先祖--东胡人
阿尔泰语系民族北迁蒙古大草原，定居于贝加尔湖以南的是蒙古族群，定居于贝加尔湖以东的是通古斯族群，定居于贝加尔湖以西的是突厥族群。由于蒙古高原西部和中亚居住着原始印欧人(吐火罗人)，在长期的战争和交往中，吐火罗 人被同化，与突厥族群融为一体，所以后来的荤鬻(匈奴)、苏美尔、坚昆、丁零等突厥部落，都是黄白混血人种。随着突厥族群的西迁中亚，他们与当地的晚于吐火罗人到来的印欧人种雅利安人也发生融合，如中亚哈萨克族就是雅利安人乌孙人被突厥化形成的。从突厥族群分化出一支部落，他们西迁乌拉尔山，形成乌拉尔民族，部分继续西迁到北欧，与当地的白人融合，成为芬兰、爱沙尼亚、摩尔多瓦的祖先。
东胡，古族名，其先为玄夷、奚夷，又称山戎、北戎，因居住于匈奴以东而得此名。东胡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与中原燕国和赵国接触比较频繁，战事也频繁。燕国东北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至辽东一带，经常遭受东胡的侵扰。燕国曾出兵大败东胡，迫使东胡向后退却一千余里，从今河北怀来直到辽宁省辽阳一带修筑了长城，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以防御东胡南下。当匈奴冒顿单于刚即位时，东胡恃强向匈奴索要宝马、美女，冒顿单于采取麻痹敌人的做法，对东胡的要求一一满足，趁东胡王轻敌之际，向东胡发动进攻，大破东胡。从此东胡部落联盟瓦解，东胡各部成为匈奴的种族奴隶。东胡各族并未就此消亡，退居乌桓山的乌桓族和退居鲜卑山的鲜卑族，就是东胡主要的部落集团。东胡族系包括东胡、乌桓、鲜卑、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发、吐谷浑各部以及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等很多部落和民族。柔然出自于鲜卑，库莫奚和契丹也是出于鲜卑。契丹原先与库莫奚、宇文两个部落一起游牧后从鲜卑分离出去，自号“契丹”，游牧于今西拉木仑河、老哈河流域一带。“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室韦。”学者们以为匈奴冒顿东灭东胡，鲜卑东迁，乌桓南下，其实拓拔北上西伯利亚要比匈奴东来早得多。
“蒙古尚白，属于白狄”。白狄是在公元前3世纪时曾以“没歌部”称谓，在呼伦湖一带繁衍生息，辽金时代，已发展成一个部众人多民性强悍的部落了。阻卜是拓拔的异书，卜音读拔，到达贝加尔湖的是拓拔主力。那时贝加尔湖依然是丁零人的天下，拓拔无立足之地，所以再度南迁。拓拔南下时，很大一部分被阻，没有走出贝加尔湖的森林。这一部分人发展壮大以后，由于环境条件的影响，接受了突厥、蒙古的文化，到唐代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黠戛斯所属的木马三突厥之一的都波，后来演化为秃巴思，是为今日的图瓦。另一个是蒙古的林木中百姓，独立存在的都波，《蒙古秘史》称其为秃马敦，现为土默特部落。
《室韦考》中称“柔然灭后，东方有很大一部分遗族”，与当地土著错居，阻卜(大室韦)与柔然都是蒙古语族，外貌一样，外界无法分辨。柔然自称檀檀(即大檀)，讹为塔塔儿。南北朝时期，南朝称柔然为“檀檀”者。阙特勤碑文和《蒙古秘史》所记之“塔塔儿”正是“檀檀”之音变。辽金以为皆拓拔之阻，蒙古以为皆柔然之檀檀，二者相混，族外人无法分辨，最终皆为成吉思汗所灭。
蒙古民族先祖东胡后裔各部族
蒙古族的先祖东胡族及其诸多后裔部族，通用的语言是古老的阿尔泰语系语言，与蒙古语族有共同的祖源。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破灭东胡以后，一部分东胡人居于辽河流域的乌桓山称乌桓，一部分居于今西拉木仑河、老哈河流域一带的鲜卑山叫鲜卑，是东胡人的一支。匈奴强盛时期，乌桓人遭受匈奴的压迫和掠夺。乌桓时而与匈奴连兵为寇，在汉朝的边境地区攻杀和掳掠。
鲜卑与乌桓一样，也是东胡的后裔，居住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鲜卑受匈奴的役属。东汉王朝采取联合鲜卑、孤立打击北匈奴的政策。40年间，鲜卑一直归附汉朝。公元85年，鲜卑与南匈奴、丁零等族共同向北匈奴发起进攻，鲜卑骑兵发挥了重大作用。公元87年，鲜卑再次攻入匈奴腹地，大败北匈奴，占据漠北地区。从此，鲜卑逐渐强盛起来。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首领檀石槐在高柳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建立牙帐，组成了“南抄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的部落大联盟，分东、中、西三大部，势力盛极一时。公元181年擅石槐死后，轲比能兴起，兼并漠南各部，再度统一鲜卑。到公元3世纪中叶，鲜卑分裂为许多部落，其中强大的有慕容部、拓跋部和宇文部。拓跋鲜卑的祖居地在今呼伦贝尔草原。在“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人进入内地，鲜卑贵族建立了前燕、后燕等割据政权。
史料多处记载着有一座山叫鲜卑山，另一座叫大鲜卑山。入主中原的拓跋鲜卑就是从大鲜卑山走出的一支。近年来考古发现，今在内蒙古鄂伦春旗嘎仙洞，这是一个高20多米、宽28米、纵深92米的大洞，可容纳数千人。就在距洞口15米的西侧石壁上发现北魏第三个皇帝拓跋焘于公元443年曾派中书侍郎李敞等人到鲜卑先祖石室祭拜的祝文石刻。全文有201个字，汉字魏书，清晰可辨。洞内出土有陶片、石器、骨器和牙角器等，还有石镞、骨镞，均制作精细，当初鲜卑人过着“射猎为业”的原始部落生活。这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祭祀祖先的地方。
随着部落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鲜卑山和嘎仙洞无法满足鲜卑人的生活需要。鲜卑首领终于决定，走出山洞，向更广阔的天地寻求发展。走出洞口向西南方便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于是他们向着西南方迈上了漫漫迁徙之路。不久，一片汪洋挡住了他们的脚步，遇上呼伦湖只好停留下来。也许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召唤，拓跋鲜卑在首领诘汾率领下，又开始向西南迁徙至大兴安岭南段科尔沁草原的乌尔吉木伦河畔。拓跋鲜卑在这里停留时间不长，接着就向西南匈奴之故地今内蒙古河套以北、以东阴山一带包括乌兰察布草原继续迁徙。
公元258年，拓跋鲜卑又迁至汉代定襄郡一带，并将定襄郡的成乐县（今和林格尔）改称盛乐。力微召集各部落首领举行祭天大会，盛乐成为拓跋鲜卑第一个政治中心。早于拓跋部南迁的另一支鲜卑族，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区、和林格尔县、土默特旗、乌兰察布草原、达茂旗、商都县以及科尔沁草原，留下了令人瞩目的文化遗迹。
从草原一路迁徙走进中原的鲜卑族，就是以先进的文化和雄厚的军事实力于公元315年称代王，386年建北魏，迁都平城，493年定都洛阳，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建立正统王朝的北方少数民族。
柔然，初居于乌兰察布草原。大约从伊利可汗至颉利可汗的某个年代，突厥南攻北室韦，因无君长遂四处逃散，进入漠北地区。约在公元4世纪末叶，柔然兴起在大漠南北。柔然的统治核心是东胡苗裔郁久闾氏族，但大部分臣民是突厥语族各部。柔然在首领社仑时，势力开始强大起来，在漠北弱洛水 (今蒙古土拉河)建立汗庭。公元402年(北魏天兴五年)，社仑自称为丘豆伐可汗。柔然政权强盛时，疆域东接高句丽，西至天山，北达今贝加尔湖，南临阴山一带。柔然汗国与北魏王朝长期攻战，柔然势力被削弱。公元410年(北魏永兴二年)社仑为北魏所败。公元5世纪后半叶，柔然内部连续发生被奴役部落的反抗和逃亡。敕勒族一次有十余万户西迁，脱离柔然贵族的统治，对柔然政权的影响很大。此后柔然与敕勒展开了30多年的拉锯战争。到公元6世纪初，役属于柔然的突厥族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反抗柔然贵族的统治。公元552年(西魏废帝元年)柔然首领阿那瑰为突厥所败，柔然汗国亡。
契丹族很早就居住在潢水(西拉木伦河)、土河(老哈河)流域。他们的子孙组成八个部落。北魏时，契丹各部落已开始对外掳掠，以马匹、皮毛与北魏交换物品。唐朝初年，契丹八部开始组成部落联盟。联盟长由大贺氏选充，有胜兵4万。唐朝在契丹住地设松漠都督府，加号大贺氏联盟长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氏。武则天统治时期，契丹背唐依附于突厥。唐玄宗时，突厥逐渐衰落，契丹再度附唐。契丹贵族涅里背唐自立，重建部落联盟，划分为乙室、迭刺两个大部，自遥辇氏贵族中推选联盟长，号称可汗。涅里任军事首长，称夷离堇。这时，契丹处在回鹘汗国的统治之下，长达一百多年。
遥辇氏鲜质可汗时，契丹不断向外扩张，掳掠邻近部族和汉人地区的居民。痕德堇可汗时，迭刺部贵族耶律阿保机当选为联盟的夷离堇，多次带兵攻掠唐朝州郡，俘获牲口。 906年(唐天祐三年)，耶律阿保机充任联盟长可汗。此后，他又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反抗，在916年建元神册，建立了契丹国家。947年，契丹改国号为辽。自916年契丹建国至1125年为女真所灭，统称为辽朝。辽亡后，耶律大石西迁到中亚楚河流域，重建辽国，史称西辽，又称哈刺契丹(黑契丹)。
契丹的语言是东胡后裔的语言，它和蒙古语亲属关系密切。辽代陵墓和墓葬壁画中契丹人的身材和脸型，酷似今天内蒙古东部区蒙古族。中间剃光，留下边沿头发的髡（kun）发发式，体现了东胡后裔诸族的特征，这种髡发发式在乌桓人、鲜卑人中也很盛行。契丹人后来大部分同化于汉人，一部分加入了形成中的蒙古族。
室韦-达怛人的居地在今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东西，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两岸。6世纪时，室韦一达怛人分为五大部，曾受突厥的统治，后与唐朝保持密切关系。732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年)所立的《阙特勤碑》中的“三十姓达怛”，大概指的就是室韦一达怛人的主要部落。室韦、达怛这两个名称在汉籍中可以互通互易，我们可称其为室韦一达怛人。室韦一达怛人的主要生产活动是从事游牧经济和狩猎。靠近森林的部落，多是“射猎为务，食肉衣皮”，他们“冬则入山，居土穴中”，有些人居住在用桦树皮盖的棚屋里。呼伦湖周围是广阔的天然牧场，居住在这里的室韦一达怛部落，盛产良马，他们已有较发达的畜牧业。室韦一达怛人的语言，保持东胡后裔语言和方言的特点，这种语言和方言，应当叫作原蒙古语。《元朝秘史》中保留的一些原蒙古语的词汇和语法现象可以证明，这种原蒙古语与后来经过突厥化的古蒙古语有很大差别。
东胡，古族名，其先为玄夷、奚夷，又称山戎、北戎，因居住于匈奴以东而得此名。东胡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与中原燕国和赵国接触比较频繁，战事也频繁。燕国东北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至辽东一带，经常遭受东胡的侵扰。燕国曾出兵大败东胡，迫使东胡向后退却一千余里，从今河北怀来直到辽宁省辽阳一带修筑了长城，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以防御东胡南下。当匈奴冒顿单于刚即位时，东胡恃强向匈奴索要宝马、美女，冒顿单于采取麻痹敌人的做法，对东胡的要求一一满足，趁东胡王轻敌之际，向东胡发动进攻，大破东胡。从此东胡部落联盟瓦解，东胡各部成为匈奴的种族奴隶。东胡各族并未就此消亡，退居乌桓山的乌桓族和退居鲜卑山的鲜卑族，就是东胡主要的部落集团。东胡族系包括东胡、乌桓、鲜卑、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发、吐谷浑各部以及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等很多部落和民族。柔然出自于鲜卑，库莫奚和契丹也是出于鲜卑。契丹原先与库莫奚、宇文两个部落一起游牧后从鲜卑分离出去，自号“契丹”，游牧于今西拉木仑河、老哈河流域一带。“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室韦。”学者们以为匈奴冒顿东灭东胡，鲜卑东迁，乌桓南下，其实拓拔北上西伯利亚要比匈奴东来早得多。
“蒙古尚白，属于白狄”。白狄是在公元前3世纪时曾以“没歌部”称谓，在呼伦湖一带繁衍生息，辽金时代，已发展成一个部众人多民性强悍的部落了。阻卜是拓拔的异书，卜音读拔，到达贝加尔湖的是拓拔主力。那时贝加尔湖依然是丁零人的天下，拓拔无立足之地，所以再度南迁。拓拔南下时，很大一部分被阻，没有走出贝加尔湖的森林。这一部分人发展壮大以后，由于环境条件的影响，接受了突厥、蒙古的文化，到唐代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黠戛斯所属的木马三突厥之一的都波，后来演化为秃巴思，是为今日的图瓦。另一个是蒙古的林木中百姓，独立存在的都波，《蒙古秘史》称其为秃马敦，现为土默特部落。
《室韦考》中称“柔然灭后，东方有很大一部分遗族”，与当地土著错居，阻卜(大室韦)与柔然都是蒙古语族，外貌一样，外界无法分辨。柔然自称檀檀(即大檀)，讹为塔塔儿。南北朝时期，南朝称柔然为“檀檀”者。阙特勤碑文和《蒙古秘史》所记之“塔塔儿”正是“檀檀”之音变。辽金以为皆拓拔之阻，蒙古以为皆柔然之檀檀，二者相混，族外人无法分辨，最终皆为成吉思汗所灭。
蒙古民族先祖东胡后裔各部族
蒙古族的先祖东胡族及其诸多后裔部族，通用的语言是古老的阿尔泰语系语言，与蒙古语族有共同的祖源。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破灭东胡以后，一部分东胡人居于辽河流域的乌桓山称乌桓，一部分居于今西拉木仑河、老哈河流域一带的鲜卑山叫鲜卑，是东胡人的一支。匈奴强盛时期，乌桓人遭受匈奴的压迫和掠夺。乌桓时而与匈奴连兵为寇，在汉朝的边境地区攻杀和掳掠。
鲜卑与乌桓一样，也是东胡的后裔，居住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鲜卑受匈奴的役属。东汉王朝采取联合鲜卑、孤立打击北匈奴的政策。40年间，鲜卑一直归附汉朝。公元85年，鲜卑与南匈奴、丁零等族共同向北匈奴发起进攻，鲜卑骑兵发挥了重大作用。公元87年，鲜卑再次攻入匈奴腹地，大败北匈奴，占据漠北地区。从此，鲜卑逐渐强盛起来。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首领檀石槐在高柳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建立牙帐，组成了“南抄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的部落大联盟，分东、中、西三大部，势力盛极一时。公元181年擅石槐死后，轲比能兴起，兼并漠南各部，再度统一鲜卑。到公元3世纪中叶，鲜卑分裂为许多部落，其中强大的有慕容部、拓跋部和宇文部。拓跋鲜卑的祖居地在今呼伦贝尔草原。在“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人进入内地，鲜卑贵族建立了前燕、后燕等割据政权。
史料多处记载着有一座山叫鲜卑山，另一座叫大鲜卑山。入主中原的拓跋鲜卑就是从大鲜卑山走出的一支。近年来考古发现，今在内蒙古鄂伦春旗嘎仙洞，这是一个高20多米、宽28米、纵深92米的大洞，可容纳数千人。就在距洞口15米的西侧石壁上发现北魏第三个皇帝拓跋焘于公元443年曾派中书侍郎李敞等人到鲜卑先祖石室祭拜的祝文石刻。全文有201个字，汉字魏书，清晰可辨。洞内出土有陶片、石器、骨器和牙角器等，还有石镞、骨镞，均制作精细，当初鲜卑人过着“射猎为业”的原始部落生活。这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祭祀祖先的地方。
随着部落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鲜卑山和嘎仙洞无法满足鲜卑人的生活需要。鲜卑首领终于决定，走出山洞，向更广阔的天地寻求发展。走出洞口向西南方便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于是他们向着西南方迈上了漫漫迁徙之路。不久，一片汪洋挡住了他们的脚步，遇上呼伦湖只好停留下来。也许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召唤，拓跋鲜卑在首领诘汾率领下，又开始向西南迁徙至大兴安岭南段科尔沁草原的乌尔吉木伦河畔。拓跋鲜卑在这里停留时间不长，接着就向西南匈奴之故地今内蒙古河套以北、以东阴山一带包括乌兰察布草原继续迁徙。
公元258年，拓跋鲜卑又迁至汉代定襄郡一带，并将定襄郡的成乐县（今和林格尔）改称盛乐。力微召集各部落首领举行祭天大会，盛乐成为拓跋鲜卑第一个政治中心。早于拓跋部南迁的另一支鲜卑族，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区、和林格尔县、土默特旗、乌兰察布草原、达茂旗、商都县以及科尔沁草原，留下了令人瞩目的文化遗迹。
从草原一路迁徙走进中原的鲜卑族，就是以先进的文化和雄厚的军事实力于公元315年称代王，386年建北魏，迁都平城，493年定都洛阳，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建立正统王朝的北方少数民族。
柔然，初居于乌兰察布草原。大约从伊利可汗至颉利可汗的某个年代，突厥南攻北室韦，因无君长遂四处逃散，进入漠北地区。约在公元4世纪末叶，柔然兴起在大漠南北。柔然的统治核心是东胡苗裔郁久闾氏族，但大部分臣民是突厥语族各部。柔然在首领社仑时，势力开始强大起来，在漠北弱洛水 (今蒙古土拉河)建立汗庭。公元402年(北魏天兴五年)，社仑自称为丘豆伐可汗。柔然政权强盛时，疆域东接高句丽，西至天山，北达今贝加尔湖，南临阴山一带。柔然汗国与北魏王朝长期攻战，柔然势力被削弱。公元410年(北魏永兴二年)社仑为北魏所败。公元5世纪后半叶，柔然内部连续发生被奴役部落的反抗和逃亡。敕勒族一次有十余万户西迁，脱离柔然贵族的统治，对柔然政权的影响很大。此后柔然与敕勒展开了30多年的拉锯战争。到公元6世纪初，役属于柔然的突厥族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反抗柔然贵族的统治。公元552年(西魏废帝元年)柔然首领阿那瑰为突厥所败，柔然汗国亡。
契丹族很早就居住在潢水(西拉木伦河)、土河(老哈河)流域。他们的子孙组成八个部落。北魏时，契丹各部落已开始对外掳掠，以马匹、皮毛与北魏交换物品。唐朝初年，契丹八部开始组成部落联盟。联盟长由大贺氏选充，有胜兵4万。唐朝在契丹住地设松漠都督府，加号大贺氏联盟长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氏。武则天统治时期，契丹背唐依附于突厥。唐玄宗时，突厥逐渐衰落，契丹再度附唐。契丹贵族涅里背唐自立，重建部落联盟，划分为乙室、迭刺两个大部，自遥辇氏贵族中推选联盟长，号称可汗。涅里任军事首长，称夷离堇。这时，契丹处在回鹘汗国的统治之下，长达一百多年。
遥辇氏鲜质可汗时，契丹不断向外扩张，掳掠邻近部族和汉人地区的居民。痕德堇可汗时，迭刺部贵族耶律阿保机当选为联盟的夷离堇，多次带兵攻掠唐朝州郡，俘获牲口。 906年(唐天祐三年)，耶律阿保机充任联盟长可汗。此后，他又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反抗，在916年建元神册，建立了契丹国家。947年，契丹改国号为辽。自916年契丹建国至1125年为女真所灭，统称为辽朝。辽亡后，耶律大石西迁到中亚楚河流域，重建辽国，史称西辽，又称哈刺契丹(黑契丹)。
契丹的语言是东胡后裔的语言，它和蒙古语亲属关系密切。辽代陵墓和墓葬壁画中契丹人的身材和脸型，酷似今天内蒙古东部区蒙古族。中间剃光，留下边沿头发的髡（kun）发发式，体现了东胡后裔诸族的特征，这种髡发发式在乌桓人、鲜卑人中也很盛行。契丹人后来大部分同化于汉人，一部分加入了形成中的蒙古族。
室韦-达怛人的居地在今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东西，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两岸。6世纪时，室韦一达怛人分为五大部，曾受突厥的统治，后与唐朝保持密切关系。732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年)所立的《阙特勤碑》中的“三十姓达怛”，大概指的就是室韦一达怛人的主要部落。室韦、达怛这两个名称在汉籍中可以互通互易，我们可称其为室韦一达怛人。室韦一达怛人的主要生产活动是从事游牧经济和狩猎。靠近森林的部落，多是“射猎为务，食肉衣皮”，他们“冬则入山，居土穴中”，有些人居住在用桦树皮盖的棚屋里。呼伦湖周围是广阔的天然牧场，居住在这里的室韦一达怛部落，盛产良马，他们已有较发达的畜牧业。室韦一达怛人的语言，保持东胡后裔语言和方言的特点，这种语言和方言，应当叫作原蒙古语。《元朝秘史》中保留的一些原蒙古语的词汇和语法现象可以证明，这种原蒙古语与后来经过突厥化的古蒙古语有很大差别。
撒尔塔蒙古,东乡人
关于东乡族的历史来源至今仍众说纷纭，但是与大蒙古国、元朝帝国的军事活动分不开。随着蒙古人的西征使大量的中亚回回色目人进入中国并定居下来，通用的蒙古语言使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蒙古人和当地一些土著逐渐成为一个语言实体，经过明代的通化分化，那些先后进入东乡山区的回回色目人、蒙古人和当地的汉族人、藏人逐渐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东乡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被称为“东乡回回”、“东乡蒙古”、“东乡土人”， 他们自称“撒尔塔”，泛指古代中亚一带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东乡语与蒙古语相同，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大多数东乡族人兼通汉语，通用汉文，没有本民族的成熟文字，汉语程度也不是很高，历史上属于回回民族的一部分，很多文献中没有严格区分东乡族和回族，有关东乡族的史料也多湮没在回族文献之中。
东乡族现有总人口约51万人，主要聚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族自治县，其余少数散居在兰州、定西和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中,以她们世代居住于临夏州以东(古称河州，以河州城为中心，城周围分东、西、南、北四乡),就把“东乡”作为本民族名称，正式确定了其单一民族地位。
东乡族在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与西北回族相似，乐器有“四弦子”、笛子和泥制吹器，人人喜唱“花儿”民歌，曲调高亢嘹亮，自由奔放。东乡族民间还流传很多叙事诗和故事，其中著名的有长诗《梅拉尕黑和马成龙小妲》以及故事《白羽飞衣》等。每年秋天，村民们举行各种文艺、赛马、摔跤、打土块等群众娱乐和竞技活动 。
东乡族人姓名有着浓郁的民族特点和伊斯兰教文化色彩，这与东乡族的渊源、形成和发展有直接关系。东乡族先民自十三世纪来到河州地区后，因受汉文化影响，逐渐有了使用汉姓的习惯，多采用以本民族人名的首音或尾音为姓的方法，产生了诸如马、买、巴、牙、丁、米、坡、下、且等姓，以马姓最为普遍。因其村寨分布不同，支系不同，在称谓时要在“马”姓之前冠以村寨名，如“拾拉泉马”、“东达恒马”等。东乡族人采用汉姓历史悠久，至今几乎所有东乡族人都有一个汉姓，究其来源，有的是帝王赐姓，如高、赵、陈、康、张、王、李等,有的则是融合到东乡族中的其他民族将其汉姓带入的，例如蒙古族人就把根据自己习惯所采用的汉姓如羊、妥二姓带进了东乡族。现代东乡族人，除有姓以外，普遍还有一个经名和汉名，也有的仅有经名，没有汉名。所谓经名就是伊斯兰教教名，由阿訇从《古兰经》中选取，或以伊斯兰教圣贤为名，如穆罕默德、欧麦尔、素莱特、达吾德、海蒂彻、法图麦等；或以伊斯兰教历重要月份及日子为名，如斋月出生的孩子就取名为“尔德”，星期五出生的孩子就取名为“主麻”；或以向阿訇学习经文的撒拉为名，取名“撒拉”。由于经名使用阿拉伯语，有的音节很长，在称呼时很不顺口，东乡族人便把音节较长的经名加以简化，如伊斯哈克就简称为“哈克”，优素福就简称为“优素”，阿依舍就简称为“阿依”或“阿舍”等。有的地区在经名简化之后加上一个“子”字后缀，如穆罕默德就简称为“穆罕子”等。东乡族人还有讳名习俗，即儿女禁称父母发名字，妻子禁称丈夫名字，年幼者不得直呼年长者名字等，否则会被认为是失礼而受到他人鄙视和斥责。
东乡族婚礼受伊斯兰教影响，基本上由父母决定 ，男女青年不得谋面相谈，大多由媒人中间传话。婚礼当天，新郎与娶亲队伍来到女方家，请阿訇念结婚证词，如此婚姻才被社会所承认。到新郎家门前，新娘要由送亲的兄弟抱下马车进院子，亲朋好友欢聚一起唱“哈利”表示祝贺。闹洞房“砸枕头”十分有趣。在洞房中，戏闹的小伙子们手持早已准备好的枕头，朝炕角上蒙着面纱的新娘砸去，护卫新娘的女友们则组成一道防线，将砸过来的枕头反砸过去，哄笑呼叫，场面十分热闹。
东乡族热情好客，以鸡待客是东乡人传统礼节。“端全羊”是东乡人招待贵客的隆重礼节。东乡人“端全羊”，并不是将煮熟的全羊端在席上，而是按全羊部位，脖子、肋条、前腿、后腿、尾巴渐次用碟子送上，较讲究的人家待客，有时还先把肺肝炒熟上菜 ，民间称为“客巴布”。“前头的客巴布比后头的肉香 ”，这些是东乡族民间流传的俗话。
东乡族现有总人口约51万人，主要聚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族自治县，其余少数散居在兰州、定西和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中,以她们世代居住于临夏州以东(古称河州，以河州城为中心，城周围分东、西、南、北四乡),就把“东乡”作为本民族名称，正式确定了其单一民族地位。
东乡族在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与西北回族相似，乐器有“四弦子”、笛子和泥制吹器，人人喜唱“花儿”民歌，曲调高亢嘹亮，自由奔放。东乡族民间还流传很多叙事诗和故事，其中著名的有长诗《梅拉尕黑和马成龙小妲》以及故事《白羽飞衣》等。每年秋天，村民们举行各种文艺、赛马、摔跤、打土块等群众娱乐和竞技活动 。
东乡族人姓名有着浓郁的民族特点和伊斯兰教文化色彩，这与东乡族的渊源、形成和发展有直接关系。东乡族先民自十三世纪来到河州地区后，因受汉文化影响，逐渐有了使用汉姓的习惯，多采用以本民族人名的首音或尾音为姓的方法，产生了诸如马、买、巴、牙、丁、米、坡、下、且等姓，以马姓最为普遍。因其村寨分布不同，支系不同，在称谓时要在“马”姓之前冠以村寨名，如“拾拉泉马”、“东达恒马”等。东乡族人采用汉姓历史悠久，至今几乎所有东乡族人都有一个汉姓，究其来源，有的是帝王赐姓，如高、赵、陈、康、张、王、李等,有的则是融合到东乡族中的其他民族将其汉姓带入的，例如蒙古族人就把根据自己习惯所采用的汉姓如羊、妥二姓带进了东乡族。现代东乡族人，除有姓以外，普遍还有一个经名和汉名，也有的仅有经名，没有汉名。所谓经名就是伊斯兰教教名，由阿訇从《古兰经》中选取，或以伊斯兰教圣贤为名，如穆罕默德、欧麦尔、素莱特、达吾德、海蒂彻、法图麦等；或以伊斯兰教历重要月份及日子为名，如斋月出生的孩子就取名为“尔德”，星期五出生的孩子就取名为“主麻”；或以向阿訇学习经文的撒拉为名，取名“撒拉”。由于经名使用阿拉伯语，有的音节很长，在称呼时很不顺口，东乡族人便把音节较长的经名加以简化，如伊斯哈克就简称为“哈克”，优素福就简称为“优素”，阿依舍就简称为“阿依”或“阿舍”等。有的地区在经名简化之后加上一个“子”字后缀，如穆罕默德就简称为“穆罕子”等。东乡族人还有讳名习俗，即儿女禁称父母发名字，妻子禁称丈夫名字，年幼者不得直呼年长者名字等，否则会被认为是失礼而受到他人鄙视和斥责。
东乡族婚礼受伊斯兰教影响，基本上由父母决定 ，男女青年不得谋面相谈，大多由媒人中间传话。婚礼当天，新郎与娶亲队伍来到女方家，请阿訇念结婚证词，如此婚姻才被社会所承认。到新郎家门前，新娘要由送亲的兄弟抱下马车进院子，亲朋好友欢聚一起唱“哈利”表示祝贺。闹洞房“砸枕头”十分有趣。在洞房中，戏闹的小伙子们手持早已准备好的枕头，朝炕角上蒙着面纱的新娘砸去，护卫新娘的女友们则组成一道防线，将砸过来的枕头反砸过去，哄笑呼叫，场面十分热闹。
东乡族热情好客，以鸡待客是东乡人传统礼节。“端全羊”是东乡人招待贵客的隆重礼节。东乡人“端全羊”，并不是将煮熟的全羊端在席上，而是按全羊部位，脖子、肋条、前腿、后腿、尾巴渐次用碟子送上，较讲究的人家待客，有时还先把肺肝炒熟上菜 ，民间称为“客巴布”。“前头的客巴布比后头的肉香 ”，这些是东乡族民间流传的俗话。
南方民主同盟日本支部聲援哈達先生
http://hk.myblog.yahoo.com/lwmlung/article?mid=3695
蒙古族異見學者哈達被中國大陸政府言論入罪，以經被囚超過十年。2010年年底，傳哈達已經刑滿出獄，但仍然失蹤，音訊全無。
南方民主同盟日本支部聯同內蒙古人民黨等組織，於2011年1月8日到達中國大陸駐日本東京大使館，要求立刻恢復哈達的人生自由。南方民主同盟日本支部召集人安東幹表示，中國大陸政府應停止暴力打壓內蒙古的民主運動。
歡迎大家登入＜南方民主同盟日本支部網站＞，重溫是次活動的日文報導：
http://blogs.yahoo.co.jp/southerndemocraticalliance/18656344.html
http://www.inmediahk.net/%E8%87%AA%E7%94%B1%E6%A8%99%E7%B1%A4/%E8%92%99%E5%8F%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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